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区建设概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乡社区建设概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Abstract：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quirements of enterprises can not pursue a single economic objective, the enterprises should bear its own as a "social citizenship" responsibilities. Manifest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building.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building the main building in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ry to clarify th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building on the basic theory momentum.

关键词：企业 社会责任 社区建设

Key words: enterpr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building

作者简介：

1雷鸣，(1987－)男，河南泌阳人，中南大学2009级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

2张桂蓉，(1967－)女，湖南长沙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区社会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引言

社区建设，也称为社区发展，现在已成为现代国际思潮，也是我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中国社区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城市社区服务工作普遍兴起与发展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而提出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1]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旨在以社区发展为切入点，全方位加强社区建设，为和谐社会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进入90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原来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包揽的社会职能开始分化并逐渐回归于社会和社区，社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价值、功能等日益凸显，社区建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目前，社会各界关于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现在努力重点是如何更卓有成效的开展社区建设。经验显示，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各种力量的参与。政府、居委会、驻社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各种力量通力合作，在国内已形成了比较典型的社区建设模式。这些典型的模式无一不是各种力量协同努力的结晶。在这些模式中，显而易见的是企业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及责任未能得到明确体现，因此，文章的关切是：对于企业作为一个在现在社会生活中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应该履行的责任进行理论分析，探讨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优势，进而更好地明确企业对社区建设的责任，探索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有效模式。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在文章语境中，社会责任的定义是：如果企业在承担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义务的前提下，还承担追求对社会有利的长期目标的义务，就认为企业是有社会责任的。[2]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改革前的企业办社会并不是对等的。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的产物，企业不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经营单位，而且无视经营绩效，企业本身应具有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等权利被政府取代导致以政代企；而政府的公共管理及服务职能却由企业遵照行政指令包揽下来；企业参与社区建设、支持社区发展，是在解脱社会事务的沉重负担以后，充分利用良好的社会和社区环境发展企业，积极参加必要的社区建设、管理工作，共建文明社区，为社区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是企业与社区的一种新型关系。企业承担社区建设责任的方式或途径，主要以构建优良的社会公共关系、企业的形象和品牌建设的方式或途径进行。

二、我国当下社区建设主体的边缘化

社区是一定区域内的具有一些共同文化价值观念的人群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我国目前的社区建设大多以法定社区为操作单位。在当前语境中，实际确定社区实体所首选的标准是地域界限明显，至于成员归属感的强弱则是次要的。具体而言，社区在农村指的是行政村或自然村；在城市指的是街道办事处辖区或居委会辖区以及一些城市新划分的社区委员会辖区。[3]社区建设的实质是社区资源和社区力量的整合过程，即使社区中所有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合力来共同建设社区。[4]社区建设要立足社区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的建设和谐社区。

社区建设主体有政府、驻区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以及社区的居委会等。当前我国社区建设的一大困境是社区建设主体的边缘化：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越位与缺位；居委会自身职责模糊不明；驻区企事业单位的缺位；社区组织的发展受到重重限制；社区居民漠视社区建设。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应当是指导、引导作用。目前社区建设中政府意志不可小觑，有时甚至越俎代庖，把本应该由社区组织承担的职责包揽于己身，没有放权给社区组织和基层居委会。另外，政府囿于计划体制下的观念，有时会限制社区组织的发展。社区建设资金等社区建设亟需的资源，由于基层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往往是力不从心，难以到位。

居委会是我国城市基层的自治组织。但是居委会在产生之初就是作为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延伸即政府的“腿”、“脚”等形象出现的。而且社区建设所需各种资源，如人力、财力、物力等，居委会并不具备。同时，居委会的自治性质现在并未完全显现，居委会的各种工作对“上”负责的意味远甚于对“下”负责。这样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就不成为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重点，而完全是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行政任务。居委会角色的混淆势必导致社区建设步履维艰。

在改革开放之前，驻区企事业单位与社区基本上算是“一家人”，企业办社会成为一种社区建设的基本模式，其时不存在驻区单位对社区建设的不在场。因为当时社区建设的所需资金等一些重要资源，社区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渠道就是驻区单位提供的资金。但是自从改革开放后，驻区单位纷纷改制，国家为国企减负，提倡企业剥离社会职能，在市场竞争中“轻装上阵”。同时国家又开始注重社区建设，但是凸显的问题是社区建设的各种资源从何处来？现在企事业单位的当务之急是分清以前的单位办社会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区别，企业要在新形势下参与社区建设，发挥企业的独特优势，以崭新的方式和形式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社区组织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被广大社区建设成功的国家所证明，其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政府观念尚未完全转变及对于培育社区组织没有经验等方面的原因，至此，我国社区组织发育缓慢，社区组织效能低下。社区组织的不健全，以及社区组织不能解决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进一步导致社区组织对于社区居民缺乏吸引力，这样就产生恶性循环。社区组织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未能发挥明显作用，社区建设举步维艰也就在所难免了。

社区居民原先一直处于单位制之中，单位包揽了居民的绝大多数生活所需，导致居民只知单位，不知社区。当单位制趋于解体，社区建设大力发展之时，社区居民并未完全转变过来，保持着对社区建设漠视的惯性。目前，各社区的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并不高，大多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是退休的、下岗的等群体，作为居民中社区建设主体的青壮年群体大多依托在工作场所，而完全不理睬所住社区的建设及发展。社区建设的最主要的主体、社区建设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却完全漠视社区建设，由此可见社区建设的境况。

政府的力不从心、居委会的角色模糊、驻区单位的责任不明、社区组织的发育不良、居民的漠不关心等这些社区建设主体的集体边缘化，导致国家大力倡导并给予稳定基层社会厚望之责的社区建设未能如约而至，现在社区建设的困境迫切需要社区建设的各主体协作起来，各自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能与完成自己的职责。

三、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理论分析

从前面的社区建设主体的边缘化可以看出社区建设存在的些许困境。我们的关切是：企业参与社区建设有何优势？在社区建设中，企业何为？

（一）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理由及优势

企业的作用包括：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我国目前逐步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企业是社会生产和流通的直接承担者；企业是推动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由于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用重大，因此，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拥有和积累了许多资源，如人才、资金、先进管理方法等，这些资源皆可用于社区建设。

1.满足公众期望

从国际范围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对企业的期待越来越多，现在有很多人支持企业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目标。或许“社会”这个概念对一些企业来说显得飘渺，不如社区来得实在且可行。因此，企业参与社区建设也是社区居民对企业的期待。

2.增加长期利润

大多数研究业已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动不会影响企业的长期利润。相反，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可靠地获取较多的长期利润，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所带来的良好的社区关系和企业形象。

3.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与社区建设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所在社区的状况，这种良好的环境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4.拥有资源

当前企业与社区相比，企业无疑拥有社区难以匹敌的财力资源、技术人员和管理才能等，企业从社会获得了集中资源，企业也因此理当承担社区建设的责任。[2]

（二）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

公众期待、企业自身利益考虑以及企业确实拥有较多资源等优势使得企业在社区建设中必须有所行动、有所作为。

社区生活本质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主体是包括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企业、居民等的平等参与者；治理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治理规则是社区成员认同的社区规范；治理过程表现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互动行为的实体活动。社区治理主体的特征：多元性；平等性，强调各参与者是平等的，不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明确界限。[5]

企业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单位，社区建设是一个包括企业在内的各主体之间合作互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嵌入性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的状况是相互嵌入的。企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政策扶持、公众支持、形象塑造、文化建设等无疑受到社区建设的影响；社区建设是各主体协调互动合作的过程，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主体，其对社区建设的参与，带来的不只是资金等物质资源，还包括企业的文化、现代经营理念等重要的无形资源。尤其是企业和社区建设在文化的相互渗透、嵌入方面，甚至可以说企业文化和社区优秀文化是相互型塑的。

四、结语

虽然目前关于社区建设的概念尚无一个包括政府官员、学者、社区居民各方共同认可的定义，但是社区建设的实践却已风生水起。社区建设不只是某一个主体自己的事情，也不是某一主体可以单凭一己之力搞好社区建设。在社区建设场景中，企业在场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证明是可行的、有效的。我国企业与社会责任的关系经历了企业完全办社会-企业剥离社会职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三个阶段，而当前在改革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未免矫枉过正，导致大多企业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更不能理解企业在社区建设过程中自己的担当。企业参与社区建设初露端倪，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及企业自身的成熟，企业将会更自主的、积极的、全方位的、多渠道的参与社区建设。

参考文献：

[1] 周文建、宁丰.城市社区建设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

[2]周三多.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郑航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3

篇2

关键词：古村落；旅游地；历史保护；制度设计；社区发展

Abstract：The current our country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traveling development has many problems.The historical protection is based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traveling and the travel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system protection， is a new topic.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olerant， the respect and the revival are the ancient village traveling history protection premise and the background.The ancient village traveling must explore and consummate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which the localization company operation and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imultaneously， pursues the ancient village traveling and the traveling “the village” and the adaptation， the inhabitant participates in aspects and so on traveling and host and visitor benignity interaction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original real.

Key words：ancient villages；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istricts；historic conservation；system design；communit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12-67（6）

1 古村落概念界定

古村落是指建村历史长久，保留近代以前所营造的相对完整的村落形态格局、相对完好的特色民居、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至今仍为村民居住生活的村庄聚落（可延伸至古镇），如皖南古村落、福建土楼、苗族村寨、江苏甪直古镇等，特别是各级历史文化古村镇的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如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我国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福建土楼、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等，日本的白川乡和五屹山历史村座，以及日益成为旅游热点的北京爨底下村、江南周庄古镇、藏羌碉楼与村寨、黔东南苗族侗族村寨等文化遗产旅游地。

古村落是一个群体、社区、宗族、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智慧结晶，是一个集乡土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民间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宗族、耕读等文化内涵于一体的人居空间。古村落保护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牵涉到古村落保护的紧迫性、时代意义、保护思路与理念以及规划与措施，包括保护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即古民居、村落选址原续性、建筑环境和布局的和谐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文化传统的延续性。

我国在古村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经验尚显欠缺，任重而道远。基于此种现状，本文将古村落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复合因素的动态与发展的有机体系去研究，运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方法，提出古村落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可行性政策策略[1]，针对古村落及其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效应、文化遗产保护、古村落社区发展、社区增权、社区参与、主客关系、旅游原真性等基本课题展开论证。

本文主要运用旅游学、城市规划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和知识展开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有文献分析法、实地调查法和定量分析法等。

2 理论阐述

2.1 古村落旅游地

古村落是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具有独特文脉特征且延续至今的村落，是存在于中尺度地理空间上的一种特殊景观，是由历史遗留下来的民居、事象、艺术、环境、生产以及一种抽象的文化内涵、风格、古韵氛围等组成的综合景观体。古村落既包括村落起源、形态布局、民居建筑、工艺构件等实体文物型文化遗产，又包括民风民俗、传统技艺、节日庆典、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村落是文化遗产体系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是人类智慧和自然环境的结晶，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是一笔亟待保护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最具核心竞争力的旅游资源，随着旅游产业纵深发展和旅游活动高品位化趋势加强，文化遗产旅游已成为旅游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古村落也需要进行经济建设，以保持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持续发展，利用古村落的文化价值科学发展旅游，既能保护文化遗产资源，又能给古村落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古村落旅游既是一种民族或民俗文化的遗产旅游，亦是一种民族或民俗社区旅游。古村落既有珍稀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有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双遗产的综合体；它既是传统社区的历史文化遗存形态，也是作为现代社会一部分的人居村落社区。

因此，对作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古村落进行保护，对古村落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和活态保护，既须保护文物古迹不受破坏，更须尊重原住民的生活意愿、符合其生存利益，保持当地居民社会生活的稳定性和历史文化环境，但最终还是必须落实到处于城乡统筹基本制度支撑下的古村落自我成长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发展上。而制度因素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旅游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体制和保护利用制度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环境，以制度因素为研究角度和切入点，有利于深入认识和探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课题[2]。因此，在旅游开发背景下，古村落旅游资源原真性的保持机制与古村落旅游资源本体的可持续性、古村落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应是今后国内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点。

2.2 历史保护

现代意义的保护观念与实践，其实是一种诠释历史建筑在当今时代意义与价值的独特方式。由于对历史的无知而造成的保护性破坏，原真性（authenticity）成为近年来历史保护的关键概念[3]，这表明保护的进程已需在理念和实践上向更深层目标迈进。历史保护（historic conservation）是为减缓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衰败速度，对保护项目及其环境所进行的科学细致的调查、勘测、鉴定、登录、修缮和改善等动态性管理活动，更是一种观念和方法[4]。历史保护学已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5]，它包括，对于古村落旅游地的历史保护，对具有浓郁地方民俗特色的文化遗产、历史传统、社会环境、居民网络、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和信仰的弘扬与复兴，以及城乡统筹下古村落社区发展，使文化遗产旅游地得到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旅游地历史保护是基于文化遗产旅游及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系统保护，是一项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课题。本文跨越学科界限，通过借鉴并整合社会学、人类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理论，力图以其解释力显示对理论、政策和实践的特定价值，构建多学科多层次的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历史保护体系和策略。

2.3 社区发展

社区在狭义上是指农村相对独立的自然树落和城市内有一定人口规模限定的地缘性生活共同体。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是政府、居民和相关社会组织整合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塑造居民社区认同与归属感、培育社区参与、互助与自治的过程[6]，是一种有计划的社区动态变化过程，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超越于1991年民政部首倡并逐步试点的由政府推动侧重于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的“社区建设”，社区发展不仅要帮助居民争取当前要求，更重要的是居民自我成长与发展[7]，前者是指社区经历了特殊变故后的重建，或是弥补某些不足的过程，后者则是针对城乡现代化的分离性冷漠化现状，通过增加社会资本，提倡人文关怀和人际联络的社会整合方略。社区发展应符合解决问题、由上而下、全体参与、相互合作、物质与精神发展并重等原则[8]，它更强调运用民间组织增强居民社区意识、社区体系内外相关单位协同整合等方面。

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社区发展更应延伸至乡村社区。社区发展应围绕城乡区位功能，现有资源配置合理性、适度性的要求，破除与之相关的制度障碍。如果说政府对社区自治的帮助扶持是治表，推动社区发展则是治本，在超社区范围内形成有广泛利益基础相对紧密的功能性联系，进而从内生要求上而非外在强化上提升社区意识，改变社区自治和民主监督受表层化局限的封闭性状态。

推进城乡统筹，促进乡村社区发展，必须改革现有社区建设体制。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后发型农村社区发展需要内源发展与外部干预相互整合与协调，不仅需要培养和激发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发展欲望，同时要形成社区互助合作的机制，通过制度性诱导、政策保障和资金扶助，推动农村社区全面综合发展。本文认为，古村落历史保护的目标在于推动其从衰落走向物质形态、经济结构与功能的全面振兴，营造具有历史感的亲和社区，这一目标可通过古村落内外各种资源共同推动的社区发展达成。

3 古村落旅游地历史保护的制度设计

3.1 传统文化的宽容、尊重与复兴

文化自鄙是古村落文化遗产消亡的根本原因，而文化自毁是对更为致命的因素，培养文化自珍意识是保护的最有效途径。在古村落保护过程中，让文化拥有者认识到自身文化价值，克服自鄙心理，树立文化自珍意识，防止自毁现象发生[9]，尤为急迫。徽州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实质，既是中国古文化的开发，也是原住民文化传存的开发。因此，对传统文化的宽容、尊重与复兴成为古村落历史保护的前提条件要素和人文生态环境。

要建立起古村落居民自发保护的机制，激发和提高居民的保护意识，通过宣传和教育传授保护的知识和方法，帮助居民克服对古村落文化的“自鄙”心理，使其自发朴素的行为变为一种自觉、有意识、科学的保护行动。这种传统文化的重新建构，是一种动态的真实，是传统文化在吸纳现代文明基础上而出现的一种文化创新。

探索古民居村落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充分尊重地方传统文化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保持传统建筑文脉的延续， 充分发挥设计师与当地居民的参与作用， 使传统建筑遗产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进一步得到保护。我们既不必“严防死守”，更不可“另起炉灶”，应科学有序“疏导”历史文化遗产的河流，使古老文明与现代社会融汇共进。当代人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10]，文化遗产以历史为资源，以当代社会为基础，可望“创造未来文化遗产”[11]。

在创造新传统主义与乡村重建方面，日本处在世界前列。当代日本国内旅游的怀旧与新传统主义，持续增强日本文化遗产旅游的全球吸引力。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基石是伦理道德，它影响了我们几千年的生活和价值取向。要想复兴传统文化就必须从传统伦理道德做起，就必须将传统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潜移默化到每一个中国人心里去。在居民和游客的调查问卷中，“如何看待村庄建造讲究风水”，绝大多数选择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可适当利用”（游客100%；居民97.3%），表达了对文化传统的宽容态度。

为促进古村落及其旅游可持续发展，黄山地区有必要推进黄山市徽文化发展战略，设立徽州文化院，建立徽州文化发展基金，宣扬与传播徽文化，同时，让徽文化走进黄山市中小学生课堂，将古村落相关历史文化知识，传统文化礼仪等，编成中小学补充读本，让广大青少年接受古村落传统文化熏陶，从小树立遗产保护意识。特别是在西递明经书院和周边乡村中小学开展徽文化教育，让孩子们习得传统礼仪，了解传统民俗，学习传统技艺。邀请民俗专家在社区、学校举办徽州民俗讲座，搜集整理和设计恢复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的传统民俗。

3.2 城乡统筹与社区发展架构

城乡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是全面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乡一体化准确反映城市和乡村的内在联系， 有利于在城乡联系层面上推进城市化进程， 有利于城市化与解决“三农”问题， 使之成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新思维和推动力[12]。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模式，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重点应放到新农村建设上。

从社区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并不是所有的古村落都宜于把旅游业作为社区发展的主业，而应通过社区自主能力的培植，结合科研机构和学术专家的规划，政府构建社区旅游整合的平台， 将社区发展与旅游发展相融合，形成社区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13]。

从根本上说，农村社区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社区建设赋权于民，培育社区居民的自立、互助、合作精神，增强农村社区自我整合和发展的能力[14]。如皖南古村落的査济村古建筑群保护协会非盈利的乡村民间组织，缺乏制度扶植和资金支持，在行政管理和商业经济的双重围攻下而陷入尴尬和消亡的境地。

3.3 本土化公司运营与社区参与管理机制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是推动旅游目的地及相关社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在社区共生系统中，社区各个利益主体对社区旅游参与程度不同，旅游社区的发展模式也会不同，其发展模式的差异主要取决于社区集体、社区居民、开发商、地方政府以及中介组织的参与程度。

西递、宏村分别采用以村镇为主体和公司租赁经营为主体的两种模式进行旅游开发。宏村旅游管理公司在景区开发、营销和服务水平上的优势无可置疑，但在社区发展、居民致富方面考虑欠佳，与社区沟通比较欠缺，由此引发的居民与政府、开发商、旅游者的矛盾冲突以及居民遗产保护积极性受挫等，已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西递村镇经营在就业、提供商机、旅游分红等方面向本村居民倾斜，居民得到较多实惠，因而旅游参与度较大，但在集聚发展资金、管理水平、营销宣传方面存在弱势，缺乏发展后劲。从长远来看，西递目前经营模式和经营状况很难保证社区旅游参与度再提高，因此合适的制度安排是提高社区旅游参与水平的根本保障[15]。作为可持续旅游的一种实现形式，社区参与旅游的成败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协同程度和行为的协作方式密切相关。贵州天龙屯堡“政府+旅游公司+农民旅游协会+旅行社”四位一体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在全国颇具典型性[16]，西递和宏村可资借鉴。

在我国，旅游社区居民自治型社区参与模式起步较晚，但已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一些乡村旅游社区成立了居民全员参与或自愿参与的集体性旅游股份公司，集体和个人都在公司占有股份，统一旅游业的经营活动，这种发展模式有效防止“飞地化”现象和社区居民边缘化，充分调动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但原住民的生活形态怎样最大限度保存下来，成为古村落保护的两难问题：没有了原住民，古村落失去了人的历史；有了原住民，其现代化的生活要求又可能破坏古村落的风貌。乌镇以其所宣称的“保护最彻底，功能最完备，环境最优美，管理最科学”，采取“先整体搬迁，后规划返迁”[17]，然而，这一“乌镇模式”让居民成了临时工与雇员，何以再“脱胎转世”为世代生息的原住民？令人深思。

关注社区居民的文化感知和保护态度，关注旅游发展利益分配，强调社区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过程，提高居民主体地位，强化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关注社区民生问题，提升居民地方认同感[18]，是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可试验“政府主导+社区主体+企业经营+第三方力量介入+法制规范”的社区旅游发展模式[19]，以完善古村落文化遗产旅游地本土化公司运营与社区参与等管理机制。

4 古村落旅游地历史保护的制度保障

4.1 整合型历史保护管理措施

在保护理念、方法和手段上，古村落旅游地须由过去文物考古和建筑修复，演进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行为，进而具有多学科、综合性和多样化的特点，使保护从建筑师、规划师和文物保护者单方面参与行为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调查和民众参与。同时，要建立有效的历史保护工作学术和职业的动态网络和合作机制，建立有效的信息网络和体系，获得来自居民、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等相关团体的反馈信息，从而构筑并落实多学科全方位、延续性并具备内在协调管理机制的文化旅游地历史保护研究与实施体系。

4.2 社区发展式历史保护体系架构

在古村落旅游地历史保护的宏观架构层面，本文提出为古村落历史保护和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在挖掘和提升古村落及其旅游发展动力的同时，需要借助社会资本的“增权”和制度体系的支撑，在新农村建设和社区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图1）

在古村落旅游地历史保护的内在机制构建方面，本文提出在城乡统筹和社区治理双轮驱动下，推动古村落居民参与旅游，通过社区发展、本土化公司运营和文化原真性保护等途径达成古村落及其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既定目标（图2）。

4.3 古村落及其旅游的原真性追求

首先，这种原真性表现在古村落及其旅游地的“乡村性”和生活化。“乡村性”（rurality）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依托。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4）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在乡村开展的旅游，田园风味（即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而作为文化遗产地的古村落就是农村，“乡村性”理所当然而又不可忽略是其特性之一。

立足于原真性保护，在城市化过程中古村落古镇应保护和延续农业社会聚落特征，比如，“小桥流水人家”是江南古镇的聚居模式，也可构成新城镇的“江南基因”，保护古镇水乡文化的原真性，营造和谐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体验[20]。古村落的农业、乡村与居民保障了乡村性，西递炊烟鸡鸣是古村落社区的生活写真；西递难断的血脉亲情是村庄的社交与关联，是古村落延续的命脉。但西递村的树林和田野里的水泥路则破坏了这种原真的古“乡村性”。有研究者指出西递街巷路面上有马粪，“卫生需要改善”，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马匹作为生产生活的交通工具，与古村落原真性的居民场景不可分割，完全可融入古村落的旅游项目和乡村风景，只是在管理力度上要予以加强。

永久居民的存在是乡村性旅游的必要条件。居民活动是古村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建筑形式、改善居民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维持人们的传统交往模式、保护地方建筑文化， 复兴已衰落的社区交往空间，使之恢复生机。

应规避文化旅游地传统文化的过度涵化与过速变迁而导致的消极影响，如象丽江古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活动正被功利庸俗的商业和旅游活动所取代而蜕变为“游客的古城”的负面后果应避免[21]，更不宜提倡居心叵测迁出古城古村居民实施“空城计”。

其次，这种原真性表现在古村落居民与旅游者之间的真实互动性上。笔者在同村民交流互动过程中发现，多数人表现出亲切的待客态度，允许拍照合影，并主动要求把照片寄回以示保存。保护古村落文化生态系统的原生形态，要用尽可能接近文化精髓的生活样式为旅游者构建观赏、参与和体验文化事象的原真性或“舞台真实”。

古村落旅游的体验性程度一方面决定于旅游者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旅游地原真性的文化氛围。最具文化体验性的旅游活动，表现形式应尽量采取“原生态”式，使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融入现实旅游目的地的社区生活，在与当地居民交流、沟通和互动过程中获得原真性体验。在西递，笔者注意到游客在古村落的祠堂里登上花轿、在古民居坐上太师椅、在池塘边同居民一道洗菜等，并拍照留念，获取片刻的亲身体验与享受。

5 结语

围绕古村落旅游地的保护与开发，探讨在传统复兴和新农村建设等大的社会背景下，古村落所面对的社区发展趋势与方向，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和实践，尝试建立古村落旅游地历史保护的综合研究体系框架和制度设计构想。

参考文献：

[1] 陈麦池，黄成林.古村落型文化遗产旅游地历史保护体系、原则与策略[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43-51.

[2] 王京.关于日本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几个问题——以民俗及民俗学的关联为中心[J].文化遗产，2012，（1）：94-104.

[3] 卢永毅.历史保护与原真性的困惑[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7（5）：24-29.

[4]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9-15.

[5] 张松.从历史保护教育看当今的热点话题——青年学子的认识与观点[M]//《理想空间》编辑部.城市遗产研究与保护.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22-128.

[6] 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5.

[7] Thomas，D. N..The Making of Community Work[M].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3：138.

[8] 于显洋.社区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06-311.

[9] 郑土有.“自鄙”、“自珍”与“自毁”——关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07，（2）：135—137.

[10] Graburn，Nelson.当今日本的过去——当代日本国内旅游的怀旧与新传统主义[M]// Nelson Graburn.人类学与旅游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5-162.

[11] 魏小安，王洁平.创造未来文化遗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4-125.

[12] 杜受祜.城乡一体化：统筹是关键、协调发展是目标——对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思考[J].农村经济，2005，（12）：3-6.

[13] 余向洋.古村落社区旅游的另一种思路——借鉴台湾社区营造经验[J].黄山学院学报，2005，7（5）：42-44.

[14] 许远旺.规划性变迁：机制与限度——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分析[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130.

[15] 杨效忠，张捷，唐文跃，等.古村落社区旅游参与度及影响因素——西递、宏村、南屏比较研究[J].地理科学，2008，28（3）：：445-451.

[16] 陈志永，李乐京，梁涛.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贵州天龙屯堡“四位一体”的乡村旅游模式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08，（7）：106-114.

[17] 陈向宏.乌镇保护之谜[N].成都日报，2005-4-30.

[18] 卢松.历史文化村落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模式研究[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64-177.

[19] 孙九霞.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24.

篇3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工院校；就业竞争力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如何使专业与就业形成良性互动、如何使理工院校中的文科专业有出路、使毕业生有就业竞争力，这些是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通过15年的教学探索，笔者认为，理科院校的文科专业只有办出特色才有助于专业的生存发展和毕业生的较好就业。为此，本文以成都理工大学社会学本科专业为例，对特色专业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以此为文科专业建设和就业提供借鉴。

一、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状况

目前我国有社会学本科专业共77个，分布于重点大学和一般本科院校之中。成都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我校”）社会学本科专业开设于1995年，属一般本科院校中的文科专业，有毕业生800余人，在校生267人，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从毕业生的就业追踪信息中获取就业和专业办学情况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为此于2010年5月至8月从1999至2010年毕业的学生中选取80人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80份。男生占42.5%（34人），女生占57.5%（46人）；最大年龄32岁，最小年龄23岁。

就业竞争力是一种获取就业机会并适应职业发展的综合能力，包括基本求职能力、职业适应能力两个部分。基本求职能力是发现和利用就业信息并获得相应职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测量指标有三个：对就业形势的评价；第一份工作单位的时间、业务、职务；找到工作的途径。职业适应能力是工作过程中取得成绩和寻求更好工作机会的能力，测量指标有三个：现在工作状况；工作变动情况；工作满意度。根据就业竞争力的测量指标，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状况调查结果如下。

1.基本求职能力

（1）就业形势的好坏是客观存在，但对就业形势的评价能够反映毕业生就业信息发现与获取能力，认为就业形势好的比例越高，越证明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强。认为自己毕业那年就业形势“非常好（1.3%）和比较好（26.3%）”合计为27.6%，“说不清”占30.0%，“不太好（38.6%）和非常差（3.8%）”合计为42.4%，这表明多于1/4的毕业生对当年就业形势作出好的评价，这部分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较强。但有超过四成的毕业生在就业信息发现方面的能力较低。

（2）毕业生第一份工作单位情况反映求职的起点，以每年7月底为分界线，之前的为毕业当年，之后的为延迟就业，毕业当年找到工作的学生比滞后找到工作的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强。从调查可见，近年来我校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当年就业的比例为90%，滞后就业比例为10%，高于全国大学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2001年6月本科生一次就业率超过80%，2002年为80%，2003年为75%，2004年为73%，2005年72.6%，近几年为70.6%左右。[1]从第一个就业单位来看，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占26.6%，在企业工作的占62.5%，在学校工作的占9.4%，自主创业1人，占1.5%。从具体业务来看，从事管理类业务的占41.3%，从事执行类业务的占58.7%。从职务来看，担任初级职务的占95.2%，担任中级职务的占4.8%。

（3）毕业生就业渠道越是通过人才市场竞争获得，就业竞争力越强。调查表明，社会学专业毕业生通过人才市场就业的占65.6%，通过家庭、亲戚朋友就业的占34.4%。近2/3毕业生通过市场就业，就业竞争力较强。

2．职业适应能力

（1）经过若干年职业生涯的磨砺，截至2010年7月，毕业生的职业发生了一定变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占32.8%，在企业工作的占53.1%，在学校工作的占10.9%，自主创业的占3.2%。可见，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比例上升了6.2个百分点，在企业任职的比例下降了9.4个百分点。现在从事管理类业务的占57.8%，上升了16.5个百分点，从事执行类业务的占42.2%，下降了16.5个百分点。从职务来看，现在担任中级职务的占25%，上升了20.2个百分点，担任初级职务的占75%，下降了20.2个百分点。

（2）从工作变动次数来看，60.9%的毕业生工作变动1次以上，39.1%的毕业生至今没有变动工作。就变动工作的原因来看，寻求更好工作机会的占30%，通过变动工作积累经验的占25%，其他原因的占45%。没有变动工作的原因是工作稳定，有预期的升迁机会。凡是工作稳定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变动都被视为就业适应力强的表现，可见毕业生的职业适应力较强。

（3）工作满意度是衡量职业适应力的重要标志，从现在工作满意度来看，“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合计为57.7%，“一般”的占34.3%，“不太满意”的占8.0%。这表明毕业生的职业适应能力较强。

可见，我校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总体就业能力较强，尤其是市场就业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较为显著，能够凭借专业素质在人才市场上获得就业就会，并在职业实践中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实现职务上升，由执行职位提升为管理职位，毕业生普遍对现在的工作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在最近几年的就业市场上，我校社会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一是就业素质进一步优化，就业更有信心；二是就业方向更明确，能够根据职位提供相应的学习和技能简历，使学习和就业职位的相关性更高，就业成功率提高。三是一半以上的毕业生赞同我校社会学专业可以在公共关系、社会调查和社会工作方面办出特色。

二、特色专业与就业竞争力的关系

特色专业是在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质量等方面具备独特风格和个性特征的专业，其培养的学生在某些素质方面优于其他学校该专业学生，得到社会认可，具有较高声誉。特色专业的“特色”有三种表现形式：“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我校社会学2009年被评为校级特色专业，其特色归结为：（1）专业属性与职业属性有机结合，克服了社会学专业职业属性模糊的缺陷；（2）就业指向明确，应用性特征显著，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构建涵盖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程，以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社会工作为特色的学科专业教学体系；（3）学生具有较强的职业变通和社会适应能力。特色专业建设对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1.彰显就业方向

高等教育大众时代已经来临，高等教育扩招导致专业趋同现象突出，专业特色成为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件，也成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特色专业划分了人才市场的层次和功能分区，使得用人单位能够根据特色专业的优势选择到最佳的毕业生，为用人单位提供了选择毕业生的直观标准。在明晰社会学专业一般属性的同时，增强了专业的就业指向，既使学生明确了专业的就业方向，也使用人单位对社会学专业有明晰的认识。

2.造就毕业生独特的就业素质和优势

特色专业独特的定位、培养方案和教学方式方法使得自己与其他同类专业有差异，形成鲜明的人才培养特色，重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同时使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更加了解，有助于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学到实在的知识，培养过硬的技能，知晓专业优势，为就业方向打下坚实基础。

3.形成品牌效应

在专业趋同背景下，特色专业凸显高校之间的差异，特色专业就是学校的品牌，对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促进作用，也会吸引更多的用人单位到这类学校挑选毕业生。

三、社会学特色专业形成的路径

1.特色专业形成的内外环境分析

（1）就业市场行情分析。就业市场对人才需求的专业方向、数量和质量影响特色专业的选择方向。人才需求状况取决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技术和产业发展状况。我国目前奉行科学发展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社会学专业以其特有的调查研究技术、多元化的理论视角、较强的职业适应能力积极介入新型发展模式之中，就业需求和前景广阔。教育部社会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前会长郑杭生教授2004年组织全国社会学系开展了关于社会学专业现状与前景的调查，结论是：未来社会发展对社会学人才培养的需求量将大大提高，人才分布的行业领域将更为广泛，人才质量层次也将大大提升。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具体分布领域是：各级各类研究机构和学校的社会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各级政府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劳动管理、妇女工作、青少年工作、工会工作、老年工作以及犯罪矫治等具体社会工作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企业或公司等经济活动部门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

（2）相关高校专业情况分析。要了解其他高校相同专业的情况，才能知己知彼，准确定位，实行差异化建设。目前四川省有社会学类专业（社会学、社会工作）12个，其中本科专业11个，专科专业1个。有社会学硕士点的高校1所（四川大学），有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的高校2所（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省级社会工作特色专业3个，我校社会学专业是四川省第一个社会学本科专业，是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单位，在全国具有一定专业知名度，综合实力在四川省内高校位列第五，处于中上等水平。

（3）学校区位和学科优势情况分析。学校区位是影响专业建设的地理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总称，对特色专业建设具有导向功能。每个高校社会学专业都要在一般属性基础上思考和构建自己的独特性。如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专业注重法律社会学的特色建设。清华大学社会学专业着重发展城市社会学、医学社会学、转型社会学3个方向。沈阳师范大学设立社会学学院，在社会政策咨询和社会服务方面在辽宁已开始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确立了以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保障、环境社会学和信息社会学为重点的研究方向。优势学科和专业是影响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因素，对特色专业建设产生晕轮效应。结合我校资源环境、能源、地质灾害防治等优势学科和地处西部的区位特征，确立了环境社会学、城乡社会学和科技社会学的教学科研方向，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社区调查、企业行政、市场开拓等方面培养学生实务能力。

（4）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意见分析。从毕业生的追踪调查中获取专业建设信息，从中知道专业人才的职业适应状况。通过对用人单位的访问，从中了解毕业生职业胜任状况，为专业建设方案制定提供了依据。

2.特色专业建设规划与实施

（1）优化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结构。在内外环境调查分析基础上确定特色专业建设目标和方案。1）我校确定社会学专业建设的思路是：以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中心，增加专业属性和职业属性，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2）在190个学分中，必修课学分144.5，占76.0%，选修课学分45.5，占24.0%。理论学分139.5，占73.4%，实践学分50.5，占26.6%。3）优化课程设置，取消4门存在重复内容的课程：“管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人际关系学”、“法律社会学”。增设2门实务性和职业属性强的课程：“团体社会工作”、“个案社会工作”。压缩理论课时，增加应用型课程课时：“中国社会思想史”学时由72减为56，“心理学”学时由56减为48。“社会统计软件与应用”学时由32增加为40。4）在课程体系方面形成了有机联系，凸显了社会学专业属性与职业属性的结合。设置了教育部社会学本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定的11门课程，奠定了社会学专业学科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在特色方向上初步形成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公共关系模块由“公共关系学”、“公关策划”、“公关心理学”、“广告学”、“组织行为学”等组成；社会调查模块由“高等数学”、“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统计软件与应用”等组成；社区服务模块由“社会工作概论”、“团体社会工作”、“个案社会工作”、“社区概论”、“公共政策分析”、“社会保障”、“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组成。

（2）加强实验室、实习基地和第二课堂建设。建有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实验室，在专业主干和方向课程中设有实验教学环节，通过实验课程设计等环节增强学生应用能力。建有实习基地，使得学生在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得到检验和运用。设立认知实习、科学研究、学年论文、教学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前后相继的实践环节，增强了大学生的动手操作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另外，社会学专业所在的文法学院还有相应的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环节，如演讲比赛、暑期实践、志愿者服务、文化艺术节、魅力文法晚会、大学生记者站、勤工俭学、国旗班、心理驿站、农民工子女结对服务、党员服务队等，这些活动对大学生接触社会、感知人情世故、培养人际沟通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与第一课堂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和互补结构，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就业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3）促进教学与科研互动。本科教学质量是生命线，通过科研促进教学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一般规律。为此，充分发扬社会学专业教师科研优势，有意识地通过吸收学生参与科研、指导学生科研立项等方式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研究能力。学生课外科技立项数量和质量近几年大幅度上升，并获得四川省和学校大学生科技成果多项奖励。学生在就业和工作中显著感受到科学研究和调查研究训练带来的好处。社会学专业教师在农村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优势领域开展研究。申报各种科研课题，提高学术水平。鼓励教师把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内容，编写特色教案、特色教材，通过校教学骨干和科研骨干培养计划，进一步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注重科技哲学与本科相关课程的贯通，达到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目的。

（4）开展社会服务以增强专业的应用性。建立社会学专业渗入社会相关领域的通道，在公共关系、社区服务、市场调查、新闻广告等领域提供专业服务，锻炼学生能力。社会学专业教师承接“成都市工会县级工会工作社会化评估”项目，承接大足、安岳、乐至3县联合工作组办公室横向委托“关于修建成渝城际铁路的对策建议”，与四川省妇联合作开展留守妇女调查工作，参与成华区和谐社区建设调查工作，学生对专业的认识更加深刻，学以致用的能力得到锻炼。

篇4

关键词：城市化；被拆迁群体；社区适应与融入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5001805

拆迁不仅仅是改变了被拆迁人的房屋与居住地，更是毁灭性地破坏了被拆迁人一种现存的社会关系与生活秩序，打破了人文和自然生态的平衡，造成原有的生产体系、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解体。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拆迁群体如何去适应新的社区、参与新的生活、完成社会关系和社区组织的重建、让被拆迁人“搬得走、稳得住、能致富”，从而实现和谐拆迁，这就成为拆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题，本文就此作一分析研究。

一、被拆迁群体社区适应与融入现状分析

（一）被拆迁群体的社区适应与融入概念解读

被拆迁群体的社区适应与融入，是指被拆迁群体由原居住地搬迁到新居住地，并从对新居住地的不熟悉、不习惯、不认同到熟悉、习惯、认同的过程。社区适应要求被拆迁群体原有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产方式、行为习惯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符合安置地的实际要求，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其主要包括：（1） 规范的融入，这是指社区通过制定整合规范，将规范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让被拆迁群体认同并遵守新社区的行为标准，在行为标准上达到一致，维持安置地的社会秩序；（2） 社会关系的融入，这是指社区人际沟通的畅通与人际关系的融洽，即被拆迁群体融入安置地的社区中去，与当地居民融洽、和睦相处、打成一片，建立比较亲密友好的关系；（3） 文化的融入，就是让文化融入到被拆迁群众的生活中去，让高雅的文化活动走进寻常百姓家庭，让群众共享文化成果，使社区成员在价值观与信仰方面达到一致，实现社区整合。

（二）被拆迁群体社区适应与融入存在的问题

国外学者迈克尔・M・塞尼曾指出：“当人们被迫迁移时，生产系统解体，长期形成的居民社区和相关设施被拆散，邻里亲朋相互分离，提供日常生活互助的既成社会关系网络遭到了破坏，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纽带被切断，当地的劳务市场也受到影响。”[1]很显然，拆迁对居民的经济、生活、心理等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造成被拆迁群体对新环境的不适应。

1.居住的不适应

迁入安置地后，被拆迁居民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住房问题。由于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短时间内很难完成繁重的建房任务，必须寻找过渡房，而过渡房的质量不令人满意，往往存在低矮、黑暗、潮湿、漏雨、墙面倾斜等问题， 影响其自身正常生活。被拆迁居民即使要获得拆迁安置房，也需要付出一定的资金作为补差费用的。而旧城改造后的社区通常拥有各种现代基础设施、休闲绿地和文体娱乐设施等，房子造价比原先要高很多，购买新屋的支出往往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而被拆迁居民大多是生活比较困难的弱势群体，无法承担这突如其来的费用。他们要想获得一套拆迁安置房，就必须拿出很大一笔费用。这不但要动用家里几年的积蓄，还得跟亲戚朋友借不少钱，这对整个家庭日后的经济生活必然产生巨大影响。

2.日常生活的不适应

在城市改造中，拆迁居民远迁到郊区。尽管迁移以后居住条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通常位置远，交通、购物不便，最为突出的就是子女的教育和老人的安排问题。拆迁安置后，孩子上学远了，教学设备、师资力量、教学水平都不如从前。而在老人安置问题上，现在的安置房都在高层上，老年人腿脚不便，不少患有高血压，爬楼梯走不动，坐电梯不舒服，这些给拆迁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3.经济活动成本大大增加

拆迁前的邻里街坊大多是同事，在同一个单位上班，虽然小区离单位有点远，但是单位有车接送，方便了小区居民。而搬迁后，原先的同事都分散了，没有单位车了，新小区离工厂又远，增加了居民的工作成本。有些居民则选择了离职，想在新小区附近重新找一份工作。然而，在新的环境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未构建，原有的社会资源与其脱节，找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可见，拆迁也给居民的未来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

4.心理的不适应

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看，拆迁引起的家庭搬迁对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破坏、对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搬迁后社区归属感的丧失，使得居民产生心理上的落差和压力，原来建立在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支柱受到了很大动摇。在谈到社区归属感问题时，大多数被访者有明显的怀旧情绪，他们不断向笔者提及在旧社区的生活状况，且流露出对旧社区生活的依恋和自我满足感。大部分居民也都是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搬迁了，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新小区居民之间互不相识，关系冷漠，极少交流和往来，居民产生困惑和恐惧的心理，对未来的生活也是忧心忡忡。年轻人大多忙于工作和学习还好，可是老年人相对比较空闲，在新小区晚年生活单调，易产生孤独等消极情绪。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更会导致身体上的疾病，平添家庭的经济负担。

5.社会关系的不适应

（1） 邻里关系网络遭遇破坏。邻里，在社会学中被称做基本群体，是指经常面对面的直接交往所形成的具有紧密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群体。邻里是联结社区居民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重要纽带，和睦的邻里关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语云“远亲不如近邻”，这体现了邻里关系的重要性。拆迁前居住的旧小区里，邻里基本来自同一个单位或者是亲戚朋友，彼此之间相互熟悉，关系融洽，互帮互助，平时有说有笑，会经常串串门，一起吃吃饭。而拆迁之后，周围居住的都是不太熟悉的人，很少往来，也不想认识，顶多在楼梯里碰到了知道是同一幢的，打个招呼。小孩子也都是自己下班去接，放学后也都一直呆在家，没人玩，出了家门也不放心。这种早已建立的比较稳定的邻里关系被削弱甚至阻断了，空间距离难以继续维持原先的社会网络，拆迁居民得到的邻里之间的帮助和支持就自然减少，许多被拆迁户对这一问题都摇头叹气，表示出无可奈何。

（2）组织关系网络瓦解。社会组织是指追求同一目标、相互协调以实现共同目标的社会群体，其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两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思想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到形式多样的组织团体中，进而形成了多样化的组织关系网络。这种居民自发形成的关系网络，提供了成员在正式组织中很难得到的心理满足感和幸福感，完善了信息的沟通和情绪的流露，创造了一种更加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然而，拆迁使得居民不得不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破坏了既已形成的组织关系网络。拆迁前，原先住在一起的几个姐妹经常晚上去小区前面的广场跳舞，男人们也是经常找他住在附近的几个同事下下象棋，这些是人们平时难得的消遣方式。现在拆迁后大家都分散开了，各忙各的事情，很难聚在一起，人们也都不怎么出去了。即使小区里也组织大家开展一些娱乐活动，但是跟那些人又不熟悉，就不想去，觉得没意思，许多人觉得还是原来好啊！可见非正式组织原本就是强调成员的自发性，而现在积极性大大下降，居民参与度不高，因此有必要培养新的兴趣群体吸引居民参与社区娱乐活动。

（3）社区关系网络断裂。社区是指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社会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其核心内容就是社区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2]城市房屋拆迁大多是缘于旧城改造更新，这些老社区中往往生活着居民自己的同事、亲戚、朋友，彼此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在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非正式组织之间的长久互动活动中，社区关系得以持续维持并稳定发展，培养了居民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依赖感。而拆迁后的安置区，许多人觉得“没有安全感”，对小区的事务也是“不想关注”。如发生在小区内部偷窃和打架事件，小区居民根本就不愿意插手去管理，而换作是在以前的旧小区，首先不太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其次就算出现了大家也会自发地去帮助协调，同时也因为此事的影响，居民之间的防范和戒备心更强了，小区的凝聚力大大削弱。

二、被拆迁群体的社区适应与融入途径

在搬迁过程中，居民经历了资源和环境的显著变化，原有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被瓦解，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网络遭到破坏，原有的文化样式不同程度地被打破。进入安置地后，居民面临着建设新家园的重任， 这种重建不可能是原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简单重复，而是社区结构的重构与发展，必须打上新环境的众多烙印。因此，被拆迁群体对社区的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社区整合问题。

（一）加强社区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增强居民社区归宿感

社区教育具有整合社会资源、引导价值观念、传承文化成果、规范行为方式、教育娱乐群众、满足居民多方面需要等功能和作用。一是加强道德教育，为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格构建乃至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提供导向，帮助他们选择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塑造高尚的人格，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二是加强法律规范、制度教育，培养居民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意识。三是加强社区职业技能培训，不断地提高居民的就业技能，促进居民就业和创业。

（二）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居民生活环境

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开展社区各项工作、提供有效服务的物质基础，是社区与居民相互沟通和进行各项宣传和健康活动的前提。要采取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多方筹资的方式，以市场化的手段，完善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如优化给排水、供热、小区安保、电力供应、有线电视、宽带上网、电话连接等方面的服务设施，尽可能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实现道路硬化、绿化、亮化、楼房美化，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条件，让群众住得安心、舒心。加大社区服务中心的投入，建设电子阅览室、高标准幼儿园、小学、文化娱乐中心、购物中心、医疗卫生所、体育设施、电子监控，提升社区服务中心的硬件建设水平，为社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实现以就业、社会救助、社区治安、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公共服务在社区的全覆盖，妥善解决社区居民的就业、生活、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

（三）重构居民社会关系网络

居民原来的社会联系由于拆迁的行为而被强制性割断，这样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被拆迁居民产生一种社会的和心里上的结构性紧张与危机，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重新去适应新环境，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加深彼此的了解，从而在新的社区中再建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融入新社区。

1.构建融洽和睦的邻里关系

邻里关系，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公共关系，是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元素。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人际关系搞好了，既能增进邻里之间的凝聚力和亲和性，营造一个和谐的小环境，又能在需要时得到关照和帮助，而且还能满足人们娱乐、休闲的需求，为人际交往提供机会。构建融洽的邻里关系需要街道、社居委开展各具特色的“邻里节”等不同形式的邻里交往活动，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吸引邻里街坊的共同参与，为邻里文明交往搭建一个更直接的舞台，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走进“大家”，有效促进邻里之间的相知相识，增进友谊和感情，增强邻里的认同感、亲情感、温馨感，形成富有文化整合氛围的现代化邻里环境。要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和邻里关系，还需要每个人从自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敞开心菲，拒绝冷漠，给邻居一个微笑、一声问候，和邻居打一个招呼，与邻居相互帮助。这样，人与人之间才会更加亲近，邻里之间才会更加温暖。

2.构建互助和谐的社区关系

和谐的社区关系能为居民实现充分互动提供积极的心里气氛，营造温馨的环境。构建互助和谐的社区关系：一是要进一步提高社区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增强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和参与意识。要按照民主选举程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干部，社区干部要主动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反映社区居民的意愿和呼声，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扩大基层民主，增强透明度，让居民们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管理权、监督权，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要整合社区资源，搭建为居民服务的综合平台。居委会应该千方百计拓展社区服务内容，充分挖掘、整合利用现有社区资源，力所能及地开展各项便民服务、社会福利服务、再就业和社保服务、志愿者服务、文化服务等。尤其要重视社区文化建设，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体活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比如开展文化广场活动、开放社区活动中心，多建立诸如老年人活动中心、社区文化馆等，满足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需求。以丰富的社区活动为载体，建立和发展社区网络，促进居民之间的接触、沟通和交往，增进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三是培育扶持社区中的社团组织。社区中的各类社团，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交流互动、参与社区活动、享受文化生活的平台。这不但能减少居民间的陌生感，提高居民间的相互信任度，而且能整合社区力量推动社区制度规范的制定和执行，构建和谐社区。要积极引导建立社团组织。在深入调查、充分把握社区群众需求、社区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地引导社区居民建立各种类型的民间社团组织。要为社团组织发展创造宽松环境。政策上适当降低社团组织成立的门槛，减少直接干预和过多限制；经济上给予资金支持，帮助、引导社团组织进入社区和参与社区发展，充分发挥社团服务的积极作用。

（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支持网络

被拆迁群体的社区适应与融入是一个长期的、复杂工程，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关心，需要共同构建保护与支持网络。

一是逐步建立和完善规范的住房保障制度。要加大廉租房制度建设的力度。对政府来讲，主要就是扩大廉租房的覆盖面；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住房保障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的项目中。同时，要扩大廉租房的申请范围，不要将其仅限定于享受城市低保的贫困人群，而要使之覆盖全部城市房屋拆迁弱势群体。要进一步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应量。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应该减免部分税费，降低成本。此外，房地产开发商也应考虑到拆迁户的需求，投资开发一些中低档次楼盘，使其适应他们的消费水平。

二是完善拆迁补偿救助模式。我国的拆迁补偿一般分为两种，拆迁安置房和货币补偿。实际上，这两种补偿只能解决被拆迁群体的物质需要问题。实践中，拆迁户在房屋被拆迁后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有生活的、就业的、教育的、还有心里的、精神的等问题。因此仅有拆迁安置房和货币补偿两种方式是不够的，需要建立针对被拆迁户解决不同困难的多种补偿和救助方式，如就业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心里救助等，只有实行多元救助，才能满足被拆迁困难群体多种需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三是构建多元社会支持系统。要鼓励拆迁户群体扩大交往的范围，使他们不再局限于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交往网络，要增加它们与其他居民交往的机会，扩大交往范围，拓展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要在原有血缘、地缘社会关系基础上，重点建设政府、城市社区、民间组织或社团等后生支持系统，让后生支持系统与先赋支持系统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全面的、多功能的社会支持系统，提高他们社会交往的广度与深度，争取与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使他们充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注释：

（1）长沙、浏阳、望城三县城乡征地拆迁调查材料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