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实验的科学伦理思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动物实验的科学伦理思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善待实验动物 伦理原则

［中图分类号］B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020－02

引言

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在生物医学和预防医学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没有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就没有今天的实验医学和预防医学。人们在利用实验动物进行科学实验，避免人类自身受到痛苦或伤害，获得了科学研究或测试数据的同时，实验动物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生理或心理的伤害，甚至死亡。据统计，全球现在每年大约有两千万只动物被当作实验对象,其中四分之三被用作医学目的,其中大约有八百万只动物被用在了那些使其遭受痛苦的实验当中。那么，这样的动物实验是否具有伦理学上的合理性？实验动物是否应该得到伦理学的关怀或善待？这些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和生物医学工作者思考和争论的焦点。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认为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理性。“理性能力差者”为“理性能力强者”服务。动物的存在就是为人类服务的。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也认为，非人类动物没有思维，只具有物质的属性，是一种“自然的机器”。由此说来，动物是没有权利的。理由很简单，“天地之性，人为贵”。德国哲学家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人本身就是目的，动物就是间接达到人的目的的手段。他的仁慈论又认为，人们之所以倡导对动物的仁慈情感，是因为这有助于培养人与人的仁慈情感。

英国的功利主义创始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感受痛苦和快乐的能力是动物享有权利的充分条件。动物实验为人类谋得的利益超过了它们对动物造成的伤害(Paton,William.(1984).Man and Mouse: Animals in Medical Researc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人道主义者沙特(Henry S.Salt)于1891年出版其著名的《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一书，认为人类有自由与生存的权利，动物也应该有。英国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从边沁的理论出发，提出了动物解放论。他于1973年发表的《动物的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书，已被奉为动物权利运动者发对动物实验的“圣经”。美国生命中心主义论者泰勒(Paul W.Taylor)反对将所有生物分为有价值的与没有价值的、高等的与低等的。泰勒认为，所有生物都是道德的主体，无论哪一物种都应获得平等的道德关怀。

支持哲学家提出动物拥有权利的观点，有这样几种理由：一是神学认为，人和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既然是被上帝一起创造的，那么人和动物本身就都有存在的价值。在伊甸园的时候，人是不吃动物的，人和动物是平等的。二是进化论认为，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人和动物是近亲，人应该平等地对待动物。三是认为动物也有感觉，能感受疼痛。动物是否具有权利不在于它们能否推理，也不是它们能否说话，而在于它们能够感受痛苦。

纵观哲学史上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讨论过程，从动物权利之争到动物福利的提出与维护，最终都统一到了应该善待动物的思想，只不过是善待的目的、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今天对于实验动物而言，我们又如何善待呢？善待实验动物应该遵循怎样的伦理学原则呢？下面是笔者分析有关资料，总结归纳出的几个方面的伦理学原则。

一、动物基本福利原则――“五种自由”原则

动物福利通常被定义为一种康乐状态,在此状态下,动物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痛苦被减至最小。从动物饲养基本规律出发，根据动物的基本需要，上世纪70年代，英国布兰贝尔委员会提出了农场动物基本享有“五种自由”的权利，即：①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②享有生活舒适的自由。③享有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折磨的自由。④享有表达行为天性的自由。⑤享有无恐惧和悲伤的自由。这五种自由,后来被广泛称为动物五项基本福利原则，理所当然也应该成为善待实验动物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动物实验的“3R”原则

既然认为动物是有权利和道德地位的,那么,作为权利的主体,动物就应该拥有它们所应该拥有的权利。基于这样的伦理学理念，1959年，W.M.S.Russell和R.L.Burch在研究有关动物实验人道主义技术的基础上出版了《人道主义试验技术原理》(The Principles of Humane Experimental Technique)一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3R”原则，即Reduction(减少)、Replacement(替代)和Refinement(优化)。Reduction（减少）指减少使用实验动物的数量。可以采取合用动物、改进统计学设计方法、用低等动物代替高等动物、以使用高质量动物代替数量等方法来减少使用实验动物的数量。例如在处死或已死亡的动物身上进行外科手术实习，或在病理解剖时提供器官或组织，用大量无脊椎动物来代替一只非人灵长类。替代（Replacement）是指采用其他手段代替实验动物。如用离体培养器官、组织、细胞等代替实验动物，用低等动物代替高等动物，使用物理学或机械学系统代替实验动物等。Refinement（优化）主要是指动物实验技术路线和手段的精细设计与选择，使动物实验得到良好的结果并减少实验动物痛苦。如合理地及时地使用麻醉剂、镇痛剂或镇静剂，以减少动物在实验过程中遭受的不安、不适和疼痛，采用人类先进的临床诊疗无痛技术和遥控技术对动物施行手术和临床观察。

三、实验动物饲养管理的伦理学善待原则

为了加强实验动物福利，国家科技部于2006年了《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成为我国善待实验动物具有行政指令性的文件。文件对在实验动物饲养管理过程中，如何规范实验动物饲养与应用条件、饲养人员对实验动物的日常照料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一）实验动物饲养与应用条件的伦理学善待原则

1.设施环境应满足实验动物享有呼吸新鲜空气和免受疾病折磨的自由。应按照实验动物设施环境国家标准，建立和改善实验动物饲养与应用条件。

2.设施空间应满足实验动物享有生活舒适的自由。其中，对于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及犬、猪等实验动物,应设有专用的运动场地,并定时遛放。

3.设施结构条件应满足实验动物享有表达行为天性的自由。如笼具内宜放置供实验动物活动和嬉戏的物品，运动场地内宜放置适于实验动物玩耍、消遣的设施或物品。

（二）实验动物饲养过程的伦理学善待原则

1.饲养员必须爱护实验动物,不得戏弄或虐待实验动物。例如在进行抓取动物等操作时,应方法得当,态度温和；在日常管理中,应注意观察动物行为或状态是否异常。

2.应满足实验动物对饮食、饮水的要求,使之不受饥渴之苦。给予的饲料和饮用水，既要充足又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质量要求。在实验动物妊娠期、哺乳期等特殊生理状态下,应满足其对营养和饮食的特殊需要。限制实验动物饮食、饮水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

3.应给予实验动物细心的照料。如当大型实验动物(指猴、犬、猪等)分娩时,应有人现场监护,防止意外发生。当实验动物发生疾病时，应采取必要的适宜的疾病防疫措施。

（三）实验动物运输的伦理学善待原则

1.应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对实验动物运输的规定，同时符合国际运输相关规定。

2.应遵守安全、舒适、卫生的原则，通过最直接的途径尽快完成。

3.应把动物放在合适的笼具里，笼具应能防止动物逃逸或其他动物进入，并能有效防止外部微生物侵袭和污染。

4.运输过程中，能保证动物自由呼吸，必要时应提供通风设备。

5.实验动物不应与感染性微生物、害虫及可能伤害动物的物品混装在一起运输。

6.患有伤病或临产的怀孕动物，不宜长途运输，必须运输的，应有监护和照料。

7.运输时间较长的，途中应为实验动物提供必要的饮食和饮用水，避免实验动物过度饥渴。

四、实验动物使用的伦理学善待原则

在使用实验动物过程中，善待实验动物的核心内容，就是采取各种人道主义的措施避免、减少或减轻对实验动物造成恐惧、疼痛和痛苦。

（一）Marshall Hall原则

早在1831年，英国生理学家Marshall Hall就对如何规范动物实验提出了著名的5条原则，即：1.如果靠观察可以获得所必需的资料，则不需要进行动物实验。2.如果没有明确的限定和预期的结果，则也不需要进行动物实验。3.科学家应对前人和同代人的工作有充分的了解，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实验。4.良好的实验应该使动物受到最小的痛苦（可改用较低等的、反应迟钝的动物）。5.任何实验动物均需在能提供明确结果的环境下进行，以避免或减少重复实验。

（二）多数伦理学家认定的原则

对如何规范动物实验，大多数伦理学家也有一个认定的原则。这就是：

1.实验不合法认定。任何一种动物实验都将被认为是不合乎道德，除非实验者能够证明该实验的合理性。

2.除非该实验的好处非常明显，否则该实验即不合理。

3.应尽量提高被用于实验的动物的福利，减少动物所遭受的不必要的痛苦。

4.活体解剖时必须给动物注射麻药。

5.应尽量减少用于实验的动物数量。

6.应尽量寻求动物实验的替代品。

（三）动物实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科学家普遍认为，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使用实验动物时，实验操作者应当负责任地和合乎道德地管理和使用实验动物。

1.保证不进行没必要的动物实验，只有在用其他替代技术尝试失败后才可使用动物进行实验。

2.不给动物造成没必要的疼痛和死亡或不安。

3.使用实验动物进行的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符合“3R”原则。

4.动物实验应符合本国的法律和指导方针。

5.实验用动物必须采用统一许可的标准进行饲养管理，建筑设施、笼器具应舒适、安全，同时，要重视动物的社会性及行为需求。

此外，对实验动物必须爱护，不得戏弄或虐待。保定实验动物时，应遵循“温和保定，善良抚慰，减少痛苦和应激反应”的原则。在对实验动物进行手术、解剖或器官移植时，必须进行有效麻醉。术后恢复期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镇痛和有针对性的护理及饮食调理。处死实验动物时，须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实施安死术。处死现场，不宜有其他动物在场。确认动物死亡后，方可妥善处置尸体。在不影响实验结果判定的情况下，应选择“仁慈终点”，避免延长动物承受痛苦的时间。灵长类实验动物的使用仅限于非用灵长类动物不可的实验。除非因伤病不能治愈而备受煎熬者，猿类灵长类动物原则上不予处死，实验结束后单独饲养，直至自然死亡。

【参考文献】

篇2

外科学总论是从基础医学课程过渡到临床医学课程的桥梁，是医学生顺利完成由学校学习到临床学习及临床工作过渡的重要阶段。在现代医学快速发展的今天，外科先进的手术器械、手术技术、手术方法不断涌现，但仍然不能替代对外科手术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只有在牢固掌握了外科各项技能的基础上，才能在所研究的领域深入发展和提高。外科学总论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一方面，实践需要理论做指导，另一方面理论又必须在实践中理解、巩固和提高。这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须经过实习、实验来实现[1]。外科学总论动物实验给这种结合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

1 动物实验在外科学总论教学中的意义

1.1 通过动物实验，将外科学总论所学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系统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外科学总论主要讲述了无菌技术和外科手术基本操作技术，其中无菌技术包括刷手法、泡手法、穿无菌手术衣、戴无菌手套、病人皮肤消毒、不同手术部位无菌巾的铺盖方法及手术过程中无菌操作原则。外科手术基本操作技术包括外科手术常用器械的识别和使用、切开、分离、手术视野的暴露、止血、结扎和缝合。每一种技能又有其规范操作原则及注意事项。而这些复杂繁琐的操作技能和理论知识是在开展动物实验之前陆陆续续分各章节独立讲述的，在学生们的脑海中是支离破碎的、混沌的，感觉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不大，很难将外科学总论所学知识技能和未来的临床手术建立起直观的联系。通过动物实验，学生们从准备实验开始，随着手术的进行，将所学内容形成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病人的无菌准备、手术人员的无菌准备、手术的麻醉、手术器械的规范使用、手术刀口的切开、分离、手术视野的暴露、止血、结扎、缝合；同时手术过程中无菌原则的贯彻执行及手术过程中各人员的协作配合也得到了较好地练习等。

1.2 有利于建立牢固的无菌观念

无菌观念是每一名医疗从业人员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中轴线，是所有医疗人员的根本[2]。形成和建立牢固的无菌观念，这对于医学生后期的课程学习、临床见习、实习乃至毕业后临床医疗工作的水平和质量均有至关重要的影响[3]。在一定意义上，无菌技术的严格执行有时比手术本身更重要。通过动物实验，更容易检验出同学们对无菌技术的掌握情况及无菌观念的形成与否。在动物手术过程中，通过不断强化无菌观念，让同学们由开始的有意识去执行无菌技术，转化成一种无意识的自觉行为。

1.3 提供一个相对真实的手术模拟环境，完成由学校学习到临床见习和实习的顺利过渡

各章节讲述的外科手术基本操作技能训练都是在各种模型上进行的，模型上的感觉和真实的躯体存在着很大差别。例如打结缝合，同学们练习的时候是在缝合盘上进行的，打结的力度只能由同学们自由发挥，因为很难用语言恰当描述，许多学生在打结时要么张力很小要么张力很大，很难准确把握。缝合用的模拟皮肤是用橡胶或袖口做成的，这两种材质和人体皮肤感觉截然不同，并且操作时手是裸露的。在动物实验中，缝合的针感、打结的力度及在有限的手术视野中各种操作如何完成等，同时操作时必须戴上无菌手套进行，这些都需要在动物实验的过程中重新找到感觉。另外在实验模型上的练习过程中，无菌观念会出现削弱，学生潜意识中会认为即使违反了无菌操作原则也不会在模型上引起感染[4]。动物实验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练习平台，从而缩短了进入临床见习和实习的适应过程，能够取得更好的临床见习和实习教学效果。

1.4 有利于一些非技术能力的培养

1.4.1有利于培养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对任何一个企业或组织来讲都是不可或缺的精髓，否则就如一盘散沙[5]。团队成员有着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之间的行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因此必须很好地合作，追求集体的成功。一台复杂手术的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任何人无法独立完成，团队凝聚力发挥巨大作用。在外科学总论的动物实验中，学生们能够轮流担任不同角色，每个人既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又要注意和其他人之间的配合；同时在不同角色转换中体会到每个角色的重要性，意识到每个环节若出现失误都会影响手术效果，甚至会出现手术并发症及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而且每次动物实验手术的成功对于每一个同学来说都有一种成就感，更容易使同学们找到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1.4.2有利于培养沉着冷静、综合分析判断、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激能力 手术本身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风险性，而不同的个体又有着其特殊性。学生们首次面对动物实验明显存在着自信心不足，在处理突况时学生们表现为手足无措、大脑空白，而这些表现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是致命的。随着动物实验的开展，随着动物实验难度的逐渐增加，学生们身临其境地在活体上真实操作，去处理一次次突发事件，比如切开过程中的喷溅型出血、实验未结束时动物麻醉的清醒等。也就是在这些处理的过程中培养了同学们综合分析判断、沉着冷静处理的能力，心理素质得到很好地锤炼，这些能力即使通过大量技能操作练习、理论培训也是无法达到的。

1.4.3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及爱伤观念 动物实验时，学生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鲜活的生命。我们要求学生们对待动物要像对待患者一样，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同时在动物实验过程中不断强化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从爱护、关心动物到爱护、关心病人，培养学生以病人为中心、为病人服务的职业意识[6]。

2 动物实验教学活动的具体实施

2.1 明确最终教学目标，强调技能操作和无菌技术学习的重要性，重视前面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

运用加强理论模式指导实验教学，在外科学总论学习的开始阶段，明确告知学生各项手术基本技能学习的重要性，并且重点强调前面技能操作的学习和后面开展的动物实验之间的关系。如果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娴熟的手术技能作为基础，通过动物实验训练，外科学总论的学习将会产生一个质的飞跃；假如前面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不能很好掌握，在动物实验的过程中将会被动地去完成，很难有较好的学习效果。学习目的的明确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同时我们通过利用业余时间开放实验室，安排专人指导，规范手术基本技能操作的每一个细小动作，为下一步开展的动物实验奠定良好的基础。

2.2 加强课前预习。

采用 “以问题为基础”（Problem-based-learning，PBL）的实验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让学生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对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人际沟通技能、团队协作精神、批判性思维能力具有独特作用[7]。所以每次实验课结束前布置下一周动物实验课内容，要求同学们在一周内预习外科学总论实验指导，熟悉动物实验操作的每一个步骤，并结合以前所学解剖学知识，明确手术部位的解剖层次及毗邻关系，并提出几个和下次动物实验有关的问题供同学们思考。同学们课下可通过翻阅相关书籍了解和本实验有关的内容，也可利用网络视频提前了解动物实验的操作步骤，这样学生们在手术时才能了然于胸游刃有余。

2.3 重视教师示教在动物实验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动物实验示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示教老师单纯地把手术演示一遍即可，那样同学们只是被动接受，而不能发挥同学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2.3.1示教形式 我们采用边说边做的形式讲解实验步骤，讲解过程中注重启发式教学，不断提出问题，让同学们来思考解决，培养他们主动思考、综合分析的能力。同时临床让同学思考如果某些操作不当将会带来怎样的危险，例如结扎不牢等，培养他们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2.3.2 预见性问题的处理 结合以往动物实验过程中同学们容易出错的地方以及在操作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办法，防患于未然。

2.3.3选拔职业素养高、手术基本操作规范、娴熟的临床外科医师充实到实验教学岗位上 示教老师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思想和行为在示教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学生；娴熟的技能操作、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也会对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和上进心产生积极作用。

通过示教，同学们在预习中产生的一些疑惑及时得到了解决，实验步骤得以夯实，还掌握了潜在问题的解决办法，同学们对于整个手术过程清晰明了，手术的成功率会大大提高，对手术的自信心也会随之建立。

2.4 合理安排好动物实验开展的顺序

动物实验内容的安排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让同学们有一个心理及技能操作的适应过程。我们从最初的实验动物麻醉开始，让同学们首先掌握手术区域的备皮、消毒、静脉穿刺、麻醉药物剂量计算、麻醉分期观察、器官插管等，这些操作相对简单但同样重要。随后开展静脉切开术、清创术、动物盲肠切除术，中间还穿插着模型换药术、离体肠端-断端吻合术，最后开展动物肠切除-肠吻合术。随着手术难度的不断提高，有着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同学们的无菌观念不断加强、手术操作技能不断提高、心理素质也由最初的紧张恐惧逐渐变得较为成熟与稳定。

2.5 组建实验学习小组

在外科学总论学习之初，就组建实验学习小组，将一个班大约50人分在两个实验室里，每个实验室再分5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大约4～5人。每个小组人员组成由班长和学习委员根据学习成绩、学习积极性、性格特点及男女比例等多方面合理配置，挑选学习态度端正、工作积极大胆的同学担任组长，使实验学习小组能真正发挥作用。要求每个小组根据本小组特点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按照一般手术人员分工，在5次动物实验中，5人可轮流担任主刀大夫、第一助手、器械护士、巡回护士、麻醉师，若4人组麻醉师和巡回护士由一人担任。组建的学习小组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组，他们除了轮流承担卫生打扫工作，还要在前面基础理论知识技能操作的学习中、每次动物实验课的预习、操作及课后讨论中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及时发现同学之间不规范的操作，及时给予指出改正，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2.6 加强巡视指导，规范其正确操作。

每个实验室同时开展5台动物手术，安排2名教师给予指导，在指导工作过程中既要放手不放眼，又要时时刻刻指出缺点与错误[8]。老师要对学生的操作严格要求，遇到错误及不规范操作要耐心给予指导，若不能及时更正他们错误或不规范的操作，就等于在他们今后的见习、实习和未来的临床工作中埋下了隐患，并积极督促他们尽快建立严格的无菌观念。

2.7 实验结束后，组织同学课下讨论并书写实验报告

篇3

刘海洋用硫酸伤害北京动物园黑熊事件激起了人们的愤慨。许多人从法律的道德的和心理的以及教育的角度发表评论，同时表达了对动物受到伤害的痛惜之情。这的确让人欣慰，因为这是良知的表现。只是，透过刘海洋伤害动物案反观我们社会对待动物的态度时，所看到的却不只是这些事情了。我们的社会对动物的实际做法仍然有许多令人痛心的地方，我们的道德关切仍然没有扩展到人类的朋友动物身上。

“刘海洋认为他最喜欢的是生物。为什么他反而去伤害生命呢？”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乏爱的教育，也缺乏爱护动物的教育。许多人认为应该从教育上来思考刘海洋伤害动物的行为。

在一般人眼里，刘海洋是个从小受到“好的”教育的学生，他就读的大学甚至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每一个学校都能保证他学到技术意义上的知识。在这样“完善的系统教育”中，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比如学习好，特别是数理化学得好。

其实，在一个应试教育系统里，你是学文科也好，学理科也好，一切都被化为具体的知识；知识变成一道一道的习题，它们与丰富多彩的世界有什么联系？与真实的生命有何相干！只要拼命上了大学，你就是好的，其他的都会消失在这个价值下面。而合作互助、爱护弱小、尊重生命这些理念在这种教育体系里面没有多少分量，爱和美善也没有多少分量。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家长的问题，整个社会都在鼓励这样的“好学生”。

刘海洋认为他最喜欢的是生物。比之数理化，比之电机，这是一个与有机的生命最为密切的学科，那么，为什么他反而去伤害生命呢？中学生物课讲授的内容，从植物、动物到人，再到DNA、细胞、遗传变异等，注重的是知识层面的介绍，缺少的是那种把地球看作所有生命的家园的平等意识，也很少谈人类对自然和其他生物的责任这回事。虽然最新编订的生物课本，已经想到要“加强动物与人的关系的内容”，并且重视“渗透思想感情、态度和价值观教育”。可是，它的具体内容仍然不断显露出狭隘的生物观和对动物的歧视。动物被分成有益和有害的，对人的价值则主要是“有用”。

甚至在初中生物课本里就开始写上“野鸭肉味佳美，羽毛可以作被褥的填充材料，也可以用来制作各种工艺品”；“蟒和其他大型蛇的皮可用来制作皮革和乐器，很多毒蛇的毒液能够用来制作药酒，蛇胆……可以做成中药材”；而“哈士蟆的输卵管风干制成的哈士蟆油是著名的滋补强壮剂”！在这样的介绍里，连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也不顾了。这的确是一种压抑不住的潜意识在起作用：生物如果不是为人所用的又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动物实验课吧。

现行生物课中的动物实验课真可说是一种残酷的训练。课本那么轻易地就说“取一只活青蛙”或者活鱼或者一只活鸟，“剖开它的体腔”、“看看它的内部构造”……每个学生都应该用刀子把一只活青蛙或者小兔子，生生地剖开，看看它怎么出血，怎么颤抖，怎么痛楚万状地死去。可以想象，在那种并未成熟的年龄，学生们会怎样合理地任意地切割动物，一刀一刀地施行凌迟般的刑罚，让一只完全无助的青蛙或者兔子受尽痛苦，在自己的眼前死去。为什么生物课的学习更容易把动物看成是工具，而不是值得尊重的生命呢？

我曾经听到一个中学生物老师说，他用兔子做过脊椎断裂实验，就是把兔子的头割断，看它的神经怎样跳动。我认为那不如说是屠杀训练。你通过扭断兔子的脖子得到的所谓知识，平常人透过常识就可以获得了。那不需要断送一只兔子的生命去证明。如果这也算实验的话，人们要残害多少无辜动物去做验证呢？每一代人都要去做早已成为常识的虐杀动物的实验吗？

“科学”二字多么神圣，一件事只要被叫做“科学实验”，就成了合理的。以科学实验的名义，人们任意切割、残害生命的做法似乎就有了正当性。许多制度化的对动物的折磨就是在科学实验的名义下被人们逐渐习惯了。如今在我们的社会里大量被滥用的动物实验有多少是不必要的，有多少是过度的和没有意义的呢？在某些所谓实验里，强迫各种动物忍受可怕的痛苦来验证极其无聊的结果，诸如强迫小动物吞食口红、油漆、清洁剂、合成香精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直到它们不能忍受，大半死掉为止。

当然，并非所有的动物实验都不必需，只是，我们应当非常谨慎地使用动物实验，应该注意到动物的痛苦，注意到人对动物的不公平心态。也应该有法律和各种措施来严格限制动物实验的数量和方法。

事实上，多半的动物实验都可以找到代替的方法，而不必任意浪费大量动物的生命，甚至把动物看作活该如此。刘海洋辩说自己用火碱、硫酸烧伤黑熊是为了做实验。在所有能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借口里面，做实验是一个听上去最“合理”的理由了，在课堂上，大家不也这样合理合法地伤害动物吗？至少他想要这样来为自己赢得几分同情或者几分正当性。这里面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关联呢？假设刘海洋真的学了生物学，在实验室这个隐秘的角落里，他会合法地对动物做些什么样的实验呢？

“在中学阶段就用小动物活体来做所谓实验，对于学生的心灵是一种伤害，而不是健康的养料”

人有许多种学习的方式，全看他们怎样看待世界。如果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为人所用，人是一切生物的中心和主宰，就会无视其他生命的价值，就会把任意滥用和伤害能力低下的其他生物视为当然。

如果我们把自己看作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就会发现，我们的许多做法都值得检讨。譬如，在中学阶段就用小动物活体来做所谓实验，就是一个不人道的设计，对于学生的心灵是一种伤害，而不是健康的养料。这一点，连有的学生已经意识到了。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成人教师却没有反省。有一位著名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因为反对这种残酷的实验课，跟学校和老师做了多次交涉，恳求老师能不能不要伤害青蛙，或者分成小组，共同解剖一只青蛙，而不是人手一只。可是，她到底都没有劝说成功，于是就决定在那一天拒绝到校上课。那是她整个学期第一次请假不去学校。

她的勇气有没有引起注意，有没有成为下一次类似实验课的真正有意义的障碍，我不知道，但是，我真心为这个中学生的爱和勇气感到骄傲。她不因为生命弱小就去欺负，不因为善小就不为。

现在许多国家都取消了小学和中学的动物活体实验。这是近几十年来环境伦理观念和道德进步的结果。生物学已经建立很多年了，写作的书籍成千上万，现在还有了各类模型、图谱和视听网络可以用来学习。而我们却要在赶上“发达国家的实验水平”的口号下，努力设置活体动物实验课。的确，在以往的历史上，一些西方国家有过名目繁多的残害动物的实验，但是，随着动物保护哲学和生命伦理观念的强烈冲击，动物福利组织的实际抗争得到极大的认同，中学里野蛮的动物实验课逐步被取消，换成观察动物在自然生境下的生活，或者解剖动物尸体来学习。为什么我们非要做日渐被别人废除的残酷实验呢？在中学阶段，有什么知识是非要透过折磨动物来学习呢？可能，我们需要赶上的不是生物课的实验水平，而是其他的东西，比如对待动物生命的态度。香港环保先驱温石麟在回忆自己怎样走上以保护自然为己任的道路上来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生物老师———他大学预科的生物教授。这位外籍老师是他爱护自然的最初的带领者。一次，他们去香港海边做海岸生态考察。那位老师站在退潮的烂泥里，告诉正在寻找生物样本的学生们：你们可以取上来观察，但是，完事后要放回原位，因为它们是属于这里的，我们是大自然的观察者，不应该破坏、扰乱大自然的平衡。这位赤脚站在烂泥里的教师，一直引导着他的学生走向尊敬生命、爱护自然的生活。

我深信，这就是教育。善待自然、善待动物是需要学习的，没有人天生具备这种态度。

“不仅动物园的动物，几乎所有动物———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都取决于人的行为和观念”

教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社会对待自然、对待生命有什么样的认识，有什么样的氛围，都会显现到教育中来。如果说要“分析刘海洋”的话，其实也应该同时分析一下我们的社会对待动物的态度。

就说动物园吧。那个几十平方米大的所谓黑熊园子，整个位于半地下，完全由水泥铺就，水泥地面，水泥围墙。它们没有什么可躲的地方，所以恶意的游人很容易伤害到它们。这自然是为了人的观看需要而建造的，是以人为中心设计的，动物的利益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可以说，监养式动物园的问题就在这里，一切以人的便利为主，动物是人的观赏物，是人的欲望和意志的奴隶。

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北京街头地面温度最热能达到50℃左右，那个完全由水泥构成的熊园，没有一棵树，一棵草。黑熊只能躲在高墙下的阴影里“苟延残喘”。1995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在那里看到的两只黑熊，蜷曲着沿着墙半躺着，难受地张着嘴喘气，令人不忍卒睹。它们能熬过多少个这样的夏天而活下来呢？更不要说游人投喂垃圾、塑料以及各种废弃物的伤害了。

黑熊的遭遇在动物园里并不是个别的例子，北京动物园也不是各地动物园里格外差劲的例子。对动物不公平的现象在全国各地的动物园里比比皆是。以人为中心来设计动物的生活严重地限制了人们为动物的基本利益考虑。钢筋水泥笼子不适合动物的天性，狭窄的空间、无时无刻不直接面对游人的惊恐，让动物的身心不能得到基本的休息。这些对动物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和伤害。

从媒体在近十年所报道出来的情况看，动物园珍稀动物的非正常死亡数字令人吃惊。这些珍稀动物非正常死亡多半与动物园管理不善、粗暴对待动物和各种人为伤害有极大关系。

1997年3月27日，上海动物园的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海豹客死柳州。这已是一个星期内惨死在柳州柳俣动物园内的第二只海豹了。经解剖检查发现，这只三岁大的海豹胃内有10多个塑料袋和石头、铁钉、牙签等物。海豹胃部已经严重受损，导致死亡。而另外一只海豹的死因完全相同。不要说爱，看上去人们对无辜的海豹简直充满了仇恨。

1996年，西安动物园一只雌性长颈鹿因误食游人投喂的塑料袋造成胃堵塞而死亡。这只日本赠送的长颈鹿死时腹内尚有一胎儿未出世。而南京某动物园的雌性长颈鹿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死时也有一胎儿未出世。它的胃里不仅有塑料袋，还有铁丝、电线、玻璃等物！有的动物死去后胃里竟然有近两公斤不能消化的塑料铁皮等杂物！从南到北，到处都发生这种惨剧，正可以映照出我们的社会和人群的一般品质。

多年来，在这种恶劣游人不断的地方，动物园方面为什么不能给动物提供一个与游人隔绝的安全距离？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吗？动物园除了把动物捉来或者买来，监禁起来加以展示，就没有别的责任了吗？是什么东西阻碍人们为动物的基本利益着想呢？

1997年11月19日，内蒙古通辽市西拉木伦公园的一只东北虎被残酷杀死，虎皮被剥。据报道，现场“惨不忍睹”：老虎笼铁门虚掩，“门上的锁头也不见了”。该市园林局书记说，由于经费紧张，该园只能做到一般的饲养管护，比如“防止猛兽出来伤人或自行逃走。至于防止被盗杀盗走，没有严格措施，而且这也超出了公园平时管理和看护的范围”。动物被笼养在公园内，其安全却“超出了公园管理和看护的范围”！老虎被束缚住手脚，却没有被安全地看护，只好任人宰杀。

1996年7月19日，广西柳州暴发大洪水，市动物园是重灾区。在洪汛期，动物园方面没有积极转移动物。大水到来时，被困笼中的动物预感到灾难将至，惊惧不堪，却无法逃生。结果，一头狮子由于高度惊慌，导致心力交瘁而死。一头4岁的豹子躁动不安，不肯进食，在笼中拼命奔跑，最终因绝食、发热病死。死后检验，该豹子患有肺炎，食道有异物等。在这场大水中，柳州动物园有近90只珍贵动物因惊吓淹水和受病死亡，占该动物园动物总数的1／4。这些被人生硬地锁在笼子中，供人观赏取乐的动物生命，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却没有被稍微周到地迁离危险之境。动物也有恐惧的感觉，也有求生的本能。这一点被人大大地忽视了。

现在，在全国各地，名目繁多的动物园越建越多，大小城市都要有动物园，县城也要有。公家要办，私人也要办。越来越多的各种动物因之被囚禁起来，做人的观赏品。是人们越来越爱动物吗？其实事情可能正相反，许多动物园是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建立起来的，只表明了人的统治心态和不负责任。

在制度上，我们对建立动物园没有严格的资格审定和限制，这也使得动物园越建越滥。在监养式动物园外，所谓放养式动物园或者野生动物园也越建越多了。然而，许多所谓野生动物园对动物的管理也一样漏洞百出。1998年3月，珠海市一家私营野生动物园因资金出现问题，后续计划无法实现，将动物养在大林山区。由于“饲养条件太差，导致一只华南虎病死，五只蜂猴先后死亡”。据说那养老虎的地方如同猪圈，恶臭熏人。如此恶劣的所谓野生动物园也能合法饲养国家最珍贵动物华南虎，喂死了也几乎无声无息。

动物园的动物虽然生活在动物园内，但是它们的命运和人类社会紧密相连，它们的生活境遇和福利也与人的态度密切相关。实际上，不仅动物园的动物，几乎所有动物──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都取决于人的行为和观念。

“人不能残酷对待一只野生动物，同样也不能残酷对待一只家养动物”

在人类的技能大大地超出地球上一切其他生物以后，动物的生存状态就已经紧紧地和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了。在人和动物构成的世界里，人类占据了全部优势，因而动物的命运就不仅是动物的事情，也关乎人的道德和良知。只是，从前人们并不认为怎样对待动物涉及到人的德行，那只是收益的问题，但是，随着人的道德眼光不断扩大，道德关怀对象不断扩展，伦理内容也逐渐从人的利益扩大到对动物福利的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动物福利的思考首先是关涉到身边动物的，而不仅仅涉及野生动物。

在刘海洋伤害动物园黑熊案中，许多人认为被伤害的黑熊应该属于野生动物。因为这样看起来刘海洋的行为就更加严重和恶劣，更有依据加以惩罚。显然，在我们的意识里，用硫酸伤害一头野生熊和伤害一头驯养熊或者一头家养猪的含义是不同的。这固然表明人们有了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然而用硫酸伤害驯养熊或者家养猪与伤害野生黑熊真有什么不同吗？驯养熊或者家养猪不会感觉疼痛吗？家养动物的疼痛和野生动物的疼痛有等级的分别吗？人们并没有仔细思量，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在受到严重伤害时感觉的痛苦和疼痛是一样的。在这意义上，对野生动物实施残暴和对家养动物实施残暴是一样的恶行。人不能残酷对待一只野生动物，同样也不能残酷对待一只家养动物。事实上，虐待家养动物是更经常发生的。

1996年11月8日，中央电视台对广东的生猪“加料”和“注水”现象曝了光。可以看到，那是怎样一种“加料”：壮汉们强行按住一头猪，硬掰开猪嘴，把直径约六七厘米的粗管子，塞到猪嘴里，直到腭喉部，然后再强行加压，生生往猪体内灌注了四五大斗盆黄稀汤样的所谓饲料。这一过程是在猪的拼命惨叫和痛苦挣扎中完成的。据报道，从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运来的生猪进入广东后，就不断地被强迫灌注。

被灌注后的生猪一个个肚圆腹胀，腿脚哆嗦着，东倒西歪，显现出极度痛苦的情形。一些猪被挤踏在车板上，嘴里流着黄水，奄奄一息。在到达广州之前，生猪一般要经过四五次这样的“保养”。不难想象，猪们要经受多少可怕的折磨。这些猪运到屠宰场，不到一个小时，就大半死亡。屠宰后，把猪胃拿出来一看，已经像篮球一样大小，重约10公斤。这已经是经过倒流、吸收后的情形了。大部分生猪是被活活撑死的。每一天，这样的事情都发生着，并且何止广州一地。

可悲的是，这种“酷刑”不仅仅是对猪的，而是普遍施用在家禽家畜身上的。有报道说，有人买活鸡，挑了最肥的，结果是注满了水的“肥鸡”。时至今日，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一个养鳖能手在购买种鳖时，误买了注水鳖，结果没多久，种鳖全死了。想想看，这种对小动物的折磨多么无情。那么小一只鸡或鳖，注进体内足有半斤至一斤水，这是何等的痛苦。让动物处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状态里，是怎样的恶行！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这样对待他们亲手饲养的动物呢？

家养动物以自己的生命贡献于人类的生活。它们至少也应该有自然的生活，并得享生命的一般乐趣，而不能在被虐待中完成一生。然而，通常，人们对虐待动物的行为熟视无睹，似乎动物的命运就该如此。这种态度导致虐害动物成为一种阳光下的罪恶。遗憾的是，在有关注水家畜（禽）的报道中，鲜有注意到动物的痛苦，并关注家养动物生存状态的。大家在意的是灌注者的缺德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使市民的“菜篮子”不圆满。这固然是一个大问题，然而若深思这种行为造成的人的精神丑恶就更是一个大问题了。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酷吃、酷用动物的例子，但是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虐害动物的情形。这或可表明今天道德堕落的底线在哪里。

“一个文明的国家应该为保护动物不受虐待而设立人道的法律”

任意折磨有感觉能力的动物（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家养动物），让它处于疼痛难忍的状态，慢慢死亡，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也应该是一种违法行为。这不仅仅是为了人的情感和良心不受到伤害，而是人没有权力这样对待动物。但在现实中，要想依据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来惩处这种行为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这部法律的保护对象中没有普通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还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动物的基本利益，比如不被虐待的权利等。而依据“毁坏国家财产罪”来惩处伤害动物的罪行也是不恰当的，动物不是普通的所谓“财物”，它们有感觉能力。伤害它们比毁坏一般的财物要严重得多。所以，要保障动物不受虐待，并且在人的管理下能够得享一般的生活，就应该制定“反对残酷虐待动物法”。这个法律所关涉的对象，应该既包括野生动物，也包括那些同样有感觉能力的家养动物。

这些主张并不是一时的多愁善感，而是严肃的道德、法律和政治议题。

在近代，是英国人最先把同情的眼光投向动物，并在法律实践中解决这个道德议题。1809年，一位英国勋爵在国会提出一项提案，要求禁止虐待马、猪、牛、羊等动物。这项提案在当时遭到了人们的嘲笑，结果，虽然在上院获得通过，但在下院被否决。

这并不奇怪，因为许多人的心智还不能包容动物的利益。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对动物的偏见曾经影响了几代人。他认为动物不会思考因而不会感到痛苦。不过，伟大的伦理学家边沁认为，笛卡尔的错误在于把会思考和会感觉苦乐混为一谈了。边沁说，“问题不在于动物是否能思索，是否能说话，而在于它们是否能感到苦乐”。边沁坚持把人道主义关怀运用到动物身上，他坚决认为，皮肤的颜色不是一个人遭受暴君任意折磨的理由；同样，“腿的数量、皮肤上的绒毛或脊骨终点的位置，也不是使有感觉能力的存在物遭受同样折磨的理由”。因而，在判断人的行为善恶时，必须把动物的苦乐也考虑进去。

到了1822年，英国人关于动物的思考已经相当成熟，所以，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真正获得通过。它使虐待动物本身成为一种犯罪，而此前，虐待动物这个罪名必须具有一个法律要件，就是恶意对待动物的主人而不是动物本身。尽管这个法令仅仅适用于大的家养动物，比如牛、羊、猪、马等，而把狗、猫和鸟类排除在外，但是，它仍然被认为是动物福利保护史上的里程碑。

这个法令不仅影响到本国民众，也影响到其他国家。法国也在1850年通过了反虐待动物法律。随后，爱尔兰、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等国也通过了反虐待动物法案。1866年，美国驻俄公使伯格回到纽约，开始呼吁反对虐待动物。驻俄期间，他曾目睹马夫毒打马，感到痛苦万分。伯格认为残酷地对待活着的动物，会使人道德堕落，并变得野蛮起来。而一个民族不能阻止其成员残酷对待动物，也将面临危及自身和文明衰落的危险。在他的努力下，美国也成立了“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并迅速通过了“反虐待动物法案”。这部法案被认为超越了英国的反虐待动物法令，因为它禁止虐待所有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

这个时期的仁慈主义思想提出了人应该善待动物，并把道德对象扩展到了动物。虽然，人们还没有看到动物权利问题，但是他们想要帮助不会说话的动物不受虐待，同时也帮助人提高德行。这直接促进了动物福利的改善，并为进一步思考动物权利问题奠定了基础。到了20世纪后期，不仅欧美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亚洲和拉美、非洲一些国家都制定了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动物福利协会和各种动物保护组织纷纷涌现。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应该为保护动物不受虐待而设立人道的法律，更认为残害和毁灭生命是不正确的，爱护和促进生命才是人的基本责任。

中国也需要这样的法律。虽然立法并不能保证在这个时代就解决全部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但是，这样的法律将促使人们反省对待动物的方式，并妥善解决动物遭受虐待的现实问题。实际上，反虐待动物法只是期望一种最低的人道：即不能随意地把动物置于痛苦状态，不能以虐待动物取乐或者恶意地破坏野生动物的基本生存环境。

法律具有引导人心的作用。人道的法律将会使得人们懂得，怎样对待动物是善意的适宜的，怎样对待动物是不公平不人道的。反虐待动物法案将有力地帮助人们确立这些观念和准则，培育人的德行，并对违法者加以惩处。

篇4

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也分别在这一时期成立了伦理评审委员会或伦理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加强药品临床试验方面的伦理监管，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对生物医疗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临床应用进行规范。1998年，卫生部颁布《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试行)，提出“伦理委员会与知情同意书是保障受试者权益的主要措施”。卫生部还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库伦理原则》(2001)年、《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2006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7年)、《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2009年)等文件。2007年，卫生部颁发《涉及人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办法》(试行)明确要求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和相关技术应用活动的机构包括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院所、疾病预防控制和妇幼保健机构等，设立机构伦理委员会，对本机构或所属机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和相关技术应用项目进行伦理审查和监督。近年来，卫生部进一步加强了医疗伦理管理，出台了《医院管理评价指南(2008版)》和《伦理委员会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2010年)，要求医院建立伦理委员会等医疗质量管理组织，并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机构伦理委员会及其伦理审查的程序。卫生部所属的研究机构和医院依据国家规定，纷纷组建了各种形式的研究伦理委员会或医院伦理委员会。此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颁布了一些文件，如《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2003)、《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2003年)等。为适应生物医学研究和创新发展的需要，中国科技部与卫生部近年来加强了联合，在生物技术应用的规制建设方面作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如2001年，科技部、卫生部等多个部门颁发了《实验动物许可管理条例》、2003年科技部、卫生部联合颁布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近年来，国家“973”、“863”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课题申请，如果涉及人体、医疗问题，都已要求所在单位先进行伦理审查。可以说，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规制和相关技术规范，正与发达国家逐步接轨。

1.1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实践和科学家参与决策活动不断深入

我国生命伦理学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1987年3月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成立，该学会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医学伦理学学术团体;1987年9月，东南大学与南京铁道医学院联合成立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成立，此后各省市纷纷成立医学伦理学分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适应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的需要，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等都对生物医药研究加大了资助力度，有关部门加快了制定技术标准和管理法规的步伐，生命伦理学受到了医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立法者、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等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日益深入，研究机构和学会组织蓬勃发展。21世纪以来，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如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1年)、华中科技大学(2002年)、武汉大学(2003年)等纷纷成立了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也成立了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并从2007年到2010年组织召开了四届全国生命伦理学学术会议。2010年，中国首个受试者保护工作体系在北京大学成立，通过为研究者提供培训、对研究方案进行伦理审查、对研究过程进行伦理监督、对未来临床和科研领导者进行能力培养、维护科研的诚信等措施，对受试者提供全方位的保护［1］。香山科学会议也多次把生命科学伦理问题作为会议主题进行讨论。1999年8月，第120次会议以“21世纪生命伦理学难题”为主题，围绕人类基因组计划对生命伦理学的挑战、辅助生殖中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克隆”中的伦理问题等三个中心议题展开了研讨［2］。2002年4月，又召开了以“我国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为主题的第180次会议，围绕“中国与世界:生命科学究竟带来哪些伦理和法律问题”、“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制定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政策法规中的若干伦理问题”三个中心议题进行了讨论。近年来，香山科学会议对再生医学、合成生物学、纳米药物、干细胞、克隆等技术的发展及其伦理问题都进行过探讨。不少生命伦理学方面的学者通过多种方式参与了科技部、卫生部等国家层面生物技术应用研究规制设置的伦理咨询和政策制定。2001年，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向卫生部等机构提交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则(建议稿)》，获得有关部门的采纳和接受。生命伦理学家与医学和公共卫生、社会学和法学专家一起给相关部门起草了艾滋病政策和法律改革的建议，促进了21世纪后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显著进展［3］。

1.2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生物科技伦理制度建设，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生物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从80年代的起步阶段就直接得益于对国外相关研究和伦理实践的介绍和引进，并在不断学习、借鉴和发展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生物科技伦理的交流、合作研究以及伦理准则形成和推广过程，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是国际生命伦理学协会的创始国，并在2006年成功在北京举办了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活动，多次组织召开了国际交流会议，如中英纳米技术伦理学会议(2009)、中荷动物生物技术伦理学会议(2009)、中日韩东亚国家危重病人决策研究(2009)、中美临床试验伦理问题会议(2009)、中欧生殖医学和干细胞研究合作伦理管治项目(2007年～2009年)、中法医院伦理学会议(2001)，等等。有多名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生命伦理学组织中担任职务。在一些国际性的重大生命伦理问题上，中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2000年12月2日，中国人类基因组社会、伦理和法律委员会通过声明，表示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基因组和人类权利的普遍宣言》和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的原则。2001年7月22日，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在以《生物伦理:国际挑战》为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部长圆桌会议上说，我们赞成以治疗和预防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但是坚决反对克隆人，不支持任何生殖性克隆实验。在2010年第10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上，中国学者提出，应以“和而不同”的观点来正确处理国际伦理准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4］。中国关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表达和制度建设正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1.2中国生物科技伦理宏观管理制度建设总体上不容乐观

目前中国生物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的关键问题是，中国还没有国家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的类似机构，来从国家战略层面对生物技术发展引发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度探讨，也缺乏相关研究议题进入政府决策议程的适当机制。这种机制缺失，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中国在生物技术应用研究领域的失范和混乱，并给国家生物技术创新计划的实施带来不良影响。在实际中，各级政府对一些生命科学研究和医疗技术的宣传、推广行为缺乏必要、严格的伦理评估程序和法律约束机制。许多跨国公司和机构借科研合作之名在中国境内从事违规的药物人体试验和动物实验或非法获取生物遗传资源，严重影响了中国科学界的国际形象，侵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某些科研机构和决策部门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研究失范行为视而不见;或片面依靠某些科学家的意见进行决策，实施重大生物技术商业化项目或创新计划，引起社会广泛质疑。这不仅使科学界的诚信度和政府公信力受到伤害，而且使一些创新项目的推进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此外，还存在着伦理研究资源欠缺、伦理决策和管理经验不足、相应规制设置不完善、已有规范得不到有效执行等突出问题，制约着我国生命伦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2国外生物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的进展及经验

(1)重视技术风险评估和技术的社会科学研究，预防高新技术的非预期后果。早在20世纪70年代，为适应公众对日益涌现的新技术可能引发的潜在健康风险和环境风险的高度关注，美国国会颁布了《技术评估法案》(1972)。该法案强调对技术变化的广泛社会影响进行预先评价的必要性，并授权创建了技术评估办公室(OTA)，以全面理解新技术的潜在社会影响。这类“意在对现存技术或新技术可能产生的非预期结果进行分析的政策研究活动”［5］，被认为有助于改进技术决策的质量，有效化解各种治理危机。21世纪以来，随着对新技术评估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欧美各国逐步从经典式技术评估走向参与式技术评估、论辩式技术评估和建构性技术评估，其总体取向是不断扩展公众参与的空间和深度，增加新技术评估中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内容，以逐步消解单向度的技术精英决策体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增进社会公众对科学界和决策层的信任度。

(2)通过国家立法设立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对重大生物科技可能引发的风险和伦理问题进行前瞻性评估和咨询。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重组DNA技术即将问世之际，斯坦福大学分子生物学家保尔•伯格领导的一群美国科学家就倡议，在这一技术应用的相关规制和规范出台之前应暂停与之相关的实验研究活动。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健康卫生研究院等迅速回应科学家的意见，建立了重组DNA特别委员会、重组DNA技术委员会等，对重组DNA技术应用的潜在危险以及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1974年，美国政府依据“国家研究法案”，设立了“生物医学和行为科学研究的人类受试者保护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议会设置的第一个美国国家研究伦理学委员会，其提出的著名的“Belmont报告”，明确了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活动的基本原则，为联邦政府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规制的设置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每届美国政府都设有国家生物伦理委员会，探讨新的科学、医学和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克林顿时代的生物伦理委员对克隆、人类干细胞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布什时代的生物伦理委员会则主要讨论了干细胞研究、基因增强和生殖技术等引发的伦理问题。2009年11月，奥巴马上任后不久就宣布设立新的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研究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科研中的利益冲突和权利尊重问题”等，以便通过新技术的社会评估，将相关的伦理辩论作为政府决策和治理的重要基础。

(3)国际组织积极推进国际生物科技伦理准则体系建设和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性原则与伦理规范。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机构开始重视生命科学中的伦理问题，并在其工作计划中对科技伦理学给予了优先地位。UNESCO曾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建立了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IBC，1993)、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COMEST，1998)，政府间生物伦理委员会(IG-BC)、联合国机构间生物伦理委员会等伦理组织。这些组织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形成伦理共识，为成员国加强伦理管理组织体系建设提供工具和技术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大会先后通过了《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1997年)、《人类基因数据国际宣言》(2003年)和《世界生命伦理及人权宣言》(2005年)，为各国提供了有关生命伦理原则、标准和框架。UNESCO还进行了相应配套工作，促进伦理教育的推广，伦理委员会的建立和经验交流。在WHO、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CIOMS)、世界医学协会(WMA)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国际社会已形成了一系列共同的伦理原则与规范。WMA的《赫尔辛基宣言———人体医学研究的伦理准则》、CIOMS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等文件，对生物医学研究中涉及人体实验的伦理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已成为成员国普遍遵守的国际伦理准则。2000年，WHO还制定了《评审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委员会工作指南》，提出，“国家、单位和社区应该努力建立伦理委员会和伦理审查系统……如果适当的话，政府应该促进在国家、单位和地方建立独立的、多学科的、多部门的和多元的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需要行政上和财政上的支持”［6］。根据WHO的要求，各成员国都逐步在医疗机构建立起了伦理委员会，推行伦理审查制度。

3加强我国生物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要推进负责任的科学技术创新战略，必须通过引入科学技术的社会评价以及设立国家伦理委员会等机制，在重大科技决策过程中引入伦理、法律和社会维度的考量，反映和表达公众的普遍利益诉求，实现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包容性发展。基于我国的现状，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生物科技伦理制度建设。

(1)从战略高度重视科技风险管理与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科技伦理制度的建设旨在强化科学家、决策者以及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它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考，展现的是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意志。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加强科技风险管理与科技伦理制度建设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部署，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有关部门亟须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以一种负责任的姿态，高度重视科技风险管理与科技伦理制度建设，为科技的长远发展创建有利的社会伦理环境和制度体系。

(2)建立重大项目的伦理审查与风险研究评估机制。加强生物科技创新的伦理研究和社会评估是完善生物科技伦理制度的重要环节。鉴于我国生物技术快速发展的态势，亟须加强相关伦理研究和社会评估工作。特别是对于重大科技项目，尤其需要建立伦理审查与风险评估机制，对其后果进行多方面的价值评估———不仅要看其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应看其对环境生态、对人的生命健康以及社会福利、社会公正的影响。因此，建议尽快研究制定有关规则，在重大项目的立项、评审与答辩中引入伦理和风险评估指标，把规避安全风险作为项目评审和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并建立安全举证机制。为实现真正的伦理规制，需要在答辩委员会、评价专家组等组织中吸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等加入，重视他们的参与和意见表达;对于某些重大高新技术计划项目如转基因作物、纳米科技、合成生物学研究等，应配套设立专门的伦理研究议题，进行技术风险的前瞻性研究和风险跟踪考察。

(3)设置国家级生物技术伦理委员会，组织开展相关评估、预测和决策咨询工作。建议尽快成立国家生物技术伦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可界定为针对生物技术前沿领域发展决策的需要，组织开展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系统研究和民意调查，为各主管部门提供咨询和决策支持。为配合国家生物技术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建议先行设置科技部生物技术伦理委员会，并将科技风险与伦理评价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和科研项目的评估以及科技前沿预测和决策议程之中。科技部生物技术伦理委员会的具体运行可依托科技部诚信办公室或科技战略研究院，其工作重点包括:就重大生命科技伦理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供决策咨询，代表政府与公众沟通，对重大科技政策进行伦理审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