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安全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消费安全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人私有信息属于商业秘密范畴

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在商业社会上是一种私有信息。对于私有信息的定义是这样的：只有特定的市场成员和市场运营机构才有权访问的数据和信息，是属于保密信息。我们很容易明白，个人隐私信息的确是这样的私有信息，而且有权访问的特定市场成员常常包括个人、政府组织、公共服务机构，以及个人接受或不得不接受的与其建立了商业交换关系的企业组织。由此可见，个人的私有信息在社会商业环境下具有商业秘密的特征，并且也可以且应该具备了商业秘密的法律要件。商业秘密(Business Secret)，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显而易见，消费者或者公众与政府、公共机构和企业间在各种社会交换过程中建立和提供的个人信息(如个人账号、联系方式、数据存取地址、密码、消费信息等)均符合商业秘密构成的三个要件：(1)该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即该信息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的。(2)该信息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3)权利人对该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所以概括地说，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即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是企业的财产权利，它关乎企业的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的甚至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这个道理人所共知，也被普遍接受。但是这种私有信息属于个人或者个人与企业共同拥有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我们必须明确认定，消费者或者公众同样拥有个人私有信息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力。即在商业活动中，其私有信息(商业秘密)依法受到保护。

人交易和社交私有信息也属于商业秘密范畴

当私有信息进入公共领域并能够被许多个人和企业以某种方式获取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个人的私有信息是指与社会个体和法人相关的可能给相关者带来利益或者损害的信息，一般情况下，信息拥有者并不会或者不愿意将其投入公知领域，但是由于某种需要(如商业行为、社交行为和配合社会管理行为)而不得不将这类信息提供给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有些信息本身就是这些行为所产生的，比如银行开户、购买保险、房屋、车辆、各类民事登记、网络信息注册、各类用户名和密码、联系方式、交易行为数据等。这种情况下，这些信息并不为交易或者交互双方(有限方)之外的人所知，因此并不属于公知信息。作为交易行为中间的其中一方，虽然知晓了这种信息，但是仍然属于共知的私有信息，仍然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律要件。因此，依然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这里应该注意到一个前提，即信息的拥有者需要对信息给予了适当的保护。这是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之一。我们通常在电子邮件中看到的如下提示：

“重要提示：此邮件及附件具保密性质，包含商业秘密、受法律保护不得泄露。如果您意外收到此邮件，特此提醒您此邮件的机密性，请立即通知我们并从您的系统中删除此邮件及附件。如果您不是此邮件应当的收件人，请注意不可对此邮件及其附件进行利用、复制或向他人透露其内容”。仅仅就是这份提示便起到了“对信息给与了适当的保护”的作用，从而使邮件的内容具备了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当我们在进行商业活动时，需要向企业提供相关的私人信息(如向银行、房地产销售商、保险机构、商业网站、市场调研机构等)的时候，应该能够注意到对于该信息的保护和应用方式的承诺。在此保证之下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同样具备了商业秘密的要件。至于账号密码，本身就自然具备了商业秘密的所有三个要件。

立个人私有信息产权观念

个人私有信息只要不是公众自己自愿公开，那就具备信息产权。通常可以归类到隐私权和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的一种形式)。作为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在获得公民或者消费者的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在自身的特定的公务和商务活动中合理使用这些信息，但是不得将其信息本身作为商业标的物进行滥用。这些机构和企业在这时是与消费者共同占有这些信息，其使用权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社会机构和企业在对消费者的私有信息合理使用的同时，还负有对其进行适当和有效保护的义务和责任。对于社会组织和企业而言，消费者信息或者称为客户数据涉及消费者信息产权和隐私权的这个观念必须树立起来。一方面是尊重消费者私有信息产权不能侵犯(滥用)，另一方面交易行为本身是一种合同行为，客户私有信息产权的保护理应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而不能违反。作为消费者而公众也应该加强自身的信息产权和隐私权意识，不仅要对相关的信息实施适当的保护，而且要对侵权行为予以追究。

人私有信息产权保护的关键是制度安排

篇2

一、工作计划

（一）镇（街道）级安全管理人员依法行政

1、具体工作内容：建议在非园区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加大职能下放的力度。

2、工作负责人：

3、工作进度：

（1）在委托非园区的镇（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行使部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的基础上，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一是继续跟进实施第一步职能下放以后，有关工作开展的情况，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二是探讨继续加大职能下放的范围和时机，三是根据8大园区的机构和职能设置情况，安排好安全生产的有关工作。要求在8月底前完成。

（2）向区政府提交报告，建议在非园区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成立独立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配备3～5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报告在8月20日前报出。

（3）对各镇（街道）现有配备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经考核合格领取省安监局核发的《安全生产监察员证》，经区政府任命为安全生产监察员，8月底前完成。

（4）对.....等六个镇的安全生产责任人进行年度考核，于9月底完成。

（二）加强高危行业安全生产监管

1、具体工作内容：加强高危行业（重点是危险化学品、小冶炼和废金属拆解）的规划和布局，控制其总量。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对高危行业实施安全评价。

2、工作负责人：

3、工作进度：

（1）统筹规划，在工业园区规划设立危险化学品、小冶炼和废金属拆解等专门区域，使危险化学品、小冶炼和废金属拆解等的新建、扩建工程项目能相对集中；现有的危险化学品、小冶炼和废金属拆解等企业也要逐步向园区专门区域转移，逐步实现高危行业的集中设立、管理、治理和应急救援。由规划建设局负责牵头落实，力争在9月底以前制定出规划方案。

（2）在9月底以前制定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小冶炼和废金属拆解等行业的市场准入审批和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危险化学品行业管理办法由安监局和公安局牵头制定。在现有区政府联合审批立项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有关上级部门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审批和管理办法。

小冶炼和废金属拆解管理办法由环保局牵头制定。

（3）根据有关法规和管理办法以及对高危行业的监管部门分工，加强和落实对危险化学品、小冶炼和废金属拆解、采石场和建筑施工等所有高危行业的监管。

（三）实行试点企业分类监管制度。

1、具体工作内容：按上级要求在部分行业企业和试点企业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类管理办法，实施分类指导和分级管理。

2、工作负责人：.....及交通、旅游等部门的负责人。

3、工作进度：

（1）根据省安监局《关于在重点行业企业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状况评估工作的通知》（粤安监管[2003]136号）的要求，制定我区企业评估的实施方案，要求在8月底完成企业的自我评估、9月底完成企业的监评、10月20日前全面完成评估任务。并根据评估结果，把已评估的企业划分为A、B、C、D四级。

（2）制定《企业安全生产分类管理办法》，实施分类指导和分级管理（9月底）。

（3）根据佛山市制定的办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状况与工伤保险的结合的工作。

（四）建设区、镇（街道）安全生产信息网络

1、具体工作内容：推进区和镇（街道）安全生产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继续完善我区的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由传统监管手段向现代化监管手段转变。

2、工作负责人：

3、工作进度：

（1）在继续完善桂城和松岗现有系统的基础上，委托软件开发公司，9月底之前完成区和镇（街道）的安全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平台的建设，并利用我区现有城域政务网实现区、镇（街道）和村之间的互联互通。10月20日前安监局、桂城和松岗要完成资料录入工作，实现系统局部运行。

（2）8月底前完成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完成监管对象的资料录入，逐步投入实际使用。

（五）完善企业安全管理工作

1、具体工作内容：根据有关安全生产规范标准和佛山市的意见，深入试点企业，指导帮助企业完善安全生产条件和各项管理工作，落实企业安全培训工作，提高其现场安全水平和安全管理水平。

2、工作负责人：

3、工作进度：

（1） 9月15日前，结合企业安全评估，完善试点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和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2）根据企业需要，组织好企业负责人安全资格、企业注册安全主任、危险化学品从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以及其他职业岗位培训。

（六）加强社会监督管理

1、具体工作内容：探索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管理的新模式，建立有关园区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培育和发展注册安全主任事务所，建立面向小企业的社会化安全生产服务机制。

2、工作负责人：

3、工作进度：

（1）探索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管理的新模式，实现政府安全生产监管力量的延伸。在松岗镇松夏工业园区，通过加强园区管理公司的管理力量，建立有关园区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实现对园区企业安全生产的有效管理。

（2）在桂城街道和松岗镇松夏工业园区培育和发展两个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注册安全主任事务所，发挥其专业支持和服务作用，建立面向小企业的社会化安全生产服务机制。根据佛山市制定的注册安全主任事务所设立条件和业务职能，力争在9月底前挂牌成立，逐步进入实际运行阶段。

（3）建立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处理制度，要求各镇（街道）在此9月底前，都要设立安全生产举报电话和信箱。

（七）资料收集和经验总结。

1、具体工作内容：做好有关试点工作的资料收集，特别是企业在试点工作前后的具体情况材料收集，总结我区的试点经验，将有关资料报送佛山市安监局。

2、工作负责人：

3、工作进度：

（1）8月底前完成企业试点前的具体情况材料收集。

（2）9月底前完成企业完善各种设施、制度后的情况的材料收集。

（3）及时收集试点各类资料，总结各阶段试点经验，必要时按要求制作有关会议演示资料。并按要求及时向佛山市报送有关资料。

（八）加强宣传报道

1、具体工作内容：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报道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强化社会舆论，在全社会形成关注非公有制小企业安全监管试点工作的氛围。

2、工作负责人：

3、工作进度：配合各项工作进展，随时宣传报道。

二、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全力以赴

非公有制试点工作事关全省、全国，我们一定要试点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按时、按质完成。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全力以赴。

（二）整体安排，同步推进

试点的前期准备工作到目前已经完成。8月要重点完成指导企业建章立制工作，注册安全主任事务所建设、安全信息网络建设、各项监管办法建设等方面工作；9月各项试点工作要全面突破，试点企业取得初步成效；10月20日前我区的试点工作要全面完成，迎接省和国家的验收。

篇3

内容摘要：当前，治理食品安全市场、恢复食品安全供给绩效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加强对消费者行为及其影响的研究非常必要。现实中消费者食品安全需求行为表现为消费者麻木和敏感，对食品安全治理产生了消极或者积极的效应。对此，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对消费者行为引导，强化消费者行为的积极影响，以促进我国食品安全供给绩效尽快恢复。

关键词：食品安全治理 消费者麻木 消费者敏感 消费者退出与呼吁

当前治理食品安全市场、恢复食品安全供给绩效已成为政府和产业界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行为反应及需求特性影响着政府治理和产业界治理的效率，所以，加强对消费者行为及其影响的研究非常必要。

消费者食品安全需求行为及其效应

经济学中假定消费者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在完全信息前提下追逐效用最大化。但是由于现实世界存在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是客观的，而且消费者利用信息的能力存在稀缺性和不对称性（佩利坎，1992），所以，消费者的经济理性只能是有限理性。就食品安全需求来说，消费者有限理性在行为上具体表现为消费者麻木和消费者敏感。

消费者麻木及其效应

就食品安全品质而言，其具有内在性特点，难以被消费者用肉眼或触摸辨识出来，而且一般情况下，其所导致的危害在短期内难以被察觉，长期的影响又往往和其它因素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所以，多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没有消费经验，有少量经验也不一定有判断能力，因此，不但在购买时，甚至在消费时都不一定能正确判断商品的质量。这种情况被称为“消费者麻木”（谢识予，1997）。消费者麻木往往使消费者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正确判断消费的利益与风险，倾向于高估消费的利益，而低估消费的风险，从而不仅影响消费效用，而且容易对市场食品安全的生产经营者产生不良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为：

降低发现问题的概率，增大食品安全隐患。因为消费者缺乏购买和消费食品安全的能力，其极易混淆食品的安全品质和商业品质（如形状、色泽、包装等），以后者代替前者作为评判标准来进行食品安全消费。而食品安全品质和食品商业品质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一方的改善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另一方的状况变坏。如使用一些香精、防腐剂、增白剂、色素等，有利于食品商业品质的改善而恶化食品的安全品质状况。消费者以商业品质作为评判标准，其结果必然使食品安全品质不能得到重视，安全问题的发现受到阻滞，概率变小。对食品安全提生不良指导作用，恶化安全供给状况。消费者忽视食品安全品质、注重商业品质，使其对食品安全的价值感知发生偏差，以致汰优择劣，出现逆向选择。在食品安全问题浮出水面以前，消费者不但不会减少对不安全食品购买的次数，相反还有可能使购买的次数和数量增加。消费者的这种逆向选择使得不提供食品安全的企业收益增加，而提供食品安全的企业收益下降。市场力量引导市场供给向非安全食品转移，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柠檬市场”困境，食品安全供给状况更加恶化。以一猕猴桃主产区不同安全特征的猕猴桃产销结果对比为例：施用违禁膨大素的个大体重的猕猴桃与没有使用膨大素的个小体轻的猕猴桃相比，市场行情截然不同，前者被高价收购，后者却无人问津。究其原因，经销商和消费者以大为优、以小为劣的消费观念是直接诱因。

防范意识不强，削弱治理力量。消费者麻木使消费者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态度消极。有调查显示，月收入、居住环境（城市或农村）与食品安全关心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收入高、居住在城市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心程度高。而据上海城调队2002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在遭遇不洁食品侵害时， 48.6%的人表示“以后不再购买该食品（即退出）”，20.7%的人甚至表示“无可奈何，自认倒霉”，只有27.5%的人提出，“向有关部门反映、投诉（即呼吁）”。退出和呼吁的比例总计只有76.1%。也就是说，将近1/4的消费者将一忍了之。城市居民的反应尚且如此，农村居民的反应可想而知。消费者防范食品安全的意识不强，尤其是农村消费者的防范意识薄弱，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反应程度，从而削弱了惩罚市场失信者的力量。

消费者敏感及其效应

消费者敏感是指消费者在受到食品安全侵害或者获知食品的不安全隐患信息后，迅速采取措施从市场退出（拒绝重复交易）或者向有关部门呼吁，以惩罚市场失信者的行为。现实生活中消费者敏感的例子随处可见，而且多表现为退出。如疯牛病使很多人远离牛肉、禽流感发生后许多人不再消费鸡肉等。

消费者敏感是消费者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反应，就像人患疾病之后会产生抗体一样，消费者在遭遇食品安全问题后也会出现“一朝被蛇咬”的自我保护机制，这反映了消费者强大的退出力量。消费者退出积极性越高，经营者失去和同一个消费者重复交易的次数就越多。而且由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沟通，且由于食品消费属于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特殊消费，因此，食品安全市场的信息扩散效应非常之大，以至于能让一个失信企业在短时间内由于众多消费者的拒绝重复交易而陷入困境，甚至一败涂地（南京冠生园月饼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市场信息透明度越好，食品安全问题曝光的速度就越快，消费者的退出力量就越大，不提供食品安全的企业所要承担的消费者惩罚成本就越高。所以，同消费者麻木比较起来，消费者敏感对食品安全提供会产生较好的激励作用。

但是，消费者敏感往往使消费者在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消费的利益与风险时出现与“消费者麻木”完全相反的结果，倾向于低估消费的利益，而高估消费的风险。所以消费者敏感也是消费者缺乏判断能力的表现。在某些事件中消费者反应过于强烈，以致出现“十年怕井绳”的连环后果，不敢或者完全退出消费。如此，不仅消费者的正常生活会受到影响，而且会破坏正常的食品市场安全供给。对于实力较弱的企业尤其是我国食品企业来说，消费者过于敏感地退出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诚信企业陷入困境。

消费者食品安全需求行为形成的制度原因

消费者行为是消费者有限理性的反映，同时也是一定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我国消费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消费者麻木与消费者敏感的最终行为选择。

信息管理制度缺失

由于对信息不对称问题及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背后所蕴含的信息管理重视不够，国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信息收集、揭示、传递、储存与反馈等制度，因此造成我国消费者不能及时获悉食品安全供给状况，在信息缺乏情况下出现消费者麻木和消费者敏感等不理。

政府监督制度缺失

由于缺乏对政府管制者的监督、惩罚等约束和激励机制，政府管制往往因管制者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出现缺位、越位或错位等低效结果。尤其当涉及到地方政府利益的时候，地方政府追求租金最大化的愿望容易导致其权力滥用，不仅不对市场违法者实施惩罚，相反还会予以地方保护。政府规制低效致使消费者的呼吁和退出影响力微弱。

呼吁制度不全

消费者敏感地退出而不是呼吁，是由于消费者的呼声最容易被忽视，而且由于缺乏有效、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因此消费者与政府间信息沟通不及时，致使消费者的呼吁受到影响。并且对于消费者的呼吁，政府奖励制度不健全，对消费者的赔偿规定金额较低，对举报行为缺乏保护制度，消费者可能面临违法者报复等不良后果。消费者呼吁与否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有当消费者呼吁的收益大于呼吁成本时，消费者才会主动呼吁。当前我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危害呼吁不积极，就是因为呼吁成本太高而收益较低所致。

此外，单个消费者的呼吁行为具有正的外部性，存在着收益外溢效应。在呼吁成本由消费者个人承担情况下，收益外溢显然是消费者个人的损失。如果政府缺乏相关制度从而不能使消费者的这种损失得到弥补，消费者呼吁的积极性将下降。

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需求行为引导的建议

强化对消费行为的引导

在食品安全治理中，消费者力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力量。所以，强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引导非常必要。当前，消费者麻木和消费者敏感是消费者食品安全需求行为的表现。相比较而言，消费者麻木对食品安全治理作用较为消极，而消费者敏感尽管表现过于强烈，但是其对食品安全治理的作用更多的是积极作用。消费者因敏感而退出或呼吁，给管理层发出一个绩效已经衰减的信号，从而会刺激组织采取应对措施，恢复绩效。所以，就促进食品安全绩效恢复来说，消费者敏感应该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行为。

加强消费者呼吁制度建设

消费者是敏感地退出还是呼吁，是一定制度安排的结果。因此，首先应以法律形式确立消费者义务，促使消费者尽快成熟起来并学会自我保护，从而形成维护食品市场秩序的强大的消费者阵营；其次应加强信息管理制度建设，开辟高效信息传递和反馈渠道，提高食品安全信息揭示效率，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改善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状况；第三，建立对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和奖惩制度，减轻道德风险，减少摩擦成本和管理漏洞，为消费者提供利好的食品安全消费环境；最后加强消费者呼吁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制度的贯彻实施，以便提高呼吁效率，降低呼吁成本。

加强消费者协会的力量

不论是消费者麻木还是消费者敏感，消费者均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就个体而言，能力确实有限。但是代表消费者利益的消费者协会，其无论在财力还是在人员、设备的配备上都比单个消费者有较大优势，代表消费者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更能够引起食品企业对于食品安全供给的重视。而且消费者协会的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和可以有效引导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纵观各国的食品安全治理，消费者协会或其他消费者团体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消费者协会的贡献也不可小觑，但是尚存在不足，比如食品安全信息渠道较少、对农村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联合发起抵制不安全食品的活动较少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协会的治理力量。为此，需要采取措施，强化消费者协会的力量，以引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行为。

参考文献：

1.[美]阿尔伯特•O•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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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思路需要更新

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单单显露出生产经营者道德的滑坡、市场管理者管理方式的滞后，还反映出一个重大的问题：消费者作为与生产经营者相对应的市场主体还未充分发挥其独立的社会监督功能。

因此，在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时候，各国便纷纷采取有效措施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机制尤其是信息披露制度予以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全程溯源监管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广泛认同和运用。这搭建起了一条能够有效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评价与信息反馈的绿色通道，进一步拓宽和畅通消费者权利诉求的渠道，保障消费者的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不被虚置和弱化。

欧盟的《食品安全白皮书》、美国的《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和日本的《食品安全基本法》等都是围绕“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而制定监管办法，我国新制定的《食品安全法》也引入了“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全程溯源监管理念。

对食品溯源制度的借鉴和建立

我国已具备建立食品安全溯源制度的立法雏形和实践基础。立法上，《农产品质量法》和《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已规定了建立食品安全溯源制度的雏形——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记录机制。而《全国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规范（试行）》在2010年和2011年分两批确定了实行肉类蔬菜流通追溯的试点城市，并对部分试点城市拨付中央财政支持资金。实践中，部分省、市在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中积极运用的“食用农副产品安全信息条形码”、电子标签和二维码等可追溯技术有力地提高了监管水平，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我国现行食品安全信息记录查验制度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现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规定，在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食品生产环节以及经营者采购环节要做相应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记录。食品原材料采集、生产、加工、经营过程中的信息记录查验制度有助于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在发现问题食品时按记录查找追溯相关责任人，也有助于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迅速将问题食品召回，缩小问题食品的危害范围，减少对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危害程度。

但我国现行食品安全信息记录查验制度依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根据现行规定，食品原材料采集、生产、加工、经营过程中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记录仅在食品行业内部保存，仅在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起到一个备查的作用，并没有形成标签依附于食品上供广大消费者查询。这种食品信息记录的做法尚属食品行业内部监管的范畴，并未通过一种强制性的披露手段向社会公众公开，还未真正过渡到社会监督领域。

目前这种面向食品行业内部的食品安全信息记录查验制度会导致责任追溯成本高。食品生产、流通环节颇多，消费者不能及时查出造成食品安全隐患的真正源头，延误了对责任人的追诉时限。一方面，容易使责任人闻讯后逃之夭夭，另一方面，对处在信息资源更加落后的地区，会致使问题食品造成的危害得不到及时有效控制。

奶粉安全事件使我们再一次反思食品安全全程监管和溯源的问题。当发现奶粉出现质量问题时，整个供应链中都有被污染的可能，从奶源到生产，到运输，到仓储再到货品上架等。试想，如果奶粉包装袋上有一个食品安全质量可追溯标签，政府管理部门有关于奶粉的质量安全可追溯管理信息数据库，在发现第一批问题奶粉后，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立即根据可追溯标签和信息库探查究竟是奶场、奶厂还是运输、储存环节出现了问题，及时将缺陷产品召回，及时追究当事人责任，就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完善食品安全溯源制度十分必要

食品质量的信任品特性面临十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消费者相较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处于信息资源的弱势地位。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的各项记录并未全程向食品产业链终端——消费者公开，消费者只是在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或疑问时，才有可能启动这种责任追溯程序。目前，除少数开展蔬菜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系统试点的地区外，我国多数城乡集贸市场的蔬菜产品质量监管问题堪忧，消费者看不到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的一切信息，更看不到农药残留量、重金属物质残留量。当出现食物中毒等食品卫生问题时，除了向菜市场追责，对源头责任人的追溯几乎无从着手。食品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影响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食品安全溯源机制，要求食品产业链上各环节企业披露有关产品特点和使用方法等方面的信息以便消费者或下游企业对产品质量进行评价。

我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和行业监管应渗入社会监督的因素。继三鹿奶粉事件使国家食品免检制度废止之后，“国家免检”、“名优产品”和“驰名商标”等标识的认定制度的存在意义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企业声誉机制建立的前提是企业产品服务质量与消费者的购买、认可等市场反馈信号的重复博弈，而不应是管理机构的权威认定。应向社会公众尤其是消费者公开，强化社会力量对于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督作用。

食品安全溯源制度亟待完善

完善监管制度

在监管方式上，应该由传统的单纯面向生产过程和产品标准的封闭性管制逐步过渡到对食品质量信息的动态监控。在监管内容上，在食品监管部门建立食品行业质量安全可追溯信息数据库，起到一个管理备查的作用。

完善关键技术

在食品行业中先推广使用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详细记载标签，再逐步推广二维码食品安全信息记录技术。可以在各大超市、生鲜市场建立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终端，供消费者查询相关信息。在食品安全溯源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过程中还要通过建立配套法规来保护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

其中，食品追溯信息的收集和传送技术问题是关键。我国当前农产品生产规模小，组织化程度较低，新技术采用意愿较低，对可追溯技术的应用造成了较大障碍。再加上农户分散经营，地域分布广，产品多种多样，这就对初级农产品生产、加工环节的可追溯信息的收集和传送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外，整个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的安全信息资源短缺、分散，尚不能满足管理机构、消费者以及食品生产者、销售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因此，需要在研究开发食品追溯信息收集和传送技术的基础上，组建全国性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建立完善的信息收集、共享和的平台，在网络以及新闻媒体上定期公布食品安全信息。

保护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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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召回；食品安全法；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1-065-01

“召回”在辞海中的第三条解释即“特指生产商对于有问题的商品，无偿收回生产企业的制度，以改正缺陷，提高企业信誉”。而食品召回的定义即食品生产商、经销商、进口商等对于缺陷食品，无偿收回，以改正缺陷，提高企业信誉。食品召回的出现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物流网络的发达，消费者保障观念的重视的必然结果。

一、食品召回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产品品召回制度中最早进行实践的是汽车召回。最早的汽车召回是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对汽车召回作出了规定。受到美国产品召回制度的启发，越来越多的国家也相继建立了类似的制度。

对比食品召回、汽车召回、药品召回，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召回对象不同：食品召回制度与汽车召回制度一般要求某一批次的产品在具有系统行缺陷的情况下发起召回，召回对象往往是一些不合格产品。而偶然性缺陷就在民法、侵权法的调整范围之内。而药品召回制度的框架下，由于药物产品的特殊性，国家对于药品的专项监管的，药品在进入市场前也会经过多次试验，不合格的药品往往会采取直接销毁的措施，并不能大范围地接触消费者。因此，被召回的药品则是产生了不良反应的合格药品。

2.召回后续处理不同：汽车召回后一般采取更换、修理、补偿等方式会再度流回到消费者手上。食品由于保质期的问题，一般会直接销毁。或者是由于非食品本身缺陷产生的召回，比如包装问题，则会更换后再度回到消费者手上。而药品，由于会对健康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召回后处理措施一般为就地销毁。

3.召回时限不同：由于产品的特殊性，药品召回与食品召回时限一般较短：一级为24小时、二级为48小时、三级为72小时。而汽车召回则时限相对较长。

二、 食品召回制度的概念

(一)《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食品安全法》第57条对食品召回制度的概念做了如下规定：“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食品经营者发现其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经营，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食品生产者认为应当召回的，应当立即召回。”

（二）相关分析

这样的概念定义存在两个问题：

依据通说，负有食品召回责任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食品生产商、食品销售商、食品进口商、食品分销商等。而《食品安全法》仅仅规定了食品生产商与食品销售商。这样的安排难免有不周之嫌，不利于召回活动的有效进行。

该条所规定的应当被召回的食品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笔者认为将召回对象定义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是含糊而缺乏操作性的。首先，定义该当明确扼要，可以直接明白定义所指向的事物。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一说，明显需要其他配套标准的支持来了解此定义。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存在明显不足。如果将召回的对象仅仅局限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上，明显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利。在缺少食品安全标准的空白地带上给予不良食品企业可乘之机。人民之安宁乃最高之法律，食品召回法律也当着重于此。其次，这样的定义也突显了我国对召回对象食品的定性认识不一，存在“生产标准说”、“不合理危险说”等。而在缺陷产品的通说中，“生产标准说”与“不合理危险说”往往有重叠、并存的现象。而这样的理论纠结对当下中国的食品召回制度而言有弊无利。生产标准往往成为了一些食品企业用来推脱责任的挡箭牌。故而，确立“不合理危险说”即缺陷食品做为食品召回对象的定性标准是必要的。而生产标准只能作为认定食品是否应该召回的标准之一，根本上还是应该看该食品是否有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危险为准。再次，在与食品召回制度平行的汽车召回，药品召回制度中，均是以缺陷作为立法标准。申而言之，食品召回制度的召回对象应当是缺陷食品。

故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食品召回制度作出如下定义：

食品召回制度是指食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等通过自身检查或者消费者报告等渠道发现了其生产或销售的食品存在不合理的威胁消费者生命健康的缺陷时，上报有关部门，由有关部门做出是否召回该批次缺陷食品的决定。或者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通过安全检查或者消费者举报发现市场中流通有缺陷食品，责令负有食品召回责任的生产者、进口者、销售者、召回该批次缺陷食品。并且通过换货、退货、补充或修正消费说明等方式，及时消除或减少食品安全危害的活动。

注释：

篇6

【关键词】信贷消费；消费安全；个人破产；信用监控；机会均等

何谓信贷?金融学认为，信贷是体现一定经济关系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借贷行为，广义的信贷即银行信用，是债权人贷出货币，债务人按期偿还并支付一定利息的信用活动，它包括商业银行存、放款、结算等各项资产负债业务。狭义的信贷仅指银行贷款［1］。这一定义显然过于狭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认为，信贷是一方(债权人或放贷人)向另一方提供商品、货币、服务和有价证券，另一方(债务人或借款人)依约定偿还的交易行为。这一定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信贷消费”之“信贷”。因此，信贷消费是经营者一方向消费者提供为生活目的之需的货币、商品、服务或有价证券，消费者依约定时间、方式迟延偿还货币的消费交易行为。因此其既包括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放发的消费信贷，也包括其他经营者的赊销。从时间上来看，包括不定期付款和分期付款。就信贷消费的法律关系而言，主体一方是经营者，包括商业银行、零售商、服务提供者、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等，另一方是消费者；其客体是货币。信贷消费具有信贷性、债性、信用性、国家干预性、宏观调控性等特性。信贷消费作为启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至今并未产生预想的效果，究其原因是我国信贷消费存在诸多问题，消费者不敢、不能或没有机会信贷消费，因此，加强信贷消费立法，从法律上消除信贷消费的障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目前我国信贷消费存在的问题

信贷消费在我国刚刚产生，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对信贷消费都知之甚少，几乎毫无经验，因而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

1、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缺乏安全感

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或服务时，面临着多种风险，如生理风险、金融风险、功能风险、心理风险。消费者自然想让风险最小化。但是，因为信贷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消费交易行为，大多数消费者对此毫无经验可言，因而，进行这种购买带有更大的风[2］。其次，提供信贷消费的经营者比较复杂，除对诸如国有商业银行外，消费者对其他经营者(如零售商等)的资信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而，对经营者存在不信任感；再次，随着经济转型，改革的深入，人们原有的一些福利在调整，而且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多种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改革未来发展形势不明朗，预期消费中不可知因素太多。加之职业的不稳定性加剧，一量收入减少，发生支付不能，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如生存权能否得到保护?多大程度的保护?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明确。最后，信贷消费合同一般是由在经济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经营者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其可能将预定的合同条款强加于消费者，从而排除双方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的可能性。经营者完全可能利用格式合同处心积虑地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诸多因素使消费者对信贷消费产生不安全感，感到风险太高，毕竟消费安全是消费者关心的首要问题，“如果感到风险很高，消费者自然不会购买。”［3］。

2、信贷消费条件太苛刻

对于消费者来说，我国目前信贷消费条件太苛刻，一是信贷消费付款期限较短，小汽车一般为一年，住房按揭一般是10～20年，最长的也仅30年。这要求消费者必须有高收入，以北京市为例，目前能够享受信贷消费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公司或行业内的高薪者，其家庭月收入多在5000元以上，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每月近2000元的还贷费让他们有心无力［4］。以成都市为例，目前一般家庭的月收入1200～1500元，要支付上千元甚至数千元的信贷款是不可能的。仅此条件就将绝大多数消费者排除在信贷消费之外，无怪乎信贷消费难形成规模，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另外还有诸如职业、年龄，甚至户籍等条件限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1)我国至今并未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用评价和监控制度，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信用存在担心；(2)经营者惧怕提供周期更长的信贷，总希望能尽快地收回债权。以住房按揭为例，我国目前最长的也仅30年，而发达国家在十五年前就推出了长达140年之久的住房按揭。有人认为是因为我国消费者收入太低，实质上，收入高低只是相对于信贷付款而言，如果周期更长，相应的定期支付的还贷款也就越少。

3、信贷消费机会不均等

信贷消费机会均等是指消费者在同一信贷消费条件下，享有同等的获得信贷消费的机会。这是法律平等、公平价值在信贷消费问题上的体现。其中的信贷消费条件根据信贷消费的特征，只能以消费者信用、偿债能力为依据。而目前我国信贷消费存在的机会不均等，主要是全国性或地方性的信用监控制度未建立起来，对不同户籍、职业、年龄等的消费者的信用难以长期持续监控，经营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常常还将职业、年龄、户籍等作为信贷消费条件，从而造成不同职业、年龄、户籍的消费者享有的信贷消费机会不同，如成都市一些银行规定，教师可以不需担保而贷款2万元；1999年末，成都市一些银行暂停对外地人的住房按揭。此外，信用评价不科学，信贷消费条件不公开等因素，也使消费者可能受到歧视，且无申辩机会。

二、我国信贷消费的法律对策

加强信贷消费立法是消除我国目前信贷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的基本对策，这是由法的功能所决定的。通过立法，应当建立健全下列一些主要的法律制度。

1、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

债权让与，即债权人让与，是指不改变债的内容，债权人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5］。近代各国民法均承认，债权原则上得为让与。我国《民法通则》191条也规定债权人可转让债权，但该条要求经债务人同意。《合同法》第79条则规定，债权人可以自由地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我们认为，信贷消费之债权转让，应当与一般之债权转让有所不同，其一是受让人资格应作限制。因为信贷消费之债的关系乃建立在双方当事人的信用的基础上，因而应当保护债务人不因债权人将债权转让于他人蒙受交易便利或交易安全之损害，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必然会降低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安全感。因此，受让人应当是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金融公司等)，因为金融机构布局、交易规则、资信等都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保证交易安全，可以消除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不安全感。但是如果债权人、受让人的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其就不愿转让债权，因此还必须对转让方式予以限制，一种是金融机构间债权的转让与继受，双方根据持有债权的时间合理公平分享利益和风险；第二种是贴现，即提供信贷消费的零售商等非金融机构，将信贷消费票据(这里指广义的票据)或合同予以转让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低于票据或合同标的额的一定比例将货币兑付给转让方。这个比例即为贴现率。这两种转让方式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从而使债权人乐意转让债权，而不致于对消费者强行索债；同时由于债权人可随时将债权转让而收回资金，因此，也愿意提供更长期的信贷，有利于降低信贷消费条件和成本。

2、个人破产制度

个人破产指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按照破产程序，在保留他和他所供养人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情况下，将其财产拍卖，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债权人的一项法律制度。破产制度的社会意义在于维护民事流转与商事交易的安全；对债务人而言，可以保护债务人，保障债务人及其所供养人的基本生活，同时，可以使诚实而遭遇不幸的债务人从债务的深渊中解脱出来，去创造一个新的生活。因而日本法把破产法称之为“更生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正因为如此，个人破产制度可以鼓励消费者信贷消费。但是，如果经营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那么经营者将不愿提供信贷消费或提高信贷消费条件以阻碍信贷消费，因此，个人破产制度还必须保护债权利益。实际上从债权人角度来说，个人破产制度“可以使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人不得不倾其家产、尽其所能，切实承担起偿债责任，克服那种拍拍胸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不要拉倒，一笔勾销’的社会现象，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最大可能地得以实现。”［6］但从我国目前来看，由于个人信用监控制度不完善，市场经济不成熟，个人对自己信用的轻视，对恶意信贷消费、破产欺诈立法和执法的不完善，为了使经营者提供信贷消费的积极性不受到遏制，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应当强化立法和执法，加强对恶意信贷消费、破产欺诈的查处，并且将恶意信贷消费、破产欺诈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追诉时效延长至4～10年。

3、格式合同的监管制度

为防止经营者利用格式合同损害消费者利益，各国法律建立了对格式合同的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体制，一是对格式合同条款的审查制度，此方式旨在事前预防；二是对格式合同的监督制度，这种方式强化对整个交易过程的监督；三是由专门机关统一制定一些普遍适用的格式合同条款，这种方式也旨在事先预防。这些监管方式“有利于克服狭隘的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局限，保证一般契约条款的公正性。”［7］我国合同法对格式合同作出一般规定，但未规定监管制度；而一些特别法，如《保险法》则规定采第三种监管体制。实际上，单纯的事前预防是不够的，应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济结合起来。因此，将第三种体制与第二种体制结合起来，作到对重要的格式合同条款由专门机关统一制定，对所有格式合同由相应的机构进行日常监督。同时，在相应的机构中，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代表，才能保证所有格式合同的公正性，及时纠正对消费者不公正、不合理的条款，确保信贷消费安全。

4、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信用监控制度

消费者的信用评价可采用等级制或得分法。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要公平地评价和长期持续监控消费者的信用，首先应当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系统。评价系统应包括下列因素：消费者的职业状况、收入状况、银行帐户的大致数额和地点、赊帐或其他债务、付帐习惯、婚姻状况、诉讼、交易记录及品质、习惯、道德等因素。还应当确定这些因素彼此间关系，在评价系统中的权重等。其次，建立专门机构评价监控和经营者自己评价监控体制。专门机构是独立于特定经营者的信贷消费服务机构，它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经营者与客户或用户)的关系，它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信用报告而获得酬金。经营者自己评价与监控则由经营者根据自己的评价系统和方式来评价和监控。再次，建立合理的信息收集程序制度，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专门机构信息收集一是自行调查，如采访邻居、朋友、同事以及调查过去交易记录等；二是与客户形成互动关系，客户将消费者的有关交易信息提供给专门机构，专门机构将对消费者的评估结论和监控情况提供给客户，客户再把有关信息提供给专门机构，如此循环。经营者的自行评价与监控一般都根据过去经验的统计，或作主观评估。在合理程序中必须建立对消费者的不利信息通知制度，也就是在消费者的信用报告中，如果某些信息(包括过时信息)对消费者不利，可能会对信用评价结论产生不利影响，则应将这些信息通知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对其作出解释或予以纠正。专门机构的评价与监控是通过大量客户与机构长期持续互动，从而占有大量的动态信息，对任何消费者的评价系统标准相同，因而评价结论更公正，保证不出现歧视。经营者的自行评价与监控的信息来自自己与消费者的交易记录，信息占有量较少，且可能不持续，因而评价的科学性很值得怀疑。因此，应当建立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专门机构作为消费者信用评价与监控的重要制度。通过科学的评价与监控制度，可以对消费者的信用作出公正评价，从而消除经营者对消费者信贷经营的担心和确保消费者信贷消费机会均等。

5、．信贷消费机会均等制度

为保证信贷消费机会均等，应当建立公平的信贷消费条件，提供信贷消费的经营者关心的是消费者信贷能否顺利得到偿还，而保障消费者清偿债务的是信用和清偿能力。因此，信贷消费条件主要以消费者的信用和清偿能力为条件，而不得以性别、学历、种族、宗教、民族、肤色、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等作出歧视性规定。美国的《信贷机会均等法》、《B条例》对此作的明文规定，可资我国借鉴。其次，信贷消费条件应公开。“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公开信贷消费条件，可以监督信贷消费条件是否有歧视性条款，同时建立消费者的申诉制度，如果消费者认为自己受到歧视，有权向有关组织或机构提出申诉，直至诉讼。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立法，建立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个人破产制度、格式合同监管制度，消除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不安全感。建立对破产欺诈和恶意信贷消费民事诉讼时效延长制度，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科学的信用评价和监控制度，使经营者愿意提供更长期限的消费信贷，降低信贷消费条件和交易成本。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制度和监控制度，信贷机会均等制度，消除信贷消费机会不均的障碍。从而使大多数的普通的消费者敢于并且有机会、有可能获得信贷消费，信贷消费才可以逐渐成为规模，真正拉动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娄祖勤．《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P1～2；

［2］[3](美)J．布莱思．《消费者行为学》，北京：中信出版社，1999年出版，P39、39；

［4］张玉玲，李晓露．“知识分子眼中的‘信贷消费’”，载《光明日报》，1999年8月23日第6版．

［5］王家福．《民法债权》，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P69．

篇7

何谓信贷?学认为，信贷是体现一定经济关系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借贷行为，广义的信贷即银行信用，是债权人贷出货币，债务人按期偿还并支付一定利息的信用活动，它包括商业银行存、放款、结算等各项资产负债业务。狭义的信贷仅指银行贷款［1］。这一定义显然过于狭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认为，信贷是一方(债权人或放贷人)向另一方提供商品、货币、服务和有价证券，另一方(债务人或借款人)依约定偿还的交易行为。这一定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信贷消费”之“信贷”。因此，信贷消费是经营者一方向消费者提供为生活目的之需的货币、商品、服务或有价证券，消费者依约定时间、方式迟延偿还货币的消费交易行为。因此其既包括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放发的消费信贷，也包括其他经营者的赊销。从时间上来看，包括不定期付款和分期付款。就信贷消费的法律关系而言，主体一方是经营者，包括商业银行、零售商、服务提供者、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等，另一方是消费者；其客体是货币。信贷消费具有信贷性、债性、信用性、国家干预性、宏观调控性等特性。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不断攀升、居民日常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对外经贸依存度的上升，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大推进器。在近年来国内买方市场形成和国际经济频繁波动的情况下，启动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12亿人口的巨大内需市场，这种优势是无可比拟的，城市里的住房、、等消费已经提到大众消费日程上来，还有一部分人产生对汽车的消费渴望。在，普适性家电、教育、农用工具等消费也逐渐升温，截至2002年九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8.4万亿元，增长10462亿元 [2]。信贷消费作为启动消费，而至今并未产生预想的效果，究其原因是我国信贷消费存在诸多问题，消费者不敢、不能或没有机会信贷消费，因此，加强信贷消费立法，从法律上消除信贷消费的障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目前我国信贷消费存在的问题

信贷消费在我国刚刚产生，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对信贷消费都知之甚少，几乎毫无经验，因而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

1、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缺乏安全感

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或服务时，面临着多种风险，如生理风险、金融风险、功能风险、心理风险。消费者想让风险最小化。但是，因为信贷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消费交易行为，大多数消费者对此毫无经验可言，因而，进行这种购买带有更大的风险[3］。其次，提供信贷消费的经营者比较复杂，除对诸如国有商业银行外，消费者对其他经营者(如零售商等)的资信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而，对经营者存在不信任感；再次，随着经济转型，改革的深入，人们原有的一些福利在调整，而且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多种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改革未来发展形势不明朗，预期消费中不可知因素太多。加之职业的不稳定性加剧，量收入减少，发生支付不能，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如生存权能否得到保护?多大程度的保护?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明确。最后，信贷消费合同一般是由在经济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经营者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其可能将预定的合同条款强加于消费者，从而排除双方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的可能性。经营者完全可能利用格式合同处心积虑地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诸多因素使消费者对信贷消费产生不安全感，感到风险太高，毕竟消费安全是消费者关心的首要问题，“如果感到风险很高，消费者自然不会购买。”［4］。

2、信贷消费条件太苛刻

对于消费者来说，我国目前信贷消费条件太苛刻，一是信贷消费付款期限较短，小汽车一般为一年，住房按揭一般是10～20年，最长的也仅30年。这要求消费者必须有高收入，以北京市为例，目前能够享受信贷消费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公司或行业内的高薪者，其家庭月收入多在5000元以上，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每月近2000元的还贷费让他们有心无力［5］。以南阳市为例，目前一般家庭的月收入800～1500元，要支付上千元甚至数千元的信贷款是不可能的。仅此条件就将绝大多数消费者排除在信贷消费之外，无怪乎信贷消费难形成规模，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另外还有诸如职业、年龄，甚至户籍等条件限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1) 我国至今并未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用评价和监控制度，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信用存在担心；(2) 经营者惧怕提供周期更长的信贷，总希望能尽快地收回债权。以住房按揭为例，我国目前最长的也仅30年，而发达国家在十五年前就推出了长达140年之久的住房按揭。有人认为是因为我国消费者收入太低，实质上，收入高低只是相对于信贷付款而言，如果周期更长，相应的定期支付的还贷款也就越少。

3、信贷消费机会不均等

信贷消费机会均等是指消费者在同一信贷消费条件下，享有同等的获得信贷消费的机会。这是法律平等、公平价值在信贷消费问题上的体现。其中的信贷消费条件根据信贷消费的特征，只能以消费者信用、偿债能力为依据。而目前我国信贷消费存在的机会不均等，主要是全国性或地方性的信用监控制度未建立起来，对不同户籍、职业、年龄等的消费者的信用难以长期持续监控，经营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常常还将职业、年龄、户籍等作为信贷消费条件，从而造成不同职业、年龄、户籍的消费者享有的信贷消费机会不同，如南阳市一些银行规定外地人的住房按揭不予办理。此外，信用评价不，信贷消费条件不公开等因素，也使消费者可能受到歧视，且无申辩机会。

二、我国信贷消费的法律对策

加强信贷消费立法是消除我国目前信贷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的基本对策，这是由法的功能所决定的。通过立法，应当建立健全下列一些主要的法律制度。

1、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

债权让与，即债权人让与，是指不改变债的，债权人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6］。近代各国民法均承认，债权原则上得为让与。我国《民法通则》191条也规定债权人可转让债权，但该条要求经债务人同意。《合同法》第79条则规定，债权人可以自由地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我们认为，信贷消费之债权转让，应当与一般之债权转让有所不同，其一是受让人资格应作限制。因为信贷消费之债的关系乃建立在双方当事人的信用的基础上，因而应当保护债务人不因债权人将债权转让于他人蒙受交易便利或交易安全之损害，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必然会降低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安全感。因此，受让人应当是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金融公司等)，因为金融机构布局、交易规则、资信等都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保证交易安全，可以消除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不安全感。但是如果债权人、受让人的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其就不愿转让债权，因此还必须对转让方式予以限制，一种是金融机构间债权的转让与继受，双方根据持有债权的时间合理公平分享利益和风险；第二种是贴现，即提供信贷消费的零售商等非金融机构，将信贷消费票据(这里指广义的票据)或合同予以转让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低于票据或合同标的额的一定比例将货币兑付给转让方。这个比例即为贴现率。这两种转让方式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从而使债权人乐意转让债权，而不致于对消费者强行索债；同时由于债权人可随时将债权转让而收回资金，因此，也愿意提供更长期的信贷，有利于降低信贷消费条件和成本。

2、个人破产制度

个人破产指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按照破产程序，在保留他和他所供养人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情况下，将其财产拍卖，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债权人的一项制度。破产制度的意义在于维护民事流转与商事交易的安全；对债务人而言，可以保护债务人，保障债务人及其所供养人的基本生活，同时，可以使诚实而遭遇不幸的债务人从债务的深渊中解脱出来，去创造一个新的生活。因而日本法把破产法称之为“更生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正因为如此，个人破产制度可以鼓励消费者信贷消费。但是，如果经营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那么经营者将不愿提供信贷消费或提高信贷消费条件以阻碍信贷消费，因此，个人破产制度还必须保护债权利益。实际上从债权人角度来说，个人破产制度“可以使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人不得不倾其家产、尽其所能，切实承担起偿债责任，克服那种拍拍胸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不要拉倒，一笔勾销’的社会现象，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最大可能地得以实现。”［7］但从我国来看，由于个人信用监控制度不完善，市场不成熟，个人对自己信用的轻视，对恶意信贷消费、破产欺诈立法和执法的不完善，为了使经营者提供信贷消费的积极性不受到遏制，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应当强化立法和执法，加强对恶意信贷消费、破产欺诈的查处，并且将恶意信贷消费、破产欺诈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追诉时效延长至5～8年。

3、格式合同的监管制度

为防止经营者利用格式合同损害消费者利益，各国法律建立了对格式合同的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体制，一是对格式合同条款的审查制度，此方式旨在事前预防；二是对格式合同的监督制度，这种方式强化对整个交易过程的监督；三是由专门机关统一制定一些普遍适用的格式合同条款，这种方式也旨在事先预防。这些监管方式“有利于克服狭隘的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局限，保证一般契约条款的公正性。”［8］我国合同法对格式合同作出一般规定，但未规定监管制度；而一些特别法，如《保险法》则规定采第三种监管体制。实际上，单纯的事前预防是不够的，应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济结合起来。因此，将第三种体制与第二种体制结合起来，作到对重要的格式合同条款由专门机关统一制定，对所有格式合同由相应的机构进行日常监督。同时，在相应的机构中，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代表，才能保证所有格式合同的公正性，及时纠正对消费者不公正、不合理的条款，确保信贷消费安全。

4、建立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信用监控制度

消费者的信用评价可采用等级制或得分法。但无论采用哪种，要公平地评价和长期持续监控消费者的信用，首先应当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系统。评价系统应包括下列因素：消费者的职业状况、收入状况、银行帐户的大致数额和地点、赊帐或其他债务、付帐习惯、婚姻状况、诉讼、交易记录及品质、习惯、道德等因素。还应当确定这些因素彼此间关系，在评价系统中的权重等。其次，建立专门机构评价监控和经营者自己评价监控体制。专门机构是独立于特定经营者的信贷消费服务机构，它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经营者与客户或用户)的关系，它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信用报告而获得酬金。经营者自己评价与监控则由经营者根据自己的评价系统和方式来评价和监控。再次，建立合理的信息收集程序制度，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专门机构信息收集一是自行调查，如采访邻居、朋友、同事以及调查过去交易记录等；二是与客户形成互动关系，客户将消费者的有关交易信息提供给专门机构，专门机构将对消费者的评估结论和监控情况提供给客户，客户再把有关信息提供给专门机构，如此循环。经营者的自行评价与监控一般都根据过去经验的统计，或作主观评估。在合理程序中必须建立对消费者的不利信息通知制度，也就是在消费者的信用报告中，如果某些信息(包括过时信息)对消费者不利，可能会对信用评价结论产生不利，则应将这些信息通知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对其作出解释或予以纠正。专门机构的评价与监控是通过大量客户与机构长期持续互动，从而占有大量的动态信息，对任何消费者的评价系统标准相同，因而评价结论更公正，保证不出现歧视。经营者的自行评价与监控的信息来自自己与消费者的交易记录，信息占有量较少，且可能不持续，因而评价的科学性很值得怀疑。因此，应当建立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专门机构作为消费者信用评价与监控的重要制度。通过科学的评价与监控制度，可以对消费者的信用作出公正评价，从而消除经营者对消费者信贷经营的担心和确保消费者信贷消费机会均等。

5、信贷消费机会均等制度

为保证信贷消费机会均等，应当建立公平的信贷消费条件，提供信贷消费的经营者关心的是消费者信贷能否顺利得到偿还，而保障消费者清偿债务的是信用和清偿能力。因此，信贷消费条件主要以消费者的信用和清偿能力为条件，而不得以性别、学历、种族、宗教、民族、肤色、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等作出歧视性规定。美国的《信贷机会均等法》、《B条例》对此作的明文规定，可资我国借鉴。其次，信贷消费条件应公开。“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公开信贷消费条件，可以监督信贷消费条件是否有歧视性条款，同时建立消费者的申诉制度，如果消费者认为自己受到歧视，有权向有关组织或机构提出申诉，直至诉讼。

综上所述，通过立法，建立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个人破产制度、格式合同监管制度，消除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不安全感。建立对破产欺诈和恶意信贷消费民事诉讼时效延长制度，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科学的信用评价和监控制度，使经营者愿意提供更长期限的消费信贷，降低信贷消费条件和交易成本。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制度和监控制度，信贷机会均等制度，消除信贷消费机会不均的障碍。从而使大多数的普通的消费者敢于并且有机会、有可能获得信贷消费，信贷消费才可以逐渐成为规模，真正拉动经济增长。

注释：

［1］娄祖勤．《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P1～2；

[2]人民银行“2002年三季度货币执行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文告》， 2002年第23号第3页

［3］[4](美)J．布莱思．《消费者行为学》，北京：中信出版社，1999年出版，P39

［5］张玉玲，李晓露．“知识分子眼中的‘信贷消费’”，载《光明日报》，1999年8月23日第6版．

［6］王家福．《民法债权》，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P69．

［7］曹思源．“论现行破产法的修改”，载《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4)；

［8］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P272．

：

1、 赵旭东 《合同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2、 黄勤南 《知识产权法》 法律出版社 2000年出版

3、 徐晓松 《公司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篇8

1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表现为:第一，有利于转移、分散企业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往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面对巨额赔付，企业因资力有限往往会向法院申请破产，最终普通债权清零，企业轰然倒下。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使得企业能以参保的形式将行业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保险人通过承保、再保险形式分散风险。保险人对参保企业要进行承保前的调研审核，承保后的监督管理，促使被保险人在法律的强制性约束下严格按照保险条款的要求依法生产、销售安全食品，强化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第二，可使消费者得到及时、合理的经济补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益。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对食品行业企业设定强制性的投保义务，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无论参保企业是否有足够的赔偿能力，保险公司必须通过保险的经济补偿手段，在第一时间对事故中的弱势群体的损失进行及时、合理赔付［2］。甚至消费者可以改变以前的“被动”而主动向保险公司请求赔付，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第三，有利于缓解政府的社会压力，增强食品安全问题监管效力。一般情况下，当企业无法承受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赔付后果时，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经常顶着巨大的压力充当企业的买单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正式综合调动市场规律“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来共同分担、解决问题［3］。政府可将承担的巨大风险和压力转化给保险公司，政府在对食品行业监管的同时，保险公司也对被保险人进行非行政的监管，强化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提高了事故的解决效率，稳定了社会。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除以上3个方面的意义和作用外，还有利于促进食品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有利于丰富保险市场，增加保险业新的业务增长点等。

2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可行性

2．1法律基础

第一，现行侵权责任法律制度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推行提供了法律基础和空间。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47条等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见，我国对生产者采取严格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对销售者采取过错责任，且都存在惩罚性赔偿的风险，食品行业企业背负着很大的法律风险和索赔风险，对分散风险的诉求呼之欲出。而上述情况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推行提供了介入契机和法律空间。第二，政府的支持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开办优化了政策环境。2012年7月《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积极开展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试点”的要求;2013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3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又提出“推进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试点”要求;2013年10月国务院法制办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提出国家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可见，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顺利落实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摸索着进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如江西、四川等。

2．2理论基础

第一，在保险市场上，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中，保险购买者对自身的食品安全状况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保险公司却对此了解甚少。在这种投保方和承包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食品生产、销售存在潜在安全隐患的高风险者就会有很强的动机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而当投保者大多由这种高风险者组成时，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费用就会大幅度上升，很有可能会超过之前按食品安全平均风险率计收的保费。为了防止成本的增加超过收益，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保险的费率，而那些食品安全低风险者将会逐渐退出投保者队伍。如此，保险公司将得到一批“逆向选择”得来的投保者，“选择”出来的是让保险公司承受很大赔付压力的群体。这就要求变“自愿”为“强制”，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食品行业企业纳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体系之内，实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避免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第二，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召唤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即股东以投入资本为限额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本为限对外承担责任，这能够为企业规避投资风险，但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却容易使企业推脱应负的社会责任。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使得食品行业企业不得不投保，当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有保险人为企业分担风险、赔付保险金，受害人也得到合理的赔偿。第三，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正外部性是坚实的理论支撑。“外部性”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是指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出现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的情况，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之分［4］。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具有正外部性效应，面对食品安全事故时，在降低生产者、销售者损失的同时，也有正面的社会影响，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因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风险防范意识差等弊端而直接影响消费者权益的维护。

2．3实践基础

第一，交强险等责任险的成功实践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供了借鉴。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67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6条等规定，相应的行业主体和车船所有人应当投保责任保险。另外一些特殊职业也在逐渐尝试责任保险，如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等，其中运行的较成功的是交强险。2006年3月21日国务院令第462号公布了《交强险条例》，2012年12月17日国务院令第630号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决定》第2次修订。在交强险多年的运行中，保险公司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合理厘定保险费率、设计保险产品、设定赔付方式和额度等［5］。尤其是从2007年以来，我国交强险终于实现全行业扭亏转盈，个中成功经验对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很好的借鉴。第二，少数食品安全责任险的设立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我国一些保险公司早已经涉足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人保财险、长安责任、华安财险等十几家保险公司，在食品生产、加工、销售、消费各环节上进行了多年积极地探索，已开发保险产品30余款。如江苏长安责任保险2012年在江苏省内率先推行流通领域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开了江苏省食品流通领域经营企业参保“食品安全责任险”的先河，首批20家经营户与长安责任保险公司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单》。由食品流通领域经营企业投保并缴纳保险费，主要承担该企业由于疏忽和过失导致消费者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病等，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在限额内予以补偿［6］。保险公司开设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经验为设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提供了参考。

3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框架体系

为避免交强险的经营困境，应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被保险人合理设计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险产品、责任范围、免责范围、保险费率、赔付方式和额度等。

3．1保险主体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是强制责任保险的一种，要求食品行业主体必须投保，相关保险人必须承保，投保方有投保的法定义务，保险人有不得拒保的义务，双方之间大的关系由法律直接规定。

3．1．1保险人。基于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保险人资格也需进行综合评估。应优先选择偿付能力强、赔款准备金充足、综合实力强、社会信誉好的保险公司，尤其是那些已经成功实践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险人。保险人承保前需对被保险人进行调查、评估，承包后还需对投保食品企业进行非行政性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3．1．2被保险人。总的来说，被保险人主要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生产、销售或餐饮服务的企业。而我国食品生产者、销售者分布范围广、层次多、差异大，应多角度的划分被保险人，对其进行有区别的承保和管理。

3．2保险客体———食品

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对保险客体———食品的判断和选择直接关系到该制度的实现程度及实施效果，而当前食品种类和生产形式日趋多样化，如流通量的日常食品、工艺复杂风险高的食品，现场制作的即时性食品等，需分类标识保险情况，方便消费者依据外包装标识判断该食品的参保情况和安全现状。

3．3保险产品

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具有代表性的保险公司深入食品市场调研，对于不同经营规模、不同食品种类的企业，按其特征和需要开发合理的保险产品，制定能被各种投保企业接受的保单条款，经由保监会审批后实行。

3．4保险费率

科学设计保险费率，保证保险人能集中足够的资金应对各种事故，又要在合理范围内预防损害发生。根据投保企业产品、规模、销售额、承受风险能力等设定不同的费率，也可设计保险费奖惩条款，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参考企业安全事故率实行梯级费率，形成浮动费率。

3．5责任范围和责任免除范围

3．5．1责任范围。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列明的经营场所生产或销售与其营业性质相符的食品时，因疏忽或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或因食物中掺杂异物，从而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7］(不包括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或其他事先条款中注明的，保险人赔偿条款约定的费用。

3．5．2责任免除范围。保险人责任免除范围主要包括战争或社会动乱、自然灾害、放射性污染、已发生的保险事故、投保人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行政行为或执法行为、被保险人在合同列明之外的场所生产、销售食品［8］等。

3．6保险金赔付和赔偿限额

3．6．1保险金赔付。当被保险人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事故给第三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保险人可依法主动向第三人赔偿保险金;当保险人未主动赔偿，或者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保险人赔偿时，第三人有权在保险金承担范围内依法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予赔偿。

3．6．2赔偿限额。赔偿限额是保险人按照与被保险人约定的对发生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的最高额度。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人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承担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合同约定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保险人对每人承担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合同约定的每人赔偿限额;在保期内，无论多少次事故，保险人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合同约定的累计赔偿限额。

4建立推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议

4．1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推行方式

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主要有2种具体方式:一是修订新《食品安全法》，将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列入其中;二是单独立法，参考现有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尝试制定《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9］。

4．2循序渐进试点推进

基于不同地区、不同食品行业的发展存在差异，在同一时间普遍推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可操作性较低。应选取一些消费者比较关注的食品行业率先试点，如食堂餐饮、奶制品等，采用半强制性地循序渐进法，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有选择性地推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4．3政府政策扶持及业务指导政府应利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对参与投保的食品企业进行政策扶持和激励，降低参保企业成本的同时也间接减少了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从而能提高企业投保和保险公司承保的积极性。保险监管部门应对保险公司推出的保险服务进行业务指导;相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与保险公司通力合作，共同监管投保食品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

4．4保险业切实发挥行业优势

首先，保险业对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应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其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其次，应加强保险业务各环节的风险管理，不定期抽查参保企业，对于违背合约要求的企业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如增加保险费率、减少赔付额度等;另外，简化理赔程序，加快理赔进度，及时对消费者的损失进行合理赔付。

4．5被保险人提高投保意识

加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在食品企业和消费者中的宣传，使食品企业意识到这一项强制性的制度实质上有利于企业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分散企业潜在的风险。而消费者能够知悉这项保险制度，在相关权益受损时，能积极、有效争取应得的赔偿。

4．6进一步明确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

篇9

[关键词] 缺陷产品 召回制度

一、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概述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指在产品存在缺陷有危害消费者安全与健康的危险场合，如果经营者自行或经他人通知发现这一情况，经营者(包括产品的制造者) 应主动将此具有危险的商品回收，以免使消费者实际权益遭受实际损害；如果经营者发现该危险,但却不加以处理，此时，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并维护消费者人身或财产安全，相关主管机关可强制经营者回收商品的制度。产品召回制度是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而设立的一种制度，不但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还有利于提高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产品质量意识，促进企业提高技术改造水平。

召回制度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 后逐步推广到其他国家。欧盟各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等纷纷制定专门法律规定产品召回制度。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在我国是舶来品, 近几年中国产品在外国实现的召回有德豪润达召回在美国市场销售的50万个榨汁机, 外国在中国的召回案有雀巢奶粉案、宜家公司召回法格拉德儿童椅案等。然而, 一些国外生产者将其已在欧美发达国家出售的缺陷产品召回,却拒绝召回已在我国出售的同型号产品，比如东芝笔记本软件、三菱帕杰罗汽车事件，我国都受到了不平待遇。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由于立法差异。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拥有较完备的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而我国在此方面的立法几乎是空白。这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法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缺陷。

二、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立法与实践现状分析

美国发达的产品召回制度建立在《消费者产品安全法》(CPSA)、《儿童安全保护法》(CSPA)、《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FDCA)等联邦法律上, 其召回制度从厂商报告、评估分级到最后的实施召回都有严密法律依据。

从我国现行立法看, 涉及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海市消费者保护条例》以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等。近年来，实践中产品召回的案例也时有发生。比如国家强制召回的：2002年7月,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对当年第二季度国家监督抽查中，家庭及类似用途插头插座产品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的，予以强制收回。经营者主动实施召回的:2003年11月23日,京粮集团宣布, 对该集团下属的古船油脂公司当年9月11日、13日、15日所生产的“火鸟色拉油”予以召回。

但是从我国缺陷产品召回的立法与实践现状看, 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

首先，现行规范适用范围狭窄, 效力层次低下,缺乏可操作性。

目前, 关于产品召回制度, 我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基本法律。有人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对产品召回制度作了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 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 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 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 这条规定是我们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基础之一。但是，但对“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 比如向哪个具体行政部门报告,采取什么方式告知消费者,应当采取哪些措施防止危害的发生等等，都没有具体的说明。所以即使承认该条是有关缺陷产品召回的规定，但其对召回的管理主体、召回的程序等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另外在“法律责任”一章中, 也没有规定违反第18条的告知义务和采取防范措施义务的经营者所应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

《上海市消费者保护条例》在第三十三条规定:“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 应当立即中止、停止出售该商品或者提供该项服务; 商品已售出的, 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告知消费者,并召回该商品进行修理、更换或者销毁, 同时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报告。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前款所列严重缺陷, 且经营者未采取前款规定的措施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要求经营者立即中止、停止出售该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对已售出的商品采取召回措施。市消费者协会发现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的,可以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相应的建议。”这条规定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有所进步,它明确使用了“产品召回”的概念,内容规定上也稍微详细一些。但具体规定仍然十分粗略,原则性较强,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对于如何告知消费者，怎样评价经营者是否尽到全部义务，是否隐瞒和懈怠，违反该义务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问题，都没有做出全面的规定。而且作为我国首个将召回制度明确列入条文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仅适用于上海市,适用地域范围狭窄,效力层次较低。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该规定明确界定了缺陷汽车产品、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等概念, 并对召回义务主体、召回管理主体、召回程序、法律责任等都作出了详细、完整的规定。但它属于部门规章，法律效率较低，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汽车产品,将其他产品排除在外，因而具有很大局限性，不能普遍地解决缺陷产品召回问题。

其次，对“缺陷产品”的认定，以及怎么召回，召回的程序、方式、主体等问题上，尚未有明晰合理的方案。理论界也涌现出各种制度构想。

三、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对策建议

1.完善已有的相关法律

目前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法律依据相当粗疏和牵强, 现有《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仍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 而且这种完善要照顾到整个立法的统一与协调, 不能重复规定, 要有各自的侧重点,以便与将来制定的专门的缺陷产品召回法规相互呼应, 共同建立起立体的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在缺陷产品召回立法方向上, 有学者指出应当先建立一般产品召回制度, 再由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其中某些特殊商品的规定, 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相结合, 既有原则性, 又有可操作性。但是一般规定的制定比较复杂而且历时较长，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急需我们有保护的措施出台。有学者认为,应以一部或几部法律为核心, 以针对特殊产品的立法为辅助, 建立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本文认为此种想法不妨一试。具体来说, 可以先在某些特殊商品上制定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再由较低的立法级别向较高的立法级别发展, 制定一般产品召回制度。这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发展路线, 而且当前的缺陷产品召回立法也正有这种趋向。

2.相关召回制度的完善

（1）召回对象

召回对象是“缺陷产品”。毋庸置疑，产品存在缺陷是被召回的前提。但是何种商品存在缺陷？产品的缺陷标准如何判定则是十分困难的。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本文认为, 界定产品缺陷不仅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而且要有前瞻性观念; 既注意消费品的内在特性, 又关注消费品的外在特性; 既要考虑产品质量的共性要求,又要符合不同产品的差异性特征。我国的缺陷产品定义不妨参照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不符合产品质量中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即可认定为缺陷产品, 但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一旦出现其他质量问题，不能因为产品符合该类标准而主张免责。

缺陷达到什么程度和标准才适用召回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召回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自愿召回原则：凡是制造商认为其产品在设计上或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危及人身安全或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时，就可以主动召回其产品；二是强制性原则：只要产品存在缺陷就必须无条件召回或者强令召回。有学者认为：判定某项产品是否存在缺陷可依据国际公约例如关于人身伤亡的产品责任的欧洲公约和外国立法例如美国的统一产品责任法，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制定出适用于我国的产品缺陷标准。当然这个缺陷标准不得与我国现行的产品质量法等相雷同以防出现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

（2）缺陷产品召回的方式

召回的方式很多，一般最常见的有免费维修、更换、撤回等。免费维修是指生产者或销售者免费对已售出的缺陷产品进行检修与维护。更换是指对同种产品、零部件进行更换或对老产品、零部件升级换代。免费维修和更换的目的都是消除产品的质量隐患,防止事故发生。撤回是指全部收回尚未出售的缺陷产品。还有一种召回方式是“退赔”。这种方式一般只有在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无法通过维修和更换来弥补的情况下用。在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以上这些方式。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产品召回”不同于“三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和与消费者的约定对产品实行三包, 即包修、包换、包退。”三包仅仅适用于消费者向生产者、销售者提出“三包”要求以后才发生,而“产品召回”有可能是生产者或销售者主动实施的。其次,“产品召回”是不管产品是否被出售，只要存在缺陷，都无差别回收以消除对社会安全的威胁,是一种预防损害发生的制度。而“三包”是为了补救产品出现的问题,且这些产品都是已经通过销售渠道到达消费者的。最后,在责任承担方面，两者也不同。生产者违反“三包”义务, 承担的是对特定消费者的损害赔偿责任或者违约责任。而违反产品召回义务,承担的是经济法上的责任, 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多种责任形式。

参考文献：

[1]谢非:美国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消费经济，2001年4月

[2]周国兵:汽车召回制度向你招手.中国质量报，2001 年11月7日

[3]何莉萍:从“三菱事件”看产品缺陷.地方政府管理，2001 年9月

[4]容樱:关于构建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思考.政法学刊，2004年第5期第21卷

[5]马新华:构建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思考.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6]吴冬晖:建立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之立法讨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 期(第15 卷)

[7]赖婧段君:试论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构建法制与社会.法制与社会，2006年7月

[8]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9]张云杨秀英：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解析.中国质量技术监督, 2004年8月

[10]李学祥:美国产品召回制度及其启示.工商行政管理,2005年5月

[11]聂玲: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初探.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2月

[12]周婉宜: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以法律的经济分析为视角.和田师范专报科学校学报， 2006年6月

[13]杨慧:构建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思考行政与法.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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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

虽然我国近些年来发展速度很快，然而由于认知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有限，对于转基因食品已知的危害，未知的不可预测的危害等监管能力不足，导致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无法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毫无疑问，查漏补缺，改正制度缺陷，完善监管制度，是我们当下的关键任务。

一、转基因食品的概念以及优缺点

转基因食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对人民群众来说，它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基因”这一概念的提出，大大的推动了生物科学的发展。利用现代基因工程技术，通过杂交，获取拥有人们希望其拥有特质（即基因表达）的食物。这就是所谓的转基因食品，也被称为基因修饰食品。

转基因食品固然有一定的危害，但不可否认它的优点。首先，转基因食品完全可以满足人们对食物营养的价值的需求，蛋白质，糖分等相较于原始产品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次，大多数转基因食品的保质期会被延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在市场上很多食物保鲜时间太短的问题。除这些以外，转基因食品产量很高，抗感染能力强，能够更好的缓解世界上许多地方食物供给不足的问题。

转基因食品的最大的缺陷在于它的不可知性。虽然很多转基因食品也被人类接受，当下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然而由于技术因素，我们很难判定转基因食物真的对人类没有任何伤害，还是会在体内残存，一直到特定的量之后，再对人类产生不可估计的伤害。

二、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现状、缺陷及原因

人们之所以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监管，主要在于无法确定它的安全性。我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越来越重视，也正在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一）现状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就逐步出台了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直到今天，我国多个基因工程法律法规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检查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并构成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二）体系缺陷

一方面，这些规定对转基因食品的上市，进出口都做了硬性要求，还加强了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客观分析转基因食品的利与弊，保障了消费者具有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另一方面，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确实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漏洞。

1. 转基因食品监控范围太小

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准确的对转基因食品的危害进行评估，也没有足够先进的技术对其检测。所以，在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转基因食物之前，我们需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全方位检测，从各个方面全程监控转基因食品。为整个人类安全和地球生态环境安全负责。

2. 没有有效执行标识制度

转基因标识其实是在维护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然而由于我国在这方面执法较为松懈，同时我国规定标识的转基因食品种类很少，使得我国的标识制度发展缓慢。

3. 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立法不能与时俱进

从整个生物与环境安全角度思考，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生物管理体系不够全面，只能在紧急情况下发挥作用。而且，这些我国没有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专门立法，内容不够细致。

4. 转基因食品评估标准具有很大局限性

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技术不够发达，导致我们很难正确评判它是否会在未来影响人类的生命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安全，也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我们的检测水平与检测能力，进行标准化评估。

（三）产生问题的原因

1. 科学技术水平

第一，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在国内外饱受争议，它的出现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解决温饱问题上作用突出，同时也由于基因改变过程的不可知性，一度造成人类的恐慌。本身转基因技术就存在着难以预估的风险，在基因突变的过程中有可能朝着人类需求以外甚至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些负面新闻的出现，也增加了人们的恐惧。第二，监管技术水平低。随着对食品安全认识程度的加深，我国已经在法律上进一步承认了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的意义，更是把食品安全风险的评估结果作为对我国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但需要指明的是，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评估内容与方法滞后，无法满足越来越详细的评估标准。第三，安全检测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设备及检测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除此之外，科技不断发展，杂交种类多种多样，得到的新的转基因食物也增加了检测难度。

2. 法律约束

我国虽然已经颁布了较多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但却没有专门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使得立法内容不够完善，更不够系统，容易产生用法不当甚至无法可依的问题，酿成不良后果，阻碍转基因食品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三、如何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所谓民以食为天，我国人口众多，要真真正正彻彻底底地解决我国温饱问题，我们不能放过转基因食品这样珍贵的资源，然而为了打消民众对其的顾虑，我们非常有必要严格制定监控管理制度，提高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

（一）全程监控转基因产品

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本质上就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各个环节都对二者进行分类监控。为了及时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之后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出现的问题，我国需要对转基因产品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环节上进行实时监控。

（二）完善标识制度

食品标识的作用就是向消费者解释食品的信息，帮助消费者购买到更符合要求的产品。完善标识制度，也是切实维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表现。在对待转基因食品上，我们的标识不仅要真实，更要显著。食品包装上一定要在显著位置标识转基因，明确的告诉消费者，消费者依据自己的判断在多个品牌之间选择产品。标识上不能掺有任何虚假信息，不能欺骗消费者，更不能什么也不写，隐藏真实信息。这样才符合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要求。

（三）做好转基因食品售后工作

市场上鱼龙混杂，消费者的权利要想得到全面保障，售后工作不可少。不管是哪一类产品，我们都不能说它绝对没有问题，销售出去也不代表着我们就不用再为产品负责。相反，我们要从长远角度出发，做好可能出现问题的预防措施。转基因食品不是某一类食品，它代表的是一个整体，一旦一种转基因食品出现问题，整个转基因食品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一方面，面对问题，不要慌张，沉着冷静的思考，快速反应解决方法，做好问题产品及时召回工作依照现有制度，将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要做好转基因食品问题事后安排。不仅要通过详细的记录数据查出责任承担者，还要加大对其的惩罚力度，赚取盈利的同时，也要遵守规章制度。严格管理转基因食品市场，增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信心，进一步扩大转基因食品市场。引导消费者的选择。还要增强对消费者的补偿力度，如果是因为自身产品的问题侵害了消费者的权利，甚至造成消费者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责任方应该主动承担责任，满足消费者赔偿要求。

（四）针对转基因食品专门立法

为了保证我国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应当尽快针对转基因食品制定相关法律。行政部门颁发食品法，转基因食品管理条例只是这些食品管理法中的一小部分，并且比较松散，这就增大了相关部门执法时的阻力。导致执法速度慢，不能及时解决民众的问题。

（五）完善现有法律制度

第一，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制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丰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内容，综合考虑各个方面，全面完善安全评价内容。例如，由于动物的特殊性，需要在对转基因动物食品的安全评价基础上，增加对其伦理方面的评价。另一方面，与国际评价标准保持一致，减少中西差异，克服阻力。第二，健全人民评价服务机制。广大人民群众是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的真实评价不仅能引导更多的消费者的消费方向，更能真实的反馈市场。因此，为了使公众的评价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我们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评价的积极性，保障每一位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另一方面，可以设立专家在线答疑，避免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各种舆论或不实言论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排斥，甚至以讹传讹，传播不实消息，产生消极态度，对转基因食品发展丧失信心。

（六）顺应时展，满足发展需求

作为农业大国，未来转基因食品对我国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为了提高人民群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信心，在现有科技水平亟待提高的情况下，我们更加需要采取完善的规章制度去保障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虽然风险依旧存在，但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同时，承认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择其善者而从之，借鉴其优点，弥补自己的不足，在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国家经济。

参考文献：

[1]刘利丹，于磊，赵明杰，等.扑朔迷离的转基因安全之争――转基因食品争论述评之一[J].医学与哲学，2014（21）.

[2]王扬，刘晓莉.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