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变化范文
时间：2023-04-04 00:17:2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变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从向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基础结构之变
到了世纪之交，乡村治理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都发生了巨变。世纪之交的农村巨变，当然不只是治理格局的变化，甚至主要不是治理格局的变化，真正的巨变在于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
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是指构成乡村治理和社会秩序基础的农村内生结构，或者我们所说村庄社会关联的状况。举例来说，最近20多年，农村的家庭结构和妇女地位，就发生了巨变。最近20年来，农村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变，典型的是父子分家。传统的深度交换基础上的代际关系，正在向理性化程度颇高、代际交换较少的关系转变。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地位有极大的提高，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家庭都是妇女管钱管物。妇女当家成为全国农村的普遍现象。
再举例来说，传统社会中，构成村庄内生秩序基础的是各种超家庭的结构性力量，包括我们所尤其关注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如传统的宗族、村社组织。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某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宗族的复兴，但绝大多数地区的宗族组织都已解体，宗族力量大为削弱，甚至宗族意识也不复存在。
以上基础结构的变化，又与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有关。几乎所有被调查村，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多地依赖非农收入，这些非农收入尤其以“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收入为多。正是农民的外出务工，使得传统的通婚圈被彻底打破，传统家庭结构更加难以维持。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的陌生化和疏离化，依托于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解体，市场伦理和市场逻辑正在替代传统的乡土伦理和乡土逻辑。农村社区越来越丧失内生获得秩序的能力。
农村基础结构的变化，是较乡村治理变化更为根本的变化，又是影响乃至决定乡村治理状况及乡村治理制度安排的变化。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是当前乡村中国巨变图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显著的方面，但不是最为根本的方面。价值之变
当前中国农村巨变最为根本的方面，是社会基础结构得以维系的价值的巨变。就是说，在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以农民关于人生意义定义的变化为基础的价值之变。不理解农民价值的变化，就不能理解当前农村巨变的实质。
在传统时代，强烈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理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终极价值关怀，构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和最为深沉的生活动力，构成了农民的生命意义，最终构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到世纪之交，“传宗接代”的“落后”观念被抛弃了，“现在人们只关心自己活得好不好”（农民语）。与“落后”观念一同被抛弃的是农民一直以来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
我们将农民价值分为三个层面，即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强调个人权利的政策、制度和法律进村，包括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内的现代观念的冲击，农民流动和农民收入与就业的多元化，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和地方信仰逐步与迷信、愚昧、落后、不理性等负面价值划上等号，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只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但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解决不了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的关系问题，终极价值出现缺位。更重要的是，当前农民被消费主义所裹胁，他们有限的收入与无限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终极价值缺位所带来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
终极价值缺位，致使当前农村出现了各种前所未有、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丧事上表演脱衣舞、丧心病狂地虐待父母、地下的泛滥、地下的传播，等等。
篇2
这也是一个物质丰盛、诗意寡淡的时代，一个盛产亿万富翁、欠缺生活家的时代，一个“有一种毒药叫成功”、而人人饮鸩若渴的时代，一个集体沉迷于高速工作、功利社交、名牌消费的时代。
金钱、物质和流行时尚，并不必然带来理想的生活方式。金钱只能买到山寨版的生活方式，物质缺了文明的后缀则成累赘，流行时尚背后的消费主义带给人的是一次次的自我否定。
我们这份生活方式报告，检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面貌，着眼于反拨现代社会以消费为导向所定义的生活方式，探求优化生活方式之道，使现代物质文明更趋于人的文明。
生活方式无标配。生活方式有病得治。在锦衣、美食、豪车、大屋、名牌、盛名、高位、厚禄之外，能于忙碌中保全自我，体会细腻情感，享受心灵自由、品味人情之美，才是生活方式中真正的奢侈。
我们期待的是好社会、好生活和生活得好的中国人。
中国游客正在欧美“扫货”
亚洲人的欧洲情结，以购买其奢侈品为最，开发欧陆风情地产为次。
欧洲正在衰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欧美风仍旧是当今时尚主流。
据美国旅游协会统计，中国游客在美国期间的支出平均比其他游客多三分之一。2011年，中国游客在法国的消费退税额占法国全国退税总额的四分之一。2012年伦敦奥运期间中国游客在英国的单笔消费居首位。
中国游客扫货全球，每天有20辆大巴满载中国游客，杀进老佛爷百货。LV推出了“限购令”，每本护照限买1个包。巴黎春天超过10%的销售额来自中国人，平均每个中国游客消费超过1万元。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退税时，排队的人大都是中国人。
中国，正超越韩国和日本人成为欧美奢侈品的第一购买群体。
在美英法诸国的打折季，奢侈品店一大早蜂拥而入的人群中中国人越来越多。快时尚代表如Zara或H&M，已将品牌店开遍中国一线城市。中国各大ShoppingMall的货架上则堆满了西式产品……
西方商品是“攻城锤”，攻破中国人的心灵、大脑和胃。跨国公司更像“特洛伊木马”，悄然攻占中国大城市并向各地渗透。
向西，向西，生活榜样一切都指向西方。欧陆风情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指南。
中国人曾欲改变世界，宣称要解放三分之二受苦人。而30年后，被改变的是中国人。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全球化、国际化、现代化，都是西方化吗？
“早知道我就裸着来啦！”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位中国女游客感叹道。没办法，打折季，两大箱名牌已超重，里面是她狂购的品牌货：她本人的、老公的、七大姑姨的，当然最多的还是小孩的――牌子一代正培养牌子下一代。
在拉斯维加斯折扣店，一条Lee牛仔裤售价26美元，折合人民币180元，国内同类商品则要贵出许多。难怪女士们嚷嚷要“裸着来”呢。可180元在国内也可买到相当不错的裤子。如果你放下身段，在三四线城市会买到国内替代品牌，土是土点儿，但质量差不到哪儿去。
今天，名牌及其偶像化，随之而来的认同感经济正在中国大行其道……
牌子一代在成长。牌子代表他们的生活期望。有时候，我们不能将小白领用一个月薪水买一只包当成简单的虚荣。你知道吗，那是一种励志，先为自己预设了社会地位，然后想方设法去够这个地位。当然有时会采用非常手段，比如认个有钱的“干爹”。
个人需要励志，城市需要励志，国家需要励志。国家层面，中国曾喊出“超英赶美”口号。而今天中国更愿提出“中国道路”，而且我们已经荣升全球GDP老二，只等待着“超美”了――尽管人均GDP只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100位左右，但曙光就在前头。
中国狂奔在“全球化文化”路上
中国，每个地方每个人都在努力往上奔、往前奔。西方记者会发现，没有一个人群像中国人这样勤力，也没有一座城市像中国城市这样比拼国际大都市。
北上广的官员会在意自己在全球性城市的排名。全球性城市的另一个被用烂的称谓是“国际大都市”。
在以上这些全球化、国际化中有个根本的东西――现代性，表现在生活方式上，就是跨国品牌化。
如果你嫌现代性这类术语太枯燥，不妨看看吃住行游购娱几条线，全球化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饮食上的快餐化，不唯麦当劳、肯德基，一切都要快食还要连锁。欧洲人反而在倡导慢食运动。
中国人有了汽车，有了Townhouse，也有了农家乐，有了有机蔬菜，有了乐活。
中国人有了购物中心，有了名牌店，有了地铁直达，有了周末吃喝玩乐一站式。
中国人有了选秀，有了炒作，有了出名要趁早，有了成功学。中国人有了互联网，于是有了全球视野。
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中国人已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编织进全球体系之中，无论自愿与否。
全球化是个矛盾过程，欲拒还迎，有时还会逆流。中国人是带着愤怒的喜好，或喜好中羡慕嫉妒恨来迎接全球化的。就好比一边看韩剧，一边在骂“棒子”。
全球化的第一方阵，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及其形成的亚文化圈。这些亚文化圈可笼统称之为“全球化文化”。
首先是达沃斯文化，近年来，瑞士小镇举办的达沃斯论坛上，频现中国官员的身影，他们甚至成为主角。中国成为近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
其次是国际商务文化或写字楼文化。然后是白领文化，或雅皮文化。有个理论将有无星巴克作为衡量一座城市国际化的指标，不无道理。“国际大都市”文化不只是小资白领，也是市长们追求的目标。
还有国际知识分子文化，以所谓公知为代表。
最后是青年文化，hip-hop或Rap亚文化。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到《霹雳舞》，到机器人达人舞，都是一种态度表达。从形式上说，青年文化即美国文化，其中混杂着本土化的反叛与反省，每一国青年都要“我的地盘我做主”。
中国人的消费革命
中国的消费革命被外媒概括为“有钱就要花掉它”。至少西方媒体和咨询公司是这样描述当下中国的。
中国人消费了世界大约四分之一的奢侈品，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多数中国人还在为自己的社保担忧。但一线城市的新富阶层以及新生代们已迫不及待了。他们要通过消费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身份。
在中国，炫耀性消费是吸引客户甚至朋友的必要手段。网络上把这称为“晒”。谁最会晒？但有时一“晒”会晒出毛病来，坑爹或坑干爹，顺便把某个机构拖下水。
据贝恩咨询公司称，给政府官员、情侣、客户的礼物占近25%的销量。因此，皮夹、名片夹、小饰品和手包非常抢手，这类东西比衣物更容易送出去。
消费主义在各国有不同国情，但西方人有完备的社保和商业保险体系。他们的消费主义有牢固的物质基础。而中国则不同，国内有的白领用几乎一个月薪水为自己添置一个名牌包，成为西式消费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版，多少带有虚幻的味道。
近年来信用卡发卡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一个世界”的营销理论失败
目前我们所谓的时尚，都是指一线城市的时尚。二三四线的生活模板是不足以登上杂志封面的。
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世界分工与贸易按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推进，欧美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并同时输出高价产品或时尚概念。
生活方式上，欧美是风尚发源国，技术发源国，还有生活方式发源国。
所谓全球化之风的西风东渐，沿海至内陆，县城到乡村，传媒尤其是时尚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时尚媒体开始喜新厌旧，于是我们可怜的读者也喜新厌旧；时尚媒体开始怀旧与复古，于是我们可怜的读者也开始怀旧与复古。因为时尚传媒背后，是强大的全球化推力。
然而，假如商家、品牌和传媒认为用一个策略就能统领全中国一盘棋，那就大错特错了。多年来的营销经验表明，在中国，营销至少是分“四个世界”的，一个北上广深的世界，一个省会和沿海开放城市的世界，一个县城的世界和一个乡镇的世界。事实证明，“一个世界”的营销理论都失败了。
人的优化决定生活方式的优化
所有现代病都是生活方式病。肥胖症、糖尿病、冠心病、脂肪肝、高血压、抑郁症、失眠症、神经官能症，等等，都与生活方式的不当有关。中国引入西方生活，也一并将这些病症引入。
生活方式只是文化的潜表层。我们需要在理念层面进行东方式反省与回归，别想着用传统伦理拯救西方世界，当务之急是先自救吧。
几乎每个中国城市都有座国贸大厦或国际大厦，以显我们走向国际化的雄心壮志。只是市长与市民的国际化之梦往往有不小的距离。
像一座城市一样，生活方式关键也在人。所谓回归人性，就是每人都能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生活方式是一种引导方式、榜样方式，有时还是一种限定方式甚至压迫方式，但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反省方式，是一种谈判方式：每个人都需要作出让步。
篇3
上海拍卖行总经理，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和发起人之一的林一平先生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曾留下这样的回忆记录：“1992年6月6日下午1点30分，我站在拍卖台上，望着台下200多名竞拍者，心潮澎湃……”
让林一平先生心潮澎湃的是，在他的手下将诞生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第一拍，后来媒体称之为“四十年来第一槌”。当时有135件玉器骨雕外国摆件、古玩杂件，书画等上拍，拍卖总成交额35805元，成交率74％。那只敲下这一拍的木槌已是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物。
同年10月3日，深圳进行了“首届中国当代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交易额超过250万港元，成交率85％，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中国书画拍卖会。
对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拍卖市场，中国嘉德书画部经理胡妍妍则有着下面的记录：“1994年3月27日，随着香港收藏家张宪宗先生喊出e 8万元，第一件书画拍品落槌成交”。这场只含有中国书画和油画两个专场的中国嘉德首拍以总成交额1400多万元收场。
中国艺术品拍卖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起步并进入最初的实践阶段。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委员会主任张忠义在接受本刊驻京记者采访时回忆说“那个时候，进拍卖行的都是业内的行家，大家都带着新鲜和惊喜，哎呦，艺术品也能拍卖了，而在这个时候，拍卖市场上基本没有假画。”
1995年，油画作品《去安源》，古代书画作品张先《十咏图》分别以605万元和1980万元成交。很多人设想，这样的作品如果在今天上拍会出现怎样的天价，但当时如此的价位已在艺术品市场掀起了一个小。但总体而言，中国书画与中国最初的艺术品市场还是以平稳、缓慢的节奏向前发展着。
2000年，苏富比公司宣布停拍中国画。这一事件，由于看起来对于国内艺术品市场影响甚微，几乎不见相关报道，只是人们在强调中国书画存在赝品问题困扰时，屡屡以此作为佐证。艺术品市场著名评论人牟建平告诉本刊驻京记者说“之所以会停拍中国画，主要因为苏富比以拍卖中国古代书画为主，而中国古代书画的争议比较多，拍卖公司又不能拍出去有争议就不管了，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当然，其中也应该有利益的原因。”
张忠义则认为：“从各种迹象分析看，苏富比公司停拍中国画主要还是经济原因。今天在它恢复中国书画拍卖的时候，鉴定问题和当初一样，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拍卖公司是看到了中国书画拍卖的价值。”
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张东辉面对本刊驻京记者采访时回忆说：“起初的艺术品市场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书画拍卖基本上就是挨着估价的边儿就成交敲槌了，没有今天这样激烈火爆的场面，这种缓慢平稳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非典之后。”
2003年对于艺术品市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非典”之后，艺术品市场迅速升温，拍卖市场的火爆完全出乎了人们的预料。有分析认为，从1992年到2003年，10多年的发展让艺术品市场经历了最初的积累，进入到一次向上突破的时段。而牟建平则认为：“如果要做个解释的话，那么，应该说，在这个时候，有资金进场了。”
资金的进场不仅体现出艺术品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艺术品市场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收藏市场，而开始变为收藏资金与投资资金共同发生作用的市场，艺术品市场的轨迹因此开始了动荡起伏。回过头我们再看2003年的中国，由于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在全球经济呈现疲态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呈现出高增长姿态。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当年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社会的消费结构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艺术品市场的兴起与中国经济大环境的上升状态形成了吻合。
在各方资金的推动下，中国书画市场迎来了最为辉煌的2004年和2005年。迄今为止，2005年是中国书画天价作品数量最多的年份，也是中国书画泡沫与各种问题最集中爆发的阶段，张忠义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这个时期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炒近现代的海派书画作品，二三流画家的作品也被炒到了一个很高的价位。”
2005年之后，中国传统书画进入了低谷，高价参与的收藏者被套牢。对此，媒体只给了四个字的形容：泡沫破了。
在传统书画市场“低迷”的同时，中国油画开始走出上涨行情。2005年的一则新闻指出，罗中立作品累计拍卖超过了1亿元。这一数字至少说明市场的活跃程度。而到了2006年，又一个具有市场标志性的事件发生了。张晓刚的《同志120号》在纽约拍出了97.92万美元高价，从此揭开以前卫油画为主，被称为“当代艺术”的狂涨序幕。2007年，张晓刚、曾梵志、石冲、岳敏君、方力钧、陈丹青等人的作品相继突破千万元大关。蔡国强《为APEC作的计划》的火药画达到了7424.75万港币。
2008年春拍，当代艺术的天价仍在延续，但神话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候。我们把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张晓刚的拍卖情况与齐白石，徐悲鸿对比，不难发现，张晓刚从2000年至今，价格涨了100倍，而最好的拍卖季成交数量不过是28件。高企的价位与形影相吊的交易人群完全没有对等关系。张忠义则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按照我们的统计，有一位当代艺术的画家画价居然短期上涨了700多倍，就是火箭蹿升的速度。”
牟建平认为“即使是目前当代艺术已经跌下来，它的拍卖价位仍然不是内地藏家所能接受的。从中国书画到当代艺术的板块此起彼伏，带有强烈的资金运作色彩，当有资金运作经验的人进入艺术品市场，就会把资金的运作方式带进来。实际上，拍卖市场的天价作品基本上都不是真正收藏家出手购买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之所以保持稳定，与炒作资金无法进人有着直接的关系。”
曾经以一本《艺术的阴谋》，直指当代艺术陷阱的河清教授在接受本刊驻京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国外银行家，IT新富购买力的减少，当代艺术的外贸前途已经中断。雷曼兄弟总裁出售手中当代艺术作品就是生动的例子。在这一时刻，国内的油画艺术家应该抛掉投机心理，进行彻底的大转型，通过考虑国内的艺术审美趣味打开内需市场，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实际上，中国艺术品市场所表现的一波波波澜起伏的行情，包括书画市场在内，背后资金迹象明显。可以说资金拉出了一条投机色彩浓烈的轨迹曲线，这也是市场的动荡之源。而在这个轨迹之下，真正的好的艺术品则保持着稳健的上升曲线。能否追寻这条潜藏的，以艺术规律与收藏规律铸就的稳定轨迹，是藏家需要考虑的。业内已在关注的古代书画与近现代名家精品的稳定行情就是这一轨迹的标志。
篇4
从数据上观察，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可以说完全靠内需驱动。国内需求，即消费、投资、及政府支出总和大幅上扬，净出口对2011年上半年GDP增长的贡献为负数。诚然，国内总需求在2009年的上升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拉动，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求改善总需求的构成，使居民最终消费、民间投资成为内需的主力。
随着内需构成的调整，中国对外贸易的构成也发生了若干显著的变化：商品出口中的加工贸易比重下降，美欧市场在中国出口的比重也呈下降之势，而亚非拉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则上升，这就是在今年前三季度发达国家经济大幅放缓的局面下，中国外贸仍保持双位数增长的主要原因。
正是由于上述趋势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趋于下降。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相对GDP在下降，而且因为中国出口的很大份额是加工贸易，这种贸易与国内投资的关联度不高。中国一般贸易的组成很大部分是设备和机器，出口对象主要是亚洲和其它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对资本品的进口需求也主要在亚洲区域内贸易中得到满足。这些结构性的变化使得2010~2011年进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明显小于2007~2008年。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其构成将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区域内贸易、南南贸易将成中国贸易的增长点，劳务贸易在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比重也将上升。如果改变分析方法，中国的出口规模其实并不大。海关计算的商品出口，包括了很大部分加工贸易所包含的进口成份。如果将商品和劳务出口汇总统计，中国并不是世界最大出口国。
从中长期看，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反映该国国内经济结构。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劳动力仍从农村，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的占比偏低。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第三产业的相对滞后是国际发展比较的一个例外，与中国偏重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方式有关。这也意味着中国第三产业，包括生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只要措施得当，中国第三产业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快发展。国内产业的这种变化迟早带动贸易结构的变化。从事出口贸易的相关企业将从出口商品到全产业链“走出去”，推升劳务贸易和中国出口的附加值。
中国外贸角色的变化与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变相辅相成，要求进一步推进市场化与体制改革，包括财税制度、金融业及其他结构性的改革。一般贸易比重的上升将使中国商品贸易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更敏感。金融业的国际化，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也会增加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并对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提出更高的要求。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经济与金融的长治久安依赖于坚实的财政。近来财政部已试点地方发行市政债券，这些以及其他措施将有助于把隐形债务变成显性债务，逐步理顺地方和中央财权和事权的关系，提高中国财政中长期的可持续性。第三产业，包括生产业的发展需要开放的条件和规范的市场，需要严格的监管和执法，需要良好的软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和打破垄断。
篇5
本文的主要数据源是年鉴资料(1992～2006)、公报资料(1991～2005)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1991～2005)。依据以上数据源，整合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8种影响，即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风雹、低温冻害、病虫害和火灾对农林牧渔业以及其他领域的直接影响。其中的小部分资料为量化非经济指标，参考了1991年以来《中国物价年鉴》的统计价格，先将直接从数据源中获得的量化非经济指标转化为与该时期价格相匹配的量化经济价值指标，然后将量化的经济指标与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取的经济指标按照以上的分类计算得到各种影响的经济损失，8种影响的直接经济损失总和即为气候变化的经济响应评估值。
2结果分析
2．1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1991～2005年气候变化对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1992～2005年洪涝灾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在214亿～1159亿元之间，经济损失的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干旱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在102亿～603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风雹、低温冻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24亿～90亿元、8亿～74亿元，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8亿～245亿元之间，1991～2000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4～2003年台风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经济损失为3亿～58亿元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来气候变暖尤为明显。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农业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领域之一。1991～2005年干旱、病虫害、风暴和低温冻害对农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呈现上升趋势，洪涝和台风的损失上升不明显。在未来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高温事件将增加，未来的干旱和洪涝灾害亦将增加。农业生产将更加不稳定，产量波动增大，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动，种植制度和作物品种将发生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将发生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受气候变化影响，农业遭受的损失会更加严重。
2．2中国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响应1991～2005年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623亿～2551亿元之间，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干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2亿～603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现上升趋势1995～2005年台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4亿～90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风暴潮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亿～308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8亿～245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3年森林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33亿～88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1996～2002年草地病虫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在6亿～3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风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亿～138亿元之间;1991～2005年低温冻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6亿～180亿元之间;1991～2003年森林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亿～17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6～2002年草地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0．06亿～1．25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1991～2005年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相当于当年GDP的1．08%～5．70%，比重呈下降趋势。GDP年际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直接经济损失年际变化率呈上升趋势。在GDP增长过程中，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损失显著抑制国民经济的增长，成为削弱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3结论和讨论
3．1结论以国家权威部门的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分析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加剧。1991～2005年期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呈明显上升趋势;所占GDP的比重为5．70%～1．31%，呈下降趋势。在此期间，干旱、农作物病虫害、草地病虫害、风暴潮、森林火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呈现上升趋势;洪涝灾害和台风上升趋势不明显;森林病虫害和草地火灾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来自然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一直稳定在相当于GDP1．08%～2．05%的水平，气候变化对国民经济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3．2讨论
据《中国灾情报告》统计，我国每年仅气象、洪水、海洋、地质、地震、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灾害等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折算成1990年价格):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60年代平均每年约570亿元，70年代平均每年约590亿元，80年代平均每年约690亿元，90年代前5年平均每年约1190亿元，经济损失逐年增加。建国近50年来，各种自然灾害经济损失高达2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造成的损失大约是平均GDP的3%～6%，财政收入的30%左右，是发达国家的数十倍。
我国GDP连续多年保持8%的高速增长，但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在逐年上升。1989～1996年，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在3%～6%之间，平均为3．9%。所不同的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不包括地震、赤潮、人为诱导的地质灾害和火灾等。1991～2005年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1．31%～5．70%，呈下降趋势。尤其在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之后，2003～2005年GDP保持13．96%、16．99%和33．55%高增长率的情况下，2000年以来经济损失一直维持在GDP1．08%～2．05%的水平上，直接经济损失对我国GDP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随着经济迅速增长而减弱。我国目前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影响远不止上述8种，还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1．4～3．2mm•a－1，西北冰川面积减少了21%，冻土层减薄，最大可达4～5m，四川、青海和甘南草原产草量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来，春季物候期提前2～4d，海南和广西还发现珊瑚白化现象，六大江河实测径流量都呈下降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祁连山山地森林面积减少16．5%，林带上升400m，覆盖度减少10%，西南地区、三江平原和青海的湿地面积减少，功能衰退，气候变化对虫媒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洪涝灾害后，感染性腹泻，如霍乱、痢疾、伤寒、副伤寒等病例增加。这些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缓变性影响尚没有从经济的角度开展研究，若不采取应对和缓减措施，其中一些影响将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致命的毁坏，功能的衰退或丧失造成的潜在价值损失可能也远超过直接经济损失。我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与2000年相比较，2020年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未来50年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未来100年，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加重;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草原承载力和载畜量的分布格局将发生变化;主要造林树种的分布发生变化;河流的径流量下降，平均年降水量偏少，以及海平面升高、冰川退缩、湖泊水位下降、湖泊面积萎缩、海水入侵、海岸侵蚀、冻土融化、河湖冰迟冻与早融、中高纬生长季延长、动植物分布范围向极区和高海拔区延伸、某些动植物数量减少、一些植物的开花期提前，冰川、珊瑚礁岛、红树林、热带雨林、极地和高山生态系统、草原湿地、残余天然草地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等仍面临适应能力有限的问题，容易受到严重的、甚至不可恢复的破坏危险，缓变性的经济影响随气候变化的加剧继续加重。未来加强研究其经济影响对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气候变化影响至关重要，但是评价难度也远大于直接突变性经济影响，需要各国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篇6
彩以及形式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礼制的发展特色及其传统文化内涵的体现。文章进一
步介绍了中国服饰的特点与服饰的变化过程。
关键字：服饰 文化
中国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服饰作为一个民族演进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既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也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承载着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礼制审美和生活习俗等等。服饰，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符号，是人类文明和审美思想的指向标，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风貌、人们思想和传统理念。中国素有“衣冠故国”的美誉，早有《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见中国服饰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并且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理念。
中国完整的服装服饰制度在汉朝确立的。汉代染织工艺、剌绣工艺和金属工艺发展较快，推动了服装装饰的变化。西汉建立时基本上沿用秦朝的服制。东汉时期穿黑色衣服必配紫色丝织的装饰物。祭祀大典上通用的是“长冠服”。皇后的祭祀服是：上衣用绀色，下裳用皂色。皇后的蚕服，上衣用青色，下裳用缥色（浅黄色）。汉文帝当政时比较俭朴，自己穿黑色丝织衣、皮鞋。一般官员要穿禅衣，又名“祗服”。在西汉时期二百年之中，服饰实行“深衣制”，它的特点是象蝉一样的头冠（帽子）、红色的衣服、象田字状的领子、戴玉 、红色的鞋。深衣形制是上衣下裳相连接缝在一起，做祭服的中衣，要缘黑色边，作为朝服的中衣，需缘红色边，当时男女服用极为普遍。服饰总称“禅衣”。禅衣是单层的外衣。禅衣里面有中衣、深衣，其形与禅衣无大区别，只是袖形有变化，都属于单层布帛衣裳。官员在上朝时都要穿黑色禅衣。
汉代朝服的服色有具体规定，一年四季按五时着服，即春季用青色；夏季用红色；季夏用黄色；秋季用白色；冬季用黑色。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黄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旗袍是从满族古老的服装演变而来的。旗袍，满语称"衣介"。古时泛指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男女穿的衣袍。清初衣袍式样有几大特点：无领、箭袖、左衽、四开衩、束腰。箭袖，是窄袖口，上加一块半圆形袖头，形似马蹄，又称"马蹄袖"。马蹄袖平日绾起，出猎作战时则放下，覆盖手背，冬季可御寒。四开衩，即袍下摆前后左右，开衩至膝.左衽和束腰，紧身保暖，腰带一束，行猎时，可将干粮，用具装进前襟。男子的长袍多是蓝，灰、青色，女子的旗装多为白色. 满族旗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旗袍外套上坎肩。坎肩有对襟、捻襟、琵琶襟、一字襟等。穿上坎肩骑马驰聘显得十分精干利索。
清世祖入关，迁都北京，旗袍开始在中原流行。清统一中国，也统一全国服饰，男人穿长袍马褂，女人穿旗袍。以后，随着满汉生活的融合，统一，旗袍不仅被汉族妇女吸收，并不断进行革新。特别随着的风云，旗袍迅速在全国普及。
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不穿着。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后来，旗袍还传至国外，为他国女子效仿穿着。 至20世纪30年代，满族男女都穿直统式的宽襟大袖长袍。女性旗袍下摆至（骨干）（小腿），有绣花卉纹饰。男性旗袍下摆及踝，无纹饰。40年代后，受国内外新式服饰新潮的冲击，满族男性旗袍已废弃，女性旗袍由宽袖变窄袖，直筒变紧身贴腰，臀部略大，下摆回收，长及踝，逐渐形成今日各色各样讲究色彩装饰和人体线条美的旗袍样式。
之所以汉族妇女喜欢旗袍，主要旗袍的造型与妇女的体态相适合，线条简便，优美大方，所以，有人认为旗袍是中国女人独有的福音，可起到彩云托月的作用。而且，旗袍是老少宜穿，四季相宜，雅俗共赏。 根据季节的变化和穿着者的不同需要、爱好，可长可短，可做单旗袍、夹旗袍；也可做衬绒短袍、丝棉旗袍。并且，随着选料不同，可展现出不同风格。选用小花、素格、细条丝绸制作，可显示出温和、稳重的风韵；选用织锦类衣料制作，可当迎宾、赴宴的华贵眼饰。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参考文献 ：【1】向勇；中国服装史研究——浅析“唐朝服饰”[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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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竞争优势;市场显示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贸易竞争力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韩国的贸易主要是依靠比较优势，以各自国家的优势产业进行国际生产而分割实现的。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的技术竞争力不断增强，其出口竞争力也随之提升，使韩中贸易关系进入到历史新阶段。因此，利用最新资料研究韩国对中国产业竞争力以及贸易竞争力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模型的设定
通常了解某种特定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大多采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或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根据比较优势分析出要素赋存程度与竞争力的关系。但是，若以此来阐释国家间分工带来的交易协同效果仍具有局限性。因此，本文除了对贸易竞争优势、市场显示性比较优势进行分析以外，还将产业内贸易指数作为分析韩国对中国竞争力的工具，并试图通过这些工具观察韩国对中国贸易竞争力的变化。基于这一观点，本文将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以函数方式予以表述，其研究模式:
Y = f(TSC，MRCA，IIT)(1)
在模式(1)中，Y表示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竞争力，并与上述三项测定指数形成了函数关系。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是通过贸易竞争优势、市场显示性比较优势以及产业内贸易的竞争力来确认的，对这些指数的分析是以SITC 1分位和HS 2分位数据作为标准的。通过对各种指数进行个别分析，也可评估韩国对中国产业领域的竞争力。通过对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SC)的分析，可以评价个别产业的与进口相比较的出口竞争力，从而筛选竞争力卓越的品种;通过测算市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MRCA)，评价出个别产业的市场优势竞争力;同时，通过对产业内贸易指数(IIT)的分析，了解韩国与中国的国际分工发生程度，并以此分析贸易结构的相似性，从动态的角度利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观察其产业领域的竞争力。最后利用TSC、MRCA、IIT数据，综合考察不同领域的竞争力，提示韩国在与中国交易时具有主要竞争力的品种以及不具备竞争力的品种。
二、所有品种的贸易竞争力变化
(一)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分析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也称“贸易竞争力指数”、“贸易专业化系(指)数”(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它表示出口的相对比较优势，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系数越大表明优势越大。TSC 是分析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工具，它能够反映本国生产的同种产品在世界市场是否处于竞争优势及其程度。
本文以在贸易结构分析中起着核心作用的制造业为中心，考察1998-2007年间韩国对中国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变化趋势。韩国对中国而言，在SITC 5大类产品(化学成品及有关商品)方面最具出口优势。但也不难看出，从2004年开始其优势度已呈现缓慢的下降趋势。SITC 6大类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如皮革及其制品、橡胶制品、金属制品等)，从1998年开始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从2003年以后其出口竞争力更是急剧下降。也就是说在十年前属于出口优势品种，但从2005年开始已转化为进口优势品种，且其程度愈加严重。与此相反，SITC 7大类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与十年前相比，其贸易优势度略有上升，但从整体来看，其出口竞争力仍停留在与过去类似的水平。SITC 8大类产品(杂项制品，如卫生、水运、钟表等)在2004年以前仍属于进口优势品种，但到了2005年则转化为出口优势品种，其优势度在此后也略有上升。
本文以2007年作为基准，根据韩国贸易协会的统计资料，分析过去十年的数据，测算了韩国对中国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同时，为了解整个贸易变化的流向，计算时采用了SITC 1分位数据。关于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分析表明SITC 0大类产品(食品及活动物)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处于比较劣势状态，SITC 1大类产品(饮料及香烟)虽然在过去七年间属于进口优势品种，但其竞争力也呈现略微上升的趋势，2007年的数据虽不高但已开始转化为出口优势;SITC 2大类产品(非食用原材料)虽然呈现持续的进口优势，但也不难看出仍未达到严重的地步;SITC 3大类产品(矿物性燃料及油相关物)的出口与进口优势虽然交替出现，但从2003年开始其出口优势更为明显;SITC 4大类产品(动物性油脂及蜡)因失去比较优势而形成了进口加剧的结构，SITC 9(未单独提及的商品)则具有出口优势。
(二)关于市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分析
通常在多数研究中是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来测定国家之间或产业之间的比较优势，它旨在定量地描述一个国家内各个产业(产品组)相对出口的表现。通过RCA指数可以判定一国的哪些产业更具出口竞争力，从而揭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主要用于测定国家之间的品种比较优势的差距，但是无法测定一国在特定出口市场具有的比较优势。本文主要研究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品种优势，因此未选择RCA，而采用了MRCA(Market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MRCA以下列式来表示:
MRCA = (Xij/Xi)/(TXij/TXi)
Xij:对特定市场的i国j品种出口额;
Xi:对特定市场的i国总出口额;
TXij:对世界市场的i国j品种出口额;
TXi: 对世界市场的i国总出口额。
从上述公式中可以看出，MRCA是一国对特定市场的特定品种的出口比重，除以对世界市场特定品种的出口比重。因此，各国可以通过对某一特定出口市场的特定比重，掌握其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
本文考察了1998-2007年间韩国对中国制造业领域的市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变化趋势，发现化学成品及有关商品MRCA指数接近20，这说明本品种对中国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杂项制品虽然在1998年对中国市场未具有明显的竞争力，但此后其竞争力呈现持续增强的趋势，这类品种在中国市场具有市场比较优势。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方面，它们在十年前是对中国市场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但此后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且从2006年以后，其在中国市场已无明显的竞争力。在机械及运输设备方面，过去十年间，它们在中国市场处于比较劣势状态，近年来虽然略有变化，但从整体上看，此品种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仍很薄弱。
通过计算1998-2007年间所有产业领域韩国对中国的市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发现食品及活动物在中国市场上并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可以认定该品种在中国处于比较劣势状态。与此相反，饮料及香烟对中国市场具有很高的比较优势，非食用原材料对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矿物性油脂及油相关物，在十年前对中国市场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但其竞争力已呈现逐渐减弱趋势，到了2007年相对于世界市场在中国市场已无明显的竞争力。动物性油脂及蜡在2000年成为对中国市场具有很高比较优势的品种，但此后开始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而从2006年以后则失去了中国市场的比较优势。从未单独提及商品方面的数据也可看出，过去十年间，该品种在中国市场从未获得过比较优势，且仍呈现持续的比较劣势。
(三)关于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分析
为考察韩国与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生变化程度及其竞争力，本文对两国之间发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分析。本研究以制造业为中心，以SITC 1 分位数据为基准，测算了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变化趋势。分析表明，化学成品及有关商品与中国的国际分工程度越来越密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同样也显示了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机械及运输设备也具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度，而杂项制品虽然在2007年发生了较高水平的产业内贸易，但其升降幅度很大，很难确认其分工结构已很稳定。通过计算1998-2007年间韩中两国所有产业领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发现在食品及活动物方面，韩国以较低的水平与中国发生产业内贸易。与此相反，在饮料及香烟和非食用原材料方面，发生很高水平的产业内贸易，这说明这些品种在韩中两国间形成了很紧密的国际分工结构。矿物性燃料及油相关物国际分工结构比较密切，动物性油脂及蜡虽然在过去发生了很高水平的产业内贸易，但其发生程度正呈现持续减弱趋势。未单独提及的商品与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可以断定该品种属于产业间贸易优势品种而非国际分工品种。
三、各类技术水平产品对中国贸易竞争力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生产工厂，而且通过积极引进先进技术，积累了很高的技术水平。本文围绕技术领域的变化，观察近年来韩国与中国产生的贸易竞争力变化，重点分析在过去的十年中，韩国的各类技术水平产品对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变化，以及两国之间贸易结构的紧密性。
(一)各类技术产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变化
通过分析1998-2007年间韩国的高端技术(high tech)、中高端技术(medium high tech)、中低端技术(medium low tech)、低端技术 (low tech)产品对中国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高端技术方面，出口与进口优势交替出现，而到了2003年转化为出口优势，但其竞争力并不高;对中国最具出口优势的中高端技术品种也在2004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中低端技术方面，同样未能确保明显的出口竞争力，且相对显示其竞争力大幅升降，同时可以看出，2005年的出口与进口水平基本相当，这说明其品种未能确保明显的竞争力。最后，在低端技术方面，呈现出口优势竞争力的持续下降趋势，而到了2002年开始则转化为进口优势品种，且其程度越来越加剧。
本文以HS 2分位数据为基准，具体计算了各类技术群组中个别品种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发现在高端技术群组中，精密仪器品种至2002年呈现进口优势，而从2003开始转化为出口优势品种，且其优势度相当高。这说明该品种在与中国的国际生产分割方面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竞争力占第二位的品种为半导体，虽然从2002年开始呈现出口优势但其程度并不高，电器电子领域也呈现出口优势，但优势度微弱。在航空器方面，其进口优势愈加严重，同时也加剧了整个高端技术品种的贸易竞争力的下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航空器制造大国，韩国不仅从美国进口航空器相关产品，还需从中国大量进口与之配套的零部件，这一结构加剧了进口优势。
在中低端技术群组中，橡胶及塑料品种显示相当高的出口优势度;矿物品种虽然水平并不高，但从2003年开始转化为出口优势品种并一直维持其水平。船舶和钢铁从2005年以后形成了明显的进口优势，韩国从中国进口的技术含量较低的材料-建设用条形钢类、普通钢管、钢板产品的进口比重较高，而这些钢铁的进口额高于韩国对中国的高附加值钢铁(比如板材类)出口额，从而加剧了进口优势，同样在船舶方面也出现了进口优势现象。在低端技术群组中，毫不例外地出现进口优势现象，其中木材呈现很高的进口优势度，而鞋类、纤维等品种也逐渐丧失贸易竞争力。
(二)市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变化
仅用贸易优势度来分析贸易竞争力可能片面，因此，本研究还运用市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及产业内贸易指数对其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通过考察韩国的各类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市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变化趋势，并以此分析其整体流向，可以看出2007年对中国的市场显示性比较优势最高的是低端技术群组，但其减弱幅度比其它品种更为明显。与此同时，从整体上呈现缓慢下降趋势的有中低端技术群组。其余群组虽然呈现微弱的升降幅度，但从整体MRCA指数来看，除个别品种的竞争力外，在其整体流向中未能发现对中国市场占有明显比较优势的技术水平群组。从这一结果来看，各类技术群组中的个别品种在竞争力方面可能存在差异。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这一现象，本文以技术分类的方式，分析韩国商品对中国市场具有的比较优势。在高端技术群组中，2007年最具竞争力的品种为精密仪器，其对中国市场的出口达韩国对世界市场出口平均的178倍以上。同时，从其十年以来的增长趋势来看，直至2004年，MRCA指数仍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此后虽出现过暂时的停滞现象但又重新保持了增长趋势。电器电子虽然从十年前开始略有变动但仍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对中国市场的出口竞争力有些下降，航空器则在中国市场上呈现持续的比较劣势。
在中高端技术群组中，最具出口竞争力的品种为化学产品，在中国市场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机械类产品目前仍具有一些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呈现缓慢的减弱趋势。值得关注的是，汽车品种在过去十年间在中国市场从未具有市场比较优势，而成为市场比较劣势品种。
在中低端技术群组中，最具比较优势的品种为橡胶及塑料，但呈现持续的缓慢减弱趋势。矿物品种与世界市场相比对中国市场未能确保明显的优势，钢铁品种亦如此，船舶是在中国市场最具比较劣势的品种之一，也是对中国竞争力最低的品种。在低端技术群组中，韩国的鞋类对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皮革及毛皮在中国市场拥有第二位最具竞争力的品种，但是呈现持续的缓慢下降趋势。纤维类在中国市场也无明显的竞争力，造纸品种在缓慢的下降趋势下呈现比较劣势，而木材业同样没有明显的竞争力。
(三)各类技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化
本文分析了1998-2007年间韩国对中国各类技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化趋势，发现高端技术群组在2000年和2001年度与中国形成了很紧密的国际分工结构，但此后呈现逐渐减弱趋势，然而从2003年以后，其产业内贸易程度则急剧下滑。中高端技术群组在过去十年间其产业内贸易发生程度的升降幅度比较大，但从2004年以后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且其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其它技术群组。因此，可以断定2007年以后它有可能成为产业内贸易最活跃的产业群。中低端技术群组在十年前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为平平，而到了十年后的2007年略有上升，虽然期间出现过微弱的升降现象，但分工程度没有太大的变化。韩国低端技术品种在十年前其产业内贸易指数过半，此后呈现缓慢的增长趋势，已与中国形成了密切的国际分工结构。
本文通过计算1998-2007年间韩国对中国各类技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从中观察到各技术群组的个别品种与中国形成的国际分工程度的具体情况。在高端技术群组中的电器电子和半导体品种，以较高的水平发生产业内贸易，这说明在电器电子及半导体领域中，韩国与中国的国际分工结构比较密切。虽然航空器品种在2004年其产业内贸易指数达到最高值，但此后产业内贸易程度明显下滑。精密仪器品种也在1998年至2003年之间以比较高的水平发生了产业内贸易，但从2004年以后其程度大幅减弱。也就是说电器电子和半导体品种在高端技术品群组中，其在韩中产业内贸易的发生程度高，而航空器和精密仪器品种的产业内贸易不太活跃。
在中高端群组群中，机械类品种的产业内贸易程度从2003年开始呈现持续的增长趋势，这说明与中国保持相当高的分工结构。化学产品为对中国的出口优势品种，该品种的产业内贸易以及产业间贸易各以50%比例进行交易。汽车品种在2003年及2004年很少发生分工，但在2005年发生了很多国际分工，因此，其产业内贸易更具弹性。韩国向中国出口整车会遇到关税以及进口许可证等诸多难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当地生产汽车。因此，韩国汽车制造企业的中国投资，实际上促进了韩国的出口。
在中低端技术群组中，2007年矿物品种在同群组内其国际分工程度最高，船舶品种的分工程度呈现逐渐增长态势，钢铁品种在2005年度实现了很高的国际分工程度，但此后其国际分工大幅减弱，橡胶及塑料品种与中国的国际分工不太密切。
在低端技术群组中，造纸品种在过去十年间其产业内贸易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这说明该品种与中国的国际分工水平相当高。同时，皮革及毛皮品种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近年来也不断上升，纤维类品种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比重很高，而鞋类品种在2001年达到高后呈现逐渐减弱趋势。与此相反，木材品种持续减弱，到了2007年在产业内几乎看不到交易。
四、结论
第一，利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考察了韩国所有产业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结果发现化学制品及有关商品在制造业领域最具出口竞争力，而在非制造业领域未单独提及的商品的出口优势度高。对各类技术水平产品进行具体的品种分类分析后，发现高端技术群组中的精密仪器品种对中国具有最高的贸易优势度，其次为半导体;中高端技术群组中的汽车品种的出口优势最明显，化学产品的出口优势度也很突出;中低端技术群组中的橡胶及塑料品种的出口优势度最高;低端技术群组中的所有分析对象均出现进口优势倾向。
第二，利用市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考察了韩国对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发现化学制品及有关商品同样对中国具有最高出口竞争力，这说明该品种为韩国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优势品种。与此相反，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对中国的竞争力持续下降，并从2006年开始失去了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对各类技术产品进行具体考察的结果发现，在高端技术群组中最具竞争力的品种仍为精密仪器;电器电子与世界出口比例相比，对中国的出口多达125倍，这说明对中国市场仍具竞争力。在中高端群组中，化学产品对中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最高。而在中低端群组中，橡胶及塑料品种的竞争力高。从贸易优势指数来看，低端技术群组中的大多数品种均转化为进口优势品种，而从MRCA角度来看，其中竞争力较高的品种为鞋类和皮革及毛皮等。
第三，利用产业内贸易指数考察了韩国与中国的产业分工状况，发现韩中两国之间的国际分工程度在制造业领域比较高，尤其是在杂项制品方面呈现最高的产业内贸易发生度。在不同技术水平产品的竞争力方面，高端技术群组中的电器电子和半导体品种与中国形成了较高的国际分工结构;在中高端技术群组中的机械类品种的产业内贸易发生度很大;在中低端技术群组中的矿物品种的国际分工程度高;在低端技术群组中的造纸品种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很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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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urkcan. “Determinant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n Final Goods and Intermediate Goods between Turkey and Selected OECD Countries”，Istanbul University Econometrics and Statistics Journal，2005(1).
篇8
关键词：“包豪斯”；本土化；误读；变异
1 “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
“包豪斯”在德国的建立是一种原发性的艺术探索，它并非是单纯的艺术形式的探索，而是精神气质和思想上的解放，是意识革新动力的内源性。而“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一种继发性的艺术探索，虽然两者都面临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突变的问题，但“包豪斯”的引进，更多的是通过西方的话语体系来摸索自我表达的合适途径，在摸索的过程中势必要受到中国经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因素的限制，从而引发“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变异。“包豪斯”在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从“拿来主义”转型到“差异化、本土化”的过程。
“包豪斯”在中国的传播大约是在20世纪初期，主要是指国内一些学者如陈之佛、庞熏琹、雷圭元等人像西方学习的过程。直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开始了曲折的探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建立，就是“包豪斯”中国化的产物，遗憾的是，为了满足繁荣富强的政治理想，“包豪斯”从落户中国之初，就被当成是工艺美术的探索，其实真正的“包豪斯”并未实现。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认为是“包豪斯”在中国的变体，对“包豪斯”误读的现象更加普遍，中国设计界曾一度将“反装饰”，“玻璃幕墙”当作现代设计并打上“包豪斯”的旗号。这种片面理解“包豪斯”的做法，为现代设计的混乱埋下了伏笔。也许这正是许多学者“误会”“包豪斯”的真正原因。回归“包豪斯”本体而言，它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回应，“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方盒子建筑”等现代形式的探索是基于工业文明的比较成功的探索，为何进驻中国反而成为一种阻力？
“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和产生的异化现象是由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所引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下打开了国门，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惶恐和现实需要中开始了像西方学习的历程，但当时封建主义的毒瘤仍扎根意识形态，所谓的向西方学习不过是一缓落后的燃眉之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境况。西方的工艺美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运动等，如潮水一般蜂拥而至，当时国内百业凋零，刚刚走出天朝帝国的神话，面对眼花缭乱的世界开始了“无奈”的西学之风。然而，西方的设计运动是意识革新动力的内源性，这种探索是自发的，是源于人们内心的需求的。而中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吸收西方国家上百年以来的发展成果，进行“”式的设计探索，无疑会给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带来许多弊病。就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本身而言，它缺乏西方自发式的设计革命，仅仅吸收西方表面的理论成果，并未扎根本国的土壤，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无疑会给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阵痛。
2 对“包豪斯”的误读与它在本土化过程中变异
“包豪斯”真正扎根中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包豪斯”一开始被引入的时候就被导入一种尴尬的工具怪圈。设计界对“包豪斯”的理解和引入，大部分是技术层面的范式，而“包豪斯”所体现的工业文明的设计理想却被忽视。诚然，“包豪斯”是手工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一种设计理想的探索，而并非一种式样的流行。“包豪斯”本土化的阻力并不是“包豪斯”已经过时，而是缺乏成熟的工业文明下的设计体系。基于“包豪斯”本土化过程中的变异给中国艺术设计带来的阵痛，我们应该立足本土的实际需求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给“包豪斯”一个合理的定位，发挥“包豪斯”在现代语境下的真正价值。“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要将“包豪斯”扎根中国现代文明下的生产技术、文明精神和经济制度的层面，为构建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新秩序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3 创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包豪斯”
要想创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包豪斯”，要求设计师和设计理论家合理分析20世纪中国特定的社会矛盾、民族危机和精神文化氛围，以创造性的设计形式加以应对的“自觉”上，也就是设计师对“包豪斯”的“自觉”学习。中国有持续数千年的文化传统，长时间以来中国艺术变革的方式是渐进和缓进的，当中国被列强敲开国门并沦为半殖民地时，中国人奋发图强，试图从西方的设计运动中寻找拯救国家的方法。这种“拯救”要扎根中国土壤，反映当代人的感情。“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并不等于只追求形式的变化，抛弃那些珍贵的恒定性的因素如属于内容范畴的民主精神等，中国化的“包豪斯”要有时代的感觉和气度，并赋予新的意义。
怎样创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包豪斯”成为设计界的重大命题，也许这并不是设计界本身的命题，还关系到中国当前社会文化、经济建设的架构。符号化的理解“包豪斯”使得它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包豪斯”中国化的进程并非要复兴“包豪斯”式的风格或者教育体系，而是通过“包豪斯”对设计理想的探索，建构适应中国当代人们需求的艺术设计教育的新秩序，寻找适应本民族的设计方法。新的艺术设计教育秩序的构建着眼于设计价值观的教育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并在设计行为中不断注入人文精神，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的训练，才是设计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因此，单纯强调技术因素，忽视设计内涵的教育是失去生命力的设计教育。
从根本上讲，“包豪斯”在中国的变异源于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设计意义系统，技术化的“包豪斯”缺乏意义系统和文化逻辑的支撑，丝毫没有实际价值。
4 结论
“包豪斯”在中国的本土化的进程，是中国在吸收外来概念并予以消化的过程，在消化的过程中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包豪斯”，而非陷入机械化复制的牢笼。“包豪斯”本土化的进程是中国文化上的一次更新，这种文化上的更新即需要内向寻找资源，也需要向外吸收力量。但是，向外学习必须要有自主选择意识，是在中国立场上的辅助与补充，中国式的“包豪斯”应该是一种从传统延伸出来并能适应当代精神的表达，反映中国的现实和情感的设计探索。“包豪斯”对“民主主义”精神和适应工业文明的设计教育体系的探索，对构建中国艺术设计新秩序和创建一种新的文化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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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 环境变化;环境意识;环保行为;中国公众
中图分类号 X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5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10
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3月3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呈增大趋势,但是环境支持系统在可持续发展各个支持系统中的能力相对较低[1],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共同的《2006年环境绩效排名》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的环境绩效指数排名在133个国家中居第94位,环境问题可能是中国崛起中最大的变数[2]。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市民的参与下,促进和鼓励公众意识和参与[3],显示了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对公众环境意识的研究能较好的反映公众环境意识的水平。以1998年我国首次全国规模的环境意识调查报告《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4]、2001年“联合利华杯公众环境意识调查”[5]、2005年首个环保指数《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年度报告》[6]、中国环境意识项目主办的《2007 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7]为代表的全国性环境调查,反映了过去10年来对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8-9],调查的社会参与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这些调查之间呈现出持续性与互补性不足的特征,并且缺少对环境变化现象与深层背景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缺少对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以及趋势预测。为此,本文在已有调查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以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价值,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管理政策提供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以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1年“联合利华杯公众环境意识调查”、《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2007)》、《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为基础进行分析,其样本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个年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见表1)。
1.2 方法
以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为基础, 选取报告内容中较为关注的3个方面,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变化;以上述各个年份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公众环境意识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并对未来环境意识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
2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分析
2.1 公众的环保意识
对于公众的环保意识,选取环保知识和环保态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对于环保知识,以1998年调查中13个环保知识题目的人均得分和2007年调查中对7个环境科学知识基本概念的认知度进行衡量。
1998年调查中环境知识方面的人均得分2.8分,换作百分制,则人均得分仅为21.54分,表明当时的公众环境知识水平尚处于相当低的层次。2007年调查中环境保护的认知方面,81.5%的公众听过至少1项有关环境保护的概念,但是当进一步询问时,仅有10%的公众能够正确阐明其确切含义,表明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总体呈现高知晓率和低正确率的特征,公众对于环境保护认知的实际知晓率偏低。
总体上看,相隔近10年,我国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有所提高,且呈现出随年龄上升而下降、随受教育程度上升而上升的趋势。同时,两个时期的调查数据均显示出城市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高于农村公众,且有城乡差距增大的趋势(见图1)。有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每百户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差距从1998年的9.2台增大到2007年的43.3台,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差距从1998年的339.98元增大到2007年的1022.88元[10],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居民环境知识的获取产生影响。
对于环保态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对于环境问题责任主体的认识和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衡量。两次调查表明,相隔近10年,公众依然认为政府和企业应对环境问题负有重要责任(见图2),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监督职责和企业社会职责的要求。而对于环境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则归咎于公众的环保意识差,显然“谁破坏,谁负责”的环保责任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各类社会问题中,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从1998年的第5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重视程度略有提高,但是环境问题仍未成为公众最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相隔近10年,公众认为我国环境问题严重的比例升高了20.7%(见图3),公众最关注的具体环境问题也有所变化(1998年:水污染、大气污染、植被破坏。2007年:生活垃圾污染、耕地减少、大气污染)。其中城乡居民对于具体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存在一定差异,1998年城市居民最关注大气污染,农村居民最关注水污染,且城乡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差别不大;2007年城乡居民都把生活垃圾污染放在了首要位置,城市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高于农村居民。
统计资料表明,近10年我国工业“三废”的综合利用率逐年增加,其中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相对较高,2001-2008年均高于80%,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污染问题,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对于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生活垃圾的年产生量约为3.7 亿t,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的年产量约为1.7亿t,并正在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增长[11-12],特大城市的垃圾增长率甚至高达20%[13],而我国每年的生活垃圾清运量最高仅为1.5亿t左右,且无害化处理率仅为60%左右,低于国际通用标准的无害化处理率,因此导致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垃圾问题日益严重,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
2.2 公众的环保行为
在环保行为方面,以1998年调查中公众参与5项环保活动的程度(低度参与、高度参与、具体活动)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的环保经历(主要环保经历、主动性环保经历、具体活动)来衡量。
1998年公众低度、高度参与环保活动的比例分别为65.9%和8.3%,以具体活动为例,当工厂噪音影响个人生活时,选择进行交涉的比例为43.9%,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访的比例为4%。
2007年接收有关环保的电视节目和纪录片(82.9%)、报刊(47.3%)等大众传媒信息成为公众最主要的环保经历,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占18.1%)、环保宣传(占4.2%)、成为民间环保组织成员(占2.1%)等主动性环保经历不足,12.9%的人没有任何环保经历。以具体活动为例,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能够予以制止或劝阻比例为37.1%,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访的比例为1.6%。
相隔近10年,公众的环保参与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主动性环保参与水平有所降低,能获得显而易见的眼前利益是公众参与环保活动最直接的动力,也是造成环保行为滞后的重要原因。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越高,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之间呈现线形相关关系。
2.3 公众的环保满意度
在环保满意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对于本地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和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来衡量。
相隔近10年,公众依然认为本地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不够,企业忽视环保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而消费快速增长、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等客观因素被认为是次要原因(见表2),表明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并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大多数公众认为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相隔近10年,公众对于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和环保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上升较快,对于企业环保自觉性的满意程度下降较快。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逐年增加,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强化,而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仅为31分,总体水平较低,企业的环境责任在各类社会责任中的水平相对最低[14],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
3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特征及原因
3.1 变化特征
以上述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参考2005年和2007年环保民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建立公众环境意识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数据的局限性,选取其中代表性的题目组成三级指标,个别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通过专家打分法修改部分权重(见表3),采用综合评估法计算平均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可见,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环保意识呈现N形上升趋势,环保满意度呈现U形上升趋势,环保行为则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以2006年为结点划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6年,环保意识的提高是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环保满意度则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其中2001年公众对于空气、水环境问题的满意度较低是环保满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2006-2007年,环保意识和环保满意度的提高是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环保行为则成为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高的关键。
3.2 原因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被归纳为倒U形关系、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 N形关系[15]。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是由于环境意识的发展受到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比国内外,美国环境意识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快速觉醒-顶峰-下降-反冲-繁荣的阶段,其中环境意识的上升期基本上就是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16]。在奥地利,公民有强烈环保意识的比例从1990-1997年下降了9%,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状况的改善使公众的环保满意度增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的日益严峻降低了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在我国公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1999-2005年公众对于环境保护关注度的比例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是因为下岗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改革等问题的日益严峻更为引人关注,尤其是下岗就业问题在上述7年中有6年位居首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2006-2008年,环境保护首次连续3年位列热点问题的前3名,环境保护的关注度有所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总体水平偏低,是由于我国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起步较晚所造成的。美国在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就最早确立了公众参与原则;在中国,首部环保领域中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是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从立法角度看,我国公众参与环保活动较美国晚了近40年。起步较晚导致了我国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机会不足[17],环保行为总体水平偏低。同时由于行为本身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并随个体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过去10年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这与消费和能源的发展趋势相吻合,“生态文明”的提出从国家层面上将环境保护从行为实践提高到理论和伦理的高度。
4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趋势分析
利用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得出最佳的拟合方程为y=2E-16e0.0198x。经方差分析、回归系数的t检验表明回归模型成立(R2 = 0.9791>0.8,显著性检验P=0.0017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环保参与水平和公众对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和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
(2)环境意识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其中环保行为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是未来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高的关键。
(3)未来公众环境意识总体水平将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 2008-2017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2019年达到较高的稳定水平。
5.2 建议
(1)加强环境认知教育,明确环境变化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严峻影响和挑战,中老年、农村和低教育群体是未来环境普及教育的重点。
(2)激发公众的环保责任意识,深入挖掘企业的环保积极性,使他们通过技术创新等有效途径提升企业形象,积极履行相应的环境责任。
(3)加大环境保护的工作力度,重点集中在生活垃圾污染治理,提高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水平,鼓励城市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消费。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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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灵活多变，推广小型宴会
以前餐厅大厅中央有一道屏风，这个屏风不能拆掉，无法容纳小型活动、家庭宴会。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大厅重新做了改造装修，使屏风可以拆掉，这样大厅就能完全打开，变成一个小型的宴会厅，差不多可以容纳10桌客人，另外餐厅有一个特别大的包间可以容纳50位客人，连起来就可以接待150位客人的小型聚会。监管酒店餐饮部的行政助理经理蔡岳晋表示，这样改变是适应市场的需求，现在酒店大众消费更多了，各种宴席像小型婚宴、宝宝宴、生日宴也供不应求，这样改变给客人提供了双重选择，客人可以根据自身预算来决定宴会的举办地方，这给酒店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了更大力度地推广中餐厅，酒店还聘请了社会餐饮的销售精英来推波助澜，为小型宴会造势。同时也在大众点评网这类大众消费媒体推广相关活动，让更多的普通大众知晓酒店的美食信息，吸引他们走进五星级大饭店来消费。
随着餐饮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现在酒店餐饮也常常和社会餐饮相较量，蔡岳晋表示，酒店中餐厅应该降低姿态，在保持自身风格的同时应对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价格是客人不敢来酒店消费最主要的因素，因为五星级酒店给客人通常的印象是价格较高，但其实现在价格已经很亲民了。翻开中餐厅的菜单，可以看到商务套餐100多、200多、300多的都有，点心自助餐在158元/位，菜品齐全丰富，应有尽有。蔡先生说：“我们在积极推广酒店的美食活动，慢慢去改变客人的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让客人既能吃到高品质的美食，又能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服务，而且价格也很合适。”
儒雅大厨亮出看家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