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的基本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社区的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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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社区；体育资源；小康社会；资源配置

城市社区体育资源的来源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政府的投入；二是社区的运作。因此说，城市社区体育的公益性及其巨大的社会效益决定了体育产品的公共性。我国目前的国情决定政府投入的持续增加是实现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目标的公平性和产生良好社会效应的前提，但是政府投入渠道的单一必将造成投资效益不高，缺乏激励机制，无法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体育消费需要，因此，有必要导入社区运作模式，对有限的体育资源配置进行深入研究，更好地整合和开发社区体育资源并对体育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满足和服务于社区居民。

1 社区体育资源概念的界定

资源是指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要素。体育资源是投入到体育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要素或者说是体育生产所利用或可以利用的各类条件及要素。从以上对资源和体育资源的概念界定来看，资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外延既要考虑社会的经济因素还要考虑到劳动力因素。基于以上对资源和体育资源的概念的界定，我们认为社区体育资源是指在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满足社区居民进行体育活动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要素，其中物质要素主要包括体育设施、体育商品、体育仪器设备等，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为社区居民提供健身娱乐服务的相关信息及技术。

2 城市社区体育资源的配置原则

2．1 公益性的配置原则 城市社区体育资源的配置原则首先应遵循的原则就是公益性原则，体育创造的是社会公共产品，发展社区体育事业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每一个社区居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社区体育资源是宝贵和有限的，是全体社区居民享有的。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于1993年公布的《国际体育与运动》也明确提出：“体育与运动实践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每个人享有对于其个性全面必须的参与运动的基本权利。由此可见，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的公益性配置原则是社区居民获得公平享有社区体育资源的前提，体现了“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理念，使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认同感、荣誉感、归属感、参与感)不断增强。

2．2 计划与市场协调配置的原则 计划与市场协调配置原则是城市社区体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应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公益性原则与计划与市场协调配置原则是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的两个不同层面，公益性是保障社区居民公平享有社区体育资源的权利，而计划与市场配置则是为了更好地优化社区内部体育资源的配置，让社区居民更多、更好地享有社区体育资源。计划与市场相协调的资源配置主要是以市场机制作为体育资源的配置的基本手段，同时采取社区政府计划干预的配置方式，使体育资源的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区体育消费就是目前一种主要的体育资源方式，它主要包括体育保健康复咨询、购买体育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等，这些资源在配置时有必要导入市场机制。城市社区体育资源的调配应以市场机制为主要力量，社区居委会对其进行适度的宏观调控，这样可以使社区体育资源的配置更趋科学、合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3 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的目标

3．1 健康目标 健康目标既包括身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目标，城市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健康目标既满足社区居民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又满足居民娱乐身心的需要。健康目标是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的理性需要，是资源配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资源配置的出发点，在这一点上既要体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又要体现其科学性。城市社区体育资源的内容丰富，一般地方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具有比较浓郁的文化内涵，深受社区居民的欢迎，能满足居民心理健康的需要，有利于居民形成健康的体育锻炼生活方式。城市社区体育资源中文化资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居民健康心理的形成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健康目标是基于社区居民身心需要而提出的资源配置基本原则，其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社区居民身心的全面发展。

3．2 政治经济目标 政治经济目标是城市社区体育资源配置应兼顾的目标。社区是我国人口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今城市社会发展比较迅速，社区居民作为城市的主体，理应重视和发展。社区的政治经济是社区体育资源配置不可忽视的一个层面，从体育的意识形态来看，体育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振奋民族精神和激发爱国热情两个方面，作为城市社区体育资源的配置目标应该考虑如何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来更好激发和振奋社区居民的爱国热情。经济通常是衡量社区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在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目标的建立过程中，既要考虑社区当前的经济水平又要考虑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配置社区体育资源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把提升社区居民人力资源的水平，作为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目标。

4　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的模式

4．1 社区体育资源配置模式结构 社区体育资源配置模式结构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细化，主要分为社区体育资源的主要构成方式、社区的基本特征和资源配置终极目标三部分(目标模式结构见图2)，其中资源结构中包含的实物、人力、文化、信息等资源基本上涵盖了社区的体育资源，这四大类资源中，实物资源指代的是社区的体育健身娱乐基础设施，它是目前我国社区体育资源的主体，此外，人力、文化、信息等资源是目前和今后急需开发的潜在资源。在整个资源配置模式结构中，社区居民是主体，也是“以人为本”的集中体现，无论是现有社区体育资源还是潜在尚未或正在开发的资源都要以社区居民为中心进行资源配置。资源配置的结构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层面就是城市社区的基本特征，它是进行资源优化应把握的中心，其中社区的地理位置、人口结构、居民的兴趣爱好、社区居民经济状况都是资源优化配置应考虑的，只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理好这些因素，才能更好地体现资源的配置的优化。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的终极目标是更好地让社区体育资源服务社区居民，但是终极目标实现的前提是要做到社区体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合理开发以及资源的可持续性，在整个目标配置模式结构中，每个环节都是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须考虑的因素。

4．2 社区体育资源优化配置流程 社区体育资源优化配置流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图3)：1)全面了解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对社区体育资源以及居民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掌握

资源和居民的真实状况。2)资源优化配置细化阶段。根据社区基本情况对社区体育资源进行具体配置，其中资源分配是综合诸多因素而进行的，是否真正体现配置的合理与否关键取决于资源分配过程中对现有资源、潜在资源以及居民现实情况的合理把握。3)资源配置优化评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第二阶段中资源分配合理、科学与否的评价，其评价的内容体系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居民对体育资源利用满意感的评估。其中评估内容主要包括：①身体锻炼的舒适感；②文化娱乐的满意感；③资源享用的满足感；④工作学习的愉悦感等；第二部分是资源利用合理性的评估。其中评估内容主要包括：①资源分配的人口结构比例；②资源浪费度；③资源分配的目标权重；④资源分配的经济程度等；第三部分是对社区体育资源可持续性利用的评估。主要包括：①潜在的社区文化资源；②潜在的体育信息资源；③潜在的体育设施资源等。这三部分的评估结果用来最终确定资源的配置目标，也就是第四阶段。在目标确定好之后，马上要进入的是终极阶段即资源配置目标的实施。

4.3 社区体育资源优化配置模式构建过程中注意事项 社区体育资源配置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应以居民的实际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对现有和潜在社区体育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要做到资源配置的优化首先要注意居民的体育实际体育需求的动向，加强社区体育场馆的建设与开发利用。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使资源配置及利用落到实处，更趋于科学、合理。其次，应加强对资源配置过程的管理，界定职能部门的目标与任务，建立运行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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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群众文化建设；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247-01

一、当前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不够完善

社区群众文化建设因为涉及城市规划、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会公众文化等诸多范围，没有一套详细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导致出现了“上热下冷”的情况。中央及各大城市在社区群众文化建设方面花了大力，但县一级城市因为领导意识、文化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等各种原因，城市社区群众文化建设的步调不一致，在县级市城镇和农村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也有着天壤之别。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一级，因为没有相关素质的专职工作人员，没有相应的政绩考核，大都对这项工作过于疏忽，或者忙于应付。没有真正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导致社区群众文化建设工作停滞不前，或者流于形式。

（二）社区群众文化设施的人均覆盖率较低，且实际利用率不高

社区各类设施和场所仍处于初级化、简单化阶段，且数量少、种类少，缺项较多，尤其是缺少群众欢迎的文化活动设施和场所，即使在文化基础设施比较好的社区内，居民对社区阅览室的利用率也并不高，来社区阅览室的主要是中老年人，而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很少来或从来不去社区阅览室。其主要原因，在于社区的图书馆开放时间同居民上班、上学时间重合，且图书数量有限、品种不多、内容相对陈旧。

（三）民主体意识不强、参与度不高

目前，城乡居民大部分的娱乐都在牌桌上，“打牌文化”俨然成为了我所在城市的社区群众文化。因为长久以来，社区居委会没有履行其真正的职责，没有很好地引导社区群众参与其他健康向上的活动。与此同时，居民的民主意识也不够强，现有的社区活动大都是少数中老年人参与，少年儿童、青壮年基本没有参与，参与度不高也是目前社区群众文化活动没有发展起来的一大重要原因。

（四）社区群众文化人才匮乏

社区居委会一线文化人才匮乏也是导致社区群众文化建设滞后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大都不具备一定的文娱特长，所以在开展相应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时，工作人员们不能最大程度地参与其中，不能很好地起到带头表率作用。特别是教育类型的活动，不能做到“拈来主义”，而需要花成本请外教，一旦文化资金不能到位，请外教也就变成了“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做好社区群众文化建设的对策

（一）健全城市社区群众文化管理机制

保证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特征不会发生变化，依旧是民众性的自治组织，不会受到城市行政工作的限制。社区民众是社区群众文化的主要力量，要参加到城市社区群众文化监管的活动中来。然而由于民众是较为独立的，自身很难完成，一定要借助体现民众利益的社区居委会来发挥自身监管社区群众文化的能力，因此，确保城市社区居民会的基本特征不发生变化，确定其在整个社区群众文化构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明确政府外派单位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的联系，才会减少社区居委会难以处理街道办下发的行政工作的情况，进而确保社区群众文化的运用趋势不发生变动。

（二）加强文化设施建设

大力建设科技场馆，如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的建设；农村村委会因地制宜建设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做到城镇有文化馆和图书馆，街道有宣传文化站和社区广场，居委会有文化活动室。要在现有公共服务设施中开辟老年、少儿和残疾人文化活动室，建设老年文化活动中心、老年大学（学校）、青少年校外文化活动设施和场所。有能力的鼓励组建业余剧团、文艺演出队和各类文化协会。同时，设立各项便民教育机构，如夜校。

（三）提升群众主体参与意识

首先，社区群众文化建设管理者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期待的文化活动以及建议等；第二，根据居民的具体需要制定文化活动方案，吸引居民参与；第三，定期开展具有鲜明时事色彩的文化活动，例如在世界读书日举办相应的读书活动等。通过上述这些措施，可以大大提升社区居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

（四）加强文化工作队伍建设

文化系统长期从事群众性人才培养和文艺活动工作，应当把城市社区群众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当成其主要工作，对于活动的开展与实施，关键的因素在于人，一定的人力资源是社区群众文化发展的关键。然而，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人才资源不足，所以要借助各种措施与方式来加强人才的再教育与培养，并制定出中长期培养规划方针政策，抓实抓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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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芝（1981-），女，汉族，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10级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摘要：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社区体育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的基本途径，近年来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特别是第二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大大激发了全社会对体育前所未有的关注。从2009年起，国务院批准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群众体育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社区体育提供了更高的工作目标和要求。社区体育事业在受到政府和群众普遍关注的同时也暴露出众多的问题。社区体育计划性不强；缺少体育设施、器材；缺乏必要的开展体育活动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缺乏体育专门人才的专业指导等等。这些问题使得目前社区体育活动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区体育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关键词：新乡市；社区体育；开展现状

社区体育是指在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内，以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旌为物质条件，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的群众体育活动。社区体育是一种区域性体育，是面向全体社区成员的体育；它以本社区的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条件，其宗旨是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巩固和发展社区感情。

1.社区体育活动的特点

社区体育的主要组织形式是街道社区体协、居民体育活动小组和晨晚练体育活动点等，其中晨晚练体育活动点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最主要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植根在城市的最基层，是群众体育实现生活化、普遍化的保证。

社区体育是面向全体社区成员的，但由于中青年人迫于工作压力和家庭负担，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受到限制，因此参与主体以老年人为主。

多数活动点在早晨8点以前活动，这既与活动点缺乏活动场所有关，也与我国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早睡早起”的作息习惯有关。当前初级阶段的社区体育，由于受到体育场地设施条件的限制，社区体育的活动内容以走(跑)步、气功、健身操、交谊舞、武术等内容为主，非竞技化、韵律性、传统性、文体一体化特点十分明确。社区体育活动点主要在就近的公园、街道居委会场地、居民庭院的空地等。我国社区体育场地严重匮乏，难以满足需要，不得不利用公园、空地作为补充。

2. 社区体育服务的构成

人民群众体育需求的增长、体育利益取向的改变，全面健身计划的实施和社区的发展，必将推动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辖区现有的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场地设施是构成社区体育服务的重要物资要素，利用和创造良好的健身设施并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是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举措。

信息和宣传是一种很重要的体育服务，它能够使体育锻炼者了解时新的体育健身理论和方法，及时地纠正一些锻炼中存在的问题。技术指导、树立正确的健身观等，都要通过信息和宣传来加以强化。

3.新乡市社区体育管理体制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

3.1新乡市社区体育设施可分为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室内的体育设施集中在社区的健身场馆内，室外的主要为篮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游泳池以及一些健身场所等。体育设施占地面积包括户外体育设施用地面积和室内体育设施用地建筑面积。调查中发现，新乡市新建社区的体育设施建设要比老城区情况好，高档楼盘住宅区体育设施要比普通社区好。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是新建社区在体育设施规划及用地面积上灵活性较高，能较充分地考虑到居民的体育设施服务需求。二是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提高社区体育设施的配套建设。三是房地产开发商为了提升楼盘的影响力，以社区内的体育配套设施作为卖点，促进楼盘的销售。

3.2新乡市城市基层社区体育管理体制正在构建之中，尚未形成成熟、完善

的管理体制。其城市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制是以行政为主导的纵向结构组织管理体制，是在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体育组织参与下的管理。本辖区的社区体育有组织、管理、协调、服务等职能。在随即抽样调查的2个街道都成立了社区体育的工作机构，那就是社区体育工作协会。虽然体育工作协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办事处及社区的兼职工作人员，但也包含了政府和社会对社区体育的管理以及基层社区内部的体育管理两个层次。从社区体育管理部门来看，它对本社区的体育行使着管理的职能；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体育管理的职能部门来说，它又是被管理者。在社区体育工作的开展中街道办事处是社区体育的主要依托，在政府的领导下行使基层政府的部分权力，办理社区的各种政府行政事务，对辖区的社区体育行使组织、管理、协调、服务等职能。

4.针对新乡市社区体育开展的情况，应当从以下方面促进社区体育的发展：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全民健身活动，按《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要求，真正把全民健身列入政府的工作计划，纳入统筹考虑和安排，在宏观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倾斜，并设专门监督机构进行督促，每年逐步增加群众体育事业经费投入，并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经费、场地等问题，在现有基础上修建一定数量的大众健身场所。制定社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大社区体育宣传力度，多渠道地开展社区体育宣传活动。支持和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在社区内兴办体育锻炼场所，大力开发社区体育消费市、区体育部门、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各体育组织要加强与城建、规划、开发单位的协调配合，积极做好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选址、管理和指导工作。（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参考文献

［1］ 唐建军，等．英、德、日社区体育俱乐部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J］。体育与科学，2001.(3)：

［2］ 李云林．在浙江省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工作经验现场交流会上的讲话［R］．2006，2．

［3］ 唐建军，等．日本综合型社区体育俱乐部基本特征、发展模式和面临的问题［J］．体育与科学，2002，(1)：28

［4］ 宋迎东．广州市大型屋苑社区体育服务现状与对策研究［D］．20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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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社会 城市社区 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068-05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在中国逐渐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由于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因此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试从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互动关系来考察中国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

一、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

之所以基于公民社会发展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原因在于，公民社会发展与社区治理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治理理论以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壮大为基础，公民社会是治理理论实施的前提。

（一）公民社会与治理的关系

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等。它们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1] （P12） 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治理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互动。[2] 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上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公民社会发展紧密相联，“治理”概念与“公民社会”常常同时出现，治理理论以公民社会发展为基础。首先，从治理的主体来看，政府不是唯一主体，治理需要政府、民间组织、公民共同协商参与。公民社会的民间组织和公民是治理的重要主体，没有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参与的管理是统治而非治理。其次，从治理产生的直接原因来看，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存在“市场”的失灵，也存在政府的失效，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重视社会力量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公民社会组成要素是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其突出特点是非官方性、独立性和自愿性。公民社会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领域发挥着独特的无以替代的作用。第三，从治理的最高境界来看，须注重善治，而善治的基础是成熟的公民社会。同时，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种合作的最佳的状态。“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有赖于公民的积极参与合作。[3] 从这个角度讲，善治是“公民价值”的体现。

（二）公民社会发展目标取向与社区治理

公民社会和治理理论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治理理念的运用和公民社会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对社区的治理上，体现在地方政府主动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实现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公民社会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弥补地方政府角色的失灵，还表现在以积极的姿态改变社区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并与政府共同承担社区治理责任。公民社会发展目标与社区治理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的沟通最终目的是化解社区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社会沟通失灵必然导致民意堵塞，影响社区稳定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作为处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量，它既有利于公民利益要求和建议向政府表达，又有利于传达政府反馈信息和政府政策，起到双向沟通协调作用，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互信和良好合作，社区治理强调社区内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各治理主体之间协商、谈判、沟通、合作、参与，也是为了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二是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维护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巨大工程，单靠哪一方的力量都不够。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力量有限，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益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和发挥公民社会作用，社区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益事业，可以弥补地方政府在维护和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不足，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三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公民社会的出现以及发展起来的有独立自我管理能力的公民社会组织，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放权于社会提供了承接载体和支撑。通过大力发展公民社会和深入开展社区治理，使公民社会不断完善和成熟，社区内各治理主体负担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提升，公民社会和社区治理能够不依赖政府，在很多涉及准公共用品的领域开展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通过广泛与政府合作，促进社区公共事务的妥善解决，推动政府职能不断转变。四是促进社区民主政治发展。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社会条件，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和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可以监督控制政府部门运作，培育民主参与的文化和技能，推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鼓励公民参与政治。

（三）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

社区治理本质上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实现还政于民的过程。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得以真正实现的基础，真正的社区治理离不开公民的参与。公民参与除了受政策环境、发展空间和制度平台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外，还深受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及公民意识等微观因素影响。

1. 人的自然性与社区治理。社区居民是社区发展的基本参与主体，社区治理的模式选择必须围绕社区居民作为人的自然性展开，这在本质上体现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必须与治理环境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人的自然性集中体现在年龄阶段上，这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然性，年龄与人的生活能力和人与对社区发展的依赖程度密切相关。年龄阶段与居民对社区发展的依赖之间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也就是说，人的少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对社区发展的依赖程度最高，中年时期对社区发展的依赖程度最低。但是，从参与和推动社区发展的能力来分析，中年时期的能力最强，老年、青年和少年时期依次减弱。所以，成功的社区发展需要为最依赖社区发展的人群提供社区服务，同时又要能够吸取最有能力参与社区发展的人群的社区发展资源。

2. 人的社会性与社区治理。公民是生活在社区中的重要主体，根据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人除了低层次的物质利益需要满足外，还有被尊重、认可、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社区居民是利己与利他统一的人，是个性化与自我约束统一的人，是植根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但一般情况下，社区居民是兼顾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还有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因此，在倡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同时，必须考虑人的社会性，通过居民广泛参与和合作改善社区交往结构，增强社区发展和公民社会发展动力。公民参与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这是社区治理与公民社会发展的本意所在。

3. 公民意识与社区治理。对社区居民来说，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公民意识是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因素，也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己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认识，也是对自己社会主体身份的认同。有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居民才能成为公民。公民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主体，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4] 社区发展是一个基于法治和契约的治理领域，社区治理需要众多主体参与尤其是公民的自愿参与。如果公民没有公民意识，就没意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导致社区治理重要主体缺失。没有公民意识就不可能有合格的公民，就不可能建立成熟的公民社会，更不可能实现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

二、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空间性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权利的实现是一个由少到多，由不真实到真实的发展过程。有些公民权利的行使还有一个从形式到内容、从动员到自愿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也有一个从兴起、发展、形成到成熟的过程。从公民社会发展过程来看，它既有历时性，也有空间性。由于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来考察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非常必要。

（一）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根据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公民通过交往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自愿团体的行为能力与行为空间的发展及企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和社会责任状态等标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历时性角度可划分为萌芽兴起阶段、形成发展阶段、成熟完善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公民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社区治理模式选择也应与此相适应。

1. 公民社会的萌芽兴起阶段与社区治理模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基本上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城市居民也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生活。中国公民社会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而逐步兴起和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中国公民社会萌芽兴起阶段。在这个阶段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逐渐改善，但还存在很多制约公民社会发展的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很不规范，公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基础没有形成，诚信严重缺失，法制基础不健全。从内部结构看，构成公民社会主体的公民仍有浓厚的臣民意识；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规模很小，发展很慢；民间组织刚刚出现，且自主性和自治性差。萌芽阶段的公民社会显著特征是整个社会不存在社会自治领域，公民社会的行为能力非常低下，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还处于酝酿起步阶段。与此相对应的城市社区治理也处于起步阶段，表现为政府对社会进行管制，政府是社区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是政府管理的客体，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能力和活动空间十分有限，社会缺乏与政府自下而上的沟通，缺乏表达意愿和要求的有效机制和途径，政府与社会缺乏互动合作，社会处于被动接受和服从政府的从属地位。管理主体单一化，行政权力单极化和政府管理范围的全域性，决定了公民社会这个阶段社区治理应该选择政府管制型或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

2. 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阶段与社区治理模式。经过30年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正逐步进入公民社会形成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民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社会中产阶层正形成并逐渐壮大；民间组织获得飞速发展且独立性、合法性日益增强；社区自治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增强；价值观念开始多元化、世俗化等。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市场经济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家族意识和臣民意识存在并严重影响着公民意识发展，社会中产阶层不够强大，贫富差距大。作为公民社会核心要素的民间组织官办色彩浓，民间色彩淡，自主性、自治性弱。在这个阶段，中国公民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公民社会的独立性与依赖性并存。中国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政府仍是城市社区最大最强的治理主体，社区的各项事务基本上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有的依赖性强，有的发育不全，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社区无自治事务可言。在这个阶段，社区治理模式应该选择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或政府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治理模式。因为采取政府主导型或政府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模式可以通过政府的主导或引导推动作用，促进社会公民组织的发展壮大，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促进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引导公民社会逐步走向成熟。

3. 公民社会的成熟完善阶段与社区治理模式。成熟公民社会的特征是政府开始与社会分离，社会成员有相当大的自由，社会自己管理自己，并与政府处于一种互动的良性关系中。构成公民社会的四大结构性要素完整呈现：即在私人领域，个人能自主地从事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自由；志愿者社团这种非政府、非盈利性的组织发展壮大，成员可自愿加入或退出；社会运动有序进行，公民组织可以在宪法或法律允许下自由地开展多项社会活动。公民社会的六大价值取向和原则，即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和开放性、参与性、健全的法治及社会自治得到广泛认同和践行。这个阶段公民社会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完全拥有自己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财政上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5] （P190） 公民社会组织能独自承担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与政府合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社区公民的公民意识与参与意识强。在公民社会的成熟阶段，社区治理理想的模式是社会主导型或社会主导与政府支持型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应是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

（二）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是指在不同类型的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的程度存在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打破了政府对资源的垄断，社会资源向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分散，资源流动、人员流动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构成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城市社区往往是由若干不同利益群体所组成的异质性共同体，利益群体可以根据收入、职业、年龄、居住条件、社会地位等差异性进行分类，利益群体的多样性带来社区类型及其需求的多样性。不同类型的社区，由于社区内企业、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及居民等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发展状况不同，导致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不同，进而导致社区治理模式选择不同。

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还体现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发展不均衡上，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公民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一般来说，处在公民社会发育兴起阶段的社区、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弱，社区公民参与能力和参与意识差，在这类社区，社区治理宜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作为社区治理的主要主体，承担社区治理责任和风险。治理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经费以政府财政划拨为主，政府在主导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注重培育社区公民组织和公民意识，引导和推动公民社会由不成熟向成熟阶段发展。公民社会已形成的社区，根据公民社会形成的程度可选择两种模式：一是可选择政府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府、社区自治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是社区的治理主体，社区自治组织权利有法律保证，资源投入以政府为主，社会组织为辅。二是可选择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要主体，政府和社区组织共同承担社区治理资源提供的责任，经费支出以社会组织为主，政府支持为辅，或者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社区工作。在公民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社区，社区内一般居民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高，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强，社区内多种志愿者组织、社团组织，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健全，社区内物质基础、公共设施好。这样的社区治理模式适宜选择社会主导型治理模式，社会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特点是社区治理以社区居民为核心，由社区居民联合社区内各种组织机构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实现民主自治式管理方式。这种治理模式的核心价值取向与公民社会发展的目标价值取向能够很好地契合，它强调社区治理是一种集体民主协调选择的过程，是社区内各治理主体：政府、社区企业、非盈利组织、居民等之间的民主协商合作互动的过程，它将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为民主协商，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治理关系由依附与庇护关系转为信任与互惠关系。社会主导型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成熟公民社会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

三、对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理性思考

公民社会发展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影响，通过分析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选择社区治理模式应该以公民社会发展状况为依据。公民社会是治理产生的土壤和先决前提，没有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治理的出现，治理模式的确定，要根据公民社会发展状况和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主体因素各自所起的作用主次、承担责任的大小而定。而且，在社区治理活动中，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公民发挥作用的主次、作用大小、地位高低，不是由他们自身主观意志而定的，而是由公民社会发展程度而定的。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为转移的。当前，我国公民社会正处在成长阶段，公民社会的独立性和参与性不强，与成熟的公民社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现阶段公民社会发展的特征决定了中国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还必须起主导作用，选择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

二是政府在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中应该准确定位。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应该是有限的、适度的、规范的，作为公共组织在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活动中应该有其独特地位和作用，并且在公民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和社区治理不同模式中政府的职能定位也应有所不同。政府职能定位准确，能促进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政府定位不准确，就有可能出现失位、缺位、越位、借位现象，影响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和社区治理有效开展。在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要改变过多参与和干预具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现象，把政府的职能主要转向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提供对社会有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职能是对社区工作作出基础性制度安排，搭建平台，保证政策制度得到有效贯彻，目标得到有效实现。政府的义务和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服务，而是保证服务提供的实现。[6] （P1） 政府应该根据各类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况，在社区治理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建立与社会沟通机制，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是中国目前应该大力推进公民社会发展。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努力实现中国“政治文明”。公民社会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标志着国家、市场、社会公众等各种不同的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公民社会是一个以民主、协商、参与为特征的社会，意味着存在一部渗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宪法，存在着众多充满活力的民间团体，存在着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完善、善于对话、善于合作、积极参与精神与责任的普通公民。[7] 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与国家权力之间，不同经济成分和利益集团之间构筑一个相互交流、协调、参与合作的公共平台和空间，有利于社会与国家、政府关系的重构，有利于社会自治，加快民主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发展。健康有序的公民社会可以为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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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笑侠. 法治国家及其政府构造[J]. 法学研究，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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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城镇化；失地农民安置社区；自发性商业；商业配套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9-29（4）

1 引言：城镇化与失地农民安置社区

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使原先城市周边的村庄被纳入到城市建设用地的范围之内，原村庄转变为城市社区，原农民转变为社区居民。这些安置社区由政府统一规划和建设，具备一定的公共配套，居民也享受到了一定的社会保障。目前很多的研究围绕这样的农民安置社区，从拆迁安置补偿方式、社区管理、社区产业和经济发展、居民就业保障等方面，探讨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存在的问题，寻求其建设和发展的合理路径，多从宏观和政策方面提出建议，而对于社区居民入住之后的实际生活状况缺乏关注。

与同样是由于城市用地扩张所造成的“城中村”相比，社区在土地权属、建筑形态、空间布局等方面几乎与城市社区无异，显示出一定的有序性，但是这样的安置社区又提供了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与环境？是否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很多农民安置社区在有序的空间结构之下，并没有承载有序的城市生活，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自发性商业（包括集市甚至庙会）就是这种无序现象的典型代表。

2 五州社区基本情况

2.1 从村庄到社区的演变

五州社区是随着郑东新区的规划最早建成的失地农民安置社区之一。该社区的前身是圃田乡东周村，又名水磨周，下辖东周、中周、新中周、古城和东西老南岗6个自然村，2002年进行合村并城，在相对集中的、被拆迁的村庄附近选址建设五州安置小区，2006年建设完成。2010年11月，五州社区划归为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管辖，村民的户籍身份也从农民转变为市民，在医疗等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相应的城市居民待遇。目前辖区常住总人口有15 000人，其中原村民有3 400人，其余为外来务工人员。

2.2 社区规划与建设

现在的五州社区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东起农业东路，西至黄河东路，北临商都路，南接安平路。社区周边的4条道路均为郑州市的主干道，距离郑东新区CBD和郑州东站均在5km范围内，交通便利，区位良好，周边多为城市中高档商品住宅小区和中高端家具建材销售等商业，社区总面积接近2km2。社区内的主要道路同时也是城市道路，包括永平路、中周路、东周路、万通街、列里路五条，其格局为方格网式，把社区划分成12个相对独立的街坊（居住组团），整体空间形态较为规整，在空间布局和住宅形式方面与周边现代商品房小区差别不大。社区内有五个建材批零市场，一个副食市场，两所幼儿园，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一个社区服务中心，一家邮局，两家金融机构及上百家零售服务网点，具备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

2.3 社区内自发性商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

自五州社区建成，社区内部主要道路万通街和中周路两侧就有沿街摆摊的现象出现。尽管社区自身和郑东新区区域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日趋成熟和完善，但随着原村民陆续入住、外来人口的增多，五州社区的自发性商业街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持续地繁荣，其规模也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作为商业街，它已经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作为一条城市道路，沿路的摆摊设点也带来了交通、卫生等种种问题。

这样的现象并非个案，在郑东新区的多个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内都有类似的情况。在这样的与新城CBD相距不远，且经过统一规划建设形成的新的社区，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沿路摆摊现象？为什么在郑东新区范围内，自发性商业只是出现在这种农民安置社区而不是其他商品住宅小区？与其他社区常见的自发性商业相比，这种社区内的自发性商业又有什么特点？

3 对五州社区自发性商业的调研与分析

3.1 经营的种类与时间

水果、蔬菜、小吃、服装等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商品是社区自发性商业售卖的主要品类。服装的档次以中低档为主，小吃多为煎饼、凉皮等平民化的类型，价格也较为低廉。

在营业时间方面，社区自发性商业的频率为每天出现，一般在傍晚开始，最晚持续到凌晨。下午4点半，部分摊主已经开始准备摆摊；晚上6点，多数摊主已经摆摊正式售卖；到凌晨12点，大部分摊主收摊。

3.2 空间形态

社区自发性商业多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集中的中小学和公园附近，摊位设在万通街、中周路道路两侧，其中万通街路边地摊经营长度达500m，在中周路长度达200m。摊位多摆放在道路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上，在万通街的部分路段上，摊位甚至摆到了道路中间的机动车道上，再加上顾客的停留空间，自发性商业空间实质上侵占了相当一部分的城市道路空间（图1、2）。

从摊位的具体排列方式来看，虽然各种摊位未经任何设计，不同种类的摊位尺寸各不相同，但在总体功能上有明确的分区：以万通街和中州路的交叉口为节点，中周路南段主要经营蔬菜水果，北段主要经营便宜的服装；万通街东段主要经营衣物服饰，西段主要经营小吃。再加上各种摊位尺度都不大，整体上并没有显得特别混乱。

此外，地摊对与其相邻的沿街店铺经营状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少沿街店铺借助自发性商业吸引人流，甚至对自发性商业产生了一定的依赖作用。

3.3 相关人群构成

社区自发性商业牵涉到各类不同的群体和对象，包括摊主、顾客、社区管理者、沿街店铺经营者等，他们的生活已经和自发性商业密不可分，并且已经在相当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

经营主体：来源较为多样化，但几乎没有五州社区内的原村民。主要包括外来务工人员、附近城郊的村民等，部分摊主在五州社区租房居住。

服务对象：主要是五州社区的居民。

管理者：社区居民委员会，该居委会由原东周村村委会改组而成。

其他受影响的人群：沿街店铺经营者、城市道路使用者等。

3.4 管理状况

社区居委会是由农村自治组织演变而成的城市社区组织，对于社区的管理社区居委会具有一定的自。虽然社区道路两侧设有禁止摆摊设点的标识，但管理者实际采取的是一种默许的态度。管理者将每个摊位都划定了界限，摊主每天需向社区管理者交纳卫生费和摊位费。

在调研后期，万通街上的地摊忽然全部难觅踪影，只有中周路南侧部分摊主出摊，其原因是由于自发性商业已被社区管理者禁止，这一现象表明社区管理者在自发性商业中具有关键作用。

3.5 自发性商业产生的影响

3.5.1 积极影响

①弥补社区商业服务配套设施的不足，方便社区居民生活，满足其日常生活需求。

②带动沿街商铺生意的兴旺，提高社区的人气。

③摊主租住在社区，为社区原住民带来房租收益。

④有助于解决城市低收入人口的就业问题。

3.5.2 消极影响

①影响交通。自发性商业的经营地点不仅在人行道上，而且还侵占了部分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道，影响了行人的正常行走，也阻碍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城市道路空间与社区商业空间重叠，通行车流和购物人流交织，再加上商业经营时间与城市交通晚高峰的时间的重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交通拥堵和交通隐患。

②影响卫生。自发性商业所在的中周路和万通街的卫生状况不容乐观，表现为晚上地摊出摊后，菜叶、果皮、纸屑等垃圾随处可见，而卖烧烤、快餐的摊点更是污迹斑斑，不易清洁，破坏了街道的卫生形象。

③影响部分居民的正常生活。居住在卖烧烤、快餐的摊点附近住宅里的居民容易受到影响，主要分布在中周路以西的万通街两侧。据居民反映，因为烧烤产生的油烟太大，气味呛人，一到晚上都被迫关闭窗户，以防止油烟进入室内，这种经营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4 社区内自发性商业形成的原因

4.1 规划因素：社区商业设施规划布局不合理

社区商业服务设施一般包括沿街商业和集中商业两种布局形式。

从沿街商业来看，五州社区部分街道两侧均有很多沿街商铺，但其业态类型主要是小规模的超市、服装店、小饭店等，没有提供果蔬等居民日常需要的商品。

从集中商业来看，五州社区所在区域内有一个综合型的农贸市场，即五州菜市场，位于农业南路与永平路交叉口，建筑为两层，共有148个摊位，内部较为整洁。该菜市场具有一定的批发经营性质，同时为几个社区服务，规模、服务半径相对较大。对部分居民来说，五州菜市场超出了步行适宜的距离，在五州社区内缺少次一级规模的农贸市场的规划布置。在居民认为路边摊存在的有利影响中，36%的居民认为路边摊能够方便生活。五州菜市场位于社区的东侧，部分居民步行至菜市场需要10分钟以上，不如沿街摊位方便。因此，人们选择路边摊这种就近的方式进行日常的购物，而五州菜市场的经营情况并不容乐观，很多摊位处于闲置状态。

另外从区域层面来说，尽管社区内也有市内大型超市的免费购物班车，但是其便利性不如路边地摊，不能成为居民首选的购物方式。在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规划建设中，商业服务设施数量的不足和规划位置的不合理，都是导致自发性商业在社区出现的根本原因。

4.2 经济因素：商品的价格优势与社区居民有限的购买力

调查问卷显示，82%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为3000元以下/月，大部分居民属于低收入群体。因此，价格就成为影响社区居民购物选择的重要因素，居民倾向于购买便宜实惠的商品。以服装店为例，社区沿街店面所卖衣服的价格偏高，单件价格普遍在百元以上，而自发性商业的服装则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五州社区内自发性商业的摊位成本较低、经营灵活便利，沿街摊位售卖商品的价格更为低廉。万通街与中周路的摊位费为200元/月（后来变成500元/月），卫生费为2元/月，而五州菜市场的摊位费约为800元/月。经营成本的差别导致的结果就是，与五州菜市场相比，地摊上的蔬菜价格每斤普遍便宜。

4.3 管理因素：对自发性商业的默许

社区管理上对自发性商业的明禁暗许是目前社区自发性商业可以稳定存在的决定因素。明禁暗许的根源，是社区管理部门可以获取摊位费，有利益诉求隐含其中。这种默许和匡正的携手，使得社区的自发性商业自成一个体系，且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也体现出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在管理上的自组织特征。

4.4 外在因素：外来务工人员的谋生需求

在五州社区的居民构成中，东周村的原住民在成为失地农民之后属于城市中的待业人群，不得不寻求一些门槛较低的就业渠道；而占五州社区多数人口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多为低技能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就业培训，因此，很多人通过路边的摆摊经营获取生活来源。

5 对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内自发性商业的建议

从对五州社区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社区居民还是比较认可自发性商业经营模式的，并且由于自发性商业长期稳定地存在社区中，居民的生活已经与之密不可分。各类人群通过自发性商业这一平台，谋求生存和生活之需。在当前社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套不健全的情况下，对于这种自发性商业可以在保留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可采取的措施包括：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把社区中自发性商业合法化，作为管理的依据；禁止一部分对居民生活产生严重干扰的经营种类；对自发性商业空间进行优化，如对空间占用的重新划分以及对摊位大小的统一，根据城市道路的重要性和通行能力，合理分配自发性商业空间和通行空间。从根本上来说，路边摊点与城市道路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路边摊点经营活跃充分说明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不足或不合理。建议在调研居民使用习惯的基础上，规划建设新的农贸市场，市场的位置、建筑和空间形式、规模等，都要充分考虑实际使用的需求。

6 结语

人和地是城镇化的两个核心对象。城镇化不只是土地上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不仅仅是户籍上的转变，还是人们的生产方式、行为习惯、社会组织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五州社区是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一个代表，而社区中的自发性商业现象也正是这些居民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在空间形态上已经与城市社区同质，但在生活方式上却相去甚远的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现状。社区自发性商业折射出了社区规划中配套服务设施的不合理以及社区居民多种多样的需求，因此，无论是只注重数量的社区建设，还是对社区内自发性商业一味地严打取缔都是不对的，应尊重城市中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以及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体察农民安置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社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在未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可以预见大量新的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出现，并且在人口构成、居民就业、消费水平等方面，这类社区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仍将会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对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规划设计，亟需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人性化的社区规划建设标准，建立社区居民公众参与机制，把社区空间规划与社区经济发展和社区管理建设结合起来，推动失地农民尽快适应城市，推动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尽快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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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为进一步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加快体育强国建设进程，国务院在2011年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计划》提出，到2015年我们要形成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而发展迅速的社区体育在全民健身活动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在此之前，学者已经对我国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在设施配备、资金、制度、人才和内部协调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为设施种类单一和数量不足，经费缺乏以及法律保障机制薄弱，等等。这极大地限制了社区居民的日常体育健身活动，严重阻碍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基本任务的实现。为此，本文将服务外包理论引入到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研究之中，以期推进我国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的服务外包研究进程。

2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外包理论相关概念梳理

2.1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概念

“社区”一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先生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一本著作《CommunityandSociety》时，从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过来的，后来被许多学者开始引用，并逐渐流传下来。它最初源于拉丁语，其意思是指共同的东西与亲密的伙伴，后经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开始应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中。至今关于“社区”的概念存在诸多版本，每种版本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如：《辞海》中将“社区”解释为“在一定地域内由相互关联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强调“社区”的地域性；郑杭生〔1〕则认为社区就是区域性的社会，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其强调社区的区域性、社会性和文化性。除此之外，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社区”进行了定义，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综合而言，本文认为“社区”应包含如下特征：一、有一定的地域空间和聚居人群；二、有一定的生活服务设施；三、居民群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四、居民群之间发生种种社会关系。一般来说，我国目前所称的社区，在城市一般指街道，农村则指乡、镇或自然村。

目前学术界关于“体育设施”的概念已经达成共识，正如《现代汉语词典》所言，“体育设施”是指用于体育竞赛、训练、教学和群众健身并满足其使用要求的场地、建筑物和相关固定附属设备。但关于“体育设施”的最终隶属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形成了“公共体育设施说”和“体育公共设施说”两大派别。但本文认为，不管是“公共体育设施”，还是“体育公共设施”，其都是“公共设施”的下位概念，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其最终应该归属于“公共问题”还是“体育问题”。进一步而言，“公共”一词是对“体育设施”的修饰，对其只起到限定作用，而“体育”才是对“公共设施”的具体和延伸，应占据“核心”地位，因此，笔者更倾向于“体育公共设施”这一学说。结合本研究的特点，，笔者认为“体育公共设施”具体是指国家、政府、企业、公益性组织通过多渠道投资兴建的，用于普通社会群众健身并满足其使用要求的社区体育公共运动场地、体育公共运动场馆、体育公共运动器械和相关固定附属设备和服务。

“管理活动”自古已有，但长久以来学术界对“管理”概念内涵的界定仍未取得共识和统一。而我们通过综合这些概念定义发现，“过程活动说”普遍受到诸多学者的赏识和认可。“过程活动说”认为“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领导者，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各种有效方法和手段，使内部成员和组织一块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从这一概念中我们不难发现，“管理”内涵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特点：第一，目标是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第二，管理的“载体”是“组织”，管理总是存在于组织之中，是对组织的管理；第三，管理的对象和内容是组织内部资源。资源具体包括人、财、物、时间、信息等类型；第四，管理活动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即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因此，我们认为“管理”是指一定组织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各种有效方法和手段，对组织内各个要素进行不断的调节，继而最终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

就此，依据以上对“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三个概念的理解，本文认为“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并不是三个词汇的简单组合，而是在融合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拥有更明确的内容结构和更明显的功能价值，并具有鲜明的特征：一、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或其他非营利性组织；二、管理的对象是由国家、政府、企业和公益性组织等共同投资兴建的运动场地、运动场馆、运动器械和相关固定附属设备；三、管理的范围是具有共同生活习惯或价值观念的社会群体；四、管理的目的是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健身需求。上述特征是在原来概念基础上的丰富与发展。

2.2服务外包概念

“外包”一词最初由美国管理学者加里·哈梅尔（GaryHamel）和C·K·普拉哈尔德（C.K.Prahalad）于1990年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文中首先提出。作为一种运营模式，作为外包的一种组织形式，服务外包的转移对象主要是指投入的服务性活动。最早，英国学者查尔斯·盖伊和詹姆斯·艾辛格在《企业外包模式》中认为，服务外包就是依据服务协议，将某项服务的持续管理责任转给第三者执行，以此来提高效率、降低运作成本的一种经济活动和经营方式。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全球化发展、产业结构非实物化及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服务外包”的内涵也得到诸多研究领域、诸多专家学者的青睐，虽然现阶段学术界对“服务外包”的概念内涵仍莫衷一是，没有取得一致性认识，但是诸多学者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各自角度进行了探讨分析，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和借鉴性意义的观点。并且经过综合分析发现，这些概念在本质功能上均趋于一致化，即服务外包就是指企业为了将有限资源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将非核心的服务生产业以商业形式发包给企业以外的专业服务机构，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对市场环境迅速应变能力并优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服务模式或管理模式。

3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外包研究相关理论基础

3.1体育公共产品理论

“体育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下位概念，其包含“公共产品”所具有的所有属性，同时也适用“公共产品”的分类标准。“公共产品”按照形态分类时，可以分为物质型公共产品和服务型公共产品，那么“体育公共产品”即可相应地分为物质型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型体育公共产品，也就是我们常言的有形体育公共产品和无形体育公共产品。在体育领域中，有形的体育公共产品是多种多样的，本文所研究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就是其中的典型，它已经随着社区体育的发展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形成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就目前国内发展而言，关于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管理主要集中于设施配置、工作人员责任、基础经费使用、维修网络建设和健身宣传等几个方面，从客观角度来看，其管理机制的选择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密切相关，这是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中应该遵循的基本特征，也是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模式创新的关键所在。

3.2服务外包理论

服务外包过程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它能够将很多资源进行重组，同时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绩效。它自身具有很多属性：首先，服务外包是由发包方将自身业务中非核心的业务交由第三方来完成。这种工作内容的转移是通过合同的方式达成的，并需要支付一定的外包费用，但相比整体的工作绩效而言，其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其次，服务外包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并利用其作为服务提供的手段。信息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辐射各行各业，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在服务外包行业内也是如此。第三，服务外包有利于发包方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获得竞争优势。由于发包方将自身非核心的业务全部进行转移，因而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从而大大提高其工作效率，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第四，服务外包是一种整合与利用外部优秀的专业化资源的经济活动和经营方式。承包商大都具有比发包商更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他们能够更好地帮助发包商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只需花费少量的费用，这与他们节省出来的资源、精力和时间相比较，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4国内外社区体育公共设施服务外包相关研究

目前国外关于服务外包模式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研究较少，但关于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方面的研究较多，涉及内容也非常广泛。

4.1国外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相关研究

诸多学者对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发达国家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研究视角集中于社区体育设施的配置、规划、开放程度、人才培养、法律法规建设几个方面。在设施配置方面，主要对设施的种类和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具有较为完备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这与他们有力的国家财政支持有关。在设施规划方面，主要对设施的建设与民众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国外发达国家在社区体育设施规划过程中，注重居民的意愿，富有较强的人性化特点。在体育设施开放程度方面，主要对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使用费用进行了探讨，指出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体育公共设施都供居民免费使用，只有少数维护成本较高的体育设施收取少量的费用。在人才培养方面，主要对社区内管理人才的培养问题进行了研究，涉及体育设施的维护人才培养、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培养等。在法律法规方面，主要对政策的完善程度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建立完善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政策有利于提高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管理水平。国外发达国家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水平普遍较高，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体育资金分配密切相关。

4.2国内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相关研究

目前，我国关于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设施配置、设施规划、设施维护、设施开放、相关法律执行以及相关资源共享等方面。杜建辉、张启明（2005）〔28〕，苏艳（2011）〔29〕等学者对社区体育设施配置方面进行了研究，指出体育设施种类单一和数量不足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人们所共知的事实，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会越加突显。庄永达〔2〕，赵春珍〔3〕等学者对设施规划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社区建设有早晚之分，发展有先后之别，就此造成现阶段新老社区之间设施规划水平的差异，从总体上而言，新社区的规划水平要远好于老社区，但也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科学性缺失问题。何建伟〔4〕等学者对体育设施的维护状况进行了研究，指出缺乏体育设施维护人员是现阶段我国社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设施破损而无人维护的情况下继续对其使用，不仅会缩减设施的使用寿命，而且还有可能威胁到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学者对设施开放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一些设施资源较好的社区，管理者为了降低维护成本，延长设施使用寿命，采取限制使用或付费使用的方法进行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降低了设施的使用成本，节省了维护费用，但却是以降低人们的健身热情为代价的。卢耿华〔5〕等学者从法律执行角度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已经颁布了多部法律来保障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供给，但在执法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与部分法律内容的笼统和管理者法律意识的淡薄是密切相关的。李骁天〔6〕等学者对资源共享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应该充分整合学校、企业等多方面的优秀资源，将之与社区共享，从而改善社区体育设施资源不足的现状。

4.3国内外研究现状综合评价与分析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相关研究的整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国外发达国家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在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配置、规划、开放程度、人才培养、法律法规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组织形式；而国内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管理机制还不成熟，各方面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

虽然国内外由于体育文化背景和政策环境的不同造成了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效果上的差异，在管理方式上也未形成系统、成熟的服务外包管理机制，但各国已经开始将研究视角转移到服务外包领域，这对于进一步丰富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还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地分析和探讨。

5小结

社区体育公共设施是社区居民进行体育健身活动的重要媒介，也是人们提高身体健康水平的重要依托。但目前在体育设施管理中出现的设施配置低、维护差、开放程度小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体育健身活动，不利于全民健身目标的实现。要想调节供需矛盾，实现体育公共设施建设满足社会公众的体育需求，关键是要改变管理思路，提高管理水平和层次。因此，本文以服务外包模式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为根本出发点，对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和服务外包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与其相关的基础理论，探讨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以期为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管理机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方法，促进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72-275.

〔2〕庄永达，陆亨伯，郑建岳.浙江省城市社区体育设施配套建设调研关〔J〕.浙江体育科学，2005.27（1）：14-38.

〔3〕赵春珍.临汾市城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存在的问题〔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10，（S2）：51-53.

〔4〕何建伟，李建生，曾琳叶，赵广高.莆田市城区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J〕.运动，2010，（3）：131-138.

〔5〕卢耿华，张黎，谢英，等.西安市社区体育设施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9，（6）：690-694.

〔6〕李骁天，王凯珍，李璟圆.我国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理论构建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4）：83-98.

（责任编辑：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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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学校 养老 改革

自从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8]10），国家决定在山西省、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重庆市先期开展试点改革，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试点工作配套推进。这意味着几十年来事业单位由国家统包统管的制度将被打破。养老保险费用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退休待遇与缴费相联，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等。新的试点方案与企业职工目前推行的方案基本上一致，一旦按照企业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来发放，因此认真分析这项改革的紧迫性及可行性，充分估计改革将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使改革能得以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养老制度改革的紧逼性

目前，普通高校的养老社会化程度低、覆盖面窄，在普通高校工作的在编工作人员中（编外人员即临时工已按企业养老办法参保），只有占人员比例很少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参加了养老社会统筹，而对占人员比例绝大多数的教师、管理干部以及固定工人采取的则是过渡时期的处理办法，即单位部分不参保，个人部分由单位代扣，退休后返还全部代扣的养老金，由原单位负担全部退休费用。这给单位的财政造成一定的负担。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现状的逐步形成，普通高校退休人员人数逐年增加，占所在单位在编人员比例越来越大。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普通高校退休人数的迅速增长，这个比例还将继续提高，普通高校退休费用不断增长的现象越来越严峻。从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原则来看，建立退休金与社会经济发展挂钩和退休人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二、高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养老保险改革启动资金问题。高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启动资金短缺问题，而且启动时间越晚，资金缺口越大。按照《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精神，要求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单位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个人工资总额的8%。根据上述规定，高校养老保险要移交地方管理，退休人员至少要补交10年养老保险费，其中单位部分为个人缴费工资的18%（省属单位缴费标准）。

社会公平及平稳过渡问题。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以前，事业单位和企业人员的养老金都主要由政府财政支出，企业与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并无太大差异。在当前高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中，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新的试点方案与企业职工目前推行的方案基本上一致”，这不可能不引起广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疑虑。

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问题。尽管国家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且出台了一些相关规定，然而，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工作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保险纳入社会统筹以后，谁来承担退休人员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重担，已成为众多企事业单位的同声呼唤。众所周知，现阶段退休管理工作的社会化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大多数退休人员依附于原单位、仍属“单位人”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单位为主体，自主管理本单位退休人员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三、高校养老制度的新模式——社区居民养老的出现

建立统一的社会化的高校养老保险制度已成为我们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总目标，高校退休养老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高校现行离退休制度，尽快构建社会化的高校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调整国家、学校和个人的分配关系，有利于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和积累，提高高校教职工的自我保障意识，建立健全的高校养老保险体系，进一步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

高校养老保险制度要充分体现高校教师的职业特色。高等学校是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与国家机关单位在财政经费来源上是统一的。我们应当借鉴国家公务员的养老保险改革特色，参照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我国教师养老保险体系，充分体现高校教师的职业特色，保障高校教师的合法权益。

形成多支柱、多层次的高校养老保险特征。在保障公共养老金给付的基础上，根据地方和高校自身的财力情况建立教师年金制度，年金基金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考虑退休后一次性发放；同时鼓励教师增加个人养老储蓄或参加商业人寿保险，逐步形成公共养老金、教师年金、个人储蓄和商业人寿保险三层次的高校教师养老保险体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教师年金制度的构建。

四、完善养老制度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对社区养老工作的关心与扶持。市政府要进一步支持社区养老工作；给予社区养老事业以财政、用地、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并加大对社区养老工作的宣传力度，树立社区养老工作的先进典型。第二，完善、创新社区养老的体制和机制。进一步做好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进一步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条例，增加保障性条款，切实扶持社区养老机构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建立健全社区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第三，加强社区养老的信息化建设。社区要利用信息科技为手段，构筑由民政、公安、文化、卫生、劳动和保障等部门参与的覆盖全市范围的老龄信息网络，使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及时掌握、沟通信息，做到资源共享，形成合力；社区要建立与完善老年人照料体系，设立服务热线和重点群体联系人制度，及时为老年人提供优质、周全、便捷的服务。第四，社区养老必须走社会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李宏艳，王强.关于企业年金解决已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的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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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品房社区；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TU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和可贵经验。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创新一直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其他地区创新社区管理、开展社区建设的模板和参照。

基于对绿色家园社区工作的分析，我们可以为商品房社区创新管理模式提供以下借鉴，也是我们对绿色家园社区管理模式的提炼：开展多样活动，调动居民参与；办群众之所想，疏群众之所厌；搭建沟通平台，培育社区资本；变“化缘”为双赢，实现资源整合。

1 调动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是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的客体与主体，自觉自愿地参加社区各种活动或事务的决策、管理和运作的过程和行为。社区参与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于社区乃至社会发展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结构性的驱动力。因此，社区参与不仅和社区发展、社区建设息息相关，而且社区参与对于推动社会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社区是宏观社会的微观缩影，社区发展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只有落实和体现到社区发展上，才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社区发展虽然不可缺少国家(政府)的推动，但其本质上是根植于社区内部的、整体的和内生的变迁过程，其中包括社区成员的社区意识的增强、社区资源的挖掘与合理配置、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责任感和承担力的增强等等。任何一个社区的发展，如果作为主体的居民处于滞后状态，那它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区发展。社区参与通过互动协调基层工作人员、辖区经济体、居民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社区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了社区价值的高度整合。

在这一点上，绿色家园社区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充分调动居民参与，是很可贵的做法。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社区共建是社区建设的根本出路，也是推动社区发展的强大动力。社区的发展不仅需要党委、政府强有力地推动，更需要社区成员、社会团体及社区各单位的参与、关心和支持。绿色家园社区参与以社区居民为基点，在政府的指导下，利用单位的资源优势，形成了多元互动与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党委和政府发挥着领导或主导作用，居民委员会和各种社会团体发挥着骨干或中介作用，广大居民和社区企事业单位发挥着基础和支持作用。社区参与便是通过这种机制，以社区为载体，以社区活动为抓手，形成了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2 从需求出发

社区服务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在完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网络中、在健全社区服务体系的进程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社区公共服务开展的效果如何，能否真正满足居民群众的需求，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居民群众的幸福。对于社区公共服务工作，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越是低收入居民群众对社区公共服务越欢迎，越是老年人、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少年儿童、流动人员等困难、弱势人群对社区公共服务的依赖性越大，越是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的地方，社会公平正义就体现得越充分，社会和谐度、居民的幸福指数就越高。

绿色家园社区开展的活动，如上面我们提到的成立社区康复站、“一刻钟服务圈”服务商信息采集工作、科普健康知识讲座等都是应广大居民的要求开展的，也确实回应了居民的需求。这使得活动可以事半功倍，取得居民的认可和好评。社区开展工作，一个应有的出发点就是便民利民。这种活动面向社区内的全体成员，其内容应该十分丰富，包括起步较早且发展较快的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和幼儿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以及全民健身运动等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已成为新的社区需求。社区卫生服务旨在通过建立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实行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服务等的一体化，为社区居民日工综合性的医疗保健服务。还有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的全民健身运动，在社区内建立方便社区居民健身的运动场所和设施，组织社区居民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另外，开展社区居民可以广泛参与的文化竞赛活动等。

3 培育社区资本

城市居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比较“散”，由于工作单位不一样，尽管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彼此却大都不认识。甚至住在同一个楼门的居民也互不往来。人文环境的陌生弱化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所以必须设法提高居民的自治组织能力，使居民之间熟悉起来，增强其社区归属感。用理论的话来说，就是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让居民之间相互信任，能够相互支持，更容易达成彼此一致的行动。社区社会资本是包括个人、正式组织以及非正式组织和群体在内的社区行动主体建立在信任、公民参与、互惠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及其所蕴涵的价值、文化和规范等的一种资源性力量。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结构分为实体和抽象两个层面,其中实体层面包括内部的社区参与、社区关系、社区组织以及外部的社区环境；而抽象层面则包括社区规范、社区认同、风俗习惯、文化价值等。

绿色家园社区着力扩大活动的参与对象，旨在建立一个沟通交流和信息传递的平台，构建社区的社会网络。这种互动网络的建立和良性运转促进居民社区参与，社区居民之间将建立起互相信任和共同意识，慢慢形成互惠交换的规范；并且该网络还可以提供沟通的媒介，有利于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能够把居民联系起来，使之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组织可以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两类。前者是指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户代表会议等组织，后者是指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晨练队等社区内居民自己建立起来的组织。决策性、监督性事务应充分利用正式组织，而娱乐性活动、互活动等则应通过居民的自组织。在培育、引导居民组织化参与的过程中，除了应区别不同的类型外，还应区别不同的参与对象，比如针对老年人，应以一、二个骨干为中心组织健身性、学习性、娱乐性组织，针对年轻人，则应组织服务性、互组织，便于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居民提供志愿。“邻家邻”活动之所以受社区重视，且实施较长时间，关键就在于它将辖区力量融会在一起，实践中发展了社区关系，且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人们对社区的认同和信任。

4 实现资源整合

社区内各种资源富集，但传统的单位参与和邻里互助的参与模式总是难以突破原有的架构，使社区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从而造成了社区内资源浪费与资源贫乏并存的尴尬局面。绿色家园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资源分散、各自为战的困境，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社区现有的资源，整合社区居委会、企事业单位、商业服务业等组织的力量，本着自愿互惠的原则实现社区资源共享，优化了社区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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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地农民基本状况分析

（一）经济生活方面

1.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限制，就业水平低下。从失地农民自身来说，过去以种田为生，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缺乏知识文化水平和相应的职业技能，这成为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重要因素。调研发现：大批40岁以上的人无业闲居失地农民，仅靠出租房屋获得收入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即使就业，失地农民因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往往导致他们就业的非正规性质。而这种非正规性质，其基本特征是工资水平低，工作时间长，社会保障欠缺。

2.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生活负担较重。我国现行的土地补偿采用的是土地原有用途的年产值倍数进行补偿，法定高限是16倍，最高不能超过30倍。而实际上，以当前的经济水准，即使按照较高限额标准进行补偿，这笔补偿款也难以达到保证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的要求。

同时，由于失地农民自身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投资理财意识，安置费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另一方面，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生活以后，吃、穿、住、行、教育等基本开支都达到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标准，生活成本呈直线上升趋势，因此加重了生活负担。

3.社会保障的缺位。虽然农民的户籍由农村转为城市，但通过对一些地方的调研表明：相当多的失地农民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相同的社会保障权利。有些失地农民根本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基本的城市医疗保险和城市养老保险，使诸多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存在后顾之忧。

（二）政治生活方面

农民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且较为封闭的农村，民主政治诉求不强烈，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市民意识薄弱。缺乏公民应有的自我权利意识，往往忽视自己的民利或不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民利，很少参与政治生活，以致自己进入城市后无法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和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另一方面是法制意识的欠缺。农民习惯于农村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社会交往方式，囿于“熟人社会”，同时受限于自己的文化水平，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往往不会选择诉诸法律途径，对于法律法规缺乏一定的认知。

（三）文化生活方面

城市化往往可以很快地造成一个地区人口及经济结构的变化，然而社会结构的改革却要缓慢的多，特别是在风俗和约定俗成的传统上表面尤甚。失地农民虽然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下居住在城市，但在很多方面都未融入城市生活。

首先是失地农民心理认同的不适应。受中国传统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和城市社会缺乏认同感，对城市缺乏归属感，有时甚至排斥城市。其次是部分失地农民生活节奏缓慢，仍然保留较强的农村生活方式：如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家庭生活方式和交往生活方式等。

二、阻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原因分析

（一）主观原因

1.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失地农民生活方式转变困难。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认为：在农民的价值体系中，金钱不是一种可靠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土地。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将土地视为生活的全部。失地农民即使户籍和居住地发生改变，但对其本身的角色定位仍然是农民，从而导致其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仍旧比较传统，转变较为困难。这种心态严重地阻碍了其市民化的进程。

2.受教育水平不高、人口素质偏低，是阻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失地农民在失地前因以种田谋生，其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从而缺乏除种地以外的其他职业技能，导致他们在角色转变之后缺乏维持自身和家庭生计的基本技能。另外，由于农业社会时闲时忙的特征，部分失地农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养成了散漫和安于现状的性格，缺乏主动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意识。这些也都阻碍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二）客观原因

1.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合理和土地征用补偿措施的不到位是阻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因素。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基于非市场化的行政强制，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在价值形态上，现行土地征地制度下的土地价值转移造成对农民利益的损害，使失地农民陷入经济贫困。

在调研中发现失地农民对目前的安置工作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土地的补偿标准偏低和补偿落实不到位。同时，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也使得农民往往难以获得公平的待遇或者公正的补偿。这些往往使失地农民心存气愤，严重阻碍了失地农民市民化。

2.社会保障的缺位是阻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机制因素。目前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尚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各地的措施有差别，尤其是运行、管理、监督等制度处于混乱、且无法可依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的各种养老保险均是采用积累的办法，个人缴纳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贴，而这种积累必须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积累期。失地农民由于经济原因往往不愿参保，这样就导致失地农民的养老等问题成为悬在每一个失地农民家庭上的一个“吞钱机”，制约着其市民化的进程。

3.失地农民就业机制的缺失，导致其转业和再就业不容乐观，严重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固然能够改善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但阻碍失地农民市民化转型的根本障碍是由于资源剥夺导致的能力贫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阐述了“可行能力”这一概念，即“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基于这样的视角分析，失地农民在失地后并不具备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可行能力，转业和再就业能力从总体上看还是很弱的，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其经济来源，这就必然制约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

4.城市居民对失地农民的排斥，是阻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传统文化形成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使得部分城市居民在心理上有先天的优越感，不愿与失地农民共享城市资源。学术界普遍认为，作为边缘群体的失地农民不仅仅被排斥在社会主流的经济生活之外，而且还被整体排斥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城市居民的这种态度，往往使失地农民从心理上和行动上主动会远离城市居民，缺乏相应的沟通。这必然阻碍其失地农民市民化。

三、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对策与措施

市民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复杂过程。既需要政府的大力推进，同样也需要失地农民的自身努力。

（一）经济层面

1.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和土地征用补偿措施，保证失地农民基本权益的真正维护。与失地农民密切相关的就是土地征用补偿。这是失地农民最初的生活保障，也是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的维护。只有真正做到了补偿的合理，才能使失地农民维持自己的生活，令失地农民不至于失去土地之后面临“无米之炊”，才能真正维护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这就需要政府完善其土地征用制度和土地征用补偿措施，既做到土地征用的制度保证，也能更好地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

2.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基本覆盖。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就意味着失去了附着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权利，各项生活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当前应当尽快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充分落实社会保障的平等权，将其纳入到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中，使其真正享受到“城市居民待遇”。另外，要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使失地农民的农村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形成无缝衔接，做到“制度无障碍”，保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基本覆盖。

3.完善就业机制，加强失地农民再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失地农民转业和再就业能力，促进失地农民市民化。实现劳动力转业和再就业，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使农民变为工人，使他们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转变为从事工业生产，这是农民从乡村文明到城市文明的物质基础，失地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

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完成离不开就业机制的完善。一方面，要充分落实就业平等权，建立市民与失地农民之间统一的就业市场，平等地对待就业的市民与失地农民，择优选择企业所需人员；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再教育，针对性地进行转业和再就业技能的免费培训，提高其转业和再就业技能，同时鼓励其自主创业。只有失地农民做到了职业的固定，收入的稳定，其市民化的愿望就必然会增加。这有利于其市民化进程。

（二）文化层面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是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重要举措。首先，要按照城市社区规范要求进行管理，搭建农民与市民的沟通桥梁，落实失地农民的市民待遇；其次，要开展对失地农民的综合素质教育，增强其市民意识；最后，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完善基本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设施，构筑失地农民的市民价值观。只有使失地农民从观念上乐意融入城市，把自己当城市人看待，那么距离其市民化的完成就不远了。

（三）主体层面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前中国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除了体制机制、政策措施等障碍外，其自身素质也成为阻碍其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引导，切实提升失地农民的基本素质。

篇10

关键词：新农村；快速城镇化；城乡统筹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situ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road along the health development of economical society, the coordin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ooperation,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mphasis should be well land integration,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and complementary linkage,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ontrol,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etc, in order to deal with fast urbanization, resources shortage brought about by the huge challenges,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rural area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new countryside; Rapid urbanization; Urban and rural

中图分类号：G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人口众多、人均拥有的资源和能源数量低、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可耕地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3%，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能源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和42%。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城镇化水平持续较快的提高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的基本特征，而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有大量的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同时城镇的发展空间也不可避免地向广大农村地区扩展，这一发展过程往往伴随着矿产的大量开采、资源大量消耗和建设用地的大量扩张，如何处理好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活质量提升的关系，是当前形势下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新农村的建设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协调发展方面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有利于缓解城镇化过程中的突出矛盾，改善农村地区的物质面貌和生产生活条件，形成城乡互动的经济良性循环关系。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新农村建设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强农村居民点整合，提高土地使用的集约化程度

集约节约用地是解决建设用地不足的根本出路。在规划编制中必须始终贯彻集约节约用地的思想，引导土地利用走集约节约用地之路，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建设用地增加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生态环境，通过严格建设用地管理，统筹城乡用地布局，控制城镇建设用地盲目外延，整合城镇工矿用地，提高城镇用地比例，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以严格保护耕地为前提，以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为重点，以节约集约用地为核心，加强基本农田保护与建设，保障粮食安全，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

协调“发展与保护，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废弃砖瓦窑场复垦、土地开发等将补充一定数量耕地，不会改变农田生态系统的主体功能。重点规划建设中心村，引导农村人口向条件较好的中心村集聚，进行乡村合并与整合，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村庄整合主要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1、城边村庄并入城区（或镇驻地）

位于城区或镇区边缘的村庄并入到城镇生活区，共享城镇较高标准的基础设施与公益性公共设施，建设以多层为主的城市社区。

2、基础较好村庄合并周边村庄做强中心村

发展条件较好的村庄应采取鼓励发展的策略，适当合并周边的村庄，进行较高标准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发展中心村。

3、基础较弱的村庄撤销并入周边村庄

发展条件较弱的村庄撤销并入城区、中心村或基层村。若干较弱村庄合并建成后作为基层村，应采取控制发展的策略，此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不宜太高，建设以低层为主。

4、受自然灾害威胁村庄并入周边基础设施较好村庄

对受滑坡、泥石流、崩塌等自然灾害威胁的村庄，结合规划布局调整，并入周边基础设施较好的村庄。

5、特色村庄单独保留

单独保留特色村庄，包括历史文化保护村庄、风景旅游区内村庄等。

二、新农村建设站在区域角度，与城市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城乡之间存在天然的互补特性，在乡村生态系统中，生物生产量大，消费者少，许多乡村地区还处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中，乡村应加强与城市的区域协作，综合利用本地资源，借助城市的提升和带动作用，提高乡村地区的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同时也提高了整个城乡生态系统的自律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在城乡统筹方面，新农村建设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与城市的协作关系。

1、留出足够的农业用地，一方面保证城市的农副产品供应，另一方面形成一定范围的绿化隔离，维持城市生态，改善城市环境。

城市是依托乡村发展起来的，农村具有自然性、情趣性、传统性等基本特征，即使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对其周围地区乡村的依赖性依然很大，主要体现在新鲜蔬菜供应、休闲度假等方面，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乡村直接参与城市的经济运转，这一过程同时也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形成城乡相互服务的格局。乡村地区的农林用地作为区域生态隔离绿地改善了区域的生态环境，构筑区域性的带状生态屏障，形成了“自然-空间-人类系统”的城乡融合社会。

2、根据所处区域城镇职能和资源环境条件，安排产业用地，疏解城市功能。

乡村围绕城市的主导产业，安排一定的产业用地，如与主导产业相关联的配套工业，以及直接为城市服务的交通运输、仓储物流等第三产业，实现城乡空间上的相互渗透，促进乡村的现代化建设。

3、结合与城市的空间位置与产业发展，疏解一定的城市人口。

通过居住空间的合理安排，实现一定范围的城乡区域人口流动，降低生活成本，提高生活环境质量。

三、新农村建设要注重生态环境，对具有生态服务功能的地区应严格保护

农村地区具有较高环境承载力，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环境保护的压力将越来越大。首先应对农村地区的生态功能区进行划分，如河湖湿地、水源涵养、土保持、生物多样性地区等，明确划定禁止建设区范围，确定生态环境、水地、水资源、能源、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保护要求，并制定空间管制的具体要求，指导农村地区非农性质的开发建设活动。禁止建设区作为生态培育、生态建设的首选地、严禁进行任何与保护功能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规划将河湖湿地、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地下水源核心区、山区泥石流高易发区、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大型市政通道控制带、绿线控制范围、煤矿开采区、河流、水库、道路和农田林网控制范围等划入禁止建设地区。通过管制区的划分，限制盲目建设，为生态环境和农业发展保留相对稳定的区域，体现建设与保护并重，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使新农村建设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四、新农村建设要结合自身特点，节约资源，改善人居环境

在建设具有现代功能、体现本地特色、方便使用的农村新民居的同时，注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实现提升环境品质与资源节约相结合。

新农村建设要积极采用节能门窗、外墙保温、非粘土砌块等节能材料和技术，优先选择利用太阳能、沼气、秸秆利用、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就地取材，降低成本，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实施污水处理和城乡一体化垃圾集中处理工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现代生活方式的逐步确立，乡村污水和生活垃圾的产生量迅速增加，需采取有效措施，变废为宝，推动污水的再生利用和垃圾的资源化。

在污水处理方面，结合城乡一体化进程，离中心城镇较近的乡村，其污水可以输送至附近城镇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其余离中心城镇较远，相对独立的乡村，其污水应考虑采用小型污水处理站等方式进行处理。由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做深度处理达到使用标准后，作为周边农田灌溉、河道景观、绿化、环卫、工业、冲洗用水等，减少对自然界水资源的开采，形成良好的水环境。

在垃圾处理方面，实行农村垃圾分类减量收集处理。农村生活垃圾的特点是无机物含量较少，人们的节俭意识较强，从源头上进行垃圾的分类收集，积极回收可利用物资，实现垃圾资源化、减量化，将极大改善乡村容貌和人居环境。村庄负责本区垃圾的分类、收集，指定专人定期清扫、收集垃圾，积极鼓励农户利用产生的有机垃圾作为有机肥料，实行有机垃圾资源化，对瓜果皮、菜叶、稻草、动物粪便等有机垃圾进行就地堆肥或沼气厌氧化处理，对建筑垃圾进行定点集中堆放，采用回填路面等方式进行集中利用，对塑料、泡沫、废纸、玻璃等垃圾进行回收利用，经分类利用后，可使垃圾减量80%，其余不能回收利用、不易降解的垃圾进行定点收集处理，将不可回收物送至垃圾填埋场、处理厂进行卫生填埋或无害化处理。

五、结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农民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此同时环境资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积极探索解决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步伐，走上符合中国国情、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新农村的建设应重点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重点处理好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城乡经济互补、生态敏感区的保护、环境卫生改善以及资源的回收利用等方面的问题。合理安排乡镇建设、农田保护、产业聚集、村落分布、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统筹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建设乡村回收站点、分拣中心、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回收网络，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修复为主，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城乡发展与社会公平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最佳平衡，把传统村庄建设成为具有现代服务功能的新村，以城乡一体化格局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塑造农村新风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编．科学发展观与城市规划．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7．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

[3]周一星．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城市规划，2006，30（增刊）：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