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的主要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社区的主要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

（1）发展速度较快，结构与区域发展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数量少，规模小，且发展不均衡。沿海、发达省份农村中的社会组织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活跃，专业水平、政府支持力度更具优势。此外，由于政策导向以及农村社区的局限性等原因使得经济类、娱乐类社会组织发展较快且数量较多，但教育类、环保类、慈善类社会组织发展滞后。（2）参与领域拓宽，社会影响不足。当前，社会组织已经逐步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并提供多样的社会服务。但随着新型农村社区中居民职业的多样化、需求的多元化，社会组织的专业素质、组织运行等都不能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需求。（3）参与意识增强，社区信任度低。近年来，社会组织以各种形式积极地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如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但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不高。首先，人员素质较低、运行机制不健全等导致内部管理混乱，服务质量不高；其次，社会组织缺乏必要的内外部监督，加剧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信任危机。最后，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不到位也影响了其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

二、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1）治理主体责任不明确，忽略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当前，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但在现实中，各主体之间却经常相互冲突和矛盾，尤其是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基层政府角色定位不清、认识不到位，主管部门介入太深、干预过多，从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应有的独立性，致使其功能发挥不佳。（2）农民认知不到位，弱化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新型农村社区建成后，农民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群体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日趋弱化，不愿参加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其次，农民合作意识不强，缺乏主人翁精神，以眼前利益为判断，缺乏长远视角，容易对社会组织产生抵触情绪。由于农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不到位，弱化了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3）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首先，社会组织相关法规不完善，缺乏规范完善的制度保障，责权利不明，导致其管理松散；其次，由于考核评估缺乏落实，一些社会组织没有统一的服务标准，不遵守职业准则，不注重社会信誉，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难以形成社区内民主公开的氛围，影响社会组织、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互动。

篇2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2-0010-10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并在近几年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究热点。因此，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都纷纷引用这一概念以解释纷繁多样的社会经济现象。近几年，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在国内研究中逐步兴起，并成为学术界较为热门的话题。作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第三种“资本”，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释范式。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体的社会资本与我国当前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有重要的联系。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发掘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通过开放、吸收和制度创新等途径来增加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来加快新世纪中国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因此，完全可以将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范式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

一、社会资本理论及其诠释

从目前所能发现的资料来看，最早独立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在内涵上与现今学术界所热衷的“社会资本”相近的是汉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他在1916年发表的《乡村学校社群中心》（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一文和1920年出版的《社群的中心》（The Community Center）一书中，用“社会资本”概念说明了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但是他那里的社会资本还比较模糊。当然，汉尼凡并没有在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作明确比较，而是使用这个概念来形容生活的某些方面，即“……那些倾向于使得这些有形的物质（不动产、个人财产或者现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更有价值的东西：也即善意、友谊、同情心以及构成社会纽带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社会互动……”汉尼芬把社会资本看做个体的一种资产以及对个体社会交往的重视表明，社会资本概念已初具雏形。

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概念首先由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于1961年提出，他在《美国大城市的存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说道：“网络是一个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而失去了社会资本，它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消失，直到而且除非新的资本慢慢地不确定地积累后它才会恢复回来。”雅各布斯将“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应用于城市邻里关系的研究，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邻里关系网络”的做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成为研究社会资本的主要范式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经济学家洛瑞（Glen Loury，1977），洛瑞在《种族收入差别的动态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中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研究种族间收入不平等时太注重人力资本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它存在于家庭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发育、社会化过程以及人力资源发展都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洛瑞尝试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经济学，是为了论证社会资源对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影响。在他看来，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的，即个人是自利的，总是用尽一切手段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利己主义者的描述与现实社会中的人相去甚远。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中的，并非以独立的方式去实现目标。个人追求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因此经济学家必须修改理论假设，以使之更符合社会现实。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但理论界一般认为，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首先正式提出 “社会资本”概念，并把它引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1980年，布尔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Essays on Social Capital）的短文，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布迪厄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社会学的解释，开创了社会学也能研究资本的先河，从而使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了进行对话的可能。但是，这种解释仅仅将社会资本局限于网络这一种形式，缩小了社会资本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是第一次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学者，科尔曼（1988）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1）一文中完整地阐述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提供便利。”后来科尔曼在其所著《社会理论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而真正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的。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Modern Italy，1993）一书中对社会资本做了这样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在科尔曼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近些年来，普特南及其继承者已经进一步发展了其社会资本理论。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定义①中，并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推广和运用。

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d Brown，2000）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逐一阐述了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整合成前后一致、理论一贯的知识体系。托马斯・福特・布朗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在微观层面上，微观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自我的观点，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它以关系的形式存在，如亲缘、学缘、地缘。微观社会资本有三种构成形式：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使用。在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以非正式制度、组织惯例、习俗规则而存在，强调个人、企业、社区、团体等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引起的对资源的可获得性。在宏观层面上，称嵌入结构的观点，关注的是在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包括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的制度规范、普遍信任等。有关社会资本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并不互相排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讨论问题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任何给定的问题都需要在三个层面上分析。托马斯・福特・布朗对社会资本的表述提供了研究社会资本的新视角。

著名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Lin Nan，2001）在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以及布尔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林南定义社会资本时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先在性，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必须遵循其中的规则才能获得行动所需的社会资本，同时该定义也说明了人的行动的能动性，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得社会资本。林南的社会资本界定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上，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第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尽管上述社会资本定义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指向基本一致，即都把社会资本看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资源，它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提供便利，包括信任、规范与网络三大基本要素。对于社会资本概念，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现实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再次，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办成事情。参考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为基本特征，进而建构的社会参与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构成社会资源的三大基本要素。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长期以来将人际关系、关系网络等视为社会生活的一条重要原则，关系取向一直是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从而使得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有着某种强大的亲和力。

二、农村社会资本的概念、层次、特征及类型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政府对农村政治控制的逐步松动，农村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根本性变迁。随着“三农”工作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确立，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将社会资本这一崭新视角逐步引入中国农村社会予以考察。于是，农村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被应用到农村研究的各个领域。在农业生产方式市场化转变、农村人口“经济性”外流、农村政治文化转型及新农村社会网络形成等农村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如何培育积极的农村社会资本，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改善农村的非制度化参与渠道，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则是当前理论界和政策界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当然，我们利用“外来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时，应懂得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实际，对“本土化”农村社会资本理论进行探讨，赋予其新的内容。

1. 农村社会资本的概念

农村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的长期交往、互利合作以及历史传统、习俗等原因而形成的人际及组织关系网络，这种参与网络将产生某一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互惠、合作，并通过信任和互惠最终促进该共同体成员之间以共同收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达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传统亲属关系占据重要地位的熟人社会，农村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上的特殊信任。这种特殊信任使农村社会成员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彼此协作，并由此衍生出普遍化的互惠规范。当成员之间产生矛盾或利益分歧时，通过这种特殊信任关系的沟通和协调，比较容易化解矛盾和分歧而达成妥协。中国，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因血缘、地缘和亲缘等因素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参与建构的网络体现了身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从而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2. 农村社会资本的层次划分

对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应从各个不同层次予以展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农村社会资本层次混乱、内涵不清的现象发生。笔者结合我国农村实际，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对其予以界定，分为农村个体社会资本与团体社会资本，其中宏观层面，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中观分析。

（1）个体社会资本。个体拥有的被用来实现个体目标的社会资源，包括个体所拥有的人际关系和成员资格，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个体的社会生活能力。它意味着个体的社会关系网越广，个体所具有的社会身份越多，他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个体社会网络中直接嵌入着的诸如权力、财富、声望等更是一种实质性资源。这些资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不是个体直接拥有的资源，而是一种嵌入性资源。因此，个体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性资源，是嵌入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显然，这里的资源包括多种形式）。具体在农村劳动力中体现为农村村民可通过投资或动员来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关系，它以各种“人际关系”的形式存在，如血缘、地缘、业缘与趣缘关系等。

（1945）在探讨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时用“差序格局”②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他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差序格局深刻地表达了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如果两个人之间发生交往，在一个人考虑是否将所掌握的资源做有利于另一人的分配时，他心目中首先考虑的就是另一人和自己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中国差序格局社会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网络是一种基于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网络体系，主要通过血缘、地缘、姻亲、宗族、家族等网络进行沟通和互动。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看作是一张封闭的大网，农民或其家庭是网络上的节点，节点之间的连线就是双方的情感联系。农民个体社会资本的变化在结构上主要体现在强关系联系人和弱关系联系人上的变化以及各种情感联系的变化。

（2）团体社会资本。早期的研究者在考察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时，一般都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蕴藏于个体网络之中的财富。但自从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社会资本的团体（集体）层面，即不仅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个体拥有的资源，而且将其视为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整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和财富。

本文所界定的团体社会资本，是指一个组织或一个团体，甚至一个社会、地区和国家所具有的追求团体目标、实现集体合作的组织资源，包括组织网络、关系和文化等内容，表明了一个组织或团体的组织凝聚力。它意味着，组织的横向和纵向结构越密集，成员之间的组织关系、信任关系越密切，组织切合实际的文化价值观念越是一致，它所提供的集体资源就越大。显然，组织中的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等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解决囚徒困境问题，有利于团体目标的达成，因此，对团体来说是一种资源。可见，团体社会资本就是如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等团体内部成员共同拥有的软性资源。具体在农村劳动力中体现为农村中结构化的关系网络资源，即结构化关系网络本身和依附于结构化关系网络之上的信任和规范等。同时还包括“内化于”农村社会结构的文化、制度等环境资源，它们通过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两种主要形式表现出来，并蕴涵于农村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在特定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内发挥着作用。与个体社会资本不同，它们不是以村民的人际关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会结构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们的承载体和主要内容。它们虽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也可独立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结构而存在。

事实上，本文所指的团体社会资本，包含了中观层面的对社会组织、社区和区域社会资本的研究和宏观层面上对国家社会资本的研究。不过对于宏观的社会资本，相对一个地区的农民来说差别和影响不大，且发挥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潜移默化。因此本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社区的社会组织、团体的研究上。具体在农村居民中体现为农村中结构化的关系网络资源，即结构化关系网络本身和依附于结构化关系网络之上的信任和规范等。团体社会资本关注社区或团体如何构建、维持并发展其社会网络，及社会网络如何约束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从而克服团体行动的困境以及网络成员间如何通过社会资本进行义务与权利的分配等方面。

一般而言，对于一个事物的完整定义和理解至少还要涉及对其功能的界定。个体社会资本虽然不是个体直接拥有的资源，但却是一种嵌入在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可以被个体行动所获取的资源，着眼点是帮助个体从外部获得资源，归属某一个体，其功能在于为个体行动带来便利，直接为该个体利益服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个体社会资本称为外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团体社会资本的着眼点是存在于团体内部的团体内部成员共同拥有的资源，归属于某一团体，其功能在于促进互惠合作，提升团体行动水平，直接服务于该团体的公共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团体社会资本称为内在社会资本。

个体社会资本和团体社会资本的层次划分，仅是从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不同层次出发，形成的一种理论上的分类框架，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的目的是为这种描述提供一个明晰的表达手段，使这种描述成为可能。同时，它也并不试图代表惟一可能的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观点，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任何理念型的效用，只有在其与具体的问题产生关联时，方能估定；而且，它所以被创造出的惟一目的，在于有助于经验问题的分析。总之，个体社会资本和团体社会资本的的层次划分，可以更好地进行农村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3. 农村社会资本的特征

对农村社会资本本质特征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对资本本身的认识，包括资本的生产性、增殖性和过程性。它们揭示了农村社会资本动态性和实践性的基本属性。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的“特殊世界”。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得农村具有许多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特质，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因而在农村社会中，其社会资本的特征和存量除具有社会资本的共性外，还具有其独特的乡土特色，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礼”、“信”等规范对中国农村社会的深远影响。

与一般意义的城市相比，它们在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与城市社会资本相比，农村社会资本有着自身的具体特点。第一，从形式来看，农村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和非正式制度为主，组织类和正式制度类社会资本相对较少；但在城市社会中，法人组织、正式制度和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并重，非正式制度类社会资本相对较少。第二，从现状来看，农村各类社会资本表现出明显的乡土特色，城市各类社会资本则具有现代特征。以人际关系类社会资本为例，在目前农村社会中，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仍是其主体，规模相对较小，同质性和稳定性相对较高；而城市中人际关系类社会资本主要以单位制的业缘关系为主，规模相对较大，同质性与稳定性也相对较低。第三，从分化程度来看，农村社会资本村内之间分化程度相对较低，村与村之间分化程度较高；城市社会资本，城内之间分化程度较高，城与城之间分化程度较低。第四，从运作风险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在强大的特殊信任基础支撑下，运作风险相对较低；而城市社会资本在特殊信任基础丧失，而普遍信任还没有形成的前提下，运作风险相对较高。

4. 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类型。分类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对事物的认知可能由于分类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分类，由于选择的角度不同，其分类也有多种。如前所述，农村社会资本有层次之分，在不同层次上，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既然农村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层次之分，那么，如果一些研究不加分析地在不同层次的承载主体和要解决的问题之间随意地变动，则会带来某些理论和测量上的模糊和混乱。因此，从方法论上看，也应该根据承载主体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层次对农村社会资本概念进行分类。也就是说，农村社会资本类型的划分，也应充分体现出它的层次性。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农村社会资本进行了具体划分。

从主体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村民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区域社会资本和国家社会资本。在具体研究中，这几类社会资本将在不同的分析对象中，分属于不同层次。在本文中，根据我们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分类，村民社会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构成个体层面的研究内容；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和区域、国家社会资本构成团体层面的研究内容。

从客体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关系网络、文化规范和制度体系等。如果以村民为分析对象，村民可以通过与他人结成私人关系、拥有组织成员资格、认同和运作文化规范及运用正式制度四种形式，实现对社会资本的提升和占有。如果以农村社区为分析对象，它可以通过协调人际关系、调整社会结构、强化文化规范和运作正式制度四种形式，实现对社会资本的提升和占有。

从内容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和人际信任。如果以村民为分析对象，则体现为村民的私人关系网络、组织成员资格、规范认可能力和个人诚信程度等。如果以农村社区为分析对象，则体现为社区内的人际关系、社区结构、风俗习惯和普遍信任等。

农村社会资本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变迁对乡村治理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因此，从客观后果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区分为正功效、负功效和零功效的社会资本。这只有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中，才能体现出它运作的功效。并且，同一种社会资本的运作，在不同层面上会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功效。可见，社会资本本身没有“积极”或“消极”的种类之分，只有它在具体的社会事实中，从运作结果才表现出它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

三、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的建构

本文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把握的。社会资本的纵向维度指社会资本的结构层次，即个体和团体层面，其中的个体层面主要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微观社会资本，团体层面主要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中观和宏观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横向维度主要指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如网络、信任、互惠、规范、参与以及共享的文化、习俗、价值观等。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围绕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他的相关争论也日益激烈，使得研究者对如何正确使用此概念大感困惑。其实要厘清社会资本的理论概念，有一种简单可行的切入方法，那就是从厘清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入手。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在经验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测量，这种方法重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这种测量法侧重于个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情况。在微观层面上，大部分学者把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微观社会网络的测量，一般采用局部网方法，也叫“个体中心网”或“自我中心网”（ego-centre network），它依据个体自我的属性特征测量和判断个体自我在网络中的社会连带（Social tie）问题。局部网常用的指标是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多少）、网络成分（由哪些类型的成员构成）、网络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等。

在测量团体社会资本时，学者一般使用的指标集中于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这样几个方面，而这与测量个体社会资本使用的以社会网络为主的指标有较大不同，个体层面和团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的重点不同，个体层面上关注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等，而团体层面则强调协会、社团、志愿组织等非盈利性组织的作用。由于不同的测量方法得出非常不同的结果，使得测量结果的解释力遭到了削弱，同时也很难得出测量社会资本的完整框架。有鉴于此，格鲁特尔特和贝斯特纳尔（Grootaert和Bastelaer，2001）在总结世界银行社会资本协会组织的一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社会资本的测量框架（如图1）。

他们认为测量社会资本最理想的方法应该包括图1中所有的四个象限。但是在实践中，对国家层面社会资本测量的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目前大多数的进展存在于对微观层次上的结构性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重点在于那些与家庭、村庄和社区有关的制度或规范。对图1右边上部象限的测量，即对宏观层面上的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测量，是研究者的最远目标。在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上，他们建议测量重点应该放在三种类型的替代指标上，即地方联盟和网络的成员身份、信任的指标和对规范的忠诚以及集体行为的指标。

关于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的研究很多。不同的学者对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设立不同，而且差异较大。普特南（1993）认为信任、社团组织、公民参与等是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Lochner（1999）认为社区社会资本指标由邻里互动、集体效能、社区竞争力、社区归属感以及社区凝聚力组成。纳拉扬等人（Narayan和Cassidy，2001）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应该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generalized norms）、和睦相处（togetherness）、日常社交（sociability）、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仔细分析他们所提出的测量指标，可以发现，一般规范的测量指标往往被其他研究者作为不信任的指标，和谐相处的指标与社区凝聚力（cohesion）概念相当吻合，而邻里联系的指标指的是邻里间的社会支持。可见，纳拉扬等研究者提出的测量体系中，测量的核心维度包括参与社团、信任、社区凝聚力、日常社交、社会支持、志愿主义等。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s（SCAT）是较早出现的系统的测量工具（Grootaert和Bastelaer，2002）。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对SCAT进行改进，形成A－SCAT。A-SCAT采用了7个问题测量结构性社会资本，使用11个问题测量认知性社会资本（Harpham等，2002）。这18个问题包括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其中，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往往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边燕杰（2004）运用社会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个指标来测量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从以往的定量研究结果来看，规模大的网络比规模小的网络拥有的关系、信息和人情桥梁较多；网顶高，意味着网络内拥有权力大、地位高、财富多、声名显赫的关系人多；网差大，说明网络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职位，资源和影响是互补性的；网络构成合理，则是指与资源丰富的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边燕杰对于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项指标的操作化测量，既强调了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资源的观点，也包括了网络关系和网络结构的观点。林聚任等（2005）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维度，调查了山东省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的“明流”是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等特点。“暗流”则是崇尚个人能力，不是简单地靠关系达成工具性目标，对血亲关系的信任建立在情感基础上，总体社会信任度较高。这个结论对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差序格局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家的理性化假设提出了质疑。赵延东、罗家德（2005）区分为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和对集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按照赵延东、罗家德（2005）的理解，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测量，这种方法重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运用提名法和定位法进行测量，前者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相互关系等信息。后者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人符合定位表中所描述的职业或单位类型特征，然后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最后用这些指标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情况。在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时，网络规模、网络的成分以及网络的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个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以及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都应是可供选择的测量指标。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完全可能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从而起到连接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的作用。第一，在测量社会或组织信任时，使用组织信任存量问卷中筛选出来的问题，并用七级里克特量表来衡量。第二，在测量社会连接程度时，使用外向中心度。第三，对社会网络结构方式的测量，采用网络密度、群体中心性和结构洞或桥等指标。王卫东（2006）沿着边燕杰的思路，将社会网络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认为社会网络资本总量是社会网络资本的总价值量，它是以“一般等价物”为单位的。他以七个观测指标即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ISEI均值、网络密度、网络成员中的最高ISEI、网络成员中最高ISEI和最低ISEI的差、网络成员包含的职业类型数和单位类型数来测量个人层次上的社会网络资本总量。从其操作化测量模型及其结果中可以发现，用孤立的、原子主义的、线形的测量方法不可能有效地测量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因为社会网络资本不是网络中资源的简单线性累加，必须从资源间的关系与网络结构上着手测量社会网络资本。Harpham（2007）提出社区社会资本应由网络、社会支持、信任、互惠等指标组成。肖星（2007）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可设立为社区信任、社区网络、社区规范三大指标体系。桂勇、黄荣贵（2008）总结了常有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并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社区信任、地方性社会网络、非地方性社会互动、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互惠与一般信任、志愿主义等指标体系。

本文将依据个人分析层面和团体分析层面两个维度，结合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实践性的原则，构建本土化的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由于它们各自的层次不同，决定了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主体、客体、内容和作用各不相同。从个体分析层面来看，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是村民个体和家庭层面，人际关系本身是社会资本的承载体和主要内容。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受限于关系中的个体，即只有关系节点中的人们才具备拥有和动员关系资源的资格和能力，关系外的他人不具备这种资格。从团体分析层面来看，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是模式化的、具备结构功能的组织、社区、区域和国家，它们蕴涵于农村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并在特定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内发挥着作用。与关系层面的社会资本不同，它们不是以村民的人际关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会结构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们的承载体和主要内容。它们虽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也可独立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结构而存在。

在综合其他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上述社会资本的分析结构，本文也由此构建了相应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如图2）。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网络、信任、互惠、参与、规范及共享几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测量指标体系共分为四个层次，总目标层、分目标层、子目标层和可操作层。总目标层是待测的社会资本总量，分目标及子目标层则是构成社会资本若干要素的分解，可操作层则是针对每一方面设计的在实际调研中用问卷进行访谈的具体问题。

四、结语

社会资本理论揭示，从个体角度讲，在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社群内生活和工作更加容易；从整个社会角度讲，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与此同时，在政治学家看来，社会资本强调组织行为和集体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它对社会稳定和社会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传统资本概念，为我们研究农村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有关社会资本的梳理中认为，农村社会资本体现在以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之上，这是与传统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的。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由于受传统社会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以及制度规范的影响，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基础薄弱。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农村居民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开始变得不足甚至出现了缺失。可以说，在新农村建设中，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所在。而现代性的社会资本生成与发展有助于削减社会的等级观念意识，增强公民社会的内生能力，降低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本。强化农村社会资本积极效应，削弱其消极影响，积极培育农村现代性新型社会资本是提高农村治理绩效的重要途径。

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农村是传统积淀最深的地域，农民是传统因子负荷的主体。农民身上负载的传统性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显露出其弱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诸如传统宗法秩序、乡村黑恶势力等农村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消极性异化与复制，不利于乡村社会治理。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资本传统性因子的再生与异化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带来巨大的消解和腐蚀作用。因此，必须从制度规范和社会秩序层面加以改造和重构，其重要途径就是社会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历史发展实践证明，民主与法治是消解社会资本负效应和强化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而从推动力来看，政府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政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对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至关重要。对此，政府应积极推进国家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进程。在一个现代社会里，社会网络资本只应该用来为制度性社会资本补充，而不是作为它的“替代品”。按马克思经典理论，当村民们还不能够代表自己的时候，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强大政府则是必须的。因此，中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时候，对于农村社会资本，要更多地补充其制度性的部分，只有这样，近年来的“民工潮”对城市社会、农村社会的不良冲击（如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贫困问题、流动缺少组织而造成的交通问题以及各种犯罪问题）才能减少，而城乡劳动力的配置也才能更合理化，才能更有利于社会整合。

总之，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注意建构农村中以关系网络为载体，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为特征的农村社会资本。我们必须着力增加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横向社会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社会资本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以信任、互惠、合作为内在行为规范，通过公民间的良性互动和公民参与来推进新农村建设。

注释：

①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4）认为，社会资本是指能够加强集体活动的规范和网络。越来越多的观点表明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仅可以缓解贫困而且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社会资本不是社会制度相加的总和，而是把各种社会制度聚结在一起的粘合剂。

②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点是“差序格局”的理论，这一理论堪称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典范。“差序格局”一词，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连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先生解剖中国传统社会，使用的是社会结构分析方法，这是社会学通用的方法。在费先生之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就曾用“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个概念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费先生为更准确地区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尤可谓是费先生的独创，并被国际社会学界所接受。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结构是 “团体格局”，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而我们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两种格局显著的区别就是西方人注重团体的概念，而我们中国人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都是以己为中心。“团体格局”的西方社会对国家这个大团体的认同是普遍而且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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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Its Analysis Framework

Ma Hong-mei1, Chen Liu-qin2

（1.Gui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Economy，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ianjin 300191，China）

篇3

关键词：改革开放 农村 各阶层 特征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长期以农为本缺少变化的农民阶层内部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形成了农民工人、农民个体工商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阶层群体，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却只占70%左右，笔者对这一时期农民分化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一、农村阶层分化后各阶层分析

自改革以来，农民从原来静态和固定的传统身份向流动的多元的方向发展着，不过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有些地区仍然停留在这一阶段，有的地区或处在乡镇企业阶段，或已发展到了小城镇阶段，正是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我国各地区农民的分化程度有所不同，东部和沿海的农民的分化程度远远高于西部和内陆地区。从总体上讲，农民的内部分化分层和重组是当代中国农民向现代社会过渡中所显示出的最主要特征。

自1985年起，我国部分农村劳动力开始逐渐涉足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并且在此后的几年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随着农业边际投资利润率的下降以及农村中大量就业人口的增加，从事非农产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比例将继续扩大。对于阶层划分后所形成的各阶层具体分析如下：

1.农业劳动者阶层

这一部分是指以居住在农村的家庭为主要的组织纽带、从事传统的农林牧副渔生产和经营的劳动者。这个阶层是农民阶层结构的主体,也是农民其他阶层的母体,按他们的主要生产资料的性质和特点,可以分为农业规模生产经营专业人员,以土地经营为主、副业经营为辅的农民,以副业经营为主、土地经营为辅的农民和纯粹的副业经营者等类型。这是一个以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和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社会群体。这个阶层在目前中国农村社会中是最大的一个人口群体，在农村阶层结构中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大约为70%。这个阶层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占有的生产资料人均规模较小，以分散经营为主，有较大的独立性与自，在农村社区等级体系中属于被支配和被领导者。因此，实际上不拥有权力，这个阶层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提供农产品商品，承受着沉重的社会负担，是现阶段农村中最苦、最累、收入最低、社会地位最低的社会群体。

2.农民工阶层

这部分包括了乡镇企业工人阶层和涌入城镇国有、集体企业单位从事工业劳动的劳动者以及城镇居民家庭雇佣的保姆等等。他们虽然居住在农村,但已经完全或在大部分时间里脱离了农副业的生产经营而从事其他非农业的生产经营。这是一个以在乡村集体企业，城市二、三产业中从事非农业劳动为主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一方面接受了工业文明的训练、熏陶，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生产技能与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还没有割断同小农经济的脐带，同土地、乡村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兼有工人和农民职业的特点，这是中国农村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随着城乡第二、三产业和小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工还会继续增加，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的分化将更彻底，其两栖身份现象将会完全消失，农民工将最终成为产业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3.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

这部分是在农村能雇工8人以上、占有企业生产资料和雇工剩余劳动的私营企业主。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农村改革开放的产物,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最大受惠者和支持者,也是我国农民阶层结构中收入最高的阶层。它是指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由营利性经济组织（主要是经营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对企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生产经营决策权、指挥权与企业内部的分配权，他们的经济收入较高，但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不一定很高。当前，这一阶层内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组合过程，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利用改革初期政策的倾斜优势或通过钻政策、法律的空子而先富起来的，但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竞争的加剧、法律法规的健全，基于他们自身素质比较低，没有真正的市场忧患意识，他们将会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所吞没，被市场所淘汰；而另一部分素质较高，具有风险意识、法律意识、市场开拓意识的私营企业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该阶层的经济实力、经营范围与社会影响还在不断扩大之中。

4.权势阶层

这部分由村民委员会成员、村党支部成员、村民小组主要负责人、财务税收管理者、治安维护者等组成。随着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的进步，随着经济的商品化日益深化，随着传统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在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央对地方旧的控制手段弱化而新的控制方式尚不成熟的背景下，他们控制的各种资源大大增加，同时一些基层政权对他们的依赖速度加深，使这一阶层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尤其是一些在农村中率先富裕起来的人，他们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者，是集体财产所有权的主要代表者，是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基层的具体执行者。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行使行政职能又代表农民的局部利益，维护社区权益。他们的地位与收入水平在不同社区之间因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有很大差别。优秀的农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对社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着关键作用。

5.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

它包括乡、村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会计、主要科室负责人与供销人员。他们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决策权、指挥权。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可分为两类：一类采取传统的经营方式，企业直接隶属于乡或村的行政领导，其管理干部同乡或村的干部有密切联系，直接受他们的领导与指挥。另一类乡镇企业采取租赁、承包的方式，这类企业的领导干部有较大的自、决策权和灵活性，所担负的责任和风险大，经济收入较多，他们就是通常称谓的农民企业家。随着乡镇企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一阶层有逐渐转化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趋向。

6.乡村知识分子阶层

这部分是指居住在农村、从事科技文化教育的成员,主要包括农业技术人员、教育工作者(主要是民办教师)、文化艺术工作者、医务人员等等，相对而言,这是农民结构中文化素质较高的阶层。这是一个具有一定专门技能，从事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智力型职业的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绝大部分属于回乡知识青年，在失去继续升学机会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一条有别于一般农民体力劳动但又脱离不了农村和农业户口的道路。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关系到下一代和全体村民的素质，关系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普及，他们是农村现代化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技术力量，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先锋。

7.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

这是一个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或支配，具有专门的技艺或经营能力，从事某项专业劳动和自主经营小规模的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的群体，多为农村中的能工巧匠。但他们的经营活动方式有很大差别，这个阶层成员的思想极其活跃，道德水平参差不齐，但总体而言，他们多为守法经营，凭本事、凭力气赚一点批零差价、地区差价或少许的劳务费，他们对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就业门路，方便人民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8.其他阶层

这一阶层主要是指农村的残疾人群体和罪犯群体、军人群体和公安武警群体等。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从身份上来进行划分的，他们中的罪犯群体是极大影响到新农村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而这一群体与公安武警之间属于对立的两面。因此，在现阶段我们不能忽视了他们的存在，同时要加大公安武警群体发展的力度，以遏制农村中那些不和谐音符的产生。

二、阶层分化后的特征

由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程度较低，商品经济与社会分工不发达，非农产业就业岗位不充分，农民从土地上、农业中分离出来并转化为非农产业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时间较短，农村社会阶层分化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程度，带有一定的过渡性，仍处于分化的初级阶段，许多新的社会角色尚未凝固，各种社会角色的内涵仍在变化。因此，转型期中国农村阶层的分化具有以下特征：

1.农民中的各个阶层几乎都分化得不完全，即仍未真正脱离农村。从制度上来说，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刚性制约，建国后几十年的户籍制度极大地束缚了农民的自由流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开放式的职业流动增加了农民改变社会地位的平等机会，农民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在很多地域、行业间流动。然而，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的户籍仍在原地，仍保留自己的一份土地和集体产权，还在不同程度上与“母体”有一定的联系。“从心理上来说，身份制也在无形地制约着农民，处于不同地域或从事不同行业的农民出身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农民性’，并未割断与母体的联系”。因此，农民的阶层分化只是浅层次上的表面分化和简单意义上的职业分化，还没有最终稳定成型。

2.各阶层间具有边缘性。即指阶层分化不彻底，阶层界限不清楚。一个农民可能同时兼着几种职业。如乡镇企业工人同时拥有一块土地,他们在做工的同时还经营土地;农村社会管理者除了担任农村管理工作外,或者经营着农田,或者经营着个体工商业或私营企业。

3.各阶层间具有不稳定性。由于农村的分工分业正在发展之中,所以农民的阶层分化也是不稳定的。在非农产业进一步得到发展时,小规模农户可能会放弃土地转向农村第二、三产业;另外一些农户在承包到更多土地的情况下,会转而进行规模经营,甚至成为农场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个体工商户可能会因经营不善而遭致破产,重新回到土地上。还有,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农村社会是否会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业阶层,也是一个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4.各阶层间具有不平衡性。由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农民阶层的分化程度也不一。据对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1992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阶层分化的区域结构是,东部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占43%,中部占34.4%,西部占29.2%［1］。陆学艺等人按农业劳动者和乡镇企业职工规模的大小,把农村的分层情况分为四种类型:前分化类型、低度分化类型、中度分化类型和高度分化类型。认为它们“代表着农民分化的四个阶段”，“这种分层结构类型的依次变迁代表和反映了经济现代化水平的提高。”［2］

当然，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还在继续，并且有着由低度社会分化向高度分化转变，由畸形分化向规范分化转变，社会心理趋于稳定，群体意识不断增强的特征和趋势。因此对于现阶段农村中的各阶层，包括原有的以及后来出现的阶层之间关系的分析还将不断深化下去，以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顺利建设。

参考文献:

[1]陈光金.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L].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

篇4

(一)农业劳动者阶层

这是一个以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和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社会群体。这个阶层在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中是最大的一个人口群体，在农村阶层结构中，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大约为70％。这个阶层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占有的生产资料人均规模较小，以分散经营为主，有较大的独立性与自，在农利社区等级体系中属于被支配和被领导者。这个阶层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提供农产品商品，承受着深重的社会负担，是现阶段农村中最苦、最累、收入最低、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这一阶层不仅是农村中的主体，也是农村其它阶层的母体，仍处于分化之中。

(二)农民工阶层

这是一个以在乡村集体企业，城市二、三产业中从事非农业劳动为主的社会群体。他们对集体生产资料具有所有权与使用权，一般还经营部分土地。这个阶层的人数仅次干农业劳动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离土离乡的农民，他们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也有一些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做工。他们多从事体力劳动，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不享受国家或企业的各种劳动待遇和社会保障。另一类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他们在本村的乡镇企业里工作或者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机关等单位里工作，早出晚归，住在农村的家里。这类民工目前是农民工中的主体。

农民工一方面接受了工业文明的训练、熏陶，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生产技能与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还没有割断同小农经济的脐带，同土地、乡村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兼有工人和农民职业的特点。这是我国农村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

(三)农雇工阶层

这是受雇于农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提供劳动能力而获得工资收入的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生产资料没有所有权，但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又有本质区别。他们不是“除两只手外，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在家中拥有一份属于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但数量不足。他们受雇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增加收入，学点技术，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与农村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享有一定的择业自，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而且其雇工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雇工，明天的雇主”是常有的事。同农民工相比，在很多方面相似。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比农民工低，职业压力和劳动强度比一般乡镇企业的农民工高，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较大。

(四)知识型职业者阶层

这是一个具有一定专门技能，从事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智力型职业的农村劳动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绝大部分属于回乡知识青年，在失去跳出农门继续升学机会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条有别于一般农民体力劳动但又脱离不了农村和农业户口的道路。他们是农村现代化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支重要的文化技术力量。

(五)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

这是一个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或支配，具有专门的技艺或经营能力，从事某项专业劳动和自主经营小规模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的群体，多为农村中的能工巧匠。他们的经营活动与方式有很大差别。这个阶层成员的思想极其活跃，多为守法经营，凭本事、凭力气赚一点批零差价、地区差价或少许的劳务费，他们对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就业门路、方便人民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私营企业主阶层

这是一个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由营利性经济组织主要经营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对企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生产经营决策权、指挥权与企业内部的分配权，他们的经济收入较高，但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不一定很高。这一阶层内部现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组合过程，其经济实力、经营范围与社会影响还在不断扩大。

(七)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

它包括乡、村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会计、主要科室负责人与供销人员。他们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决策权、指挥权，与企业职工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他们对企业的兴衰、盈亏负责，承担的风险较大，经济收入、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都较高。随着乡镇企业进一步改革，这一阶层有逐渐转化为私营企业主的趋向。

(八)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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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临港新区； 产城融合； 生态文明； 发展策略

1. 临港新区城镇化发展背景

2014年3月，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同时，还特别指出要严格新城新区设立条件，防止城市边界无序蔓延，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推进功能混合和产城融合，防止新城新区空心化；加强现有开发区城市功能改造，推动单一生产功能向城市综合功能转型等一系列政策要求。

临沂临港新区于2010年被确定为山东省级经济开发区，位于临沂市东部，东临日照岚山区，北接青岛，南接连云港。临沂市设立临港新区初衷是依靠其临近东部沿海港群的优越区位，引领全市率先融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进而带动鲁南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但由于临港新区是依靠四个农业乡镇建立起来的，所以存在成立时间较短，经济总量小、城镇化水平低，中心城区不强、基础设施不配套、城镇建设品质不高和管理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新区发展初期，如何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明确思路，找准路径，谋求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临港新区城镇化特征与经验

2.1 行政区划调整促使城镇化率快速提升

2010年，临港新区在坪上、壮岗、团林、朱芦四个农业镇基础上成立经济开发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4.40%。2014年，新区将坪上镇调整为新区驻地城关镇，将全镇总人口纳入城镇化统计，城镇化水平被动提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以年均5.1个百分点的高速增长到54.73%。

2.2 异地城镇化特征明显，劳动力大规模流出

长期以来，临港经济开发区表现出了显著的以劳务经济为支撑的人口迁出特点。2000-2010年，全区净迁出人口由4667人增长到29868人，占常住人口总数比重由3%上升到18.5%，人口迁出的原因以青壮年劳动力到青岛、日照、威海等省内沿海城市从事第三产业为主。近年来，随着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速度快速提升，2010―2014年净流出趋势变缓，户籍人口（198772人）与常住人口（198080人）基本持平。外迁人员的文化水平高于留守人群，劳动人口的流出不仅降低了劳动力资源的总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全区人口结构的优化，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也日益凸显。

图1 临港新区城镇化发展阶段

图2 五普、六普流动人口比较

2.3 流动人口以区内转移为主，近域流动态势显著

根据六普数据，全区流动人口规模约4665万人，中心城区和小城镇接收了60%的流动人口，成为吸纳人口转移的主体空间。流动人口主要来自于区内，占总流动人口的62.1%，比2000年增长了约12个百分点，说明多年来近流域转移人口规模正在逐步扩大。

图3临港新区迁入人口流向示意图

图3基于五普、六普临港新区流动人口来源比重

从流动人口迁移原因分析，人口的流动正从婚姻迁入、工作调动、分配录用等带有刚性或计划经济时代的因素向以学习培训、务工经商等市场经济行为转变，同时也说明，随着临港经济开发区发展程度的加快，城乡间兼业和城镇内就业的近流域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新的人口流动趋势。

图4 五普、六普省内、省外人口迁移原因比较

2.4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基本一致

临港经济开发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布局上基本一致， 位于区域中部的中心城区和壮岗镇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城镇化水平也较高，而北部的朱芦镇和东部的团林镇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镇化水平也比较低。

2.5 中心城区和产业园区成为全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地区

临港经济开发区从工业新区的自身实际出发，将中心城区和产业园区建设作为城镇化推进的重点地区，不断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扩大城区规模，完善城区功能，成为全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2007-2014年，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由5.64平方公里扩大到6.22平方公里；建设投资额由3636万元上升到21272万元，占全区的67%，其中，基础设施投资额由130万元增长到10970万元，占建设投资额的比重由3.5%增长到51%。

图5 临港新区2000年与2010年建设投资比较 图6 临港新区各镇2010年建设投资比重

2.6 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全区建立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启动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整合工作。2013年，全区民生建设总投资35亿元，同比增长32%，占财政总支出的71.2%。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为99%，新农合参保率为99.9%。

2.7 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化实践经验突出

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方面，按照“村民自愿、村委自主、片区指导、乡镇规划、管委融资、整村搬迁、先建后拆”的原则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形成了村民自下而上主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新模式；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极创新投资体制，利用市场运作和政府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解决新区建设存在的资金瓶颈问题；机构设置方面，成立小城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小城镇建设的管理力度。

表1. 临港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的地方经验

3. 临港新区城镇化存在问题与挑战

3.1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产业对就业吸纳能力不高

2014年，临港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比值为0.87，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区间，也低于全省1.07、全国1.22的平均水平。全区三产比14：44：42，农业比重过高，生产业发展滞后，沉淀过多劳动力。临港新区非农就业弹性系数仅为 0.13，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 1/3 和发达国家的 1/5，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制约了企业创新发展和转型提升。

图7 临港新区行业就业比重

3.2 市民化任务艰巨

全区市民化仍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大部分省外迁入人口、本地农业转移人口和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形成的城中村人口，虽然纳入城镇化统计，但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社会，造成城镇内部新的二元矛盾。全区的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在全省属于低水平地区，大部分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项目在全省下游水平，其中科学技术、文化体育支出在差距最大。未来，如何提升政府对于公共服务和相关设施的投入，是推进城镇化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任务。

图8 临港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情况

3.3 城镇综合竞争力不强，承载能力有待提升

2014年，全区人均GDP2.22万元，与蓝色经济区、鲁南城镇带及周边县市相比均处于较低水平。中心城区常住人口6.79万人，规模较小。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为1.35万人，低于临沂市平均水平（1.46万人），与全省平均水平（1.35万人）持平。大部分小城镇尚未达到公共服务设施的人口规模门槛，难以对广大乡村地区形成服务与带动。

图9 临港新区人均GDP区域比较

表2 临港新区小城镇城镇化水平在山东省的位置

临港新区成立时间短，基础设施整体不高，在鲁南地区和蓝色经济区中发展水平相差较大。2014年，人均城市道路面积9.8平方米，供水普及率26.8%，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率86%，燃气和污水处理管网、长途车站和公交车站等设施正在建设当中。

图10 临港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相关地区比较

3.4 “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性矛盾需要及时应对

全区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然而却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局面。2010年全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0.97%，标志着全区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会加大社会负担，降低全区的发展活力，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现代化发展会造成严重影响，制约了全区农业产业的转型与发展。

图11 临港新区人口年龄结构图

3.5 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较大

临港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基础良好，林地面积4568公顷，占土地面积12%；河流水域面积1968公顷，占土地面积5%，地表水均达到Ⅳ类标准，地下水Ⅲ类标准；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在全国、全省处于全列。但是，全区钢铁、石化等主导产业对环境的影响压力较大，从数据统计来看，全区33家重点污染控制企业也基本以钢铁、石化、建材为主，因此，如何不以生态环境的破环换取经济的发展，成为全区发展的重要挑战。

3.6 农民进城意愿不足

根据对全区农民工进城意愿调查显示，不愿意放弃农村相关权益、在城市中没有生活来源、相对较高的城市消费水平是阻碍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因素，而子女教育、生活质量的提升又是吸引农民进城最大的因素。

图12 临港新区农民进城意愿调查分析图

4. 临港新区城镇化发展趋势判断

4.1 合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改革力度将不断加大

全区在过去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已经实现非农化就业人口，但是尚未完全融入城市，没有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玻璃门”现象较为普遍。因此，未来新区将会按照国家有关户籍政策，加大改革力度，尽快满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需求，同时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政策也将相应落实。

4.2 工业化仍然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在区域经济分工格局中，临港新区主要承担生产功能，建设目标是打造区域性商贸物流基地和临港产业基地。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区仍需发挥区域制造业基地的作用，以工业化作为城镇化主体推动力，最终实现四化同步发展。

4.3 中心城区、产业园区和小城镇仍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

近年来，中心城区、园区和镇区在全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突出了产业新区的自身特点。未来，由于城乡发展的现实差距还比较大，特别是城镇在就业创业、子女教育、设施配套等方面仍有绝对优势，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心城区和小城镇仍将是推动全区城镇化发展、拉动人口市民化和吸纳非农就业的主要载体。

4.4 农村新型社区将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新载体

全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基础良好，人口集聚达到一定规模，保障制度相对完善，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山东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保障农村新型社区健康发展，因此未来农村新型社区将成为推进农民就地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动力。

4.5 在环境倒逼机制作用下， 生态文明理念的实施将更加深入

临港新区在冶金、石油化工、石材木材等资源消耗型产业对环境保护产生的巨大压力下，必将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努力谋求产业转型发展，环保意识将更加重视，生态保护越发严格。

5. 临港新区城镇化发展策略与思考

根据临港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征、问题、挑战及发展趋势判断，临港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应着重从优化城乡发展空间、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促进体制改革创新、打造新区生态文明和塑造城市文化品牌等方面进行谋划和思考。

5.1 中心引领，轴向拓展，节点突破的空间优化战略

全力促进临港新区中心城区率先发展，强化引领作用，积极参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竞争平台，对接日照、临沂两大中心城市，全面实现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格局。强化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尤其突出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充分提供就业岗位；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优化人居环境质量，提高城市品质，增强综合实力和人口承载能力。

依托重要交通干线形成两条城镇发展轴线。依托大山路形成南北向发展轴，由北向南串联起朱芦镇、中心城区、团林镇和壮岗镇四个城镇及多个产业区，是区域内部发展的主轴线。依托岚济路，对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形成本区东西发展轴线，向东联系日照区，作为出海通道，向西联系临沂市区，成为全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发展轴线。

着力突破小城镇建设，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扶持、市场运作，实现产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镇区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注重发展特色经济，朱芦镇以打造旅游型城镇为主，团林镇以打造工业型城镇为主，壮岗镇以打造农贸型城镇为主。

图14 临港新区空间结构优化图

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将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纳入城镇化体系，鼓励新型农村社区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全面实现城镇转变，成为最贴近乡村的基层城市化载体。按照“群众自愿”的原则，以居住向社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为导向，以城边村、园区周边村、经济强村为重点，积极稳妥引导农民适当集中居住。实行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布局，统筹安排路、水、电、气、暖、排污、环卫、通信等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向乡镇和农村社区延伸，为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推广并引导各类乡村按照产业带动模式进行集聚发展。以农业产业规模化和农地流转为主要方式，促进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融合转变，在提供农村人口生活基本保障的同时，允许大量劳动力已经外出、人口较为稀疏的农村自然消亡，逐步实现“服务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目标。

5.2 内移外引、分区指引、因地制宜的人口再分布战略

合理调节临港新区城镇化内生与外生并重发展的特点，破除人口流动提制障碍，根据国家户籍政策，全面放开全区城镇户籍限制，有序引导区域内部农业人口向城镇迁移，加大吸引外来流动人口力度，增加城镇人口规模。设立引导人口再集聚的政策分区：重点引导人口向中心城区、小城镇等城镇化发展优势区域集聚，打造“人口重点集聚区”；有序引导农村人口向农村新型社区集中，设立“人口适度集聚区”；疏导区域西北部生态保育区人口和西南部生态农业种植区人口，设立“人口外迁区”，引导人口适度外迁。

5.3 就业导向，集群发展，“产城融合”的产业驱动战略

图15 临港新区产业功能分区

新区建设应构筑以就业为导向的，以产业转型升级为目的，与城镇化互融共生的产业结构体系。重点培育冶金复合材料、绿色化工、新型建材、农副产品加工四大产业集群。形成一批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上下游产品为链条、中小企业紧密配套的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以集约化、专业化、高端化和绿色发展为方向，以大企业带动产业壮大和基地建设，集中推进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提高就业容纳能力，推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发挥物流运输、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加快培育旅游、商务会展、金融保险、社区及家庭服务业等市场需求潜力大、带动力强的消费类服务业，逐步实现生活服务业增量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以扩大就业和多元化发展为导向，完善就业机制，创新就业模式，通过完善就业保障鼓励非正规就业，优化就业结构，提供多样化就业培训，拓宽就业、择业、创业渠道。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与社会保障信息网络建设，做好农民工的保障与就业培训工作。加快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完善支撑企业发展的各类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企业发展。

5.4 要素统筹，服务共享，体制创新的改革引领战略

针对新区发展所面临的市民化、财政、土地、融资、设施配套等一系列问题，要创新体制机制和政策，使其与新型城市化相协调，为新型城市化提供保障。主要改革方向包括以下方面：创新土地制度，探索土地相关税费制度、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承包地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农村集体收益分配权等的改革；创新户籍和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城市化的公共治理，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完善农村社区自治；创新财税金融体制，发挥民间资本作用，拓宽筹资渠道，为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打破地方财政依赖卖地筹资的格局；创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统筹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住房保障、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改革；创新城乡规划机制与体制，多规融合，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规划与城乡发展规划有机衔接。

5.5 文化多元，绿色集约，智慧开放的品质提升战略

推进现代城镇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的融合再造，整合形成积极、进取、开放的新时代精神。系统挖掘地方沂蒙文化特质和文化基因，研究梳理地域特色鲜明的空间建设手段，形成与城镇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城镇风貌。构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以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为原则，加快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转变城镇发展方式。一是重点保护北部和南部林地、田地等生态涵养区，净化全区河流水系，在区域内形成“南北青山对映，中部水系穿城”的田园城市生态格局。二是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强化可再生能源建筑、绿色建筑等技术的引进，推进综合管廊建设、绿色照明、垃圾资源化利用等具体工作的开展。

图16 临港新区生态格局构建

把推动信息化作为全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手段和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提升网络宽带应用智能化水平为核心，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与城市发展全面深入融合，建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集智慧经济、智慧公民、智慧治理、智慧移动、智慧环境、智慧生活六位一体的“智慧城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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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民、陈晨、郁海文.“人口流动”视角的城镇化及政策议题.城市规划学刊[J].2013（4）：1-9.

篇6

关键词 自然社区 地区发展模式 行政社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Concerning Natural Community Community Work Practice Mode Choice

PAN Qingsong

(Guangzhou Panyu Polytechnic, Guangdong, Guangzhou 511483)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wo different meanings of community, Analyses the aff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community and the problems that it facing, the author thinks that current nature of community work development community should adopt the partial task go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social planning mode that aimed at particular problems. This paper also analyses the working goals, methods, concept and workers' role under this mode.

Key wordsnatural community; area development mode; administrative community

社区是社区工作的工作对象，同样也是社区工作的主要工作场所，但自社区一词产生以来，对社区的理解却越来越纷繁，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去理解社区，不光决定了社区工作的工作对象、工作场所，事实上也影响了社区工作的实务模式。

社会学角度对构成社区的首要因素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构成社区的首要因素是情感因素，地域因素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这样的社区类似于滕尼斯提出的“礼俗社会”的概念，它是人们为了谋生自然形成的，“社区居民世代繁衍，生于斯，息于斯，自成一体成为生活共同体”，①这里可称之为自然社区。它代表的是一种亲密无间的、与世隔绝的、排外的共同生活。②其主要特征是：规模小，家庭为社会核心单元，一般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或具有感彩的初级关系，人的行为主要受习俗和传统的约束，社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农村社区是典型的自然社区。持第二种解释的学者却坚持认为：社区首先是一个地域性概念，情感因素是次要的，虽然他们也承认共同的情感联系，但是认为这些联系本身不足以构成社区。这样的社区主要是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置的，这里可称之为行政社区。作为行政区划的城市社区是典型的行政社区。由于近一二十年，国内进行的大规模社区建设运动忽视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基本定义，认为社区只是地域性的生活场所，所以社区在普通百姓的心中，早已是对城市最小的行政区划的专称，不复有社区原初的情感意义了。当前，社区工作方兴未艾，社区工作发展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所以实际的社区工作中，社区工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行政社区作为社区工作对象的合理性。

虽然行政社区在操作层面更容易被把握，但是，作为地域生活共同体的自然社区定义在社区工作中同样重要，它在社区实务层面并不是没有意义。实际的工作中，除了依据行政社区开展工作之外，社区工作的工作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作为行政区域的社区内，很多时候需要在城市跨区域开展工作或者在单个区域里面针对某一地域人群开展工作，或者在农村的自然村开展工作，这个时候，在考虑地域因素外，情感和心理等因素就成为界定社区工作的工作范围和工作对象的首要考虑因素。这些因素具体包括共同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利益、亲属关系等。这就要求社区工作者把自然社区作为实际的工作对象。

自然社区由于它自身的特点，面临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社区的发展问题，既有观念、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发展问题，也有经济层面的发展问题。观念的问题如：居民受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习俗约束，对新事物持保守态度，社区文化浓厚，但也成为阻碍社区发展的一个因素。经济的问题如：生产力落后、地理环境闭塞、经济形式单一等造成的地区普遍贫穷的现象。所以社区的变革与发展成为自然社区中社区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具体社区工作实务模式的选择上，基于自然社区的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更多的采用偏重任务目标的社区发展模式和针对具体社区问题的社会策划模式。

首先，就工作目标而言，考虑到自然社区中人与人之间联系较为紧密，社区工作的主要目标不是恢复或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联系，而是改变居民相对保守的观念，提升居民的社会意识，发挥居民的潜能，促进解决社区面临的发展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的质素，其中尤以解决社区面临的发展问题为最主要的目标。这些问题具体包括：居民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公共卫生、法律宣传、妇女权益保护、帮扶救助等方面。整体而言，任务目标大于过程目标，但在任务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亦不能忽视居民情感性关系的维护、居民观念的更新和社会意识的提升等过程性目标，以避免在解决发展性问题的同时破坏居民原有的互动关系，造成社区的冷漠。

其次，就工作的方法而言，强调直接干预法多于非直接干预法。由于自然社区本身的发展带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其自助能力的发展已经到了社区自身能力的上限，必须期待外界直接的能力输入才能突破原有社区自助能力的瓶颈，因此采用直接干预方法，由社区工作者界定社区问题，定义社区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方法，教导社区居民设法解决社区问题这样一种以社区工作者为主导，社区居民配合的方法，既可以解决社区面临的超出居民能力范围的社区问题，又可以改变居民的原有观念，锻炼培养居民解决此类问题的能力。可见，直接干预法并不仅仅针对任务目标，同样也针对任务目标。

再次，就工作的理念而言，强调由他助趋向自助。虽然社区工作始终坚持自助的理念，无论是社区群体层面的还是个人层面的，但是社区工作者也不回避直接提供对问题的解决策略，甚至于直接落实这些策略。社区工作者在这一模式下坚持他助的理念的前提是最终有助于社区群体和个人自助能力的完善，所以一开始社区工作者可能主导整个的社区发展任务，后期则会慢慢让与任务的主导权。

最后，就工作者的角色而言，强调由项目主导的角色趋向项目辅助的角色。社区工作者在工作中主导社区具体的实质问题的解决策略，这是影响他工作成败的主要方面，因此在工作中社区工作者既是项目的规划者和管理者又是项目的监督者，负责整个项目的规划、执行、监督和评估等工作。社区居民接受社区工作者指导，配合社区工作者开展工作。后期，等项目进入正轨，社区工作者由任务目标转向过程目标，注重居民能力培养和观念的更新，角色由主导者转向辅助者角色。

综上所述，自然社区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社区工作实务层面也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工作中，社区工作者应根据自然社区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工作模式加以应对。笔者认为，采用偏任务目标的社区发展模式和针对具体社区问题的社会策划模式更有利于应对自然社区面临的诸多发展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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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论文从研究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出发，指出了现存的农村养老保障存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低、农村老年生活照料状况不理想、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障状况令人担忧、农村老年生活救济体系不健全、农村老人精神生活一片空白等问题。具体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存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养老保障缺乏法律支撑、农村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农村经济落后等，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对策。

农村养老保障，就是由国家、社区和家庭成员等为满足老年农民的养老需求而提供的经济供养、照料服务和精神慰藉。无论在哪个国家养老保莽韩a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老年人口比较多的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更是成了中国社会保障的重中之重。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

本文要研究的农村养老保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养老保险，老年生活照料，老年医疗保障，老年生活救济，老年精神生活等。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低，覆盖对象有缺失

首先，农才蒯二会养老保险覆盖率低。1986年民政部开始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995年民政部制定《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a出“在农村群众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基层组织比较健全的地区，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此后的几年之内，农村养老保障一直处于发展缓慢的阶段。2003年底，全国有1870个县不同程度地死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有5428万人参保。2005年底，全国有31个省约1900个县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有5400多万农民参保。2001-2005年农村人口都在74471万左右，这样算来，2003年与2005年实际农村人口中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仅在7%左右。农村养老保险7%的覆盖率远低于农村人口对养老保险的需求。

2009年中国在全国10%的县(市、区、旗)展开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实施情况来看，90%的中国农村暂时还无法享受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还将有部分农村没有覆盖在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的范围内。

其次，覆盖韶寸象有缺失。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农村大量集体土地被征用，以致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农民的养老问题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解决。虽然国家正在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保障力度，但剥也们还没有全部被纳人到保险体系内，对农民工的保障力度还比较弱。

2.农村老年生活照料状况不理想

一直以来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主要是由家庭负责。近年来，随着打工潮的出现，扣工族携妻带子在大城市安家渐成趋势，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这些留守老人他们生活上缺乏照料，过着“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寂寥甚三活。部分老年人不但得不到家人的照顾，还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同时还要照顾外出子女留下的孩子，身合压力很大，健康状况也最差。2008年12月1日，《静寞夕阳:中国浏寸留守老人》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所有子女均外出的农村“空巢”老人比例高达48. 5%，子女外出后，这些老人农业生产中因缺少，扶助而面临很大困境护生病受伤时无法及时就医和得到良好照料，而且、更容易出现上当受骗、被偷、被欺负、意外受伤等人身和财产安全隐患，健康、安全和生活质量令人堪忧。同时，在农村“重小轻老”现象比较普遍，少数子女视老年人为累赘，一些多子女家庭互相推诱赡养义务。婆媳关系紧张，“媳妇当家，养儿防不了老”。一些外出务工子女忽视家中老年人的生活安排，与老沟三人缺少联系沟通，还有“外嫁女儿不养娘”的传统习俗。

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组织的调查组对中国农村的养老现状进行的调查，显示有85%的老人自己干农活，90%的老人自己做家务，仅有8%的老人精神状况良好，有52%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翟玉和说:“很多儿女在狱为，父母没冻着，没饿着，就是自己尽孝的最高标准了。”我们从农村都乒人中流传的一些顺口溜中也可以体会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二能干，俺是儿女的劳力，不能干，咱就成了人家的累赘;老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现在呢，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草;人老了，最靠不住的就是儿女呀，歹心的儿女都赶不上好心的邻居。

3.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障状况令人担忧

在中国，浏寸老年人最需要的就是医疗保障。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训划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2002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07年全国有2448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参合率85.7%。但从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具体的实施情况来看，大多数农民仍然受到无钱看病的困扰，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农村老年人的医疗状况令人担忧。

2007年在山东烟台进行的关于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障状况的调查显示，41. 0%农村老年人存在有病不治的状况，其中，因为没有治疗费而不治疗的占了49. 3%。从老年人医疗费用的来源来看:目前，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障费用由自己和子女负担的比例高达88.2%;从老年人的医疗照顾来看，老伴、子女是老年人生病时的主要照顾者，分别占了55. 3%和36. 7%。这说明，自己和子女是农村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的主要负担者，老伴和子女是老年人医疗照顾的主要支撑者，也即家庭依然是农村老年人的医疗保障主要支柱。而家庭以外的来源(医疗保险和单位保险)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占3.23%)，家庭以外的医疗照顾者也很少。从老年人患病时面临的困难来看52. 0%的老年人认为患病时的最大困难是“医疗费的不足”;6.1%的人认为“没有好的医生”。此项调查显示，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山东烟台的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医疗状况也非常不理想，更别提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老人的医疗保障状况了。

4.农村老年生活救济体系不健全

农村老年生活救济体系主要包括五保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五保制度。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了以社会救济为主要特征的五保制度。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很多农村集体经济体制遭到了破坏，使很多五保户和乡、村力、养老院的资金缺少了来源，经费难以落实。

为了使得农村五保户人员全部得到救助，中央要求各地加强集中供养，无论集中供养还是分散供养，五保户的医疗需求都不能得到起码的保障，条件最好的乡镇，一年最多也只能给每个五保户报销200元至300元的医疗费用。这些钱对于年老体衰、营养不良的五保户们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五保户特别是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只能自己撑着，靠天养活。有些五保对象从本来就非常有限的生活费中硬挤出一部分，以便应急。然而，这必然导致营养状况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增加罹患疾病的可能性，陷人恶性循环。

以2005年六月在湖北省咸安调查为例，马桥镇筹集20万元用于五保户居住的福利院改造，这些资金勉强完成了改造任务，但是每年1200元/人的给付际准只够维持五保户的低水准生活，福利院的水电费、房屋等设施的维修费、工作人员的工资等难以保证。尤其是2006年国家宣布取消农业税后，五保供养资金全部由财政转移支付，列人乡镇、村的转移支付预算。乡镇干部、村干部为了保障个人不隘最大化，顾虑五保物件多了会占用本镇或本村的上级转移支付经费，因此有的村不愿意上报或少报五保户，出现了一部分应保未保的情况，致使部分困难群众得不到及时救助。2007年，湖北省将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标准分别由原来每年1200元和800元提高到1500元和1000元，但还是存在供养资金不足、缺乏专职人员对五保户进行日常管理、医疗救助资金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2)最低生活保障现伏。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人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2006年，中国有大约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享受低保待遇的有1593.1万，在低保实施中也呈现出了很多问题。

首先是关于农村低保的实际救助水平比较低，截至2006年底，低街;R寸象实际邻倒的低保金为月人均33. 2元。从补助水平的地区分布清况来看，2006年全面实施了农村低保的23个省份，平均补助水平为月人均35. 4元，其中，东部地区50. 9元，中部地区25. 3元，西部地区25. 5元。2009年，在安徽进行的一项关于农村低保现状的调查显示:以经济较为发达的合肥市包河区为例，该区2009年上半年累计保障农才低保对象3205户次、6930人次，发放保障金149. 73万元，月人均补割又为36. 01元。这种标准只能保障绝对贫困人口.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使受伤织寸象勉强填饱肚子。

其次，中国当前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面对的对象并不是全体农村居民，而仅仅是一部分“三无对象，’.赤贫和有困难的残疾人，对新出现的贫困人口重视程度不够，不能及时将其纳人保障范围。

笔者认为对贫困人口来说，提供物质帮助无疑是急需的，但低保制度不是简单地让贫困人下去，而是要让他们“体面”地生活，农村低保水平还有待提高。

5.农村老人精神生活一片空白

目前在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普遍是基本物质生活保障，农村老人除了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之外，基本没有精神娱乐活动。老年孤独是普遍问题，可以说孤独是老年人最突出的感情障碍。当老年人的这种感情障碍在家庭当中无法解决的时候，社区或集体就应该承担这种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不足。总体来说，目前中国农村社区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社区服务体系不健全，还满足不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不过，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质量会逐步得到提高。

二、农村养老保障现状产生的原因

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出现了诸多问题，严重的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长期存在

首先，长期以来中国在处理城乡关系时一直采用城乡分治的处理政策。在城乡分治的政策主导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这种政策导致了长期的农业支持工业，城市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过度的吸取农村剩余，致使农村经济一直无法决速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不但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还使得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也呈明显的二元化特征，农村养老保障一直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伴随而生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这一户籍制度明显的标示出了农村人和城市人的身份不同，人为的限制了农村人口不能自由向城市流动。在这种身份的限制下，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相同的保障待遇。

其次，农村的养老工作一直是在家庭中进行，长期以来农村的养老问题处于隐形状态，因此农村养老问题没有得到国家的重视。以致国家把养老保障的政策一直往城市倾斜，有限的物力和财力也投六压纽了城市养老保险发展中，使得城乡之间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差距逐渐扩大。

2.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

中国目前在农村推行的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是造成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首先，养老保障体系层次的不完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政府没有因地制宜的根据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一套符合中国农村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可以从各个层次给农民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也能享受到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在农村建立这种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只是在几个经济比较发达地区施行试点。

其次，养老保障体系内容的不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内容应该主要包括:社会养老保险，老年生活照料，老年医疗保障，老年生活救济，老年精神生活等。一方面，对老年人来说最主要的应该是医疗保障，但是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医疗保障状况都十分不理想，曾经对保障农民的基本健康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其赖以存在的集体经济遭到破坏而被大大地削弱了保障功能，同时新的医疗保障制度又没有完全覆盖全体农村人口，导致农村合作医疗保健网络出现了“底破线断”的局面，相当一部分农民医疗状况恶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又普遍在农村发生。另一方面，由于打工潮的出现及农村家庭结构发生变化，造成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打击，农村老人生活缺乏照料，精神生活一片空白;同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遭到破坏、国家财政投人过少等，导致农村社区养老缺乏必须的物质基础，农村救济体系不完善。

第三，农村养老保障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体制混乱。目前已经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地区，只在县级以上才设立农村社会保险机构，乡镇还没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各个行政村更是没有任何管理机构。再加上由于缺乏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与技术落后，造成了管理机构的混乱管理，甚至还出现了违规现象。 3.农村养老保障缺乏法律支撑

立法先行是各国社会保障建立和发展的显著特点，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但在中国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律文件，只有1992年1月3日民政部公布实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1995年颁布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和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及一些相关法律中关于建立农村养老保障重要性的相关条款。从外国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历史来看，丹麦、瑞典、葡萄牙、西班牙分别于1891年，1913年，1919年，1949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中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一部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的法律文件，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法律缺失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没有法律的约束力造成了农村养老保障工作无法操作，各地在制定本地农村养老保障时找不到合适的法律依据，只好各自为政。没有高度统一的法律约束力，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障政策产生了怀疑，农民的参保积极性也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4.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责任一直由家庭负担，“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老年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以及在中国实行了独具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后，造成农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农村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由于“家庭养老”是建立在农村大家庭结构的基础之上的，农村家庭结构逐渐小型化，造成“家庭养老”正在解体，农村养老保障问题日益突出。1991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资料表明，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比例为6300;200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农村家庭变化课题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5000左右。

5.农村经济落后

农村养老保障发展缓慢归根结底是资金缺乏的问题。虽然近几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也使农民得到了一些实惠，但农民增收缓慢却是事实，农村经济比城市落后了很多，直接导致农村养老保障事业发展缓慢。

农村经济落后一方面造成了地方政府没有过剩的财力物力投人到农村养老保障事业中，没有政府的支持农村养老保障无法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收人过低，大部分家庭的收人除了日常花费外都没有多余的钱财参加养老保障，没有农民的参与，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三、建立农村养老保障的新思路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现有的农村养老保障存在很多问题。要想尽决地解决这些问题，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

1.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尽快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

首先，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事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现在实行的养老保障具有明显的身份特征，以是否具有城市户口为依据实行农村和城市不同的两种养老保障制度。历史证明，这种户籍制度的差异不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这种制度性的歧视、身份的差别使得大部分的农村居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难以获得资源和发展的机会，也被排除在养老保障体系之外。要想发展农村养老保障、尽快地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障体系，必须取消城乡有别的城乡二元体制，施行城乡一致的身份体系。

其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障是中国养老保障事业发展的最终目标。社会保障的公平性要求任何社会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论其社会地位、职业、贫富等，均被强制性地纳人到社会保障范围，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越高，这种公平性就表现得越充分。现在中国的养老保障具有明显的身份特征，只有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障，才能把农村居民全部纳人到养老保障体系中，让每个公民都能平等的享受相同的待遇。

2.逐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首先，应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中国国土面积比较大，经济发展程度严重不一，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需要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应该包括:自我保障层次、政府负责层次、政府主导责任分担层次、单位负责层次、市场提供层次。各个地区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可以全面展开各个层次，快速发展;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可以选择最基础的保障层次发展，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推进。

其次，还应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内容，分别从社会养老保险、老年生活照料、老年医疗保障、老年生活救济、老年精神生活等方面来进行。依据农村老年人对各个养老体系内容的需求程度，可以优先发展老年人最需要的医疗保障及能保障老年人基本物质生活的救济制度，然后依次发展其他养老保障体系的内容。

第三，应该健全管理机构，理顺管理体制。政府应该从健全管理机构、基金管理、专人监督、专款专用等方面着手建立符合中国农村现状的养老保障管理体制。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各个县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并且在各个村设置一个代办点，组织专门人员进行本事务的处理。适当放宽农村养老保险金的投资渠道、尝试委托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来提高基金的收益，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同时监管部门也应该在基金运行的各个环节加大监管力度，务必做到专款专用，政府还可鼓励社会上的舆论对此进行监督，以弥补政府监管机制的不足。

3.尽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的法律体系

完备的法律是工作的标准，是一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同样需要法律的保障。

首先中央应该以《宪法》中相应规定为依据尽快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农村养老保障的立法体系。这个立法体系应该包括农村养老的原则、对象、机构、形式，及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的内容，以及农村养老保障金的筹集发放办法等。其次，各个地方政府应该从本地实际出发，在统一的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内依法制定地方性法规，切实保障农村养老法律的贯彻实施。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事业发展的过程证明，不健全的法律造成了农村养老保障事业无法可依，以致农村养老保障事业发展缓慢。

4.继续提倡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保障中的作用

家庭保障主要是家庭中的成年子女通过物质帮助、月民务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情感需求，体现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反哺。由于长久以来历史的积淀，家庭养老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现实基础。虽然目前树指袋养老面愉着许多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养老将被其他养老方式代替。政府可从制度建设上、思想宣传上倡导和鼓励农才指碳济老。继续倡导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保障中的作用是中国解决农村即将到来的老龄化问题的切实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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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现代服务业；提速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针对我国服务业比重偏低、贡献率不高的现状，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为进一步加快河南省服务业发展，河南省决定全面实施服务业提速计划，为此，安阳市提出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四大战略”，即新兴产业倍增战略、服务业提速战略、传统产业升级战略、城市发展战略，对优化经济结构、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义重大。

1 加速服务业发展已成为安阳市务实的战略选择

安阳市“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城市转型、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加快推进“五个转变”，即经济结构转变、发展动力转变、工业结构转变、企业战略转变、产品结构转变。

1.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要求寻找新动力

从应对当前发展的严峻形势看。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由于受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安阳市经济下行的压力持续增加，主导产业受到很大冲击，尤其是钢铁、煤焦化、光伏产业受影响较大，工业经济一度跌入低谷。2012年底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强调实现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2年基础上翻一番！2013年一季度，分行业看，七大行业增加值：冶金建材增长16.6%、煤化工增长4%、装备制造业增长8.6%、电子信息增长16.7%、食品业增长5.4%，纺织业下降1.7%，新能源下降36.4%。分企业看，安钢、炼焦、新能源企业生产状况依然不佳。新能源企业出口受阻，多数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从产业结构看，工业结构中传统的钢铁、有色、煤化工等重化工业就占到了80%。安阳以工业为主，工业以高耗能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要求寻找新动力，必须加快服务业提速跨越发展。

1.2 外地成功经验启示必须加快结构调整以寻找新的突破口

从外地成功经验启示看，与安阳市经济结构相似的许多城市，如三门峡、焦作，包头、邯郸等，都是因为经济转型升级做得好，成功改变了传统资源型城市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华丽转身。比如：三门峡2012年上半年GDP增速13.2%，全省第一。三门峡素以富有“黄（黄金）、白（铝矾土）、黑（煤炭）”资源著称。多年粗放、低端的开采加工，慢慢地使“资源优势”成为“资源陷阱”。2008年，三门峡作为一个工业独大的城市，工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67%，工业里面又有70%依赖资源和原材料。当时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三门峡的资源、原材料产品价格一落千丈。不摆脱路径依赖，发展就难以为继。三门峡果断关闭了20多家小火电，先后淘汰落后产能企业600多家，解决了耗能高、效率低、经营粗放、产能落后的问题，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经济转型发展的制高点，大力发展现代生产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见了成效。从外地成功的经验来看，我们必须加快结构调整以寻找新的突破口。

1.3 服务业提速跨越发展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

现代服务业具有制造业无法比拟的优点，作为资源稀缺的城市，安阳市面临土地、能源等约束和环境容量的限制日益明显，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安阳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符合安阳市特点，可以突破土地等要素的瓶颈制约。但是，安阳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整体上看偏低、结构不优，与周边12市相比仅高于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焦作市、鹤壁市、濮阳市，原因有很多，如市场开放度不够，部分行业受国家政策约束较强，企业规模和核心竞争力不强等等。除此之外，城镇化率低也是河南省服务业发展不快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

2 新型城镇化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量

城镇化可以弥补当前世界供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外需下降，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城镇化的进程就是一个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没有人口空间的积聚，就没有服务业的大发展。“营造环境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十将其上升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而新型城镇化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量。

2.1 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

十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新四化”之一提出，是在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上释放出了“转型”的“新信号”，意味着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新型城镇化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这是与以前政策完全不同的新亮点。过去的城镇化是“要地不要人”，“土地的城镇化”，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但人口的市民化只有35%左右，2012年城镇化率已达到了52.57%，但52.57%即7.2亿的城镇人口中约有1.58亿农民工没有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这是不完全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以智慧城市（信息化）和绿色城市为主方向，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新型城镇化本质的特征是集约、智能、低碳、绿色。“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2.2 新型城镇化何以能成为“重要推动力量”

2.2.1 新型城镇化“化解土地矛盾”。河南用地紧张，每年的需求大概在80万亩以上，国家每年给的占地指标只有二三十万亩。我国在传统的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浪费非常严重，万元GDP耗用土地面积超过发达国家10倍以上，根本一点要在“节约集约”上做文章。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土地集约节约问题。从全省情况看，一般情况下，平原地区会节约农村居民点占地1/3左右，丘陵地区潜力最大，平均可以节约一半左右。新型城镇化“一头连着工业化，一头连着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集中在城镇化上。工业化所需要的项目落地空间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及现代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城市来提供，农业现代化的应有之意是土地规模经营，实现规模经营的前提是要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发展新型城镇化，一方面可以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工业布局空间、先进的生产要素，以及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可以为新型农业现代化腾出农业成长空间增加粮食产量。

2.2.2 新型城镇化“化解供需矛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几年前讲过一句话，他认为影响21世纪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如果人口城镇化每年有1-1.2个百分点的增长，到2020年，消费总量将达到45-50万亿。强调，要发挥城镇化综合效应，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可以创造新需求，而工业化产生供给，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工业化的过剩产能要通过城镇化创造的新需求来消化，那么工业就有了活力，就能够更多的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农村的土地才能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才能实现。

2.2.3 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化二增三”。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从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因为人口集聚能带来服务业的需求增加，服务业就业人口将增加，服务业价值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将提高，这些都将改变产业结构。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也离不开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都是先在城市通过科研人员的集聚创新研发，然后通过平台示范，再推广传递到产业链条中的。：“未来几十年最大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通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拉动经济增长，拉动投资和消费是需求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供给面。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3 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服务业提速跨越发展

纵观世界上重要的国际大都市，都拥有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同样，现代服务业也是安阳市建设中原经济区区域性中心强市的重要基础，是体现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重要载体。中央把探索“三化”协调发展的重任交给了河南，河南省在推进“三化”协调的进程中，强调新型城镇化是引领，新型工业化是主导，新型农业现代化是基础。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是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处理“三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和指导方针。

3.1 科学规划，高质量建设一批服务业集聚区

安阳市“十二五”发展目标：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80亿元，年均增长14%，占全市GDP比重达到33%。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达到62%左右。建设10个左右主导产业突出、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服务业聚集区。培育20户销售收入超5亿元的服务业重点企业。通过五年的发展，着力形成“一城”、“一都”、“两心”的发展格局，即建设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名城，打造中国航空运动之都，建设中原经济区重要商贸物流中心、豫北区域性金融商务中心。要着力抓好安阳物流港、义乌国际商贸城、内黄果蔬国际贸易城等投资额超亿元、具有带动效应的重大项目建设，规划、储备一批商贸、市场、物流等方面的后备项目，建立商贸物流发展项目库。加大对优质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项目包装和对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落实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制度，建立重点项目领导联系制度、专家评审机制，加强项目建设督查与协调。2011年以来，新开、续建规模以上项目有京华国贸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亚龙湾东湖项目、华煜商务中心项目、金秋华城项目等一批重大项目，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努力建成业态先进、集聚效应显著、拉动作用突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成为城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3.2 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力促农村服务业大发展

河南省正在推进以新型农村社区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城镇化，试图探索出一条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促进农业实现规模化运营，重振乡村经济，激发社区活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首先重点在城市郊区、产业集聚区等有基础的地方进行。力促农村服务业大发展。一是围绕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构建以销售服务、科技服务和信息服务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二是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经纪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支持其开展农产品加工储藏、市场营销、技术和信息咨询等服务。三是加强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支持建立农产品进城入店、农业生产资料下乡到村，城乡双向流动、运销顺畅的新型涉农产品流通体系。四是鼓励有实力的连锁商业企业向农村市场延伸，建设一批面向农村市场的配送中心、超市和连锁农家店。

3.3 以新型城镇化拓展发展空间，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安阳都市区总体空间结构以“1+4+2”（中心城区+四组团+两卫星城）组团式发展为框架，构建市区服务业核心区，强力推动重点县（市、区）服务业发展，形成以市区为龙头，各县（市、区）为支撑，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服务业空间格局。北关区、文峰区以商贸商务服务业为主，打造我市中心商业区。殷都区、龙安区重点发展文化旅游及冶金建材能源物流服务业。开发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科技服务业。林州市、安阳县围绕西部山区和钢铁、焦炭、汽配、机械等行业，重点发展旅游观光和生产业。内黄县、滑县围绕粮食和农副产品生产，重点发展农资、农产品商贸物流业。汤阴围绕医药和食品加工等行业，重点发展仓储配送、冷链物流等，从而来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3.4 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筑牢服务业基础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城镇发展产业基础，不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努力打造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要着力加强城镇交通、公共服务、公园绿地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居民生活便利度和舒适度。构建网络状公共交通串连的城乡社区。构建全覆盖的立体交通路网，以城市综合交通引领城市发展。结合城镇规划建设和发展，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新建、扩建一批中小学和幼儿园；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加快建设县、乡两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乡级计划生育服务站和村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室。推进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体育馆（场），妇女、儿童、老年人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场、馆），商业服务、邮政等公用设施建设，完善城镇功能，推动社会服务资源向基层和社区转移。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结合现有河道，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建设，挖建人工湖，建设城乡森林公园、花卉园等，承载休闲、文化、娱乐、旅游等活动。大力推动生态农业建设，积极设置高标准的旅游度假休闲设施。

3.5 全面推进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打造物流商贸中心

进一步加快高速公路、铁路、干线公路、航空港、陆路港建设步伐，初步形成“三纵三横一环”高速路网、“二纵一横”铁路枢纽、“四纵二横”国道干线和安阳豫东北机场为骨架的各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地区性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依托豫北综合交通枢纽优势，建设区域综合物流中心，保税仓储物流园区，华北钢铁能源物流园区，晋冀鲁豫农产品集散中心，豫北粮食生产、仓储、物流中心，华北汽配专业物流区域中心，打造立体物流网络。结合装备制造业基地、大型专业市场和综合物流园区，加快无水港建设，加强与郑州核心物流枢纽的连接，建设具有口岸功能的区域物流枢纽，打造中原经济区和晋冀鲁豫四省结合部重要的物流中心。全面推进安阳物流港、豫北国际物流港、安运交通物流园建设，做大做强第三方物流企业。引导和支持大型零售商业企业建设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水产品、肉食品、蔬菜、瓜果等农产品批发交易、冷链加工和物流配送系统，加快豫北现代服务产业园、河南万庄农业生产资料豫北分拨中心项目，提高辐射供应保障能力。规划建设晋豫鲁铁路通道专用线及物流园，适时谋划安阳空港物流园项目，增强大宗产品交易、集装箱运输等大体量仓储物流能力，推进公路、铁路、航空联合运输。支持物流企业发展区域物流和开展跨区域物流合作，鼓励生产型企业分离并外包物流业务，逐步将生产企业的物流业务引入各类物流园区。

参考文献：

[1] 安阳市“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2012.

[2] 江国成.服务业发展如何提速.郴州日报，2012-10-08.

篇9

（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农民市民化不仅包括农民自身内在素质的市民化，还包括与农民内在素质协同发展的外在条件市民化，而农民内在素质的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过程的核心和关键。通过深入分析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内在素质和外在条件市民化的具体内容，探究当下我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内在素质的市民化现状，基于职业教育功能的现代转型，探讨职业教育在促使农民市民化内生动力塑造过程中的功能。

关键词 ：职业教育；农民市民化；内生动力；功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7-0018-05

问题的提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实现全面社会转型时期显得越发关键。在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的过程中，积极推进城乡之间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不断健全城镇化发展体制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逐步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形成了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现象。农民市民化不仅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且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的意义显得更加重要。

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改革的历史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向现代转型的问题，从而获取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在职业教育现代转型过程中，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实现自我的升级：第一，通过改善、拓展职业教育功能等内在结构，发挥新的时代价值，从而提升职业教育现实地位，成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第二，通过提升职业教育对象的全民性、教育内容的丰富性、教育手段的先进性等，促使职业教育成为现代化的教育形式；第三，通过完善职业教育各阶段的办学形式，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使得职业教育成为终身教育的重要形式和个体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农民市民化内生动力的塑造，为职业教育发挥时代功能、实现现代转型提供了发展契机。

农民市民化的内容分析

（一）农民市民化的内涵

农民市民化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对其界定是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的基本前提。对于农民市民化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姜作培认为，所谓农民市民化是指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转换生活环境、从事非农产业实现其身份、观念、生活方式等逐步向现代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王广金认为，农民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是自给自足占很大成分的小农经济向以交换为主要目的的商品经济或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的市场经济转变。

不同学者对于农民市民化概念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层次地把握农民市民化的内涵。结合各学者的观点，我们将农民市民化定义为：在我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借助城市化、城镇化等逐步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乡村走向城市，实现生活空间、生存方式、思想观念等逐步符合现代市民的资质，从而实现农民——准市民——市民的社会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内在素质的养成和外在条件构建的协同发展过程。

（二）农民市民化系统内容的分析

农民市民化作为一个有机系统（见图1），对于其具体内容的分析需要从两个维度去把握。从纵向维度来看，农民市民化不仅是伴随着我国社会历史发展而呈现出相应的发展阶段的历史过程，而且对于农民市民化自身来说，农民市民化是一个由农民——准市民——市民全方位转变的持续发展过程。从横向维度来看，农民市民化既包括农民自身内在素质的市民化，还包含相关配套机制等外部条件的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纵向的发展阶段是由横向维度各部分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因此在农民市民化的整体发展进程中横向维度的内容更具重要性。作为农民市民化横向维度的核心和关键部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内在素质的市民化共包含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第一，市民意识的养成。其中，市民意识由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非政治权利意识（依法平等享有社会保障、平等就业等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遵守新的社会规范和约束等公民义务意识）三个部分组成。第二，非农产业就业技能的获得。具体是指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具体能力转换为胜任非农产业活动并取得良好职业发展的能力，以及一定程度的转岗、自主创业与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第三，获取市民资质所需要的科学文化水平，具体包括受教育程度、持续学习能力、科学知识储备程度以及运用科学技术等。第四，现代思想观念的形成。具体是指形成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特征的市场经济意识，以此来代替传统的、保守的、封闭的小农经济意识，并不断增强市场竞争意识。第五，都市生活方式的养成。具体是指与新的生活环境、人际交往环境相适应的且能共享现代城市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如人际交往方式、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逐步由农村生活方式向现代都市生活方式转变。

农民市民化横向维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农民市民化的外在条件共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农民市民化的载体。在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的发展历程中，城市化始终作为主要载体和舞台推动着农民市民化的发展，但在我国存在农民市民化与城市化进程不同步的现象，使得城市化在农民市民化发展进程中未能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中，由于我国城镇化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现实状况，使得城镇化同样未能成为支撑农民市民化的主载体。在我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以城市化为拉动力，以城镇化为带动力，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支撑力的局面。第二，农民市民化的制度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就业机制、社保制度、户籍制度、医疗保障机制、农村土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第三，农民市民化的附属条件。具体包含市民的认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等附属条件，来辅助农民市民化的顺利实现。

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内在素质的市民化现状

农民群体整体综合素质决定了农民市民化的成功率，也是农民顺利获取市民资格、养成良好适应能力的重要条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进程能否又好又快地前进，关键取决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内在素质的市民化水平。然而，纵观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情况，便可发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内在素质的市民化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甚至在某些程度上造成了“伪市民化”的状况，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市民意识的欠缺与传统农民意识的固守

现代市民意识的养成是衡量现代公民素质的重要标准，而公民意识的具体内涵包括政治权利意识、非政治权利意识以及义务意识三个部分。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沟通，农村居民的政治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不仅在心理层面缺乏对于所在乡村以及国家政治系统的认知、态度和政治信仰，而且在行为上对于政治活动的参与程度与积极性更是较低，使得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民处于政治边缘化的境地，并伴随着农民市民化过程由农村复制到城市。我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农民自身非政治权利意识不足，导致了农民工暴力讨薪、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这也表现出对于自身合法权益诉求的维护缺乏应有的保护意识。新生活环境的更替，使得原本生活在自由、闲散乡村环境中的农民在城市中不得不接受新的社会规范和约束，对此难免有些适应不良，故而导致了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城市环境等义务意识的淡化，由此降低了市民群体对于农民市民化的认同度。

（二）农民生活方式的都市化转型困难

农民都市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形成良好适应能力的基础。伴随着生活环境的更换，农民的生活方式必须实现五个转变：第一，由以往乡村社会形成的成熟社交网络的破裂向城市新社交网络的构建转变；第二，以依靠血缘、宗亲为主的人际交往方式向以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业务往来为主的人际交往方式转变；第三，由以往农村生活的闲散性、自由性逐步向以时间观念性、快节奏为特征的城市生活转变；第四，由乡村社会中高社区认同感和乡土情怀向城市生活中社区认同感淡化转变；第五，农民职业的相对固定性向市民职业的易变性转变。这要求农民在转换生活环境的前提下，不仅从外在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变换，更重要的是需要农民在内心认知、情感等方面的转变，这无疑增加了农民全面市民化的难度。

（三）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升级不足

农民固有的思想观念与长期的生活环境是密切关联的，乡村社会中以传统性、封闭性、保守性为特征的小农经济意识，在农民由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逐步受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开放性、多元性和竞争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民观念是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思想观念市民化的主要目标。但从当下市民化的农民群体的整体思想观念来看，虽然对于现代化的思想观念有所转变，但对自身能力素质的突破、及时接纳新事物和新思想等的敏感程度仍然不足，保守思想、封闭思想观念仍然很明显，使得我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产生了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升级不足的问题。

（四）农民群体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整体较低

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其综合素质的关键部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拥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不仅有利于农民形成良好的城市适应能力、获取较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更有利于自身在城市生活中的持续发展和获取市民的认可。学习型社会的逐步形成，更要求我国公民在一定科学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形成终身学习的良好素质，这也是当今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之一。但是，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当下我国主要劳动力群体（20～54岁）中，农村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较城市居民相比呈现出偏低的状况。乡村拥有高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口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96.96%，拥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仅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3.04%；而在我国城市，拥有高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口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72.39%，相比农村来说下降了24.57%；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27.61%，较农村来说高出了24.57%（见图2）。这也反映出：在当下我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群体整体科学文化水平较低的现状。

（五）非农产业就业技能的需求与农民农业产业技能配备的结构性矛盾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就业技能是农民立足城市、获取生存能力的基础。在我国当前发生的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大多是农民自发性的人口流动，而且缺乏相关政府部门对其市民化所进行的专门技能培训，使得我国大部分农民依旧依靠农业产业活动中所使用的以体力劳动为主、注重工作过程经验性为主要特征的劳动技能来获取自己在城市生活中的一席之地。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升，依靠体力劳动的劳动技能已经很难满足现代市场经济对于产业工人的技能需要。所以，如何提升自我技能配备，在社会转型时期获取新的发展机遇，成为关乎农民步入城市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职业教育功能在农民市民化

内生动力塑造过程中的发挥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深化期，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调整，促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向现代转型。职业教育作为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教育形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教育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功能，通过变革自身内部结构、转换发展理念、拓展自身功能来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而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为职业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自身现代转型、发挥时代价值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促使农民公民意识的“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不仅有利于激发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培养农民自身的政治效能感、实现自身政治利益诉求，而且对于良好市民道德文明意识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职业教育树立公民坚定政治信仰等传统政治功能的基础上，不断拓宽政治功能的外延，通过对进城农民进行良好的民主和法制观念的引导以及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教育，帮助新市民形成良好的政治权力意识以及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形成正确、合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等公民维权意识；合理、恰当地设计职业教育的市民教育内容，督促进城农民养成有序参与政治活动和遵守社会规范的能力，从而不断提升自我的公民义务意识。确保职业教育在社会和自身现代转型过程中散发政治正能量。

（二）推动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是思想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条件。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生活环境的转变、就业环境的转变等使得农民不得不首先从思想上树立现代化的市民观念，从而帮助自己在具体实践上实现转变。职业教育在农民现代化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通过进行现代生活观念、城市精神文明以及城市优秀传统的教育，帮助农民逐步打开思维，由封闭、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逐步向多元、开放、竞争的思想观念转化。与此同时，帮助农民树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竞争向上的意识，促使广大农民由小农经济意识向现代市场经济意识的转变，逐步推动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三）加速农民生活方式的“都市化”

农民生活方式的“都市化”是形成良好适应能力的基础。进城农民生活环境的变换，使得与之相关的社交网络、人际交往方式、生活节奏等必须日益符合现代都市的生活标准，从而促进农民实现市民化。职业教育通过社区教育、远程教育等形式，开展新思想、新观念等文化活动，扩大市民与农民的交流，在逐步形成新的社交网络的同时，提升市民对于农民市民化的认同感和农民的社区认同感。通过生活教育，对农民开展生活节奏适应性培训、市场经济中以业务为主的人际交往方式形成培训、遵守城市生活秩序与规范的培训等，以此来加速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生活方式的都市化。

（四）实现农民就业技能的“专业化”

农民就业技能的配备与市场需求的吻合度决定了农民获得职业的可能性。当下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自身技能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职业教育在促使农民就业技能“专业化”方面的功能发挥。现代职业教育不仅要关注受教育者的就业状况，而且要逐步转变自身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农民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使得自身日益成为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要途径。在新时期，通过政府主导、行业参与，分阶段、有层次地对进城农民进行就业技能、转岗技能、创业技能以及一定程度的职业规划技能的培养，帮助农民正确认识自身的技能情况，合理择业，从而提高人职匹配程度，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发挥职业教育在促使人力资本系统化、规范化开发以及促成社会形成合理人才结构方面发挥时代价值，使得职业教育日益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

（五）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水平化”

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对象的全民性、教育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教育内容的时代性使得职业教育在提升进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问题上显现出独特的优越性。职业教育功能的现代转型对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一方面表现为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来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形成实现职业目标、新生活方式的养成等方面所需文化水平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帮助进城农民形成持续学习的能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以此来逐步改善思想观念，形成一定的创新意识，从而不断提升自我的现代性。

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全方位实现转型的时代要求，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然选择。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内生动力的塑造，对于农民市民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职业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功能转型，对我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内生动力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是职业教育变革内在知识体系，获取新的发展机遇的需要，也是职业教育在社会全面转型背景下时代价值发挥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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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建瑜.失地农民市民化教育培训的几个问题思考[J].发展研究，2012（5）：102.

篇10

一、研究区域概况

古桃花源位于新化县奉家镇下团村，在奉家镇西北部，毗邻紫鹊界国家重点名胜景区，地理位置上处于雪峰山脉中段，是渠江的发源地。整体面积为1150公顷，其中建成区面积约120公顷，耕地总面积约为65.3公顷，其中水田36公顷，旱地29.3公顷。

古桃花源范围内的旅游资源有奉氏族谱、桃花源真迹地、小楼、下团三级瀑布、烈士墓、下团明清古墓群、桃源洞等，与周边旅游地共有的旅游资源包括新化山歌、桃花源漂流、蒙洱茶、奉家米茶、梅山傩戏、梅山傩舞、新化挽歌、梅山武术、杨梅酒、金银花等。

从笔者走访情况来看，这些旅游资源本身发展潜力较大，但是由于缺乏开发维护，呈现出可进入性较差、辅助设施不到位，年久失修，难以使用等情况。整体来看，旅游资源开发维护的情况较差，旅游资源基本处于潜在资源状态。

二、古桃花源旅游开发模式探讨

结合目前的旅游现状，依据古桃花源景点的特征，笔者将古桃花源乡村旅游的旅游开发模式主要分为：景区依托模式、农家生活体验模式、生态休闲模式、文化观光模式、户外运动模式、红色旅游模式。

1、景区依托模式

景区依托模式俗称“搭便车”模式，主要出现在知名景区附近，主要是著名风景区旅游效益辐射范围内的尚未发展完全的景区以该知名景区为依托，发展自身的旅游项目。它的主要特征是在文化风俗、地质地貌或旅游项目特点上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但旅游项目又不能完全雷同。古桃花源距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紫鹊界梯田仅30公里。紫鹊界景区以梯田观光为主要游览方式，游客多乘车，游览完整个景区仅需几个小时，游览时间较短；景区内高低落差大，平地较少，大型接待设施建设较困难，游客食宿等均受到影响。而古桃花源正好弥补这一缺陷，既可以延长旅游观光时间，又可以提供足够的接待设施，可以让游客充分的体验当地特有景色。古桃花源可以与紫鹊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形成首尾呼应、互助互补之势，二者相互配合，有机统一。将游、购、娱、吃、住、行这六要素在游览过程中为融为一体。

2、农家生活体验模式

农家生活体验模式俗称“农家乐”模式，是目前我国各地乡村旅游发展初期最常见一种模式，深受广大乡村旅游市场的欢迎。这种模式主要以乡村居民家庭为基本的经营和组织单位，以乡村居民自家的农庄或院落进行接待业务，低廉的消费价格、独特的院落风光及原生态的农家生活该种旅游模式的主要吸引物。通过培养一日游、周末游市场，农家生活体验模式能够保有较为稳定的客源及较高的游客重游率。目前，古桃花源已有数十个农家乐已经开始运营，这些农家乐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等活动吸引娄底各区（县）及周边城镇的游客前来游览，通过住宿及就餐来体验农家生活。这些“农家乐”旅游的开展为带动当地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3、生态休闲旅游模式

此种模式一般是以农场、庄园、茶园的形式在乡村地区发展的，其主要的吸引物为乡村田园风光和乡村农业活动，通过农事体验、采茶做茶等体验感特殊的农业活动，以满足游客体验农事、回归自然的现实需求。古桃花源气候怡人，幽静清爽，符合人们进行生态休闲旅游时对于生态环境、景色、等各方面的高要求，长期以来的农耕生活习惯使古桃花运拥有充足的农耕用地可以用于农事体验，目前，古桃花源内已经有茶田、粮田、果园等田园风光，通过将乡村旅游与农业生产进行融合，比如在部分茶庄提供现场制茶品茶的活动，形成特色农业种植园、土特产品交易市场，可以让外来游客既观赏了田园美景又感受到了体验农事的新鲜。

4、文化观光模式

此种旅游模式以民俗文化及农村风土民情等为核心组织旅游活动及旅游项目，以文化内涵扩展乡村旅游市场[7]。古桃花源包含有梅山文化、瑶族文化、秦人农耕文化等多种文化形式，翘檐干栏式板屋群，奉氏宗祠、傩戏、傩舞等浓郁的民俗文化特色只要给于充分的开发，对于广大游客来说会有很强的吸引力。古桃花源可以让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了解当地丰富多彩、内涵深厚的民俗历史文化。

5、户外运动模式

户外运动模式是以自然环境为载体，开展带有探险或体验探险感觉的户外活动，需要活动开展区域内有符合需要的自然环境如溶洞、陡坡、高山等。古桃花源地区有着较为丰富的资源，适宜户外运动，包括高山陡坡、溶洞、瀑布等。这些资源对于渴望融入自然、挑战自我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来说拥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古桃花源内的三级瀑布、桃源洞等非常适合进行户外运动、探险猎奇的旅游景点。可以吸引到户外运动爱好者甚至是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团体前来，无形中提高古桃花源的知名度。在对古桃花源的开发中应结合优越的地理环境，建立户外运动基地，吸引对户外运动兴趣浓厚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