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环境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司环境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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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环境　政府治理　公司业绩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不是简单的一项规章制度变迁，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樊纲等，2003)。这一改革的过程使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改革政策实施深度和广度的差别导致不同区域在经济规模、制度环境及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出现较大的差异性。一般来说，制度环境较为完善地区的法治化水平通常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现代大公司相对较多，整个社会对企业的行为反应更为积极，企业与海外的进出口贸易更为频繁，企业间的竞争更为激烈，企业经济后果的波动更为剧烈。与此同时，改革过程的新兴加转轨这一双重特征赋予中国证券市场如下特征：政府行为对资源分配具有重要影；上市公司主要由政府控制；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低下。因此，制度环境及政府行为的地域特征是考察中国企业内部治理效率和经营绩效的关键所在。

一、资源效率观：制度环境与公司业绩

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弊端在于缺乏竞争和价格机制，无法解决资源分配中的信息和激励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沿着分权化的方向进行，这种分权式改革既包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尤其是财政分权)，也包括各级政府向下属企业的经济分权(主要是扩大企业自)。目前，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市场化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提高了效率，改善了要素配置状况，是中国近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显然，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极大地影了各个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

然而，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均衡。樊纲等(2010)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5个方面，对中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表明，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进程存在显著的差异。总体上，中国各地区市场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的不平衡格局。这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在企业业绩与资源分配效率方面也有明显反映。市场化进程越快，地方政府就越有动力放松管制，并从“干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减少政府对公司的利益侵占行为，从而使得公司透明度提高，治理结构得到改善，进而改善公司业绩，使公司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即公司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好，公司业绩越高。方军雄(2006)对中国市场的经验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从低效行业撤资、往高效领域增资的投资弹性系数也随之增加，资本更快地实现由低效率领域向高效率领域的转移，即资本配置进一步优化。

因此，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成为企业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影因素，尤其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制度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决定了企业可以获取资源的能力，更决定了资源在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中的配置效率。

二、政治成本观：政府治理与公司业绩

“诺斯悖论”表明，政府既可以是经济发展的扶持之手，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掠夺之手(North，1981)。政府扮演的角色与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动机激励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一方面，政府积极发展经济的最强有力的激励来源就是社会利益的扩大，如税收增加、社会福利改善，而社会利益的扩大反过来又会提升政府的治理水平与质量，二者相互促进，即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扶持之手。另一方面，由于双重问题(Stulz，2005)中政府操纵的问题存在，政府对投资者利益的过度侵占会使公司治理无效率，进而导致公司选择次优的投资组合，并有意采取降低公司透明度的措施，尤其是在产权保护较弱的国家，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即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掠夺之手。因此，政府获取利益的程度及方式即政府的治理质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因素，尤其对于处于转轨经济期的中国，政府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重要。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权力配置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过程，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获得了财政自和经济管理权。而这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这种高涨的积极性让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的监管更为迫切。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激励机制――政治升迁，而对追求仕途的“职业官员”来说政治激励比经济激励更为重要。因此，地方官员为了获得上级领导的赏识得以升迁，会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并进行有效监督以推动地方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从而为当地经济发展作贡献。

中国证券市场脱胎于中国转型经济中，其设立初衷是为国企改革和持续发展服务。因此，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同时，为保持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国有股权在上市公司中占据了很大比例，并且这些国有股权不能上市流通。鉴于此，政府的动机和行为对上市公司可能会产生重要影。经济转型中，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其承担了政府的多重目标如经济发展战略、就业、税收、社会稳定等，并由此造成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虽然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其治理结构和监管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政府依然控制它们，政府依然有能力将其自身目标内部化到这些企业中。因而政府可以从证券市场获得资源发展地方经济，解决就业问题，改善当地形象，并最终给政府官员带来利益。尤其在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的情况下，从证券市场获取资源的使用成本非常低。某种程度上，证券市场资源甚至类似于一种“免费午餐”。因此，地方政府既有动机又有能力将其自身的社会性目标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而上市公司承担政府的社会性职能必然会使企业活动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并进而损害企业价值。地方政府实现其社会性目标的方式往往是掏空上市公司，即裸的利益侵占行为，尽管地方政府也会为上市公司提供政策支持，但支持的最终目的很可能还是为了掏空，即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虽然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来说，其控制人同样具有侵害中小股东的动机和能力，但与政府相比，其侵害能力相对较小。究其原因，监管力量和法律约束更难以限制政府权力。

因此，政府有效治理的水平会直接影到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与绩效。如果政府更有动机和条件利用上市公司来“圈钱”以实现其自身的目标，即有效治理水平低下，其就会积极介入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这会使企业经营者放弃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首要目标，造成企业治理效率低下，进而降低企业的发展速度，甚至影到地区经济增长速度。

三、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的交互作用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功地实现了单一公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转变。这种转变充分激发了经济潜能，有效提高了市场效率，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并推动了地方政府治理质量的提升。制度环境的改善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外部资源的支持，而政府的“裁判员”职能又会对这种外部资源在企业内部的配置效率产生影，因此，企业业绩往往是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交互影的结果。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法律制度较为完备，市场监督较为有力，政府官员从企业中获得不当私利的行为受到的约束可能较强，地方政府越有可能放松对企业的控制，即较完善的制度环境有效抑制了政府的掏空行为，为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提供了市场与政府两方面的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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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环境；信息披露；盈余管理；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74-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16

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为标志，中国正式踏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道路，30多年来，市场化进程持续超高速发展。由于历史沿革、区域位置、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种种原因，各地区的市场化进展程度很不平衡。在一些东部地区，市场化已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在另外一些省区，经济中非市场的因素还占据着重要地位[1]。这种区域制度环境的巨大差异是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将会影响该地区上市公司的财务与会计行为[2]。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盈余管理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本文对制度环境、信息披露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评述。

一、制度环境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综述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在经济学理论地位的奠定，通过制度分析比较不同国家经济增长，成为西方主流的分析框架。近年来，将制度分析纳入到会计、公司财务的研究体系中，特别是将新制度经济学结合到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成为一大热点。制度环境最初由戴维斯和诺斯（Davis & North，1970）在研究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时提出，他们把制度环境定义为“用来管理经济政治活动的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3]。贺琛（2014）等也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4]。

国外研究制度环境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多聚焦于制度环境再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研究的是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下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Sari（2010）等以7个亚洲国家的公司为样本，从外部投资者权力、法律的执行、股权市场重要性和信息披露四个维度衡量投资者保护，考察投资者保护对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保护越完善的国家，应计盈余管理越少，真实盈余管理越多[5]。Enomoto （2012）等对 38 个国家上市公司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6]。

国内对制度环境与盈余管理的研究角度则更加丰富，分别从产权性质、政府补贴、政府干预、政府监管等角度单独展开，也有将制度环境作为一个涵盖政府市场化进程、法治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投资者保护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概念展开。

（一）制度环境要素与盈余管理的文献综述

1.产权性质与盈余管理

国外关于股权性质与盈余管理关系实证研究较少，由于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占绝大部分比例，因此这方面研究较丰富。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属性对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刘凤委（2005）等研究认为，法人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剔除盈余管理的影响后，二者间绩效并不存在差异[7]。雷光勇、刘慧龙（20

06）认为，与其他性质股权上市公司比较而言，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身份如果是国有，其盈余管理程度较小[8]。王敏慧（2007）等研究发现政府控制的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同样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但偏好的盈余管理方式存在差异[9]。孙亮、刘春（2008）通过配对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民营上市公司[10]。薄仙慧（2009）等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认为国有股权性质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降低盈余管理行为[11]。刘大志（2011）以2007―2009年4000余个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所有权视角下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水平[12]。陶宝山（2013）以2003―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真实盈余管理的制度诱因，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区域治理环境会对真实盈余管理产生影响，国有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13]。赖登凌（2014）研究发现：虽然非国有企业更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但国有企业具有更好的条件进行盈余管理，综合来看，产权性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14]。

但也有学者在研究中认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水平高于非国有企业，如张传虎（2011）选择200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得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且市场化指数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即市场化指数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该结论与上述研究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仅以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其结论不具有普适性[15]。

2.政府补贴与盈余管理

在早期研究中，我国学者对地方政府是否参与企业盈余管理曾存在争议。刘浩（2002）认为地方政府无法预测企业的配股时机，因此无法提前帮助上市公司达到配股业绩条件，因而不能说地方政府有协助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16]。陈冬华（2003）则认为虽然地方政府不能预测某一个具体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需求，但地方政府的刚性补贴仍有利于盈余管理，所以不能排除地方政府帮助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17]。龚小凤（2006）考察2001年非经常性损益标准的出台是否对地方政府参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有抑制作用，研究证明非经常性损益标准颁布使得政府补贴对企业配股资格的影响降低，但与此同时，政府补贴仍然对上市公司扭亏、防止“戴帽”起着重要作用[18]。杨欢（2007）以2001―2005年全体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补贴收入是上市公司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被特别处理公司“摘帽”起到了一定作用[19]。赵怡欣（201

1）将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式盈余管理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考察了财政补贴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还探索了地方政府税收优惠对上市公司的“摘帽”作用[20]。蒋恩平（2013）以浙江上市公司的政府补助情况为基础，探索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关联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出于保牌、融资、竞争等动机，通过对地方上市公司进行不合理的政府补贴，操纵地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参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21]。代秋i（201

4）研究发现：相较于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的政府补贴对企业利润总额的贡献更大，本文由此推测次发达地区通过政府补助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大[22]。

3.政府干预、监管与盈余管理

方芙蓉（2012）基于我国退市制度研究政府监管制度对上市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监管诱导下的盈余管理”，即处于“保壳”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行为[23]。黄晓薇（2013）等首次引入企业再融资中面临的显性财务业绩门槛和隐性所有权性质约束的双重门槛概念，考察政府对企业再融资的干预行为与企业盈余管理间的关系，实证表明：政府对再融资的干预行为诱致了盈余管理行为，且从长期看损害了企业的获利能力[24]。陈筱h（2014）以审计署公布的2011年财务收支审计国企上市公司为例，研究政府审计监督对国企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证实政府审计对企业盈余管理存在抑制作用[25]。邱月（2014）以房地产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索政府调控对企业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调控对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26]。赖登凌（2014）以2007―2011年A股地级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以GDP增长率衡量）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证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压力会促使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且这种影响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更加显著。

（二）综合视角的制度环境与盈余管理的文献综述

王敏慧（2007）等采用2002―2004年中国境内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越少以及法治水平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行为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诸如政府控制、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等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刘诗杰（2013）以2003―2010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制度环境的好坏对上市公司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都产生负向影响，即制度环境好（差）的地区，其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很低（高）[27]。林钟高（2014）等以2003―2009年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探究制度环境、关系专用性投资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制度环境落后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向投资者传递有用的信号[28]。贺琛（2014）等以2009―2012年A股市场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制度环境的完善对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但该研究仅考虑了应计盈余管理，并未将真实盈余管理纳入分析框架。

二、制度环境与信息披露的相关文献综述

R.La Porta et al.（1997、1998、2000）基于多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普通法国家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显著优于大陆法国家，相应的会计信息质量也越高[29-31]。Allen et al.（2005）发现中国的法律制度，包括投资者保护制度、公司治理机制、会计准则以及政府质量等，都明显落后于R.La Porta et al.（1998）研究样本中的大多数国家[32]。Bushman et al.（2004）发现，一国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与其政治经济环境相关，治理透明度则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法律制度[33]。Ding et al.（2007）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资本市场、股权集中程度会影响一个国家会计准则的质量和执行效果，随之影响该国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行为[34]。Ball et al.（2000、2003）经过经验研究认为：一国的制度因素将显著影响该国企业的会计披露行为，并提出完善相关制度环境来提高一国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35-37]。DeFond et al.（2007）认为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权益保护越好，该国企业盈余报告传递出的信息含量也越高[38]。

方军雄、向晓曦（2009）以深交所上市公司3年的信息披露质量评级结果为样本，研究发现外部监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幅度受到公司所处地区环境的影响，在欠发达地区外部监管对信息披露的改善作用更显著[39]。姜英兵、严婷（2010）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地区市场化程度、法律保护、政府干预、社会资本水平等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法律保护越强、政府干预程度越低、社会资本水平越高，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40]。徐玉德等（2011）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披露质量高的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同时这一作用还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和制度环境的影响[41]。曹玉贵、王焕焕（2011）发现政府干预程度越小、法制水平越健全的地区，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信息更多，并且股权结构在制度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程度更大[42]。向锐（2012）等将制度环境分解为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三个维度，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政府干预程度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证实制度环境分要素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不对称性[43]。齐萱（2013）等研究影响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的区域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增速与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程度存在反向关系，而市场化水平与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该研究较新颖地引入了《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1年报告》中的政府管理水平，这是其在指数选取上的一个亮点[44]。

三、文献述评

首先，目前的相关文献多从应计盈余管理角度展开，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较少，缺乏深入研究真实盈余管理与信息披露、制度环境的文章。

其次，制度环境、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文献多是实证研究，理论分析部分比较单薄，并没能很好地从理论角度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

再次，信息披露质量的数据多来自于深圳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少量文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深交所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具有权威性和可比性，是理想的信息披露质量变量指标，但这也把研究样本局限在深交所上市公司的范围内，无法将沪市上市公司纳入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范围。

最后，制度环境变量的数据绝大部分来源于樊纲（20

11）等出版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一书，但该书（2011版）中的数据只到2009年，许多文献在使用时不做任何处理，仍使用2009年及之前的数据作为制度环境变量，这使得制度环境这一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现实情况。尽管目前衡量制度环境变量缺乏更好、更权威性的数据，但应将陈旧的数据做时间上的处理，如按照前五年的平均变化率推算新一期的数据，并以此类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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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境外子公司；境外资产；内部控制

[DOI] 10.13939/ki.zgsc.2015.03.087

近年来，由于国有大型企业对境外子公司的监管出现问题，而导致大量境外国有资产损失，甚至引发集团企业的破产的案例屡见不鲜。因此，加强对境外子公司的财务监控，规避和减少整体经营和财务的风险对于保护境外国有资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制度环境差异下境外子公司的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保障境外国有资产安全，加强对境外子公司的监管关键在于提高子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然而对于境外工程项目而言，由于当地的政治态势、经济形势、相关法规、地理气候条件、技术标准等诸多方面与国内制度存在明显差异，因而会导致国有集团企业境外子公司在内部控制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

1.1 对境外法律环境不够了解，缺乏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在控制环境方面，集团企业及其境外子公司的法律风险管控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企业集团法律事务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境外工程项目本身就涉及法域多、复杂程度高，随着集团企业及其境外子公司国际贸易与工程项目的快速发展，之前依靠中国法律体系建立的内控模式已无法满足业务开展需要。但目前国内外鲜有企业对境内、外法律风险管控的综合运用进行探索或实践，尚未形成规范化的成熟模式，加之境外子公司对投资当地的法律环境不够了解，且缺乏一定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则很有可能造成在资金使用或经营模式上产生法律风险，进而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

1.2 境外经营战略目标不够清晰，缺乏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

在风险评估与识别方面，随着国有企业境外项目投资规模日益庞大，境外子公司的项目经营风险也随之升高。然而，境外子公司却大都存在项目境外经营战略目标不够清晰的问题，这会导致海外经营业务选择比较随意业，进而导致公司应对境外风险控制能力较弱，增加了境外子公司面临风险的多元化程度。此外，境外子公司的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淡薄， 并欠缺风险的识别和评估能力，对项目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重视不够，常常忽略了境外项目工程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风险因素的环节，这是制约境外工程承包项目风险管理的症结所在。

1.3 缺乏外部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与审计监督

在资产监督方面，受成本因素影响，境外子公司很少建立完整定期的监督制度。而内部审计受人员、岗位利益等内部因素方面的制约，又很难保证独立性。因此，缺乏外部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与审计监督，便会造成国内总部对境外子公司的经营活动无法准确、客观和全面把握，因而当境外子公司在监管方面出现漏洞时，集体企业总部也无法及时察觉。而国外早有学者研究指出，大部分集团企业对于境外子公司的管理失控都与境外缺乏内部有效审计和第三方独立审计评估制度有着密切关系。

2 加强境外子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建议与措施

成熟的内部控制理论是当前集团企业对于境外资产监管能力的强大的分析工具。未来加强境外子公司的内部控制，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 提升子公司人员法律意识，聘请当地中介机构规避法律税务风险

提升境外子公司管理层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在设立子公司之初就要做好投资项目的法律风险论证，全面了解和评估公司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树立正确的法律风险防范理念，严格按照投资地区法律对公司设立条件、公司章程拟定与修订的规定来申请设立公司，依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防范子公司债务风险由集团总部承担的问题出现。对投资地的相关法律政策进行详细研究，并将法律风险防范须贯穿到公司经营活动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实现全程监控、全程管理和整体把握。对于子公司的境外工作人员，要进行充分培训，使其充分了解当地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文化环境。此外，还可聘请当地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商务机构进行法律风险评估，以实现充分防范法律风险的目的。在专业机构的支持下，中国国有企业处理境外投资和运营风险的能力也将得到逐步提高。

2.2 确定境外经营战略目标，规避项目工程风险

一是明确境外经营战略目标是有效实施境外风险评估和防范的前提和条件，具体包括明确开展境外经营的战略意义、确定境外投资项目的选择标准以及明确境外分支结构的战略角色定位。针对境外公司的经营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项目工程风险管理措施，并充分结合境外工程项目所在的市场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项目本身的特点，充分发挥对项目工程风险的控制和管理的优势。

二是提高境外风险的识别和评估能力是保障境外投资项目顺利实施，规避由于国家制度环境差异而产生的不利影响，减少市场风险、项目风险的根本举措。通过加强项目前期调研、进行项目技术论证和经济性分析、强化项目过程控制、规避政治风险和汇率风险，使公司具有较强的境外投资和运营的内外部风险识别能力，能够针对风险评估结果设计一整套的风险防范手段，针对可能会发生的风险，做好积极充分地应对，以有效地预防这些风险对项目运作的不利影响。

2.3 针对性开展境外业务活动，规范财务管理和报告制度

一是针对境外业务特点设计业务控制活动，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科学、合理地设计控制程序，完善境外业务风险控制制度，包括国有产权登记控制、会计系统控制、预算控制、资金调动控制、投融资决策控制、重大事项审核控制、重大合同审核控制、国有资产管理控制、期货期权及金融衍生品交易控制，从而强化境外子公司的业务管理，防范境外资产流失风险。

二是规范财务管理与报告制度，以防止境外子公司做“账外账”，私下在境外建立自己的“小金库”用于不正当支出，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只有境外企业建立了严格、完善和规范的财务管理与报告制度，才会使集团企业总部能够在相对准确地掌握境外分支机构的实际财务状况的前提下，提前发现问题，从而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2.4 完善内部审计，结合外部审计，强化内控制度的执行

建立完备的内部审计制度，内部审计监督对于境外子公司的内部控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内部审计在人员、岗位利益方面都受本单位的制约，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内部审计很难保证独立性。为此，还要建立较为完备的外部审计制度，集团企业可以聘请国外知名权威的审计机构实施外部审计，通过对境外子公司的审计以及内控制度评价及优化，建立境外非审计监控体系以强化内控制度的执行。由于外部审计更重视财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能够从更为专业的角度对业务流程的内部制度进行评价。因此，借助国外知名权威审计机构的力量，集团企业可以对境外子公司的业务情况有着更为清晰和准确的认识，通过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结合的监督审计方式，进一步强化子公司内控制度的执行。

3 结束语

随着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境外子公司在财务和经营方面存在的风险也逐渐加大。保障境外国有资产安全，加强对境外子公司的监管关键在于提高子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通过提升子公司人员法律意识，聘请当地中介机构规避法律税务风险，确定境外经营战略目标，规避项目工程风险，并针对性开展境外业务活动，规范财务管理和报告制度，完善境外子公司内部审计，强化内控制度的执行等一系列手段加强对境外子公司的内部控制，从而确保境外国有资产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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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钟学超.试论公司形式选择的法律风险防范―以中国企业设立境外子公司为视角[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3]付玉红， 浅论企业内部控制[J].中国市场，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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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益诉讼 环保 体制 构建 创新 环境权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内涵与现状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而进行的诉讼活动，也是针对保护个体环境权利及相关权利的“环境私益诉讼”而言的。环境公益诉讼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武器，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规定，人应当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而公益诉讼则不要求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要求人是法律关系当事人。对此新型诉讼制度各国称呼不一致，如环境民众诉讼、环境公民诉讼等，但其内涵基本一致。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实践证明，这项制度对于保护公共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公益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诉讼成本应当由社会承担。

近几年，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江苏省无锡市中级法院和市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行规定》；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环保局联合了《关于建立环境保护执法协调机制的实施意见》，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环保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向法院提讼。

二、我国在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的一系列障碍

（1）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只把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与组织列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排除了个人，范围过于狭窄且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因而在实践中很难起到环境公益诉讼的应有的效果。

（2）现行环境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应进一步明确。在环境民事诉讼中，污染者和侵害公益的违法者一般拥有着信息、资金和技术优势，而原告相对来说处于劣势地位，不易收集证据。

（3）国务院的《诉讼费交纳办法》没有把公益性的诉讼案件明确纳入其中，这对大额索赔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和提高律师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来说都是不利的。

三、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路径模式与创新思维

（一）路径选择

关于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路径选择，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直接通过国家立法予以确立，大多数学者赞同该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立法时机尚不成熟，主张从判例到立法的上升路径。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一，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部法律的革新和修改，这是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无法解决的；二，经过多年实践，我国的实践经验比较丰富，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已有几十年的实践，其经验可以借鉴。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纳入立法轨道时机已经成熟。

（三）体例安排

笔者认为，应采取总则规定与专章规定相结合的方法。即在总则中对民事公益诉讼作出概括性规定，在特别程序中用专章对其具体制度予以规定。因为民事公益诉讼与普通诉讼在程序上存在很多差异，这种体例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好民事公益诉讼与普通诉讼的关系。

四、总结

要建构中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关键要解决立法者的观念与意识问题，要使立法者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建构民事公益诉讼的迫切性、必要性与可行性，唤起立法者的立法使命感。而具体制度的设计等技术层面问题较易解决。因此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论证与言说，就成为时下催生立法者立法观念与意识的首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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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爱国.人类要吃饭，小鸟要歌唱[J].中外法学，2002.

[8]参见唐大为.试论公民的环境权利[J].环境理论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

[9]程正康.环境法概要[N].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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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营上市公司因为各种原因，内部控制环境薄弱。从公司治理结构层面看，民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风险, 主要是小股东是否能够与大股东一样获得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是否能够过得到与大股东相同的信息。独立董事是为保护小股东而设立的，是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分析万福生科舞弊案例，对民营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从而优化内部控制环境提出建议。

【关键词】民营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 内部控制环境

一、引言

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从西方引入，意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 号——组织架构》中指出，企业治理层面的主要风险为是否对有效保护了中小股东的权利，使中小股东能够和大股东以同等条件参加股东大会，获得与大股东一致的信息，并行使相应的权利。独立董事是代表中小股东行使权力的，因此要在上市公司中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制度。《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有关内部环境规定指出，企业应当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是审计委员会的重要组成人员。深入分析这些政策，不难发现，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一部分，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健全独立董事制度，能有效防范企业治理层面的风险，加强内部控制环境。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上不断出现财务舞弊案件，人们认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同时也对独立董事的信任度降到了最低点，甚至将独立董事称为“花瓶董事”。因此，我国亟需加强独立董事在内部审计环境中的巨大作用。本文从万福生科的独立董事的特征入手，分析独立董事和内部控制环境的关系。

二、民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案例分析

（一）案件简介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福生科”）成立于2003 年，原为湖南省桃源县湘鲁万福有限责任公司，后又更名为湖南湘鲁万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2009 年10 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整体变更设立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龚永福。公司股票（代码300268）于2011 年9 月2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稻米精深加工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获得过很多荣誉称号。

2012 年9 月14 日，证监会立案稽查万福生科涉嫌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万福生科成为涉嫌欺诈发行股票创业板第一股。2012 年9 月18 日企业停牌。2012 年10 月25 日企业2012 年中报更正公告，承认在2012 年半年报中虚增营业收入187 590 816.61 元、虚增营业成本145 558 495.31 元、虚增利润40 231 595.41 元，并反省是因为公司放松了内部管理，没有很好地执行内部控制制度。2013年3 月2 日，该公司承认在2008 年至2011 年累计虚增收入7.4 亿元左右，虚增营业利润1.8 亿元左右，虚增净利润1.6 亿元左右。

经过9 个多月的立案调查，中国证监会对审计万福生科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罚以撤销中磊所证券服务业务许可，对万福生科处以30 万元罚款，对董事长处以30 万元罚款，对CFO 覃学军处以25 万元的罚款，并终身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二）案例分析

一个企业的财务信息造假、违法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在万福生科的财务造假被曝光之前，三位独立董事未缺席一次董事会会议，看似勤勉，却对企业的各项决议均发表了无保留意见。独立董事制度流于形式。独立董事的严重不称职体现了内部控制环境薄弱。

1. 万福生科独立董事分析

万福生科在主要舞弊期间有三位独立董事，满足《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最低要求。从专业背景看，其独立董事中有一位是会计师，其余两位是经营领域方向的专家（见下表）。一个财务背景、两个战略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高质量的独立意见。

进一步分析分析万福生科独立董事董事会成员的任职期间。三位独立董事，两位是2009 年开始任职，一位是2010 年开始任职。可以说，在万福生科主要舞弊期间，三位独立董事参与了企业的工作。从上市到2012 年9 月15 月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万福生科共召开了17 次董事会会议（其中披露的有10 次），独立董事均未对董事会决定事项提出异议。在2011、2012 年三位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中均写到全部出席了本年度的董事会。可见，万福生科的独立董事在表面上是“勤勉尽责”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万福生科的独立董事在数量和专业背景上均符合要求，积极参与董事会会议，却并没有察觉公司舞弊。由此可知，万福生科对独立董事屏蔽了公司真实信息，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信息不对称。

2. 万福生科独立董事不作为的原因分析

（1）一股独大造成信息不对称。至2013 年，龚永福和杨荣华夫妇并列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直接分别持有万福生科29.99% 和29.99% 的股权，共同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再看万福生科管理层人员，在造假的2011 年和2012 年，龚永福同时担任着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直至2013 年，证监会对万福生科立案调查处罚后，龚永福才卸任总经理的职务）。董事长拥有监督权和决策权，总经理拥有经营权和部分决策权。龚永福既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又享有监督权、决策权和经营权，权力很大。

由此能够看出，由于一股独大使该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高度集中，带有典型的家族企业的特征。在家族企业中，因为利益相关者都是亲属或者朋友，有着共同的经营理念和目标，在一定时期内，控制权和所有权的集合，能使信息交换更加顺利，畅通，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因此，掌握着公司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的龚永福和杨荣华夫妇，在企业有绝对的话语权。但在这种权利高度集中的环境中，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的内部监督职能难以实现，造成独立董事信息不对称，妨碍独立董事对公司决策发表独立意见。邹丽娟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注册会计师，若能够知晓公司的财务状况，定会发现企业财务造假。再观察另两个作为“农业食品”行业专业人士的独立董事，虽然在财务上不能给企业建议，但在生产决策上，如原料稻谷、碎米的购买，也没有提出意见，加重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另外，在2012 年上半年，循环经济型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项目停产，该项目是万福生科在创业板募集资金的主要投产项目，占募集资金的63.4%。这属于影响企业经营的重大项目，应该要披露。从万福生科2011年9 月份至被证监会处罚前的10 次董事会会议记录发现，董事会会议中并没有提及该项目停产的信息，只在2012 年3 月16 日召开的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2011 年募集基金的使用情况提及，独立董事对其也没有任何异议。在2012 年4 月24 日召开的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公告决议中，更是认为万福生科《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虚假记载，这与后来的《更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独立董事对此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对此，人们可以推测，独立董事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是十分了解，这可能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2）独立董事薪酬低，缺乏激励作用。万福生科2011 和2012 的年报披露的薪酬为3.6 万元，到了2013 年仅为1.8 万元，为所有董事高管里最低，且没有任何其他薪酬激励。独立董事要参与董事会议，每年应保证不少于十天的时间对公司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如此低的薪酬，难免会引起独立董事对其工作的懈怠。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万福生科对独立董事制度的不重视。

三、民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强化对策

（一）建立合理的股权结构

一股独大是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控制权与股权分配直接相关。笔者统计了截止2012年12 月31 日所有在深圳创业板上市的325 家民营企业，发现至少有96 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大于50% 且拥有公司所有权接近或者大于50%，约占所有民营企业的29.5%。

有接近1/3 的民营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一致，而这些企业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平均为38.53%，大都满足了《指导意见》的最低要求。在权力过于集中，民营企业在不得不设置独立董事监督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聘请一些会计、法律专业背景不强的人士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削弱其监督职能，加强咨询职能。这样不仅监事会的外部监督难以实现，对董事会内部监督的独立董事制度也难以有效运行，何谈让独立董事来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因此，要让民营上市公司蓬勃发展，应该平衡股权，降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股权，从而加强独立董事的话语权，发挥其监督作用，从源头上加强内部控制环境。

（二）适当提高独立董事比例

独立董事对监督企业经营决策并提出独立公正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属于董事会的一员，适当增加独立董事席位，能更好地对制衡其他内部董事。在董事会下设的各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要发挥巨大的作用，在数量上也应占大多数。同时应该丰富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最佳的独立董事背景应该涵盖会计、战略、法律等方面。这样的专业背景组合，既能满足上市公司咨询的需要，又能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环境。

（三）完善独立董事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对独立董事的激励，主要有声誉激励和薪酬激励两种。介于独立董事都是由一定威望的人士，声誉激励对其的作用有限。主要是薪酬激励不够。我国独立董事薪酬及待遇普遍较低且差距明显。wind 数据库统计了至2014 年4 月28 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情况，发现近6 950 名独立董事获得薪酬从1 000 元到150 万元不等，甚至有些为零。在领取薪酬的6 950 名独立董事中，人均薪酬为6.84万元，不及董事和高管薪酬的21%。就如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薪酬低，必将产生懈怠心理，不会全力投入工作。薪酬过高则无法保持独立性。

美国是最早要求董事会设置独立董事的国家。近年来，在美国独立董事薪酬中，现金薪酬的支付比例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了股票薪酬，逐渐形成了股票与现金薪酬为一体的二元薪酬结构。除了最基本的职位薪酬外，还有直接与独立董事勤勉度和工作业绩直接挂钩的会议费和服务报酬。再加上引入股票薪酬后，独立董事的薪酬与企业经营绩效相关，且从只有现金薪酬的短期激励转为长期激励。股票期权其实是对独立董事赋予获利的可能性。

中国这种做法也同样适用。将公司业绩与独立董事的尽职程度和独立董事的薪酬挂钩，更加能够加强对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且拥有了公司少量股权（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为了保持独立性，独立董事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 以上。）的独立董事，实质上成了企业的小股东，这样就将独立董事的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加强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与激励制度相适应的就是独立董事的惩罚制度。万福生科的独立董事受到的惩罚力度小于内部董事，如果独立董事应对出具不适当的意见负责，与企业一同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就会对独立董事起到警示和激励的作用。因此，应该改革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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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环境;外部审计;投资者保护;企业价值

一、引言

对于一些外部因素,如法律环境、市场竞争程度等,规范研究都认为其会对处于该环境中的公司的行为产生影响,但要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加以检验,必须找到好的对外部因素进行衡量的方法。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以下均简称llsv)(1997)开创性地采用打分的方式对法律环境进行了评价和衡量,并就法律环境和财务金融方面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形成了“法与金融”理论。随后不少学者沿着他们的思路做了更深入的研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关咨询服务机构的出现,也使得衡量外部环境因素的数据更容易取得,针对法律制度等外部因素影响的研究也得以更顺利地进行。国内外学者用实证的方法对外部因素进行研究的时间都不长,但均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围绕投资者保护这一核心,选取审计和企业价值这两个角度对法律制度与他们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期能更好的为后续研究提供启示。133229.Com

国内外学者就外部环境对财务金融的影响都进行了研究,但国外学者考察的主要是法律环境这一外部因素,而国内学者基于对外部环境评价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考查的外部环境因素有市场化进程、政府的干预程度及法律和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等。在本文中,对这些外部因素统一以制度环境进行称谓,其主要衡量的是一国或一个地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水平。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考察的外部因素更多,且更能针对我国具体的现实情况。在整理文献时笔者还发现,国外学者主要是通过跨国比较分析不同法律环境中公司行为、审计市场的差异,此方法不能解释同一国家内面临的法律条款基本一致情况下不同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差异带来的行为差异问题;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是以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为背景展开的,因为尽管我国各地区的环境大体相同,运用的法律也是统一的,但是在转轨过程中形成了突出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特点,各地区在投资环境和执法有效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国内学者的研究弥补了国外学者的缺陷。

二、制度环境与审计

已有的文献表明,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既可以通过改善法律环境来实现(la porta,1997,1998,2000;沈艺峰等,2004),也可以通过强化外部独立审计机制来完成(francis,2002;王艳艳,2005)。外部审计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其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根据声誉假说和深口袋理论,审计师必须考虑面临的各种风险,一旦遭受损失会对他们的声誉带来多大负效应,可能面临的诉讼和惩罚成本有多少。对潜在风险和诉讼成本的衡量在很大程度上需考虑外部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同时外部审计和法律制度都作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机制,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否存在相互影响?法律制度环境是会增强外部审计的监督作用还是替代其效用呢?目前主要有以下面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审计和法律的作用机制会相互替代,在法制约束薄弱的地方,外部审计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缺陷起到监督作用,而在法律约束较强的环境中,审计的监督作用会被弱化。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法律与审计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约束越强,越能增进审计的监督作用。

赞成是替代关系的文献有:

francis(2001)考察了法律起源对审计需求的影响。法律起源不同,在立法和执法上都会有很大差异,事务所处于不同的外部环境中。实证分析表明,与成文法的国家相比,在普通法国家里“五大”能获得较高的审计费用,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klapper & love(2002)的证据显示,外部审计在法律环境差的国家中起到的作用更大,可以提升企业的声誉,从而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结论是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环境中,外部审计可以作为法律的替代机制来为投资者提供保护。

choi & wong(2002,2007)研究了各国法律环境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企业对会计师的选择(“五大”或是非“五大”)和审计收费。发现在法律约束薄弱的环境中,随着风险的加大公司聘请“五大”的可能性增加,同时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也越多。

王鹏(2008)用其构造的投资者保护指标研究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和外部审计需求的关系。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不仅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可以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还能减少上市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

研究得出制度环境与审计是相互促进关系的学者有:

francis khurana & pereira(2002)发现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强度越弱的国家,聘请国际“五大”的概率越低。在法律环境保护力度很弱的国家,审计师的选择将变得与成本不再相关了,因为法律对于审计师的惩罚不够严厉。他们2003的研究再次发现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国家中,公司对高质量审计师“五大”的需求降低。

newman、patterson & smith(2005)在对投资者保护的研究中纳入了审计师法律责任,研究显示加大对审计师的处罚力度并不能降低审计需求。同时还发现在对审计师惩罚力度和内部人惩罚力度较大的环境中,审计师的努力程度较高。

choi & kim et al(2005)考察了法律环境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及其对“四大”收费溢价程度的影响。发现随着法律责任的提升审计费用增加,在一个既定的法律环境中“四大”确实获得了审计溢价,但这种溢价程度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而降低,法律责任的增强缩小了“四大”与非“四大”之间审计收费的差异。

kallunki et al(2006)发现过高的审计收费和薄弱的法律环境增加了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可能性。严格的法律约束增加了公司变更事务所的转换成本,因此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中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可能性降低。变更后继任审计师的折价程度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中更为明显。说明法律环境好可以抑制公司想通过审计师变更来降低审计费用的动机。

wang、wong & xia(2008)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是否选择当地小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上的差异。基于政府和企业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可能会给上市公司特殊的帮助,影响到公司对审计师的选择。同时当地的事务所也可能更了解上市公司的情况,这可能也是公司聘用小所的原因。通过以1994—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地方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可能聘用当地小的事务所,同时还发现在欠发达的地区(以市场化程度衡量),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聘请当地小所的可能性也在增加,但这种倾向在较发达的地区明显减弱。

孙铮、于旭辉(2007)在研究政府控制权级次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需求的影响时,考察了市场化程度、法律水平等制度因素对公司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层级越多的国有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的事务所。

陈小林(2007)在他的博士毕业论中用1999—2002年3 705个样本公司数据对市场秩序、法制环境与审计师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文中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或更严重的审计意见)的概率作为审计师独立性的衡量,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政府与市场关系健康、对企业干预较少、法制水平高的地区,审计师的独立性较强。

替代关系的可能解释是在法律制度约束比较严格的环境中,各事务所的执业谨慎性都比较高,大所与小所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因而可能表现出“四大”的收费溢价水平较小或根本不存在。同时就审计师的选聘来说,是公司和事务所共同协商的结果,因此公司聘用外部审计的动机也会对审计业务的形成造成影响。已有的研究证明,在法律约束严格的环境中,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比较完善,公司的成本并不高,因此,投资者聘用高质量审计的动机可能降低,表现出在法律制度环境越好的情况下公司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可能性越小。

而促进关系则可能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强弱影响到审计师的执业谨慎性。当法律等可能的惩罚措施比较严厉时,审计师在接受业务时会更为谨慎,当客户具有某种风险特征如财务质量不好、问题严重可能就不为其提供服务,或者在确定审计收费时提高标准,以弥补将来可能遭受的损失或者弥补为了更好的规避风险而在审计时多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在法律约束严格的环境中审计公司审计收费可能要高。同时基于信号传递的考虑,处于约束严格环境中的公司可能更希望利用所聘用审计师的质量传递公司的良好信号,进而表现出制度环境对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促进作用。

三、制度环境、成本与企业价值

成本的存在不仅影响企业价值的创造,也阻碍投资者权利的实现。基于内部治理角度研究成本与公司价值关系的成果已非常丰富,但若忽视影响内部治理机制的外部环境则在研究上不够严谨。不少学者从法律等制度环境入手探讨了外部环境与成本、企业价值的关系。法律等制度因素对投资者保护程度高,控股股东利用上市公司为自身谋取私利的不当行为遭受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就越大,实施“隧道挖掘”行为的成本也就更高,因此制约了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弱化了问题,公司价值相应获得提高。对于存在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成本,法律和制度的监督制裁作用同样会增大经理人谋取私利的成本。当成本降低后,控股股东和经理人与中小股东的目标一致,同时还能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让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投资决策,以更好地促使公司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可以说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公司的治理机制,可通过对成本的削弱来增强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

从相关的文献来看,llsv(1999,2000)的研究使人们改变了对公司治理的看法,更多地从影响治理的根本因素外部环境着手考虑问题。他们发现,一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其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负相关,与其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比率正相关,与其上市公司的价值正相关,并且一个好的法律环境可以有效地保护潜在的融资提供者,使他们愿意为证券市场提供资金,因此有助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里,中小股东面临遭受大股东剥削的风险,他们只愿意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公司发行的股票,从而使公司失去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吸引力,所以,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的国家,其股票市场规模也较小。公司难以融资就影响了公司的经营发展和创造价值。lombardo and pagano(2000)、daines(2001)分别就法律环境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法律环境的好坏与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法律环境较好的时候,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会减少,能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为企业带来更多价值。

法律环境是否会影响到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呢?doidge et al.(2001)、nenova(2003)认为法律环境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安排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即在法律环境较好的情形下,公司加强内部治理的动机不足,因为好的外部法律机制已经足以发挥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能规范公司内部人的行为。内部股东在控制权上损失的收益可以从企业良好的经营业绩中获取。klapper & love(2004)也发现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中各公司的治理机制不同,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良好的法律环境能提高公司的绩效,并且治理机制与公司价值间的正向关系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国内学者在研究时考察了各种不同的治理结构、股权性质、制度环境对公司成本、价值创造的影响。在研究时国内学者有个特点,针对我国国有股权的一股独大、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问题展开了大量实证分析,他们的分析充分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内夏立军、方轶强(2005)首先研究了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治理环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政府控制会降低公司价值,政府控制层级越多,公司价值越低,治理环境会对公司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并且能降低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邓德军(2006)以竞争行业中的公司为样本,并在将国有企业按政府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性质、法制环境与公司价值间的关系,发现在好的法制环境下,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会降低。王力军(2007)按照最终控制人性质,将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金字塔控制两种主要类别,研究了问题在哪些公司较为严重,法律对于投资者保护是否能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研究表明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价值并无显著差异,法治水平高的地区,其所属公司的价值较高。俞鸿林(2007)提出治理环境作为股权、董事会和经理人市场等内外机制的共同因素,对治理机制功效的发挥有重大影响,如果治理机制和治理环境不相吻合, 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将无从谈起,进而影响公司创造的价值,并以我国a股市场2002年的数据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发现公司治理的完善首先需要的是政府治理的完善。高雷、宋顺林(2007)基于a股市场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对国有上市公司成本的影响,发现治理环境对成本有显著影响,政府干预显著增加了成本,而提高市场化进程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有利于减少成本。王鹏(2008)利用其构造的投资者保护指标,检验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外部制度环境)与公司价值之间的正向关系,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不同控股类型的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同,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关系更明显;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即降低成本;投资者保护能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同时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资金占用的关系。

四、制度环境的衡量问题

实证研究结论是否准确,模型中变量取值非常关键。将法律环境这一外部因素量化并进行实证研究,是llsv“法与金融”理论的最大贡献。llsv的方法是开创性的,使人们能将法律环境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检验。国外学者现在研究中使用的制度环境数据主要来自la porta(1997,1998)的方法自行计算、专为大型审计公司服务的保险公司wingate(1997)中的诉讼指数(litigation index)、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提供的对法律和条令的评价结果,且国外学者在研究时采用不同的环境数据同时进行检验,增强了结论的说服性。

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多是采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指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法治水平指数(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通常来说就法律效率的衡量应该从法律条款的订立和执行力度两个角度进行。王鹏(2008)认为依市场化进程报告中确定的制度环境指数未考虑对法律条款订立的评价,于是他参照沈艺峰(2004)的做法,依据某项法律法规的设立情况及重要程度为法律条款评分;对执行力度的衡量在采用市场化进程中法治水平指数的基础上,还采用了张维迎、柯荣住(2002)的我国各地区加权信用水平数据构建了一个新的综合法律环境指标来进行研究。该指数的构建拓宽了我国对制度环境进行评价的方法,在提升结果可靠性的同时也给后续学者的研究以很大的启发。

五、研究展望

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发展程度和执法水平为研究制度环境与财务会计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使得基于各国法律环境不同而展开的跨国间比较可以在同一法律条款环境中的不同地区间进行,解释了在同一国家中不同公司处于相异的制度环境下行为差异的问题,丰富了理论研究。但由于国内学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就制度环境与审计之间的关系研究尚不深入,在研究思路及方法上都还存在不足,没有考虑制度环境与公司内部某些特征对审计作用发挥的共同影响。与国外学者一样,对制度环境与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国内的学者也未形成统一结论。审计和法律制度同作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外部措施,弄清两者的关系对我国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督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成本的存在是影响公司价值创造的原因之一,建立各种治理机制就是为了能降低成本,从内部来发挥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但其又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不能忽视制度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而目前国内的文献中对各种治理机制、成本与制度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性质和结构方面,其他方面的影响如何值得进一步深入。同时如何准确衡量制度环境也需要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目前国内文献中多是采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市场化指数及其子指数,该指数只考虑了法的执行效果,对立法条款的情况并没进行考察,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应该包括法的订立和法的执行两个方面,所以若是能对法律等制度环境进行更准确的衡量和评价,可能会使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同时,学者们在研究时也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对制度环境进行评价的数据进行检验,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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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什么是环境报告制度

环境报告又称环境信息披露，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环境报告是指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其中包括一般环境信息公开和国民经济统计中对环境情况的报告。一般环境信息公开就是国家依法确保公众对政府掌握的环境规划、环境调查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环境资料，特别是关于在其社区内的危险物质和活动的资料的知情权。如欧共体有《关于自由获取环境信息的指令》，美国有《信息自由法》等。我国政府根据《环境法》定期环境公报，37个大城市的环境质量周报、日报，即属于这一类。另一类宏观的环境报告，是把自然生态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政府向社会公布有关环境指标数据。我国政府目前还没有实行此种统计核算体系。

微观层面的环境报告是指企业环境报告，即把企业各种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信息向外部社会披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企业环境报告开始出现，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分析与问题讨论”部分，没有单独列出专项报告。90年代以后，随着“绿色意识”的日益强化，也对企业信息披露产生了更大的压力，于是各大公司纷纷在年度报告中增加环境信息部分，有的还单独编制年度环境报告。据有关国际会计专业服务机构的一项调查，披露环境信息的跨国性大公司，1994年为65%，1995年增长为77％，2002年已经达到85%。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竞争的多方位化和加剧，使得包括企业社会效益、公共责任感和自我约束能力等在内的非经济因素已日益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内容。

年来国外企业环境报告方式一般分三类：环境价值信息报告、环境实物信息报告和环境等级信息报告。环境价值信息报告是建立在环境会计的基础上，依据企业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的货币因素来度量。企业环境实物信息报告是对重点污染行业，如电力企业，依据其实物污染情况做出报告。环境行为等级信息报告是将企业按照一定标准区分的等级情况向公众环境报告的模式，指标的级别分别用5种颜色表示，有绿色、蓝色、黄色、红色和黑色，绿色代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黑色代表环境不达标，其余颜色为过渡等级。

我国企业建立环境报告制度的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有的企业有了环境报告的萌芽，如排污申报登记，通过新闻媒体传递获得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信息，在产品包装上标出绿色产品标志或对环境负责的态度等。少数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涉及到环境情况，但并无统一规定，也无具体标准。个别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已经建立了较正规的环境报告制度。

二、企业环境管理和报告的国际标准

要进行企业环境报告，首先必须要有环境管理标准和报告标准这些规范体系。一般认为，世界上第一部正式颁布实施的企业环境管理和报告方面的规定，是英国的“环境管理制度（BS7750）”。它是英国标准协会（BSI）制订，于1992年正式颁布执行的一项标准。BS7750对企业环境管理系统的开发、实施及维护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但该标准未包括企业编制和披露环境信息方面的专业标准。英国政府环境部在1997年2月颁布了“环境报告与财务部门：走向良好实务”的文件，对企业的环境报告标准作出了指导性的规范。

有关环境管理体系的第一份国际性标准是由欧共体制订的。1993年3月，欧共体国家环境部长会议达成共识，通过并了“环境管理与审计计划（EMAS）”，于当年7月生效，该计划鼓励成员国企业设立环境目标和政策，并确定由外部独立审计师机构验证其执行结果，为合格的企业颁发“绿色证书”。

现在公认的环境管理国际标准是ISO14000系列。这是由国际标准组织（ISO）于1993年5月成立的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启动，逐步建立起来的若干重要标准，作为指导性原则。ISO14000系列包含六方面内容：（1）环境管理制度；（2）环境审计；（3）环境标志；（4）环境业绩评价；（5）生命周期分析；（6）环境方面的产品标准。

联合国有关组织对环境报告标准的制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联合国专门成立了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该工作组经过对跨国公司环境报告的深入考察和研究，从1990年起，将环境会计问题列为每届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1992年，该工作组出版了《环境会计：当前的问题》一书，书中提出了环境审计、可持续发展会计、环境对国民经济核算的影响等方面的意见。1992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发展部下属的“跨国公司和管理”分部，对环境审计进行过调查，并开始了适用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会计”的研究。

1993年，联合国印发了《跨国公司的环境管理》的研究报告，介绍了部分跨国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公布环境资料情况的调查。

虽然环境管理已经有了较规范的国际标准，但环境报告尚无统一的国际专业标准。

三、企业环境报告制度在实践中的特点

企业环境报告制度作为企业管理和经营的一项创新，从个别企业的试行发展到成为多数国际化企业的潮流，仅几年的时间，很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还有待研究。比如企业环境报告与企业形象的关系如何？与企业经营整体战略的关系如何？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关系如何？目前研究还比较少。综观近几年来发达国家实行企业环境报告制度的实践，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各国政府关注企业环境报告制度，并在建立企业环境报告制度方面发挥指导作用。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但是对企业发展中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性问题、关系国家竞争力问题、关系公民人权包括健康权方面的问题，政府就会行使宏观调控权。如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组织力量编写了《环境会计导论：作为一种企业管理工具》一书，对环境成本计算、成本分配、环境会计信息应用等为企业管理实务提供了技术指南。英国政府指导和督促英国标准协会颁布了“环境管理制度”，政府环境部还颁布了“环境报告与财务部门：走向良好实务”的文件，推动企业环境报告制度的执行。

二是社会各方面重视对企业环境报告工作进行研究和监督。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到各国民间组织，都建立有专门的机构，研究企业环境报告制度。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1995年6月颁布了其环境会计工作组提出专门文件，对环境报告中的会计和审计问题提出明确要求，并制订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1997年6月颁布了一份关于“财务报表审计中的环境事项之考虑”的文件，针对环境法规，企业的环境风险评估和相关的内部控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ACCA）1997年“环境报告和能源报告编制指南”。加拿大管理会计师公会1998年“理解和实施国际标准ISO14000”文件。

三是跨国企业积极实施环境报告制度，通过环境报告工作提高企业素质。如国际著名企业ABB公司，早在1992年就建立了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以及环境报告的制度。1993年，该公司把38个国家的子公司纳入环境评估，并在制造地点进行有关的环境问题评价。1994年该公司第一本环境报告出版。1995年，该公司出版了第一套环境保护目标体系，并建立了国际环境问题交流平台。1996年环境质量标准体系ISO14001公布后，ABB的50余个子公司通过了此标准体系的认证，公司全面推行环境报告制度。目前已有96％，即519个ABB的分支机构通过了ISO14001认证。1997年该公司第二套环境保护目标颁布。1999年，该公司在23个业务区域中完成了核心产品全部有关环境的要素的报告。总公司每年度的环境保护报告被翻译成22种语言在集团内广为传阅，并在互联网上披露。ABB注重从组织上保障环境报告制度的执行，在每个业务区域专设了环境保护控制经理。定期举办环境问题研讨会和有关培训。2000年ABB还投资帮助国际能源组织实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计划。跨国公司通过强化环境报告工作，大大提高了企业整体经营水平。

四是企业环境报告的做法正在向公共组织辐射，并且形成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作为社区的组成部分，公共组织也与环境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国外很多公共组织如学校、医院等也建立了自己的环境报告制度。这样做既强化了员工的环境意识，又向社会宣传了这些公共组织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的进展，有的大学还通过环境报告宣传在这一领域里学术研究和教育成果，有的医院通过公布环境情况解除了患者的不必要担忧。公共组织的环境报告使许多企业得到启发和借鉴。

四、几点建议

（1）通过宏观调控，指导企业建立环境报告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的管理职能主要是经济调节，规范市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提供好的生态环境是重要的公共服务之一。政府一方面要通过直接投入，致力于生态建设，另一方面要通过调控企业行为，使之有利于环境优化。政府指导企业建立环境报告，可先从特大生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入手，取得经验后再逐步向面上推广。政府要从四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为企业环境报告划定边界，明确什么性质的问题应该作企业环境管理问题，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这些指标。二是对企业环境披露的真实性、详细程度和披露方式进行监督。三是对开展环境报告活动的企业要制定扶持和奖励政策，对不实行环境报告制度或环境管理不力的企业，逐步实行惩戒制度。四是改革传统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GNP），试行把生态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2）发挥中介组织作用，推广ISO14000系列环境管理国际标准体系。要站在高起点上开展中国特色的企业环境报告工作，首先就要立足于全方位创新企业环境管理和环境报告制度，其中的关键就是引进环境管理国际标准和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建立中国企业的环境报告制度。我国政府在2003年1月颁布的《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已经把“实施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制度”列为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ISO14000系列环境国际标准为企业环境管理明确了具体指标。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工作起步于1996年，中国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可委员会（CACEB）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成立于1997年7月，目前有15家认证机构得到了“环认委”的认可，共认证企业263家，其中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企业认证数量占认证总数的71%，机械行业的企业占7%，其它行业如化学原料及化学品、非金属制品、煤炭、社会福利等行业所占比例均在5%以下。可见，我国企业尚未普遍实行这一标准管理。应该在企业大力推广这一标准管理。我国相关中介组织，要积极致力于推广这一标准，并协助政府部门界定企业环境管理和环境责任问题，同时与其它国家的相关组织加强沟通和相互学习，聘请环境专家和技术专家，设计有关模型及配套软件程序，开展企业环境自我评估规划和市场调研，经过民主协商和法定程序，制定出一套在我国行之有效的企业环境管理和报告工作程序和体系。

（3）建立中国的企业环境会计和审计制度。实施企业环境报告工作涉及会计技术处理问题，需要有会计和审计的配合。环境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联系，确认、计量、记录环境资产与负债，以及环境污染、防治、开发和利用的成本与费用，分析环境绩效与环境活动对企业财务成果影响的一个新兴会计专业分支。它以自然资源耗费应如何补偿为中心，将会计学与环境经济学相结合，通过有效的价值管理，达到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中，还未建立与环保费用配套的会计核算体系，仅在企业“管理费用”科目中设置了“排污费”和“绿化费”项目予以披露，前者指企业按规定缴纳的排污费用，后者指企业对厂区进行绿化发生的费用。这些环境信息的披露远不能满足所有利害关系者的要求。如何全面准确地向公众报告企业环境信息，是环境会计工作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同时，要加强企业环境审计工作，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要在审核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发挥监督作用。wWw.gWyoO

篇8

    绿色证券制度最早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背景下,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来的。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的凸显,发达国家上市公司越来越重视其社会责任,并有意地提高自身环境保护意识,树立企业自身形象,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通过立法或者标准,规范上市公司年报环境信息的披露,要求上市公司进行环境绩效报告。例如,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于1993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从环境会计的角度,对自身的环境表现进行实质性报告。继美国开始实施绿色证券政策之后,英国、日本、挪威、欧盟等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进行了多种证券市场绿色化的尝试和探索。相比发达国家,中国证券市场的“绿色化”起步较晚,始于2001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环保情况核查工作的通知》。随后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陆续了相关政策,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2003年,又出台了《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自此开展了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工作。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环保情况核查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对存在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发生过重大污染事件、主要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或者核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公司,不予通过或暂缓通过上市环保核查。该《规定》对核查对象、核查内容和要求、核查程序作了具体的规定。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实施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以及《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核查工作指南》,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环保核查工作。此外,该《通知》还规定了环保核查结论的公示制度,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地方各级政府也陆续开展了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2008年1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了《关于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IPO申请申报文件的通知》,要求“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的,申请文件中应当提供原国家环保总局的核查意见;未取得环保核查意见的,不受理申请。”此通知被社会各界称作“绿色证券制度”并备受重视。2008年2月28日,原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的绿色证券制度的正式建立,并彰显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绿色证券存在的问题

    1.环保核查部门衔接及监管不力

    首先,关于核查信息公开的问题《,规定》未作要求,而《通知》仅规定了对环保总局进行核查的结论予以公示,对于由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核查的信息是否也应当进行公示,该《通知》未作明确规定。其次,由于大部分企业的环保核查由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而申请上市的企业多是地方的利税大户,省级环保部门是否会迫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而做出有失公允的核查结论,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再次,目前的环保核查是由环境保护部门一家进行,如何保证其核查结论的公信力尤为重要。对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涉及到证券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问题,对于企业能否顺利上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上市是市场行为,环保行政部门作为行政机构,其行政权力对市场行为的介入是否适当的问题,尚需探讨。最后,环保行政部门的核查意见对企业的利益具有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因此,如何救济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若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核查意见不服,是否可按照《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寻求救济,目前的环保核查政策尚未解决这一问题。

    2.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

    通过对国外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出,披露环境信息的主要是上市公司和一些大型企业。信息披露内容具有多样性,但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信息披露的形式多样,但以环境报告书为主。企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主要还是依赖企业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政府环境管理部门、会计执业组织在信息披露中的作用明显。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对环境信息的披露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我国,可以发现我国绿色证券信息披露目前上存在一些问题:(1)信息披露内容不规范、不全面。目前我国已开始有环境披露制度,但主要集中在申请上市的企业或重污染企业,并且通过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调研发现,目前大部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还非常不规范不全面,所披露信息主要为企业环保认证、环境风险、财务信息等,其中包括关于环保投资、资源利用、税收优惠等,而尚缺乏关于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物治理措施及效果、环保负债及收益等公众关心的重要信息。(2)信息披露缺乏统一标准。信息披露内容不规范、不全面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2003年起,国家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要求力度加大,并先后出台了《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公开的范围、公开的方式和程序等进行了要求,但对公开是否强制、哪些企业哪些情况下可自愿公开、哪些企业哪些情况下须强制性公开以及公开的内容等并未做细致的规定,导致目前企业信息披露仍不统一规范,且实用性较差。(3)信息披露形式较为单一。虽然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公开办法中规定了“自愿公开环境信息的企业,可以将其环境信息通过媒体、互联网等方式,或者通过公布企业年度环境报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开”,但在实践中,企业大都通过企业网站或公司年报等形式公布信息,报刊、多媒体等方式应用极少。(4)披露信息内容陈旧,连续性不强。通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进行调研,发现很多企业的披露信息不够及时,或信息内容已过时很久,并不能体现本年度或本季度的环保信息;同时披露信息缺乏连续性,因此也就达不到通过信息披露帮助公众及股民了解企业环境保护实施情况并决定是否选择这家企业进行购股投资等的目的。(5)缺少对公开披露的环境信息的鉴证。萧淑芳等在对1000家公司的年度报告的分析过程中发现,在审计报告中完全没有涉及到环境披露方面的内容,而在报告的其他地方也没有发现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的鉴证。这点反映了我国环境信息披露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须加强对环境信息质量的鉴证。

    3.持续改进机制欠缺

    2003年,我国出台《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对重污染企业申请上市和再融资两个环节提出了环保核查的要求和规定,但对于上市或融资后的时段却是一块空白,并没有环境保护持续改进的机制,环境绩效评估只是在国际上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在国内并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推广并不普遍。(1)欠缺适于我国国情的评价体系。诸多国际组织都将一些先进的环境管理手段应用于中国,以帮助中国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改善环境质量。环境绩效评估就是国际上广泛应用的环境管理手段之一,以评估环境政策实施后的环境效果。亚洲开发银行(ADB)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先后在中国的云南省和国家层面就环境绩效开展了评估。2007年12月,亚行又启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战略框架(Ⅲ)项目,该项目将在“压力———驱动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框架下进一步推动次区域的环境绩效评估,并在中国将评估区域扩展到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但就我国而言,目前并未有一套适于中国国情的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持续改进评价体系。(2)欠缺上市公司持续改进评价机制。2005年,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导致100吨左右的苯类污染物进入了松花江水体,造成严重水环境安全事故。2011年初大连大孤山新港码头附近中石油的一条输油管道发生爆炸起火,灭火使用的500多吨泡沫及20吨干粉再加上泄漏的原油污染了至少数百平方公里海域。由此可见,上市公司不仅在申请上市和再融资两个时段,而且在上市或再融资后的环境情况对环境和社会也十分重要,诸如此类环境污染事件一旦发生,将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造成重大且长期的影响。建立对各个时段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持续评价和改进的机制,才是避免重污染企业等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上市公司出现环境问题,推动其不断在节能减排上做出新成绩的有效途径。而上述事件的发生,正说明了目前重污染企业上市后的环境保护持续改进机制尚有所欠缺,通过环保核查后的评价和改进机制十分必要。

    三、完善我国绿色证券制度的对策建议

    由于绿色证券主要是政府部门行政推动的结果,目前尚处于政策性探索阶段,其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面临许多问题,正确认识并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才能更好地运用绿色经济杠杆,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经济结构的良好转型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转变。

    1.完善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制度

    目前,国家对上市公司在申请上市和再融资两个时段要求进行环保核查,但证监部门的人员对环保知识了解很少,环保部门拿出的核查报告对企业能否申请上市或再融资成功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此重要环节亦缺少监督管理。因此,可以设立环保核查监管部门,并对证监人员进行一定的环保培训,对于重污染企业的主要污染物防治、排放标准、治理措施等做到一定的了解,有助于协助环保部门完成环保核查,同时对环保部门起到监督的作用。

    2.建立基于动态评价的绿色证券持续改进机制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础,同时也更容易造成环境污染重大事故。因此,对上市公司的环境效益把好关是防治重大环境污染发生的有效措施。然而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仅针对申请上市和再融资两个环节,缺少上市后其他时段的环境绩效评估和持续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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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是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机制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西方国家，主要有三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以法国为代表的任意性为主、强制性为辅的责任保险制度以及以德国为代表的强制责任保险和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制度。通过各国的实践，可以发现强制责任保险是发展趋势，与任意性保险相比，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根据我国环境风险日益增强的现状，建立环境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意义更为深远。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给人类环境和公民、国家财产带来了重大损害，对此，2008年，环保部和保监会召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会议，在部分省市建立了环境责任保险试点，但北江镉污染、大连原油泄漏、福建紫金矿业污染等重大环境污染问题仍然接踵而至，而事故发生后，受害者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受污染环境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修复，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目前的环境责任保险试点大多采用的是自愿性保险，加上我国对环境污染的打击力度不够，违法成本较低，更使得企业不愿意投保，致使发生环境污染后，受害者索赔无门。因此，对于环境事故频发的我国，建立环境强制责任保险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环境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针对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相对于自愿性环境责任保险，实行环境强制责任保险更有优势，更有利于实现受害者的损害赔偿权，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分散企业风险，保障企业的稳定经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最终促进社会整体效率，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的优势

与自愿性责任保险相比，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具有更大的优势。（1）在投保自由方面。强制性责任保险的投保自由性较小，这就避免了污染企业不予投保或者保险公司拒绝承保的情况，有效地保障了受害者损害赔偿权的实现；（2）在营利性方面。无论企业潜在的污染风险高低，一律要求投保，可以防止被保险人均是高污染风险企业而破坏保险架构，影响保险公司的资金运行，降低保险行业的发生逆选择的情况；（3）在道德风险方面。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通过立法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可以在法定保险金额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

（二）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需要

发生环境污染后，受害者合法权益最终要通过损害赔偿权的实现得以体现，而环境强制责任保险建立的最根本出发点就是为了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在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试点很大部分采取自愿性保险，而企业的保险意识普遍偏低，为了降低成本，大多数抱着侥幸的心理没有投保，因此，如果采取单纯的自愿性保险或以自愿性保险为主的责任保险制度，显然无益于受害者权益的保护。相对而言，强制责任保险更偏重的是一种制度安排,它是政府利用法律、政策等手段提供的一种保险,以确保在特定情况下第三人的损害赔偿权利得以实现。[1]通过强制责任保险机制，强制有污染风险企业投保和保险人承保，既可避免污染企业在逐利和投机的动机下不愿投保，也可避免保险公司因保险市场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而拒绝承保，从而保障了责任保险机制功能的实现，在发生污染事故后，受害者能迅速获得赔偿，维护其合法权益。

（三）分散企业风险稳定企业经营

环境污染事故，尤其是突发性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不仅仅对受害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巨额的赔偿也会使企业的经营举步维艰，甚至破产。而企业通过环境责任保险可以将大额的不确定的损失变为确定的小额保费，分摊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在发生污染事故后，将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或其他机构，避免因巨额赔偿使企业陷入财政危机。并且，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保险费率调节机制可以刺激企业安全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加强风险管理，提高环境安全指数，从而使企业能客观地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企业稳定经营。

（四）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虽然侵权责任法中严格责任在逐步扩大，补偿功能也在一定领域内彰显了其重要作用。但是对于环境侵权来说，这种二元化补偿机制显然存在很大的缺陷。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若要达到补偿目的必须要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另外侵权人要有赔付能力，因为即便法院最终对责任认定明晰，侵权人如果没有赔付能力，受害者依然面对判决无法执行的困境。[2]因此，在许多环境污染事件中，受害者往往得不到及时的赔偿，而发展为对政府的不信任，为了缓和民众和政府间的矛盾冲突，政府不得不介入，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实际上充担了最后责任人的角色。但是，政府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动用财政，财政收入又来源于税收，最后变成全社会成员买单（包括受害者），这显然违反了污染者责任自负的原则。而责任保险可以把企业的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在发生污染事故后，保险公司可以及时地对事故进行认定，开展理赔工作，保障受害者及时地获得赔偿。从而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政府处理环境安全事故的行政效率。

三、建立环境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前文分析了建立环境强制责任保险的必要性，但是对于一项制度建设，还必须具有可行性才能付诸实践。下面我们将从市场需求、法律制度保障以及技术支撑三方面对其进行论证。

（一）市场潜在需求量大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率大大增加，但由于目前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并不完善，而我国的行事方式偏重于行政规制，审判手段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受害人不得不个别地与造成污染的企业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3]加上国外环境责任保险的有效实践，更强化了人们希望通过环境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愿望。其次，我国存在大量的环境污染风险企业，以容易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行业为例，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工经济分析》杂志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石油和化工企业约10万家。[4]何况，我国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管理机制还不完善，环境污染发生的几率将进一步提高。建立完善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可以有效地转嫁风险，即使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企业也不会陷入困境，能够照常经营，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任何一个具有风险防范意识的企业，必定会对未来不确定的损失进行合理的安排，优化资源配置，而环境责任保险则是其首要选择。最后，由于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这一块尚未有效开发，其巨大的潜在市场，必然成为国外保险公司的必争之地，随着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其带来的成熟的责任保险产品将直接冲击我国的保险公司，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因此，对于国内保险公司来说，加大责任保险市场的开发力度，形成多层次的责任保险市场，是其得以发展，应对外资保险公司挑战，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事实上，从目前的环境责任保险试点来看，保险公司的态度非常积极。如人保财险己在辽宁、江苏、湖北等地承保企业11家，承担风险保额6200万元;平安财险在宁波、湖南等地承保企业51家，承担风险保额8340万元。#p#分页标题#e#

（二）法律制度保障

民事责任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为推动环境强制责任保险发展提供了法制环境。在环境侵权中，无过错责任原则得到了适当的运用，它是指一切污染危害环境的单位或个人，只要对其他单位或个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失，即使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过失，也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5]无过错的原则增加了受害者获得权利救济的机会，但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侵权人的负担，对侵权人的生产经营发展造成了阻碍。通过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合理应用，既可以填补受害者的损害，也能避免企业因支付赔偿而阻碍生产的进行，弥补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环境侵权中的不足。可见，责任保险制度与民事责任制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前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这些法律都为环境侵权责任的认定、分配提供了依据，另外，机动车强制责任险制度也为环境强制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建立提供了现实的参考。

（三）技术可行性

保险是一项双向选择，在投保人因投保获得利益的同时，保险人必须要能够精确估计这种承诺所带来的成本并以此为保险产品定价。因此，环境强制责任保险是否具有可保性，在技术上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方面：1、必须有大量的风险单位。2、损失必须是意外造成的。3、损失必须是可以确定和衡量的。4、非灾难性损失。5、损失的几率必须可以预测。6、保险费必须是经济可行的。[6]针对上述几项，我们可以在技术上采取以下措施满足其可保性：

首先，可以让具有类似环境风险的企业组成环境风险共担组织，企业按照风险指标确定各自应该缴纳的"份额'，规定发生污染事故后，按照"份额"分摊索赔；环境风险共担组织又可以组成联盟；风险共担组织或者整个联盟还可以向保险人购买再保险。[7]这样既可以分散风险，有助于保险人确定风险，也有助于风险企业相互监督，防范污染，更重要的是，风险企业所缴纳的"份额"比保险人制定的"保费"更能反映被保险企业的环境风险。

其次，利用科学模型给环境风险定价。主要包括：（1）根据特定的环境风险建立明确的法定规范，对生产技术要求、污染物浓度、排放标准以及风险报告制度等做出详细的规定；（2）保单的条款要清晰、无歧义；（3）建立科学的风险因素定价模型.。通过精确估计损失的概率和程度，保险人才能给出经济可行的保费。

最后，影响环境风险可保性的还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信息不对称是保险市场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主要原因，即被保险人对自己的环境风险有信息优势，而保险人却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8]因此，在保单中针对这两大问题设计严密的激励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主要可以通过制定差别费率、责任限额、免赔条款、索赔时效和对保险人的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等措施，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环境损害事故日益严重，单一制度并不足以应对，因此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以保障环境责任保险，才能兼顾"个人自由及责任"与"社会安全"两个基本价值。[9]例如建立环境责任保险的再保险制度，实行环境责任保险风险证券化以及建立环境责任保险特别补偿基金等。针对这一系列的措施，政府的参与是增加可行性的关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刺激企业投保和保险公司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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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称为“绿色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最先在美国实行。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较为成熟,都已成为加强环保监管的一大利器。我国尚未全面建立实质意义上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风险意识、保险公司的规模与实力等因素的制约。近年来,我国大型污染事故频发,在排污企业无力承担污染赔付和污染修复资金时,政府用财政资金给与及时的弥补,这种做法给财政带来了无法预测的巨大压力。依据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最新数据,仅2005年一年,国家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而支付的赔偿金额就高达118亿元。企业转嫁风险的需求与政府要减轻压力的要求迫使我国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法律制度。

一、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初步实践显现的问题

我国的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缓慢,在内地,污染责任保险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保险公司和当地环保部门合作推出了污染责任保险,大连最早开展此项业务,随后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也相继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初步实践暴露出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存在许多主要问题:我国要建立一种保险制度来满足企业与政府的需要,而这种保险制度就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在赔付率很低的情况下,坚持高保险费率不做调整,使企业丧失了投保的积极性。如大连市l卯1一1995年的赔付率只有5.7%,沈阳市1993一1995年的赔付率为零,远远低于国内其他险种50%左右的赔付率和国外70%一80%的赔付率。而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是按行业划分的,最低费率为2.2%,最高为8.0%,较其他险种只有千分之几的费率相比,要高出好几倍。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范围过窄,险种较少,经营的风险的减小,使其赔付率相应也就过低。目前只把突发性污染事故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事实上,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民事赔偿的还有累积性污染事故。在我国保险市场上,保险的险种较少,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泰财险等公司的公众责任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一项中规定不负责赔偿由于大气、土地、水污染及其他污染所引起的损失或伤害责任。我国实行的自愿保险方式,不能增强企业的投保意识,致使投保企业越来越少,形成恶性循环。在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仅限于少数几个城市,这些城市中的保险规模小,只有几个或十几个企业投保,且投保呈下降趋势。企业缺少保险意识,投保率就低,保险费就少,赔付率低,引起投保企业少,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二、我国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在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共接到67起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其别重大环境事件6起,重大环境事件13起,造成21人死亡、705人中毒(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5.5亿多元。这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充分说明我国在环境方面问题颇多,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已经进人环境风险的高发期,迫切需要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我国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必要性的主要方面:维护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现有环境保护及救济机制中,缺乏相应的污染损害赔偿机制与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离了环境污染侵权主体与赔偿义务主体,由企业投保,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的形式减少了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较容易及时获得足额赔偿。降低企业因环境侵权而破产的风险大多数企业对于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属于“弱势个体”,其风险承受能力差。环境侵权采取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使企业承担了极高的风险,因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废弃物不可能“零排放”。环境责任保险使损害赔偿社会化,有利于分散企业的损害赔偿风险。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中,投保人通过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将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再将其赔偿责任分摊给成千上万的投保人,使得投保人的经济责任得以减轻,避免了作为投保人的企业因意外的污染事故而遭受有可能导致破产的巨额赔偿,保证了企业持续、健康地发展。为我国保险业带来发展的契机及新的增长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适用严格责任的最显著后果之一就是大大增加了行为人行为的风险。而行为人为了减小其行为的风险,必然想将风险责任转嫁出去,这正好与保险业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目的相适应,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契机。在美国,责任保险保费收人占非寿险保费收人的50%左右,在欧洲发达国家占35%左右,而在我国,其份额还不足5%。我国已经进人环境风险的高发期,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必然趋势,这有利于保险公司开拓保险服务领域,促进保险产品的创新,开发出一块新的保险业务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