异地高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异地高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各地方案差别较大

在29个版本的异地高考方案中，各地一般对考生学籍、在该省区市就读时间、合法稳定住所，及其父母合法稳定工作、社保证明等条件有所限制。但各地由于现实情况不同，各地方案具体限制条件相差比较大。

黑龙江的异地考生只需满足本省学籍、高中连读3年、有稳定住所3个条件就可报考。在山东省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就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山东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而江西只要求异地考生在江西省高中阶段具有1年以上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

北京、上海、广东等人口流入集中的地区对异地高考的限制较严格。

上海将异地高考政策与《上海市居住证管理条例》挂钩，持有上海居住证A证，即人才引进类居住证的来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上海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并完成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可在当地报考。

广东方案主打“积分入户”。2013年起，通过积分入户广东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其随迁子女可在广东报名参加高考。其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从2014年开始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院，2016年可以报名参加高考。

北上广“门槛”太高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给上海方案打了不及格，而给北京打了零分。 “四部委布置的‘作业’是异地高考，上海的突破尽管和预想一样小，但至少有一个方案，而北京仅上交了一张‘异地高职’的答卷，再无其他，这简直不可思议。”张千帆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褚宏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推进异地高考，针对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时间点和路线图。把开放高考的问题放在整个的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去看，才能有一个客观和理性的评价。

北京、上海、广东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城市化率也居全国最高水平。“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些地区将来的城市化将怎样发展。如果高考制度比较宽松，肯定会有大量的人口拥入到这些城市，导致城市超速度发展、病态发展，这样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褚宏启说。

改革是治本之策

“如果将自主招生与高考集中录取脱钩，参加联考的学生，以联考成绩申请自主招生，获得学校自主招生资格，不再要求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这不就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异地高考了吗？”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笔者。

目前，我国有80所学校实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其中存在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北约”11所高校、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华约”7所高校，以及“卓越”联盟9所理工科特色高校联盟。这三大联考采取全国统考的形式，考生在任何省区市都可报名参加。

在熊丙奇看来，如果我国按照《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高考改革精神，切实推行“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高考改革，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异地高考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根本无需各地自行出台方案。“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就必须推进高考改革。”

篇2

如何正确认识异地高考问题

异地高考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市场化不断深入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阶段性教育问题，是计划经济时代高考制度弊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集中、更突出、更清晰的反映。异地高考问题的根源既有教育内部因素，也有社会管理因素，现行高考制度弊端是内因和主因，现行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是外因和诱因。因此，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既需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也需要其他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密切配合。厘清异地高考与教育公平、高考移民、户籍管理、教育部职能等多重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异地高考问题。

1.异地高考是教育问题

一是异地高考和教育公平。同为中国公民，随迁子女因没有当地户籍而不能享有和当地学生同样的高考权利，很多人抱怨，这是严重的教育不公；很多家长抗议，回原籍参加高考既不人道、也不方便，其实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随迁子女希望拥有更加宽松有利的升学机会和竞争优势。试想，在天津就读的随迁子女拥有北京户籍，他们会锲而不舍地争取在天津参加考试的权利么？恰恰相反，他们更有可能千方百计地保住在北京原籍参加高考的权利。说到底，很多人诉求的是能否成为现行高考制度的特殊利益群体，是以个人能否更多受益为出发点，至于高考制度本身是否公平，并不是多数人的关注重点。在这一点上，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诉求没有本质区别。异地高考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根源是现行高考制度存在教育公平问题。从优质教育资源看，全国各地一本录取率差异很大：2012年排名前两位的北京和上海分别为25.50%、20.51%，而河南和四川只有6.90%、4.71%，北京分别是四川和河南的5.41倍、3.70倍。[1]现行高考制度不公平问题不会随着异地高考问题的化解而自行消解，但现行高考制度不公平问题化解了，异地高考问题则会自行消失。

二是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高考移民指考生尽可能先在基础教育发达地区接受教育，然后突击移民到基础教育欠发达地区参加高考，从基础教育发展落差中获得更加有利的竞争优势，从而更容易地考进理想高校。从最终目的看，高考移民和异地高考都希望获得更加有利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录取机会。从制度基础看，高考移民和异地高考都是招生分省配额制的现行高考制度引发的结果。但是，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有本质区别，前者既在本地接受基础教育也希望在本地参加高考，后者则希望在基础教育发达地区接受基础教育而在基础教育欠发达地区参加高考。高考移民通常不存在因没有当地户籍影响报考问题，而异地高考主要是因没有当地户籍而报考无门。以2012年为例，全国文科一本线得分率第1名广东为78.53%，仅为42.67%，北京和上海分别为66.00%、73.00%，河南和安徽分别为74.27%、76.93%；全国理科一本线得分率第1名广东为78.00%，仅为37.33%，北京和上海分别为63.60%、72.00%，河南和安徽分别为72.00%、72.53%。[2]这一方面反映出各地基础教育水平的差异，另一方面能够看出各地高考录取机会的不平等。理论上说，假定高考成绩不变，哪儿能够获得更加有利的高考排名，高考移民就会去哪里。高考移民最理想的目的地为、青海等基础教育欠发达的民族地区，而不是北京、上海、珠江三角洲等基础教育发达地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不会导致更多高考移民，只需规定三年以上当地高中连续就学年限作为准入条件即可有效堵住高考移民。

2.异地高考是社会管理问题

一是异地高考和户籍管理。异地高考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教育问题，与户籍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当今中国，人口自由流动不是问题，但个人并不拥有自由迁徙权，因为户口登记尚不能随着人口自由流动而随意变更，这点和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很不相同。靠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本身是失败的，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非户籍常住人口分别为700万、890万、1，908万人，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当地居民。[3]部分学者主张，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实现人口自由迁徙，或者以学籍取代户籍让高考报考资格和户籍管理彻底脱钩，就能从根本上瓦解异地高考问题的制度根基。问题在于，如果不改革现行高考制度，不仅不公平的利益格局无法改变，而且很容易导致本地生源因既得利益受损而激烈反击，造成整个社会撕裂。舆情显示，百度帖吧的北京吧和上海吧里本地市民反对异地高考的比例超过95%，上海网友甚至成立反对异地高考签名的专用微博。[4]

二是异地高考和教育部职能。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2012年《意见》下发后，部分网友和学者指责教育部推卸责任，把烫手山芋上达中央下推地方，这显然是惯常思维误导的结果。作为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如果教育部自我定位不清，时而像学生家长，时而像学校校长，时而像教育局局长，最终只能承担无限责任。这次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没有突破现有高考制度是遗憾，但教育部自我定位很准确，既体现了对百姓关心的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又没有越俎代庖替地方政府制定具体政策，也尽到协调中央相关部委形成合力的职责。由教育部等四部委起草的2012年《意见》强调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重要意义，提出做好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的基本原则，给出应对问题的框架性纲领性指导意见，限定地方政策出台具体政策的时间表，很好地区分了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门的职责权限，这是教育规划纲要出台后教育部带头转变职能的良好开端。

如何彻底解决异地高考难题

1.解决报考资格问题

央属高校和省属高校都应该对所有考生开放，变户籍为学籍作为报考资格的依据，充分体现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打破当下地域垄断和地方利益依附的格局。换句话说，能否接受高等教育的最高标准是个人是否具备从高等教育中受益的能力，也就是应该遵循“罗宾斯原则”，而不是出身和经济条件。央属高校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中央，更应该对全国考生开放，减少属地招生份额。省属高校办学经费主要源自地方，对本地生源有所照顾理所应当，但这个照顾应该体现在学杂费方面，或者属地招生比例方面。这里涉及本地生源如何界定的问题，尤其是完全实现人口自由迁徙之后，需要研究加以确定（国外通常是考生本人或配偶等1代～2代直系亲属在报考前有1年～4年本地居住年限限制）。

2.解决全国统一考试问题

回归全国统一高考，是全国考生享有平等高考权利的重要前提。目前，全国16个省份部分或完全实行分省命题，其中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外语等高考科目试卷多是委托或联合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因考试风险增加、考试成绩可比性差、命题成本增高、高考权威性削弱等问题颇受诟病。鉴于2012年全国所有省份全面进入新课改高考，如果转而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必须实现高考从当前知识立意为主向能力立意和评价立意为主的彻底转变，以消除各地高中新教材差异对高考成绩的影响。

3.取消高校招生分省配额制

目前，央属高校招生基本上采用分省配额制，但在如何分配招生指标方面并没有明确规定和说明。央属高校倾向于将更多招生指标投放到基础教育更发达、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省份，导致地区入学机会差异更加悬殊。省属高校的做法与央属高校相似，只是属地招生份额更大。改革思路是赋予所有高校招生自，由高校参考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及各校自设的面试或加试等其他条件综合录取。同时，国家综合地区、城乡、性别、民族等多种因素出台激励政策，鼓励并引导高校扩大高等教育参与面，招收一定比例老少边穷地区考生，让弱势群体及特殊人群得到适当的政策照顾。这样，在招生录取环节施加政策干预，体现国家意志，落实政府责任，取代考试环节的所有限制。

异地高考政策将面临的挑战

2012年《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因地制宜制定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具体政策，2012年年底前出台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方案，有人批评这是带着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过时管理措施。虽不至此，但各地的异地高考具体政策出台和实施必将面临诸多挑战。

1.准入细则出台难、认定难

2012年《意见》从学生、家长和城市三个方面限定准入条件，被指要求过于苛刻，[5]准入细则面临出台难、认定难。

从学生方面看：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是最少争议、最易操作、最好认定的条件，理应成为制定具体政策的核心要件。但是，究竟如何具体限定连续就学年限是很费思量的事情，既要摸清在读非本地户籍学生底数，又要预测开闸后可能涌入本地的非户籍学生数等情况，开口过大或过小都会引起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从家长方面看：三个限定条件的认定都存在争议。一是如何认定合法稳定职业。合法职业应该不难界定，但除了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相对稳定外，你无法判断是餐馆服务员、建筑工人、商场售货员、个体户，还是外企职员、国企职员、私企老板的职业更加稳定。二是如何认定合法稳定住所。自购商品房或保障房合法稳定不是问题，但租赁住所是否合法稳定就很难说清楚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屋租赁市场有待成熟，房屋租赁管理有待完善。首先，在房屋租赁市场不成熟的条件下，租赁方无法单方保证住所稳定，房客搬家更多是被动的，如何界定租住住所稳定标准呢？其次，房屋租赁管理不到位，房管部门无法提供流动人口的基本资料和准确信息。据调查，上海市35%的外来人口居住在房租低于500元的简易房屋，其中大部分为违章建筑。再次，如何设定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还没有做到全社会覆盖。据有关规定，社会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劳动者个人不能缴纳。部分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故意不为临时工办理社会保险，还有大量个体户、钟点工、家庭保姆、保洁员等没有机会参加社会保险。据调查，上海市约52%的进城务工人员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从维护社会公平角度说，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的人员似乎更应该是优惠政策的目标人群。还有，社会保险包括五个险种，是五险必须齐全，还是部分险种即可替代？

从城市方面看：似乎没有必要设置这项准入条件。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之所以能够留下，本身就说明这个城市需要这个群体（行业），所谓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都不构成问题。再者说，异地高考与城市功能、产业结构、资源承载力并没有必然关联，异地高考报考资格不等同于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高等教育，更不等同于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或生活。人口流动更多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驱动，教育因素至多是辅、依附性因素，更何况人口流动还必然受住所等最低生活保障条件限制。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的最终流向既是公民合法权利，也是他们综合各种因素理性选择的结果。

2.增加高校招生计划落实难

在现行高考制度框架下应对异地高考问题，必然会对既存利益格局造成冲击。异地高考开闸后，如何保证北京、上海当地考生权益不受影响将是一个难题。2012年《意见》提出，对符合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条件的随迁子女净流入数量较大的省份，教育部、发展改革委采取适当增加高校招生计划等措施，保障当地高考录取比例不因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考而受到影响。倘若如此，招生计划增加的依据和标准如何确定？如果以随迁子女净流入数量为基数，以当地考生录取比例为标准，必然加剧全国利益格局的不平衡，引起更大更多质疑。如果不以当地考生录取比例为标准增加招生计划，随迁子女必然不能享有与当地考生平等的高考权利，也会遭遇非议。此外，还会有很多具体操作难题，如新增招生计划在央属高校、省属高校、本地高校、外地高校之间如何分配？招生计划结构比例如何确定？是以一本为主还是高职为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

[2].

[3]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J].《中国人口年鉴》杂志社出版，2011，（12）：19、319.

[4]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城市舆情室城市舆情专报：随迁子女异地高考舆情http：///ztbd/201209/05/t20120905_578394.shtm.

篇3

只是，教育部及各地政府在制定、落实该政策时尚有较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诸如，教育部不出台全国统一方案而由各省级政府自定方案，虽有因地制宜之初衷，但客观上也为各地政府逃避责任、续守特权提供了机会。一些高考偏难的省份知道即使敞开高考大门，流动人口子女也不会鱼贯而入，所以迅速出台了准许异地高考方案；而一些高考偏易省市的同类方案则普遍难产，即使千呼万唤始出来，也是附设苛刻条件多多，使普通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濒于无望。

由于各地高考试卷及教材不同，流动人口子女一旦在某地接受教育，显然在当地高考才是对口的，否则一旦换地就读，高考即会吃亏。这其实对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很大的制约。如果有一天流动人口在该地无法营生，须再流动，那么孩子该怎么办？

笔者以为，与其如此费力地强迫各地出台可行性并不大的异地高考方案，不如率先将全国高考试卷及教材统一来得简易、实在。在高考录取率省际不公未变的情况下，异地高考本无多大意义。因为高考不过三天的事，如果全国高考试题及教材统一，那么学生完全可以随父母在任何一地或多地接受教育后参加高考，只需三天时间，哪里需要什么“异地”呀！

同时，全国高考试题及教材统一后，各流入地政府从此也就失去了随意设卡、不让流动人口子女接受属地化教育的“正当”理由。在巨大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需求推动下，势必会倒逼流入地政府将流动人口子女“流入地教育为主，公办教育为主”的政策落到实处。我国目前也并非没有解决该问题的实力。

当然，统一全国高考试卷及教材仅是第一步，若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还需在统一高考试卷、教材的基础上统一我国省际之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教无类，使我国基础教育真正成为阳光底下的神圣事业。

■网友的话

统一试卷，那卷子谁出就是一个问题？是让发达地区的优秀教师出，还是让落后地区的教师出？如何平衡各地的师资力量是问题的关键。

教学质量差异大，这不是孩子的问题。再说，各个地区和学校需求的学生类型也不一样，不是统一就好，越来越细才能适应社会发展。

篇4

近日，关于异地高考政策会否刺激楼市，引发市场猜想。

日前，在国新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实施两年来教育改革发展情况举行会上，教育部就有关人士就异地高考准入条件做了说明，其中关于家长的基本条件包括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并且缴纳了各种保险，尽管不是户籍人口，但为这个地方的常住人口。

在这三大条件中，“稳定的住所”更多被解读为有住房，或者称之为在当地拥有产权房。一般看来，租房不能称之为有“稳定的住所”，这是因为租房会经常变换住房，甚至会搬离，这样的状况已谈不上“稳定”，更遑论“稳定的住所”。因此，要达到该要求，买房可能成为最为有效的方式，或者说是唯一靠谱的办法。

教育部提出家长三大准入条件之后，引发市场广泛猜测。有分析人士指出，考虑到我国的家庭现实情况，为了解决子女升学、就业等，父母一般会倾尽全力。因此当异地高考政策公布之后，肯定会有人为了达到符合参加异地高考条件的要求而提前准备，诸如找工作，甚至买房等。

据了解，各地纷纷表态在制定方案。如上海表示，将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城市资源承载能力等确定“异地高考”方案。广东、江苏、安徽、福建等地，也有报道称在制定类似的方案，并有可能与今年年底公布。据近期召开的市政府新闻会透露，上海方案将采用积分制，综合考虑外来务工者在沪的职业情况与其随迁子女的就读年限。

催生新的需求？

“异地高考”政策对楼市会刺激楼市需求？

梅先生夫妇俩在上海打拼了十余年，此前一直担心小孩的升学问题而考虑回杭州发展。在他们看来，如果按照上海的教学方法，上完高中之后回户籍所在地杭州参加高考，肯定要吃亏。但现在异地高考政策出台之后，让他们看到了小孩在上海参加高考的希望。当然，其前提是得努力挣钱，先解决住房问题。

其实，梅先生夫妇的想法代表了几乎所有在上海打拼的外地人士内心的渴望，即解决小孩的高考问题。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员，政策一旦放开，必然会推动一些外地家长在现住城市买房的愿望，从而催生新的刚性需求。

此前的刚性需求组成中，主要包括婚房、改善型需求等两大类，而异地高考政策的实施，则很有可能会让部分外地人士也加入到购房大军中来。有开发商表示，这样的看法并非凭空臆想。在他们看来，国内的家长对于学区房趋之若鹜，只要条件允许，愿意花大价钱住在名校附近。由此及彼，与学区房受追捧极为相似的是，外地人士也非常看重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以及相对较小的升学压力和高考竞争压力。因此，当异地高考政策实施之后，会有人主动适应政策，以达到小孩参加高考的目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之前确有少数外地人士，为了让自己的子女能够在上海部分名校就读，会预先在学校附近租房，然后得以顺利进入心仪的学校。可以预见，未来高考政策调整之后，肯定会有人以其他的方式来沪就读，并积极创造条件让自己就地参加高考，比如在找工作、买房等。

影响会有多大

由参加异地高考人员形成的市场需求到底会有多大？对于一些教育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以及部分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如南京、西安等，会不会因为异地高考政策而导致区域楼市需求大增？进而成为房价上涨的推手？

这需要从多个方面来综合分析。首先必须承认，如果异地高考政策中“稳定的住所”规定，给市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一旦该规定最终确定为必须拥有房产，那么无疑会刺激楼市需求。

那么，影响的力度会有多大？会不会成为房价反弹的推手？我们以上海为例来分析，根据上海市教委提供的数据表明，目前在沪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超过50万人。假设其中有20%的人符合要求，也具备购房能力，那么将会由此而新增10万套、约1000万平方米的市场需求。考虑到目前年均2000万平方米左右的实际需求，即使把这部分可能存在的需求平均分摊到未来五年内消化完毕，每年新增量也会达到10%左右，这的确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当然，这样的假设是否成立，还得接受市场检验。其实，从各地透露出的信息来看，符合参加异地高考的人数不会很多，比如上海将统筹考虑随迁子女父母在上海的合法稳定工作、合法稳定住处、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年限，以及随迁子女在当地的就读年限等情况，通过综合积分，确定其是否达到在沪参加中高考的条件。这样的规定，无疑会导致大部分在沪就读的外地子女无法参加上海高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异地高考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只有少部分人能够享受到异地高考政策。由此看来，目前真正能够享受到政策好处的人群规模并不大，那么由此形成的市场需求规模也会有限。

篇5

条件要求：高中具有一年以上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

随着异地务工人员规模不断扩大，随迁子女完成义务教育人数不断增多，随迁子女参加高考等升学问题日益突出。江西省按照“积极解决，条件准入，因地制宜”的总体原则，坚持有利于保障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平受教育权利和升学机会，坚持有利于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统筹考虑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承载能力等现实可能，积极稳妥地推进全省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

据了解，外省籍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江西省高中阶段具有一年以上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的，可在江西就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享受与本省户籍考生相同的招生录取政策，自2014年开始实行。

实际情况：外省考生增多而影响本省考生则增加计划

“相对于全国来说，我省普通高考二本以上录取率偏低，分数线偏高，竞争很强，对那些纯粹以高考为目的而移民的考生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我们不用担心因此会引发高考移民问题。”江西省教育考试院院长肖辉介绍，近年来，江西省高考生源连续几年下降，2008年最高峰时38万余人，2012年则为26万余人。随着全国放开异地高考的户籍限制，我省会有不少考生流出到外省参加高考。总体上江西是劳务输出大省，随迁出省的子女远比随迁入省的多，因此，为了平衡生源，江西对外省籍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门槛尽量降低，以宽大的胸怀接纳外省籍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江西省报考。

据悉，如果因为外省籍考生的增多而影响本省籍考生的升学利益，江西省教育厅将建议教育部根据随迁子女考生的人数按比例给江西省增加高校招生计划。

报名方法：凭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和高中学籍证明

篇6

异地户口可以在深圳参加高考。从2016年起，广东全面放开异地高考，包括深圳市。 根据相关规定，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要在广东参加高考，需要符合以下3个条件：

1、学生父母至少一方有合法稳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

2、学生父母至少一方有合法稳定职业，并在广东连续3年参加社保；

3、学生有本地高中3年完整学籍，符合条件的学生，均可在深圳报名参加高考。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中图分类号】 G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6）04―0022―01

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随之而来的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教育等社会保障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而异地高考，则成为教育领域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的关键环节。在国家相关政策的要求和保障下，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异地高考的探索和试点工作。

一、甘肃省的异地高考政策概述

2012年12月甘肃省出台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甘肃省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实施方案（试行）》对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在甘参加异地高考的情况进行了条件说明。参加甘肃省高考的前提条件为进城务工人员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等。同时，《方案》还就建立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考试资格公示制度提出了具体要求。

自2013年起，甘肃省异地高考政策分为三步用三年时间逐步实施。三年来，甘肃省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高考采取的是稳步有序地逐步放开的政策。2013年，要求外地务工人员本人及子女均具有三年以上我省户籍，且子女具有我省高中连续三年学籍的，可在我省报名参加普通高考；2014年开始，外地务工人员在甘肃省有合法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其子女可在甘肃省报名参加高考，但考生仍须具有甘肃省高中三年学籍和三年我省户籍。2015年进一步放开，只需要随迁子女具有甘肃省连续高中三年学籍的，就可在甘肃省报名参加普通高考。

二、甘肃省的异地高考构成要素

家长准入条件：从甘肃省的异地高考政策来看，家长的准入条件包括：住所、职业、社保以及户籍等4个方面。在2014年在家长准入条件中取消了对户籍的要求。

学生准入条件：甘肃省对学生准入的最基本要求为具有甘肃省连续高中三年学籍。可以看出，甘肃出于避免“高考移民”和维护本地考生的利益，对异地高考考生的学籍和户籍均做了规定，明确了年限。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是指政策的具体实施时间、方式与步骤。相比于北京、上海等发达省市（区），甘肃省、青海等西部省份对异地高考方案持谨慎态度，采取过度和渐进的方式，逐步实施。

三、 甘肃省的异地高考政策现状分析

由于我省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而且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少数民族和贫困山区由于历史因素及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薄弱。因此，甘肃省可以归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流出地，流入我省的随迁子女相对较少。

从两年数据来看，我省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以农村考生为主，其得到的教育资源是相对不足的。以我省临夏（州）、庆阳市为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教育投入不够、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在教育资源本就十分紧张，无法满足当地考生需求时，在当地学习和报考的随迁子女获得的教育资源就会十分有限。大多数随迁子女集中在我省的高职（专科）批，重点批的人数比较少，说明这类考生在在高中阶段没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大学阶段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比例也会较低。

四、异地高考政策的影响

1. 促进了教育公平。异地高考的根本原因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分配不均衡，教育机会和质量不公平。异地高考的常态化是体现教育机会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机会公平作为教育公平的基石，也是保证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前提。我省异地高考政策保证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甘肃享受与甘肃籍学生同样的入学、中考、高考等权利，保证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平等。在高考录取阶段也没有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报考院校和报考批次做限制，在高考录取的时候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篇8

互联网上，京籍人士将支持开放异地高考的家长称之为“异闹”，并明确表示，北京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公共资源本来十分充裕，正是因为不断涌入的外地人口，严重影响了本地居民的正当权益，而开放异地高考则会使情况更加糟糕。

“非京籍家长”则认为，北京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口的贡献，异地高考集中体现了这座城市对自己的歧视。在教育公平的大前提下，自己的孩子不能因为户口而丧失更好的升学机会。

“一纸户口能限制购房、限制摇号买车，这些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关系到自己孩子的前途命运，我们就不能这样等着！”教育部办门口，一位拿着请愿书的家长说。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北京两个“家有考生”的不同户籍家庭，了解异地高考对他们的改变。

京籍家长：“异地高考将带给我们空前的压力”

找到王波是在“2013高考论坛”。他在论坛上发表了一个“我想和‘异闹’心平气和谈谈”的帖子，跟帖无数。

王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教育部办门口的请愿活动自己也参加过几次，但后来不再去了，因为那里“想表现自己或者出于各种目的想出名的人太多，有律师、社会活动家，还有‘奇装异服’的小青年”，何况，2013年高考报名还是不允许“非京籍考生”报考，至少自己儿子考试的时候少了不少潜在的竞争对手。

王波坦言，异地高考给自己家庭带来的是压力。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按部就班地上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在孩子上学前，他还没有太多顾虑，但现在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压力，时常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人口太多，在北京生活越来越多不便，如果异地高考的口子一开，带来的压力将是空前的。”

具体到教育层面，当外地孩子还只是面对中考和高考压力的时候，北京的孩子面对的是入托压力、幼升小压力、小升初压力，中考和高考相对来说已经是重压后的缓冲了。这些压力，对家长而言，就是能力、时间和财力。对孩子而言，就是耐力和体力。

“异地高考牵一发动全身，现有教育资源已不能满足现有人口的需求。我们的孩子上小学要考试，所以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学奥数、学围棋、学跳舞。进初中更是拼爹，拼孩子的毅力。除了交钱，还要看孩子有什么证书。有需求，就有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民间办学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教师到处走穴。据我所知，小学生大部分都在上课外班，甚至个别孩子仅奥数班每周就报了4～5个，孩子家长更是生活在疲于奔命之中。”

王波说，自打儿子上小学起，他们夫妇就几乎没睡过一个懒觉，包括周末。因为儿子的英语较弱，从初中起，他就给儿子报了每周一、三、五晚自习后的“课外辅导”，周六日是奥数和航模的交叉进行。王波曾考虑过让孩子学一门艺术，比如钢琴、小提琴，但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实在无力负担每小时几百元的课时费。

即便这样，王波计算了一下，妻子每月7000元左右的工资都花在了孩子上学上。

日益枯竭的北京水资源、日益拥堵的交通、日益买不起的房子……在王波看来，北京再也承担不起人口“日益增多”了。

王波说，之所以发帖子希望和“异闹”心平气和地谈谈，就是考虑到“非京籍家长”也分两类人：一种是自己都无法立足，却强拉硬拽地要孩子也待在北京；另一种是在北京工作了很久，盼望家庭团聚，盼望孩子可以在北京高考。

王波表示，自己支持后者，只是担心政策推进得太快，变成“虎头蛇尾”或是“半吊子工程”。“异地高考的口子一开，恐怕很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把孩子送到北京来学习，包括有钱的、有权的，结果恐怕就是真正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人的孩子没学上了！” 王波激动地说，“这不是试验品或是烂尾楼，这赌的是孩子的后半生、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王波苦笑着说，儿子比自己想得开，曾公开反对自己去参加“请愿活动”，“没必要。”儿子告诉王波，北京近几年的高考录取率都在80%以上，10个人里有8个能上大学，自己肯定没问题。

但王波追求的是让儿子不仅上大学，还要上好大学，上一本、上一本里的名校。对此，儿子更是不以为然，认为与其削尖脑袋进名校，不如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对于毕业后北京大学生依然面临就业压力的现状，儿子说自己不排除先去二线城市打拼几年的可能。

非京籍家长：“面对女儿失望的神情，突然感觉自己很失败”

找到陈恒是在腾讯QQ上的“北京随迁子女高考群”。这个群里，每天除了大量的发泄不满的信息外，更多的是有关异地高考的一切新的政策动态，其敏感度可比媒体。

2012年12月19日，非重庆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高考方案公布当天，就引发了群里的大讨论。有人称之为“直辖市的破冰之举”，有人赶紧将条件与自己比对打分说“看见了希望”，但也有很多人悲观地说：“现在的高考制度还不如古代的科举考试来得公平。”

群里也不光是高三的家长和考生，一些高一、高二、初中孩子的家长也在群里交流经验。一位网名叫“柏拉图”的家长，孩子才一岁，他在群里说：“对我的孩子来说，高考还很远。但作为父亲，我希望通过我的推动，让孩子获得在北京高考的权利。”

群管理员给记者介绍了一位“群里不爱发言但是大家都觉得他‘最吃亏’的陈先生”。

陈恒的“最吃亏”，缘于自己被非京籍家长公认的“最好的条件”：家庭收入高，拥有北京绿卡、有房、有车、有稳定工作，是非京籍家庭中在北京享受到的待遇最好的。但是，在孩子高考问题上，“绿卡不绿”。

今年48岁的陈恒，是美国留学生，回国后在家乡湖北工作，2000年被派到北京总部工作，妻子和当时6岁的女儿也一同到了北京。因为在外企工作，根据当时北京市的政策，陈恒很快便拥有了有“北京绿卡”之称的北京市（留学人员）工作居住证，女儿也顺利地在北京念了小学、初中，和京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谈起女儿，陈恒脸上有抑制不住的骄傲。陈恒的女儿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并且很早就表现出了英语方面的天赋，北京外国语大学一直是小姑娘的目标。不过进入高二后，班主任老师的一次约谈改变了女儿的人生轨迹。老师提醒陈恒：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孩子无法在京参加高考，回家乡考试，教材和试卷都不一样，又要远离父母，所以建议孩子尽早转入学校的国际部，早早为出国做打算。

但这和陈恒原来的设想完全不一样。“不是不舍得钱，而是希望孩子可以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后再出国。”陈恒说，让他更担心的是，国际部的风气不好，因为不需要户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报名，这些家境普遍优越的孩子在突然没了高考压力后变得互相攀比、甚至早恋。陈恒说，自己的女儿属于比较乖巧的孩子，刚刚转入国际部的时候，非常不适应，经常抹眼泪，一年多了，虽然情况逐渐好转，他们两口子也在尽力为她描述国外的美好学习生活，可在自己心里，不放心和担心的因素比女儿多得多。

2013年北京高考不允许非京籍生源报名，就连此前一直呼声很高的拥有“绿卡”的人也被挡在了门外，这让陈恒很失望。

知道消息的当天，他和妻子一夜无眠。面对女儿失望的神情，陈恒突然感觉自己很失败。但他仍对2014年的高考政策充满希望，毕竟马上北京就要出台异地高考的细则了，陈恒给自己打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认为女儿有参加北京2014年高考的资格，到那时候“是复读一年还是出国要看政策的变化”，陈恒说。女儿的想法和陈恒一样，如果后年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她愿意复读一年。

篇9

《中国教师》：最近国务院要求各地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9月7号也表示随迁子女“当地”高考须满足三项条件，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劳凯声：异地高考是中国在追求教育公平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现代化过程当中，会出现人口的迁移，劳动力也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例如欧洲。中国近三十年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镇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在20世纪末这个问题开始变得突出。按照法律来说，义务教育的责任应由政府承担，但是应该是由流出地政府还是流入地政府承担？最后法律和政策确定，应该由流入地政府来承担这个教育责任。义务教育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些读完义务教育的孩子接下来的教育问题如何解决，包括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权利如何解决？这就是最近一直讨论的异地高考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国是以计划经济为导向的，过去我们在讨论高等教育时更多考虑国家的需要，忽视个人在受教育方面的保障。2000年之后问题突出，很多随迁子女的生活习惯都融入流入地了，但是高考必须要回到户口所在地，这样对他们来说就不公平。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难度在于其他因素，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分配时要更多从社会发展、国家角度来考虑。但是名额分配在不同地区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差异，产生了受教育机会在实际上的不平等。很多人为了有更多机会上大学，就到分数线比较低的城市去读书、考试。

异地高考中出现了两部分人，一是随迁子女，二是希望获得北京等地高考机会的人，也就是高考移民。如何区分这两部分人是政策的难点。最近袁贵仁部长提到的异地高考的条件包括家长条件、学生条件和城市条件。我认为这么规定是为了区分这两部分人，但实际上这个规定会造成随迁子女的不平等，条件苛刻，无法实现。

异地高考问题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思路。有人问为什么还要保持原来计划经济的方式呢？各省的大学招生名额为什么要由教育部统一规定呢？比如北京大学要招收一千个本科生，就在全国范围内大排队，按分数高低来录取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在北京上海这些地区有一些名额的指标呢？其实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因为终究在所有国家都没有彻底的市场化经济。市场和政府总是相互作用的。市场有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有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下，他们还会起到互补的作用。比方说，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出来进行宏观调控。反过来，政府决策失灵的时候，需要市场出来平衡一下，它们会构成这样的关系。因此，你也不可能说所有的名额就在全国大排队来解决，因为各地经济发展不一样，对人才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排队从目前来看不是最好的办法。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大排队会造成公平性的问题。为什么呢？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在社会产品不能分配充分的时候（不是人人都能够上大学的时候，如果人人都能够上大学，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假命题了。但是现在的社会情况是，并不是人人都能够上大学。因此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要考虑的前提就是公平不公平），对于一部分弱势群体，如果只考虑程序公平，那对他们也是不公平。因此罗尔斯提出两个原则，一个叫补偿原则，一个叫差别原则。比如，北京和宁夏的考生用同一个分数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要求的是实质性的公平，而不是程序的公平。因此，我认为完全取消地区招生名额的分配会带来另外的问题。

我的评价是在维持原有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基础上做一个改良措施。我认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有条件地解决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教育部目前出台的措施还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能解决随迁子女的问题，还会带来别的问题。比如，你在北京读书三年以上可以高考，那两年或者两年半为什么就不能参加高考？为什么差这一年或者半年你就不让我考了？这不公平。你说只要在北京借读了就可以考，那我说我没有借读为什么不可以考？这没道理啊。借读的可以报考为什么不借读的不可以报考呢？大家平等看分数就好了。这不是彻底解决的方法。

第二步是考招分离。把考试和招生两件事情分离开来。现在高等学校的高考制度实质是两大功能，一个是鉴别区分功能，对学生分出三六九等出来；另一个是录取功能。我建议把鉴别功能和录取功能分开。鉴别功能由专门的考试机构来做，比如GRE、托福、雅思。大学录取学生的时候可以要求学生出示三年高中成绩排名、校长推荐信等，综合这些资格来录取一个学生。把招生权给学校，考试权社会化。这样就会把考试与户口关联的做法彻底取消了。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参加由考试机构举办的考试，而且，对大学不同的专业，学生可以出示不同的考试成绩，比如文科要求更多的文史知识，理科要求更多的数学知识，这种做法更灵活，更有利于对学生做出客观的评价。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有可能最终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

异地高考问题的症结在于户口上。把高等教育受教育的机会的分配和户口挂钩的改革是不彻底的，所以最终的目标是考招分离。但这个改革涉及的社会因素也比较复杂，因为这样做了之后，高中阶段面对的就不是高考，而是各种考试机构的考试，那么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方法、教育的重点都要发生变化，这对于基础教育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这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中国教师》：异地高考政策的利益相关方有哪些？

劳凯声：“异地高考”涉及不同利益的人的博弈，很难说哪一个是对是错，很难找到满足所有人的利益需求的政策。正确的政策导向是如何能够平衡利益群体，让大家都相对比较满意。我在和很多北京考生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也比较担心权利受到损害。一项好的政策并不是能够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这在现在多元化的社会做不到。在现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一项政策能够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这就是比较好的政策，因此在“异地高考”中要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中国教师》：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如何评价异地高考政策？

劳凯声：现在还是改良性质的异地高考政策，还没有改变由国家统一分配大学招生名额这种传统做法，所以这种情况下设置条件还是必要的，否则大量的人流入北京就无法控制，可能会导致社会更加混乱。但是，设置的条件必须被大多数人接受，现在政策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存在很多争议。一项政策如果有歧义，那么它就无法执行，就会有问题。设置条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条件的规定必须要明确，必须要有助于推动、解决异地高考。

篇10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从未间断。近年来，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务工，聚集成一个新的群体――“随迁人员”。随迁人员子女能否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当前高考制度改革中不容忽视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异地高考”政策的提出，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随迁子女回户籍地参加高考的无奈和麻烦，同时也让高考制度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涉及多方利益的博弈，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必然存在众多现实和可能的难点。因此，本文从异地政策提出的背景出发，从公共政策学的视角深入分析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已存在的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难点，并提出促进“异地高考”顺利推行的政策建议。

一、“异地高考”提出的背景

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5亿，其中有1 400多万随迁子女。在这庞大的数字背后，隐藏的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在流入地参加高考难的社会问题。“异地高考”政策的提出被认为是当今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是对现有政策的改进、补充和完善，也是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

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和重建高考制度，此次“破冰之举”缓解了人才匮乏的困境，而且改变了个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此后的发展历程中，我国高考制度一直都在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并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制度之一。尽管在36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高考制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其局限性逐渐暴露，引起社会广泛质疑和批评。一是“一考定终身”的选拔方式，这种方式偶然性很大，无法充分体现考生的真实水平，并且会加剧和激化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之间的竞争；二是全国统一的、单一的书面形式不利于创新型、个性化人才的选拔；三是高考制度中的区域不公平现象严重凸显，集中表现在教育资源和投入上的严重失衡，同时高考的区域不公平在考生的录取分数线上也有着明显的体现，导致“高考移民”现象盛行，对各地的教育体系造成冲击，并加剧了竞争。

（二）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我国特有的农民工群体，随之而来的是，为了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大量的随迁子女也涌向城市。尽管来到了大中城市，这些随迁子女却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权，不仅入学受到非本市户籍的制度限制，而且即使有一部分随迁子女能够顺利进入迁入地学校学习，却不能在迁入地参加高考，只能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迁入地通常是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而其户籍地往往经济发展较为落后，造成户籍地与迁入地在教育资源、教育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使得随迁子女回户籍地参加高考面临着教育内容衔接、如何适应户籍地高考考试内容等难题。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此项难题，势必会使其成为危害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进步。

二、“异地高考”改革政策制定中面临的难点

（一）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和协调

政策制定事实上是相关各方利益之间的博弈。在“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随迁人员及其子女和迁入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两者之间的利益如何平衡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要难点。一方面，当前，教育部已经敦促各省市在2012年底出台相关政策，对于随迁人员及其子女而言，必然希望能够尽可能快地实施“异地高考”政策，以消除与当地学生的差距和不平等；另一方面迁入地政府在政策制定上有多重考量。

首先，迁入地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本地居民的利益和愿望。一旦实行异地高考政策，随迁人员数量庞大，会对迁入地现有的已经趋于饱和的教育资源产生冲击，不仅占用当地的教育资源，而且会影响迁入地原有考生享有的待遇和机会，加剧当地原本已经相当激烈的高考竞争。因此，迁入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就不得不深思如何去平衡当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间的利益，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

其次，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和高等教育区域不公平的双重影响，如何去规避这些问题值得深思。地方保护主义集中体现在高校招生时在各地分配的招生指标与录取分数线上。通常高校会对其所在地分配较多的招生指标，并划定较低的录取分数线。在招生指标和分数线的双重作用下，随迁人员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却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高考只能回原籍考试。

（二）户籍制度的桎梏

“异地高考”问题的关键在于随迁人员子女在迁入地进行高考必将受到户籍阻碍和限制。为了顺利开展“异地高考”政策，就必须要对现有的户籍制度进行调整，消除户籍制度在高考资格上的阻碍，或至少将户籍制度对异地高考的影响程度降至最低，否则，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将举步维艰。户籍制度的调整，会牵涉更多方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必然会使异地高考政策制定中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三、“异地高考”政策将来执行中可能出现的困难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

即使异地高考政策得到了推行，地方政府出于对本地教育资源和本地户籍考生利益的保护，很有可能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异地高考本身涉及的领域太多，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均、户籍制度的牵绊、生源利益的难调等等，这也是政策迟迟难以出台的原因。尽管中央要求各省（区、市）的异地高考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但什么时候会放开，放开到哪种程度，都是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地方政府在考虑到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因素时必然优先考虑和保护地方的利益。

（二）高考考试方式、录取方式的调整

现行高考制度主要采取户籍考试方式，录取方式是依据考生所在地的分数线和招生指标而定。“异地高考”政策实施后，随迁人员子女的考试方式和录取方式要有相应的改变，但又不能与本地户籍的考生一样，否则会面临更大的阻碍。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桎梏，随迁人员子女自然也不可能和本地户籍考生一样，这是协调不同群体利益的前提和保障，此时就需要在参照标准上依据具体情况来进行调整，不能单一地依据当地或是随迁人员子女户籍地的标准。标准如何制定，如何达到双方相对满意和接受的地步，都是考试方式和录取方式调整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和解决的难点。

（三）高考招生名额再分

实行异地高考政策，随迁人员子女在迁入地参加高考，会使得当地考生人数增加，此时需要依据考生人数的变化对迁入地现有的招生名额进行扩招。如果流入地不扩招的话，会使得当地原本已经竞争激烈的基础教育阶段出现过度竞争，从而影响社会安定和发展。同时，考生户籍原地所分配的招生名额必须减少，相应扩大外省考生的招生指标，用以弥补原地考生的不足，否则会出现迁入地考生竞争激烈与迁出地招生难的问题。

（四）制度上的不完善和法律上的不健全

制度上的不完善是政策推行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意味着无法对政策上的混乱和不健全进行矫正。法律是政策推行的有利保证，一旦法律不健全，会使得政策推行从法律角度就已经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由于“异地高考”政策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公共政策，相应配套和完善的法律条文和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和依据，政策的推行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浮动性大，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都会增加政策的难度，为政策执行效果埋下隐患。

四、顺利推行“异地高考”改革的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政策制定和将来执行过程中的难点，政府在推行“异地高考”改革时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确保政策的顺利推行，达到预期的效果，实现政策目标。

（一）缩减教育区域不公平，推动落后地区的教育建设

异地高考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教育区域不公平。东、中、西部之间的教育资金投入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区域之间的教育不公平，才会使得异地高考现象出现。如果各地教育水平平衡发展，就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为此，需要从资金，人员和帮扶三方面入手，推动落后地区的教育建设。

首先在资金上，中央需要加大对地方教育资源的投入率和利用率，提高教育质量，缓解地方政府教育资金短缺的现象。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财权，但是其财力并不充实，而且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来源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包括财政拨款。如果中央加大对地方教育的拨款，用于改善教学设施和教学环境，提高教育质量，就可以推动落后地区的教育建设，缩短区域间的教育资源和投入不公平现象。

其次还必须有人力上的支援。教师资源不足是落后地区教育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落后地区不仅教学环境差，而且最缺乏教师。我国每年实施的大学生“西部支教”活动，鼓励当代大学生扎根西部，对落后贫穷地区进行支教，发挥志愿者的力量，使其成为我国西部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

最后，由于政府投入的资金有限，因此要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优势和经验，实施“一帮一”的对口扶持计划，通过提供优秀人才和资源对落后地区进行帮扶，让经济发达地区和教育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教育建设。可以先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累积经验后在全国全面推行。在试点地区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如可先期选择广东省对流动人口数量较大的四川省进行帮扶。此外，还可以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支援。

（二）确立合适的异地高考资格条件

在制定切实可行的异地高考资格条件时，不仅要考虑到随迁人员的资格，同时也要对随迁人员子女进行审核，需要两者同时满足条件，才能参加异地高考。各省市需要对随迁人员进行审核，主要从工作是否稳定，是否有稳定的收入和住所，是否系常住人口，对社会做出了贡献，至少在社会发展中是离不开这个行业的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对随迁人员子女的要求可以采取“户籍+学籍”的审核方式。虽然不要求随迁人员子女拥有流入地的户籍，但是至少要求其在流入地居住一定的年限，同时在流入地的学籍要达到三年以上，至少保证整个高中时期是在流入地进行学习的，以避免确定异地高考考生资格时产生混乱和无序。

（三）试点推广和运行

由于随迁人员子女在各省市分布不均，且有些地区还没有出台相应政策，因此，不能采取统一的标准推广“异地高考”政策，可以采取“先地方，后中央”的方式。在未出台政策的省份有针对性地选取试点地区实行帮扶计划。对已经出台相关政策的省市，中央可以采取权力下放的方式，选取有代表性的试点地区进行重点关注，在发挥地方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同时，制定符合地方实情的政策，进而在全国全面推广。

（四）调整教育资金投入和录取名额分配

随迁人员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会对当地的教育和经济造成影响，如果不采取补偿措施的话，会损害流入地部分居民的利益，影响当地的社会稳定。因此需要在资金投入和录取名额上做出调整，以缓和流入地的矛盾。在资金投入上，中央政府可以进一步加大对流入地的教育资金投入，减少随迁人员子女的增加对原有教育资源的消耗，同时也可以安抚社会上的不安情绪。在录取名额上，地方政府可以实行双标准，将异地高考的考生和流入地考生分开录取，扩大录取名额，争取将竞争压力减小，这样可以减小政策在执行过程的压力和阻力，获取社会上的广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