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策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政策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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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其直接原因是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企业为了保护环境而增加了成本，而这些环境保护成本会全部或部分地进入产品的最终定价中。价格的升高，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降低，从而影响到产品的贸易量。从更深层次来分析，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是因为一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到一国的比较优势及专业化生产，进而影响到与贸易有关的贸易模式、贸易条件等领域，最终这种影响会反映在贸易量的变化上。

关键词：环境经济政策；价格；比较优势

环境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又称环境保护经济政策，是指运用经济杠杆(如价格、财政、金融和贸易等)的原理，引导和促进人们的生产、建设和开发活动遵循环保要求的政策，是环境政策领域中有着广泛应用的一种政策工具，其特点是灵活而富有经济效率，既可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 pay principle，PPP原则)，又可为污染控制提供经济刺激。

环境经济政策的分类在文献中多而杂，比较新且具有代表性的是K.汉密尔顿等人1998年提出的。他们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利用市场型和建立市场型两类，前者又称庇古手段，主要是通过利用现有的市场来实施环境管理；后者又称为科斯手段，主要手段包括明晰产权、可交易的许可证等。(见表1)

OECD环境委员会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四大类，包括环境税(费)、补贴、押金一退款制度和可交易许可证制度。还有学者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价格控制、数量控制和责任制度三大类。

一、环境经济政策对贸易产生影响的原因分析

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其直接原因是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企业为了保护环境而增加了成本，而这些环境保护成本会全部或部分地进入产品的最终定价中。价格的升高，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降低，从而影响到产品的贸易量。从更深层次来分析，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是因为一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到一国的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进而影响到与贸易有关的贸易模式、贸易条件等领域，最终这种影响会反映在贸易量的变化上。

(一)直接原因――价格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产权方面的缺陷导致了环境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的发生，从而引起了各种环境问题。环境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解决环境资源的产权问题或者通过外部性的内部化，给环境资源赋予“价格”，使环境资源的使用者承担使用成本，亦即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给相关厂商带来的环境控制成本(Environ―mental Control Cost，ECC)。

一国实施某种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该国相关产品贸易产生影响，其直接原因就是该国产品的价格由于环境控制成本发生了改变(一般是价格升高)。也就是说，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负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成本，同时还要为环境要素的使用付出代价。厂商在对产品进行定价时，最基本的定价方法就是成本导向定价，即产品价格=成本+利润，其中成本又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环境控制成本或环境要素的使用成本属于变动成本，在固定成本和利润不变的情况下，环境控制成本的增加会导致产品价格的同比例上升。

下面，我们用图示的方法来说明成本(价格)的变化对一国产品贸易的影响。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本国(Home)和外国(Foreign)，两个国家都生产同一种产品，且两国之间的运输成本为0。同时，每个国家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供给s和需求D是产品价格P的函数。当两国之间没有贸易关系时，本国产品的价格Ph低于国外同种产品的价格Pf，即当允许贸易发生时，本国为该种产品的出口国，外国为进口国。

现在，设两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Ph/Pf，我们来推导本国的出口供给曲线HES(Home Ex－port supply)和外国的进口需求曲线FID(ForeignImport Demand)。

已知，当两国无贸易时，Ph＜Pf，即0＜P＜1。当允许两国贸易时，由于本国产品价格低于外国产品价格，外国厂商会从本国进口相对更加便宜的产品，而本国厂商也会因为将产品销售到国外更有利可图而出口产品。假设，在两国发生贸易的期间，外国国内产品的价格保持不变。那么，随着本国产品价格的升高，外国进口需求会相应减少，即FID曲线斜率为负。当本国产品价格Ph由于成本的增加而升高到与外国产品价格相同时，即P=1时，由于出口或进动并不能带来额外的利益，反而会因为联系客户、雇佣外贸人员等损失一笔费用，两国间的贸易量可能降为0。外国进口需求曲线如图1所示：FID曲线为一条起点为(0，1)斜向下的线，即纵截距为1。其中，横轴表示外国进口需求量Q，纵轴表示两国的相对价格P。在FID曲线与纵轴的交点处，本国与国外的产品价格相等，两国的贸易量为零。

当两国发生贸易时，由于本国产品价格低于外国产品价格，本国厂商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会将产品出口到国外。随着本国产品价格的升高，本国厂商的供给也会相应增加，可用于出口的产品量也相应增加，直到本国产品的价格升高到与国外产品价格持平，本国提供的可供出口的产品量达到最大。因此，本国出口供给曲线是一条斜向上的线。

如图1所示，当两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为*时，本国出口供给=外国进口需求=Q*，Q*为本国与外国实际的贸易量。

假设，环境控制成本会全部或部分地传递到产品价格中。当本国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时，本国厂商生产成本即产品价格由于环境控制成本的引人而提高。其它条件不变，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本国厂商愿意生产的产品数量降低，本国出口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至HES′处。假设外国需求曲线保持不变，在HES′曲线与FID曲线新的交点处即新的均衡处，由于本国产品价格的提高，本国实际出口量减少到Q′，减少了(Q*-Q′)。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环境控制成本引起的产品价格的升高，会导致本国产品实际出口量的减少。

(二)深层原因――比较优势环境经济政策对国际贸易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它的实施改变了――强化或削弱了――一国生产的比较优势。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来自于

该国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同时也是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基础。而新的贸易理论认为，环境要素禀赋也应该被用来作为衡量一国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标准。

一个国家的环境要素是否丰裕，不但受到该国水、空气和土地吸收污染物的能力(即该国环境的自我净化和恢复能力)的影响，还受到该国接受污染物的意愿的影响。而一个国家接受污染物的意愿强弱，往往会反映在其所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的严厉程度上。两个国家在自然环境对污染物的容纳能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环境政策相对宽松的国家，其环境要素会较为丰裕，而环境政策相对严厉的国家，其环境要素则相对匮乏。一个国家环境要素丰裕，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为环境资源的使用所付出的“价格”更低，也就是其所承担的环境要素成本更少。如果国家之间在技术和需求方面没有差异，环境政策宽松的国家将会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环境要素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些环境要素密集的产品。(见图2)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两国都生产两种产品A和B，产品B相对于产品A为环境要素密集产品，本国相对外国环境要素较丰裕(即本国的环境政策较宽松)。在图2中，曲线T1T′1和T2T′2分别代表本国和外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直线OL上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生产比例相同。OL线与两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分别交于点Hl和H2，本国的边际转换率大于外国的边际转换率，即本国的PB/PA大于外国的PB/PA。也就是说，产品B在本国的价格低于外国的价格，产品A在本国的价格高于外国的价格。在其它要素条件如资本、劳动等相同的情况下，本国在产品B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外国在产品A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按照要素禀赋理论，环境政策宽松的本国和环境政策严厉的外国将分别专业化生产产品B和产品A。

环境经济政策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来自环境控制成本和外部性内部化的程度，即环境经济政策的严厉程度。环境经济政策严厉的国家，环境控制成本大，外部性的内部化程度较高；环境经济政策宽松的国家，其环境控制成本小，外部性的内部化程度较低。相对于那些环境经济政策宽松或不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国家，政策严厉国家的厂商不得不为环境要素的使用承担更高的成本。环境要素和环境控制成本的出现，会导致一国原有的以劳动和资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发生改变。从总的贸易格局来看，由于一国实施了它国没有的环境经济政策，或是实施了更严厉的政策标准，影响了比较优势的相对分布，使资源的优势从环境管制的国家向无管制或管制较松的国家转移。

由于一国实施环境经济政策而导致的比较优势的变化，不必然从根本上改变该国原有的专业化生产格局和该国的贸易模式，但是，会对该国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条件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假设，某国在实施环境经济政策之前与它国相比在环境要素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按照要素禀赋理论，该国会专门生产并出口该种产品。但是，由于该国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及接受环境污染的意愿减弱，政府开始推行各种环境经济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该国在环境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削弱或消失，这势必会对该国在环境要素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专业化程度产生抑制作用，该国产品的出口商品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亦即其贸易模式会发生变化。同时，由于该国环境要素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减弱，该类产品的价格升高，原有的成本及价格优势被削弱甚至消失，也会使该种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环境经济政策对贸易模式和贸易条件的影响，都会反映在该国该类产品贸易量的变化上。

二、环境经济政策对贸易的影响机制

在这一部分，主要探讨环境经济政策的两个核心手段――排污费(税)制度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对政策实施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机制。无论是实施排污费(税)制度还是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都会对厂商的环境保护成本和生产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产品的价格。价格的变化会使产品的竞争力发生变化，产品的贸易量也会相应变化。下文只着重对这两项环境经济政策对厂商生产成本及价格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排污费制度对成本的影响。经济学家把环境恶化问题看成是经济主体以污染的方式对社会大量地施加外在的成本。由于没有“价格”为污染行为的削减提供恰当的激励，结果必然是对环境容量形成过度的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简明办法是对污染行为加征一个适当的“价格” (或称之为税)，从而使得社会成本内在化。排污费制度就是基于这一理论提出的。实行排污费制度是世界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征收排污费是用经济手段加强环境保护的一项较好的办法，其目的是促进企业、事业单位加强经营管理，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治理污染，改善环境。

排污费制度对一国对外贸易产生影响，其原因就是这项制度的实施增加了厂商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到了产品的价格。

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所有生产成本或经营成本称为总成本，按其与产量的关系，可分为总固定成本和总变动成本两种。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由于排污费正比于排污量，而排污量正比于产量，故企业的排污收费额可以看成是产量的函数。在一定的收费标准下，其关系为：

排污收费应属于变动成本的一种。征收排污费后，企业的成本发生了变化，即：

厂商生产成本的增加，使得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厂商的供给曲线发生了移动，厂商愿意生产的产品及可供用于出口的产品量减少，本国厂商的HES曲线向左平移，如图3所示。换句话说，由于征收排污费使厂商的生产成本上升，成本上升所引起的价格的提高，使产品的竞争力下降，本国产品的出口减少。

当然，政府征收排污费时，厂商不仅可以选择缴纳排污费，还可以选择购买和安装处理污染物的设备，无论厂商采取哪项措施，其结果都是增加了自身的生产成本。

(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对成本的影响。排污许可证制度，以污染物总量控制为基础，根据某地区环境质量要求确定该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依据排污总量限额发放排污许可证，通过控制发放排污许可证来控制排污总量，从而改善环境质量。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是在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基础上实施的一种环境经济政策，政府向厂商发放排污许可证，厂商则根据排污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特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及其所代表的排污权是可以买卖的，厂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排污权。

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是环境管理当局有效地确定污染排放总量，再把具体的污染排放量的配置任务交给市场力量来完成的一项制度。为执行这一制度，环境管理当局将针对污染排放发放许可证，总污染排放将处于与边际治理成本和边际社会损害相

等的水平上；在污染者中进行的这种许可证交易将形成市场出清价格。

如图4所示，横轴代表污染物排放量，纵轴代表成本和价格。MAC线和MEC线分别代表边际治理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政府根据MAC线和MEC线的交点确定了最优污染水平为Q，并据此向污染者发放排污许可证。由于具有稀缺性的环境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因而环境资源的使用者需要向政府交纳环境资源使用费，即支付环境资源的使用者成本。政府发放排污许可证的目的不是赢利，而是保护环境，因而排污权的总供给曲线s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表示排污许可证的发放数量不会随着环境资源使用费的变化而变化。

对于排放污染物的厂商来说，他们必须在购买排污权和自行治理污染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污染物的边际治理成本低于排污权的价格，厂商将选择自行治理污染；反之，他们将到市场上购买排污权。正是因为厂商对排污权的需求取决于其边际治理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将图4中的MAC线看成是排污权的总需求曲线D。排污权的供给曲线s与厂商对排污权的需求曲线D的交点决定了排污权的市场出清价格P。

当管理当局发放的许可证数量减少即政策严厉程度增加、排污权供给减少或厂商对排污权的需求增加时，排污权的市场出清价格都会升高，厂商的成本也会因此增加。无论是排污权的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发生变化，排污权的市场价格都会发生变动，从而影响到厂商的环境保护成本和生产成本。换言之，在实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的情况下，单位排污权的价格是随着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亦即厂商为单位污染物排放量所承担的成本不是固定不变的。排污许可证价格的变动，导致厂商的生产成本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和贸易量。

三、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两个结论：

(一)环境经济政策对政策实施国的贸易产生影响。其原因是：一国采用环境经济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该国的比较优势，与不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或政策宽松国家的厂商相比，政策实施国的厂商不得不为环境要素付出更高的使用者成本，削弱了原有的价格优势，对相关产品的贸易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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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发展循环经济应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写入宪法，当前应加快建立起一套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包括建立衡量循环经济的标准、建立企业实施循环经济的财政、税收等激励制度、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保障制度体系、绿色技术支撑体系、废弃物资源化产业体系。应借鉴发达国家实施循环经济的政策、立法成果。

1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1．1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保障资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生态安全等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瓶颈。依据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分析，我国万元GDP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一ll倍。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中国的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26，9％，日本的l1．5％。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便是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来实现工业化，中国的资源需求量将接近世界其他国家资源消费量的总和。当前我国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亿元，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2830亿元。

1．2发展循环经济是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O的《贸易技术壁垒协定》和《卫生与植物检疫协定》要求各缔约国在制定国内法规时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加入WTO后，由于我国出口的部分产品的环境标准低，在国际贸易中经常遇到少数发达国家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诉讼。这已影响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国出口产品应当符合国际市场环境标准和市场准人、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等，否则，产品将可能会失去国际市场。

2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立法借鉴

自从2O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把发展循环型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深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以立法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是西方国家的重要举措．为我国以立法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能提供相关启示和借鉴。

2．1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

德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德国的废弃物处理法于1972年制定，但当时只是强调废弃物排放后的末端处理。1986年德国制定《废物管理法》，强调要通过节省资源的工艺技术和可循环的包装系统。把避免废物产生作为废物管理的首要目标。1991年，德国首次按照资源～产品～资源的循环经济理念，制定《包装条例》，规定生产商和零售商对于用过的包装，首先应避免其产生，其次要对其回收和利用。该《条例》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规定为义务，设定了包装物再生循环利用的目标。1992年。德国又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废旧车。1996年德国推出了新的《循环经济与废物法案》，提出将系统的资源闭路循环的循环经济理念从包装推广到所有的生产部门，该法规定，每年总计产生超过20o0吨以上废物的制造者，必须对避免、利用、消除这些废物制定一个经济方案，包括：需要利用和消除的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和残留物：说明已经采取和计划采取的避免、利用和消除废物的措施；说明何种废物缺乏利用性而必须进行消除及其理由。

德国法律明确规定自1995年7月1日起，玻璃、马口铁、铝、纸板和塑料等包装材料的回收率全部达80％。在德国的影响下，法国提出2003年应有85％的包装废弃物得到循环使用。荷兰提出到2000年，废弃物循环使用率达到60％。奥地利的法律要求对80％回收包装材料必须再循环或再利用。丹麦要求2000年所有废弃物50％必须进行再循环处理。

2．2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并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国家。1991年制定了《关于促进利用再生资源的法律》，其目的是减少废弃物，促进再生利用以及确保废弃物适当处理。1997年又制定颁布了《容器包装再利用法》，据此逐渐建立起了相互呼应的循环经济法规。2000年是日本建设循环型经济关键的一年。该年召开了“环保国会”，通过和修改了多项环保法规，包括《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特定家庭用机械再商品化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

上述法规对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生等作了具体规定。如《废弃物处理法》第3条第2款中规定，“生产者应当努力对伴随其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废弃物加以再生利用，以减少废物的排放量，同时，在产品的制造、加工、销售过程中，应当考虑所制造、加工、销售的产品、容器在变为废弃物时，不会使它们的恰当处理变得困难。”《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从法制上确定了日本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目标和根本原则，该法宣布要从过去那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社会中脱胎换骨，转变为21世纪的“最佳生产、最佳消费、最少废弃”的后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构建一个降低环境负荷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日本是世界上率先以基本法的立法模式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国家。与德国先在有关具体领域实施循环经济思想，然后建立系统整体的循环经济法规不同，日本是先有总体性的再生利用法，然后向具体领域进行推进的。

2．3美国的循环经济立法

美国虽然于1976年通过了《资源保护回收法》，1990年通过了(1990年污染预防法》，提出用污染预防政策取代以末端治理为主的污染控制政策，但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实行的循环经济法规或再生利用法规不过自从2O世纪8O年代中期，俄勒冈、新泽西、罗德岛等州先后制定促进资源再生循环法规以来，现在已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资源再生循环法规。

3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与政府财税职能

3．1企业实施循环经济存在着价格障碍

在我国矿业生产中．存在着矿藏资源价格过低和矿业生产支付的环境成本过低现象，而在原材料回收、加工、再生环节中却要付出较高的环保成本，由此造成了原材料价格显著偏低，而再生资源价格没有优势，另外，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再生成本高，规模效益差．以上原因导致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循环经济生产方式很难自发产生

3．2政府需用财税政策克服企业实施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

政府推广循环经济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要运用各种财税、经济手段克服企业回收、利用再生资源的价格障碍．让实施循环经济的企业有利可图．使企业自觉“循环起来”。

4加快建立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法律、政策、制度的推进和保障；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需要企业、科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需要资金、技术的强力支撑。

4．1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

在我国《宪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应增加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条款，且在相关立法中应将推进循环经济作为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立法之理念。在此基础上制定我国《促进经济生态化发展法》、《资源综合利用再生利用法》、《可再生能源法》，同时加快建立具体资源再生行业法规，技术规章等。循环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推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应首先体现在综合经济部门制定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环保政策、产品回收政策等方面。当前，应加快建立起以《循环经济促进法》为核心的一整套促进、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在立法上，应将发展循环型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作为政府、企业、民众的义务。

4．2实施循环经济要从根本上实行“四个转变”

一是由环保计划管理型向环保市场经营型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制定标准、规则、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实施循环经济的激励和惩罚措施，而环境保护则要努力向社会化、产业化、专业化、企业化经营的方向发展。

二是由传统的单向思维向新型的多向循环思维转变：各类经济建设项目，应综合考虑资源消耗、污染治理、废物利用、清洁生产等环节，应以循环经济的理念为指导。实现减量——再用——循环的最大效益目标。三是由经济运营型向绿色运营型的转变：现代企业，不仅要为企业和国家创造财富，更要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成本。努力实施绿色产品战略，这就需要牢固树立绿色经营思想，包括如绿色管理、绿色开发、绿色生产过程、绿色技术保障体系。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四是实现传统工业向生态工业的转化：循环经济下的工业体系主要有三个层次，即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企业间共生形态的生态工业园区以及产品消费后的资源再生回收。

4．3建立衡量循环经济的标准

衡量工业部门是否实施循环经济，应看它是否以“减量”和“循环”为主要手段。并通过资源利用上的减量和将主要废弃物资源化，提高资源利用率，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效果。应出台具体的考核指标，作为对企业实施循环经济的激励、奖惩依据。 4．4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绿色GNP由世界银行在80年代提出，它较全面地体现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的框架，已逐步成为衡量现展进程、替代传统宏观经济核算指标的首选指标。目前，一些国家已采用了新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要扣除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破坏的损失。绿色GNP的计算如下：绿色GNP=GNP一(产品折113+自然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我国应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试点和总结，采用绿色GNP代替传统GNP核算包括建立企业绿色会计制度、政府和企业绿色审计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此外，应通过各种媒介建立资源、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信息市场和信息平台，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的中介组织。

4．5建立绿色保障制度体系

一是绿色制度体系，包括绿色资源制度、绿色产权制度、绿色市场制度、绿色产业制度、绿色技术制度：二是绿色规范制度。包括绿色生产制度、绿色消费制度、绿色贸易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回收制度等：三是绿色激励制度，包括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税收制度、绿色投资制度等。以上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转都需要立法来规范和保障。

4．6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目前，我国企业使用其他企业的废弃物。如工业废渣、粉煤灰等，原来的产生者不仅不付费，还要向使用者收费，使综合利用资源企业无利可图。严重挫伤企业再利用和再生利用资源的积极性：我国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税收优惠有时落实不到企业头上。政府必须以制度创新构建资源再利用和再生资源生产环节的盈利模式。使市场条件下循环型生产环节有利可图，促成企业形成实施循环经济的自发机制。对企业生产再生资源产品的，国家财政、税收部门应积极研究制定和实施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提高再生资源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的，各地税收征管部门要加快出台并严格执行税收减免政策，建立起促使企业自发实施循环经济的激励机制。

可采取的措施包括：第一，行政手段：如排污许可证、资源配额；第二，税收手段，如污染税、原料税、资源税、产品税等，特别是应加快出台再利用和再生利用废弃物的企业实施税收减免的具体政策：第三，收费制度，如排污费、使用者费、环境补偿费等：第四，财政制度，如治理污染的财政补贴、低息长期贷款、生态环境基金、绿色基金等；第五，加大资金投入：继续提高政府对环保的投入比例，发挥其引导作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发展中国家为0．5％～1％，发达国家为1％～2％，我国用于环境保护的比例为0．7％～0．8％。随着循环经济的提出和实行，此项投资应逐渐增加。应积极探索成立循环经济发展基金灞动发展，专款专用。第六，充分利用加入WTO的机遇，加强国际和区域间的合作，积极申请UNEP、UNDP等国际机构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4．7生产措施

4．7．1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是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用于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整个过程，以增加生产效率和减少对人类及环境的危害。对生产．它要求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淘汰有毒原材料．减少废弃物的数量和毒性；对产品。从要求减少原材料到产品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对服务。要求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和所提供的服务中。当前．我国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应研究并加紧出台各产业部门推广、评价清洁生产的衡量指标体系。

4．7．2建设生态工业园。生态工业园区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发展形态之一．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工业园区改造的方向．应成为我国第三代工业园区的主要发展形态。生态工业园区是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原理而建立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生态工业园区的目标是尽量减少废物，将园区内的一个工厂或企业产生的副产品用作另一个工厂的投入或原材料，通过废物交换、循环利用，最终实现园区共生企业间或产业间的生态工业网络和“零排放”。

4．7．3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包括清洁生产技术、信息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回收和再循环技术、资源重复利用和替代技术、环境监测技术以及网络运输技术等等，尽可能把污染物的排放消除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

4．7．4建立废弃物资源化产业体系。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有两种方式：一是原级资源化，把废弃物生成与原来相同的产品，如将废纸生成再生纸，废玻璃生成新玻璃，废钢铁再生钢铁等。这种方式利用可以减少原生材料量的20％～9O％：二是次级资源化，即把废弃物变成与原来不同的新产品．可减少原生材料量的25％。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再生资源回收总值已达到一年2500亿美元．并且以每年l5％～2O％的速度增长。

4．7．5确定发展循环经济的优先领域。首先，应该在资源的开采、生产、废弃等社会生产的主要环节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①在资源开采环节，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掠夺性开采：推进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开发低品位油气资源和非常规油气资源，提高矿产资源的开采和洗选回收利用率。②在产品生产环节。应着重推进冶金、石化、化工、电力、有色、建材、轻工(包括造纸、纺织印染、酿造等)等资源消耗重点行业的资源节约和清洁生产。③在废物利用和处理环节，应加强对冶金、电力、石化、轻工、机械制造、建材建筑等行业的废弃物回收利用．为粉煤灰、煤矸石等大宗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创造更好的环境：应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利用和废弃物处理。其次．在城市建设中。应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合理规划城市规模．在功能区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要考虑城市产业体系之间的衔接和环境容量的大小。有关城市要注意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相结合。再次．在农业生产中．应加强生态农业建设．积极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和产品结构．发展绿色产业和无公害产品．积极提高土、肥、水、种、药等投入要素的效率．推广使用高效安全生物农药，从源头上消除餐桌污染。要为综合利用秸秆、牲畜粪便等废弃物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沼气工程并使之成为农村能源的补充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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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府绿色采购；困境与障碍；影响因素；政策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5 . 17. 096

[中图分类号] D922.1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5）17- 0181- 04

政府绿色采购自1992年首次由欧盟推广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推出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践活动。但各国对政府绿色采购的理论研究十分有限，政府绿色采购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综观国内外政府绿色采购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政府绿色采购的内涵、政府绿色采购的理论基础、政府绿色采购实践的困境与障碍、政府绿色采购的影响因素、政府绿色采购的政策研究等方面。本文将围绕上述方面依次展开述评，并提出了政府绿色采购的可能研究趋势。

1 政府绿色采购的内涵

1.1 政府绿色采购的定义

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对政府绿色采购的定义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丹麦绿色采购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工作组（2000）将政府绿色采购定义为“公共机构采购对环境和人类具有最低影响和最安全的产品、服务和建筑，包括自然资源、原材料、消耗品、性能、运行及废弃等方面”[1]；OECD（2002）将绿色政府采购政策定义为“许多成员国当局应用政策，鼓励采购人员购买可以减少环境破坏的产品和服务……作为提高公共采购环境绩效的一个手段”[2]；欧盟委员会（2008）将政府绿色采购定义为“政府当局寻求采购货物、服务、工程，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减少环境影响”[3]； Erdmenger（2003）认为政府绿色采购是政府寻求环保产品的采购，在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采购的同时，优先选择更环保的产品[4]；Bouwer et al.（2005）[5]将政府绿色采购定义为“政府当局将环境标准集成到采购过程的所有阶段，因此鼓励环境技术的传播和环保产品的发展，通过寻求和选择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有最小可能的环境影响的结果和解决方案”；Markku Simula（2006）认为政府绿色采购是在采购整个过程中，把环境问题与采购过程相结合的活动[6]；Parikka-Alhola（2008）认为政府绿色采购是一个减少采购产品的环境影响的方法，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通过鼓励制造商来实现环境友好产品的设计和生产[7]。

尽管对政府绿色采购定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其基本概念是建立在产品和服务的环境标准之上；尽管所使用的术语存在差异，政府绿色采购活动的本质是，政府当局应该承担责任，在自己的采购实践中，识别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和服务，然后优先采购这些产品和服务，因此政府绿色采购活动是一种生态经济活动[8]。综上分析，本文将政府绿色采购定义为采购人员使用财政资金依法采购绿色的产品、工程、服务的经济行为。

1.2 其他相关概念

政府绿色采购的其他相关概念有环境责任政府采购、可持续政府采购、低碳采购。环境责任政府采购（ERPP）是环境产品政策工具集成的驱动力，在美国被称为是环保采购（EPP）。EPP是联邦或州政府计划、鼓励并协助采购的执行机构购买环保产品或服务，它们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的环境影响和危害被认为是很小的[9]。Walker et al.（2012）将可持续政府采购（SPP）定义为“通过采购和供应过程，结合社会、环境和经济方面，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10]。Fernando Correia et al.（2013）将低碳采购（LCP）定义为“在组织寻求采购货物、服务、工程和公用事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考虑其直接和间接排放，减少碳足迹和/或导致整个组织碳足迹减少的过程”[11]。由上述定义看出，政府绿色采购（GPP）和环境责任政府采购实际上是同一概念，都是属于生态采购或环保采购。由于低碳问题是更广泛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一部分，而生态环境是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部分，因此低碳采购应从属于政府绿色采购或环境责任政府采购，而政府绿色采购或环境责任政府采购是可持续政府采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何种政府采购都应追求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1.3 政府绿色采购的效应

政府绿色采购实践被认为是一个对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有效的政策工具。在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绿色采购至少存在经济效应、生态效应、示范带动效应和扶持效应[8-12]。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考虑到生命周期成本，政府绿色采购不仅节约了采购成本，而且提高了采购效率；生态效应主要表现在政府绿色采购的生态价值导向，GPP对环境友好产品的开发和消费者需求有间接影响，通过市场触发器的操作，GPP可以强烈地刺激生态创新；示范带动效应主要表现在政府绿色采购的消费导向，政府绿色采购可以产生溢出效应，欧盟证实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不仅有利于政府“创建或扩大环保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又有利于刺激私人采购使用绿色标准[3]；扶持效应主要表现在政府的绿色采购活动能够帮助和促进环保型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清洁生产的推行[8]。但是，根据一项对欧盟政府采购政策的研究表明，政府采购政策不仅没有推动欧盟的创新行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碍其创新活动的作用[13]。

2 政府绿色采购的理论基础

综观国内外文献，主要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方面，论述政府绿色采购的理论基础[14]，具体而言，政府绿色采购活动主要是受到了外部性理论、绿色供应链管理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指导。

外部性理论是环境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一方面，生态产品或环保产品正外部性很强，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由于公共物品的特点，导致了生态产品或环保产品在生产和消费环节产生“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由私人企业负责生产，政府采购后再提供给公众消费；另一方面，为消除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根据外部性理论和科斯定理提出了现代产权理论。碳排放交易制度就是一种很好的产权制度创新，其中碳足迹制度直接影响政府低碳采购活动。

绿色供应链管理是在传统供应链管理基础上增加了环境因素的环境管理手段[15]。一方面，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制度、环保标准采购清单等，是各市场主体内部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理论，政府绿色采购供应商评价体系，由产品环境因素评价、生产过程清洁评价和绿色采购评价3个方面构成。

可持续发展理论旨在创建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一方面，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要求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低碳消费和绿色消费都属于可持续消费范畴，低碳消费和绿色消费是可持续消费的源头和重要的实现机制，可持续消费是根本目的[16]。因此，政府低碳采购受到低碳经济理论的指导，政府绿色采购受到循环经济理论和生态经济理论的指导，但这些理论本质上都属于可持续发展理论。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政府绿色采购的发展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比如政府组织、采购人员、企业、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介、公众等）的投入或参与，政府绿色采购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行为主体的利益。在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在相关监测和促进环境管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等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组织、媒体和公众，可以促进政府绿色采购的发展。

3 政府绿色采购实践的困境与障碍

政府绿色采购实践可以定义为集成环境对政府采购流程的担忧，GPP实践构建包括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偏好（GP）、绿色物流（GL）和绿色供应商监控（GS）[17]。尽管政府绿色采购有许多明显的效应，但在政府绿色采购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障碍和缺陷，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和认知3个层面。根据对意大利和英国政府当局的调查，政府绿色采购实践具体的障碍是绿色产品的成本比那些非环境友好的产品成本要高、缺乏政治支持的组织资源、缺乏产品的真正的环境影响的信息、找到供应商或准备要求招标和采购的困难、缺乏从当局高层的指导方针以及缺乏政府之间的合作[18-20]。根据OECD组织的一项对国家环境政策中实施GPP的调查，发现通过采访的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绿色采购的障碍在于对政府采购人员缺乏培训、缺乏金融方面的信息、缺乏环境好处的信息。事实上，Varnas et al.（2009）调查了瑞典广泛的建设项目采购组织，揭示了限制政府绿色采购应用的一个原因，是缺乏知识来制订具体的、可测量的和可核查的环境偏好[21]。根据Yong Genga et al.（2008）[22]对中国政府绿色采购能力建设的研究，虽然GGP在中国很有前途，但GGP的实现仍然缺乏必要的指导信息及相关技术，主要的实施障碍有：①对政府绿色采购的概念界定没有统一；②环境法律体系不完善；③绿色产品成本较高阻碍采购决定；④政府采购人员和供应商的环境意识普遍较低。

4 政府绿色采购的影响因素

政府绿色采购的有效实施取决于很多因素，对于政府绿色采购影响因素的研究，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的实证研究。Brammer et al.（2011）[23]构建了一个有用的概念框架，来识别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如何转化为GPP实践的4个影响因素，这4个因素分别是：①这些GPP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的感知和比较；②绿色产品或服务的可得性；③组织压力；④对政策的“熟悉”。很多文献是通过问卷调查、因子分析等计量经济方法，从众多影响因素中识别出关键因素。这些关键因素分别为政府绿色采购的法律法规、采购者的思想意识和能力、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财政经济和环保技术等。

（1）政府法律法规对政府绿色采购的影响最大[24]。政府的采购法律法规对政府绿色采购的有效实施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在我国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政府为实施政府绿色采购制定了许多法规条例，完善强制性的政府绿色采购法更能促进政府绿色采购的发展。

（2）政府采购者的思想意识和能力是政府绿色采购的关键。政府采购人员对GPP技术及采购的意识和知识，是发展政府绿色采购的最大驱动力，政府绿色采购的能力受到政府采购人员认知水平的制约，而认知是刺激GPP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

（3）利益相关者可以激励政府绿色采购。各级环保民间组织等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介、绿色企业以及公众对政府绿色采购的关注，给GPP的实践带来了动力和压力，Qinghua Zhu et al.（2013）使用收集自193个中国政府官员的原始数据，发现利益相关者施加压力可以激励GPP实践的采用[17]。

篇4

关键词：环境正义；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正义论

Abstract:TheresearchofenvironmentaljusticebeganinUSAwhentheAmericanblackstruggledagainstthewastedumpissuesinthe1980s.Later,supportedbytheAmericanpublicandtheacademiccircle,thestruggleledtotheemergenceofanewethicalconcept,namelyenvironmentaljustice.Thispaperevaluatestheacademicandpracticalvaluesoftheenvironmentaljusticetheorybyanalyzingthisnewconceptand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Intheestablishmentofthetheoryframework,manyconceptsneedclarifying.Thetheoryhasbroughtchangestoparticipantsofenvironmentalpolicysystem.Moreattentionhasbeenpaidtotherightsoftheweakgroupratherthanthestronggroupinenvironmentalbenefitallocation.Environmentaljusticefocusesontheenvironmentalcrisisofsocialgroupswithdiversifiedeconomicandculturalbackground,andbesides,solutionsarestudiedbasedontheequalityprincipleinenvironmentalrightsandduties.Thetheoryof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presents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inthedevelopmentofenvironmentalethicsandtheestablishmentofenvironmentalfriendlysocietyinChina.

Keywords:environmentaljustice;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justicetheory

正义问题是当今社会一个普遍性问题，当代社会的每个具体领域均涉及正义问题，如经济、政治、法律、国际关系、教育和文化等。对“环境正义”给予特殊的关注，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环境问题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凸现了公平和正义的分量。[1]因为环境问题主要由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构成。地球的有限性无法改变就有必要对人口及经济发展进行控制。而限制谁的自由和发展则关乎正义问题。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凸现了分配的正义。第二，环境问题具有公共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人类共同的行动，而公平又是统一行动的前提。环境正义问题不仅进一步拓展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变化的新格局，也标志着对生态危机成因及其解决之道的认识或反思的深化。

一、“环境主义”概念

最初，“环境正义”一词被认为包含“种际正义”的内涵。例如，温兹（PeterWenz）在以“环境正义”为名的著作中，就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原则”也纳入到环境正义研究的范围。在我国环境正义研究中，也有研究者将环境正义称之为“人的公正”，意指“人类在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利益过程中，公正地对待自然。”直到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爆发之后，“环境正义”一词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由环境因素引起的社会不公正”。

目前，学界对环境正义的界定是指为实现社会中各种群体的环境公平所做的努力。罗伯特•D•布拉德（RobertD.Bullard）将环境正义分为三种：程序正义、地理正义和社会正义。[2]程序正义指的是公平问题，即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评价标准和执法活动以不歧视的方式实施的程度。地理正义指的是在有色人种和穷人社区选择危险废物处置场所的问题。社会正义，是关于社会因素，例如种族、民族、阶级、政治权力怎样影响和反映到环境决策上的问题。

作为当今美国一项公共政策热点，环境正义致力于解决所有社区的需要和环境问题。美国环保局（EPA）这样定义环境正义：“环境正义”是指在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适用和执行等方面，全体国民，不论种族、肤色、国籍和财产状况差异，都应得到公平对待和有效参与环境决策。“公平对待”意味着对于任何群体，不论种族、伦理观念和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都不应不合理的承担由工业、市政、商业等活动以及联邦、州和地方环境项目与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消极环境后果。“有效参与”则意味着：①可能受到影响的社区居民都有适当机会参与将影响其环境或健康的议案的决策；②公众的意见能够影响立法部门的决策；③决策过程中应当考虑所有参与者的意见；④决策者为潜在受影响者的参与提供便利。EPA特别担忧的是环境对某些社区居民健康的有害影响。与美国其他地方相比，这些社区环境负荷过重，人们暴露在不适宜的环境危害和风险之中。由于公开歧视、消极的种族中立许可及管制行动等历史原因的持续影响，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这些社区大多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者的聚居区，同时也是环境不公正的发生地。

学界和官方所下定义非常接近，这表明美国社会对环境正义这一概念的认识趋于一致了。

许多环境正义活动者同时赋予环境正义非常广泛的内涵，认为环境正义是指所有人，不分世代、种族、文化、性别或经济、社会地位，都享有一个安全、健康、富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的权利，它包括生物性、物理性、社会性、政治性、美学性及经济性环境。环境正义要求上述权利能够通过自我实践和增强个人和社区的能力的方式，被自由地行使，藉此个体和群体的特性、需要和尊严得到维护、实现和尊重。

二、环境正义运动

环境正义运动发端于1982年的沃伦抗议（WarrenCountyProtest）①。沃伦抗议首次把种族、贫困和工业废物的环境后果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关注少数民族社区问题的专业或非专业机构人士开始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调查，并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有关资料和事实。此事件拉开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序幕。

1991年10月，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在华盛顿召开。②经过激烈的辩论，代表们达成了协议，一致同意用17条“环境正义原则”作为他们行动的宗旨，并正式宣告了“环境正义”者们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不同的立场。著名的环境正义者黛安娜•阿尔斯顿说：“对我们来说，环境问题，……不能狭隘地予以解释。我们眼中的环境是与整个社会的、种族的和经济的正义交织在一起的。在我们看来，环境就是我们生活、我们工作和我们玩耍的地方。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发表评论我们时代各种问题的讲坛：军事和防御政策的问题、宗教自由、文化生存、能源的可持续开发、我们城市的未来、运输、住房、土地和、自决权、就业……，我们可以一直列举下去。”显然，这是一个全然不同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的环境观。它不仅把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而且使它与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

“环境正义”运动反映了美国社会下层，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的切身要求，但同时也反映了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族群对环境的不同概念。从某种角度看，环境正义运动可以说是民权运动的延伸，它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当环境正义者们把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置入了环境保护的视野，就使得它有了更深层的内涵：一方面，它说明环境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特有的阶级和族裔问题，它已经得到了全社会和所有族群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危机是一个与社会危机有着密切关联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一个危机。

20世纪90年代晚期，环境正义成为环境政策讨论中一个新兴的主题；21世纪这个问题成为环境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甚至已经制定或开始实施专门的补偿措施。社会学家，特别是政治社会学家，建议使用一系列理论来解释正义政策的形成。

三、环境正义何以可能？

很多人会认为，“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的问题。任何环境正义的实质性概念都必须回答：究竟谁是环境正义的“接受者”？到底分配什么？如何分配？[3]

国内有研究者认为，环境正义的实质就是分配正义的问题，而分配正义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对资源进行分配。但是，总体而言，这些观点缺乏有关分配正义理论的有力支持。与此不同的是，国外研究者已经开始从分配正义理论的视角切入环境正义的研究并取得了新的进展。当代西方，罗尔斯以正义原则为基础，重申自由主义基本理论，他所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由于包含了强烈的平等主义意蕴，对于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受益和责任分担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4]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主要是由两个正义原则组成：“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第二个原则包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一“差异原则”以及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的“机会均等原则”。罗尔斯还排列这些原则的优先顺序,即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同时“机会均等原则”优先于“差异原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正义论的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每个人所具有的自由权利都是平等的,都必须给予公平的对待,所有机会都应该向每一个社会成员开放；第二,正义必须是“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换句话说,一切政策必须对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使社会中的最弱势群体在社会分配过程中获利最大。从第二点来看,罗尔斯把一般正义观的“合乎每一个人的正义”转变为“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把弱势群体的利益能否满足视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正的标准,这在以往的自由主义理论中是不多见的。

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国际环境问题上的一切决策应该惠顾作为弱者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应该按符合穷人利益的原则来分配。借鉴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精神,则可以这样确立代内正义的伦理原则:第一,生存优先原则。由于国际上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利益、受害分配上的不平等,那么在贯彻环境政策时,应该生存优先,给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具体到国际关系上,环境利益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发达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而不应该以保护环境为由,实施“环境沙文主义”,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第二,公平原则(含差别原则)。就是要求世界各国公平地承担环境责任。但是这一公平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国家和个人都承当相同的责任,尽管环境保护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但是在责任分担上要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应该更多地承担责任。罗尔斯正义论为环境正义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四、环境正义的原则

1991年美国“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PeopleofColorEnvironmentalLeadershipSummit)在华盛顿召开，正式提出环境正义问题。其基本纲领有17条原则（转引自Harvey,1996）。其主要内容有以下6点：①环境正义保证地球母亲的神圣、生态系统的统一、所有物种的相互依赖性和免受生态破坏的权利；②环境正义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给予所有人民尊重和正义为基础，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和偏见；③环境正义要求保护人民，使之免遭核试验、有毒或危险废物及毒药的危害,不使核试验威胁其享受清洁空气、土地、水和食物的基本权利；④环境正义确保全体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自决的基本权利；⑤环境正义要求停止生产各种有毒物品、危险废物和放射性物质,所有过去和当前的生产者,必须对人民极其负责，在生产现场消除毒性、抑制危害；⑥环境正义要求全体人民享有作为平等的伙伴参与各个级别的决策的权利，这些决策包括需求和评估。[5]

事实上，环境正义原则进一步揭示环境正义问题是社会正义问题，其具体内容涉及权利、需要、分配、国家制度和政策制定等诸多领域。归纳总结以上多项环境正义原则，我认为以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1）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原则。社会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含义是指每一社会成员都应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每一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应当持续不断地得到满足，其生活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把生产发展控制在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有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社会成员得到全面发展。

（2）尊重原则。人在脱离动物界具备自我意识之后具有了尊严，人的尊严随着社会的逐渐进化而逐渐强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尊严更应当为每个人所具有，尤其是当某个社会群体（弱势群体）的尊严受到践踏，导致人的基本尊严的丧失的时候。可见，维护每一社会成员的尊严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基本功能。显然，尊重、平等和自由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最基本理念，也是公正的重要内容。

（3）机会平等原则。机会是指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机会平等指社会成员在解决如何拥有作为一种资源的机会问题时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平等的应予以平等的对待，不平等的应予以不平等的对待。机会平等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平等；二是机会实现过程本身的平等。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机会平等原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和有效的发展空间，从而激发了现代社会的活力，提升了社会进步的质量。

（4）效率优先公平兼顾原则。对现有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直接体现公正原则。社会财富等资源的形成过程中，每一社会成员投入的劳动数量、质量和生产要素不同，对社会的具体贡献是有差别的。根据每一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差别分配，既体现平等的理念，也体现自由的理念，充分尊重并承认个体对于社会的不同贡献。

（5）补偿原则。在中国现阶段，弱势群体以及因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依据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社会利益的分配做到最少受惠者得到最大利益，即补偿原则。

五、美国环境正义评价

回顾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推进的历程，不难看出环境正义的中心原则在于对资源、环境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其前提条件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民主。恰当的环境正义理论有着极大的实践和指导意义，为有效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法。

（一）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启示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环境正义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影响：①我们对于环境正义诸多方面的了解还远远不够；②环境正义会给环境政策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主体带来变化；③环境正义是环境政策日程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理念已经深深融入到州环境保护部门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的政策框架中；④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为了让平民百姓也能做出知情选择，必须建立新的信息体系；⑤政策分析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相互融合的程度与方式，好的决策过程能够处理根本问题，并且让自己和公众都认识到未知因素的存在。

同时，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给我们带来如许启示：①对当代的环境问题——环境是谁之环境？正义是谁之正义？——给予一定意义上的回答；②“环境正义”更关注和强调同时代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行为不正义现象及矫正；③“环境正义”揭示了环境利益通常表现为强势群体的利益；④“环境正义”关心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所面临的环境胁迫及其解决之道；⑤“环境正义”运用了平等原则解决环境权利和义务。利益双方在过去的历史中，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就将某些成本强加给对方，从不公平中受益。为恢复正义和平等，被置于不利地位的一方有资格要求在未来时间内获益一方承担至少与他们以往获得的好处相当的责任。在一个由不同集团组成的社会中，拥有资源多的一方应多出力。

（二）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局限

美国环境正义的概念提出至今，毕竟只短短十几年的历史，其理论和应用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

首先，环境正义未成为国家法律法规，只具备法律的雏形。环境正义问题虽已提到环境政策制定的议事日程之上，并成为影响政策制定的一个理念，但只有行政部门把环境正义纳入到决策过程中，立法部门尚未行动。

第二，环境正义的概念还不清晰。环境正义指所有群体都具有公平地分摊环境成本与环境效益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新兴的理念。环境正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正义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正义观念的范畴，它更多关注由于环境问题而导致的环境不公现象，特别是国家和民族间的不公平。可以说环境正义是指在所有与环境有关的行为和实践中不同国家、民族、阶层的人都享有合理的权利，承担合理的义务，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环境正义有十分广泛的内涵，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种群和族群对环境正义有不同的定义。目前，西方对于环境正义尚无清晰的限定的概念。

第三，环境正义的解决方法和评估体系尚很缺乏。虽然美国环境正义根据环境不公正产生的经济因素、健康因素、地理因素、种族和社会因素探寻环境不正义产生的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指导原则，因为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产生环境不公正原因的多样性，使得环境正义的解决方法和评价体系呈现许多的不确定性。

第四，环境正义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当代西方各学派争执不一，环境正义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但通过环境正义这一视角，我们至少澄清了环境是地球人共同的环境，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种族对环境资源享有权利和义务，同时回答了环境正义是谁之正义的问题，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分配问题指引了方向。当然，环境正义理论支点（如权利、自然价值、对自然的义务、社会正义理论）、基本理念（如人类共同利益、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操作原则（如国家政策、绿色政治、控制人口、遏制经济增长）等，则为构建中国的环境正义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6]

最后，环境正义的影响力微弱，环境正义目前在国际层面上尚未形成影响。国际层面则更多地关注于运用环境技术、环境政策和法规及经济手段来应对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环境正义在国际环境事务中的作用尚未凸现。

面对环境与发展问题，我们最基本的选择是：要么维护地球环境，要么对环境进行开发利用。这个道德选择又会进一步引出其他一些问题，例如这里的“我们”是谁？“我们”的生活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人类的人类性和自然的自然性之间是否又存在矛盾？以及不同的“我”和“彼”之间的矛盾又应当如何解决？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伦理标准的参考，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即是正义问题。

尽管环境正义理论尚未有一个完善的体系，西方各学派也争执不一，但通过环境正义这一视角，我们至少澄清了环境是地球人共同的环境，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种族对环境资源享有权利和义务，同时回答了环境正义是谁之正义的问题，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分配问题指引了方向。环境正义崭新的生命力决定了其远大的前途。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道德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两者又交织在一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背后又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怀，实现环境权利和义务的公正和正义，正是环境正义理论的现实和实践价值。

借鉴美国环境正义的价值理念和指导原则，若要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提供完善的道德基础和理论支持，就必须扩大环境伦理的理论视野，构建具有指导意义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正义理论，切实把握好这个能够促进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良好契机[7]，“要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和谐，自然与人文的和解”[8]。分析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实践与应用，对于构建中国环境正义理论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直接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韩立新.环境问题上的代内正义原则［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23（5）：2127.

［2］ROBERTDBULLARD.Environmentaljusticechallengesathomeandabroad［M］//Low,Nicholas,ed.GlobalEthicsandEnvironment.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9：35.

［3］ANDREWDOBSON.Justiceandtheenvironment:conceptionsof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andtheoriesofdistributivejustice［J］.［s.l.］.［s.n］:6384.

［4］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纪骏杰.环境正义：环境社会学的规范性关怀［C］.“环境价值观与环境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化研究中心，1997：7193.

［6］曾建平.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15－25.

篇5

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一样，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也伴随着与之相关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在继承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背景。如近年来的新福利经济学、地区主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环境优先等新贸易保护理论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更关注政治、社会、环境等综合问题，更强调人、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具有强烈的人文化导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隐蔽性。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支持

为了使贸易保护措施“合理”、“合法”和更具隐蔽性，西方贸易保护论者积极寻求和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与此相关的贸易保护理论，便成为新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一)新福利经济学

新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日益具有表面的合理性?增进国民福利是其最大理由。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单靠自由竞争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收入量，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使经济福利增加，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性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和补偿性原则问题继续进行探讨。新福利经济学继承了庇古方法论基础和“最大社会福利”原则，但指出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未必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时可能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为此。新福利经济学提出补偿性原则，即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政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政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如对受益者征收特别税、对受损者给与补偿金，使受损者保持原有地位。补偿原理在美国贸易政策上的实际运用便是在立法授权总统或贸易代表降低关税的同时，又设立了某些“保护”条款或免责条款。

(二)地区主义新贸易保护理论

这种理论以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蒂姆·朗和科林·海兹认为自由政策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陷，在当今世界环境下，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欲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带来的却是过度竞争，导致全球失业人数的增加，居民平均生活水准的下降和世界经济增长的缓慢。又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世界经济蛋糕的规模，并认为这一结果一旦产生，世界便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会流向贫穷的国家，缩小世界不平等现象，但带来的却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短期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出口，国家通过削减社会开支来鼓励出口，造成相对贫困的扩大。再如，近20年来，世界环境的急剧恶化与自由贸易政策导致的全球贸易迅速扩大，以及自由市场自身没有能力把环境损失计入贸易成本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存在着缺陷，因此要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由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取代。

他们认为，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一国需要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学说源于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说。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所引起的，但是国际贸易反过来也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结果是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各国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以劳动力这一要素为例，假设有甲、乙两个国家，甲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即在甲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较低，资本的价格会较高；乙国劳动力稀缺，资本丰富，即在乙国劳动者的工资会相对较高，资本价格会相对较低。如果两国之间没有贸易往来，处于完全隔绝状态，则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是最低的。若存在自由贸易，甲国将会集中优势力量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用以交换乙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交换的结果会导致甲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力价格上升；反之，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相对下降，资本的价格会相对下降。如此反复下去，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各国生产要素价格会自动趋于均等。

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的提出最初并未在贸易保护方面得到运用，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事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各国国内主张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该理论就成为西方工业国进行贸易保护的理论工具。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莫里斯就是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倡导者，他认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持有这种观点，据美国经济政策协会机构估算，仅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就使美国失去50万人的就业机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四)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

由于近20年来全球工业化加速，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导致诸多国际公约的产生。各国政府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希望政府通过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干预，实现保护自然环境、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产生了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它主要表现为借保护环境为名来限制商品的进口。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保护措施，限制对环境产生威胁的产品的进口。同时，企业要将保护环境所耗费的成本计入产品价格之内，这就是环境成本内在化。事实上，进口国还主要采用以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评析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于人文化的贸易导向

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改变着自然，通过劳动过程来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然而，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同时也在破坏着环境。因此，为了使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必须学会预见人类行为对自然界的影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环境优先论就是倡导人们保护环境，当贸易的发展威胁到环境的时候，要优先考虑环境。绿色技术壁垒就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用来贯彻其理论导向的重要手段。一些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措施和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环境质量标准，以此来作为市场准入条件，限制竞争对手的产品进口。例如，2005年欧盟以保护环境为借口，颁布了《欧盟电子垃圾处理法案》，将保护环境的成本计入电子产品的价格之内，从而提高了电子产品向欧盟出口的价格。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显示，由于该法案的实施，中国对欧盟出口约12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被拒之门外。

新贸易保护主义倡导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欧盟等发达国家推出SA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第一个有关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生产商以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SA8000标准在童工、强制雇佣、健康安全、联合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报酬、管理体系等领域内提出了最低要求。如在报酬方面，要求工资必须达到法定和行业规定的最低限额，并在满足基本要求外有任意收入；在工时方面，要求企业保证工作人员的正常休假时间等。SA8000劳工标准，将贸易和社会责任标准挂钩，一方面可能会起到促进人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会对自由贸易产生极大的限制

。

在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中，不论是16-17世纪的倡导货币、贸易差额论的重商主义。还是20世纪的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传统贸易保护理论、政策的导向均是为了维护保护本国的贸易顺差地位，确保本国贸易经济的良好发展。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由贸易政策开始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甚至政治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人文化倾向让贸易平台承载着贸易中的环境、经济、福利、代内与代际公平等诸多因素，追求非贸易利益使得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成为焦点，并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事实上，将贸易和社会、政治等非贸易利益挂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贸易利益问题，但可能使新时期的贸易保护看起来似乎更合乎常理，从而混淆了问题的本质。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衡量公平开展国际贸易的尺度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保护环境、保护劳动者工资水平和就业、保证地区经济发展等观点，都一致认为无障碍的自由贸易已经不再是一种公平的贸易。当今国际贸易要公平开展必须有一套衡量的尺度，如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理论认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存在极大的不公平性，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和发达国家高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竞争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存在大量的逆差，因此要采取贸易保护干预，制止这种不公平的开展。

那么，新贸易保护主义所推崇的公平贸易尺度是否真正合理?事实上，新贸易保护主义多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从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出发，来确定世界范围内开展公平国际贸易的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产品质量标准，这种公平贸易尺度的本身就有失公平。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ZC)下辖的大部分技术委员会(TC)与分委员会(SC)的秘书一职均为西欧各国所担任。被认为协调世界贸易秩序的第一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其决策也大多受发达国家成员的左右。

可见，发达国家的公平贸易尺度最终还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标准的。目前，这种尺度只对发达国家有利，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实质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对方丧失国际竞争力。其主要表现在：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等削弱对方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丧失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设置动植物检疫标准、劳工标准等。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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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规制 技术创新 影响

技术创新是一国长期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决定因素，也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污染日益严重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各国政府把加强环境规制作为一个主要的规制领域。各国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十分关注技术进步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技术创新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又在维持生产率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各种环境规制政策也会影响新技术的形成及扩散。因此，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一直被人们所关注。

部分研究者认为，实施环境规制政策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占用企业的创新资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而以波特为代表的研究者则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分析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竞争力，但在长期意义上，由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压力，企业会进行环境投资改造，以及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从而获得经济和环保的双赢，这一结论被称为“波特假说”。我们发现，如果环保只是作为企业被动应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权益之计，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企业的环保措施只会带来成本的增加，不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提升。但是，如果企业将环保与长期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行为相整合，主动加速环保设备、环保技术和绿色产品的更新和升级，转变旧的发展模式，才有可能制定恰当的环境战略，展开相应的技术创新。总之，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需要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一主题，将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类和梳理，并对目前文献的不足之处进行评述，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国外的研究

1、理论研究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类观点是环境规制制约企业技术创新，简称“制约假说”，根植于外部性理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企业给其他企业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那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市场无法自动解决，需引入政府的适当干预，即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企业加征一个适当的“税”，实质上是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将社会成本企业化。从企业角度看，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实现社会收益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增加生产成本，影响竞争力和收益。另一类与“制约假说”相对的观点是“波特假说”，即环境规制有利于技术创新。许多研究尝试从理论上证明“波特假说”，在早期，Milliman和Prinee（1989）、Bradford和Simpson（1996）、Palmer（1997）等在这方面进行许多有益的探索，Xepapadeas和De Zeeuw（1999）、Mohr（2002）、cambell（2003）等学者对该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Xepapadeas和De Zeeuw（1999）的研究模型以机器设备的年限来衡量生产的技术水平，以污染税的变化来衡量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污染税越高代表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研究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具有生产率效应和利润/排污效应，最终的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改进了生产率并降低了污染水平，该研究模型也是目前理论上较重要的模型之一。Mohr（2002）在Xepapadeas和De Zeeuw（1999）研究的基础上增加假定：首先，假定使用的新技术必须是更清洁和更有效率的，且这种技术必须是市场上可获得的；其次，假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的外部性。研究表明，一种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在增加生产率的同时将有效减少污染排放，该结论与“波特假说”相一致。Ambec和Barla（2002）将博弈论用于该主题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六阶段的博弈模型，比较了没有环境规制和有环境规制两种情形下的状况，结论表明在考虑了社会福利的基础上所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的预期利润和R&D产出。Greaker（2003）从受环境规制政策影响的上游市场的视角对波特假说进行证明，结论表明，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提高上游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利于增加环保创新产业的进入，降低上游企业环保创新的成本，该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证明了“波特假说”。

比较两种观点的前提假设，“制约假说”采用静态标准，假设资源配置、技术、消费需求是完全固定的，企业在固定的约束下选择成本最小化的资源配置行为。“波特假说”的前提条件有两个：第一，从静态模型走向动态模型，资源配置、技术和消费需求等条件是可变的；第二，环境规制工具必须是“恰当设计的”，并能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制约假说”理论忽视了企业行为的动态化，“波特假说”认为当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将引起企业行为的改变，对“制约假说”提出挑战。

2、实证研究

对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在国外，“波特假说”的提出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有些研究认为波特假说不成立，Jaffe和Palmer(1997)运用美国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环境规制政策所引致的企业研发活动并不具有明显的效率；Bhanagar和Cohen（1999）考察了从1983年至1992年美国制造行业的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的约束下的技术研发活动的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环境监测活动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没有产生激励作用。Cesaroni和Arduini(2001)对欧洲的化学工业研究得出结论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Nakano(2003)通过对日本纸浆和造纸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并没有显著地推动技术进步。

另一些研究支持波特假说，Lanjouw和Mody(1996)运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环境规制的加强可促进技术创新；Carmen.E和Robert Innes(2006)利用美国1989年至2002年间127个制造行业的数据检验了企业污染排放量和环保型技术专利之间的关系，认为美国环境规制政策能激励被管制企业创新。Lanoie（2007）对欧盟约4200家工厂统计数据的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不仅可以促进一定种类的环境创新，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引发降低成本的创新。

二、国内的研究

我国学者开展此项研究较晚，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围绕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成本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费用成本，增加收益，并通过海尔集团的技术创新案例印证了这一点。解垩（2008）运用统计数据，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放减少使技术进步下降，治污投资增加不显著推进技术进步，排放减少使技术效率提高，增加治污投资程度很弱地减少效率。江珂（2009）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且存在区域差异。第二类围绕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创新的条件。熊鹏(2005)认为实现波特假说应强调了标准制定的合理化及执行的严格化，只有适当的环保标准和严格的执行才会激发企业创新，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若实际执行情况不佳就无法激发企业创新。江珂（2011）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人力资本条件，认为环境规制必须要与一定的人力资本相结合才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三类围绕环境规制下企业创新行为选择方面。许士春(2007)通过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间的关联机制，建立了企业对环境的反应函数，认为“机会追求型”企业在环境规制下会寻求创新机会，提升创新能力。

三、文献评述

上述国内外研究从理论与实证方面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但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环境规制指标较多，往往只选取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环境规制变量难以获得并且数据质量相对较弱，因此对经验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未来可尝试将多种度量环境规制水平的变量综合，使用综合指标来度量环境规制水平，可使研究结果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也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努力的方向。第二，检验方法多为回归分析，由于数据的局限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各类统计数据的失真肯定会对论文经验研究的结果产生影响，并且理论模型的差异性，实证分析结果的可信度仍然需要推敲。第三，目前我国采用多种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主要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与市场导向型的规制工具，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方向、规模等方面的影响效果存在着差异，并不是所有的环境规制政策都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目前关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效果的研究还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难以对不同政策的影响效果进行比较，特别是实证研究的难度较大，因此需要系统、深入地理解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第四，目前的文献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检验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发展中国家的文献较少，这是较大的一个研究空白，且多从全国的角度笼统分析，而较少结合具体的地区、行业特征，从地区、行业的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以后的研究中可做相应的突破。第五，案例分析不足，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案例需要挖掘和企业的积极配合以及政府的支持。

（注：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环境管制、自主创新对中国FDI资本效率影响的研究”(10YJC79028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项目“中国环境管制对FDI产业绩效的影响研究”（CUGW10020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项目“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zncjzfbsh2010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2011年科研项目“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齐：环境管制促进技术创新及产业升级的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05.

[2] 李云雁：企业应对环境管制的战略与技术创新行为[D].浙江工商大学，2010.

[3] 李瑾：环境政策对技术变迁的作用机制研究[D].复旦大学，2009.

[4] 江珂：中国环境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0.

[5] 江珂：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J].科研管理，2011（7）.

[6] 江珂：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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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经济主义贸易保护论是一种被西方贸易保护论者冠以“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理论。该理论见于英国学者蒂姆·朗(TimLang)和科林·海兹(ColinHines)合着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该书声称他们主张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着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面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的选择”①。

    蒂姆·朗和科林·海兹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限,在当今世界环境下,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欲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带来的却是过度竞争,导致全球失业人数的增加,居民平均生活水准的下降和世界经济增长的缓慢;又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世界经济蛋糕的规模,并认为这一结果一旦产生,世界便可有更多的东西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会流向贫穷的国家,缩小世界不平等现象,但带来的却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短期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出口,国家通过削减社会开支来鼓励出口,造成相对贫困的扩大。再如,近20年来,世界环境的急剧恶化与自由贸易政策导致的全球贸易迅速扩大以及自由市场自身没有能力把环境损失计入贸易成本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存在上述缺限,因此要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3ES)的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由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取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以地区经济优先发展为核心,实现贸易平衡,强化贸易规则。

    (一)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

    地区经济主义贸易保护论者认为,加强地区间的经济合作是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应优先于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当一国国内分工和贸易被充分利用之后,才应过渡到邻近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最后,实行世界范围的分工和贸易。蒂姆·朗和科林·海兹认为:“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是为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么,它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受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②。

    新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实行地区经济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1)可以充分利用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资源,增加本国或本地区的就业量,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减少过度竞争,促进本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2)地区经济主义也有利于改变发展中国家以最低、最有竞争性的价格出口本国资源性或低附加值的产品,从而导致低效益出口的状况,促进对资源的本国利用和生产加工,使产品的附加值更多地在本国形成,从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提高其经济实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3)地区经济主义也有利于世界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实行地区经济主义的贸易政策,由于地区性自力更生程度的提高,国际贸易下降,使得更高比例的产品在当地实现,任何对于环境不利的影响将在当地变为现实,这将会增加人们对于环保控制措施的支持,而不是将造成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国外。当前,那种在西方国家存在的“眼不见为净”的商业心态,将被“为什么要污染我们自己的家园”的思想所替代,环境保护将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实现贸易平衡

    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论者主张,一国应该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二者严格相等,反对国家间贸易的不平衡。他们认为,贸易平衡是商品国际公平交换的条件,一国与他国的贸易中存在大额顺差,就是对他人利益的损害,最轻的情况是使他人失业,最坏的情况是剥削他人。一国进口的目的应是进口国内无法获得的材料、技术或者本国不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进口来源的序列,首先是周围国家和地区,其次才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地区贸易及国家贸易交换的产品应主要是生产技能和技术产品。新贸易保护主义者还认为,一国政府应该实行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这些限制措施要同高标准的健康、安全、环境相联系,同时,也要运用关税手段对影响环境的进口产品课征生态或其它关于能源、废料、毒素等方面的税收。

    (三)制定新的贸易规则

    新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为使地区经济优先发展,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必须要有一套新的贸易规则来保证。新的贸易规则既包括世界范围的贸易规则,也包括地区间的新贸易规则。新的贸易规则的目标不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贸易壁垒,而是促使世界经济活动对环境和人类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

    二、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

    90年代还有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新贸易保护理论,是将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理论应用于保护贸易中,其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实行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实行限制。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理论在西方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并未涉及到,古典贸易理论中隐含的前提之一是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赫克歇尔———俄林(H-O)理论也以世界各国生产要素不流动为条件。最早完整地提出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的是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1948年萨缪尔森在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一步研究时,得出一个新的命题: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以致两国的所有工人都获得同样的工资率,所有的土地单位都能获得同样的地租报酬,而不管两国的生产要素供应量或需求模式如何。由于它是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引伸,所以称作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O—S)定理。

    根据该理论,国际劳动价格均等化的过程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来实现。就对外贸易而言,根据比较成本优势原理,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相对缺乏的国家应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较多、而劳动力相对缺乏的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换,这种交换的结果通常会使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从而引起劳动力价格上扬,反之,会使资本密集型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从而引起劳动力价格的下降。这一过程若持续下去,如无其他障碍,二国的劳动力价格从理论上说将趋于一致。萨缪尔森提出生产要素均等化理论,原本试图进一步阐明,自由贸易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使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水平达到最优,从而提高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入90年代后,由于东亚及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出口贸易发展迅速,某些传统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显着提高,对西方国家的同类产品造成竞争压力。在西方国家中出现了要求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并且日趋高涨。

    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理论反过来则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用以对付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依据,法国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阿莱斯、美国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均发表文章或谈话声称,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的高生产率和低工资现象,使得发达国家难以与之竞争,这样必然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问题已成为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对于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主义,西方国家不仅大造舆论,而且利用同发展中国家谈判的机会,在1994年召开的首届东盟———欧盟会议上,西欧国家就提出所谓的“劳工权力”问题;1996年召开的世贸组织首届部长会议,“劳工标准”问题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论最大的问题。据报道,美国和法国已经决定联合提议在下轮的世贸组织谈判中将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国际标准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三、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

    90年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再一个突出表现是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由于近20多年来全球工业化的加速,导致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如空气污染、温室效应、有毒废物的排放、物种灭绝等问题的加剧,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此,1992年6月联合国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并通过了《环境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文件,标志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在国际机构的大力推动下,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开始发生变化,兴起了“绿色消费”的热潮,由此出现了由环保产品、环保技术和环保服务构成的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为国际贸易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经济和技术上的显着优势,在发展环保型产品、抢占环保市场的同时,利用国际贸易组织尚未产生公平合理的能够得到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公约的时机,借保护环境之名,运用种类繁多的保护措施,筑起“绿色壁垒”,保护本国日趋衰落的夕阳工业。“绿色”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论点是:第一,由于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已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应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和消除污染和破坏环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鼓励环保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推动环保市场的扩大。第二,为了保护环境和居民的身体健康,任何国家都有权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控制甚至禁止污染环境的产品进出口。但这些措施应遵守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和公平原则,增加透明度。第三,为了保护环境和生态资源,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与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第四,在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中,任何国家都不能以自己的环境标准计算成本,应以国际环境标准为准。第五,为了世界贸易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任何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给予企业“环境补贴”,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享受特殊待遇。

    四、对90年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评价

    上述三种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尽管所包含的内容和政策主张不尽完全相同,但它们的基本观点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下,自由贸易不利于解决西方经济增长缓慢、世界环境保护和国际贸易在公平基础上进行的问题。对这一观点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涉及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二是国际公平贸易标准以什么为尺度。因此,深入讨论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环保的关系及国际公平贸易的标准有助于我们对新贸易保护主义作出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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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研究了适用于辽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基础理论、辽河流域现有水污染防治环境经济政策及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2）基础理论部分详细叙述了流域水污染防治环境经济政策的概念、理论依据和国内外研究进展。针对辽河流域，将其环境经济政策框架分为流域尺度和控制单元尺度进行研究。

（3）在流域尺度上，综合完善财政政策、调整工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推行生态补偿、协调跨行政区流域管理、扩大流域治理投融资渠道，保证流域内控制单元之间的公平、公正、合理。在完善财政政策中，提出加大财政资金引导力度、推行绿色信贷、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改进、开展节能减排项目;在调整工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中提出以开发区域、限制性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划分流域，对划分的流域内工业企业进行统一规划;推行生态补偿中提出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细化生态补偿的方式和资金筹措渠道、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建立生态补偿的保证制度、上下游政府协同监管;在协调跨行政区流域管理中，提出明确地方政府治理的职责、跨行政区管辖权让渡、构建信息沟通反馈机制、改进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在扩大流域治理投融资渠道中提出吸纳多样化的投融资主体、创新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市场体制、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在控制单元尺度上，综合点源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水源地及重要生境保护、构建保障措施，保证控制单元内各种类型污染源得到有效控制。在点源污染治理中提出节水控源，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广泛开展清洁生产活动、采取循环经济模式，进一步严格排放标准、促使企业进行升级改造;在面源污染治理中提出推广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对于高氮类化肥与杀虫剂征收使用税、调整种植业结构和布局、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力度、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范围;在水源地及重要生境保护中提出加强水库水源地污染防治、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更有力的监督;构建保障措施中提出完善法规标准、推动环境保护税的立法进程、完善政府问责机制、强化公众参与。

（4）通过通过对2005-201 5年辽宁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值分析，辽河流域环境一一经济系统日趋协调，“十一五”、“十二五”推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己初见成效，本文在“十三五”环境经济政策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在辽河流域是适用的，并将使得辽河流域环境经济协调度向高协调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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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会计 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 循环经济

1 问题的提出

当前，由于经济的发展使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方面工业无限制地攫取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企业生产所排放的废弃物污染了环境。这就迫使人们对工业的发展与环境的保护进行协调。1999年，联合国通过了《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标志着国际环境会计理论体系的产生，我国在2001年建立“绿色会计委员会”[1]。绿色会计通过会计学与环境经济学的结合，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双重目的。绿色会计强调环境资源的价值，企业对环境的损耗应当给社会以经济补偿，这就促使企业肩负生态环境责任，企业的发展模式就必须是可持续发展模式。我国长期以来企业发展模式是粗放型发展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同时，我国实施企业绿色会计方面还处于较低层次。因此，我国必须确立适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发展战略。

2 绿色会计的科学含义

绿色会计也被认为是环境会计，它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根据相关的经济与环境法律和法规，探寻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科学的检测进行确认、计量环境污染的范围和程度，并计算出进行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成本与费用，分析企业等组织的环保活动和产生的环境绩效对企业财务成果的影响[2]。绿色会计着眼于人们的活动所消耗的自然资源的补偿问题，促使人们站在生态环境的角度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在此过程中确认和计量环境管理的职责，实现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3 我国实施绿色会计的必要性

3.1 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需要

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为“高消耗、高产出、高排放”，其结果不但过度开采和消耗了自然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恶化。对这种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传统会计发挥监管的职能。我国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企业的发展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造成了资源的紧缺。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所排放的废气、废液、废渣污染了土壤、空气、水源，导致了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恶化。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也迫使我国政府和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治理投入。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而每年为治理环境污染的资金投入达到几千亿。这样就迫使人们扭转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促使企业等单位实行绿色会计，使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因此，我国实行绿色会计显得十分迫切。

3.2 实现绿色GDP的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每年保持快速的增长，同时导致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因此，我国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此，我国必须实行生态补偿机制，明确企业、组织、个人的环保责任，而绿色GDP正是发挥此项监督和引导职能。绿色GDP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包含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因素的最终成果，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绿色GDP应是扣除了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后的GDP总量、速度及其构成[3]。它是国家或区域经济的“净”增长，反映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情况。绿色GDP创新了GDP的含义。绿色GDP在核算上依靠多个部门的协调合作，包括环保、统计、工业、农业等部门，我国采用绿色会计有助于绿色GDP的核算。

3.3 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国实行绿色会计就是为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绿色会计与可持续发展互为依存。绿色会计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带动绿色会计的实践。而绿色会计是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手段，社会经济实行绿色会计必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绿色会计成为我国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建立和健全绿色会计必须坚持传统会计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会计原则的创新。绿色会计的创新原则包括：政策性原则，绿色会计的核算应遵守我国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社会性原则，绿色会计应体现企业的环境的责任，企业应是社会公民的身份，企业的业绩应以企业创造的社会收益与社会费用相配比的社会利润为标准。绿色会计提供的信息能够为政府进行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我国绿色会计的构建应借鉴西方的绿色会计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实现创新发展。因此，我国企业通过实行绿色会计核算，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4 实现企业循环经济模式的需要

绿色会计能够实现我国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它首次将生态环境作为可以计量的价值资源，而成为环境资产。企业需要付出成本才能占有和使用环境资产。企业的环境成本就是环境资产体现。企业环境资产的价值伴随着生产转入新产品成本中，因此，导致了企业的利润量的减少。绿色会计背景下，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促使利润最大化，就是对环境成本进行有效控制。一方面，企业应在环境资产的总体消耗上进行控制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应提高环境资产的使用效率和循环利用率。其中，提高企业环境资产的循环利用率成为最佳的方法。这样促使企业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机制，以此实现企业的最大利润。企业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自然资源的低投入和高利用，废弃物的低排放。绿色会计促使企业为降低单位产品的能耗，走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绿色会计对企业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进行监督和披露，促使企业履行其环保责任。绿色会计促使企业从“高消耗、高产出、高排放”转向了循环经济的“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发展模式，实现企业和社会最优化的经济效益，促使人类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走向可持续发展[4]。

4 我国实行绿色会计面临的挑战

4.1 需要加强企业的环保理念

通过对我国公众对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的调查显示:公众对企业的环保满意度比较低，特别是奶品企业发生三聚氰胺事件，使公众对企业的环境责任不信任，一些人认为企业仍然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了生态环境。因此，我国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还有待加强，还应加大环保政策的执行力度。

4.2 需要加强绿色会计理论研究

绿色会计作为会计学的分支，我国对此的研究和应用还很晚，缺乏系统的绿色会计理论作为支撑。同时，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十分复杂，企业的绿色会计在确认、计量、报告和披露等方面存在着不规范和不科学的地方，这就需要加强绿色会计理论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4.3 需要完善相关的绿色会计法律和法规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领域变得更加复杂，我国原来颁布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显得有些过时，特别是环境执法部门的执法不严，企业隐瞒污染环境的事实，企业还不能披露绿色会计信息，这些都促使我国政府部门应完善相关的绿色会计法律和法规。

4.4 需要培养绿色会计专业人才

由于绿色会计涉及了很多新兴学科，如环境学、生态经济学，很多会计专业的人才还没有接触到这些学科，还欠缺绿色会计的相关专业学科知识，因此，我国企业明显缺乏绿色会计专业人才。这样我国应该增加对绿色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我国企业实行绿色会计的有效性。

5 我国实施绿色会计采取的措施

我国的绿色会计学科还很不完善，特别是企业绿色会计的计量很困难。我国对企业实施绿色会计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督机制和奖励机制还很滞后。因此，我国实施绿色会计采取的措施应采取以下措施：

5.1 加强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

我国企业实施绿色会计必然引发相关政策和企业的环保意识的变革，只有大力宣传企业的环保责任，才能为顺利实施绿色会计奠定思想基础。强化社会企业对环保的重视和投入，使企业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企业实现的利润应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5.2 加强绿色会计理论研究

我国应加强绿色会计理论研究，并且完善绿色会计核算体系，提高绿色会计信息披露，为企业实施绿色会计提供理论指导。我国政府应为绿色会计研究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加强与国外理论研究者的交流合作，给予研究资金、人才方面给予支持。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解决企业绿色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等理论问题。

5.3 完善相关的绿色会计法律和法规

我国应完善相关的绿色会计法律和法规，为企业实施绿色会计的提供法律保障。我国还应将绿色会计的准则和制度纳入到《会计法》中，明确绿色会计的法律地位，明确企业的法律责任。环境相关执法部门应依照绿色会计的信息披露，严格执法，做到奖惩分明。

5.4 加强绿色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

我国企业实施绿色会计需要专业的绿色会计人才做保障。因此，高校和企业可以合作培养绿色会计人才，使其具备绿色会计的理论与方法，掌握环境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高校应设置绿色会计课程，企业应对在职会计人员进行绿色会计的培训，从而提高财会人员的素质，促进企业绿色会计的实施。

5.5 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

政府部门应为企业实施绿色会计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通过这些部门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促进企业顺利实施绿色会计。相关政府部门应建立专门的绿色环保发展基金，行政职能部门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加大奖惩力度，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税务、财政、金融等部门对绿色会计的推行给与政策上的优惠并重点支持[5]。

6 结论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促使绿色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绿色会计能够协调企业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使企业走向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并强化企业的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意识。因此，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完善绿色会计的法律和法规，通过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实施绿色会计。我国建立和健全的绿色会计体系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 李改清.绿色会计理论及其实践研究[J].中国建设信息.2010,(19)

[2] 康勇.中国实施绿色会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经济研究导刊,2009,(10).

[3] 王泽淳.浅析企业环境会计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科技信息,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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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政策，影响因素，建议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一、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

为了深入分析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本文将从公司特征、国家的财经法规和经济政策及外部宏观环境三个角度对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公司特征

1.企业的组织形式与资本结构。在我国，企业的组织形式不外乎有三种形式：公司制企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它们对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而其中公司制的上市公司对于会计信息要求充分披露；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的要求则比较低，这说明它们所面临的财务风险不同。有的企业负债比率高，有的则低，负债高的企业风险大，负债低的企业风险小，所以，二者对会计政策的要求也就不一样，前者考虑债权人的权益，使会计政策倾向于稳健；后者则使会计政策倾向于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2.企业的经营特点的发展状况。企业的经营特点会对企业会计政策的内容和要求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些特点像经营范围、规模、方式服务对象、产品结构等都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企业必须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而且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每个发展阶段的会计政策也不同。如果一个企业正处于成长期，就不能用稳定期或衰退期的会计政策。

3.企业为调节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基于现代企业里相关的各方关系对象，企业选择的会计立场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考虑。从不同角度分析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从而产生不同的会计观点，并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也由此产生了会计政策。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就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这样将会影响与企业相关的利益群体。企业为了照顾这些群体，必须选择一个适合于这些利益群体的会计政策，才能为企业的发展铺平道路。

4.企业管理层对会计活动的实际控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层在激烈竞争中要处于不败之地，对会计活动的控制必须落到实处，尽量提供有利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反映企业管理经营的好坏，所以企业管理当局就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左右会计信息，进而获取自身的利益。由于会计方法选择的多样性，企业在选择会计准则时，企业管理层为了平衡利益相关方就放宽了对一些会计事项的处理权限。这种会计处理权限也为企业管理当局选择会计政策提供了选择权，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从不同角度出发，贯穿于企业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诸多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这个会计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

（二）国家的财经法规和经济政策

1.国家会计准则的要求。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必须贯彻国家会计准则的要求，在会计准则和会计法规允许范围内选择，一切都要遵循会计法规和会计准则。企业就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与国家法规保持一致，体现出它的合法性。同时，一个新的会计政策的研究和开发，虽然会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但必须确保在新的环境下有新的适用性。

2.企业选择会计政策通行惯例与会计理论研究水平。一般情况下，企业选择会计政策，首先，从会计理论入手，看它是否合理。其次，看它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可行，进而参照国际会计准则和以往的一些经验总结，以及最新的会计理论研究。它们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企业的会计政策。

（三）外部宏观环境

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也包括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更原会计政策，从而进一步选择采用新的会计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变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带来一系列变化，一是宏观会计政策从强制型向指导型逐步转化。二是企业会计活动的范围日益拓展，业务内容不断充实。三是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并且每个企业都有其自身发展目标，即使同一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又有可能具有不同的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企业所处的当前环境，企业有时需要稳健经营，有时也需要锐意开拓。这在一定程度上则需要借助会计政策选择，使之变得不仅必要而且必然。对外贸易往来对会计政策的影响，主要在外币业务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一点。

二、完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建议

（一）提高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的参与程度。可以提高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的参与程度，使管理者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选择最有利企业发展的会计政策。因为企业会计政策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会计准则的制定。而其他相关者参与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地约束管理者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以确保管理者做出理智的决策。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法律约束来优化管理者的行为，一旦管理者违法乱纪，应进行罚款和降级处理。情节严重的，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注重管理层及财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及会计专业素质。提高管理层财务人员专业素养从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考虑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从法律实务、会计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等方面入手。对已工作的会计人员，向其提供多种渠道来学习巩固会计理论知识，并定期进行考核与激励，使其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掌握会计知识体系，能够结合企业的实际经济业务在会计、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做出正确的会计政策选择。

（三）同时加强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监督。内部控制制度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会计责任。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有效实施对会计政策起到约束作用。外部审计对管理层起到了制约作用。加大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力度，增强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行业中的地位，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有利于加强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外部监督。

（四）深化会计理论研究水平。会计理论的研究，对企业会计实务的操作具有指导意义。根据会计大环境的变化，深化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有效实施，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信息使用者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1]翟胜宝.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东北财经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