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定义及特点范文
时间:2024-03-05 18:09: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众传播的定义及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手机媒体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移动媒体
准确的理解与把握手机媒体的概念,需要先正确的理解媒体与媒介的概念。
媒体来源于“Medium”一词,早期音译为媒介,意在两者之间,主要是指人们所借助的,用来传递信息与获取信息的工具、渠道、载体、中介物,有时也包含技术手段。大体可以认为,媒体是实现信息从信息源传递到受信者的一切技术手段。媒体一般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承载信息的物体,二是指储存、呈现、处理、传递信息的物体本身。
媒介可以理解为传播媒介,也可理解为传播渠道、传播信道和传播工具等,是传播内容的载体。具体来讲,传播媒介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如电话、计算机及网络、报纸、广播、电视等与传播技术有关的媒体;二是指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输的组织或机构,如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等。
单单从概念上似乎无法区分媒介与媒体的关系,似乎媒介和媒体是一对孪生兄弟。个人理解认为,所谓媒介,即其所指的传播物质与技术手段;所谓媒体,个人理解则偏重于提供和传播信息内容的组织和机构。媒介的发展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其发展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媒介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和规模之后,出现了媒体。
手机媒体,是以手机为视听终端、手机上网为平台的个性化信息传播载体,它是以分众为传播目标,以定向为传播效果,以互动为传播应用的大众传播媒介。被公认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的“第五媒体”。从移动媒体来讲,手机媒体是以手机终端为媒介、移动业务为载体、移动网络为通路而构筑的新媒体。主要包含内容、通路和媒介。
与传统媒体相比,手机媒体具有这样的优势,它可以消除时间差、空间差和阶层差,还原媒体的本质,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从这个角度看,手机媒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也正因为其优于传统媒体的特性,手机媒体发展迅猛,短短几年手机媒体所达到的受众规模之广、用户活跃度之高、影响力之大令人膛目结舌。不仅改变了人们传播和消费媒体内容的方式,而且革新了内容创造和舆论制造的模式。以微博的盛行为例,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移动互联网上UGC的内容将超越专业媒体人士创造的内容,手机媒体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一、手机媒体发展过程及现况
自1973年第一部手机的问世,手机的通信模式从模拟手机时代(第一代移动通信,简称1G), 到GSM手机时代(第二代移动通信,简称2G),再到现在的3G手机时代(包含WCDMA,TD-SCDMA等),手机媒体实现了爆炸式增长和跨越式发展。
2012年,手机首次超越台式计算机成为中国第一大上网终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报告显示,2012年全年我国手机网民数量已达到4.3亿人,年增长率达18.1%,远超网民整体增幅。值得注意的是,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继续上升,已由69.3%上升至74.5%,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逐步确立。手机因其与受众“零距离”接触、时间频繁等特性,而成为带体温的媒体,这从根本上弥补了传统媒体“照顾不到”的信息空位。手机作为随身携带的个性化媒体,以移动性、个性化、互动性、多媒体融合、传播范围广、效率高的特点满足了受众对于信息传播和获取的几乎所有要求。
新媒体时代,手机无疑是新媒体的领军力量,作为手机的用户,在同一时间,在传播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作为使用者的人们既是受传者也是传播者。手机媒体用户传播的类型也复杂多样,从人内传播、人际传播再演变为大众传播。其传播的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单向和双向传播,而是在融合两者的基础之上,衍生为一种有反馈的‘扩散式’传播。手机媒体的反馈机制越来越强,正如麦克卢汉所描述的――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
二、人际传播、手机媒体的互动及影响
(一)人际传播的定义及特征
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信息传播系统。一般认为人际传播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面对面的传播,另一种是借助某种物质媒介的传播。人际传播归根结底是人们社会活动的结果,人们生存在社会之中,离不开与他人之间的交往。在人们的交往活动中,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要传递和交换知识、意见、情感、愿望、观念等信息,从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认知和互相吸引。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人际传播划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两种形式。所谓直接传播,指的是传播者和受体之间无需经过传播媒体或媒介而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信息交流的过程。直接传播主要通过口头语言、类语言、体态语的传递进行信息交流。间接传播是指在现代社会里的各种传播媒体出现后,人际传播不再受到距离的限制,可以通过这些传播媒体进行远距离交流。与此同时,人际传播的范围被大大拓展了。
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个人与个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无论与是直接传播还是间接传播,总要借助“媒介”物质,即使是直接传播也要凭借空气进行声音的传送,来达到信息交流的目的。在间接传播中,随着技术和媒体的快速发展,麦克卢汉‘地球村’的这一学说也越来越得到事实的验证,已经被大家广泛接受。毫无疑问,手机媒体在人际传播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手机媒体使得过去一对一的媒介对应关系逐渐模糊、消失的同时,对人际传播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通常来讲,人际传播主要有五个特点:
1.直接的人际传播不需要任何非自然的媒介。因此,人际传播简便易行,不受机构、媒介、时空等条件的限制。
2.传播活动中,从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角度来说,同一次人际传播活动中的双方可以互为传播者和受传者。
3.人际传播中反馈迅速,双方交流更充分。
4.相对大众传播而言,人际传播的信息量较少、覆盖的范围比较小、传播的速度也比较慢。
5.在人际传播活动中,尤其是在多级的人际传播活动中,信息传输过程中更容易产生‘噪音’,容易走样。
(二)手机媒体与人际传播
在人际传播活动中,手机媒体具有明显的人际传播特征,个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手机媒体对人际传播的特征进行了加强,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在移动中传播。手机媒体信息传播更快速、灵活、机动性更强,超越了地域、时间和电脑终端设备的限制,实现了实时数据传输和即时的交互性信息传递,从传播的接收与限制看,真正实现了信息即时交换。
2.“去中心化”。信息传递过程中,手机媒体固有的人际传播本能和特性非常突出,发送双方兼备传、受者双重身份,并且始终处在不断转化的过程中。手机媒体使用者在共享与传递信息时,构成了广泛性与丰富性的受众群体集合。社会信息不再单调地朝着某种方向流动,而是呈辐射状,在立体的网状结构中向多个方向流动。手机媒体大大提升了人际传播的能效性,冲淡了大众传播媒体在社会信息流动过程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使得社会信息流动过程更加复杂。
3.一种可选择的多重传播。以手机短信为例,手机短信传播以人际传播模式为主,通过“一对一”式的信息互动,实现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传播,以此实现单一对象用户之间的连通。伴随其普及率和移动通信技术的迅速提高,短信中心控制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开始多样化,以短信群发为例,通过群发等软件对多部手机同时发送信息,可以实现“一对多”传播模式,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实现“多对多”的大众传播,手机媒体的人际传播范围在被大大拓宽了,手机媒体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业已具有大众传播的特征。
三、大众传播与手机媒体的互动与联系
(一)大众传播定义及特点
手机媒体时代,新闻媒体与大众传播总是密不可分,人们也总是将大众传播挂在嘴边,但对于其定义,学者们似乎各有各的看法。从职业工作者角度来说,大众传播是“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的方式之一,职业工作者(记者、编辑)通过机械媒介向社会公众公开地、定期传播各种信息的一种社会信息交流活动”。从传播学角度来说,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一般认为,大众传播的起点确定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在当时得到发展,1844年美国开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信手段,手机媒体作为现代重要的传播工具,为大众传播的快速发展不单单提供了技术上的帮助,使其“量变”的同时,也在使大众媒体开始逐渐走向“质变”。
大众传播与其他传播活动相比,一般具有六个特点,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其特征:
1.大众传播传播活动的组织性。具体表现在,大众传播的主体一般为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这些媒介组织包括报社、杂志社、电视台、电台以及以大量生产为目的的音乐、影像制作公司等)。
2.大众传播总是伴随着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早期的大众传播的发展离不开印刷术,当今的大众传播同样离不开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
3.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大众,其受众不分阶层和群体。这里的大众是指的收到大众传播信息的人,只要接收到大众传播信息的人都是大众传播的对象。因此大众传播是以满足社会上一般大众信息需要为目的的活动,其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不分阶层和群体。
4.大众传播的信息具有双重属性,即商品属性和文化属性。传播组织生产信息作为自己的产品,其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信息产品属于社会文化产品,其消费属于精神意义的消费,具有文化属性。
5.大众传播是单向的信息传递过程。大众传播的单向性具有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其传播的内容,受众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接收到信息,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二是没有灵活的反馈机制,受众对于媒介组织的传播活动缺乏直接的反作用力。
6.大众传播的制度性。大众传播是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其传播内容与社会行为规范及价值观念具有直接关系,其传播过程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很多国家将大众传播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
(二)手机媒体与大众传播
手机媒体自一开始,是作为个性化的人际传播工具和渠道而存在的,随着科技和通信的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开始走向大众,并逐渐朝着大众传播的方向所演变。手机媒体传播不但进行着“大众”化,而且在重新定义了大众传播。具体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所体现:
1.手机媒体参与大众传播后,传统定义的大众传播特征被淡化。传统定义认为,大众传播的传播者是有组织的专业化媒介组织,手机媒体出现以后,手机媒体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和意愿传递信息,随时随地向全世界多数人信息,这也就意味着个人或非正规媒体可以突破传统正规媒体的话语壁垒,进行大众传播。
2.手机媒体的大众传播,不再单独强调大众传播受众的数量和规模,而是将大众传播的受众群体进行了细化,将受众群分门别类,可以看作是个性化和定制化的大众传播,其原理正如社群和俱乐部一般,受众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集聚在一起,大众传播中的‘小众传播’成为必然。
3.大众传播的反馈机制开始沿着双向和多向进行转换。手机媒体使得大众传播受众的反馈更加及时,受众的主动性增强,传播活动注入了受众的直接的反作用力,传统定义中大众传播单向性、缺乏反馈的机制被改变,手机媒体正重新定义大众传播媒体的格局。
四、手机媒体: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纽带
作为新媒体的手机,可以看作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的产物。与此同时,手机媒体又不断的作用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使两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手机媒体不仅强化了人际传播功能,又重新定义了并细化了大众传播,在兼有两者优势的同时,又突破了两者的局限。毫无疑问,手机媒体的出现和不断发展,拓宽了传播的宽度和广度。
手机媒体凭借其高度的便携性、广泛的交互性、丰富的受众资源、更快的传播速度和多媒体化等特征,成为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重要纽带,并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3G技术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以往传播的限制条件如时间、空间等,越来越弱化。从个体角度来说,手机作为人体神经中枢系统延伸,不断扩大了个人信息的传递和交互;从大众角度出发,手机媒体已经化为群体传播的延伸,多样复杂的传播交互模式,使得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实时对讲等功能的实现,使手机媒体已经成为最方便有效的媒体。4G技术已经开启,新技术的普及将会给手机媒体注入新的能量,手机媒体用户将继续呈指数方式裂变增长,手机媒体作为连接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纽带,重新定义了传播学的概念,手机媒体将开启传播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匡文波.手机媒体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
[2]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004.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81-84.
篇2
一、关于社会舆论的历史和性质
关于“社会舆论”这个概念的争辩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它曾经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的著作《人类理智论》出现[1],提到社会舆论在政府颁布命令时的重要性。该术语起源于法语的“l’opinion”,1588年第一次被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使用。这个概念的出现已经过都市化和各种政治、社会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人们的思想被看重,作为政治争论的形式改变。社会舆论简单的就是一种起源于一群人的心理现象,把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意见、判断、评论和情感态度传到另一个人、另一群人。这种心理现象既可以是自发传递又可能是故意传递,如果传递现象被重复以及接受的范围扩大,它就变成了社会舆论。社会舆论也可以从社会偏见或者媒体操纵、运动而形成。
按照信息来源,社会舆论含有积极性和消极性。如果社会舆论的信息来源是正确,它会变成有效信息,告诉我们公众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反过来如果信息来源不够确实,它变成了谣言并可以被用于某种私利、某种不明的目的。社会舆论有时可以非常强烈地侵犯个人隐私,无论是对还是错。
二、大众传播的概念与发展
近几十年来,大众传播理论的数量和种类都稳步地增加。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2]中认为,人际交往的历史和范围远远超过大众媒体的岁数。大众传播始源的目的是一种宣传、运动,让人民对政治及宗教有一定的认识并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到了中世纪早期,欧洲教会设计了一些精心、有效的做法,以确保信息传递到每一个人。这可以叫做大众传播,即使它用不到任何一个先进的传播工具。当大众传播变成印刷的形式,教会和政府都强烈地反对。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已经失控而且会引起不良的结局,16世纪的宗教战争就是明显的证据。当印刷术获得了特定的社会定义和文化定义,那就是大众传播的历史时刻。
大众传播是一种过程,当一个人或一群人通过某个沟通渠道将信息发送到另一大群人,可以是人民也可以是某个组织。沟通渠道(传播渠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和互联网。信息发送者往往是一个传播专家,一般是某个组织的发言人。大众传播跟个人联络的不同点就是大众传播的反馈一般是缓慢并间接的。
三、大众传播与社会舆论的关系
“魔弹论”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风行一时的传播效果理论,又被称为“皮下注射理论”。该理论认为:传播具有极其强大的威力。受传者像射击手一样,面对着固定不变的靶子或是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病人。只要枪口瞄准靶子,或者针头准确扎入病人身体的某部位,子弹或药水就会产生种种强大而神奇的效果。传播者只要使信息对准受传者,就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动机灌注到受传者的脑海中,迅速使受传者的态度和行为发生改变。这种观点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纳粹德国宣传部门的推崇和鼓吹运用而影响甚广,但是,由于它过分强调传播的强烈的主观意志而忽视其他传播要素(尤其是蔑视受传者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深陷于泥潭之中。时至今日,这种理论已基本被人们抛弃。在社会学的角度下,大众传播与社会舆论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及表现。同时,社会舆论也有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塑造社会行为等作用。
在现代生活中,大众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增强、发展生活各方面的民主性,组织、鼓励公众参加管理社会,将热门问题的舆论及时通知公众,造成社会共同的关注,能够促进或者控制某个问题。另外,大众传播对社会体制有影响,可以提出不少有效方法。大众传播和社会舆论已经将社会的某一个人设立了信心、世界观和群众意识,协调个人的行动,从此增强了群众的积极性。大众传播已通过选择、强调、解释各种特殊事件,通过许多渠道把信息传递到公众,鼓励公众发表个人的意见、看法。因此,大众传播用了两个方法影响到社会舆论:感性和理性。
大众传播与社会舆论之间有着辩证性的关系。在一方面,大众传播越来越发展,为了满足公众不断增加的要求;另一方面,公众对传播媒体的运行产生了很多新的期望。这个关系的发展证明了传播媒体和公众的积极性。若是没有实践广泛的多样性,没有生活的迫切需要,大众传播几乎没有了创新,导致信息数量和质量都下降。而反过来,有了大众传播的努力,社会舆论的趋向则更明确,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更强大。
大众传播传递的内容的真实性对社会舆论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意义。信息来源的可信度也取决于信息的真实性,因为它将决定公众对大众传播提出内容的态度,从而基于共同的利益进行讨论和评价。社会舆论评价某个主题的成熟度会是社会各种群体、阶层造成行动的基础。这意味着,社会舆论在大众传播的影响下形成,它的稳固性表现在两个方面:说话与行动。社会舆论的效果也是根据这两个方面而测量。
大众传播在表达社会舆论的过程中要基于这些特性:反映社会的利益、具有急迫性以及引起社会争论。社会舆论的形成对各种公众组合的统一性有很高的要求。各种公众组合受大众传播的影响是大不相同,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阶层权益、心理因素以及跟传播媒体的互动都有差异。一个农民看报纸的频率不能多于一个白领,山村居民家里的电视机也不可能像城市居民家的有那么多渠道,城市学生跟互联网接触的机会也往往超过农村的小孩。每个公众组合采集信息的需求都是不同的。公众的生活理念、价值观、政治经验、社会积极性、学问水平就是大众传播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为了集合分散的公众能够统一地融入传播主流。这时候公众就可能通过大众传播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能够代表自己组织、团体的志向。群体的意见跟社会的观点越一致,社会的连接性越强,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舆论的稳固。
在大众传播的影响下,社会舆论的形成经过三个过程:第一步是公众跟大众传播提出的问题“打招呼”;第二步是唤起关于该问题的社会利益;第三步就是开展大众范围的争论。可以看出第一步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得不到公众的关注,即使提出的问题再重要大众传播也无法有效的运行。第二步提出“社会利益”的概念,就是塑造社会舆论最主要的支配因素。其中,个人利益在个人意见的形成中往往是最敏锐的,而团体的意见又是塑造社会舆论的本质。因此,从个人意见到团体意见最后形成了社会舆论这个道路就是一个辩证过程,这些意见层次会决定社会舆论对某个社会现象的关心和反应程度。
大众传播通过传播渠道快速地把信息传递给公众,甚至可以使用直播这种最快的方式。大众传播系统既要向往大部分公众又要准确地找到目标对象。大众传播的运行是受着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传播系统直属单位的制度(比如国防部的电视台、工商部的报社、红十字会的广播等);第二就是自己的公众。这些特点会让大众传播在形成和体现社会舆论的过程中受到限制。例如:反腐败的新闻会是某些单位、组织、个人的威胁。处于不利的情况下,受威胁者会不择手段地覆灭、禁止那些反腐败的信息。面对这种压力时,有的传媒单位选择沉默,但同时也有不少传媒组织、记者为了人民的利益,时时刻刻努力地将社会的负面向老百姓告白。这些传播工作者已经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大众传播中的“大众”两个字。满足了大众的要求,等于满足了社会的要求。社会舆论是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的桥梁,只有塑造积极的社会舆论,大众传播才能唤起社会的精神力量和行动力量。
社会舆论的形成是一个不间断、充满自发性却带有规律性的过程。即使社会舆论的发展取决于客观规律,但在一个有发展方向的社会里,自发形成的社会舆论必须受控。社会舆论虽是通过大众传播而形成,但两者之间有着反向的联系。在大众传媒领域中参与者的分工是比较平衡的。两者都有接受、传递和评价信息的功能。
社会舆论有着难以预料的性质。有时候,大众传播的影响范围超过传播专家的猜测,它可以造成美好结局也可以是消极后果。2005年至2006年间,丹麦销量最大的日报《日德兰邮报》曾刊发多幅涉嫌讽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受到严重影响,抗议和暴力致死处处发生。反对那幅画的人认为它已经屈辱伊斯兰教。丹麦大使馆在一些国家被放火,大约有几十个人已在抗议活动中丧生。此外,不少人宣布要杀掉那幅画的画家。另一个例如又证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大众传播有时必须要改正、调整已发出的内容。《莫斯科通信报》(MoskovskiKorrespondent)2008年的报道已让俄罗斯媒体和公众一律吃惊。他们宣布总统普京和妻子柳德米拉已离婚,而总统将迎娶比自己小31岁、由奥运金牌选手转任议员的卡巴耶娃(Alina Kabaeva)。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立即否认所有的信息,卡巴耶娃小姐的办公室也没有评论。六天之后,《莫斯利通信报》正式道歉,承认这是一条无根据的信息。
篇3
【关键词】传播学 民俗艺术 传播
艺术生产成为一种商品生产,随着当下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因素组成的社会历史语境发生着变化,民俗艺术传播作为艺术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随着民俗艺术的传播状况发生变化,从而使民俗艺术的传播成为沟通民间艺术信息源与民俗艺术接受者之间的纽带与桥梁。
一、民俗传播的场所与语境
所谓信息环境,更多的是指一种人为的环境,具体则是指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者群体接触到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构成的,也就是说当某类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形成该时期该社会信息环境的潮流和特点的环境。
当整个社会在形成了一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宣传的热潮的时候,同时信息量也在不断上升与增加,使得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能够给予更多的报道以及关注。
为了能够在传播与继承中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对其变异性进行恰当控制,大众传媒通过听觉和视觉的多角度展演和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承担起延续文化命脉和文化遗产的责任,并记录着这些宝贵的遗产,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延续做出重大的贡献。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表现
了解其他民族的民俗生活和民族的文化,并利用大众传媒传播民俗文化反映时代的变迁就是所谓的民俗传播的定义和范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对于民俗生活以及变迁的诠释和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行一时的热点话题无非就是如何保护民间文化。因为它客观地反映了民俗生活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它是一种理性的传播,而这种理性的传播经过对于民俗的反思和考量,最终会赋予民俗以新的意义,同时对于推动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和对于少数民族的保护和发展具有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影响新民俗并再造新民俗
以电视为代表的一系列大众传媒积极对民俗生活进行能动性的创造和操作。当前信息化和跨文化的传播背景下发生重大变化的是民俗的传播,我们也看到了显著不同的传统民俗生活。
三、民俗艺术传播的主体与对象
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在艺术传播的过程中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在传播学理论中,通讯、交流、传达等意义则是传播的原意,它主要通过运用适当的媒体由传播者采用向接受者进行传递信息和交流社会活动的形式,从而体现和呈现传播者的主体价值和传播者主体精神的自主性、时代性、目的性和创造性。呈现艺术本质两个主体分别是接受者和传播者,因而从艺术生成的角度看艺术传播的主体是与社会传播对应的一种具备主观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传播者,能够使艺术生成意义的途径只有使艺术进入传播的领域,所以其中也一定体现着传播者的主体价值。
随着工业化和技术时代的到来,民俗艺术传播的受众不仅要弘扬传统民俗,更要接受和适应异地文化或外来民俗,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民俗艺术传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民俗的传播就极具特殊性,并在流光的传播流向中充分考虑到传播对象也就是受众的心理。 “传者――民俗习惯――媒介物――心理积淀――受者”的循环往复的心理传播过程是从民族心理的发展角度,以及个人心理发展的一个成长和循环深化的民俗传播结构模式,在艺术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受众的具体化在未定性的艺术文本中只不过是承载意义的载体而已,而艺术作品的意义才是艺术作品的真正源泉所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在艺术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受众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中心位置。因而艺术传播的主体则是由民俗传播的受众转变而来的,所以我们说受众不仅仅是鉴赏家、批评家和创造者,而且他们批评、鉴赏的本身就是一种再生产和创造,这种再生产和再创造即是民俗艺术传播的受众对于民俗艺术的理解,或者说“再阐释”本身的一种类主体行为的创造活动。
四、民俗艺术传播的现代传播方式特征
传统的社会和通过大众传媒进入到公共空间的民俗艺术的传播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并且有一些新的特点正在显现出来。
(一)民俗艺术传播的大众传播方式具有文本的特征
一个文本被制作出来以后,为了能够重复进入传播领域进而被保存和复制,并在大众传播背景下,民俗艺术是被录制和编辑成一些文字和文本以及图像文本等虚拟的存在,而不再是现实的物理存在,比如电视和电影。
(二)民俗艺术的大众传播方式具有公共的性质
很明显,在传播媒介的语境之下,大众传播媒介把民俗艺术带入了社会的公共领域,并且具有显著的公用性质。而传播主体则把民俗艺术的传媒文本制作出来以打破语言差别、种群差别、文化圈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方式,从而带入了社会的公共领域,这与传统乡土社会下的人和人的口耳相承、行为示范传播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是一种面向大众的传播,是以网络媒介、电子媒介、印刷媒介等媒介载体把传媒文本迅速传递出去的形式。
参考文献:
[1]孙发成.民俗艺术符号及现代传播[J].民族艺术研究,2011(2).
[2]苗瑞.传播视野中的民俗节日[J].大理学院学报,2011(2).
[3]常凤霞.古代乡村民俗艺术概念厘清及其保护体系建构[J].农业考古,2011(1).
[4]王鹏江,杨建虎,潘芳芳.试窥书法传播模式的网络化转型[J].北京电邮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篇4
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5-0150-02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9] 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J].民俗研究,1998(3).
篇5
一、界面友好
该书在教材编排艺术上,将学科内较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代表性著作,尽可能配发照片,
一共配图97张,表18张,包括9张由漫画家戴逸如先生提供的漫画。当教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不再仅仅是一堆汉字,而是由照片、图表和漫画构成的富有时代感和艺术气息的作品。时评专家马少华称该书“界面友好”。①现在的学生是在图像中成长的,如果编排本身不能吸引人,教材就成为一种不得不看而不是乐于去看的东西。
该书刊载的图片,正如马少华所言“传播学著名代表人物的相片,有的是简单的标准像,有的则是在教室黑板前和实验室里沉吟―――不管怎样,它们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冰冷的外国姓名,而是一个个栩栩如生、神态毕现的人。它们使人感到:传播学的理论大厦和理论探索之路,真的是由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建造、累积而成的。就像传播是人的活动一样,传播学的研究活动,也是由人来完成的。看到了人,我们就看到了一部活的传播学史。”而传播学经典著作的封面图片,则使人产生对原著触手可及的直感。
由戴逸如先生绘的9幅漫画,更可以丰富版面,启迪思想。对看动漫长大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他们容易接受的信息内容。这些漫画不是随意散布于全书,而是从初学者的接受出发,在对一些概念和理论进行解释时插入的。如在介绍“人际传播与自我”关系时,插入的是一个人手举相机自拍的漫画,下面的漫画说明是:“人际传播的第一个目的是确认自己”。这对下文中美国社会学家库利“镜中我”理论理解起来,要比接触纯文字叙述容易得多。漫画本身是富于生趣的,再加上与教材所述内容的巧妙联系,其效果就是寓教于乐。
照片、漫画之外,该书采用了套色、留白等方式以丰富传播符号,活跃版面,缓解纯文字所带来的阅读压力。当年鲁迅先生曾针对中国的书籍有过这样的议论:“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而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他认为,在书籍编排上是不能“因陋就简”的,因为“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③。这本教材的编排形式所带给学生的或许正是鲁迅所期望的“余裕心”。
二、表述创新
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源于西方,若不顾语境使用一些生涩的名词,很容易变成食而不化的“拼盘”,让人望而生畏。该书有目的地摆脱这种积习,尽可能使语言明白晓畅。
该书中对概念较少在定义上纠缠,而是在对概念的相关现象与历史的把握中推出概念,界定这个概念的内涵。如本教材这样表述“传播”:“‘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共享’的基本内涵,表明其本意是双向、互动的,它是指信息、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和变化。”传播的概念数不胜数,作者没有罗列不同定义,相互比较,只是在简单交待传播词义演变过程后,推出了这个定义。当然,如果从严格的逻辑角度来衡量的话,这种概念界定方式或许不算周密,但是,恩格斯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④对教材而言,让学生明白似乎更重要。
与照录经典原著的做法不同,该书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经典讲述出来,使学生在接受时省去了对经典理解的环节,同时,也避免因学生理解经典不当造成的误读。如在谈到人际传播中的“文化契约”时,举《论语•乡党篇》中记载的孔子为例。著者没有引用原文,也不是对古文的简单翻译,而是这样写道:“孔子在朝廷上,当国君不在场时,同下大夫说话,理直气壮;同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君主来了,孔子说话恭敬而又不安,非常小心谨慎;鲁君让孔子接待宾客,他的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快起来;他出使别国,在赠送礼物的仪式中,显得和颜悦色,私下会见时,满脸堆笑。”如果引用原文“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唯谨尔。……”从表面上看,仿佛高深莫测,但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把佶屈聱牙的文字变成明白晓畅的语言,要求著者对原文有透彻理解的同时,还必须完成从古到今,从外到中的转化,这在无形中增加了著者的难度。该书的作者把学生对教材的适应性放在首位,所以,即便是简单的引文都显示出周到的考虑。
从教材的叙述风格上看也是如此,该书行文质朴,读者犹如面对一个亲切和蔼的长者,他淡定从容地与你交谈,不会强迫你接受他的任何观点。例如这段话:“关于‘命名’还可以多说几句。人是通过语言建构世界的,而且在交往中不断地建构新的世界。当使用一种言语界定某一事物或人物时,本来没有实在东西的符号通过传播就有可能具备巨大的能量,在一定条件下,足以使我们曾经发出的诸如‘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的牢骚变成现实。如果人际间都认为某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使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在如此‘命名’的包围下,他也只能是人们所想象的人。交往中的言语不仅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而且也可能构成圈套,因为言语莫测的转化、替代、隐喻,会让人不知不觉地落入陷阱,有意无意地对接受者造成伤害。”
读着这段话,如日常口语一般晓畅充满生趣,而不是纯然学术语言的堆积。对学生而言,读起来会更有趣,理解起来就更自然一些。该书娓娓而谈,使之带有了一种人间的活气,与象牙塔中的文字是有所区别的。
该书作者陈力丹说过:“大学提倡写教材,教材的目的是普及某一学科的知识,就个人的感觉来说,比写作专著在精神上轻松多了,因为没有‘学科创新’的压力。但是真的写起来,如何把学术性颇强的知识变成学生能够懂得的东西,从行文到框架,都要进行反复的琢磨,也就是说,要求‘表述创新’。”⑤这本教材行文上与其他教材相比的独特之处,应该就是陈先生的这种编写教材的思路吧。
三、说出三分 十分垫底
教材对学生的吸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内容上来。“由于大众传播的显在影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中,‘大众传播学’先入为主,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其实,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人类的所有传播现象都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该书以这种“大传播”理念,扭转以大众传播为主的传播学教材的编写套路。这种理念既是作者对传播学多年思考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传播学二十多年来的进步。在这种理念下,该书采用了较新的全面展示传播现象的架构,带给学生全新的阅读感受。
传播学是由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宣传学等多学科交叉中成长起来的“多栖型”⑥学科,其基本理论涉及人文领域、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方面内容。由于传播学首先由新闻学研究者引入,传播学往往成为新闻院校的一个分支学科,所以,相关的传播学论著和教材,多以新闻学为基础,以大众传播为重点,以拉斯韦尔开拓的传播学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来架构著述体系。这与传播学的学科实际是不符的。大众传播虽然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形式与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传播行为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内在思维,人们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传播,仅把传播理解为大众传播,传播的外延就被不适当地缩小了,也会使人忽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传播的途径与内容。
该书在学派上是开放式的,没有框定在某人某种学说上,而是为学生思考传播现象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它没有按照传播过程的要素来安排章节,而是把传播的要素和类别等基础性的东西,在第一章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在第二章介绍传播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科背景,分别评述三个不同学派;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则是对传播的不同途径和类别进行分别阐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文艺传播、跨文化传播等等,给予大体同等的关注。这样,对于初次接触传播学的大一大二学生来说,不会像以往一样,在心里就存了一种偏见,把传播学做狭隘的理解,从而有一种开阔的新思路。
在最后两章,该书又把各种不同的传播类别统一起来,介绍与提高学生媒介素养密切相关的传播的社会控制和媒介批评的一些内容。这样,使学生在对传播学有了全面了解之后,又能以批判的精神来面对无所不在的传播现象,特别是无孔不入的大众传播。这种框架安排是周到的,包含着作者对学生负责的精神。
架构上的改动,带来了内容上的拓展与延伸。为了使学生对传播学的来龙去脉有清晰的印象,并形成历史性的认识,该书把传播学的形成与学派放在第二章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首先简明扼要介绍工业革命和城市的出现如何引发信息革命,以及这一背景下芝加哥学派的学科背景,在此基础上引申出三个传播学派的划分。这种划分方式使传播学的源流显得更加清晰合理,而且引入了梅罗维茨、莱文森的观点,介绍了2006年去世并引起世界关注的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较新的研究成果,使该书又多了一重新颖。
表达浅显,框架宏大,并没有使该书流于浅陋。在一些习以为常的理论上,作者常常能够一语破的,道出精髓,教材的深度也就在这种似乎无心实则有意的点睛之语中得以凸显。如在介绍经验-功能学派的学术立场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该学派着重于效果取向的传播研究,拘泥于微观的心理和态度变化以及对行为的影响,是一种短期效果观。虽然芝加哥学派认为现代社会仰仗传播而维系,关注大众传媒在现代性的社会中的维系作用,但是这些观点却被后来的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束缚在了功能主义的狭小圈子里。”这种评价是客观的,也是精到的,可以使初学者对以往较为推崇的经验学派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陈力丹说过:“教师的工作是向学生普及知识,常年做这样的工作,缺乏较深的研究基础,写出的教材很难提升水平。写普及类的东西,最好的情形是:说出的三分,有十分垫底。”⑦《传播学纲要》印证了先生自己的话。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教师)
注释:
①②马少华:《“界面友好”的〈传播学纲要〉》,
③《鲁迅全集》第3卷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90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篇6
论文关键词:DV 新媒体 大众信息传播 社会价值观
电视传播学从上世纪中叶到上世纪末相继走过了“魔弹论”、“有限效果论”和“受众上帝论”。本世纪初,以诸多新媒体与大众结缘为标志,传统集约型媒体将终端用户作为传播概念上的“受众”时代已告结束。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受众”在占有一定新媒体资源后,俨然也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信源”。这种大众信息传播从新的角度看,更富广域性、交互性、综合性和社会价值性。因此,我们将它看作媒体传播的信源论时代。
DV是网络、多媒体、手机、移动电视等一系列新媒体家族中的一员。从功能特性上说,DV与诸多新媒体一样,明显地具有个体性、广泛性和交互性,因而,它也就拥有了信息传播的信源性。
一、DV的社会化普及
DV原本只是数码视频摄像机(DigitalVideo)的英文缩写,是数字新技术的代名词。在它与大众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因机身轻巧、操作简洁、携带方便、性价优廉而倍受人们的青睐,逐渐由专业设备变为家用产品,进而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一种特殊的潮流需求。
DV的普及与DV作品的问世,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初,DV作者只是把“活动影像”用于家庭生活或小众传播,出现了信源广大、信道狭窄和信宿缺失的现象。此外,其绝大多数作品是对生活原态接近真实的记录,所以,DV从被引进到使用都与大众生活的土壤密不可分。随着DV普及率的提高,部分DV作者基于对文化的诉求、新闻的热爱以及艺术的兴趣,试探性地将创作视角延伸至一些社会问题中,以拓展DV的传播范围和发展走向。
DV的盛行与作品的草根性,使它的源发根基从一开始就未建立在某种理论或某种概念之上,导致DV的发展基本上是漫流的,取向目标是多元化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主流媒体的介入使DV的社会化普及受到了广泛关注。电视媒体开始大胆试播DV作品、增设DV专栏、引入竞赛机制,为DV的传播开辟了一个主流传播渠道。诚然,电视媒体的这种做法并非全部认可DV的低质量信号和低制作水平,其最大的契机莫过于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贴近以及DV持有人总体信源的广度。
二、DV及其作品的特性
上文中提到DV创作没有理论和形式规则在先,但任何一种传播媒体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特点,DV也不例外。
(一)数字性
DV最为大众认可的是它所记录的数字特性。DV的数字化,彻底消除了原作与复制品的界限,方便了DV文本的修改与补充。DV与宽带网的数字结合,使它可以摆脱传统媒体的推广渠道,另辟蹊径以构筑自我话语壁垒。
(二)大众性
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影像形式,DV没有媒体单位的归属,其轻便灵活的性能使之可以进入专业媒体所无法顾及的角落,极具亲和力地深入百姓生活当中,多角度地捕捉最真实的画面。
(三)社会性
DV爱好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分属于各个行业。他们用DV记录着周遭的环境和事态,用画面语言传达着所视所悟,又因社会身份的不同,在DV创作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职业特征。
(四)个体性
DV设备私人化的特点,决定了DV创作可以不拘一格、以个人意志为转变,这一点完全有别于电视媒体从业者的集体创作。
(五)随意性
多数DV作品事先都没有创作任务和程序规划,一切内容皆是随机的或仅凭兴致获得的,这使DV作者成了摄制者与导演者的综合体。
(六)无文化界域性
DV活动对DV人不做任何条件的限制,但凡有创作欲望的群众都可以手持DV进行创作。
(七)无传播取向性
DV作品在整个创作流程中并没有专门设定传播范围和目的,许多影像绝对为个人所有,表现的也仅仅是某一时间某人的心路历程。
(八)模糊的功利性
DV使用者以普通民众居多,他们从事DV创作的活动既无社会价值诉求,也不含质效观念。
三、DV的大众传播理念
DV传播大致可划分为两条较清晰的脉络:在专业与非专业界线继续模糊的条件下,DV传播可以是个人化的人际传播,它更倾向于个人表现,更强调自我体验,更关注个人视觉中的独特发现;在得到主流媒体肯定的条件下,DV传播可以是社会化的大众传播,它不拘泥于形式,重在纪实以表现出对身边熟悉题材的普遍关注,形成节目并借助于媒体平台进行大众传播以寻求广泛的社会认同。
依传播学的逻辑来说,DV不是目标,个性化的DV作品才是真正目标。个性化让DV变得成熟,个性化DV作品的传播能够赢得大众的广泛关注,甚至产生一定程度的传播意义,在传播过程中造就巨大的社会价值。
另外,得到主流媒体肯定的DV想获得发展,就必须遵循进人主流媒体传播的若干规则。
(一)选题的价值判断
选题是一部作品的立命之本,它关系到形式、内容、材料、方法的综合运用。DV作品要在多大范围传播,取决于选题服务大众、取悦大众之能力所及。其次,依托主流媒体进行传播,DV作品中所要表现的“平民视点”应尽量做到“不另类”、“不边缘”,最大程度地接近社会主流生活,最大维度地呈现时展进程,最大范围地反映广大群体的精神面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DV传播的取向是社会大众,才能凸显媒体传播的宣教功能。
(二)主题与内容的把握
主题的鲜明性和内容的向心力是一部作品的支撑,主题统帅着内容,内容服务于主题。同时,二者需要借读电视理论,担负受众的责任,这也是形成社会传播链条的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因此,DV作品的创作要尽量符合大众视觉的审美要求,具备较高的叙事语言能力,熟知大众传播的普遍规律,把握好作品创作的节奏与风格。
(三)摄制技术的跟进
虚焦、晃动、偏色等一系列因拍摄技术所引起的视觉不适,以及因丢帧、跳轴、画面截取不当所造成的视听障碍,在给自己观看的DV作品中也许可以原谅,但将个人作品放置在主流媒体传播的范畴里,诸多的技术失误和拙劣的制作手法就不为大众媒体所取,更无法吸引广大受众进行欣赏。毋庸置疑,技术是一部作品成败的保障,技术含量的高低决定着作品的社会传播质效。DV作品早期根植于民间,其社会传播较少受制于专业媒体的要求,当它被定位在专业级别时,就必须主动契合主流媒体的制播特性,对原有技术指标进行革新与提高。
以上三点都与电视要求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DV发展的先锋面即电视。因为,电视可以为DV传播提供最权威的渠道,为DV传播制定最有效的方案,为DV传播吸引最广大的受众;而且,电视能够承担重任,为DV作品确立文化品味,为DV作品培养思辨能力,为DV作品构建审美意识。除此之外,在大众传播理念的支持下,电视可以和DV形成一种稳定的数字支源关系,将DV传播从单一的人际传播推向广域的大众传播。
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强势出击则为DV传播注人了新的力量。网络是面向大众的开放式信息平台,它对信息的海量需求使其包容一切信息资源,DV作品当然也是它涉猎的对象,甚至有人在网络上自建站点,打造个人的“影像家园”。这种被称为“没有执照的电视台”为DV爱好者和他们的作品提供了自由表达与交流的空间。手机作为通讯工具,也是以新媒体的身份参与大众传播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不论是手机生产量、还是手机用户拥有量都呈井喷式增长,必然带动了社会信息的交互发展,产生了与之对应的信息传递量,从而为DV大众传播赢得了无限广阔的交流空间。
但是,随着DV传播渠道的增多,一些良莠不齐的影像信息也伺机闯人大众视线。如果不加重视,任由负面信息在大众传播中滋生,那后果是不堪设象的。社会需要文明的信息,大众需要健康的信息,这表明,DV作者必须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DV的独立自由绝不能以破坏社会大环境为前提。
四、关于DV发展的谬论
DV社会化传播所带来的DV话语,权必然地使它成为一种媒体,而这种强力表达的存在直接作用于社会,左右着DV爱好者的认知,如不立即加以纠正,必然会影响DV的社会化发展。
(一)民间不等同于非专业
有舆论认为“DV是一种民间影像,DV是一种非专业的影像制作群”,这仅仅看到了DV的广度,却没有看到它的深度。的确,DV作者中包含了大量业余和非专业人士,但不能认为民间就是不专业。事实上,多数已知的优秀民间作品背后都有着专业人士的参与和支持,民间本身就囊括了大量的专业人士,他们无可争议地成为DV制作的中坚力量。承认民间拥有大量的DV爱好者和参与者,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但决不能说民间没有实力。
(二)DV不能被吹嘘成时尚
DV不是作秀的工具,也不是某些别有用意、沽名钓誉的人手中的时尚标志。DV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我们需要承认它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手段,是DV爱好者手中有力的武器,是向大众展示个人艺术追求的窗口。
(三)DV不是“潘多拉魔盒”
DV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为怀有电影梦的人们带来了福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的确是用DV这块敲门砖打开了通向影像艺术的大门,但并不代表拥有了DV就拥有了一切DV创作的特质,就可以制作出具有水准的影像作品。所有热衷DV创作的人都必须经过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这种画面语言的语法规则,并将其贯穿到DV创作中。更重要的是,DV创作必须向高雅艺术靠拢,提倡精神文明建设,为DV发展营造良性的社会环境。
篇7
一、美国大选中传统媒体的失效
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美国人,一个看似满嘴跑火车的商人居然当上了美国总统!真让支持希拉里的美国精英阶层大跌眼镜,尤其是从始至终一边倒支持希拉里的美国主流传统媒体集体性的预测和传播失效更是前所未有的现象。那么特朗普是否没有打出“宣传牌”?作为个人传播体的特朗普或许已不需要传统的大众传媒来为其宣传和包装,因为他的过往经历已成为一个品牌,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多年从商经验又让其了解了草根大众的需求和胃口,深谙获取大众支持的传播策略。因此,即使大众媒体几乎一边倒地为希拉里发声和赢取支持者,特朗普也能靠广为人知的个人品牌,吸引草根的话语体系,尤其是凭借娴熟的社交媒体传播技巧最大限度地形成自身影响力并赢得支持。可以说,社交媒体在特朗普的竞选总统之路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如果说奥巴马是第一位“互联网总统”,那么,特朗普则是第一位“深度互联网总统”。在传统媒体一边倒支持希拉里的情况下,特朗普则选择了通过YouTube(优兔)、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这些互联网渠道进行传播,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从互联网中对特朗普进行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如果只看电视,你一定会觉得特朗普是个非常不靠谱的人,然而,在YouTube上特朗普的每一个视频都轻松达到上千万的浏览量。特朗普的支持者在YouTube、Facebook、网络论坛上针锋相对地跟希拉里的支持者作斗争,一个视频评论数往往能达到五六位数。特朗普的粉丝还利用互联网传播拥护特朗普的文章,甚至让许多的老选民都投奔过来。
当然,特朗普的个人品牌塑造和熟练的社交媒体传播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2004年1月8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推出一档职场创业型真人秀节目――《学徒》(The Apprentice),主演就是唐纳德?特朗普!第一季一播出就风靡了全美国,连续4个月位居收视冠军宝座,平均家庭收视数达2070万,最高家庭收视数达4010万,成为5年中18―49岁成年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学徒》也成了一部真人秀的教科书,从“学徒”到总统就是一场完美的真人秀。
这次美国大选不仅引发了我们对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变革的重新思考,也在传媒领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无疑,这次选举表现出了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巨大差异。就在竞选的紧要关头,Facebook的老总马克?扎克伯格居然第一个跳出来说,不同意希拉里的很多意见,直接反水支持特朗普了。Facebook之前也是的拥护者,有段时间还因删特朗普的帖子而引起争议。但突然Facebook态度完全变了,Facebook的老总亲自带队给川普铺红地毯。Facebook还专门给川普开通了一个高清电视台,在Facebook页面上实时播放特朗普的各种集会视频。特朗普的Facebook粉丝数暴涨。经历此次大选,一直鼓吹希拉里胜出的传统媒体会加快淡出市场,新媒体将逐渐接管媒体世界。
为什么Facebook会突然转向支持特朗普呢?据说小扎通过分析Facebook的数据,发现已经有90%以上的人支持特朗普,所以立刻转变航向,转而跳到特朗普那一边了。这样的大数据和实际民意获取,传统媒体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Facebook这种社交媒体和传统电视媒体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报纸和电视都是单向传播,缺乏交互性和有效的反馈机制,虽然也可以用抽样问答的形式来统计,但因为是小样本,存在采样者因个人的主观意愿,很容易对采样人群进行偏向性选择,对各类变量精准把控具有一定难度,造成结果偏离真实意向。
怎么才能最佳地预测谁是下一任总统呢?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全样本的收集。诸如Facebook、Twitter这类的社交媒体往往是典型的双向传播,这些平台上存储了大量网民发表和转发的关于总统选举的文章、评论、照片和视频。较之于传统民调,这些数据往往能更为真实和全面地反映选民的想法。
有人评论这次美国大选:“特朗普赢了,输的可不只是希大妈,还有传统媒体!”特朗普胜选的意义堪称划时代,标志着传统媒体的崩溃。选前主流报纸评论和电视民调全部失灵,抛开党政因素,这在美国大选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资本主义寡头经济和中产阶级精英政治所依赖的传播手段,正面临这个时代的严峻挑战,社交媒体无论在议题、民意、社群和动员能力上都在颠覆西方百年的游戏规则。传统主流媒体不再是引导公众的?t望塔,反而成了误导国家的哈哈镜。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整个美国大选过程,不仅再一次重创了传统上的媒体“皮下注射”效果学说,更为重要的是连传播学界奉为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也被颠覆。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大选的议程设置理论最终在50年后的美国大选中被历史改写。究其原因,莫过于基于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的失效以及基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社会化传播方式的兴起。
二、社交媒?w发展历程的回顾
“互联网技术先是将全球‘认知时钟’整齐划一,‘草根’先是‘捣毁’了权威的象牙塔,而后交互技术的飞跃式发展(Web2.0)更以前所未见的高效能建立起新型的信赖关系。”[1]目前在互联网上,社交媒体已经超越搜索引擎,成为第一大流量来源,二者的占比分别为46%和40%。今天,社交媒体几乎成为新媒体的代名词。那么,明天社交媒体会成就一个什么样的网络社会呢?在对社交媒体及其传播方式进行前瞻性预测前,需要对其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Social Media”,有人译为社交媒体,有人译为社会化媒体。笔者倾向于前者,如若使用后者,可把社交媒体看作狭义的社会化媒体。对于社交媒体的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有着共同的内涵。百度百科中的定义为: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是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及平台。人数众多和自发传播是构成社交媒体的两大要素。社交媒体这一概念最先出现在2007年的一本叫作《什么是社会化媒体》(what is social media)的电子书中。作者安东尼?梅菲尔德(Antony Mayfield)将社交媒体定义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其具有以下特征: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其实,社交媒体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其定义的模糊性、快速的创新性和各种技术的“融合”。
社交媒体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Usenet、ARPANET和BBS系统,甚至可以追溯到电脑时代来临之前的电话时代。随后,具有代表性的社交媒体相继诞生(见表1)。
有人把社交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社交媒体1.0:个人社交时代――内容互通;社交媒体2.0:全民社交时代――关系互动;社交媒体3.0:移动社交时代――物物互联。近年来,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大数据和物联网让社交媒体插上了翱翔的翅膀。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和社会网络的构建,信息传播进入了关系传播,一些社交媒体成为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从而把新媒体经济导向关系经济。如果说互联网的发展促使传播赋权,那么社交媒体则促进关系赋权。喻国明教授认为,互联网的发展使社会对个体的赋权模式发生了范式转变,关系赋权作为一种全新的赋权机制,最大限度地激活了个体及其他关系资源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格局与游戏规则。
目前社交媒体已形成多种传播形态和运营模式,有基于强关系的社交媒体,如微信;有基于弱关系的社交媒体,如微博;有基于位置服务的社交媒体,如滴滴打车;粉丝和网红打造了一个个社交入口,而直播和平台则把社交推向每一个角落。在今天,无社交不传播,媒介化与社会化融为一体,社交媒体已经从内容为王发展到连接一切!
然而,2016年为一些严重依赖社交媒体的运营者敲响了警钟。随着社交平台上运营者数量的不断增多,流量已呈现分散趋势,平台外的营收似乎亦达到顶峰。此外,社交媒体也给本已严峻的局面带来了新焦虑。尤其是Facebook,如今人们发现它构成的威胁竟和机遇等量。随着大数据的应用,信息泄露、数据安全等问题也在困扰着社交媒体。当微信面对人际过载、内容过载等社会化挑战时,腾讯创始人之一张志东对微信团队说,微信达到8亿用户之后,其社会复杂度已是无前人经验可借鉴的深水区,除了上面说的场景之外,还必然会有更多更深远的数字化社会难题接连浮现,微信团队面对社会化的挑战,会比5年前从零开始创业的挑战更大,责任也更大。
许多运营者不仅希望能够将在社交平台上的内容变现,而且渴望发掘社交媒体的连接能力。由于担心社交平台运营对于直接关系的稀释,运营者已不仅仅满足于以点赞和转发为基础的虚荣指标,他们开始专注内容与服务,线上与线下的连接。在社交媒体的关系传播中,关系转换和关系重构最为重要。笔者认为,对于社交平台,研究关系转换比研究关系本身更重要。张洪忠教授认为,社交媒体的价值观传播正在重构我们的社会关系,不但打破了传统媒体的“面”上传播关系,更打破了我们的社会一直以来“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建构方式。
三、社会化传播时代的到来
展望未来,社交媒体的发展方向使各个社交媒体之间会呈现出更多的关联性,它与现实的连接将更紧密,人类会成为虚拟世界的一部分。彭兰教授认为,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个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正在到来。然而,社交媒体的明天并不是一片光明。在人们纷纷表示对社交媒体的热忱与关注时,也有人在反思着这种趋势的另一面。社交媒体传播的自由交互性容易消解舆论的社会整合功能,使网络传播的自由空间处于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传播规范的缺失,信息传播的失控,致使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极易出现各种负面功能。如“网络串联示威”的出现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但学者马尔科姆认为,社交媒体被大众高估了,数字化的狂热拥趸将新媒体看成无所不能的组织工具。
令人憧憬的是,如果当下仍然处于社交媒体发展的初级阶段,那么社交媒体的高级版会是怎样的存在?社交媒体的未来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社交媒体专家阿耶莱特?诺夫认为,社交媒体将来最显著的特征是信息不请自来。适当的信息会在适当的时候被传递给适当的人,为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实际上是一个智能社交的概念,人工智能将会让社交媒体变得更聪明,更善解人意。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将是明天社会化媒体的特征。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将改变媒介生态和社会形态,需要在伦理的基础上加以治理。
大众传媒的失效以及失效的原因,恐怕需要从传播学近年来的发展上来寻找。笔者试图从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社会化传播(social communication)这三个概念入手分析大众传媒失效的原因。大众传播强调“受众”被动性,公共传播强调传播的公共性,社会传播强调大众参与和水平传播。
大众传播主要是机构性的,以五种大众媒介为传播介质和不确定数量的“受众”是它传播的对象,多为单向无反馈传播。公共传播是一个近年来使用频繁的新概念,尽管讨论较多,但至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胡百精、杨奕在《公共传播研究的基本问题与传播学范式创新》一文中指出:“公共传播定义为多元主体基于公共性展开的沟通过程、活动与现象,旨在促进社??认同与公共之善。”[2]吴飞在《公共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意义探析》一文中指出:“公共传播学是基于公共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参与各种社群实践活动,为人类的权利的平等、社会公正和民主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支持。”[3]社会化传播,不强调传播主体,而强调传播方式,指传播方式是弥漫的、对象是多样的、广泛渗透的。公共传播可以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社会性媒体进行社会化传播。可见,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下,无论是大众传播方式还是公共传播理念,都可以借助于社会化传播的方式进行。
社会化传播偏重于运用社交媒体,一般是指一种传播方式或营销策略。但是,社会化传播并不只限于社交媒体,还包括每个互联网上的人,他们都在传播的节点上。有学者指出,传播的5W中的主体有可能会消失。如果从传播战略(为获得某种效果所进行的传播)角度看,社会化传播可能主要偏向于一种客观的或者事后的描述,而很难事先策划和掌控。那么,社会化传播这个概念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也不强了。当然,也许正因为如此,社会化传播概念的提出才具有了新意。
然而,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必须说清它是什么和它不是什么,如果一个概念太无边界、太模糊,就容易让人觉得它可有可无,也不利于它得到承认和推广。社会化传播还是有主体的或者说是多主体的,传播也更加多样化和更加复杂化。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并存,传播理论需要重构。
“传播领域正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传播者从专业媒体机构扩展到非媒体机构和个人;内容生产模式从组织化到社会化;传播模式从单向大众传播到以社交关系为纽带的互动式群体传播;传播渠道从互相分隔到跨界融合;传播对象从被动接受到参与信息生产;传播范围从地方化到全球化;传播效果从传者基本可控到传受双方共同发挥作用。”[4]最近,可口可乐成立了北美社交中心,这是一个实时新闻编辑室,用来管理所有可口可乐商标品牌的社交媒体营销事务。可见,互联网世界里政府、企业、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互联网时代即社会化传播时代。
其实,在近些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传播形态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社会化传播生态已经形成。问题是我们对此研究还不够,社会化传播的理论尚未构建起来,因此未能用来解释和指导传媒变革,但一场前所未有的传播革命之火已经燃起。
篇8
关键词:自媒体;媒介接近权;影响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6-2-0017-03
一、自媒体的释义
2002年,美国硅谷IT专栏作家吉尔莫正式提出了“We Media”概念;随后在2003年1月出版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发表了题为《下一时代的新闻:自媒体来临》的文章,指出由于网络讨论区、博客等互联网新生事物风起云涌,一些对科技较为了解的受众,已经迫不及待却又自然而然地参与了新闻对话,“We Media”将是未来的主流媒体。[1]
2003年7月,美国新闻学会下属的媒体中心出版了由谢因・ 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联合撰写的“We Media”研究报告并给其下了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2]
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在定义中强调了自媒体的传播主体是“普通大众”,传播内容是“普通大众本身的事实和新闻”,从传播者到传播内容,自媒体都体现出平民化色彩。这也正符合当下的媒介现实――“普通大众”在传媒技术的协助下迅速成为自媒体的主角,使得自媒体呈现出“井喷”的状态。正如吉尔莫的判断,越来越多的受众通过形态各异的自媒体开始自发地参与“新闻对话”,推动着自媒体在媒介传播生态格局中由配角走向主角、从边缘进入中心。正是如此,有学者认为,随着现代社会传播途径的增加,以往传统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播时代正在向自媒体时代过渡。[3]而这背后,彰显的是自媒体强劲的发展态势,其以实时性、互动性、平民化和去中心化等为特征,以参与门槛低,传播渠道获取易和使用方法简单为特点,聚集了大量的受众,深刻地影响着传播理论及实践的变化和发展。
二、媒介接近权的提出
媒介接近权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J・A・巴隆提出,他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了《Access to the Press:A New First Amendment Right》一文,且首次提出了“媒介接近权”的概念。随后在1973年,他又出版了《Freedom of the press for whom?the right of access to mass media》一书,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虽然国内对“媒介接近权”研究较多,但对其表述却未统一,有着多种的称谓,比如“媒介接近权”“媒介近用权”“受众接近权”“近用媒体权”等等。
很自然,学者对其概念的含义也有不同的表述和论断。其中,郭庆光对此概念的含义解析影响较为广泛,他认为媒介接近权即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同时,这项权利也赋予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4]林子仪认为,媒介近用权是一种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权利,一般私人可根据该权利,无条件地或在一定的条件下,要求媒体提供版面或时间允许私人免费或付费使用,以表达其个人意见。[5]除此之外,还有较多的学者也对此概念的含义进行了略有不同的表述和解读。但是,通过对这些相关学者研究的“媒介接近权”含义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虽然其含义阐述略有不同,但是其核心要点却基本相同,即社会中的成员有权通过大众传媒获得观点的自由表达。
三、自媒体时代的“媒介接近权”探讨
美国学者巴隆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媒介接近权最为重要的背景之一就是大众传媒的集中或高度垄断。在早期,由于大众传媒的大量存在,受众的媒介接近权或许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但随着竞争的加剧,大众传媒为了生存,收购及兼并时有发生,其数量越来越少,受众获得媒介接近权越来越困难。同时,巴隆在论述“媒介接近权”时对“媒体”的描述为“mass media”,很自然,就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看,这主要是针对以“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论述。
然而,媒介接近权的概念是半个世纪前在大众传媒背景下提出的。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自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学者匡文波通过实证调查后认为,以互联网、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已成为主流媒体。[6]现实也是如此,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应用衍生出的自媒体,已掌控了受众信息的入口。当前,随着各类自媒体平台的出现,媒介资源已十分丰富,媒介渠道大大拓展,改变了大众传媒时代相对稀少的媒介传播平台和渠道,“人人都是传播者”已经成为自媒体时代的典型特征。所以,大众媒体时代提出的“媒介接近权”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条件”和“土壤”,并正在逐渐消失。
对于“媒介接近权”,根据学者赵文丹和王心武的观点,学者们普遍认为近用媒体权包括了“接近权”和“使用权”两项内容。[7]而这两项内容主要是针对大众传媒的“接近”和“使用”。按照媒介接近权概念的核心诉求,人们使用大众传媒的目的是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观点”等。而在媒介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极其丰富的自媒体资源让受众接近和使用媒介已经不再是问题,社会成员可以很方便地在任何一个自媒体平台进行申请和使用,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自媒体盛行的当下,探讨“媒介接近权”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而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受众在接近和使用自媒体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于2016年1月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此外,各大自媒体平台用户数量也还在持续增长。同时,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受众更倾向用自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权益。
自媒体的盛行,使媒介生态格局发生变化,打破了以大众传媒为主流的信息传播体系,颠覆了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促使信息传播模式朝着网格化的方向发展,媒介接近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四、自媒体时代下媒介接近权的变化
学者郭庆光认为媒介接近权的核心内容是要求传媒必须向受众开放。这一理念的要求是,处于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皆应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自由。而自媒体与生俱来的开放性特点,使稍有媒介素养的人都可以接近和利用自媒体自由地发表意见。此外,由于受制于各种因素,在大众传媒“接近权”和“使用权”陷入停滞的时候,不少大众传媒还利用自媒体来弥补此缺陷。
各类快速发展的自媒体使受众接受多样化的信息已不是问题;同时,“傻瓜式”操作的应用软件井喷,也使受众参与信息制作的门槛降低,并可在自媒体平台上自由传播信息。因此,目前受众对于媒介的接近权已经和巴隆所处的时生了根本性变化:
第一,媒介生态巨变。在自媒体出现以前,社会信息运转主要依赖报刊、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但随着社会发展,大众传媒越来越高度集中,信息反馈单一和回应的缺失,使得整个媒介生态单调并缺乏活力。而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大众传媒对信息传播的垄断,释放了媒介生产力,使整个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播主体的大众化、传受者的合一化、媒介形式的多种化、媒介数量的丰富化、媒介渠道的多样性、媒介反馈的双向实时化等等,使自媒体出现以前的情况,均不能与现今同日而语。
第二,传播范式转变。大众传播是精英传播,本质上是代表国家和相关组织、相关群体的单线条链式结构传播。在整个信息传播结构中,传播者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是以传者为中心点的单向辐射传播,传者是信息的垄断者;很自然,受众的媒介接近权得不到保障;而在自媒体时代,以传者为中心的范式转变为传受相互结合的范式,更加突出和强调受者,媒介传播范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媒介接触的质变。目前,在传媒技术的帮助下,整个传媒市场中媒体的数量变多,已经不再局限于大众传播媒介,各种类型的自媒体平台“井喷”,媒介渠道日益多元化,受众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就可以获取到自媒体。同时,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大众传媒本身都需要“媒介接近权”,即在更多的自媒体平台上耕耘,拓展更多的媒介渠道,提高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以便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大众传媒作为传统的传播者和新时期的受众,与普通的社会成员一起,都作为自媒体平台的受者和传者。因此,媒介接触已变得异常容易。
第四,反馈渠道的变化。众所周知,在之前对大众传媒的反馈信息十分艰难,受众对大众传媒的影响仅仅局限于热线等,然而这样的反馈渠道难以让受众满意。而在自媒体上,受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直接和传者进行沟通,实时反馈相关信息。在媒介竞争的压力下,为了获取和保持受众,传者必须实时对反馈的问题进行处理。由此,受众的反馈渠道已发生显著变化。
第五,传播障碍的消失。传播障碍指受众对媒介使用的难易程度。大众传媒由于其复杂性和专业性,即使呈现在受众面前,在没有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受众对此也无可奈何,不能传递出自己的声音。而自媒体则是低门槛的媒介,简单易懂,稍有媒介素养的受众皆可以使用。各类应用软件为受众参与信息制作提供了更加“傻瓜化”的操作,受众对信息产品制作的热情也越来越高,甚至现实中大众传媒的产品中也嵌入了越来越多的受众产品,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传播障碍已不复存在,传播变得更加容易实现。
五、结论
在媒介生态格局由大众传播向自媒体转变的过程中,媒介接近权发生了根本变化,受众媒介接近权实现已不是一个问题。况且,媒介接近权本身就是在以传者为中心的范式下出现的一种理论,在媒介生态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在受众已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新生主力军情况下,探讨“媒介接近权”已经失去了原本的诉求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自媒体虽能够满足受众的媒介接近权和使用权,实现社会成员的传播权,但由于媒介素养等不同,对自媒体的运用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情况,大部分受众的自媒体传播力微弱,不能与拥有较强传播力的大众传媒相比,并会由此带来新的传播问题。很显然,这才是在自媒体盛行下应该进一步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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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M].台北:元照出版社,1999.
[6] 匡文波.新媒体是主流媒体吗?――基于手机媒体的定量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1(6).
篇9
关键词:高等学校;高校形象;传播;效果;策略。
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处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中的我国高校,在招收学生、吸引稳定人才、争取科研项目、吸纳资源投入、扩大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着愈演愈烈的竞争。促使高校逐步重视自身形象建设,并将应用于企业的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即"企业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建设理论和策略应用于高校之中,形成了高校形象识别系统(UIS,University Identity System),通过理念识别(Mind Identity)、行为识别(Behavior Identity)和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ty)三个方面构建高校形象。
从研究与实践的脉络中我们不难看出: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高校形象建设的目的,高校的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是高校形象建设的方法和手段,而对于连接方法、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渠道的研究,即高校形象传播的研究却是一个空白,在实践过程中也缺乏控制与管理。本文即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性研究。
一、高校形象与传播的关系
综合多个学者的研究成果,高校形象可以界定为高校在办学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和精神特征在社会公众中的总体印象和评价。
基于这个定义,决定高校形象的不仅是高校自身状况,如师生数量、教学设备、校园环境等物质层面的状况和办学理念、发展目标、校园文化等精神层面的状况,还涉及到社会公众及自己的师生员工对高校各方面工作的综合评价。而评价的形成必须是以获得相当的信息为基础的。因此,高校形象的塑造离不开高校形象信息的传播。
在高校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传播正是发挥着渠道的作用。没有传播,高校形象就不可能得到扩散。深入认识传播的规律,对高校形象的传播十分重要。
二、高校形象传播的方式与特点
高校要依靠媒介才能传播形象,但是不同的传播方式由于特点、性质、手段的不同,获得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应根据不同的场所、不同的环境,选择适合的传播方式。总的看来,高校形象的传播遵循基本的传播学规律,传播方式主要有如下四种类型:
1、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指在两者或两者以上面对面进行的或者依托简单媒介如电话、书信、电子邮件等非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
人际传播的说服能力强,隐含信息丰富,传播方式多样、灵活、简便,反馈及时,可以形成双向互动。同时,人际传播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如传播速度、范围有限,信息容易在不断扩展的传播过程中发生歧变和扭曲。
高校形象人际传播的主体是高校的教职工及其家属、学生及其家长亲朋、校友等。其中,高校的领导,尤其是校长在高校形象的传播过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
2、群体传播
群体传播是指一小部分人之间的传播行为。由于群体的构成具有一定规模,靠习俗和伦理来联结,并通过面对面互动来传播信息。所以群体传播兼具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的特性。
群体中的个体在遇到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时,往往会因为群体压力而产生趋同心理。有研究表明,群体成员的群体归属意识越强,对群体的忠诚度就越高,对于与群体规范不相容的宣传越能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态度。
在高校的群体组织中,各地校友会、科研团队(同盟)、学生社团(协会)、志愿者服务队、班集体与宿舍具有群体传播的功能与特征。
3、组织传播
组织传播是组织系统按照设定的规范与程序进行信息的交流,对于以组织为主体进行的传播活动,是按照等级管理制度来进行的。组织内部的传播过程主要采用下行传达、上行反映、平行沟通的方式进行。组织传播具有规范性、整体性和严肃性,传播过程中不易发生信息的歧变。外部组织传播则要求组织通过既定的方式向外界信息,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借助大众传媒传播信息。
高校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组织系统,其各级机构保证了信息有效、迅速的传播。同时,高校所属的宣传部门掌控的宣传媒介相对于其他企事业单位来说更为发达,这和高校具有的技术优势和是分不开的。目前,高校可供利用的传播媒介主要包括高校自办的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网络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向社会公众传播的大众传播作用。
4、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通过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大众传播具有权威性、舆论性和广泛性,便于树立典范、引导舆论、影响全社会公众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其覆盖面广、影响范围大。
高校形象的大众传播,是指高校通过大众传媒对自身的宣传与报道。以高校自身为视角,包括主动报道和被动报道两个方面。
三、决定高校形象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
基于传播理论,传播效果的评价有不同的层次。对于高校形象传播效果的评价,在初级的层面上是高校形象的知名度,在中级的层面上是高校形象的理解度和美誉度,在高级的层面上是高校形象的支持度和信奉度。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高校形象信息分别作用于受众的感觉、知觉,作用于受众的思维、情感,直到作用于受众的意志与人格等心理品质,其传播效果由浅入深。
对于高校形象传播效果的取得,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传播者的说服力
事实上,传播主体的说服力依赖于一定时间内传播主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无论对哪一种传播方式而言,传播主体的说服力的获得都具有一定的时限性,为此,传播主体必须时时注意通过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来维护自身的公信力。
2、传播态度、技巧与内容
平等地对待受众,使其感受到公平与公正,可以削弱说服对象在心理上的反感情绪。要根据受众的性别特征、年龄特征、受教育程度等选择适合的传播手段,要注意传播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亲和力,贴近受众生活。
3、受众原有的观念
受众原有的观念对传播效果也会产生影响。这种原有的观念将发挥传播中的"先入效应"和"定型效应",使传播很难在短期内发挥效果。比如,如果公众原来对高校形象的认知是负面的,那么,高校的宣传将很难短期见效,有时甚至适得其反。
四、高校形象传播策略
1、树立教职工的传播者责任感
与其他组织机构相比,高校形象传播主体十分广泛,受众群体的身份、地位、知识水平、心理特征也很复杂。为此,高校在进行形象传播过程中,要注意发挥有开拓精神的学校领导,知名院士、学者、教育专家,成绩卓越校友在高校形象传播中的名人效应;要通过教育培养师生员工的形象意识,引导他们在与各种类型受众的接触中,主动传播有利于学校形象的信息。
2、增强自控媒体的传播功能
自控媒体是高校自办的电视台、广播台、校报、杂志、网络、宣传栏等,从某种程度上讲,其议题设置完全受学校控制和管理,是高校形象传播的"喉舌"。要特别注意自控媒体的公信力、亲和力等问题,自控媒体不能只报喜、不报忧,要认识到适当的负面信息对增强受众免疫力的传播特性,持续增强自控媒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扩展其在受众中的影响力。
3、争取大众媒体的广泛合作
大众传媒是高校重要的外部公众,高校是大众传媒关注的热点。只有协调好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高校形象的传播才能获得大众传媒更好地的支持。大众传媒有时会不为校方主观愿望所左右,向社会公众传播一些记者采访到的有关高校的信息。高校必须主动向媒介提供新闻线索,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大众媒体投稿,与大众传媒建立长期稳定、融洽和谐的沟通关系。
4、发挥高校形象网络传播的优势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传播媒介带来了重大革命。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第四代媒体信息容量巨大,能够结合多种沟通形式;成本小,可以实现无国际的传播;指向性明确,具有传受速度和时序的可控性。高校是网络普及率很高的社会群体,同时又具有高科技人才和高知识水平的学生,有能力直接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能将网络传播的优势发挥得更好。
5、重视高校形象的非常态传播
非常态传播与常态传播相对应,是指高校在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出现严重负面事件时高校形象的传播。高校应建立危机传媒公关机制,成立负责信息的公关机构。如遇非常态事件,应尽早公布信息。对危机事件、负面事件要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属于误传、讹传的要及时澄清;属于学校自身问题的要尽快整改,并将整改结果通过相关渠道向公众进行反馈。
6、加强高校形象传播的系统整合
高校形象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高校形象的构建、传播与评价全过程,需要高校各个职能部门和师生员工的共同参与。为此,高校须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根据时空的变化对传播策略进行适当的调整,才能在受众心目中树立一个印象深刻、前后一致、不断丰满、并有鲜明特色的良好的高校形象,高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才能逐步提高。
参考文献:
[1]夏晓鸣:高校形象的系统传播(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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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一:信息网络时代的组织形象传播(M),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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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迎来了万物复苏的春天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起,相对于基数巨大的需求市场,图书出版业却出现了滞张现象一图书产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有其独特的性质与机制,同时作为大众传媒也负有不可推托的社会责任图书选题策划是图书出版策划整个过程的源头,因此有关图书选题策划的分析对于出版业的现状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社会文化和传播的功能,从文化本体、文化结构和文化价值三个维度,试析了文化与传播因素对于图书选题策划的影响力。
美国著名出版家贝利在他的成图书出版的艺术与科学》一书中曾说到“出版史是出版了杰出书的杰出出版社的历史,也是图书文化品位发展的历史”。然而目前出版社对图书的选题策划更多的是从市场出发,强调对市场的顺应性,树立对出版市场的竞争意识、经营意识,从而淡薄了图书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含量。然而图书产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有其独特的性质与机制,同时作为大众传媒也负有不可推托的社会责任。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和传播功能的角度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些浅显的探讨。
1、文化本休之于图书选肠策划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冬中社会学对于文化的定义: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它主要指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是精神文化的核心。精神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动力。根据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凝结着精神文化的精神产品也必然凝结着人的劳动,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是精神产品和其它物质产品的共性。但是,精神产品又有与物质产品不同的个性,这就是一般物质产品的消费是其本身,而精神产品的消费则是其精神内容和精神文化。物质产品的消费大多是一次性的,而精神产品的消费则一般是多次性的。精神内容的生产与一定的思想,观念,意识,道德,政治,法律,宗教和意识形态相联系。图书作为精神产品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它是一个社会精神文明的标志,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它的商品属性首先是文化。因此,在选题策划过程中针对文化与图书的这种本体与载体的关系,主题内容必须是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对那些腐朽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消极文化则应弃之如糟粕。不仅如此,图书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信息社会里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和效果。美国传播学家麦克姆斯和肖1972年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可以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那么对作为大众传媒的图书,我们在进行选题策划时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有利的优势,以文化为导向,培养自身的引导力,走出被动由市场左右的阴影,为读者,为受众设置新的焦点与话题,而不是一味迎合市场和大众的口味与猎奇心态。
最引人瞩目的例子就是一向低迷冷清的文学市场掀起的“国学热”。<论语》、《庄子》等传统文化典籍,对于大众一向是被束之高阁。但中华书局出版的于丹《论语洛心得》把《论语》演绎成白话故事,在8个多小时的签售时间里,共签了1万多册书。当天,中关村图书大厦创下单日单本1.2万册的历史销售纪录。虽然对这一著作的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它至少引领大众走近传统文化典籍,并且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样的销售记录无疑是成功的。
2、文化结构之于图书选惬策划
英国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与他人的接触交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的方式。文化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一斯特劳斯从行为规范和模式的角度给文化下定义。他提出:“文化是一组行为模式,在一定时期流行于一群人之中,…并易于与其它人群之行为模式相区别”。英国人类学家r·弗思认为,“文化就是社会。社会是什么,文化就是什么”。他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组织要素》一书中指出,“如果认为社会是由一群具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组成的,那么文化就是生活方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分析考察了100多种文化定义,然后他们对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塑造的和需要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等。图书的选题策划也应该以此来定位,发展精品图书。何谓精品图书呢,“我们所说的出版物精品有三个方面的标志,或曰三个构成条件:一是它凝聚和浓缩了当代最新的文化成果,有高文化含量;二是它有创新,一出现就代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一个新高度,三是这个精品能够普及,能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并因此提高本领域的文化水平,乃至全社会的文明水平,最后被载入史册。精品,总是以它独有的概括性、创造性登上历史舞台,并且为最大多数的读者所接受,最后以一个文化坐标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
由此可见,图书选题策划正是要通过对多元文化结构的融通,确立图书雅俗共赏的文化品质。其中最值得重视,最复杂的就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即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流是指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人类世界是一个由多元文化组成的社会,多元文化的共存构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世界。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和互动更是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为了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我们的图书选题策划首先应该对外来文化持开放的态度,吸收和创新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外文学名著、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等。同时也要坚决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扩张。不但要“引进来”,更加要“走出去”,发展和张扬本民族文化的个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例如2004年4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狼图腾》把中国的传统游牧民族文化和时代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以狼的角度反映了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农耕生活和游牧生活的冲突等社会性话题,被中国书业协会评为2004年度最佳图书。不仅如此,“它还是中国原创性作品走向世界、版权输出最多的图书之一。截至2006年5月,《狼图腾》的海外版权已经成功签约了24种语言。可以说,《狼图腾》己经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企鹅的英语版将发行全世界11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在北美、英国、澳大利亚三个地区分点印刷。能够与此相媲美的,只有<哈利·波特》的英文版”。
3、文化价值之于图书选肠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