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环境的分析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环境的分析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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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环境分析法的涵义

宏观环境分析着眼于社会（Society）、技术（Technology）、经济（Economy）、生态（Ecology）和政治/法律（Politics）等五方面，因为这些因素影响着行业和企业的竞争力。这些因素往往被认为超出了单个企业的直接影响范畴。

分析家通常把环境划分成三个层面：大环境、经营环境和内部环境。图1展示的是每个层面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本分析方法能让你理解在所有层面上发生的事情。

管理者必须意识到这些环境层面，懂得它们所包含的因素，尽量理解每个因素以及所有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组织的业绩。大环境范围广泛，对组织及其战略的意义深远。通常认为，这些含义超出组织的直接影响范畴，比如说，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对某一行业的立法。

大环境可以划分为几大部分。一种有效的划分就是STEEP分类方案，此类方案还有PEST、PESTLE、SEP-Tember、STEEPLES等。重要的不是选择哪个方案，而是意识到你作全面分析时不能忽视的一些主要方面。

表1显示的是几个关键变量，它们都出现在图2确定的每个STEEP要素下面。STEEP各部分并不相互排斥，各部分之间的界线是可以改变的。问题、事件或利益相关者实际上一次可以经历几个阶段。

环境条件影响整个决策管理过程。组织不是在真空中经营，而有效决策管理的关键是能让做出的决定使所采取的行动与环境协调。在某种程度上，组织的内部条件尤其是它的优劣势、资源和实力将决定行动的成败。同时，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受制于外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企业可以改变环境，使之有利于自己，或者采取措施使自己受到的损害小于竞争者。

宏观环境分析法的优点

宏观环境分析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它明确提出了管理高层面临的任务，其思维超出了当前的活动和短期的范畴，但依然与目前的短期活动保持联系。STEEP方法能够让决策过程认识到外部发展的重要性和相关性。

组织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准确解读宏观环境、如何作出回应。因此，管理者必须谨慎考虑由谁来收集信息，如何组织和运用信息流―组织内部的专家组成的跨功能小组往往能够有效地进行宏观环境分析。得到管理高层的支持与鼓励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当然，建立合适的支持体系也对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组织的决策者必须在STEEP的条件下制定结构化方法来识别和分析相关的趋势、事件和股东的期望。这包括对企业的业务及行动规划所涉及的环境变化进行系统性评估，在组织的决策水平上可以做到这一点，也可以通过突出功能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例如营销经理的新产品，政府关系部门经理的游说战略）。

为了实现宏观环境分析的目的，分析必须“符合”组织的战略、文化、规划流程以及决策者的独特风格。此外，成功的宏观环境分析也需要符合决策者的信息需求。当然，这些信息需求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你要根据这些变化对宏观环境分析作出调整。如果行动和评估都做得恰到好处，有效的宏观环境分析对竞争力是有积极影响的。长期来看，适时的行动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宏观环境分析法的缺陷

几个实证研究表明，宏观环境分析的STEEP法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很难有效地操作。不同的宏观环境背景也会对分析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宏观环境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往往分成以下几种：

解读。组织的决策者常常难于界定他们的宏观环境是什么，难于解读宏观环境变量所产生的具体类型的影响，对组织选择作出的有效反应的本质也难于解读。在解读宏观环境要素方面存在的不足包括：不能组织有意义的研究，不能显现经济影响，不能综合长短期的启示，缺乏管理高层参与分析，难于把潜在的机遇转化成行动规划以及挪用精确分析所需要的时间和资源。

缺乏准确性和不确定性。这类问题包括分析结果不精确、对结果的不信任，原因是存在太多的含糊与不确定之处。这可能是因为很难对宏观环境事件及其趋势进行描述，难以用恰当的语言来恰当地描述不确定的内容。此外，对STEEP的影响力、社会与技术的变革和发展趋势也很难作出准确预测。

短期性。很多决策者不喜欢现在把“真”钱花在明天的投资上，他们主要关注短期的事情。STEEP的很多变量需要很多年才能发生变化，常常比组织中的分析师和决策者的任职期限长。

不被接受。宏观环境分析的价值不被接受，这可能是由于管理层对该分析的价值缺乏理解，难于鼓励部门管理者运用该分析结果，加之他们抵制改变预测的方法。此外，在管理者中普遍存在这样的观点，即，他们已经是这个过程执行和管理方面的专家。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没有把STEEP的分析与竞争的含义联系起来。使用这个方法的主要目标应该在宏观环境分析的基础之上认清其对组织的竞争意义。

感知错误。管理层的视野有限，或者对宏观环境的感知有偏差，比如，从国家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从全球角度看。

多样化的企业。人类的弱点、已有经验和偏见都能对宏观环境分析产生影响，特别在跨国环境下更是如此。因为母国的偏见和态度往往让组织把自己的经历、观点和理解加在变量上，而变量发挥作用的方式不被STEEP因素所理解或支持。

如何操作

你所界定的宏观环境范围包括分析的宽度、深度和预测广度。宽度指的是所收集的宏观环境资料的主题范围；深度决定了所收集和分析的STEEP数据详细的程度；预测广度通常跨越短、中、长期，并受相关组织所处的特定环境的制约。

为了确立宏观环境范围，要从以下各方面来核查组织的战略规划：地理范围（竞争的区域和不竞争的区域），产品或服务范围（细分市场、种类），承诺固定资源回报的时限、技术与创新，资源的来源（人力资源、资本以及其他财务资料与原材料），管理问题及弹性。请注意，这个过程的目的是执行任务，但同时受到现有资源的制约。

一旦确定了宏观环境范围，STEEP的五个部分可以用下面的五步法来进行分析。

步骤一：了解正在分析的细分环境

细分环境中的主要事件及趋势是什么？在不同的STEEP范畴里，事件是很重要的。趋势是事件发生的总走势及过程。比如说，在社会细分环境里，你要注意掌握工作与娱乐、消费与储蓄、教育、旅行、宗教活动以及家务的发展趋势。

支持这些趋势存在的证据是什么？掌握支持趋势存在的数据或证据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趋势的发展方向及变化情况进行不断的监控和预测。

历史上，这些趋势是如何演变的？如同产业、产品和组织一样，趋势也有明确的生命周期―起步、发展、和衰退。你需要认清趋势位于其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了解趋势的周期对于认清它们以后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趋势出现的变化和骚动的性质及程度是什么？趋势是根据变化率、大小和分级来波动的。趋势的变化率要求你集中精力注意趋势在生命周期中是加速的、减速的，还是保持静止不变的。趋势的大小看的是趋势展开的程度，以及它是否在或大或小地影响着或多或少的群体。趋势的分级看的是趋势与其他趋势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了解焦点趋势是否在影响其他趋势，或者被其他趋势所影响。

趋势对组织的影响属于哪一类？从概念上讲，趋势对组织的影响有三类：

消极影响。这与影响组织实现目标的能力有关。此外，这些影响也妨碍组织执行当前的战略，加大执行现有战略所产生的风险，提高执行这些战略所需要的资源水平，或者认为这个战略不再适合。

积极影响。这些影响与组织实现目标的可能性相关。这类趋势会支持或强化现有的战略，增加组织实施可执行战略的可能性，或者在组织现有的任务框架内，一个或多个战略发生变化的时候，提出可利用的新契机。

中性影响或零影响。这可能是起稳定作用的因素或是不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可以让决策者对自己的战略更加充满信心。

步骤二：了解趋势间的内在关系

趋势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想要了解内在关系，你要认清STEEP的不同部分和子部分的影响。看看在哪些领域里，趋势暗示着要对预期的演变路线进行重新界定或更改，它们在哪些领域里相互补充。

趋势间的矛盾是什么？趋势往往此消彼长，相互抵制。例如，人们在更加勤奋工作的同时，也在寻求工作之外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步骤三：把趋势与议题联系起来

对一个组织或产业来说，不是所有的趋势都是同等重要的。有些趋势会直接影响组织，而另外一些趋势对组织的影响微乎其微，这要取决于它们与组织的战略和执行情况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机敏的分析家会认清那些对组织的目标影响最大的趋势以及各种趋势的组合。最重要的趋势被界定为组织的“议题”。

步骤四：预测议题的未来发展方向

评估基本要素。要想预测“议题”里的一个趋势或一系列趋势的未来变化动向，需要对议题后面的推动因素进行分析。你必须具备分清表征与原因的能力。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作，因为推动因素往往相互抵消，而且同时朝多个方向发展变化。一旦准确地识别了原因，就能作出议题演变的多种预测。

对议题作出多种预测。为了避免单一预测带来的局限性，制订多个预测方案或预测情景是很有用的。每个情景都代表着围绕已被认清的趋势所形成的对未来的不同看法。比如说，为议题发展确定一个最佳的、最差的和中性的案例情景。然后，针对情景提出一系列问题，来测试它的准确性，如：推动趋势发展的基本要素是什么？这些要素继续推动的可能性有多大？

步骤五：推导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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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监测

生态监测是采用生态学的各种方法和手段，从不同尺度上对各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时空格局的度量，主要通过监测生态系统条件、条件变化、对环境压力的反映及其趋势而获得。生态监测的对象可分为农田、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湖泊、海洋、气象、物候、动植物等。每一类型的生态系统都具有多样性，它不仅包括了环境要素变化的指标和生物资源变化的指标，同时还要包括人类活动变化的指标。

2 生态监测的类型

根据生态监测两个基本的空间尺度，生态监测可分为两大类：

2.1 宏观生态监测。

研究对象的地域等级至少应在区域生态范围之内，最大可扩展到全球。宏观生态监测以原有的自然本底图和专业数据为基础，采用遥感技术和生态图技术，建立地理信息系统（GIS）。其次也采取区域生态调查和生态统计的手段。

2.2 微观生态监测。

研究对象的地域等级最大可包括由几个生态系统组成的景观生态区，最小也应代表单一的生态类型。微观生态监测以大量的生态监测站为工作基础，以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对生态系统各个组分提取属性信息。

根据监测的具体内容，微观生态监测又可分为干扰性生态监测、污染性生态监测和治理性生态监测以及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生态监测。

宏观生态监测必须以微观生态监测为基础，微观生态监测又必须以宏观生态监测为主导，二者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监测应包括宏观和微观监测两种尺度所形成的生态监测网。

3 生态监测的任务

对生态系统现状以及因人类活动所引起的重要生态问题进行动态监测；对破坏的生态系统在人类的治理过程中生态平衡恢复过程的监测；通过监测数据的集积，研究上述各种生态问题的变化规律及发展趋势，建立数学模型，为预测预报和影响评价打下基础；支持国际上一些重要的生态研究及监测计划，如GEMS（全球环境监测系统），MAB（人与生物圈）等，加入国际生态监测网络。

4 生态监测的技术方法

生态监测技术方法就是对生态系统中的指标进行具体测量和判断，从而获得生态系统中某一指标的特征数据，通过统计分析，以反映该指标的现状及变化趋势。在确定具体的生态监测技术方法时要遵循一个原则，即尽量采用国家标准方法，若干国家标准或相关的操作规范，尽量采用该学科较权威或大家公认的方法。一些特殊指标可按目前生态站常用的监测方法。

生态监测具有着眼于宏观的特点，是一项宏观与微观监测相结合的工作。对于结构与功能复杂的宏观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其中，生态监测平台是宏观监测的基础，它必须以三S技术作支持，并要具备容量足够大的计算机和宇航信息处理装置。三S技术，即地理信息技术（GIS）、遥感技术（RS）和全球卫星定位技术（GPS）。三项技术形成了对地球进行空间观测、空间定位及空间分析的完整的技术体系。它能反映全球尺度上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提供全球或大区域精确定位的高频度宏观资源与环境影像，揭示岩石圈、水圈、气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在RS和GIS基础上建立的数学模型，能促进以定性描述为主到定量分析为主的过渡，实行时空的转移，在空间上由野外转入室内，在时间上从过去、现在的研究发展到在三维空间上定量预测未来。

3S技术是宏观生态环境监测发展的方向，是其发展的主要技术基础，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遥感手段将在生态环境监测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地理信息系统作为“3S”技术的核心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美国、欧洲、日本和我国都在制定新的观测计划，国内北京、上海、重庆、厦门等地都在推进基础数字化工作，推广GPS定位观测，这些计划的实施将为区域环境监测提供重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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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环境会计； 会计属性； 会计核算

环境会计，或称“绿色会计”，是一种对环境交易和事项进行核算与监督的会计信息系统总称。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企业的经济发展必须要与承担的环境责任相协调。我国的环境会计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比较典型的是“绿色GDP”的核算，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也日臻成熟。随着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和生态环保观念持续地深入人心，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对环境会计展开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与创新，不断拓展着环境会计的认知领域，其中包括对宏观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尝试。

一、宏观环境会计的学科属性

从20世纪末开始，“可持续发展”议题逐渐开始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1994年国务院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与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在这之后，与该命题有关的问题随即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且有些研究成果已付诸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

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目标就是凭借自身的信息系统功能，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会计信息，以促使企业乃至于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计的管理职能逐步拓展，会计的服务对象日渐扩大，会计业务领域进一步拓宽。于玉林（2012）指出，会计交叉学科研究是开拓创新的好形式，也是会计发展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种有效途径。宏观环境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集合了包括宏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多种学科，所以它属于一种新的交叉学科，不同的子学科在该学科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分工，以及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连结的关系构成了该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动力。在这里面，起主导核心作用的会计学，凭借其专有的核算与监督功能，对存在于宏观范围的环境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这就延伸了会计学的触角，开阔了会计学的研究视野；经济学是打开会计学之门的钥匙，环境经济学从客观宏观环境的本质与规律出发，厘清相关主体的利益纠葛和推导相关环节的资金动向，是会计学得以施展功能的基础；宏观经济学重在“宏观”二字，它促使了一般意义上只依附于企业等微观主体而存在的会计完成了空间上的飞跃，也使宏观环境会计成为会计学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实践。

二、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几个问题

（一）宏观环境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位居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决定着会计理论结构中其他理论要素的内容。依据会计学一般目标“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内容，宏观环境会计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向信息需求者提供宏观层面上的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和治理方面的存、留量信息，这些信息需求者大致上包括为政府、经济利益相关者和环境利益相关者这三大宏观环境会计信息需求主体。相关信息的披露有助于为社会管理者和决策者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依据，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和谐发展。同时，这些信息也将对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社会管理者的环境绩效考评发挥作用。

（二）宏观环境会计主体

宏观环境会计主体，即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首先，由于宏观环境资源依附于国家的领土而存在，因此其产权属于国家所有。另外，宏观生态环境还具有区域地理性，各级政府对各自区域内的环境资源具有管辖权，这其中也包括跨区域存在的环境资源如河流、湖泊等，这些理论上应由所跨区域的首个上级政府实施管辖，依此类推，对一跨度特别大诸如长江、防护林带等环境资源，就应当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这样，宏观环境会计的主体理应归属于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全国数量如此庞大的环境资源进行明确的区域划分将成为宏观环境会计实施的一个难点和关键环节。

（三）宏观环境会计计量

传统的会计计量一般是以货币为单位，反映企业的商品流、服务流和纯价值流组成的价值流，表现在财务报表通常是用特定国家的货币单位或者通用货币单位来表示。在宏观环境会计核算中，环境资源存在着多种类别，且物质形态各不相同，发挥的功能更是千差万别。因此，在向信息使用者输出会计信息时，如果统一用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将不符合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原则，因为环境会计是一个综合信息系统，除了提供货币信息以外，它还提供以物理量为单位的物质、能量信息，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物质、能量交换的很多统计指标是不能单纯用货币就可以度量的。这些信息通过一定渠道再次转化为其他形式的信息供决策者使用。但是，考虑到狭义的会计系统只能接受货币计量的信息，试想如果环境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物理量值可以借助一定的技术工具转化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数值，那将是一个最佳的宏观环境会计信息系统。

（四）宏观环境会计对象

从上述宏观环境会计的多重计量属性来看，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对象不应仅停留在传统会计公认的资金运动过程，理论上还应当包含其他非货币、物理性的方面，比如区域污染指数、环境承载量等。环境资源的物理因子每时每刻都处在不同自然状态间的运动与转化过程中，并且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则形成了规律性的循环过程，与单纯的资金运动过程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宏观环境会计的对象应当是与环境资源自然循环过程相联系的环境资源赋存、消耗和转化的过程和结果。环境资源规律性的循环过程，就是要在确保环境资源能够满足人类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良性生态循环。因此，就应当系统性地从物理量度和货币量度来记录和反映各类环境资源存量和流量的变化。

（五）宏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会计报告是会计信息的载体，宏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主要是由宏观环境会计报告来提供环境资源方面的综合信息，以使环境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从其中选择最优的决策信息。它的基本格式有以下三种：一是按类报告。此类的会计信息可以采取货币度量和物理度量相结合的方式，它实际上是在对微观环境会计信息经过综合以后编制而成的；二是按地区、行业报告。此类会计信息可同样采用货币和物理两种度量方式并且分别进行编报，也以对微观环境会计信息的综合化处理为基础；三是融入到国民经济核算当中进行列报。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GDP核算存在较大的片面性，没有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产生的代价，这就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虚假繁荣”。因此，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就需要将宏观环境会计信息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一部分，适当性的进行信息披露。

三、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

我国目前对宏观环境会计的研究尚处在探索阶段，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还有待形成。具体而言，我国的宏观环境会计理论和实务比较稀缺，制度体系不完善，无论是会计准则、会计法规还是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对宏观环境会计的内容都涉及的较少，更没有宏观环境会计相应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另外，理论界对宏观环境会计的研究也缺乏系统性，学者很难做到亲身参与到宏观会计实务中来，因此，研究的成果与现实实践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脱节现象。尽管如此，作为一门新兴的会计学分支学科和边缘交叉学科，其所研究的很多特殊的内容都是传统会计或者其他学科所无法触及的，因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学科优势，在学科的起步阶段也拥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当然也并行着诸如宏观环境成本核算等许许多多需要突破的重点与难点。只有秉持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遵循着客观环境运动和变化的规律性，循序渐进，才能将该学科做大做强，真正地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 于玉林.会计持续发展的路径：会计交叉学科研究[J].会计之友，2012（1）：9-12.

[2] 杨世忠，曹梅梅.宏观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框架构想[J].会计研究，2010（8）：9-15.

[3] 孙明山，周银燕.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构建思路新探[J].财会通讯，2012（9上）：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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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烟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评估

一、背景

我国是烟草生产销售大国，年卷烟产销量2亿件以上，产值人民币近万亿元，但是出口卷烟销量仅有数百万件，出口卷烟总值数十亿美元，无论从销售数量还是从销售收入对比，出口卷烟在中国烟草行业中所占比重都微乎其微，这说明中国从烟草大国迈向烟草强国的路还很漫长。因此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卷烟工业企业要以巩固国内市场主导地位，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进一步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努力实现从立足国内市场向面向国际市场的跨越，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对提高中国烟草总体竞争实力、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烟草工业企业需要坚持“整合资源、拓展渠道、重心外移、做实市场”的战略方针和“实体运作、重点突破”的策略，努力实现由一般贸易向以境外办厂、建网络的转变，稳步扎实推进我国卷烟企业在境外目标市场的落地生产和落地销售。

虽然国内烟草企业已有数家境外卷烟生产企业，但比较分散，基本属于区域性的小企业，境外投资积累的规范化程序和成熟资料较少，整个中国烟草企业尚未形成完整的境外投资评估体系，缺乏统一的科学指导，现状有待改善。如何对项目进行科学、客观地评估，为投资决策提供足够的数据支持，是中国烟草企业在“走出去”国际化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本文根据烟草企业的特点，对境外投资前期的主要风险分析，风险评估，以及风险规避等问题进行探讨。

二、烟草行业的特点

烟草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有以下显著特点。

（1）高投入、高产出。建立烟草企业资金投入大，对设备、工艺技术要求较高，建成运营后，产出也较高。全球烟草行业平均总税负水平在65%之上，这对企业和政府投资者而言，烟草行业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2）烟草常与政治结盟。由于烟草行业利税高，对国民财政税收影响大，大部分国家对烟草企业采取生产许可政策，在一些跨国烟草巨头垄断的国家和地区，政策常会受到烟草巨头影响，烟草与政治结盟现象明显。例如，菲・莫公司、英美烟草、日烟国际等跨国巨头常会通过对政府政策的影响，限制其他竞争者，达到市场垄断的目的。

（3）烟草行业发展受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更加关注，吸烟有害健康是公认的常识，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纷纷采取控烟措施，尤其是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签署，使得烟草企业发展愈发受控。

（4）烟草行业进入壁垒高。有些国家和地区对烟草行业发展的政策虽然较为宽松，如科特迪瓦、朝鲜、津巴布韦、马拉维等国家，却是对外资办厂设置了较高的壁垒，通过许可证、高税收等方式，造成了成本高、风险高的环境。

三、投资环境的评估

从上述分析可知：烟草行业与政治、经济联系密切，境外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竞争更加激烈，风险更大，因此对投资项目进行科学、客观的可行性研究，将为投资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境外投资环境的识别，环境因素的评估是可行性研究成功的基础，将是企业境外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1）投资环境识别。要进行环境评估，首先应进行环境识别，只有正确识别哪些是主要影响投资的环境，才能使得评估具有实际意义。环境识别应遵循客观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原则，主要针对影响投资项目的宏观环境、资源、市场和竞争因素进行识别，一般应包括以下方面：1）宏观环境条件识别。项目宏观环境条件识别是指对项目运行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如政治环境、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政策法律环境等大环境的识别。2）资源环境识别。项目所需资源的供应是项目运行主要的环境与条件，一般情况下，资源环境在短期内是基本固定的。资源环境识别主要包括原材料供应条件、自然资源条件、资金和人力资源条件、服务条件方面进行环境识别。3）市场环境条件识别。市场环境主要指产品的市场情况，市场环境条件识别主要涵盖市场需求、市场细分和其他影响因素等的识别。另外还有竞争对手，也是很重要的市场影响，要考虑现有的和潜在的竞争者。

（2）投资环境评估。项目投资的成败和发展前景直接与项目的宏观环境、资源环境、市场竞争条件、社会文化条件等运行环境密切相关，如果运行环境和条件存在问题，将无法达到投资目的和预期效果，因此必须对识别出来的各种环境因素进行全面的科学评估。

环境因素评估主要是指对项目必须依赖而且项目本身对其无法控制和改变的环境因素所进行的评估。项目运行环境分为内部和外部运行环境两个方面，其中内部运行环境评估主要是对项目运行组织的资源、组织制度和管理方法等评估，外部运行环境评估主要是对项目运行所依赖的外部环境条件所进行的评估，对根据环境识别出来的要素进行评估。在此，仅就外部环境因素进行讨论。

环境因素的特点决定环境评估必须遵循客观、系统和动态的原则。由于项目的外部运行环境及其影响的客观性。因此，在环境评估过程中必须以客观实际的环境条件为依据和出发点，结合项目自身的情况进行切合实际的科学分析和客观评价。环境中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条件要素，他们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关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在评估过程中要把握各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系统的评价。环境又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因此，在环境评估中还要遵循动态性原则。环境评估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资源供给条件、产品市场条件、竞争环境条件、宏观环境条件进行的专项评估，并对专项评估结果进行全面综合与分析。根据评估项目情况不同，可以采用不同权重，进行量化打分，给出对于环境的整体评价。环境因素分析评估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多种，如结构化的方法及非结构化的方法，依据经验性的方法和综合的系统性方法，结合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等等，还有损失分析、效益分析、多因素分析和集成分析等方法。笔者认为应根据项目特点和具体情况，采用综合分析的法，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进行多方位的分析，得出趋于一致的结论，是较为稳妥的方法。评估的最终结果用于指导做出决策，得出是否在目标国进行投资的结论，并为下一步的环境风险度量和制定风险应对策略提供基础。

四、投资环境风险应对

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估的目的是为了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因此在进行风险评估之后，需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一般的环境风险应对策略有：投资环境风险规避、投资环境风险遏制、投资环境风险转移、投资环境风险化解、投资环境风险消减、投资环境风险储备、投资环境风险容忍、投资环境风险分担、投资环境风险开拓措施等。烟草行业境外投资的根本目的是拓展国际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国际化品牌和国际化企业。在此特定背景下，可行性研究阶段，风险应对策略应以环境风险规避、环境风险消减、环境风险化解等应对措施为主要措施。结合前述的烟草行业特点，企业境外投资环境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应抓住产业特点，选择合理策略规避避险。

（1）宏观运行环境风险应对。宏观运行环境中政治环境因素很重要，世界烟草市场的大环境决定了中国烟草企业境外投资大多选在非洲、中东、南美等地区，而这些国家政治环境风险较大，可以考虑应对策略有：第一，合作办厂，分散投资风险，选择有政治背景合作方，最大限度规避投资国政治风险。第二，在第三国注册特殊目的公司（SAP），为资本进出留有退路。第三，优先选择与中国关系友好，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进行投资。经济风险主要是投资国经济发达水平，应避免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低、国民收入极低的国家投资是规避经济风险的有效途径。宏观环境中的政策风险、法律风险等可通过慎重选择投资国合作方的方法进行规避。山东中烟与哈萨克斯坦烟草合作项目的失败，很大原因是对投资国合作方与政府关系及目的不了解，合作方政治投机失败。中国企业一般具备资金优势，因此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更要注重对方与其政府关系的密切程度，而对合作方经济实力的考察则次之。

（2）资源环境风险应对。在资源环境中，烟草原辅材料资源供应风险较为重要，其次是配套条件、燃动力供应、人力资源供应的风险因素，可以采取由中国烟草企业提供协助、选择自备相关设备方案，投资方劳务派遣等方式化解。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方式将明显提高运营成本。

（3）市场风险应对。市场风险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准入风险应对，对于风险较大的项目，应进行否定，彻底遏制风险。其次是市场需求、市场划分方面的风险，对烟草企业境外投资项目运营也很重要，可行性研究阶段主要应对市场进行分析，今后趋势做出预测，采取先拓展市场，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后再进行投资决策的稳妥方式规避风险。从全球烟草市场特点可以看出，烟草行业竞争较为激烈，大多数国家地区基本被跨国烟草巨头垄断，面临较大的竞争风险，可采取利用中国烟草体制优势，集中行业整体力量，减少竞争产生风险。

五、结论

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必然面临着比国内更大的风险，为了有效防范各种内、外部风险，企业应建立风险识别、评估、防范机制，通过法规和制度的完善，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正确评估投资可行性，防止盲目投资，避免遭受损失。实践证明，一些中国烟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通过科学论证，在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策略、风险控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值得同行借鉴。

参考文献：

[1] 金为设.论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的规避[J].中国外资.

[2] 蒋新建.浅析我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管理[J].财金论坛.

[3] 何娣.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及其防范[J].江苏理工大学（经济问题探索），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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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碳排放; Hi_PLS; 宏观驱动因素

中图分类号 F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23-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5

能源消费及其引起的碳排量增加与气候变暖等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所广泛关注的热点论题之一[1]。我国的能源消费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剧而迅速增长。由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也迅速增加,由此产生的对环境破坏性影响也同样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学者的普遍关注。能耗碳排量可以看成是由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及其结构、富裕程度、技术水平、能耗总量与效率结构、经济水平与结构、教育文化水平、卫生条件和先天的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等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那么,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哪些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哪些是不太重要的影响因素呢?搞清楚这个问题可以为我们设计和制定与碳减排相关的政策与机制时提供理论保证和科学依据。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大多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某单方面或者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驱动作用,如:人口、经济与能源方面要素[2-16],科学、技术进步方面要素[17-19],空间地理方面要素[20],商品出口[21],家庭规模与总户数[22],工业化[23]及旅游活动[24]等,把所用这些要素综合起来考虑的研究仍较少。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提出采用化学计量学中常用的一种方法――递阶偏最小二乘法(Hierarchical Partial Least Squares, Hi_PLS)进行该主题的研究,Hi_PLS方法正好可以把上文提出的所用要素综合起来考虑,根据模型运算的结果,可以很快区分出哪些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哪些是不太重要的影响因素?哪些是最不重要的影响因素?为此,本 文拟以我国(大陆地区)为例,通过收集其在1952-2006年的总体碳排放量数据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大量宏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1 研究假设

碳排量主要是由燃料燃烧而引起的,因而,能源消费的绝对量是引起碳排放量增长的最直接原因,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一点本文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中论及的宏观驱动因素变量即假定为:除了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结构及能源消费效率等与能源有关的因素之外的所有其它如人口、社会、经济、卫生、技术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因素的统称。可以得出,这些宏观驱动因素并不是总体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但它们或多或少对碳排放增加有一定的影响和相关作用,因而,辨别出哪些宏观驱动因素是最主要的和最不主要的,对我们进行相关机制设计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假定的各个宏观驱动因素变量及其单位、缩写、反映出来的具体内涵、所属的Hi_PLS模型子块与子块编号如表1所示。贾俊松:中国能耗碳排量宏观驱动因素的Hi•PLS模型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0期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数据,其来源可分为两个:

(1)碳排放总量数据来自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CO2信息分析中心数据集(CDIAC, http: //cdiac.ornl.gov/ftp/ndp030/nation1751_2006.ems )。

(2)各主要宏观影响因素变量数据则来自于中国历年统计资料,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具体研究年限确定为1952-2006年。

2.2 方法说明

采用的研究方法为递阶偏最小二乘法Hi•PLS,该方法是在传统PLS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形成的。用该方法进行本文主题的研究比较少见,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传统PLS方法集成了多元线性回归、主成分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的优点于一身,是这三类模型的结合[25]。早在1966-1973年,伍德就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涉及到偏最小二乘方法的一些思想,1983年正式提出了偏最小二乘法这个称谓。该方法初期应用领域集中在实验科学(如,化学计量学),主要用于解决实验样本点数较少的情况下,多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回归建模分析[25-26],后期应用领域不断扩展。传统PLS运算过程可简述为:首先对自变量X和应变量Y的变量组进行数据标准化;然后分别从自变量X和应变量Y中提取出第一对主成分t1和u1,使得它们之间的协相关关系达到最大(根据主成分分析原理,要使得提取出来的两个主成分均能最大的代表原变量组的信息,即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要达到最大,同时根据典型相关原理,要使得两个主成分之间相关性达到最大,即相关系数要最大,因而综合起来,就是要使得两个主成分之间的协相关系数达到最大);第一对主成分被提取之后,分别实施自变量X对t1的回归和应变量Y对t1的回归,如果回归精度已经达到满意的精度,则计算终止,否则,将利用X被t1解释后的残余信息以及Y被t1解释后的残余信息进行第二轮的成分提取。如此往复,直到达到一个满意的精度为止[25]。

从式(4)可知:对于P个自变量,如果它们在解释Y时的作用都相同,则所有的VIPj都等于1。因此,据此可以把VIP值大于1的认为是主要的影响因子(驱动力),VIP值小于1的可认为是不重要的影响因子,也有资料把VIP值在0.8以下认为是不重要因素[8]。为讨论方便,本文把VIP值在0.5-1之间的因素认为是不太重要因素,VIP值在0.5以下认为是最不重要因素。

这种传统PLS存在如下不足之处:如,对含有较多自变量的模型,分析时不容易解释,又如不能对自变量进行筛选和识别。本文采用的递阶偏最小二乘法Hi_PLS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个缺陷。其基本思想是,首先将自变量集合划分为若干子块(sub-block),使得在每一子块中的变量均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含义。然后,分别建立每一子块与因变量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底层模型,Base Model),提取相应的偏最小二乘成分;再使用在各子块中提出的偏最小二乘成分作为自变量,与因变量建立整体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顶层模型,Top Model)。递阶偏最小二乘建模示意图见图1[27]。

具体地,本文以中国碳排放总量数据作为因变量Y,反映我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医疗卫生、艺术、文化、教育、金融、对外贸易、邮电业务、运输系统及经济水平、人口状况、自然环境条件等36个宏观影响因素组成自变量集合X,构建本文分析的数据库。首先,将该36个自变量划分成为医疗、艺术、教育文化、金融外贸、邮电运输、自然环境、财税投资、GDP和人口9个子块(表1),构建9个底层模型,并分别执行各子块对Y的PLS回归,提取出相应的成分;然后,把从9个底层模型回归提取出的成分作为自变量,构建1个总体的顶层模型,执行PLS回归。

3 结果与分析

3.1 结果

采用Hi•PLS模型回归的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其中顶层PLS模型的解释Y能力指标(R2Y)可知,Hi•PLS模型的结果是十分理想的(R2Y值为0.991>0.982,0.982为所有底层模型中的解释Y能力的R2Y指标最大值),这一理想结果的效果图也可以直接从图2看出。

3.2 分析

为进行对照分析,我们还对本文主题进行了传统PLS模型的回归,其结果如表2中的模型11所示,可以看出,与传统PLS模型相比,采用Hi•PLS的结果要更好。这是因为两者在解释X能力上相差不大(0.883≈0.884),而Hi•PLS模型的回归效果却明显要好(0.991>0.989)。

此外,与传统PLS模型相比,Hi•PLS模型的优越性还体现在结果的解释方便性上。图3表示了Hi•PLS模型顶层VIP图(a)与传统PLS模型VIP图(b)的对比情况。

从传统PLS模型VIP图(图3b),我们仅仅可以看出:这些宏观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大小依次为:YShzz,WJgzg,POPu,YSkzz,WJbz,WJgjs,GDP1,YSmyqc,YSgl,YStl,POPT,WScw,WSjgry,GDP,GDP2,YDhj,TZny,GDP3,TZkxyj,WJzz,WJgb,SHss,SHczzc,SHczsr,TZjbjs,JRhj,WMjk,WJgx,WMck,JRwh,POPr,ZRczmj,ZRgdmj,ZRnzwzmj,ZRszmj及YSbytt。详细分析如下,首先,对我国碳排放增加最不重要的驱动因素为艺术表演团体个数YSbytt,因它对应的VIP值仅为0.25左右(图3b,VIP

但是,在Hi•PLS模型中,我们可以很方便做到这一点。首先从表2可以看出,在9个底层模中,模型2在执行PLS回归,得不出有效结果,这表明模型2所代表的变量与中国能耗碳排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艺术表演团体的数量(艺术水平)不是碳排放的主要宏观驱动因素。而其它8组均可以看成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宏观驱动因素,它们分别是邮电运输活动(0.982)、教育文化活动(0.979)、人口数量(0.965)、金融外贸活动(0.937)、财税与投资活动(0.927)、经济发展水平GDP(0.898)、医疗卫生活动(0.823)及自然环境条件(0.554)。再根据图3a中的顶层PLS模型VIP顺序图,可知这8组变量各自对应的反映其自身主要信息的第一对PLS成分为重要驱动因素,而第二及其以上对数的PLS成分均不需要考虑,因为它们的VIP值均≤0.5($M9.t2,$M4.t2,$M4.t3,$M7.t2,$M8.t2,$M7.t3,$M7.t4,$M7.t5及$M3.t2均≤0.5,图3a)。这8组变量第一对PLS成分的VIP排序为$M5.t1,$M3.t1,$M9.t1,$M8.t1,$M4.t1,$M1.t1,$M7.t1及$M6.t1(图3a),据此,可将它们的驱动作用按照重要性大小依次排序为:①邮电运输活动、②教育文化活动、③人口数量、④经济发展水平(GDP)、⑤金融外贸活动、⑥医疗活动、⑦财税投资活动、⑧自然环境条件。

进一步分析可知:驱动因素组⑧几乎没有反映出人类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等活动强度,而驱动因素组①-⑦所反映出来的领域具有一定的人类活动强度,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碳排放重要的宏观驱动因素来自于人类生活和生产等活动强度均较大的领域(如,邮电运输活动与教育文化活动等)及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不重要的宏观驱动因素则来自于几乎无法反映人类活动强度的领域(如,自然环境要素和艺术表演团体的个数等)。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与传统PLS模型相比,Hi•PLS模型用于我国碳排放主要宏观驱动因素的分析更加有效,解释起来也更加方便,解释的结果也更加具体细致。

对我国能耗碳排量最没有驱动作用的是艺术表演团体的个数,此外,其它几类要素按照驱动作用的重要性大小可排序为:①邮电运输活动、②教育文化活动、③人口数量、④经济发展水平(GDP)、⑤金融外贸活动、⑥医疗活动、⑦财税投资活动及⑧自然环境条件,因而,可以进一步认为我国碳排放重要的宏观驱动因素来自于人类生活和生产等活动强度均较大的领域(如,邮电运输活动与教育文化活动等)及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不重要的宏观驱动因素则来自于几乎无法反映人类活动强度的领域(如,自然环境要素和艺术表演团体的个数等)。

4.2 讨论

递阶偏最小二乘模型是在传统的偏最小二乘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这两种方法在化学计量学领域应用广泛,对于样本个数不多的案例,是十分适宜的。而本论文研究涉及的研究年限较长,研究变量也较多(36个,9组),因而得出的最终结果还是比较笼统,解释效果仍比较宏观。尽管如此,该文作为阶段性的成果之一,启示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其它的方法与该方法结合,或者对本文的PLS模型进行改进,继续进行本文主题的研究,以便作出更加细致具体的研究成果供决策者参考。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国家气候中心. 全球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事实和研究进展:IPCC第一工作组第四次评估报告初步解读[J]. 环境保护,2007,6(11):34-35.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The Latest Scientific Facts and Research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Preliminary Analysis of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by Working Group I [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2007,6(11): 34-35.]

[2]徐玉高,郭元,吴宗鑫. 经济发展,碳排放和经济演化[J]. 环境科学进展, 1999,7(2):54-64. [Xu Yugao, Guo Yuan, Wu Zongx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rbon Emission and Economic Evolution [J].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7(2):54-64.]

[3]刘慧,成升魁,张雷. 人类经济活动影响碳排放的国际研究动态[J]. 地理科学进展,2002,21(5):420-429. [Liu Hui, Cheng Shengkui, Zhang Lei. The International Latest Research of the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Carbon Emission [J]. Progress In Geography,2002,21(5):420-429.]

[4]张雷. 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J]. 地理学报, 2003, 58(4): 629-637. [Zhang Lei.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Bearing on CO2 Emissions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3, 58(4): 629-637.]

[5]何建坤,刘滨.我国减缓碳排放的近期形势和远期趋势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6): 153-157. [He Jiankun, Liu Bin. Analysis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and the Trends in the Long Term with Regard of Mitigating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6, 16(6): 153-157.]

[6]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 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6): 158-162. [Xu Guoquan, Liu Zeyuan, Jiang Zhaohua. Decomposition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Carbon Emissions for China,1995-2004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6, 16(6): 158-162.]

[7]Liu, L C, Y Fan, Y M Wei. Using LMDI Method to Analyzed the Change of China's Industrial CO2 Emissions from Final Fuel Use: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Energy Policy, 2007, 35(11): 5892-5900.

[8]魏一鸣, 刘兰翠, 范英等. 中国能源报告(2008): 碳排放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Wei Yiming, Liu Lancui, Fan Ying, et al. China Energy Report (2008): CO2 Emissions Research[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8. ]

[9]于荣,朱喜安. 我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约束机制探微[J]. 统计与决策, 2009,(13): 99-102. [Yu Rong, Zhu Xi'an. Research on Carbon Emissions Constraint Mechanism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J]. Statistics and Decision,2009,(13): 99-102.] [10]朱勤,彭希哲,陆志明等. 人口与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的分析模型与实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20(2): 98-102. [Zhu Qin, Peng Xizhe, Lu Zhiming, et al. Analysis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Impacts from Population and Consumption on Carbon Emiss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0, 20(2): 98-102.]

[11]帅通,袁雯. 上海市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9,18(10): 885-889. [Shuai Tong, Yuan Wen. Effect of the Changes of the Industry Structure and the Energy Structure in Shanghai on Carbon Emission and the Strategies for Response[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2009,18(10): 885-889.]

[12]李齐云, 商凯. 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与碳税减排政策设计[J]. 财政研究, 2009,(10): 41-44.[Li Qiyun, Shang Kai. Influencing Factor Analysi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Carbon Tax Policy Design for Reducing Emissions [J]. Financial Research, 2009,(10): 41-44.]

[13]郭运功,汪冬冬,林逢春. 上海市能源利用碳排放足迹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20(2): 103-108. [Guo Yungong, Wang Dongdong, Lin Fengchun. Carbon Footprint of Energy Use in Shanghai[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0, 20(2): 103-108.]

[14]朱勤,彭希哲,陆志明等.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及实证分析[J]. 资源科学,2009, 31(12): 2072-2079. [Zhu Qin, Peng Xizhe, Lu Zhiming, et al. Factors Decomposi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Variations in Energy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2009, 31(12): 2072-2079. ]

[15]何建坤,刘滨. 作为温室气体排放衡量指标的碳排放强度分析[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44(6): 740-743. [He Jiankun, Liu Bin. Analysis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s the Main Index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Mitigation Commitments[J]. J Tsinghua Univ:Sci &Tech, 2004,44(6): 740-743. ]

[16]朱永彬,王铮,庞丽等. 基于经济模拟的中国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高峰预测[J]. 地理学报, 2009, 64(8): 935-944. [Zhu Yongbin, Wang Zheng, Pang Li, et al. Simulation on China's Economy and Prediction o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under Optimal Growth Path[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09, 64(8): 935-944. ]

[17]潘家华,朱仙丽. 人文发展的基本需要分析及其在国际气候制度设计中的应用[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6): 23-30.[Pan Jiahua, Zhu Xianli. An Analysis of Basic Needs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the Design of Global Climate Regim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6, 16(6): 23-30.]

[18]陈劭锋,李志红. 科技进步、碳排放的演变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之策[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 26(6): 102-107.[ Chen Shaofeng, Li Zhihong. Technical Advances, Evolu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Tactics for China to Deal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J].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26(6): 102-107.]

[19]刘杨,陈邵锋. 基于IPAT方程的典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J]. 生态经济, 2009, (11): 28-31. [Liu Yang, Chen Shaofeng.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 in Typical Developed Countries Based on IPAT Equation[J]. Ecological Economy, 2009, (11): 28-31. ]

[20]张雷.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J]. 地理研究, 2006,25(1): 1-9.[Zhang Lei. A Changing Pattern of Regional CO2 Emissions in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2006,25(1):1-9.]

[21]宁学敏. 我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的相关关系研究[J].生态经济, 2009,(11):51-56.[Ning Xuemin. A Survey on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 and Exports in China[J]. Ecological Economy,2009,(11):51-56.]

[22]陈佳瑛,彭希哲,朱勤.家庭模式对碳排放影响的宏观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9,(5): 68-79. [Chen Jiaying, Peng Xizhen, Zhu Qin. Impacts of Household Pattern on Carbon Emission [J].Chinese Population Science,2009,(5): 68-79. ]

[23]汪莉丽,王安建,王高尚. 全球能源消费碳排放分析[J]. 资源与产业, 2009, 11(4):6-15. [Wang Lili, Wang An'jian, Wang Gaoshang. Study On Carbon Emissions of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J]. Resources & Industries, 2009, 11(4):6-15. ]

[24]董红梅,赵景波. 中国第三产业碳排放量与入境旅游人均消费的相关关系探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0, 24(4):185-190. [Dong Hongmei, Zhao Jingbo. Correlations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ofthe Third Industry and Inbound Tourist Consumption Per Capita in China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 2010, 24(4):185-190.]

[25]王惠文. 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及其应用[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9. [Wang Huiwen. Partial Least-Squares Regression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M]. Beijing: National Defence Industry Press,1999.]

[26]Jia, J S, J Z Zhao, J Duan, et al. Analysis of Major Driver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by the Stirpat Model and PLS Method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8(11): 2818-2824.

[27]王惠文,吴载斌,孟洁. 偏最小二乘回归的线性与非线性方法[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Wang Huiwen, Wu Zaibin, Meng Jie. Partial Least-Squares Regression-Linear and Nonlinear Methods[M]. Beijing: National Defence Industry Press,2006.]

[28]蔡博峰,刘兰翠.碳货币:低碳经济时代的全新国际货币[J].中外能源,2010,(2).[Cai Bofeng,Liu Lancui.Carbon Currency:A New International Currency under Low-carbon Economy Era[J].Sino-Global Energy,2010,(2). ]

[29]鲍文.生态税与低碳经济发展[J].特区经济,2010,(2).[BaoWen.Biological Tax and Low Carbow Economy Development[J].Speciai Zone Economy,2010,(2).]

[30]张国丰,刘全文.基于产权理论的低碳经济政策研究[J].中国煤炭,2010,(1).[Zhang Guofeng,Liu Quanye.A Study On Low Carbon Economy Policy Based on Equity Theory[J].China Coal,2010,(1).]

篇6

管理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20世纪初，随着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的产生与企业生产实践的融合，企业成本控制和生产决策对会计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导致围绕企业经营效益而设计的各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但基于企业微观主体的传统管理会计研究方法严重地制约了管理会计理论的发展，削弱了管理会计在企业生产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一、关于管理会计边界认识的回顾

管理会计的边界即管理会计学科研究的范围。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时刻受到社会生产实践及经济理论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社会生产实践要求加强管理会计的职能；另一方面，经济理论的发展促使管理会计的职能得以实现。

管理会计起源于20世纪初，我国对管理会计研究起步较晚，系统的管理会计研究可追溯到1982年。大多数学者认为：管理会计思想、概念、方法是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由西方国家引入的。目前，会计学对管理会计本质属性的认识与研究，孙茂竹等人概括为两大观点：

（一）狭义的管理会计

唐·R·汉森（DonR·Hansen）、玛丽安·M·莫文（MaryanneM.Mowen）认为，管理会计是为了满足特定的管理目标，通过输入数据并予以处理，产生输出信息的一个信息系统。罗伯特（Robert）指出，管理会计是一种收集、分类、总结、分析和报告的信息系统，它有助于管理者进行决策和控制。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对管理会计的表述为：“管理会计是指在一个组织内部，对管理当局用于规划、评价和控制的信息进行确认、计量、积累、分析、编报、解释和传输过程，以确保其资源的利用并对它们承担经管责任”。这类观点认为，管理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把管理会计从从属于财务会计的地位提升到与财务会计并立的地位，并涵盖了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差异分析成本会计和内部控制等功能，对管理会计的职能和边界有了一定的认识。具体的管理会计边界如图1所示。

（二）广义的管理会计

美国全国会计师联合会（NAA）下设的管理会计实务委员会对管理会计作了较全面的表述：“管理会计是向管理当局提供关于企业内部计划、评价、控制以及确保企业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经营责任的履行所需要财务信息的确认、计量、归集、分析、编报、解释和传递的过程。管理会计还包括为诸如股东、债权人、规章定制机构及税务当局等非管理集团编制财务报告”。唐云波（1999）在管理会计本质问题上提出的管理会计由决策会计和控制会计两部分构成，前者是一个信息系统，后者是一个信息系统和控制系统统一的观点。吴正杰（2004）分析了管理会计应用研究的本意是站在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的战略角度来研究会计信息的应用。管理会计的本质是战略量化的过程和实现描述工具。余恕莲、吴革（2005）认为，管理会计的本质即提升企业价值的价值管理信息系统。刘爱东（2006）指出，21世纪的管理会计主体从企业价值增值到企业核心能力培植的转变，服务目标以公司管理层面为主的传统理念向实现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多重目标的拓展和提升，进一步指出了管理会计发展的扩张趋势。广义的管理会计进一步把管理会计的边界扩大到除审计以外的会计的各个组成部分，具体的管理会计边界如图2所示。

迄今为止，对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企业内部，从管理会计研究的基本假设、管理会计研究的对象、管理会计的目标、管理会计的职能都可反映出这一问题，对管理会计研究范围的界定也是如此。因此，对管理会计边界进行重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宏观视角下管理会计的特点

传统的管理会计边界观把企业看成一个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实体，认为管理会计的本质是提升企业价值，这在一定层面上有其合理性。企业的存在基础是企业经营获得的经济利益，但是，企业是社会的企业，社会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离开社会的企业将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壮大，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密不可分的。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它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企业之间顾此失彼的发展不利于其长期发展。以上狭义和广义的管理会计观都是一种狭隘的个体利益观，这种观点越来越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企业和社会都呼唤着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和理顺二者的关系。下文将探讨宏观视角的科学内涵，搭建新的管理会计理论边界平台。

笔者认为，宏观视角就是从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背景出发，立足于企业微观主体和外部环境，从总体上和全局上去认识和把握管理会计的内涵。在宏观视角下，管理会计从其服务对象、宏观政策、前瞻策略、和谐发展等方面显示其独有的特点：

（一）社会性

宏观视角下管理会计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而是更为广泛地服务于其它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员工、消费者等）以及国家、地区、关联经济区域、不同行业、产业、部门等宏观经济主体，着眼于宏观经济运行中社会资源、技术资源、经济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的控制与节约和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提高。

（二）政策性

宏观视角下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最终体现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度的确立与计划方案设计的实施与监控中，从而使宏观经济运行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按照政策、制度、计划方案来调整其目标和行为，与系统总目标协调一致。可见，宏观视角下管理会计信息的传递与运用机制体现了政策性。

（三）战略性

宏观经济管理的本质是立足全局，服务整体。宏观经济管理要从维护全局利益、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观点出发，所以，宏观视角下管理会计应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企业的短期利益与长远期利益结合起来服务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利益。宏观视角下管理会计的战略性体现在其分析与评判、生成与报告信息的全局性和长远性两个方面。

（四）和谐性

和谐是事物存在的最高境界，是超越了矛盾局限性的对立统一的概念。宏观视角下管理会计的和谐性是追求企业普遍的社会生存状态，努力营造企业之间的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发展环境，实现企业目标和社会效益，促使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和最大化，这就是宏观视角下管理会计的基本目标。

（五）灵活性

宏观视角下管理会计的政策性和战略性特征决定了其应有的灵活性。政策和战略是对动态变化的环境作出的判断和决策，灵活选择与运用有效、可行的技术方法从而提供货币性与非货币性的、定量的与定性的、综合的与分部的、反映追溯性的和前瞻展望性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决策信息。

因此，从宏观角度来观察和分析管理会计边界，立足于企业的社会性，从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两方面着眼，把握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要求管理会计不但要实现对内职能，而且要实现社会职能。而企业的成本会计、公司理财完成了管理会计的对内管理职能，财务会计和审计则实现了其内部核算和控制职能以及外部监督和引导职能。笔者认为，面对企业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应从有利于企业发展角度、有利于社会效益提升的角度，对管理会计边界进行重构，整合各学科功能。

三、从宏观视角对管理会计边界的重构

在宏观视角下，管理会计边界的实质涵盖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公司理财以及审计等学科的内容，四大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及其根本目标是一致的，研究管理会计在企业生产与经营管理的过程时，不能将四者孤立地进行认识。鉴于上述狭义和广义管理会计观对管理会计边界的认识，在此不再重复讨论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公司理财的关系，只讨论管理会计与审计的关系。

（一）管理会计与审计的关系

美国会计学会在颁布的“基本审计概念说明”的公告中，将审计定义为：“为确定关于经济行为及经济现象的结论和所制定的标准之间的一致程度，而对这种结论有关的证据进行客观收集、评定，并将结果传达给利害关系人的有系统的过程”。我国给审计下的定义为：审计是由独立的专门机构或成员接受委托或根据授权，对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及其他经济组织的会计报表和其他资料及其所反映的经济活动进行审查并发表意见。由此可见，审计是由专职机构和人员，依法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查，评价经济责任，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宏观调控的独立性的经济监督管理活动。

审计与管理会计作为社会经济管理与监督的基本工具，二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

1．二者的起源密切相关。管理会计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经济管理活动；审计起源于公元5年的古罗马时代，是由于财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为适应财产所有者检查监督财产管理者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需要而产生的监督活动。

2．两者都必须借助于会计方法、会计技巧和会计资料。管理会计利用各种财务会计方法和会计资料去完成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审计则运用会计方法和会计资料去复核和审查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3．两者都涉及到被审计单位的内部管理制度。管理会计通过制定内部管理制度来保证企业日常工作的有效运行，保证各项资产的完整和安全，实现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而审计则是通过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审查，评价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

4．两者都对被审计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监督与管理。从管理会计的定义可知，管理会计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外部法律制度，以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作为管理对象，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评价这些经营活动是否符合企业经营目标，试图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审计工作也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审查被审计企业的会计资料及其反映的经济活动。

（二）新视角下管理会计边界的构架

笔者根据上述分析，描述了宏观视角下的管理会计边界，如图3所示。笔者把管理会计的边界扩大、涵盖了审计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会计界一般把审计分为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两部分，而内部审计的本质是为提升企业价值的管理手段，属于企业价值管理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管理会计实现企业价值目标的重要职能；而对外部审计而言，它是基于宏观视角，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兼顾企业内部经济效益和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规范企业外部环境，理顺企业之间生产经营活动的公正平等关系，实现全体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目标。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不能再局限于企业内部狭小的活动空间，因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早以超出国界，企业的管理活动也应该立足于一个国家甚至是凌驾于国家之上，这也是信息社会化、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站在国家这一角度来说，可视国家为一特大型“企业”组织，国家的重要职能即提升整个社会的价值，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使社会价值最大化。外部审计是协调国家这一特大型“企业”组织内部各部门发展的重要手段，它也是提升社会价值的价值管理的重要手段，与管理会计在内容和本质上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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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管理 风险管理 策略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329-01

1、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1.1 企业外部宏观环境诱发的财务风险企业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它可能为企业带来某种机会，也可能给企业带来某种风险。宏观环境的变化对企业来说，是难以准确预见和无法改变的。

1.1.1 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产生的财务风险。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企业资金供给持续发生短缺,货币性资金持续贬值，实物性资金相对升值，资金成本持续升高使得企业资金压力和经营成本增加，使企业经营成果减少；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和金融政策时，企业外部市场会出现萎缩，导致企业营业额下降，现金流减少，利润降低，发展停滞；市场不稳定和市场秩序混乱，会严重影响着企业的正常经营，产生财务风险。

1.1.2法律环境变化产生的财务风险。企业的各类经济活动，无一不是在各种经济法规的制约下运行的。简单地讲，只要是经济类法规都会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和财务风险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公司法》、《税法》、《合同法》、《商标法》、《证券法》、《票据法》等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活动既做出了规定和保护，又做出了相应的制约。企业在制定各类经营和财务活动标准时，都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法律法规的要求，在规定的合法的范围内进行，一旦超越其范围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干预和制裁，甚至给企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1.2企业内部微观因素诱发的财务风险

1.2.1资本结构失衡产生的财务风险。资本结构主要是指企业全部资金来源中权益资本与负债资本的比例关系，资本结构失衡是影响财务风险各种因素最直接的体现，通常表现在企业规模扩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自有资本无法支撑日益增大的规模，致使负债率急剧上升，融资受限，到期债务不能及时偿付，资金链断裂产生的财务风险。

1.2.2经济管理行为的不规范产生的财务风险。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真正精通企盟财务风险管理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不具备与其职务相应的抗风险能力，财务人员对财务风险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不能从财务的总体效益出发去认识和管理财务风险,而且法律意识较为淡薄、缺乏财务风险防范及自我保护意识，认为只要管好用好资金，就不会产生财务风险，经济活动的随意性较大。

1.2.3决策失误产生的财务风险。决策失误是产生财务风险的又一重要原因。目前，我国企业的经济决策普遍存在着经验决策及主观决策现象，决策者有时没有全面搜集、分析相关经济信息，只是根据决策者以往的经验来对某个投资项目进行决策，使投资项目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投资成本无法按期收回，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

2、企业财务风险具体管理方法

2.1建立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预警机制，及时调整企业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方式，有效控制财务风险。财务风险的外部客观因素的变化经常存在于企业之外，无法对其施加影响或加以控制。因此，企业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宏观环境进行分析研究，掌握其变化规律和趋势，有针对性地制定多种应变措施。适时调整财务管理的政策和改变管理方法，从而提高企业对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降低因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而给企业带来的财务风险。

2.2优化资本结构，保证适当的现金流，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资本结构理论与企业理财目标、财务风险密切相关。企业在融资时应综合考虑有关影响因素。运用适当的方法确定最佳资本结构，并在以后追加筹集资金中继续保持。一个企业的资本全部来自于权益资本或全部来自于负债资本，都会导致资本结构的失衡。企业要把握好负债的量和度，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企业只有确定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并做到融资风险与融资成本相配合，才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风险也最小。

2.3通过资金预算控制财务风险。强化资金预算控制是从根本上保证资金运作效率的有效途径，也是控制财务风险的客观要求。预算是面向未来的财务计划，在企业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其实质是减少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内控机制。为了满足各部门、各环节对资金的合理需求，准确测算和供应资金，实施资金“月计划、旬平衡、日安排”的精细化管理，健全完善资金运营管理制度，实施风险抵押责任承包，加强对各部门、各环节的资金占用量的严格控制，监控资金的流向和流量，对资金实行追踪问效管理，按预算供应和配置使用资金，保证资金正常运作，降低交易风险，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资金价值最大化。

2.4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减少因决策失误产生的财务风险。管理者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经济运行的成败。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防范因决策失误而产生的财务风险，要求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尽量采用定量计算分析方法。运用科学的决策模型进行决策，从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切忌主观臆断。如，企业在筹资决策过程中，首先应根据经营情况合理预测资金需要量,然后通过对资金成本的计算分析，选择正确的筹资方式。同时，在项目决策过程中，应综合评价各种方案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在保证财务管理目标实现的前提下，选择风险较小的方案，以达到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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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演经济波动 ; 内外失衡 ; 通货膨胀 ; 供给管理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篇9

1宏观易发环境分析与提取

滑坡是在一定的地质、地貌、地形等条件下形成的，是各种环境因素的特定组合共同形成的结果。宏观来说，滑坡的稳定性取决与它的物质组成、地质构造、地形地貌、地表湿度、植被覆盖等几个重要方面。其中，物质组成、地质构造、地形地貌取决于滑坡体自身固有属性，而地表湿度、植被覆盖等为滑坡遥感可监测的外在表现。任何单一的条件都不足以确定一个滑坡，但根据不同条件的组合，可以提取特有的滑坡条件的组合，从而缩小滑坡遥感解译的范围，这个过程即为滑坡宏观易发环境提取。

1.1特定地表坡度提取所谓“滑坡”，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即为“坡”。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滑坡位于山区。因为重力是滑坡形成的根本原因[22]。重力在自然界中是时刻存在的，在重力作用下，并不是所有的斜坡体都会产生滑动，但当外界环境因素发生变化时，改变了原有的应力条件，便可以发生滑坡。重力在宏观地貌的表现形式就是斜坡，在遥感观测角度表现为具有一定坡度。所以根据区域斜坡稳定性判别依据，提取特定坡度的区域，便可以从单一坡度因素宏观圈定不稳定斜坡所处范围。在本次调查研究区—十堰市房县，根据《十堰市（郧西、竹山、竹溪、房县）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实施细则》中的稳定性分级（表1-2），对应提取坡度的阈值划分为坡度级别。以ASTERGDEM为遥感数据源进行坡度计算，使用决策树分类提取以上特定坡度的区域。

1.2特定地层岩性提取“滑坡”还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滑”。组成斜坡岩性的软弱程度决定了斜坡的易滑动性，特定的地层和岩性组合是滑坡发生的物质基础。在本次研究范围内，便存在结构松散的沉积物（残坡积物）、页岩、泥灰岩、泥质板岩、千枚岩、泥质砂岩以及煤系地层。这些基岩组成的地层岩土力学强度较弱，抗剪、抗风化差，在流水或其他外部因素作用下，易产生滑动，所以这些地层存在滑动潜质。通过区域“高分一号”卫星影像的分析和对比，发现这些易滑地层和特定岩性组合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上具有较高的区分度。通过区域地质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建立了如下地层岩性遥感影像解译标志：质岩空间分布图，用以区别有滑动潜质的软质岩与其它地层的关系，突出差别，缩小滑坡解译范围。

1.3相关地质构造信息提取工作区地质构造十分复杂，房县南部为秦岭-大别造山系与扬子陆块之交接部位，一级构造分区断裂青峰-襄樊-广济断裂由房县盆地以南呈近东西向延伸，二级构造分区断裂-竹山断裂位于竹山县南西，青峰-襄樊-广济断裂及竹山断裂以北，为青白口纪武当山岩群浅变质岩分布区，以发育北东向断裂为主，上述断裂影像牲特征十分清晰，呈明显的线性行迹。与滑坡相关的地质构造主要有区域大构造、褶皱的转折端也包括区域小构造。不论构造规模的大小，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斜坡的稳定性。断裂造成岩体破碎，为滑坡提供了物质来源。因构造活动造成的裂隙、揉皱改变了基岩原有的结构特性，为滑坡产生提供了物质、结构基础为外部触发储备了条件。一般而言，断层的性质不同，其倾角有一定差别。正断层的倾角在60°左右，走滑断层的倾角一般为90°左右，而逆冲断层的倾角一般在30°左右。研究证明（陈晓利，2014），断裂倾角对滑坡分布起控制作用。随着断层倾角变陡，垂直于断层走向方向上受到滑坡影响的范围就会随之变小。所以，就区内构造而言，以逆冲断层和正断层为代表的倾角相对较缓的断层控制着更多滑坡的形成和发展。在区域构造背景指导下，利用“高分一号”遥感卫星影像数据，在1：5万的尺度下进行断裂构造详细解译，建立该地区遥感构造解译标志，根据解译标志采用类比法解译全区断裂构造，得到区内断裂构造遥感解译图。重点提取除走滑断层外的低倾角断层，受断层控制和影响的区域与断层倾角有负相关关系，与断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但总体而言，影响范围为沿断裂走向线性展布的带状区域。根据与房县临近的竹山县解译的经验，通过遥感解译和地质资料，提取区内正断层、逆冲断层等构造信息，勾绘受这些断层控制和影响的区域，作为下一步解译的重点区域，从而大大缩小了解译强度，缩小了解译范围。据此进行缓冲区分析，得到特定受构造影响，滑坡重点解译区域图（图1-1）。

1.4地表湿度异常提取降水是诱发滑坡的重要动力因素，主要通过四方面机制触发滑坡：1、降水和地表水进入岩土体后产生加载作用，增加了岩土体的重量，在重力作用下易达到滑动临界值，产生崩解、泥化现象，诱发滑坡；2、地表水的浸泡作用下，易滑地层易被软化，层间泥质成分易产生滑动层，降低了层间抗剪力；3、岩土体节理、间隙充水饱和，增加动水、静水压力的同时，减小其有效应力；4、岩土体附水、失水的过程中裂隙更加发育，使岩土体结构进一步恶化。以上机制主要表现于地表水分含量以及岩土体附水性。通过对地表水分含量的监测便可以划分地表水分含量诱发滑坡的影响程度。地表水分含量的遥感监测手段较多，但考虑到房县植被覆盖率高，且本次使用的遥感数据—“高分一号”卫星属宽波段多光谱传感器，所以考虑使用高分一号数据的band3（红光波段）、band4（近红外波段）构建Red-Nir光谱特征空间，以区分岩土体的水分含量，定性、半定量的判断地表岩土体的附水性。从表1-4可以看出，Nir-Red光谱特征空间具有良好的地物分辨能力。能较好的分辨水体、湿土、干土并对不同植被覆盖下的裸土壤、低植被覆盖混合像元、高植被覆盖有良好的区分性。典型的三角形分布。存在清晰的土壤基线BC（图1-2）。由土壤基线B端到C端呈现土壤由湿变干的特征。在Ni-Red光谱特征空间上，过原点作土壤线BC的垂线L，从任何一个点到直线L的距离可以说明地表的干旱情况，即离L线越远地表越干旱，反之亦然。一般来说，接近于直线L的空间为较为湿润，反之，远离的空间较为干燥。由此利用Red-Nir特征空间上点到直线L的距离便可以用以对土壤水分含量做定性以至定量描述。用以突出土壤水分含量的差异。据此建立垂直植旱指数PDI。式中M是Red-Nir特征空间的土壤线的斜率，Rred、Rnir分别是任意一点红光和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由式1-1可以方便的使用波段运算得到PDI的值加以分析。PDI指数简单易用，对土壤湿度评估迅速。在PDI的基础上，受到植被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引入植被覆盖率构建改进的垂直植旱指数MPDI。改进的垂直植旱指数也是基于Red-Nir特征空间，其主要思想是将植物对PDI的影响通过线性反射率混合模型消除。首先在PDI指数基础上消除植被影响信息，仅考虑土壤，建立理论公式。根据公式1-5，结合“高分一号”数据就能获得每个像元的MPDI值，区分土壤水分含量。

1.5地表植被覆盖程度提取植被覆盖度是判断已产生滑动新、老滑坡的重要客观指标。植被对水土具有良好的保持作用，滑坡体一般少有植被发育。特别是在房县，地表植被覆盖度整体较高，滑坡区域与非滑坡区域有一定的区分性。根据十堰市房县西侧竹山县目视解译的经验，新、老滑坡体表面植被发育与背景植被存在异常，表现为：滑坡体表面植被稀疏或呈现裸土，基本不会覆盖乔木，常覆盖有灌木或被改造为农田。针叶林或针叶阔叶混交林表观显墨绿色，遥感观测可见球状、点状冠层；而灌木林和农田显浅绿色，农田更有较规则图案，如表1-5所示：其中Fg为植被覆盖率，NDVImin、NDVImax分别为该区域归一化植被指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利用高分一号数据便可以求得植被覆盖率图，从宏观上区分针叶林与滑坡体上裸土、阔叶植被或农田。

1.6宏观易发环境综合分析控制滑坡的宏观环境因素较多，也较为复杂。就十堰市房县地区滑坡特征而言，使用遥感手段，从滑坡形成的内在条件：坡度、软质岩、断裂控制；滑坡形成的外在诱发条件：地表湿度；和滑坡表观特征：滑坡体植被异常；三个方面，五个指标综合划定遥感解译重点区域，以减少单纯遍历型目视解译的工作强度，力求做到有的放矢。现实情况中的滑坡各具特点，往往不是简单的五个指标的叠加，而是三两或两两的特定组合。就灾害详查的要求而言，不适于简单草率的使用叠加取交集法、简单证据权法、层次分析法等简单提取易发区域而忽略其他条件。所以，建议采用简单模糊的叠加求和分析，扩大重点解译区的范围（图1-3）。解译过程以缓冲区（断裂影响范围）为轴线，逐步辐射扩大的方式，提高解译效果。根据三个方面，五个指标的信息提取，可以方便的将各要素层做简单的叠加分析，缩小解译区域，减少解译工作量。对解译区域的滑坡宏观环境的组合了然于胸，对灾害点的解译有直接的指示作用。下面仅以区内某一个灾害点为例作为宏观环境五个指标的印证。

2微观特征环境分析与提取

经过宏观滑坡易发环境分析，并结合“高分一号”数据和GDEM数据进行区内宏观易发因素的提取，能够确定重点解译区域，做到有重点有方向的确定滑坡灾害点。但指导思想仅仅是通过提取滑坡所处宏观环境因素而缩小目视解译范围。总结已解译的部分滑坡，在微观地貌特征与微观地表覆被特征有一定的相似性，通过在“宏观重点解译区域”（前文提取的宏观易发因素确定）采用遥感手段，结合十堰市房县滑坡地质灾害特点，提取滑坡微观地貌特征与微观地表覆被特征，自动提取滑坡形态，达到圈定灾害点的目的。

2.1滑坡体边界特征的确定滑坡形成后在斜坡上往往会出现周围较陡，中间较缓的圈椅形微地貌特征。一个发育完全的滑坡一般具有：滑坡体、滑坡周界、滑坡壁、滑坡台阶、滑坡舌、滑坡轴、滑坡鼓丘、滑坡裂缝、滑动面、滑动带、滑床、等要素。但现实中，滑坡形态各异，并不完全具备以上滑坡要素，但滑坡后壁、滑坡体、滑坡周界、滑动带和滑床是所有滑坡都具备的[2]。就遥感观测而言，能解译出的基本要素仅有表观的滑坡后壁和滑坡周界两项，如图1-4。滑坡后壁和周界在微地貌形态上呈陡砍状，陡砍的顶部边界在滑坡体以及滑坡附近区域内为坡度与坡向变化较快的区域（图1-4中红色区域）。根据这个特点，使用DEM遥感数据分别求取坡度、坡向并在此基础上求取坡度变化率和坡向变化率，陡砍部分在坡度变化率和坡向变化率均有突出的高值特征，所以可以使用这种高值特征勾绘滑坡后壁和滑坡边界，下面是使用GDEM作为遥感数据源提取的滑坡后壁与滑坡周界效果，如表1-7。由表中实例可见，对于后壁、周界具有陡砍形态特征的滑坡可以被以上方法检测。但由于本次使用的GDEM空间分辨率（30m）的限制，本次微地貌提取仅对规模较大的滑坡有效。若使用空间分辨率更高的DEM数据，则可以提取更小规模的滑坡，提高解译效果。

2.2滑坡体地表被覆异常范围的圈定实际解译和实地考察过程中，部分滑坡体具有微观地表覆被异常特征。实地可能见到马刀树、醉汉林等，且以低矮阔叶植被为多，有的滑坡体被改造为农田，造成滑体与背景植被覆盖特征有较大差别。针对这些表观特征，在遥感观测角度，可以较明显的监测到植被种属的区别。常见的滑坡体与背景地表被覆异常组合有三种：滑坡体为裸土，背景为针叶林；滑坡体为阔叶植被，背景为针叶阔叶混交林；滑坡体为农田，背景为针叶林。下表是通过遥感分类方法区分滑体与背景（表1-8）。

3总结

篇10

摘 要 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一方面,房地产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房地产具有很高的产业关联度,能有效带动相关联的上游与下游产业群的发展,在长时期内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房地产业自身的粗放发展,又有可能对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危害。可持续发展与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当今的各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业界讨论的焦点。而房地产投资环境的研究对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研究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理论既是对投资环境理论的拓展,又是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决策提供新的论证途径。

关键词 房地产 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评价

一、房地产投资环境及评价理论的分析

(一)房地产投资环境相关概念

房地产投资是一种将资金或资源投入到房地产开发、经营、中介服务、物业管理服务等经济活动中,以期获得未来最大限度利润的经济行为。投资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行为,笼统的讲,房地产投资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和置业投资。任何一项投资必定在既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中运行并与周围各类环境因素发生着各种互动关系。因此,我们将在一定时空领域内影响投资者投资活动的各类外部条件的总和成为投资环境。那么,房地产投资环境即是指某特定时空领域内影响房地产投资者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益的一切条件之综合。它是影响制约房地产投资效益的自然社会、文化经济、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等各类外界因素相互作用的矛盾统一体。

(二)房地产投资环境的特点

1.房地产投资受经济环境的影响纵深而重大。所谓纵深影响,即指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经济坏境都会对房地产投资带来影响,而非仅在其中某个层次产生作用。与其它商品相比,房地产具有高昂资格,成为人们财富的象征和一生追求的选择,当人们有了一定经济实力后,总会不断改善自己的居住和生存条件,从小房到大房、从多层到高层、从普通住宅到高级别墅,个人的经济实力成为房地产商品购买力最主要的制约力量,成为影响房地产投资微观环境的直接因素。

2.房地产投资环境是广泛而复杂。所谓广泛性,是指投资环境范围的宽广性,即从宏观环境到中观环境、再到微观环境。

(三)房地产投资环境的划分

从一般来讲,我们将房地产区域投资环境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房地产投资环境区域划分的最核心层是微观层,即具体的项目市场区域。从内到外,分别是中观层与宏观层。中观层指以城市为代表的房地产市场客户群所在区域。

(四)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

实践表明:房地产投资效益不仅取决于投资者的自身因素(如:资金实力、投资经验、经营管理水平),同时还与受资地区的政治状况、经济环境、社会需求、市场容量、政策法规等因素息息相关,因此,选择稳定的、持续的、可靠的投资环境就成为保证房地产投资效益的关键条件。纵观近年来的“开发区热”、“批地热”、“房屋空置率高”、房地产业的失衡发展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房地产投资环境的估计不足和选择失误有关,所以,在投资之前,必须进行房地产投资环境的评价工作,它不仅是实现投资目标的手段,又是财务分析的前提,在整个房地产投资决策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理论与常用方法

(一)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依据

投资环境评价必须遵循投资环境评价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投资环境评价的行业特色,并形成行业性的评价依据。综合而言,主要的投资环境评价依据如下:

1.区域经济学理论

2.投资环境评价方法论

3.区域经济与行业经济统计

4.行业项目投资经济评价方法

5.各种行业性调查数据、报告分析

6.行业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

7.专家意见

8.评价者个人专业知识与经验

9.行业管理相关法规

10.政府区域政策等

当然,实际进行投资环境评价时,能够收集到的数据资料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绝对充分,所以还是要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能够得到或方便得到的数据可以纳入,不能得到或不方便得到的数据则要参考专家意见或结合评价者本人专业知识与经验用定性的方法进行评价,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凭借有限的资料及时做出评价,并使评价结果对于投资决策和区位选择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的常用方法有:

1.多因素加权综合评价法

2.主成份分析法

3.聚类分析法

4.层次分析法

通过对投资环境评价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投资环境评价理论的存在以下特征:(1)从评价范围来看,存在从宏观到微观的变化特征。人们对于区域投资环境评价范围由最初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评价逐步细化到现在的项目区域本身。(2)从评价方法上看,存在定性向定量变化特征。评价因素的选择更加全面与量化,使得评价结果由主观趋于客观科学。(3)从学科应用来看,评价理论更加注重多学科的应用。由最初的单一数学学科发展到现在数学、物理、地理、经济、环境等多学科结合,评价系统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陈康幼.投资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50-200.

[2]鲁明泓.中国不同区域的投资环境评估与评价.经济研究.2004(2):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