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联动机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意识形态联动机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新媒体的政治参与，使现行的政府运作方式受到巨大的冲击，形成一定的舆论合力后，还会促生新的舆论方向。如何把握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趋势，将激涌的民意控制在目前国家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在实现民意充分表达的同时，又避免因民意的过度表达而冲击政府权威、引发政治冲突，这将考验政府在新媒体时代的执政智慧。

一、新媒体对舆论工作格局的影响

1.弱化信息把控优势。

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不仅带来了信息传播和聚合方式的变革，也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和形态，弱化了社会管理者在信息资源把控方面的优势。新媒体的技术特性不仅模糊和重新界定了过去所谓“主流”、“非主流”和“权威”、“非权威”等概念，还改变了人们评价社会公共话题的参与模式。这种依托于新媒体（主要是网络传播）的公众意见自成体系、自由表达，体现出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件讨论的能力大大加强，也使得以往信息不对称传播的方式得到改观。从某种意义上理解，新媒体帮助公众实现形式权力的突破，初步完成社会权力的再分配。

2.破坏意识形态建构。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利益问题，往往和思想认识问题交织在一起，并通过一定的社会思潮、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目前，新媒体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难度，传统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凝聚能力下降。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反映到社会心理层面，就是人们排斥和怀疑正统思想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价值取向。新媒体以其特有的信息“阻隔”功能和强大的网络语境颠覆性，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

3.消解政府权威与公信力。

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互信度，是社会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的重要资本，这种资本需要长期的互动才能累积起来。与传统媒介生态下的舆论监督不同，网络舆论生态因新媒体的存在而使地方政府的“公关管控”存在巨大的风险，突发事件因危及到民众切身利益，普遍会带来舆论的负面反馈，进而推动民众与政府“不自觉对立”。在舆情演变的过程中，各种价值理念、思想意识、道德观念自由自主、快速无序传播，不仅造成舆论溯源困难，还导致网络事件的变异，给社会管理带来极大的困扰。

4.抬升舆论引导成本。

网络等新媒体作为一种自发性的意见表达形式，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出去或形成舆论强势，满足公众“知情”和“表达”的诉求。如果不能理性引导公众有序合法地表达自己，不仅会大大抬升引导舆论的成本，还将使培育舆论“自我净化”的努力化为乌有。新媒体的出现，要求社会管理者把网络舆论场作为了解民情、掌握民意的晴雨表，正确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质与量的关系、快与慢的关系，积极考虑民众的接受范围、舆情的承受能力，在新媒体的技术平台上探索网络时代危机应对方式、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方法和途径。

二、新媒体管理运用难点及弱点

1.信息甄别。

新媒体（主要是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其虚拟性、交互性、匿名性、开放性等特性，导致社会事件在传播上的矛盾对立。网上行为理性与非理性倾向相互交织，形成了多种舆论杂合形态。由于新媒体的技术特性，目前信息不需经过严格的审核与核实，这就导致通过网络传播、报道的消息内容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公众面对网络上大量的舆情信息感到困惑、迷惘，造成人们是非观念模糊，舆论导向的控制力减弱，给舆论引导工作增添了难度。

2.利益诉求。

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同时，由于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各种利益诉求和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矛盾纠缠在一起，社会管理者对敏感问题处置稍有不当，就有可能通过网络等新媒体造成大范围的负面影响。

3.社会情绪。

舆情事件传播的速度、规模和方式，不仅取决于事件的社会背景和性质，还与网民群体的认知态度、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密切相关。政府部门对社会情绪的安抚和正面回应，已经成为政府引导舆论，有效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一些公共事件中，部分群体本来就对社会或单位存在着对抗情绪，他们通过网络的偏激、情绪化甚至是煽动性的言论很容易受到关注，引起众多有关因素的卷入，使社会舆情复杂并且难以控制，成为舆论关注的难点，引导处置难度加大。

4.治理理念。

相对开放的舆论格局，使各级党委、政府面临较之以前更为严峻的考验。在一些地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舆论格局的新变化，显得很不适应，舆论引导能力明显不足，凸显出执政能力中的“短板”。有些地方政府习惯用排斥社会参与的权力机制，来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政府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技巧还严重滞后。以什么标准对近年来网络突发事件进行性质界定，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网络突发事件产生机制及传播模式，如何正确地、有效地引领社会舆论，变得难度更大。

5.引导技巧。

面对各类突发事件，一些社会管理者满足于立竿见影的治标功夫，疏于或懒于从治本方面进行“活血化瘀”的疏导，在化解各种显性或隐性的不稳定因素方面存在本末倒置现象。部分领导舆情意识和能力欠缺，对社会舆论中的民声、民意、民智缺乏应有的尊重和敬畏，不屑于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网站和网民社会责任缺失，也不清楚如何从制度设计上强化网络媒体和网民的社会责任，满足于对公众进行生硬的灌输式传播，难以担负引领社会舆论的大任。

6.联动机制。

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舆论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公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多元信息的制造者与参与者，话语权和权的下移使受众也具备了自我议程设置的能力。部分领导在如何构建中央与地方、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动机制方面思维僵化，对媒体联动机制缺乏全面的、辩证的认知。不知道怎样把握网络监督的“度”，也不清楚如何把握舆论引导、情绪疏导的时机和火候，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发挥新媒体监督功能、作用之间摇摆不定。

三、如何形成新媒体管理合力？

1.转变管控思维，适应社会需求。

在新媒体营造的舆论感染力作用下，“广场式舆论”更容易推动民众做出简单追随的行为，旧有的管控方式和思维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治理需求。新媒体制造着各类信息，引导着社会舆论，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政治取向和行为，如果引导不当，很容易刺激公众的情感反应，进而导致事态失控。新媒体时代是全民提供线索的时代，民众关心并调查政府在做什么，官员遭遇全面监督和直接批评成为一种常态。新媒体的发展将迫使政府部门转变管控思维，认真学习新媒体知识，积极消除新媒体恐惧症，努力避免封堵方法和“鸵鸟”态度。

2.优化治理模式，理顺工作机制。

近年来，公共行政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不断加剧，新媒体催生的公民社会日益壮大，使得传统政府治理模式日益显现出濒临危机的征兆。新媒体以更充分、更快捷的暴露危机的方式给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带来冲击。舆情危机的产生，既因转型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引发，也因新媒体自身的特点导致。基于当前网络舆情治理的瓶颈，亟待创新社会化、法制化的多元治理模式，只有各个政府行政单位之间理顺工作机制，实现归口管理、专人负责、信息互通、协调联动、综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才能得到及时、高效、合理的应对和解决，舆情应对工作才能跟上新媒体的脚步，才能与网友的情感合拍。

3.加强法制建设，规范传播秩序。

新媒体的管理，既要考虑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也要兼顾国家安全和公民权益保障。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新媒体的专门法律，有些间接可依据、可引用的相关法律，但用起来不趁手。因此，可以考虑在完善现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以法律或者行政性法规的形式，建立权责对应的新媒体管理法律体系。在信息聚合与扩散不断提速的新媒体时代，各级政府很有必要理顺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机制，营造健康良性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规范传播秩序，加强对舆论的引导。

4.新旧媒体互动，拓展宣导空间。

在很多舆情事件中，互联网等新媒体都在扮演着为大众、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角色。特别是在传统媒体因为种种顾虑而缺席或反应迟钝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充当急先锋的角色，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在新媒体时代，既往的议程设置理论根据现实有所修正，只要选准突破口，新旧媒体相互借力，就可以借助新媒体优势，扩展报道互动新空间，将受众接受信息和接受导向的过程融为一体。社会管理者借助新媒体搭建统一的开放性平台，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既提升了报道价值，又满足受众深层次的需求，将是优化政府治理模式，重构正面舆论的自主性和传播力，通向善治的一剂良药。

篇2

关键词：文化安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海宁皮影戏；联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文化安全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以海宁皮影戏为例

收录日期：2013年4月13日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文化安全就是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知识传统、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在人民群众中保持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石中英，2004）。文化安全就是在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一国的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威胁和支配，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与完整。

现今世界，全球化的加剧使某些强势文化向世界扩张，开始进行文化侵略。在此基础上，保护好本国的文化安全成为保护国家安全刻不容缓的新任务。同时，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1990）将来自一个国家文化体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称作“文化权利”。可以说，文化安全一旦受损，往往会动摇国家生存的根基。然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并不乐观。仅以传统戏曲为例，在山西，1983年调查统计，有49个戏曲剧种。到2003年统计，当时存活在戏曲舞台上的剧种只有28个，有21个已经消亡。2012年5月下旬，据山西省文化厅非遗处介绍，又有13个剧种消亡，目前山西省能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种仅有15个。30年中仅山西一省就有34个剧种消亡，平均每年有一个以上的剧种在消亡。而海宁皮影戏也是其中面临消亡的剧种之一。

海宁皮影戏具有悠久的历史，唱腔丰富，吸收本地盐腔，兼有我国四大古声腔的“海盐腔”和“弋阳腔”；其造型精美，遗存着南宋皮影的绘革之风。研究海宁皮影戏的历史与现状，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随着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海宁皮影戏由兴盛走向衰败，并且逐渐被人们遗忘。2011年海宁皮影戏正式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其生存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人们对海宁皮影戏感兴趣程度低，以及海宁皮影戏过于陈旧、创新力度不足等。因此，本文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宏观背景下，探讨海宁皮影戏的现状问题、分析海宁皮影戏逐渐被民众遗忘的原因，以及提出保护海宁皮影戏的相应对策，从而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好发展，进而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二、文化安全视角下海宁皮影戏现状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000份，实际收回839份，其中有效问卷807份，有效收回率为80.7%。问卷采取随机抽样，选取浙江省嘉兴市和海宁市作为抽样单位。

在对皮影戏了解的问题上，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的民众只占到23.05%，而一般了解、比较不了解和非常不了解的占绝大多数为76.95%。而在是否知道海宁皮影戏是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上，知道的民众与不知道的比例相当，分别为51.43%和48.57%。对于是否知道哪里购买、观看皮影戏，或看过或购买过皮影戏的问题上，知道哪里购买、观看皮影戏的只38.66%，看过或购买过的也只占39.90%，相反，不知道的分别占到60.10%、61.34%。因此，证明民众对皮影戏的关注度不够，皮影戏即使发源于此，但是它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对皮影戏感兴趣的问卷调查中，我们惊奇的发现，对皮影戏非常感兴趣、比较感兴趣和一般的民众达到88.22%，其中感兴趣、一般的民众比例达到46.28%，只有8.31%的民众比较不感兴趣，3.47%的民众非常不感兴趣。如果我们更好地宣传皮影戏，更好地继承、弘扬我们的皮影戏，适当加入一些现代元素，也许这46.28%的民众会成为非常感兴趣的民众。（表1）

此次调研，由于调研的区域、客观条件等限制，我们并不能大量的对政府、文化部（镇）、海宁皮影戏的老艺人发放问卷，所以我们采用访谈法。通过访谈，让我们了解老技艺家眼中皮影戏的发展现状及其问题，以及多年来对于海宁皮影戏，他们的一些感受，让我们离海宁皮影戏更近，走进海宁皮影戏。

现今，海宁皮影戏存在的问题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承问题

1、传承人老龄化。目前，海宁皮影戏拥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人，海宁市级代表性传承人4人。这8位传承人大都已近高龄，其中年龄最小的也已63岁。在我们采访的4位技艺家中，两位老技艺张坤荣、苏雪其都已退休。

2、皮影戏人的工资和待遇差。资金问题同样是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遇到的共同问题。资金的缺乏，致使从事皮影戏行业的人工资低，这根本吸引不了年轻人的加入。

3、皮影戏相关器材不到位、演出场所简陋且逐渐消失。“相关皮影戏演出器材（如皮影）已经存入文化局进行标本，私人要取出来进行表演十分不方便（为此他们还专门请皮影戏的制作大师王钱松老先生对所有皮影进行了重新制作，目前好像接近尾声），但这十分不利于皮影戏的传播。”苏雪其老先生感叹道。

4、皮影戏传承方式陈旧、不易学习。基本依靠老艺人口传身教的方法，效率低下。许多说不出来的手势、感觉都是师徒手把手传教的，这样才能保证原始的韵味，一个师傅往往只有2、3个学生。

（二）创新问题

1、皮影戏受外来文化冲击大。赵力姐曾告诉我们：“作为年轻人，我虽然从小对海宁皮影戏接触也比较少，但并不影响我对这门古老艺术的热爱。但是，皮影戏只是我的工作，日常生活中我也喜爱欧美大片等等，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一代能够发现并理解欣赏皮影戏这门古老艺术的魅力。”

2、海宁皮影戏相对封闭，外出交流少。传统影戏剧团因其艺人年龄偏高，只能呆在盐官进行演出，缺乏与其他地方皮影戏的交流。现在国家级传承人年龄更大，也不太可能跑到外面去演出了，这将大大减少皮影戏接受外来文化的感染、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机会。

（三）保护体制问题

1、产业化初现雏形，但是还未形成产业链。“海宁皮影戏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现今，国家对于皮影戏的保护机制是出资给一些私人老板组建皮影戏艺术团来进行海宁皮影戏的保护工作，但是，这样会滋生很多问题。”老先生感叹道。并且，在我们走访当中，在“宰相府风情街”中只有孤零零的皮影馆，馆内也只有单一的皮影表演。没有将皮影戏表演、皮影戏展览、皮影戏纪念品连成一条链，形成贯穿皮影戏产业化的主线，依旧各要素分散各处。

2、缺乏专门机构管理皮影戏发展。资金的管理、皮影的录制和整理、剧团配备的管理、人员安置等问题，都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

3、布局分散，缺乏规模效应。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皮影戏馆总是孤零零地蜷缩在角落，并且现代皮影戏、传统皮影戏都分部在不同地方，这样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难以获得民众的关注，难以使传承人之间相互交流竞争，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4、皮影戏进校本课，实施情况不乐观。斜桥镇中心小学是皮影戏进校园的重点实验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基地。学校实行皮影戏进校本课，对五六年级学生开展一星期一节皮影戏课程等。但是实地采访后，我们得知，皮影戏进校本课活动的开展情况并不乐观，并不是所有同学都参与了我们的校本课活动，而是个别的同学参与其中。

三、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建议

通过实证研究，本文总结出海宁皮影戏现今面临着五大方面的难题：

（一）传承问题。在传承方面，首先最大问题是传承人老龄化；其次是皮影戏人的工资待遇差，后继传承人少；再次是皮影戏相关器材不到位、演出场所简陋且逐渐消失；最后皮影戏传承方式陈旧、不易学习，使我们后来传承人任务十分艰巨。

（二）创新问题。除了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海宁皮影戏却又在固守着自己的一方土地，封闭，外出交流少，且传统剧目剧情冗长，不适合现代快节奏的发展速度，需要改革。

（三）保护体制问题。海宁皮影戏保护机制存在众多问题。首先，产业化初现雏形，但还未形成产业链；其次，缺乏专门的机构管理皮影戏发展；再次，皮影戏馆布局分散，缺乏规模效应；最后，皮影戏进校本课措施，实施情况并不如预期的乐观。

（四）皮影戏本身存在的问题。海宁皮影戏作为一种地方非物质文化，首先，其演唱主要以方言为主，现代人都听不懂；其次，剧目革新少，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最后，演出内容和形式限制影戏的发展。

（五）大众意识。大众意识不够，缺乏新颖宣传。生活节奏加快、习俗的擅变，皮影戏新颖宣传的缺乏，使大众越来越不关注皮影戏。

在分析以上原因的基础上，我们又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措施，以促进海宁皮影戏的保护和发展。这主要从一个核心和四个联动机制来阐述：

1、一个核心：以传承为核心，完善传承缺陷

第一，要解决资金问题，需要政府直接的经费补助，但是只靠政府的资金补助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还需要政府支持，发动民间力量，将民间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用于文化的保护。

此外，我们应该注意传承人问题。多分配一些正式编制给青年传承人。据我们采访所知，青年影人加入皮影戏剧团，是因为这样可以获得一个正式的编制，有利于生活的稳定，有利于他们更加专心的投入皮影戏的研究当中去。

第二，政府要起到组织、调节和引导作用。政府要建立健全它的保护体系，政府要支持皮影戏向外发展的活动。目前，政府将皮影箱收入文化局保护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也违反了活态保护的原则，给皮影戏的演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希望政府可以有所改良。

第三，皮影戏表演的场所缺乏。原来农村中的戏台早已不知去向，而目前存在的皮影戏馆也仅仅只有两处。因此，需要政府以及各种民间文化组织多建起一些表演场所。

第四，皮影戏的传承方式陈旧，不易学习。为此，可以采取新的教学和保存方式。对于仅仅存在于老技艺家脑海里的技艺，我们摸不着，因此可以采取口述史学的方式，将其数字化和网络化，比如组织老艺术家将皮影戏表演的技艺编辑成书，并拍摄记录在影碟中。影像和文字的双重记录，对以后的人们有极大的帮助。

2、四个联动机制：创新、保护机制、大众意识、皮影戏自身四个联动机制，推动保护皮影戏的发展

（1）维度一：完善创新缺陷

第一，必须有新的剧目、新的表演方式、新的科技手段，以适应新时期的观众。所以，要鼓励皮影戏新剧目的创新、改革，特别是编演适合儿童观看的新皮影戏，鼓励培养年轻演员，用新的剧目培养新一代观众。

第二，学会走出去，对海宁皮影已经刻不容缓。成为“世遗”之后，海宁皮影戏走出去的机会更多，杭州、成都只是海宁皮影戏走出去的一个点，近年来，无锡、唐山以及国外新西兰等地都留下了海宁皮影戏的“声影”。接下来，希望海宁市政府等相关部门再多多考虑与当地外事办合作，创造更多走向国际的机会，更大程度地打响海宁皮影戏的知名度。

通过举办全国皮影戏汇演和皮影艺术节，促进全国各地和各个流派皮影的交流与提高；建立皮影戏博物馆和皮影戏艺术研究中心；集中整理、保存这些民间艺术的瑰宝，采用综合性角度和大量翔实的历史材料来展示中国皮影戏的历史发展。例如，北京的皮影戏宣传就做得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2）维度二：完善保护体制

第一，完善产业化，建立皮影戏产业化。产业化虽已具雏形，但是尚不成规模，我们应该将传统皮影戏和现代皮影戏相结合，形成较为大型的皮影戏影视馆。皮影戏馆包括皮影戏的观看、皮影戏的展览、皮影戏纪念品购买，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

第二，建立专管机构。资金的管理、皮影的录制和整理、剧团配备的管理、人员安置等问题，都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因此，政府文化部门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皮影戏管理机构来领导各界共同参与的保护行动。

第三，调整皮影进课堂措施，让其效益最大化。现在已有的皮影戏进课堂措施实际实施状况差，所以还需要根据实际状况，对这种措施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更改。

（3）维度三：完善皮影戏自身的缺点

第一，皮影戏原汁原味的方言应该保留。我们可以采取科技手段，比如电脑字幕来解决语言问题，这种手段已经普遍采用在各地大型皮影戏剧团中，因而这是实际可行的。

第二，关于雕刻者的问题。应加强对雕刻者的培训。当有更多的雕刻者加入到皮影戏的绘制中去后，会有更多的皮影来支持其演出。

（4）维度四：提高大众的意识。现在海宁皮影戏得不到推广，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民众的意识不高。要提高民众的意识就需要多在人群多的地方进行宣传，比如在大商场及人流量多的地方可以适当播放海宁皮影戏的宣传片或演出视频；可以制作一些海宁皮影戏的宣传册，放在公交站台或书店等公共场合免费赠阅。

主要参考文献：

[1]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3.

[2]Joseph S.Nye.Soft Power[J].Foreign Policy，1990.80.

[3]吴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J].前沿，2011.21.

篇3

（一）加快推进机构改革，进一步理顺应急管理工作机制。根据“边组建、边磨合、边运行”原则，主动承担消防、森林防火、防汛防台防旱、地质灾害防治、减灾救灾等方面工作职责，并进一步厘清部门职责边界，及时与经信、民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对接相关工作职能，按时完成三定方案编制和人员转隶工作。重新调整了县安委会、县减灾委、县三防指挥部、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等议事协调机构成员，健全完善应急值守、情报会商、协同联动等工作制度，出台了《岱山县三防指挥中心联动运作机制》和《岱山县救灾物资储备使用管理联动机制》，并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岱山县海上小型无证船舶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同时，加强对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首次对4个乡镇、8家部门开展了安全生产巡查，确保安全生产责任有效落地。积极筹建县应急指挥中心平台，依托县大数据中心“城市大脑”建设，拟整合公安、交通、海洋渔业、海事、城管等部门资源，完成指挥大厅建设，具体方案正在设计中，将集信息采集、数据分析、风险研判、预警、应急指挥于一体。

（二）强化预案编制管理，进一步健全应急救援工作体系。组织落实应急预案编制工作，起草修订县级总体应急预案（草案），对全县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应急预案进行梳理，明确部门专项应急预案管理清单25项，涉及专项应急预案管理单位15家。重新梳理机构改革后的应急联动单位、分管领导、联络员和24小时值班信息，共确定应急联动单位51家，开展应急联动拉练4次，确保应急联动工作开展有序，应急指令畅通。摸清应急救援队伍家底，现有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1队8组159人，其中消防综合应急救援队伍1支65人，消防车11辆；专业应急救援队16队455人；重点行业安全生产类应急救援队伍46支396人；乡镇应急救援队伍15支455人。今年9月，新组建成立了县内第一支社会应急力量－岱山民安公益应急救援队，为应急救援力量添新军、作补充。同时，加大财政投入增添应急救援设备，投资1079万购置55米进口云梯消防车1辆，已完成合同签订。

（三）夯实防汛基层基础，进一步增强自然灾害防御能力。进一步完善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对全县838名各类防汛责任人进行重新明确，对84个社区（村）和1个经济合作社的防汛防台形势图进行补充完善。组织修订了《岱山县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基层防汛体系及防汛物资储备情况检查，重点检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易洪易涝区、避风渔港、避灾场所等157处，检查乡镇、社区村21个，发现各类安全隐患47处。有效应对6轮梅汛期强降雨和5个台风侵袭，2次启动防台风Ⅰ级响应，共转移群众55540人（包括渔船人员、鱼山人员），出动抢险救援队伍26支3856人次，未发生大的灾情险情，达成了“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积极推进避灾场所规范化建设，对全县37个避灾场所进行调查摸底，通过重新登记造册、落实责任人员、完善标志设施和提升改造，已完成高亭养老服务中心等11个省级规范化避灾场所建设，进一步有效提升我县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四)突出重点领域监管，进一步守牢安全生产防线。一是牵头开展海上安全铁拳专项行动。深刻吸取浙岱渔02611号船“3.12”碰撞沉没事故教训，根据省市统一部署，组织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提高”行动，严厉打击涉海涉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整顿海上交通安全秩序和渔业生产安全秩序，共检查44个渔业村社，核查渔船“一船一档”1967艘，整改问题渔船187艘，强制停航12艘，移送公安7起17人，治安拘留15人；水上交通方面开展现场检查51次，检查运输船舶152艘、港口企业10家，查获违规船舶10艘次，共立案40起。开展海上联合大巡查2次，3名无证船员移交公安边防处理。二是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大检查。“3.21”江苏响水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发生后，我局迅速行动，邀请危化专家对照危险化学品安全大检查隐患清单表和生产安全事故重大隐患判定标准对危化品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共检查危化生产企业3家、油品储运企业2家、加油站6家、经营带储存企业3家和烟花爆竹批发企业2家，下发整改指令书5份，均已整改完成。并制订了《岱山县危化船修理安全基本技术要求（暂行）》，进一步规范危化品船修理行为。三是部署落实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综合整治。深刻吸取宁波宁海锐奇日用品有限公司“9.29”重大火灾事故教训，组织召开全县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专项整治专题会议，及时制订下发了《岱山县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综合整治行动方案》、《岱山县工贸行业小微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并建立了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综合整治包片督导工作机制。目前，各乡镇、部门开展安全联合检查12次，排查企业225家次，排查隐患251处，整改223处，整改率88.8%。

（五）坚持多措并举，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社会共治。一是积极推进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出资139.6万元引进安全生产第三方服务机构，主要对全县规模以上船舶修造企业、重点危险品企业常年开展专业性、针对性的安全服务。目前，已完成检查指导船舶修造、危化、涉燃爆粉尘等各类企业286家次，帮助企业发现并整改各类隐患826处；核查在修油轮26艘，提出整改项148项；帮助企业提升安全管理52家次，取得较好成效，并得到广大企业认可。二是推进科技兴安工作。继续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安全管理系统，并专门发文明确各单位任务，督促各单位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完善事故防控体系，切实推进智慧式用电安全隐患监管服务系统建设。目前，已推广安装智慧式用电安全管理系统1082台，比去年增加了158%。三是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在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达标创建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矿山、危化、涉燃涉爆等企业的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目前，已完成小微企业规范化创建验收20家，在4家矿山、1家洁具、2家涉燃爆粉尘、7家船舶企业全面开展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四是加大重大隐患单位治理力度。挂牌督办市、县二级（市2家、县12家）14家重大安全隐患事故单位，落实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和整改期限，已全部完成整改并销号。完成2处老旧小区消防设施增配改造任务。同时，积极落实《舟山市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奖励办法》，确定2家住建、3家交通、4家工矿商贸为示范企业，并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企业员工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六）加强全程监管，进一步维护安全生产良好秩序。深化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按照省“八统一”工作要求，不断精简材料，缩短审批时限，推进网上办、掌上办等。目前共进驻中心16主项23子项，进驻率100%，今年已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10家，危险化学品设施设计审查2家，重大危险源备案2家，均做到最多跑一次。梳理并公开了第一批部门间最多跑一次事项4项。强化源头管控，实施重大项目引进安全预审制，严格危化行业安全准入，加强与发改、招商、经信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对拟引进的招商项目、落户企业开展安全性评估，做到提前介入，已预审项目8个。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组织开展重大节假日、重点时段的安全大检查，加强对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及船舶修造等高危企业的安全监管，1-11月共检查企业934家次，查处各类隐患662处，下发整改指令书187份，复查意见书147份，立案查处违法案件21起，已办结21起，处罚单位15家，个人6个。同时，积极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机制，推进掌上执法，共抽查企业196家次、日常检查136家次，其中掌上执法193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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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协同理论;问题;路径

一、协同理论的内涵及其主要观点

(一)协同理论的内涵

协同理论由来已久，上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物理学家HermannHaken创造了协同学理论。HermannHak-en认为，一切事物都由多个系统组成的统一体，统一体可看作为一个大系统，而其他元素则是一个小系统。无论何种属性的系统，在整个大环境中，大系统和小系统之间呈现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作用，进而构建出一个平衡的系统结构。协同理论是透析事物自组织规律的行为科学，它从演变的角度来探究人类社会系统和外界信息、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1］。

(二)协同理论的主要观点

首先，各个子系统之间内在联系构成协同效应，整个系统整体产生的效应大于子系统独立运行累计总和。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大系统内，不仅存在各个子系统的独立运动，同时也存在子系统之间的关联运动，在一定条件下，关联运动作用会逐渐凸显，进而产生协同效应［2］。其次，自组织是大系统内事物根据一定规律形成的有序功能，是一种无外部指令也可自主运行的功能。从客观角度看，自组织是相对他组织而言的一个概念，自组织功能实现来自于系统内部，他组织则来自于外部。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入协同理论的必要性

(一)共同的培养目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对针对德育教育提出了详细的指导战略，即“立德树人，坚持德育先行地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强调将德育渗透在教育系统方方面面，同时加强家庭、社会方面的引导，进而形成系统合力。同时，要不断丰富德育形式、内容，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来提高德育工作有效性”。由此可见，《纲要》中的指导内容，对高校德育教育系统的协同提出了一定要求，高校思政教育中子系统能够构成协同效应，也必须协同，这样才能实现我国国民教育目标［3］。

(二)系统的整体性

高校德育中各项教育措施虽然有不同功能，但是通过有序整合，可构成一个合理的运作整体。也就是说，只有高校德育教育中各个子系统能够构成一个合理的运作整体，才能够充分发挥其德育功能。高校思政教育系统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不是子系统之间的累积、相加，子系统之间呈现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关系，每个子系统也需要体现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令人侧目，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诸多问题，比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精神文明建设落后等等，针对这些社会问题，国家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理念，旨在解决社会上存在的不协调问题。高校思政教育引入协同理论，不仅是为了提高高校思政教育质量，也是为了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四)抢占思想意识领域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机构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思维引导，让受教育者形成符合当前社会情况的思想品德，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多元文化碰撞、国际化程度深化、互联网快速发展对高校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造成了诸多影响。而高校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前沿阵地，高校学生的思想观念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将协同理论引入高校思政教育，有助于引导意识主流阵地，提高高校思政教育作用，让学生的思想行为和国家需求高度统一，促使学生形成可抵御不良思想的正面力量。

(五)提升思政教育效能的需要

我国高校思政教育在长时间发展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旧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约束了高校思政教育的良性发展。而协同教育机制能够让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发挥有效合力，能提升高校思政教育效能，促进思政教育体系中各个主体的有机互动，进而形成一个高效联动机制，解决高校思政教育现存问题，从而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六)优化学生素质结构的需要

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不断增多，但是人数和当前学生素质结构却出现了矛盾。我国历来将“立德树人”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指导思想，但是诸多高校却忽略了“立德树人”思想指导意义，高校教育学院化、专业化、技能化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高校学生总体素质。将协同理论引入高校思政教育中，有助于协调高校中各项教育活动，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社会适应力。

三、协同理论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职能部门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我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由学生处、共青团委、教学部门三个组织承担，三个组织在思政教育中发挥不同的教育效能，承担不同的工作职责。教学部门思政课教师对学生进行理论方面的教学;学生处负责指导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共青团委则负责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内容。从客观角度看，三个部门的工作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价值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三个队伍工作却各司其责，缺乏有效沟通，这就严重削弱了高校思政教育效果。

(二)教育资源间缺乏有效的优化措施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员、班主任等等工作并没有构建起一个系统性、多层级的教育体系，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往往只从自己工作角度出发，没有从整体教育成效上进行考虑，没有形成一个“思政教育共同体系”，各个组织、各个主体教育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立德树人教育理念无法落到实处。从客观角度看，高校是我国教育资源最为丰富的机构，但是高校中教育资源却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理论教育、实践教育各自为战，从而导致高校思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三)缺乏完善的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的取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高校思政教育相关制度不够健全，许多教师在制定规章制度的过程中，存在不严谨、不规范等等问题，“形式化”的问题屡见不鲜，导致高校中思政教育制度成为了“空中楼阁”，无法真正发挥保障效能;第二，学校方面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重视程度不足，投入高校思政教育方面的人力、财力、物力无法支撑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发展。

(四)高校思想认知存在偏差

国家对德育教育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但是诸多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理念都存在问题，对德育教育内涵发展以及学生全面发展缺乏足够认识，对理论、实践方面的研究缺乏深度，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关注焦点在课程教育上，而没有关注整个思政教育体系，进而导致思政教育工作缺乏有效衔接。所以，需要及时更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工作观念，纠正理论认识偏差，为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奠定基础。

四、协同理论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的优化路径

(一)优化顶层设计，促进“大思政”格局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将工作重心放在思政教育宏观层面上，注重对思政教育工作的顶层设计以及宏观协调，将“协同育人”作为当前高校思政教育体制建设的基本内容，确保高校中各项思政教育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形成协同力量。主要围绕管理、教学、服务三个方面，全面优化高校思政教育的职责以及任务。同时，还要深入挖掘管理、服务方面存在的思政教育因素，将德育落实到学生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实现服务育人、管理育人、教书育人的有机结合，建立起全员育人的有效工作机制，构建“大思政”教育格局。

(二)树立协同理念，贯穿高校人才培养过程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理念，直接决定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成效。所以，要从“以生为本”基本理念出发，针对当前高校学生的个性特征、行为习惯、思维方式，调整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理念。高校中各个部门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到思政教育工作重要性，对“立德树人”教育理念有透彻认识。通过有组织、有层次的教育活动，适当调整工作方式，并且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以及飞跃。

(三)着力构建各教育载体，多部门联合构建合作机制

高校要充分利用各方教育资源，从多方面、多角度构建协同教育机制。首先，高校要充分利用媒体，让媒体在思政教育中发挥优势;其次，高校要结合实际情况，针对学生实际状况，采用多样化的载体开展思政教育，秉承“因材施教”教育理念，针对学生不同的个性特征，选择合适载体进行教育;最后，要结合传统教育模式以及新型教育模式，在开展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将二者优势充分结合起来，实现多种教育模式之间的优势互补以及有效衔接。

(四)建立健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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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师范院校学生；顶岗实习期；学生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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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是当前师范院校推进人才培养进程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是学校教育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受到学生顶岗实习特定条件的制约，在“顶岗实习”模式之下，需要对学生进行一系列的教育和管理，然而正是管理和教育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师范院校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如何加强对顶岗实习学生进行管理是当前师范院校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校管理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一、师范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的特点

1.双重身份，半工半读

所谓顶岗实习是指学生在离开学校以后进入到用人单位实习，这一时期兼具学生和员工的双重身份，处于一种半工半读的状态，顶岗学习与其他实习方式存在很多不同，师范生通过顶岗实习可以旅行实习期岗位的所有职责，对于他们来说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对于能力锻炼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为了可以尽快顶岗工作，用人单位通常会将重点放在培养师范生的专业技能上，忽视了师范生的思政教育，学生本身多数情况下也会将注意力放在提升自己的实践动手能力上，提升其就业的成功率，因此很容易会忽视自己思想上的提升。

2.处于“学校人”到“社会人”的转型期

学校和企业的运行规则不同，因此定岗实习期的师范生处于转变期之中，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身份上、行为规范上，更是心理上的转变，从学校人过渡到社会人，从学生的心理来看实际上就是一个质变。身份和行为转变或许可以在较短时间之内完成，但是心理的转变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师范生顶岗实习不仅要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同时还要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与社会发展先适应，在这一过程中师范生应该在工作之余，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心理调适上。

3.岗位认知不足，专业知识储备不够

一部分学生认为顶岗实习对于自己的学业起不到帮助作用，甚至会对自己考研、考公务员的计划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失去了对顶岗实习的兴趣。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之下，师范院校在办学上更加倾向于信息技术方面课程，明显忽视了示范性课程的教育力度，与教师职业技能培养相关的课程非常少，甚至一些师范院校还局限于“老三门”（教育学、心理学及教学法）上，虽然一些师范院校开设了与提升职业技能相关的课程，例如普通话课程、书法课程等，但是这些课程的课时比较少，或者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直接导致了职业技能、知识储备不足。

二、范院校顶岗实习生的管理新策略

在师范院校中，学生思政工作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健康成长，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也存在紧密的关系，在面临一个学期的顶岗实习时，教师往往面临着很多压力和挑战，因此，探索出一套新的管理方法非常重要。

1.实习前进行充分的思政教育和实习动员宣传

在顶岗实习之前学校开实习动员会，向学生宣传顶岗实习对于师范生以后就业率提升的重要性，是专业学习和岗位相对接的重要阶段，因此必须在顶岗实习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同时，还要组织实习生参加实习宣讲会，加深实习生对实习工作展开秩序的了解程度，消除学生在实习期心理失衡的心理。此外，还要针对实习需要的教学材料与教学用具、实习的主要内容以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等作出相应的指导。辅导员应针对实习期的安全意识、纪律要求及危机处理能力等方面做出初步安排，使学生从思想上认识到顶岗实习的重要性。

2.利用网络技术保持与实习生的沟通

实习期间学生分散各地，管理人员应利用网络构建新载体，利用网络平台加强和广大实习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平台为学生设立信息服务系统，及时学校的最新信息，并就各种奖助优评选程序及名单进行公示，利用网络媒体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有效增强主流思想对实习生的影响力，在学校和实习生之间搭建交流与沟通的桥梁，并延伸到以后师范生的工作平台中。

3.建立一体化指导机制

顶岗实习期间学生同时接受所在院校和学校的双重管理，同时还要将专业课程教学实践、班主任工作等实习任务完成，面对这种情况，实习学校和师范院校应该针对实习生建立完善的实习指导机制，利用该机制将学校辅导员、业务指导教师、学校实习负责人等整合到一起，由上述人员组成实习指导小组，在小组内部定期沟通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的表现，并总结出实习生实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利用这种联动机制形成一股合力，切实帮助实习生在实习期内提升自己的业务素养，赢得所在学校和实习学校的关注，为以后进入到具体岗位奠定基础。

4.建立联系走访机制

实习期的师范生需要依靠学校、学生及实习单位三方的联系，只有三方展开互动联系才能真正实现师范生顶岗实习的工作目标。在实习期师范生不仅要重视自己和学生、学校管理人员的联系，同时还要注意和实习单位之间的联系。具体来说，师范院校应组织相关负责教师召开会议，针对学生就业及考研等活动给出建议和指导，帮助其解决在实习期内遇到的问题，引导其端正实习心态，正确处理好实习、就业以及考研三者的关系，并注意加强对实习期内师范生各方面思想情况的了解。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师范院校在面对长达一学期的顶岗实习时，应该勇于承担对实习生的管理工作，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将实习生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做好，顺利的帮助学生将实习期完成。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学生应做到在实习中成长，这样才能为就业以后的教师职业生涯做出良好的准备和铺垫。

参考文献：

[1]冯利. 高职院校实习期间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 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4，07：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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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影响；对策

一、大学生使用新媒体的现状

以网络、数字电视、手机媒体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具有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和个性化、传播速度的即时性与信息沟通的互动性、传播路径的隐蔽性和传播内容的自由性、传播过程主体的平等性和交互性等特点。新媒体环境的信息内容丰富、信息形式多样、信息检索快捷、信息来源隐蔽、信息高度共享、信息价值多重。大学生作为新媒体应用中最积极活跃的群体，他们更喜欢类似“快餐”式的信息或文化，其生活学习和交往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新媒体已广泛融入大学生学习生活。新媒体己成为大学生交流、学习和娱乐的重要渠道。

二、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新媒体使大学生信息获取的方式更加多元，能及时了解相关资讯，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使大学生的学习方式更加自主与灵活，还能通过特定的音乐、游戏形式来释放大学生较为紧张的压力、消除烦恼，并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购物。与此同时，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认知方式有所改变，部分学生的学习生活行为也逐渐发生改变，有些学生沉溺与“网上交友”“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甚至迷失自我，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产出不利的影响。

1.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念

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内容丰富多样，一些有害的信息充斥网络，多种意识形态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传播，新媒体的开放性使得人们在互联网上能获取海量的信息，接触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其价值取向易受影响。大学生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观念缺乏现性的思考和判断，很容易受外界信息的干扰，导致他们身上出现政治意识的淡化、理想信念的转移、价值观的混乱等问题，引诱青年学生追求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极大冲击。

2.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信息多元开放不受时空制约的传播，是现代新媒体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新媒体具有虚拟性，也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在互联网上摆脱现实伦理道德的束缚，长期沉溺于网络容易导致大学生对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混淆。一些学生长时间沉溺于网络中，对国家、社会以及外界非常冷漠，不做任何关心，产生了孤僻、紧张、逃避现实、迷失自我等心理问题

3.削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走向市场，一些传媒也存在迎合低级趣味，传播虚假新闻的现象，使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变得界限模糊。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使高校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受到挑战，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复杂化，削弱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效果，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亟待改进。

三、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应对策略

1.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的培养

在新媒体环境下，培养具有新媒体素养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显得十分必要。一方面，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信息素质，加强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新媒体素养的培养，通过开展专题讲座，辅导班等形式，提高教育工作者新媒体素养，建立一支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完善考核机制，并把实施情况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另一方面，大力培养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增设大学生媒介素养课程，通过上课让学生们更好地使用，掌握新媒体，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新媒体传播价值观，培养学生自觉抵制网络等新媒体中的垃圾信息、有害信息，最终形成自主的防御能力，远离不良信息的困扰。

2.依托新媒体技术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防、控、导体系

在高校新媒体环境下，要以新媒体技术为载体，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防、控、导体系，减少传播信息时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加强网络舆情的收集整理，学校宣传部、团委、学生工作部应组织专门人员负责网络舆情的监控，对于需要上网对外公布的信息应经过严格审查，确保校园信息健康。其次，加强网络伦理道德的建设和宣传教育，大力提倡网络道德建设，教育动员大学生主动的承担维护网络纯净的责任，积极塑造健康的校园新媒体环境。最后，搭建学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联动机制，重点开展校园网络的硬件建设和网络安全建设，出台与新媒体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机制，规范教育工作者开展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程序和方法。

3.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顺应新媒体发展的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拓宽教育的路径。首先，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及方法，继续注重发挥思政课的主阵地作用，不断地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改造教育信息的传播媒体，鼓励师生之问的互动、反馈和交流，不断丰富教学形式。其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的建设，主动占领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进一步加强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建设集思想性、知识性、文化性及互动性为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最后，做好校园网络舆情工作，加大对网络舆论的源头管理，努力构建清新健康的新媒体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增强正面的控制力和主动权。

参考文献：

[1]孙国强，刘涛.试析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J].改革与开放，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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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治理理论和区域危机的现实背景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架构需要通过分析区域危机治理的理论适用、区域危机的基本表征和原因，确定区域危机政策的基础。

(一)危机治理的理论阐释及应用

对治理的关注，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新公共管理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公共决策的复杂和动态的过程而不断增强的。作为政府管理中重要内涵的地方治理最先受到学者的关注。区域公共危机的治理恰好适应地方治理的理论要求，在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主体间权力的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治理网络体系的建立等问题上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地方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理论被关注的重要逻辑起点。治理同时又作为一种多中心、合作、非意识形态化的公共管理模式，治理主体既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家庭、企业甚至公民个人。治理的过程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的主导，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动。因此，危机治理抛弃了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性与强制性，治理主体的权力运作超越了传统公共危机管理模式下权力运行向度的单一性和封闭性，使区域间的危机参与主体通过合作、协商、确立共同的利益等方式实施对危机事务的管理，其实质是一个多元的、上下良性互动的合作过程。因此，危机治理权力的运行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依靠合作网络的权威。如2007年的太湖蓝藻事件，在这起环境危机应对前后，基本上主要靠政府在单独组织，缺少社会的动员和民众的参与，更没有形成一定的危机应对合作体系，这种单纯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应当被以合作网络为基础的危机治理模式所代替。

(二)区域性危机的特征

公共危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能够造成一定时间、一定范围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扭转的紧张状态与关系。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区域合作的展开和中国经济区域化发展态势的日渐增强，区域内社会和经济活动日渐频繁，一些重要的污染型企业多集中分布于行政区域的边界地带，一般沿江河等流域分布，如环渤海湾地区化工企业的密集设置已造成该区域的环境严重污染。近年来，我国中央政府推进了诸多区域性发展规划，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如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几大区域经济发展带，并逐渐构建了区域内的各网络合作平台，各类区域间网络沟通机制也逐渐形成，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依赖性和关联性越来越密切，任何一个地方发生重特大灾害事故，都可能对区域内其他地方的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区域危机治理客观上也要求在危机应对方面实现区域间各级政府、社会组织的协调和联动。

(三)区域性危机发生的原因分析

从公共治理的范畴分析，区域性公共危机更是一种社会危机，危机爆发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区域内和区域间社会结构的紧张。如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经济严重失衡;贫富差距增大，基尼系数已接近国际警戒线;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突出;权力寻租引起腐败等。这些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随时都可能成为区域公共危机的直接根源或导火索。区域性危机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也可能缘起于经济的因素。由于一定区域内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及生产力的大量转移，在一定的社会区域内有可能出现跨行政区的、同质的社会结构，这种横向绵延的社会结构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撕裂行政管理的既定秩序，形成区域内社会结构性的变迁，从而形成危机绵延［1］。

二、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内涵

众所周知，区域危机治理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构建区域公共危机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化解危机的蔓延，使危机状况得以解决，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明确区域危机治理的基本内涵和范畴。

(一)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取向

公共危机的决策同时又是一种对社会系统进行价值纠正的过程。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时的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公共政策的质量，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及危机的处理结果。政府应对区域危机的政策取向应着力于增强区域内公众的心理认同与支持，通过处理危机的契机，达到加强区域内公共管理的目的。2007年太湖水污染事件中，无锡市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臭水”问题，并用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的做法应该成为区域性危机应对的一种重要借鉴。因此，危机治理的价值取向应注重危机治理过程的法治取向、政府对公众和社会的服务取向。例如紧急状态下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律程序，并保障公众基本的、不被削减的权利;法治取向应注重权利的公开和受监督;服务取向要求危机应对的社会服务意识和快速反应意识。

(二)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目标

区域危机治理关键在于利益的调整和协调。当今社会存在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二元结构，在区域危机爆发时很难形成危机利益的平衡。同时，作为区域危机政策主体的地方政府，除了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外，还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具有自利性的特点。以我国为例，在目前的经济指标支配下，地方政府还难以摆脱政绩考核等自身利益的羁绊，往往只注重自身利益，而缺乏对危机状态下区域利益的长远考虑。利益的协调是防范区域危机的重要途径，但危机发生后的应对则更需要确定危机风险分配的目标机制。区域危机的政策目标就应从传统社会和工业化社会以利益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机制，过渡到风险社会中以风险分配为核心机制的政策导向之中。这将导致社会理论及社会实践范式的重构，对公共政策来讲，要引入一种以风险分配机制为核心的新的公共政策架构。

(三)区域危机治理的支持体系

在治理视域中，区域公共危机治理要以政府的有效管理、完善的法律体系、严谨的区域合作机制以及一定程度的国际协助为基础，以权力共享、资源互补、相互依赖、风险共担为特征，建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多元化的治理网络，形成区域危机应对的有效支撑体系。

第一，地方政府管理重在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的支撑。能力建设是一个赋权和参与的过程。区域公共危机治理涉及到诸多区域利益攸关者，相关决策的公共性就是要让其他利益攸关者与政府分享决策权，而非政府集权［2］。如果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规政出多门，常出现“政策打架”的现象，管理就缺乏透明度，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就无法真正形成。

第二，区域危机治理需要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的开展需要以一定的法律框架为基础。我国区域合作主要依靠公共政策，规定和政策大多是以“决定”、“通知”、“意见”等形式的，除《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外，区域危机合作的可操作性立法规范尚未出台，现有的政策规范严肃性、可操作性和稳定性明显不足。相反，如日本中央政府颁布的《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置法》，用法律形式对大规模地震应急联动进行了界定，这类操作性强的法规制定对我们是个借鉴。

第三，区域合作机制是区域危机治理的关键。危机治理需要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危机管理中的合作，是基于区域范围内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以及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并形成自主自治的行为者网络［3］。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的顺利进行有赖于一个清晰的合作范围的界定，需要对不同主体包括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确定一个明确的事权范围。

三、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困境

由于危机事件的区域性特征需要区域内各危机合作主体的有效应对，基于利益认知的需要，要求危机发生地、危机影响地的各危机治理主体形成共同应对危机的共识。但是在实践中，科学的危机认识机制的缺乏，使很多需要跨地区、跨部门合作完成的治理行为很难实现。这种问题的存在源于危机治理的政策偏差。

(一)传统危机管理和危机治理模式的局限

作为传统型的危机管理模式即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危机应对方式，既可能缺乏对危机发生前期的全面考量和分析，也没有危机应对过程中诸多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参与以及区域间合作网络的有效构建，因此这种危机管理方式在层出不穷的区域危机面前已经暴露出巨大的问题。如2005年发生在我国松花江沿岸的化学工业品爆炸事件中，政府单方面对事件的处理方式，直接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扩散，至今仍是一个教训。当危机管理逐渐纳入到公共治理的视域后，使区域性的危机治理作为地方治理的一种类别具有治理的普遍特征，它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治理理论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比如危机发生前后的责任如何承担，责任与效率的矛盾如何解决等，特别是以合作为主要理念的治理，要使政府和社会民众不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这类机制的培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和巨大的投入。中国几千年的官僚文化也不可能将政府和民众完全平等化，况且危机的应对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政府不主导危机应对的程序，这种治理也就徒有虚名了。

(二)区域危机治理的合作机制缺失

我国政府管理所形成的“闭合式行政”模式严格遵循“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政治原则，如何通过建立一种平等的合作机制去应对区域危机往往被严重忽视。在许多区域性危机应对方案中，这种自上而下的以行政主体为主导的危机应对十分普遍。这种危机应对模式的缺陷是缺乏区域间诸要素的合作，对危机所处的区域环境的理解和危机“转折点”的捕捉缺乏积极性与敏感性。另外，区域内外的政府与组织的合作机制也存在不足。当前，我国区域间多以联席会议、合作框架等内容来体现区域城市和区域间的合作，如长三角的各类城际合作机制已经实现了一定的信息共享，但大多还体现在浅层的“资料”共享，而非“公共资源”的全面合作，区域成员难以对具有高度动态性、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系统做出预警和前瞻式的反应，必将导致整个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迟钝。

(三)危机政策的“公共性”风险

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形成的。区域危机政策也是在以强势政府为主导的危机治理政策基础上的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平衡。但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既是利益的协调者，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利益需求。如果从私人部门的视角看，当公共部门变得毫不相关时，危机政策所追求的利益平衡就会打破。事实上，面对危机的爆发原因和爆发后的应对，地方公共政策比较国家公共政策，其“公共性”更值得考量。当今社会是个风险社会，而这种风险存在于我们的制度结构当中。其中很多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公共政策或社会行为等人为失误的因素，具体可体现为政府长期只重视经济发展，唯GDP论而轻视社会的均衡发展。近年来，诸多区域，如某些城市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强拆风波等则更多反映了因利益分配不均、社会结构失衡与权力对权利的肆意侵犯等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触及到了公众的利益却又久拖不决，危机的发生也就成为必然了。

四、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完善

区域性危机的政策导向因其“区域”的特点更具有特殊性，相比较全局性公共危机的政策指引，区域危机治理更应关注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利益协调，在治理的语境中构建合理分配风险的政策机制，夯实公共政策需要的实践基础，进而形成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体系。

(一)完善利益协调与合作的政策体系

区域性公共危机因其危机涉及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了各主体利益的多元化，以利益协调为治理手段的治理主体也是多元化的。区域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是对危机管理主体单一化的修正与超越［4］。公共政策的架构本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必须对上述主体的利益需求进行重新分配。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往往成为最大的危机治理主体，因此适当削减政府在危机中的利益需求，以新的理念削弱和破除政府本位意识，在重新审视公民、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和价值的基础上，以合作方式将属于政府的利益与其他社会参与主体合理分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基于治理的合作应以在区域中的信息共享、组织共建、利益互补等方式进行。这种合作虽然不可能使所有利益主体的权益享有完全平等化，但是涉及到区域性危机这一领域的治理，各主体间会尽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这里的地方政府在公众心目中就是“我们的政府”，进而形成危机治理的心理基础。另外，区域危机治理的环节应当包括区域间特别是相邻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平衡，这就更需要从区域间的合作机制构建层面形成区域公共危机政策体系的完整架构。

(二)构建风险分配的政策机制

区域危机治理存在着诸多风险，如技术风险、生态风险和社会政治风险等，相应的政策运作必须建立在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基础上，且在广泛包容性和参与性基础上，建立一种权利与责任相联系的风险分配的政策机制［5］。在危机治理视域中，区域政府和危机治理的参与主体执行着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责。对于公共管理者及其利益集团来说，权力应与其公共责任相对应，而对于一般公众和利益群体来说，权利应与其社会责任相对应。在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架构中，风险无处不在，风险分配必然伴随着责任的承担和权力的行使。一般而言，区域公共危机发生后，地方政府常通过行政紧急权力实施来合理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相对于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行政紧急权力也具有更大的法律权威，可以比平常时期更容易限制公民权利。因此，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进行一定的限制，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则需要进行规范。这就是危机应对的风险分配机制，即以公共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承担作为维持和获得权力(权利)的最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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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档案宣传工作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定问题，亟待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宣传目标不明确，导向性不强

客观上讲，我国档案宣传工作开展时间比较晚，大部分档案人员仍然习惯传统档案工作模式。我国传统档案工作特征是政治色彩浓厚的以经验为主的工作模式，过去档案职能部门的重要工作就是如何做好档案保密工作，因而在思想上对在档案宣传重视不够，管理上厚此薄彼；或者习惯上把档案宣传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馆藏开放，没有去研究和把握档案宣传本身规律，与档案宣传的目标和要求差距甚远。我们知道，档案宣传最重要目标：一是让社会公众了解历史、不忘历史；二是培养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这是每个档案馆在开展档案宣传时都要首先明确的关键性问题。然而，客观地讲，在实际档案宣传中，对于在社会公众中开展档案宣传要达到什么目标，围绕这个目标要开展哪些工作等，我们的档案部门思考较少。没有很好地坚持以人为本的宣传理念，没有从社会公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实际出发，没有从解决社会公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宣传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社会公众思想实际结合得不紧，忽视了社会公众的差异性和层次性，使部分社会公众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档案宣传目标的实现。

2　宣传形式不够灵活，缺乏吸引力

在进行档案宣传活动中，各级档案馆应通过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来实现档案宣传目标，积极运用三维、动漫等新技术，不断丰富档案宣传手段，制作集光、电、声、像为一体的宣传作品，增强宣传工作的可视性和直观性，进一步扩大宣传工作影响面；要加强档案网站建设，丰富档案信息资源，及时更新网站信息，举办网上展览，加强用户交流，开展查询利用服务。调查结果表明，在实际档案宣传过程中，大多数档案馆宣传是以馆藏开放、讲解式为主，缺乏吸引力。馆藏开放也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长期性，宣传形式呆板、僵化、单一，缺少互动，造成一部分社会公众感到无趣，参与热情不高。说明单纯依靠馆内现场讲解来开展档案宣传难以取得令人满意实效。同时，一些社会公众对传统档案工作的偏见或漠视也导致档案宣传效果欠佳。

3　宣传机制不完善，没有形成宣传合力

档案宣传工作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性和长期性工程，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运行机制。一是需要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建立联动机制，建设覆盖全社会的档案宣传网络；二是需要各级各类档案部门之间加强配合协作，增强档案宣传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三是需要每个档案馆建立起党政领导、管理干部和工作人员齐抓共管、上下合力的宣传机制和领导体制。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实际工作中，档案宣传尚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档案部门与政府管理机构、社会媒体等社会资源沟通协调不够，无法形成声势浩大的宣传网络。整个社会档案系统内部关于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活动和重点工作，档案宣传各自为战，缺乏统一部署安排，无法掀起宣传。各个档案馆内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工作人员虽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社会公众进行档案宣传，但由于职责和分工不明确，造成档案宣传无法形成合力。

4　宣传主体意识不强，主体作用发挥不到位

档案部门是档案宣传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制约和影响档案宣传效果的首要因素。由于其自身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宣传实效性受到影响。主要表现：一是面对市场经济冲击，相当一部分档案工作者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对自己的职业角色缺乏自豪感，缺乏一种稳定的职业心态，主体作用发挥不到位，严重制约了档案宣传者主体精神的培养和在档案宣传中主体价值的有效实现；二是档案工作者自身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知识结构与档案宣传要求尚存在较大差距，对一些问题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思考，适应不了档案宣传的实际需要；三是档案部门对社会公众的实际档案需求认识存在偏差，缺乏对社会公众实际需要的调研和了解，当然就不可能产生好的宣传效果。

5　宣传对象认知障碍，容易产生消极被动接受情绪

社会公众是档案宣传的对象，是被宣传者，在档案宣传过程中居于被引导的地位。在档案宣传过程中，社会公众应该是直接受益者。但据笔者调查，并非所有社会公众对此都有清醒认识。在被问到“档案部门的档案宣传有必要吗”，仅有极少部分人回答“非常有必要”，大部分人认为“自己从不关心档案宣传”，甚至有人认为“档案宣传对自己作用不大”。这种不正确的判断导致社会公众认为档案宣传于己价值不大或与己无关，缺乏接受档案宣传的愿望和要求。社会公众在面对档案宣传内容时，往往会将自己原有的经验认识与现实情况反复对照来判断它的意义和作用，然后才决定是否接受。只有当特定的档案信息牵扯到个人利益时才愿意进行档案查阅。社会公众的这种认知障碍难免不对档案宣传产生消极被动的接受情绪。

6　宣传对象层次复杂，造成档案需求目标多元化。

“信息资源共享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它最根本目标之一是有效实现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随着我国信息资源共享系统战略推进，人们在工作、生活、休闲等方面需要查阅大量档案资料，档案馆开展档案宣传工作正是为适应这一社会需要而采取的有效措施。档案宣传面向的不仅仅是主要领导和职能部门，而是整个社会公众。人们的政治水平、生活阅历、工作经历和接受教育程度有较大差别，表现在对档案资料需求层次分散、差异较大，有的是进行查询求证，有的是进行科学研究，有的是仅仅为了休闲，形成了档案需求目标的多元化，这势必会给档案宣传带来更大挑战。但是，在实际调研中，有的档案馆连这个基本问题都忽视了，使档案宣传缺乏针对性。 改进档案宣传工作的建议 面对当前档案宣传的现实困境，各级档案馆必须勇于承担社会重任，创新宣传方法，加强队伍建设，培养社会档案意识，提高档案宣传的吸引力，增强档案宣传的实效性。笔者认为，解决目前档案宣传的困境，主要应抓好以下四个方面：

1　巩固主阵地，弘扬主旋律

各级档案馆是弘扬主旋律的主要阵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先进时代精神和培育优良社会风尚是档案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弘扬主旋律要求档案宣传弘扬优秀的文化、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理论，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杨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档案宣传的全方位、全过程。通过档案宣传活动，积极营造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杨心价值体系的良好氛围，提升广大公众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自身修养，锤炼意志品质，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社会公民。

2　坚持科学宣传，建立调研制度

科学宣传有利于提高档案宣传效果。科学宣传需要做到三点：一是档案宣传内容要有针对性。要学会运用宣传工作的基本规律有重点地进行宣传，根据历史文化沉淀的不同地域、社会档案意识的不同阶段、社会公众的不同类型和层次，档案宣传的侧重点应有所区别；二是宣传方法要有灵活性。将馆藏开放宣传与社会宣传结合起来，将特殊时段宣传与平时宣传结合起来，将实物宣传与网上宣传结合起来；三是宣传效果要有时效性。要建立档案宣传调研制度，鼓励每一位档案工作者走出档案馆、走进社会、体验生活，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这样，档案宣传才能够贴近现实，与形势合拍，与社会同步，与社会公众实际需求联系紧密，档案宣传才能取得实效。

3　加强组织建设，建好两支队伍

宣传大计，队伍为本。有好的宣传队伍，才有好的宣传效果。各级档案馆要切实重视档案宣传队伍建设，一方面要抓好各级档案馆专职档案宣传队伍建设，这支队伍是档案宣传工作的主体。档案馆要实施专职档案宣传队伍人才培养工程，结合本馆实际情况，及时补充、充实这支队伍力量，要强化宣传理论和业务技能培训，使他们成为精业务、懂宣传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要抓好兼职档案宣传队伍建设，这是档案宣传―支不容忽视的重要队伍。档案馆可以聘请一些熟悉档案业务、热爱档案事业、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人员担任档案志愿宣传员，他们在与社会公众的接触中，能够更细致、更有效地开展档案宣传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档案馆要注重对这支队伍进行业务培训，加强工作指导，使他们在档案宣传中真正能够起到辐射和带动的作用。

4　培养社会档案意识，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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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90后大学生婚恋观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但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受不良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及西方消极文化的误导所致。应从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婚恋道德教育和强化大学校园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三个方面引导和帮助90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关键词：90后大学生；婚恋观；应对性教育

婚恋观，即对待恋爱、婚姻问题的态度与观点。大学生作为社会的精英，其婚恋观不仅折射出大学生人生价值取向的基本特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示当代中国社会婚姻家庭的发展趋势，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整体水平均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高校在校生总规模超过3000万人，主体为90后大学生，大学生恋爱现象比较普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着积极健康的婚恋观。因此考察90后大学生婚恋观存在的问题，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并在教育工作中采取相关应对之策，引导90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90后大学生婚恋观存在的主要问题

1.恋爱动机功利化。恋爱动机是产生恋爱行为的内部动力，决定了恋爱目标的选择。由于受“恋爱经济条件化”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导致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持有功利型恋爱观。功利型恋爱观是把感情建立在对方家庭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上，或以自己家庭的优越条件为资本，视对方家庭条件为选择的前提。这种恋爱动机遮蔽消解了婚恋的情感基础，使婚恋失却了它本真的内容。

2.婚恋道德责任感淡化。部分90后大学生在恋爱中注重个人体验，个人本位主义严重，忽视传统道德，片面追求享乐，过于强调自我，缺乏对义务和责任的认识与担当。这往往是一些婚恋悲剧发生的根源所在。

3.性观念更开放。相较于以往时代的大学生，90后大学生性观念更加开放。高校中恋人之间同居的现象已见怪不怪，部分大学生对婚前的发生、亦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这些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二、90后大学生婚恋观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追逐物质享受的社会风气的影响。90后大学生生活在一个经济富足的时代，宽松的学习生活环境，使许多大学生除了学习外，开始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全面享受。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恋爱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受到更多大学生的追捧，同时在社会追逐物质利益享受的大环境下，一些大学生在恋爱与择偶方面呈现出功利化的倾向。

2.道德观念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道德文化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道德观念日益多样化并且新旧道德观激烈碰撞。道德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道德目标当中“利”的分量被加重与强化；道德标准和评价也出现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传统的道德观念式微，婚恋道德责任感在淡化，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这种道德观念的变化以及道德评判标准的多元化导致了大学生婚恋价值取向的紊乱。

3.西方消极文化的误导。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不断渗透到我国，受其冲击，一些大学生对中国优良传统道德文化的认识逐渐产生偏差，行为产生偏离，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文化日趋式微，西方文化思潮中的一些不健康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也影响着90后大学生的婚恋观。

三、90后大学生婚恋观的教育对策

1.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价值观就是人们关于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价值、如何创造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大学生正处在生理发育的成熟期和心理发育的过渡期，这一时期是其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可以直接影响其恋爱的动机、择偶的标准以及对婚姻、家庭的态度。由于正处于心理发育的过渡期，因而便极易受到不健康价值观的影响。因此，虽然当代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良倾向。因此学校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只有帮助90后大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可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要使学生充分认识到人生价值是一个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二位一体的复合价值，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个体对社会和他人所作的贡献，即社会价值。社会价值是实现人生自我价值的基础，没有社会价值，人生的自我价值就无法存在。因此，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时代是为今后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打基础的关键时期，大学生应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知识的学习和能力与品德、素质的培养上，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爱情固然是关乎家庭和事业的大事，影响着人的一生，但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更不是生活的唯一目的。要引导大学生端正恋爱动机，树立正确的择偶标准，遵循爱的道德规则，减少恋爱中的不成熟和不文明行为，从而摆正学习与爱情的位置，真正树立起积极、健康的恋爱观［5］。

2.加强大学生婚恋道德教育。引导和帮助90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需要我们把握当前大学生婚恋的主流，本着婚恋道德的约束性，结合传统婚姻家庭美德，加强爱情与婚姻统一性的教育，培养大学生婚恋的社会责任感，重塑大学生婚恋道德。

塑造大学生的婚恋道德在高校主要是通过德育课的方式，但目前德育课教材中关于婚恋道德的，内容十分简约而且缺乏时代性和针对性。因此在进行婚恋道德教育时，教师应认真钻研教材，把握基本知识点，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阐述婚恋道德规范的要求，采取能够促进教育对象自省的方法，促使其学会思考、选择，自觉地认同外在教化的内容与规范，避免空洞的道德说教，使学生在情感上真正感到需要进行婚恋观的教育，这样学生才会自觉地接受一定的观念模式和行为模式，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需求，进而外化为自觉的行动。

在常规的德育课堂进行大学生的婚恋道德教育之外，德育工作者要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婚恋教育平台，要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报、网络、专题讲座等途径进行婚恋道德观的教育。特别是在目前互联网对大学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传播方式的情况下，德育工作者要积极运用网络这个非常具有实用性的交流平台，对大学生进行婚恋道德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婚恋观。

加强大学生婚恋道德教育还需充分发挥高校心理咨询站的作用。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发现大学生中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普遍问题，并将其反馈到德育工作体系中，这样可以使得德育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地展示抽象的伦理规范与具体的个案之间，是与非、情与理的交融与冲突，以及深蕴其间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使受教育者感到伦理规范就在身边，从而点点滴滴地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因此，应建立和强化心理咨询站与德育教育之间的沟通联动机制，以通过二者共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婚恋观。

3.强化大学校园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大学作为神圣的知识殿堂，不仅仅在于传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培育有理想、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这种目标的实现无法仅仅通过课堂教学途径就能实现，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校园文化建设就是其中路径之一。校园文化包括校园精神文化和校园物质文化。校园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学校精神风貌的表征，而且还发挥着重要的隐性德育功能。隐性德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的德育目的和要求，有意识地利用内隐的各种教育内容或要素，间接、内隐地作用于受教育对象，使其通过无意识的、非特定的心理反应而获得道德情感和道德认知，并最终稳定为道德行为和习惯的德育方式。无论是大学的精神文化建设还是物态文化建设都会对身在其中的大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具有明显的隐形德育功能。因此，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正确的婚恋观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大学校园文化的隐性德育功能主要是通过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来实现的。高校要结合学生的需要大力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体育活动，通过校园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文化艺术节、学术报告、素质拓展训练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来丰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从多方面来满足大学生的精神需求，使大学生在参与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增强集体观念，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这对于大学生自觉抵制西方消极文化，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将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思想政治教育［J］.辽宁行政

学院学报，2010，（9）：92-93.

［2］ 向欣.对当代大学生婚恋观教育的思考［J］.现代教育科

学，2010，（2）：71-74.

［3］ 谢敏.当代大学生婚恋观及其教育对策研究［D］.青岛科

技大学，2010，（6）：24.

［4］ 毛婷婷.张颖.90后大学生树立正确婚恋观的教育思考

［J］.中外企业家，2011，（1）：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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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职能；现代救助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63-0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社会流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动过程，涌入城市的大量流浪乞讨人员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我国的救助管理机构带来了诸多困境与挑战。于是，做好新时期的救助管理机构职能的定位，以救助管理站为依托，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实现流浪人员的正常回归社会就尤为重要。这不仅直接关系到流浪人员自身权益的实现、生活状态的改善，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苏州市救助管理站及救助现状

苏州市救助管理站的前身为1954年组建成立的“苏州市收容遣送站”，2001年6月经市政府批准在站内设立“苏州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模式。2003年8月响应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办法》的号令，收容遣送站更名为“苏州市救助管理站”，原来的儿保中心也在2006年的8月更名为“苏州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中心按照“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的原则，以“爱心、真心、热心、耐心、安心”为救助服务理念，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范》等要求，救助管理站主要提供以下7项服务，分别是：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服务，保障其基本生存；根据导致流浪乞讨发生原因给予受助者相应的帮助，这主要体现在协助那些因遭遇临时困难的主动求助者返回居住地，或对能查明其亲属和户籍所在地的特殊受助人员进行跨省接送工作；对流浪危重病人、精神病人的甄别工作；对未成年流浪儿童的保护、教育工作；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上街劝导、主动救助工作；对突发事件中人员的安置与分流工作；对受家庭暴力危害的妇女儿童的维权、庇护工作。中心不仅为流浪人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还为他们提供心理矫治、文化辅导和一些相关的技能培训，以期通过这些措施来帮助他们更好地回归家庭和社会。

二、苏州市流浪人员救助模式优势与不足分析

（一）苏州市救助站救助模式的优势

1.积极主动为受助流浪人员提供全面的生活照顾、医疗服务和心理咨询

为入站人员首先提供“五个一”的服务，“喝一杯热水，洗一次澡，理一次发，换一身衣服，做一次体检”。针对入站身体不健康的人员，小毛病在站内医务室处理，大毛病送至合作医院治疗。站内设有心理咨询室，与专业心理咨询机构保持长期合作，配有相关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定期与不定期为有行为偏差的流浪人员进行心理矫治。

2.对部分回归家庭的流浪儿童进行电话回访或实地回访

对那些因为家庭重组、家庭暴力等原因被忽视的儿童回归家庭后进行电话回访或实地回访，了解他们回归家庭后的生活学习情况和心理动态，鼓励孩子要自强自立自信，告诉孩子遇到事情可以打电话向当地公安、民政求助，站里会协同当地机构共同处理好相关事宜。同时对来站接孩子回家的监护人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给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享有受教育权是监护人的义务，避免孩子再次流浪，巩固救助效果。

3.积极引入社会工作方法，推进救助工作专业化发展

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之一，亦是建立在公平正义、促进社会进步与福利水平提升的基础上，两者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取向，因此在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工作中积极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有助于更好地开展救助工作，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

（二）苏州市救助站救助模式的不足

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这项救助不是对救助对象进行长期终身救助并使其生活达到一定水平，而是帮助其临时解决基本生存困难。但现代救助的要求不仅仅是穿暖吃饱，更应该从生活救助到注重能力救助、从消极救助到积极救助、从单一性救助到多元化救助、从补救性救助到注重预防性救助、从救助管理到救助服务的转变，相对来说，苏州救助站救助模式面对新形势下的要求做得还是有些不够。

1.救助管理机制不完善、实施细则不明晰

救助力量比较单一，缺乏联动机制，没有发动社会民间力量，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搞好救助管理工作，光靠民政一家肯定不够，政府部门起主导作用，官方硬性的力量可以强制一些问题的解决，剩余的政府不太擅长的，就要有民间机构力量来完成。针对轻度智障、无法核实原家庭地址等一些原因长期滞留站内人员没有其他相应的转介或安置的详细措施。

2.救助对象单一、救助方式“机械化”

救助站的救助对象主要以未成年人为主，其他流浪人员救助工作开展得不够深入。救助方式主要还是以提供住所、食物、医疗、车票等物质帮助为主，按照《救助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条款机械实施，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将救助工作视为一件具有固定流程的工作，按照公安送达或者自投——入站登记——提供食宿等服务——查询家庭地址——接回或护送的这一套救助流程，由于大部分流浪人员留站时间短，还没等工作人员去了解受助者流浪乞讨的深层原因就要离站了，导致对受助人员的生理、心理等情况进行分析少，满足不同受助人员的特殊需求少，缺少对求助者的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精神慰藉、法律援助、就业指导等等连贯，救助产生的社会效果较弱。

3.物质资源利用率不高、专业工作人员配备不足

为了满足留站人员多方面的需求，救助站建立了多媒体教室、技能室、电脑室、阅览室、心理辅导室、健身房、音乐室、投篮机等，但这些设施资源利用率并不高，长期处于空置状态，未能发挥其有效作用。出现这种现象和缺少相应的专业工作人员是有关系的。目前救助站负责这些设施开展活动的工作人员，远远低于存在的设施资源数量，经常是一个工作人员身兼数职，忙东忙西，导致不能按时按质开展活动，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局面。

4.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少，社工理念普及不到位

站内现有中级社工师一名，助理社工师四名，数量远远没有达到机构设置的岗位要求。机构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多寡会直接影响到救助管理的质量。新时期的救助管理应是以“以人为本”为宗旨，以维护保障流浪人员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大部分工作人员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收容遣送的层面，未能体现现代社会工作的要求，在助人的过程中，只严格遵守规范流程，而未能注重方法手段和沟通技巧。在方法的选择上，没能依据受助者的问题特征、个性特点区别对待，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各种专业方法的使用更少之又少，这阻碍快速实施救助和提升救助的效果。

三、现代救助管理机构职能定位的可行性路径探讨

我国以临时解决求助对象基本生存困难为主体的社会临时救助制度成为保障流浪乞讨群体基本生存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安排。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面临的新问题，这种仅仅以维持基本生存为理念，以经济补偿为主要方式的救助管理制度已经面临严峻挑战。现行救助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救助群体需求多样化的要求，难以应对被救助者流浪乞讨的诸多复杂因素，难以实现助人自助的根本目标。所以迫切需要对现代救助管理机构的职能进行重新的定位。

（一）制定详细实施细则，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流浪乞讨成因具有复杂性特点，影响流浪乞讨人员发挥自身职能获得独立生活机会的心理因素、生理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交错、相互影响，针对不同个体的需求，对症下药，制定实施细则。流浪乞讨是社会问题，单靠救助站本身的力量不足以完成这个宏大的主题，救助站应扮演好资源筹措者的角色，积极引导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救助参与到救助主体力量中来。

（二）扩大救助对象范围，丰富救助方式

按照《实施细则》中确定的4个救助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的规定，执行救助必定会将一些确实需要救助的人员排除在外。救助管理站应根据求助者实际情况，适当扩大救助的范围，在实践中要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对那些遇到应急性困难或特殊性原因而生活无着的其他人员实施救助，防止他们沦落为流浪、乞讨人员。

（三）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力量，提高物质资源利用率

志愿服务是志愿者自愿且不图物质报酬参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进步、推动人类发展的社会事业。在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过程中，志愿服务能发挥重要作用，它不仅能向大众宣传救助管理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劝导流浪乞讨人员，还能组织、发动广泛的社会资源来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物质帮助、工作机会、法律援助。同时，拥有各种职业、知识、经历、观念和技能的志愿者还能为受助者提供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教导，补充救助站人员不足无法开展各项设施的缺陷，促进受助者认识与观念的改变，帮助救助管理站实现社会救助的最高目标——“自助”。

（四）推广社会工作理念，实施社会工作技巧

社会救助服务需求的深化大大扩展了社会救助管理的内涵，使社会救助工作愈来愈趋向专业化，要求由专业人员运用专业技巧向流浪乞讨者提供各种物质和精神帮助。有鉴于此，救助管理站应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的社会工作理念与专业技巧方法培训，并逐步吸收专业社会工作者进入救助站。“平等、尊重”是社会工作的重要理念之一，它要求社会工作者必须以平等的姿态、尊重的心态与受助者接触，这样，社会工作者才容易被受助者所接纳。现代社会工作有一套完整严密的工作流程，从接案到评估到干预到结案，要求必须做到环环到位，节节不少，这样专业方法的规范性确保了救助环节的完整性，提高了救助效果。

参考文献：

[1]徐祖荣.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J].重庆社会科学，2007，（10）.

[2]谢敏.社会救助“联动服务”模式研究———基于对广西G市救助管理站的调查与思考[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