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范文

时间:2024-03-07 17: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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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篇1

一、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

(1)发展速度较快,结构与区域发展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数量少,规模小,且发展不均衡。沿海、发达省份农村中的社会组织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活跃,专业水平、政府支持力度更具优势。此外,由于政策导向以及农村社区的局限性等原因使得经济类、娱乐类社会组织发展较快且数量较多,但教育类、环保类、慈善类社会组织发展滞后。(2)参与领域拓宽,社会影响不足。当前,社会组织已经逐步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并提供多样的社会服务。但随着新型农村社区中居民职业的多样化、需求的多元化,社会组织的专业素质、组织运行等都不能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需求。(3)参与意识增强,社区信任度低。近年来,社会组织以各种形式积极地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如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但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不高。首先,人员素质较低、运行机制不健全等导致内部管理混乱,服务质量不高;其次,社会组织缺乏必要的内外部监督,加剧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信任危机。最后,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不到位也影响了其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

二、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1)治理主体责任不明确,忽略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当前,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但在现实中,各主体之间却经常相互冲突和矛盾,尤其是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基层政府角色定位不清、认识不到位,主管部门介入太深、干预过多,从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应有的独立性,致使其功能发挥不佳。(2)农民认知不到位,弱化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新型农村社区建成后,农民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群体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日趋弱化,不愿参加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其次,农民合作意识不强,缺乏主人翁精神,以眼前利益为判断,缺乏长远视角,容易对社会组织产生抵触情绪。由于农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不到位,弱化了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3)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首先,社会组织相关法规不完善,缺乏规范完善的制度保障,责权利不明,导致其管理松散;其次,由于考核评估缺乏落实,一些社会组织没有统一的服务标准,不遵守职业准则,不注重社会信誉,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难以形成社区内民主公开的氛围,影响社会组织、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互动。

篇2

建设现代文明农村社区既是农村社区治理的根本目标,同时也是科学统筹城乡发展,适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公共服务社区化是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是解决服务供给低效与不足的必然选择,有助于结合政府、市场、社区三者的力量,满足农村居民对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关键词:农村 公共服务 社区化问题 对策

一、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问题的提出

(一)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与实践为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奠定了基础

农村的“空巢”现象、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等。这些棘手的事务政府也无能为力,只能交由社区解决,因而出现了社会问题社区化。由此,在经济社会转轨的条件下,为了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党和政府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对城乡社区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就为全面深入地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二)农村管理体制改革为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提供了条件和机遇

随着集体经济体制解体,村民委员会为村民服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农村管理组织和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行政改革和机构改革的推进,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政府将原属于社会的权力归还给社会,重新回落到社区。政府改变了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的旧有治理模式,让居民自我管理、群体扶助互爱来解决那些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公共事务成为必然选择。①政府不再是社会整合的唯一主体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和管理者,公共服务供给成为社区的重要职责,社区化的公共服务应运而生。

(三)农民的迫切需求为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提供了动力

农村社会问题需要社区解决。农村老龄化问题出现后的农村面临养老服务、医疗保障、老人照顾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压力,政府无以应对,需要社区解决; 留守儿童缺乏亲情,性格孤僻,心理障碍严重,部分留守儿童已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高危人群,他们所需要的归属感、“关爱”为力; 社区治安、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等政府束手无策。

二、影响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的因素

(一)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的社会因素

社会转型中农村社会问题凸显引发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第一,农村社会空壳现象严重。第二,农村社会分层。第三,家庭小型化。第四,农村社会风气蜕变。第五,农村地区环境污染严重。这些农村社会问题让我们的研究形成在一种问题复杂,情况多样的政策背景之下。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农村社会问题倒逼公共服务社区化,这也要求我们:农村社会空壳需要公共服务社区化,社区分层需要公共服务社区化,农村居民休闲服务需求倒逼公共服务社区化,环境保护倒逼公共服务的社区化,家庭结构变化倒逼养老社区化,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凸显需要社区进行化解。

(二)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的经济因素

公共服务社区化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在整个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资源采取行政配置方式,基本上排除了居民的参与。此时,农村社区化成为一句空话。只有当社区和居民具备一定的财力时,才能真正参与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发达的经济是农村居民充分参与合作的条件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都必须有与其对应的经济制度作为基础。只有当政府将“蛋糕”做大,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居民富裕了,居民解决了生计问题,出现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合作、参与意识才能明显增强。因为在经济充分发展后,居民的需求异化,为了得到自己的公共服务,居民会积极主动的参与博弈,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同时,经济基础的稳固和发展,居民的社区化意识才能提升、联系的条件才能明显增大。

(三)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的政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实行了农村倾斜政策,实施了一系列的惠农强农政策,大大增强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思想,为全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而要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改善公共服务的结构需要依托社区组织和政策优势。强农惠农政策为公共服务社区化提供了组织保障、为居民参与提供了条件,有力的促进了社区作用的发挥,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强农惠农政策所提供的公共服务需要社区媒介,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需要社区落实,农村社区组织培育政策为公共服务社区化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的政策建议

(一)公共服务社区化的制度供给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依赖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在互信、互通、互惠、互补基础上形成平衡、稳定、协调、和谐的政社关系, 推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早日实现。要建立有效的居民参与机制。政府要引导并创造条件扩展社会自主发展的资源和空间, 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 增强其参与意识,充分调动其参与管理的积极性。要建立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政府要搭建利益表达平台, 了解居民的利益诉求, 使各种利益经协调整合出公共利益。要完善政府回应机制。政府对公共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应是政府服务的重要方面。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和重大事件的听政制度。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和严格的行政问责机制, 建立健全评价和监督机制。社区及其居民通过实施监督公共服务质量的活动, 可以提升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力和公共服务的公众满意度。

(二)公民参与程度

对于人员要素, 开展社区重建以提高人们的社区精神。因为, 缺少了社区成员的参与精神, 社区公共服务不可能实现制度化。由于现代化过程释放了动摇社区、弱化社区的各种社会、文化、经济因素,造成社区失落②。

首先,健全农民公共诉求和需求偏好的反馈机制,进一步畅通农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合理渠道。其次,完善社区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增强农村社区治理的公共性与透明度。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改变过去宗族观念和传统文化习俗影响下所形成的固有思维,转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最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区的在国家政策、法律文件以及文明乡风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和第三部门的社区化载体功能

首先,规范非政府组织的准入,正确处理政府与服务农村社区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给更多的农村社区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政府合法的身份,要求政府转变观念,合理赋权,改革管理体制。

第二,拓宽筹资渠道,调整资源配置策略,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提供资金保障。从非政府组织自身来看,要积极的开展组织营销,使社会机构、企业和个人增加对非政府组织对于农村社区治理的目标与宗旨的认同,利用各种公关活动,寻求资金的赞助。

第三,提高农村社区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政府应有针对性的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和战略,加大对服务农村社区非政府组织人才的文化教育,竖立他们的服务意识。另一反面要完善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透明、高效的监管机制,防止个人权力凌驾于组织规章之上。(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解

篇3

一、农村社区与农村社区财务审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社会出现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不断的巨变中,中国农村社会的管理已逐步向社区化转变,逐渐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农村社区发展。

1.农村社区的涵义

农村社区主要是指居民以农业为主要职业且经济结构主要是农业生产、人口密度较低且居住区与农田或其他自然形态的农业生产资料紧密联系、比较封闭、人际关系密切、基层行政区和居民自治结合共同进行治理的社会共同体。传统农村社区的基础性经济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行,当今我国农村社区正处在向现代化、城镇化转变的进程中,社区的产业结构从单一农业生产结构向农业生产基础上的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转变。随着农村社区的经济多元化发展,财务问题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突出,因此,对农村社区加强财务审计工作是势在必行的。

2.农村社区财务审计

农村社区财务审计是依法对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资产管理等经济行为进行审查、评价和监督的手段。农村社区财务审计是加强农村社区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是遏制农村腐败现在发生的有效途径。因此,不断加强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的内容

对农村社区的经济行为进行审计监督,主要分为定期对常规审计项目进行常规审计和对于重要的或者是突发的经济事项进行专项审计。

1.常规审计的主要内容农村社区常规财务审计事项主要应包括:(1)农村社区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及其执行情况;(2)农村社区集体资产的管理、使用和债权、债务、损益情况;(3)上级部门转移支付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4)农村社区集体投资项目的账目和损益情况;(5)农村社区的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独立核算的村民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6)农村社区的集体建设用地的有偿使用费收支情况;(8)农村社区的借入资金、代管的集体资金以及“一事一议”资金的提取、管理、使用情况;(9)农村社区财务管理制度与财务公开执行情况。审查有关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包括通讯费、干部报酬、招待费等具体规定。财务公开方面,审查公开资料是否齐全,公开时间是否及时,干部误工及招待费是否逐笔公开等。2.专项审计的主要内容除了定期对常规的审计内容进行审计监督外,对于一些重要或突发的财务事项还应该进行专项审计,专项审计的内容主要有对集体土地征用、对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干部任期、离任等事项进行专项审计。专项审计主要针对的是与社区群众密切相关的、极其重要的、非常关注的事项实施的审计行为,从而使农民群众了解重要经济事项的背景、事实和处理情况,增强农村社区经济透明度,缓解农村干群关系。以上就是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中应该进行审计的全面内容,但是现如今在大多数农村社区的财务审计过程中,并不能全面地完成,因此,农村社区的财务审计工作总是有漏洞多,不规范等问题。

三、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存在的问题一直以来,由于农村社区财务因其资金量小,涉及的被审计人员处在最基层,从而容易被一些专业的审计部门所忽视。因此,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全国各地普遍推行农村财务委托制度,也就是“村财镇管”,虽然这一制度对于规范农村财务管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也使得农村社区的财务审计制度存在很多漏洞,有的乡镇甚至没有建立相应的财务审计制度,制度的不健全必然导致集体资金的管理失效,随意开支的空间较大,民主公开的内容不全,会计处理的规范性不强。

2.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做保障目前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缺乏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法律法规,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还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农村社区财务审计还没有形成工作制度化、队伍专职化。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始终无法定性。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可以依据的实施细则和相关办法。这必将阻碍农村审计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与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相互矛盾的。

3.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执行力度过小各级乡镇政府对农村社区审计出来的问题处理不及时、不严格,或干脆不处理,束之高阁。通过分析现行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受到审计机构缺乏独立性和法定强制力、审计人员素质不高、易受到乡镇行政干预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的执行力度不够,从而无法遏制违法违纪等腐败行为的发生。

4.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程序不规范、内容不全面大多数乡镇对农村社区的财务审计工作没有制定合理的中、长期审计计划,更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而且对于审计的资料和审计后的有关文件没有规范的送达文书和完整的审计档案记录。对审计通知书、审计报告、审计结论、审计取证、审计档案整理与保存等一系列审计程序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或参照国家《审计法》规定执行,审计程序极为不规范。同时,在之前提到的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的全面内容,大多数农村社区根本就无法完成,仅仅开展的只是财务收支审计,没有将任期内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成,村级集体资产是否增值等任期责任目标以及农民关注的热点事项纳入审计范围。

5.农村社区财务审计人员素质普遍较低,队伍建设需要加强审计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审计人员必须具有较为丰富的审计、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但由于农村社区经济发展及管理滞后,承担农村社区经济会计、审计工作的人员业务素质普遍较低。各农村社区财务收支的审批工作多由村委会主任承担,村委会主任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多数不熟悉经济工作。加之忙于各种中心工作,从而忽略了财务审计工作,工作上侧重于“批”、而忽略于“审”。因此审计质量普遍较低,达不到预期的审计效果。

四、加强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的对策

在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中,要求乡镇一级党委和政府彻底转变职能,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政策,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建设一个全新的农村基础管理组织。这也对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在农村社区财务审计中,要树立以服务为主,寓服务于监督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民本审计的理念,不断规范财务审计程序,完善财务审计的内容。因此,要做好现代的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应加强以下几方面。

1.加快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立法,规范审计行为,加强法制化建设从目前实际来看,最迫切的需要是出台一部由权力部门制定颁布的全国性的农村财务审计条例,规范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的执法标准,把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抓好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的制度化、标准化、法制化建设,从而真正实现农村审计工作程序化,审计处罚法制化,做到审计监督制度化,审计反馈正常化,确立农村社区财务审计是国家审计的组成部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实施细则和相关办法,解决长期困扰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的政策问题,使审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严格执法,在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财务审计的作用。

2.健全农村社区财务审计体系,全面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提高审计质量的基础和关键就在于要建立一支政治思想坚定、作风过硬、纪律严明、适应农村社区财务经济变化需要的审计队伍。农村社区财务审计是一项政策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客观上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能力、政策水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为此,要加强对农村审计人员的培训、考核和监督,达到队伍建设标准化,业务工作规范化,工作管理法制化,政治思想现代化,从整体上提高农村审计人员的素质。

3.规范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程序,做到全面审计农村社区财务审计一般包括以下程序:确定审计对象和性质、拟定审计方案和计划、公示审计公告、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和结论、处理对接审计结果、审计材料归档等。农村社区财务审计执法过程也是行政执法过程,在审计过程中要严格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有序地开展农村财务审计工作。同时,不能只对财务收支进行审计,要对农村社区财务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审计,真正达到预期的审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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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区2011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及总体目标,结合我街村社区的实际情况,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好村社区建设。通过项目带动、产业支撑,加快建设具有地方特点、文化特色、传统风貌的村社区。一手抓好社区管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中心的作用,延伸和承接好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对社区公共服务能力,让人民群众走进社区服务中心就能办成想办的一些日常生活需要的事情。

二、实行高标准社会保障。在率先在全省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轨工作的基础上,扩大农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支付标准,全面开展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继续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做好养老保险参保人群扩面提标,在率先在全省建立高标准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为补充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三、提高农民就业帮助服务水平。实施“利民工程”,全面启动“充分就业村”的创建工作,推进城乡一体化就业服务。

四、提升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巩固区、街道、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络,加强疾病预防工作,控制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做好非传染性疾病的监测。

五、加强村社区文化建设。完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建人才培养基地,深入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积极开展“三下乡”等活动,紧紧围绕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开展“三下乡”活动,通过赠送科普图书、举办文艺演出、各类农业科技培训班等方式,改善农村社会气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促进农村文化建设。

六、加强农村治安综合治理。加大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力度,提高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水平,不断扩大技防建设的覆盖面。深入开展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增强你们法制意识,形成文明健康的社会风气。

七、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认真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重点加强农村计划生育好流动人口管理,稳定低生育水平,确保农村计划生育率达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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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服务向城市看齐。山东瞄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大力推行农村社区化,不断缩小差距,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这方面,诸城、莱芜、德州等地都走在了前面,它们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不等同于村庄翻新,也不是简单的人口聚居,而是在当地营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让更多农民享受到城里人的公共服务。

拿诸城来说,这个国家首批“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和首个撤销全部建制村实行农村社区化的地级市,把辖区内1249个建制村全部合并成208个农村社区,构筑了以“中心城区——镇街(道)——农村社区”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体系:在社区内选择一个交通比较便利、基础比较好的村庄设立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立综治维稳工作站、群众工作站、警务室、卫生室等服务站室,配套建设日用品超市、农资超市、快餐店等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以“两公里”为半径,推行社区服务建设,将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延伸到农村基层,打造起“两公里公共服务圈”,为百姓提供方便、快捷的社区服务。

诸城还积极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坚持以现代化大中城市的标准建设中心城区,以现代化小城镇的标准建设镇街,以现代化城镇的标准建设农村社区,全面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生活方式城乡对接,全市农村社区全部开通公交车,自来水普及率、有线电视和公路通村率以及生活垃圾无害化集中处理率均达100%。此外,供气、供热、污水和垃圾处理以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也在基本实现城乡一体。

工业化与发展城镇化同步。针对传统城镇化进程中缺乏产业支撑、“新市民”多以小农经济为生的弊端,山东省城镇化工作会议部署,全省以“提质加速、城乡一体”为目标,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升产业支撑能力和城镇承载能力为重点。为此,莱芜市提出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德州市提出“两区同建”。两市以产业化带动城镇化,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搭建了平台,大大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初步解决了城镇化进程中缺少产业支撑的问题,探索了一条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就地市民化”的新路。

以德州为例,其“两区”是指农村居住社区和农村产业园区。“两区同建”关键是“同”。在该市,围绕新建社区开展了产业园区建设,让每个社区都有主导产业、每个主导产业都有龙头带动、每个龙头企业都有产业基地。如乡镇所在地社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工业加工项目的民营园区;乡下社区以建设种植、养殖产业园区为主,引导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并吸引大型农业龙头企业,在社区建设种植、养殖产业基地。目前,该市所有乡镇府所在地社区都已拥有一处民营产业园区。

德州的产业园区建设,普遍按照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原则,将园区规划与现有基础、社区规划与地域位置有机结合起来,提出“1+X”的要求,即:每个乡镇规划建设1个产值过亿元的示范园区和若干个主导产业园区;结合农副产品加工体系建设和社区产业规划,积极引进农副产品加工、工业配套加工、农村商贸物流等项目,以项目建设引领园区建设。全市一共规划了1538个农、工、商产业园区,现在,已有421个农村工业园区基本成型,工业化率达到54%,多数农民据此有了生活、就业保障。

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固本。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往往忽视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而山东却通过农业现代化走出了另一条路径——农业成了许多地方城镇化的第一产业。该省是全国最早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省份,2012年,已拥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33个,位居全国首位,通过农业现代化既释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又提升了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广阔的消费市场。其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做法有四种:

一是寿光的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型,即“专业批发市场+农户”模式。以兴建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形成产品集散、信息、价格调节中心,以大市场、大流通促进大生产。批发市场作为经济实体,提供市场信息、优良种子和农资、生产技术服务等,引导农户按市场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带动一个区域形成支柱产业,产加销一体化发展。二是诸城的龙头企业带动型,也就是通常说的“公司+农户”模式。以骨干公司为龙头,围绕一种重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在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合同与广大农户结成产加销一体化的经济实体。企业提前产中产后一系列服务,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并保证优先收购;农户定向生产、定向销售,为企业提供稳定的批量原料和资源。三是莱西的生产基地带动型,即“基地+农户”模式。由龙头企业吸收农户入股,联手建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联社,实行股份制运作、标准化生产、一体化服务。四是莱阳的专业合作社带动型,即建立专业合作社,把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架起一家一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桥梁。灵活采用包括合同购销、销售、代存代加工、兴办加工企业等多种经营方式。

生态宜居和经济发展共赢。山东提出建设“生态山东”,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新型城镇化。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2012年,全省万元生产总值能耗较“十五”末降低22.1%,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累计削减19.4%、23.2%。以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得到初步遏制,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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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城镇化;四化融合;可持续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内在要求,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近年来,我们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把县域城镇化(包括县城、重点中心镇、一般乡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提升规划建设标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城镇综合承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然而,部分县市在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协调发展的水平不高,规划科学化、建设集约化、管理现代化的步伐亟需提升;城镇聚集能力较弱,产业承载力不强,功能完善的差距较大;城镇辐射带动能力微弱,县城带动中心镇、中心镇带动一般乡镇、乡镇带动农村的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

一、遵循城镇规律,推动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推进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把速度与效益结合起来,更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把新型城镇化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期去谋划推进。一是发挥规划引领作用,确保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城镇规划是城镇化建设的灵魂,决定城镇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尺。充分发挥城镇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作用,按照主体功能区划要求,合理确定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综合考虑和科学预测资源禀赋、环境承载、人口规模、产业发展、综合交通等重要因素,加强城镇发展各项规划的统筹制定和衔接配套,为城镇当前发展指明方向,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严格规划管理,加强规划的执法监督,强化规划约束,减少资源浪费,确保规划的严肃性。二是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河南人多地少,工业用地、城镇用地与农业用地的冲突较大,土地供应不足是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创新土地集约利用机制,以“人地挂钩”政策为抓手,以强化集约节约为途径,有效破解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用地矛盾;坚持集约、集中、集聚发展,注重节约土地资源,降低物耗水平,切实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积极推进城镇和产业集群同步发展,进一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率,不断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避免粗放式发展。三是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推进新型城镇化,不仅要实现物质财富的增加,还要实现人居环境的改善;不仅要有金山银山,还要有绿水青山。顺应低碳经济和低碳城市发展趋势,把城镇建设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强节能、节水、节材等工作,加大城镇污染源的达标控制和综合治理力度,引导城镇居民树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着力推进城镇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镇,实现城镇发展方式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向低碳、绿色、环保转变。

二、构建县域城镇集群,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县城作为城镇化的重要支点,是县域经济的中心、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战场;城郊镇、重点中心城镇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节点,要示范带动周边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在这个体系中,县城是龙头,城郊镇、重点中心镇是支撑,一般乡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是基础单元。首先,坚持县城的龙头地位不动摇。县城具有承上启下、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作用。必须优化城镇环境,完善城镇功能,提高产业承载能力,把县城建设成为汇集要素的样板地、功能完善的示范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集聚人口的主载体,更加充分、更加快速地发挥出县城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其次,加快城郊镇和重点中心镇发展。按照合理布局、适度发展的原则,分类推进小城镇发展。已经形成一定产业和人口规模、基础条件好的中心镇,通过加快专业园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采取整合政策、向上争取、财政扶持、社会融资等多种方式,切实加大对城郊镇和中心城镇建设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加快扩大城镇规模和人口容量,推动农民就地城镇化,充分发挥其衔接城乡、带动周边的重要作用。具有资源和产业基础条件的特色镇,通过发展特色明显的矿产资源、农产品加工和文化旅游服务业,逐步做大城镇规模。其他小城镇,重点强化区域服务功能,为周边农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第三,稳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推进城乡现代化的切入点、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促进农村发展的增长点,按照“规划先行、就业为本、量力而行、群众自愿”的原则,稳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三、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城镇品位

坚持扩容与提质并重,外延扩张与内涵提升并举,开发建设与保护传承并行,着力在规模扩展上加快速度,在功能完善上提升档次,在挖掘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景观、历史遗迹、中原文化上显现特色,不断增强城镇的集聚能力、文化品位和城镇特色,这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县城方面:切实按照县城总规划,推进道路、市政等基础设施,引导物资集散、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功能向产城融合发展区域布局。加大“城中村”改造力度,着力改善城镇居民居住环境。不断推进省级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山水园林城市乃至国家级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山水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创建工作,以此提升城市形象,提升城镇品位。乡镇方面:抓住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机遇,在完善功能、提升品质上狠下功夫,突出整合资源、快捷交通、规范市场、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社会管理、环境美化等内涵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方面: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遵循群众意愿,加快建成一批规模适度、布局合理、设施完善、产业配套、环境优美的新型农村社区,既为城镇腾出更多建设用地指标,又为村民过上幸福生活创造宜居环境,真正使新型农村社区成为联接城乡、承载产业、驱动发展、服务群众的新型城镇形态。

四、夯实产业基础,强化四化融合

城镇是产业的载体和平台,产业是城镇的动力和源泉。城镇建设不好,项目落地、产业发展就无从谈起。而没有产业支撑,就业支撑、人口集聚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一手抓城镇建设,一手抓产业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着力实现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齐头并进、良性互动、融合发展。要完成这个目标,关键是要积极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协调互动,实现产城融合。一是发挥工业化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做大做强原材料、矿产、农林产品等传统加工业,积极发展纺织、服装、家居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能力的提高,承接更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吸纳农业劳动人口进城务工,推进人口加快向城镇集聚的同时,为城镇化提供强劲的经济动力。另一方面,要推动城镇体系与工业园区组团互动发展,既使园区成为城镇的重要产业配套区,又要通过提速发展城镇酒店、餐饮、娱乐、家政、物流、中介等现代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园区工人和城镇居民的消费空间,使城镇成为园区的服务配套区,真正实现产业集聚区与城镇集群空间融合、功能配套、集约发展。二是发挥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用。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培育和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加快土地流转,发展集约化、专业化、生产经营,既为城镇发展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又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村劳动力需求,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积累财力、释放空间。城市郊区和城郊小城镇要积极发展蔬菜供给、园艺花卉种植、休闲和观光农业为主的现代都市农业,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基地、流通市场,增强城镇集聚要素、辐射农村的能力,促进城镇经济发展。三是发挥信息化的支撑作用。信息化不仅能提升工业化和农业化的科技含量,以此更好作用于城镇化。最关键的是,充分发挥信息化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融合、推动、支撑作用,使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应用于城镇建设、管理和发展的全过程、全领域,可以大大提高城镇发展信息化水平和居民生活的现代化水平。

五、强化政府服务,注重改善民生

改变一个地区的城乡面貌相对容易,但改变一个地区人的生活方式很难。推进新型城镇化,既要加强硬件支撑承载人,又要加强软件建设服务人,要通过城镇化的过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和进步。因此,必须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从维护群众利益、满足群众需求出发,按照人民的意愿、依靠人民的力量、建设人民满意的城镇,真正把进城居民变成经济发展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人、文化活跃的主角和社会进步的主力,使城镇居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更加美好。要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市民城市生活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教育,全面提升城镇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群众文明素质和城镇文明程度。要坚持为民便民、利民惠民,加大社会建设力度,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切实增强广大居民自主管理、参与管理、相互管理的能力和自觉。同时,要深化基层为民服务体系建设和城镇数字化管理、服务系统建设,使广大居民充分享受快捷、高效的现代城镇化服务。要持续加大城镇文化建设,在加快完善文化硬件设施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挖掘中原文化,着力塑造城镇灵魂,不断增强精神活力,实现以文化人、以文化城。要先行先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切实进城居民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和就业权利落到实处,把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首要责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群众更充分、更全面地共享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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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喻新安.中原经济区研究[M].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12)

篇7

[关键词]:微观组织;社区;自我整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成为一个全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新农村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为谁而建,由谁来建。按照惯常的思维自然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规划,基层来组织。但是,伴随农业税的免除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相当多数地区的农村基层政府与基层组织由于财政经费的缺乏而处于维持状态,难以承担组织动员农民、整合资源,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本文将结合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状况,以湖北省一个乡镇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例,探讨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问题。

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社区民间组织的缺失

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是官治与民治的二元并存结构。除征税征兵以外,国家不直接干预乡村内部事务,处于孤立分散状态的乡村主要依靠民间社会资源进行自我整合。自近代以来,伴随现代国家建设,乡村治理体制开始趋于单轨制。一方面,国家将原来散落在各个村落的权力集中为统一的,形成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体制;另一方面,国家又要将其意志极力渗透到分散孤立的乡村,促使乡村社会的国家化。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乡村经过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改造,建立了覆盖全国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但同时,原有的内生于乡村内部的组织及其整合机制趋于消失。

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对于将分散孤立的乡村迅速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这种整合主要是依靠外部性的国家力量所进行的外部性整合,它在将乡村和农民带入国家体系的同时,却中止或者割断了乡村内部农民之间的联系,发轫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求并联结农民的自组织基本不复存在。而外部性国家治理乡村的体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内部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由此就会陷于“治理真空”。

而造成单一的行政化治理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又在于这一治理体制所赖以存在的财政体制。体制是单一的行政化治理达到极致的体制。这一体制存续的基础就是“政社合一”,即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为一体。上千万农村干部(包括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是由公社集体经济供养的准国家干部,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办理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支持。国家依靠这一体制,既实现了国家意志的渗透,又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成本。当然,它的代价是由农民支付着本应由国家承担的治理成本,其后果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渐降低和农民对国家的高度依附。正是基于此,农村改革后,分户经营体制取代了体制。分户经营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造了乡村治理体制,即实行“政社分开”,农村基层实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在体制解体并出现“治理真空”时产生的,是农村微观组织体制的重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载体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群众自治组织。但是,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仍然属于国家管理农村居民的基层组织,仍然属于一种外部性的制度安排,由此使村和组(大多由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名而生)具有天然的行政地域属性和服从国家的公共管理功能(从国家的行政管理看,村民委员会又被视之为“行政村”)。在宏观的单一制下,法定的自治组织与实际的基层行政组织合为一体,并大量承载着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由此使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更多地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即它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完成政府交办的各种任务,而不是基于本社区内部需要的公共事务。与公社体制相同的是,改革后的农村基层治理的经费仍然主要来源于农民。由于包括政府任务在内的公共事务的迅速增多和人员的增加,以各种税费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以致达到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而“抛荒”和“民怨沸腾”的程度。为此,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并免除农业税。在这一过程中,还开展了以合并村组、合并乡镇、“减人减事减支”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

税费改革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是围绕减轻农民负担而展开的。这一改革同公社体制改革之初一样,又面临着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无钱办、无人管的问题,即外部性治理体制一旦变动,没有内生的社区组织来承接原由行政化组织所承担的事务,农村迅速重新陷入一盘散沙的“治理真空”境地。一是村组干部人数大量减少。在中部地区的村,如有2000—3000人,一般规定配村干部5人左右,许多村民小组的组长由村干部兼任。二是免除农业税费以后,村组基本没有公用财力,也没有了从内部获取资源的体制性渠道。三是村组干部减少后,村组干部更缺乏精力和时间处理本村公共事务。另外,村组干部的报酬由县一级财政支付,具有“工资化”的倾向,从而更强化了村组干部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所以,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预想不到的后果是行政化治理进一步向村组渗透,而大量基于乡村社区内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却陷于无组织依托办理的困境。这实际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一个共同性问题,即一旦外部性的行政(党政)整合机制发生变化或者链条中断后,没有内生的自组织加以替代,缺乏自我整合的机制。要解决这一“治理真空”问题,必须重新构造微观组织体系,特别是注重内生的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湖北省杨林桥镇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产生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提供了经验性范例。

二、杨林桥镇社区建设的动因及自我整合机制

湖北省秭归县位于长江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是典型的山区,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杨林桥镇位于该县西南部的高寒山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近年,该镇利用兴建三峡大坝的机遇,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很大改善。特别是交通状况的改善,将长期封闭的山区农民与山外的大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村庄外部的依存度愈来愈高,人们对当地社会公益事业的需求也愈来愈强。但是,该镇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物质基础很薄弱,特别是在税费改革后遇到了新的问题,无法满足农民对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需求。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杨林桥镇贯彻中央的税费改革政策,从!""&年下半年开始,取消了统一规定的积累工和义务工等筹劳项目以及以资代劳和道路、教育等集资项目,同时进行乡村机构配套改革。然而杨林桥镇和全国其他农业地区一样,农村水利工程、乡村道路建设、校舍改造等公益事业的办理出现了新的“空壳化”现象。

首先是无钱办事,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并且正在成为发展投入的一个“盲区”。一方面,取消和减免各种税费后,加剧了乡镇财政的收支矛盾,过去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来维系的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现在只能按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规定来办,由于标准低、数额少,与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建立,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数额有限,杨林桥镇各个村转移支付只有20000多元,支付村组干部的工资后,所剩无几,根本没钱办理乡村的公益事业项目。其次是无人理事,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出现了无组织机构管理协调的“治理真空”局面。杨林桥镇进行乡镇机构配套改革,裁减和辞退富余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只保留30人左右,撤销和合并了各种事业单位,这些单位的一些职能被转并到了乡镇和县直其他单位,但人手、经费都不足,公共服务职能严重弱化。同时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为适应税费改革的要求,杨林桥镇将36个村304个村民小组合并成14个村84个村民小组,平均每村1800多人,600多户,一个小组97户,一个村的村干部不过三五人,平均一人管150多户。乡镇财政既要保吃饭,又要还债务,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成了出力不讨好的事,因而乡村基层政府和组织缺乏积极性。特别是乡镇干部人数大大减少,主要精力只能用于贯彻和完成上级政府布置的任务,根本无力和无暇顾及本地公益事业。

“危机孕育着生机”。当外部性整合“缺位”时,基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要的自组织力量也有可能产生,并填补“治理真空”。正当当地干部和村民面对“治理真空”一筹莫展时,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身面临的公共性问题的活动得以出现,其初始动因便是道路修建。

杨林桥镇是典型的山区,离秭归县城有60多公里,道路沿高山盘绕九曲十八弯,平均海拔1000多米,农户大多分散居住在山区,原先县乡道路没打通时,许多人一辈子没有出过大山,农村的道路建设确实困扰了山区里许多代人的出行问题。修路可以说是山区人最为迫切的公共需要。该镇凤凰岭村4组,有个叫铁炉冲的小自然村,有11户42名村民,三面环山一面临崖,仅有一条悬崖上开凿的小道与外界联系。两人相遇,得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眼看山下的农民依靠种蔬菜、种烤烟脱贫致富,铁炉冲的村民却连喂养的猪都卖不出去。有胆大的请几个人下山卖猪,可连续有7头猪滚下悬崖,村民们心都凉了半截。以前由于对国家的依附而产生依赖思想,总是希望上级能拨付经费并组织修建道路。2002年,村组合并后,为数不多的村干部很少光顾该地,更无钱投入,该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失去依赖的村民只好自发地组织起来,推举袁学商领头,连开五次会,最后一次用稿纸写下修路计划,各户签名盖章,共同举手宣誓:依靠自己的力量修路,一年不成两年,总有一天要修通。22个劳动力,靠卖猪、鸡蛋凑起2万余元,连续3个冬春闲月,投工5600多个,1037天,终于在悬崖上开凿出一条2公里的山区公路。村民种的烤烟、野菜能运出去了。2004年人均收入达到了3000多元。

受到铁炉冲依靠村民自己办理自己最需要的公益事业的启发,2003年5月,镇党委和政府引入当时正流行于城市的“社区建设”的理念,并首先在白鹤洞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试点成功后便在全镇统一推行。2003年7月1日,杨林桥镇正式开始撤销运行多年的村民小组建制,组建农村社区。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全镇14个村成立社区306个,互助组1034个。每个社区30个左右农户,设理事长1人,理事2—3人,共“海选”出理事会成员1028人,建立了“村委会—社区理事会—互助组—基本农户”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组织机构。社区理事会在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的领导下,以议事恳谈会为主要形式,广泛听取社区农户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决议,再付诸实施,行使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职责,“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完全由农民群众自己说了算,实现了真正的群众当家作主。

从表1可以看出,村民小组延续了时期生产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行政色彩较浓厚。农村税费改革和合村并组以后,村民小组无法满足新时期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农村社区与村民小组从服务户数、事务范围、产生方式、工作方式、责任指向和报酬的有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杨林桥镇杨林桥村村支书王太富说:“以前当组长,是村委指派的,上头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现在当理事长,是海选的,每件事都是老百姓自己坐下来协商好,干的都是农民想干的。”“以前的村干部就是处乱子(解决民事纠纷)、收款子(收农业税)、刮娃子(抓计划生育),根本没有精力想发展。现在从小事中解放出来,能考虑大事了。”

表1:杨林镇农村社区与村民小组的区别

数量87个306个

户数97户/组30户/社区

产生方式村委会指派村民投票选举

报酬由村提留提取无报酬或项目奖励

工作方式行政命令方式协商肯谈方式

事务范围上级任务为主本社区事务

责任指向向上级负责对村民负责

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但是,长期以来,自治的组织载体单一,主要是依靠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而村和组的行政功能较强,村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必要的组织载体。杨林桥镇通过农民自组织农村社区这一载体,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内涵,突出农民参与,建立起“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大家的事情大家议”的活动机制。白鹤洞村25社区于!2004年6月10日就农网改造问题共同讨论并定出的一套方案是:(1)每户集资15元,选一人负责经营(师傅吃饭每人一天一顿5元的标准,由集资中开支,烟在外,给师傅烟时,必须要有证人)。(2)不交钱的献出杆子一根(7米长、粗一尺二,大叶春木不要)。(3)不够用的钱大家补,用不完的退到农户,做到不存不挂。不上工的付多做工的每天20元。社区理事会根据村民的需求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如民事调解、举办科技培训活动、提供经济信息等,自发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使过去很多不通公路的地方打通了道路,农家生产的无公害蔬菜和粮食可以运出山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杨林桥镇各社区2004年兴办基础设施25个,集资12496元,投工51155个,维修公路492公里,新修公路49.8公里,同时也减少了投入成本。响水洞村13社区王太成说,他们自发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0.5公里,集资和投工共花费1600元左右,而政府按照这个标准修路则至少需要5000元。近年,社区的饮水、供电、通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地连接起来了。

社区在为农民参与提供组织平台的同时,也建立起相应的行为规则,从而形成社区自我整合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基础是利益共享。农村社区发轫于当地居民最迫切的修路需求,正是道路修建后社区成员可以共同受益,才促使社区成员自愿投资投劳,没有感到这是额外的“负担”。社区自我整合机制的活动原则是商议共识和公共舆论。社区要办的事由社区成员共同讨论,对于讨论通过的事,虽然允许有少数人不同意或不愿参与这种情况出现,但这些“反对者”也面临着利益和道德的双重压力。响水洞村13社区王太成说,他们自发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当时讨论集资,规定“摩托车10元,拖拉机50元,自行车5元,人均3元”,集资方案拿出来以后,80%-的人同意,只有20%-的人不同意。但是村社区是熟人共同体,20%-的人面临公众舆论压力,别人在修路,自己不修路,以后走在别人费钱费力修的路上怎能心安理得呢?王太成说,后来这部分人也参与到集资建路中来,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自己的“过失”进行补偿。

民间性的社区组织还为整合各种资源提供了开放性平台。现阶段的农村处于大流动和大变动之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大量农村精英外流,但这并不意味农村组织资源完全枯竭。关键在于开发和利用。由公社体制沿袭下来的村组体制是与户籍制、土地承包制相伴随的。行政化的村组体制只是将村组干部作为领导者和组织者,其他民间精英往往被排斥在外。传统的村组体制打破后,实行社区体制,则有助于将各种民间精英吸纳到社区组织中来,丰富农村组织资源。一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致富能人”得以进入社区理事会,成为主事者和社区致富的带头人。杨林桥社区理事会的会长有相当一部分是近年跑运输,种蔬菜、魔芋、烤烟的能人。以往,他们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当他们进入社区组织中心以后,道德荣誉感促使他们考虑社区共同富裕的问题。他们通过传授技术,带动社区成员种植经济作物,带来更大效益,实现社区整体“共赢”。二是由城镇返乡居住的人得以进入社区理事会。这部分人在村组体制下根本没有进入社区组织中心的可能。实行社区体制以后,他们以居住者的身份参与社区活动,并以其特有的见识、权威和资源在社区内发挥主导性作用。

三、杨林桥镇社区自我整合的效能与启示

杨林桥镇以民间性的社区组织建设,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制,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了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取得了初步成效。与传统的村组体制相比,其成效及其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政权建设和外部性整合,成为唯一整合力量的是对农民的外部性动员。这种动员式参与的直接后果是培育了农村社区和农民对外部力量的依从性和依赖性。一旦外部整合发生变化,农村社区内部就有可能无所适从。这种“等、靠、要”的思想已深深浸润在广大农村干部与村民之中,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处处可见。如新农村建设本来是为农民而建,但许多农民却无动于衷,认为只是政府行为或者“政府政绩”。杨林桥社区建设的突出功能是将“政府要”变成“我自己要干”。社区事务来自农民需求,社区治理由农民讨论,农民通过社区组织平台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第二,要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在20世纪的外部性整合过程中,乡村组织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建构和延伸的,这一组织体制是适应于国家对乡村资源的汲取和社会改造的。而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家由向农村汲取资源转为支持农村发展,大量的资源将输入农村。但是,自上而下的输入不可能穷尽农村所有事务,更不可能由政府包办一切。如在道路建设中,中央、省、市、县财政主要用于主干道的建设,而农户与主干道连接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关键的一公里”,却得由农村自我负责。在新农村建设中,会产生大量农村内部事务。这些事务需要相应的组织加以处理,传统的县、乡、村、组的行政一体化组织体制显然已不适应这一要求。杨林桥社区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也为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三,要节省乡村治理成本。20世纪以来,乡村治理体制之所以不断发生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部性整合的治理成本过高。这一治理成本是多方面的,包括财政成本、行政成本和心理成本。单一的行政治理并不都是为了从农村汲取资源,有的的确是为农村发展谋取利益,但是,单向度的行政吸纳资源的方式将被吸纳者排斥在外,使他们将无论何种政府行为都视之为外在于自己的“负担”或者与自己无关的“公事”。杨林桥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是在构造农村微观组织的同时,重新构造着农民的治理成本意识。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财大家管,调动了农民投资投劳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管为修路,他们的集资集劳早已超出政府设定的限制,但是农民并没有感到这是不可忍受的“额外负担”。因为投资投劳是为自己谋求福利,并直接接受投资投劳者对全过程的监督。

社区的概念原本就来自乡村,其核心精神是形成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归属感的生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基础是共同体成员的公共需求,并主要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进行整合。但长时间以来,由于单一的行政化治理,社区的理念未能进入乡村。杨林桥镇率先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篇8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问题;南陵县

中图分类号 F3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09-0006-03

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仅在理论上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特征,而且在实践中因其适应了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对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构建新型城镇化体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成为当前各级政府加快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拟通过对安徽省南陵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分析研究,希望以点及面,为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一定的价值参考。

1 南陵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现状

1.1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举措

1.1.1 科学规划,优化布局 南陵县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伊始,坚持规划先行、立足实际、突出特色、注重体系的理念,从人口规模及预测、居民点密度与等级规模控制、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分析,编制出台了《南陵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点布点规划(2006―2020年)》,确定新建农村社区11个、在原有中心村基础上通过整治建设23个、扩建24个、整治扩建13个,科学规划了全县农村社区建设的实施动向。

1.1.2 试点先行,梯次推进 南陵县农村社区建设起步于2008年,此后陆续出台了《南陵县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实施意见》《南陵县2013年农村社区建设工作考核标准》等相关文件。按照先易后难、分批推进的方式,2011年,确定34个建设试点村(占全县总村数20%),当年年底有28个村基本达标。2013年,安徽省民政厅在南陵县8个镇中的7个镇,确定50个村作为试点村。在当年确定的试点村中,年底有18个省级试点村、8个市级试点村、20县级试点村通过达标验收(部分村为交叉试点村)。通过试点,为全县后续农村社区建设有效开展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1.1.3 因地制宜,创新模式 南陵县属皖南低山丘陵向沿江平原过渡地带,丘陵地貌占2/3,圩畈平原占1/3。各镇村在区位、人口分布、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差距较大。因此,在考虑各试点村自然、社会经济条件,文化、生活等习俗前提下,本着立足现实、适度超前、凸显特色的原则,积极展开探索。经过几年的努力,南陵县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已初见成效,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特色新型农村社区。如从建设类型来看,可分为村企共建型、城镇开发连建型、原村改建型;从试点村的地理位置来看,有地处山区的、有地处圩畈平原的、有地处半山半圩的;从建设形式来看,可分为以中心村为圆点多村联建型、多村并村型、原村改建型、移民新建型;从建设主体来看,可分为政府主导型,村企共建型,规划引导型等。

1.2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成效 (1)推动了农民向市民化转化。南陵县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载体,通过土地流转、转移就业、集中居住等方式实现了居住集中化、就业非农化、生活方式市民化。(2)实现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了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现代文明向农村扩散。(3)通过涉农建设资金的集中重点投放,村庄整合,修建配套商业网点、文化体育等相关设施,促进了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和经济发展。

2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南陵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在取得一定成效和经验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2.1 政府推动为主,农民参与程度低 在南陵县社区建设试点中,政府是直接主体,在社区选址、规划、建设方式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行政强制性”和“政府推动性”。多数情况下,农民只是旁观者和被动的接受者,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和参与机制,农民对社区建设的目的、功能认知模糊不清。再加上在社区建设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农民差异性诉求综合考虑不周,违背部分农民意愿、损害部分农民权益的问题发生,导致农民对参与社区建设动力不足、认可度不高,甚至在拆迁、征地补偿、住房安置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合作。

2.2 社区建设重形式轻内涵,“形似而神不似” 从南陵县试点建成的社区来看,普遍存在重形式轻内涵,“形似而神不似”的问题。首先,社区建设更多关注能够看得见的社区硬件建设,而如社区居民的参与度、社区文化培育、社区配套产业发展等软性指标重视不够。其次,社区治理方式滞后,并没有实现居民之间真正意义上的融合,社区居民缺乏一定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再次,社区居民没有完全脱农离土,日常生活与农业“脐带”并没有被剪断。

2.3 生产生活等方式强制变迁,部分家庭生活负担加重 以政府为主导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的强制变迁,但也加重了相当部分家庭的生存负担,生活受到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导致社区居民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二是多数中低收入家庭在拆旧建新中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往往还背负起较为沉重的债务。三是生活成本明显上升。在农业经营方式未发生改变的条件下,单纯地改变其居住方式,必然会对其农业经营活动产生严重的影响[1]。农民虽集中居住了,但是生产内容、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不少农民在集中居住后仍除既有的电费、电话费外,新增的水费、物业费、燃气费、垃圾处理费等日常生活开支也成为一笔长期的重负。

2.4 建设资金筹措难,社会力量参与不足 因受产业支撑不足、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收入水平有限等因素制约,目前从社区房屋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无论是土地置换、财政政策捆绑、项目扶持资金整合等均筹资有限。同时,由于缺乏有效政策引导和融资方式,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均远未形成,资金短缺导致社区建设及正常运转困难,存在后续维护资金和管理服务费用缺口的隐患。

3 推动安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策建议

3.1 立足现实,选择适宜的建设模式 本着立足实际、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集约发展的原则,走多元化农村社区建设之路。可从城郊区和小城镇规划区、产业集聚区、中心村、特色村4个层面,分层分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对毗邻城镇或城镇规划范围内的村庄,可以利用区位和发展优势,建设一些高标准、高规格的城镇依附型社区;对临近或处于产业集中区范围内的村庄,采取标准适度超前的方式,完善原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实现资源和服务共享,建设城乡融合型社区;对位处圩畈平原的,可以条件较好的中心村为依托,实行社区化改造,以点带面,引导农民从小村向中心村集中;对位处地理位置较偏的丘陵山区,可依托当地生态、自然等资源、民俗风貌等特色,建设特色生态型社区。在社区选址上,要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减少成本、村民意愿的原则,实现区位较差的村庄向区位较优的村庄集中、经济落后的村庄向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庄集中、规模小的村庄向规模大的村庄集中;在建设规模上,考虑目前安徽省多数农村地区农民经济状况、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传统习俗和邻里观念等因素,绝大多数农村社区建设规模不宜过大;在社区建筑设计上,要注意符合群众愿望、基本功能完善、引领城镇生活、体现当地自然和人文特点。

3.2 突出主体,提升农民对社区建设的认同感 一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无论是社区工程建设、主导产业的发展,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社区公共事务管理都必须让农民群众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监督、自主评判[2]。二要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地方政府在算清算好“三化”协调、土地集约节约这本长远“大账”的同时,更要把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置于社区建设的首位,尽可能减少农民的投入和负担。三要加强对社区居民的培育。要加强对农村社区居民就业、生活方式和理念转变的引导,自组织能力的培育,互信机制的重新构建,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身,是增强其对农村社区认同感、归属感的关键。

3.3 产业支撑,为农民“转身”提供经济支撑 必立足现实,充分考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三者之间互动融合。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促进资源集聚、人口集聚。一是发展新型工业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和地域特色,发展适合于本地的产业,特别是发展面向市场的生态农业、观光农业,面向现代城镇居民需求的生态农副产品加工业等,确保社区居民有业可就。二是充分利用居住方式变化对生产方式形成的倒逼机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型,并以此促进农民就业理念和就业方式的转变。三是发展必需的社区服务业。可组织社区居民积极从事社区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既满足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同时也可以就地实现就业。

3.4 完善服务,保障生活质量和水平 社区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是增强人们对社区认同感和吸引力的关键,并最终决定着农村社区的生命力。首先,完善社区基础设施。从社区居民最基本、最迫切的内在需求出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其次,健全社区公共服务功能和保障。建立完善就业培训和指导、卫生保健、物业服务、社会保障等服务平台;整合社区内的各类服务资源,拓展社区公共服务方式和渠道,“让居住在农村同一区域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得到平等、良好的公共服务”[3]。特别是要加强社区居民信任机制的构建,增强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融合,培养和提高社区居民既服务于自己,又服务于社区的意识和能力"[4]。通过人人互助的方式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再者,提升社区居民自组织能力。鼓励社区自组织特别是社区志愿者组织、互助组织等的发展完善,不仅是增强社区内部整合,拓宽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利益表达的重要方式和渠道,而且可以弥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

3.5 破解难题,构建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整合政府、企业、社区、农户多方联动的资金链条,形成多方联动投入机制。可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基础上,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破解资金瓶颈,探索建立以“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农民参与”的多元化投资体系。一是财政支持。以农村社区建设为平台,整合、统筹使用农村危房改造、扶贫、美丽乡村建设等各类涉农惠民专项资金和土地整理复垦的专项资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收益等资金投入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二是市场运作。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市场原则,积极鼓励城镇企业、其他组织或个人采用投资筹资、人才技术支持等方式参与社区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公益事业和供排水、交通、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农民自筹。对社区居民住房建设所需费用,应以居民自筹为主,政府可通过信贷和物资补助等形式对居民进行资助,并支持居民把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获得的收入补偿用于社区建房和生活支出。四是政策支持。包括优化有利于土地流转的政策环境;在农村土地确权的基础上,探索“让社区居民对自己的房产拥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为农民办理住宅房产证”[5];借鉴城镇居民购房按揭制度,尝试农村社区居民按揭购房抵押贷款制度;制定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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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合作社;现代农业;组织管理;风险规避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632159

引言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经历了从社队制、村组制到社区制3次重大改革。国家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体制;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发展服务为主转变;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通过及一系列配置措施和政策,大规模地动员和吸纳乡村资源以快速推进工业化。据估算,改革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村隐蔽地吸取了8000亿元资金。城市社区长期处于优先发展地位,对农村社区的生存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挤压。目前,恢复农业活力、重建农村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成为重要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着力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农村组织的管理涉及到农村经济关系和社会功能。农村组织不仅是农民自主管理的产物,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使其有承担农村社会管理的社会基础和能力。社会组织属于农民的自发组织,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农民权益。具体而言,农村组织能够起到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反映农民诉求,协调农村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及规范行为,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作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还具有“政治性”的特征,组织在应对环境诸种限制性要求的过程中,拥有自由和自主的领域。正如福柯说的“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和权力的任何操演当中,空间都是根本性的”。

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是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起因。因为小农面对巨大的生产和市场风险,需要组织化来规避风险。土地在农民中的平均分配形成了对组织化的需求;农民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小时,需要组织起来应对生产和销售中的风险。国内一些调查研究认为,我国农民专业组织的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生产专业化水平和商品化程度、政府支持、乃至户主的文化水平等影响因素紧密联系。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形成了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国家是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体。但“由一元管理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的转变”是社会管理历史演变过程的总趋势。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着整体的结构性碎片化问题。农村组织在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的特性、整合社会资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农村社会组织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必须形成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的农村社会管理新模式。在我国现有农村土地分散和小规模经营这种土地制度短期内难有根本性突破的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农民融入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轨道中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的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意味着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成为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食品需求转型,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导致了农产品品种、生产、销售等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经济作物种植得到迅猛发展。为了提高农民经济收入,进行大规模产业转型升级。传统家庭承包经营户在加速分化,许多从商品生产者逐渐衰退为生计型小农,而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我国将形成以承包农户、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为基础,以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各类经营组织为支撑,多种生产经营组织共同协作、相互融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规避风险。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之外的社会功能不断增强,但是,其经济功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已成规模。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对于农业、农村、农民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巨大影响。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发展依托于现代农业发展,这就要求社会,尤其是农村社区对于现代农业的正确认识并采取适当的农业发展模式与行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积极接纳和理解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其组织与管理模式直接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其组织和管理的逻辑、人员结构、方法途径值得探究与分析。

1 D村农业合作社的组织与管理模式

为了探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分析其组织和管理的逻辑、人员结构、方法途径。笔者在在福建省S县D村进行了调查。

1.1 D村农业生产现状

S县位于闽浙交界处,武夷山麓东南侧,属传统农业县。总人口16.5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19万人,农业人口12.34万人。D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倡导人是当时的村主任。作为一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成立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规避风险的需求。D村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是烟草、玉米、毛芋、山露和竹笋。订单农业,作为现代农业产业的一种经营方式是当地农业的支柱。其中烟草、山露、玉米以及林地生产的竹笋都是以订单农业的形式存在的。特殊的订单农业使得村民的生产和销售有了一定的保障。

1.2 D村农业合作社组织管理模式

山露的种植发展历史体现了农业合作社的组织管理模式。一开始,山露的种植是因为S县达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加工公司)需要农户提供食品加工原材料而在县内部分地区与农户合作,由公司提供种子,农户种植、收割后卖给亚达公司,亚达食品有限公司采用的“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的发展模式,吸引了村庄许多多农户参与,迅速形成了超过133400m2的山露菜种植规模。亚达食品有限公司利用山露菜茎秆通过加工保鲜,生产成罐头以保持山露菜的原有风味和方便运输、保存,远销日本。

亚达食品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农户的模式,在初期保证了D村133400m2露菜的销路,为村民带来了一定收入。但是,在种植山露菜两年后,即2012年,那位给东边村提供山露菜订单保障的顾问跳槽后,山露菜的销售就成了问题,种植山露菜的农户面临销售危机。如何解决农户的销售危机,规避农户生产风险成为了难题。当时恰逢D村在积极申请并建设生态农村,希望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种植和加工。村委看中了山露菜和竹笋的“生态作物”的特点,希望能促进山露菜和竹笋的种植,发展生态农业产业,提高村民收入。

在此背景下,D村在村主任为首村委会的带领下开始筹备成立村合作社。村委会宣称建立合作社的目的是满足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满足村民在农产品生产、销售需求),建立食品加工厂对山露和竹笋进行粗加工在保持山露菜的原有风味和方便运输、保存的基础上,大力拓宽农产品的销售途径。要成立一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不容易,需要符合2007《合作社法》的多项规定,还要面对合作社业务范围,村民入社的条件和途径,选址,资金等诸多问题。

合作社的注册、条件、证明等法务和程序由村长执行。所有村民都能入股合作社,但是只有董事才能参与管理(董事由村委主要领导和合作社股份较多的几位组成)。村委会一开始将合作社和食品加工厂建立在村里的废弃住宅区,但是由于部分村民不愿意以自己的宅基地入股合作社,因此合作社不得不将合作社和食品加工厂地址定在村庄对面的山下,挖山填土。于2012年正式成立并定名为S县D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村委会积极宣传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必要性和村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好处,但是由于前景的不明朗,村委会提出的村民以土地或者资金入股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很多村民的支持,最后只有5位村民加入,他们筹集资金自己盖了厂房购买了生产设备进行食品粗加工。采取工厂化管理,合作社法人是村主任,村主任任厂长,负责管理整个工厂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工厂每年生产每年2~3个月,期间会从本地村民中雇用短工50~70人参与生产。D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经营竹笋和山露菜粗加工、销售。其加工的原材料都是来自当地农民种植的,主要是来自东边村村民种植的竹笋和山露菜。合作社与村民的关系是“合作社+农户”模式与亚达食品有限公司的“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模式如出一辙。合作社和村民协商确定村民种植规模和要求,合作社负责以市场价收购村民种植出来的竹笋和山露菜。合作社雇用当地村名将收购的竹笋和山露菜进行粗加工,加工之后对外销售。

1.3 农业合作社面临的风险

国外学者Miles通过研究发现,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是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起因。因为小农面对巨大的生产和市场风险,需要组织化来规避风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形成了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虽然有学者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际上时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仍然体现在对农民农业生产的经济风险的规避上。东边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山露菜的销售问题导致的风险。

2 结语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发展。传统家庭承包经营户在加速分化,许多从商品生产者逐渐衰退为生计型小农,而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以此为背景下引申出了 “公司+农户”、“合作者+农户”等以订单为连接点,连接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民的经营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其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本质被弱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与管理与村委会有紧密关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尤其是农民经济合作社,多是由村委会或村庄“能人”倡导建立的,村委会或是组织者或是重要参与者。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领导层也是由村委会主要干部和村庄“能人”构成。他们在村庄这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因为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是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起因,因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与管理是在合作社成员面临巨大的生产和市场风险,需要组织化来规避风险的时候发挥其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仍然体现在对农民农业生产的经济风险的规避上。这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形成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的重要原因。与学者的“理想类型”“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有着极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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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现状

××区现有行政村63个,其中村居合署3个,社区居委会57个。近年来,全区各级大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农村基本现代化建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发展,主体经济实力明显壮大。20__年全区乡镇工业完成纳税销售439亿元,同比增长23,占全区工业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3.4。5个镇完成三产纳税营收222.7亿元,同比增长71,占全区三产总量的52.9。实现镇级可用财力6.54亿元,镇级可用财力均超亿元。全区95个村、社区合作社实现可用财力达2.55亿元,平均268万元,其中村均245万元,社均319万元。引导村级强化经营理念,20__年全区各村集体新建标准厂房18.5万平方米,累计达39.6万平方米,新增加商业用房5.6万平方米。

(二)集聚集约水平提升。

围绕资源最优化、效益最大化,加快推进“三个集中”。确立了以沿山形成区、沿湖组成片的农业集中战略,突出抓好一批都市农业项目,建成了太湖葡萄沟、唯琼生态农庄等都市农业产业园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积4.78万亩,集中率达47.47,建设无公害农产品基地19600亩。通过抓好营造高地吸纳一批,城市拆迁安置一批,进驻标房集中一批,加快提升改造一批,沿湖景观迁出一批,关停并转淘汰一批“六个一批”,加快工业向园区和工业集中区集中的步伐,工业集中度达到68。推进农民居住集中做到“六个结合”,即与市区重点工程建设相结合,与工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建设相结合,与地块拍卖改造相结合,与“城中村”改造相结合,与撤并小规模村巷相结合,与提升改造保留相结合,20__年共拆迁农民住宅3596户、62.7万平方米,整体撤并自然村45个,开工建设农民安置房102万平方米,竣工88万平方米。

(三)规划导向作用明显。

以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为目标,对我区现代都市农业体系、城乡产业体系、城乡社区体系的新模式等进行全面规划,有力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和集聚发展。确定了我区“211 8”二级城镇空间布局结构总体目标框架,即:两个分区——蠡溪分区和太湖新城分区,一个马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一个镇——胡埭镇,8个新型农村社区。同时注重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完善基础设施配套,统筹各类生产要素,着力提高规划水平和可操作性。通过规划来整合优化现有资源,预计到20__年可节约各类用地20__多公顷。

(四)改革创新激发活力。

以推进农村体制机制创新为目的,激发农村经济组织加快发展的活力、动力。完成企业改革15家,盘活退出公有资产8404万元,企业改革扫尾工作基本完成。加大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力度,累计成立77家,股东达146113名,量化经营性净资产9.73亿元。20__年度可分配收益1715万元,实现个人股分红1058万元,同比增加223万元。结合实际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20__年共组建10家混合型土地股份合作社。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0__年创建“四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0家,其中农业专业协会9家、专业合作社1家。

(五)富民保障进程加快。

抓好农村培训就业工作,20__年共培训农村劳动力12230人,其中技能培训5456人,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指导6774人次;积极挖掘“十个一批”潜力,有效调控政府援助的公益性岗位资源,优先安排农村特困对象就业,多措并举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不断完善农村社保体系,共完成乡镇养老扩面1.61万人,其中城保扩面1.36万人,农保扩面0.25万人,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69,全区农保最低年缴费额提高为1000元;将养老补贴享受对象的范围由农村老年农民扩大到全体农村世居户老年人员,发放率达到100%;区级养老统筹人员统一纳入全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体系,农村大病(住院)医疗保险覆盖率达99.26,原郊区养老统筹人员城镇医保工作政策调整接轨到位;全区农村符合低保条件的778户1585人全部纳入低保,做到低保全覆盖;深入开展了“筹千金、助千户”活动,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救济帮扶力度不断加大。

(六)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完善镇村教育管理体制,“双高普九”成效显著,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调优,教育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加快完善农村公共 卫生体系,加大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服务站建设力度。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八个一工程”达标创建活动取得实效,文体市场管理秩序进一步规范。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全面落实,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发放到位率100。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十星级”文明家庭、“五星级”企业和“三星级”青年爱心服务站、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单位等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四五”普法工作圆满结顶,“民主法制村(社区)”创建活动、“法治××”建设取得较好成效,“平安××”创建活动进一步深化,有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

二、当前××区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

××区近几年呼应城市化建设发展要求,加快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步伐,农村经济社会取得了较快发展,环境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从××区农村发展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也就无从谈起。

一是规划布局比较零乱。规划是龙头,是建设发展的依据,离开了规划的新农村就不会是科学发展的新农村,必然导致结构布局的不合理,造成资源浪费。首先是产业布局零乱,全区原9个镇、开发区、街道建设了11个工业园区,包括集中区外共有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4000多家,缺少成规模的大企业集团和大型的服务业商贸区、专业市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现象十分突出。其次是居住布局零乱,全区现有的262.5平方公里区域土地上共有自然村1000多个,“城中村”244个,其中20户以下的小村巷60个,农村住宅分布散乱,配套不完善,环境较差。第三是缺乏统一的规划导向,××的综合发展区规划和区农村规划正在修订完善,次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规还未做到全覆盖,许多区域和地块的开发功能尚未确定。

二是经济发展参次不齐。经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要在全区同步推进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经济财力作支撑,但是经济发展中镇和街道之间、村和社区之间的不平衡性,成为××区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中的突出问题。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因素,近郊村大多有资产而缺资源,而远郊村有资源却缺少优质经营性资产,村级收入高的如龙山社区、南桥村、溪南股份合作社等,年集体收入超过50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收入低的如马山的嶂青村、耿湾村等年集体收入只有50万左右,人均不足500元。各镇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有的财力相对不足,如胡埭镇等;有的债务较多,如太湖镇、华庄镇;有的发展不快,如蠡湖街道等。只有加快发展镇村经济,壮大集体财力,促进稳定增收,才能为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夯实经济基础。

三是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当前来看,城乡差别仍然较为明显,社会贫富差距正在逐步拉大。农民实际就业率还不高,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不够完善,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和提高农村职工工资福利水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此外,社会弱势群体在农村较为集中,农村的社保政策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的就业率、城保的农村覆盖率、农村保障的标准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扶贫济困的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有待于研究解决,等等。

四是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新农村应当有新气象,但从当前城乡发展来看,农村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现象相对突出,特别是农村生活环境、设施配套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农村基础设施较为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环境卫生较差,与现代化新农村的要求比差距很大。农村安置房建设滞后于城市拆迁的矛盾也十分突出。

五是文明素质有待提高。文明素质是体现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当前来看,××区农村社会事业的基础还比较薄弱,教育、文体等各项事业的投入相对不足,城市的优质公共资源和社会服务有待于进一步同农村对接、向农村拓展,农村居民的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加快推进区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设想

针对上述薄弱环节,围绕市委、市政府明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区在当前和今后工作中必须通过抓好以下六方面的工作,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

一是以科学规划为指导,促进集约有序发展。规划是建设发展的龙头,要通过科学规划来节约利用资源、集聚集约发展。要按照“三个集中”的要求深化完善农村规划编制,统筹安排农村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生态区和重大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生态良好、环境优美、区域协调的城镇体系,实现有限资源无限发展。特别要加快完成××综合发展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十一五”城乡建设规划、各项次分区规划、重点控制性详规和农村新型社区详规编制。要通过规划的完善和实施,节约土地资源。

二是以都市产业为方向,促进转变增长方式。坚持园区化发展战略,进一步拓展××开发区、胡埭安置区、马山生物医药园、工业设计园等一批特色品牌园区空间。要加快拓展现有园区的可用空间,重点抓好胡埭工业园西拓和工业设计园南扩,提高园区对骨干企业安置、高新技术企业引进的承载功能,以空间拓展来“稳心留根”,为××未来发展提供规模支撑和产业基础。要依托现有的12个园区和3个老工业团地,大力发展标房楼宇经济,在原有基础上再建设一批适销对路的标房楼宇,并着力提高租售率和产出率,实现集聚集约发展。要积极引导现有企业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节能低耗环保、循环型、知识型的都市工业。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引导有条件的集体和个人抢抓城市化发展机遇,抢滩沿路发展现代商贸,并着力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实现工业、服务业“两轮驱动”。根据战略农业和过渡农业相结合的思路,依托沿山沿湖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唯琼农庄、九龙湾乡村家园、雪浪山生态园、龙寺生态园等一批集观光旅游、度假休闲、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都市农业示范园,实现农业生产的园区化、特色化、高效化。

三是以资产经营为纽带,促进财力稳定增长。引导鼓励镇、村(社区)积极抢抓城市化推进机遇,把农村土地出让金、集体资产转让金、自有资金等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土地、房屋等优质经营性资产,大力发展集体经营性资产,增强发展后劲。积极参与胡埭工业园西拓和工业设计园南扩,参与建造适销对路的标准厂房和配套用房,增加集体优质经营性资产。结合老工业团地改造,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通过拆旧建新,腾笼换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利用区位优势,抢滩沿路发展商业用房,有条件的要发展楼宇经济。抓住“城中村”改造和农村宅基地整理等的机遇,优化一批新的空间进行置换开发。全区镇村要通过强化资产经营,均能增加一块能稳定获利的经营性资产,使村级集体财力年均增幅不低于5。

四是以富民优先为根本,促进完善社会保障。坚持以人为本,突出富民优先,把增加就业岗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积极挖掘就业载体,加强就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完善政策配套,促进农民充分就业,鼓励群众创业致富。要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向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并轨,全面建立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体系,切实落实对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各项救助政策,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保障体系。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切实提高人民的收水平,促进收入的多元化,增加经营性、资产性和股份合作收入。通过政策 配套和措施到位,到“十一五”末,力争城镇社会保障三大保险覆盖率达到90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000元,年均增长10,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5,城市化水平达到80以上。

五是以建设管理为重点,促进优化生态环境。立足于“以建促拆”,切实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按照城市化推进的要求,今后几年全区的29个安置点至少要新建安置房500万平方米以上,逐步实现拆迁安置“零过渡”。要加快城市改造,提升城市品味,高标准推进河埒口地区改造,全面建成核心商务区,打造区域发展新亮点。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在农村扎实开展以拆临拆违、环境卫生等为重点的各项专项整治。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发展循环节约型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彻底整治水环境。确保到“十一五”期末每万元GDP综合能耗控制在0.72吨标准煤以内,60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污染集中治理,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90,区域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达到90,国家生态区创建全面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