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性成果范文
时间:2023-03-15 10: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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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是成立组织,加强领导。我校成立了以汪启国校长为组长、业务副校长樊瑞科为副组长的课改领导小组,对课改过程实施管理,对活动过程做出了科学安排。
二是加强年级段教研组建设。各科开展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校本教研活动,学习借鉴东庐、后六、洋思中学的办学模式,结合我校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点、认知水平,开展教学研究活动。要求每人写出实践报告及教学反思,骨干教师上示范课引导年级段教师的成长与发展。,
三是成立实验团队,深入教学模式探究。语文组以高玲为组长,数学组以刘玲为组长,在全校抽取骨干力量组成两个科研团队,团队内部进行研讨座谈,确定出方案;再到课堂中去实践,通过听评课,对出现的问题,一步步地认真地去研究、去解决;最后经过再交流、再反思、再总结,渐渐地摸索出了适合我校的课堂教学模式。
四是课堂教改初见成效。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探索,我校语数学科均总结出符合本校实际的教学模式。语文组构建了“四激”教学模式,数学组构建了“三要五让”和谐教学模式。
“四激”教学模式。主要是“激趣导学”、“激疑导探”、“激情导读”、“激励导练”。它既有“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精髓,亦有洋思中学“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合理内核,具体表现为“四突出”、“四体现”,“四突出”即突出学生、突出学习、突出合作、突出探究。“四体现”即体现学生“自主”与在“自我”;体现师生、生生多边互动与实践;体现生活、开放的语文;体现三维目标的有机融合。
“三要五让”和谐教学模式。具体操作流程分为“导——学——展——练——评”五个环节进行。“三要” 突出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即一要创设情景,设计富有趣味、富有挑战、富有针对性的问题;二要组织好学生的各种活动,使其积极、有序、和谐;三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度点拨与精讲。“五让” 强调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即一让学生有充分的思考问题的时间与兴趣;二让学生有生生互动、合作交流的习惯;三让学生有在老师点拨和同学的交流中有自我反思的意识;四让学生有自我探究的能力与方法;五让学生有充分的表达与展示的机会。“和谐”教学突出了教与学和谐统一。具体地说,(1)教师与学生和谐,即师生的关系是民主、平等,互相信任;(2)教师与数学课本和谐,即教师要研读课本,明确教学目标及重难点,合理利用课本;(3)教师与方法的和谐,即教师的教学方法要适应学情,选择最适宜的教学方法,起到最佳效果;(4)学生与课本和谐,即学生要做到预习,复习,避免知识点断链;(5)学生与方法和谐统一,即学生的学习方法要科学有效,听课有质量,解题讲究方法;(6)课本与方法和谐统一,即教材的呈现方式要科学合理,根据学生的学情作出相应调整,做到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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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6年1月,列入吉林省改制计划的816户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已基本完成改制任务,同时带动了其他国有工业企业及粮食、流通、建筑等行业1951产企业的改革,全省共完成2767户企业改制任务,共涉及职工87.5万人,转换劳动关系78.08万人,共支付改革成本217.87亿元,化解债务299亿元。
通过改革,企业体制、机制实现创新,企业冗员得到解决,办社会负担得到分离,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市场竞争能力增强,企业资产经营状况得到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得到提高。据初步统计,完成改制的企业月均销售收入比改制前平均增长32.7%,比同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出25.1个百分点。
一、吉林省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
成本筹措、债务负担、人员安置和企业办社会负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出问题,是推进改革厂作的难点。针对这些难点问题,吉林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国有企业改革上作的顺利进行。
1、多渠道筹措改革成本。各地、各部门都把筹措改革成本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利用多项政策大力筹措改革成本,一是采取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股权转让、政府行政资产出让等方式统筹改革成木;二是通过财政性债务减免、税费减免以及金融债务打包打折等方式降低改革成本;三是通过引进域外资本参与国企改制重组来分担改革成本;还充分利用国家并轨政策资金、省和各级财政投入资金以及利用国家开发银行软贷款补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通过各种渠道筹措改革成本共计200多亿元,并实行统一管理和使用,保障了改革上作顺利进行。
2、多方推进化解企业债务工作。一是由政府主导搭建平台,积极推进化解债务工作。在化解改制企业金融债务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全省搭建了省国资委和各市(州)10个化解债务平台,省政府筹集4.9亿元拨给各市(州)作为补充资本余。各地也允分利用平台积极与金融机构密切接触,采取集中和分散谈判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推进化解企业债务工作。二是依法对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合理合法处置一批企业债务。三是吸引域外资本、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制重组,承接企业债务。四是利用财政政策、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税费减免等政策豁免、化解了一批债务。省政府也及时出台了《关于妥善化解国有企业金融债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化解改制企业金融债务工作的补充意见》等政策对债务化解工作给予充分地指导与支持。
3、大力推行招商改制。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吉林省注重把改制、改组、改造相结合,把引进战略投资者作为主攻方向,多种形式并举,大力推行招商改制。吉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组成经贸考察团赴省外、国外进行招商推介丁作,升于2005年5月举办了规模空前的“2005中国・吉林国有工业企业产权转让暨项日招商大会”,组织改制企业参加东北亚博览会进行会议招商。各地、各部门也组成小分队进行招商引资,吸引优质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多种形式、多个层面招商引资活动,吸引了一大批跨国公司、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各类资本参与吉林省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一些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实现了嫁接改造,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些长期停产半停产企业通过改制重组启动了生产,获得了新的发展活力。
4、加大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推进力度。吉林省政府为了切实减轻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推进改进步伐,促进企业发展,确定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要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进行,并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与指导意见。有关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相应地成立了分离移交工作小组,广泛吸取各方意见,尊重各方利益,制定了移交接收工作方案,稳步推进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
5、妥善安置改制企业职工。转换职工劳动关系,接续养老保险,清偿拖欠职工债务,尽可能扩大就业是国有企业改制最重要的方面。各地、各部门抓住国有企业下岗、寓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的政策机遇,把并轨试点与企业改制相结合,通过并轨试点促进企业的改制,极大地促进了职工劳动关系的转换,使28.59万名职工参加了社保并轨试点。对在岗职工也都按照标准采取现金、股权、债权等方式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转换了劳动关系。基本完成改制的816户国有工业企业的在册职工已基本得到妥善安置,拖欠养老金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二、吉林省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
吉林省国有企业改革对其他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主要有:
1、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王珉省长任组长、4位省级领导任副组长及36个部门参加的省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和由吉林省人大、吉林省政协,吉林省纪检委等部门领导担任组长的国企改革督查推进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了6个工作组,建立了研究重大事项的“会办制”制度以及协调会议制度。为加大改革的推进力度,吉林省委组织部会同吉林省企改办在省、市两级机关中选派千余名优秀年轻干部进驻816户工业企业中参加企业改革。吉林省国资委、各市(州)也分别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和141个改制工作推进组,基本做到了海户改制企业都有一个工作组具体负责。政府主要领导的参与,上下贯通、行动一致的组织保障体系,加大了吉林省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力度,有利于协调处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吉林省国企改革取得进展的重要条件。
2、健全的政策体系。实施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对影响和制约国有企业改制的重点和难点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形成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体系。为此,吉林省政府组织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筹措改革成本、妥善转换职工劳动关系,推进分离办社会职能、化解金融债务等7个方面的配套政策,又针对改革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改革成本不足、拖欠社会养老保险费等15个重点、难点问题,提出具体解决的的意见和办法。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吉林省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按市场规律办事。在改制中,吉林省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针对国有企业的各自不同类型和特点,采取相应的方式和途径,分类指导、分层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一是对有影响、有带动力的资源类优势企业,全力做大做强;对困难企业,积极促进其与优势企业重组,借助外力做大做强。二是对有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的企业,促进其与国内知名民营企业进行重组,通过增量合作,引入新的经营机制和管理理念,发展壮大。三是对一般企业向管理层转让,通过管理层和职工持股,解决改制和发展问题。四是对严重资不抵债的困难企业,通过政策依法破产等改制方式,退出国有,先死而后生。通过这些办法,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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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全面推进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提升城市良好形象,促进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自接受具体工作任务以来,局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成立了以主管领导为组长的创建迎检工作领导小组,具体部署、组织协调迎检各项工作;同时,多次召开中层领导干部会议,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创建迎检工作会议和文件精神,结合“三品一械”日常监管工作,将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创建迎检的决策上来,增强全员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
二、精心策划、全面组织,贯彻落实创建迎检工作
按照区委区政府具体布置的工作任务,结合“三品一械”网格化监管的日常工作,我局分成药械巡查、监管许可和餐饮巡查等3个专项整治工作组,明确责任,将工作任务分解到小组与个人。一是以稽查科为基础组成药械巡查组,对重点区域的药械经营企业展开合规、安全性检查,包括:外方药的销售、药师是否在岗、从业人员是否取得健康证等;同时结合近期开展的“盐酸曲马多”专项检查任务,对经营精神类药品、成瘾类药物的企业进行重点巡查;此外,对重点区域的小超市、小士多无证经营常用药品行为进行专项整治。二是以药械科为基础组成监管许可组,结合网格化日常监管工作,着重监管重点区域的药品经营企业证照是否齐全、药品分类是否按规范摆设;同时,督促引导重点区域内未取得许可销售药械的企业依法办证、合法经营。三是以食调科为基础组成餐饮巡查组,主动派员配合区卫监所对辖区餐饮业、公共卫生行业的巡查工作。此外,还积极派员参与辖内主要交通路段文明交通督导工作。
三、突出重点、依法行政,抓好创建迎检各项工作
自8月11日起至8月31日止,我局按照区委区政府部署的重点区域,结合自身的行政监管职能,严把许可、依法行政,较好地完成了辖区迎检我局的任务和责任。经统计:创建迎检期间我局共出动行政执法人员104人/次、巡查药械经营企业164家/次、检查超市和士多96家/次;派驻药品生产企业专项检查12人/次、检查企业6家/次;配合区卫监所巡查餐饮和公共卫生行业4人/次、巡查企业20家/次。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无证经营药械的企业屡禁不止;
二是个别药品经营企业仍然存在违法经营违禁药品行为;
三是个别旅业(宾馆)、超市、士多仍然存在超范围经营药械的现象,取证取缔难度较大。
五、下一阶段工作设想
一是继续完善和理顺创建国家文明城市领导小组的职责与任务,抓住各阶段重点,细化各项工作措施;
二是继续加大“三品一械”日常整治力度,严惩严处违法经营违禁药品、超范围经营药械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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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投资环境呈现总体平稳与阶段性恶化并存的特点
国际产业转移(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IIT)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产业活动现象,它是指产业活动跨越国界,形成产业生产要素的跨国优化配置,其实现形势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即FDI。从长远而言,中国的投资环境将保持总体平稳,但阶段性恶化频仍已在所难免。2012年前3季度,中国实际利用外资834.2亿美元,同比下降3.8%,吸引外资的压力增大,但中国依然是国际产业转移和FDI最为重要的承接地,2011年吸收FDI为1240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FDI流入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下滑,2011年全球FDI为1.5万亿美元,较2007年的峰值下降24%,其中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超过发达经济体,约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52%。
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扩张的进度有所放缓,但结构变动的速度有所加快,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导的产业转移逐渐发展为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依次递进和并存的产业转移,并且产业转移凸显空间扩散的特征,转移的重心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移动的趋势十分明显,有利于新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平衡增长。
二、我国承接FDI的行业和地区特征
金融危机加速了我国行业和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能力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转移的三次产业结构
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从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特点,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特点转变。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主要依赖的是我国丰裕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近年来这种行业结构特点正在转变。第二产业失去外商投资的绝对优势地位,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提升。如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中第一、二、三次产业分别为1.95%、73.48%和24.57%,2010年则分别变为1.67%、46.94%和51.39%,第二产业下降了26.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了26.8个百分点。
2、FDI的制造业集中度过高
外商投资集中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两大行业,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高度化问题依然严峻。从外商投资的行业细分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两大行业,比重维持在60%的水平以上,这显然不利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软化,不利于我国充分运用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增强承接高端产业或高端产业链环节的国际转移的能力,也不利于减轻我国对高污染、高能耗发展方式的依赖。
3、承接能力地区间转移
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地区内转移和地区间转移并发的特征。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构成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三大区块,其中东部地区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前沿,中西部地区为产业转移提供了劳动力等要素条件;东部地区以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中心形成了三个经济辐射带,推动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当前,东部地区承担着研发、设计、销售和服务等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国际转移,具备了承接较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转移的要素基础;中西部地区依赖资源禀赋、要素成本等优势,具备了接收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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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工程造价 阶段性 改革 未来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前提下,工程造价是指工程价格,即为建成一项工程,预计或实际在土地市场、设备市场、技术劳务市场等交易活动中所形成的建筑安装工程的价格和建设工程总价格。我国的工程造价从解放至今,在不断的学习与探索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我国造价在发展过程中也遭遇了挫折,甚至停滞。随着我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我国的造价水平在竞争中学习,在党和政府的正确指导下,拉近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同时也面临更大的挑战。分析总结我国工程造价的发展过程可以减少目前造价改革的盲目性,对我国造价管理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一 我国造价管理发展的阶段分析
1 认知阶段1949-1965
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百业待兴,面临着大规模的恢复与重建工作.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并不发达,为了用好有限的基本建设资金,我国引进了前苏联的一套概算定额管理制度,并学习苏联的施工管理制度。这一时期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小,施工工艺,施工材料及设备简单,在这个前提下我国对现代工程造价有了认识,并在基本建设实践中探索与运用,我国的工程造价开始了初期的发展。
2 停滞阶段1966-1976
这一阶段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国概预算管理遭到严重破坏,概预算和定额管理机构被撤销。预算人员培训完全停止,大量基础资料被销毁。我国建工部直属企业实行经常费制度,工程完工后向建设单位实报实销,使施工企业变成了行政事业单位。我国工程造价发展在这一阶段严重受阻甚至一度停滞。
3 恢复阶段1976-1995
这一阶段是概预算管理制度恢复与发展的时期,随着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77年我国恢复了造价管理机构,对建筑市场的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强调了“三算”在基本建设管理中的意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明确了设计单位在施工图设计阶段编制预算。在1988年各省市建立了定额管理站,成立了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1995年建设部颁布了《全国统一建筑工程基础定额》 《全国统一机械台班费用定额》 《全国统一建筑工程工程量计算规则》用于指导建筑工程预算编制。大量推动概预算及定额管理的文件指标也在这一阶段颁布。
4 改革阶段 1996-
这一阶段是我国工程造价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对于我国造价水平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基本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且要求更高。特别是2001年我国入世谈判成功,允许外商投资建筑企业,我国建筑行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广大造价管理人员认识到了传统的概预算定额管理制度不能与国际接轨并且存在许多不足,现行预算定额中规定的消耗量和有管措施性费用是按社会平均水平编制的,以此为依据形成的工程造价基本上属于社会平均价格,这种没有经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不能反映参与竞争企业的实际消耗和技术管理水平,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限制了企业公平竞争,并且不能与国际接轨。为此我国开始实行工程造价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了“控制量 指导价 竞争费”的改革措施,将工程预算定额中的消耗量和相应的量价分离,国家控制量,价格逐步走向市场化。但是这种做法中国家定额的控制量是社会平均消耗量,仍然不能反映企业的实际消耗量,不能适应招投标的需要。为了真正做到“量价分离”以及与国际接轨,我国制定了“定额量 市场价”逐步向“市场量 市场价”过度的改革方针,引进了国际通用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但由于我国工程造价起步较晚且目前建筑市场不成熟,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造价水平还有巨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1 工程造价管理水平
与国外相比我国造价从业人员大多只是套定额的“机器”而且只参与了建筑项目的实施与竣工结算阶段的工作,而对项目初期的可行性研究与项目的后评价工作参与较少,导致造价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全面,跟不上国际水平。当中国的造价师关注如何实现项目的三大控制时,国外同行已在考虑如何为项目增值;当我们追求项目最佳投资效果时,国外同行却已在追求全寿命周期成本最低;当我们的造价业务还停留在计量计价时,国外同行已开始受业主委托实施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
2 计量与计价方面
英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是根据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工程量,以企业定额确定消耗量,依据的相关造价信息或指数,结合工程实际来形成最终的工程造价。我国目前由于企业定额的缺乏,法律法规不完善,建筑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出现了多种计价模式并存的局面。导致了造价审核困难,招投标无法真正达到公平,公开,公正。
为了缩小差距,提高我国造价行业的水平,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改善。
第一,全国统一执行2008年颁布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计算工程量。
第二,通过对企业加强教育,促进企业编制能真实反映企业综合竞争力的企业定额。
第三,全面提高我国工程造价管理人员素质,规范造价师与造价员考试制度,同时在工程类专本科院校开设工程造价专业。
第四,对目前的造价咨询机构进一步规范,减少挂靠行为,使造价专业人员真正从事到项目建设全过程。
第五,完善相关法律,促进以上措施能顺利进行。
二 我国工程造价未来阶段的发展
党的十的召开,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精神。建筑行业将向着更环保,更节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市场将更具有活力,竞争更加国际化。在建设市场上国家必然会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筑市场将日趋成熟。我国的工程造价行业也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进入一个过渡阶段。主要是四个方面的过渡:传统定额计价模式向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过渡;传统预算定额向企业定额过渡;工程造价阶段性控制向全过程控制过渡;工程造价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过渡。在过渡阶段中,我们主要是学习发达国家的造价管理模式,但不能完全的生搬硬套,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在保持与国际接轨的前提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造价管理模式;国家和建筑企业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工程造价信息化管理,使造价人员可以方便获取当前的市场价格信息;企业要重视已完工程数据资料的积累及数据库的建设,为企业的造价管理提供依据。
三 结论
通过对我国工程造价发展的阶段性的分析,我国的造价管理起步晚并遭遇了挫折,发展相对滞后。但是在党的正确改革方针指引下,总结失败教训,不断的在竞争中学习,发展,创新。随着建设法规的完善,建筑市场的成熟,企业定额的普及,我国的工程造价管理模式必将走向统一;传统的定额计价模式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不正规的建筑企业必将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我国的工程造价必将走向一条既和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钱仑润.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2] 孙震.建筑工程概预算与工程量清单计价[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
篇6
关键词 人力资本;教育;经验;区域
中图分类号 F0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119-05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由区域经济增长带动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的贡献与作用不断凸显,而且逐渐成为支撑经济总体发展的主导要素。无论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还是从区域经济中观层面看,都需要弄清楚与我国当代经济发展相对应的人力资本的发展阶段与特征,同时对区域发展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影响机制变化做出识别,以便优化我国稀缺的教育资源配置、协调劳动力在区域之间的流动与迁移,实现区域发展与人力资本成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本文利用全国第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①在中国的教育水平与普及程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正规教育对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有何变化;②在教育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经验因素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如何变化;③在区域经济由东至西梯次开发的过程中,区域因素如何对人力资本形成发挥影响作用。
1 计量模型与数据
1.1 模型的设定
本文对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本模型源于Mincer(1974)的经典论文:
其中yi为第i个地区的年均收入,c为常数项,si为第i个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xi为用时间计量的工作经验,ui是误差项。本文拓展工作正是基于(1)式Mincer收入方程来进行。对经验分解按照类型区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工作前经验(即非正式经验)。它是指从结束正规学校教育开始到进入当前所在企业之前所有经验,具体包括劳动力在市场上搜寻工作的经验以及为工作职位形成的人际交往能力等经验。这类经验可以增加劳动力的一般性技能,帮助其进入当前企业。广义上这些经验属于正规教育的延续;第二种经验为工作后经验(即正式经验)。它是正式参加当前工作后所形成的带有技能特征的专用性知识,因而可以直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两种经验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存在时间先后与内容上的差别,对收入影响也不尽相同。基于此,(1)式演变为以下形式:
其中ti为参加工作以后所形成的经验,而pi为参加工作前所形成的经验。用时间来衡量经验因素,具体的计算方法应为:
其中Ai,ei分别为第i人年龄和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6为入学的法定年龄。在估算工作前经验量值pi时,我们假定满15岁时才能参加工作(即入学年龄6岁+义务教育年限9年=15岁)。如果(ei+6)大于等于15,则认为接受完教育就直接工作,劳动力无工作前经验,即pi等于0;如果(ei+6)小于15,则pi=15-(ei+6)。在不对两种经验进行具体分解的情况下,
如果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承认β1=β2、β11=β22,说明我们对经验的分解是没有意义的,合并分析就可以实现对经验因素的描述;相反,如果原假设被拒绝,则说明分解是有意义的,即正式经验和非正式经验对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不同的,应该分别报告其对人力资本的作用,从而得出相应的政策含义。此外,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差异比较大,引入虚拟变量Dj(j=1,2,3)用来表示区域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这里对区域的分类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② 可以根据中专技校的实际年限进行加权,以便得到更精确的数据。
③ 可以根据大专、本科、研究生的具体数据进行加权,也可以单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以西部地区为基准,则(4)式演变为:
为了进一步分析区域因素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机制,将区域虚拟变量与其他自变量组合,形成交互项,即检验(6)式中的Dj是否具有显著性。在后文回归方程表中,我们给出了通过筛选以后的、具有显著性的结果。通过对交互项统计显著性检验可以分析区域因素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具体机制。
1.2 数据处理说明
下文分析所选用的省际人口特征数据是通过对第四、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的,其中平均劳动年龄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加权得到:
其中Ai为i省的平均劳动年龄,pij为i省年龄为j的人口所占该省人口的比例,所计算的人口范围为15岁到64岁能够参加工作的人口数量。通过计算得到1990年平均年龄最大的北京市为35.43岁,最小的宁夏回族自治区31.89岁,最大离差为3.54岁;2000年各省的平均年龄都有所上升,但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北京的平均年龄仍然最高为38.39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平均年龄仍然最小,为34.13岁,最大离差扩大为4.26岁。
根据我国的教育体制,学历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学等,对不同学历的教育年限并不连续,下表描述了不同学历的受教育年限情况。
其中si为i省的平均教育年限,pij为该省教育等级j所占的人口比例,nij为教育等级j的受教育年限。根据计算1990年教育水平最高的为北京市9.88年,其次是上海和天津,分别9.25年和9.04,最低的是自治区,仅有2.46年,其余由4到8年不等,最大离差为7.42年。到2000年只有北京超过了10年,为10.49年,尽管仍然是最低的,但已经有大幅度提高,为7.24年,最大离差也缩小为3.25年。
2 实证分析
利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公式(1)~(6)等式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实证检验后发现,1990和2000年我国的收入方程的估计结果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别。
2.1 1990年前后我国人力资本的形成
表2中前三列分别给出公式(1)、(2)、(5)的实证结果,第四列是在公式(6)基础上不断筛选后的最终的收入方程,第五列给出的是公式(4)分解显著性的验证结果。
从方程1的实证结果看教育和经验总体解释个人平均收入的56%,从统计的角度看截距项、教育年限、经验及其二次项的T统计量分别通过了1%和5%的显著检验。教育的收益率为26.3%。为了进一步检验经验分解后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首先对分解后的公式(4)进行检验的估计,结果在表2的方程5给出。从回归的显著性看,工作前经验P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这说明我们对经验在一次项的分解上是合理的。P2的系数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即对二次项进行分解的意义不大。
为了研究区域因素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我们在公式(2)的基础上,将区域的因素作为虚拟变量引入,进而形成了公式(5),检验结果由表2的方程3给出。在加入区域虚拟变量以后,拟合优度上升,回归标准差下降,说明引入区域因素后的模型对收入有较强的解释力。工作后经验因素T和T2的显著性都明显提高,工作前经验因素P的显著性没有明显提高,但其系数明显变小,P2的二次的显著性也得到明显提高,这说明工作前经验P对收入的影响不断上升,而且是非线性的。区域虚拟变量D1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区域虚拟变量D2则不显著,说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形成中存在明显的不同,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则没有明显区别。为了更进一步检验区域特征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机制,我们加入了交互项,即对公式(6)进行检验,这里把经过筛选的最终的收入方程列在了表2的方程4中。方程4剔除了T统计量不显著的项,并把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合并,经过筛选,只有教育和区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是显著的,而且在引入交互项以后,原来的独立虚拟变量变得不再显著。从最终的收入方程看,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收益率为0.371,而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为0.430。由上述结果可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正是由教育的差异所引起,东部地区教育收益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教育对东部以外地区人力资本差别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在1990年前后我国东部以外的地区人力资本形成基本属于同一类型。另一方面与教育相比,经验因素对收入的影响非常重要,并且呈现非线性特征,但是它在东部、东北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差异不大。这说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教育产品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劳动者的经验因素对人力资本形成及其收入的影响,并且通过教育这一人力资本基本投资形式来发挥作用。
2.2 2000年前后我国人力资本的形成
仍沿用前述分析思路,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原始的Mincer方程进行估计。结果发现与1990年相比,2000年的收入方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2000年教育与经验因素只解释了34.2%。教育的对收入的边际影响出现下降,由1990年的每增加一年,年收入提高26.3%,下降到22.8%,而经验所代表的抛物线也明显发生了向右偏移。在总体上发生变异的基础上,我们对经验进行分解后的公式(2)以及其验证式(4)进行估计,结果分别由表4中方程2和方程6给出。我们发现2000年我国的收入方程与经典的Mincer方程以及1990年的回归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对公式(1)进行修正,引入教育的平方项。公式(1)演变为下面的公式(9)。
在公式(9)的基础上对收入方程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由表4的方程3给出。从拟合优度看,方程3调整后的R2与方程1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高,由0.342上升到0.746,即新的收入方程解释了收入的74.6%。教育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的T统计量在1%的检验水平上显著,实际上概率值的小数点后三位都为零。从方程3可以看出与1990年不同,教育与经验一样都呈现出U型曲线的形状,这说明教育的收益率开始下降而后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快速增长,经验也呈现先降后升的现象。将教育的贡献形式确定之后,对经验因素进行分解,在公式(9)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分解后的形式如下式(10)。
在(10)式的基础上进行估计,结果由表4的方程4给出,对分解的必要性的检验由方程7给出。结果显示,加入了教育平方项后对经验的进一步分解是必要的。方程4调整后的R2又有所上升,而且回归标准差有了很大的下降,说明方程4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呈现出倒U的性质,也就是说教育的收益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由于工作后的经验的平方项不显著,实际上与收入呈线性关系,而其系数的符号为负则说明工作后所获得的经验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实际上不能抵补人力资本的折旧。而工作前所形成的经验与收入呈现U型关系,即先下降,后上升。由于工作前经验P的系数大于零,而P自身又非负,因此它是抛物线在正半轴逐渐上升的部分,所以增加工作前经验P对收入的影响为正。在确定了收入方程的基本形式以后,通过分别对引入区域虚拟变量对(9)和(10)两式进行进一步修正,修正后的模型由(11)和(12)式给出。
以(11)和(12)式作为回归模型,对收入方程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加入虚拟变量以后教育的显著性大为提高,而经验不再显著。虚拟变量D1,也就是东部地区显著,而代表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虚拟变量D2和D3不显著。这说明中西部与东北地区在经历10年的发展后仍然没有明显的差异,基本仍属同一类型。
3 简要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目前正处在市场经济纵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阶段,经济发展中大量的异质性因素广泛存在。人力资本的形成也受到发展阶段的显著影响,在结构特征、区域特征等诸多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本文分析了教育和经验因素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1990年我国教育与经验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与国外的经典文献相一致,教育对人力资本和收入的影响为线性的,而经验则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对2000年数据的分析发现,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线性变成了非线性。第二,当把区域因素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收入方程时,发现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1990年前后区域因素在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中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形成在1990-2000年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基本仍属同一类型。这说明在我国未来新区域开发的过程中,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可以尝试运用相类似的激励政策,以促进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形成与平衡发展。第三,1990年和2000年教育对收入影响发生较大的变动还表现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后的教育收益率出现略微下降,12年教育之后教育收益率开始提高。在平均年收益率方面,中等教育并不逊色于高等教育。可见,无论是个人收益还是从社会需求角度讲,现阶段应该加强对中等职业技能教育的投资力度。此外,2000年我国劳动力的工作前经验对收入的影响高于1990年的影响,说明新世纪初期劳动力工作前经验因素具有“工作机会导向”的特征,反映出最近几年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加剧的形势。这直接导致了一些劳动力在接受完学校教育后,仍滞留在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推迟进入工作岗位,增加对工作的搜寻与等待以获得满意的就业机会。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在工作前的这种获得经验与技能的过程是学校教育功能的延续,同样实现了人力资本的增值效果。因此,现阶段强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这一服务内容,发挥对劳动力的知识、经验等技能的“充电”功能,有助于弥补职业教育供给的不足,起到调整和优化配置教育资源的作用,并且有助于增加劳动力就业率和实现教育收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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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现祥等.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J].经济研究,2005,12. [Xu Xianxiang.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5,12.]
An Analysis of the Form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Capital in China
LUO
Run-dong YANG
Xin-ming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stimated the return rate of human capital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in China in 1990 and 2000 based on classical Mincer income equation and variables of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region, and made the basic judgment about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capital in our country. The result of the model demonstrated the change from linearity to nonlinearity of education that influences the human capital, and medium-sized technical education had a high return rate. As for the factor of experience, experience before work affected income much more than after work. The forming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east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other areas in China, where the forming of human capital belonged to the same type basically.
篇7
[论文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强国 特征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已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基本战略选择。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时展的必然,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美国是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强国,具有很强的典范性,那么美国高等教育强国取得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其发展历程是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是否对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具有启发性意义?对此,探究美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进程的阶段性特征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美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历程简述
纵观美国高等教育史,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即美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奠基阶段(殖民地时期至二战结束)、兴盛阶段(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繁荣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内外部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美国高等教育既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前进,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得益彰,最终发展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典范。
(一)奠基阶段(殖民地时期&--战结束)
美国建国后,联邦政府、高校、社会等都在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积极探索。美国高等教育融合英式学院和德国大学模式,在探索与借鉴基础上实现了现代化转型与创新。第一,开展赠地学院运动。赠地学院的蓬勃发展,确立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三职能,现代化高等教育理念应然而生。第二,创立研究生院,发展研究生教育。它源于德国,又不同于德国,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第三,初创两年制学院,设置副学士学位。由此,美国独特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得以形成,建立了由大学、学院和社区学院构成的三级高等教育结构,形成了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构成的完整的四级学位制度。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有了组织与制度保障。高等教育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经济等其他子系统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从社会的边缘开始走向社会的中心,其功能得到进一步彰显,开启了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道路。
(二)兴盛阶段(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美国高校在校生总数从110万增加到792多万,大约增长了7倍多。其中,两年制学院学生从5.56万人增至163万人,增长了29.32倍;四年制院校在校生约从1930年的99.8万人增至1970年的525.9万人,增长了5.27倍;研究生在校生数从1930年的4.73万人增至1970年的103多万人,增长了21.79倍。在1940—1975年这30多年期间,高校授予的学士学位数增长了5.25倍,而授予的硕士学位数增长了10.94倍,授予的博士学位数增长了10.36倍;1975年高校学士学位授予数近98万,硕士学位数29万多,博士学位授予数3.4万多。
在美苏的竞争中,美国的胜利无不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美国的经济也得到空前的发展。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黄金时期”,率先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并稳步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为社会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促进了社会和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得到繁荣发展,推动了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培养了一批批高科技拔尖创新人才,并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引领者,使美国高等教育开始走向世界前列,同时也为美国的科技事业的进步甚至为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做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zO世纪70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跨越。
(三)强盛繁荣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二战结束后,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兴盛发展的阶段,尤其是高等教育规模有了突破性进展,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动荡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质量出现了严重下滑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有所削弱的情况下,人们的解释点落脚在高等教育方面,认为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是美国综合实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一阶段,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竞争力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
经过国家的宏观引导、高校自身的调整与改变以及社会各方力量的全方位参与,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继续推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0%以上;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2007年,美国高校全职教师中的教授达到了17.34万人,占全职教师总人数的比例为25%,副教授13.37万人,助理教授16.85万人,讲师10.14万人,分别占全职教师的比例为20%、24%和14%;美国高校达到4 300多所,其中约有280多所博士研究型大学,代表着美国高校科研和教学的最高水平。根据2009年英国泰晤士报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数据,在排名前十所高校中,美国占8所,前20大学中有美国高校15所,前50大学中占29所;在世界百强大学中,美国占32个席位,约占总数的1/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一流大学的实力;美国高校尤其是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里居于核心地位,引领世界先进科技的创新与发展。
二、美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阶段性特征
(一)奠基阶段的主要特征
1 创新高等教育理念是美国做强高等教育的先导
通过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可知,以现代化高等教育理念为先导,美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传统学院到现代大学的转型,各类各层次院校都在不同程度的层面上实践着这种理念。按照史学家的划分,近代以来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顺序是:意大利(1410—1530年)英国(1600—1750年)法国(1650—1830年)德国(1770—1830年)美国(1830—?)。我们可以看出,在19世纪30年代,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已开始由欧洲转移至美国,但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多么强大,而是因为美国形成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理念作为一种新的力量,不但是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而且引领世界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事实证明,美国的高等教育理念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美国能成为世界头号的高等教育强国,无不得益于这一阶段创新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理念的形成。
2 —美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创新与超越
在这一阶段,美国率先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建立了由大学、学院和社区学院构成的三级高等教育结构,形成了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构成的完整的四级学位制度的具有美国特色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虽然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德国大学模式的影响,但这次学习的结果与殖民地学院移植英式学院不同,是在学习与借鉴德国大学模式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与超越,形成了美国独特的高等教育模式,影响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如哈佛大学校长艾略(C.W.Eliot)所说:“当美国新型大学降临时,它将不是一个德国大学的摹本,而是根植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传统而逐渐地和自然地结成的硕果。它将是美国受有优良教育阶层的高尚目的和崇高理想的表现。它是富有开拓精神的,因而是举世无双的。”正是由于美国的创新和超越,美国独特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才得以形成,这为美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成为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精髓
美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充分保证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美国大学选修制的确立以及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建立,使美国大学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有了组织与制度保障。美国高校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治权利,确保了学术自由的实现。
美国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师和一批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与美国注重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是分不开的。在这一阶段,美国一批卓越的大学校长脱颖而出,成为推动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人物。例如,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理斯·R·范海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芝加哥大学校长威廉·哈珀等等。正是由于这一批卓越的校长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作为,影响着甚至引导着美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化改革和发展,为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兴盛阶段的主要特征
1 高等教育普及化是美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
通过分析与探究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可知,在努力做强高等教育的进程中,美国高等教育关注的焦点不仅仅只是局限在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发展上,而是推动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美国通过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分流发展,普及了高等教育,又做强了高等教育。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经历30多年的时间,美国高等教育稳步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普及化促使高等学校在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类型、办学特色等方面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走向多元化。
美国的普及化进程与美国做强高等教育过程是融合在一起的,高等教育普及化是美国精英高等教育的基础,精英高等教育是美国普及高等教育的灵魂,以点带面,两者共同繁荣。美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拥有一批一流研究型大学,也不仅仅是因为美国高等教育拥有许多一流的科学家或大师等,同是它也包括高等教育普及化这一成果。高等教普及化是美国高等教育强大的体现,而高等教育的强大是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保证,两者相辅相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是美国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高水平大学确保了美国高等教育的龙头地位
在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研究型大学迅速崛起,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超过了本科生教育发展速度,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骄傲。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在1974年,全国科学家有40%集中在各个大学,尖端科学研究集中在少数著名大学。诸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等著名研究型大学,已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日益成为美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1941年至1978年美国共有97人获诺贝尔奖金,人数为各国获奖者总和;仅在70年代,美国就有30人获得这一奖项,同时期,英国10人,西德4人,瑞士2人,苏联、东德各一人,英国科学家斯诺称赞美国高等教育为“世界性真正成就。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阶段,美国通过联邦政府的立法与资助倾斜,使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得到繁荣发展。例如,在1960年,高等学校(主要研究型大学)获得的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占当年所有大学研究经费的75%,主要研究型大学成为“联邦拨款大学”。充足的科研经费保证了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地位,并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引领者,也使美国精英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美国精英高等教育的存在与普及化高等教育之间并不冲突,美国的精英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果为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力量,同时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普及为精英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动态的良性循环。
(三)强盛繁荣阶段的主要特征
1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核心内容
这一阶段,美国高等教育由数量与质量并重型向重质型转变,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现阶段美国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主要任务。
第一,国家层面。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增强了宏观政策的引导,警醒美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必要性。如,1981年美国教育部成立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以调查美国教育质量,1983年《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向全国敲响了警钟,1984年的《投身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力》报告提出了改进本科生教育的27条建议,《目标2000年:美国教育法案》及《领导力检验: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战略报告等等相继出台。第二,高校层面。美国高校自身不断地进行着调整与转变,注重学校内部评估,广泛应用科技革命的成果,改革教学方式和办学形式。同时,雄厚的师资队伍是美国高等教育软实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提高与保持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第三,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更加完善,评估更加专业化。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工作由公认的非官方控制的社会组织机构或媒体来完成,如,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高等教育问责委员会等等。
2 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科技强国相得益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高等教育高程度的普及化,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与信息产业直接相关的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达80%,信息产业正在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以及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得到巨大的发展。美国高等教育与产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高等教育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高等教育已经站在社会的中心,尤其是在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对保持美国世界领先地位的意义显得更加关键与重要。
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物质保障,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2003年,排名前100名的高校共拥有研发基金400.77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的基金为247.34亿美元,州地方政府为26.53亿美元,也就是说,政府对高校科研的投入占这100所高校科研基金的68%。1993年美国共有科学家和工程师254万人,其中在工业界约为200万人,在联邦政府部门约20万人,在高等院校约为34万人。1995—1998年是美国战后以来技术发明专利增长最快的时期,年均增长率达12.5%;1999年美国申请专利数共3万项,大大超过德国(1万项)和日本(7 200项)。另外,美国是世界上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1950年-1990年全世界共有249人气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其中美国就有138人;1994年获得医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共有8人,其中有美国科学家6人;2009年获得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经济学、化学诺贝尔奖的共有10名科学家,其中有美国科学家9名,这些证实了美国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研究方面在世界上具有一流的水平。同时,美国在信息、通信、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众多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
美国的大学成为科研的重要基地,成为世界先进技术的重要发源地,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力量;科技的强大,使美国的经济发展保持着强大的发展劲头;经济的强大又为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科技强国相得益彰,对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对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启示
(一)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要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已经达到2 900多万人,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早已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是,按照国民生产总值来算,2007年我国已经达到世界第三位;按照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的排名大致在20位左右;按照社会进步指数来衡量,我国在国际上的排名约在70余位;按照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我国在国际上的排名就会落到100位左右。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质量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质疑,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比较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要素,由此,我们在普及高等教育的同时,更加注重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完善高等教育质量监管体系,引导高校发展的多元化分流等等方面,都是我们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尤其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必要步骤。
(二)构建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制度环境
学术自由作为一种大学理念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且已成为一种现代大学制度。学术自由是大学生命的真谛所在,是大学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源泉。虽然我国中央集权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美国非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截然不同,但是追求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任何一所大学发展中的应有之义。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曾指出:“当大学履行发展知识的义务时,学术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前提。由于这种义务是大学的基本目标,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牺牲这种探究和表达的自由。”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以强有力的支持系统为物质基础,更需要构建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制度环境,促进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尊重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是造就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师和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必要条件。注重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转变管理体制,是我国建设一流师资队伍的要求,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要求,也是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制度保障。
(三)创新与超越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需元素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们要勇于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经验,但不能盲目仿效他国的教育模式,更不能简单地把西方成功的理论与实践“克隆”到我国教育的发展道路上来。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教授谈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时曾指出:不能生搬硬套西方高校的那一套做法,更不能以为照搬西方的就够了。中国需要尊重自己的高等教育文化,需要适应自己具体的高等教育环境,需要有自己的高等教育特色,特别是要建立起能够为中国人所广泛认同的“什么是优秀大学”的观念,特别是要建立起能够有效满足中国各个方面需求的高等教育体系。美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借鉴中有创新与超越,才能更进一步,否则将一直处于学习阶段。
创新与超越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需元素,中国高等教育要想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一支奇葩,自身必需要拥有世界公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
篇8
[关键词] 脊髓型颈椎病;椎板成形术;椎板减压融合;C5神经根麻痹;颈椎活动度
[中图分类号] R68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4(c)-0069-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outcomes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modified cervical open-door laminoplasty and cervical laminectomy and fusion in treating multilevel cervical myelopathy. Methods From June 2009 and June 2013, in Xijing Hospital, 245 patients with multilevel cervical myelopathy (≥3 segments) were selected. 118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modified cervical open-door laminoplasty (group A), the other 127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cervical laminectomy and instrumented fusion (group B). The operation time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during oper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Improvement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JOA), neck disability index(NDI),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cervical curvature index (CCI), cervical range of motion (ROM), the complications prior to operation and post operation were evaluated as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The operative time and blood los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JOA, cervical ROM, NDI, VAS and CCI of two groups before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JOA, NDI and VAS of two groups at 6 month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an before operation (P < 0.05), CCI of of two groups before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nd ROM decreased than before operation (P < 0.05); the JOA and CCI of two groups at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was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NDI and VAS of group A at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group B , ROM of group A at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group B,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Except the ROM decrease in group A, the other indicators of two group at 6 months compared with those at 1 year after operation,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Both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treat the multilevel cervical myelopathy with similar clinical efficacy. modified cervical open-door laminoplasty as ideal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multilevel cervical myelopathy can more effectively preserve cervical ROM with less complications.
[Key words] Cervical myelopathy; Laminoplasty; Laminectomy and fusion; C5 plasy; Cervical range of motion
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常采用颈椎后路手术,其手术方式主要包括椎板成形术及椎板减压融合内固定术(LIF),对于哪种术式临床疗效好,并发症少,仍存在争议。本研究对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患者分别采用改良椎板成形术(MOLP)及LIF治疗,分析两种手术方式的临床疗效及相关并发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6月~2013年6月西京医院脊柱外科确诊的多节段(≥3)脊髓型颈椎病(包括后纵韧带骨化症)行MOLP及LIF的患者286例,其中随访245例患者,失访41例,随访率为86%。行MOLP的患者为A组118例,其中行LIF的患者为B组127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变分型、手术节段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纳入标准:存在不同程度步态不稳、上肢动作笨拙等症状,进行性发展的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患者,保守治疗6个月无效或加重。排除标准:急性感染、颈椎外伤、肿瘤、存在颈椎后凸、既往有颈椎手术史、资料不全或失访的患者。
1.2 手术方法
A组:保留C2及C7肌肉附着点,磨钻于C3~6开门侧和门轴侧制备纵形骨槽,开门侧结合超薄椎板钳咬透全层,门轴侧磨透外侧皮质即可,椎板全层向门轴侧掀起,开门角度大约30°,用10~14 mm微型钢板保持开门角度。
B组:采用Margel法在相应减压节段侧块处预备侧块钉道(C2及C7预备椎弓根钉道),磨钻结合超薄椎板钳去除C3~6全层椎板,安装侧块螺钉固定装置。
两组患者术后即刻颈托保护,24~72 h拔出引流管,颈托保护3个月。
1.3 评价指标及方法
记录两组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术后1周、3个月、6个月及1年复查,观察神经功能恢复及并发症情况。采用Cobb法在颈椎过伸过屈位片上测量颈椎活动度(ROM);采用Ishihara法在颈椎侧位片上测量并计算颈椎曲率指数(CCI);采用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评估颈椎功能;采用VAS评估轴性症状,对于VAS评分≥3分定义为轴性疼痛[1];采用JOA17分评分法评估术后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并根据公式[(末次随访时评分-术前评分)/(17-术前评分)]×100%,计算术后JOA评分改善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Image-Pro Plus 6.0行影像学资料测量,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行数据分析,同时用GraphPad Prism 5.0软件行图表处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手术时间及出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1)。随访时间为12~36个月。
2.1 两组术前与术后各评价指标比较
两组术前、术后6个月及1年JOA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术后6个月及1年JOA评分较术前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A、B两组术后6个月改善率分别为(62.59±14.41)%和(62.91±14.25)%,术后1年改善率为(67.82±13.35)%和(68.25±14.36)%,两组术后1年及6个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前两组平VAS评分、NDI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两组VAS评分、NDI评分较术前显著改善(P < 0.01)。术前、术后6个月及1年A、B两组CC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前A、B两组ROM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6个月及1年ROM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A组术后1年与术后6个月ROM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B组术后1年与术后6个月ROM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2.2 两组并发症情况
两组术后均未发生切口感染、医源性神经功能恶化、假关节形成等并发症。术后A、B两组分别有3例和17例发生C5神经根麻痹,发生时间为术后6~72 h,给予药物及物理治疗,1年随访均完全恢复。术后B组1例出现脑脊液漏,经保守治疗治愈。末次随访A、B两组轴性疼痛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并发症具体情况见表4。A、B两组术前及术后典型病例见图1、2。
3 讨论
单开门椎板成形术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日本兴起后,广泛用于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但2012年北美脊柱外科学会调查发现70%的脊柱外科医生更倾向用LIF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2]。目前针对这两种术式的选择尚存争议,支持单开门椎板成形术者认为此术式在减压的同时保留了患者颈椎的活动度,术后生存质量明显高于减压融合术[3-5];而支持椎板减压融合固定术者认为,单开门椎板成形术不仅适应证范围有限,而且存在术后再关门的风险[6-7]。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术式术后神经功能恢复相似,但是MOLP组术后具有更好的活动度,轴性疼痛及C5神经根麻痹等并发症发生率也低于LIF组。MOLP相比LIF最大的优势在于保留了颈椎的活动度。有研究显示,LIF与传统单开门椎板成形术比较,术后1年C2~7之间的活动度较术前,前者下降75%,而后者下降20%[8]。Hyun等[9]报道,单开门椎板成形术患者术后颈椎活动度下降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术后1个月内颈椎活动度下降幅度最大,至18个月达到高峰。本组数据显示,LIF组术后6个月及1年颈椎活动度较MOLP组明显减低(P < 0.05)。LIF组术后1年与术后6个月相比颈椎活动度无明显改变(P > 0.05),而MOLP组患者术后1年与术后6个月相比颈椎活动度有部分减低(P < 0.05),这与Hyun等[9]的报道相一致。
轴性疼痛的发生可能是由于颈背部肌肉损伤、小关节破坏、术中神经根损伤或植骨不融合等引起。椎板成形术后轴性疼痛发生率较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0-12]。采用改良单开门椎板成形术,术中避免破坏小关节,尽量保留C2及C7的肌肉附力点,同时微型钢板重建椎管为椎板提供支撑,铰链侧植骨提高融合率,轴性疼痛的发生率明显降低。而椎板减压融合固定术通过内固定实现了椎间的稳定,但是牺牲了颈椎的活动度,引起了颈部的僵硬及肌肉萎缩,轴性疼痛的发生率相对较高[13]。临床研究显示单开门椎板成形术患者由于“回弹”现象导致术后6个月再关门的发生率为10%,而术后的神经功能恶化与再关门有关[14]。开门角度的增大并不能防止再关门现象发生[15-16]。Matsumoto等[17]报道,34%的单开门椎板成形术患者术后至少有一个节段发生再关门。而本研究未发现MOLP患者出现再关门,这可能由于微型钢板给予即刻稳定支撑,铰链侧植骨提高术后融合率有关。LIF后颈椎正常的生物力学发生改变,轴向旋转力不再按正常生理方式传到下方结构,连续的固定节段增加了力臂的长度,也增加了相邻节段小关节及椎间盘的压力,最终导致相邻节段的退变[18],随融合节段的增加,临近节段的退变也明显增加。而MOLP由于保留了后方的结构,未破坏小关节,临近节段小关节及椎间盘压力未明显增加,临近节段退变发生率低[19-20]。本研究随访时间最长为36个月,两组均未发现临近节段退变情况,两种术式对相邻节段退变的影响尚需要进一步随访。
综上所述,两种术式在治疗MCSM时临床疗效相似,但是MOLP能够保留颈椎活动度,术后C5神经根麻痹及轴性疼痛发生率低,是治疗MCSM的理想术式。本研究是回顾性研究,患者随访时间短,因此需要延长随访时间,同时需要进一步的随机对照研究,评价两种术式的长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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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__局专项工作考评记录表
表格编号:
工作項目
现场检查调研报告全局专项工作处室专项工作其他
项目时间
项目负责人
项目参与人
项目名称
项目过程及工作成果(含阶段性成果)
第一完成人签名
第二完成人签名
1、
2、
3、
4、
5、
6、
7、
8、
项目需说明之事项:
处长评估意见
评估内容
评估等级
总体评价
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提前按时超时
完成质量水平
优秀良好需改进
分管局长意见
评估内容
评估等级
总体评价
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提前按时超时
完成质量水平
优秀良好需改进
局长评估意见
评估内容
评估等级
总体评价
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提前按时超时
完成质量水平
优秀良好需改进
填表说明请见背面附记
附记:
一、释义:
(一)工作项目定义:
现场检查:__*处按照保监会的要求或处室计划,下发《现场检查通知书》,进驻__机构进行的业务检查;
调研报告:对__机构进行专项调研,形成的具有研究参考价值的报告;
全局专项工作:列入全局年度工作计划之列的专项计划工作;
处室专项工作:列入处室年度工作计划之列的专项计划工作;
其他:__*、__、党委会临时指定要求完成的重大专项工作。
(二)“项目时间”是指项目的起始与结束时间;
(三)“项目负责人”是指组织项目运作,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责任人;
(四)“项目参与人”是指协作项目负责人开展项目,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参与完成的人员;
(五)“第一完成人”是指项目阶段性成果的主要完成人;“第二完成人”是指项目阶段性成果的辅助完成人;
(六)评估等级定义:
优秀:专项工作表现及达成的结果明显超出要求水准
良好:专项工作表现及达成的结果达到要求的水准
需改进:专项工作表现及达成的结果未尽符合基本要求水准
二、如处长为专项工作的项目负责人,则无需填写「处长评估意见一栏。
三、专项工作过程中如存在因客观原因导致项目未能按时限完成或影响完成质量水平,应填列于「项目需说明之事项栏,以作为考评之重要参据。
篇10
在两个月工作中,初期熟悉公司技术,钻研项目业务,配合项目组完成阶段性的任务。
从主要职责具体上讲:
1.负责时代项目的模块编码工作,完成功能应符合设计的功能及性能要求,符合部门相关规范;
在时代项目组基本完成了公告管理模块,与部分特配单模块,正在进行主界面菜单的完善与更新;
在地质调查局项目组,完成了审批与全文搜索功能,与修洪海经理共同完成远程数据库同步更新功能,与贾俊奎经理完成了CMS站点远程实时更新功能;
所完成功能符合设计的功能与性能要求,符合规范;
2.负责对所分配模块的单元测试,同时应配合测试人员进行系统集成测试
所作模块完成时,先做测试,然后提交组内测试人员集成测试,遇到错误能够及时修改。
3.协助实施人员进行系统实施,并在项目经理的组织下进行问题的修改;
还没有实施任务;
4.负责编写相关模块的开发文档,文档应符合部门的开发文档规范;
能够根据模块编写开发文档,基本符合部门开发规范;
5.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
能够及时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从工作要求上讲:
1.自觉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
认真完成工作,遵守员工守则;
2.努力学习、掌握并能熟练应用岗位相关业务知识,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的工作态度投入到工作中,按要求完成岗位工作;
在工作中,做到努力学习不懂就问,及时与项目组同时之间的沟通,避免失误。工作热情高,不迟到不早退,能够按要求完成岗位工作;
3.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在工作中敢于承担压力,有责任感。与同时之间关系融洽。共同合作完成本职工作。
4.对公司外部的工作要高度保持公司形象,对公司内部的工作要高度保持部门的良好形象;
能够做到维护公司形象,与部门形象,有主人翁意识;
5.按公司要求提交周报、完成各种公司流程。
可以按公司要求提交给上级部门周报,做事安公司流程规章制度;
6.按时提交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