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分析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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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直接诉讼 现状 对策
当代公司法对公司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世界各国主要有以下作法:一是通过股东会实现股权对经营权的制约,从而对管理者的权力进行制约和平衡;二是通过大股东表决权限制、股东累积投票权等系列制度实现股东权力的内部制约和平衡;三是通过股东诉讼制度等赋予股东司法救治的权利。如果说前两项属于积极(主动)救济手段,那么股东诉讼则是前两种制度的司法保障,属于消极(被动)救济手段。而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救济渠道一直接诉讼,则以特有优势成为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重要手段。
一、股东直接诉讼的界定
一般认为,作为股东权益保护机制的股东诉讼制度包括两方面:股东代表诉讼与股东直接诉讼。所谓股东代表诉讼(又称派生诉讼),是指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怠于诉讼时,公司的股东以自己的名义提讼,要求补救公司权益的行为;而股东直接诉讼,是指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基于股份所有人地位向其他侵犯自己股东利益的公司及董事或其他股东提起的诉讼。
二、他山之石――国外直接诉讼规定
(一)诉讼主体资格
在股东直接诉讼中,谁是当事人谁有权,应具备怎样的法定条件是最基本的问题。各国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对主体资格的范围界定或宽或窄:美国的公司法规定股东直接诉讼的原告资格没有什么限制,只要求原告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具有股东的身份;日本《商法》规定的股东直接诉讼的原告限于公司的股东。但当股东提起撤销决议的诉讼时,法院可依公司的请求,命令该股东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这可以说是对股东直接诉讼的一个限制:韩国《商法》规定的的资格与日本相似,但,在规定股东提供相应的担保时,该股东为董事或监事时除外。大陆法系国家德国的《股份公司法》规定:股东大会决议的撤销之诉的股东直接诉讼的原告:一是每一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如果他在记录中声明反对决议;二是每一位没有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如果他被不公正地不允许出席股东大会,或者股东大会没有按规定召集,或者决议的议题没有按照规定予以公告。而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无效诉讼要求原告的资格具有股东身份。
(二)诉讼原因
诉因是指可以提讼的理由或原因。因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对诉因的规定不尽相同。美国的诉因规定的比较详细,范围也比较广泛和完备。其公司法采用列举的方法列举了诸如请求支付合法宣布的股利或强制性股利之诉;行使公司账簿和记录阅览权之诉等11种股东直接诉讼的诉因。与美国相比较,日本公司法律规定的股东直接诉讼的诉因比美国相对较窄包括,请求撤销决议之诉,请求确认决议无效之诉,请求确认决议不存在之诉等诉因。韩国的深受日本商法的影响。规定了股大会决议撤销之诉,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之诉,股东大会决议的不存在之诉,以及新股发行无效之诉,合并无效之诉,分立无效之诉等诉因。德国《股份公司法》也从股东大会决议的无效、撤销之诉,已被确认的年度账目的无效之诉,以及对公司的无效声明等方面规定了详细而广泛的诉因。
(三)诉讼时效
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因公司是以追求效率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实体,如果规定的诉讼时效长,使争议处于长时间不确定的状态显然不利于股东等厉害关系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公司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各国都规定不超过一般诉讼的诉讼时效。比如日本《商法》因诉因不同分别规定了3个月、6个月、2年。同样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了1个月、3年不同的诉讼时效。韩国《商法典》的规定为2个月或6个月、2年。
三、我国股东直接诉讼的立法现状统计与评析
(一)、公司法
我国旧《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表明:我国股东直接诉讼的诉因仅限定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其股东诉讼请求仅包括“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区分了撤销之诉与无效之诉。其第39条规定,下列情况下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会议决议:“股东会议的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违法或者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议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主张撤销股东会议决议,应当自股东会议结束之日起2个月内提讼;逾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40条股东规定“以股东会议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侵犯股东合法权益为由,请求确认股东会议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股东主张股东会议决议无效,应当自股东会议结束之日起2个月内提讼;逾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新《公司法》对原法律中不适合时展的制度进行了摒弃,将公司治理实践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融入新法,完善了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制度。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
(二)、证券法
原《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尤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修订后的《证券法》扩大了信息披露的责任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非上述人员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均要对不合法的信息披露对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受到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总之,以上条款规定了股东直接诉讼诉因、诉讼请求――赔偿损失、诉讼时效2年(《民法通则》第13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2001.1.15)规定了法院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为依据。并规定诉讼时效为2年,以及管辖的法院、诉讼的方式,并明确规定此类诉讼不宜采用集团诉讼方式。《关于审
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2003.2.11施行)再次重申了以上内容,并确定诉讼方式为:单独诉讼或者共同诉讼。
总之,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股东直接诉讼的诉因:一是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魄二是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三是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股东直接诉讼方式:单独诉讼或者共同诉讼。诉讼时效: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无效之诉为2年,撤销之诉为6个月。
四、我国股东直接诉讼的改进与对策
(一)、扩大股东直接诉讼的诉讼主体范围
股东直接诉讼的内涵表明了股东直接诉讼的诉由非常广泛,涉及到股东权的各个方面,只要其行为结果损害了股东的合法权益,就应该允许股东提讼。
首先、对股东直接诉讼的主体范围应仅作原则性界定,即凡是股东基于股份所有者身份享有的合法权益受到公司或他人侵害时,股东都有权提讼。
其次、不仅包括因股东会、董事会侵权行为的股东,而且应扩大到董事、经理、监事等“内部人”的侵权行为的股东。
最后、扩充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的诉权。
(二)、完善对股东直接诉讼诉权的限制
我国因虚假陈述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的,须以有关行政机关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书作为的前提条件。这样的规定大大地缩减甚至剥夺股东的诉权。令人欣慰的是新《公司法》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做法,对股东直接诉讼诉权的限制作了一定的改善:股东依照规定提起无效、撤销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公司的请求,可以要求股东只需提供相应担保。我认为对股东直接诉讼诉权的限制应借鉴美国的做法――对股东直接诉讼的原告资格不做限制,只要求原告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具有股东的身份即可。
(三)、合理规范股东直接诉讼的诉讼时效
公司作为追求效率的经济实体,诉讼时效长短对于股东权益的保护利益尤关。因我国大多数股东并不参加股东大会以及信息公开制度有待完善,不同的诉讼,规定不同的诉讼时效。可喜的是我国新《公司法》有了新的调整。但,6个月的诉讼时效是否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股东权还待探讨。日本对于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无效之诉讼规定3个月的诉讼时效也可应用。至于因虚假陈述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仍可适用《民法通则》2年的诉讼时效。
(四)、引鉴国外股东直接诉讼的集团诉讼,完善共同诉讼
篇2
关键词 污染度试验 污染源 污染度
中图分类号:TH117 文献标识码:A
1飞机液压系统污染度试验实施
为了模拟某型飞机液压系统的使用情况,分析液压系统在对应飞机500个起落/500飞行小时/6个日历月的抗污染能力和工作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液压系统污染度定检周期。
1.1试验前准备
(1)清洗。要保证试验结果的真实性及可靠性,首先要对试验所需的设备及环境清洗,所用油液优于GJB420A 6级。液压动力车清洗;液压油箱清洗;襟翼及纵向配平作动筒清洗;动力源组件清洗;试验台液压系统清洗。
(2)系统恢复。清洗完成后,将液压油箱、动力源组件、油滤、电磁阀、液压锁、所有作动筒恢复到图纸状态;进行油箱加油与液压系统排气;在襟翼收放系统中加上载荷700N;在纵向配平操纵系统中加上载荷:下偏60N,上偏80N。
(3)试验步骤。操纵起落架收放开关收放起落架1次;操纵襟翼收放开关收放襟翼2次,襟翼收放角度按0~20敖校徊僮葑菹蚺淦?0次循环,纵向配平机构按照-26~10敖胁僮荩灰陨衔淮窝罚此承蚪?00次循环操纵。
1.2试验数据及结果
在试验台液压系统清洗及第20次、第50次、第80次起落循环完成后,从回液压系统原理试验台液压油箱前端管路处取油样进行污染度检测。系统清洗污染度检测结果为GJB420A-6级,满足进行试验的条件。当进行到第20次起落循环时,液压系统油液污染度已超过GJB420A-12级,后续的第100次、第200次、第300次、第400次、直至试验完成500次起落循环,作动筒作动无卡滞,起落架收放、襟翼收放及纵向配平操纵时间均在正常范围内。
2试验研究
2.1对液压元件实施污染生成率控制
污染控制首先是控制液压元件在工作条件下污染生成物的大小和数量,这是污染控制的核心。减小污染生成物的尺寸和数量,也就是提高了元件的污染耐受度,延长了元件的使用寿命。达到这一目的,除应真正贯彻相关标准以外,还需强调在工作的污染度等级条件下,定量的控制在单位时间内,相应尺寸污染物生成数量。
对油滤内污染物的来源进行分析,某液压系统中的密封圈等橡胶件经过油液浸泡及老化,特别是蓄压器、作动筒等存在活塞运动的附件中的密封圈的磨损情况更加严重,在运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细长条丝状黑色污染物,对整个液压系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控制密封圈等橡胶件所产生的污染物数量,有如下几点要求:
(1)确定密封圈等橡胶件的材料牌号是否符合设计,是否和当前液压系统中的液压油相容;
(2)确定所选密封圈的压缩率和液压附件的结构设计(密封圈安装环槽)是否配合完好,是否会因配合问题在活塞运动中对密封圈照成磨损;
(3)确定所安装密封圈的生产批次,更换不同批次密封圈通过试验证明密封圈和液压油的相容性。
2.2滤油器过滤精度应表征在系统中真实的净化能力
滤油器的净化性能,是降低系统污染度的关键元件,几乎是有什么样精度的滤油器,就可以实现什么污染度等级的系统。但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现滤油器过滤精度并不能真正表征在系统使用中的净化能力。
在某型飞机液压系统污染度试验过程中,前期进行液压动力车清洗时,所用的油滤过滤精度为5 m,理论上油液通过一次,即可降低GJB420A 6个等级,使12级的污染液立即成为6级的清洁度。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惊人的净化能力,哪怕一次通过只降低一级,则总油量为20升的液压动力车以10升/分的速度,2分钟就能降低一级,系统可以很快达到7级的验收标准,甚至很容易实现5级或更好,实际上净化很长时间后只能保持系统在6~9级范围内。
经分析后,滤油器不能真正表征在系统中的净化能力,可能有如下几点:
(1)滤油器过滤精度可能随油液污染度降低而降低。过滤精度是滤油器的主要性能指标。它是指滤油器所能过滤最小污粒的尺寸。但是,污粒是不规则的形体,可能随着污染度降低,逐步影响滤油器的过滤精度。试验证明,污染度等级越低的油液,清洗结果越理想;
(2)相应过滤精度的油滤在油液一次通过的情况下,过滤效率不稳定。理论上,随着滤油器过滤精度的提高,过滤效率也会提高,但是在试验中表明,不同污染度的油液在相同过滤精度的滤油器条件下,过滤效率不同,不存在线性变化。
2.3实现飞机油液系统设计中油液污染度的主动控制
预实现该目标,需要以下几点:
(1)液压附件的出厂指标必须给出污染生产率,在规定的污染度等级条件下,单位时间内生成大于某尺寸的污染颗粒数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将目前的出厂污染度指标,改为污染生成率指标,首先被控制的附件应当是液压泵、液压马达及蓄压器,其次是阀类;
(2)滤油器过滤精度应表征在系统中真实的净化能力。当滤油器截获的污染物数量超过生成的数量,则可保证在工作中对油液不断起净化作用,直到滤油器截获污染物数量超过纳污容量指标时,才可能失去净化能力,而对系统施加污染,此时已达寿命极限,系统污染度开始增高。理论上这些都是计算出来的。
3结语
若能按上述方案进行控制,即确保液压系统中橡胶件选用的正确性,量化液压元件的污染生成率,确切掌握滤油器的净化率,保持系统良性工作,就可以基本实现使用时免于频繁检测的烦恼,也实现了降低液压系统故障率,大大延长其使用寿命。
参考文献
[1] GJB420A-1996,飞机液压系统用油液固体污染度分级[S].
篇3
【关键词】智能电网 调度技术 支持系统
1 引言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电力需求量不断增加,电网系统也越来越复杂,保证电网系统的安全和稳定的发展显得十分重要。新一代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以面向服务为构架,构建基于安全分析的体系结构、面向设备的标准模型,采用可视化技术,实现各级调度的一体化运行。
2 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的概述
2.1 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的发展过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将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引入到电力系统的研究中,其中,智能化调度作为智能电网的核心部分,得到逐渐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的补充,逐渐完善成为一套不仅能够及时分析运行状态,而且能够进行智能决策的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
2.2 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
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需要满足能够进行一体化和经济化的运行,和能够进行自主的安全防御和检修维护等方面的要求,因此,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在运用时,会受到因系统自主性大、范围广、对象多、突变原因复杂等多种问题造成的干扰,拖慢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的完善和发展。
2.3 建设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方向
对应的一体化运行问题,智能电网调度技术目前使用的是多机应用状态管理机制,即对调度中心的支持系统实施多安全区分区,以支持服务器和工作站的多网段配置;其次,对于系统的安全问题,现多采用状态监视技术:在应用、节点、网络状态上设置支持应用状态的切换、任意节点上的应用启停和网卡信息的自动删加并进一步实现信息的可视化接入以提高漏洞记录的准确性;进而经济优化问题涉及电网的组建和日后成熟,切实与用户的费用、使用量密切相关,所以也是重中之重,同时采用内部性能优化,采用数据绑定优化技术,将数据分轴级储存以满足最大化缩短数据传送消耗的要求,同时采用地理信息接入技术实现定位记录;最后对于自检维护问题,现多采用历史维护对比技术和离线验证维护技术相对比的方法,在已知维护历史的情况下,建立维护数据库并输入每次维护数据以期比对矫正,在此同时,降低离线维护机制和实时运行系统的耦合度,必要时会通过检验输入验证值的方法,达到系统的维护需要。
2.4 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的架构
2.4.1 横向和纵向上
从横向上来看,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需要通过统一的基础平台,才能够实现各类运用的一体化运行,以及各类运用与SG-ERP信息系统的协调运行,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主、备调间各应用功能协调运行,以及系统维护与数据同步的目的。
而从纵向上来看,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则需要通过基础平台来实现上下级之间调度技术支持系统之间的一体化运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实现模型、数据、画面的源端维护。又可以通过调度数据网双平面的方式来实现厂站和调度中心之间,以及调度中心内部的数据采集和交换的可靠运行。
2.4.2 电力调度管理子系统:
电力调度管理子系统,把电业局,发电厂,变电站以及用户的数据导入到数据库,而且这些数据只能被具有一定职权的人员调用,这样可以保证这些数据的安全性和共享性。同时,电力调度管理子系统还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估,把分析结果反映为报表,将这些报表作为电力调度决策的依据,为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保证。
2.5 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中的重要技术
2.5.1 数据服务是基础
在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中所要搜集的数据中,不仅包含着数据采集与监事控制系统(SCADA)中的数据,还包括大量的故障数据以及不断变化的动态数据等,将这些搜集起来的数据进行整合和储存,将其作为智能电网日常中的实施调控,以及突发状况下的紧急调控的重要依据,也是做出这些调控的基础。
2.5.2 实时监测是保障
要想保证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就要保证得出的数据以及作出的决策都要是符合实际需求的,而实际的需求又是不断变化的,这就需要有专门的技术来对变化的实际情况进行监测,即保证电网的实时动态监测。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全球定位系统: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对发电机功角进行测量,每间隔一段时间(大多数情况下0.04s)后就会发送动态数据,并且用GPS定位系统记录下来每个数据的时间尺度,从而对整个动态数据进行监控和记录,以此为实现实时的动态系统的并网奠定基础;
(2)电网动态监测预警系统和智能控制决策技术:通过对动态数据的实时监测,利用监测预警技术完成对数据状态评估,以及风险评判,最基础的就是计算静态电压的稳定性和热稳定性,目的是为了保证电压的稳定。而智能控制决策技术则是通过对已得数据的分析与模拟,为电网可能出现的问题设计和制定解决方案,从而提高智能电网抵御破坏的能力,保证电网的安全性。
3 智能电网调度技术的应用
目前智能电网调度技术经过系统性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成熟的拥有系统性的运行技术,并在多方面的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其在一体化电网上的应用已经十分的广泛:国家电网范围广对要求精度高、用户需求量大的特点要求了电网必须具有可以自主的对信息进行获取、管理、处理和反馈能力,并且在大数据、大流量的情况下也要能够被精准的适用。
因此,智能电网调度技术中的自我数据维护和多级应用状态管理机制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仅仅提高了电网系统对在海量数据引入后的处理能力,直接提高了对数据的抗压力和积容率;并且加强了电网调度的效率和安全性,对数据的收集记录是个很大的提升,同时也是对漏洞记录和补救的准确性是个质的飞跃。可以说不仅仅是现代电网的要求对智能电网调度技术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还是智能电网调度技术系统对现代电网产生了本质上的重生。
4 结语
发展高新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发展电网建设工作,推动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从而提高我国电网系统的质量,保证供电的稳定与安全,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刘康军.国内外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比较研究[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13(36):23-24.
[2]管永达,杨历伟,刘同和.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的功能及应用浅析[J].时代报告:学术版,2012(04):026.
[3]张亚妮.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的研究与应用[J].中国科技纵横, 2013(19):76.
篇4
【关键词】 纳洛酮 急性海洛因中毒
中图分类号:R595.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1)3-224-01
观察我院急诊科自2005年6月-2011年6月6年间收治的31例急性海洛因中毒患者,运用纳洛酮抢救治疗经过,现分析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31例,其中男26例,女5例;年龄18-39岁,平均23.5岁;已婚16例,未婚15例;职业:个体21例,无业7例,工人2例,学生1例;文化程度:小学12例,初中16例,高中3例;毒龄1-8年;吸毒方式:全部由静脉注射;中毒至就诊时间:0.5-6小时,平均2.2小时.
1.2 临床表现: 31例均神志不清,呈不同程度昏迷,瞳孔针尖样,对光反射减弱,呼吸抑制2~8次/分,2例出现间停呼吸,心动过缓12例,低血压15例,全部患者皮肤湿冷灰暗,口唇、甲床呈不同程度紫绀,其中6例患者双肺闻及湿性罗音,31例患者四肢浅静脉可见多处针眼,并有皮下血管硬化体征。
1.3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白细胞增高8例,心电图:窦性心动过缓12例,窦性心动过速3例,房室传导阻滞2例。急诊入院未吸氧时测31例患者血氧饱和度均
1.4 治疗方法:1)保持呼吸道通畅,吸氧3升/分,重症患者面罩给氧,必要时上呼吸机给与辅助呼吸。2)迅速建立静脉通道,即刻给与纳洛酮治疗:首先静脉注射纳洛酮0.4-0.8mg,随后将纳洛酮0.8-1.2mg溶于5%或10%GS250ml持续静脉滴注,首次静脉注射纳洛酮5分钟后未清醒者,可重复注射0.4-0.8mg,如此类推直至患者神志转清,呼吸恢复正常。3)辅以呼吸中枢兴奋剂:尼克刹米、洛贝林等。4)若患者出现抽搐、脑水肿可给与20%甘露醇250ml加地塞米松5mg静脉滴注。5)肺水肿伴心动过速心衰者给与静脉注射西地兰0.2-0.4mg及速尿20-40mg。6)低血压或休克者酌情使用升压药。7)预防感染、纠正电解质紊乱。
2 结果
本组31例中1例因注射海洛因剂量大,送诊不及时,入院时并发重度肺水肿、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亡。其余30例全部治愈出院,未留下任何后遗症。其中23例在首次静脉注射纳洛酮0.4-0.8mg后2~5分钟内清醒,恢复自主呼吸,5例在二次静注纳洛酮后清醒并恢复自主呼吸,2例重度昏迷患者于第3次重复注射纳洛酮后神志转清。
3 讨论
近年来,由于国家对吸食海洛因人群采取了美沙酮替代治疗的新举措,极大的减少了海洛因中毒的发病率,其患病率呈下降趋势。尽管如此,急性海洛因中毒事件仍偶有发生,纳洛酮是阿片受体拮抗剂,能有效对抗海洛因的毒性作用,急诊科医生应熟练掌握其治疗机理及抢救原则,以提高临床抢救成功率。
海洛因是二乙酰吗啡,属半合成阿片制剂,其成瘾性和毒性5~10倍于吗啡,是迄今滥用倾向最大、依赖性最强的吗啡类衍生物。其作用于呼吸中枢可降低呼吸中枢对CO2的敏感性,对脑干呼吸调节中枢有抑制作用,急性呼吸功能衰竭是海洛因中毒致死的最常见原因[1]。当海洛因使用过量时能引起人体内啡肽的释放作用,大量内啡肽可通过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阿片受体的激动作用,抑制心脏,降低血压和加重休克[2]。纳洛酮为羟二氢吗啡衍生物,与阿片受体的亲和力比吗啡大,能阻止吗啡样物质与阿片受体结合,为阿片碱类解毒剂,可增加海洛因急性中毒呼吸抑制患者的呼吸频率并能对抗镇静作用和使血压升高[3]。同时纳洛酮能阻止内啡肽与阿片受体结合,作为内啡肽抑制剂纳洛酮可保护神经细胞并有中枢催醒作用[4]。总之,纳洛酮能够迅速翻转阿片类物质所致的呼吸抑制作用、解除昏迷及周围血管扩张等引起的休克,可使脑组织缺氧时间缩短,减轻脑水肿程度,促进苏醒[5]。
本组观察显示:纳洛酮抢救海洛因中毒具有见效快、疗效显著、副作用小等特点,是一种高效低毒的解毒特效药,值得急诊医务工作者相互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 杨良主编.《海洛因成瘾的临床诊断及治疗》第一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1-13
[2] 王一镗主编.《急诊医学》,第二版,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6:79
[3] 樊德厚 常用急救药物.临床荟萃(大内科),2001,16(12):575-576
篇5
关键词:公路交通 经济分析
一、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是指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制度进行分析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技术的进步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并非原因, 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因于制度因素。人们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激励才会踊跃地从事一些工作,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 否则,经济就不会发展。制度之所以至关重要, 是因为它可以通过明确界定的产权来塑造经济发展的动力,使私人的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从而激发建设活动的进行, 推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制度还能够通过正规的法令法规和非正规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社会习俗等来促进市场运作, 增加市场配置机制的效率。制度还可以保护知识产权和财产权利, 促进技术革新, 激发公民创业, 塑造经济发展的基础。
二、公路建设四项制度对我国公路交通建设发展的影响
目前, 我国公路建设实行的是法人责任制度、招标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制度和合同管理制度。自从2000年出台后一直沿用到现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公路交通建设的发展。
1 、项目法人制
公路交通建设中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是指列入国家或地方建设计划的项目必须组建项目法人。项目法人可按《公司法》的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形式。项目法人对项目的策划、建设实施、资金筹措、债务偿还、生产经营和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全过程负责。它对项目的顺利完成和资金的有效利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1)项目法人制度在资金筹措方面有效地实现了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实现了财政资金从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退出机制,使财政资金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使用, 使得前期费用的承担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过去的政府几乎承担前期所有费用转变为先由政府垫付,然后在落实了投资人后,再由投资人对政府进行所有的补偿,这样政府几乎不需要支付前期费用,前期费用全部由市场投资者来承担,极大地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2)控制公路交通工程建设项目投资是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贯穿于公路交通建设项目的全过程,在通过项目建议书与可行性研究阶段投资估算的审批后, 项目法人使得项目的投资规模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内。在控制公路交通工程建设项目投资时, 项目法人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设计工作为基础,通过对设备、材料价格的控制、健全结算制度、加强监理计量控制以及施工组织设计的优化等手段达到预期的目标, 使建设资金能够发挥最大效益。
2、招标投标制
招标是一种具有市场竞争性的市场采购方式, 即发包方通过公告等形式,召集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单位参与投标竞争,通过一定的招标程序, 从所有的应征投标者中选择最适合道路交通建设工程的投标者。
(1 )有利于降低建设工程的成本。工程建设项目通过具有竞争性的招标投标, 可以在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时间的前提下有效地降低工程成本。
(2)有利于施工单位加强对自身的管理以及施工质量的控制。采用招标投标制后, 所有的项目承包商都加入到了竞争行列, 而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他们就要不断地完善管理体制, 提高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施工质量,促进了我国公路交通建设行业的的整体进步。
(3 )有利于实现项目法人的目标。在招标投标中, 项目法人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项目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最符合目标实现的投标者,从而使工程项目又快、又好、又省地建成,满足项目法人的要求。
(4)使工程建设纳入经济合同法的管理范畴。在实行招标投标制过程中, 项目法人和承包商之间要签署一系列受法律约束的合同文件。从而使公路交通建设完全按照合同进行, 减少了项目纠纷。
3、工程监理制
建设工程监理的主要工作就是是对公路交通建设项目进行目标控制, 即对建设项目的投资、质量、进度三大目标实施控制。要做好建筑工程项目的目标控制,监理单位就必须从整个工程的全局出发,从工程的实际出发,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目标控制计划,从组织、合同、经济、技术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控制, 把建筑工程项目纳入系统化、规范化的管理中,实现对工程目标全面的、有效的控制,保证了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 提高了工程的质量。
4、合同管理制
合同管理制规定公路交通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项目有关的建筑材料、设备的采购必须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 依法签订施工合同, 通过合同明确与工程有关的各方责任。做到了权责明确, 为工程的施工提供了法律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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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国;民法;继承制度;遗产;比较法
一、中韩继承制度概述
(一)中国继承制度概述
中国现代民法上的法定继承特指财产性质的继承,是指将自然人死亡后所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死者生前所立遗嘱的指定或者根据法律的规定转归有权取得该项财产的人所有的法律制度[1]。在中国,法定继承是一类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它的存在要件一般基于四项要素。1.继承的发生第一,继承必须是因一定的条件而得以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简要的说,当继承关系发生时,其必然是以下三个条件的充要组合形式。即:被继承人的死亡,包括宣告死亡与自然死亡这两类形式、被继承人死亡时有遗留下财产形式的遗产、继承人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被继承人的生前遗嘱获得继承权。2.继承的主体及形式其次,继承的主体必须是自然人形式下的且与被继承人具有一定或特定性关系的人。这种一定或者特定的关联可以是以婚姻、血缘、抚养等具体形式而存在的自然人间的身份关系。在这个大前提下,国家、法人甚至合伙等其他民事主体都是无法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成为继承权的主体的,最多只可能成为受遗赠人。3.继承的客体第三,继承权所相应的客体必须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下来的其个人合法拥有的财产。这里的财产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件,即为被继承人生前所拥有的以及通过合法手段所拥有的财产才能成为继承关系与行为的法律性客体。值得一提的是,公务员以受贿方式取得的财产以及其他无法说明其合理来源的财产都无法作为遗产而被相关关系人合法继承。4.继承的实质最后,继承的法律结果是引起并完成了对被继承人财产权的转移。这是基于死者的民事权利能力因死亡而自动终止,故引发继承关系与具体行为的发生,从而直接导致继承人因此而获得被继承人所先行享有过的财产权。
(二)韩国继承制度概述
韩国的继承制度较为直接的承自李氏朝鲜王朝时期的“家产制”(),是以封建家长制度为纲纪的一种特殊性继承法度。在漫长的古代,朝鲜半岛上所谓的“继承”其实就是“家产保全”()的代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半岛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中光复。直至1949年6月21日公布的《大韩民国农地改革法》(<>)都仍旧依照这种思维定式进行规定:“家族或者同居的家族以农业为主业,是独立生计的合法的社会单位”,农家“被分得的土地是以被分得土地农家的代表人的名义登记,并以家产来相续”[2]。1.韩国继承法律的变迁现代韩国民法(包含继承法)是依照第471号法律于1958年2月制定的,却因为残存有封建道德观念以及对女性权利的漠视而数次修订。直至1990年依照第4199号法律再次大幅度修改才得以在实质上提出了男女平权的要求,并积极去除封建亲族相续体系和传统的印记,是韩国继承法的一次巨大飞跃[3]。虽然韩国法自古承袭着中国法的精义和衣钵,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民族性的复兴,其特点也愈发鲜明。可以概括为户主继承、财产相续、相续权利的接受与放弃、恢复请求权等四项。其中涉及财产相续与相续权力的接受与放弃的规定基本上与中国相同。2.“户主继承”与“生前承袭”所谓户主继承()其实就是指继承的优先顺序,在韩国只有男性家庭成员可以成为户主。因此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层次上予以解读:时间与位次。从时间上来说,韩国继承法规定了“生前承袭”()与“死后承袭”两类样别。后者自不必解释,与中国法律基本上如出一辙。但是“生前承袭”则是韩国法在大概念上有别于中国法的一个概念性区分,其内容主要为:生前户主承袭是缘由户主本人的国籍灭失,或是抚养户主的入养无效()、取消,亦或是女户主的去籍脱户等情况而产生的权力性继承。从位次上来说,则彻底体现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即男性优先继承、长子优先继承、嫡子优先继承。而在中国法律中,从未将继承人设立男女之别、长幼之别、嫡庶之别。这也从侧翼印证了韩国法所与生俱来的深刻的中华法系渊源。3.关于继承的恢复请求权在恢复请求权方面,韩国民法认定了因他人妄称继承人而受到侵害的人有权依法提出相续权的恢复请求。这项权利仅能通过诉讼的途径予以实现,具体时效为自知晓侵害之日起三年,自继承开始满十年[4]。韩国国立大法院的相关判决曾经允让受侵害人针对妄称继承人相续的财产或者已受领财产的第三者行使返还请求权,这相当于文义上所说的相续恢复请求权。
二、中韩法定继承制度的具体内容比较
(一)法定继承人
法定继承人的前提源于法定继承。无论在中国还是韩国,法定继承的别称都是基于无遗嘱前提下的继承路径。是继承人直接依照法律所规定的继承人范畴、顺序以及遗产分配原则而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方式。一般来说,民事法律关系下的法定继承都会存在四个基本特点。即:法定性、强制性、前提的身份性、效力的补充性。在韩国的相应文字表述则为:。简单的来说,法定性限定了继承所相关的依法性方式、顺序以及继承者的遴选范围、遗产的分配原则和方法。强制性则是对于法定性的效果性追加,以示其内容、规定、结果的不可随意变更或排除适用。前提的身份性是为了凸显继承法确定继承相关事宜的基础性条件,即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必须存在一定程度或意义的身份关系。而效力的补充性则是为了调节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之间的对应性关系。因为从法律效力的角度出发,遗嘱继承明显是优于法定继承的,故法定继承的适用顺序要后于遗嘱继承,因此法定继承是遗嘱继承的补充。基于法定继承制度而来的法定继承人具体指代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享有继承权的人。凡是享有法定继承权的人即为法定继承人。现代各国立法上对法定继承人范围的确认,通常是以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以及抚养关系等为依据的。1.中国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及其法定继承顺序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包括被继承人的六大类近亲属。主要为: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其中需要强调的是配偶与子女文义内部所存在的相关内容。配偶关系在作为法定继承人时的认定需要特别注意五点。第一,已完成法定结婚登记手续的男女双方,即使并未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在其中一方死亡的情形下,则仍然应承认另一方配偶所享有的法定继承权。其次,曾经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过法定婚姻关系,但在被继承人死亡之际,也已解除与被继承人的婚姻关系的,依照法律与公序良俗则不能认可其配偶资格与相关的法定继承权。第三,在涉及离婚的诉讼过程中,夫妻二人之中任一方离世,或者人民法院虽然已作出离婚裁定但在此判决生效前,任一方去世的,另一方仍然可以凭借于配偶身份而承袭相应的法定继承权。第四,未办理合法婚姻手续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以配偶自居并主张继承权的,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在1990年我国新《婚姻法》开始实施之前,就已形成的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关系的,在发生继承时,且双方之间的婚姻关系仍未解除的,应当据以认定非死亡方与死亡方之间的合法配偶身份以及连带的法定继承权利。在关乎子女的这一部分,根据中国《继承法》第10条之规定,中国继承法所称的子女含义范畴应当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以及存在事实上的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同时,中国《继承法》的第10条、第12条亦明确地界定了法定继承人的两个顺序链。第一顺序链依次为:配偶;子女;父母;对公婆尽了扶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以及对岳父母尽了主要扶助与赡养义务的丧偶女婿。而处在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则依次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2.韩国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及其法定继承顺序韩国民事法律所界定的法定继承人范畴相比中国而言要宽泛许多。中国的法定继承人中属于旁系血亲的只有二亲等的兄弟姐妹。而韩国规定:叔叔、姑姑、舅舅、姨姨、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四亲以内的旁系血亲都可以作为法定继承人。另外,在中国仅有对公婆或者岳父母尽了较多扶养义务的丧偶配偶才可以作为公婆亦或是岳父母的法定继承人。但在韩国,无论丧偶对公婆、岳父母尽了多少义务,其都可以在主动主张的前提下,合法地成为公婆、岳父母的法定继承人。同时,韩国法律未规定对继承人之外的需要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却又无较为稳定的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却又对被继承人承担扶养义务较多的人,应当视情况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但是中国的继承法律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养老育幼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而包摄了这一精神并使之成文。在法定继承顺序上,中韩两国的法律规定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具体分为两条继承顺序路径,韩国则是存在四个继承顺序。韩国的法定继承顺序是:第一顺序为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第二顺序是被继承人的直系尊亲属,第三顺序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第四顺序是被继承人的四系以内的旁系血亲。另外,在韩国配偶没有固定的继承顺序,有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时与他们共同继承遗产,没有第一、第二顺序继承人时单独作为继承人。
(二)代位继承
关于代位继承的概念,中韩两国相关法律并无多大分歧,基本上都可以概括为:被继承人或被承袭者的子女在被继承人之前先行过世的,由其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而取得相应的继承权。一般意义上说来,所谓的代为继承人仅仅可以承袭其父母亲有权继承的那部分遗产。1.中国的代位继承在中国的继承法律体系内,代位继承是从属于法定继承的一种特定情况下的继承形式。它的成立条件与法律效力均具有较为特殊的特点。第一,必须是被继承者的子女在被继承者之前离世,否则代位继承的法律行为无法发生。其次,代位的继承人一定是被代位者的直系晚辈血亲,反之则无法构成该法律关系存在的必要法律主体。第三,被代位人亦可依照法律规定而获得继承权。第四,代位人无论是数人还是仅有一人,均只能继承被代位者所应当、所能够承袭的遗产份额。最后,在中国,代位继承的情形只能发生于法定继承的前提之下,不可适用于遗嘱继承的境遇。2.韩国的代位继承在代位继承的问题上,韩国法律与中国存在着较多的不同。首先,在代位继承的基本前提上,韩国继承法允许两类情况的存在,即继承人因不可抗力或者自身原因而自动丧失了承袭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的权利,或是承袭者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在代位继承的范围上,韩国法律除了同中国一样规定了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之外,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直系后代也可以作为代位继承人进而主张相关权益。但中国法律不允许该情况的发生与存在。
三、结语
在继承法律与法定继承制度上,中韩双方尚存有巨大的交流、学习空间。过去,韩国喜欢从欧美寻找解决民事问题的模范答案。可是,因为韩国的一些问题具有韩国或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才有的特殊性,故在未来,中国的法律文本及其演化路径也可以成为韩国司法进行参考的新蓝本。同时,韩国继承法在承袭者范围与顺序覆盖面上的扩大以及其特定遗留份制度都值得我国继承法在不断完善的进程中予以吸收和借鉴。以此为契机,开创更为统一协和的“东亚-东北亚”法律体系,重振中华法系的体制与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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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雄吉.韩国民法的挑战与展望[J].太平洋学报,2009(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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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力系统;智能调度;定义;技术
在我国电力系统中电力调度始终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电力调度的进行需要智能型调度技术的有效支持。因此在这一前提下对于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的定义与技术进行研究和分析就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现实意义。
1 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定义
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定义包括了许多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了概念优越性、应用必然性、技术经济性等内容。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定义进行了分析。
(1)概念优越性
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在概念上具有很强的优越性。通常来说,将其和其他电力调度技术进行合理的比较就能够看出,这一概念的研究和进步,能够对于电力系统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助力作用和扩展作用。除此之外,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概念优越性还体现在其能够通过一个较为便利的监控中心来提升其信息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以及可靠性,从而能够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更加多功能的电力系统,从而能够有效的提出合理科学的调度方案。
(2)应用必然性
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的应用有着其必然性。众所周知电力智能型调度作为一种全新的调度方式,这一调度方式的出现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除此之外, 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的应用必然性还体现在其能够在系统整体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提升自身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其可以和西电东送等工作起到良好的连携效果,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上促进我国电网整体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在在这一前提下对于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就有着很高的必要性了。
(3)技术经济性
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技术有着很强的经济性。一般来说智能调度的发展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我国市场发展的需求。即这一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的打破我过电力市场上存在的垄断问题和价格问题,从而可以使其经济性和社会效益得到惊人水平的提升。除此之外, 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技术所具有的经济性还体现周期其能够避免其利益过于分散,从而能够将整体的经济利益和个人的经济利益进行有效的结合,因此可以促进电力系统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持续进步。
2 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技术分析
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技术分析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技术可行性分析、技术先进性分析、基本框架分析等内容。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技术分析进行了分析。
(1)技术可行性分析
技术可行性分析是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技术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在技术可行性分析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理解到材料工业的发展为智能型调度提供了必要的硬件基础,并且计算机处理速度和处理容量的迅速提高使得智能型调度迅速处理海量信息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光纤等现代化通信材料的应用使电力系统的数据与操作指令能够正确快速地上传下达,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技术的执行变得可能。
(2)技术先进性分析
技术先进性分析对于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技术分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技术先进性分析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理解到了软件工业的发展在事实上为智能型调度提供了必要的软件基础。除此之外,在技术先进性分析的过程中由于图形处理技术提供了可视化的图形界面,从而使得调度信息变得更加简洁直观。另外,在技术先进性分析的过中工作人员应当通过使用各种快速稳定算法、故障识别算法为智能型调度的分析评估提供了算法支持,最终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技术应用效率的持续提升。
(3)基本框架分析
基本框架分析是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技术分析的核心内容与重中之重。由于我国电力系统在本质上是一个超大型的系统,并且这一系统具有非常强的复杂性。因此这导致了较为常规的调度方式并不能起到非常良好的效果。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分布式调度的应用就可以起到非常良好的效果,并且可以有效的满足电力供应的需求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技术应用精确性和可靠性的不断进步。
3 结束语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持续进步和电力系统发展速度的持续加快,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的定义与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我国电力系统工作人员应当对于电力系统智能型调度的定义有着清晰的了解,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技术实践的进行来促进我国电力系统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1]马骞,杨以涵,郭金智.基于本体论的调度决策支持软件系统的设计[J].电力系统自动化,2004,28(20):57-62.
[2]王芹.基于多Agent的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J].航空计算技术,2008,38(1):66-68.
[3]辛耀中.新世纪电网调度自动化技术发展趋势[J].电网技术,2001,25(1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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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土地财政”,是指地方财政主要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及土地相关产业税收的一种现象[1]。其产生主要受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城乡土地二元制度下政府对土地流转一级市场的垄断、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系。土地财政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其中人地矛盾和推高房价最为明显。
二、地票制度概述
(一)地票制度的概念
2008年12月,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主要开展土地实物、指标交易,其中指标交易是指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变成符合农作物栽种标准的土地,经由区、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严格验收后置换为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并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发给等量面积的建设用地指标凭证,这里的凭证即地票[2]。
(二)地票制度的收益分配方式
其一,土地基准价款的分配情况。在地票成交后两个月内,市国土局将基准价款的90%付拨给复垦区县[3],其二,地票增值收益分配情况。目前地票增值收益在扣除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之后,大部分都划归政府所得,农民很少参与到这部分收入的分配。
三、地票制度与“土地财政” 的同质化分析
(一)二者成因相似
1994年国家实行具有明显集权化倾向的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初次分配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至今维持在50%以下,而地方财政支出则逐年增长 [4]。在土地财政模式中,地方政府将征收的农村土地出让给房地产开放商换取土地出让收入以补充地方财政,但征地指标有限,地票交易制度在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有可能为政府寻求“卖地”货源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因此,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吃紧成了推行地票制的动因之一。
(二)二者收益来源相似
“土地财政”中,政府以土地出让金收入及与土地相关的税收作为预算外主要财政收入,2001年至2003,我国土地出让金合计9100亿元,而到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超过15000亿元,比2008年增长140%[5]。同时,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补偿费最高不得超过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这一补偿标准相对于“卖地”所得明显过低。 那么,在地票制度中这种情况又没有改善呢?目前看来是有的,只不过杯水车薪。在地票制度中,由于土地复垦后须交由土地交易所管理并打包拍卖,所以政府与农民只是由原来的征与被征的关系转变为人和委托人关系,其收入只是由直接的出让土地变为了在农民“出让”土地发展权的过程中收取比例过高的“佣金”。有分析得出,重庆某区农民从每亩地票交易的土地中只能获得20585元补偿收入,而地票起拍价款为16万元每亩,农民所得只占13%左右。
综上,地票实质上是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这些指标对于政府来说就是新的可以征收并用于出让的土地。因此,地票制度则更像是在政府缺乏更多征地指标的情况下,用以挖掘农村内部潜在可利用土地资源以支撑起更大规模的土地“征收―出让”循环的一项制度安排。
(三)二者负面效应相似
1.耕地数量和质量均得不到保障。“土地财政”模式会导致开发区过多过滥,耕地面积日益减少。而在地票制度中,地方政府拥有复垦审批权,同时政府又是地票交易收益分配的参与者,这就出现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制度困境,有可能不顾复垦土地后续使用者的利益降低复垦土地验收标准以较快的获得地票[6]。所以,“土地财政”带来的是耕地数量的直接减少,而地票交易则有着复垦耕地质量得不到保障的隐患。
2.失地农民均缺乏社会保障。土地财政模式下,许多失地农民只能选择进城务工,但由于文化技能水平有限很难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而没有工作单位在当前社会保障体制下就意味着失地农民无法参与到社会保障中去。而地票制度要以征收城市周边农地来实现地票落地,地票交易所形成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越多,城镇周边的失地农民也越多。
3.抑制房价均难以实现。根据《暂行办法》关于地票落地环节的规定:若地票持有人在地票落地地块竞拍中失败,其地票按原价转给竞拍获得者 [7],这无疑增加了地票持有者的机会成本。在2008年到2011年土交所共举办的23场交易会中,地票交易总量由73.33hm2上升到4173.53hm2,成交单价由122.4万元.hm-2上涨到378.6万元.hm-2,不断攀升的地票交易单价和交易规模,反应出相应的建设用地需求,而目前地票供给量一般不得超过当年建设用地指标供给量的10%[11],地票的供不应求导致地票交易价格不断上涨,因此,对于地票持有者来说,他们要在未竞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承担机会成本,又要在竞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付出更高的竞拍成本,这些增加的成本势必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地价抬高,房价上涨(参见图1)。
四、地票制度与“土地财政”差异性分析
(一)地票制度实现城镇建设用地的良性扩张
耕地面积的有限性是推行土地财政制度的最大的障碍,政府为获得充足的城建土地而大规模征地,导致农村耕地面积逐步减少。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过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死亡率降低,我国的人口总量仍然在缓慢增长中,人地矛盾的日渐明显。
地票制度尽管在复垦过程中政府有着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但这种新生制度强调了占补平衡这一概念,在地票落地区农用地面积减少的同时,地票生成区多余建设用地面积也在减少,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在理论上得以实现。
(二)引入市场机制,偏远地区农民的绝对土地收益得以提高
在土地财政模式下,暂且不论补偿标准的高低,单就补偿标准制定过程缺少农民的参与,就显然就不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则。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能享受到征地补偿的自然是城市周边的农民,而远郊的农民在短期内依然要从事农业生产,其闲置的建设用地也无法得到合理的配置。
地票制度引入了市场机制,偏远地区的农民土地资源得以资产化。根据重庆国土资源部门的资料,江津区的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在30~40元.m-2之间,与133.35万元.hm-2地票成交价相比,土地增值约300%[8]。
(三)政府公信力相较“土地财政”有所提升
“土地财政”模式下,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采取单方面定价,失地农民由于缺乏参与权、议价权,时常面临威胁、强拆等违法行为的侵害,有时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9]。地票制度引入市场机制,遵循自愿原则邀请农民参与地票交易,在公平交易的原则下由保证失地农民收益有所提高,农民抵触情绪下降,政府形象得以提升。
五、完善重庆地票交易制度的对策
(一)厘清产权归属,体现农户主体地位
上文分析得出地票交易价款的85%为政府以各种名目所截留,虽然这些项目涉及到复垦农民社会保障、复垦耕地保护及其他专项基金[10],但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对于上述专项基金国家应给与专项支持。本文认为,政府可以从地票增值收益中占取一定比例,但不能超过50%,剩余部分的增值利益政府应将其返还给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时,基于对参与复垦农户的就业生活保障需求,农户应将其所享有的地票增值收益的20%~30%拿出来上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有关事项的储备资金。
(三)完善复垦机制,确保复耕质量
引入复垦耕地后续使用方等利益相关主体形成完整的激励约束机制。由参与复垦村集体选举村民代表组成复垦工作监督委员会,国土资源行政部门的复垦具体方案抄送监督委员会审核,监督委员会可进驻复垦工作现场,对复垦工作进行临场监督,对于复垦工作中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当场提出纠正意见,最后,复垦耕地须通过监督委员会2/3以上成员同意通过才能准予验收。此外,成立由土地整治中心牵头,由农、林、牧、渔等行政部门以及相关高校专家组成的专业农地复垦机构,严格执行宅基地复垦申请、审核及验收标准,制定科学合理的验收规程,提高技术性验收标准。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要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减少失地农民进城后转为城市居民的障碍,推动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换社保工作的进行。其次,应丰富地票收益分配方式。在充分遵循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推动货币补偿与社会保障补偿相结合的收益分配机制。在这里提供两种地票收益价款分配方式,一种为完全货币分享,即将地票交易所得完全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支付给复垦农民。另一种为在保障地票基准价款全部为农民所得的情况下,在地票增值收益部分由政府部门扣留一定比例,用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社会保障金购买等事项,并且这部分的花费农户和政府的支出比例为1:1,即从农民地票增值收益中扣留一元钱用作其社会保障之用,政府再补贴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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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市场的水平,相对于西欧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几乎得到了公认。按照一般的逻辑而言,产业组织应该较早地发展起来。市场的功能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市场的发展促进产业组织的产生,大体经过如下进程:
市场扩大促进效益提高——促进分工与专业化——交易费用上升——组织出现
交易费用的上升,是由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结果,而新的经济组织(包括组织)的产生则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中国的产业组织在传统成长滞缓,一直困挠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始终停留于萌芽阶段,迟迟不能破土而出。同时,中国的行会组织也一直是弱化的,尤其是手行会。这其中必然存在一种制度性的障碍。因为,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如果企业不存在,那么就会有一种更强大的趋势使市场在组织上膨胀,并且使更多的交换活动归于其中。”(霍奇逊,1993:216)
是哪些什么环节存在障碍?为什么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不能催生出企业等相关经济组织?当然原因是复杂错综的,涉及、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市场与产业组织的高度关联性,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其他因素则不拟展开。
二、市场与产业组织的产生: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企业组织只能在市场中产生,但是否市场发展必然产生企业,市场越发展企业越能从中产生?
科斯(1994)认为,分工经济并非企业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只有当企业制度能节省交易费用时,它才能替代市场。这一观点由张五常(1996)等人进一步发展。企业就是用劳动市场替代产品市场。诺思(1994:230-231)说,既然科层组织的纵向一体化意味着要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那么,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将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费用。
钱德勒(1977:7;11)认为,过去通过市场配置的资源与产品可由企业来实现。“通过将生产单位与采购、分配单位几方面的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可以减少获取市场和货源信息所需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众多单位的一体化,允许货物从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的流动,能够通过行政管理进行协调而达成。”此外,行政协调所导致的节约,比起较低的信息与交易费用所引起的节约,更为巨大。“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操纵和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时,这种机构(即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
杨小凯(1999:222)的数理推论表明,如果存在分工经济而又没有交易费用,则分工可以通过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市场来组织,并不需要企业制度。但是,如果存在分工经济,又有交易费用,则自由市场便能在其间寻求最有效率的交易组织结构。最终产品生产与中间产品生产间的分工经济是企业经济存在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如果分工经济超过交易费用,而且中间产品交易中的交易效率,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中的交易效率低,则存在企业经济。杨小凯(1999:411-412)还认为,“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是: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当企业因分工而产生时,能避免对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直接定价的剩余权结构将在市场上占有优势。”这里,劳动与相关生产品在交易效率上的判别对企业的产生是必要的。
三、中国传统市场中的产业组织:制度性障碍?
无论企业组织,还是行会组织,都是与市场紧密相关的。它们都不能得到发展,是否意味着市场制度本身对它们的制约?按照制度主义者的观点,企业组织、行会组织,都属于非市场交换,它能降低相关领域的交易成本,并超过市场制度所带来的收益。而企业、行会的弱化,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它们不能由超过市场本身完成交易所带来的效益,交易成本更高,因而长期受到抑制。企业组织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因为组织本身具有较高的成本,那么其产品的成本也就会高。
企业组织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资本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成本,可能高于通过市场体系获得商品的成本。也就是说,市场的发育阻碍了企业组织的萌生。这种观点看似是矛盾的,实则是可以合乎逻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的经济制度中,是可能成立的。已有一些实证的成果可以作为的基础。
伊懋可(Elvin,1973)分析明清中国棉纺织业缺乏技术进步的三大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商业发达,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棉布商人无需直接卷入生产就可以顺利得到大量棉布,因此,把资本作为流动资本来使用,比起投放生产更为有利,因而商业资本很少转化为工业资本。
罗友枝(E.S.Rawski,1990)考察了19世纪晚期中国糖、茶、丝的出口,认为它们“未能适应世界市场的国际竞争,根源于中国市场结构,确切地说,根源于市场的过度竞争。”“竞争市场,本应是传统经济渡过危机、对市场变化做出敏捷反应的有效机制,在中国却成为工业化、生产管理与大规模企业等发展进程的因素。”
弗兰克(2000)分析中国衰落的原因时说,恰恰是中国过于繁荣,人口持续增长,导致了“高水平平衡陷阱”,人口增加,资源减少,人力资本便宜,工商业不再有技术创新的冲动,最终使中国失去了转化的契机。
关于市场与产业组织的关系,迄今为止以吴承明先生(1985:27)的一段论述是最为深入而具体,同时也是最引人思索的。在谈到明清工场手工业时,他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如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即因过份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清代苏州的丝织业,也因一些工种独立成行,由织户临时雇请,原来工场手工业的迹象反而消失。吴老揭示的这一有趣现象耐人寻思。
四、传统市场的结构特征与交易效率:中国与西欧的差异
中国传统市场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运输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
中国传统市场的效率,从纸币的行用可以得到反映。贱金属货币在中国的长期流通,是因为大量的城乡小生产者活跃于市场,分散的、细碎的交易主导着市场。(龙登高,1996)但市场的扩展,又受到贱金属货币的制约,因此创造出纸币来适应之。北宋四川的富户、南宋徽州商人都曾联合发行交子。令人不解的是,金银等贵金属却仍然没有在货币体系中成长起来,即使到了明清时期,白银成为主币,黄金在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仍很有限。人们不使用贵金属货币,而别出心裁地发明纸币,可以说是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并使之富有效率。
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内,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依赖于农奴主,农奴的谷物得堆放在领主的磨坊里;在法国,庄园的烘炉和榨汁机都是领主的专利品。农奴可以被推举为采邑的管事或担任管理庄园乡村经济的庄头。4-6头牛的一组犁在当时任何一户家庭都是大得供不起的一项实物资本投资。即使在市场交易上也是如此,周市就是由领主组织的庄园内部的交易。每年一个月的大型市集有利于远距离贸易,但与一般农户的联系有限。
在新兴工商业阶层中,则有严密的行会行使相似的职能,组织工商业者进行生产与交换,通过非市场化手段降低了交易成本。专业化逐渐硬化为职业行会。 行会会员所能做的工作越是有限和专门,它出售其商品的市场区域范围便越大。高度专业化的行会,如佛莱芒的纺织,各道工序加以细分,并成为各自独立的行业。这一广泛的分工如此有效,以致佛莱芒的织物充斥各地,将整个欧洲的价格压下。庄园、行会,为后来的企业组织提供了制度惯例。
庄园的作用、行会的作用,在中国都由市场来执行了。例如,它们集中众多商品的职能,由市场等级体系逐级集散商品来完成,它们规定价格与传递信号的职能,在中国也由市场等级网络来完成了。中国的行会,没有渗透到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只是协调行业成员与政府的关系,也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
杨小凯(1999)通过数理分析得出命题如下:若系统中的基本元素数目并非微不足道,则层系更有效率。最优层系的相对效率随基本元素的增加而提高。如果层次数很大,则人们可以通过附近的小城镇与邻人交易,通过大城市和其他中等城市与较远的生产——消费者交易。这就是说,层次数大能减小贸易伙伴的平均距离。如果生产中的分工足够发达和/或城市规模经济及交易效率足够低,则一个城市系统是多中心层系。否则,它就是单中心层系。具体的分析有待实证,但大致可以说,西欧中世纪是多中心层系,而中国传统市场是单中心层系,那么,二者在分工的水平、城市规模经济及交易效率方面是各有特色的。
西欧的市场结构,与传统中国有较大差异。(龙登高:1992)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上引杨小凯(1999)的命题。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与中国相比,其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城市经济规模似乎也要略逊一筹,交易效率整体而言也要低一些。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
五、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或谓中国缺乏强劲的技术革新来带动制度创新,尤其是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里的关键问题其实应该是,技术创新是怎样产生的。诺思(1994)在谈到工业革命时认为,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保尔芒图(1983:387)也指出,产业革命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资本集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先于技术发明的,近代大工业只不过加速并完成了一个早已开始了的演变布局。诺思(1999)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可见,制度变迁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各国的工业革命,几乎都是发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和存在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并长达200多年。
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它更不一定能推动制度创新,而往往是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铺路。甚至技术发明并不一定会受到欢迎。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肇始梭,但其发明者约翰凯的命运很悲惨,织工们控诉他想剥夺织工们的生计,制造商们拒绝他所要求的使用费用而起诉他,他只得四处逃难,到法国去了。飞梭及其发明者的命运,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
一个行业及相关行业中的各个工序,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互动的整体节奏,某一技术的改进会打破共同的节奏;或者相反,某一技术改进不能为这一共同节奏所容纳,最终只能自动退出。18世纪英国阿克莱发明的水力纺纱机,成功地加快了纺与织的产业节奏。但14世纪出现的类似发明水转大纺车在元代中国却昙花一现(李伯重,1987),未能打破当时麻纺织业及后来棉纺织业的生产节奏,相反自身消失了。元代出现的三锭纺车,至明清也未能取代单锭纺车。“纺”这一环节的技术革新,在中国不止一次夭折了,它不仅未能带动“织”环节的相应改进,反而不能不回复原有的纺与织的节奏。可见,技术的使用、推广,是由市场与的需求来决定的,如果缺乏这种需求,或者说需求微弱,它将难以推广和普及,并在普及过程中不断完善。英国棉纺织业则从“纺”的技术创新开始,成功地带动了整个纺织业的技术革命。
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象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的迟滞,正是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导致创新受阻。
正如英国的毛纺织业,明清中国的棉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在这个传统产业中,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对于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传统产业来说,这种发明是力所不及的。因此某种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
六、交易费用与产业组织
假如一个资本所有者要创办一个,他将必须支付如下费用:1)土地成本,2)劳动力成本,3)组织管理费用等等。
西欧一些企业,或专业化生产的规模体,是由庄园演进而来。在西欧的庄园中,土地是不进入市场的,而劳动力依附于庄园主,因此1)、2)两方面的交易费用不会提高。至于3),西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集来组织商品流通,它适合于大额商品的流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在这种市场体系中具有优势。因此,领主组织园内的劳动力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此时在内生交易费用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而的地主,要把分散的个体的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要在高地租的土地上建立大型工场,内生交易成本要大得多。
产业组织的产生,还是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的结果。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并转化为产业资本,大体经历如下过程:
商人资本——包买商品——提供原料——提供工具——开设生产场所——完全雇佣
商人资本所关心的是买卖的差价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利润。正是为了增加买卖差价,为了占有市场卖出高价,他们才包买小生产者的产品,为了在买进价格上实现节省,他们才掌握原料,继而掌握设备,乃至厂房。通过资本对产业的组织与管理,他们试图降低市场与分工的扩大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的上升,也就是说,通过对市场的替代,来减少交易费用。
在中国传统,土地市场活跃,地价高昂,建造厂房所耗1)土地成本高。劳动力在家庭中使用是不计成本的,但当他为人雇佣时,就不同了,起码得支付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劳动力市场广泛存在,但这种劳动力,往往是季节性劳动力或者是具有一定生产工具的劳动力,转化为自由雇佣劳动力难度大一些。中国的个体小农家庭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个体家庭经济很容易复原,劳动力一旦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可以租佃土地恢复个体农耕生产。而西欧的农奴,因为在生产上依赖于庄园主,一旦从庄园中分溢出来,很难进行个体生产,常常被迫进入工商业。因此2)企业来组织劳动力成本不低。至于3)组织管理费用,也就是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单位产品成本减少,由于市场体系适合于个体小生产者,在原料购买与产品销售等方面,产业组织较之小生产者,将难以形成比较优势。
产业组织,因为购买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交易费用,自身管理的交易费用,不能抵偿市场的交易费用,产业组织难以替代市场。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增加,分摊到众多的个体小生产者身上而得到减小。随着市场的扩大,信息在日益众多的人中间传播,平均每个商人的交易成本也下降了,信息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下降。
在手工,中国的个体家庭工业,在细密的市场体系下,如鱼得水,能比较便利地得到原料供应与市场销售。其比较优势又得以发挥,以其低成本而优于企业。而企业组织因其内生的交易费用而使成本上升。——当商人能够便捷地从市场中获得低廉的商品供给时,他的资本何必投入高成本的企业自己来组织生产呢?因此,商人地主所获得的资本往往不是流向生产领域,除了流向流通领域外,还竞相流向土地市场,以稳定的地租来替代高风险的商业利润。
在西欧,无论是领主组织庄园内的资源,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等,来建立产业组织,还是商人资本通过控制生产过程而转化为产业资本,都以替代市场来降低交易费用。在传统中国,资本控制生产形成的产业组织,由于较高的内生交易费用而举步维艰,适合于市场体系的个体小生产者则具有比较优势;替代市场的产业组织,并不能降低交易费用,甚至还不如直接取之于市场来得便利。
保尔芒图,1983,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罗友枝(E.S.Rawski), 1990, Competitive Markets as an Obstacl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ited by Yung-san Lee and Ts’ui-jung Liu, Academic Sinica.
弗兰克,2000,白银资本——重新审视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中译本。
霍奇逊,1993,制度主义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译本。
科斯,1994,的性质,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李伯重,水转大纺车及其命运,载《平准学刊》第三辑上册,商业出版社。
龙登高a,1992,封建市场比较:宋代中国与西欧中古盛期,载《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
b,1996,个体小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
诺思a,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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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1987,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吴承明,198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
杨小凯 黄有光,1999,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出版社中译本。
篇10
砼强度应分批进行验收,同一验收批的砼应由强度等级相同、生产工艺和配合比基本相同的砼组成,对同一验收批
的砼强度,应以同批内标准试件的全部强度代表值来评定。
1.1防浪墙砼试件质量评定
1.1.1防浪墙砼试块抗压强度(30组)平均值
防浪墙砼试块抗压强度(30组)平均值统计见表1。
1.1.2 砼匀质性指标计算
1.1.2.1平均强度Rm计算
平均强度Rm――总体强度的特征值,指同一标号的砼若干组试件抗压的算数平均值:
式中:
Ri――每组试件的平均极限抗压强度
n ――试件的组数
1.1.3 强度保证率计算
砼的强度保证率根据离差系数Cv值、设计要求的28d龄期砼强度和控制试样的平均Rm确定,具体由图1查得。
1.1.4防浪墙砼试件质量评定
1.1.4.1匀质性指标
同批砼的施工质量匀质性指标,以现场试件28d龄期抗压强度离差系数Cv值表示,其评定标准见表2。从表2中,砼标号等级为优秀。
1.1.4.2强度保证率
砼强度保证率是评定砼的重要参数。
按许可应力法设计的结构,砼的极限抗压强度系指设计龄期15cm立方米强度,同批试件(n≥30组)的统计强度保证率最低不得小于80%。
按极限状态法设计的钢筋砼结构,同批试件(n≥30组)的统计强度保证率最低不得小于90%,从曲线上可以看出砼强度保证率超过95%。
1.2溢流坝砼试件的质量评定
1.2.1溢流坝砼试块抗压强度(7组)平均值
溢流坝砼试块抗压强度(7组)平均值统计值见表3.
1.3插入坝段砼试件质量评定(n〈5组)
1.3.1插入坝段砼试块抗压强度(4组)平均值
插入坝段砼试块抗压强度(4组)平均值统计值见表4。
1.3.2插入坝段砼试块质量评定
其强度应同时满足以下两式为合格
Rn〉1.15R标 30.8 〉1.15×25
R小〉0.95R标 30.4〉0.95×25(为合格)
式中:
R小――n组试件28d抗压强度的平均值;
R标――砼设计28d的龄期抗压强度;
R小――实测砼28d最小一组抗压强度。
2 非水工砼试件质量评定
2.1统计方法砼强度的判定
2.1.1管理设施楼砼试件质量评定
2.1.1.1管理设施楼砼试块抗压强度(连续3组)平均值
管理设施楼砼试块抗压强度(3组)平均值统计表见表5。
2.1.1.2管理设施楼砼试块质量评定
其强度应同时符合下列三式要求:
式中:
―― 同一验收批砼强度的平均值(N/mm2);
――设计的砼强度标准值(N/mm2);
――验收批砼强度的标准差(N/mm2);
――同一验收砼强度的最小值(N/mm2)。
验收批砼强度的标准差,应根据前一检验期内(每个检验期不能超过三个月,且在该期间内验收批总批数不得少于15组)
2.1.2砼路面砼试件质量评定
2.1.2.1砼路面砼试块抗压强度(10组)平均值
砼路面砼试块抗压强度(10组)平均值统计值见表6。
2.2非统计方法砼强度的判定
对零星生产的现场搅拌不大的砼,可用非统计方法评定,此时,验收砼的强度必须同时符合下列要求:
上述各不等式的左边都是样本的验收函数,不等式的右边是规定的验收界限。只有当各条要求同时满足时,才能判定同一验收批砼强度合格。上述各不等式的左边均大于不等式的右边,表明各项砼的强度均在合格以上。
3.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