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督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4-03-08 18:03:2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监督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运用中理论与实践的碰撞
(一)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存在现状
人民检察院开展民事行政检察业务以来,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检察工作实践中,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抗诉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注意摸索经验,讲求监督效果,探索出一种与法律赋予的抗诉职能相并行的监督方式——对于一审生效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证据充足、适用法律不当或存在漏判等问题的申诉案件,采用检察建议的方式建议法院再审或另案审理,对同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职能予以纠正和弥补,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顺利开展的有力保证。
对于民事行政检察职能来说,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包涵着法律监督的内容,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却不具有法定的法律监督形式。它是以非法律监督的形式从事监督的内容,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背离。现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审判进行法律监督的唯一手段,是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然而在民事审判中出现的诸如程序方面的轻微违法等一般问题;在执行程序中出现的诸如对判决或裁定的执行极可能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等问题并不能通过这种单一的手段得到解决。
(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实践中存在问题之原因探讨
1、现行立法的保守与粗略是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业务难以开展的法律障碍。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这一方面则显得过本文由收集整理于谨慎、甚至保守,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使得采用和开展民事检察建议工作困难重重。
2、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权力失衡是民事检察工作难以开展的体制障碍。民事检察监督权如何设置,直接关系到民事检察工作的实际效果,关系到具体的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具体运作。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抗诉权是民事检察监督权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但在实践中只不过是引起再审的一个条件,更不要说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权了。且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否采纳以及何时答复,法律未作明文规定。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作为一种法律含义“暧昧”监督方式,法院当然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种监督意见由被监督者决定的权力设置,不仅严重挫伤了监督者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达不到监督权设置的预期目的。因此在体制上保证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权力均衡并使之得到立法确认是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业务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
3、检法两家的认识分歧是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业务难以开展的观念障碍。从法院方面来看,长期以来形成的在民事诉讼中的独家办案、强调内部监督制约为主的格局,使之难以接受民事检察监督这一外部监督形式,甚至规避正面监督。在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的情况下,发展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工作阻力重重。
二、检察建议在司法监督的作用
依据检察建议在民事行政检察现阶段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将检察建议分为三种类型:
1、纠错型检察建议。是指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以及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指出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建议人民法院自行纠正的民事行政检察法律文书。
2、督办型检察建议。是指在办理民事行政检察具体案件过程中,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建议该机关予以改正的民事行政检察法律文书。
3、服务型检察建议。是指在办理民事行政检察具体案件过程中,对法人、其他组织在行政管理、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存在的具体问题,建议该单位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予以回复的民事行政检察法律文书。
三、完善民行检察建议监督的必要性
民行检察建议监督作为检察机关强化公正执法的补充和拓展法律监督的新方式,有利于民行检察工作的发展和强化,它能弥补立法的缺陷,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减少抗诉案件、解决审级矛盾,更有利于加强审判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因此,应赋予民行检察建议监督民行检察建议监督相应的法律地位。但目前民行检察建议监督在立法上还未得到应有的法律地位,所以它的法律效力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民行检察建议监督还不是一种有效力的法律监督。再者民行检察建议监督还未形成一整套法律监督机制,反而需要审判机关的支持、配合甚至认可,使民行检察建议监督难以发挥有效力的法律监督作用。针对规范、完善运用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的制度提几点如下建议。
1、将检察建议纳入法律规范,确立相应的法律地位。为了使检察建议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有效地运用,充分发挥其启动法院再审和纠错、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讼成本的重要作用,建议立法机关应当以法律形式确认检察建议这一监督方式。在相应的诉讼法中,予以明文规定。同时,要制定具
体的操作规范,做到名正言顺,才能使其具有法律效力。我们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情形的民事执行活动,应
当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并通过提出书面检察建议的方式对同级或者下级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本意见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情形的判决、裁定、调解,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通知当事人。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法检两家进一步规范检察建议对审判的法律监督,促进法检两家对检察建议实施的共同认识。
2、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检察建议执行情况的监督。通过实践证明,运用检察建议启动法院的再审改判和纠错,是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有效方式。这一作法可以减少诉讼环节和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应当给予肯定。目前,由于这一作法未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应当极力探索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督机制,加强对检察建议执行情况的监督。在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意见》第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应当依法履行,不得滥用监督权力;检察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应当追究责任人员的纪律和法律责任。”,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检察监督行为违法法律或者检察纪律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建议。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书面建议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的回复有异议的,可以通过上一级人民法院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建议正确的,应当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及时纠正。”《意见》加强对检察建议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落实作了进一步的规范。
3、检察建议自身应规范、严谨。作为一种法律文书,首先格式必须规范,内容必须详实,语句必须严谨,适用方法要得当,决不能粗制滥用。检察建议的直接对象必须是原判决裁定的法院。内容上必须详实、客观地叙述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或采用的证据或适用的法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依照法律应当怎么判决裁定,有鲜明的观点和意见。同时语句表述要准确,逻辑结构要严谨。
4、适用条件和范围要准确。运用检察建议的条件和范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作了明确规定,主要靠在办案中认真的掌握、灵活运用。特别是运用检察建议启动再审察件的条件掌握,对于“五类重点案件”不宜用检察建议启动再审。我们认为,检察建议目前在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操作尚不规范、监督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只能作为一种尝试。只适用于诉讼标的不大,法律关系明确,经与原审法院协商,法院对再审和事实依法都认可一致的案件。尽管诉讼标的不大、法律关系明确,但与原审法院意见形不成共识的,不宜适用检察建议。对于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依法不能启动再审程序的,或者对于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未影响实体处理的可以提出检察建议予以纠正。
篇2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
个案监督
检察顾问
循环监督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检察院为回应“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质问声中出台的，也是检察院为了应付司法腐败而主动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接受监督的政治姿态。由于这一制度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权力强制推行的一项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因而在一个习惯于“向上看”的国民思维里，讨论也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以“人民监督员”为关键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搜索，可检索到有关这一制度的论文38篇。从刊物机构来看，检察系统的有20篇。从内容上看，有20多篇是直接论证这一制度的正当性与有效性的；其他文章或者是解释这一制度的具体的运作，或者是谈自身的认识与体会，或者是在肯定的基础上谈如何进一步的强化与完善。时至今日，反对的观点几乎未见诸任何报刊。而关于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不同的观点，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本身就不很正常。本人作为一名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被推选为人民监督员，有幸成为这一制度启动的见证者与制度运作的亲历者，因而也就有机会从法理的视角对这一制度进行理性的评价与反思。我的观点非常鲜明：人民监督员制度不符合法治的精神与要求，与司法改革的法治主义方向相悖。
一、 关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客体
什么是监督？在广义上理解，现代法律监督制度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即有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作为监督主体对被监督对象(主要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合理性的评价，并对违法行为加以纠正的活动。狭义的法律监督，指专司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对立法活动、执法活动、司法活动的监督。[1]4 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监督都毫无例外地指向被监督对象的活动。根据这一理解，人民监督员的角色定位也就应该针对的是检察院司法活动的本身，而不是检察院司法活动的结果。 事实上，人民监督员设立的背景与初衷也是基于此考虑，旨在防止检察院办案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
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下列情形实施监督：（一）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二）拟撤销案件的；（三）拟不起诉的。对于这三类案件，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或公诉部门应当及时将书面意见和相关材料移送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并做好接受监督的准备。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工作应当依照下列步骤进行：(一)由案件承办人向人民监督员全面、客观地介绍案情并出示主要证据；(二)由案件承办人向人民监督员说明与案件相关的法律适用情况；(三)人民监督员可以向案件承办人提出问题，必要时可以旁听案件承办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有关人员陈述、听取本案律师的意见；(四)人民监督员根据案件情况，独立进行评议、表决。从这一程序的规定上，我们发现，人民监督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检察院的司法处理是否同意作出决定，因此，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对象也就主要针对的是检察院的具体司法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其司法行为的本身。换言之，人民监督员对检察院的监督是个案的业务监督。
对司法个案进行业务监督，其条件是监督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法律专业水平。也正是因为这一要求，《规定》要求“人民监督员应当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政策、法律知识。” 如果“人民监督员不具有法律知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确认单位解除其职务。”因此，人民监督员的工作性质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司法活动的业务，希望通过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来起到把关的作用，或者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获得人民监督员的认可从而获得社会的公信力。至于要求人民监督员监督办案人员是否存在腐败则是次要的。人民监督员只是通过其个案的业务监督从中去发现检察院的违法乱纪。《规定》要求“人民监督员发现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的，可以提出意见。”就表明了人民监督员对检察院的违法乱纪行为的监督职能只是附带的，从属于对司法个案的业务监督。
但是，这种来自外在的对司法个案的业务监督在理论上却是不符合法理的。司法合法与否的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不同：一是，内部评价是业内专业人士的评价，外部评价是业外人士的评价，两者相比，前者更具有专业上的权威性。二是，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的标准不同，内部评价以程序正义为标准，否认性评价为“违法裁判”；外部评价则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当司法裁判与案件事实不符时，否认性评价往往为“错案”的结论。[2]99 因此，两者比较，前者具有法律性，后者具有社会性。三是，内部评价是案件亲历者的评价，外部评价是案件非亲历者的评价，两者相比，前者更具有事实上的说服力。
对司法的个案监督的前提往往是建立在法律具有确定性假设的基础上。而关于法律是否具有确定性，美国法律现实主义早就将其归结为一种“基本的法律神话”，是一种“恋父情结”的移情反应。[3]293-295 法律的确定性只具有相对性：第一，在时间上，法律只有在确定的时间段是确定的，因此评价的依据只能是当时判决的依据；第二，在空间上，法律的确定性具有值域，即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是确定的，而在法律范围外则是不确定的。[4] 因此，当不同的监督主体用不同的标准去监督司法判决时就可能对是否是有错产生不同的认识。正因为法律的不完全确定性，各国对司法的监督也仅限于司法人员的行为，只要其行为并不违法，其司法的合理与否都必须受到尊重。[5]
也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这种来自外在的对司法个案的业务监督在学术界往往遭人诟病，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就经常被人们视为干预司法独立的表现。 只不过，在人大的个案监督中，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是被动的，而在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中，作为被监督者的检察院则是采取了主动的姿态，这在政治意义上是不同的，当然也只是政治意义！
二、 关于人民监督员的角色定位
正因为司法评价具有专业性、法律性以及要求司法的亲历性，因此，对司法的外在监督也就只能集中于被监督者的行为上，即监督办案人员的行为是否有渎职、违法和乱纪。至于对其司法的处理结果是否合法往往是由司法内部的机构和专业人员来进行评价，这也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如检察院的起诉是否成立由法院裁判，法院对一审是否合法由上诉终审来判定，对有效力的裁判有争议则由法院再审以决断。因此，人民监督员的这种外部评价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威性，从而也就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与效力。这一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推行这一制度时不可能不知道，而如果知道，那么最高检察院在设计这一制度时就不能不考虑回避这一点。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推行这一制度时，其实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外在的个案业务监督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导致的对人民检察院的不利。因此，《规定》第二十五条只是要求将人民监督员对办案人员司法处理的表决意见上报，供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参考。这就表明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在检察院看来仅具有参考的价值，具有咨询与建议的性质，并无实际的效力因而也就无实际的意义。尽管第二十五条还规定“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应当认真研究人民监督员的不同意见。”但“认真研究”只是一种态度，除了饱含人民检察院虚心接受人民监督和向人民虚心学习的政治意义外，并无实际的约束力。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中的谨慎措辞就充分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该问题的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并为人民监督员这一外在角色的“顾问”性质进行了精确的法律界定。因此，人民监督员的角色虽然名为监督其实只是顾问一职，这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这一制度所宣称的理由与名称并不相符，人民监督员名为“监督员”实为“检察顾问”。实践中人民检察院也总是希望人民监督员尽量来源于法学院的专家和学者，从这一点也足可以看出检察院的良苦用心。当然，也正因为人民监督员只是一个“顾问”的角色，人民检察院才可以不必经过人大的立法，而可迳由自己根据便宜而创设。
当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设计和推行这一制度时并没有采用“检察顾问”一说，而是借用了“人民监督员”的名称。但是，也正是这一借用，其改革的内在用意也就透露无遗：既不想陷入个案监督的困境，又想表现出自己积极接受监督的政治姿态。人民检察院这种矛盾心理通过“人民监督员”的称呼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反应。因此，在笔者看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重要性依然还是一种象征意义，即象征着人民对司法的参与，象征着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活动同样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作为这一制度的推行者最高人民检察院来讲，其实际上的意图则是试图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来吸收和化解社会公众对检察院司法现状的失望与不满，这种策略更多的还是基于一种政治性的考虑。并且，用苏力的话来讲，就是，这种满腔热情的司法改革的背后未必就一定不是出于改革者私利的动机，比如努力展示自己改革者的形象、突出自己的改革政绩。[6]195 这种基于政治策略所支持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就注定了它不成为，也不能成为一项具有实际法律效果的司法改革。
三、 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性
如果说人民监督员只是一个顾问的角色，那么，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有没有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顾问的建议性质与司法性质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冲突。但是，由于人民监督员是以监督的名义出现的，而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这一制度所一再宣称的也是呼唤监督，因而人民监督员制度也就存在人民监督员对司法业务进行个案监督被不断强化的可能。 事实上，人们也是从“监督”的角度去理解和接受这一制度的，因而，关于这一制度的正当性人们也就主要是围绕“监督”而展开。因此，本文对于其理论基础的证伪也就主要基于“监督”角色能够成立的这一假设来进行。本文所要证明的是，即便是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角色能够成立，目前理论界为这一制度所寻求的正当性理论基础也不能成立。
许多学者在证明人民监督员这一制度的正当性与优越性时，虽然角度不同，但无一例外地将其理论基础建筑在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之上，[7] 认为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司法民主的内在要求。[8] 由于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在我国也逐渐深入人心，因而也就极易博得人们的理解与支持，大有反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就是反对人民民主的嫌疑。很多学者认为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来自于人民。因此，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参与司法的方式，是主权在民精神的充分体现。有学者在论证这一观点时认为，法官和检察官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因此，司法权并不具有民主性。而人民监督员与人民陪审员一样直接来自于人民，因而也就更具民主性。我们认为，“对民主的理解应从制度层面去理解，司法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产物。”[9] 司法制度是民意的反应，司法人员是人民代表选举产生，这就足以表明司法人员具有民主的正当性。[10]486 而人民监督员虽然来自人民，但并没有经人民选举，实践中往往来源于司法机关的指定。因此，人民监督员的民主性并不必然高于检察官的民主性。主权在民体现在制度设计上的民主要求，而不是人民直接参与司法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主权在民而要求事事由民直接行使，正如股份公司的许多经营管理权是由董事会掌管，而不是由公司股东直接去行使一样。
司法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的活动，要求人民直接参与司法无异于否定司法的专业性。司法的专业性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由专业外的人员直接行使司法的权力，专业外的人员的权力仅限于对司法者行为的监督。如果外在的人民监督可以直接介入司法过程的业务，那么，社会上所有的办事机关的业务都必须有同步的监督员与之并行，而不仅仅是人民检察院，还包括人民政府、人民公安，甚至人民医院。如果外在的人民监督员对检察院的个案可进行业务监督，就还必须要求人民监督员比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更懂法律，更懂司法，也就要求人民监督员必须通过比司法考试还更严格、更专业的资格考试。而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由人民监督员直接代替检察院径行司法岂不更有效率。也正是因为公司股东不懂经营才授权懂业务的董事经营，因此，尽管司法权力来自人民，但人民既然已经授权，就应当相信自己的授权是基于对被授权人员业务能力的信任，即被授权的人已经具有相应的业务能力。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已经为此提供了最为充分的理由，法律职业入门的司法考试其实就已经表明司法人员已经取得从事司法业务的资格。许多学者在论证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性时往往以人民陪审员制度来加以说明。殊不知，来自于人民群众中的人民陪审员的“陪而不审”其实就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就表明了人民陪审员“陪而不能审”的业务能力严重缺失的问题。
四、 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有效性
转贴于 当然，人民监督员并不是直接行使司法的权力，而是监督司法权力的运行。因此，许多学者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权力制衡的功能意义上去支持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性。这一制度的推行者以及支持者普遍认为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权力制衡的功能，可以有效地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防止司法腐败行为的发生。如果说这一制度能在实践中的确有效，其它的争论都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有效性就可以证成其正当性。无容置疑，权力需要监督，但是，一项“有效的法律监督必须是法律上的、法律规定的，监督主体的监督行动应能启动法律程序以对监督对象施加影响。”[10]479 而目前正在实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却对检察院的司法行为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其意见仅具建议、批评、咨询、言谏的性质，法律化程度极低。并且，人民监督员因为缺乏监督激励，因而其监督的有效性也就可想而知。而如果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强化人民监督员意见的实体影响，则不免陷入对司法个案业务监督的泥沼，形成对司法的干预。正如学者指出的，“监督虽然不同于干预，但却可能构成干预。所谓既监督又不干预司法，在实践中不但模糊不清，且难以操作。”[11] 313而如果维持目前人民监督员意见的建议性质，则不免又让人想到“作秀”，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义与效果由此也可见一斑。
更为担心的是，由于有了人民监督员制度，更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这一制度有政治策略因素的考虑，人民监督员制度非但不能起到监督的效果，相反，还可能制造一种更为可怕的制度性腐败的诱因。因为，人民监督员的出现制造了一种分权的假象，然而即使是这种权力的假转移，却在事实上可能导致人民检察院责任的真转移。当检察院办案人员独立办案并独立作出决定时，就意味着办案人员必须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因而办案人员也就被科以了谨慎司法的义务。而当办案人员的决定还必须征得人民监督员的意见时，哪怕只是意见，也意味着其司法处理的决定并不是其一人所定，特别是人民监督员是专家学者时，其推卸责任的理由就变得更加的充足和正当。因此，当检察院办案人员将一个司法不公的处理结果通过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程序，如果能获得人民监督员的同意，实际上就意味着一个不公正的处理有了更多的人来分摊责任，因而也就有效地减轻了办案人员的负担，而目前司法机关普遍实施的错案追究制也就在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安排下被巧妙地被规避了。 尤其是，社会对检察院司法行为的不满通过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而有效地化解了，或者说，检察院借助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成功实现了自己责任的“位移”。因此，一个可以推断的结论是：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实际意义在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这一制度的政治策略得到了最为充分的满足。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人民监督员在对司法是否合法作出评价时，由于没有直接亲历案件的司法全过程，其信息主要来自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的介绍，因而，其判断的客体就具有间接性和传闻性；加之介绍人难免已经渗入主观价值判断，因此，人民监督员的判断客体也就难免失真或变形。尤其是，由于检察院办案人员在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时，其本人就已成为办案的利害关系人，检察院办案人员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对案情的介绍往往会筛选和加工。于是，在人民监督员的所谓的监督关系中就已经蕴含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关系。 检察院办案人员的业务上的专业性、司法的亲历性以及涉及其个人利害的考量等因素决定了办案人员在介绍案情、出示证据、说明法律适用以及回答人民监督员的提问时都掌握着话语上的主导权。从实践来看，人民监督员程序的展开过程其实也就是人民检察员对人民监督员的辩解与说服的过程。而人民监督员基于其自身的业务认识和司法亲历等局限，监督的最后结果往往是“被说服”。
并且，人民监督员这种“被说服”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法律认识与信息来源的限制，而且还因为人民监督员与检察院因制度构建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而变得更容易。人民监督员来自检察院系统外，因而也被认为是体制外的监督，这也是检察院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之所在，试图通过引入外在的监督机制来化解甚至消除司法不公的社会形象。尽管如此，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开展却须臾离不开检察院的组织与管理。第一，作为人民监督员的办事机构，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由检察院设立，并由专职的检察干部负责；第二，虽然《规定》“参加案件监督的人民监督员，应当在人民监督员名单中依照排序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但由于人民监督员为兼职，与其自身工作难免发生冲突，因此，实际操作中往往是由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确定；第三，人民监督员是否应该回避监督，由人民检察院决定。检察院对人民监督员人选安排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就决定了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被动性以及监督结果的预先可操控性。尽管人民检察院对“监督”进行操控只是一种可能，但那也是存在这种可能，并且这一“可能”还是检察院自己设立的。因此，正是这一程序的安排，人民监督员的外部监督也就有效地转化成了检察院的内部监督，当人民监督员本身就是人大代表时，这种外部监督转化为内部监督就表现得尤其明显， 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创设这一制度时所寄予的“监督”与“反腐”的意义也就在这一制度的安排下而被消解得无影无踪。
进一步的问题还有，人民监督员制度尽管不产生监督效益，监督成本的支出却不因无收益而不支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立无疑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开支，为此国家财政专项支出。由于人民监督员只享有有限的通讯补贴，加之兼职，实际开支的经费并不多，因而为人民监督员办公而列支的大部分经费就转化为人民检察院的办公经费。并且，检察院还可以为设立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而增加编制，设置职位，安排人员。因而，人民检察院从这一司法改革中不仅仅是获取了政治收益，而且还获得了额外的财政补贴及其他人事利益，从而真正成为人民监督员制度这一司法改革的最大受惠者，当然就有可能因为这一双重受惠而成为这一司法改革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
五、谁来监督监督者？——关于循环监督的问题
在中国人的潜意识思维里，一提到腐败，就想到要加强监督，企图从加强监督中寻找到救治司法不公的良药。无疑，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出台就迎合了国人的这一心理需求。西方有一个关于和尚分粥的故事，说的是有七个和尚，每餐每人一碗稀饭。但是由谁主持分稀饭却是一个不放心的问题，因为资源的有限性与权力的扩张性必然导致分稀饭者利用权力营私舞弊。西方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分者最后端”，有效地化解了不公正的难题。但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却是通过监督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先是试图找到一个“大公无私”的老刘来主持分配；发现老刘并不可靠后，又找到另一个也是“思想觉悟高”的老李去监督老刘；发现老李也有问题时，又派“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老张去监督老李。这就是中国人的监督情结。[5] 这种层层架屋的监督方式除了文章前面所提到的导致监督成本（国家财政）的不断上升外，其致命的缺陷是陷入“谁来监督监督者” 无限循环的怪圈中。层层架屋的监督方式始终是将希望寄予监督者的道德品格上，制度的运作成功依赖于监督者的“道德自律”，因而也就决定了这一监督方式从根本上来讲就不是一种法治设计，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悖论由此凸现。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在全国上下一片司法改革热的背景下出台的，但司法改革的大背景并不能证明其改革的内容就一定具有法治的内涵与意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有效展开取决于人民监督员本人的责任心，而对责任心的约束则取决于人民监督员个人的内心品质。道德品质的不确定性与非普遍性往往滋生出行为上的机会主义，因而，寄托于个人道德品质基础上的制度，其获得的一个好的结果往往是出于偶然。机会主义是人治的特点，而法治主义是不讲机会主义的，结果的偶然性恰恰是法治主义所要防范的。
引进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机制是基于司法人员对腐败病菌不具有免疫力的认识，但是作为实施监督的人民监督员对司法腐败的病菌同样不具有免疫力。人民监督员有了监督的“权力”，即使是表象上的“权力”，也就同样有了被腐蚀、被拉拢的可能。司法人员不能幸免，人民监督员也不能幸免。并且，人民监督员因为不是本职工作而更表现得更超脱因而也就更不可能幸免。 因此，韦伯所倡导的形式理性在这里并没有出现。人民监督员被腐蚀、被拉拢的腐败问题又由谁来监督呢？我们是否有必要再引进监督机制来对人民监督员进行再监督呢？因此，当检察院对“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后，又制造了新的“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循环监督的制度设计将永远没有止境，因而也就永远不可能为这一连续的追问提供一个确定性。
司法的工作是一种判断性的工作，它既不同于立法，也不同于行政。其判断的性质本身就要求外在的影响越少越好，独立性是其首要要求。因而，人民监督员制度这种来自外系统的监督就不一定是帮助，而可能是影响司法的独立性。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西方的司法制度及其司法队伍，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一个行业性的群体而言，伦理道德水准的高下主要并不取决于来自外部的监督和控制，关键的因素在于是否能够建立严格的自治与自律。如果司法透明，公开结论与论证，公开不同意见，公开法律文书，行业的自律与内省的监督机制就会发挥起作用。如果司法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声誉，司法者就不太可能冒违法的职业风险。并且，这种良好的职业声誉也会成为其不断上进的动力，以较好地维护自己的职业形象。来自职业自治体的良好的职业评价所给人的激励远胜过来自自治体外的严密监督。说到实质，司法的自治与自律的关键还在于司法独立。而我们目前不断强化的监督制度其实恰恰是与司法独立的目标越来越远。越是监督，司法越是不能自主。因此，我国目前所要进行的司法改革，在笔者看来，“更多的不是监督，而是对法官进行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的司法改革，改变法官的行政管理模式，同时将法官从地方权力系统中解放出来。”[5]
在结束本文处，本人想补充说明一点的是，文章只是批判了眼下正流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并非一律否定所有的监督所起到的作用；本文着重于批判与反思，却无力构建一种有效的具体制度。虽然这于现实并无切实的积极效益，但至少不至于如人民监督员制度一样产生一种负效益。并且这种批判与反思反思对于将来的构建还是一个前提。但愿这一补充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人们此后进一步的思考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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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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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05.
Critique of the People Supervisors System
篇3
【关键词】病毒性心肌炎；诊断与鉴别
患者女，33岁，因“全身酸痛伴发热4天”入院。4天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全身酸痛、发热，体温高达39.3oC，伴上腹胀痛及胸骨后闷痛，持续不缓解，感胸闷、气促、心悸、头昏；恶心、呕吐，进食即吐。1天前就诊我院急诊，查肌钙蛋白、心肌酶谱显著升高，血象升高，胸片正常，心电图示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考虑“心肌炎”，经治疗稍好转，为系统治疗入住我科。体查：血压97/75mmHg，心率81次/分，咽部未见扁桃体肿大及白膜。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音，心界不大，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肝脾未扪及，未见肠型蠕动波及腹肌紧张，肠鸣音正常，全腹无压痛、反跳痛。既往无高血压、糖尿病、甲亢、风心病病史。入院心电图示：窦性心律，100次/分；STv1-v2弓背向上抬高；III度房室传导阻滞，加速性室性自主心律。血常规：WBC11.94*109/ L，#NEUT10.37*109/L，%NEUT86.8%。cTnI85.05ng/ml， CKMB168u/l，血淀粉酶110u/l，CRP96.03mg/l，肝肾功、血脂无明显异常，床旁心脏超声未见心包积液。患者经扩容、升压、抗感染、减轻炎症反应、抗心律失常等治疗后血压仍降至77/45mmHg，后出现室颤，抢救无效死亡。
诊断与鉴别：
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需排除其他疾病引起的心肌损害[1]，故先阐述如下几个问题：
1.患者全身酸痛、高热，考虑感染所致；血象升高，但无咳嗽、咯痰等症状，体查咽部无白膜，肺部无干湿音，肝脾无肿大，无中毒面容及玫瑰疹，胸片正常，不支持白喉、伤寒、肺部化脓菌感染等细菌感染性疾病，酸痛、高热考虑病毒感染所致。
2.患者年轻女性，无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高危因素，且胸痛呈持续不缓解，虽cTnI、CKMB显著升高，心电图示STv1-v2弓背向上抬高，患者发生血栓堵塞血管的可能性不大，不考虑冠心病 急性心肌梗死。
3.患者既往无胃溃疡、胆道疾病病史，体查腹部无明显异常，血淀粉酶110u/l，排除急性胰腺炎可能，恶心、呕吐不考虑胃肠道疾病所致，当为心肌损伤、心力衰竭引起内脏瘀血所致。
4.自身免疫性疾病多为多个脏器损害，多伴有关节疼痛，患者肝肾功能正常、胸片正常，无关节疼痛、否认既往有免疫性疾病病史，故不考虑自身免疫性疾病致心肌损害。
参照1999年全国心肌炎心肌病学术研讨会确定的诊断标准[2]，结合如上阐述，诊断重症病毒性心肌炎（暴发型）的原因如下：
1.患者有病毒感染病史，感胸闷、头昏、心悸。
2.患者心电图出现心律失常且进行性改变（由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发展为III度房室传导阻滞），STv1-v2弓背向上抬高。
3.cTnI、CKMB显著升高。
4.患者心力衰竭，血压低至77/45mmHg，提示心源性休克，故为重症。
5.患者病毒感染4日后即出现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严重心律失常，分型中属暴发型。
本病例缺乏病原学检查结果，为临床诊断。
参考文献
篇4
一、指导思想
街镇财政管理是全区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行街镇政府采购制度是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重要举措。街镇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坚持依法推进，协同推进，稳步推进，其实施的办法、步骤与要求，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有关制度的规定。通过街镇政府采购制度的推行，使街镇政府采购行为进一步规范，财政支出管理进一步强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提高
二、基本原则
（一）依法、稳妥原则。按照《政府采购法》以及财政部、**市、**区有关规定要求，坚持公正、公平、公开、依法推进，集中采购范围逐步扩大。既要按照规定程序要求实施，又要兼顾街镇实际情况，切实提高政府采购的实效。
（二）分工、协调原则。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工作机构，除承担政府采购统一管理、监督和集中采购的法定职能和职责外，还要负责协调好街镇政府采购工作推进中的相关事项；街镇要按照现行财政管理体制要求和区政府采购工作的总体部署，切实贯彻落实好政府采购各项制度。
三、街镇政府采购监管机构及其职责
街镇实施机构改革以后，各街镇原财政所（财政科）所在机构（经济发展办公室或财经管理事务所）承担街镇政府采购工作管理职责，业务上受区财政局指导。
其主要职责：1、根据区财政局的总体部署，组织开展政府采购管理工作；2、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法》和**市、**区政府采购有关规定；3、组织街镇年度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计划的编制、审核工作；4、审核拨付街镇集中采购资金；5、督促检查本级预算单位政府采购工作；6、及时向区财政局报送政府采购信息报表。
四、街镇政府采购范围
街镇各部门、各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上级拨入资金等各类财政性专项资金)获取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采购活动，均要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并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
政府采购范围包括集中采购范围和分散采购范围。原则上，街镇政府采购范围要按照当年区财政局的、经区政府采购委员会审议的《**区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执行。为了稳步推行街镇政府采购制度，2009年将集中采购目录“货物”中的“机动车（除摩托车外）；台式、便携式计算机；空调器、中央空调设备以及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多功能一体机等办公用品”作为本街镇集中采购范围委托区集中采购机构组织实施；2010年再逐步扩大集中采购范围。工程项目按照区府办**号文执行并纳入街镇政府采购统计范围。
五、工作步骤
（一）街镇政府采购预算编制与审批
各街镇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时应同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列明采购项目及资金预算，并按预算管理权限和审批程序报批。
（二）街镇政府采购计划编制与报审
在政府采购预算的基础上，各街镇采购单位依据公布的《**区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和本意见规定的街镇政府采购范围，拟订本单位年度采购计划，明确采购项目名称、数量、规格、性能、需求时间、预算金额等有关内容，报本街镇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审查。
（三）街镇政府采购计划审核与批复
街镇管理机构对采购单位上报的年度采购计划进行审查，并根据集中采购目录和本意见相关规定提出采购形式（集中采购还是分散采购）建议。同时将审核的情况、采购形式建议汇总上报区财政局审核（附表1）。区财政局审核后返还街镇管理机构，再由街镇管理机构批复下达到各采购单位。
（四）街镇政府采购委托与合同
1、采购单位根据批复的集中采购计划，委托区政府采购中心采购，并办理委托采购事宜。涉及工程建设项目的政府采购，按区府办**文有关规定执行。街镇采购单位应按照区政府采购中心要求，做好配合工作。
2、对于非集中采购项目，采购单位可以委托区政府采购中心采购，也可以委托有政府采购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采购，也可以自行实施采购。
3、采购工作完成后，由采购单位直接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采购人再做好采购资料归档。其中属于集中采购项目的，有关采购资料和合同应报街镇管理机构备案。
（五）街镇政府采购形式或采购方式变更处理
对按规定应委托集中采购机构组织采购的项目,采购人因特殊需要实行自行采购的,或因特殊原因确需改变采购方式的（例如将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项目改为竞争性谈判），必须在采购活动开始前报区财政局批准（附表2）。上报材料要写明改变采购方式或改变采购形式的原因。
（六）街镇政府采购验收与结算
1、采购项目的验收由采购单位组织，对货物、工程或服务项目有特殊要求的，可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组织验收并签署验收意见。
2、资金结算时，属于集中采购项目的采购，采购单位凭发票复印件、合同和验收证明，经街镇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统一结算；属于分散采购的项目由采购单位自行结算。
（七）街镇政府采购信息报送
街镇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应按季度编制本街镇政府采购信息报表，并在季度结束后首月的三个工作日内将本街镇政府采购情况报送区财政局。
六、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街镇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涉及到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各街镇和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推进政府采购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树立依法采购观念，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促进街镇政府采购规范运行，切实发挥政府采购制度作用。
（二）加强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制度创新和观念转变，也与管理规范紧密相关。各街镇必须结合本街镇实际情况，加强组织领导，研究制订相关管理办法和工作程序，特别是要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制度，实行政府采购预算与财政年度预算的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做好政府采购计划编制工作。各街镇要建立由监察、财经和审计等部门人员参加的政府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分管领导，加强本街镇政府采购工作的指导和协调。
（三）进一步加强宣传和培训。区财政局、各街镇要加强《政府采购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做好对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培训工作，增强采购人依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和保护合法权益的意识。不断提高政府采购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以适应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工作的需要。区财政局负责指导和组织培训力量；街镇负责落实场地、组织人员和提供必要的支持。
（四）明确职责、加强监管。要建立以财政部门为主，监察、审计及其他有关部门共同配合的有效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职能，强化对政府采购行为的约束，确保各项政策的落实。
区财政局负责政府采购形式和政府采购方式变更审批工作，按法律规定权限受理本区政府采购采购活动中的投诉事项，其他日常监管由各街镇政府采购管理机构负责。
区监察局负责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和具体操作活动以及政府采购工作人员在采购活动中出现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的行为进行查处。
篇5
关键词：行政处罚，依法监督，人性化，契合
1.概念
1.1消防行政处罚：消防行政处罚，是指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所给予的惩戒和制裁。实施消防行政处罚要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实施消防行政处罚的主体要合法；第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了违法行为；第三，被处罚者实施违法行为时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的过错；第四，必须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幅度之内实施，法律、法规、规章无明文规定的不得处罚；第五，程序要合法。
1.2执法人性化：就是执法者遵循法律的具体规定，在尊重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依据正当的程序进行非歧视的、理性化的执法活动。人性化执法一个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执法者的权利是受制约与监督的，它的底线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
2.行政处罚现状及存在问题
2.1消防行政处罚的现状
（1）执法环境难
改革开放以后，非公私有制企业不断涌现，招商引资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它是一种政府行为，因此，在各种审批中，政府干预大。由于公安消防部队是受地方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经费的投入全靠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要想赢得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必须解决党委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由于受各种“人情”因素影响，导致在消防行政处罚过程中执法环境难。
（2）消防执法人员少，法律素质亟待进一步提高
消防安全工作涉及到各行各业，任务十分繁重，而中等城市的县区平均仅有消防监督执法人员3人左右，消防监督执法人员数量普遍不足，不能满足监督执法的需要。近年来，各级公安消防机构都通过继续教育、在职教育等形式大力加强了对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的素质教育，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文化素质基础和专业基础存在差异，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的提高程度也参差不齐，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式需要，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法律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论文参考。
2.2消防行政处罚中存在的问题
（1）消防行政处罚'三多三少'
由于消防执法人员还存在'便于执行'等思想，消防行政处罚还存在'三多三少'问题。论文参考。一是处罚种类运用上财产罚多，行为罚、声誉罚等少；二是处罚对象上对个人处罚多，对单位处罚少；三是在查处违法行为上对过失火灾等直接违法行为多，火灾隐患少。
（2）证据收集上存在片面性
消防行政处罚少数案件在证据收集上还存在证据不足、孤立、收集证据片面等问题，如仅有询问笔录，而缺乏检查笔录、影像资料、现场物证等证据辅证，证据之间没有形成锁链，不能相互映证；在收集证据时只收集证明相对人有错的证据，而没有注意收集能证明相对人无错或有加重、减轻处罚等情节的证据。
（3）在法律文书方面存在的问题
有个别处罚案件还存在法律适用不准确、引用法律条文不全，处罚理由不正确、程序不合法、自由裁量不合理等问题。如未超过听证要求的3天时限就作出处罚决定等。
3.强化消防监督执法工作人性化的背景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口号;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思想。
牢固树立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把工作的着眼点放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明确“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要真正体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事为民所办”,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自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不伤害群众,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全力以赴为人民谋利益的指导思想。论文参考。
4.行政处罚中如何使依法监督与“人性化”执法相契合
4.1要提高自身执法素质，做到依法监督，严格执法
人们理解依法监督，严格执法实质上是对人民群众负责。 “人性化”执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并非是对被监督者一味的迁就，它有待于消防执法观念的转变和执法素质的不断提高，因而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特别是要加强执法权力观、执法地位观、执法利益观的教育，要培养的是我们消防队伍的服务意识、正义感和社会良知。
4.2建立消防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消防执法阳光工程
通过增加消防执法的透明度，发挥社会的监督作用，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消防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开消防行政处罚的范围，目的是让公民举报消防违法行为，增加消防部门的案源，从而加大对消防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社会的监督，还可以对'说情'、'打招呼'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二是公开消防行政处罚的程序、依据、幅度、处罚结果、办案人员等，目的是让公安消防机构接受社会的监督，杜绝违法行政和不作为，使消防行政处罚做到公正、合理。
4.3加大内部执法监督检查力度
进一步完善消防行政执法责任制、责任追究制、执法质量考核评议等内部监督机制。重点加强内部执法监督机构建设，提高内部执法监督员素质，加强对内部执法的督促检查，建立定期的执法监督通报制度，通过内部执法监督检查，纠正不适当的消防行政行为，督促执法人员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4.4要文明执法、热情服务
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人性化”，或者说是人文关怀，归根结底是基于我们人类共有的'同情心'，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尊重与关爱。藉此塑造执法人员形象，彰显人文内涵。这就要求广大监督干部在刚性执法的同时，要学会尊重人，要以人为本，服务为重。我们全部的执法权，都是人民给予的。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每一个监督干部带着感情去执法，换位思考来监督，在严格执法的同时，以人为本，服务为重。
4.5处理好灵活与原则的关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
消防执法人性化要求监督执法人员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责任感、较强的业务水平为基础,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面、没有坚定的政治责任感、没有较强的业务水平,就无法处理好工作中灵活与原则的关系,就不能在工作中体现人性化的优点。比如在处罚过程中对自由裁量权的应用,对同一案件性质、情节的认定都可能受到其个人素质、水平经验、利益、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偏差,基于以上原因,使得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违背依法授权的目的。要找准依法监督与“人性化”执法的结合点,关键是要把握好执法的刚与柔，只柔不刚，法无权威；只刚不柔，难得人心。
以人性化的手段开展消防执法工作，这只是回归到执法的常态上来，这一回归的突出意义在于通过'人性化'执法推动依法治火的进程。相信把握好依法监督与“人性化”执法这个尺度，行政处罚中的困难与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篇6
为此,结合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实际,全县纠正人员384人,其中宣告缓刑人员329人,保外就医4人,剥夺政治权利18人,假释30人,管制3人。分布在全县24个社区矫正机构(乡镇司法所)。经检察机关实地检察和走访,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脱管失控65人,脱管失控人数较大;二是职务犯罪脱管失控人数较大,占脱管失控人数的50%;三是由于乡镇司法所大多数是一人所,矫正队伍力量不足,因而大部分矫正人员只是建立了矫正档案,没有落实监管措施;四是由于矫正队伍力量不足,没有对矫正人员组织学习和参加社区公益性劳动。五是矫正人员外出打工的较多,由于异地委托矫正的法律程序不明确,造成矫正人员的矫正费用增大,同时也加大了矫正成本。六是社区矫正人员符合减刑条件而没有达到依法减刑的。七是社区矫正人员应当依法收监的而没有收监。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确有必要对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和改进检察统计报表的建议:
一、社区矫正监管活动纠正违法具体内容(月报表):
(一)对人民法院、监狱、看守所行为的纠正
(1)人民法院、监狱、看守所没有依法送达监外执行法律文书,没有依法将罪犯交付执行,没有依法告知罪犯权利义务的;
(2)人民法院收到有关机关对监外执行罪犯的撤销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建议后,没有依法进行审查、裁定、决定的;
(3)对依法应当减刑的监外执行罪犯,人民法院没有裁定减刑或者减刑裁定不当的;
(3)公安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应当作出对罪犯收监执行决定而没有作出决定的;
(4)监狱、看守所应当将罪犯收监执行而没有收监执行的;
(二)对司法行政机关行为的纠正
(1)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及时接收监外执行罪犯,对监外执行罪犯没有落实监管责任、监管措施的;
(2)司法行政机关对违法的监外执行罪犯依法应当给予处罚而没有依法建议处罚的;
(3)司法行政机关对依法应当减刑的监外执行罪犯,没有提请减刑或者提请减刑不当的;
(4)监外执行罪犯刑期或者考验期满,公安机关、监狱、看守所、司法行政机关未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和履行相关程序的;
(5)监外执行罪犯出现脱管、漏管情况的;
(6)司法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没有落实矫正、监管、教育和帮助措施的;
(7)司法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每月教育学习时间达不到八小时和参加社区服务时间达不到八小时的;
(8)其他依法应当提出纠正意见的情形。
以上行为应当列入监外执行监管活动情况月报表(纠正违法)
二、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减刑建议和收监建议纠正违法内容(半年报表)
(1)监外执行罪犯符合减刑条件的,而没有提请减刑建议的; (2)监外执行罪犯不符合减刑条件的,而提出减刑建议的;
(3)对依法提出减刑建议后,没有报送检察院监所部门审查的;
(4)对报送减刑建议材料,不齐全的;
(5)没有听取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的。
(6)依法应当提出撤销缓刑、假释的建议和收监执行建议,而没有提出的;
(7)对提出撤销缓刑、假释、收监执行的建议,没有报送检察机关监所部门审查的;报送材料不齐全的;
(8)没有将检察机关审查的检察意见载入撤销缓刑、假释、收监执行建议书的;
以上纠正行为应当落入监外执行检察情况半年表。
篇7
公益性政府投资管理领域。
关键词：政府投资 制度设计 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我国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控制实行的是投资概算控制制度，项目投资原则上不能超过批准的投资概算。从2003年7月1日开始在全国实施《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决定了建筑施工合同宜采用固定单价合同。
然而，在工程量清单招标采用固定单价合同结算模式下，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的结算价却大大超过合同价似乎几成惯例。据2009年送审项目的统计，某市公共性政府投资项目的结算百分之百超合同价。“三超”现象，仍是政府投资管理的顽疾。如何设计合理监管制度，对政府投资项目实行有效合理的约束和控制，已成为急需研究的课题。
相对于非政府投资项目而言，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的主体是政府，但政府业主也不是真正的所有者，履行的只是托管人的职能，表现为：
首先，政府作为全体公民的人对公共性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管理；
其次，在行使人权力时，政府又必须委托特定的主体来完成，如将投资决策权委托给发改部门，资金占用权委给财政部门，审计监督权委托给审计部门，项目实施管理权委托给项目建设单位。这时，这些部门就成为人，政府则变成委托人；
最后，为实施项目建设，项目业主又必须将设计、施工、监理等委托给相对应的单位。
这样在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多层委托关系。
经济学上委托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及不对称信息的交易，交易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人，另一方称委托人。信息不对称指的是交易双方掌握的有关交易信息在准确性、全面性、及时性、连贯性方面存在差异。
由于委托人和人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各自追求的目标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于是便产生了问题，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指委托人在交易中处于信息不利地位，不了解方的真实情况，可能把事情交给最不称职的方，导致事与愿违，获得最不利于自己的交易结果。而道德风险则是指关系形成后，在机会主义的动机下，方利用其信息优势会隐瞒对委托方不利的信息和行为，让委托方遭受损失，方则通过损人而实现利已的目的。
委托和信息不对称原理告诉我们，公益性政府投资监管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行之有效。
目前，我国大部地区在实施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过程中，仍沿袭计划经济下的传统管理模式：由政府部门出面临时组建项目法人，这种法人的组建方式一般为：项目班子临时组织，项目负责人由政府任命，项目班子成员由负责人或部门确定。
这种建设项目的组织管理模式的缺陷具体主要表现如下：
1、法人缺位。由政府部门出面临时组建的项目法人，不具自负盈亏和自主决策的独立地位，项目管理权来源于上级行政的多重委托而非经济委托。在本质上一定程度存在政企不分和责任主体不明确的问题，一次性业主，项目班子代表政府管理，经济形同虚设，造成主体法人缺位，给人有机可乘。
2、建管同体。我国公益性投资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资金，而现有的管理模式，项目法人又常常是该项目的主管部门，如水利工程由水利部门作为业主，公路工程由交通部门作为业主，市政工程的业主也由建设部门承担。在这个共同体内，建设单位、使用单位、设计、施工、监理一应俱全，都归属于同一个上级主管部门管理，属于典型的“同体监理”“同体设计”“同体施工”和“同体建设”，临时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有自身的利益要求。
3、问题。目前我国建筑市场已形成了以业主为发起方，以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供应商为主的承建方，以监理单位为主的中介服务三元市场。业主通过委托监理单位对项目的进度、质量、造价进行监控和协调。但由于各项目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项目主业仅仅对工程建设的质量和建设进度负责，无需承担投资责任，而且增加投资对其管理和政绩又有莫大的好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更有动力和激励，促使项目业主扩大建设规模和标准，直接增加投资，甚至是无效投资。这样一来“三超现象”始终得不到解决也就不难理解了。
工程造价的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贯穿于投资决策、设计、施工、竣工结算等建设程序各个阶段全过程的控制。工程造价在其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殊性，据统计，各个阶段的工作对工程造价的影响程度分别为：投资决策75~95%，设计阶段35~75%，施工阶段5~35%，竣工决算阶段0~5%[1]。
很明显，工程投资控制应是以投资决策和设计阶段为重点的建设全过程控制，采用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手段，动态地、主动地控制投资。
现阶段我们对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模式是：项目的概算审核由发改部门负责，项目预算和决算审核由财政部门负责，项目的施工设计、招投标、工程施工、竣工验收、编制工程决（结）算则由建设单位负责。审计部门对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
这样，全过程工程造价控制被分属于三个部门来承担，项目建设的一头一尾有发改、财政监管，但整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基本上是建设单位说了算。由于各监管主体也存在不一致的利益诉求，很自然，工程监管主体在不同阶段对造价控制的态度和动机也就不一样。这种投资控制管理方式在公益性政府投资工程实际运作中也存在弊端，表现为：
1、监管主体繁多,由于全过程工程造价控制权被严重分割给三个部门，造成监督机构设置过狭窄，缺少综合性与全局性、没有一个监管部门拥有工程造价全过程的信息和权威，以监控风险性体系，无法识别并制约增加项目投资的不当行为，造成政府管理部门对项目投资监控不力。
2、监管标准不一，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共存，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监管套利行为。监管主体设置不合理、容易引起政出多门，发生政府平行管理部门造成的“反公地悲剧”现象，给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提供了空间。
3、监管功能重叠，监管资源浪费，造成监管效率降低，必然引起交易成本的增加，提高政府部门的监管成本。
因此，我们必须将委托理论，引入公益性政府投资管理领域，完善项目法人责任制度，建立严格的激励和束约制度，设立“综合性独立监管机构”，参与项目全过程监管，尤其是日常事项的监管。
篇8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监督；问题；对策
会计监督是会计基本职能之一。它不仅可以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合理性、合法性，还可以减少或杜绝造假舞弊等违法行为。但是，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监督滞后，单位会计账簿假、乱的现象十分严重，这样不仅会造成会计秩序混乱，滋生腐败和犯罪，还会误导国家政策，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完善和改进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监督存在的问题
1.法律不完善，准则滞后，人员法治观念淡薄
法律不完善为造假提供了可乘之机，法规不严密使会计造假有空可钻，法律制裁乏力使人敢于以身试法。例如，《会计法》中对于监管失误或监管不作为没有规定必须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操作性很差，执法时对于查出的造假事件的处罚有很大的弹性，往往以经济处罚代替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对会计造假者惩罚不重、执法不严，导致造假成本极低，造假收益远远大于隐性的“败露成本”。另外，会计准则的滞后性为会计造假提供了契机。会计准则的规定常常落后于会计实践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当新情况、新领域、新的经济事项出现时，很难找到长期有效的会计准则作为会计操守的依据，常出现会计处理“无法可依”，为会计造假留下可乘之机。在法规贯彻不彻底、有法不依甚至无法可依的情况下，造假收益远大于造假成本。利益的诱惑，使得一些人无视会计法律法规的存在，法治观念淡薄，会计假、乱现象泛滥。
2.职业道德缺失
一是在金钱的诱惑下，监管人员把职业道德抛之脑后。歌德有句名言：“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金钱更能使人道德败坏。”当下，以“金钱至上”的利益观影响并牵制人们的道德观，导致一部份人唯利是图、道德缺失、违法违纪。为了中饱私囊、损公肥私，想方设法在财务上做手脚。有的单位存在“账外账”，“小金库”，私藏公款供个人自行掌握和开支，挪用、拉用公款和报假账等现象，造成公款私存、公款私用。二是迫于领导的压力和控制，职业道德的制约让位于权力。单位的会计人员受领导的管理和控制，其工作安排、职务任免都由领导决定，会计人员出于自我保护，屈服于单位领导，对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不敢较真碰硬，缺乏原则性，违背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违心按领导的指使伪造会计凭证、编制虚假会计报表，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
3.会计人员素质低，专业水平不高
很多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不具备专业知识，“半路出家”、现学现用，专业素质、专业水平低。有的会计人员是从其他行业转业过来，缺乏作为一个会计人员的基本认知，专业知识欠缺、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低，在做账时大多是借鉴前一任会计的账簿“照葫芦画瓢”，未进行岗位培训，对会计业务不精，对计算机和网络操作不熟练，不能应用财务软件提供的各项功能。有的会计人员虽然专业基础较好，但没有及时进行知识更新和补充，无法掌握到新的会计知识和变更后的法律法规。不培训导致知识的欠缺、老化、陈旧而难以跟上时代的进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会计人员只会重视会计数字的真实性、准确度而不能从会计的及时性、合理性、合法性等方面来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监督。
4.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弱化
内部监督是单位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方法和保证。目前，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对建立内部审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不尽完善，审计、监督机制不健全，为会计造假创造条件。财务只有会计、出纳和领导会关注，其他人员很少接触，缺乏内部监督。有的单位为了应付上级而设立内部审计机构，但内部审计人员直接受控于领导，会计人员为了获得升迁、奖励等利益就按领导的要求假账真算、真账假算、账外设账，把听从领导指挥作为“工作需要”，“账”随心所欲地做，“两本账”、“阴阳账”、“糊涂账”等情况时有发生。为了明哲保身，内部审计人员面对这种情况往往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没发挥其作用，致使内部会计监督职能无法落实，滋生隐患。
5.外部监督不到位
目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外部审计监督体系包括政府审计（以审计部门为主）、社会审计和公众审计，而三者中审计部门唱主角。随着社会的发展，会计电算化取代了手工系统，但是充当着行政事业单位外部监督主要力量的审计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学审计的，对会计电算化知识的学习、掌握程度不深、不精，对计算机造假的手法难以识别，这增加了审计的难度和风险。有的单位因会计软件版本的更新、平台的迁移，难以从往年的账簿中提起相关历史数据，带来了更多的审计困难，使会计监督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例如，财政、审计等部门不断加大对“小金库”监督查处力度，但屡禁不止，仍有单位私设“小金库”。这是监督和控制的失败。
二、强化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监督的对策
1.完善法律法规，强化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
针对典型违法违纪现象，不断修改补充和完善会计法律法规，使之更加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以便更加有力地扼制会计造假、腐败犯罪等违法行为。会计人员监督意识不强、，那是因为法制观念淡薄，应该对其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普法教育，扩充其法律知识面，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杜绝行政干预。虚假的会计信息出自会计人员之手，因此会计人员的法律素养至关重要。会计人员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会计效率和质量，政府部门必须重视对会计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努力造就懂业务、懂技术、懂政策、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
2.对会计人员进行专业知识、职业道德等综合素质的培训
会计人员负责单位的会计操作，为保证其进行会计操作时能遵守新会计准则要求，他们必须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素养，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的加工者，他们能否按规范进行会计操作是保证会计质量的关键。正确的思想决定正确的会计行为，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强化会计监督的精神动力。会计人员应该加强思想品德修养，加强职业道德培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坚持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才能增强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和监督意识，才能热爱本职工作、恪守职业道德、认真履行会计监督职能。所以，应定期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技能培训、知识更新，使他们能以更好的专业技能和较高的职业素养投入到会计工作中。
3.强化内部监督的制衡作用
有效完善的会计内部监督，能有力阻断会计造假的环节和载体。健全的内部监督可防止财务活动中的诚信缺失，确保会计工作正常运行。许多事实表明，行政事业单位应该建立独立的内部审计来加强会计监督，并且要建立一支各方面综合素质都过硬的高素质的内部审计队伍。各单位应该重视内部审计，定时召开座谈会，认真分析内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让职工和领导明白内部审计的重要性，提高其对内部会计审计工作的支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职能作用。另外，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考核、评价，肯定其业务并进行相应的奖励，这样有助于增强其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有助于对审计人员的培养并为内部审计发展提供平台。
4.强化外部会计监督机制
就现今我国会计监管的条件来说，社会监管的执行力相对较弱，所以政府监管部门特别是审计部门必须充当好会计监管中的主角，应重点培养审计部门审计人员洞悉会计造假的能力，加强其职业道德、职业理念塑造，提高执业能力，有效防范会计造假。同时，财政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及外单位和公众等各个方面的监督力量，也应该认真履行各自的监督权，严格做好对会计部门和会计人员的纪律监督，制定切实可行的会计监督制度，以法律条例为武器，严厉打击虚构会计信息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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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内部控制；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一、企业内部控制概述
企业内部控制是依据相关国家法律法规，从而制定的规范企业经济活动的一种控制系统，其目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第二，确保资产的完整性。在我国相关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中表明，企业要想健康发展，必须要强化企业内部监督，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就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而言，主要是指管理层与全体工作人员为了保障各项经济活动效率，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从而共同实施的操作流程与管理方法总称。内部控制作为行政事业单位管理工作中的关键部分，对于整个行政事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当前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现状
1.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严重。在现阶段，行政事业单位缺乏支出计划，支出费用越来越大，国有资产浪费现象严重。在行政事业单位中，会计人员一般不审核资金使用状况，单纯证实是否有领导签字。基于这种状况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从本质上来看，其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制度浮于形式，没有具体实施；第二，没有支出计划；第三，资金使用出现超标现象；第四，会计账目繁多，存在假账等现象。
2.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不健全。目前，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控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忽略会计制度设计。诸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的会计控制制度与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不相符，没有明确内部会计控制重点，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监督控制；第二，在会计机构设置上，没有进行规范化设计，职工权责混乱，会计工作人员聘用计划中没有考核其会计职业技能与职业道德。
3. 会计核算体系不健全。第一，固定资产会计审核与单位具体资产状况不相符，在固定资产使用阶段，对于价值变动与磨损价值不进行核算，夸大了资产总额；第二，就会计目标而言，行政事业单位现行财务规定信息在使用者范围限定上不够完善，对公众受托责任履行状况没有真实、具体地反映出来；第三，立足于会计核算基础，现行行政事业单位执行收付实现制，但没有按照比例原则来进行，在资产负债状况上没有真实反映；第四，从会计报告机制角度出发，偏向收入支出表以及资产负债表，忽视现金流量表；第五，在预算管理模式与会计课目设置不规范。
三、企业内部控制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的借鉴意义
1.企业内部控制原则是会计制度设计关键原则。通常情况下，内部控制体系要执行不相容职务相分离原则以及授权批准控制原则，基于财务授权的基础上，运用内部控制方法，从而确保相关业务的正常实施。一般来讲，内部控制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账户控制，二是复式记账控制，三是定额备用控制。在这种状况下，能够实现对业务执行效果的评价，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中，已经成为了会计制度设计的核心要点，在满足内部控制需求的前提下，提高了内部会计控制水平以及效率。
2.内部控制是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业务处理关键环节。内部控制作为其中的关键部分，是会计业务处理的核心环节。具体来讲，内部控制已经渗透到了行政事业单位业务处理全过程，在资金预算、处理以及结余等各个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地位。充分借鉴与运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将其贯穿于会计业务的各个具体的环节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内部控制方法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有助于强化资金的管理，有效控制资产购置以及资金结余。
3.内部控制是提高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力的必然选择。在行政事业单位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内部会计审计工作，积极开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监督工作，是提高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力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3.1 完善会计制度设计与评价机制。会计制度设计作为会计管理工作中的关键内容，主要包括会计核算规范以及会计管理中的各个方面。会计制度设计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第一，设计人员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相关的评价结果，从而明确内部控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而开展有效的改进工作；第二，开展定期会计核算监督检查工作，通过详细了解以及掌握会计制度执行状况，从而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会计制度设计在监督指标上，强调会计制度内容的合法性、系统性以及规范性建设，基于符合单位会计核算与管理要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内部控制作用。
3.2 健全财务分工制度、授权制度以及核准制度。随着当前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强化合理分工已经成为了实际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行政事业单位来讲，要健全财务分工制度、授权制度以及核准制度，设置专人审批机制与监督机制，加强账目凭证的保管，，致使每个财务人员对工作进行自动检查。同时，行政事业单位在财务处理上要加强授权与核准制度建设，但凡重大资金支出都要依据相关规定程序开展审批工作。
3.3 强化内部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以及职业道德教育。要不断强化内部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以及职业道德教育，开展财务会计人员会计专业知识与职业道德培训工作，注重财务会计再教育。同时，面对领导会计内部控制意识薄弱的现状，要加强其认识，重视内部会计控制机制，积极营造良好的执行氛围。
3.4 强化行政事业单位会计预算控制、票据管理以及内部控制监督与评价体系。加大会计预算编制管理力度，结合实际财政状况，核定支出额度，细化费用支出的用途，提高预算执行力，避免发生追加预算现象。其次，积极利用网络系统统一管理票据，构建票据缴验制度，定期向相关部门汇报票据使用状况。再者，建立内部控制监督评价体系，考察与评价内部控制情况。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行政事业单位积极借鉴企业内控制度，加强对内部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激发工作人员的职业潜能，保证各项经济活动的效益，不断规避各种管理风险，有助于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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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秀军.浅谈如何完善会计内部控制制度[J].中国商界（下半月），2010（05）.
篇10
[关键词] 职业性慢性苯中毒；白细胞减少症；当归补血汤；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图分类号] R1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3（a）-0138-02
苯的用途广泛，主要用作油漆、喷漆、氯丁胶、树脂等溶剂及稀薄剂，也可用来制造各种化工产品，如苯乙烯、苯酚、合成染料等，因此在上述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均有机会接触到苯及其同系物。苯属中等毒物，急性中毒主要损害中枢神经系统，而慢性中毒主要引起造血系统损害。其中以白细胞减少症最为常见。治疗慢性苯中毒白细胞减少症的药物很多，如利血生、谷胱甘肽、沙肝醇、维生素B4、核苷酸类、激素类等。但疗效均不满意，有些虽有一些升白细胞作用，停药后白细胞很快下降，因而慢性中毒患者白细胞长期波动在4.0×109/L以下，经过上述药物治疗后大多数情况仍然很难恢复到正常范围[1]。本文笔者2008年1月～2011年12月运用当归补血汤加减联合西药升白治疗慢性苯中毒白细胞减少症，与单纯合用西药利血生、谷胱甘肽治疗对比，了解两种治疗方法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8年1月～2011年12月在本院住院的职业性慢性苯中毒白细胞减少症60例，年龄最大48岁，最小21岁，平均32岁；男28例，女32例，工龄3～10年，病程1～3年。患者大多有头昏、乏力、失眠、多梦、牙龈出血等临床表现。血常规白细胞2.0×109/L～4.0×109/L。所有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性别、年龄、工龄、病程及白细胞均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及观察方法
治疗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药采用当归补血汤加减。基本方：黄芪15 g、淮山20 g、赤小豆20 g、鸡血藤15 g、丹参20 g、当归10 g、紫河车10 g、山芋肉10 g，根据病情适当增减，每日1剂，水煎服，每日2次；西药采用谷胱甘肽50 mg，肌注，每日1次，疗程为为1周，利血生20 mg，口服，每日3次；对照组采用纯西药治疗，方案与治疗组相同。两组患者均30 d为1个疗程，共治疗3个疗程。服药期间每周进行1次相关症状、体征记录，复查血常规。
1.3 疗效判断标准
显效：临床症状、体征大部份消失，白细胞连续2次上升1.0×109/L以上；有效：临床症状减轻，白细胞连续2次以上较治疗前上升0.5×109/L以上；无效：治疗3个疗程后临床症状及白细胞计数无明显变化[2]。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6.6%；对照组总有效率为63.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后白细胞数的比较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白细胞净增长值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3 讨论
苯中毒引起造血系统损害的机制目前仍不完全清楚。过去认为苯为脂溶性物质，在含脂肪丰富的组织如神经系统和骨髓内蓄积较多，因而引起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的损害。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苯的毒作用主要是由其体内代谢产物酚类引起。它们抑制骨髓细胞DNA合成，影响细胞各期增殖，从而引起白细胞减少，甚至可引起染色体畸变而导致白血病。这些代谢物都能与硫酸和葡萄糖醛酸结合，从肾脏排泄，说明在苯中毒的治疗上应重视体内有毒游离酚的结合解毒排出，才能有效发挥升白药物的作用[3]，慢性苯中毒的治疗原则主要是改善神经衰弱和升高白细胞，西医常用利血生、谷胱甘肽、沙肝醇、维生素B4、核苷酸类、激素类等治疗白细胞减少症；而从中医临床看，白细胞减少症属“虚劳”范畴，发病与心、肝、脾、肾关系密切。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气虚则气血生化无源；肾为先天之本，主骨生髓，髓充于骨，骨生血，肾虚则精不化血[4-6]。王鸣等[7]认为白细胞减少症的临床表现归属于中医“虚劳、血虚”范畴，白细胞减少症虽病因各异，但根据临床特点，其病发于内，常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调所致，病位为骨髓，与脾肾相关，病性多虚实夹杂，本病以脾肾亏虚、气血不足贯穿始终；治疗上应以健脾补肾化瘀为其大法。
当归补血汤具有健脾益气、补气生血、益气养血、补肾益精、调和脏腑机能之作用。据药理研究证实，当归补血汤具有增强造血系统功能的作用，故运用当归补血汤加味治疗慢性性苯中毒白细胞减少症。
本文结果表明，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能明显改善慢性苯中毒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从实验数据看，治疗组提升白细胞数疗效明显，对照组也有一定疗效。治疗组中随着服药疗程增加，白细胞数也随之增高，故在治疗中应坚持服药。既往常规治疗慢性苯中毒的升白西药，总有效率在50%～60%，且基本都为短期疗效。本文治疗组总有效率达86.6%，其疗效明显优于单纯西药，与文献报道相似[8-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慢性苯中毒白细胞减少症应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依据中医辨证论治，补肾固本、益气养血达到标本兼治的功效；结合西医针对苯中毒采用有毒游离酚解毒排出，采用刺激骨髓造血干细胞增殖，促进白细胞增生药物，辅以免疫增强剂提高机体免疫机能而升高白细胞。结果表明：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能明显改善慢性苯中毒白细胞减少症患者症状，显著提高白细胞水平，近期疗效好，是一种行之有效、值得推广的一种疗法。由于本文随访病例较少，还须继续追踪观察其长远期疗效，同时切实做好工人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及早发现职业禁忌证，加强员工健康教育，改革工艺，以毒性较低或无毒的物质代替苯作溶剂，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是预防慢性苯中毒白细胞减少症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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