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策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政策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贸易政策；环境政策；经济运行效率

195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fSimon Kruznets)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倒u假说”，即库兹涅茨曲线(KC)。库兹涅茨曲线的逻辑含义在于，它说明在事情变好之前可能不得不经历一个更糟糕的过程。受这一假说的启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和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研究，试图找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变动规律。他们的研究模型中，有的同倒u型曲线不符，但总的来看，倒u型比例占到一半以上。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megergl在肯定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收集不同国家城市空气以及河流污染状况数据，得出的结论是：环境质量或污染物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确实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这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nvimnment Kuzne~curve)假说。

一、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点

我国EKC是否会按照经济学家所描绘的倒u型曲线发展?近年来，我国专家也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但还得不到较一致的结论，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较乐观，认为已到了倒u型曲线的右半部分；另一派较悲观。认为我国面临较为严重的环境压力，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处在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也有研究者认为。实证研究表明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会出现其他情况：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N形关系。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各家研究者选取的数据指标和选取的时间段有差距，特别是，多数研究者运用的都是各地方的数据，并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本文认为赵细康嘴专家关于“中国污染物排放与人均GDP的关系或许正处于EKE的上升段，离转折点尚有一段距离”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由于工业污染数据较完整，而且也代表了中国主要污染状况，因此本文的研究将以工业污染数据为基础，从1990～2005年，选取的时间段也尽可能更长些。根据表1的相关数据可以描绘出我国这15年间EKC的基本情况，见图1。

根据图1可知，我国1990～2005年的EKC呈N字型，从1990年到90年代中期各类工业污染物均出现下降趋势，但是到90年代中期突然上升，经过一段时间下降调整后，又出现上升趋势，工业废水排放量从2001年开始上升，工业废气排放量从2003年开始上升。工业废物生产量从2000年开始上升，到目前为止这些上升趋势均未得到控制。

我们可以把近期我国EKC趋势图放大一下。表2是2000～2005年人均GDP值与污染物排放量情况表，根据该表的数据可以绘出该时间段内我国相关的EKE图，如图2所示。

从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废水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均在不断增加，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在不断降低，从长期趋势图1可知，2000～2005年固体废弃物的生产量在不断增长，这说明这一时期固体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增长的幅度较大。

综上所述，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底我国EKC都是处在倒u字型曲线的左半部分，拐点仍未出现，更没有到达倒U字型曲线的右半部分，但是我国EKC的特点是在左半部分波浪式上升，而不是平滑上升的，与其称之为N字型波动，倒不如称之为“心电图”式波动更为确切，而这一变化特点主要是受到我国外贸政策和环境政策强烈影响的。

二、外贸政策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呈高速增长的趋势。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贸易增长了56倍，年均增长超过16.8％。中国外贸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提高，2004年跃居世界第3位，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30％，拉动经济增长约2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2006年1～12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694.68亿美元。这一辉煌的外贸成就是与我国逐步开放的贸易政策分不开的。

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之前，我国从封闭式的强度保护贸易政策逐步过渡到了开放式的适度保护贸易政策；进入21世纪后，我国成为WTO成员，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深度在不断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正朝着完全自由化方向推进。这样的外贸发展路径，到底对我国的环境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国EKC的变形是否与外贸政策的作用有关系?

目前，众多学者、专家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因此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尤其是，研究方法及手段基本相同的两派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一派采用1990～2003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计量分析表明，出口同中国的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为“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另一派通过1996・2002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进行了计量分析，却得出与“污染天堂”假说相反的结论。出现矛盾结论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选取的时间段不一样，为此。本文特以1990～2005年这个较长的时间段为研究对象，如表3所示。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到1990～2005年贸易额和引进FDI的数据图，如图3所示。

若把图3曲线与图1的EKE比较可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我国外贸政策由保守逐渐走向开放，虽然这一时期工业污染水平表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但是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很多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尤其是在资金和经验不足、管理不力的情况下，单纯追求出口增量，势必很难注意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因此，因盲目开发出口产品而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因进口了有害废弃物而造成重大环境损失等现象时有发生。例如，1982年至1993年我国出口发菜799吨，创汇3126万美元，表面上似乎经济效益很高，但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却是触目惊心的。又如，广东沿海的一些乡镇企业盲目进口大量有色金属废渣、旧汽车蓄电池等有毒废弃物，其再生过程已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但是因这一时期追求出口增量活动还在环境的自净能力和承载能力范围内，更主要的是很多活动对环境的破坏作用有一定的滞后期，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业污染物排放还有下降趋势，但这一滞后作用也正是导致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污染猛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这一时期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不多，

1990～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还不到100亿美元，而随后几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倍数增长的速度投向我国，这其中大部分是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污染产业，中国确实成为了“污染的天堂”，不过这些产业对环境的污染也有一定的滞后作用，这也为90年代中期的工业污染突然攀升埋下了祸根。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工业污染的直线上升，主要是与盲目追求出口数量、忽视环境保护，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1992年以后的大量引入有关。

我国EKC波浪式上升的又一上升波就是2001年以后的污染高峰期，这一时期显然与我国人世后贸易政策更加开放有关。随着国际市场不断加大对中国产品的开放度，中国出口量猛增，大量的具有高污染背景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进入我国，这些产业大多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特性，而且这一时期，我国的工业生产仍然集中于整个产业链的下游，经济增长仍然以“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高消耗，废弃物的大量排放”来推动，因此，出口量的增加是与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相伴随的。

综合分析可知，我国EKE呈N字型波浪式上升的特点受到贸易政策影响表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贸易政策是处在保护贸易基础上的开放政策，这一时期EKE的向下倾斜，并不是真正出现了拐点后的向下倾斜，而是我国农业发展速度较快。工业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加之开放政策的滞后作用所致；到90年代中期EKC猛然上升，正是我国对外开放后大量发达国家高污染的产业进入造成的；到2001年后的又一轮上升波正是人世后外贸政策更加开放造成的。

为此，目前在利用外资规模和渠道已经大大增多，在一般性资金缺口问题和外汇短缺问题已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我国应尽快调整现有利用外资战略，可重点抓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要花大力气提高引资质量，尤其要防止在吸引FDI过程中成为“污染的天堂”。有专家认为，在我国FDI所在的第一、三产业的项目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不大，而FDI所在的第二产业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很大，因为我国制造业吸收FDI占FDI总量的70％。因此建议，要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引导外商更多投向第一、第三产业。其实，外商的产业投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引进环保标准高、经济效益好的高质量的外资。

其次，要利用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90年代后期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者为了能适应国际市场高环境标准的需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利更多的利益，也相应提高了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环保标准，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物的排放的降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对外资企业的环保技术外溢给予一定的鼓励或奖励，从而加快外资企业的环保技术外溢，而使本地产业受益，并改善总体环境。

三、环境政策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

我国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之所以呈波浪式上升趋势，这其中还有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政府的环境政策。正像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EKC只有在环境政策的干预下才可能出现倒u字型，如果没有环境保护政策的干预，环境污染水平不会随经济增长自动下降。虽然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呈下降趋势，但是当时我国的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均倾向于以降低环境标准为手段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快当地的经济发展，这是后来环境不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如1991年污染较重产品的出口额达到200多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36％，其中高污染产品，如农药、皮革制品、印染产品、石棉及其制品等的出口达78.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2.8％。当时我国环境承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较强，因此环境污染现象未能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经过90年代中期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快速增长，导致了大量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尤其是淮河、太湖等重要水域的严重污染，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强化了环境保护政策，并加强了环境执法的力度。最具代表性的是淮河治理的零点行动。这一阶段我国环境政策和环境治理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很多污染企业被关停并转，因此1997～2000年EKC明显向右下方倾斜。很多研究者选取的数据是2000～2002年的，因而会很乐观地认为我国EKC的拐点已经出现，正处在倒u字型的右半部分。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从2001年开始很多污染物排放量又开始呈上升趋势，而且增长速度较快。这主要是因为起自1997年前后的环境保护政策和行动很多都是短期的，尤其是执法力度不大，在面临2001年人世后更加开放的大环境，在生产和出口都以前所未有速度增长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和行动很快失去了效力。也正因如此，2001年后淮河污染再次反弹，目前，淮河的治理仍未找到良策。

总的来看，近几十年来我国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开发了环境产业，转换环境保护生产与管理体制，并对破坏环境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引入税金和课以罚金等经济手段减少环境污染的确取得了成效，有专家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环境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它减缓了中国环境质量的恶化速度。”但是EKC尚未出现拐点，而且十五计划的所有环保指标均未实现，这与环境保护政策的长效性和刚性不够有关。而环保政策的长效性与刚性不够的原因又囿于我国经济实力薄弱，发展压力较大，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要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比如，严格的环境标准增加了环境治理设施的成本，从而使得产品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而且“关停并转”一些小企业的环保法令会使企业利益、地方经济受到损失，有些污染企业对环保政策的预期反应以及其落实采取的不配合的态度，使得政府往往面临着严格管制所带来的成本上升与收益不佳等问题，为此寻求刚性的长效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要使得环境政策长效而有刚性，绿色GDP的运用及推广十分必要。绿色GDP即把环境污染费用纳入GDP的核算体系，也就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是政府强制性管制(立法保护环境)和诱导性管制(征收污染税、费)的综合体，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环境资源的价值核算；二是环境资源的耗减核算；三是环境资源损失成本的核算；四是资源环境的恢复成本、再生成本和保护成本的核算。这种节约环境资源、降低环境污染速度的方法的提出的确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达到“治理与发展同步”的效果。但是由于环境资源的价值核算、自然资产的产权界定及市场定价较为困难；对于环境成本、环境资源耗减和损失的弥补，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价格，所以计量起来尚有一定的困难。为此，目前作为向全面的绿色GDP核算体系过渡的替代方案，政府可以针对不同的产品强制性征收环境税或资源税，用这些税收加大对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

如图4所示，当征收环境污染费或环境、资源税后用于改善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程度就会降低，c即为环境污染的降低程度，M、N分别为不同恢复能力的

产业、环境资源恢复所消耗的人均GDP的情况。对于M产业来说，同样的恢复消耗的人均GDP较少，而对于N产业来说，同样的恢复就会消耗相应较多的人均GDP，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社会福利提高的速度。因此，对于环境难以恢复，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和破坏的现象应征较高的环境或资源税，对于相关产业也同样应该征收高环境税。此外，图4也可以反映出拐点到来得越晚，保持同样环境状况所消耗的GDP就会越多。

图4不同产业降低环境污染的GDP代价

但无论怎样，政府的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代价，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都起着不可替代的和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实施环境政策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使人们有效、合理地利用资源，环境就会通过本身的自净功能而使消耗和被污染的资源恢复。反之，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不顾及对环境的影响，一旦对环境的污染超过环境“承载阈值”，那么环境就会将其影响反馈给社会，整个社会只会成为环境恶化的最终受害者。因此，自然生态环境地位问题的意蕴所指始终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四、使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尽快出现拐点的深层思考

影响EKC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外贸政策与环境政策了，这已成为专家的共识，李树就建议要降低EKE峰值应该调整外资政策和环境政策。但是我们的这一认识只是基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外部关系。而忽视了内部因素――经济运行效率对环境的影响。在经济运行内部，如对缺乏效率的现象不及时处理，会使得政府颁布的相关环境政策无法得到完全落实，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效率，减慢环境保护的步伐，最后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

我国由于经济转型时期新旧体制双轨并存，不完全的市场与不完全的计划同时对资源配置起作用，日益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对社会发展形成制约，种种矛盾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使我国经济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低效运行的状态，这就造成：一方面，不能彻底给环保政策以良好的规范的体制使其达到预期的效果，自然影响环境保护的效力，使政府直接干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环境污染的增长幅度，而难以从最优化角度上控制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走向，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经济增长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仍将过度依赖资源的开采、能源的消耗，但技术革新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将大大增加环保的压力。可见要在最短时间使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达到好转状况，不能仅仅靠加强对环境的直接规制和治理，重视协调经济运行效率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篇2

1 研究目标及意义

此论文主要以工业区域的典型固定低架点源为研究对象，针对受低架污染源影响的区域，运用AERMOD模型，预测区域在减排政策实施前后典型固定低架点源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差异，研究减排政策的实施效果，为工业区域的环境管理和政策导向提供基础，对现实环保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研究内容

（1）调查工业区域在2014―2015年期间的减排政策和减排对象，基于AERMOD模式对整改前的典型固定低架点源的环境影响进行模拟计算分析，研究典型固定低架点源对区域的环境影响程度。

（2）调查区域实施的减排政策，针对典型低架点源开展的环保治理工程方案措施及其治理效果进行调查，并对环保工程的效果进行调查。

（3）基于AERMOD模式对整改后的典型固定低架点源的环境影响进行模拟计算分析，通过模拟计算的结果分析减排政策带来的环境质量改善情况。同时搜集当地2014年和2015年全年的常规监测数据资料，对比模拟计算的预测结果和实际监测的调查结果，分析结果的相关性及不相关原因。

3 研究工具和技术路线

（1）研究工具。

此研究??用EIAProA2008软件运行AERMOD模式，该软件由宁波环科院（SFS）六五软件工作室研究开发，主要依托HJ2.2-200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中进一步预测模型中的AERMOD模型。

（2）技术路线。

①利用AERMET、AERMEP处理原始气象（包括地面气象数据以及探空气象数据）、地形数据，在运行AERMET、AERMEP基础上运行AERMOD。

②基于当地的气象条件和地形条件对典型低架点源整改前后的污染源强运行计算，得出结果。

③运用EIAProA Drawer直观表征整改前后的典型固定低架点源对区域的贡献值浓度情况，对比研究实施整治的效果。统计2014―2015年的全年监测数据，分别分析年均浓度和日均浓度的变化情况，对比理论预测结果进行分析。

4 2014年典型固定低架点源对模拟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影响

按照此次研究方向，对区域内在2014―2015年接受整改的典型固定低架点源进行了调查，这些污染源均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完成了环保整改工作，接受整治的污染源类型主要分为锅炉燃料废气和有机废气。

根据2014年的常规监测结果，区域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年均浓度达标，占标率为40%；日均浓度稳定达标，最大值占标率为53.3%；区域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达标，占标率为50%，日均浓度最大值出现超标，最大值占标率107.5%；区域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浓度超标，占标率为155.7%，日均浓度最大值超标，占标率为134.7%。

根据模拟计算结果，2014年，各典型污染源在区域内主要特征点的SO2日均浓度贡献值占标率在0.83%～15.36%范围，SO2年均浓度贡献值占标率在0.286%～8.16%范围；NO2最大日均浓度贡献值占标率在1.95%～29.7%范围，NO2年均浓度贡献值占标率为0.444%～12.19%；PM10最大日均浓度贡献值占标率为0.964%～30.38%，PM10年均浓度贡献值占标率在0.21%～10.5%；VOCs最大日均浓度贡献值为0.018 938～0.018 938 mg/m3，VOCs年均浓度贡献值为0.000 974～0.158 486 mg/m3。各典型低架点源排放的SO2、NO2、PM10和VOCs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贡献均有一定的份额，污染物的排放带来了明显的环境质量影响。

5 区域减排政策及典型固定低架点源治理实效

2014―2015年期间该区域实施了减排政策和具体工作方案，重点工作方案包括：（1）积极推行工（产）业园区集中供热；（2）削减挥发性有机物，控制臭氧污染。

该区域主要存在的污染源为燃料烟气和有机废气，在减排政策的实施下，针对区域内的典型污染源开展了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典型污染源得到了有效削减。

区域内的锅炉废气主要采用集中供热替代和改用清洁能源的治理措施，该项措施的实施使得典型低架点源排放的SO2下降幅度达99.0%、NO2下降幅度达91.9%、PM10的下降幅度达99.7%，减排效果显著。

针对VOCs，区域内重点排放大户削减明显，使得典型低架点源的VOCs排污量下降了89.1%，减排政策实施的效果显著。

有机废气分别采用了单一活性炭吸附法、活性炭吸附+脱附再生的治理工艺以及氧化分解的治理工艺，其中单一活性炭吸附法效率最低，仅达61.4%，另外两种处理工艺运行效果良好，分别达90%和89.4%。有机废气的治理工艺效果差异性较大。

6 减排治理后典型固定低架点源对区域环境的模拟计算分析

（1）减排措施对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效果显著。其中环境空气质量中SO2的日均浓度占标率最大可下降14.65%，年均浓度占标率最大可下降7.82%；NO2日均浓度占标率最大可下降22.31%，年均浓度占标率最大可下降9.29%；PM10的日均浓度占标率最大可下降30.101%，年均浓度占标率最大可下降10.474%；VOCs的占标率最大可下降1.011 2 mg/m3，年均浓度占标率最大可下降0.138 43 mg/m3。

（2）SO2和PM10在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测结果反映出了减排政策的实施效果，但模拟计算的结果偏小，可能是由于选取的典型低架点源尚不全面所致。NO2在环境空气质量中的浓度变化未反映出减排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二氧化氮受燃料使用总量的影响较大，而受燃料类型的影响较小所致。

篇3

2010年初，世界经济总体继续企稳回升，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状况日益改善。但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隐患犹存，各国经济刺激政策导致的通胀忧虑和债务激增等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因此，当前各国宏观调控普遍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既要防备通胀预期“饿虎出笼”，蜕变为现实危害，又要避免“虎头蛇尾”式的匆忙退出，导致经济二次探底。综合分析，今后各经济体会根据本国复苏情况处理刺激政策问题，国际间的宏观经济合作意愿会有所减弱。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一、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与刺激政策调整动向

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急性的“治标”政策。包括高频率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央行购买债券、大幅减免税费和发放消费券等超常规举措。一类是长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技创新等。正是前一类政策，在较快地稳定国际金融局势的同时，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增加了各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可以预计，随着经济的好转，这类超常规之举必然会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经济复苏进展差别较大，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国实施退出政策的步调并不相同。具体情况是:

(一)恢复较快的美国已开始为退出刺激政策热身

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和私人投资增长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增速达5.6%，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正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联储上调商业银行贷款贴现率25个基点至0.75%，把基础贷款最长期限从28天缩短至隔夜，把短期资金拍卖工具最低拆进利率从0.25%提高到0.5%，并从3月8日起关闭该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银行倒闭潮仍在持续，商业地产市场继续恶化，失业状况的改善不明显，美联储今年3月声称，仍需在较长时期内把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时，美国政府还公布了鼓励放贷机构减记还贷者部分或全部次级抵押贷款的新住房救援计划。

(二)复苏迟缓的欧盟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欧盟经济复苏较慢，2009年四季度GDP环比增长0.1%，逊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来，一些欧盟成员又遭遇了主权债务危机，即由于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过高，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和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并暗示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对此欧盟应对比较迟缓，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决方案，致使欧盟经济遭到严重冲击，欧元区失业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这一背景下，今年3月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均宣布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也未调整“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但欧洲各国政府都已宣称要控制财政支出，以便削减政府债务。

(三)陷入通缩的日本实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9%，好于三季度却逊于二季度。推动日本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是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但日本继续面临内需低迷问题。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连续12个月下降，陷入通缩的迹象明显。近期丰田等日产汽车的召回事件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增长。为此，日本不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财年预算，用于扩充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促进住房投资、就业保障与环保，今年3月还通过了数字创历史新高的2010财年预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维持原利率水平0.1%不变的同时，把向金融机构提供的紧急贷款金额上调一倍至20万亿日元。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待退出问题态度迥异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弹推动，印度和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经济快速回升，为防范通胀风险，2009年下半年起，两国货币政策均逐渐转向从紧，分别采取了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国也采取了上调基准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业以及消费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了7.9%，俄罗斯央行今年两次下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至历史最低的8.25%。

综合各方面情况，对于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调整状况，可以做出四点推断:第一，在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欧经济出现持续稳定增长前，不应对世界经济的元气恢复盲目乐观。第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会让各国从实际出发谨慎渐进地实施政策调整，在时机和步骤上很难做到全球协同。第三，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把调控重点转向超常规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第四，各经济体今后会继续推进长期性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力争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础。

二、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及各国经济刺激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尽管今年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有利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各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调整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退出进程不一对我宏观调控的实施及效果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尚待继续巩固，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在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上不能有效协同，将增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二)各国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热钱”流出冲击我国金融市场

2009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外资看好我国发展前景的同时，境外“热钱”也在加快流入我国股市和房市。今后随着各国央行逐步收缩流动性，可能会导致热钱无序流出，引起我国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剧烈调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强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逐渐好转，今后全球能源资源需求会继续增加，从而推动价格上涨。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预测，今年石油需求将增长1.7%，钢材需求将增长9.2%，铜、铝需求分别增长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资源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率先实施的紧缩政策可能促使该国货币兑美元继续升值，该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也将因此难以下降。因此，预计全年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荡，我国今年会继续面临一定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四)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外需的非经济因素制约强化

一些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和日本的“无就业复苏”状态在年内难以改观，必然会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升温，我国也可能继续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夹攻的对象。今年1—3月，美国、欧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继对中国油井钻管、铜版纸、三聚氰胺、服装、高碳锰铁和打汁机等众多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韩国从2月起也对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出口的生姜、马铃薯等各类植物实行禁运。同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将继续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碳关税”等各种名目向我施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处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国宏观政策的传导效应日益明显的今天，为有效应对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各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我们应继续未雨绸缪、做好预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密切跟踪形势，加强政策协调

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各国宏观政策变动。敏锐捕捉主要经济体各种经济数据和政策信息的最新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做好应对预案。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控。及时跟踪分析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汇率和利率变化对世界资金流向的影响，做好防范国际热钱冲击我金融稳定的调控预案，最大限度减少其他国家政策调整“溢出效应”对我的不利影响。灵活机动地搞好国际合作。大力呼吁各国在G20框架下协调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原则和步骤，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平稳渡过后危机时期。

(二)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努力稳定和拓展外需

努力化解贸易争端。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保护规则，依法实施贸易救济，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继续健全贸易摩擦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积极发挥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驻外机构的作用，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通报、应诉指导等服务。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继续利用对外援助等各种有效方式，努力提升这些经济体在我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比例，促进与之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当前特别要加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经贸人才的培养和国情社情的研究分析工作，做好与其它国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妥善处理好汇率相关问题，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篇4

关键词：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环境; 人力资源政策  

  

内部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加强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就必须注重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和优化。美国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委员会的报告及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都把人力资源政策确定为内部控制环境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且,在内部控制环境的诸多要素中,人力资源政策是促进、优化其他要素的基础。内部控制环境的其他要素,如管理理念、权责分配、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等,都与“人”有关,都离不开人力资源政策的支撑。对内部控制环境中的人力资源政策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力资源政策及其内容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作为生产性要素投入到企业运作与社会经济活动中,并创造财富的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综合。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原动力,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效率如何与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力资源政策是包括人员选聘录用政策、培训与开发制度、员工激励制度、评估考核制度、奖金福利制度、劳动关系政策在内的政策和制度群。科学的人力资源政策能够保证企业所有成员具有一定水平的胜任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是内部控制有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人力资源政策的基本内容在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有明确规定。《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16条规定,企业应当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政策,并且规定人力资源政策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一)员工的聘用、培训、辞退与辞职;(二)员工的薪酬、考核、晋升与奖惩;(三)关键岗位员工的强制休假制度和定期岗位轮换制度;(四)掌握国家秘密或重要商业秘密的员工离岗的限制性规定;(五)有关人力资源管理的其他政策。  

  

二、人力资源政策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人力资源政策的各个环节都与内部控制环境各要素有紧密关系,从不同侧面对内部控制环境产生影响。  

(一)员工的聘任、辞退和培训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1.员工的聘用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单位在招聘新员工方面,既要考虑学历、经验及过去的成就,还要考虑其操守和道德修养。不仅需要进行笔试,还要进行深度的面谈,甚至还把单位的历史、文化和经营风格等项目,向应征者作深入介绍,以暗示对新员工的期望和嘱托。在招聘管理人才时,会考察其是否具有前沿的、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能否将这种创新带入企业,使企业产生新气象等。招聘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或监事会)成员时,会考察其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品性。招聘会计、出纳等易发生舞弊的岗位人员时,考查其职业道德素养高低等。合理有效的招聘方式,能够保证企业招聘到具有较高职业道德素质和足够胜任能力的人员。大胆的选拔人才并给予足够的资源,使其能够完成所分配的任务,这是建立控制环境的基础。如果企业的执行人不诚实或不能胜任工作,再好的控制程序也会失去作用,甚至会导致企业目标无法实施。  

2.员工的辞退与辞职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企业中因人设岗现象的存在造成了组织结构的臃肿,那么辞退不具备胜任能力以及闲置冗余岗位的员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精简组织结构。保证企业信息的顺利流通,使内部控制的执行渠道得以改善。  

3.员工的培训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培训是保证和提高员工职业素质和专业胜任能力的重要方式。对新员工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向员工说明单位对员工的要求,以及员工应达到的目标和应遵循的行为标准,即告诉新员工未来将扮演的角色及责任。对管理层员工的后续培训可以更新其现有管理思想、理念,从而更新其管理方式。对基层员工的培训,可以提高其技术技能、处理问题能力等,以保证其能够胜任相应的工作岗位。对全体员工在企业价值观方面的培训,能够使企业文化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当中,使每个人在企业价值观上都有一种认同感。通过培训能够使员工了解应遵循的工作职责、行为要求及业务流程,帮他们熟悉应该掌握的岗位技能、工作内容和工作标准,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后续教育能帮助提升员工适应发展中的环境的能力。这样能够提高员工对内部控制措施执行的自觉性,也就有助于推行企业的计划,达成企业的目标。如果员工的业务胜任能力和道德素养低下,其理解和执行内部控制措施的能力就差,就会影响到内部控制措施的效果。  

(二)员工的薪酬、考核、晋升与奖惩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绩效考核结果是企业员工积极工作成果的一个体现,科学有效的考绩机制,可以使员工的工作成果被充分认可。在员工绩效的基础上,根据绩效结果有区分的确定其薪酬并对其进行适当的激励,则员工的积极性、满意度就会得到提高,其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也会增强。反之,如果员工看不到自己对企业的贡献,又得不到应有的优待,找不到对于企业的归属感,人才自然流失频繁。另外,对违反预期行为者进行惩戒,并且将不予姑息的信息传达到全体员工,可以从反面加强对所有员工的内部控制教育和道德培养。  

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诱人的薪酬和激励政策一方面能够吸引人才,包括引进具有先进管理思想、理念的管理者。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现有员工的积极性。员工必然会在现有表现的基础上投入更多的热情,拥护企业各项制度,其中当然包括其对企业内部控制章程的遵守,也即提高了员工对企业内部控制措施的执行力。如果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及相应的奖惩措施,或者未将这些措施制度化,就会削弱员工执行内部控制措施的自觉性和警觉性。

篇5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高校教育环境

1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影响

大学生在高校中思想的进步、对政治教育的认知、良好的品格的养成离不开高校的环境氛围熏陶。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高校对学生的素质教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高校环境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长期生活的地方，学生往往会因为环境中带来的氛围，渗透着其所带来的人文文化，从而得到感情上的感染，认知得到影响。人类的思想觉悟，品格是否高尚是离不开环境的影响的，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就是诠释了环境对人所带来的影响。

思想政治的教育，应该是潜移默化的，从根本上去使学生认知，理论很难体现出思想政治的精髓。思想政治的教育往往与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优化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大学生在文化素质的学习上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高校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优化资源优化育人环境的层面上落实。

1.1文化素质的形成

大学生在高校生活中文化素质的学习需要在特定环境下形成。文化素质实质上是在学习中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思想。文化素质是学生在知识学习，自我能力的发展以及思想素质学习中慢慢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基本品质体系。文化素质的学习不单单是指在学校中书面文化知识的学习，而更多的是在学习的环境中受到的对思想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意识。

1.2人文环境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影响

人文环境往往对教育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人类对社会进行建设，不断完善改进，就是在改善环境。人文环境的形成是通过教育的态度，教育观念的贯彻，学习的风气，所信仰的教学理念等关键性因素所组成的，是一种无形的环境，是潜移默化教育的关键。

人文环境与教育之间是一种相互而生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文环境的形成影响着教育的氛围，影响着教育的效果。同时教育的观念、教育的效果，又在影响着整个人文环境。

1.3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环境带来的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注重学习思想政治的创新性，强调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贯彻学生对学习的创新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一种古板无用的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目的是养成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从思想行为上使学生改善不足，规范言行，从思想上使学生取得思想上的进步。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认知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涵盖了对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的整个过程，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作用力，推动学生对思想政治的学习，贯彻先进的思想。这种有着影响力的环境成为大学生在高校对思想政治成长中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2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应用的对策研究

2.1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应用在大学生心理认知上

大学生的文化素质的发展离不开其心理的认知，心理认知是自身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不断发展所逐渐形成的对兴趣、爱好、需求的一种心理导向。心理认知是有助于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思想上的觉悟和对学习的追求等。外部环境是影响心理认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环境条件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环境给予了学习者一个氛围熏染的过程。思想政治的教育对受教育者来说是一种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很大积极意义的学习。思想政治教育赋予的环境条件，可以使教育上需要理解的观念，学习上本身的意义等得到贯彻，对受教育者得到一种渗透性的灌输，同时使受教育者在学习中思想不断进步，与外界环境产生共鸣，完善心理上的认知。

2.2贯彻思想政治教育，优化人文环境

要缔造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从氛围中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造成积极的影响，必须要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入手。思想政治的教育无非就是提高学生思想的觉悟，调动起学生的一切积极因素，从而去使学生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

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创新意识，在积极的教育引导下，激发学生对思想政治的探究兴趣，从而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环境。思想政治环境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高校应该着力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从整体上优化高校的人文环境，贯彻学生对思想政治学习，使大学生提高自身的学习觉悟，这才是有效提高大生文化整体素质的手段，有利于学生在高校中更好地向全面发展。

3 结语

思想政治的教育潜移默化，优化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大学生在文化素质的学习上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高校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缔造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中，从氛围上感染学生，使学生思想从根本上得到觉悟。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3.

篇6

[关键词] 阿立哌唑；氟哌啶醇；脉图；心血管系统；血流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31-0030-03

阿立哌唑作为不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因具有多巴胺系统稳定作用，不仅能够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还能够改善其阳性症状而被临床广泛应用。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个别患者会出现头痛、恶心、眩晕、血压下降等副反应。有专家认为，阿立哌唑可阻断α1受体，故应慎用于脑血管病或低血压患者[1]。阿立哌唑和氟哌啶醇都有阻断多巴胺受体D2的作用，对于抗精神病阳性症状幻觉、妄想等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而氟哌啶醇对心脏的影响报道较多[2-5]。由此，本文作者以氟哌啶醇为对照，应用血液循环动力学脉图检测仪（circular dynamic parametars detector，CD）检测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阿立哌唑和氟哌啶醇前后的血液循环动力学变化，比较两种药物对心血管系统、尤其是心脏功能的影响程度，旨在更好地为精神科临床应用阿立哌唑药物提供进一步的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所有样本来自2010年7月～2011年7月入住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科七个病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入组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标准与诊断（CCMD-3）》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入组时心血管系统各项指标正常；③入组前未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或停用抗精神病药物4周以上；④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议同意，入选患者均经过知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严重自杀倾向、严重躯体疾病、心血管疾病史、哺乳期或妊娠期妇女；②入组前4周内使用过抗精神病药物。102例中男 50例，女52例，年龄18～59岁，平均（38.62±9.41）岁，病程1个月～22年，平均（4.21±l.49）年。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上无统计学差异。

1.2方法

用随机数学表的方法将102例患者分成阿立哌唑组53例，氟哌啶醇组49例。阿立哌唑（商品名安律凡）由浙江大冢制药有限公司提供，规格5 mg/片，国药准字H20061304，起始剂量5 mg/d，以后逐渐增加，最高剂量30 mg/d，氟哌啶醇由宁波大红鹰药业有限公司提供，规格2 mg/片，国药准字H33020585，起始剂量2 mg/d，以后逐渐增加，最高剂量20 mg/d。分别在入组时、治疗1周末、2周末、4周末进行CD检测、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6]、治疗时出现的症状量表（TESS）[7]进行检测，检测由经过专职培训的卫技人员进行，一致性测评Kappa值>0.89。

l.3 检测内容

①CD检测仪：为无创伤性动力学参数检测技术，从检测参数中，可以提供从动力与负荷的动态，能量消耗，血氧供需，容量、模量、流速、流量关系动态等四个方面的平衡状况，可以让临床医生分析右心室、动脉、微循环和静脉系统的动力学状况，以客观评断心血管系统的功能。②BPRS：是精神科应用最广泛的量表之一，采用1～7分的7级评定法，各级标准：无症状；可疑或很轻；轻度；中度；偏重；重度；极重。总分越高，病情越重。③治疗时出现的症状量表（TESS）：该量表由美国NIMH编制，在同类量表中，项目最全，覆盖面最广，既包含了常见的不良症状和体征，又包含了心血管系统等实验室检查结果。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数据分析时，分别采用K-S单样本检验和Levene方法进行数据的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需进行数据的正态转换；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数据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均数两两比较，采用LSD法。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的BPRS评分值比较

表1显示，用药第1周末，阿立哌唑组的BPRS分值下降要比氟哌啶醇幅度大，至第4周末两组间BPRS分值下降幅度基本持平（P>0 05）；由此可见，阿立哌唑能在短期内起到控制精神症状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进，阿立哌唑和氟哌啶醇起到的疗效相当。

表1 治疗前后的BPRS评分值比较（x±s，分）

注： 阿立哌唑组2周末和4周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32），余两两比较P均

2.2治疗时出现的症状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治疗时出现的症状比较

表2显示，阿立哌唑组主要的不良反应是视力模糊、头晕、恶心。氟哌啶醇主要的不良反应除了视力模糊、头晕、恶心以外，尚有心动过速、血压升高、口干、出汗、便秘，且心电图异常有4例，提示氟哌啶醇的心血管系统异象较阿立哌唑显见。

2.3两组用药前后血液循环动力学比较

见表3。从血液循环动力学检测结果可以看出，阿立哌唑组用药前后的有效循环血量（ECV）、心率（HR）、能量转换指数（MEC）、左室机械效率（LME）、心肌缺阈值（MIT）和心肌耗氧量（MVO）均有明显的变化（P均>0.05），而氟哌啶醇组用药前后ECV、HR、MEC、LME、MIT和MVO均有变化，且ECV、MEC和MIT降低，MVO的增高，表明了患者的心肌细胞有受损现象。

3 讨论

关于阿立哌唑和氟哌啶醇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效果对比报道多见[1-7]，但是两药应用后对血流动力学检测和对心脏的影响尚未见报道。严伟良等[8]曾报道应用脉图检测米氮平、阿米替林对血流动力学和心脏的影响，证实应用脉图检测抗精神病药物对血流动力学和心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阿立哌唑属于不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是多巴胺稳定剂。当多巴胺能传导低下时，通过阻断中脑-皮质多巴胺能通路突触前膜上的5-HT2A受体，引起多巴胺脱抑制性释放，激动前额皮质背外侧部突触后膜上的多巴胺D1受体以及阿立哌唑本身的多巴胺D1受体，改善阴性症状、认知和抑郁症状；当多巴胺能传导亢进时，阻断多巴胺D2受体，从而改善阳性症状[9]。王立钢等[1]将阿立哌唑与氟哌啶醇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进行对照研究，结果表明，阿立哌唑对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阴性和阳性症状均有治疗效果，特别是对阴性症状及一般病理症状的疗效明显优于氟哌啶醇。支持了本文观察到的结果。由于阿立哌唑还具有阻断多巴胺D2 受体故而可以引起轻度锥体外系统的副反应，包括颈硬、静坐不能、震颤。本文应用阿立哌唑53例对象在治疗中出现震颤1例，证实了阿立哌唑引起锥体外系的副反应比较轻微。同时阿立哌唑还具有5-HT1A受体作用，可以引起失眠、焦虑，为本文观察到的失眠1例提供了药理依据。除此之外，阿立哌唑还具有轻度阻断α1受体的作用，在中枢引起嗜睡、头晕，同时扩张外周血管引起鼻塞、直立性眩晕或低血压，从治疗时症状量表中发现，53例对象中，出现α1受体阻断症状主要为视力模糊、头晕、恶心，而血压不是下降而是升高3例，与提供的药物理论依据呈现不一致性，分析血压升高原因，发现3例样本除血压升高以外，还有头痛、焦虑和失眠症状，可能是引起血压升高的原因。从表3可以看出，治疗中两组出现的不良反应，氟哌啶醇例数和种类多于阿立哌唑，这一结果与Kasper等的文献报道呈一致性[10-15]。

在临床诊疗中，脉图检测的应用已比较广泛[16-21]，这种检测不仅涉及到疾病与心血管功能改变间的相关性，还深入到不同心血疾病之间的鉴别以及治疗评估。证明脉图检测临床诊断、治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们应用脉图分别检测服用阿立哌唑与氟哌啶醇药物后的血流动力学以及心脏的影响程度，从获得的参数上分析，发现阿立哌唑的各个数据基本不变，而氟哌啶醇各项数据均有改变，且ECV、MEC、MIT明显降低，MVO增高，表明了氟哌啶醇可致心肌细胞受损。这一结果与李明惠等[22]报道呈现一致性。同时，本研究结果证实了阿立哌唑对心血管系统、尤其是心脏的副反应较小，安全性较高。

[参考文献]

[1] 王立钢，王东明，孙艳. 阿立哌唑与氟哌啶醇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对照研究[J].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6，6（1）：38-39.

[2] 李培轩，何聪，冯杰，等. 阿立哌唑合并氟哌啶醇治疗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研究[J]. 西部医学，2010，22（10）：1819-1820.

[3] 王防，张昌勇，秦文. 阿立哌唑和氟哌啶醇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对照研究[J]. 中国民康医学，2010，22（23）：23 .

[4] 刘庆军，姚继春. 阿立哌唑与氟哌啶醇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对照研究[J]. 中国实用医药，2010，5（4）155-156.

[5] 魏丽霞，崔宏维，刘传军. 阿立哌唑与氟哌啶醇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对照研究[J]. 中国实用医药，2009，4（11）26-27.

[6] 许国城，庄华，卓志明. 阿立哌唑与氟哌啶醇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对照研究[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6，16（2）：114-115.

[7] 梁佳，陶建青. 阿立哌唑与氟哌啶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生存质量影响的比较研究[J]. 医学信息，2006，19（8）：1406-1409.

[8] 严伟良，何，章金辉，等. 脉图检测米氦平和阿米替林对心脏的影响[J].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08，14（4）：239-240.

[9] 童庆好，王昆，余万庆. 阿立哌唑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疗效评价[J]. 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0，16（4）：369-369.

[10] 袁婷，宋宏雁，邹洲，等. 氟哌啶醇对新西兰兔心室肌细胞钾通道基因表达的影响[J]. 中国药理学通报，2009，25（6）：758-760.

[11] 阿迪力·阿不都热合曼，闫冬，邹洲，等. 氟哌啶醇致新西兰兔QT间期延长及其对L型钙通道mRNA表达水平的影响[J]. 中国药理学通报，2010，26（5）：615-618.

[12] 韩玉芳. 小剂量氟哌啶醇致心肌酶明显升高1例[J]. 中国综合临床，2007，23（7）：663-663.

[13] 陈彦芳，朱昌明. 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 第2版.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81-94.

[14] 朱昌明. 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 第2版.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97-202.

[15] Kasper S，Lerman MN，Mcquade RD，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ripiprazole vs haloperidol for long term maintenance treatment following acute relapse of schizophrenia[J]. Int J Neurop Sychophar 2ma col，2003，6：325-337.

[16] 陈爱华，章秋萍. 焦虑抑郁患者血液循环动力学脉图参数测定与分析[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4，13（5）：536-536.

[17] 张叶青，董耀荣，王忆勤，等. 高血压病弦脉和非高血压病弦脉脉动图参数的比较[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现代化中医研究，2012， 14：1302-1305.

[18] 江玲，邵怿，张绣文，等. 脉图参数评估抑郁症患者植物神经功能特点的探索性研究[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1，18：10-11，105.

[19] 严惠芳，马居里，苏衍进，等. 慢性肾衰肾功能改变与脉图变化的相关性的临床研究[J]. 陕西中医，2010，31[2]：187-188.

[20] 江玲，邵怿，张绣文，等. 脉图参数评估抑郁症患者植物神经功能特点的探索性研究[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1，18（4）：10-11，105.

[21] 郑文，李锋，邢武，等. 心血管功能脉图检测诊断系统的设计和实现[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8（22）：199-201.

篇7

一、环境税的内涵及对独立环境税的相关设想

1.环境税的内涵

环境税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末的国际税收学界，目前称之为生态税、绿色税，至今尚未有明确统一的定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名为《环境税的实施战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环境税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环境各种用途的定价来改善环境，税收手段的目的在于通过比价、改善市场信号劝阻某种消费形式或生产方式，降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排放水平，并鼓励有利于环境的利用方式以减少环境退化，这些税收被称为环境税。

2.对独立环境税的相关设想

综合考虑环境质量目标、现有的环境治理技术条件和收费情况，借鉴国外的经验，可以对我国设立独立的环境税进行如下设想。

(1)税目。环境税税目应当包括气体、液体和固体三个方面，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污水、废水及一些固体废弃物。选择这些对象为环境税税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目前来看，上述对象给我国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其次，对于这些污染物，我国已经开征了排污费，征收环境税的条件相对成熟;最后，借鉴国外开征环境税国家的成功经验。这一方面可以利用现有缴纳排污费的条件，减少征收阻力，另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环境税的设计难度。

⑵税率。作为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大规模的增税计划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因此，独立环境税的设立应当遵循费改税原则，根据2003年《排污收费条例》以及《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规定，设置相对较低的环境税税率。

二、环境税对企业环保行为选择的影响分析

环境税政策是政府环保规制的一种方式，因此，企业对该政策采取的不同遵从行为，即是否缴纳环境税将成为企业自主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将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图一)。然而，企业通常都具有趋利性，因此对环境税政策的遵从行为取决于纳税金额的大小。如果企业缴纳的环境税较高，在权衡之下，企业将逃避缴纳税收，从而会选择逃避型环保行为;如果企业缴纳的环境税在企业的接受范围内，企业会缴纳环境税，并选择主动型或者应对型环保行为。下面将基于单个微观企业的视角，分析环境税对企业环保行为选择的影响。

1. 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主动型环保行为

企业在缴纳环境税的前提下，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主动型环保行为。企业一方面可以在保持原有的生产和治污技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扩大原有的治污设施或者新建污染治理系统，提高企业的治污水平，使等量产出条件下的污染物排出量降到最低标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采用新的环保技术来提高自身治污能力，降低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达到政府环保规制政策的要求。

2. 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应对型环保行为

企业在缴纳环境税的前提下，不改变原有治污能力和水平，采取应对型环保行为。一方面，企业为达到环境保护标准，可以在合理区间内，适当减少产出数量，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污染物的排出量。另一方面，企业在保证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将税收成本向前转嫁给消费者或者向后转嫁给生产者，使得企业的成本保持不变，同时可以达到遵从环境保护政策的目的。

三、政策启示

1. 积极完善税收制度

政府应当积极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税政策，构建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税收制度体系，相机抉择地提高环境税税率，以考虑经济个体税收负担的合理性以及宏观调控的需要，对符合减排的设备、产品、技术和行业给予一定的减税，同时，政府要继续深化研究相关政策，不断从实践中总结、提升、完善各种政策措施，通过对事权的界定，对环境税税收收入归属权在政府间进行划分，为减少政策变化过程中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平衡地区间的财力差异，缓解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状况，加强地方政府对本地区企业在环境税政策遵从方面的引导和推进作用。

2.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在试点征收环境税时，应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企业进行治污技术创新，让企业在高治污水平上实现污染减排和治理，给企业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推行意愿，消除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让企业也形成稳定可信的政策实施承诺，这将有利于企业采纳新环保技术，选择积极的环保政策遵从行为和环保投资策略，实现政策目标。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实施特点，政府应当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设置具有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正调整至合理水平，从而使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生持续的刺激作用。

篇8

关键词 资源环境；成本效益分析；代际公平；代际折现

中图分类号 F124.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8-002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04

成本效益分析由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与帕累托效率改进的观点一致，已经成为项目和政策决策的基本效率标准。但是成本效益分析运用于具有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或政策评价时严重损害了代际公平。例如核电站所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可能对后代人产生负面影响，洪水治理项目和大型土地整理项目也可能造福未来几代人。这些项目的共同点是引发了资源与环境相关的成本和收益，这些成本和收益不仅仅是当代人承担或享有，而是严重影响后代人的福利。当使用市场折现率折现这些成本与收益时，具有当前收益和远期成本的项目会比具有远期收益和当前成本的项目更容易被批准，从而对后代人不公平。因此目前已提出诸如经验代际折现率、零社会折现率、单一环境折现率和双重社会折现率等代表性的代际折现率来修正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但这些折现率都只适用于少量特定的项目与政策评价，折现率之间缺少内在的联系，难以构成系统的折现率选择体系，更难以满足具有长期复杂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评价。鉴于此，本文在比较分析目前代表性社会折现率的运用范围和计算依据的基础上，基于不同折现率间的内在联系，从折现率选择过程和折现率计算方法两个方面构建一个基于多重社会折现率的新代际折现思路。该折现思路具有便于操作，运用范围更广，计算精度更高的优势。最后以水土保持项目为例，介绍该思路在具有长期资源与环境影响的项目或政策评价中的运用。

1 代表性代际折现率分析

学术界关于如何确定评价具有长期环境影响的项目或政策的折现率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已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折现率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1 经验代际折现率

经验代际折现率认为无论是市场折现率还是社会折现率都应该根据观察到的经验数据计算，而不应该人为地任意地确定。政府或决策者基于道德因素的考虑，人为地修正折现率既缺乏理论依据也缺乏民主意识，被称为指令性方法（prescriptive approach）而备受批评［1］。因此，社会折现率应该依据描述性方法（descriptive approach），借助社会福利函数，由社会实际选择来揭示［2］。例如，很多学者分析了经验代际折现率，并提出不同的折现率形式［3-6］。

经验代际折现率虽然与观察到的行为一致，但是它造成了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表现为决策个体（后代人）如果有机会在未来修正他们的偏好，那么他们就不会遵循当代人设计好的最优路径［7-8］。另外，经验代际折现率的计算方法很难准确估计时间跨度较长的代际选择［9］。因为估计这类代际折现率需要获得长时间跨度的经验数据，但现实中很难准确获得这些数据。例如很难让一个决策者去判断未来50年后的情况。

1.2 零社会折现率

为了保证代际公平，后代人面临的成本和收益与当代人面临的成本和收益一样重要，具有同等的权重，因此不应该折现［10］。这种观点与强可持续性观点一致，即关键资源与环境（生物多样性、土地沙漠化等）的耗竭或破坏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性，这种影响在未来是很难修复的，人造资本无法补偿这类资源环境功能的下降，从而导致HicksKaldor补偿原则并不成立。凡是涉及到这类关键资源与环境的项目或政策评价必须采用零社会折现率。

马贤磊等：成本效益分析与代际公平：新代际折现思路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8期不过，很多资源环境（渔业资源、草地资源等）与人造资本间存在替代性，虽然当代人的决策可能造成资源环境功能的下降，但后代人可以从未来的技术进步、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投资中获利。只要可以维持资本总量的“严格不减少”，就不会损害后代人的利益。这表明弱可持续性（新古典可持续性）原则能够保证HicksKaldor补偿原则成立，成本效益分析并不会损害代际公平。因此，在评价涉及人造资本可以替代的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与政策时，零折现率，更严格地说，任何根据环境外部性调整（降低）的社会折现率都是错误的，因为它面临重复计算问题［11］。

1.3 单一环境折现率

由于具有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产生了代际环境外部性，科斯定理和庇古税两种手段都无法发挥作用［12］。因此考虑环境外部性而人为地调低传统社会折现率，能够更好地体现代际公平［6,13］。这种低于传统社会折现率的折现率也叫环境折现率或者代际折现率。著名的Ramsey最优增长模型［1,13-14］和Davidson模型［15］都从数理角度详细论证了环境折现率低于传统社会折现率的原因。

单一环境折现率仅适用于那些造成了人造资本可以替代，但面临较高替代难度的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因为当自然资本，尤其是人造资本无法替代的资源环境面临不可逆损害时，应该采用零折现率来保证代际公平［16］。而对于人造资本可以容易替代的资源环境破坏，资本的积累能够保证后代人的消费不减少，采用传统社会折现率就可以保证代际公平［12］。

1.4 双重社会折现率

如果项目和政策的影响可以分为市场物品和环境物品，那么对于市场物品采用传统社会折现率折现，而环境物品采用环境折现率折现［17-20］。此处的环境折现率与单一环境折现率相同，取值介于零折现率与传统社会折现率之间。Weikard和Zhu指出双重折现率仅在市场物品和环境物品无法完全替代时才有意义［14］。因此，双重社会折现率与单一环境折现率一样，仅适用于涉及那些造成人造资本可以替代，但面临较高替代难度的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

在评价具有市场和环境两方面影响的项目和政策时，双重社会折现率被视为优于单一环境折现率，因为它基于经验和道德两个方面考虑：经验方面表现在通过观察现实行为选择来计算市场物品的折现率可以降低折现率选择中的主观性；道德方面表现在环境物品具有代际分配特征，选择较低环境折现率能够保证代际公平［21］。可以说，双重社会折现率充分发挥了描述性方法和指令性方法的优势，有效平衡了代际公平和主观判断［22］。在双重社会折现率的框架下，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折现思路和模型［13，20-21］。

1.5 小结

表1总结了四种代表性的代际折现率的计算方法、选择依据和适用范围。这些代际折现率基于不同的原则和

方法计算，运用于不同的项目和政策。零折现率是基于道德考虑，适用于引发人造资本无法替代的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经验代际折现率基于观察的行为选择，避免了主观随意性，但不适用于时间跨度较长的项目和政策。单一环境折现率和双重社会折现率都适用于引发人造资本可以替代，但面临较高替代难度的代际影响的项目和政策。前者主要适用于仅造成无形环境影响的代际项目和政策，或者既造成有形市场物品影响，又造成环境影响，但无法具体分割和量化这两种影响的项目和政策；后者则适用于可以区分市场物品影响和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

2 新代际折现思路：多重社会折现率

2.1 新代际折现思路的内涵

成本效益分析评价具有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时是否损害代际公平主要取决于项目或政策引致的影响是否满足HicksKaldor补偿原则。事实上，只有当项目或政策造成关键资源与环境的耗竭或破坏，人造资本无法替代（修复）受损的关键资源与环境时才打破HicksKaldor补偿原则。因此，合理修正后的成本效益分析仍然可以为大多数具有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评价提高效率标准，而不损害代际公平。

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四种代际折现率往往适用于具有长期的单一的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评价。例如，一个项目仅仅造成了关键资源的破坏，那么应该采用零折现率；一个项目仅仅造成了一种环境资源的破坏（草地退化），那么应该采用单一环境折现率（仅考虑草地退化的环境影响，而不考虑草地退化带来的牧业的经济损失）或者采用双重社会折现率（即考虑草地退化的经济损失也考虑环境影响）。但现实中大多数具有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或政策都会同时造成多方面的资源和环境影响。例如，针对我国西部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而启动的综合性水土保持项目除了建筑成本和改善土壤带来的粮食增产等方面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外，还具有治理水土流失，避免沙漠化的环境价值，维持当地生态环境，抑制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提供植被美学价值等多维度的资源与环境影响。无论是单一环境折现率还是双重社会折现率都难以有效评价这类具有复杂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

新代际折现思路是将多重社会折现率引入具有复杂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评估中，从而使得折现方法（成本效益分析）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于所有具有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评估。根本思路是除了区分市场物品和环境物品外，还需要根据人造资本与环境物品间的替代程度的不同进一步细分环境物品，这样对市场物品采用传统社会折现率折现，对项目或政策引致的每一类环境物品采用不同的环境折现率折现。例如在综合性水土保持项目评价中，除了运用传统社会折现率来折现市场经济价值外，还需要对不同的环境影响（抑制沙漠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美学价值等）采用水平不同的环境折现率折现。与双重社会折现率相比，多重社会折现率提供了更为系统、更为精确的代际折现方法，在评价具有复杂环境影响的项目与政策时更具优势。

2.2 新代际折现思路的折现率选择过程

图1自上至下系统地描述了新代际折现思路的折现率选择过程。该选择过程具有普遍适用性，能够运用于大多数项目和政策评价的折现率选择。例如，如果一个项目或政策并不产生代际影响，那么传统社会折现率被采用，否则判断所产生的代际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如果是短期代际影响，可以通过观察行为选择来估计经验代际折现率，否则，要进一步判断所造成的长期代际影响是否可以划分为市场物品和环境物品。如果不可以划分市场物品和环境物品，我们需要判断这种整体性影响是否符合强可持续性，即能否为人造资本替代。如果符合强可持续性，那么零折现率应该被使用来确保代际公平，否则应该使用单一环境折现率来保障代际公平。针对代际影响可以划分为市场物品和环境物品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判断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能否根据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资本间的替代难度不同进一步细分环境物品。如果不可以进一步细分环境物品，同样我们需要判断不可细分的环境影响是否符合强可持续性。如果符合强可持续性，应该使用传统社会折现率来折现市场物品，使用零折现率折现环境物品。如果不符合强可持续性，应该使用传统社会折现率来折现市场物品，使用单一环境折现率折现环境物品。针对环境影响可以进一步细分的情况，我们需要进一步计算人造资本与环境资本间的替代难度。此时，传统社会折现率可以用来折现市场物品，A1、A2和An水平的环境折现率分别用来折现人造资本与环境资本间的替代难度在A1、A2和An水平上的环境物品，n为环境物品细分类别数。

图1表明，以往学者提出的四种代表性的代际折现率中的每一个都只是这个新代际折现思路下的一个很小的构成部分。多重社会折现率是新代际折现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四种代表性代际折现率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代际折现率系统。由于大多数具有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所引致的环境影响都包括不同方面，很少项目或政策的环境影响是单一的，无法细分的。因此，根据图1所示的代际折现思路选择折现率时，四种代表性代际折现率更多发生重社会折现率会被广泛运用。

2.3 新代际折现思路下的折现率计算方法

在新代际折现思路下，多重社会折现率中的不同部分要求不同的估计方法。传统社会折现率不涉及代际影响，往往根据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方法和社会时间偏好率方法来确定。例如可以根据资本回报率和消费折现率的加权平均来计算社会折现率［15］，或者以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方法为指导，设法算出私人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及税收的影响，再通过加权平均算出社会贴现率［23］。经验代际折现率一般根据观察到的代际行为选择数据估计。其中MPL（Multiple Price List）量表法是运用最广的方法［5,24,25］。

不同水平的环境折现率是计算的难点。因为环境折现率主要依据道德判断，而非经验数据计算，因此并无统一计算方法。不过，目前时间维度成为环境折现率选择的一个重要根据已成共识。为了保证后代人的利益，环境折现率应该介于零和传统社会折现率之间，并且随着时间而递减［26,27］。表2总结了不同时间维度下的环境折现率。

除了时间维度外，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间的替代难度也是影响环境折现率的重要因素。如果用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间的边际替代率来衡量两者间的替代难度，不同替代难度下的环境折现率可以用图2来描述。假定时点t的社会总福利（Wt）仅取决于人造资本投入（Ct）和资源环境禀赋（Rt），即有Wt=W(Ct,Rt)。W1为不同人造资本和资源环境禀赋下的等福利曲线。由于资源环境提供资源基础、废物“沉淀”、舒适性基地和基本生命支撑四项功

能，这四项功能中很多方面是人造资本无法替代的［28］，因此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间并不会出现边际替代率接近于无穷大的极端情况，因此等福利曲线W1绘制成图2形式。沿着X轴方向，从区域Ⅰ到区域Ⅱ再到区域Ⅲ，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间的边际替代率MRSCR逐渐减小，最终为零。表明人造资本可以替代资源环境，但是替代难度逐渐增加，当资源环境被破坏到无法恢复时候，人造资本将无法替代环境资源。因此，应该根据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间的边际替代率MRSCR来估计环境折现率，原则为边际替代率MRSCR越接近零，环境折现率越接近于零。在区域Ⅰ，边际替代率较高，人造资本替代资源环境比较容易，建议采用接近于传统社会折现率的高环境折现率；在区域Ⅱ，MRTSCR低于区域Ⅰ，低环境折现率是合理选择；在区域Ⅲ，MRTSCR为零，对应采用零折现率。

3 新代际折现思路运用：以水土保持项目为例3.1 项目简介

我国黄土高原地区是水土流失、荒漠化、生态环境问题最为严峻的地区，是全国生态环境建设重点治理区。植被恢复工程、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淤地坝建设工程等水土保持项目是治理这类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项目，具有典型的代际资源环境影响。传统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很难用于评价这类项目，但新代际折现思路能够有效地评价。

假设一项综合性水土保持项目主要措施包括：①通过平田整地来改善农田，减少农田耕作中的水土流失；②在退化严重地区恢复景观植被，固土防沙；③建设基础性水利设施，保护水源。根据物种的进化周期确定项目周期为100年［26］，项目的建设性投资发生在前5年，其后发生的是维护成本。项目收益包括农田质量提高带来的粮食产值、水土保持和土壤修复避免沙漠化的环境价值、环境改善带来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植被）的美学价值。其中粮食产值通过粮食产量增量计算，环境价值和植被的美学价值可以通过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可根据自然科学家提供的物种价值数据估算。具体的成本和收益情况见表3。

3.2 多重社会折现率确定

首先按照新代际折现思路下的折现率选择过程来选择该项目的折现率类型。由于该项目具有明显代际影响，并且可以细分市场物品和不同类型的环境物品，因此图1中标注的多重社会折现率适合于该项目评价。然后按照新代际折现思路下的折现率计算方法，综合考虑时间维度（见表2）和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间的替代程度（见图2）来确定运用于不同环境物品的环境折现率。由于综合性水土保持项目是典型的公益性项目，我们取8%的传统社会折现率来折现建设性投资和前两次维护成本；生物多样性保护符合强可持续原则，即人造资本无法弥补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按照零折现率折现；水土保持和土壤修复措施避免沙漠化同样接近于强可持续原则，但考虑到人造资本对它的替代难度低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议采用低环境折现率，并且在时间维度上递减；植被美学价值虽然是重要的环境价值，但是它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可以通过人造资本（如人造生态公园）来替代，建议采用高环境折现率，且在时间维度上递减。短期内粮食增值能够被人造资本完全替代，但从长期的地区发展来看，长期粮食匮乏也会造成区域性粮食安全问题，尤其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加剧这种粮食安全风险。为此建议粮食增值按照高环境折现率折现，且在时间维度上递减。该项目多重社会折现率下的具体折现率见表3小括号内的标注。

3.3 项目评价

为了比较多重社会折现率与代表性的代际折现率下的项目净现值，我们也计算了传统社会折现（8%）、单一环境折现率（5%和4%）以及零折现率下的净现值（见表4）。两种极端情况为：①项目引发的所有成本和收益都符合强可持续原则，人造资本无法替代这些影响，此时项目净现值高达1 420.00万元；②项目引发的所有成本和收益都符合弱可持续原则，且人造资本能够非常容易地替代这些影响，净现值则为-154.84万元。前者虽然赋予当代人和后代人相同权重，但忽视了当代人的财富积累对后代人的影响，后者在考虑财富积累的正面影响时，却忽视了代际公平，使得这类具有明显积极代际影响的项目被抛弃。当单一环境折现率为5%时，项目净现值为负值，当降到4%时，项目净现值为正值。因此，折现率的微小变化严重左右项目的决策。多重社会折现率针对项目引发的不同影响（成本和收益）采用不同的折现率，折现率的选择依据时间维度和所引致的影响与人造资本间的替代难度两个方面来确定，大大降低了单一环境折现率选择中的随意性，并且不同影响所采用的折现率也具有可比性。采用表3中给出的多重社会折现率计算该项目的净现值为711.87万元，表明该项目具有很高的代际收益。

4 结论与讨论

成本效益分析能否成功运用于评价具有长期资源环

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取决于所选择的代际折现率。基于以上述分析可以总结以下结论：①当前代表性的代际折现率只适用于少量的特定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与政策评价，大部分环境影响项目和政策评价需要运用多重社会折现率，它能有效地缓解环境折现率选择过程中的主观性，提高环境折现率的计算精度；②基于多重社会折现率的新代际折现思路具有更广的运用范围，特别是能够为涉及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评价提供系统的折现率选择指导；③多重社会折现率下的环境折现率同时受到时间跨度和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资本间的替代难度影响，遵循随着时间推移递减，随着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间替代难度的增大而递减的原则。

我们构建的新代际折现思路为评价具有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折现率计算依据。但是要精确地计算运用于不同环境物品的环境折现率，就必须准确地估算不同资源环境物品与人造资本间的替代难度（边际替代率）。由于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资本间的替代难度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估算资源环境物品与人造资本间的替代难度是未来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近期研究可以考虑从以下两方面努力：①针对项目和政策引发的资源环境影响，组织包括资源环境学、生态学、土壤学、环境经济学等多领域专家进行讨论，区分每种类型资源环境影响的严重程度、可逆程度以及与未来经济技术水平进步间的关系，从而努力估算其与人造资本间的替代难度；②根据专家平台估算的不同替代难度下的环境折现率，结合大量具有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评价的具体案例，尽快从经验层面编制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影响项目的环境折现率查询表。在该表中，每个时间维度和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间的边际替代率组合对应一个确定环境折现率，从而为现实项目和政策评价中的代际折现率选择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Baum S D. Description, Prescription and the Choice of Discount Rate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9:197-205.

［2］Arrow K J, Cline W, Maler K G, et al. Change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5-144.

［3］Weitzman M. On the Environmental Discount Rate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4, 26: 200-209.

［4］Azar C, Sterner T. Discounting and Distribution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Warming ［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6, 19: 169-184.

［5］张颖,任若恩,黄薇.中国代际内与代际间贴现率的实验研究［J］.金融研究,2008, (9): 164-175. ［Zhang Ying, Ren Ruoen, Huang Wei.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n Discount Rate of Intragener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08, (9): 164-175.］

［6］Henderson N, Bateman I. Empirical and Public Choice Evidence for Hyperbolic Social Discount Rat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generational Discounting ［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1995, (5): 413-423.

［7］Heal G. Valuing the Future: Economic Theory and Sustainability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8］Hepburn C. Concerning the Future: Declining Discount Rat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5.

［9］Frederick S, Loewenstein G, Donoghue T. Time Discounting and Time Preference: A Critical Review ［J］. 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 2002, 40 (2): 351-401.

［10］Shue H. Bequeathing Hazards: Security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of Future Humans ［A］. In: Dore M H I, Mount T D (Eds.). Glob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Equity and the Limits to Markets ［M］. Oxford: Blackwell, 1999.

［11］Pearce D, Turner K R. 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M］.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0.

［12］Padilla E.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Sustainability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2, 41: 69-83.

［13］Rabl A. Discounting of LongTerm Costs: What Would Future Generations Prefer Us to Do? ［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6, 17: 137-145.

［14］Weikard H P, Zhu X. Discounting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When Should Dual Rates be Used? ［J］. Economic Modeling, 2005, 22:868-878.

［15］Davidson M D. A Social Discount Rate for Climate Damages to Future Generations Based on Regulatory Law ［J］. Climatic Change, 2006, 76: 55-72.

［16］Lind R C, Schuler R E. Equity and Discounting in Climatechange Decisions ［A］. In: Nordhaus W D (Ed.). Economics and Policy Issues in Climate Change ［M］. Washington, DC: Resource for the Future, 1998.

［17］Price C.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The Respectable Case for Discount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3, (6): 117-132.

［18］Plambeck E L, Hope C, Anderson J. The PAGE 95 Model: Integrating the Science and Economics of Global Warming ［J］. Energy Economics, 1997, 19: 77-101.

［19］Hasselmann K, Hasselmann S, Giering R, et al. Sensitivity Study of Optimal CO2 Emission Paths Using a Simplified Structural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 ［J］. Climate Change, 1997, (37): 2345-386.

［20］Yang Z. Dualrate Discounting in Dynamic Economicenvironmental Modeling ［J］. Economic Modeling, 2003, 20: 941-957.

［21］Tol R S J. Time Discounting and Optimal Emission Reduction: An Application of Fund ［J］. Climate Change, 1999, 41: 351-362.

［22］Sumaila U R, Walters C. Intergenerational Discounting: A New Intuitive Approach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5, 52: 135-142.

［23］尚卫平，黄耀军.公共投资决策过程中社会贴现率的确定［J］.财经研究,2002,28(7): 64-67. ［Shang Weiping，Huang Yaoju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Discount Rate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2, 28(7): 64-67.］

［24］Anderson C L, Maya D, Andrew G, et al. Discount Rates in Vietnam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4, 52: 873-888.

［25］Harrison G W, Morten I L, Melonie B W. Estimating Individual Discount Rates in Denmark: A Field Experi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 1606-1617.

［26］Saez C, Requena J. Reconciling Sustainability and Discounting in CostBenefit Analysis: A Methodological Proposal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0: 712-725.

［27］Weitzman M. Just Keep Discounting, but.... ［A］. In: Portney P R, Weyant J P (Eds.). Discount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C］. Washington, DC: Resource for the Future, 1999.

［28］罗杰•珀曼，马越，詹姆斯•麦吉利夫雷，等.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第二版）［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Perman Roger, Ma Yue, McGilvaray James, et al.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M］. Beijing: China Economy Press, 2002.］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 New

Intergenerational Discounting Approach

MA Xianlei QU Futian

(Centre for China Land Policy Research,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China)

篇9

以江苏私营企业2001-2012年相关数据为对象进行分析，可见，私营企业总体发展指标在金融危机后与进出口相关性降低（表1和表2），与出口相关度的变化为户数0.975到0.948，注册资金0.986到0.967，固定资产投资额0.979到0.964；与进口相关度的变化为户数0.988到0.952，注册资金0.995到0.977，只有固定资产投资反向微增从0.968到0.972，可见，趋势上中小企业正逐渐摆脱外贸依存制约自主发展。

二、金融危机前后江苏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变化分析

本文将江苏私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分为国家层面和江苏层面因素，前者主要包括党和政府政策、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策、其他扶助措施四个层次，后者主要包括地方法规规章和地方政府扶持两个层次。比较金融危机前后法律政策环境因素，PearsonCorrelations分析结果（表3）显示2001-2006年间江苏层面政策因素和江苏地方法规规章与总体政策合计显著强相关（0.920**和0.973**），表明危机前江苏私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主要是地方层面因素，又以地方性法规规章为主。2007-2012年间数据（表4）则显示国家层面政策因素与总体政策合计显著强相关（0.982**），但各分类因素非显著相关，而江苏层面政策因素稍有弱化，相关系数为0.904*，表明国家法律政策支持力度增强，江苏地方法律政策作用弱减，仍以地方性法规规章支持为主。

三、金融危机前后法律政策环境因素影响效果分析

选取江苏统计年鉴私营企业发展指标与法律政策环境因素做Pearsoncorrelation分析，结果显示危机爆发前2001-2006年，私企户数、注册资金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与各项法律政策环境因素非显著相关，表明这一阶段法律政策环境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性发展不明显，具有被动型特征，因此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小企业在不断减少限制的法律政策环境下自主发展。危机后2007-2012年数据显示,私营企业规模发展指标均与国家层面法律政策显著相关，表明这一阶段国家法律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有成效，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企业所得税缴纳额与法律政策环境因素非显著相关，表明中小企业盈利能力并未受益于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变。

四、结论

篇10

关键词：环境政策，主体功能区，承载能力

鉴于不同区域的环境承载能力、环境特征、生态功能存在着显著差异，为保证政策的有效性，应实行区域差别化的环境政策，以更有利于资源空间配置的优化，使人口、经济活动等的分布能够与各个区域的资源、环境、生态的承载能力相匹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一、现行环境政策存在的若干问题

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环境政策框架，这些政策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开始探索实施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现行环境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关注和及时解决。

(一)环境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存在脱节之处

我国环境政策起步于计划经济时代、逐步形成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受管理理念、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的限制，我国环境政策的重点往往放在制定与实施具体的环境管理目标和狭义环境政策，很少关注如何把环境问题的预防和解决纳入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中，环境政策的制定一般都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目前，在区域层次上落实某些具体的环境政策时受多种因素影响，仍很难纳入到国家有关宏观发展战略和区域开发的综合决策分析中，无法通过有效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发挥效力。以环境影响评价为例，2002年，我国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法》，提出了广义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但是，由于环境影响评价涉及多方利益群体，又缺乏相应制度约束，环境影响评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基本上被限制在项目层次上，很难纳入到区域发展综合规划中。

(二)现行环境管理体制，不利于实施区域差别化的环境政策

区域性是环境问题的重要特征之一。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一个地方的环境污染会影响周边地区，往往会超越行政区划边界。但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环保局隶属于地方政府，使得一个有机的整体被这种体制分层切块。个别地区为谋发展而不惜损害其它地区利益以及阻碍环境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门之间协调不畅，跨区域环保执法的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状况、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其他条件的影响，不同区域的环境问题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环境管理应体现其针对性。在现行环境管理体制下，区域差别化的环境政策很难实施，不利于主体功能区的形成。

(三)各类环境政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协调性有待加强

我国已建立相对完整的环境政策体系，但各类环境政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协调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有三方面：（1）环境管理中的行政手段比较完善，但依靠市场的工具比较少；（2）污染控制类的政策比较完善，但有关生态建设的政策和区域性的环境政策都发展很不充分；具体的环境管理制度中也存在类似问题，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重点放在环境污染方面，而生态环境的评价重视不够；（3）生态资源保护政策是分领域由各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之间存在着重复交叉、事权划分不明确等问题。有些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部门既是资源开发组织部门又是生态保护监督部门，内部存在着职能冲突。

(四)有关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建设的补偿政策不完善

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有效的生态建设、生态补偿的环境政策非常重要，是落实主体功能区划、促进这些区域实现生态保护功能的关键政策措施。目前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1）经济补偿政策没有体现不同区域的成本差异，例如：退耕还林还草的经济补偿政策是实行全国统一标准，但是对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和条件较好的地区，植林植草的成本显然是不同的。（2）补偿年限过短，我国目前的退耕还草补偿年限仅2年，还经济林补助5年，还生态林补助8年。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如有的地方为了获得更多补助，在适合还草区进行还林，不符合自然规律，最终会导致工程的失败。营造生态林的补偿年限仅比经济林多3年，造成很多农民更愿意营造经济林，导致生态林的比重偏低，达不到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改善的预期效果。由于政策的补偿年限偏低，相应的政策没有跟上，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复垦的现象。（3）补偿政策加重了地方的财政负担，例如：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中规定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中，所花费的检查验收、粮食调运、兑付等费用由地方财政负担，增加了地方政府退耕还林的执行成本，不仅对地方政府而言缺乏退耕还林的经济激励，而且许多地方由于财政困难，很难落实退耕还林政策。再如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要求地方配套一定比例的资金，但三北地区多为“老、少、边、穷”地区，地方配套能力非常弱，造成资金不能足额到位，影响工程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五)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制不顺，制约自然保护区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自然保护区由环境保护部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林业、海洋、水产、农业、建设、水利、文化等部门分别是各专业自然保护区的行政主管部门。这种分部门管理体制所引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有：（1）具体主管部门与综合管理部门之间缺少主动的沟通和协调，综合管理部门也很难对各部门的自然保护区在宏观政策、政策指导与监督检查方面有所作为。（2）由于保护区分部门管理，国家没有统一的保护区建设规划，在保护区建设中对其功能与性质缺乏严格的界定，加上缺乏监督协调机制，自然保护区与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及其他类型保护地性质混淆。在自然保护区功能划分时，往往先满足森林公园及风景名胜区的功能要求，导致许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旅游区规划在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区域，这一现象如不及时改变，将严重影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和保护。（3）自然保护区多头管理的体制使得责任不清，定位不明确，国家及各级政府均没有明确的经费预算计划。国家各主管行政部门仅对少数几个自然保护区支持部分基建费，而且专款专用，其运行费由地方政府负担及自然保护区创收自筹。致使经费不足，保护区不得不设法开发保护区资源，影响保护区的管理和保护。

二、未来环境政策调整的原则和思路

（一）调整原则

1.综合协调的原则。环境、资源、人口和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复杂的相互关系。完善环境政策，要按照综合协调的原则，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人口、资源、社会、经济、环境等要素，将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步渗透到产业政策、价格政策、财税政策、贸易政策等各项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促进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的一体化。

2.环境优先的原则。坚持“环境优先”的原则就是要尽可能地在源头消减污染，确保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资源与环境代价。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任何地方都不能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增长，都不能以眼前发展去损害长远利益，更不能用局部发展去损害全局利益，决不能走“先开发、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今后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坚持“环境优先”的原则，事关我国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大局。

3.区域差异性原则。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生态环境和污染对整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再加上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尽一致，同样一项环境政策在不同区域实施效果会产生明显的差异。此外，许多环境问题本身就是超越行政区的，需要建立区域性的协调机制。因此，调整和完善环境政策时要更准确地把握特定区域的环境特征，依照区域差异性的原则，因地制宜地调整环境与社会经济关系，更科学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分区域的政策思路

在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形成过程中，环境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总体思路是坚持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和三项基本政策，针对不同区域所具有的不同生态环境特征，实施区域差别化的环境政策。建立科学的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统筹增量控制和存量调整，制定细分标准和技术指标，组合多种政策工具，突出重点领域，强化监督执法。如表1所示。

表1分区域调控的环境政策思路

1.重点开发区。该区域未来的环境问题，主要来自工业化和城市化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由于重点开发区承担了其他区域产业转移和人口转移的任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将会非常快，环境污染控制必须提早规划、严格执行，环境政策的重点是要严格控制开发过程中新增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区域的发展规划要特别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风险防范，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环境保护模式，重视从源头控制污染。在加大开发的过程中，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理，建立和完善环境准入、环境淘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避免不可持续的生产开发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在这些地区，首先是严格控制新的污染源，必须做到增产不增污，同时要逐步缓解既有的结构性污染。

2.优化开发区。针对这类区域发展的环境政策，其重点是要发挥环境保护政策的约束和激励功能，促进该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禁止任何产生新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着力解决既有的结构性污染。由于这些地区政府的经济力量较强、市场机制较发达，所以相应的政策调整包括两方面：第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加强政府环境监管和环境执法，坚决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严格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无证企业不得排污。第二，要加强利用环境政策中的市场手段来调节生产和消费行为，如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征收环境税，实行产品的环境认证制度，税收优惠政策等。

3.限制开发区。限制开发区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并且该区域的环境状况关系到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如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秦巴生物多样区等。这些区域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不合理开发本身造成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是由此而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如草地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等。因此，针对这类区域的环境政策一方面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利用环境政策的约束功能限制不合理的开发方式，尽可能减少开发活动中的环境污染。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如退耕还林还草的经济补偿政策、林区职工的安置政策等等，以更好地促进这一区域的生态修复和建设。

4.禁止开发区。禁止开发区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这些区域的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性较为突出。因此，要实行强制性的环境保护，严格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区政策的开发活动。环境政策的重点是在严格禁止环境污染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和完善有关财政支持制度，加强这些区域的生态建设。此外，禁止开发区多是国家自然保护区，目前仍存在分类型、分等级与分部门的重叠交叉的管理体制，不利于主体功能区的形成，还要进一步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表2不同功能区主要政策工具的选择

注：的个数表示环境标准在四类主体功能区中的相对高低。

三、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环境政策建议

本报告主要从有利于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如何更好地实施分区域调控的环境政策的若干建议。

(一)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要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从决策源头控制污染问题的产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环境保护的要求必须成为其他所有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前提，必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做出评价。各类功能区在制定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等重大决策时，必须充分进行环境影响综合评价，使环境与发展之间形成一种利益协调和相互制衡的机制。

（二）统一规则，细化指标

根据国外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的成功经验，考虑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普遍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今后我国环境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建立“源头控制”的制度上，所有各类区域都要实施更严格的环境标准。但是，各个地方的生态环境特征不同，标准不宜采用“一刀切”的形式，应根据不同区域的环境问题特性以及环境问题产生的背景差异等多种因素，按照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容量、生态功能等进一步细分总量控制标准、各项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收费标准等等，按照不同区域不同的主体功能要求，制定不同的环境标准，更好地促进有关环境政策在不同区域的落实，以有利于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形成。此外，环境标准要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步调整，创造一个动态的、逐渐严格的监管环境，以能够不断地激励更环保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

（三）改革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逐步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

在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功能区环境特征不同，污染治理的成本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由于其主体功能的不同，环境标准也应有所不同。为了保证政策的公平性，以及激励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大环保投入，亟待改革目前的排污收费管理制度，一方面要提高排污收费标准，使其能充分抵消污染者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尤其是要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引入更严格的禁排制度，加大违法惩处力度。

另一方面要逐步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政策手段，主要是依法确立污染物排放权利，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进行交易，使同样的污染排放创造最大的社会福利，从而达到有效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但引入排污权交易并不意味着市场完全取代政府实现环境监管，而是让政府利用市场的手段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政策目标，更有效地实现污染控制。政府保留的主要职能是测算允许排放的污染物的总量，保证排污权的合法交易，并对任何违法的企业进行制裁。

与排污收费制度的不同，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先确定排放总量，然后再让市场确定价格。因此，这种方式既能控制排污总量又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另一个有利作用是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排污企业为了节约环保支出，必然要采用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这可以进一步刺激社会不断地开发出更有效的技术，能有效地鼓励竞争和创新。要建立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需要对一些关键问题深入研究，如不同地区排污总量的确定、排污权初始分配的问题，排污权交易的区域范围（如果过大，可能出现在某些点区域污染特别严重）等等。

（四）探索建立有效的环境监管体系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将超越当前行政区划的界限。现有体制下，环保监管机构隶属于各级政府，地方政府往往出于保护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影响、干涉地方环保机构的环境执法，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环境污染对本地和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要保证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过程中有效地保护环境，就必须改革现有的环境监管体制，可选择的方案包括：（1）在现有的制度构架下，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但大区设立隶属于国家环保局的环境监察派出机构；（2）建立全国垂直统一的环境监管体系，并在大区和基层设立分支机构。这不仅有利于环保政策的执行，也可以大大减少相互协调的工作和地方保护主义对环保的干扰，减少短期行为对长远发展造成的影响。

（五）加强环保监管的问责

为环境保护部门提供充分的授权和提供充足的资源，同时完善和加强问责制度，形成一套完整的责任追究和严厉的违规处罚制度，对不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政策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因决策失误或行政干预等原因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要追究有关单位及其负责人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同时，要加大对环保监管机构的问责，对出现监管机构失职、无所作为和乱作为的情况，要追究监管机构的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要鼓励社会、特别是传媒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督，造成全民关注环境问题的氛围，既暴露那些污染环境的企业、也监督环境监管部门及时、依法实施监管。社会监督是有效环境监管的重要手段。

（六）完善相关的政策，解决环保资金不足的问题

环境保护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有效的环境保护必需建立在环境监测、监理监察、科研和教育培训的基础上。因此，环境保护客观上需要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尤其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能否建立长期稳定的环保资金投入机制，将成为主体功能区能否真正形成的关键环节。

我国目前各地区的环保资金来源渠道还比较单一，主要是依靠政府投入，地方的环保事业经费纳入地方财政。但不同功能区的财政状况显著不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环保资金投入都不能满足实际要求。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完善相关的政策，不断开拓环境保护资金的稳定来源。一是完善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保障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环保资金的投入；二是要注重运用价格、财税、贷款贴息等政策和手段，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环保产业，投入公共环境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三是建立环境保护基金，为污染控制设施建设、清洁技术开发以及污染受害者赔偿等筹措和提供资金。这一做法有利于形成环境保护资金的稳定来源，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在世界各国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实施，其作用也日益重要。

（七）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

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更重要的是承担生态保护功能，与生态保护功能相矛盾的经济活动将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地方的财政收入势必会减少。如果地方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所牺牲的经济利益得不到经济补偿时，为了基本的发展需求，当地政府就可能不会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去限制生产开发活动，主体功能区划也很难落实。因此，我国在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过程中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有关的生态补偿政策，这是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针得以长期稳定实施的关键，也是促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重要保障措施。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细化补偿标准，实行分地区调控的政策。（2）在补偿政策实施年限上，不仅要区分还草、还林，还要区分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征，要充分考虑当地生产活动的转移、生态移民等所需要的时间。（3）实行多元化的补助形式，改变目前单一粮食和现金的补助方式，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民的实际需要提供多种形式的补助，如以“项目支持”的形式，促进生态保护区的替代产业的发展。（4）加强生态保护立法，为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提供法律依据，对自然资源开发与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投入与补偿的方针、政策、制度和措施进行统一的规定和协调，以保障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很好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