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幸福感满意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群众幸福感满意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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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建设 幸福之都 幸福指数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和探讨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1]

一、幸福指数的含义

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需求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它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它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其二,它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其三,它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幸福感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表现为客观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

二、当前影响人们幸福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财富的积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人们的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人际关系、个人事业成就感,生活的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等等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人们比过去拥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更高的幸福指数[2]。我们认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六大因素。

生存质量状况。主要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接受社会救济比例、人身财产保护满意率、社会参与率、居民消费价格(CPI)满意率等。

身心健康状况。主要有人均寿命、病死率、精神病发病率、食品卫生达标率、医疗状况满意率等。

婚姻家庭状况。 主要有婚姻和家庭满意度、离婚率、子女孝敬满意度、居住方式满意度、家庭成员数量满意度、儿女就业满意度等。

职业发展状况。主要有职业满意度、工作现状和工作环境满意度、平均工资水平、失业率、跳槽频率等。

人际社会状况。主要有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人际交往满意度、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自身价值体现满意度;群众办结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等。

环境条件状况。主要包括反映生态建设情况的森林覆盖率、退耕还林情况反映环境污染和保护情况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单位能耗指标、环境治理达标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3]。

三、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建设幸福之都的途径和措施

(一)切实解决影响幸福感的最突出问题――贫富差距问题

提高全民幸福指数必须正确处理好全体民众的利益关系。要适度调节收入分配和利益享受机制,要“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控高”――调控过高收入,“打非”――打击并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对垄断行业收入、福利待遇过高,个别行业暴利经营、非法经营等影响社会公平的客观因素进行合法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压力。同时,要把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民生之本、和谐之基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增强广大市民的主人翁地位感和成就感

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务公开等民利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加强机关的作风建设、效能建设、廉政建设,积极推进政务创优工程,民主参与工程,切实做到体察民情,尊重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好、发挥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成就感。要进一步强化公共管理职能,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

(三)建设经济强城,不断提高广大市民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瞄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水平,加快构建南部沿海经济走廊,整合钢铁资源打造七大主导产业链,建好科学发展示范区,在富民强市中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四)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融合度

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这说明,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国际经验也明,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后,人民对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环境、安全等方面需求会越来越迫切,反应也会越来越敏感。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广大群众拥有社会安全感的前提下,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载体,以解决住房、看病难、上学难、工作难等“四难问题”为突破口,完善社会保障、救助、帮扶三大体系,大力推进安居工程、扩大就业工程、社保扩面工程、教育辅助工程、全民健康工程、诚信平安创建工程,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健康服务水平,和谐人际关系,提升人民群众对家庭、对工作、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五)形成幸福指数调查评价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幸福之都建设工作

要从长远和战略上关注和提升幸福指数,注重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幸福长效。要建立制度,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要将幸福指数写入城市发展纲要,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确定国民生产总值的预期目标,同时也要确定国民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要在探索中密切关注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下转第99页)

(上接第34 页)

[1] 罗新阳.幸福指数:和谐社会的新追求[J].桂海论丛,2006,22 (6):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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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施民生幸福工程，就是要把民生实事进一步制度化，让人民群众生活每年都有新改善、新提升。江苏省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始终把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0年底江苏省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下更大工夫，像安排经济工作一样安排民生工作，像落实经济指标一样落实民生指标，启动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住房、物价、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江苏省《“十二五”规划》中，更是将民生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篇文字中，改善民生方面的内容占了22%，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七年倍增计划”明确提出了要做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使“倍增计划”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十二五”规划》把“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实施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和“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了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强烈期待，改善民生的重点更加明确，思路也更加清晰。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对江苏工作提出了“六个注重”（注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加强自主创新、注重发展现代农业、注重加强文化建设、注重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注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后，2011年4月21日，江苏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立即做出《关于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在新的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决定》，提出实施包括“民生幸福工程”在内的“八项工程”。2011年6月20日，江苏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意见》。意见指出要突出“四个群体”增收，拓宽“五大增收渠道”，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增加居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收入，促进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2011年8月19日，江苏省《关于大力推进民生幸福工程的意见》正式出台，人民网、新华网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三家权威媒体均以“收入倍增计划”6字作为文眼，统率“民生幸福工程”，可谓突出了江苏的“民生之重”。

案例背景：民生问题与居民幸福感关系密切

1. 贫穷成为影响人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一种量化，即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还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的幸福感。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代中国，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大约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

许多研究发现，在较低经济收入阶段，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是成正相关的，在经济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这种相关程度就很低了，收入对幸福很少甚至没有影响。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社科院所做的《2010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成为影响相对收入，进而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处于合理范围，避免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提高社会幸福感的有效手段。调查中也发现，有自有住房居民的幸福感高于租房居民，生活满意度几乎等同于幸福感，对未来预期也对幸福感很有影响。

这些都说明，民生问题与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总理曾经指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清楚地表明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发展不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也不是以现代化为我们的终极目标，而是切实回归以人为本的层面，关注民生问题，关注人民的感受。幸福感、尊严这样的心理感受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

2. 不断加长升级的江苏“幸福公式”

“民生幸福”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小撒探会》节目中写下的幸福公式是：2011+人民群众收入增加+分配公平+大学生找到理想工作=幸福。罗志军解释说:“人民群众的收入增加和分配的公平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江苏是一个教育大省，对于大学生群体，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是幸福。江苏的战略新兴产业目前有两万亿的产值，预计到2012年能达到三万亿，到2015年能达到五万亿，甚至达到七万亿，占了工业经济总量的60%，这样大的结构转变，需要大量符合新结构的人才来支撑。这样的发展新阶段，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了很大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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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　自尊　跨文化

在经历了一系列将精神从蒙昧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和对物质财富无止境的追逐之后，不同国籍、种族、信仰和文化的人们又开始不约而同地回归对于“幸福”这一人性的内在需要的关注。①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人们的综合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前人的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的高低与很多因素均有关，如成长环境、社会地位、内外显认知程度、收入水平和自尊水平等。其中，自尊对个体的社会认知、情绪反应、行为取向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已有很多研究表明，自尊是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最有效因素之一。

1 相关概念

1.1 主观幸福感

所谓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可简称为SWB），就是指评价者根据自身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性评价。②而生活满意度作为一个人们对其生活质量的直接评价指标，在众多研究中也往往用以反映主观幸福感的水平。

1.2 自尊

从情感体验的角度来说，自尊是个体在其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对自我的积极情感性体验，由自我效能以及自爱两个部分构成。③从认知评价来说，自尊是以自我意象和理解自我社会价值为基础，对个人认为其值得尊重的程度所做的评价，表明个体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重要的、成功的和有价值的程度高低。

2 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关系的早期研究

大多数关于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单一影响上。其研究结果表明，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存在密切的关系，自尊确实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

2.1 早期理论探讨

沙利文(1953)提出，当自尊下降的时候，幸福感也会随之消失。赫曼斯(1992)表示赞同，他认为不能在忽略自尊这一关键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去理解主观幸福感。同时，桑福德和多洛文也是对自尊于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给予了肯定的态度。④

在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相关关系描述问题上，Huvbert(1992)⑤经研究后发现了一种不幸福的自尊，给出的结论是部分个体呈现出来的自尊是一种不幸福的自尊，它与抵抗、愤怒等负面情绪有关，而这种不幸福的自尊相应地与低水平的主观幸福感相关。

2.2 早期实证研究

随着对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进一步深化认识，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的涉及面进一步扩大。Kernis, Grannemann &Mathis(1991)⑥在自尊和压抑之间呈负相关现象的基础上提出研究者应该从原本仅局限于自尊水平这一维度进一步拓展，延伸到自尊的稳定性这一角度。由此，自尊的稳定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逐渐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普及使世界各地的交流和影响更加紧密，实证研究也开始往跨文化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发展。其中Diener对31个国家的13118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跨文化式研究，发现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0.47。⑦

回归到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关系问题上，另外罗森伯格（1995）研究支持高自尊和高SWB之间关系密切。Dutton和Brown⑧的研究结果发现，低自尊个体在面临失败时会比高自尊个体面临更强烈的情绪困扰因为失败使得低自尊个体自我感觉糟糕，同时低自尊也很可能导致个体抑郁。

20世纪中叶至末叶的这些研究成果基本都一致认同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是正相关关系的观点，即自尊水平越高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越强。其后续研究大致往认知心理学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内外隐自尊以及跨文化自尊、自尊的稳定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方向发展。

3 当前幸福感与自尊研究的现状

3.1 西方国家研究现状

Furnham以406名14~28岁的青少年为被试，结果表明自尊的确是幸福感的一个最有力的预测因素。⑨Athanasios、Karatzias等人在以425名小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心情和幸福感的最强预测因素是自尊。国外的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⑩研究发现，个体总体自尊与快乐感的相关系数是0.50，而跟消极情感的相关系数是-0.43。豘

而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关系描述问题又有新进展，Baumeister等认为高自尊个体倾向于从积极方面看待自己，相信很多方面的表现比其他人要好，在面临失败时就更为自信，同时倾向于改变情境，能较好地解决各类问题，导致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豙

Kernis、Mchael（2003）就高水平自尊的稳定性和脆弱性进行探讨，他们认为高水平自尊可能是脆弱的，而非绝对地稳定。而只有稳定的高水平自尊才是最佳的自尊。这是心理学界在自尊稳定性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新认识。但目前并没有后续的关于脆弱的高自尊与稳定的高自尊之间关系的详细研究加以证实。豛

在西方国家的个人主义占优的社会环境里面，自尊与主观幸福感都呈现高相关关系。维恩霍文(1994)早已提出二者的相关系数可以达到0.5或者更好，后续的关系研究基本都延续了这个结论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西方国家的相关方面研究里，自尊因素大多数是局限于作为个人心理因素来研究的，并没有拓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群体自尊的范围。

3.2 东方环境研究现状

Diener豜在经过研究后提出，自尊是一个跨文化的变量,不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即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之下，人们对于自尊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以及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或者行为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不同。迪尼提出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的结论虽然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数据支持和验证，但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进行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目前对于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的关系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不同，这导致国民的价值观有所差异，自尊水平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自尊水平是一个随文化差异而改变的变量，积极自尊不具有文化的普遍性，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有自我提升的倾向，而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有自我批评的倾向。豝

3.2.1 我国研究进展

张雯、郑日昌（2004）豞研究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存在显著正相关，幸福感指数与自尊总分显著正相关, 其中总体情感指数与自尊的相关最高（ r = 0151）。陈丽娜、张建新( 2004)豟研究结果现实，一般生活满意度与自尊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0.379），自尊水平高的个体，其一般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何群杰等豠对湖南某大学的学生群体进行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探究时发现，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P＜0. 01），自尊与积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P＜0. 01），自尊与消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P＜0. 01)，自尊与幸福度呈显著正相关（P＜0.01）；自尊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预测作用（P＜0.01)）。

我国目前对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大多是先采用地方性的小样本进行问卷派发，较多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自尊量表(SES)和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中国版)，然后采用统计学手法算出其相关关系，再展开讨论。在以后的相关研究中，建议根据我国社会环境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民情况的自尊量表，建立常模，用以数据的测量。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所以研究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但也已有一定自主研究的成果。

3.2.2 其他亚洲国家研究进展

心理学家也曾在集体主义文化占优的国家进行过关于自尊的研究，结果与在西方国家得出的结果不一致。如萨黑尔( K.Suhail)曾以巴基斯坦地区的人们作为被试，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指标作了一定的研究，其结果表明，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并没有相关。豣这结论与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为主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联，因为中东的传统宗教文化强调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在讲求奉献集体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倾向于自我批评，其自尊的体现与讲求个人至上的西方社会环境不一样，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体验。

伸延至群体性自尊的领域方面，Kyeong - Ho Cha( 2003)豤在考察韩国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结构水平以及与人格变量如自尊、集体自尊和乐观之间的关系时发现，集体自尊是积极情感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 自尊则是消极情感最强有力的预测因素。

4 研究趋势

4.1 重视自尊的稳定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自Kernis, Grannemann & Mathis( 1991)豥提出研究不能仅仅着眼于自尊水平，而需要进一步拓展至自尊的稳定性方面之后，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描述更加丰富。Paradise & Kernis( 2002)豦考察了自尊稳定性、自尊水平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稳定且高自尊的个体更可能有较高的心理幸福感水平。自尊的稳定性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

目前的研究已经拓展到自尊稳定性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方向继续深入探讨。其中Crocker( 2002)豧发现，个体在追求高自尊的过程中可能会减弱自身的调控能力，降低生理健康水平，以及追求自尊目标的失败可能会出现惭愧、愤怒等消极情绪，从而使自身评价降低，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水平。

4.2 重视内隐、外显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认知心理学关于内隐、外显认知的学术发展使得之成为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又一新角度。Schimmack & Diener（2003）豨探讨了个体内隐和外显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个体的外显自尊水平是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素， 而内隐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并不显著。

而我国心理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探讨，从内隐社会认知出发，得出的结果发现,在高外显自尊个体中，高内隐自尊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低内隐自尊个体（t = 2. 13，p = 0. 03），在低外显自尊个体中,内隐自尊没有影响个体的SWB（t = 0. 96） 。豩

内隐、外显认知的角度为探讨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提供的一个全新的方向，而随着认知心理学发展的日渐成熟和高科技测量技术的引入，相关研究将会继续进一步深化。目前的内隐、外显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还不成熟，有待进一步拓展。

4.3 重视开展跨文化的研究

Kwan eta.l（1997）豬在考察美国人和香港人的自尊、人际和谐在预测生活满意度时发现，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中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在香港，自尊与人际和谐都是生活满意感的预测指标。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其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因素、标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相比在国内，国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进入整合各种方法，开始进来大规模的跨文化研究阶段。国内心理学界关于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尚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都有待深化和拓展。因此，国内心理学界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应该开始对跨文化地从自尊角度研究主观幸福感予以一定的重视，参考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与国际的主观幸福感研究水平接轨。

4.4 研究群体范围的扩大化

现阶段我国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特殊人群，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居多。因此，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我国广大群众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应该把研究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使被试的结构组成更合理、更综合化，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具有说服力的数据用以分析解释。

4.5 研究工具科学化和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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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牢牢扣住“民生幸福”这一主题。内容涉及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发展速度、文明程度、赚钱机会、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房价、人情味、治安状况、就业环境、生活便利共12个指标。它打破以经济指标评价城市发展的传统模式，将重心放置于市民的生活满意度等生存状况以及人际和谐程度，让城市决策者更关注普通市民的幸福感，使他们在科学发展的同时更加心系百姓幸福。

如果说GDP、GNP、人均GDP、人均GNP是衡量国强、民富的重要指标，那么，幸福指数则是衡量国稳、民福的重要指标。GDP并不是评价一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它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不能反映民生状况，甚至可能以GDP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国家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

另外，传统的GDP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的增长，亦不能准确反映增长过程成本及财富分配。例如，近几年来，我们国家高增长的GDP构成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外投资者，准确地说，GDP增量中有一些是外国投资者的收益，繁荣但不很富裕。

由于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GDP数字高，说明干部能力强，可能升迁；数字低，就被认为分管官员能力不行，不但升不了官，还可能被“末位淘汰”。因此，一些民众对GDP已经不太关心，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准的提高。之所以淡漠，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增长而无发展，公众并没有从GDP增长中享受福利；GDP仅仅成为官员政绩的体现，而不是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志。

相对于GDP，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

另外，幸福指数可以勾勒社会心理氛围的风貌，揭示人们需求结构的态势，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反映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从而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导向和动力。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的政策意义表现在：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加幸福感，发展规划和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在确立工作目标时，应更优先地了解社会中哪些条件或因素与人民的生活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以便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措施和机制来减少、消除导致人民不满意或满意度较低的方面，从而促进人民幸福感受程度的不断提高。

再者，衡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极富人性化色彩的幸福指数，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片面和不足，而且可以衡量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文明程度。为什么国民幸福指数不能够代替GDP？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统计部门推出国民幸福指数，其诉求无疑是美好的，但其不可能取代GDP的地位，操作的难度是很大的。

在笔者看来，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国家统计部门修复与重构原有的统计模式，扩展自己的职能范围，合乎情理，但倘若想覆盖一切，极为不易。事实上，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社会文化领域的现象纷纭而复杂，动辄将民生、民情、民意数据化和指标化，的确有一定的难度。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然而，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这说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而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提出一个重大挑战。

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此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

政府在发展指标上淡化GDP，重视“民生指标”，则反映了发展观念的深刻变化，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变为行动。但是，“民生指标”的提出和强调并不意味着取代或忽视GDP指标。正确认识幸福指数与GDP指标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GDP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应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幸福指数作为GDP指标的必要补充，使之成为考察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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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自信——提升教师身心健康度。实施幸福教育，首要的是让教师感受幸福、创造幸福，让每一位教师工作有激情，付出有收获，生活有幸福感。

建邺区先后三次出台尊师重教“十件实事”并逐一落实，全面落实教师绩效工资，每年按照教师工资总额的2.5%足额拨付教师培训专项经费，投入5500万元全部解决教师住房补贴，为全区教师定期体检并为其未成年人子女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先后组建起教师合唱团、教工舞蹈团等十余个文体团体，教师业余生活日益丰富。

在保障教师物质生活幸福的同时，更要强调选择教师就是选择一份崇高的事业，选择一份奉献的快乐。建邺区建立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合格证制度，让每一位“心灵导师”自己充满阳光和自信，把阳光自信内化为建邺的教师精神。在招录面试新教师时，专门设置职业倾向性问题，让真心热爱教育、热爱孩子的青年任职从教。各校通过教代会、校务委员会和职工之家等畅通渠道，全面建设政通人和、心情舒畅的和谐校园，让校园里幸福像花儿一样处处开放，让师生从身边感受幸福，润泽心田。

岗位成才——提升教师专业成就度。教师要关注每一个学生成长，学校就必须关注每一位教师发展。建邺区打破职称和年龄限制，建立起“合格教师、种子教师、能手教师、领衔教师和卓越教师”五个能级的教师专业成长等级认定制度，帮助每一位教师制定出清晰的职业发展和专业成长规划，为他们配备理论导师和实践导师“双导师”，把岗位成才的目标具体到每一位教师，内化为教师全员参与的自主责任和自觉行动，做到人人有计划、成才有保障，年度有表彰；让每一位教师成长在学校，成功在讲台，成才在岗位。

建邺区为班主任专业化发展设置了五个星级台阶，明确了相应待遇。“五星级班主任”认证让班主任走上“星光大道”，各校形成了以班主任为核心的班集体建设团队，全区获得星级称号的班主任占全区班主任总数的80%以上。

青蓝工程——放大教师对学校的贡献度。建邺区深化“青蓝工程”建设，设立“名师工作室”和“名校长工作室”并实施项目管理，名特优教师依托工作室组建名师发展团队，着力打造名师团队，构建名师带骨干团队、骨干团队带全体教师的全员教培机制，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每一位教师对学校发展的贡献度。

对区域内获得特级教师、名教师称号的在岗教师，发挥其传、帮、带作用，安排他们在区域内与5～10名青年教师“结对子”并实施项目管理，促进“种子教师”向“能手教师、领衔教师和卓越教师”发展。获得名校长称号的在职校长，承担全区学校干部培训任务，并固定传、帮、带区域内3～5名青年管理干部。全区推广“学区化”、“联校制”管理，实施骨干教师定向流动，让每一位骨干名师带动一门学科、带领一个团队共同发展。

双向服务——提高学生家长及社会的满意度。区域教育发展的最终成果应该由群众评判，并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实惠，学生快乐成长、家长群众满意才是教师幸福的源泉和动力。

篇6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调查；思考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从温饱走向小康再走向富裕，逐步形成收入橄榄状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已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在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但是，收入增加的同时，人的主观幸福感是否也相应成比例的提升呢？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选择福州地区的中等收入人群为调查对象，研究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状况的是否匹配，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福州作为福建省的省会城市，调查其收入与幸福感的现状以及相互关系，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为未来的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借鉴，也对同类地区的相关研究提供案例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分析

国外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较早，也相对比较全面，国内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大都是集中在对国外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归纳统计分析，只有个别是直接针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内外的研究大都表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收入仍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但也有不少学者得出差异较大的结论，认为收入只是影响主观幸福感诸多因素之一，主观幸福感受到国家、地域、社会、心理以及价值观等众多因素影响。现将主要观点梳理如下：

1.1收入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这种观点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收入更高时，人们的要求更容易得到满足，其主观幸福感相对也就更强，但此效用相对低收入群体要比高收入群体大得多。2000年Schyns 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对比较理论及个人特征理论，建立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型，研究证明了此观点。同年，Dieneretal在加尔各答对贫穷人群研究中发现，个体的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密切。

1.2收入仅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其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有限

这种观点认为，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存在一个最高极限，一旦达到这个极点，收入的增加将不会使幸福感产生变化。Graham and Pet-tinato （2001） 发现，当收入水平较低时，绝对收入的增长能够导致主观幸福感的增强，但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会变弱。Cum-mins （2000） 分别分析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及高收入组的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高收入群体，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 0.135；对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与幸福感相关系数上升到 0.257。以上研究刚好和美国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1974）有关收入增长与幸福指标研究结果相吻合。他的结论是在不同的个体之间，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并非直线型的，而是存在一个临界点，呈U型关系，即在收入较低的群体中，收入是其快乐的主要影响因素，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线性相关；但是，相对于中高等收入群体来说，收入的增加反而伴随着“快乐收益”快速递减现象，在较高的收入阶段，收入与幸福感的曲线关系几乎趋于水平状态，即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增加，这就是“伊斯特林悖论”。

1.3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

决定主观幸福感除了收入等经济因素外，还有许多非经济因素，例如健康、家庭生活、年龄、业余生活、社会环境、个人心理、社会价值导向等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2012年，广东省调查过群众的幸福满意度发现，民众认为在影响其幸福感的各因素中，家庭生活、健康、人际关系等项高居首位，而后才是工作稳定，收入增长，富余的业余时间，第三是社会稳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环境日益改善；最后是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等体制。

2.数据来源及调查结果描述及分析

本文的数据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取得，结合福州当地的社会结构和平均收入水平，确定以收入水平和职业为划分依据，选定问卷调查对象。具体来说，就是选出福州地区人均月收入在3000-6000元的区间内的群体为样本，将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司白领、专业技术人员（如会计、律师、医务人员、记者等）、个体经营户和其他职业的人群为主要受访者。本次调查问卷共设置十个客观题目和一个主观表述题，主要内容分三个部分，一是有关受访者的收入现状、收入满意度等；二是有关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构成、影响因素以及主要压力等项目；第三部分是针对主观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如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大小、目前所得收入与其幸福指数是否匹配，最后，还从收入角度出发，直接给自己的幸福指数打分等。

本研究共预定500份纸质问卷，对基础数据进行整理过程中，将无效问卷剔除，有效问卷共计437份，其中，月收入在3000-6000元区间的，即符合项目研究设定样本——中等收入群体的有248份。

下面针对问卷样本数据进行具体统计和分析。

（1）不同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评价统计，如表1。

调查问卷中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分值设置为91-100、81-90、71-80、61-70、51-60五段区间段，计算具体指标时分别折算为95、85、75、65、55五级。通过统计发现，不同的收入群体对其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收入较高的群体，总体主观幸福感自我评价也较高，平均值达到79.4；而中等收入群体的评价分值也居中，平均值为78.82；收入低于3000元以下的群体，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平均自我评价只有74.33，差距较大。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中较高收入者，除温饱等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外，还可以有富余的收入来丰富额外的、有关提升生活质量方面的要求，所以幸福的自我评价也较高，反之，收入较低时，生活的主要重心还在为温饱而努力，基本生活外的可支配收入就相对缺乏，人的需求满足程度就比较低，所以，其主观幸福感评价也低。

（2）福州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按照职业标准分类情况统计，如表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群体对主观幸福感评价平均得分是78.22（百分制），相对较高，这与前人的研究中结论认为，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收入的增加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用仍然较大是相吻合的；从评分标准差看，样本总标准差达到11.39，可能是因为问卷中对于主观幸福感的自我评分区间间距较大，这在预估范围内，尚可接受；按职业分类统计分析发现，相对而言，专业技术人员的标准差值尤为显著，达到了17.22，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分类较多，差异较大，其收入和工作压力差异也大，所以主观幸福感的样本离散程度也较大；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标准差只有9.27，低于平均值，说明其职业和收入相对稳定，所以人的主观感觉也较相似。

（3）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关系图，如表3。

表3 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关系图

从上表看，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大的仅占18.9%，而认为他们之间有一定关系的就有135人，占样本总数的55.65%，而且还有25.4%的人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很有关系。说明在这一样本群体中，超过八成的人都认为收入还是对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影响的。分析其原因，由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已经能满足生活基本需求，但是，跟高收入者相比，其富余的程度远远不够，还是对收入的增加有一定的期待，所以，大都认为收入对其幸福感的提升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4）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表，如表4

表4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表

从上表看出，在影响收入的各种因素当中，比例最大的是生活质量，将近七成的人都认为，它是重要影响因素；而收入项目仅有60人选择，只占四分之一不到的比例；超过40%的人认为，丰富的业余生活也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同时，社会环境、政府服务也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此项统计，再一次表明，收入与生活质量、业余生活、社会环境和政府服务等各因素一样，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但是其作用并不显著。

3.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整理归纳基础之上，总结有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福州地区中等收入群体实证调查，据统计分析表得出如下结论，即这一群体的幸福满意度达到中上水平；而且大部分人都肯定，收入与其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的关系，收入对提升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作用是有限的，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加，二者之间的关系会逐渐弱化；人的主观幸福感同时还深受生活质量、业余生活、社会环境以及政府服务所影响。这也再一次印证了“伊斯特林悖论”。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几点建议：

（1）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增加人们的收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2）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创造丰富的业余生活项目，维持安定、良性的社会环境，提供优质的政府服务，为提升主观幸福感创造客观的因素。

（3）从个体内在看，要加强社会学、心理学的教育，提高自身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感知能力。

（4）要树立正确、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导向，培养民众快乐的人生观和正面的价值观。 [科]

【参考文献】

[1]任国强，桂玉帅，刘刚.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际的经验与国内的证据.经济问题探索[J].2012（7）：24-29.

[2]管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J].南开经济研究，2010（5）：56-70.

[3]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9（11）：79-91.

篇7

关键词：甘肃；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1 研究意义

主观幸福感（SubjectWell-being）是衡量个人和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不但反映居民的幸福状况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心理感知，同时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也可以作为反映社会发展、稳定程度的重要“指示器”，现在已逐渐成为政府相关部门了解社会民众心理状况，进行政策制定、营造改革发展氛围，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参考，因此，研究居民的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幸福是每个人都孜孜追求的目标，建设幸福社会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在2012年两会上，“幸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汇。在全国范围内，各地都提出了建设幸福社会的目标，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甘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省委提出要努力建设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生态绿色持续发展的幸福美好新甘肃。正式提出了要建设“幸福甘肃”的目标。

本文拟通过问卷调查形式，对甘肃省农村居民的幸福程度及甘肃省农村居民对于幸福感理解和要求进行了解，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提供参考。

2.1 研究方法

本文以甘肃省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用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方式获得基础数据，采用统计分析的一般方法，从农村居民幸福感总体评价入手，对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家庭生活幸福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感知度、社会环境满意度等多个不同个体特征衡量兰州市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体衡量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Scale）五段尺度设计，即“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较不幸福”、“很不幸福”五级，运用五级分别衡量调查对象的幸福程度，并对其分别赋予5、4、3、2、1的分值。

2.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甘肃省农村居民，按照各地州市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将调查问卷做了大体分配，尽可能保证调查结果能够代表全省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

2.3 样本情况

基础数据通过纸质问卷，由我院农村生源的本科生利用2013年五一假期带回农村老家进行调查获得。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03份，有效率为83.83%。部分人口统计学数据汇总情况如表1所示，从调查结果来看，调查过程中对调查对象的把握比较好。

从“比较幸福”向“很幸福”迈进却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和壁垒。同时甘肃省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中对于两个极端等级的评价或者说是频数分布相差很大。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我省地域辽阔，纵向竖跨，地形气候多样，农村布局较为分散，各地农村发展水平存在着极不平衡的现象，即在大部分甘肃农村生活状况不断完善的同时，还有一部分农村地区发展却十分缓慢和困难，甚至都还没有脱贫。因此，注意加强对这一部分农村地区的关注、帮助和带动发展，将有助于促进我省农村发展更为平衡、更为和谐的状态，也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甘肃省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3.2 不同个体特征下农村居民幸福感

综合其他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个体特征对其主观幸福感体验存在一定的影响，即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村居民对其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可能存在差异，我们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3.2.1 不同性别的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甘肃省农村居民而言，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在当下的农村里虽然对女性的歧视有所改变，在很多农村地区性别歧视已经基本不存在，但在中国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女性的地位在某些程度上还是要远低于男性，在我省很多农村地区，女性在做同样的生产劳动时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调查发现一些农村家庭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在家，不仅要承担农业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还要料理包括照顾孩子等整个家庭的大小事务，负担很重。故在多方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女性的幸福感评价要比男性低。（见表3）

3.2.2 不同年龄的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

由于人的生活条件和心理状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从而不同年龄层次的农村居民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可能存在不同。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事实确实如此，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各个年龄段的农村居民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不存在特别大的差别，但并不是说他们对主观幸福感的各个方面体验都一致。比方说，农村儿童和青少年大多存在着留守的孤寂，他们的成长缺少父母的陪伴、缺乏关爱和指导，往往容易走上歧途，而且面对学业压力的同时还要为家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大多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担子，但总的来说他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中青年时期生活则充满了危机，需要不断奋斗才能解决自己和家庭在物质方面的需求；而老年期则面临着体力和生活能力下降的问题，甚至还存在“老无所依”的烦恼。这就意味着人们在不同时期都可能面临着不同的生活问题，幸福感都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从而使得不同年龄段农村居民对于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波动不大。3.2.3 不同职业的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

由于职业的不同，人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创造的社会价值与得到的回报都不同，调查中我们把农村居民的职业类别共分成了五大类。（见表5）

一般来说，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认知水平和心理调控能力也将相应提高，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高中教育程度的农村居民对幸福感的评价要高于初中、小学及以下的农村居民；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地区给人们提供的发展机会也比城市小，对于受教育程度本科以上的农村居民而言，往往感觉到其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这将使其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反不如大专和高中。

3.3 农村居民的经济状况幸福感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随着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全省农业平稳较快发展，农村居民对经济状况高幸福体验群体要多于低幸福体验群体，但是总体上甘肃省农村居民的经济状况幸福感水平还是较低。（见表7）

3.4 农村居民家庭生活幸福感

统计收集来的访问调查结果我们发现，甘肃省农村居民比较高的家庭生活状况幸福感主要得益于其比较高的家庭成员关系满意度和住房条件幸福感。广大农民的家庭和睦、家庭关系和谐，但是当下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村家庭大多仅剩妇女、儿童、老人留守，聚少离多使人愁。（见表8）

3.5 农村居民的基础设施幸福感

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完善程度与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既涉及到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调查显示甘肃省农村居民对于生活设施、生产设施、交通设施、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等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还是相当迫切，我们应该快马加鞭，继续加大对农村基建的投入力度，稳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3.6 农村居民的社会环境幸福感

统计发现，长期以来，国家和省政府不断加大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投入力度，农村社会环境不断改善，从而使得被调查的甘肃省农村居民对于现在农村社会环境总体上还是感到比较满意和幸福的，但是在总体发展态势良好的同时还是存在这差强人意的地方，比如，黑恶势力和宗族势力抬头，危害农村治安；封建迷信活动敛取群众钱财等。（见表10）

3.7 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幸福感

自然生态环境不仅密切关系到广大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而且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发展状况。经调查统计，甘肃省农村居民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幸福感情况如表11所示：在“非常幸福”这一档几乎没有频数分布，即没有人对现在的甘肃省自然生态环境状况感到非常满意；而大部分农村居民评价的幸福感集中在“较不幸福”阶段，统计显示共有195人选择此项，所涵盖的人数占总体样本的38.7%，而相比之下，对目前生态状况感觉到“比较幸福”的只占总数的20.4%；还有87位农村居民评价为“非常不幸福”，占总体样本的17.4%，比例较大。由此可见，甘肃省大部分农村居民对于目前我省自然生态环境状况的幸福体验令人堪忧。

由于长期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认识和意识不足，没有正确处理好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重眼前、轻长远，致使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成为甘肃农村生态环境的两大突出问题。

篇8

按照市委工作安排，春节前夕我到xxx村进行了春节走访，现将走访情况报告如下：

一.走访时间

2020年xx月xx日

二、走访地点

xx村

三、走访人员

xx村共有贫困户2人，分别是xx、xxx。平时以打零工、种地为生，无法外出打工，家庭十分困难。

四、走访内容

2020年xx月xx日上午，党建特派员助理xxx和xx村主任xx来到贫困户xx（精神病患者）的家中，将两桶食用油、两袋大米和一袋面送到xx的家属的手中，询问其病情，叮嘱其家属按时用药，及时就医，有困难及时向村委或者当着政府寻求帮助。之后又来到xx的家中，询问其家中遇到的困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五、存在问题

xx家庭情况特殊，xx系精神病患者，需要长年服药，并且有家属看管。作为一个农村家庭，xx的医药费成为家庭的负担，也是其返贫的重要因素，是典型的因病返贫。而其家属因需要照看张之远，无法外出打工，经济收入无法保证。希望政府职能部门能给予更大的关怀与帮助。

六、意见建议

篇9

X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X派出所现有民警X人，辅警X人、工勤X人。辖区面积X平方公里，现辖X镇、常理镇两镇共计X个行政村X个居委会，辖区现有户籍人口X.X万余人，流动人口X千余人。

一、坚持党建引领，切实做到思想不抛锚。

一是强化学习教育，抓好理论WZ。多次专题学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时组织学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上的讲话精神；依托“专题党课““主题党日“等载体及“学习强国“平台，加强线下线上学习，分步骤、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做到跟进学、反复学、深入学。通过学习领悟、交流探讨，民辅警政治能力和政治站位进一步提高。二是强化制度约束，增强党性修养。强化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狠抓““等制度落实，切实增强民警党性修养，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工作，全体民辅警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三是强化作风建设，打造过硬队伍。坚持从严管理不放松，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定。

二、坚持服务民生，切实做到服务不缺位。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群众满不满意、认不认可作为根本标准，坚持对群众的事情真心办，对群众的诉求真心听，对群众的困难真心帮，真正做到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是夯实农村警务，打造平安乡村。

以“百万警进千万家““万警下基层“活动为契机，全面实施“一村一警“，以村级为单位，以警力配备为核心，坚持结X干部+治安积极分子+民兵+网格员的多元化路子，组建了一支庞大的社区（村）警务队伍。

二是抓好“走心“服务,提升满意指数。

运用“互联网＋“思维，深化“放管服“改革，在户籍、交通等方面推出一批利民惠民措施，大力推行农时工作法、“背篼警务“。在窗口推行节假日办证、延时服务、预约服务、承诺服务和“绿色通道“服务等举措，尽量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等一分钟、少排一次队。截止目前，派出所为群众提供上门办证、各类业务办理等服务X余人次。

三是拓宽沟通渠道，密切警民关系。

以“六进六边““一标三实“信息采集为抓手，推动社区民警走村入户，做到困难群众必访、重点人员必访、依靠力量必访，通过走访慰问、警民恳谈、警营开放等多种形式，密切联系群众，热情服务群众；定期召开警民座谈会，向群众通报辖区治安状况，报告履职情况，落实整改群众意见。X年以来我所共走访辖区群众X余次，召开座谈会X余次。

三、坚持打防并举，切实做到平安不出事。

始终聚焦主责主业、聚焦中心工作，坚持打防并举，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措施，努力创造安定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

一是全力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X年至今，我所在分局各业务部门的指导下成功破获多起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安全和满意度。破大案显作为，破小案得民心，X派出所牢固树立“破小案、保民安“理念，把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小案作为保障民生、及时回应关切、提升满意度的重要途径来抓，强化警情分析研判，加强侦办盗窃、诈骗等侵财类案件能力。X月X日，常理镇杨某家菜籽被盗案我所仅用X天时间便将嫌疑人抓获归案，成功破获该起盗窃案。

二是全力夯实基层基础要素。

坚持量质并举，不断强化基础信息采集和维护，“一标三实“、“双清“等工作均位列全局前列。三是全力加强治安巡逻防控。坚持防范前移，依托群防群治力量，强化巡逻防控，加大社会治安防范力度，有效遏制控制辖区发案率，确保“平安不出事“。截止目前我所开展各类整治行动共计X余次，出动警力X余人次，出动警车X余次，共盘查可疑人员X余人次，抓获网上逃犯X人。

四、坚持源头治理，切实做到矛盾不上交。

一是拓展信息渠道。强化信息收集工作，推进“微信+社区警务“机制，拓展和延伸派出所情报触角，及时获取社情民情，基本实现对各种苗头性、倾向性信息提前掌控，对重大涉稳事件风险隐患提前获取线索、提前预测预判预警。目前,我所已建立各类社区微信群共计X余个，有效的节约了警务成本，提高了警务效率。

二是提升调解能力。

派出所多次邀请调解工作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者以“夜校“的形式为民警及社会调解员开展法律法规和调解业务培训；定期梳理已成功调解的棘手案例，由派出所分管领导牵头以召开交流会的形式，由调解员现场进行案例讲解，共同分享案例调解的宝贵经验，努力提升民警及社会调解员的业务水平和能力。

篇10

关键词：幸福指数 政府服务 公共服务体系

在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政府开始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发展社会的目标，这个政策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与国内外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视不谋而合。“十二五”规划也开始更加重视社会民生发展和公众幸福问题。国内外研究表明，个体主观幸福感不仅决定个人的生活质量，还与社会公共服务存在着密切关系。因此，公众幸福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也将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

公众幸福指数与经济社会发展

对幸福的测量涉及到不同学科。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前提，认为幸福等同于最大效用。大卫·布兰奇劳尔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建立的幸福模型设定了幸福指数（主观满意度水平）是个人实际的效用或福利、实际收入、亲情及与个人相关的特性的函数。社会学则认为个体是以群体为中心的“社会人”，因此，应通过个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来计量幸福，侧重于对客观生活的主观认识（张进、马月婷，2007）。经济学测量的维度包涵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但可能忽略非理性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心理学量表中的维度仅是人们的最终心理感受结果，但未必能表达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对幸福感受的具体影响。社会学的“主观认知评价”强调个体的社会环境及其道德文化宗教等因素，但幸福感毕竟针对个体，是个体的主观反应（Cummins，R. A，2000）。

这些研究虽然提出的指标各有差异，但均将幸福指数定义于主观范畴。国内对幸福指数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核算的视角，以与GDP 体系相区别与对应，实际上即是将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总值及作为发展目标、考评手段的幸福评价体系模糊化处理，被视为广义上的“幸福指数”（邢占军、刘相，2008）。

目前国内有代表性的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将幸福指数视为核算体系，不论其内涵如何，本质上即是国民幸福总值的范畴，即所谓的“广义幸福指数”、发展指数等，与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可作为统计体系；二是幸福考评体系，以幸福或幸福指数作为政府及公共政策的目标，从政府绩效的角度，一般是上级政府考评下级政府的体系，包括组织体系和指标体系，可视为基于“幸福指数”的科学发展观之类的评价体系。

从2011年开始，在全国各级会议上，幸福指数成为热门话题，如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并要求制定幸福广东的指标体系。在长三角地区，幸福指数的构建和幸福社会建设问题也受到非常多的关注。但是，人类对发展的追求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类生活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会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一个综合的指标，研究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追求进步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GDP 崇拜到幸福指数关怀是政府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政府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深切关心与关注。因此，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更好地关注民生，关注国民幸福指数，提升国民幸福感。

GDP崇拜、幸福指数与政府施政目标

将国民幸福指数的追求与政府的施政目标挂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在因素来说，是政府自身对转变发展方式认识的提高；从外在因素来说，是民众幸福需求促使政府做出的一种回应。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用GDP 指标考核本身并没有错，但如果唯GDP 是从，搞GDP崇拜而不关心民生福祉，就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公众的幸福指数作为硬指标，摒弃GDP 至上的政绩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由重点关注经济数字转向关注公众的主观幸福感（郑方辉，2011）。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国对转变发展方式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提高，从一味地追逐经济发展指标，转向关注人文社会环境指标。无论是“十二五”规划纲要，还是各地的“十二五”规划，都主动调低了经济发展速度。2012年，我国把经济发展速度调低到8%以下，把更多政策和资源投向民生，更加强调国民的幸福感受，这是政府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自觉，也是政府对施政目标认识的一大提高。

国际经验表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对经济增长不敏感，而更多地关注成功与幸福。在各项政策制定过程中，为民众谋幸福、为民众提供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将成为政府工作所遵循的价值标准。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人们对于幸福指数的进一步认识，很多地区已经把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政府施政目标的转变，基础是科学设置考核指标。幸福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幸福指数”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群众对生存状态的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保、安全、社会和谐等；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如居住、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状况等；对政治权利的满意度，如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等的落实情况。在设置考核指标时，应本着科学合理的原则，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指标纳入考核，使抽象的幸福具体化，形成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谢焕格，2011）。

幸福指数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一）公众幸福指数与民生发展需求

提升公众幸福指数体现了关注民生、推动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升居民以幸福指数为核心的生活质量，必须努力实现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实现人的发展权利相关的普遍需求，这就要求社会决策者坚持关注民生。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其实质是进一步实践科学发展观，解决如何让公众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命题。

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主要规划之一，表明了中央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多个地区在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具体规划建议时，增加了幸福指数的评价，其强调的主体内容便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体系。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就是要在提升民众幸福指数方面有所作为，而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政府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重要着力点。

对于幸福指数的关注，强调的就是社会个体客观存在状态和主观心理体验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之一，因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集中反映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程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和个体体验等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的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感受会产生一定差异；另一方面，在对生活质量的基本要求上，又体现出一些共同的要求，即对健康、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条件的追求，对自我发展的追求。总之，对幸福指数进行科学地评价，同时从人民生活质量的范畴上拓展对幸福指数的理解，对于我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我国各地区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也增加了幸福指数评价。首先是希望发挥幸福指数在衡量社会进步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从而补充以往仅仅使用GDP等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做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而接下来的重点则应该是追求“国富”与实现“民强”并举。从单一的GDP评价到补充更具人性化的幸福指数评价，恰恰反映了我国社会整体发展观的转变，即从追求单一的经济发展观到坚持并践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何正欣，2011）。

对民生的关注，需要在政府绩效评价中得到明显体现。要在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设置民生指标，并附以较高的权重。我国很多地方也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例如，广东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把“人民生活”列为一级指标，就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另外，民生幸福与否，没有人比民众自己更清楚，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主观指标设计中也要涉及民生指标，让人民自己评价自己的民生幸福感。

（二）公众幸福指数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职能模式也出现了一定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政府职能模式，说到底，就是要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从公民导向的逻辑源头来看，服务型政府必然为绩效型政府，评价政府绩效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以政府绩效来看待及评判发展有着现实意义，它为政府的理想职能、政府竞争的方向、政府变革等议题增添了具体的民间标准。要实现幸福指数发展的目标，政府首先要做好职能定位，按照公共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理应是为民众提供更好服务的“守夜人”，就是要打造服务型政府。如何实现我国国民幸福的最大化，是政府公共管理最重要的职责。

幸福指数在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当中，也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省份，政府和民众对于幸福指数的理解也走在前沿。广东省政府引入了一些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并以此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课题组连续多年针对广东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121个县（市、区）两级地方政府开展政府整体绩效评价，将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运作成本、实现公众满意五个领域层，全面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指标体系强调又好又快，把环境保护、政府成本纳入导向层。

李桢业（2008）等人从城市居民综合福祉角度对沿海地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反映居民幸福指数的指标看，我国沿海12省份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的居民享受了沿海地区最高的幸福指数。三大经济圈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 其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福祉环境相对较为完善，从而使这些地区的居民保持着国内的最高生活水准。其中，长三角的江浙，珠三角的广东与京津两市的居民幸福指数并无明显差距。海南、广西、福建等省份的居民基本生存环境较好，而人口密度适当，人均享有的公共资源较为充裕，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们与三大经济圈居民之间的幸福指数差距。

目前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都把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作为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但是这种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收入差距方面，而应放在能够真实反映居民生活水准的基本生存环境和公共福祉环境方面。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的发展并没有能够全力为民众谋求更多的福祉，只是给私人资本提供越来越大的利润空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公共投资管理的缺位，即公共投资不是致力于提高居民幸福指数，而是跟着某些政府官员走，而一些官员又跟着资本走，结果导致公共利益不断被私人资本侵蚀。如果能从预算制度上严格规定公共投资应该负担的各种福祉支出，确保各项居民福祉性投资的投入到位，那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将变得更为完善，民众的幸福指数也将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张进，马月婷.主观幸福感概念、测量及其与工作效能变量的关系[J].中国软科学，2007（5）

2.Cummins，R.A.Obiective and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0（52）

3.邢占军，刘相.城市幸福感—来自六个省会城市的幸福指数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郑方辉.幸福指数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学术研究，2011（6）

5.谢焕格.把幸福指数纳入干部考核[J].红旗文稿，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