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分析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保分析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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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缺乏有效的激励和问责机制约束医疗保险管理机构来切实代表参保者利益时，更为现实的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约束很容易使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将费用控制作为支付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标。支付制度改革引起的财务风险从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向医疗服务提供方全部或部分转移的同时，对费用控制的强调将进一步加剧服务提供方的抵触与防御性反应，这不仅不利于医保支付制度的切换与完善，也会加重医疗保险管理机构与服务提供方之间天然的对立关系。由此，支付制度改革就会演变为双方讨价还价的博弈，而不是双方共同努力谋求互利结果的机制构建。因此，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应重在机制构建，通过将财务风险向服务提供方转移的过程来推动服务提供方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并对服务提供方提高效率和质量的努力及其结果给予应有的财务激励，这样才能实现有利于双方的长期费用控制。这既要避免过度向服务提供方转移财务风险而致服务提供方难以持续运行与发展，也要避免服务提供方对支付制度改变的简单理解，以致机械地将财务风险向需方转移的倾向与行为。以机制构建为导向的支付制度设计，重要的是给予服务提供方清晰可判的基于利益导向的支付安排与合理预期，推动服务提供方强化内部管理来达成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的目标。利益导向越清晰，支付安排的实施效果就越好。

支付制度的核心是医保基金对服务提供方的付费方式。针对医保覆盖的不同类别医疗服务或项目应采用适宜的付费方式组合或者混合式付费方式已成为共识，诸多研究与实践所关注的是如何选择适宜的付费基数（如服务单元、人头、病种、总额）及其付费标准。而对付费方式的实际运行效果影响更大的却是付费标准的调整机制以及年终结算清算安排。长期以来，由于医疗服务规范性欠缺以及医疗费用的上涨存在多重影响因素，付费标准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参考前期医疗费用实际发生情况来确定。这种实际发生与标准调整的关联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对预付方式（按服务单元、按人头、按病种、总额控制）控制成本的作用产生抵消。服务提供方就会理性地在预付方式下控制成本所能获得的收益与促使成本上涨在当期造成损失而谋求下一周期付费标准的上调所能带来的收益之间进行抉择，很多时候后者的收益往往更大。在当前付费方式转变的进程中，付费标准的调整往往低于历史前期增长水平和服务提供方的预期，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超过付费标准往往是常态，此时的结算清算安排（是否由医保基金与服务提供方分担超额费用以及分担的比例）就会对服务提供方产生不同程度的激励约束效应。医疗保险超额分担比例越高，付费方式所能发挥的调控作用越弱，该付费方式就越接近于按服务项目付费。按绩效付费是在传统付费方式上体现医疗保险基金购买医疗服务的结果、而不是为服务过程的成本消耗支付费用的理念，其核心是能采用敏感的真正反映医疗服务结果的考核指标。

支付制度改革需要以科学评价为基础的循证决策。常规地，次均费用、费用增长率、药占比、政策范围内报销/自付比例、基金结余率等指标广受关注，并大量被作为付费方式设计及其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这些指标能够反映特定领域或局部的变化，但单纯地考评单个或部分指标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反应和结果。更为综合地，医疗服务质量、对弱势人群的保障、参保者人均费用及其增长、所有医疗费用中患者自负比例及其差异，以至于患者自付费用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及其差异等指标应被用于对支付制度改革的评价。支付制度改革将会极大影响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效率、质量、费用与可持续发展，然而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核心技术环节的关注与设计。

作者：陈文单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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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统筹城乡；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5－0064－06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于制度分设、管理分离、资源分散，不仅加大了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而且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社会公平的体现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不少地方在现有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基础上，开展了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探索。目前已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地区有天津、重庆和宁夏3个省级行政区，21个地级城市和103个县（区市）。虽然各地模式不同，进展不一，但通过不同模式的比较分析将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医疗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提供有益经验。

一、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制度模式

各地在探索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过程中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情况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为了清晰地说明各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主要特征和进展情况，以主管部门为基准，结合覆盖范围、筹资标准、待遇水平、经办机构、基金管理等情况，将目前探索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地区分为“社保部门主管”、“卫生部门主管”、“社保部门和卫生部门合作管理”三种模式。下面就不同模式典型地区的进展及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

（一）社保部门主管模式

社保部门主管的模式借助社保部门的平台优势（如已经比较健全的“金保工程”等信息管理平台），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统一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中，建立起由社保部门主管、负责医疗保险政策制定和组织实施工作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探索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地区绝大多数采用社保部门主管的模式。

在由社保部门主管的制度模式下，根据经办管理机构的不同，又可划分出“五险合一统一经办管理”、“医保机构分设经办管理”、“商业保险参与经办管理”三种形式。

1.五险合一统一经办管理

五险合一统一经办管理模式，即将社会保险所包括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五个险种统一管理、统一政策、统一征收、统一监管，代表地区有东莞市和天津市。

东莞市2004年把曾先后由农业部门、卫生部门管理的农村合作医疗调整为农（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职能划入社保部门，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8年，将全市职工医保与城乡居民医保并轨，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并且在险种管理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全部由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经办管理。[1]天津市2008年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制度管理职能由卫生部门移交给社保部门管理，为城乡医疗保障工作统筹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2009年将新农合制度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至此建立起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

2.医保机构分设经办管理

医保机构分设经办管理是在社保部门下设统一的医保经办机构，统一管理该地区城乡医疗保险经办工作，代表地区有成都、重庆。

成都市2009年将原有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属高校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统一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机构设置上，2007年将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中经办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的机构分离出来，与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和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金管理中心合并，成立了成都市医疗保险管理局，统一管理全市城乡的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经办工作。

重庆市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城乡差距较大，区域发展很不平衡。2007年，重庆市开展“重庆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实行区县统筹，各区县成立“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作为经办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的日常管理工作，该经办机构直属当地政府管理。具体执行中，有的挂靠到卫生部门，有的纳入社保部门，有的则实行第三方独立管理，独立于社保部门和卫生部门，直属当地政府管理。2009年，统一管理部门，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统一由社保部门负责管理。[3]

3.商业保险参与经办管理

商业保险参与经办管理模式以湛江市为代表。湛江市于2009年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两项制度并轨，实行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管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由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管理。湛江地处广东西部，属欠发达地区，出于市情和财力的考量，2009年引入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参与服务管理，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个人缴费部分用于购买“人保健康”的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在不增加政府投入、不增加参保居民缴费的情况下，较大幅度提高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年度累计最高报销限额。

（二）卫生部门主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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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江苏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07EYB029）

中图分类号：F840.684文献标识码：A

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区域性明显，习惯上被划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为了全面地了解江苏城镇居民医保制度筹资安排与运行情况，本研究以苏南的镇江和苏州、苏中的扬州、苏北的盐城和淮安，共五个省辖市市区及下辖县（市、区）为重点研究对象，采用政策分析、地区对比和统计描述等方法，对江苏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筹资情况进行分析。

一、江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筹资现状

1、参保对象和人群分割。江苏城镇居民医保主要以县城以上城镇非职工居民，包括老年居民、少年儿童和处于劳动年龄阶段非正规就业人员、失业人员为参保对象。在此基础上，各地又因地制宜地将其他人群纳入居民医保参保范围，如苏州、镇江将参保对象扩展到辖区内所有城乡居民及大中专院校学生；扬州仪征允许农民自愿参加；苏州太仓、镇江市区等将持有一定年限暂住证的外来务农人员纳入居民医保范围；扬州高邮允许居住在市区一年以上、有固定住处的居民参加；镇江市区、淮安市允许困难企业职工、农民工、雇工参加。这些做法提供了整合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医保制度的范例，对提升医保整体覆盖率也是有益的。

将人群按经济状况划分，规定低保、困难职工家属和重残等人群与普通城镇居民相比享受更高的缴费补助成为各地普遍做法。年龄是人群划分的重要纬度，但江苏各地在是否为不同年龄段人群制定差异化医保制度方面还未达成统一，苏州下辖各市（常熟除外）、镇江扬中和淮安没有分开，他们的制度渊源有所不同，有的是新农合制度转型的痕迹使然，有的是制度设计使然。目前看来，将城镇参保居民按年龄纬度细分人群、至少将成年居民和少年儿童分开的做法越来越被认可，这种人群划分方式考虑到人生不同阶段对医疗服务利用需求和医疗服务支付能力的影响，有望取代户籍制度成为决定人群医疗保障类型的新标准。

2、筹资标准与增长机制。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标准由各地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确定。表1列出了5市市区、下辖各县（市、区）2007年下半年或2008年上半年运行的筹资标准。可以看出，江苏省各地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标准差异很大，从最高的550元到最低的150元，相差400元之多，前者是后者的3.7倍，基本呈苏南高于苏中、苏中高于苏北，城市市区高于下辖各县（市、区）的总体特点，这种筹资分布与江苏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相一致。（表1）

各地均规定了今后根据当地经济发展调整提升筹资水平，特别是镇江丹阳和淮安洪泽县，前者明确筹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70%为基数挂钩，后者明确筹资水平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实践表明，启动较早地区筹资标准调整机制已经发挥作用，如苏州市区从2006年350元到2008年550元，镇江市区从2004年65元到2008年250元，淮安从2006年150元到2008年的200元。城镇居民医保的筹资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

3、筹资渠道与财政分担。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渠道主要是个人缴费和各级财政补贴。2007年11月底资料表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基金筹资4.8亿元中由省、市、区县财政缴纳的保费占59%，可以说各级财政承担了大部分城镇居民医保筹资责任。研究表明，各类参保居民享受的财政资助水平和相对比例是不同的，基本上是救助对象大于老年居民、老年居民大于一般居民。各地财政的资助力度差异明显，以救助对象为例，财政资助额度从120～550元不等，比例从67%～100%不等，显然与各地方的财政实力有关。各地对不同参保人群的财政资助标准详见表1。

另外，除财政资助和个人缴费两个主要渠道外，还有其他筹资渠道，如苏州学生医保基金有一部分由城镇职工医保基金划拨而来；苏州下辖各市居民医保还保留着新农合村集体经济资助条款；淮安市规定困难企业职工、农民工等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原财政补贴部分由单位缴纳；扬州市区居民医保接受社会捐助；苏州、淮安等地规定用人单位应全部或部分对其职工供养家属个人缴费进行补贴；盐城射阳县残联为未纳入低保的残疾人进行补贴，等等。

4、居民筹资与运行绩效。城镇居民医保具体筹资方式与参保对象有很大关系，各地普遍通过教育系统组织上学、入托少年儿童缴费，其他人群包括0～18岁非就学少儿、在外地读书本地小孩、非正规就业、失业人口、老年居民等在规定时限内在各社区集中办理或到劳动社会保障服务网点办理，实行城乡一体医保的苏州农村居民筹资还保留原新农合筹资特点。另外，为方便居民参保，部分地区（如盐城）增加了商业银行网点缴费形式。

江苏省各级政府对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建设非常重视，省政府2007年将该项工作纳入民生“十件实事”之一，多次召开城镇居民医保参保工作推进会，并建立通报制度，各地普遍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宣传与咨询活动，部分地方还将城镇居民参保率纳入社区和镇政府工作考核目标，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各地城镇居民医保制度的快速推进。据悉，截至2007年底，全省城镇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人数达到1，088万人，覆盖率为88%，13个省辖市城镇居民覆盖率均超过80%，实现了省政府提出的“两个确保”目标（确保全省各地在10月1日前全面启动实施城镇居民医保，确保年内城镇居民参保率达到80%以上）。

二、江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筹资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1、二元医保体制对筹资的束缚。城乡二元医保管理体制依然是江苏各地医保管理的主导模式，该模式对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束缚表现在：县域居民医保参保对象局限于县城内非职业人群，覆盖面窄；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城乡边界模糊使城乡身份识别发生困难，极易引发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管理部门矛盾，筹资交易成本高；城乡身份变更加大筹资管理成本；新农合筹资政治压力大，亦城亦乡地区基层干部容易忽略城镇居民医保筹资，可以想像，如果两种制度政治压力都大的话，基层干部将左右为难。这种既不公平又不合理的医保管理体制亟待变革。

2、自愿原则条件下的逆向选择。逆向选择主要存在于成年居民，少年儿童群体不明显，原因在于：①在0～18周岁的少年儿童（包括大于18岁的高校学生）多处于上学、入托阶段，组织性极好；②独生子女条件家长对其健康问题极为重视；③少儿医保制度具有参保费用低但待遇较高特点；④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参保费用可通过财政途径解决。在自愿参保条件下，城镇居民参保的逆向选择主要表现在那些处于劳动年龄阶段人群因身体较好倾向于不参保，而容易生病的老年人蜂拥而来，这必将加大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居民医保基金的安全风险。

3、富裕居民的医保需求与筹资。各地城镇居民医保普遍实行单一水平的定额筹资制度。众所周知，城镇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贫富分化程度要高，单一水平基金筹集方式过于粗糙，在强调低水平起步前提下，容易忽略经济状况良好的城镇居民对高水平医疗保障的需求。一刀切的筹资制度也有悖卫生筹资的垂直公平，卫生筹资的垂直公平强调按支付能力累进的分担卫生费用，虽然各地普遍采取资助经济困难群体参保的做法，但富裕的城镇居民并没有承担更多的筹资责任。过分悬殊的医疗消费能力进一步会降低了卫生服务利用公平，于穷人不利。

4、基金收支平衡和控费难度大。城镇居民医保参保对象多是经济和社会弱势人员，他们对医疗服务需求较高，但交费能力普遍不高，医保基金收支平衡压力较大。便捷的市内交通、对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业务素质的不信任、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不合理预期也会对城镇居民医保基金产生冲击。出于强制推进可能会引起居民反感，妨碍居民参保，部分地区并没有实施社区首诊制和双向转诊制度，增加费用控制难度；私营医疗机构盈利导向明显，传统监管手段难于奏效，江苏省医疗机构改制较多，城镇居民医保管理部门面临加强监管、改进管理手段难题。

5、运行时间短，经验有待积累。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启动时间还很短，以江苏为例，除盐城、镇江、泰州、盐城、淮安五市市区开展时间较早外，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大多数县级统筹区域启动时间还不到一年，由于时间短，一方面是城镇居民对城镇居民医保的重视和了解还不够；另一方面该制度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经验积累还不充分，不管是制度设计还是运行管理、工作规章都有改进空间。相信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城镇居民医保制度的筹资机制将逐步规范、更加成熟。

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筹资绩效改进、压力缓解的政策建议

1、强化政府重视，纳入目标管理。政府重视是医保制度健康发展的关键，政府在制度供给、财政支持、促进部门协作和健全监管机制等方面既有责任又有优势。目前看来，江苏各级政府对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视的，并在该制度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鉴于该制度启动时间不长，制度设计和运行管理还有很多制度性、体制性问题有待解决，应继续强化政府重视的积极作用。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建设事关民生，事关“两个率先”和和谐社会建设，应强化各级政府对该项工作的重视，将其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考核内容，形成有效激励机制。

2、推进区域内医保制度衔接整合。整合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为一种医保制度，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有助改进卫生公平、提升管理效率，与医保基金安全也有裨益，是医保制度建设的发展趋势。目前，省内苏州、镇江、泰州兴化、扬州仪征，省外珠海、深圳、杭州、重庆等地均已完成或正在进行城乡一体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调研显示，盐城、淮安等地区对此也充满热情。可以预见，有苏州等地的先导示范，江苏会有更多地方加入到城乡医保制度整合并轨行列。整合区域内不同层次间医保制度也是必要的，部分地区已经在此方面有所动作，如镇江允许一般居民参加统账结合型医疗保障制度，无锡为城镇居民设置两种保障水平允许居民选择加入，苏州、镇江、盐城注重城镇居民医保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整合，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3、优化补偿方案，完善医保服务。鉴于城镇居民医保制度的参保对象多是经济上的弱势人员，特别是贫困老人、特困职工家属、失业人员、重残人员等，他们或无固定收入，或收入水平低、不稳定，加之启动时间不长、财政参保资助额度，目前阶段还不宜通过强制参保方式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应借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此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制度吸引促进参保率提升，故此应围绕优化补偿方案、改进医保服务和加强宣传效果上下功夫，具体措施包括：将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范围、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强社区平台建设、经办服务下移等。

4、健全收支管理，完善监管机制。确保基金安全完整非常重要。为此，要确保居民缴费应收尽收、各级财政补贴足额及时到位；要建立制度、经办、监督三位一体的基金管理体系，把基金监管工作贯穿到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杜绝一切违法违规侵占和挪用行为；要开展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稽核和反欺诈工作，规范供需双方行为；要积极进行医疗付费机制改革，根治供方诱导需求；要健全完善居民医保费用补偿的稽核，完善费用审核流程；要完善内部控制机制，规范操作程序；要落实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规范待遇支付行为；要建立城镇居民医保运行分析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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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医院会计制度；财务报表分析

2012年1月1日开始，新的《医院会计制度》正式在全国实施。在新的制度下，医院财务报表变得更加完善，新添加了现金流量表、财务补贴支出与收入状况表，还有很多的成本报表。与此同时，收入和支出的总表变成了收入费用表，去掉了药物收入和支出明细表。在财务分析中，也需要添加针对资产负债表及收入费用表的详细分析。本文对新添加的报表进行仔细的分析，进而给出一些个人的观点。

一、新旧医院会计制度的主要差异

（一）新医院会计制度的总体思路更明确

新医院会计制度总的来看思路较以前更加清晰了，逐步向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前进。第一，新的医院会计制度去掉了收付实现制，清楚地规定了会计核算的基础就是权责发生制，和企业的会计核算基础相一致。第二，新的医院会计制度清楚地规定了收入和支出的比例，这使医院的会计信息变得更具有合理性及可靠性，有助于医院增强内部的绩效考核、提升经济管理能力。第三，和以前的医院会计制度相比，以前的医院会计制度成本观念很弱，而且行政事业的职能太强，新的医院会计制度核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更加接近公立医院的要求，清楚地规定了医院管理的执行步骤，使财务管理更能满足医院管理的要求。

（二）新医院会计制度会计科目体系更完善

新的医院会计制度特别重视会计的核算内容及步骤，对其开展了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变革、预算及国库管理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全方位地反映医院收入和支出及资本的实际情况。第一，会计的主要因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及费用五个方面，把以前收付实现制下的“支出”改成“费用”，这样更加符合会计核算的主要原则。资产类会计科目中新添加了“累计折旧（摊销）”、“固定资本的清除”、“正在进行的项目”、“长期和短期的投资”、“长久以来待摊的费用”等，去掉了“药物进货和销售的差价”、“基础的建设项目”、“办理的费用”、“对外的投资”等。负债累计科目新添加了“应该支付的票据”，添加了“应该支出的社会保障费用”和“应该上缴的税务”代替了以前的“其他应该支付的费用”，即核算应该上缴的社会保险、公积金及税务的功能；新添加的“应该上缴的费用”、“应该上缴的税务”替代了以前的“应该上缴的超出的费用”。净资产会计科目中，去掉了“固定资金”、“修购资金”等，新添加了“提取医疗风险的资金”、“待冲基金”等。第二，会计核算上，去掉了固定资金，资本性支出构成的固定资本经过累计折旧变成了真实的价值；医院自有资本组成的固定资本折旧被加入到了医疗支出中，财政项目支出组成的固定资本根据一次补偿、分期摊销的政策，在“待冲基金”中核算；药物根据其进价进行核算；药物的收入不进行独立的回馈，纳入医疗收入中；上级补助收入不进行独立的核算，按照收入的分类，依次添加到科教收入和其他的收入中；科技类型的收入和支出进行独立的核算，实行专款专项；“本期结余”仅仅核算业务收入和支出的结余，科教及财务项目构成的结余采取独立核算的方法。

二、新医院会计制度下财务报表应用分析

（一）资产负债表的应用分析

第一，新的医院会计制度提倡把资产负债表作为会计报表系统中核心的部分，真实地反应医院所有掌握的信息、承担的债务及净资产相互间的关联，为剖析医院的财务结构、债务偿还能力、未来发展前途等提供一些重要的会计资料，有助于医院由传统的事业单位变成服务型的企业。第二，资产确认及分类的改变、新添加的折旧及摊销策略、合理加入公众认可的价值测量方法，使医院的账目变得更加清晰，更好地和真实的价值相一致，从而对资产的周转、变化、盈利水平的剖析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助于医院增强资产监理，优化资产的机构及运作资产管理。第三，应该对医院资金的出处、使用的地方进行严格的管理。财政补贴和科教拨款应该独立管理，医院的事业发展资金应该来源于事业的收入、结余、患者交付的押金及借款，然后医院结合完整的负债信息，推动医院对资产的结构和财务杠杆系数开展全面的剖析，然后安排合适的筹资种类和规模，把筹资的资本降低到最低，实现杠杆的正效应。第四，净资产中新添加了“待冲资金”，而“事业资金”仅仅是核算了医院具有的非限制使用区域的净资产；本期结余仅仅是核算了业务收入及支出的结余，但是科教及财政项目结余独立的核算使得报表变得十分完整，更真实地反映了医院项目落实的状况及运行的结果。这些都是新的医院会计制度中最关键的创新，不仅可以实现财政部门在收付实现制原则下对财政补助资金的收支监管，还可以满足医院内部按权责发生制下的绩效考核要求。

（二）收入费用总表的应用分析

新的医院会计制度下收入费用总表的计算、报告、内容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去掉了药物提成的核算，把药物收入归入了医疗收入，医疗收入包含收款及服务，折扣可以直接从医疗收入中抵消，长久的股权投资实行成本计算的方法，进而影响医院的收入；科教资产归入到收支管理中，全面彰显医院科教研三位一体的全部投入及创新；财政项目资金的收入及支出状况显示了财政补贴制度的状况；明确了专项资金的分类，有助于项目进行效益分析及发现医院未来的发展前途，使现有资源的利用率提高。

（三）现金流量表分析

现金流量表说明了医院在一段时间内的支出及收入状况。医院的现金收入主要包括业务收入、投资及筹资。伴随医保的执行，医院越来越重视现金的流动，对其进行有效的剖析有利于提升医院的全部资金利用率。现金流量表主要用在政府部门、医院管理部门和相关的企业中。下文从医院现金流动的结构及质量开展研究。

现金流量表中业务活动造成的现金流动净增量不大于零，这就说明医院经过业务活动带来的收入不能够支出，说明医院经过业务活动带来的现金不够。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医院管理人员应该及时采取手段，尽量降低业务活动成本，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业务水平。业务活动带来的现金量为正或零，这就说明医院的创造资金水平及稳定性高，运作情况良好。

现金流量表中业务活动造成的现金流动净增量不大于零，这说明医院拓展规模的水平很强。假若医院的投资有用，那么就会产生一定的收益。但是在分析该数据时，还要考虑投资活动是不是和医院的长期计划一致。投资活动带来的现金量为正或零，说明医院的投资活动带来的收入大于支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及时的处理。如果是因为投资而带来的收入，说明医院的投资活动的资金流量质量高。

总而言之，财务分析应该抓住财务制度颁发的时机，全方位深入剖析新的报表。编写财务分析之前应该清晰、确定要分析的对象，明确使用人的信息要求；编写的时候还应该理清思路，掌握医院最近的业务及状况，符合逻辑、强调重点。对新报表进行深入的加工、整理，从中选出有用的信息。利用新的报表增强成本的监控，全面剖析预算状况、运作绩效及风险，进而掌握过去、剖析现在、预测未来，为医院的管理人员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医院会计制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2]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医院财务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讲解[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06）.

[3 ]雷三宏.对医院全成本核算的思考 [J].经济研究导刊，2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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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一师阿拉尔市地处天山南麓中段，塔里木盆地北缘，北起天山山地，南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东跨沙雅县，西至柯坪县，东西相距281公里，南北相距180公里。棉花产业是农一师阿拉尔市的主导产业，师市共有23个植棉团场（处）、乡，25家棉花加工企业。2010年，棉花种植面积132万亩，截至2010年度，已技改企业25家，共技技改生产线63条。

2010/2011年度农一师棉花质量分析报告以2010/2011年度（2010年9月1日―2011年8月31日）农一师棉花仪器化公证检验数据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棉花仪器化公证检验结果客观、公正，检验数据真实反映农一师棉花的质量状况。

一、数据来源

2010年度，农一师棉花总产量26.41万吨，全师公证检验细绒棉10.0595万吨，占全师细绒棉总产量的38.43%。2010/2011年度农一师棉花公证检验量比例见图1。2010/2011年度农一师加工企业棉花公证检验量统计见表1。

我们通过对全师公证检验的10.0595万吨细绒棉的品级、长度、马克隆值和断裂比强度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反映农一师棉花质量状况，棉花涉及农一师24个加工企业。

二、农一师棉花品质情况

（一）品级

棉花品级是棉花外观和内在质量的综合反映，是评价棉花质量的主要指标。根据棉花成熟程度、色泽特征和轧工质量，棉花品级分为7个级，品级指标数值越小，品级越好。

表2为2010/2011年度农一师加工企业公检棉花品级状况统计。棉花品级以3级为主，占49.98%。棉花品级好的加工企业结合送检量分析有：农一师五团玉尔滚民族分场轧花厂、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工副业开发公司和七团粮油加工厂，2级及以上棉花分别占85.33%、78.45%和64.65%且4级及以下棉花比率均低于5%。棉花品级差的加工企业是五团加工厂、十四团加工厂和十六团新开岭加工厂，4级及以下棉花分别占41.45%、35.05%和26.13%。

（二）长度

长度是反映棉花内在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棉花长度以1毫米为级距，从25毫米级至32毫米级分为8个长度级。棉花长度越长，可纺纱线等级越高。

表3为2010/2011年度农一师加工企业公检棉花长度状况统计。棉花长度主要集中在28毫米和29毫米，分别占43.11%和41.83%。农一师一团沙井子民族农场棉花最长，30毫米及以上棉花占50.12%；农一师二团加工厂、农一师十团加工厂和农一师六团加工厂的棉花长度较好，29毫米及以上棉花分别达到96.73%、94.54%和78.92%。棉花长度差的加工企业是南口加工厂和农一师七团加工厂，27毫米及以下的棉花分别达到30.41%和30%。

（三）马克隆值

马克隆值是棉花细度和成熟程度的综合反映。马克隆值过高或过低的棉花对纺纱均有不利影响，马克隆值适中的棉花才能获得较全面的经济效果。马克隆值在3.7～4.2范围内的棉花马克隆值级定为A级，为马克隆值较好的棉花，马克隆值在3.5以下和5.0以上的定为C级，其余为B级。马克隆值达到A级和B级的棉花为马克隆指标正常的棉花。

表4是2010/2011年度农一师公检棉花马克隆值级状况统计。棉花马克隆值主要集中在A、B级，分别占8%、36%。棉花马克隆值较好的加工企业依次是农一师五团玉尔滚民族分场轧花厂、农一师六团加工厂和农一师十三团综合加工厂，A级棉花比率分别达到38.4%、25.76%和15.11%。棉花马克隆指标正常比率高的加工企业依次是农一师五团玉尔滚民族分场轧花厂、农一师六团加工厂和农一师十一团棉副产品加工厂，A级和B级棉花比率合计达到89.61%、72.72%和62.12%。棉花马克隆值较差的加工企业依次是阿拉尔加工厂、农一师十二团棉花加工厂和阿拉尔良繁场，C级棉花比率分别达到84.69%、83.09%和76.38%。

（四）断裂比强度

断裂比强度是反映棉纤维拉伸强力的指标，对棉纱质量有重要影响。棉花断裂比强度越高，可纺纱线等级越高。断裂比强度从很差到很强分为5档，各档断裂比强度范围（单位：cN/tex）见表5，其中断裂比强度为强、很强档的棉花为纤维强度较好的棉花，断裂比强度为差、很差档的棉花为纤维强度较差的棉花。

表5是2010/2011年度农一师加工企业公检棉花断裂比强度状况统计。农一师二团加工厂棉花断裂比强度值最好，纤维强度较好的棉花占62.03%。大多数企业棉花断裂比强度集中在中等档，全师断裂比强度中等档棉花占71.04%。棉花纤维强度较差的加工企业依次是农一师七团加工厂、农一师十六团新开岭加工厂和农一师十三团综合加工厂，断裂比强度在差及很差档的棉花比率合计达到71.62%、43.12%和32.6%。

（五）综合质量状况

图2～图5是2010/2011年度农一师棉花与2009/2010年度农一师棉花公证检验各项指标比率对比图。

总体看，2010/2011年度农一师棉花以3级为主体，3级及以上棉花占87.11%，高等级棉花（1、2级）占总量的37.13%；长度集中在28毫米～29毫米，高长度级棉花（29毫米及以上）占50.479%；马克隆值级以B级和C级为主，马克隆值较好的棉花占42%；断裂比强度以中等档为主，断裂比强度中等及以上棉花占82.33%，断裂比强度强档及以上棉花占7.4%。

2010/2011年度农一师棉花质量与2009/2010年度农一师棉花质量比较，高等级棉花比以往都有所增长，品级3级及以上棉花比率低于上年度；高长度级棉花比率和28毫米及以上棉花比率比上一年度要高；马克隆值A级、B级棉花比率均低于上年度；纤维强度中档和差档棉花比率高于上年度，纤维强度强档棉花比率低于上年度。

三、农一师棉花质量存在的问题分析

2010/2011年度农一师棉花质量分析报告统计分析数据来自中国棉花公证检验阿拉尔实验室，统计分析结果是公证检验数据的客观反映，本年度的仪器化公证检验数据不能完整反映农一师棉花的质量状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检验量。2010年度，农一师所有改制企业没有按改革要求全面实现包包送检，全师六成棉花没有参加公证检验。在中纤局、自治区纤检局及农一师领导的多方协调下，加工后期企业送检量有所增大，但多为机采棉及3级及以下等级籽棉加工的棉花。

（二）棉花的种植和采摘。近年来，棉花种植品种杂、品质差异较大，也影响棉花等级及内在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加之，棉花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大量外来拾花工从事棉花采摘工作，使保证棉花品质的“四分”工作流于形式，分级分垛工作名存实亡。

（三）加工企业的管理。农一师加工企业生产线大多为机采棉配置的大机型设备，加工能力强，加工速度快，存在开快车忽视质量的现象，影响加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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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其经济效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内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导致其经济效益中存在范围狭窄、供给水平薄弱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效益，进而探讨其制度重塑的策略，主要目的是提升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科学性，使其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发展服务。

关键词:

养老保险;制度重塑;经济效益

从本质上讲，养老保险这一制度属于非均衡制度的一种，呈现典型的双侧结构特征：占据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只享受初级的养老保险水平，而占人口总数较少的城镇居民享受了绝大多数的保险，在城镇覆盖面积较大，提供的水平和质量也较高。因此，养老保险制度被认为是一种非均衡制度，这也就凸显出了农村养老保险当中存在的制度问题，对于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也起到了阻碍作用，影响我国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性。本文拟从经济效益方面入手，分析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研究，进而对其进行制度的重塑。

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相关主体经济效益分析

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从经济上讲具有非排他性的经济特征，具有能够满足公共需要的特征，一旦在市场上被提供出，就存在发生“搭便车”行为的风险，由于市场本身具有的特征，因此，政府需要对这一部分的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由此可见，农村养老保险主要涉及到政府、企业和个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一)政府角度经济效益分析政府作为社会制度的执行与管理主体，自然也是养老保险相关制度的制定主题，其对于政府资金的运作和组织起着主导作用，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社会供给效率的最大化，阻碍其实现的主要条件就是财政的支出水平。[1]农村地区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对于自身责任进行履行，从政府角度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平稳发展。(二)企业角度经济效益分析从企业的角度看，养老保险属于公共产品的一种，其盈利以及长远发展的能力主要受到资金周转程度、信息发展畅通度、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影响因素主要是财政资金的发展情况，企业提供的信息难以得到准确性的保障，对于其实施的可行性起到了负面影响，同时这一问题还涉及到城镇经济，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公平程度有所影响，导致养老保险制度成为两元化发展趋势。通过企业调整价格剪刀差形式，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战略选择，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农民角度经济效益分析农民角度的经济效益分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也是养老保险财政的提供者，主要影响其经济效益的因素在于农民本身的收入水准和支出水平。作为农民这一主体，应当人倒是养老保险的重要意义，协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协调。

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重塑策略构想制度

对于一个组织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规范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保障其运转的效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制定策略重塑的主要理念应当是“覆盖更广、保障更全、协调统筹”，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为农村居民提供生活品质的保障提升其生活质量。(一)重视农村税收的管理对于农民群众而言，农产品一旦进入到流通领域，农产品消费者所承担的税后就必须转嫁到农民本身身上，这就达不到科学税收的目的。因此税收方面，应当设计专属农村居民的农村养老税收制度，设置这一制度的优点在于其能够直接对于城镇居民进行征收，减少农民群众的相关负担，可靠性比较高；另一方面，其征收的范畴比较广，对于农村养老基金的积累比较有利，对于国家的财政有所贡献，最后，其还能够保障减小重复征税的可能性，国民经济的结构稳定性得到保障，能够充分体现出国家发展的责任，也是国家财政稳定的重要保障。(二)协调企业进行养老保险制度重塑对于我国农村地区，协调企业进行养老保险制度重塑至关重要，应当协调各个经济单位体进行劳动力资源的发展税收，根据比例的不同进行区域统筹协调发展，保障其能够充分进行不同内部个体之间的统筹兼顾。要求将各个企业之间的保险制度进行统一协调，建立与身份证相对应的的保险账号，进行国家统一跨区域调配管理。目前，我国多数企业都能够为职工进行养老保险的缴纳，但是对于部分农民工的保障仍然有限，尤其对于用工制度比较宽松灵活的企业，由于职工的离职率较高，因此保险的账户可能存在不够稳定，丢失风险比较大的问题。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发展导致操作的渠道更加广泛，令企业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提升农民职工的企业认同感。(三)着力进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首先应当认识到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够平衡的问题，因地制宜，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制定不同比例的社会保险比例，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符合当地发展的要求。由于我国部分南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但是北方和边疆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差，农村收入的水平有限，因此影响着力进行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四)组织农村集体保障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农村集体养老保险制度，也应当增强管理水平，提升集体供款的可能性，其供款渠道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各个村镇集体应当认识到特色农业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推进农产品的商业化经营，通过经济发展推动我国农村整体发展，在集体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财务管理，进行原始的资本累计和发展，对于农民养老保险的基金进行保障性发展。政府应当进行政策的制定，对于各个农村集体进行单位职责协调，防止出现管理的漏洞。乡镇当中的企业作为农村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应当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国养老保险资金的完整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长远看来，处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主要切入点在于其经济效益的分析，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应当根据发展情况制定农村养老保险的一系列政策，推动其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张会霞.基于河南省情的养老社区构建与养老服务模式研究[J].经贸实践,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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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会计制度下医院财务报表分析意义 

医院财务报表能够充分反映医院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现金流状况等，但单纯依靠医院财务报表所反映出来的财务状况还欠缺真实性，无法直观地对医院经营情况进行判断，这就需要对财务报表进行深入分析，了解数据背后的含义。在新会计制度下要做好财务报表分析工作，以此来正确评价医院财务状况，准确预测医院财务风险，为财务风险防范提供数据支持，全面提升医院财务风险防御能力。另外，医院在财务报表分析工作中，还能够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健全激励机制，为医院绩效管理工作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确保医院整体竞争实力的提升。 

二、新医院会计制度下强化医院财务报表分析的具体措施 

（1）提高财务报告数据来源的可靠性。财务分析工作的开展离不开财务报告数据的支持，在财务报表分析工作中，需要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在实际工作中，需要针对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调整财务报告编制方式。在分析财务报告过程中，还要与非财务信息有效结合，及时改善信息量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披露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另外还要关注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经济政策，对市场信息变动情况及时了解，掌握行业内先进水平及竞争对手的相关信息。 

（2）完善财务报表分析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财务报表分析制度，并将短期措施转变为常态化制度，将财务报表分析部门与医院各部门、各环节有效连接起来，全面提升财务报表分析工作的持续性和实效性。 

（3）灵活运用分析方法。当前医院财务情况较为复杂，在财务报表分析工作中需要针对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具体的分析方法。对于阶段性工作、医疗项目与参考目标的比较等工作通常会采用比较分析法来分析医院的实际经营状况。诱因分析法主要是针对一些特殊项目活动或是大型活动，通过对多方诱因进行分解，从而对各种诱因的影响进行判断，进一步实现对医院经济管理方法的调整。由于绝对分析法是对数据差额进行对比分析，能够找到直接的差额缺口，从而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加以改善。 

（4）明确分析指标。财务报表分析工作中，需要对分析指标进行明确，通常情况下以资产效益指标、成本指标、服务质量和市场满意度指标为主。通过重视资产效益指标来实现对医院资产效益的有效控制，全面提升资产管理质量。在当前医院财务报表分析中成本指标分为药品成本和管理成本两大类。在具体工作中要推行药品零差价，严格对成本支出数据进行控制，并积极寻求转嫁管理成本的方法，以此来强化医院经营管理的质量。另外，在当前市场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要对服务质量及市场满意度这个无形指标给予更多重视，确保医院以最小成本来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三、结束语 

医院新会计制度的实施对医院财务报表分析工作带来了新要求，通过强化医院财务报表分析，有利于医院财务管理水平及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对财务报表分析工作给予充分重视，针对实际工作及时对财务报表進行适当调整，强化财务报表分析重要性，以此来实现对医院经营状况的正确评价，促进医院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苏广玲，曹文娟.关于新会计制度下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确认的若干思考.新财经（理论版），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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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司法；少数派；股东；保护制度

自现代股份公司制度诞生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生产的法律支持，为实现向社会公众募集资本。现代股份公司制度一方面在有限责任的基础上满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另一方面也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控股股东轻易的对公司进行控制，占有少数派股东的合法利益主要是因为公司这种经营组织实体内生的资本多数决规则。需要强制法介入的前提是公司自我认识到无法改善这一失衡的状态。

一、控股股东与少数派股东的界定

和控股股东相比，本文中所认定的少数派股东只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可以将其余的股东定义为少数派股东在界定控股股东的基础上。对于控股股东的定义，美国公司也经历了从要求持有公司绝对比例的股份要求下降到相对比例要求的变化发展过程，它规定持有公司25%以上的有表决权发行在外的股份证券个人或者与他人合作达成共识共同持有的以及对公司3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证券有权利表决的人将被认定为其对该公司的管理或政策方面有控制性影响，除非存在另一种情况，即个人或与他人合作达成共识共同持有的股权证券高于对公司有表决权的个人比例。我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项中对控股股东的含义做出明确规定：“控股股东，值的是资金支持者所提供的资金支持占责任有效公司总资产的一般以上，或者是他所持有的股份超过公司股本总资产的一半以上的股东就可以成为控股股东；还有一种情况是提供的资金支持没有超过总资产的一半以上，持有的股份资产也没有超过公司股本总资产的一半以上，但是他所享受的表决权能够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的也可称为控股股东。”判断控股股东可以有三种方法：第一、所持有的股份超过公司股本总资产的一半以上；第二、是要指出手中持有的股份比例是不到一半的股份，但是在一家公司，能够对经营政策、财务政策及其他主要问题起到决定作用的；第三、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起到控制效果的。

很显然，控制股东的判别主要取决在对公司的控制力上的体现。对公司有控制权的股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股东能够对公司有支配的权力；其次，股东根据他们的意愿实施经营策略，能够影响或控制公司的经营活动；第三、公司的股东控制必须是执行，持续。对于公司来说，能够满足上面三个条件的公司股东，都可以说是控股的股东。相对在同一时间，除了控股股东以外的股东就是少数股东。

二、利润分配中股东利益冲突

利润分配主要是由公司内部的财务进行安排，是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财务交易。利润政策的潜在利益冲突表现得很直接和明显最主要的原因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分歧。而集中在大小股东之间的利润分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控股股东的超额收益

股息收入和资本所得这两个方面是股东投资所得的主要表现。而对于大股东而言，股息、资本得利不是唯一的渠道，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利益。比如大股东可以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而获利通过利用自己对公司的控制力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而获利，甚至通过一些为法律禁止的非法获利手段侵占公司利益（如私自挪用公司资产、侵占公司商业机会）、炒作公司股票等途径。除了这些非法的手段，控股股东获取利益的合法手段主要是通过股息和资本投资等。

（二）少数派股东利益的侵蚀

在1970年的法国朗格鲁瓦V彼得案例中，在20年的时间里，公司一直没有给股东发放股利，使得公司的公积金数额超过公司资本的161倍，这样一来公司的资产受到强烈的侵害，更使得少数派小股东的利益一度被压榨。对于一些权益较少的少数派股东，他们在利润的分配上严重受到侵犯。因此这件诉讼案从发生就一直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当大股东与少数派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大股东一般会做出压制少数派股东的行为。对于一些控股实力较大的大股东，他们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着公司的运作，制约着公司的其余股东会和董事会。正常来说，股东的利润主要通过股份分得的红利、薪酬和一些相关的交易所得，但是由于自身实力比较薄弱，和资产雄厚的大股东相比，很少有中小股东可以进入公司的管理层，进行关联交易的可能性就非常渺茫。如果大股东控制了股份分红的话，那么股东的利润职能通过薪酬获得，微乎其微啊。通过上面提到的，当在大股东通过其他赚钱途径窃取公司的利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无望的少数股东基本会选择退出公司。但如果所在的公司股票没有上市，不能在市面上进行转让交易的话，那么少数派股东将会损失惨重。

三、股份公司利润分配中少数派股东利益保护

（一）少数派股东权益的救济途径

对于少数派股东权益救济的方式有两种：事前救济机制、事后救济机制。事前救济指的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提前制定一些能够保护自己权益不受侵犯的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事后救济指的是当权益受到侵犯之后的纠纷解决。在新的《公司法》中，对少数股东权益救济机制的研究主要分为：累计表决权、股东大会召集、股东表决权排除、股东提案权、质询制度等。与此同时，公司运行的内部驱动和自我调节机制构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另一种可行的救济途径是能够防御和解决利益的冲突在在公司运行的过程中。在防御利益冲突，调节纠纷中事前救济机制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事后的救济制度为外部干预的救济途径，它主要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当纠纷无法靠事前救济制度解决时，就需要有效的外部干预救济机制来调整利益主体间的失衡状态。

（二）强制利润分配制度的现实考量

因为有针对性、直接性属性的强制利润分配制度，所以它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中非常重要，甚至被认为是最有效、最重要的权利救济途径。因为股份有限公司一般都是开放性的合资企业，因此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可以在证券市场进行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当股东退出公司的时候程序就比较简便，而且安全性比较高。因此，事前救济方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预防性，推进更为有效，体现在利润分配上，对股票上市公司的少数股东的利润分配制度的完善具有更现实的意义。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它的封闭性，股东的退出机制相来来说就会更为复杂，虽然《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中的股份回购制度对少数派股东利润分配中利益进行保护，允许小股东在一定条件下退出。但是在实践操作中该规定却并不那么容易实践。在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而存在的基础上强制利润分配之诉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实现股东的司法救济。

（三）强制利润分配制度分析

为了加强对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的保护而建立起来的诉讼制度称之为强制利润分配之诉，有专家也将其称之为强制分派股利之诉（litigation of compelling profitdistribution ），指控股股东利用自身在公司的控制地位进行关联交易或者是随意过分提取公积金，公司在存有盈余的情况下拒绝分发股利给股东或者只分发较少股利时，股东在穷尽内部救济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提出强制要求公司向股东分派股利的诉讼。

1.强制利润分配之诉为保护中小股东提供了新的救济方式

保护少数股东的合法利益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进行强制性的利润分配，它可以要求法院对股东权利的形式直接通过诉讼权利救济，迫使公司进行利润分配具有可行性和视觉特性。目前，保护措施基本上是间接的股利分配方式，中小股东的索赔也没有直接、有效的制度来保障，因此强制设立利润分配的诉讼制度，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救济途径。

2.强制利润分配诉讼有利于实现公平和正义

我国《民法通则》重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条规定基本上确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公司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的，在民法、担保法、合同法中这条原则被广泛的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人们不仅要关注形式上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形式，更要注重本质上的公平与平等。

作为公司自治的基本原则，“资本多数决”也是法律追求效率价值的体现。但是一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凭借其资金实力和对公司的控制权利，使用”资本多数决”来损害公司其他弱小股东的权益，使得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只是形同虚设，没有现实的意义，最终导致不公平、不正义。“资本多数决”在表面上看似是保持了公司的自治理念，在形式上也看似平等，但是如果被苟且之人滥用，而私力救济又不能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则要求公权力介入司法领域，帮助被损害的弱势股东收回权益。强制利润分配之诉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不仅在弥补了公司法效率的弊端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同时也为少数股东派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救济方式，避免最初来开公司这样最坏的打算。

3.强制利润分配之诉有利于限制公司自治权被滥用

企业的高度决策权除了体现在决策上，利润分配是公司重要的决策之一，而自治权使得控股股东很容易就无视少数派股东，从而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无论大小的股东，他们进行投资就是想要获得更多的利益作为回报，他们不希望他们的投资被其他人自由使用，如果中小股东的投资没有得到回报，那么投资机制将处于风险。强制利润分配的适用性是能够控制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法院会要求公司向受到损害的股东支付分红，同时他们也将能够获得投资回报，保障中小股东的强制利润分配在防止控股股东滥用权利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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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法善意保护民事主体

善意保护制度，作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学界认为，其渊源于古日耳曼法的“HandsmussHandwahren”即“以手护手”原则。善意保护制度是近代以来为适应交易安全、便捷的需要，吸纳罗马法的善意要件而逐渐生成发展起来的。目前，善意保护制度已经成为各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为大多数国家民法所明文规定。善意保护即通过保护善意的当事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社会秩序。它在民法体系的物权领域、债权领域和民事行为领域都有具体的体现。那么，民法为什么要对善意加以保护?善意应如何认定？体现善意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有哪些？本文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善意保护制度存在的价值

善意保护制度，是协调民事主体间利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其存在的必要性具体表现为：

(一)承认善意保护制度，是民法扬善立法思想的体现和要求

无论什么性质的或属于什么部门的法律，都有两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公平与效率。相比较于其他部门法，民法除了追求公平与效率之外，还极为注重保护善意。民法上的善意是与恶意相对应的法概念，民法的价值取向是“抑恶扬善”：在抑恶方面，恶意磋商、恶意串通、恶意占有、不当得利、虚假告知、隐瞒实情、欺诈、乘人之危等，在民法中处处受到遏制;在扬善方面，善意(善意取得、善意占有、善意第三人)、善良(善良风俗、善良管理)、好意施惠、无因管理等，在民法中得到崇尚和褒扬。正是由于民法极为注重保护善意，“扬善抑恶”，所以许多道德准则都被纳入民法，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不违背公序良俗、恪守社会公德等。民法为保护善意，创设了众多体现善意保护的具体制度，可以说众多的民事法律制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保护“善意”的体系。善意保护制度即是民法扬善思想的体现。

(二)承认善意保护制度，符合公示公信的物权变动原则

众所周知，物权是一种对抗世人的权利，这种对抗是以对方知情为前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即无对抗效力。因此，物权必须具有向世人公开的手段，该手段便是占有和登记。人们往往通过占有或登记的情形判断所有者是谁，虽然当今社会的发展使得事实上物的支配与所有权发生分离，正如学者提出占有表征所有权的命题在近代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发生了动摇。但占有和登记更符合公示公信原则，因为第三人信赖占有和登记的公信力，所以他们是善意的，不能因为向世人公开的信息与事实有冲突而否认交易的事实，这样会给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承认善意保护制度是占有和登记的公示力和因为第三人的信赖而产生的公信力的具体要求。

(三)善意保护有利于维护商品交易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一旦不保护交易安全，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权利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财产及相应权利的可能。这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另外，民事主体将要为调查所支出的交易费用也将使其望而却步，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假设民事主体未进行这种交易前的调查，则一旦其购得财产，难免要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影响其对物的有效利用。以上种种都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四)善意保护有利于维护无过失的交易者的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物品外，大多数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保护静的安全，摧毁已存的法律关系的效力，以牺牲业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如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品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

(五)善意保护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及时解决民事纠纷

当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以后，时间一长，标的物很可能在多个当事人之间转手，因此，使得证据难以收集。若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允许原所有人向现在的占有人追夺原物，势必将现有的秩序，使大量的人力、物力、财产陷入无休止的举证之中，使大量的民事纠纷不能及时解决，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二、善意的界定

(一)什么是善意

如何界定第三人的善意，理论上有两种观点，即“消极观念说”和“积极观念说”。“消极观念说”认为，第三人的善意，就是第三人在取得财产时，根据客观情况和第三人的交易经验等考察，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出让人无权处分该财产。第三人的善意以接受出让人交付时为准，至于受领财产后是否知道出让人的无权处分，并不影响他对财产善意取得所有权。而“积极观念说”则认为，第三人必须具有将出让人视为原权利人，即根据出让人的权利外像而信赖其有权利实像的认识，也就是说第三人必须认为其所为的民事行为合法或行为的相对人依法享有权利。由于“积极观念说”对第三人要求过于苛刻，也不利于交易的实现，有悖于鼓励交易的原则，并且要对第三人的主观心理加以考察，缺乏可操作性标准，执行起来较为困难。因此，现在世界各国大多不采用此学说。而“消极观念说”由于能减轻第三人的义务，更有利于交易的实现，符合现代鼓励交易的立法趋向，并且具有客观性，容易把握，对第三人善意的判断比“积极观念说”要简单易行得多，因而世界各国大多采用“消极观念说”。我国学者大多也持此观点。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在确定善意时，应将这两种主张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消极观念说”为原则，以“积极观念说”为补充，即只要行为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无法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根据或行为相对人没有权利，就推定其主观上认为其行为合法或相对人享有权利，为善意。但是若能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根本就不认为占有人行为合法或享有权利的，则不能认定为善意。之所以以“积极观念说”为补充，是因为善意只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它存在于人们的内心理念之中，往往很难为外人所知晓和证明，但是又不能完全排除能够证明的情形存在。

由上可知，善意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民法上的善意应为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行为相对方不具备做出某行为的资格而与之建立相关民事法律关系。而民法对恶意认定为明知对方不具备做出某行为的资格还与之建立相关民事法律关系。所以善意与恶意的区别在于第三人是否知道行为相对人不具备做出某行为的资格。同时，基于这种区别，法律对待善意第三人与恶意第三人的态度也不同。法律基于公平、正义原则，在保护善意行为的同时，惩治恶意的行为。

(二)善意的认定

在通常情况下，判断是否善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第三人有无法定了解的义务。对于标的物，第三人没有法定义务了解物权归属及处分人是否有处分权，且无恶意则其为善意;若第三人由于职业需要或特殊情况，对权利转让人及物权归属有法定了解义务而未了解的，则不能认定为善意。

第二，财产转让时的价格情况。在进行转让时，转让物品品质非常好，无正当理由，第三人受让物品的价格与同类物品的当地市场价、习惯交易价相比较，过于低廉，则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第三人为恶意购买;反之，正常情况下，第三人受让物品的价格与同类物品的当地市场价、习惯交易价相比较，价格相当，则为善意。

第三，第三人的专业及文化知识水平。依第三人的专业及文化知识水平，对交易的情况尽到最低注意义务，就可作出正确判断而未注意的为恶意；反之，依第三人的专业及文化知识水平，对交易情况已尽到最大注意义务而未能认别的，则为善意。

第四，第三人对出让人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依第三人对出让人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能轻易识破其为非法转让民事行为的，为恶意；反之，则为善意。

第五，交易场所的综合因素。例如是否在同类物品交易场所，交易人身份是否可疑，交易时交易人行踪是否可疑等，结合这些因素，来判断善意和恶意。

第六，第三人与出让人的关系以及其对出让人的态度。第三人与出让人之间关系密切，如近亲属、朋友等有恶意串通可能的或者第三人和出让人有其他非正常关系，有损害权利人利益可能的，应结合具体情况认定为非善意；反之，则为善意。

第七，其他需要考虑的情形。当然，在实践中，判断是否善意，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上面提到的也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要想正确地把握是否善意，应紧密结合具体的客观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具体分析。

三、体现善意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善意保护在物权领域中的体现

1.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善意保护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已经正式列入《物权法》中。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符合以下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占有人，在不法将财产以合理价格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该财产时出于善意，就可依法取得对该财产所有权，原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

善意取得是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广泛的商品交换中，从事交换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也很难对市场出售的商品逐一调查。如果受让人善意取得财产后，根据转让人的无权处分行为而使交易无效，并让受让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已经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当事人在从事交易活动时随时担心买到的商品可能要退还。这样就会造成当事人在交易时的不安全感，也不利于商品秩序的稳定。可见善意取得制度虽然限制了所有权之上的追及权的效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所有人的权益，但是它通过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起到了维护商品交换的安全和良好秩序的作用。

2.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

所谓占有，是对物品在事实上的占领、控制。而依据占有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即占有人是否知道其无占有的权利，可分为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根据《物权法》第19章的占有制度规定可知，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责任承担上：(1)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物，致使该财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善意占有人不用承担赔偿责任;(2)权利人可以请求占有人返还占有物及其孳息，但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财产时支出的必要费用，但对于恶意占有人，权利人不用支付该费用;(3)占有物毁损、灭失，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当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而善意占有人不必赔偿。

由上可知，善意保护通过对善意占有人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和惩治恶意占有人等方面来体现其保护善意的价值。

(二)善意保护在民事行为领域中的体现

1.善意保护在意思表示中的体现

意思表示系当事人向外部表明意欲发生一定私法上法律效果之意思的行为。内心之意思与外在之表示不一致的情形下，效力如何?罗马法以来，关于意思表示解释的最基本规则是“探求真意”规则，但这一规则受到了挑战，现代民法中确立了“注重相对人了解”的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因为在当事人进行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时，不能仅为满足保护表意人而忽视保护相对人。为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应尊重交易惯例与诚信原则，一方面，表意人表示其意思时，应顾及相对人的了解，故对不同于交易惯例的情事应事先加以说明;另一方面，相对人应尽必要注意去正确了解表意人之意欲。所以在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时，应特别斟酌相对人明知或可知的事实。“注重相对人了解”的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相对人的“不了解”恰恰说明相对人在认识上处于善意。因而“注重相对人了解”的解释规则体现了对善意的保护。

2.表见中的善意保护

表见制度，本属于无权，但因本人与无权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致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而与其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法律使之发生与有权相同的法律效果。表见的构成要件中必须具备外表授权的因素。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持有本人发出的证明文件，如本人的介绍信、盖有合同专用章或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有本人向相对人所作的授权通知或公告。这些证明文件构成认定表见的客观依据。同时在这些情况下，第三人是善意的状态。法律通过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即通过赋予表见有效的形式来体现善意保护制度的价值。民法通过强制承认表见的有权的法律效力，使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生效，从而能够很好地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维护市场的交易安全，协调善意当事人静的安全与社会动的安全。

(三)善意保护在合同领域中的体现

1.缔约过失责任制度

根据《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先契约义务，因自己的故意或过失给缔约相对方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时，依法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因当事人一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先契约义务而引起的债权责任，这一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护还未正式达成合同而处于缔约过程中的当事人的合理的信赖利益。因为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已由原来的一般关系进入到特殊的信赖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联系很密切，因而任何一方的不注意都容易给对方造成伤害。为了使当事人都树立责任感，法律对他们引入较高的注意要求，要求其承担协助、互相照顾、互通情况、保护对方等义务。所以缔约过失责任的设定，能够很好地警示缔约当事人，预防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的损害，引导双方沿着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合理行使权利。

2.双务合同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

不安抗辩权，是指先给付义务人在有证据证明后给付义务人的经营状况恶化，或者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或者谎称有履行能力的欺诈行为，以及其他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况时，可中止自己的履行，后给付义务人接收到中止履行的通知后，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或者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先给付义务人可以解除合同。

由上可知，不安抗辩权是以保护先给付义务人合法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制度。在双务合同中，如果后给付义务人出现无履行能力时，该制度通过允许先给付义务人中止履行义务的行为，使后给付义务人提供担保或在合理期限内恢复履行能力，如果未提供担保或恢复履行能力则先给付义务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此可以防止合同继续履行的不必要浪费和麻烦，节约司法资源，同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3.预期违约制度

我国《合同法》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这就是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

预期违约可分为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明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到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前，一方当事人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明示其将不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而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履行其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而对方当事人又不愿提供必要的担保。预期违约作为违约行为的形态之一，是善意保护制度在债权法中的具体体现，当事人一方通过预期违约方式造成违约后果的发生，使债权关系提前结束，有利于避免债权关系继续维持而浪费相关的人力、物力和司法资源等。

综上所述，民法通过对善意保护的各项制度规定，强调其扬善的立法价值取向，为人们展示了民法的利民、便民原则，并引导人们以一种正确合法的方式行使权利，维护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

参考文献：

[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63.

[2]高富平.物权法原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831.

篇10

内容提要: 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特殊风险是来自对方违约的信用风险。由此而建立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不仅成为市场惯例，也符合当下各国金融改革立法的要求。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存在显著差异，实质是提前兑现衍生品合同下的全部收益并以保证金方式缴付。但是，“海升—大摩案”表明，这套新型金融担保机制对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企业用户而言可能代价过高。只有在追求信用支持制度适用之普适性的同时合理兼顾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才能保障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海升—大摩案”

在2008年金融海啸曝出的中国企业衍生品交易重大损失事件中，中国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升）与国际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大摩）下面的两家公司——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以下简称大摩国际）和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摩亚洲）——之间的外汇掉期合同争议（以下简称“海升-大摩案”）无疑最引人关注。[1]海升是一家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中国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中国陕西省开展实际经营管理活动的民营企业，其产品大量出口国际市场并以美元作为产品出口的主要结算货币。为避免因人民币升值而导致以美元计值的贸易应收账款的汇率损失，2008年7-8月间，海升经时任公司评级顾问大摩亚洲的介绍，与大摩国际订立了为期5年的两份外汇掉期合同。在这两份外汇掉期合同中，海升承诺在2013年9月前分别按1：6.828和1：6.8555的固定汇率每月向大摩国际兑换500万美元和300万美元的人民币。合同还约定，大摩国际有权在外汇掉期合同履行6个月后随时终止该合同。2008年10月，海升与大摩国际将上述两份合同合并，并分阶段设定了新的合同汇率。[2]在新合同下，海升有权在2009年4月10日前支付不超过3 800万美元的解约金而提前终止合同。海升与大摩国际的交易虽然名为外汇掉期合同，但并不是标准的掉期合同，[3]而是一系列的外汇远期合同，[4]即海升有权同时也有义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定期按照约定的汇率向大摩国际出售一定的美元。由于合同履行期长达5年且每月结算交割一次，因此形成了一系列在不同时间履行的外汇远期合同的集合，类似于传统的货币兑换。[5]此外，由于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对冲海升美元收入的汇率风险，大摩国际实际并不需要美元，因此合同采取了轧差交割本金的差额结算方式[6]——在每个月的结算日，当事人无须向对方全额交付8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而是按照结算日的市场汇率与合同约定汇率之差计算出一个净支付额，并确定负有实际支付义务的一方，由该方当事人向对方支付这个差额。现实中，自2008年底以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基本围绕1：6.83波动，低于合同规定的美元汇率，[7]因此海升在外汇掉期合同的头几个月的实际结算中一直是获利方，大摩国际截止讼争时累计向海升支付了72 057.7美元。

“海升—大摩案”源于长达5年的衍生品合同带来的保证金义务，成为海升无法承受的财务负担。2008年7月2日，海升与大摩国际签署了国际互换及衍生品交易协会（ISDA）的主协议规则体系（以下简称《ISDA主协议》）及相应的《信用支持附件》，承担了交付保证金的义务。[8]2008年9月，离岸市场上美元与人民币远期汇率跌至1：7左右，低于当期约定汇率，大摩亚洲根据自己的计算，首次通知海升支付现金保证金，但被海升拒绝。海升与大摩国际变更合同后，2009年4月，大摩国际再次要求海升支付约7000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海升再次拒绝支付，其理由是在合同编制及订立时，公司评级顾问大摩亚洲理应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及支付该保证金将对公司构成不利影响，但大摩国际与大摩亚洲均未曾知会或披露关于任何该保证金的条款及任何与亏损有关的风险。[9]2009年4月2日，海升以侵权为由，在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大摩国际及大摩亚洲；而大摩国际则宣布提前终止合同，并依据合同的专属管辖权条款诉诸英格兰高等法院，追究海升的违约责任，索赔2 62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8亿元）。

从表面看，海升宁愿被指控“违约”也要终止一项正在盈利的衍生品交易的做法颇令人费解。而实际上，它折射出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特有的风险，即来自场外衍生品交易中对方的信用风险。那么，究竟何为来自场外衍生品交易中对方的信用风险呢？针对这种风险，法律为场外衍生品交易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担保机制呢？其运作逻辑又如何呢？在这样一种运作逻辑之下，该机制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对交易双方是否具有普适性，真正保障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呢？

二、场外衍生品交易之担保安排：信用支持制度

企业与银行之间进行的衍生品交易属于场外衍生品交易，当事人间是一对一的合同关系。场外衍生品交易的主要风险是来自对方的信用风险，即对方到期不能履行合同下的交付义务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在国际金融实践中，化解信用风险的主要方式包括净额结算、现金结算或差额结算、担保安排等。其中，净额结算、现金结算等都与支付方式相关，目的是减少合同项下实际支付的款项；而担保则是保障对方履行合同义务、防范债权风险最基本的法律工具。由于担保问题的重要性，《ISDA主协议》也包含了专门规定担保安排的法律文件——《信用支持附件》。[10]该文件对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担保制度——信用支持制度——进行了规定。

（一）信用支持制度：基于传统的债之担保制度的比较分析

信用支持制度是依据合同建立起来的一种担保安排。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当事人签署了ISDA的《信用支持附件》后，方可适用其规则。根据《信用支持附件》的规定，在衍生品合同下有风险敞口（risk exposure）的一方，有权要求对方支付与风险敞口金额相当的担保品。担保品多为现金或流动性很好的证券。提供担保的一方或者将担保品质押给收取担保的一方，或者将担保品的所有权转移给后者。不论哪种情形，占有担保品的当事人都有权使用、处置该担保品，并在对方违约时直接用担保品折价抵偿；对方履约后，仅需要向对方退还同等价值的担保品即可。但是，如果合同履行期间内合同的风险敞口转移到对方时，则原收到担保品的一方不仅要退还担保品，而且还需要按照对方的要求缴付与新的风险敞口对应的担保品。此外，担保安排构成衍生品合同存续的必备条件。如果负有缴付担保品义务的一方未能履行义务，此一担保上的违约行为可以导致整个合同或交易的提前终止。

从形式上看，场外衍生品交易中的信用支持制度类似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即由合同一方当事人在担保物上设定担保负担以保障对方的利益。但是，在担保安排的法律地位、担保权人的权利、对质押的态度、担保物类型、转移方式等诸多方面，信用支持制度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都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整套信用支持制度是围绕着风险敞口而非特定债权人、债务人以及本金数额确定的“主债权”组织起来的。风险敞口决定了谁有权收取担保品继而成为担保权人。不仅如此，风险敞口又是变化的，其变化导致担保权人与担保人之间的身份发生转移、担保金额发生改变。“海升-大摩案”正是基于风险敞口下不确定的担保义务而产生的。

（二）信用支持制度的核心概念：风险敞口

“风险敞口”一词源于银行业务，本意指贷款人因借款人违约导致的可能承受风险的信贷余额。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风险敞口”被用来泛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在衍生品合同下可实现的全部收益；若对方违约，则收益无法兑现，从而遭遇风险。根据《信用支持附件》的规定，风险敞口是指在任何估值日假设交易双方在合同下的所有交易在相关的估值时间终止，根据衍生品交易主协议的“终止净额结算”条款的规定应由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的数额。[11]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解释，一是终止净额结算，二是估值。终止净额结算是场外衍生品交易提前终止时双方当事人了结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债务关系的程序。[12]衍生品合同通常涉及当事人之间未来一段时期内发生的一系列现金流支付，如在海升与大摩国际的交易中海升在5年内每个月向大摩国际出售800万美元。如果交易提前终止，双方不仅需要对已完成的交易部分进行结算，而且还需要计算合同下尚未履行的各期支付义务的公允市场价值，比较双方各自在合同下应当支付的总额，以两者之间的差额作为净支付额，由支付义务较大的一方将该差额支付给另一方。从本质上看，双方支付义务之间的差额也就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下可获得的全部收益以及另一方遭遇的全部损失。因此，尽管合同提前终止，但根据《ISDA主协议》的“终止净额结算”条款的规定，合同一方在合同下的潜在收益依然能够得到全部兑现。在为担保的目的而计算合同风险敞口时，合同并没有提前终止，只是参照上述“终止净额结算”条款来计算、确定合同预期给一方当事人带来的全部收益（对另一方来说则为损失），从而确定担保品的价值及缴付义务人。这个程序也称为对衍生品合同进行估值。衍生品合同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价值随着基础资产的市场波动而变化，因此，在衍生品合同存续期间，合同下的收益（或风险敞口）的方向、金额都会随着市场波动而发生变化。相应的，承担缴付担保品义务的当事人也是变动的，追加保证金或减少保证金也是常态。而对衍生品合同估值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担保安排与衍生品合同下的收益或风险敞口在方向、金额上保持一致，从而确保合同下获利的一方得到充分的保障。实践中，合同主体可以约定以每日、每周或每月作为一个估值周期，以便根据衍生品合同风险敞口的变化来调整保证金。在估值日，当事人根据基础资产的市场价格计算合同下各方的实际支付义务，支付义务较小的一方有潜在的获利，但存在风险敞口，从而可以要求支付义务较大的一方提供与此风险敞口金额相当的担保品。通过比较基础资产的合同价与市场价的估值方法称为“盯市计值”，所计算出来的金额代表了合同的公允市场价值，同时也反映了合同的风险敞口，是对合同下信用风险的量化。[13]

（三）保证金义务：来自风险敞口的影响

从技术层面来看，以终止净额结算方式确定风险敞口及担保义务有以下几个特点，它们在“海升-大摩案”中都有所体现：（1）在确定哪一方有义务交付担保品时，并不是仅仅比较当前或最近一期的支付义务，而是要把未来需要履行的全部支付义务合并在一起考虑。这就需要参考基础资产未来长期的价格变动趋势。它可能与基础资产的当前价格表现完全不同，由此产生合同的风险敞口与当前盈亏状况之间的背离这一独特现象。在“海升-大摩案”中，海升对大摩国际提出的保证金要求感到意外与震惊也正源于此。尽管海升在2008年下半年的每月实际结算时是盈利的一方，但市场预期未来美元汇率将显著上升，以此为基准计算未来合同下的全部支付义务，海升是潜在的损失方，因此需要向有风险敞口的大摩国际支付保证金。（2）在金融市场中，风险与时间存在密切联系。[1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项金融交易期限越长，风险往往越大。这也意味着，期限越长的衍生品合同，计算出的风险敞口以及相应的担保金义务会更大。类似海升与大摩国际之间长达5年的外汇掉期合同，由此产生的风险敞口以及保证金义务也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3）衍生品交易合同风险敞口的计算涉及对基础资产未来价格走势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如果相关基础资产并不存在远期市场报价，就只能依赖于金融机构的内部技术模型来确定未来的价格。这也意味着，在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中，金融机构占据了优势地位，企业通常只能被动地接受金融机构计算出的保证金义务额。[15]

三、信用支持制度：运作逻辑与制度价值分析

场外衍生品交易中的信用支持制度以衍生品合同下的信用风险敞口为担保对象，用“盯市计值”方法来计量被担保的风险敞口的价值；担保义务随着基础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化而变化的并非一个确定的金额，担保人和担保权人的身份也并非一成不变。虽然这一套担保机制的逻辑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至冲突，但其产生与发展有客观的经济基础，目的在于满足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对交易效率与安全的追求。

（一）衍生品合同的内在属性构成信用支持制度的基础

任何一种担保安排总是为交易服务的，信用支持制度的运作逻辑也源于衍生品合同的内在属性。衍生品交易的基本功能是风险管理，即市场主体基于对未来市场要素价格变动的预期而订立合同，锁定未来生产经营要素的成本或产品服务的价格，或者对冲相关市场要素的价格波动风险。因此，衍生品合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当前订约，未来履行”。双方当事人都有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向对方交付特定商品或货币的权利与义务，而无法事先确定谁是债权人。例如，在利率互换交易中，一方支付固定利率，另一方支付浮动利率，双方互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此情形下，传统担保法的为合同债权提供保障的理念在此很难适用，因为看上去每一方都具有债权人身份，都承担对方违约的信用风险。

针对衍生品合同的特点，市场实践发展出净额结算的理念，即合同下的双向支付义务相互冲抵，仅就净额部分进行支付。这一理念体现在担保安排上，就是以合同下的净支付（预期收益）作为被担保对象。市场通常预期，在合同下遭受损失的一方可能不愿意履行合同，从而令获利方的潜在收益无法实现，暴露在信用风险之下。为防范这种信用风险，就要求潜在的损失方向潜在的获利方提供与风险敞口金额相当的担保品。从理论上说，衍生品合同一旦订立，当事人之间不仅是合同对方关系，同时也被区分成获利方和损失方，这也使得风险敞口而非合同债权更适宜成为度量信用风险的尺度。

衍生品合同的风险敞口是随衍生品合同下基础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化而变化的，作为履约保障的担保安排也应随时反映市场的变化以保障合同的履行并维持金融交易秩序的稳定。如果说传统债之担保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合同债权的实现，那么场外衍生品交易信用支持制度则是为了消除衍生品合同的风险敞口、保障获利方“合同收益”的实现而存在的。

（二）金融市场的效率与安全是信用支持制度的价值追求

相较于实体经济活动，金融市场由于以资金为处理对象，流量大、速度快、参与主体众多、影响面广，因此对市场效率与安全有着更高的要求。2009年下半年，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市场容量达到615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规模，[16]金融机构、对冲基金等活跃的市场主体持有大量的合同，主要通过背对背交易[17]在衍生品市场中形成了一个紧密交织、错综复杂的网络。任何一个主要市场参与人的违约或者破产都可能导致市场的连锁反应。为保障合同的正常履行，信用支持制度不仅将合同下的潜在获益作为担保对象，要求潜在损失方交付与获利方的风险敞口额相当的担保品，而且根据市场变化对风险敞口的影响，随时调整担保义务。此外，信用支持制度还赋予担保权人对担保品灵活的使用、处分权，以确保合同下的获利方可以随时兑现合同收益。这样不仅便于快速处理违约事宜，维护金融市场的效率与稳定，而且也能够最大限度地遏制对方违约。不仅如此，信用支持制度通过将衍生品合同下的潜在收益全部提前兑现，以担保品的方式存在，实现了担保与收益的一体化，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合同的转让。如果衍生品合同逐期正常履行，随着每期收益的实现，剩余的风险敞口逐渐减小，担保品也将逐步减少或被返还。如果衍生品合同被提前终止，应获利的一方也通过持有等额的担保品而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实践中，担保品往往是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如美国国债等流动性极佳的债券），这更令担保安排蜕变为合同收益的货币表现形式。

可以说，信用支持制度作为从国际金融实务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合同安排，不仅对单个衍生品合同的安全性而且对整个衍生品市场的效率与秩序都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附带了信用支持的衍生品合同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不仅方便当事人转让相关合同，更有助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做市商——金融中介机构——进行背对背交易，从而更好地转移、分配、管理风险，实现衍生品交易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核心功能。目前，《ISDA主协议》以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2009年版）（以下简称《NAFMII主协议》）都属于金融行业组织拟订的标准合同范本，作为其附件的《信用支持附件》或《履约保障文件》的法律地位也是如此。随着金融全球化以及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ISDA主协议》下的担保安排也逐渐开始获得法律上的认可。2002年欧盟议会及理事会通过的《金融担保品指令》以及2009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外交会议通过的《中介化证券实体法公约》在担保权人的权利、担保物的类型、转移方式等方面都采纳了与信用支持制度类似的规则。这或许代表着一套新的金融担保规则正在形成。但是，这套与传统担保规则不同的担保规则的运作逻辑是否具有普适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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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用户与金融机构：信用支持制度的普适性争议

表面上看，“海升-大摩案”似乎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中国企业因不了解国际惯例而陷入被动境地。[18]然而，这并非故事的全部。海升在担保问题上违约并非仅仅是不了解信用支持制度，而是即便知晓也不可能遵守，因为“……支付该保证金将对本集团构成不利影响”。[19]换言之，若海升事先被大摩方面告知他们之间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有此担保安排，恐怕一开始就不会订立外汇掉期合同了。这里就暴露出一个问题：担保本是保障主合同债权实现的辅助手段，但如果它反而变成了缔结主交易合同的障碍，那么就令人对这种担保安排的正当性、合理性产生怀疑了。现实中，这也正是信用支持制度遭遇的挑战——质疑的声音主要来自以套期保值为目的而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生产经营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用户）。在当下美国、欧盟正在进行的场外衍生品交易监管改革的进程中，一方面是立法者为减少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对方风险，强制要求普遍性地适用信用支持制度；[20]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场外衍生产品最终用户的非金融企业强烈抵制信用支持制度的普遍适用，主张这种担保安排仅应适用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以及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活跃主体。[21]从这个角度看，“海升-大摩案”也折射出企业用户与金融机构等市场活跃主体之间在金融担保规则上的尖锐对立。

企业用户群体抵制包括信用支持制度在内的金融担保规则的原因在于，金融担保规则是一种“贫富悬殊”、明显偏向强势市场主体的制度安排：合同下的获利方通过占有、使用担保品而提前收获了全部盈利；相反，合同下的损失方则不得不承受沉重的现金流负担。企业用户签订的套期保值合同期限都比较长，这种现金流压力就更大，严重时甚至可能威胁到亏损方的持续经营能力。而为这种担保安排辩护的理由通常是：参与衍生品交易的双方当事人对未来的市场变动各自有不同的预期，双方都有可能成为获利方，因此不能说这种担保安排天然就不合理。但是，在交易双方为金融机构与最终用户是从事生产经营、仅为套期保值目的而间或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非金融企业用户的情形下，金融担保规则所预设的主体平等前提实质上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

第一，金融机构与企业用户在衍生品交易中处于信息、技术不对等的地位，这意味着担保义务额的确定即风险敞口的计算完全掌控在掌握着复杂金融市场技术模型的大型金融机构手中，企业用户完全没有能力对自己可能承受的担保义务加以控制，甚至无法形成可靠的预期。如果金融机构在此过程中欺诈、误导企业用户或隐瞒关键信息，都可能给企业用户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笔者在调研中还发现，实践中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还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地位，恶意占用对方的担保品及其资金：当市场价格变化显示风险敞口在自己一方时，则要求对方提供或追加担保品；而当市场反向变化，风险敞口转移到对方时，却不告知对方，不返还对方提交的担保品，更不提交自己应交付的担保品。许多场外衍生品交易都是量身定做的产品，缺乏市场报价，因此处于信息、技术弱势地位的一方特别是企业用户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权益遭到侵害，就更不用说要求赔偿了。

第二，金融机构通常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拥有大量的现金、国债等资产，足以应付频繁变动的、金额巨大的保证金及追加保证金义务。但是，企业用户则不然，它们通常不持有或者仅持有极少的证券类资产，所持有的现金也是完全服务于企业的正常经营流转目的。一旦遭遇市场急剧变动，需要支付高额的保证金，企业的流动资金就会迅速减少，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海升的情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外汇掉期合同为期5年，总交易金额达4.8亿美元，大摩国际要求海升支付的保证金义务达到1.4亿元人民币之巨，扣除了大摩国际提供的1 000万美元信用额度后依然高达7 000万元人民币。以海升的财务状况特别是现金流水平，根本不可能满足大摩国际的要求。[22]海升的境遇并非个案。美国商业圆桌会议2010年4月的调研报告显示，按照目前的衍生品交易规模，仅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非金融机构最终用户每户平均需要拨出2.69亿美元来作为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初始保证金，合计331亿美元。这将导致企业不愿进行套期保值甚至削减相关营业活动和雇员，或者将套期保值业务移到海外进行。不论产生哪种后果，都将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振兴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23]

笔者认为，为套期保值目的而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非金融企业用户，其行为模式与其他主体（金融中介以及为投机获利目的而参与交易者）有本质区别，通常不会给交易对方带来显著的信用风险。因此，信用支持制度的内在价值——保障合同安全、增加衍生品交易市场流动性等——在涉及企业用户的交易中缺乏明显的体现，而其操作方式——提前兑现合同收益并以保证金方式缴付——却给企业用户施加了无法承受的负担。具体来说，套期保值表明企业用户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对冲现货交易部分的风险，两者是反向变动的。[24]即使衍生品交易下出现潜在损失，企业用户也可以用现货交易的额外收益来抵消；或者直接用现货来履行衍生品合同，从而避免衍生品交易潜在损失货币化。换言之，为套期保值目的的企业用户通常不存在衍生品交易下违约的动机。以海升为例，其进行套期保值交易的初衷就是为了锁定出口外汇收入的人民币金额，并非谋求从汇率变动中获利。因此，不论衍生品合同的价格与市价相比如何变化，它都是企业能够接受、也愿意接受的价格，否则也不会订立衍生品合同了。[25]此外，企业用户为套期保值目的而订立衍生品合同后，通常也不会转让、更不会频繁转让合同。在此情形下，作为其对方的金融机构还要求将合同下未来收益全部提前兑现就显得过分了，这只会逼得企业退出衍生品交易。相反，如果金融机构的对方是对冲基金等投机者，信用支持制度就很有必要。因为投机者在衍生品交易下出现潜在损失时，由于缺乏对冲损失的现货头寸，违约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因此，通过提前占有潜在损失方的担保品，金融中介机构可以抑制对冲基金等投机者的违约冲动。同时，对冲基金等准金融实体拥有的流动性资产比例远远高于企业，承受追加保证金的能力也比较强，强制对其适用信用支持制度也不会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

由此来看，信用支持制度内在的理念以及制度设计无可厚非，但适用范围却需要进一步斟酌。毕竟，信用支持制度的产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而且之前主要适用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场外衍生品交易，仅最近几年才出现非金融企业在签署《ISDA主协议》的同时也签署《信用支持附件》的情形。因此，信用支持制度的局限性特别是其对非金融企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从这个角度看，“海升-大摩案”本可以提供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来充分讨论信用支持制度甚至金融担保规则的普适性问题，但双方最终庭外和解使得中、英两国的法官都丧失了一个绝佳的发言机会。好在国际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的规则仍处于演变当中，各国的监管框架正在建立之中，我们依然可以期待未来场外衍生品交易之担保机制得以修正、改进，从而兼顾到不同市场主体的利益。

五、余论：“海升-大摩案”的启示

“海升—大摩案”是2008年金融海啸中遭遇衍生品损失的中国企业与国际金融巨头最直接的一场法律较量。这场较量的庭外和解并不会消解其本身的重要意义，而至少给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国际层面场外衍生品交易的运作方式、观察并可能有机会参与到一套新的金融担保法律规则形成过程的窗口。从单个的合同安排到市场惯例并进一步上升为普遍适用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则，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担保机制并未完成其演进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论是对实务界还是对理论界，“海升-大摩案”都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

第一，“海升-大摩案”提醒中国企业关注常规场外衍生品交易中的担保风险。这里不存在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构性衍生品，而存在与最普通的衍生品交易相伴随的法律问题。至少在目前，鉴于《ISDA主协议》以及《信用支持附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它恐怕是希望运用衍生工具管理经营风险的企业无法回避的。担保风险带来的是现金流压力而并非直接的、现实的损失，除非因保证金不足而被终止合同、强制结算。由于迄今为止国内与国际金融实务的差异，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甚至一些金融机构都并不了解衍生品交易中独特的担保安排，更没有意识到这种法律风险已经随着我国2009年推出的《NAFMII主协议》文件体系进入到了国内银行间市场。“海升-大摩案”无疑向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敲响了警钟。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第二，对于中国金融机构而言，“海升—大摩案”展示了定价能力在场外衍生品交易中的极端重要性。确定衍生品交易担保义务的金额需要计算合同的风险敞口，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国金融机构由于缺乏市场经验和技术手段，估值能力很弱，因此在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往往受制于大的跨国金融机构。类似于海升这样的企业用户就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尽快提升估值能力、强化专业技能也是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前必须补上的一课。

第三，“海升—大摩案”也给理论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即包括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机制在内的金融担保规则的普适性问题。虽然信用支持制度设计的初衷可能是为了保障整个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安全性与流动性，但这套制度可能更适合于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为投机套利目的而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而非基于套期保值目的参与交易的企业用户。法律规则通常追求普遍适用、平等适用，但若市场参与者之间已然不平等，机械地普遍适用某一规则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因此，如何合理地确定各种金融担保规则的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是一个亟待理论界包括中国的法学界在内深入研究的课题。

注释:

[1]See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v.China Haisheng Juice Holdings Co.，Ltd.，[2009] EWHC 2409 （Comm），Queen's Bench Division，Commercial Court，Mr Justice Teare，5 October 2009.

[2]新合同为5年期，前2年的汇率为1美元兑6.85元人民币，中间2年为1美元兑6.78元人民币，最后1年为1美元兑6.77元人民币。

[3]外汇掉期是交易双方约定以货币A交换一定数量的货币B，并以约定价格在未来的约定日期用货币A反向交换同样数量的货币B。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http：//WWW.moc.gov.cn/zizhan/siju/caiwusi/guanlipindao/gongzuodongtai/200709/t20070921_404693.html，2010-12-08。

[4]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定义文件》第4.3.1条的规定，人民币外汇远期交易指交易双方以约定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日期交割的外汇对人民币的交易。

[5]关于货币兑换，参见[英]沃伦爱德华兹：《核心金融衍生工具》，夏潆炎、葛晓鹏译，刘锡良审校，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6]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定义文件》第4.3.4条的规定，外汇远期交易下的差额结算是指在结算日根据约定的远期汇率与定价日即期汇率或交易双方约定的其他价格轧差交割本金的结算方式。

[7]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6.4%。但是，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实行管制，汇率水平重新回到对美元波动相对狭小的局面，维持在1：6.82-1：6.85之间。参见胡敬艳：《汇改重启》，《财经》2010年第7期。

[8]大摩国际为海升提供了1 00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即海升支付保证金的义务为大摩国际计算出的该合同的市值减去大摩国际给予海升的信用额度。换言之，当海升的保证金义务低于1 000万美元时，其不需要实际支付保证金。See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V.China Haisheng Juice Holdings Co.，Ltd.，[2009] EWHC 2409 （Comm），Queen's Bench Division，Commercial Court，Mr JusticeTeare，5 October 2009.

[9][19]参见蒋云翔：《金融衍生品再起波澜海升果汁起诉大摩》，《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1月2日。

[10]考虑到各国法律下担保规则的差异，《ISDA主协议》的《信用支持附件》所针对的信用支持制度也分为四种，分别基于美国纽约州法、英国法以及日本法而制订。其中，美国纽约州法下的信用支持制度是质押制度，而在英国法下信用支持制度又分为契据制和所有权转让制两种。国际金融市场中经常适用是英国法下的所有权转让制和美国纽约州法下的质押制度，两者分别对应于中国银行交易协会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下的《转让式履约保障文件》与《质押式履约保障文件》。不同的信用支持制度的主要差异在于担保品移转的程序和处分方式，而对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计量、风险敞口的意义等问题则是完全一致的。本文所讨论的“海升-大摩案”涉及的恰好是后一方面，因此不再区分英国、美国纽约州或日本版的信用支持制度，而是统称为ISDA信用支持制度。

[11]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履约保障文件中也有相同的规定，参见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质押式履约保障文件》第13条（定义条款）对“风险敞口”的定义。

[12]参见《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第9条第2款和第3款。

[13]盯市计值既是一种会计方法，也是一种很好的可对信用风险进行评估的方式。参见宁海：《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35页。

[14]在金融学上，“风险”被界定为“不确定性”：“风险是关于一项投资未来回报的不确定性的度量，它相对于某种基准并有时间长度”。[美]斯蒂芬G.切凯蒂：《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郑振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15]事实上，即使在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中，往往也有更专业的金融机构主导这种计算的问题。例如，在美国国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对几乎导致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IG）破产的AIG与高盛（Goldman Sachs）间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交易的调查听证过程中，AIG就公开指责高盛的定价机制不合理，指出正是由于高盛在2007-2008年不断提出的追加保证品的要求导致了AIG的财务困境，尽管高盛公布了长达9页的定价依据。See Gretchen Morgenson & Louise Story，Documents Show Goldman Pressure on A.I.G.，The New York Times，June 30，2010； Serena NG & Thomas Catan，We Were“Prudent”，AIG Man at Center of Crisis，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1，2010；Serena NG & Carrick Mollenkamp，Goldman Detail Its Valuation with AIG，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 1，2010.

[16]See BIS，OTC Derivatives Market Activi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9，http：//WWW.bis.org/publ/otc_hy1005.pdf？ noframes=1，2009-11-22.

[17]背对背交易是指金融中介机构通过进行两笔标的相同、方向相反的交易，把从前一个交易的对方承接的风险与收益转移给后一个交易的对方。

[18]据笔者的调研，我国银行与国内企业进行的外汇衍生业务采用的是传统的债主担保。银行向企业收取一个固定比例的保证金，它并不随着合同风险敞口变化而调整方向或者金额。即使合同下企业有浮动盈利，银行不会退还企业已交付的保证金。因此，企业方面也没有感受到外汇衍生品交易下的追加保证金的压力。《NAFMII主协议》（2009年版）后，监管部门虽然规定金融机构必须签署《NAFMII主协议》才能进入银行间市场从事衍生品交易，但并没有强制金融机构签署两份履约保障文件。因此，交付变动金额的担保品尚未成为国内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惯例。

[20]See H.R. 4173，One Hundred Eleventh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t the Second Session，http：//WWW.sec.gov/about/laws/wallstreetreform-cpa.pdf，2010-11-15.

[21][23]See Katy Burne，Minimum Thresholds for Swaps Urged，The Wall Street Journal，Sept. 29，2010.

[22]海升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的2008年半年报显示，海升在2008年6月30日的现金及银行存款合计人民币1.3亿元。参见《中国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2008年中期报告》，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80828/LTN20080828534_C.pdf ，2010-12-22。大摩所要求的7 000余万元人民币保证金占海升现金的一半以上，这势必严重影响海升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