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议事厅建设方案范文
时间:2024-03-07 17: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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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协商民主 代际 视角 实践 功效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理论范式,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是建立在对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批判之上的。首次从学术意义上提出“协商民主”的是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比赛特,其在发表的《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在反对精英主义的同时积极倡导公民参与。
一、不同代际研究
之后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从时间发展来看,可分为三个代际[1],分别是:(1)第一代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以罗尔斯及哈贝马斯为代表,其专注于对“协商民主的规范正当性、对该理论的解释以及该理论的必要组成要素”的研究;(2)第二代协商民主理论者以詹姆斯?博曼、艾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为代表,其是在第一代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基础上,“在考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的时候,着重考虑社会的复杂性,在此过程中修改了协商民主理论”;(3)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者则以瓦尔特?巴伯和罗伯特?巴特莱特、艾温?欧佛林和约翰?帕金森为代表,其亦是在前代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怎样的制度能使协商民主在复杂的社会中得以实现。从协商民主的代际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对其的研究“已从‘理论陈述’转入了‘操作化’阶段”[2]。
二、不同视角研究
从研究视角来看,第二代协商民主理论者便已在第一代协商民主理论者的研究基础上衍生出不同的视角,也就是协商民主研究初步考虑“操作化”时的研究成果。具体观点有如下几种:
协商民主是一种政治决策机制。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做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
协商民主是一种团体组织形式或政府形式。乔舒亚?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意味着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支配的社团。这种社团的价值将民主本身视为一种基本的政治理想,而不仅仅是可以根据某方面的平等或公正价值来解释的衍生性理想”。[4]
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瓦拉德斯认为,多元文化民主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的分裂与对立,“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5]
然而,“在为了确保协商民主在复杂社会中得以实现所必需的制度类型方面”[1],第二代协商民主理论者依然没有给出操作上的具体说明,这也是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者着重研究的内容。
三、实践及成效
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大到公共政策的形成,小到基层治理,都能看到它的影子。其主要形式[6]包括:1.公民会议,该形式是公民通过会议方式对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报告,最终将报告送交到议会和相关政府部门以影响政策制定。2. 协商式民意调查,该形式运用相关调查方法,并通过与普通公民面对面沟通的方式了解民意;3. 公民陪审团,该形式是通过一个委员会选择专家、政府人员和随机抽选出陪审团成员,促成公民、政府人员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对话,陪审团对一定议题进行协商,产生一份决议或提出建议进行公示;4. 愿景工作坊,其程序包括介绍不同的愿景、角色扮演和愿景建构、提出行动方案、选择和评估行动方案、形成共同的行动方案以及公布结论等。在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而协商民主在我国基层管理中的实践形式更为多样,例如:1、公民评议会,其包含政府业绩报告、公民讨论、市民信任投票这三个阶段,投票结果影响官员政治前途;2、社区议事会,这是社区公民在政府部门引导下共同参与讨论社区决策的治理形式,享有议事权、提议权、督察权,行使“居民会议”的职能,类似还有社区议事园的形式,就是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体,以议事会、议事箱、议事厅、议事栏为载体的社区议事机制;3、 民主恳谈会,这以浙江温岭的实践为代表。
从各种对协商民主实践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其有以下几方面的功效:1.扩大公民参与,提高了公共决策的正确性与合法性;2 .协调各方利益,避免矛盾出现,从而降低了社会风险;3.协商民主式的政策制定有利于政治民主和政治透明,进而有利于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建设;4.协商民主的形式,有利于增强公民参与的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育[7];5.推进了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同时改善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8]。由此可见,协商民主的实践,通过协调各方利益,提出符合所有公民意愿的决策方案——这一过程,保障了基层社会事务管理的有效性,减少了社会性问题发生的可能性,从而减轻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压力,促进了社会和谐。
协商民主产生于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其所体现的参与性、协商性、平等性、合法性、责任和理性等核心理念[7],正是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虽然协商民主的实践并未十分丰富,然而,其在未来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基于我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发展协商民主是大势所趋。(作者单位:浙江师范的大学)
参考文献
[1] 斯蒂芬?艾斯特著,蒋林、李新星译,《第三代协商民主(上)》[J],《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3期。
[2] 李强彬,《国外协商民主研究30年:路线、视角与议题》[J],《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2期。
[3] David Miller,I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Unfair to Dis advantaged Groups? Democracy as Public Deliberation:New Perspectives,Edited by 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P.201.
[4] Jorge M.Valadez,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Legitimacy,and Self-Democracy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USA Westview Press,2001.P.30.
[5] 陈家刚,《协商民主引论》[J],《与现实》,2004年第3期。
[6] 马奔,《参与式治理:大陆与台湾地区协商民主实践比较研究》[J],《东岳论丛》,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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