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科学传播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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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传播 危机传播 区别 联系

自从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从国外引入我国以来，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相关研究在国内传播学界逐渐盛行，然而从目前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国内传播学界在实际研究中存在把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两者等同或完全割裂的误区。本文主要从定义、范畴、时态、研究的学科视角来深入分析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区别与联系。

一、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区别

1、从定义上看，风险传播的本质是对风险信息的传递与交流，而危机传播的本质则是对危机信息的传递与交流

其中学术界关于风险传播（Risk Co-

mmunication）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风险信息传播角度的定义，认为风险沟通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它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或者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措施等。还有Covello V T, Peters R G, Wojtecki J G, Hyde R C.环境或健康角度的定义，“关于健康或环境的信息，在利益团体间任何有目的的交换。更明确地说，风险传播是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convey)或传送健康或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或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①最后还有被Katz与Miller评价为有强调风险信息沟通网络的互动性，有助于培养“参与式民主”的②Waddell民主参与互动角度的定义，认为“风险传播中，价值、信仰和情感不只来自公众，技术信息也不只来自专家。相反地，这是一个信息的互动交换，在此所有的参与者均沟通、诉求、参与价值信仰和情感。通过这个过程，公众政策决定被社会建构出来”。③从以上三种定义中可以看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界定，风险传播的指向性都非常明确，就是围绕风险信息而展开的，所以其本质就是有关利益的各方之间的风险信息的传递与交流。

而关于危机传播（Crisis dissemination 或者Crisis Communication）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美国学者费姆・邦茨(Kathleen Feambanks)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传播。”④台湾学者吴宜蓁通过对危机传播与危机管理（crisis m-

anagement）概念的比较，认为，危机传播偏向于“对人”，并接受Heath,R.L.、Ray,S.J.与Sturges,D.L.省略/meta/32338_

index.html.

⒂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江海学刊》，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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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国际博物馆协会于哥本哈根召开会议，明确了博物馆的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搜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览。”并将公益性定为博物馆的首要职责。2001年国际博协对博物馆的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研究、教育、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到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通过了经修改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修订后的章程对博物馆的定义更改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对比博物馆定义的几次修改，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将“教育”排在各项职能的首位。这表明在当今社会，博物馆的宣传教育职能日趋重要，已经超越研究职能成为了博物馆的首要职能。

一、博物馆网站建设的意义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发展，网络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基本途径。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学习方式，也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网络时代，借助互联网这一广泛平台延伸博物馆的宣传范围，是博物馆充分发挥其社会职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手段。博物馆需要充分发挥现代传播网络的巨大作用，利用网络的优势，来弘扬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底蕴。博物馆网站为博物馆与观众之间架起了桥梁，拉近了博物馆与观众的距离，是现代化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博物馆网站，可以及时传播博物馆的最新科研成果、临展情况、社会公益活动等信息，通过网络文物信息、文博知识、展览资讯、历史文化，并通过网上办展的形式扩大传播的辐射范围，使博物馆能够在不同地域、不同时空发挥更大作用。不但为观众提供了有效的信息资源，也创建了博物馆品牌，为博物馆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观众可以利用网上博物馆，来远距离学习接受科学知识，进行科学教育，缩小科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意识，真正做到让博物馆走进千家万户。

二、当代博物馆网站的特点

作为面向公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平台，博物馆网站不同于一般性的网站，只需进行单纯的信息罗列。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宣传博物馆及服务群众的功能，博物馆网站应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准确性。这是博物馆网站的应具备的首要特点。博物馆是研究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并向公众进行传播展出的机构，担负着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素质的重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上充斥着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公众接受信息尚且不暇，又何谈辨别信息的真伪。尤其是涉及到科学领域的信息，非专业人员就更难辨别。博物馆网站是博物馆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的途径，在编辑网站内容的时候，严格审核每一条信息，确保提供信息的准确性，让公众通过博物馆的网站，能够了解到真实可靠的科学信息，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

2.服务性。公众浏览博物馆网站的时候一般都带有很明确的目的，他们主要想要了解这所博物馆的展品属于哪一领域，有哪些独有，值得一看的展品，近期有什么临展或活动，参加活动的方法流程等等。而站在博物馆的角度，最想展示的往往是自己的藏品数量，学术地位，馆史沿革，科研成果等内容。相比于博物馆想让观众了解的信息，要更加侧重于展示公众想了解的信息，把公众热切、急需了解的内容放置到网页最显著的位置，让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查询到最有效最迫切了解的信息，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宣传职能。博物馆网站在进行板块架构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到公众的需求。利用在线检索共享的文物资源能够快速形成、验证、补充展览主题，筹划、调度展品。

3.互动性。在微信、微博被广泛应用的今天，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单一提供信息资源的网络平台。为了拉近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让博物馆真正走进人们的精神生活，博物馆网站应该增强与公众进行互动的功能。如将最新的博物馆动态，如短期临展，科普讲座、社会公益活动等信息在主页滚动播放，点击即可获取详细信息；建立“联系我们”、“观众留言”等板块并设专人负责回复，为观众提供咨询信息、表达感想、与博物馆进行交流的平台；还可创建博物馆的微信、微博公众号，借助具有广泛用户的即时通讯平台，随时传播最新信息并解答观众咨询。还可以通过共享的文物数据资源，对连接于网络中的展厅多媒体辅助展出系统在线、实时地形成展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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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群众文化工作；科学传播；新媒体；互动平台；整合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74-0075-02

在网络问答平台“知乎”上举办的圆桌会“将科学研究进行到底”中，有人提出“中国的科普教育和外国相比存在怎样的差距”，回复评论里有一条非常有趣：“看看父母的微信朋友圈”[ 1 ]。从这一问一答可看出，一方面，国内目前科普工作影响力不够、认知度不广。另一方面，微信等新媒体已经深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一部分，科学传播工作其实可以从这看似不相关的两个事实中寻求突破。

1 以科学传播为例探讨群众文化工作的特点与困境

1.1 群众文化工作与科学传播的概念

群众文化工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群众文化的有关部门、专门机构和工作者所从事的领导、指导、管理、组织、辅导和研究群众文化活动

的社会化行为[ 2 ]。

2008年，在《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08）》的首发式上，科学传播界的学者以及科技决策部门领导，给出了目前“科学传播”的涵义。科学传播主要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传播渠道和手段，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以提升公共的科学知识水平、技术技能和科学素养，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支持和参与。

1.2 群众文化工作的特点

1.2.1 政府起主导作用

从群众文化工作和科学传播的概念中可看出，在国家层面，政府既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管理者，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比如，科学技术协会就是科学传播工作的主要提供者。群众文化工作是一对多的，政府作为管理者，承担着绝大部分的推进工作。

1.2.2 面向全社会

群众性是群众文化在其主体方面所固有的显著特征，群众性表明群众文化是群众所应拥有和享受的精神文化，要求社会的群众文化供给、服务对象是全体人民群众、社会努力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社会的一切群众文化活动必须符合群众的意愿[3]。

1.2.3 需要固定载体

群众文化工作既由政府主导，那就有与之对应的传播单位，比如科学传播主要由科学技术协会承担。传播单位必须具备固定的场所以及必要的传播渠道和手段，比如利用科技馆举办展览、讲座与科普活动等，承载着向大众宣传科学文化的重任。

1.3 群众文化工作面临的困境

群众文化工作现在面临的主要困境是群众文化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因为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是不断发展的，也是多样的，而群众文化产品的新形势、新内容不多，服务设施、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陈旧单一，相关部门主观倾向严重，群众文化的产品供给脱离群众文化需求。

目前科学文化传播主要依托于各级科协及下属科技馆，主要组织形式为讲座、展览，科普进学校、社区，科技下乡等，尽管已经从多角度出发，涵盖多种途径，但仍然存在着受众面太窄、传播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亟需寻求新的突破点与传播手段。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新媒体已经逐渐通过手机终端深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普及率也包括了各年龄层，不乏是一种新的科学文化传播手段。

2 新媒体的定义与特点

2.1 新媒体的定义

如何定义新媒体，从法国学者弗兰西斯・巴尔、杰拉尔・埃梅里，到美国新媒体艺术家列维・曼诺维奇，再到清华大学教授熊澄字等等，各国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各式答案。究其一点，“新媒体”永远是一个相对的、不断更新的概念，因此无法给出完全不变的定义。正如广播之于印刷媒介是一种新媒体，微信公众号之于广播又是一种新媒体。新媒体在不断地变化和演进，与传统媒体的根本区别，在于传播技术的革命，即以多媒体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为基础，通过多种传播手段所创造的全新的媒体形态，如博客、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等，并在原有的媒体传播方式基础上产生的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与传播风格的媒体，如交互电视、楼宇电视等，这些媒体媒介的特征是网络化、数字化和多媒体[ 4 ]。

2.2 新媒体的特点

2.2.1 网络化与交互性

移动互联网的发明颠覆了传统的纸媒传播，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扁平化。信息的传递不再单向、固定、中心化，而呈现出网络结构，没有单一固定的信源，而是分布式的，主要表现为互动与融合。

2.2.2 数字化与即时性

网络化使得所有信息均可数字化，一条新闻，只要通过编辑上传，就能通过点击、转发等迅速传播与发酵。经过移动终端，很多信息资源能够即时共享，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使信息传递更加快速便捷。

2.2.3 多媒体与超文本

因为信息的数字化，所以图片、声音、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可以整合在一个文本中进行传播，甚至可以扩展开来，使信息的传递更加多元化、全方位，同时也保证源信息的完整性。

3 新媒体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作用

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政府群众文化工作面临的困境，扩大受众面，通过加强社会影响力来加强传播效果。

3.1 打造正规传播渠道，扩大受众范围

群众文化服务机构可利用新媒体拓展群众文化传播范围：建立群众文化信息传输网络，搭建群众文化信息沟通交流平台；进行群众文化资源数字化处理，建立群众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群众文化服务网站、官方博客（微博），及时和传播群众文化动态信息；拓宽群众文化服务范围，开设网上展览、网上辅导、网上授课等服务。同时，因为新媒体公众认证机制，并有政府公信力背书，可以确保信息的输出渠道的正规性。

以科协的科普工作为例，科技馆作为科普宣传实体，可以利用场馆开设展览、讲座等活动，但是正因为场馆空间的固定性，使得科学传播H限于小范围，如果想要扩大受影响人数，就只能在时间上无限延长并不断重复展览与讲座内容，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倘若建设一个网上平台，将每期展览、讲座内容数字化存放，开设虚拟展览馆、虚拟讲台，并打通各类网络终端，既可以保证展览内容线下线上的一致性，实体展览按时布展撤展，同时也可以保证无法在限定时间内参加活动的群众，能够在第一时间查看科普内容，甚至在活动结束后仍能根据需要追溯回看。这样，科普宣传实体的内容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降低宣传成本并提高宣传力度。

3.2 提供和谐互动平台，实现服务社会化

因为群众文化服务机构通常并不设立一线窗口单位，因而缺少了很多与群众直面交流的机会，但工作的性质又要求群文工作深入群众，依照传统一对多的传播形式，迫于人员的匮乏，群文工作无法完全实现社会化。但是新媒体的使用就可以打破这一僵局，利用网络的扁平化特征设立虚拟的一线窗口，通过官方账号、互动平台将服务机构与文化受众对接，真正实现群众文化服务社会化。

科协经常举办科学讲座、科技培训等活动，但如何选题始终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很难在保证活动即时性的同时迎合所有受众的意愿。但是开设官方微博与微信公众账号后，可以通过发起问卷调查、筛选回复数据等手段，罗列出公众倾向的话题，并及时开展相关的系列活动，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受众解决问题，让科学传播、科技推广真正落地。

3.3 整合信息资源碎片，确保传播一致性

不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的传播过程中，信息往往都是以多点碎片状态存在的，如果不能尽可能将所有碎片拼接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盲人摸象的后果，这个问题在科学文化传播中尤其明显。新媒体的网络特点使得任何信息都有可追溯，在传播过程中可以将有关的链接、图片、视频、文字都整合在一起，全方位地还原被传播对象，甚至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评论不同介绍都可保留，让公众有对比有选择。

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学奖的中国人。之后杭州科协开展了一系列与青蒿素相关的科学讲座与展览普及，在活动中面对“是否意味着中医获得肯定”“青蒿素的萃取争议”等问题，受邀的科学家都一一作了回答，尽管参与活动的记者作了详尽的报道，但也不能完全把所有内容都放进报纸进行传播，那么在取舍中就会有一部分信息丢失。而在科协网站上共享的活动视频，就能完全重现科学家的讲座与回答。可见，新媒体在保证科学传播的一致性与完整性上，具备更加严谨的特征。

4 结论

在信息化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借助新媒体的特征，结合群众文化工作的特点，充分发挥前者的作用，对于打破群文工作的限制、拓展受众面、扩大影响力上都有极大的创新意义，但是同时也必须注意随之产生的问题：1）新媒体是把双刃剑，使用者必须保持客观与中立，不能因为个人倾向制造不实的传播信息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微信朋友圈的各式谣言；2）不能忽视传统的线下传播，群文工作本质上还是要深入群众传播文化，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产生的作用仍远大于单纯的数据交换，比如送科普下乡、送科技培训等等，都需要现场的指导。将传统与新式的传播手段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开展群众文化工作。

参考文献

[1]知乎.[2016-10-13]http：/// question/27853929.

[2]石振怀.群众文化工作实务[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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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版；数字出版；版权；产业发展

问题一：关于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概念

关于出版的概念。出版是有文字以后随着出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发展起来的。出版的概念包括了三个方面：一个是编辑，一个是复制，一个是发行或者传播。现在的一些表述里，也有不严谨的地方。比如百度文库里面讲，有文字以后发展起来的金文、石刻及人工抄写，是一定意义上的出版。但以我来看，实际上不是，石刻不是出版，手抄也不是出版。什么才叫出版呢？核心内容是复制，就是把一个有内容的东西复制为多个有内容的东西，这是出版的本质。编辑加工是不是出版呢？编辑加工是出版的一个环节，但不是出版最重要的条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即使没有经过编辑加工，把它复制为多份内容一致的，也是出版。其行为是出版行为，其没有经过编辑加工而复制出来的产品也是出版物。发行或传播虽然也归纳在出版活动的范畴之中，但从它自身的含义来看，应该说已超出出版即复制这个概念之外。出版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复制。就是把一个有内容的东西复制成多个有内容的东西，不具备这个要件一定不是出版。

关于数字出版的概念。数字出版现在也有很多概念，我也拿了两个跟大家探讨一下，什么叫数字出版呢？百度名片关于数字出版的定义是——数字出版是人类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它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流媒体技术、存储技术、显示技术等高新技术基础上，融合并超越了传统出版内容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出版产业。数字出版是新兴出版产业，实际上是很不严谨的概念，在逻辑上属于重复定义，什么都没有说。百度名片上紧接着描述，数字出版是在出版的整个过程中，将所有的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光盘、磁盘等介质中，信息的处理与接收则借助计算机或终端设备进行。它强调内容的数字化、生产模式和运作流程的数字化、传播载体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学习形态的数字化。这里它实际上要说的就是数字出版是以二进制方式进行处理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有位学者关于数字出版的定义是这么讲的，数字出版以标记语言为基础，以全媒体为显示形式，以链接搜索功能和个性化定制功能为特征的知识组织和生产方式。虽然不同的数字化出版形态的出版模式各不相同，载体与传播渠道也可能不同，甚至内容格式差别很大。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出版物的内容是数字化的，所有形式的内容都以计算机可识别和处理的二进制，就是0和1进行编码。无论终端介质是什么，只要介质是数字化的，并以二进制方式处理，这种出版物一定是数字出版物。这里我们看到百度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学者的这两个定义，核心是通过二进制进行处理的信息内容，就是数字出版。二进制是数字出版概念中的核心问题。二进制是计算机技术里面广泛使用的一种数制，它以0和1两个数码来表示，它的基数是2，进位规则是“逢二进一”，借位规则是“借一当二”。二进制是莱布尼茨发明的。莱布尼茨是德国的一位大数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与牛顿齐名，微积分就是他和牛顿共同发明的。所有内容信息都用二进制方式进行处理的就是数字出版，这是这个概念的核心。但如果这个概念的逻辑成立，就了前面关于出版就是把一个有内容的东西复制成多份有内容的东西这个定义，并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以雕版或活字版或激光照排版制版，通过纸张和油墨，在印刷机上印制出来的有内容的出版物就是出版，或者说是传统出版。这个定义是以技术和生产的流程来给出版下定义的，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实际上，无论是雕版，或者活版（活版有多种版，有木版、有泥版，有铜的还有其他金属的版），还有激光照排制版，甚至是无版印刷，本质上都是一种复制，都没有改变把一份内容复制为多份内容的本质特征。简单来说，如果按照以二进制方式处理的就是数字出版，那就可以推出，用油墨和纸张在印刷机上印制出来的，就是传统出版。所以这在逻辑上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今天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来讲。虽是一个概念，但它反映出数字出版这个产业的年轻性、不稳定性，也说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仍是较为紧迫的。

我见到一个国外关于数字出版的定义，是澳大利亚学者提出的。在2009年6月份，维也纳举行第十七届国际数字出版会议，澳大利亚的学者提交了由澳大利亚政府基金支持的一个课题项目，这个课题名称是“出版在发展”，副标题是“数字出版的潜能”，实际上和我们所说的出版的转型和发展，是一个很接近的概念。这个课题对数字出版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数字出版是依靠互联网，并以之为传播渠道的出版形式。其生产的数字信息内容，建立在全球平台之上，通过建立数字化的数据库，达到在未来重复使用的目的。这里面有这样几点：第一，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的；第二，它生产的数字信息建立在全球平台之上；第三，通过建立数字化的数据库达到在互联网环境下重复使用的目的。这个概念的核心是重复使用。这个重复使用和把一份纸质的东西变成多份，通过多份变成多人阅读，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我比较赞成澳大利亚学者关于数字出版这个概念所下的定义。当然，这个定义也不是绝对严谨，但基本说清楚了。为什么说它也不是特别严谨呢？主要是这个定义的范围窄了一点，互联网是互联互通的，这叫互联网，而互联网之外还有局域网，因此信息网络的概念才是一个更加科学的概念，它包括互联网也包括局域网。

问题二：版权在出版包括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中的意义

无论传统意义上的出版还是数字出版，我们都统称为内容产业。实际上内容产业的概念，当然是比这个还要更大，内容产业应该把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全部涵盖了。我们现在用部门职能来定义学科范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实际上在高新技术发展的条件下，学科的界限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并呈现交叉性特点。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非常强，不能削足适履。所以要说明一下，这里讲的传统出版、数字出版都涵盖在内容产业之中，但不是全部。关于出版和版权，在一般意义上来讲，任何一个出版单位或者出版企业，自己是不创作作品的。而是通过版权制度，遵循市场经济原则，根据供求关系。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作品的版权。通过获得作品的版权从而获得了对作品进行复制、加工、传播的控制权。版权的控制权实际上是文化和内容的控制权，控制了版权就控制了文化和内容，甚至控制版权后也可以选择不出版。例如，出版单位或其他法人或非法人，购买了作者的版权（主要是复制权）以后，就把它搁到那儿了，作者这时候就不能再许可他人出版了，当然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我说出版单位自己一般不创作作品，也不是绝对的，有些出版社自己也组织编写一些工具书，比如说大百科全书，这部书的整体版权就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己拥有，但这是也是非常个别的。一般情况下，出版单位都是先和作者约稿、组稿，签订授权协议，才获得了它的复制权。所以，版权在出版中是极为重要的，是本原性的东西。脱离了各类作品，出版就是无米之炊，脱离了对各类作品版权的拥有和控制，出版是谈不上的。讲到这里，顺便提一下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这两个概念，自主知识产权是成立的，自主创新在科学意义上是有瑕疵的。自主知识产权是指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我研发的，但是我购买了它的版权、专利权、商标权以后，我就拥有了对它进行商业或非商业使用的权利，无论创作者、研发者是谁。如果说哈利·波特这个作品，你买了中文版在中国首发，只要你把他买来了，就是仅限你有使用权，而美国人、英国人则没有使用权，所以我们说知识产权可以讲自主知识产权。这里的自主是指支配使用，而不是创造。自主创新为什么有瑕疵呢？创新本身是一种主体自觉的活动，没有“他主创新”。这个概念逻辑上实际上是不通的，我们说建立创新型国家指的是中国，一定是以我们为主体的。

版权在数字出版和在传统出版中，都是具有战略性、资源性意义的，脱离了版权，就不要去谈数字出版，也不要去谈出版。

问题三：版权在出版或者数字出版中的实现方式

版权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出版单位固有的，版权是创作者因创作出来作品而产生的，这里需要把《伯尔尼公约》中关于作品的概念讲一下。《伯尔尼公约》中的“文学艺术作品”一词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关于文学和艺术好理解，但是关于科学怎么理解？比如哥德巴赫猜想，这篇论文是享有专利还是享有版权呢？正确的结论是它享有版权不享有专利。因为哥德巴赫猜想属基础理论。如果根据哥德巴赫猜想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研制了一个技术，才享有专利权。凡是在基础科学理论层面研究的东西，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它享有的都是版权。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版权基于表达，版权不保护思想，保护的是表达出来的东西，即作品。这个定义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一个是它所界定的作品范围是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范围非常之宽；一个是表现形式或方式，在脑子中构不成作品。作品需要表现出来，无论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著作权领域的表现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包括文字、声音、形象等不同方式的表现。舞蹈是通过形象表现的，音乐是通过声音表现的，图书是通过文字表现的。表现方式虽不同，但都在《伯尔尼公约》界定的“作品”范畴之中。

有些人一直认为版权是由出版单位天然拥有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幼稚的想法。从版权制度产生来看，版权的确是从出版催生出来的，但它却是创作者、作者的权利。在公元15世纪左右，欧洲开始出现对出版商利益的保护，在中国宋代也出现了版权禁令（南宋时期刻印的《东都事略》一书的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但这只能被看做是版权的萌芽，还不是本来意义的版权。现代版权制度的建立，就是把权利从出版者的身上回归到创作者的身上，其标志是1709年《安娜法典》的颁布。版权包括了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人身权利作为作者的权利，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是不容改变的，它包括发表权（可以发表也可以不发表）、署名权（可以署真名也可以署笔名）、修改权（作者可以修改，编辑也可以修改，但是不能违背作者意愿）。财产权中权重最大并与出版和数字出版关联度最高的是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是作者一项非常重要的财产权利，一般来说，作者和出版社签约主要是就复制权进行签约，这个权利一般也被称为出版权，或者称为专有出版权。网络的出现，使作者产生了一项新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互联网上，大量信息内容在网络空间里传送，这些信息包括了文字、声音和图像三种形式，而这三种形式恰恰都是受版权控制的。对于在网络上传送的这三种形式的内容，如果不赋予作者相应的权利，就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出版图书需要获得作者的授权，但是在网络环境下不需要获得作者授权，这从逻辑上和法律上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者在传统出版领域享有的复制权，延伸到网络领域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一个必然。有人提出，可不可以把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入复制权（出版权），由出版者一并行使？这从法理到实践来看都是行不通的，因为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作者可以单独行使的两种权利。随着网络的发展，有可能作品先在网络上传播，再出纸介质出版物，如果网络传播商提出把复制权并入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吗？同样不可以。但是，出版商或网络传播商都可以通过契约方式，从作者那里同时拿到这两种权利的授权。

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共同点——即它们的目标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实现传播。出版只有实现规模性的复制，或者叫规模性的使用，才能形成产业，网络环境下的规模就体现为重复使用的次数。所以说产业的基础和规模是相关的，和广泛传播也是相关的，这一点无论在现实社会里还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其本质都应该是一致的。

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不同点是什么呢？传统出版需要获得复制权，数字出版需要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不同。一个是在真实的社会里，一个是在虚拟的空间里。传统出版的生产方式，需要出版商印书成册，然后通过不同区域的批发商、零售商或电子商务等环节才能到读者手中；数字出版的生产方式，首先是建立一个充分获取了授权的作品信息数据库和平台，然后通过网络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实现传送，使许许多多的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获取任何一部数字作品。数字出版要求版权的集约化程度高。在传统出版领域，一些较小的出版单位一年可以只出几十种、几百种书，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普遍，但在数字出版领域，这就远远不够。如果不能集约或控制相当数量的作品授权或控制某一领域，如文学、艺术、儿童读物或医学等最具代表性且有相当比重的作品版权，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以传统出版的方式投送数量有限的作品，而面对上百万个网站，这样去做数字出版，无疑像在海里撒盐一般。近年来，一些出版单位在数字出版上投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精力，但效果却不大，版权集约不够可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问题四：从版权的角度看我国内容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版权的认识不够。现在很多文化单位回避版权，不知道在所有文化产品当中，天然的已经有了版权的因素在里面，甚至有的搞文化产业的，却不了解版权。

第二，定位不清楚。我们讲实现出版的转型，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传播者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在传统出版里面，作为出版者，是要通过复制、发行来进行传播，通过传播获得效益；在数字出版领域，传播需通过网络内容提供商和网络运营商两个层面。它既需要有大的运营商，也需要有大的内容提供商。现在，大的运营商已经有了，比如联通、移动、电信，而大的内容提供商还没出现。

第三，数字出版平台的纷纷建立具有一定盲目性。目前，数字平台纷纷涌现，其好处是大家都很重视数字出版，都建平台，都投入那么多人在做，都在进行实践和探索，但由于对数字环境下内容投送的性质和方式不清楚，内容提供商规模不大，优质版权资源不够集中。内容提供商需要把一定数量的版权集约起来，过于窄小分散，只能淹没在浩瀚的网络之中，产生不了效益。有学者认为全世界数字出版有几家就够了，听起来好像有些极端，但道出了网络环境下作品传播的特点与规律。如我国的视频网站，前几年大大小小的视频网站数百家，现在越来越少，只有十几家了，2012年土豆和优酷又合并。视频网站的数量虽然少了，但它们能控制的作品版权数量却更大了，并且形成了更大的传播能力和效益。今后，视频网站预计还将有进一步的整合，这是符合数字出版规律的。整合是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版权集约是数字出版得以实现的前提。

问题五：整合版权资源，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

第一，要深刻理解版权，要整合版权资源，集约版权。把内容资源整合、集约、控制了，远远比建平台重要。出版人要转型成为网络环境下的内容提供商，一定要形成和运营商的对等谈判能力，或者和大平台的对等谈判能力。

第二，可以进行一些联合，这种联合应该是在资本控制下进行资源整合，整合版权资源，整合人才资源，整合我们的特定作品市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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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政策；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防范与控制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9-250-01

一、科技的定义

关于“科技政策”的定义，正像科技、政策、政治的定义一样，亦是众说纷纭。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科技政策就是国家为了对科技活动的投入、运作、产出、转化各环节进行调控而建立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知识生产的科技方针和实现科技方针的体系。所谓科技政策专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战略目标下，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协调科技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而制定的指导原则和规则。就字面来理解，科技政策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促进或限制科学技术的传播、生产和应用。但在大多数场合下，传播、生产和应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因此可以把“科技政策”简单地定义为具有目的性的关于科学技术传播、生产和应用的政治措施。

二、科技政策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

科技政策具有不同于其他公共政策的特点：在科技政策决策时科技权威和行政权威分离，政策实施时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背离，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脱节。这些特性决定了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备和局限性，致使其制定和实施不当，产生以下负效应：1.引起和加剧科学技术不平衡发展，科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在科技政策引发的利益支配和控制下，科学家不得不抛弃科学研究固有的好奇心，放弃自由探索，专注于政策操纵下的定向科研任务。2.使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要求失衡，科技政策实质是将呈自然状态的社会资源在各个科技领域重新进行主观配置的过程。科技政策制定不当将引起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科技投入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对科技发展的规划过于片面和超前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3.促成具有潜在危害性的科技成果，科技政策的制定具有主观性。每个国家的科技政策都关注科技进步的积极作用，疏于考虑科技发展带来的潜在危害，对科技成果的负效应缺乏足够的预见性。只有在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某些科研成果对人类社会暴露出种种危害，才会引起科技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的反思，然而为时已晚。

三、科技政策的负面效应的防范与控制

首先应该辩证地对待科技政策的两面性。既不能忽略科技政策的负效应，也不能因负效应而彻底否定它的积极作用，关键是对负效应进行防范和控制。为此需要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三层防范和控制体系。事前控制就是在制定科技政策时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获取政策负效应的信息，抑制政策制定主体的功利性目的，从而预防和减少可能出现的负效应，防患于未然。首先，预先评估是事前控制的重要手段。对科技政策的负效应进行预先评估可以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果，降低政策制定信息的不对称性，提高科技政策的质量，减少失误，将负效应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其次，实施科技政策制定主体的多元化和政策制定过程民主化、程序化与科学化，提高科技政策制定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科技政策不仅属于科技领域，也属于政治范畴。科技精英与技术官僚制定科技政策模式由于没有社会公众参与，缺乏民主，不能反映公众的一致偏好和共同价值。最后，将科技政策的负面影响纳入政策人员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绩效评价对被评价人员的行为具有激励导向作用。事中控制科技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在科技政策制定时难以预见和准确估计所有的负效应。因此要建立科技政策动态信息监控机制，组建监控专家组，检查政策执行效果和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由专家组定期提交监控报告，为政策调整提供决策信息。当科技政策不能满足科技自身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应及时进行调整修正，采取措施消除负面影响。事后控制主要是对科技政策实施后产生的负效应进行全面评价，力所能及进行补救，为制定新的科技政策提供经验借鉴。科技成果负效应的控制手段主要有法律控制、行政控制、舆论控制和教育控制。这些控制手段各有所长，只有综合运用它们方能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

四、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及科技运行的复杂性，若没有有效的科技政策失灵预警机制，则完全有可能出现负面效应，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因此通过对政策失灵表现形式与原因的分析，提醒我们在大科学时代建立政策预警机制的必要性。总之，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科技政策与之相适应，科技政策的研究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需要广大科技政策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媒介融合　中国演进　坦帕模式　学术喧闹　理论变异

媒介融合自译介到中国以来，提倡、推动等远远超出传播学的范围。从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看，大多是定性分析和文献分析，缺乏实证研究。因此，遭人质疑，使人反思。笔者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探究媒介融合应有的面貌和本质，并对流行的观点进行评骘。

一、媒介融合有无边界：逻辑归谬媒介融合的边界与其应有的科学内涵

从逻辑归谬法来看，媒介融合的边界在哪里?是不分媒介地域、不分媒介种群、不分内容属性、不分民族国别，越大越好的融合吗，还是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对象和领域的媒介融合?当媒介融合从一种理念变成媒体实验(实践)时，媒介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规范就愈显重要。

从媒介区域分布看，无论中国的省地还是外国的州县，都拥有地方的报、刊、广、电、网等媒介，任何人似乎都无力将其整合成一种媒介，也无这个必要。正如原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黄勇所说：“无论从国家信息文化安全的角度讲还是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讲，全中国不可能只有一个物理网络。‘三网合一’，那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法。现在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都还没有做到‘三网合一’。”从媒介种群分布来看，人类传播媒介形态的演变规律是继承叠加发展的，即使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原初的声音、书写传播照样有其无法替代的功能。因此，提倡、允许一种媒介生存而扼杀、限制另一种媒介生存不符合媒介生态的演变规律。从民族国别来看，任何媒介都是一国或当地民族的生活方式之必需。即使媒介不含意识形态，仅就语言的多样性和技术的复杂性而言，恐怕世界上永远都难以出现一个供地球50多亿受众都能看得懂、听得懂、用得上的媒介。从内容设置来看，媒介级别、类型、形式不同，它传播的功能、作用和针对的受众群体也自然不同。传播专业信息和大众信息，传播科技、文化信息和新闻娱乐信息的媒介自然不会融合在一起。《自然》《科学》等杂志刊载的信息自然不会和都市报的新闻娱乐信息融合在一起。因此从形式逻辑归谬法来看，将某一事物发展推到极致就会产生谬误。基此，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媒介融合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应有其科学的内涵。

从原初定义翻译看，媒介融合(mesa convergence)的定义就有不甚准确、不甚科学之嫌。宋昭勋认为根据牛津英文词典的注解，convergence一词最早源于科学领域，如1713年英国科学家威廉・德汉谈到光线的汇聚或发散(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the rays)，其后，经普尔・高登、安德鲁・莱彻逊翻译后对我国新闻传播有重要影响。蔡雯、章于炎的研究，都将其限定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使其没有衍生出“融合”一词中文含义和语境中过多的附加意义，这无疑可以看出，当初的翻译是忠实于原文和美国媒介实际的。蔡雯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始终将其限定在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malism)或新闻媒介中，章于炎也是从优质新闻业务谈媒介融合。然而，现今的媒介融合无限制的生发和外延，使其本来就富有歧义的概念更难表述，从而引发太多质疑，如产业融合和媒介融合是何关系?从概念种属关系看，谁的内涵大、谁的外延广?产业是经济学的概念，媒介是传播学的概念，媒介作为产业应是产业种概念之属。从语义学来看，“产业融合”“媒介融合”作为主谓词组无级量差别，但从逻辑上分析，“产业融合”包含“媒介融合”而不足相反。故此，两者在交叉中应以产业为重并作为媒介生存的基础。由此看来，产业融合内涵要大于媒介融合，或者说媒介融合应隶属于产业融合，而目前一些国人的著作中从媒介融合分类看都将产业融合隶属于媒介融合，这就难怪遭人质疑。李良荣认为，在没有跨媒体组合，也没有跨行业组合的前提下，“我们国家媒体融合的前景何在”?陈国权认为，“媒介融合易导致内容同质化”。另外，融合之后出现的高度垄断，将会对民主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是令人十分担忧的。尽管中国与国外的传媒环境不同，但传媒发展有其共有规律，应按照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探求媒介融合的现象和规律。对此，应消除翻译语境中的歧义，寻求其共同之处。因为中文融合有“融化”“消融”之意，不如按mediaconvergence原义将其译为“媒介聚合”，这样，任何形态的媒介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上都能拥有其位，都能生存。基于此，我将媒介聚合界定为新闻媒介形态受新媒体技术和受众市场的牵引、为最大化地获取传播效果而进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拟态行为。诚然，媒介技术是催生媒介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发生变革的主导和擎动因素，然而从媒介生态学而言，媒介规制和媒介市场也是媒介变革的关键。可以这样说，媒介技术是催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变革的通用货币。但是，媒介制度和市场则因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各有倚重。不注重规制和市场，未必能及时调节媒介融合进入改革领域。鉴于此，笔者反对将媒介融合扩大化、神圣化、万能化，主张将其限定在新闻媒介新闻业务的融合或聚合上才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否则，传播科技信息的媒介与传播大众信息的媒介在一起融合只能像恩格斯讽刺的“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样荒唐。

篇7

    关键词:公理化;几何原本;西学中源;逻辑;传播

    Abstract: In the late of Ming dynast and in the early of Qing dynast, much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missionaries, so the axiomatic method came to our country together. The axiomatic method really was use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then Chinese did not attach the importance on it. According the fact of then, we think there were three chief reasons.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Chinese edition of Elements was very difficult to read,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idea that all western knowledge originated from China belittle the axiomatic method, the third one is that no logic knowledge came with it then. These three reasons let the spread of axiomatic method stagnate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Axiomatic method; Elements; the idea of all western knowledge originate from China; logic; spread

    一 引言

    明末清初,随着大批西方传教士航海东来,大量的西方科技文献也传入到了中国,特别是数学和天文,传入的尤其多。由此,在西方社会盛行了多年,被当时的科学界奉为圭臬的专门用来系统地整理知识和研究知识的公理化方法也来到了中国。这种方法中国古代没有,其简便性、实用性和逻辑性为国人前所未闻,其在应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条理性和严谨性等特点也很好的弥补了我国古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不足。所以,这种方法传入之后,本应受到极大的欢迎,并很快应用到我们的科学研究中去才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公理化方法自从传入之后,大约二百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其研究和应用很少,就是知道的也并不多,以至于其默默无闻了很久。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西方科学技术在我国的传播,对于弄清楚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很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关于此问题,就目力所及尚无人深入研究,故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各位专家。

    二 公理化方法东来

    1583年,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开始在我国传教。起初,他们的传教工作并不顺利,国人不信任他们。由此,他们开始转变策略,给国人展示一些其从西方带来的新奇物品,如地图、日晷、星盘等,企图以其高深的科技来吸引国人,唤起国人的对其教义的信任。实践证明,此招果然奏效。其在当时不仅吸引了不少平民百姓,而且也吸引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如王泮、瞿太素等人。瞿太素甚至还拜利玛窦为师,成了利玛窦的学生。瞿太素是明末礼部尚书瞿景淳的二公子,从小聪敏伶俐,但他却忤逆孔孟,偏爱炼金等奇技巧[1]。他拜在利玛窦门下,主要是为了学习西方科技。然而,当时的西方科技都是建立在西方流传了近两千年的欧氏几何基础上的。由此,学习之初,利玛窦先给瞿太素讲授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讲授的过程中,瞿太素勤于笔记,细心整理,不久就写出了一个《几何原本》第一卷的汉文本[2]。这是历史上《几何原本》在我国的第一次汉译。据研究,在这个汉文本里面有定义、有概念、有公理、也有命题和证明,基本上就是后来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第一卷的样子[3]。由此,那个时候欧洲的公理化方法就开始传入我国了。

    1599年利玛窦到了南京,由于其前段时间不断的宣扬西方科技,也由于他的学生瞿太素的游说和吹捧,其开始名声大噪。这样,来向利玛窦求学的人多了起来。这其中有一个叫张养默的,他原本是当时着名的学者和医生王肯堂的学生。王肯堂当时不住在南京,拜会利玛窦不方便,于是其便派遣了他的一个弟子来向利玛窦学习。张养默聪敏努力,利玛窦非常喜欢他,给他讲授了不少西方科技知识,当然也包括欧氏几何知识[4]。据载,张养默自己曾印刷了《几何原本》第一卷。由此我们看出,在南京西方公理化方法又一次得到了传播。

    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结识了李之藻等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随与他们经常探讨西方天文、地理和数学等。据载,当时利玛窦经常参考的书籍是其在罗马学院时期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神父的新书《论星盘》[5]。这是一本介绍天文仪器的书,主要讲述了如何制作星盘。但其在阐述的时候,完全采纳了公理化方法,是按照《几何原本》的形式写成的[6]。并且没过多久,利玛窦还在多种西方文献的基础上写成了《天主实义》一书,宣传了天主教的旨义,用西方逻辑清晰地论证了上帝的存在[7]。所以,利玛窦甫到北京即把公理化方法也传播到了那里。

    1604年,徐光启来到北京,不久即结识了利玛窦。随后他们共同探讨各种学问。那个时候徐光启已经入教,所以,其深知利玛窦来京的实义。1606年徐光启建议利玛窦还是通过翻译一些西方科技文献来实现传教目的更为有利。于是他们开始翻译《几何原本》。之所以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曾说:“中国人最喜欢的莫过于关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原因或许是没有人比中国人更重视数学了,虽然他们的教学方法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命题,却都没有证明。这样一种体系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数学上随意驰骋自己最狂诞的想象力而不必提供确切的证明。欧几里德则与之相反,其中承认某种不同的东西,亦即:命题是依序提出的,而且如此确切地加以证明,即使是最固执的人也无法否认它们。”[8]由此,一开始,利氏就有传入公理化方法的心意。

    到了1607年5月间,他们顺利的翻译成功了《几何原本》前六卷。这六卷本的《几何原本》是我国首次对西方数学较为系统的探讨和介绍。其全面包含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中为建立公理化方法而给出的概念、定义、公理、公设等。对于正文中给出的命题,完全采用西方逻辑给出了严格论证,完全使用了原来的排列顺序。前六卷虽然只是平面几何知识,但在公理化的组织下,近180个命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紧密和严谨的网络。所以,《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成功,标志着公理化方法正式在中国着陆了。

    徐光启对于《几何原本》中使用的这种特殊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应该说是很有感触的。他在几何原本杂议中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9]由此看见徐光启对公理化方法的推崇之意。

    在徐光启和利玛窦的推崇下,公理化方法在当时也还是很有影响的。比如,在此后李之藻刻印的《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中和徐光启编着的《测量异同》、《勾股义》、《简平仪说》中,以及孙元化写成的《泰西算要》、《几何体论》、《几何用法》等书中经常看到公理化方法使用的影子的。当时的学者——有的甚至不是天主教徒,如着名学者叶向高,也很喜爱《几何原本》。可是,自此以后,谁也没料到,公理化方法就逐渐地没落起来。从徐光启以后的二百多年里,遍览当时国人撰写的科学和数学着作,除了数学证明被保留了下来,其它的一些公理化的做法几乎都遗失殆尽。尽管后来又有《崇祯历书》的编写和《西洋新法历书》的实施等活动再次传入公理化方法——给公理化方法的传播注入强心剂,但这些都似乎于事无补。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的中后期。

    公理化方法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它的理解和应用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由其组织起来的科学知识。所以,弄清楚公理化方法在中国开始受零落的原因,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国人是如何学习和理解西方科技知识的,从而对那段历史有一个更深刻的把握,下面我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三 影响公理化方法在我国传播的原因

    明末清初是一个政权交接、朝代更替的时期,此时即有政党之间的斗争,也有学术派别之间的论辩,还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的各种碰撞和纷争等。所以,仔细分析起来,影响公理化方法在我国传播的因素应当是很多的。不过,从当时科学研究的环境和状况出发,这其中对公理化方法的传播有直接影响的和重大影响的,我们认为主要还是以下几个:

    1.汉译《几何原本》的生涩难读阻碍了公理化方法的早期传播

    在公理化方法传入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也有其它的书籍带入了公理化方法,但是,在早期关于公理化方法的描述、介绍以及应用最好的、最深入的还是徐光启与利玛窦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当时,对公理化方法比较了解的人,如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人,都是通过学习和研究《几何原本》来达到目的的。利玛窦在介绍天文学和其它知识的时候也间或有公理化方法的输入,但由于都没有《几何原本》讲解的清楚和深入,也都未有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

    但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虽然,关于《几何原本》翻译,利玛窦曾高度赞扬过徐光启,说他学习不久就能用清晰优美的中文来写他学到的一切了[10]。后来,梁启超也曾说他们二人翻译的《几何原本》是:“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11]但是,考虑到利玛窦是外国人,并不熟悉中文,梁启超作为文学家未必通读过《几何原本》,他们的这些溢美之词,未必可信。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徐光启说:“(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有初览此书者,疑奥深难通,仍谓余当显其文句。余对之:度数之理,本无隐奥,至于文句,则尔日推敲再四,显明极矣。尚未及留意,望之似奥深焉,譬行重山中,四望无路,及行到彼,蹊经历然。”[12]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请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讲授西方数学,他们二人翻译了另外一套《几何原本》。在这一套的序言中他们说:“《几何原本》(利玛窦着,因文法不明,后生难解,故另译)乃度数万物之根本……”[13]当时的大数学家梅文鼎也曾说:“(几何原本)行文古奥而峭险,学者多畏之。”[14]

    由此看出,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实际上并非是一部容易读的着作。这一点徐光启本人也清楚。其不仅内容深奥,而且语言和行文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再加上,他们二人在翻译的时候创造了不少新名词,如几何、三边形、对角线、钝角、圜(圆)、半圜、斜方形(菱形)、比制(比)、同理之比例(比例)等等。所以,其生涩难读、难于理解应当是在当时给人们的较为普遍的印象。

    其生涩难度,自然就给人们对它的学习和研究设置了一道艰难的障碍。人们既然连其内容都不能很好的理解,那何谈能了解隐藏在其后的公理化方法呢?显然是不能的。所以,我们认为明末汉译本《几何原本》的难于让人们理解和学习是影响公理化方法早期传播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2.“西学中源”说限制了公理化方法在清初时期的传播

    1634年,在徐光启的领导下,总册数为一百三十七卷的煌煌巨着《崇祯历书》编纂完成。当时尽管由于多种原因,其没有施行,但其一部分还是刊印了出来,并流传到社会上,引起了很多反响。到了十年后,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汤若望精简部分内容,改《崇祯历书》为《西洋新法历书》,并得到多尔滚的支持得以实施,此书的影响就更大了。此书是西方传教士参考了西方多种书籍,按照西方科学的组织方法编写而成的,大量采用了公理化的方法。而此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成就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如黄宗羲、黄百家、薛凤祚、王锡阐、李子金、方中通、梅文鼎、梅珏成等。他们几乎都研究过《几何原本》,有的还写出了相关的着作,如李子金曾着有《几何易简集》,梅文鼎曾着有《几何补编》、《几何通解》等。同时,此时的康熙皇帝也非常喜爱西方数学,曾命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重新翻译《几何原本》等。由此,此时本也是公理化方法在我国广泛传播的大好时机,可是也未能如愿以尝。原因是此时兴起了“西学中源”说,并很长一段时间在学界占据着上风。

    “西学中源”之说,发端于明朝末年的学者黄宗羲和方以智,后来,清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和阮元也加入进来,支持这种学说。还有当时的康熙皇帝也欣赏这种学说,提倡这种做法。这样,在当时学界就逐渐形成了一股强烈的贬低西方科学的先进性,极力推崇祖国传统技术优越性的潮流。这股潮流如此之强烈,竟使当时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面对着自己写的作品都不敢承认这是从西方来的。这股潮流兴起之初,还有“西方科技发源东方,东西先人共同研究”的意思,及至后来全然就是“西方科技盗取东方”的说法了。这样,就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人们开始逐渐地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中的先进的东西充耳不闻,对于他们的书籍中有的而我们的文献中没有的东西不屑一顾,开始认为什么都是我们老祖宗的好。比如,对于科学研究中的论证说理这种做法,我们明显地缺乏,这是公论,本来是应当向西方好好学习的,可是王锡阐竟也认为无所谓,他说:“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知也。”[15]

    论证说理是公理化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理化方法的应用中,论证说理给人们的感受最为深刻,也常被认为是最实用的。我国当时的学者连这个都屏蔽掉了,何谈对其相关全部知识的了解和研究?论证说理需要推理和概念,而推理和概念的建立需要形式逻辑等。由此,对论证说理感兴趣,对其深入研究才能导致对公理化方法的全面学习和研究,对于公理化方法全面研究了才能知道其特点和优越性,才能推广和应用。

    所以,我们在那时的科学家的着作中看不到公理化方法采用的影子。就是在对《几何原本》曾有过深入研究的大数学家梅文鼎的科学着作中也没有采用定义、公理、公论等来组织其讨论过的全部知识的现象。在其着作中,虽然有的有命题和论证,但是多数没有用概念、定义、公理等,更没有使用这些组织起来的系统。有的甚至连概念、定义和公理都没有,直接就是命题和解。这显然还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组织知识和研究知识的方法。由此,我们认为,明末清初的“西学中源”说在公理化方法早期不被人理解的基础上,又给其泼了一头凉水。其对公理化方法的忽视和贬低,直接打消了公理化方法传播的希望,由此致使其在那个时期传播和应用的停滞与没落。

    3.公理化方法传入的不完整是导致其影响不大的根本原因

    从前面公理化传播的过程我们看出,当时传入公理化方法的途径不仅只是有数学,而且还有天文学、水利学等,载体很多。但是,这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是当时公理化方法的传播并非是作为一种被人们特别关注的知识传进来的,而是作为传入欧氏几何和天文学等知识的帮手顺便捎带进来的。这样就造成公理化方法在当时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即是不完整,缺乏必要理论基础。

    公理化方法产生在古希腊时期,它的成功不是短时间内爆发的,而是也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包含了许多先贤们的心血。首先是爱奥尼亚学派的泰勒斯把逻辑引进数学创造了证明,然后是伟大的数学家毕得哥拉斯在数学中广泛地验证了这种证明的合理性,再然后是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逻辑推理建立了相应的规则,最后才是欧几里德将其合理综合、概括和应用,使之成熟并彰显于世。[16]由此我们看出,公理化方法有着深厚的历史,也有着广泛的理论基础。它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形式逻辑。另外,根据现在方法论专家的研究,公理化方法在使用的时候,还必须坚持定义和定理选择的基础性、最少性、相容性和封闭性等,还必须坚持在各命题推理的过程中有严谨性和逻辑性等。[17]其实,其规则是很多的。

    可是,回顾当时公理化方法的传入,当时的传教士和有志贤士只是传入了进来公理化方法的使用,但对于其基础是什么?在使用的时候坚持哪些原则?具体使用的步骤和过程又是怎样的?等等,一系列问题一概不管,未作任何的说明和解释。比如,在传入公理化方法最全面也最深入的《几何原本》中。其虽然给出了概念、定义、公理和证明等,但是,至于什么是概念?什么是定义?公理又是什么意思?证明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和要求等等,这些都未给出解释。[18]《几何原本》在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欧几里德版本,一个是张诚和白晋翻译的巴蒂版本。后一个版本是一个足本,但同样也没有解释。不仅数学着作没有,就是在天文学和其它科学着作中也不曾有过关于上述内容的说明。这样在当时就难免使国人不理解公理化方法真正的含义了。不理解其真正的含义,自然也就无法重视它,无法学习研究它,也就无法将其推广开来和应用到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去了。所以,当时关于公理化方法知识传入的不完整和不系统性是造成公理化方法影响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这个原因不是外来的,是公理化方法自身带来的,所以是内因,是导致其影响不大的根本原因。

    至于到了1627年,李之藻和付汛际写成了《明理探》,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传了进来。[19]1683年,南怀仁又集合其它传教士的逻辑与科学工作写成《穷理学》,并献给康熙,说“穷理学为百学之门”,极力传播西方逻辑学。[20]可惜那个时候的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西方来的科学知识,还有那时“西学中源”说已经大行其道,所以,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里的逻辑学和几何原本中表现出来的公理化方法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因而,其也就没有对公理化的传播产生什么影响。

    四 结语

    明朝清初,西方传教士传入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同时也带来了在西方的流行了近两千年的公理化方法。这种方法是我国没有的也是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本应受到我国学者的欢迎和广泛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利玛窦和徐光启等人传入公理化方法之后,不仅没有多少人使用,研究的也很少,致使公理化方法在当时影响很小。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我们认为有三个原因是主要的。一、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生涩难读影响了其早期的传播;二、后来《西洋新法历书》的实施,本来是公理化方法崛起的好机会,却又赶上“西学中源”说的盛行,阻碍了其在清朝初期的传播;三、回顾公理化方法传播的历程,其实公理化方法从一开始输入我国,就是不完备的,缺少很多相关的内容,特别是逻辑基础,这是造成公理化方法本身不强大不突出,从而也没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认为,公理化方法在当时被动的处境主要是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引起的,特别是内因。其自己不完备,别人就无从了解、研究和使用了。这给我们现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启示是:我们引入一种技术和方法,应尽力将相应的知识基础也带进来,使我们的学习者对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更好的使用它们,其也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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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概念教学是物理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钥匙。既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园地，又是学生学习科学方法的阵地；既是学生体验科学探究过程的重要渠道；又是学生发展能力的主要途径。因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重视物理概念教学，认真设计和组织课堂教学，为学生获得科学知识、学习科学方法奠定扎实的基础。下面，结合我平时的教学实践，谈谈如何上初中物理概念课。

一、重视从实践中引入概念

从学生熟悉的生活现象引入概念，因为生活实践留在记忆中的形象容易被学生理解。尤其对于初中学生，从生产生活中感知到的大量的、丰富的物理现象是他们认识物理概念的必要的感性材料。这些感性材料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物理环境。如在“杠杆”的学习中，课前布置学生找找生活中的杠杆，观看它们使用时有什么共同特点，以及感受使用这些杠杆的好处。如在“沸腾”的学习中课前布置学生回家烧开水，并观察水烧开时的现象。教师利用好这些生活素材布置学生观察或动手实验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通过操作实验掌握概念

物理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学科，物理实验是学习物理、探索物理的基本方法。纯粹的物理概念理论知识枯燥而乏味，观察和实验则可以给学生带来更多的直接经验和感性体验，物理实验使学生通过自身实践，对物理现象产生真实体会，而不是用空乏解说代替的“实验”。教师的语言再精湛再具体，都比不过学生自己亲手操作的经验有说服力。实验是物理的基础，离开了实验，学生对物理的概念没有真正的理解，当然也就容易混淆了。

例如，和学生一起学习“大气压”这节内容时演示的“覆杯实验”“吞蛋实验”非常简单、直观地说明了大气压的存在。和学生一起学习“电流磁场”演示了奥斯特的实验使抽象概念简单化，使学生很直观地掌握了电流周围存在磁场。和学生一起学习“摩擦力”我设计了三组实验：第一组要求每个学生把手平放在桌面上，用力推，使手在桌面上运动，感受有没有阻碍手运动的力？第二组要求每个学生把手平放在桌面上，用力推，但保持手不动，感受有没有阻碍手运动的力？第三组要求每个学生把手平放在桌面上，保持手不动，也不用力推，感受有没有阻碍手运动的力？通过这三组实验让同学们很容易的掌握了“滑动摩擦”和“静摩擦”的概念。特别是对静摩擦的概念有了很好的掌握，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三、通过类比形成概念

初中生对一些抽象物理概念难以理解，如果采用类比法，把抽象的概念和生活中的事物相类比，有利于学生理解概念的形成。

例如，像“电流”、“电压”、“声波”这些概念难以理解，而且还看不见，但通过教材中“电流”与“水流”，“电压”与“水压”，“声波”与“水波”相类比，化无形于有形，使这些抽象概念在感知上得到认识。像“分子动能”与“物体动能”，“分子势能”与“物体势能”，“内能”与“机械能”相类比，化微观于宏观，这样理解概念就容易多了。

四、用比值法定义物理概念

用比值法定义的物理概念在物理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所谓比值定义法，就是用两个物理量之“比”来定义一个新的物理量的方法。用两个量之比，其比值若能表示一个新的物理内涵，而且它能反映客观事物新的性质或特征，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物理概念。如在“速度”的学习中，通过播放刘翔在奥运会上比赛的视频，让同学们总结比较物体运动快慢的两种方法。（1）相同时间比路程，（2）相同路程比时间。在此基础上提出如果路程和时间都不同如何比较物体运动快慢？并举了一道具体的例题：汽车2小时行驶120千米，飞机3小时飞行了660千米，比较汽车和飞机谁运动的更快？学生很自然的就想到了用两物理量的比值来比较物体的运动快慢，教师就可以顺理成章总结：把路程和时间的比值就定义为速度。初中物理中，涉及到利用比值法定义的物理量还有密度、压强、功率、比热容、热值等等。

五、运用多媒体理解概念

有的物理概念抽象难懂，其实验对成本、条件、可看性等要求较高，难以在实际生活中进行展示，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辅助教学。一些图片、动画、视频和仿真实验室等，都是辅助物理概念教学的最佳选择。教师可以将教学中出现的抽象又难以实际操作讲解的难点，利用多媒体进行虚拟的展示，同时还可以扩宽学生的视野，让教学更顺利地进行。

例如，在“声音的传播”学习中，就采用了多媒体教学。因为声音虽然是无时无刻存在我们身边的，但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我们看不到，而且其传播的原理比较抽象。如果通过空乏的讲解，学生对传播的原理根本理解不了。利用多媒体模拟了敲鼓时鼓面的振动引起了空气的振动，形成了疏密相间波的虚拟实验。让学生充分理解了声音在空气中以声波的形式传播。再如，在“电动机”的学习中利用了多媒体模拟电动机工作的动画，让同学们很轻松地理解了电动机有关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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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艾斯特”定义；隐喻；语词定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7-0082-08

1、引言

近年来，旅游学科建设日益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当前关于旅游学科建设的诸多问题的探讨中，如何认识、评价“艾斯特”定义在旅游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问题。

本文认为，认识“艾斯特”定义在旅游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必须以认识其自身的性质为基础。由于“定义”是逻辑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首先应运用逻辑学的知识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以明确其基本属性，在此基础上思考其在旅游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对以下6个问题展开陈述：“艾斯特”定义的起源和传播过程、性质、作为语词定义的历史意义、与相关定义之间的关系、对国内部分观点的再认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如何认识这一定义。希望对以上几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客观认识“艾斯特”定义在旅游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2、“艾斯特”定义的起源和传播

1942年，两位瑞士学者亨泽克尔和克拉普夫（Hunziker&Krapf）用德语提出了一个关于“旅游”的定义，即“Fremdenverkehr ist somit der Inbegriff derBeziehungen und Erscheinungen，die sich aus demAufenthalt Ortsfremder ergeben，sofern durch denAufenthalt keine Niederlassung zur Austibung einerdauernden oder zeitweilig hauptsachlichenErwerbstatigkeit begrtindet wird”

1954年，“国际旅游科学专家联合会”将这一定义翻译为英文并在国际上推广，即“Tourism is thesum of the phenomena and relationships arising fromthe travel and stay of non-residents，in so far as theydo not lead to permanent residence and are notconnected with any earning activity”，也就是当今所谈论的“艾斯特”定义。

我国旅游学者将“艾斯特”定义引入中国并将之翻译为汉语在国内传播，通常表达为“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逗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

3、“艾斯特”定义的性质：语词定义还是真实定义

笔者曾经按照形式逻辑中关于定义的相关规定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发现其难以达到真实定义的标准，更像是语词定义，即名义定义。近来，国外也有学者提出这一观点（指“艾斯特”定义的德文版）。这就引发出关于“艾斯特”定义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即“艾斯特”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语词定义。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对“艾斯特”定义性质的确定，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相关探讨。国内存在的关于“艾斯特”定义的质疑也与这一问题有关。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基于逻辑学的理论存在两类定义——真实定义和语词定义，但是对于如何判断一个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语词定义，逻辑学中并不存在明确的标准和方法。虽然关于定义有4条必须遵守的规则，但这4条规则是指一个真实定义应达到的标准，并非判断一个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语词定义的标准。因此关于“艾斯特”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语词定义这一问题，笔者只能先判断其是否达到真实定义的标准，然后判断其是否具有语词定义的特征来说明这一问题。

3.1 “艾斯特”定义不是真实定义

所谓真实定义，也称内涵定义或者内包定义，是指能够揭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本质属性的定义，由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3部分组成，定义项的结构是“属加种差”。逻辑学中规定，下定义（指界定一个真实定义）必须遵守4条规则，即“定义项的外延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是同一关系”、“定义项不得直接或间接包含被定义项”、“定义项中不能使用比喻或含糊的语词”、“定义一般采用肯定的形式”。实质上，这4条规则也是一个正确的定义应遵守的规则。本文运用这4条规则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判断其是否达到一个真实定义的标准。

由于“艾斯特”定义的结构比较复杂，为便于运用前述4条规则对其进行分析，在不改变其原义的前提下可以将其表达形式修改为“旅游是由那些不会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的非定居者的旅行和逗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改写后的定义与“艾斯特”定义的意义基本相同，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更符合一个定义的常规形式。将其作为一个真实定义进行分析，可以初步判定其被定义项为“旅游”，定义联项为“是”，定义项则是“由那些不会长期定居……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定义项中的种差是“由……引起”，属概念是“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运用定义的4条规则以及逻辑学中关于定义的相关规定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会发现其存在以下几个疑点：

疑点一：脱离定义项无法判断被定义项的外延

前述关于定义的4条规则之一是“定义项的外延必须与被定义项的外延是同一关系”。运用这一规则对一个真实定义的被定义项和定义项进行判断的前提是——即使不存在定义项，做判断的主体也能够确认被定义项的外延。换言之，确定被定义项的外延不应该根据定义项的内容进行，被定义项可以独立于定义项而存在。

而对于当时的“艾斯特”定义而言，由于这是一个新的定义，与在其之前的对“旅游”的定义均不同。如果根据其出现之前的关于“旅游”的定义确定其外延，然后与“艾斯特”定义的定义项的外延相比较，则显然不相同。因此关于“艾斯特”定义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脱离定义项“由……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被定义项“旅游”就失去了其所要表达的含义，即脱离定义项则无法判定被定义项的外延。这一情况显然无法支持“‘艾斯特’定义是一个真实定义”的判断。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国著名已故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指出，定义项的外延必须与被定义项的外延相同这一规则不适用于规定的语词定义，因为“一个规定的语词定义的被定义项，是靠定义项来确立它的意义的。一个规定语词定义的被定义项，如果独立于定义项，是没有意义的。”

疑点二：定义中存在隐喻现象

关于真实定义的规则之中还包括一条，即“定义项中不能使用比喻或含糊的语词”。对于“艾斯特”定义的定义项而言，最容易引起质疑的就是其中的表述——“现象与关系的总和”。

“总和”这一词语是根据定义中的英语单词sum翻译而来。在《高阶牛津英语词典》中，sum一词作为名词有4种含义：“（1）金额、款项；（2）和、总和、总数；（3）全部、一切（尤指数量不大）；（4）算术、（数字的）简单计算。”显然，除第二种词义“总和”之外，其他三种词义均不适合用于理解“艾斯特”定义中的sum一词，因此翻译非常准确。

根据《辞海》中的解释，“和”这个汉字可以表达很多种含义，其中之一为“若干个数相加的结果称为这些数的‘和’”。相比较于“和”字的其他含义，在“艾斯特”中理解“总和”只能根据这一释义。如此一来，则“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一表述是一个隐喻。其原因在于，根据这一释义的“和”字所表达的概念是数学中的概念——若干个数相加的结果，使用其表达两个社会科学中的概念“现象”和“关系”之间的某种关系，是借用数学概念来表达未知的对象，是一种隐喻现象，属于比喻的范畴。这就违反了前述关于真实定义的规则之“定义项中不能使用比喻或含糊的语词”。

笔者进一步认为，在“艾斯特”定义中之所以存在隐喻现象并非是此定义创造者的无心之失，而是无奈之举。其原因在于，“现象与关系的总和”所真正要表达的显然不仅仅是“现象”和“关系”的简单加总，即“现象”和“关系”仅仅是两种孤立的、没有联系的构成“旅游”的要素。此定义的界定者所真正要表达的是“现象”和“关系”之间存在各种联系而形成一个“整体”，即“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所表达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此定义出现后的旅游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当时只能观察到存在各种“现象”和“关系”，并不清楚由它们构成“整体”的机制，因此只能借用数学概念“和”来比喻这种机制，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机制的存在以待其后的学者进行研究。

疑点三：定义中存在负概念

定义在一般情况下不应使用负概念，其原因在于负概念只表明事物不具有哪些属性，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在“艾斯特”定义中则使用了负概念进行表达，如“非定居者”、“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是疑点之三。

就“艾斯特”定义而言，使用负概念并非直接说明“旅游”所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只是为了限定“非定居者”的范围，是间接为说明“旅游”的含义服务。但也表明在下定义时，对于“非定居者”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否则应直接使用表示其本质特征的陈述来限定其范围。而“旅游”是由于“非定居者”的活动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如果对“非定居者”的本质属性没有明确的认识，那么对“旅游”的本质属性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和空白。

综合以上几点分析可知，“艾斯特”定义违反了逻辑学中关于真实定义的相关规定，并且存在一些疑点，不能将其视为一个真实定义。

3.2 可以将“艾斯特”定义认定为语词定义

虽然在逻辑学中存在“语词定义”这一概念并且关于这一概念有明确的定义，即语词定义是指“规定或者说明语词的意义的定义”，但是在逻辑学中并没有关于如何判断一个定义是或者不是语词定义的标准或者规定。因此，判断一个定义是不是语词定义还需要结合关于语词定义的相关认识进行具体辨析。首先，康德（Kant）认为，“一切定义都是语词定义或者是真实定义”。即一切定义不是真实定义就是语词定义。并且在形式逻辑中只有这两种类型的定义。因此，如果已经将一个陈述句作为定义来对待，那么它就只能是真实定义或者名义定义。其次，对于语词定义的作用，目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严格地说，语词定义并不是为概念下定义，它不同于揭示概念内涵的属加种差定义，而只是一种说明词义的类似定义的方法。”“语词定义……不是揭示概念的内涵，而是规定或者说明语词的意义”

由此可见，人们运用语词定义的目的并非在于揭示某个概念的内涵，而在于确定一个语词的词义。其所使用的方法类似于下定义，即可能采用“属+种差”的形式或者运用类似的思路。因此，语词定义实质上就是词义，其功能在于说明一个新语词的词义或者为一个已有的语词规定新的词义。并且由于语词定义只是基于约定的定义，其目标应该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并非得到普遍性的承认。

可见，判断一个定义是不是语词定义的标准也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类似于语词定义本身。本文并不探索判断一个陈述是不是一个语词定义的普遍性标准，仅只结合相关的具体情况对“艾斯特”定义的性质进行判断。首先，就“艾斯特”定义而言，作为“国际旅游科学专家联合会”这样一个学术组织所推广的定义，已经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其作为一个定义的性质，由于前文已经分析了其不能作为一个真实定义的原因，因此只能将其认定为语词定义。其次，“艾斯特”定义的语言表达并不存在语法或者用词方面的错误。使用隐喻以及负概念并不违反相关语言规则，因此其表达的正确性可以被认可。作为“国际旅游科学专家联合会”所认可的定义，其内容的合理性也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再次，将“艾斯特”定义判定为语词定义后，前文所分析的诸多疑点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第一，由于词义本身就是对词的解释，因此二者所指代的对象必然是相同，离开词义当然无法得知词所指代的对象。“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与定义项的外延是同一关系”的问题则迎刃而解。

第二，由于语词定义的本质是词义，是对一个词的含义的阐释，并不需要严格遵守真实定义所需要遵守的准则，因此使用比喻、使用负概念等情况均可以视情况而定。

综合而论，可以将“艾斯特”定义认定为是语词定义（名义定义）。由于Fremdenverkehr（旅游）以及tourism（旅游）在当时并非是新的语词，“艾斯特”定义只是为其规定了一种新的词义。因此“艾斯特”定义属于规定的语词定义而不属于说明的语词定义。

3.3 关于定义项的一个说明

不同学者可能会对“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部分内容在定义中的功能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认为，这部分内容的主要功能是约束、限制和说明“非定居者”。如果“非定居者”的行动涉及了“长期定居或者赚钱的活动”，那么由于这一部分人的旅行和逗留所引起的现象和关系就不再成为“总和”中的一部分。因此，“艾斯特”定义的定义项应该包括“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一部分，之所以将其后置，应该是出于使表达更加顺畅的目的。

仔细考察“艾斯特”定义的德语和英语表达方式也可以发现，德语定义中sofern与英语定义中inso far as之前是逗号而不是句号，这说明逗号之前的叙述并未结束，逗号之后的内容应该是对逗号之前内容的有机补充。并且两者均表达“假如、只要”的含义，表示其后所叙述的内容是其前述内容的限定条件。就笔者的理解，“艾斯特”定义中所涉及的这部分“非定居者”实质上就是“旅游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表达方式，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旅游者”这一概念，而又无法通过描述旅游者的活动的方式来区别旅游者与其他非定居者，因此需要运用排除法（使用负概念“不”）来限定“非定居者”的范围。

4、“艾斯特”定义作为一个名义定义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4.1 “艾斯特”定义是对当时主流认识的挑战

“艾斯特”定义的德文原版于1942年出现于欧洲，由两位瑞士学者提出。根据申葆嘉先生的研究，在其出现之前，在当时的欧洲，关于如何认识由于外来的非定居者的旅行及其影响这一问题至少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将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或者经济活动认识，主要研究其带来的经济效应。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有罗马大学的马里奥蒂（Mariotti）、奥地利的施拉德（Schllard）等。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应认识由于这一部分人的活动所带来的全面的社会、文化、经济效应，如德国柏林大学葛留克斯曼（Glticksmann）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遭到了批评的观点——“旅游是在旅居地短时间旅居的人与当地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

时至今日，大量关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表明第一种观点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但其在当时的学术界占据主流位置。“艾斯特”定义属于第二种观点，比葛留克斯曼所阐述的“各种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更加明确、全面，在客观上是对当时的主流认识的有力挑战。虽然，“艾斯特”定义在当时可能并未在较大范围内受到认可或者重视，但无疑加强了第二种观点。后来这一定义得到了“国际旅游科学专家联合会”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价值。

4.2 “艾斯特”定义界定了新的认知对象

虽然“艾斯特”定义是一个语词定义而不是一个真实定义，但其意义却不容忽视。基于哲学语义学的理论，一个词的词义就是其所指的对象。由于规定的语词定义所赋予词语的通常是一个新的词义，因此“艾斯特”定义界定了一个新的对象，即定义项所表述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从认知的视角而言，就是指出了一个新的认知对象。历史的发展表明，这一认知对象吸引了大量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对其研究并建构出一个规模庞大的知识体系，这正是其学术价值之所在。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一认知对象就是一种社会现象。由此也奠定了旅游学的社会科学地位。

5、基于逻辑学视角对“艾斯特”定义与其他关于“旅游”定义的比较

无论是在“艾斯特”定义出现之前，还是在其出现之后，关于“旅游”的认识都未曾达到统一。根据国内学者张凌云教授的研究，国外关于“旅游”的定义至少在30种以上。对“旅游”定义的比较和辨析时常见诸论文。但是在对这些定义进行比较之前，必须确定这些定义是否是关于同一个概念的定义。为便于分析，暂且不论这些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名义定义，统一将其作为真实定义对待。

5.1 当前定义并非关于同一个概念

当前所存在的关于“旅游”的定义至少可以被分为两类，实质上是关于两个概念的定义。如英国萨利大学的两位享有一定国际声望的旅游学者伯卡特和梅特利克（Burkart&Medlik）认为，“旅游是人们离开其通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短期前往某地的旅行和在该地逗留期间的各种活动。”运用逻辑学的知识对其进行分析会发现，定义项中的“属概念”是“活动”。因此，虽然这个定义也被称为是关于tourism的定义，但实质上其所界定的是一个人的某些活动，是关于“旅游活动”的定义。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大多数关于“旅游”的定义属于此类定义，从各个角度阐释人的旅游活动所具有的特征或者规定旅游活动所包括的内容。而“艾斯特”定义实质上是对“旅游现象”的界定，与伯卡特和梅特利克所界定的定义是关于两个不同概念的定义，不宜简单地相互比较。

5.2 对关于“旅游现象”的不同定义的分析

即使同是关于“旅游现象”的定义，也存在由于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不同而选择的属概念不同的情况；即使选择了相同的属概念，也存在由于观察的视角不同而存在所确定的“种差”不同的情况。因此需要在不同的定义之间进行审慎的比较。比如可以将“人”定义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也可以定义为“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有机体”（且不论这两个定义的内容是否正确，仅为说明问题）。这两个定义都是为“人”这一概念所下的定义，但属概念不同，不能根据其中某一个定义判别另一个定义的正误。

张凌云认为，“旅游现象是由于人们在非惯常环境下的短暂生活而引发的社会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种观点与“艾斯特”定义虽然界定的都是“旅游现象”，并且所使用的“属概念”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所选择的“种差”不同，因而仍然有所区别。不能简单根据其中之一判断另一个定义正确与否。无论是“艾斯特”定义还是张凌云的定义，只要其遵守了关于真实定义的4项规则，并且依据其定义项能够将“旅游现象”与其他概念相区分，就可以认为这个定义正确。

定义项的内容不同反映了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不同，同时也从多个侧面揭示了“旅游现象”这一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至于两个定义项的内容之间存在的联系则需要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然而可以预见，在此之后仍然会出现关于“旅游现象”的新的定义，其内容可能与已有的定义均不相同，也可能综合了已有定义的内容。无论哪一种情况，对于推动对“旅游现象”的认识都具有积极意义。

5.3 正确的定义均有其价值

无论是关于“旅游活动”的定义还是“旅游现象”的定义，只要是一个正确的定义，就有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本文仅以谢彦君、张凌云所界定的“旅游”定义及“艾斯特”定义为例，简要分析其对旅游业发展、旅游学术研究的意义，以说明各个不同的定义都可以具有独特的作用，因而均具有存在的价值。

张凌云认为，“旅游就是人们对非惯常环境（unusual environment）的体验和在此环境下的一种短暂的生活方式。”谢彦君认为，“旅游是个人利用其自由时间并以寻求愉悦为目的而在异地获得的一种短暂的休闲体验。”

5.3.1 对于旅游业发展的意义

张凌云在定义中侧重强调的“非惯常环境”这一概念对于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意义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以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某些不文明行为为例，这些行为可能在其“惯常环境”中不会发生。揭示这一事实，对于接待地预先做好接待工作，采取措施以有效防止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并减少由于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所带来的消极效应均具有积极意义。谢彦君认为旅游者到异地访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追求愉悦体验。假设这一论点成立，则此定义对于旅游企业开发旅游产品、开展旅游营销活动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艾斯特”定义则指出，旅游者的活动会对旅游接待地产生各种影响，这对于目的地政府开展旅游宏观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3个定义的内容虽不相同，但对于旅游业发展均具有独特的意义。

5.3.2 对于旅游学术研究的意义

“旅游”作为旅游理论体系中最为基础的概念，对于旅游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仅就引导旅游学术研究的方向而言，前述3个定义的作用也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张凌云所强调的“非惯常环境”这一概念则首先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指出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应重视行为产生的“非惯常环境”这一背景。由于谢彦君非常强调“愉悦”这一概念，可能会引领部分研究旅游者心理体验的学者致力于“愉悦”体验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如愉悦体验与满意度、目的地选择的关系等。“艾斯特”定义则强调应以系统的视角理解和认识旅游现象，避免陷入为“唯旅游经济论”的误区。

6、对当前关于“艾斯特”定义几点认识的再认识

自“艾斯特”定义传人国内以来，不少学者在追求真理这一目标的指引下，本着客观、公允的态度对“艾斯特”定义展开学习和探讨，并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观点。在这些观点中既有积极肯定的评价，也不乏质疑和批评的意见。就理论发展而言，任何一种观点在客观上都能够促进人们对“艾斯特”定义的关注和思考，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学术进步的体现。

近几年来，质疑与批评“艾斯特”定义的学术观点日益增多。这些质疑与批评性的观点也促使笔者对“艾斯特”定义重新思考。本文根据所知的几种批评性意见，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提出几点新的判断，请相关专家和学者指正，希望能够促进对“艾斯特”定义的全面理解。

6.1 “艾斯特”定义不是循环定义

所谓循环定义是指“定义项中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的一种情况。如果定义项中包含了被定义项，实质是使用被定义项说明被定义项自身，则无法揭示被定义项的本质属性。因此按照逻辑学的标准，循环定义是一个无效的定义。

曾经有观点认为“艾斯特”定义犯了一个循环的错误。其理由是“艾斯特”定义可以被简化为“旅游活动过程=旅游活动过程+旅游效应之类”这个等式，因此是一个循环定义。本文认为这种观点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在分析“艾斯特”定义的性质之前就先根据已有的知识赋予被定义项“旅游”一个含义，在此基础上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判断和评价，得出了“循环定义”的结论。前文已经论证，“艾斯特”定义是一个语词定义而不是真实定义。这一定义的作用在于赋予被定义项“旅游”一个新的词义，在此之前的关于“旅游”的解释不适用于这一词语，也就不能作为标准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和评价。定义项的内容“由……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就是被定义项“旅游”作为一个语词的词义。所以不存在“循环定义”这一问题。

6.2 “艾斯特”定义不应为相关问题负责

由于“艾斯特”定义产生较早，并且在国际上传播广泛，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对其后的旅游研究以及旅游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甚至是意义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近年来，有观点认为在国际上出现的关于“旅游”的种种“泛化”的定义在其产生过程中都受到了“艾斯特”定义的影响；也有观点认为，国内旅游研究选题范围过于宽泛、牵强的现象也与“艾斯特”定义有关系。由此推论，“艾斯特”定义似乎应为相关问题负责。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正确理解“艾斯特”定义对旅游研究、旅游理论发展的影响。由于无法对产生某一个定义、形成某一个旅游研究课题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因此难以判断其是否受到了“艾斯特”定义的影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影响。因此本文只在一般的意义上对“艾斯特”定义与前述两种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提供几点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

其一，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人是各种社会实践的主体，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旅游研究属于科学实践的一种。因此，导致目前在旅游研究领域存在或者出现诸多问题的最根本的因素应该是人——科学实践的主体，而不是“艾斯特”定义——科学实践的结果。就“艾斯特”定义之后出现的若干关于“旅游”的定义而言，界定其中任何一个定义最起码需要经过研究者观察社会现象、搜集资料、整理加工等环节（基于严谨的科学流程的视角）。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客观事实所提供的资料会对定义的结果产生影响，研究者自身的哲学立场、分析资料时所采用的理论视角以及理论工具都会对结果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影响。“艾斯特”定义仅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且其发挥的具体作用尚有待考证。

其二，形成一种科学认识通常是一个由模糊走向清晰、由宽泛走向具体的过程，一个学科的成立也是一个类似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研究问题比较牵强等类似的问题。这恰好提供了将旅游研究的“真问题”与“伪问题”相比较的机会，只有经过“去伪”才能“存真”，将真正属于旅游研究的问题分离出来，进一步建构旅游学的知识体系。

其三，较为全面地判断一种理论的价值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认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仅仅根据某一个历史的横断面来判断一种理论的价值，往往会忽视这一理论在其他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

7、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如何认识作为语词定义的“艾斯特”定义

7.1 “艾斯特”定义：真假问题还是妥当问题？

随着世界旅游组织（UNWTO）将旅游活动界定为“人们出于休闲、商务以及其他目的，短期（历时不超过一年）离开自己的惯常环境，前往他乡的旅行活动以及在该地的停留访问活动”，“艾斯特”定义似乎就受到某种质疑。其原因在于旅游活动的类型之一商务旅游与“赚钱”发生了某种联系，与“艾斯特”定义中“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一陈述似乎出现了矛盾，突破了“艾斯特”定义所包含的限定条件。表面看来，这是两个定义之间的冲突问题，但世界旅游组织所界定的定义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根据新的事实确定的定义。因此，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新事实”与“旧理论”的关系问题。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处理这一类问题的基本原则通常是批判吸收，即扬弃已有理论中所包含的不符合新事实的内容，继承其合理之处，结合新事实推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这一基本原则是普适性原则，但对待“艾斯特”定义——一个语词定义，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金岳霖先生曾经指出，“规定的语词定义虽然有妥当不妥当、可接受性大小的问题，但是却没有真假的问题。”所谓真假，即是否与事实相符合。由于规定的语词定义只是一种约定，并不是针对某种事实做出判断，因此不存在是否与事实相符合的区别。比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一命题是对“人的生命”的某种判断，根据目前的事实这是一个真命题；假若将来人的生命变成无限，则可以认为这一命题是个假命题，因为它与新的事实不相符合。

但不能运用类似的方法处理新事实与“艾斯特”定义之间的冲突问题。因为规定的语词定义并非是对某个事实做出判断，因此不存在真假的区别。基于逻辑学的视角，只是这一定义的创立者认为当使用“Fremdenverkehr”一词表达由于非定居者的旅行和逗留所形成的现象和关系时应如定义所陈述，是一种“约定”而不是“断定”。当社会现象发生变化时，“艾斯特”定义是否还适用，无关乎真假问题，只是一个是否妥当的问题。

7.2 如何认识“艾斯特”定义的“不妥”之处

本文认为，理解“艾斯特”定义应该从两个关键点切入。首先，这一定义是关于一部分非定居者的行为及其影响的陈述；其次，这一定义认为由于这一部分非定居者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并且各种影响之间存在联系。认识“艾斯特”定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妥当应从分析所出现的新事实是否支持以上两点内容切入。

就“商务旅游”所引起的相关问题而言，即使承认“商务旅游”与“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一表述相矛盾，也只是突破了“非定居者”的范围，扩大了非定居者的数量，并未否定由于非定居者的行为所引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且是相互联系的这一事实。

就本文所未提及的其他事实而言，恐怕也难以否定由于非定居者的行为所引起的效应涉及相互联系的多个方面这一事实。而这一点恰恰是“艾斯特”定义与在其之前所出现的关于“旅游现象”的定义的不同之处，也是其进步的表现。

另外，就国内旅游学者李天元的阐释，“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强调了“旅游活动的非就业目的”，其表达的真正含义应是“不以就业为目的”。由此则商务旅游与“艾斯特”定义并不相互冲突（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因此，对“艾斯特”定义的认识还有待于研究。即使出现与新事实相冲突的情况，也不宜全盘否定。适当吸取其合理之处对于旅游学术研究、旅游理论发展以及旅游业的实践工作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8、结语

篇10

关键词：仪式观；凯瑞；传播学研究

詹姆斯•凯瑞是美国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他对传播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利用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借鉴芝加哥社会学的大量理论成果，倡导传播学的文化研究取向，提出了仪式传播思想。在论文集《作为文化的传播》中，他提到的传播的仪式观，为传播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与传统的传递观相比，仪式观从类比或者隐喻的角度重新看待传播，为我们理解人类传播现象开启了新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更全面的理解传播。

一、传播的仪式观和传递观

传统的传递观，将传播视为信息从一方传递到另一方的过程。拉斯韦尔5W直线模式中“传者”、“信息”、“媒介”、“受者”、“效果”为我们理解传播过程提供了帮助。在这一模式产生前，虽然人们模糊的感知传播过程，却没能说清楚。经验学派主导的传播效果研究关注社会上热点的问题，通过调查、实验控制、量化分析的方法开拓出了大量的研究主题。但是，正如凯瑞所说“研究的起点决定终点”。大量的经验研究是基于传播传递观，出于控制的目的。话句话说，既然要研究传播效果，必然会对诸如传播者、受传者、传播技巧进行分析研究。但是周而复始，传播的传递观在一开始势如破竹的攻城略地之后，再也无法提供新东西，老生常谈的都是是些经院式的内容。为了某个传播目的，根据传播者的需要，受传者的特点，制造什么样的传播内容，运用什么样的媒介，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传播效果。再三地重复那些已经被验证了东西，最多就是具体内容的不同而已。因此，凯瑞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希望能够从仪式的角度看待传播，能为传播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内容。凯瑞并不否认传播的过程中有信息的传递，但是他强调的是通过仪式的观点，表明人们传播的动机或者目的并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共享和参与。人们接触媒介，不仅仅是获得信息，还是为了确认，重塑某种价值观。例如，人们每年都会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周而复始，很难说人们能从中得到实际可用的信息，但确实通过观看春晚强调了家国情怀、儿女亲情和节日的礼仪。在观看春晚的过程中，既定的价值观得到强化。整个社会因为共同参与到春晚的观看中，共同体得以想象，社会得到一定程度而整合。凯瑞并不是说传播就是仪式，而是从类比的角度说传播像一种仪式。或者说，传播过程类似仪式的某些方面。社会事物总会有一些隐喻的层面不容易内发现。比如在描述黛西布查南“充满金钱般的嗓音”[1]时，我们都惊叹作者富有洞察力的描写。凯瑞只是敏锐的捕捉了传播的隐喻层面，当我们沿着它指引的方向看待传播，会惊叹他的想象力。这为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待和研究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传播学研究也应该吸收文学、神学、哲学的学养，发挥想象力，或许可以找到更多深刻有趣的研究话题。

二、仪式观的研究取向

在传播研究的取向方面，凯瑞提倡的是文化研究的取向。这多多少少可以看到格尔茨的影子。格尔茨在《文化的阐释》中谈到了文化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文化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不但是一个创造物，更是人生活在其中的背景。正如韦伯说的“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个意义之网就是文化，人类创造了文化，又生活自己创造的文化中。所有的人造物或人类行为都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传播是一种社会行为，自然也是一种文化，所以研究传播就是研究文化，研究那些符号或行为被生产的实实在在的过程。人们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符号解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不是按照符号编码者的意图去解读。而是存在霍尔所说的“主导—霸权的地位”、“协商的符码”、“对抗的符码”的解读过程。那么，研究传播，就要去尝试理解人们在认识世界时所持有的价值观，在采取行动时所考虑的内容。从传播的传递观看，人们接触媒介是由于一定的动机。那么为了实现一定的传播效果，就要研究人们背后的动机。于是，探讨人们使用媒介的动机成为了重点。但是，如果再接着追问，产生动机的原因又是什么？比如因为渴望融入到群体中而看电视，以便和别人有更多的话题。如果是为了群体归属的需要而看电视。那么，是不是每一个群体对融入群体的需求都是一样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还需要从每个群体对归属感的需要程度分析。文化不同，人们对群体归属的需要显然是不同的。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对个人与集体的解释是有差别的，古代和现代文化中对归属感的理解也不同。传统的传递观下，人们往往对行为背后的动机很感兴趣，却对动机出现和产生的原因却很少追问。或许在传统的传递观主导下的研究者来说，这种追问是没有必要的。于是，我们看到类似的经验解释不断出现。例如人们喜欢自拍是因为自恋情结；看暴力电影是因为希望得到力量；传播谣言是因为对环境的不确定性。

那么产生这些行为的动机原因是怎么样的？不同的人群同一种行为的目的是否是一致的。郭建斌在观察独龙族看奥运会开幕式时发现，他们对于开幕式所展示的有关中国文化内容不熟悉也不是很感兴趣，唯独对身着自己民族服装的儿童格外关注。或许其他人是为了观看奥运会，而独龙族人民是为了看自己民族在电视上的表现。这个事例生动的揭示了同样的媒介内容，在不同的文化下所呈现出的不同景观。如果不去理解行动者所处的环境和文化背景，是无法理解其行为动机产生的原因的。凯瑞提倡的文化研究取向，是把诸如性别、阶级、种族等内容纳入到传播研究中，不仅要关注行为的动机，还要探索行为产生动机背后的原因。深刻的揭示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过程所承载的意义。因此，文化不再是研究传播时可有可无的背景，而是需要推到前台的重点。只有从历史的、阐释的层面看待传播，把传播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中，才能理解每一个传播行为背后的原因，也才能摆脱行为主义研究的窠臼，开拓出新的领域。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擦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2]凯瑞认为：作为一种尝试，仪式观主导下的传播研究能够消除因为过分追求实证数据而失去生命力的现有传播观念。“我们建构、维系、修正、改变现实的努力是发生在历史中的、可公开观察的行为。我们对各种符号系统的建构来创造、表达、传递关于现实的知识及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科学、新闻、宗教、常识乃至神话。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些形式之间有什么差异？它们中有什么历史的、可比较的变化？传播技术的变迁如何影响我们具体的创造与理解？社会中的各个团体是如何为界定真实斗争的？”这些问题是传播研究必须回答的其中的几个问题。[3]仪式的传播观主导下，传播研究就是要回答上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考察信息的传递过程。

三、仪式观的研究方法

传播的仪式观为传播研究带来新的源泉，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启发。格尔茨认为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4]与传播的传递观研究追求规律，运用实验、统计等方法不同，仪式观主导下的传播学研究并不注重规律的探寻，而是对文化的多样性进行探究，去解释活生生的、形态各异的文化存在。受到格尔茨的启发，凯瑞提出文化研究不一定要把文化、社会冲突、共识、行为等简约化，要去关注传播过程中的符号和符号被传播的过程。因此，传播的研究就应该是研究符号，研究符号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符号被创造、维系和改变的过程。研究符号就不能像传统的经验研究那样，通过抽样调查统计的方式，把研究对象归为毫无特色的大多数，甚至不关心研究对象本身，而只关心研究对象样本出来的某种抽象的规律。也不能在实验室里靠设计出某些规则来验证研究对象的行为。而是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去，以研究对象的观点去观察、思索、行动。人类学家进行的民族志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格尔茨在谈到当面对官方驱逐斗鸡行为时，他没有拿出自己的证件表明身份，反而和当地人一起逃跑时，当地人便真的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仪式观主导下，传播研究可以吸取民族志的方法，深入到研究对象中去，理解每一个行为的出发点，理解每一个符号被创造、改变的过程。莫利的电视研究正是综合了传统的调查统计和民族志，取得了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传播的文化学把人类行为看作是一种文本，而传播研究的任务就是“建构这一文本的‘解读’。文本本身是一个符号序列—言谈、书写、姿势—它们包含了解释。就像文学批评家的任务是对解释做出阐释。”[5]因此，从事传播研究，“就像努力解读一份手稿—陌生、字迹模糊、充满省略、前后不连贯、可疑的更改和偏颇的评论，而且不是用规范化的表音符号写成，而是用行为模式的例子临时写就的”。传播研究就是要考察动作符号，“通过考察人们肃穆的守灵、测量脑电波、让他们的亲人滚下山谷等等”，对这种情景建构一种解读：阐释这些动作符号所包含的意义。当然，凯瑞并没有给出仪式观下传播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但是后续研究者，沿着他的思路，通过不断地尝试，有一些新的发现，也值得我们继续努力探索。

四、仪式观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

凯瑞的仪式观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不得不承认，仪式观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启发意义。

（一）理论的启示仪式观丰富了传播的定义。传递观下，传播是信息从一方传到另一方的社会过程。从定义上看是社会信息和社会信息系统运行的过程。或者是交往、交流、交通、通讯等意思。从仪式的角度定义传播，传播与共享、联合、团体等有联系。仪式观下，“信息并不是讯息在空间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传播的目的并不是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用来支配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6]传播的仪式观丰富了传播的定义，让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传播，传播既是交往、交流、信息传递的过程，也是共享、建构、维系的过程。传播的定义决定了我们以什么样的角度看待这一社会过程。国内经典的传播定义“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这是依据传递观视角下的解释。如果按照这个定义，研究传播就是研究社会信息诸如符号、互动，传播的主体、客体、过程等等内容。虽然研究这些内容及大地丰富了对传播的认识。但是没有从更广泛的层面揭示传播的内涵。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地域广阔的大陆不像从前地域狭小时代的聚落，人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祈祷或者参加仪式来重申认同。大众媒介和交通的发展维护了社会的整合和统一。通过传播，人们有机会共享同样的文化和信仰，共同体得以想象。如果再继续传递观主导下的传播，把注意力分散到传播的各个要素或者注重传播过程的控制，就不能理解现代社会永远也不可能见面的成员间是如何共享某种信仰的。传播的仪式观将人们收看电视，阅读报纸的行为看作是参加仪式，对现实的确认，这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传播的复杂性。仪式观丰富了对传播的过程的理解。传递观下，对传播过程中的要素进行了划分。就像拉斯韦尔的直线模式中传者、受者、信息、媒介、效果那样，传播的过程是信息内容通过媒介在传者和受者之间的传递。

凯瑞的仪式观，传播是“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7]在整个典礼或者说传播过程，就不存在传播者、受传者之分，而只有参与者。传播中的要素，每个人都是被邀请的参与者，不仅仅是被动旁观者。只有理解这样的传播过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情况下，尽管人们在传播中并没有得到实质的信息，但却愿意周而复始的出席或参加这类活动，因为作为参与者，人们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感。传统的传递观过多地强调大众传播的主导性，忽视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每一个参与到传播的人都是整个传播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是这个仪式过程完成必须存在的主体。通过仪式观才能更好的理解新媒体时代，人们的自拍、点赞、转发等行为。仪式观丰富了对传播的目的和意义的理解。传递观下，传播是为了实现控制的目的。为了实现既定的传播效果，就要研究传播者，所以就有了对休眠效果、遗忘曲线的研究；研究传播技巧，所以就有了两面提示，一面提示的心理学实验；研究受传者，就有了使用与满足，第三人效果等研究。虽然这些研究确实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播和传播意义，但是我们依然感到了某种不足。仪式观下，传播的目的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建构一个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因此，研究传播就是要研究这个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被塑造的过程。结合仪式观的传播定义，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8]按照凯瑞的思路，传播研究就是要考察人们说什么、做什么、想什么和为什么会这样。仪式观下，传播研究关注的重点在各个文化背景下，理解人们所做着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而不是出自民族中心主义的俯视、猎奇。它比传递观主导下的传播研究更具人文关怀。而且，研究传播其实就是研究传播所生成的文化。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不能通过功能主义的方式全部掌握。传递观主导下的效果研究会把文化中的细微处忽略，而不能完整的把握传播的实质。仪式观主导下的文化研究能够有益的发掘文化和传播中的细微方面。

（二）实践的启示凯瑞没有明确给出传播的仪式观下分析传播的具体方法，但很多学者在仪式观的启发下，对仪式传播现象做出了解释和分析。特别是大众传播中的仪式现象备受关注。对电视仪式、新媒体仪式等的考察，拓展了传播仪式观的内容。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大众媒介通过介入到某些世界性、历史性重大事件，成为现代社会的媒介事件。媒介事件是指通过大众媒介呈现某些重要事件，让范围广泛的受众参与到活动中来的事件。如王室婚礼、奥运会、世博会等意义重大的事件通过媒体直播，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同时观看。卡茨和戴扬注意到媒介事件仪式、庆典的功能。因为在共同观看的过程中，类似参加一场仪式，每个观看者是这场仪式的参与者，是事件的见证者。正如凯瑞提到的那样，人们读报纸更多的不是把读报看成获取有用的信息的行为，而是将其是参加一场弥撒，一次仪式。通过看同一份报纸，想象远方的某个或某些人也像自己一样在做着同一件事，一种仪式感油然而生。在媒介仪式中，“人们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但是特定的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更大范围的人们被电视聚居在一起，共同参与到世界性的事件中，这就像是传统社会里，小聚落里的人们在一起出席某个活动。哪怕从这个活动并不能得到实质性地好处，人们也从这个活动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慰藉。目前国内通过仪式观来分析具体的传播情境，如分析《新闻联播》的仪式功能；电视成年礼仪式的社会意义等等。通过传播的仪式观，才能够理解我们保留了类似春晚这样的电视节目的原因。在观看春晚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得到释放，传统文化得到弘扬，现有的价值得到重申和巩固。人们的社会生活离不开仪式，更离不开传播。仪式是社会整合的必要形式，仪式就是传播。报纸、电视、新媒体只是被作为一种实用的工具有效利用到仪式当中。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地理范围巨大，那种在小范围内就可以举行的传统仪式已经不可能。借助媒介，定期举行仪式，对社会进行重新整合是有必要的。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