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方向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企改革方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国企改革；民营企业；产权制度；效率；治理结构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01

比起十七大，这次的十释放出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号更加强烈。十指出了我国继续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继续“两个毫不动摇”、“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必将进一步深入。

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就开始了第一轮的国企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三轮的国企改革，但是仍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效率低下、市场表现远远不如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机构臃肿、大量的浪费和贪污等，所以，国企的改革有必要进一步深化。

从目前条件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可以从以下入手：管理问题、产权问题、效率问题。

一、国企改革的首要问题仍然是产权制度的改革

“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就已经提出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国企中仍然存在产权不明晰，责任不明确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我国国企的股份制改革不彻底。

十五大以来，国有企业的改制与改组在全国各地都轰轰烈烈的展开。因为船小好调头，所以，小型的国企进展相对比较顺利，但是大中型的国企改制则相对较慢。想要产权明晰，必须股份制改革。我国的股份制改造也提倡了许多年，但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目前国企中仍然有产权不明晰所带来的贪污受贿以及资源的浪费等。例如中石化老总对国家资源握有较大的权利，受贿1.9亿多元。

这种贪污受贿的案件在我国数不胜数，甚至无孔不入，屡禁不止，其原因就在于产权不明晰。目前我国的股份制改造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转轨不转制，即股本结构不合理，国有股所占的比例太大。例如我国的四大国有银行虽然股份制改造已经完成，但是它们最大股东仍然是国家，这其实跟之前的国有银行的性质相差不多，而且上市还给它们更多的圈钱机会。不止国有银行，我国大多数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股份占绝大多数，而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所占比率太小，造成这四种股东之间同股不同利、不同权、不同责、不同风险等。国有生产要素不具有流动性和低流动性。这也导致了国企运行效率的低下。

所以，国企的改革就应该是上市，彻底地实现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运作，提高流动性；同时，借助资本市场融资，而且上市了之后，尤其是境外上市，对企业的规范效果非常明显，使企业做假账的可能性减少，透明度提高，运作规范，政府也比较难以干预，完全交给市场完成，从而减少贪污受贿，提高企业的运转效率。

二、完善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至今仍然不完善，　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国企还是私营企业，其性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为企业的决策权及选举权都应该归董事会、股东会，但是中国的国企确实党管干部的形式，包括人事任命都是由党委说了算，公司中董事长和经理是由政府任命，而且大多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一个人兼任，造成权力过分集中，又没有制衡，决策权也归党委，这样股东会、董事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是一个躯壳，空架子。监督机构也在被监督者的监督之下，没有很好地发挥对企业财务和董事以及经营者的监督作用，造成不少决策失误，，国有企业资产严重流失，并且大多数亏损。

所以，应该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发挥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的作用和职责，使企业的用人、决策都通过董事会、股东会，在市场化领域中，减少政府的干预，或者不干预，让企业自己按照市场的意愿发展，同时，也切实发挥监事会第职能，如此，才能够做出更有利于企业的决策和判断，也能够增加市场化的速度，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国企在改革中应该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就建立了激励约束机制，这样就要求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搞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培林说：“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是简单的政府职能削弱、强化市场功能，而是两者职能的重新界定，市场要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性监管方面做到位。”

由上表能够看出，从2003年到2010年，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国有企业，其中私营企业发展得最快。国有资产增值速度远远输于私营企业的资产增值速度。在过去几年资产价格快速膨胀的时期里，谁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以较多地利用财务杠杆，谁就最有机会实现较快的资产增值。国有企业获得的贷款远远多于私营企业，资产增值速度反而远远逊于私营企业。同时，由统计年鉴中统计出来的就业增加量中，民营企业也远远大于国企。

所以，我们有理由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国家还需要花大力气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降低国企的优越感，同时，减少排挤和压制私企发展的现象。

参考文献：

[1]侯清麟.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D].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篇2

关键词:外贸体制;外贸体制改革;外贸统治专营时期;放权过渡时期;外贸承包责任制

中图分类号:F239.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0(c)-0080-01

外贸体制是指对外贸易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管理权限、经营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国民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贸易规范的新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制。

一、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

(一)从整体来看有以下几点:思想、观点、看法、认识的改革。把贸易看成对外贸易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客观的评价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我国经济体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对外贸易也可以看成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外交手段,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友好程度从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两国的相互进出口情况,对外贸易也是一种东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取人所长,补己之短的一个重要途径。格局方向的改革,贸易联盟及集团化趋势增长,并且基本达到相对稳定,中国对外贸易商由单一的几个国家发展进出口,发展成为与多个国家及地区发展进出口,中国由以前的农作物及粮食出口国逐渐转为技术和服务出口国,影响着多个国家与地区。制度的创新。具有真正的,约束性更强的国家发展改革取代了以前的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在以后的对外贸易事业中作用越来越大,对中国的进出口事业起着重大的调节作用。政策、方针的改革。保护主义现在处于相对低调时期,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限制的自由贸易,灵活、隐蔽等多种贸易限制政策不断创新出现,贸易的政策,方针逐渐向中国的经济方针、政策靠拢。条件的改革。现代通讯技术为中国对外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沟通,交流工具,运输系统越来越发达,各个地区的协调能力不断增强。

(二)从具体的方向看有以下几点:外贸统制专营时期(1949―1978)与产品经济和单一的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当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放权过渡时期(1979―1987)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1984年,经贸部实施简政放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1984年1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1985年1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50%的留成外汇;1984年1月,明确28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这些机构包括经贸部所属外贸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门所属的外贸公司,省政府经营的外贸公司。1984年9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经过简政放权、扩大了省一级外贸自。外贸公司的数量显著增加。据统计,自1979年下半年至1987年,全国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贸公司2200多家,比1979年增加了11倍多。然而,对于大多数生产企业来说,外贸公司仍然是它们通向国际市场的唯一选择。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1990)外贸吃“大锅饭”的体制多年来一直制约着外贸事业的发展。经过调查研究,国务院决定从1988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内容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以及全国性外贸(工贸)总公司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和相应的补贴额度,承包基数三年不变;取消原有使用外汇控制指标,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所取得的留成外汇,允许自由使用,并开放外汇调剂市场;进一步改革外贸计划体制,除统一经营、联合经营的21种出口商品保留双轨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为单轨制,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担计划,大部分商品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进出口。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进出口行业进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时期(1991―1993)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放在微观管理层的变革,它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前一阶段简政放权道路的延续。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两项特别重要: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国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总之,其实中国的贸易改革不止这些,它已经深入到外贸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行业中,目的是国际贸易政策相接轨,推动中国贸易的快速发展。

二、对中国外贸企业的影响

中国的外贸企业扩大势在必行,随着开放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与密切,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多,要想保证贸易的正常顺利进行,中国外贸企业必须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员工数量,机器设备的数量,这就是硬扩大,还有软扩大,提高自己企业员工的科技知识,使每个员工都是精英人物,增加先进的生产设备,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中国外贸企业必须随着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祖国中央的宏观控制,而企业内部的改革同样有利于企业内部的管理控制,同时更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随着中国外贸法的越来越完善,外贸企业的各个方面也必须趋于法制化,必须依照国家的外贸法来从事自己的外贸事业。加快企业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不断开展商务合作,互相交流商务经验,优势互补,提高自己的进出口能力。加快企业内部制度管理上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外贸政策与法规,保证自己企业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篇3

“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就不会‘硬着陆’。”3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总理的这番话，被视作决胜“十三五”、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重大宣示。

信心绝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国家对改革开放的坚持全面推进。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社会活力和市场潜力，从而进一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正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战略，是一套精心打造的上下联动、内外兼修、环环相扣的“组合拳”。

从涉及深度来看，“组合拳”最表层、最直接的举措，是“去产能、去库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在市场开放的倒逼下，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协调企业、地方和中央各个主体，严格控制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从而实现化解过剩产能和经济降本增效。完成“去产能”任务要放眼国际，以开放激活国际产能合作优势资源。根据“十三五”规划，未来五年，我国将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推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服务“走出去”，以产能对接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去产能”目标的实现。

如果将“去产能”视作主动做“减法”，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就要看“组合拳”的第二个重要招数――培育新动能了。

经济发展必然会出现新旧动能迭代更替，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同时，通过传统产业在“互联网+”条件下的深刻变革，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由此，新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提升改造结合起来，还有可能形成更高效、更强劲的“混合动能”。“双引擎”驱动的全新格局，将为中国经济闯过难关提供新的动力机制，也将为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合作与分工中的角色转型与提质升级，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当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新旧动能的转换与协同，将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重新形成在国际经济运行中的竞争优势，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者打下基础。

篇4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教学误区；教学改革；应用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2.4；TP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22-0000-01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教学已经成为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高校计算机教学不仅仅面向计算机专业，几乎所有的专业都会涉及到一定的计算机教学。由于社会各行业发展中对于计算机信息化的以来程度较高，因此，提高计算机教学的质量对于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具有一定的意义。从目前而言，很多高校在计算机教学方面存在一定的误区，导致学生在计算机应用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本文将从宏观层面对对当前高校计算机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误区进行概括性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为实际的高校计算机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高校计算机教学中存在的误区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当前高校计算机教学过程中的人本思想已经较为完善。但是，从目前而言，在教学的目的性、方式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误区，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的理论性偏重

理论性偏重一直是高校计算机教学存在的问题，也是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无法整体提高的重要原因。教学理论性偏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学教材的依赖性较为严重。严重的教材依赖性是当前计算机教学中广泛存在的问题，教学过程中教师照本宣科，使得学生的知识面禁锢在教材当中，实际应用能力得不到提高；第二，脱离实践的理论教学。当前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出现了各种新技术新方法，但是，在教学中内容和方式的传统化使得这些新技术不能及时地传递给学生，从而缩小了学生的计算机知识认知，对于未来发展极为不利。

（二）以结论性教学为主

与数学、物理等学基础性学科不同，计算机是一门应用性为主的工具类学科，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确各个技术的使用方法、原理等。但是，在当前的计算机教学过程中，教师大多通过某一特性的例子，告诉学生经过计算或者编程之后得到的结果，而忽略了为什么会得到这一结果，怎样才能得到这一结果。这种结论性的教学容易让学生形成学习的固定思维，导致学生在遇见实际问题时无法更好的从多个方面对问题进行分析，而是通过固定的理论思维去判断能或者不能，使得计算机应用的创新能力降低。

（三）教学效果的评价手段单一

通过有效地评价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方式，对于提高教学的质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是当前计算机教学过程中教学效果的评价手段较为单一，基本为理论考试+上机考试的固定模式。理论考试主要包括学生基本计算机理论的知识的考察，上机主要是对特定的教学题目的考察。从教学考察意义上，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生能够反应教学的效果，但是，从计算机学习的目的上，这种方法则不能真正衡量学生计算机应用的水平。例如工科学生进行计算机绘图教学，针对特定的模型进行上级考试，考察的仅仅是学生对于固定模型的认知，而不能反映学生综合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因此，这种方法仅仅从表面上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效果，而不能从根本上体现教学的价值。

三、高校计算机教学的改革方向

针对上述的三类教学误区，在教学过程中应当积极的发挥学生的主管能动性，提高教学对于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提高高校教学复合型人才培养能力。

（一）实践性为主的理论教学模式

理论教学是计算机教学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计算机应用性较强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当以开展实践型的理论教学。例如，某一特定的实例为主体，从开拓性的角度让学生自我突破去实现实例。从这一过程中，教师根据实例的特点、实现的过程等从理论角度对其进行解释。这种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计算机时间能力，同时还能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教学变得丰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重视计算机教学的过程性

结论性的教学对于高校人才的创新性培养十分不利，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对于特定的问题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教学。第一，是什么。首先让学生对于问题有一个直观的认识，特别是其组成结构、编码的基本意义等，在这一基础上能够让学生更好的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第二，为什么。这一问题为什么能够通过这样的语句进行实现，它实现的前提、过程是什么，如果改变其中的变量它是否对于结果产生影响；第三，怎么办。怎么办是计算机教学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这是从条件到结果的实现过程，是过程性教学最为核心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过程性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能够真正将计算机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实现计算机教学应用性培养的目标。

（三）教学评价过程中体现学生的自主创新

从根本上，评价手段单一并不是计算机教学存在的主要误区，而是评价手段考察的内容对于计算机教学应用价值的体现不能产生有利的影响。因此，要提高计算机教学的效果，在评价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学生计算机应用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一方面要求在学生学习效果的考察中其内容应当是多元化的，不能以固定的内容作为考试的参考标准；第二，考察方式的学生主体作用。在考察过程中，应当不能单一地从教学的层面出发，应当着重从学生群体的期望层面进行考察，使得考察方式能够更多地体现应用能力的考察。

参考文献：

[1]王兆连.计算机辅助教学误区浅析[J].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08，1

篇5

摘 要：国企改革问题由来已久，加强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研判国企改革形式，对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完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国企改革的相关研究进行概括，以期能够为我国进行国企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国企；改革；综述

一、引言

国企改革已走过30多年的历史，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讨论也进行了30多年，从当前的研讨结果来看，我国的国企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1-3]，具体体现在国有企业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以国资委为出资人制度，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等，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即效率低下、创新不足、所有者缺位、人治依然突出和垄断经营等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有企业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能够为我们进行新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二、国企改革原因的讨论

国企改革历经30多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下放；2.改革开放初期扩大企业自；3.1980年代的承包制、股份制、租赁制等经营模式；4.1990年代以后的公司制改革；5.新世纪以来的国企改革[4]。国企改革经历如此漫长的阶段，不断探索新的路径和方法。然而经历长期探索与改革的国企依然备受诟病，问题出在哪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先搞清楚国企改革的原因，即国企为什么要改革。

胡兴旺（2014）[5]认为当前我国国企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国家层面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尚未明确，地方改革缺乏指导和依据；2.改革环境有待优化，社会认知尚需统一；3.国资国企改革动力不足，严重影响改革的深入推进。刘灿、韩文龙（2014）[3]认为国企改革存在五大困境，即国企性质和定位的困境、政府和国企关系的困、国有企业的效率困、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困境和国有企业利益分配的困境。一般认为，效率低下是国企改革的必要所在，而国企的这一弊端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直接相关的[4]。吴敬琏[6]指出：“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单一的大工厂，由中央计划机关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种配置方式的要点是：用一套预先编制的计划来配置资源。主观编制的计划能否反映客观实际，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以及能否严格准确地执行，决定了这一配置方式的成败。因此，它能够有效运转的隐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情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互相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单一利益主体假定）。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集中计划制度就会由于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过高而难以有效率地运转。然而问题在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因此，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一分析揭示了社会经济要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即实现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必须依赖完全的信息和充分的激励，而这两个条件是计划体制无法具备的，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好机制是市场竞争[4]。哈耶克[7]指出：我们不能指望采用集中管理就可以取得市场利用资源所能达到的效率，主要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巨大社会的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对广泛散布于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关于具体环境的知识之利用上的。当然，总是存在着企业管理者为了能作出正确决定应当知道却又不可能直接知道的许多事实。但是在对付这些困难――把不同的个人所掌握的一切相关信息全都传递给集中管理的权力机构，或是使个人作出决定的相关信息尽可能多地在他们中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方式中，我们只为后一项任务找到了一种解决的办法：市场以及让竞争决定价格，提供了一种办法，利用它，有可能向每个生产单位的管理者提供他们为使自己的计划适应该系统其他部门的信号所必需的、经过浓缩的大量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和价格机制提供了一种发现手段，与任何其他已知的系统相比，它不但使更多的事实得到了利用，而且激励人们不断去发现新的事实，从而改善了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永恒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力[5]。

三、国企改革标准的讨论

对于国企改革成功的标准，林毅夫（2001）[6]认为：提高国企的自生能力是改革成功的首要条件。所谓自生能力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企业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获得正常利润的能力。效率不高、治理机制失灵是由国企缺乏自生能力这一根本问题所引发的内生性表象，而企业自身能力问题源于违背资源禀赋的赶超战略。路风（1989）[9]在八十年代末即指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企业内部的组织革新，当时流行的财政包干无法解决国企的问题，并提出了“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认为国企缺乏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层从来没有有效地控制生产过程，因此，国企的发展前景取决于管理者实现这种控制的努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部分认为：一方面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即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决定》把国企分成公益性、自然垄断性和竞争性三类，实施差异化管理，为我们思考如何把国企改革成为真正的企业开拓了道路。

四、国企改革路径的讨论

诸多学者对国企改革的认识不同，或者说研究问题存在的差异性，使各学者对国企改革应遵循的路径有不同的看法，以下就几种改革路径进行总结。

宋磊（2014）[10]认为国企改革的核心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割断国企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把国企改革成为真正的具有预算硬约束的企业，并提出从前端、中端和末端三个环节进行改革。前端的改革，包括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激励机制的改革。简单地说就是管理体制上可以由目前行政性的国资委独家管理改为增加立法性的人大专委会双重管理的体制；激励机制上应对现有的“职业经理人”加入“激励对称”的内容，即国企经营决策者既拥有剩余索取权，也须垫付一定比例的可抵押资本。中端的改革，是指打破国企在经营上的垄断。末端的改革，是对国企利润的分配管理改革。现有国有企业的效益计算和分配体制存在亟需清晰和重新梳理。对国企利润分配的改革，既可以看出国企的优劣势所在，又能够为人们评估国企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提供科学依据。

范恒山（1995）[11]认为，国企改革必须贯彻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的思路，研究和践行国企改革和改组问题。按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层次不同，分为以下几种途径：对关系到国家、安全、特种产品生产的企业，实行国有经营；对关系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生产企业，实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改造；对关系到幼稚型产业的企业和蔽利性企业，应公有资产控股的股份制改造；对一般性国有企业，原则上应该放开；对长期亏损的企业要全部放开，灵活转换经营机制等。因此，在国企改革问题上我们既要从微观剖析企业存在的问题，又要宏观上把捏企业层次特点，集中解决主要矛盾，不能以偏概全。这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分类管理的思想。

刘谷庭（1997）[12]指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思路选择在于制度创新基础性工作，包括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化；开拓市场，围绕市场开展经营；实施名牌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市场；进行产业机构调整及优化等。在深化国企改革时，一方面注重企业的“内修”，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必须与市场紧密结合，时刻保持企业发展活力。

五、“新常态”下的国企改革讨论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对于在新的环境下如何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国内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金碚（2015）[13]认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必须获取提高经营效率和实现国家使命的“两全其美”效果的“新常态”时期，每个国企的改革都应该围绕如何经营得更有效率以及如何做出让全民和国家更满意的贡献展开，并提出国企应该以营利方式实现全民目标、确定可行的技术路线推动技术创新以及在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中发挥作用，并且认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能够为上述目标的实现提供基础。徐念沙（2015）[14]认为协调与平衡各方利益，推动创新与转型，实现最佳的社会整体利益，是新常态下国企改革的目标。冯晓芸（2015）[15]提出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做到以下三点：1.稳中求进推进改革；2.以资本市场推动国企改革；3.中央与地方的国企改革共同推进。而杨燕青（2015）[16]认为，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应在质量效益和创新上下功夫，改革应科学谋划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分企施策和明确检验标准，即企业增值与增效。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朱星文，刘泽民.管理层问责：后国企改革时代的新课题[J].当代财经，2010（7）：77-85.

[2] 王永.国企改革与管理创新内在逻辑[J].商业研究，2012（2）：76-82.

[3] 刘灿，韩文龙.国企改革的困境及出路：基于动态关系治理的新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14（2）：33-39.

[4] 钟祥财.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深化国企改革[J].探索与争鸣，2014（3）：58-62.

[5] 胡兴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问题及对策[J].财政研究，2014（10）：61-64.

[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23）：246-451.

[7] 弗雷德里克・冯・哈耶克，冯克利（译）.经济、科学与政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90-191.

[8] 林毅夫，刘培林.自生能力与国企改革[J].经济研究，2001（9）：35-41.

[9]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乡且织形式[J].中国社会科学，1989（1）：71-88.

[10] 宋磊.在理念与能力之间：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第三种思路[J].经济学家，2014（8）：43-51.

[11] 范恒山.国有企业改革三论[J].新，1995（7）：22-24.

[12] 刘谷庭.国企改革的现状及出路[J].江西政报，1997（19）：34-36.

[13] 金碚.新常态下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向[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5（4）：1-6.

[14] 徐念沙.新常态下的国有企业创新与转型[J].经济导刊，2015（1）：51-57.

篇6

1978年党的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探索中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国有企业开始了漫长而崎岖的改革历程。

国企改革至今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放权让利”。从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时间跨越6年左右。期间，1983年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利润由利润所得税代替，即“利改税”。但由于税率过高(达到55％)，企业交不上税，“利改税”政策到1986年底无法继续实行，“利改税”不成功。

第二阶段是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即常说的“承包制”。但承包制的最大缺陷是有激励而严重缺乏约束，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但所有者缺位，所有权不能约束经营权，造成了经营者滥用经营自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利益，大量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进而造成了国有资产随着承包周期变化而不断流失。

第三阶段是1993年起至今，主要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进行的还有确立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国有企业战略布局调整和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等。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此，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

在国企改革的第三阶段，为了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2003年国务院成立国资委，到2004年6月，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全部成立，此后地(市)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也陆续组建起来。“三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发展、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国企改革的成绩及现状

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已有一系列重大变化。从国企数量来看，从1998年到2008年，国有企业户数从原来的23.8万户减少到11.4万户，减少了一半多。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截至2008年大型企业户数占国有企业总数的48％(在2000年这一比例不足10％)。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利润增长超过20倍。2010年《财富》杂志载文，说大陆有46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有40家为国有企业，在40家国有企业中有29家是央企。大家一般认为近些年国有企业体现着在关键领域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三、现阶段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争论的焦点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同时困难最大、争议最多。公众记忆犹新的是2004年由“郎顾之争”而引发的国企改革大讨论。这场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产权改革中“国有和集体资产的严重流失”，以及如何看待国有或集体企业的管理层收购(MBO)现象。中国经济界几乎所有重量级学者都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论战的经济学家大致分成两派：“挺郎”一方以左大培、杨帆等人为代表；而不赞成郎咸平主要观点的有吴敬琏、张维迎及周其仁等。此外法学界及史学界的著名学者也在这场论战中各自从专业角度表达了观点。

这场争论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一直持续到现在，十七大以来尤其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过后，对于国企的批评越来越多，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议也更激烈了。

1，对国企改革方向的争议

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到党出台的重大经济文件和国务院重大决策，都方向性地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重申了这一点：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未来国企改革将走向何方?现将经常在主流媒体发表观点的学者专家(主要是经济学家)的观点略列如下，按照叙述的方便排序，不分先后。另，每位专家的观点篇幅按照笔者能够搜集到的他们的最新公开言论(发表的文章、微博或演讲，且能够代表其一贯的主张)而提炼整理出来：

刘国光近期在《人民论坛》上发表的文章《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同样是死路一条》中指出：当前不能简单地重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应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条。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发展公、私两种经济；要延缓“公”降“私”升的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坚决制止目前借反垄断来瓜分国有企业的浪潮。而他坚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是：三十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与个人因素(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相关外，显然还与所有制结构变化以及“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过程有关。调整当前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要多方人手，但最根本的是坚持财产制度的公有制为主体，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左大培认为中国的国企改革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改革基本上是在公有制的范畴之内，进行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改变；第二个阶段是1996年之后，这一阶段的改革变成了一场“私有化运动”。对于第二个阶段他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他认为对于我们国家，从文化伦理角度而言是社会低信任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要么以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而变为发达国家。中国需要大量的国有经济是因为，中国千年以来积存的文化特征，使中国的私营企业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束缚，不同家族的人互不信任，私营部门无法有效地学习和开发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也无力发展私营大企业，使得技术进步和大企业的发展必须借助国有经济。

从要保证公有经济或者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这一点上来看，刘国光和左大培的观点基本一致。

张维迎不这样认为，他称国企改革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私有化”，他认为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他希望在5到10年内，将国有企业的比重降到10％左右。对于中国经济的转轨尤其是增长模式的转变，他分别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两种理论视角进行解读。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财富和经济的增长遵循一个正循环：财富和经济的增长源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而后者又依赖于分工(有分工才有专业化，专业化促成专心致志的研究和开发，最终才有发明创造)，而分工深度由市场交易和规模决定，而市场规模的扩展本身导致分工提升，导致技术进步，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再进一步提升市场的规模。

凯恩斯的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模式是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俗称“三驾马车”)，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加政府支出。GDP的增长靠“三驾马车”，出口不行靠投资，投资不行靠消费。

对于转型、发展民企还是国企，如果用凯恩斯理论的话，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有需求就好，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增加总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国有企业，金融危机后中国四万亿经济刺激当中大量的贷款都留给了国有企业；从亚当·斯密角度看这些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

创新的动力，因而无法真正促进财富和经济的增长。

针对最近频繁出现在媒体上的国企改革“私有化”，华生连续在微博上发表文章反驳。他说当今国企的体制十分荒唐，亟需改革，但是私有化分掉国企的股份，企业必落人原高管家族与官僚权贵手中，使中国重蹈俄罗斯私有化的覆辙。华生作为“价格双轨制”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认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进行到现在，面临的都是具体问题。推进国企改革要凝聚共识，从共识最多的地方开始起步，而产品价格市场化包括要素价格市场化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比如电价等关键性资源能源产品价格的市场化。

吴敬琏一直强调要坚持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互配合的改革，使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基础性作用，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他认为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来保障，特别是对产权的保护。应对行政垄断国企进行改革，国企应该继续“退”，而不是“进”。他认为目前的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有两项，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这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要靠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能不能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而这里面界定清楚政府的职能很重要。

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作出主要贡献的厉以宁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制度创新的优势，二者可以合作共赢。但是他认为目前存在的行业垄断是国企和民企共同发展创新的障碍。行业垄断是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做法，是阻碍国企创新的重要原因。国有企业只有在自主创新方面做出优异的成绩才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指出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的原因是国有企业有义务保证国家战略的实现。如果把这点认识好了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问题就清楚了。

抛开国企改革方向性的差异，各方专家都认为下一步国企深化改革，应注重相关法律建设。用法律去监管和规范国企的管理、改制、重组和上市。立法只是基础，有关法学家认为，目前国企改革最亟须的其实不只是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在国企管理及改革的每一个环节，认真执行相关法律规定。

2.国有企业是否存在垄断问题

吴敬琏认为国企存在垄断并应该改革。他认为，目前在一些很重要的部门存在着行政垄断，这是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符的。针对反垄断应该只反那些不好的垄断，对于好的垄断(“有利于国家的垄断”)则不能反的说法，他指出，这样一来，一个企业的垄断应不应当反就变成无法确定的事情了。例如，中国的电信资费高得惊人，这是与行政垄断直接有关的。难道应该以电信企业是国有企业为理由把这些企业置于《反垄断法》的调节范围之外吗?

厉以宁认为国企的行业垄断是阻碍其创新的重要因素，行业垄断的存在根源是既得利益的存在，因为要维护既得利益就要维持现状，所以结构调整就难以推进。行业垄断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延续了计划经济下的一些做法，国有企业应该自己清理一下，还有哪些是计划经济的东西，既然我们要实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改革是刻不容缓的，市场经济并不表示国家不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也不表示在跨行业中不能起到规划和指导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应该说行业垄断的存在阻碍了国有企业发展，国有企业很可能为行业垄断的利益而感到满足了，而创新就减少了。

否认国有企业存在垄断的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张宇，他用HHI指数对目前饱受垄断诟病的石油石化行业、电信行业、电力行业、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等进行衡量，得出的结论是：除电信和电力行业存在自然垄断因素外，其他行业都有较强的竞争性。从目前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上看，分布于竞争型行业的国有企业占国有企业总数的90％以上。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主要不是来源于垄断，而是来源于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反垄断不是当前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推动科学发展需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杨启先指出，有关特殊垄断的企业，比如石油、电信，从长远来看，国家还要垄断，因为它们关系国家的经济安全。

刘国光认为在有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部门及自然垄断产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控制和垄断，而在于谁来控制和垄断。一般说来，这些特殊部门和行业，由公有制企业经营要比由私有制企业经营能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他同时也指出国有垄断企业也应该进行改革，行政性垄断的弊病是应当革除的。

3.国企是否低效的问题

关于国企是否低效吴敬琏有鲜明观点：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已经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基本来源于非国有部门(“民营部门”)，而占有经济资源主要部分的国有部门不但增长缓慢，而且效率有下降的趋势。亏损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加。以致到1990年代中期整个国有企业部门陷入了盈不抵亏的困境。这种情况必然要拖累整个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其中，银行系统的呆坏账大量积累，面临极大的系统性风险。要改变这一状况国企要有步骤地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与吴敬琏持相近观点的还有张维迎、周其仁等经济学家。

反对国企低效论的有刘国光、左大培、夏小林等。左大培指出，许多人认为发展国有企业会降低经济效率是完全错误的偏见。这个偏见主要是将“利润低”与“效率低”混为一谈。许多国有企业的人均利润远低于私营企业，但人均产出并不一定低于私营企业。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净产值的内部分配比私营企业更偏向于企业员工。这种单纯由于净产值内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润，并不能算作国有企业的无效率。许多人相信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是因为他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的现象。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全国工商联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3年，有60％在5年内破产，85％在10年内消亡。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运营了20年以上，而只有60％多的亏损率足以说明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有效率。近三十多年来，则存在许许多多经营状况一直良好的国有企业。

以上介绍的是围绕国企改革不断争论中的若干问题，此外还有相关的其他诸多问题，例如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国有企业的腐败、国有经济是否应彻底退出竞争领域和国有企业是否存在与民争利等，很多问题都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下凸显出来的，亟待探索和深入研究。

四、结束语

国有企业改革了三十多年，也争论了三十多年，大到国企向哪个方向走小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问题都引发了激烈争论。而国企改革也伴随着这些争论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希望接下来的深化改革，争辩各方能够凝聚共识，共同解决好国企改革的问题。

篇7

7月，A股迎来了久违的蓝筹行情。随着改革深化、央企改革以及各地方的国企改革推进释放制度红利、沪港通国际化等利好带动，蓝筹股被彻底激活。

对于8月的行情，市场人士普遍看好。也因此，投资者对市场有了更多的期望。在此背景下，关于8月选择怎样的主题投资成为十分重要的一环。

记者综合多家券商最新研报后发现，改革成为其普遍提及的主题投资关键词。具体而言，投资者可关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其主要板块集中在银行保险券商、龙头地产汽车家电等以及国有股份占比较高的国企改革类板块如公共事业、交通运输等蓝筹低估值板块。除此之外，沪港通、京津冀、军工和新能源汽车等也是关注的重点之一。

改革为矛转型为盾

东方证券的研报直接以“配置：改革为矛，转型为盾，主战场在新型城镇化”作为标题。其指出，随着新一轮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将进一步解放，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从短周期的复苏转向关注中长期经济转型的结构变化，这也将带来估值修复的机会，建议关注低估值蓝筹。同时，关注新兴产业链的演化，尤其是以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制造等代表转型方向的产业链。

而在主题方面，东方证券认为，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和PPP新型基建方向，关注京津冀一体化及工业用地优化；一条抓住改革，关注包括石油石化、电信、电力、军工等领域内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国企改革利好权重蓝筹

东北证券预计8月市场整体仍将以震荡向上的形态来演绎，后期上证指数年内新高可期、新高之后仍可期。东北证券指出，经济微企稳和政策稳增长的持续，有利于市场环境的良性；国企改革以及沪港通等推进，有望以拾阶而上的形式逐步形成有利于低估值蓝筹股估值修复的正向反馈机制。

在投资主线上，东北证券提示投资者可重点围绕两条主线：第一是国际化，包括沪港通和QFII扩容；第二是改革，主要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利好权重蓝筹，值得中长期挖掘改革主线。投资者重点关注国企占比高，同时估值较低的行业板块，如国防军工，铁路、高速公路、运输设备、港口等国有股份占比也很高。结合估值，推荐机场、石油开采、铁路运输、高速公路、电力等。另外，8月后期可加强对超跌成长股的挖掘如军工、自动化、医疗、信息安全等主题，具有较高的反弹动力。

区域主题热点再放光彩

除国企改革外，华泰证券在研报别提到了“沪港通”和关注京津冀和海西的主题投资机会。

华泰证券建议投资者关注京津冀一体化第三波投资机会。目前京冀合作加快，将带动其第三波热度。在北京的支持和河北自身的积极推动下，京津冀一体化继续加速，一体化规划也有望加速推出，这将继续支撑京津冀的主题热度。华泰证券建议关注京津冀地产、建材、钢铁、环保、港口等行业的相关个股，如华夏幸福、廊坊发展、荣盛发展、冀东水泥、河北钢铁、唐山港、天津港、先河环保、雪迪龙等。

此外，近期福建平潭封关带动海西自贸区热度上升。平潭作为对台贸易的实验区，与福州、厦门一起申请海西自贸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未来相关利好政策有望推出带动该主题热度。华泰证券建议关注平潭发展、阳光城、泰禾集团、建发股份、厦门国贸、福建高速、厦门空港等。

而“沪港通”的投资机会则包括：1、A股相对港股估值偏低的方向，包括银行、保险、交运、食品、能源；2、港股稀缺的品种，如中药、白酒、军工、机械、电气设备、家电；3、符合QFII投资风格的方向，包括银行、白电、白酒、水泥、汽车。

铁路电信军工可能更快

中信建投证券指出，目前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国有企业改制，就策略角度而言，铁路、电信、军工等行业的动作可能会比较快，这些行业有可能伴随着改革而活化，它们的经营目标会变换成利润导向，这样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肯定还是一个福音。

篇8

关键词：国企改革 道路选择 管理创新 制度创新

长期以来，国企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国企问题成为困扰党和政府多年的一道难题。可以这么说，多年的国企改革并未使国企面貌从根本上改观，相反，国企的处境却日渐维艰。对此，理论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探索，对国企改革道路的取向也作了认真而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两种影响颇大的论点：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国企改革之所以成效甚微原因在于理论上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在国企中根深蒂固，改革只停留于表层的政策性调整而未触及深层次的体制的弊端，因而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国企改革的不成功，并最终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因此，制度创新是国企改革的根本途径。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制度创新并非“万能”，能解决国企存在的一切问题。他们运用实证分析法和归纳法通过对一些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的论证表明，管理的作用在企业的发展中比制度更重要。由此推出我国国企改革关键在于管理，并指出我国目前国企效益全面滑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理上的问题所造成的，因而管理创新是国企改革的主要途径。

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坚持制度创新还是主张管理创新都包含其合理的成份，我们并不能简单的加以评判。其实，长期阻碍国企改革的正是这种改革思想的混乱，对改革认识上的模糊不清使得人们在改革面前无所适从。因此，在国企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的今天，重新审视国企改革的道路取向，澄清对国企认识上的一些误解，从而找到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和改革的重点，对我国国企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一对并不矛盾的命题

近年来，对于国企改革的道路究竟应靠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进行管理创新，还是要进行制度创新争论颇多，目前似乎提倡制度创新的观点略占上风。然而，透过这两种观点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这两个命题其实并无争论的必要，因为它们之间并无排斥性，相反，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 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

众所周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高效的管理方法、手段和策略，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管理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素质，高超的管理艺术，还要求管理者具备创新的能力，即通常所说的“企业家才能”，从而使得管理创新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法宝”。同样，企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企业制度的创新，正如鱼离不开水一样，离开了制度创新的企业在管理创新的空间上将受到制约，导致企业缺乏生气并最终走向衰亡。因此，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共同构成了企业永续延存之根本。而在二者中，管理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内在根本，制度创新则是企业赖以维持活力的外在条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离开了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将变得无效率。因而，简单的把国企改革的道路归结为只需进行管理创新或制度创新即可无疑具有极大的片面性，也使国企改革很难成功。二十多年的国企改革已证明纯粹以加强企业管理的国企改革道路行不通，如果我们现在再强调进行单[1]一的制度创新还将走向同一结局。因此，国企改革不应是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相分离的过程， 而应是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有机结合的过程。

而且，从根本意义上说，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并无矛盾，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一方面，管理创新本身便蕴含着制度创新的萌芽，另一方面，制度创新中也残留着管理创新的影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制度创新根源于人们在管理上的不断推陈出新，因而，它们之间又有一种“交互递推”的关系。每一种管理方式、方法的改进都伴随着相应的制度上的改进甚至变更，因而纯粹的管理创新是不存在的。在国企改革中拘泥于是进行管理创新还是制度创新的争论并无意义，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以达到“整合效应”的最大化。

正确认识国企改革中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辩证关系是国企改革的前提，也是国企改革进展顺利的关键。

二、制度创新应成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出，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在理论上并不排斥，因而在国企改革中决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多年来，我国国企改革进展迟缓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注重于政府政策性调整而没有着眼于企业制度上的创新，而停留于表层的政策性调整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所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国企所面临的严峻形式已预示着国企改革到了攻坚的阶段。因此，制度创新应成为我国国企改革的突破口。

制度创新从其内容构成上包含国家宏观经济体制的创新和企业自身的制度创新。我国宏观经济体制的创新已初步完成，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宏观经济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但是，企业制度的创新却严重滞后，而制度作为“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 它“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的滞后导致了国企与市场经济的极不适应，制度缺陷的长期存在使得“国企病”日趋恶化。因此，寻求制度上的突破是当前国企改革的主要任务。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国企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国企改革的方向。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涉及到企业自身的制度问题，而且涉及整个经济体系的改革与重整，从而决定了它的难度性与复杂性。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从制度上寻求创新的主要途径。

从我国国企的现状及考虑到我国的公有制性质，建立有限责任制度和有效的兼并破产制度在我国国企改革中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可行性。有限责任制度是构筑国有企业与政府藩篱，实现政企分开，使国企成为市场经济中真正具有独立利益竞争主体的有效机制。而兼并破产制度则是通过优胜劣汰方式在淘汰劣质企业的同时改善企业群体的素质，实现国企生产要素重组优化、促使国企存量资产由“呆滞”走向“流动”的主要途径，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资本结构的优化，也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有限责任制度的建立，股份制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这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离、明晰企业的责权利的有效方法。但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应做好国有资产的评估工作和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工作，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而理论的指导在股份制过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是保证国企在股份制过程中减少交易成本的必要条件。同时，在股份制改造中我们还应看到股份制并非“万能”，如果过分夸大股份制的作用，很容易导致一哄而起，使得各种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的现象滋生，造成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我国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各种翻牌公司、假股份公司比比皆是，甚至有人把股份制看成是集资的一种手段，这是极不正确的。对于兼并破产制度的建立则有赖于投资银行的存在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兼并破产机制，其原因在于相关条件的不成熟，如投资银行尚处萌芽状态、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财政承受能力弱化，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阻碍了兼并破产机制的建立。因此，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是建立有效兼并破产机制的前提。无论是有限责任制还是兼并破产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其实并不“新”，在国外早已思空见惯，但对于我国却仍具有其创新性，因为我国国企具有与国外企业不近相同的情况，国企改革被深深的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经济性”与“政治性”的双重属性。因此寻求符合中国特色的有限责任制度和兼并破产制度仍是国企改革的主要任务。

三、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进行管理创新是国企改革的一项长期任务

技术知识越是密集的企业，对管理水平的要求越高；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越复杂，管理就越重要；企业的规模越大，对管理的依赖性也就越强。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实行的是行政命令性的管理型战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战略具有阻力小、见效快、成本低的特点。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经济开始实现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经营，这种管理体制已能适应市场经济中的激烈竞争，因此管理创新已十分必要。在国企改革的十六字方针中，“管理科学”是其中之一，表明国企改革并不是要放弃管理，相反，是要加强管理，而这种管理已根本有别于以前的管理，是一种经过创新的新型管理方式、方法及策略。据1993年对我国2000家亏损的国有企业的调查发现，由于宏观政策和外部客观因素而亏损的不到20%，而由于自身经营管理不善而亏损的却占80%以上，这表明国企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懈于管理分不开。因此，加强管理不应是企业在某一时期的任务，而应是企业一项长抓不懈的任务，管理创新应始终贯穿于国企改革中。

其实，我国国企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三种有效的机制分不开，即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而这三种机制直接影响着国企的活力。首先，激励机制作为激发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职工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只流于形式，功能十分淡化。而“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企业制度设计主要是解决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一个是职工的积极性问题，一个是经营者的选择和激励问题。”（张维迎，1996）激励机制的明存实亡往往导致企业经营者行为的短期化，不利于实现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次，监督机制的低效率造成监督质量的低下，因而很难防止企业经营者的违规行为的发生，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国企中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这是极不正常的。而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则是直接导致国企经营管理不善，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由于现行的国企管理者的选拔、任命基本上仍按旧的行政办法产生，而非从经理人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产生，企业的利益与管理者利益相分离，企业的好坏不会影响管理者的地位、收入及声誉，导致管理者自身利益的“刚性”，而对企业利益的淡漠，这是造成“国企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要加强企业的管理，须首先建立起企业的“三制”，合理、有效、完善的“三制”是促使国有企业管理者进行管理创新的根本保证。而这三种机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又与我国企业制度的创新分不开，这再次证明了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在逻辑关系上的紧密性，也表明了我国国企改革的道路是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韩志国.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着眼于制度创新》. 《中国证券报》.1997年8月2日

篇9

混改创造国企大机遇

2016年，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纵观全年，前三季度，由于受困于改革红线，国企“混改”进度相对较缓慢。从9月后，国企改革呈加速发展，改革重心向“提质增效”转移。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未来国企改革重点突破方向。一场“自上而下”国企改革思路向“效率”层面转变。

9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专题会，联通集团等大型央企列入第一批混改试点名单。证明在强化混改方面政策层面态度已明朗，“混改”呈加速落地趋势，国家对于垄断领域大型央企混改试点开启。

11月，中国联通陆续与BAT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基础电信服务以及移动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等多个方面。联通与BAT签约引发人们对于BAT企业入股联通的猜想。混改形式以股权转让、债转股等模式拓宽国企混改路径，表明了“自下而上”的模式创新趋势。联通企业员工或从混改中获益，员工持股、提高工资待遇、股权激励等举措或将在混改中实施。

11月11日，国家发改委新闻会再度提及已在七大领域选择7家企业或项目开展第一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并称联通的混改方案正在研究讨论阶段。联通混改打破了早期人们对于联通电信合并的传言。也证明电信领域“强强联合”式并购被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代替。混改较集团重组将更有利于“提质增效”。而“提质增效”将是未来国企改革的重点。联通混改开启了电信运营商转型的大方向，将成为电信行业改革范本。2016年“混改”正在实质性地推进。

在12月14-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电信、铁路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展望2017年，随着国企改革正逐步向“混改”重心转移，国企混改或将实现“从点到面”“从央企到地方”的全面突破局面。从垄断领域大型国企着手混改意味着国家将着力改善垄断行业长期效率低下、管理机制僵化局面，这与供给侧“去产能”工作紧密结合。据悉，目前混改七家企业改革方案已经提出，2017年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落地之年。随着大型国企混改的示范作用，混改将现多点开花。

民营宽带在竞合中前行

混和所有制改革已然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关键词，民资的作用被寄予厚望。电信业在吸引民资改革方面拓展不断增多。民资加速进入宽带市场，被认为是深化电信业改革重要一环。

2015年末，工信部了《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年版）》（以下简称《目录》），宣布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目录》调整设立“网络接入设施服务业务”，并在该类别下新增“有线接入设施服务业务”，为具备条件企业申领相关业务经营许可奠定基础。在《目录》之前，为推动电信市场开放，支持民营资本实质性开展基础电信业务经营，工信部就已开展宽带接入网络业务试点。而《目录》进一步理清了民资准入的范围。

2014年底，工信部正式《关于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入市场的通告》。去年9月，在前期开放试点基础上，工信部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将全国44个城市纳入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范围。加上首批北京、南京、广州等17个城市，宽带试点城市扩大至61个。到2016年初，已有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16省市的通信管理局，向超过50家民营企业正式颁发了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批文。今年10月，工信部继续扩大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范围，将辽宁、福建、河南、湖北、广东、陕西、宁夏等7省（自治区）全部城市纳入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城市范围，并将绍兴、温州、金华等12个城市纳入试点城市范围，力度空前。目前，粗略统计，全国超过100家民营宽带获批试点。

民资宽带企业在最后一公里、增值业务创新方面具备一定优势，可与三大运营商形成互补效应。例如弥补三大运营商对偏远区域光纤宽带建设不足，增加农村光纤宽带网络覆盖率；强化企业间竞争，增加活力。国家鼓励民资进入，在政策上给予了支持，且符合民营企业自身转型的需要。但民资宽带市场挑战与机遇并存。

根据政策，民资进入宽带市场采用自建、资本合作以及宽带转售三种模式，而大部分以转售为主。虽然民资企业获准入，但民资企业仍然要从三大运营商批发宽带和流量。基础电信运营商不但掌握定价权，并且自己也发展宽带接入运营。尤其是今年中国移动宽带用户迅猛发展等等，都对民营宽带企业造成极大冲击。民企面临与基础电信运营商合作竞争等因素影响突出，竞争略大于合作，民资宽带企业进入电信业挑战重重，要想突出重围就不能仅仅单纯依靠政策的支持与开放，民企需寻求宽带接入运营的内容服务的价值，黏性远高于宽带接入业务本身时，竞合中合作才会大于竞争成分。

虚商唯创新不破

同样是民资进入电信领域，人们多将移动转售业务与民资宽带业务并提。不同于民资宽带业务与本地运营商进行结算，移动转售则是与基础电信运营商集团统一结算，所以结算方式对虚商企业影响甚大。而在2016年11月，中国联通宣布将于2017年取消每用户3元保底结算承诺，这给虚商企业带来了利好消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摘掉了虚商背负的压力，更利于虚商集中精力与创新业务。

篇10

然而，30多年的国企改革却始终是在各种争议和指责中进行的，特别是每当国企改革方案出台之际，我们总会发现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在社会和媒体上兜售各种国企改革的方案，而这些方案指向只有一个：国有企业应当而且只能私有化。有人甚至认为国有企业不私有化就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失败，意味着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将付出全局性代价。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那种认为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就是私有化的错误言论，以及那些对国有企业怀有特殊目的的人。国有企业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因而必须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首先是在学术领域存在极力否定国有企业的错误思潮。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率？有些垄断性国企是否具有合理性？为何存在腐败现象？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是理论上的问题。错误的理论必然带来错误的判断。种种指责国有企业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如“委托问题”、“公地悲剧问题”、“预算软约束问题”，本质上都是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翻版。然而，就是这种理论假设却成为否定国有企业的有力证据。而对于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的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相对非国有企业提升更快的结论，却很难被接受。

其次是少数新闻媒体妖魔化国有企业的现象较为严重。对于新闻媒体履行监督职责，客观报道国有企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无可厚非。然而，我们却发现，一些媒体总是喜欢用放大镜来看待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而且往往武断地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国有垄断造成的，因而需要私有化。甚至国有企业的员工因为个人原因出现了问题，一些媒体也往往喜欢把这种个别现象扯到国有企业上来。真是奇哉怪也！这完全是在矮化国有企业的整体形象。

最后是某些部门和国有企业很少直接回应种种指责。国有企业是否搞好了？国有企业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出了哪些巨大的贡献？国有企业的创新实力在国内国外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就是那些掌握一手资料的相关部门和企业自身，但是我们却很难看到相关部门和国有企业站出来反驳那些无端的指责。在吉林考察时曾说：“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明确”一词，就是要国有企业及相关部门用事实去回应这些问题，坚定有力、旗帜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