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主要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众传播的主要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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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米德就创立了著名的“符号互动论”,但他在表述社会组织或社会本质以及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时并不确切。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社会学探索之一,是开始将目光集中于“角色”这一概念。由此,一种新的理论――角色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帕克则是最早以强调角色来发展米德思想的学者之一。他强调,角色与社会的结构位置相联系,而自我则与社会结构位置规制下的角色扮演联系紧密。② “符号互动论”与大众传播的联系已可谓众所周知,那么“角色理论”及“角色”与大众传播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它们能为大众传播提供多大的可为空间呢?事实上,“角色理论”与“符号互动论”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角色理论是一种以角色概念为核心的解释人类行为的研究取向,与符号互动论一样,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关于社会互动的理论观点。社会互动的主要焦点在于符号与规则的制定者、使用者与建构者之间的传播与交换。研究社会互动不仅应考虑现有的社会语境,而且应考虑所有那些被我们带入这种情景的因素。由此一来,诸如角色、规则、权力等问题也就与非语言传播、语言及符号等相关了。③所以,以信息传播为基础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学概念,它已经成为传播学的关键概念。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角色扮演的动态过程的三个阶段中,体会大众传播与社会角色的关系:

对角色的期望。对角色的期望主要指社会或他人对某一社会角色的期望。对角色的期望必须在社会互动中生成,而目前能将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大众传播。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无处不在。如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人们通过大众传播享用着它为人们提供的共同的文化参考。大众传播议程设置的功能使得其虽然不能成功地告诉我们该如何想,但能成功地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因此,一个明显的问题便呈现在眼前。人,是环境的主体,应当靠自己的力量确认自己的环境。但现状却是,人们过于依赖于信息环境及其赋予的定义而生存。在这样的现代环境的结构下,人有时就会被信息环境所欺骗。显然,传媒的职业特点本身、政治和商业动机,都会影响传媒对外部世界复制的真实程度,并进而影响当时当地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就是这样利用大众传播提供的信息、文化和环境,形成对其他社会角色的期望并通过大众传播了解社会、他人对自身扮演角色的期望。

对角色的领悟。对角色的领悟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对自身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认识、理解。由于每个人的思想基础、道德水平、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同,因而对同一角色的理解常有差别。虽然如今每个人的知识积累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众传播,但大众传播正在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对当今社会的道德及价值取向等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对角色的领悟。大众传播对自我和个性的强调,使得新一代的年轻人对自身的角色领悟已经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席卷中国的“超级女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着青少年的价值取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已不再是青少年的唯一价值目标。

对角色的实践。对角色的实践是角色领悟的进一步发展,是在个人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角色。人们对角色的实践并非总与社会对角色的期望、自身对角色的领悟相一致,总要受到主客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大众传播作为一种外部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角色的实践。许多批评家认为,女性在大众传播中的角色经常遭到贬抑。在媒介中,女性经常作为对别人、尤其是男性的创新作出消极反应的对象。这类角色为观众塑造了女及其应当被对待的方式,这种现象不仅给女性带来了负面的效果,同样也给男性带来了消极的影响。④综上所述,大众传播想要扮演更好的社会角色,任重而道远。

角色的互动性,决定了任何角色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大众传播必须与时俱进,小心使用自身的影响力,以负责任的态度推动人们对新角色的自觉扮演。一个人在刚刚充当某一角色时,往往容易表现为自觉的角色。但是,如果没有他人在场、没有特定的环境与任务,人们就容易忽视自己的角色,不再遵守这一角色的行为规范。因此,大众媒介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场,通过大众传播创造出适合的环境,明确社会对角色的期待,使人们可以长期地记住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同时,大众传播对社会角色的规范性的强调,还会在有意无意中扼杀生活中人们的活力和创造性。因此,要在规范性和创造性之间寻求平衡,大众传播必须从一个整体的“人”出发,全方位、多方面地对社会角色进行反映,引导社会对角色的合理期待,在强调社会角色的规范性和秩序性的同时,必须给其一定的自由度和空间。

注 释:

①景天魁:《当前中国社会关系的观点与和谐社会建设》,省略

②邵培仁:《米德:美国传播学的鼻祖》,《徐州师大学报》,2001(2)。

③约翰・费斯克[美]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

④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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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关系 人内传播 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 大众传播

所有的传播活动都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1972：18）。“社会是由传播关系构成的网络，主要靠传播来维持。”库利曾说，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心灵符号及其在空间上传递、在时间上保存的手段。”“传播是打造人类关系的素材。”“因此，研究传播时，我们是在研究人，研究人的关系，人与群体、组织与社会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传播”的行为、渠道、符号、手段乃至于类型，才有了存在的根基，也才有了存在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从‘人性’――关系及其交往中来透视展示‘传播’，而不是以‘传播’一名来求实。这不仅为传播研究奠定了一个历史人文的基础，同时也使得‘传播’有了自己扎实的依托，并由此和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具有了共同或共通的血脉，其关注点都是社会组织中‘我’与‘他’、‘我’与‘我’、‘近’和‘远’的关系，不会是断了根基的‘行为’、‘渠道’、‘符号’或者‘手段’。这与其说是一种视野，毋宁说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内在体验。”

从关系的角度去对传播学进行相关阐释的已有很多。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传播已经从以技术为导向的、独自式的传统线性传播模式，转向以关系为导向的、对话式互动的传播模式。新媒介是一种传播与反馈同时进行的交互性媒介。从传播实践的角度看，数字时代是一个传播关系被彻底颠覆的时代，而传播关系的变革对传播观念将产生深刻影响。

一、类关系视野中的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确实是发生在人体自身的讯息流动与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没有双向互动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恰恰就体现在‘我-我’之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象征互动论的创始人米德认为，自我可以分解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方是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I），它通过个人围绕对象事物从事的行为和反应具体体现出来；另一方是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Me），它是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的体现。他认为“自我是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和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那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主我是自身行为的主体，客我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体现。用米德的“主我”与“客我”来理解人内传播，它是不同形式的自我之间进行的传播。“人的意识是社会意识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意识是人的意识的体现。无自我意识，便无社会意识，便等于没有自我意识。……自我的传播应理解为内化的社会传播。”在这里，我们将人内传播称为类关系传播，与其他类型的传播相比较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传播活动。而这种类关系传播又非常重要，正如库利（Cooley，C，1972：61-62）所说，“所有人类关系借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mechanism）――包括心灵中的所有符号，加上在空间中传送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就是交流，传播。没有这样的交流/传播，心灵就不能生发出真正的人性，而且必定仍然处在非人非兽的状态。”

人内传播，又叫自身传播、内在传播或自我传播，指的是我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流，或自言自语，或促使自己做某件特殊的事情或是决心不做。人内传播是人为了适应周围环境而进行的自我调节。它是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其他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都是人内传播建构的“你自己”与其他个体或群体或环境的交流。一直以来，人内传播是否是传播类型的一种一直存在争议，从关系的视野解析人内传播，为更加科学地把握人类传播类型提供一种思考，能更好地把握人的社会性。

二、人际关系视野中的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建立社会关系所必不可少的活动。“人际传播的问题与人际关系的问题密切相连，人际传播的动机、目的和功能最终都要落在人际关系上。”一般说来，“人际沟通是人际关系的前提和条件；人际关系是人际沟通的进一步基础，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人际传播是一种最典型的社会传播活动，也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直接体现。”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的，因而人际关系和人际传播必定存在天然的联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际传播存在的“三种矛盾”――“亲密与距离”、“确定与不确定”、“开放与封闭”的关系必然通过其张力构成交际的多样性和多变性。

人际传播由来已久，但是直到20世纪以来才受到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也与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打破了以往“小国寡民”时代的各种壁垒，社会生产越来越精密，分工越来越细，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人际传播研究是现时代传播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是研究人际传播的现实土壤，是理论根基之所在。

三、群体关系视野中的群饰、组织传播

群体是一群个体的集合。组成群体的个体之间在心理上存在联系和互动。“不管哪一种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促使群体成员同心同德的一种内聚力。内聚力（cohesiveness），又称凝聚力，是群体成员各种心理能量的汇聚，表现为认同感、归属感和有力感。”群体的这种特征决定了群体中的个体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群体传播是在群体内部进行信息交流的活动。从广义上讲，组织是一种有固定目标和形式的群体，组织传播是群体传播的一种。从狭义上讲，群体传播特指在非组织化的群体中进行的传播活动。”“组织传播是组织内部成员间、组织与组织间、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交流信息的活动。”对这两者的划分存在着混淆与争议。但是无论广义或者狭义的理解，无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关系中进行的传播，只是有组织群体和非组织群体之别。在群体传播或者组织传播中，大众的群体心理比如从众动机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实际的传播活动中，冒险转移、社会情化等消极情形也相伴而生。

（1）非组织的群体传播

相对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来说，这里的群体传播属于小群体传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以群体的形式进行传播活动是人的重要的社会性表现。“群体的成立、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些条件，其中最基础的条件有三项：（1）共同的目标和关心事项，这是群体凝聚力的核心；（2）成员之间的协作意愿，也就是个人参加群体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动机；（3）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间的传播互动机制，即群体传播。”印当个人加入一定的群体，通过合作交流，个人的某些社会需求和愿望就能得到满足，比如交流信息、丰富信息、完善自我、表达自我。但是，当人处于群体关系之下，就得受到群体规范的约束和群体压力的影响。群体传播是一种开放的传播形式，成员之间的关系靠传播过程中的心领神会、彼此认同来维系和发展，个人内心的满足程度是判断群体传播价值的主要标准。

（2）有组织的组织传播

与非组织群体不同的是，组织群体是一个结构秩序更为严密的社会结合体，有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分工，受“管理体系”约束的相对稳定的“正式群体”。在组织传播中，关系是一种对于亲密、信任及责任区分的规定与表达，既蕴含着角色规范的意义，又通过他人形成关系的复杂结构。每一个组织总是象征着形形的复杂关系存在。这些关系包括着工作关系乃至权力关系、合作与竞争的关系等等。其中人际关系也就成了我们对于组织传播核心范畴讨论的重点。组织传播所涉及的特定结构框架中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一个组织系统中权威的和惯常的人际关系结构。任何时候，组织中的个人欲想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各种目标，需要与组织中的其他人进行交往，只有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在竞争与合作中，关系交流才能获得成功。有时也可能会给人带来不和谐的暴风骤雨！在特定的组织结构语境下，影响组织的主要特质就是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组织传播也就是特定组织结构语境下的关系传播，是组织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建立与意义的共享，以及为关系的发展提供传播理念、对策的活动。

四、错综复杂关系中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活动是现代社会中最普遍、最活跃的社会活动。大众传播活动中蕴含着多重社会关系，包括传者与受者、传者与传者、受者与受者、传者与媒介等等，大众传播活动实际上就是传播中多种社会关系的互动。虽然大众传播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信息流动，但所传信息由职业把关人把关，信息经过净化、优化的处理之后，再提供给社会以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而其中，传者（专业化的媒介组织）、接收者（混杂、陌生，文化、阶层、地位、职业等异质）以及大众传播活动赖以生存的现代传播技术、理念、工具三者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其中有个人自我的人内传播，有大众与大众之间的交往，有职业把关人对信息的把关，有各方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需要和目的博弈，也有大众对媒介的选择和恐惧等等。总之，大众传播活动不是大众的传播活动，而是在工业化时代以媒介为中介在传受主体之间建立某些关系而且本身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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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步入21世纪，信息（计算机）领域的数字技术以加速度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推进，其中一个非常显要的标志，就是通信领域、大众传播领域内的传播技术手段以数字制式全面替代传统模拟制式的转变过程。

这一转变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大众媒介传播理论及其基础之上的大众媒介传播实践。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是讯息”，也就是说，基于技术手段的媒介本身形态的变化对于整个世界的革命性力量不容忽视。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字化成为了世界各国比拼的新的竞技场，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力争成为这场竞赛的领跑者。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新世纪全球性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数字化差距，甚至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对于数字化作一全面解析无疑是具有

数字化技术下的媒介融合

电波媒介和纸质媒介内部虽先期融合，但是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这一切。电视和广播开始采用同一种载体――数字来传播，它们无须再通过不同的播放器传送，而是可以混合使用共同的播放器。这就使得电视和广播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融合。而因特网的出现更是混合了电视和广播，人们既可以专心听音乐或别的广播节目，也可以边听别干别的事情，还可以看到声音所传递的讯息――如FLASH产品等。

此外，数字化技术也大大加强了广播节目的生动性：虚拟合成、更加逼真的音效、更加好的听觉效果，而且数字化技术提供的额外服务也加强了广播对于受众的服务性：如显示所播放的节目或歌曲的详细信息、可以即时保存所播放节目等，这些都促使了广播与电视娱乐性质的融合，也为其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创造了良好条件。

而杂志和报纸也开始呈现出靠拢的趋势。数字化技术催生的分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报纸也不得不将视线转向分众市场。越来越多的报纸扩大版面，越来越多的专业性强、出版周期长的报纸诞生，报纸正在趋向于杂志化。而技术也使得杂志的时效性进一步增强，杂志的出版频率趋密。

电波媒介和纸质媒介的界限逐渐模糊

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电波媒介和纸质媒介的界限也逐渐模糊。一方面，电波媒介的节目内容可以被很方便地保存下来，并以DVD光盘的形式出版发行，以至于演变为“电子杂志”。近年来很突出的“探索（Discovery）”系列科教节目就是一个范例。同时也由于其可保存性，电波媒介的节目内容也开始向深处挖掘，尝试一些深层描述和剖析。电波媒介的娱乐功能渐渐被教化功能分去了一部分领地。

另一方面，纸质媒介为了求得更加生动的表达和更为互动的沟通，纷纷制作电子版。它们不仅建立因特网站，将传播内容以可视、可看的形式，还可以以更好保存、容量更大的光盘形式储存并发行。此外，数字化技术也使得“电子报纸”、“电子杂志”成为可能。我们不仅可以在屏幕上而不是纸上进行全新的阅读体验，还可以在类似印刷物的载体上欣赏生动的画面和声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报纸和杂志的娱乐功能开始加强，“新闻娱乐化”、娱乐版块、体育版块的大量扩版便证明了这一点。

当人们在电视上看报纸、杂志，可以像挑选过刊一样随时播放自己喜爱的电波节目；当人们可以在类似报纸、杂志的载体上看电波节目；当学历、地位各异的人们都在因特网上娱乐、游戏、了解新闻和国家大事，电波媒介和纸质媒介那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在技术的熔铸下一点点愈合。

传媒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区别开始消失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我们在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面前混淆了传媒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概念。过去，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二者，就是：一群人面对大众的传播活动叫做传媒产业；一个人面对一个人的传播活动叫做信息产业。但是，在数字化技术使得所有信息都以同一种载体通过同一种渠道传输之后，传播活动可以是一群人面对大众、一个人面对一群人、一个人面对一个人，还可以是一群人面对一个人等等，传者还可以同时是受者，受者也可以是传者……总而言之，就是传播活动的源头、终点、传播顺序、传播渠道及传播内容都有了无限种可能，再也没有了明显的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清究竟什么是传媒产业，什么是信息产业。而大众传播也突然被纳入了广义的信息传播的洪流，由此，不仅大众传播的内涵和外延起了变化，也带来了行业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方面的改变。

驱使大众媒介加强资本活力

中国的媒体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其市场规模如果按2003年年广告费总额是712亿美元的话，那么媒介市场就可达到1400～1600亿元。

正因为有了这样巨大的市场，就推动了媒体的极大的规模化，而规模对资本的渴望是显而易见的。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更加加强了传媒产业对于资本的需求，这是因为：

首先，数字化技术创造了无限广阔的媒介内容空间，需要产业化、专业化的内容市场形成。数字化技术极大地拓展了媒介空间，而这些空间都需要用内容来填充。中国是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内容市场的，至多只有一些零星的萌芽，而这些萌芽显然满足不了大众传媒数字化以后的发展。而内容市场的形成，无疑急需资本的启动。

其次，数字化技术使得大众传媒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资本则成为规模经济的首要需求。规模经济是大众传媒产业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大众传媒产业极低的边际成本要求它必须扩大规模才能够获得足够的效率，数字化技术在拓展传媒发展空间的基础上，也带动了传媒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以极高的层级递增。

再次，严峻的国际数字化传媒竞争形势呼唤资本。在全球媒介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媒介市场始终是西方国家非常看重的战略要地。目前全球六大媒介集团无一例外的进入了中国市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索尼、贝塔斯曼、迪斯尼以及新闻集团等，已经从期刊合作、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创作、生产和发行各个媒介环节进入中国媒介产业和娱乐业。“理解、配合，尔后求发展”，成为西方媒介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谨慎而实用的道路。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的进步，资本流动速度的加快，以及机构投资者势力的增强，使得各国内部分散的资本市场的交易体系出现了统一化的趋势，遍布世界各地的资本市场和证券机构也日益紧密的联系起来，从而推动了资本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势头。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扩大了媒介上市融资和交易的范围，媒介实体的扩张与资本市场的统一及互相促进大大推动了媒介的全球一体化进程。

数字化对传媒经营方式的影响

我国发展数字化技术是从电视开始的，就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数字电视的发展战略。国家有这样的战略安排：2003年是有线电视先行，2005年是直播新业务，到了2008年全面推广地面的数字电视，2015年就是全部停止模拟电视的播出。

在这样的情势下，大众传媒首先要解决技术问题，其次要解决内容问题。技术问题也就是要解决传者和受者互相沟通、实现互动的网络和接收终端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通过机顶盒来解决这个问题。

机顶盒时代之后，各种大众传媒的数字化将开始迈入具有真正意义的阶段，从机顶盒到数字电视、到真正的数字广播、数字报纸和数字杂志。

而技术问题解决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构建新的产业平台、形成新的运营模式和赢利模式、大众传媒体制改革……大众传媒和大众传播活动将以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数字化给大众传媒的经营造成的不同于以往的改变主要在于这样几方面：大众传媒消费者细分加剧；大众传媒与受众的互动性空前加强；接收终端的音画质量大幅提高；大众传媒需要进入资本市场积极融资。

这些改变实际上是对大众传媒提出了新的营销要求：即以技术为核心手段，以市场为出发点，提高节目质量，打造属于传媒自己的品牌。传统的大众传媒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品牌并不包括在核心竞争力中，大家做好做坏区别不大。但是在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之下，传媒不得不改变经营理念，将考虑的重点从国家政策向市场需求转移，并一改笼统粗略的眼光，开发适合重点目标市场的节目。而在节目开发和制作方面，大众传媒需要及时利用“互动”的技术优势，积极编制受众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节目，增强受众的接近感，提供尽可能周到、有效的服务，使人们生活更加愉快、便利。而建立在这一切努力之上的，就是大众传媒机构的品牌效应――节目促成品牌，品牌带来利润，将成为数字化时代传媒的经营法则。而传媒也要学会利用品牌进行营销，积极推销自身优势。

对于融资的运作，更是如今我国大众传媒机构的一个软肋。长久以来在没有资本引入的情况下生存，大众传媒已经变得对资本比较陌生，也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而资本运作人才又缺乏传媒经营经验。数字化时代，大众传媒对于资本的渴求使得他们不得不开始了艰难的摸索。组建传媒集团、买壳或借壳上市近年来在中国方兴未艾，这些都给大众传媒带来了全新的经营模式。

建立崭新的数字化大众传媒产业链

究竟数字大众传媒的产业链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构成因素呢？这条产业链大致分为三块：一个是内容平台，一个是传输平台，一个是服务平台。其中，内容平台和服务平台连接的受众与市场占主要地位。传输平台指的是整个干线网的传输；内容平台组织内容的集成、构成，这个平台里包括原来的电视台和现在的节目公司。而技术服务平台主要是指各个网络，比如歌华网、上海有线电视网等。与这条产业链相平行，还应设立一个监管平台，主要监督各方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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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何种角色？

城市是人类对话的中心。说起对话，自然而然地会令人想起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诞生到发展，一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对城市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城市化自19世纪到今天的迅速发展，归根到底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工业革命也催生了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传播信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城市人的理念，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是一个过程，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近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它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内容：<1>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和城市数目不断增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提高；<2>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大，居民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思维方式逐步城市化；<3>城市状态发生变化，非城市地域逐渐转化为具有以集中和高密度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性地域状态；<4>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社会变动、政府措施、各种偶然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意志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影响即促进或制约城市化的进程。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过程所必须的两个要素，一是人口由乡村向工业发达的区域流动，二是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

大众传播媒介伴随着工业化革命诞生之后，便对上述两个要素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化进程。这种说法好像并不夸张：如果没有大众传播媒介，世界上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城市。韦尔伯·施拉姆曾以传播事业三大功能（守望功能、决策功能和教育功能）出发指出它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1>农业新技术的推广；<2>普及卫生知识；<3>扫除文盲；<4>正规教育。他指出，信息传播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永远是存在的中心环节，每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报告，决定需要指出，新的知识需要推广，以及变革即将来临之际，总会有信息的流动。人口集中地涌向城市是建立在农业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农业剩余劳动人口的增加，人们识字率的提高，以及交通工具发达的基础上的。至于定居在城市里的人，不停地从大众传媒那里获知了城市里各种各样的信息，了解自己应怎样学习、工作、生活，这就为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打下了基础

在人口涌向城市的推动性因素中，大部分因素都得力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知识、开阔眼界是新闻媒介的重要职能之一。新闻媒介不是教科书，但它们所传播的知识，主要是和人们当前的生活、生产、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以及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创造，社会科学的新探索、新观点、新材料。我国建国后农村新技术的推广，主要得力于广播媒介在乡村的发展。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台共有1458座，有线广播喇叭50万只，这些为城市化打下了基础

我国90年代初涌动的民工潮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我国，大约有一亿多农民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或者亲戚朋友那里获得了城市里有3倍于农活收入工资的信息，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强大的民工潮给城市带来了急需的劳动力，为城市化的发展制造了契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00%计算机汇总资料表明，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类型分的省内跨县、市迁移人口，全国有2302.6万人，其中从乡村迁移到市镇的有1173.1万人，比重为50.95%，成为迁移人口的主流。《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川东北地区果子村里调查时了解到，民工选择打工地点更多是依据亲戚朋友的传闻，再加上在广播、电视里得到的一点印象[2]。

正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提供了众多的教育机会，拓宽了农村人的视野，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科技运用水平。这样都市化的进程才席卷全国。据专家预测，1994年我国有2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2010年，中国人口的50%将居住在城市里。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是城市化过程的驱动器之一，它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都市化的进程。目前，世界上各国正筹建的信息高速网络，完全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也将对城市化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拉纳曾以识字率和都市化率（有居民5万以上的都市人口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为指标，将各社会的传播体系与其他社会体系的复杂相关分类如下：[3]

当然传播体系是由新老媒介的重叠结构与复合功能所构成的。近代社会的传播除了由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肩负，也同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人际传播。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口头传播仍占据了重要地位，但这些地方也慢慢受到大众传播媒介毫不留情的冲击。单就上表而言是否可以看出，大众传媒越发达，都市化程度越高，他们之间到底是何种相关，仍有待学者探索。

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大众传播，人们首先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传播媒介如此群集于城市之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高度发达的国家以及不发达的国家都倾向于把报纸、广播电台和影剧院建立在人口集中的地方。[4]根据有关部门1993年进行的《法制日报》读者调查显示，以读者的城乡构成情况看，《法制日报》目前还是一张城镇读者阅读的报纸。调查表明，《法制日报》现有读者13.0%在大城市，36.8%在中小城市，39.0%在县乡镇，三者合为88.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仅有10.5%的读者分布在农村。[5]在现代化的社会里，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消费，大众社会已逐步变成了一个消费化的社会。由于现代技术（汽车、电影、无线电台等）和商业（广告术、信用赊买、一次性商品等）的发展使得消费的领域几乎在无限制地扩展，由此带来的是文化更具有普遍渗透性。它代表着全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从此不再以传统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展示和炫耀成为一切成就的标志。而大众传播媒介正好顺应了人们消费的口味，填补了人们主要的空闲时间。在今天，它扮演的娱乐角色越来越不容忽视。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不断地向人们灌输着城市人的观念，城市人的生活标准等种种意识形态，不断地强化着这个大众消费社会与市民标准，从而影响了由乡村走向城市的流动人，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不停地移向都市的人流中，大部分人接受了城市人与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观念，自己慢慢被塑造成一个城市人的角色。当他回到原来的环境，就会把一些新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带回。这些人有的住在城市的郊区，有的居住在小城市里，不停地把城市的辐射力带回了四面八方，从而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朱光烈曾写道，大众传播为现代城市市民设置了双重环境，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和想入非非的太虚环境，现代城市居民自愿自觉地钻进了大众传播的玻璃罩，玻璃罩里凸凹不平，城市人向外面看去，看到了一个哈哈镜的世界。传播史表明，我们在不断加厚与大自然隔离的玻璃罩。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我们能否逃离这个“玻璃罩”设置的围城呢？[6]

在大众传播媒介的灌输下，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日益趋于大众化，趋于同一化。在消费型文化的笼罩之下，人们的角色创造过程中的创造性也逐渐失去其原初含义，而越来越具有“随从”的意义。城市化的标准也就是市场的标准，是大众口味，而大众传播媒介又不断地强化着这一口味。信息技术的进步扩展了人类的本领，人类能够创造出虚拟的现实，这种虚拟的现实虽由映像构成，却也很难与实际的经验相区别。参与这种虚拟的现实的每个人仅受一些规则上的限制，他们掌握这些规则是相互影响所必须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样走入了个人梦想的空间，传送着城市的标准观念，使城市人自身也难以认清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

王唯铭认为，大众媒体和大众社会的分工是前者出售梦想，后者收购梦想。在今日的媒体中，我们目击着对大众情趣的广泛传播，我们同样目击着它们向大众提供的有关城市和城市人的梦想。它们是这样自我证明的：它们永远是也只能是大众情感的忠实反映，而不是其他，因此对大众媒体的任何一个完美化的需求，都只是抬举和神化大众媒体。[7]

尽管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革命和社会分工，但大众传播媒体在社会变迁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讯卫星与传统的电子媒介结合，然后再与电脑相联，使讯息传送更多更快，运用范围更广，深深地影响了个人的工作与休闲生活，也影响了教育、交通、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实在无异于另一次传播革命。初期的发展传播学学者，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塑造者或变迁者，侧重论述其无限效果，确实是神化了大众传播媒介，但大众传播媒介的确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变迁，从大众传播媒介对城市化的影响中，可对这种影响窥见一斑。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城市化的一面镜子

城市化，在被大众传播媒介深深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

从我国建国后城市化进程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市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密切程度。

概括起来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矛盾过程，建国40多年来城市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而这5个阶段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有相应的起伏。[8]

1949～1957年为城市化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较快，1957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设市城市由140个增加到183个，城市人口由5765万增加到9949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0.6%增长到15.4%，这是中国城市化首次正常上升时期。这一阶层我国的新闻事业全面发展。报业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和骨干的社会主义报纸体系，到1957年，报纸总印数已由1950年的8亿份猛增至26.1亿份。这主要得益于社会政治形势稳定，经济建设稳步前进的结果，同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全国城乡数以亿计的成年人参加了识字班的学习，很多人可以读懂报纸了。1949年9月建国时只有40座广播电台，到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站共有1458座，城市有线广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958～1960年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使农村人口迅速涌向城市，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脱离农业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从1958～1961年间我国新设城市33座，城市人口由10720万人增加到1307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7%。中，新闻事业也存在着一哄而上的现象，报纸发展得也比较快，许多县都办起了报纸，1958年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成立，1959年全国有电视台20座，广播电台在中增加到135个，比1956年增加77个。

1961～1965年为第三阶段。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大力精简城市人口，城市数目减少了37座，城市化率1963年急速下降到16.8%，1965年底回升到18.0%，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大落时期。这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也处于调整阶段。1963年报纸大量合并或停办，报纸发行数大大减少，1958年以后开办的广播电台，除林牧渔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确实有必要保留外，其他一律停办，电视台由20座减少为5座。

1966～1976年为第四阶段。时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由18.0%下降到17.4%。我国的报业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从1967年到1976年，通常出版的报纸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1966年共有电台78座，1976年共有广播电台90座。县（市）有线广播站从1966年的1281个增加到1976年的2503个，但广播盲目追求大功率，造成了极大的浪费。1971年全国共有电视台32座，中央1座，省级27座，省辖市级4座。

1977～1995年为第五阶段。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伴随着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广大县城和小城镇开始振兴和发展起来，不断出现一批新的小城镇。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大约为25～30%，已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一时期大众传媒也大大发展，至1994年底，我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数已达2408种，比1978年增加了833%，电台数1142座，比1978年增加了1283%，电视台数约1000座，比1978年增加了3125%。

可以从下表数据看出识字率与都市化率的关系：

时期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

识字率—62.90%77.30%84.12%

都市化率13.26%14.10%20.55%26.30%

城市化到底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呢？大众传媒又如何如一面镜子反映了城市化的进程呢？

一、城市化的发展使大众传媒越来越重视城市理念，并不停地传播这种理念。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被城市塑造的，他的优点和弱点与城市密切相关。[9]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感官被大众传媒兜售的城市人的梦想填满了，打开电视、报纸、收音机，耳朵眼睛能够随时听到、看到四面八方的信息。而这一切都以城市为核心，如关于对住房拥挤，交通堵塞，污染和噪声，物价上涨等等的抱怨，关于城市商业、服务业与文化的繁荣。我们必须按照城市人的梦想创造明天的城市，这一切都是无须考证而自明的东西，它们的结论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形成。因为追求利润的倾向，大众传媒的主要使命被塑造成兜售城市人的标准梦想。在城市里，人们由工作直接支配的生活领域相对地缩小了，而娱乐世界的生活领域相对地增大了。休闲，成了都市人自我虚构梦想的空间，他们恰好在大众传媒身上找到了寄托。特别是通过电视媒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娱乐型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城市化就是这样强化了大众传媒的种种职能，而大众传媒宣扬的大众社会的标准，只不过是城市的标准。

二、大众传播媒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移动，媒介地域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例如，战后日本地方社会的变化，便造成了日本地方媒介的移动，随着人口、财富从乡村向城市、从日本海沿岸向太平洋沿岸的移动，各种地方媒介也不断地移动起来。以共同体报纸为对象的调查表明，被列为第三种邮政物品的报纸，1967年日本全国（除冲绳外）共有1083家，而5年后的1972年，几乎增加了1倍，达1913家。仔细分析一下，可明了以下情况：首先，数字增加的府县，以大阪为最，从66家增为125家。接下来为和歌山（37家66家），兵库（49家62家），京都（14家22家），……要么是大城市，要么在大城市的周围，全是人口激增的地区。反过来，数字减少的，有东京，还有东北和日本沿海岸的县。但从东京说，总数虽减少了，郊外住宅区的数字却增多了，这也表明了媒介增加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10]。城市在加速增长的过程中，大城市的理念辐射周边城市，小城市辐射乡镇，在统一的都市化的前提下，形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地域性特色。近几年，我国中央报纸、省报地域化倾向日趋明显，媒介不由自主地与城市本身的定位相结合，发挥着其辐射周边地区的作用。关注城市化进程，已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议题之一。《解放日报》总编辑秦绍德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提出加快城市化的要求，而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地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形成。最近十多年来在长江三角洲和华东及沿海地区出现的老城市迅速扩大、新城市（镇）大量涌现的进程，印证了这一点。城市不仅是商品经济的中心，也是现代文明的传播源，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信息，一般都在大城市中首先形成，然后再向中小城市、镇辐射。城市群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更新，已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报纸必须立到这个潮头上，研究和报道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城市文明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11]

人们都集中在城市里谋生，城市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随着传播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重视了对信息的开发与控制，信息高速公路正显示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个大城市里，集中了如此多的印刷、广播电视、电子媒介，城市化在促进大众传媒发展的过程中，也对传统的媒介提出了挑战。消费的个性化趋向使市民对大众传媒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媒体与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往往使媒介从业者们无所适从。而城市人则钻进大众传媒虚构的梦想里，一直没弄清楚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

从多种角度认识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不少学者曾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研究媒介内容判断家庭形态、国民性格、价值观念，政治心态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迁。这种研究更多地是把针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采取文化主义的分析架构，把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心态的一面镜子，同时对文化的研究专注于消费的角度，却很少涉及媒介的塑造力量。但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镜子关系，有人已宣称这面镜子破碎了。继镜子理论和塑造理论之后，结构理论又从另一角度开始研究大众传媒，认为大众传媒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诚如克拉克(Clark1978)所说，大众传媒并非独立存在，置身于改变我们社会的其他力量之外，媒介不只塑造社会，也被社会塑造。克拉克进而指出，促成传播媒介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是人口增加；社会流动提高；公共事务经纬万端。[12]大众传媒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角色，人类创造了大众传媒，却又自愿自主地钻进了大众传媒设置的神话里，成为大众传媒的奴隶，伴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何时能真正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呢？

注释：

[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P2，林玲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见《中国青年报》1994.2.16《跟着感觉走》一文

[3]《大众传播社会学》P29，竹内郁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4]《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P124，施拉姆著，华夏出版社

[5]《1994年中国新闻年鉴》P230

[6]《玻璃罩里的现代人》，载《上海文化》1994.6

[7]《城市梦想：谁在出售与收购》，载《上海文化》1994.6

[8]有关城市化进程参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书，林玲著；有关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张涛著，经济日报出版社

[9]《上海文化》1995.1P102页

[10]《大众传播社会学》竹内郁郎编，张国良译，P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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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学 大众化 通俗化

学术大众化是学术界长盛不衰的话题，多年来既被认可和支持，也有争议和疑虑。在近些年我国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下，许多学者透过大众媒介将通俗化的学科知识广为传播，得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一些通俗化的学术书籍也时常出现在畅销书的榜单中，这其中以人文社会科学类为主。但是对于学术大众的疑虑也普遍存在，以下例举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在大众媒介引导的“娱乐时代”，透过大众媒介进行的学术大众化将导致学术娱乐化。所谓学术娱乐化是指为了在大众传播中努力迎合大众，而抱着“讨好大众”的心态，让学术在通俗的过程中失去了严肃性和准确性，纯粹变成文化工业的娱乐产物。这样的疑虑的产生是合理的，而这样的预测也很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在大众媒介发达的今天，任何一种可以吸引受众的传播内容都有可能被肆意扩大和模仿。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学术大众化的驱动力是学术界，学者作为一个群体，是具有群体意识和群体理想的。学术大众化作为学界的一种群体理想，不会因个别现象而转变其根本目标的。“如果说，一个学者，在从事艰深的学术研究时，应该心怀一种神圣感，应该有着对学术的敬畏，那他在从事将学术通俗化的工作时，这种神圣感，这份敬畏之心，仍然是非常必要的。”①如果因为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放弃要达成的学术大众化，可以说是因噎废食。

另一种说法认为学术大众化会带来学术“荒漠化”。这种说法更多的倾向于对文化工业造成的艺术品质匮乏和艺术市场混乱的评判。但是单从艺术的层面来考量整个学术大众化的意义，是片面的。艺术的隐喻性在文化工业无限复制下的丧失不能说明学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学术理论正是要用大量的传播信息和多样的传播手段去融入社会、解决社会中形而下的问题。

一、传播学研究目的与大众化意义

学者金开诚在谈到学术大众化的作用时，提到两点：“一是扩大学术研究的社会基础，促进学术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文明建设。”“二是促进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②整体来看，这两条体现的就是社会支持学术，学术服务社会的良性互动过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两条作用，首先就是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基础。信息传播作为人类精神交流，构建社会文明的重要手段，如果其本身存在的状态和形态不能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传播学的研究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温床。其次，传播学大众化就是要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特别是在大众传播中倾向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扮演”受众的绝大部分社会大众。倘若从社会现实要求的角度考虑，传播活动的双方都为平等的人，那么传播效果从大体上也应当分为两个部分，划分的依据应当是传播过程中的两大主体——传者的效果和受者的效果。总体上说，传播学的根本研究目的应当是传、受双方在信息传播中都达到最优效果。而从这里，就能看到传播学大众化的意义：在大众传播占主导的社会中，提高大众媒介的传播能力和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都是进行更好的大众传播的有力途径。倘若传播学的学术理论能够很好的指导大众媒介的传播活动，那么通俗化的传播学知识被大众所接受，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也就是说，传播学的大众化属于传播学理论指导传播实践的重要环节。

拥有强大的大众传播系统并不能代表社会信息传播的日趋完美，拥有相应能力的使用者才能使整个系统的各个积极方面完全调动起来。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员和传播学的研究者只是这个系统中的服务者，而社会大众是传播系统的使用者。如果在传播学的普及中只注重传媒服务者能力的提高，而忽视了社会大众，岂不是喧宾夺主。

二、传播学发展和其本土化的阻力

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三十余年，始终面临两个大的阻力，一是传播学自身并没有在学术界取得较强的地位，“不仅迄今未能取代传统新闻学在学界的正统地位， 而且一直以非我族类的疏离感游离于主流之外”。③二是传播学界始终向往的传播学本土化似乎成了纸上谈兵，在实际学术研究中进展有限。

传媒的迅猛发展必然使其背后理论指导性的学科获得充足的发展动力。对应每一种媒介形式而产生的研究活动，无不是在这种媒介得到成熟发展和广泛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可以说，传播学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是必然性的。传播理论在美国的发展是从“创新”到“扩散”的渐进式过程。反观我国，并不是我们没有丰富的传播实践和传播形式。而是当我们将一整套建立在另一个社会文明上的理论套用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时，免不了会有排斥反应。

传播学的本土化也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中国大陆以来，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其本土化的争论。诸多学者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的讨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所谓“自觉的而非盲目的、深刻的而非肤浅的、清醒的而非狂热的民族主义”④，要创造中国自己的传播学，并且最终使中国的传播学为世界传播学研究做出贡献。另一种是从较为实用主义的角度，疑虑西方的传播学思想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能指导不同语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结构的我国社会的传播实践。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传播学本土化的趋势是必然的，这种认定中却看出过于理想化的态度和走捷径的心理，“语境的转换已使真洋鬼子变为假洋鬼子，所欲本土化的东西似已来路不正”⑤。传播学的中国化变得欲速则不达。

三、传者的传播学

从媒介效果研究的历史来看，不论是强效果理论、有限效果理论和温和效果理论，所谓效果两字的立足点，都是站在大众传播的控制者——也就是广义上传者的角度来看待传播效果。这种传播学研究上的偏颇是普遍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在当代社会大众传播中，不能否认传播的控制者比普通受众有更多的利益考量。如果说传播学研究者对于当代社会大众传播不平衡状态的不满，不能改变完全与市场经济挂钩的大众传播所要走的发展之路，那么传播学的大众化也许是在强大的大众传媒和相对弱势的社会大众之间寻找平衡的有效办法。也就是说，在大众传媒产业不断用传播学理论强化自身传播能力的同时，受众也能够在传播学大众化的影响下提升自己对传播的认知水平，提高掌控信息的能力，总而言之就是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

参考文献

①王彬彬，《学术通俗化不是学术娱乐化》，《南方周末》，2008

②陶铠、金开诚、杨义，《小众学术，大众阅读》，《中国图书评论》，2002（3）

③④⑤张健，《话语型态与问题意识：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研究的再研究》，《现代传播》，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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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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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理论；科技创新；团队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135-02

当今社会被誉为传播社会，无论怎样，人们都无法避免传媒的视觉轰炸。可以说，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出现的传播理论，在当代已经越发兴盛，其与时代科技发展的联系也前所未有地紧密。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兴旺的动力。而科技创新团队愈来愈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高效的团队管理则是团队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而作为以传播过程模式、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传播效果研究为基本内容的传播理论对科技创新团队管理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研究。

一、现代传播学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一)美国政治学家和新闻作者w・李普曼和他的传播双重观

传播双重观包括“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就变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所谓“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而“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二)H.D.拉斯韦尔的传播功能与传播过程理论

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对传播过程、结构以及功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是从内部结构上，分析了传播过程中的诸要素；二是从外部功能上，概括了传播活动的社会作用。在该文中，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这就是著名的拉斯韦尔5W模式，这个模式简明而清晰，是传播过程模式中的经典。这一模式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基本内容；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以及“效果分析”。这五种分析涵盖了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同时拉斯韦尔还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种基本功能，并分析了其可能存在的负功能。这三种功能是：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以及文化传承。后来，查尔斯・赖特又从社会学角度，为其补充了“娱乐”功能。由此形成了传播学经典的大众传播四功能说，成为今天必须学习的传播学基本入门知识。

(三)施拉姆和他的《大众传播学》

威尔伯・施拉姆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被尊为“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对传播学贡献在于他把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创立了大众传播学。施拉姆曾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在那时，现在被称为新闻学、言语传播学、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机构将合并成被简单地称为“传播学”的更大机构。这种名称的改变意味着过去与传播相关的机构的区分将不再受到重视，这有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体。

二、科技创新团队管理

实践表明，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努力的结果使团队的绩效水平远大于个体成员绩效的总和。科技创新团队能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促进了工作协同，减少了内耗，也更加强了团队成员间的沟通交流。从管理者的角度讲，首先，团队能使管理者脱身去做更多的战略规划，能让管理者把精力转而集中在诸如长期发展规划这一重大问题上来。再次，团队可以最大化创新能力，身处团队中的员工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的参与性，与团队的领导者―起决定本团队目标；同时他们还可决定如何来完成目标。最后，团队文化氛围使组织能更好地应付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变化，提高组织生存能力。但是，通过分析，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一)目标不一致

每一个体都有个人的目标，而组织本身也有它的发展目标，只有在彼此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团队合作和士气才能达到最佳状态。但团队成员参与决策和执行目标时，往往因为信息不对称，成员价值观和个人利益角度的不同，让目标支离破碎，最后丧失功能。值得深思的是，实际上很多科技创新团队内部目标不能达成共识的原因不是由于彼此目标真的不一致，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沟通机制。

(二)成员依赖性强

对团队进行管理激励与约束的难点在于其产出是共同的，组织往往不能区分每个劳动者的具体产出是多少，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团队中有人偷懒，出现“搭便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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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流方式

手机短信的单发是一种“点对点”的信息传播方式，是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传播活动，是一种典型的人际传播方式。年轻时尚的“拇指一族”们，用手指熟练地操作着手机键盘，编写着各种短信，这种跨越时空的“短信聊天”是短信人际传播最常见的方式。

一、手机短信具备人际传播的互动性、内容的保密性和传播符号的多样性等特点

1、交流的互动性。短信收发是双向互动的。传受双方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传者，短信接收者对短信进行转发或回复时，就变成了短信的传播者。

2、内容的隐秘性。短信是一种极私人化的传播活动，是一种完全私密的沟通方式。除非手机用户自己愿意公开短信内容，否则没有人能了解到短信交流的信息。

3、传播符号的多样性。多媒体短信业务使短信突破了简单的文本及数字限制，能够支持信息中的格式化文本、数据、图像、音频和视频等，还可以发送电子贺卡、商务卡片和图片新闻等。多样的传播符号，赋予手机短信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意义。

二、手机短信成为人际沟通中自我表达和面子协商的重要途径

1、短信交往中的自我表达。所谓自我表达，即传播者：将自己的心情、意志、感情、意见、态度、考虑以及地位、身份等向他人加以表达的活动”。传统的人际传播通过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来进行自我表达，而手机短信主要通过文字语言符号，客观上减少了自我表达的渠道，增加了自我表达的难度。但对那些患有孤独症和社交焦虑症等特殊性格的人群来说，短信交流比面对面交流更能准确地表露自我。“平时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可以通过短信来实现，这为像我这样生性木讷、不善言辞的人提供了一个情感出口，可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一位自称为“拇指族”的女士说。

2、短信交往中的“面子”协商。所谓“面子”，是指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包括有关尊严、荣誉、地位、联系、忠心和其他类似的价值的感受。换言之，“面子”意味着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你期望的自我形象，或者是别人赋予你的身份。中国人的“面子”观是根深蒂固的，在人际交往中，“面子工作”是很重要的。收发手机短信的双方谁也看不见谁，在一些请求可能被拒绝的情况下，不论对于传者还是受者，都可以保全“面子”和避免尴尬，也可以让彼此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如利用短信表达爱意：以前传情表意的主要方式是情书和电话，但在现代年轻人看来。情书显得俗套，电话述说又太肉麻，短信恰逢其时地在爱情事件中充当了红娘，非面对面的表达方式使爱意的表达不再难以启齿。

大众传播角色

目前，手机短信正在实现着由人际沟通工具向大众传播媒介的跨越。我国学界对“大众传播”的定义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进行的大规模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一、手机短信逐步具备了大众传播的基本特征

1、传者：短信服务商――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随着短信增值业务的开发，短信服务商从单纯的人际传播中介演变成大众传播者，即面向大众的信息发送者。

短信服务商根据客户的需要，每天搜集整理重要的消息，以简明扼要的文字定时向定制这类信息的客户，使这些人们普遍关心和感兴趣的信息能让客户共享。因此，短信服务商除了保证人际传播中个人与个人进行交流的信息传送之外，还要对面向所有客户传播的公众信息进行搜集、选择、整理、加工，控制信息的流向与流量，实际上做着新闻信息的制作和编辑工作。这就使得短信服务机构有可能成为与报社、电台、电视台功能近似的新闻传播机构，而不再仅是人际传播活动的中转站。

2、受者：手机使用者――社会上的一般大众。随着手机普及率的迅速上升，手机已经成为大众化的通讯工具，手机短信也因此拥有了数量巨大的“受众”。由于手机短信的使用者是无组织、不确定、数量巨大的分散个人，他们在共享短信服务商的公共信息时，就构成了大众传播中的“受众”。

3、渠道：手机――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手机短信的传播工具是现代化的通讯器材，手机是高科技移动通信的产物，具有快捷、方便、覆盖面广等特点，能保证信息及时高效地传播。

二、手机短信的大众传播效果

“使用与满足”理论把受众看作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

受众的手机短信定制是受众基于自身对信息的需求，预定自己最感兴趣和急于了解的新闻信息，从而使手机短信的大众传播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针对性，亦能使受众在接受到信息时需求得到满足。

诚然，手机短信具有大众传播的特征和效果，但把手机短信称为“第五媒体”，尚不成熟。目前手机还定位于通信行业，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应该具有的原创内容、健全的采编体系和运作管理体系、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队伍等，它目前的有关媒体业务运作，包括新闻来源都是依附于传统媒体或者互联网的，比如说现有的“手机报纸”大多是把报纸内容直接翻版到用户的手机上，因而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的媒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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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事件营销；传播原理；策略

一、企业事件营销传播的内涵与特征

1、事件营销的内涵

事件营销是指营销者在真实和不损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有计划地策划、组织、举行和利用具有新闻价值的活动，通过制造热点新闻效应的事件吸引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兴趣和注意，以达到提高社会知名度、塑造企业良好形象和最终促进产品或服务销售目的的手段和方式。企业的事件营销传播具有明显的商业营销宣传性质。按照其中传播事件的性质，企业的事件营销传播的运作手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利用现有的社会热门事件或话题；二是人为制造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门事件或话题。“借势”、“造势”就是社会对这两大类型运作手法的通俗表达。

2、事件营销的特征

(1)有高频率的大众媒体作传播支持，有广泛的消费者受众面。

(2)利用具有轰动效应的传播话题，借用或者策划密切相关的事件，产生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3)事件作为营销传播的核心，贯穿于过程的始终；事件营销传播作为一种阶段性的营销策略与传播手段，传播周期较长。

(4)投资回报率高，是建立企业知名度与接触媒体较为廉价的工具。

二、企业事件营销传播的动因

1、营销传播时代的到来。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在《市场营销管理》一书中提出营销必须与市场沟通：“现代市场营销不仅要求公司开发出优秀产品，为其制定有吸引力的价格，并使之易于为目标消费者买到，还必须与现有和潜在的消费者沟通。每个公司都不可避免地承担起沟通者和促销者的角色。”企业导向型、产品导向型的市场已经成了昨日黄花，营销传播的时代已经到来。现代的企业要学会与消费者沟通，将企业的各种正面信息及时传递到外界。“请消费者注意”，已经变成了“请注意消费者”。企业必须开展各种形式的营销传播活动，与消费者进行正面、积极的沟通，才能保持企业与品牌的生命力。事件营销传播则是其中一种营销传播新方式。

2、传播超载的信息时代。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人们每天都在商业信息的海洋中，不断增长的商业信息造成信息的传播量超载到信息爆炸的程度。针对消费者的大量商业信息超出了人们的负荷限度，产生自然的心理防御。为了在复杂的媒体环境中脱颖而出，为了有效突破消费者越来越严密的心理，企业急切需要新的、富有成效的营销传播方法，需要加强营销传播活动的创造性，增加营销传播活动给消费者带来的附加价值，事件营销传播由此应运而生。

3、不同于广告传播等传统营销传播方法的独特优势。国内媒体收费居高，许多企业好的产品却无广告宣传经费。媒体费用的高涨，使得企业的广告经营成本相应提高，广告传播的投资更为谨慎。媒体的多元化趋势，传统传媒的广告效益因受新媒体的干扰而不断下降。导致了众多企业纷纷降低广告传播支出在营销传播总支出中的比例，重新评估广告传播的贡献，重新分配营销传播资源。实施事件营销传播带来的新闻价值，比普通硬性广告更具可信度和易传播性。事件营销传播利用媒体与社会公众关注的话题、事件，突出广告传播环境复杂盼重围，在营销传播成本投入较低的情况下，成为比较有效的一种营销传播方式。

三、企业事件营销传播的原理解读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

“媒介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为传播媒介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大众传播只要对一些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并调动受众的注意力，就能间接地影响公众舆论。“议程设置功能”理论隐含着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当今社会，信息已成为公众生活的主要方面，人们认识、了解客观世界的基本途径除了学校、社区，就是大众媒介。大多数人接收着传媒相同的信息，传媒作为重点报道或介绍的东西，也会引起重视，将它作为日常交际谈论的话题，通过口头传播、人际传播的扩散途径，加强社会公众对传媒报道重要性的感知与肯定。

(二)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在事件营销传播中的应用

(1)传媒对各种事物有选择性的报道，将影响着受众对周围事物重要性的判断。传媒对事物有选择性的报道，源于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公共传播活动中的把关人角色，不是先天有的，而是社会大众和那些代表大众利益的社会主流阶层和力量赋予的。所以，媒介提供给社会的议程并不完全是媒介自己设置的，而是替别人或者就是由别人通过媒介设置的。

(2)“借势”与“造势”是企业在开展事件营销传播活动中，为了扩大事件的声势与影响力，经常使用的两种运作方法。“借势”与“造势”都是为了引起媒体和公众注意，借以营造有利于企业的社会舆论环境，增加事件的影响辐射力，最终促成企业的市场销售与品牌传播目标的达成。企业无论是通过借势还是造势的舆论营造方式，在事件营销传播运作上凭借传媒开展的新闻传播、广告传播等大众传播活动。正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为事件营销传播活动营造一个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三)争取宝贵的注意力资源

(1)注意力资源对企业及营销传播活动的重大影响。托马斯·达文波特在《注意力经济》中为“注意力”下定义道：“注意力是对于某条特定信息的精神集中。当各种信息进入人体的意识范围，人将关注其定的一条信息，然后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注意力是信息加工的一种内在机制，它的基本作用在于对信息进行选择，用以调节行为”。“注意力”对于企业的含义在于：目标受众群体关注企业的某一个事件、某一种行为或传播信息的持久尺度，是他们维持对企业和产品的正面态度、或扭转负面态度乃至采取实际购买行动之前所必须经历的一种心理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争取注意力资源在事件营销传播中的体现。营销传播的目标是让消费者从注意、理解、购买到建立忠诚度的一个过程。1、注意力资源是大众传播媒介议程设置的目的，而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又是取得注意力资源的有效手段与途径。2、传播活动是注意力资源消耗最多的领域，而媒体是现代社会人们进行思想和信息传播活动的主要场所。媒体可以通过注意力的导向作用，将受众的注意力导向一个特定的对象、企业和某个特定的事件，从而实现社会注意力和个人注意力的分配与再分配。唤起消费者强烈的共鸣，改变消费者对企业产品、服务的态度，促使消费者对企业有利的购买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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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融合论文,电视论文,大众传播论文  

一、引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众传播方式以及传播媒介也在快速的改变发展。当电视出现并不断普及的时候，曾经有人预言广播要死了[1]。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广播并没有走向死亡，而是在探寻的前进道路上，由信息杂糅的全面大众传播走向例如交通广播等专门化具有一定指向性的非线性窄众传播。同样，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当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选择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但是却离不开网络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问：电视是否要走向死亡呢？笔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以及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人们获取咨询的途径更加多样，但是在网络信息时代的冲击下以及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电视非但不会走向死亡，而且会根据时代与受众的需求以及传媒科技的不断进步中，在不断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本文主要从电视为什么不会走向没落，以及电视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角度进行探究。 

二、电视为什么不会走向没落 

探寻电视不会走向没落，主要是从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理论角度以及电视传播模式中传播者和被传播者角度进行探究，阐述电视不会走向没落。 

1.从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理论分析电视的命运。人类发明的媒介无非是两种命运，生存或者是消亡，如果一种媒介在信息传播的媒介大潮中，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并且持续稳定，那么将会继续生存下去。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的美国媒介学家莱文森所提出的媒介生存进化论认为，某种媒介的未来命运是可以预期的，自然，电视的命运也是可以预期的。这印证了电视不仅仅不会消亡，而会持续发展。 

（1）“人类即环境”理论。“人类即环境”理论认为，媒介的进化不取决于任何别的因素——复杂程度、技术含量、轻重美丑，只取决于人类作为“环境”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媒介就是适应人类需要的媒介。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媒介作为“有机体”是有生命的，同时，这种有生命的媒介技术是人类创造的，所以人类使得媒介技术得以发生;另一方面，媒介技术跟自然界的有机体是一样的，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对于电视来说，电视这种“有机体”是由我们人类创造的，所以电视依托于我们人类而存在，同时电视又被我们人类所应用，所以电视这种“有机体”又依托于我们人类这个自然环境而存在，因此，电视的去留是由我们人类来决定其去留的。电视因为符合人类的需求，并且被需要，所以，在这个层面看，电视不会消亡，而这种“有机体”会依托于人类这种环境而存在。 

（2）“自然人感官传播模式”理论[2]。“自然人感官传播模式”理论指的是某种媒介的传播模式，是否同人类与生俱来的安装在人类器官中的“硬件”一致，是决定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广播在传播的过程中，它的传播模式跟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与世界进行交流的方式是一致的，所以会在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全新媒介充盈的全新媒介传播环境中继续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应。而电视恰恰同样可以满足人类视听双重的感官需求，与人类与世界交流方式相同，所以会存在并发展。 

（3）估量媒介存活前景的两种特征理论。莱文森的估量媒介存活的两种特征分别是：该媒介的根本属性一旦发生了变化，那么无论用什么名字来命名，他都是一种全新的装置。可以改变的，或者他的变化是可以想象的，即使发生了改变，也不会伤筋动骨，它还是原来的媒介。同时他指出，我们在说一种媒介是否要死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电视的基本的，固有的不可改变的特征，以及其可以改变的，非重要性的特征是什么。无疑电视这种传播媒介，相对于报纸的纸质传播方式，以及广播的传播方式，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声像的传播方式。与此同时，根据“人类即环境”以及“自然人感官传播模式”理论来看，声像的传播方式符合“环境“的需要，所以不会消亡。虽然随着媒介的融合以及传媒技术和使用者人性化需求的不断改变，电视的线性传播方式改变了，电视的大众化的传播规模改变了，但是其最本质的声像传播样式没有改变。所以电视不会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