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的主要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建设的主要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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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建设；公共服务

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第一步是满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而当前我国许多地方解决公共服务需求问题的做法主要就是依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①新乡市作为河南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试验田，在推进社区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通过实地考察该市农村社区建设的典型地区张大夫寨村，深入了解了当地社区规划和建设、资金投入、农民就业以及土地置换、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情况，并据此对农村社区建设与公共服务的若干问题进行再认识。

一、农村社区建设与公共服务现状

农村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它的开展将为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奠定基础。张大夫寨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政策、移民政策和城乡统筹政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调研，我们对其社区建设情况作如下概括：

1.社区建设重点选在中心城区、县城和乡镇周边等地区。该村进行社区建设在主、客观方面均具备比较成熟的条件。从主观上看，该村旧房比较多，群众翻新旧房的愿望比较强烈。从客观上看，该村占地面积近4600亩，人口约1080人，乡村规模比较大，同时该村位于豫北平原，南邻省会郑州50公里，北接新乡市20公里，离原阳县城10公里，距107国道9公里，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因此在该地推行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发挥当地经济的集聚效应，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2.将农村社区建设政策和搬迁政策相结合，以集中居住为前提，逐步实施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张大夫寨村从2011年开始启动农村社区建设，采取先建后拆、稳步推进的方式，坚持入住一户、拆除一户、复耕整理一户，对村民住宅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施工”，其中以独门独院型别墅为主，现已建成52户，在建38户。建造成本平均在每平米700元左右，每户总成本将近20万，同时为了照顾经济比较困难的群众，建造了一批造价较低的住宅。而当地村民在房屋拆迁时，每亩地可得补偿金八九万元。

3.积极寻求产业化支撑，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该地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养殖业。其中当地村民自己出资建设了一些股份制企业，以塑料、板材、扣板等的生产加工为主，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也有部分工人来自外村，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

4.在新型社区建设过程中，当地公共服务设施因资金匮乏等问题发展滞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能够提供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如幼儿园、学校、图书馆、文化广场、养老院、卫生室、法律咨询等，让群众不出村也能享受到较全面的公共服务。而实际上，很多地区由于资金不到位而使得社区建设流于形式。张大夫寨村正是由于资金短缺，其社区服务中心（囊括了图书馆、卫生室、社会治安室等）至今尚未建成。

二、农村社区建设及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经济水平差异等因素，其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张大夫寨村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具代表性，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资金短缺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瓶颈。客观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包括节省土地产生的补偿金、群众交纳的资金、村集体积累资金及政策扶持资金四部分。但实际上大多数村的集体积累资金为空白，且土地置换补助金要等到土地复垦验收合格后才能到位，时间滞后。因此，农村社区建设所需资金主要依靠当地政府的财政投入。

第二，土地产权不明晰。虽然张大夫寨村对入驻新社区的村民颁发了“房产证”，但目前“农版”房产证的作用还大多限于证明财产的归属，其相应的抵押、流转权仍难以实现。原来的土地管理法本身就隐含着对农民法律上的歧视，存在一定的剪刀差。而是否真正把农民纳入一个平等的法律体系和土地是否能够进行流通是完善土地管理法的关键。

第三，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对农民而言，部分公共配套设施还没有到位，群众尚未强烈体会到住社区带来的好处；对当地政府来讲，社区建设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而政府又很难从中得到经济回报，故积极性不高；对外部工商企业而言，由于社区化建设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投资环境尚不足以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第四，公共服务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可能会出现断裂。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社区公共服务功能的实施与完善。从硬件上看，建新房和铺道路等并不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社区的运行成本应当由谁承担，并且随着农村人口“38·61·99”问题的凸显，空壳村不断出现。②因此农村社区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将在运行中经受严峻考验。

三、农村社区建设与实现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路径选择

首先，社区建设需要因地制宜，应重点选在中心城区、县城、乡镇周边等地。对于远离中心城区、县城、乡镇的区域应以中心大村或集镇为原址进行建设。而在偏远乡村、风俗文化气息浓厚和缺乏产业支撑的地方不宜建设社区。

其次，社区建设需要发展社区自组织。所谓社区自组织，就是社区成员在内在作用力的驱动下，通过面对面协商来取得共识，解决冲突，增进互信，共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并使社区逐步进入“自我维系”状态的过程。它不仅有利于提高村民的参与意识，并且能够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自组织程度低的社区往往容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而在自组织程度高的社区，居民具有较高的参与合作意识，从而有效避免“搭便车”行为。张大夫寨村的村委会根据“政府指导，群众自建”思路，提出6户一组合，对住房建设的原材料等进行自己选择，自己出钱，令群众买的放心、住的安心，也减少了群众对政府社区建设的疑心。

再次，要拓展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地方政府可设立农村社区建设专项基金，资金来源以节约出的建设用地指标所得收入为主，并按4:3:3的比例分配给所属县、乡和试点村。纳入县财政收入部分可作为其它乡镇社区建设的启动资金；乡镇所得部分可用于本乡镇其它新社区的建设；而试点村所得款项一部分可作为该社区公共服务建设资金，另一部分可作为社区的运行管理专项基金。

最后，要完善社区配套设施。只有积极设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在改善村民居住条件的同时，优化社区环境，便利居民生活，促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吸引农民搬迁至新社区。否则，即便农民“进区上楼”，也为以后社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四、结语

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解决河南省乃至全国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突破口，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举措。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仍处在探索阶段，还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切不可盲目推进。

注释：

①王霄.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②“38”指留守妇女,“61”指留守儿童,“99”指留守老人.

参考文献：

[1]李霞,陈伟东.社区自组织与社区治理成本——以院落自治和门栋管理为个案[J].改革与发展,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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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经济；发展

一、西海岸新区社区经济发展凸现的几个主要特点

西海岸国家新区成立之后，在多项优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经济得到了稳步快速发展。具体体现在：

1.社区经济发展起步比较快。随着政府及社会对西海岸新区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再加上各项优惠政策的出台，社区经济亦如雨后春笋地迅速发展起来，已经成为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速度令人瞩目。

2.社区经济发展优势比较突出。社区经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中，充分展示了她的小社会，大舞台的竞争优势，多数社区经济的发展势头喜人，规模小、门类全、机制活，是区域经济的有益补充，为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社区经济发展功能定位合理。西海岸新区社区经济发展，始终坚持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最终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体现了社区经济发展来源于民、服务于民的宗旨。通过发展社区经济，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幸福指数得到了显著提高。

二、西海岸新区社区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随着西海岸新区社区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也暴露出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社区经济就不能持续健康发展，就会走弯路，就会影响新区发展的步伐。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

1.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随着社区经济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与社区经济发展相对应的社区组织建设、经济管理制度等没有及时修改完善，如果这个短板不能够及时补齐，社区经济就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因为良好的社区组织管理制度是社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2.缺乏统筹兼顾的有效协调机制。近年来，虽然上级机关已把多数权利下放到社区，为社区经济发展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但是社区门面小，规模小，盘子小的传统体制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这就直接从体制上制约了社区经济向纵深发展。

3.缺乏互联互通的资源信息共享。目前，西海岸新区社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基础比较扎实的社区，发展势头良好，社区居民生活和谐稳定。经济基础薄弱的社区，有的甚至连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勉强能发下来。归纳其中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缺乏资源共享，缺乏信息交流、人才交流，社区资源的利用没有实现最大化。

4.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人才保障机制。由于受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多数社区缺少经济发展的明白人，人才短缺，而且多数社区两委干部对发展社区经济认识不到位，提起经济发展方向、国家经济运行态势、社区经济发展策略以及社区管理体制等问题，很多人都感到很吃力，压力也很大，甚至有些人根本承担不起发展社区经济的重任。人才缺乏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5.缺乏激活社区经济发展的改革创新意识。创新是发展的动力。目前，多数社区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缺乏改革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没有紧紧抓住西海岸国家新区发展的战略机遇，没有走出去，请进来，改革力度不够大，思路不够开阔。

三、西海岸新区社区经济发展需重点把握的几个原则

新型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从来就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使社区经济发展少走弯路，良性发展，健康发展，需要我们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在完善社区两委组织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成立社区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制定严格的社区经济发展各项规章制度，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定岗定位。为社区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组织制度保障。实现对社区经济的统一管理，促进社区经济的健康发展。

2.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结合西海岸国家新区经济发展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对社区经济的发展方向、功能定位等统筹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经济发展长远规划。充分依托社区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合理确定产业定位，确保社区经济发展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

3.加强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认真贯彻青岛西海岸国家新区关于发展社区经济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从实际出发，研究制定符合本社区实际的优惠政策。区街各有关部门对已经确定的社区建设服务项目，从资金、规划、立项、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落实好工商注册登记、税费减免、资金信贷等扶持政策，为社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秩序。

4.充分整合社会资源。为确保社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社区资源的充分调动和利用非常关键。社区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物质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在当前社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社区要采取多种形式，有效地动员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好的经验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其发挥整体效用，为社区经济和社区建设的发展服务。

5.推进社区服务产业化。社区服务的产业化是社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要培育和增大社区经济，实现社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就要逐步实行社区服务的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坚持有偿、无偿并举，福利性、互利性和经营性相结合，公办、民办一起上，不断探索新的服务形式和发展模式，增加社区税源，促进社区建设的良性循环。

6.重视和加强对人才的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社区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社区一方面可以依托附近高校和人力资源部门，招聘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社区通过开展各种经济知识讲座和培训，从下岗工人和社区居民当中培养选拔合格人才，另外，社区还要为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留住人才，让人才成为社区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资源。

7.加大改革创新工作力度。改革创新是社区经济发展的源动力。随着产业机构的不断提升，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适应形势的发展，应紧紧抓住青岛西海岸国家新区发展的战略机遇。结合社区经济发展自身的特点，大胆改革创新社区经济发展工作思路，尤其要加大对社区原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对企业进行改组、改制，盘活自有资产，找准社区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打好社区经济发展攻坚战，真正实现社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西海岸新区社区经济发展需要重点突出的几项内容

为了真正实现社区经济发展与新区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确保社区经济与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群众需求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全面提高社区群众的健康幸福指数，需要重点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突出发展与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相结合的产业。特别是发展需求稳、投资少、有效益的社区服务项目，把发展社区服务作为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围绕居民生活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拓宽服务领域，要从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社会贫困户、优抚对象的福利服务项目，逐步扩展到托老托幼、家政中介、文化娱乐、社区医疗、法律咨询等面向辖区居民的便民服务产业。

2.突出发展与西海岸新区基础管理相结合的产业。随着新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功能不断完善，对环卫、园林、环保、保安、物业等行业需求越来越迫切，要通过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引进市场机制，发展城市管理型经济，努力培育起点高、管理好的专业公司。

3.突出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的产业。要把社区经济发展同调整新区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个体经营紧密结合起来，吸引各种所有制经济实体、大中小企业在社区投资。发展各种经济实体，特别是第三产业，培育社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壮大社区经济增长总量，形成新区经济新特色。

4.突出发展与公益型岗位相融合的产业。社区经济是扩大再就业的有效途径，要着力拓宽社区就业服务渠道，引导和帮助更多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在社区服务领域实现再就业，创办各种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企业，鼓励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以个体、私营等各种经济形式，兴办投资少、机制灵活、适应性强的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劳动就业服务型企业等社区就业实体，使社区经济领域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第二故乡和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盖翊中：试论社区经济[J].生产力研究，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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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油田社区 物业服务 管理模式

一、研究背景

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的大背景下，城市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开始表现出多样化以及多层次化的特征，包括住房、环境、健康以及文化等，这使得以解决供水、供电、供暖等为主要任务的物业管理已经无法切实满足新形势需求。据此可知，社区物业管理应放眼未来，规划全局，做到与时俱进，为改革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原油田某社区，辖区总面积702万平方米，绿化面积65万平方米，辖区内有油田单位6个，油田改制单位3个，三级社会化服务单位27个。由于和企业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使得油田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服务存在较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第一，尽管目前已经实现企社分离，但是社区和企业之间还是具备天然的地缘关系，彼此之间仍会有实际意义上的影响；第二，企社分离与企政分离并不完全，从而使得社区服务面临着一系列的历史遗留问题，怎样妥善处理是油田社区过渡阶段的重要工作，即依托和企业之间的特殊地缘关系以及各种历史资源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第三，油田社区怎样依托自身特殊情况推动服务质量的发展，是未来社区建设工作的一个新问题。

二、油田社区的形成背景与主要特点分析

（一）社区形成的形成背景

油田社区的形成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60年代，为更好地服务于生产活动并方便油田职工的生活，逐渐形成了松散分布在油田业务驻地的生活小区，并有相配套的服务业。通常都是油田自行建设与自行管理职工住房，于是物业服务也自然是由油田负责，其中包括基础教育、生活设施、文化娱乐以及医疗卫生等，属于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服务类型，由此构成了油田社区的最早雏形。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化推进，为满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需求，之前由企业承担的各种社会化服务职能有所分离，形成了社会化、专业化以及市场化的新格局，于是油田社区随之出现。

（二）油田社区的主要特点

中原油田作为国有企业的特点，决定了社企分离必然是藕断丝连的关系，即油田社区本身还是作为企业的构成部分。具体而言，油田社区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计划调配下的市场化。油田社区虽然是基于油田企业职工家属的服务需求所提供的一种社会化服务，具备一定的公益性色彩，表现为社区形式，但是本质上还是要从属于油田企业，是和油田企业生产建设相互配套的基础产业，所以在实际运行中油田社区离不开计划调配与政策扶持。由此可见，所谓的市场化经营其实就是在计划调配之下的一种模拟市场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

2.由企业主导的社会化。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当前油田企业所承担的医疗卫生、基础教育、文化娱乐、公共服务、劳动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在短时间里难以全盘移交给当地政府部门。所以，这种社区服务的社会化还是需要在企业的主导之下来实现，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相去甚远。

3.依附于主业结构的专业化。当前，油田社区在纵向上需要对口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与指导，而在横向上则是负责对辖区内的社区进行集中化管理，并提供有偿的社区公共服务，其中大部分还是要依附于油田的主业结构才能够实现，所以专业化程度不足。

三、提升油田社区物业服务质量的建议

油田社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考虑到目前社区服务的特点，中原油田社区物业服务以促进和谐油田建设为目标，以“服务油田发展、服务职工家属”为宗旨提出了打造“五型社区”的建议。

（一）打造保障服务型社区

一是服务职工生活，让职工家属安居乐业过日子。本着“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大力实施民心工程，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近年来，油田先后完成了社区天然气管网改造，实现了天然气管网全覆盖，居民告别了手提肩扛液化气罐的历史；实施黄河水饮用工程，对部分小区进行饮用水管网改造，近6万户职工家属喝上了“放心水”。加强生活污水处理、小区污雨水系统改造，治污排污措施得到落实；维修改造基地主次干道及部分小区道路，完善了道路网络，方便了职工家属出行。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民心工程，让职工家属更好地享受到了油田改革发展的成果。二是保障主业生产，服务油田发展。坚持市场拓展到哪里，后勤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社会化服务系统千方百计提高服务水平，为外闯市场队伍提供水电信、医疗等跟进服务，为外闯市场职工家庭提供志愿者服务，让主业单位减少后顾之忧，集中精力闯市场，挣效益。

（二）打造清洁绿色型社区

一是加强环卫规范管理。以实现“全方位管理、无缝隙覆盖”为目标，落实环卫责任制，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指标，量化保洁标准，实现了环境卫生制度化、精细化管理。二是加强绿化美化工作。本着“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植树为主、草坪适度、花卉点缀”的原则，大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和绿化美化活动，精心搞好老区绿化改造和新建小区配套建设，绿化覆盖率39.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7.9平方米，形成了绿中求美，绿美并举，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绿化格局。三是深入开展优秀小区创建工作，截止到目前，共创建10个国家级、25个省部级物业管理优秀住宅小区。油田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三）打造祥和平安型社区

以创建“平安之星”活动为载体，完善公安、保安、民兵、离退休职工“四位一体”的联防网络，形成了联防互动、群防群治的防范机制；加强夜间巡逻，强化治安防范；加强电子监控系统的维护与管理，提高了技防水平和震慑作用，为职工家属营造了祥和平安的居住环境。油田57个居民小区全部安装了电子监控系统，治安案件同比下降70.5%，有46个生活小区实现“零发案”。

（四）打造特色文化型社区

加强小区文体设施建设，建立文体活动场所1127个，配备健身器材5000多台套。坚持广泛性和小型多样化，成立各类文体协会50多个，组织开展广场文化、社火表演、戏剧专场和露天电影等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做到“社区建舞台，居民同欢乐，月月有活动，四季不断线”，营造了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活跃了职工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五）打造宜居和谐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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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医疗 就诊制度 医疗资源

近年来，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作为老百姓健康的守门人”为理念在全国各城市全面铺展开来，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成为医疗改革的重点之一。社区卫生服务是以全科医生为主要卫生人力的卫生组织或机构所从事的一种社区定向的卫生服务，是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基础环节。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卫生服务起步早，呈现多样化发展，包括全科医生诊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护理机构等，和我国比较像的如英国、荷兰等也是有较系统性的网络状的服务中心，由每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承担预防、医疗和护理等基础服务。我国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以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生指导的“六位一体”的医疗保障理念来构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已基本成型，但其真正的作用却仍未完全发挥出来。结合国外成熟的社区医疗经验，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明确一下几点。

一、明确社区卫生服务的就诊制度

一直以来，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与社区医疗并未进行区分，而是将社区医疗从属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故而使得基本的保健及居民健康档案成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重点，对于疾病的诊疗和转诊服务有所忽略。

实行社区首诊制度，是国外社区卫生服务制度的重点，其主要特点就是由全科医生作为医疗服务的守门人，规定在居民患病时，必须首先到社区医疗机构接受全科医生诊疗。除非急诊，居民若要去大医院寻求服务，必须要经过社区医生的转诊。这种方式在合理控制和分流病人及充分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外这种社区首诊制度对我国目前正在探索的分级医疗、双向转诊，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了支持这种分流制度，国外还有由社区医院推荐转入大型综合医院的病人，收费比其他病人低的规定，由此可以避免大医院专业医生看小病的资源浪费现象，且大量慢性病病人集中在社区内进行治疗和康复，使得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手术在医院，术后护理在社区。充分的利用资源，节省人力物力。当然，国外能够建立完善的就诊制度，高质量的人员配置、健全的社会医疗保险和国家有关法律予以保障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二、改良现实的社区医疗条件

就基础设施而言，我国目前大部分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设备配置参差不齐，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简单租借简陋的房屋，购置一些简单的医疗器具，根本谈不上良好的就医环境，连基本医用器械和严格的消毒程序所必需的卫生条件也不能保证，让群众难以放心就诊。

另一方面，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缺乏专科医生，且其他服务人员的素质水平难以保证。由于社区卫生工作主要体现为公益性，在人们的观念未改变以及相应补偿机制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吸引素质高有能力的医生。很多社区医生自身并不具备全科医生所要求的素质，在处理患者时不能完全有能力应付。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呈现为两种：一种是骨干力量往往是从大医院退休的银发人才，一种是护士几乎是刚毕业的学生，中坚力量缺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专业的全科医生和稳定的人才队伍来源作支撑，不然既无法为居民提供满意的服务，也无法支持起守门人的任务，这是制约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最大障碍，也导致一些患者不相信社区医生，不愿主动去社区卫生医疗机构看病。

其次，各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双诊衔接不够。现阶段，各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把重点放在基本保健上，对于疾病诊疗和转诊做的很少。一些地方虽然已经跟大医院联手承包社区医疗服务，逐步形成初级的双向转诊制度，大医院也竞相抢占各据点。但是，由于各项制度的不完善，宣传力度不够，各大医院不肯投入，基本就是在等国家的投入，没有把社区建设当成自己的产业发展，也没有长远规划，使得社区服务中心的医疗之路十分艰难。

三、改变就医理念

我国的老百姓在就医时，往往第一时间选择大医院、好医院，加之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理念的变更，使得老百姓就医时更愿意选择大医院而不去社区医院，除了社区医院条件差，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之外，迷信专家，追求名贵药品，崇尚大城市、大医院和名医，这也是当代中国人的普遍医疗消费理念。但是这也造成了小病大病都去大医院，使得大医院拥挤不堪，医生护手忙个不停，小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反而门可罗雀，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也使得医患关系加剧，不利于病人在一个良好的环节下就医养病。

所以，要全面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功能，真正的起到守门人的作用，不能只重视基本的预防，要把健康保健、首诊医疗乃至术后康复放入社区卫生中心的工作中心来，建立完善的首诊制、双诊制，建立良好的人才吸引和培训机制，才能一方面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另一方面真正的为老百姓的健康医疗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是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的最佳途径。

参考文献：

[1]楚廷勇.发展我国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思考[J].长春大学学报，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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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书院制”模式改革，创新学生教育管理机制

完全学分制改革的深化，以专业院系为主导的学生管理模式与完全学分制体系之间会出现不相匹配现象，学生管理与课程管理之间不协调的矛盾也将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将制约完全学分制下课程体系功能的发挥。完全学分制下学生面临着选择机会多，选课多元化、专业调整跨度大，传统意义上的班级虚拟化，学生业余生活的自主空间增大等新问题，原有学生评价体系遇到挑战。学生工作则要改变以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行政序列垂直向下的学生管理模式和仅以专业学习为背景的教育管理模式，建立新的模式与机制[1]（见图1）。

书院制，本是源自古代四大书院，在当时的中国是藏书传承、名流学者们讲经论道的地方。国外剑桥大学也举办过书院制，是为实现通识教育和专才教育相结合，力图达到均衡教育的目标而设立的一种教育管理制度。目前在欧美一些国家的很多院校都在实行住宿书院制度，以耶鲁大学为首，它意在培养学生对大学的归属感，有效实现了德育、智育、综合素质的培养。哈佛大学的新生进入哈佛学院集中住宿，住宿学院内设有教授工作与起居室，咖啡厅等学生公共活动场所，定期组织特色活动，老师学生亲密接触，是学生成长、交流、自我管理的重要社区。在香港中文大学也实行住宿书院制。复旦学院实行的四大书院制度，其主要特点是进行通识教育。我们建立的书院制，是建立在完全学分制基础上的书院，借鉴了古今中外，既突出了传统书院的文化培育功能，又体现了现代西方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功能，并以此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熏陶，我们也实行住宿书院制度。各书院内学生的组成，则体现出文理交融、专业互补原则。把不同年级、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编入若干个书院，使其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文理相长。这种形式下的书院制学生工作机制，其内涵集中体现以下三个方面变化：一是学生教育管理载体的改变；二是学生综合素质培育功能的提升；三是学生评价体系的变革。

淮海工学院东港学院有5400多名学生，分布30多个专业，按照常规院（系）的管理体制运行显得比较困难。我们成立了海州书院、瀛洲书院、郁洲书院、凌州书院、环洲书院等五个带有地方文化底蕴的书院[2]。东港学院实施的书院制学生教育管理机制的创新与实践，不同于国内外其他高校的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目标的差异上，其它高校的书院制改革是以通识教育理论为指导，以培养学生的宽视野、厚基础、通才为主要目标，东港学院的书院制改革是建立在完全学分制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教学改革的基础上，以能较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满足学生个性差异、培养个性化、多样化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此为主要内容的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改革，在国内尚属首例。书院制建立五大工作平台，优化创新学生教育管理载体。即通过建设信息传送处理、学生学习进步、学生道德培育、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和学生工作评价五大平台，实现“社区”管理的优势作用[3]。书院制以书院组织为架构、以社区管理为重点、以个性培养为方向、以社团建设为抓手，加强课程班级管理，重构学生个体评价体系，建设全新的学生教育管理机制。建立与完全学分制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书院制学生教育管理机制，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后的教学组织形式和学生管理形态有效衔接、协调发展、相互支撑，才能达到教学与学生管理相一致的教育教学效果。目前，我们的书院制管理模式，五大书院所有管理人员全部在学生公寓办公，毕业班级全部放在环洲书院。有住宿书院的改革，也有博雅教育理念的、还有通识教育的借鉴。建立了学区管理、社区管理等分区开展学生教育管理的新模式，设教育主管、设学业主管、社区主管等教育管理岗位，由学生辅导员兼任，明确分工，强化责任。

二、立足自我管理教育，建立社区党团组织管理机制

完全学分制和书院制改革，把社区建设推向了突出位置，社区从单一的生活、休息场所变为辅导员工作、导师导学和学生生活、学习、交流和活动的场所，社区功能迅速扩展，这也要求党团建设创新工作方法、转移工作重心，为两项改革和社区建设保驾护航。对此，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第一是建立健全社区党团组织。为了便于社区工作的开展，建立了社区委员会——各职能部门——楼层长——社区班——宿舍长的社区组织架构，承载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教育。围绕这一架构和各项工作任务，以社区为单位建立了党支部和团总支，以楼层为单位建立了党小组、学小组，社区班建立团支部，团小组建在宿舍。（见下图）从组织体系上保证党团建设紧紧围绕文明社区、文明楼层、文明宿舍的创建和社区各项工作来进行。目前各书院组织架构完善，社区功能显著提升。各书院普遍建立社区委员会，学生社区思想教育、学习交流、文化建设、学生管理、自我服务等功能日益显现。郁洲书院带头建立女生社区，还制订了辅导员、班主任为责任人的学业预警分级谈话制度。各书院还举办“学生宿舍文体活动周”、“读书节”、文明宿舍摄影比赛、宿舍文明标语征集、宿舍走廊画设计等一系列活动，推动了学生宿舍的文化建设，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提高了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宿舍文化层次。第二是深入开展党员责任区工作。在制定社区各级党团组织的工作职责和目标、明确各级党团干部的岗位任务的基础上，把开展学生党员责任区工作作为社区党建的重点工作抓实抓好，切实加强、改进学生党员的自我教育管理，促进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使学生党员、团员骨干成为社区思想动态的信息员、安全稳定的宣传员、文明之风的领航员、帮扶同学的贴心人。根据党员所在班级、宿舍、学生组织，结合党员自身情况划定责任区，并从政治思想、安全稳定、心理健康、自律示范等四个方面规定了十一项责任区职责。同时，每个学生党员联系一到两名重点学生，团结其他同学一起，针对存在问题，从思想、学习、生活、心理健康等方面贴身帮扶；联系一个落后宿舍，配合社区学生干部做好细致的转化工作。在社区建设工作中，学生党员、团员骨干成为辅导员深入进行思想教育引导的得力助手，成为社区管理的有力帮手[4]。

第三是团建创新。面对实行“完全学分制”和“书院制”所带来的全新问题，我院团建大胆创新，探索实践出一种新的团建模式。我们巩固现有“行政班级”团支部组织建设，增加新的评价机制。充分发挥社区的育人作用，推进社区团建。充分发挥社团的育人作用，推进社团团建。充分发挥专业团队的育人作用，推进专业班级团建。充分发挥校园网络的育人作用，推进网络团建。这样，就形成了全方位覆盖并带有立体交叉的团建创新体系[5]。

改革团组织推优办法，制订新的发展党员基本条件。完全学分制、书院制改革，传统的同专业、同课程、相同作息的传统班级已经不复存在，现行的行政班级淡化，学生集体由学区向社区转移；仅以课程学习成绩考核为基础的原有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也暴露出了片面性和不能反映学生实际学习成果的不足。因此，原有的以行政班团支部组织推优的办法和以综合测评是否过班级半数、是否有不及格课程作为发展党员的基本条件已经不能适应。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学院团委将过去单一由行政班团支部组织的推优工作，转变为以社区班团支部、行政班团支部共同推荐，依据社区、学区的平时检查考核记录和评价，确保把真正优秀的团员推荐入党。在发展党员的基本条件上，依据改革后的学生综合素质考评办法，考察入党积极分子在道德素养、学习成绩、素质拓展三个方面的综合表现，把个性化发展突出的学生也列入发展对象。考察学生的学习成绩时，既考虑学生学习的量：总学分绩点，也考虑学生学习的质：平均学分绩点，全面地反应学生的学习情况。

三、建立番号班级，强化相互沟通文理交融，以老带新

书院制的学生管理模式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提供了一个全面全新的舞台。东港学院的五大书院面对虚拟专业、行政班级、专业班级、教学班级等新的情况，传统的管理评优、发展党员等制度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情况。书院制管理模式改革了传统的按专业、按班级的学生管理模式，实施按专业大类管理、文理渗透、专业互补的管理新思路。由于完全学分制的核心是选课，学生通过选课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课程体系、知识结构，这使得学生在传统的以专业班级条件下的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被打破，多样化的选择，使学生具有了更加个性化的培养目标，学生班级的凝聚力减弱。原有的学校到院系，院系到专业，专业分班级，以班级为建制单位，以教室为主要阵地，以集中活动为主要形式，以综合测评为评价标准的学生工作模式，面临着巨大挑战。东港学院2008年试行“完全学分制”和“书院制”改革，设想学生在进校时按专业大类、按照男女生相对均等的比例分配到各书院，随机建立“行政班级”，如海州091班。学生在第一学期或学年自主选择文化基础课以后，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专业，这就出现了一个专业班级。“完全学分制”和“书院制”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尊重个体差异、注重个性发展”的现代教学管理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使学生全面的发展自己。由于学生选课、选教师不同，又会出现教学班级的不同，也会出现了一个“行政班级”的同学因为专业不同不在一起上课或者不同时上课的现状，于是就出现了“行政班级”、“专业班级”和“教学班级”。[6]

为了进一步加大书院制学生管理的改革力度，东港学院在2010年新生班级采用了类似部队“番号制”的班级管理形式，不同专业、不同性别、不同地域的学生被编在了同一个班。1050名新生形成了以四大书院为基础的36个番号班级，一个班级包含至少三个专业，一个专业的学生可能属于不同的书院，不同的班级。一个宿舍也可能出现多个专业的学生。随着以后逐年招生，班级中将还会包含不同年级的学生。番号班作为学生行政管理的基本单元，除了番号制的行政班以外，还有为教学组织、导师导学而产生的专业班，为学生选课而产生的教学班。番号制的班级管理大大丰富了书院的内涵，更强化了专业互补、文理交融，扩大了人际交往，同时也更充分地体现了以宿舍为主阵地的社区学生管理新理念[7]。番号班级也得到了老生的认同，家长的认可，在校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

四、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学生评价体系

学分制下对学生的评价办法，与传统的教学体制下学生的评价方法不同，学生由于自由选课使其课程数量、科目不同，带来了学习优劣评定上的变化。变换不定的组织活动形式，如社区、社团、社会实践、行政班、课程班、专业班，学生分属不同的集体，评价参照系不同，对学生所表现出来思想道德水平、个性特征、遵纪守规、综合技能等内容的评定都有新的变化[8]。

坚持以学生为本，建立起全新的学生评价机制和体系。“以学生为主体、尊重个体差异、注重个性发展”的完全学分制改革，不仅是教学管理制度的变迁，对以成绩为单一标准的传统的学生评价体系也提出了变革要求。为此，从三个方面着手，努力构建引导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新的学生评价体制。一是制定《东港学院完全学分制学生综合素质考评办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统一，建立新的考核评价导向体系。新的考评办法中，设立道德文明素养、学习成绩、拓展素质三个考核大项，根据实际考评内容，采取定性考评和定量考评、个人自评和互评相结合的方法，依据平时表现和实际成果，进行单项考评、综合评价，以客观反映学生实际的综合素质表现。改变过去人为地将不同性质的考核项目量化合并计算，综合素质测评结果只是学生考试成绩的体现，为考评而考评的错误做法。二是制定奖学金评定办法，引导学生个性化发展。过去的奖学金评定，根据以学习成绩为主的综合测评排名，按比例设定一、二、三等奖。因此，奖学金被误读为就是奖励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且片面地把学习单纯看作是书本知识的学习。其结果是将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或主要标准，导致大多数学生把奖学金评定看作是考试成绩好的学生的事情，与己无关。对此，制定新的奖学金评定办法，设置“敦品励志之星奖”、“求知励学之星奖”、“拓才励能之星奖”三个奖项，对在道德行为、知识学习、拓展素质不同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给予同等奖励。其中，拓才励能之星奖又根据学生的实际成果，分别授予科技之星、文艺之星、体育之星、社会实践之星、志愿服务之星、创业之星等称号，引导、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个性化成材。

三是在组织程序上突出学生主体作用，强调过程管理。使考核和评奖过程成为学生自我总结评价、相互学习提高、能力培养锻炼的过程。综合素质考评改过去由班级少数学生干部组织，为辅导员、班主任指导，班级民主推荐成立由班团干部、学生代表组成的学生考评小组负责组织。在考评的程序上，从个人自评开始，经过民主测评（互评）、考评小组考评，由班主任和辅导员审核、书院考评领导小组审定。在奖学金的评定程序上，改过去的授予为个人申报与班级等学生组织的推荐相结合，根据综合素质考评结果和取得成果公开公正审定[9]。这样，使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考核和评奖的全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接受教育、提高认识、明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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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发展 公共产品

一、山西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综合问题及原因

山西省内各级县乡下设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大致相似，各市农村问题具有普遍性。例如忻州市与临汾市的农村绝大部分水利设施建设供给数量不足，孝义市、介休市等农村道路硬化建设不均衡，离石市农村公共交通配给使得农民负担加重且效率低等，这些问题不仅考验着山西省各级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更要求各级政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重视，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山西省农村与城市之间差距拉大，尤其在资源配置方面出现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均源于“城乡二元结构”无法从根本上破除，我省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面临巨大挑战。水利、道路、文化、医疗等基础设施亟待改善，此外导致的失业增加、大量农村留守老人及幼童出现、城乡社会矛盾重重等社会现象也引起广泛关注。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其城乡发展失衡现象早已存在，一值无法真正满足农村地区经济、文化、生态及社会发展的需求。

下文将主要从基础建设、九年义务教育、通信、医疗卫生几方面入手，分析山西省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现状的主要特点及原因。

二、农田水利及道路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农田水利和道路建设，水利建设要综合考虑防洪效益、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及灌溉效益，而道路建设则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率。

目前，山西省大部分农村地区例如临汾市九洲堡村、翟庄村及附近村庄由于观念陈旧，片面考虑农基建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均存在水利建设缺乏机构统一管理，造成极大浪费；吕梁地区由于多山，地形复杂，山路崎岖，农村地区道路建设规划不合理，阻碍农产品产销渠道，部分路段硬化度低。这些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到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载体的各项基础设施，有必要完善有关制度及指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求数量保证，更要求质量和符合村民需求。

当前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数量上较以往有小幅提升，值得肯定的是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农村社会发展问题，不断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一些投入，但在农村依然还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依然很大。考虑我省面临农村社会发展深水区，有必要学习先进理念，借鉴国外适合国情、省情的先进理论。

三、农村基础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极大的提高了人口素质，自1986年中国着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来，中国城乡基础教育登上了一个新的平台。约30年基础教育发展历程中，农村地区教育发展滞后于城市。山西省临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引起广泛关注，其农村基础教育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教育经费严重紧张，所聘用的教师多水平不高。

其他县乡的农村教育水平参差不齐，而经济贫困的农村地区情况更严重，例如中阳县上庄村、文水县武家庄村等，基础教育资金更是入不敷出。此外农村教育基础设施供给问题还表现在：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低、农村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环境较恶劣、管理水平亟待提高、农村学生人均经费差别大，这就导致了城乡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无法协调城乡发展。

四、农村通信

当前，互联网高速发展，但农村互联网发展速度慢于城市发展速度，城乡间互联网发展差距拉大，甚至有地区还尚未完善网络通信，柳林庙湾村、兴县北查沟村目前还存在没有网络现象，由于通信成本高，光缆搭建不完整，甚至出现被盗情况。山西省的“数字鸿沟”在城乡之间有扩大趋势。

在新农村通信网改造相关文献《山西省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导致农村互联网发展缓慢的原因有三方面，如：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知识匮乏，对互联网的认知存在偏差；农村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公共上网资源极度匮乏；农村上网成本相对于农民收入水平高于城市。针对农村地区普遍缺乏互联网知识，需要基层文化站进行互联网知识的宣传教育，配合通信技术的发展，逐步降低农村地区上网成本，提高通信基础设施在农村的普及率。

五、农村医疗保险状况

相对比城市医疗卫生状况，山西省农村地区医疗保险难以大规模覆盖。部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被挪为他用，政府扶持基金没有制度监管。造成农村地区医疗保险普及率较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医疗制度非正常性滞后，简单来说，就是制度问题。其次，影响农村医疗保险覆盖率的的因素还有：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够，财政补贴不足；医药费用高涨，医药市场混乱；乡镇卫生院服务质量不高，技术水平低，设施陈旧；缺乏农村卫生服务人员，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参与意愿较低。解决这些挑战，不仅要求政府重视，提高管理水平，而且要求社会多方力量参与，提高村民卫生保健认识，降低参保门槛，降低运作成本，提高运作效率，逐步扩大农村医疗保险覆盖率。

六、总结

本文从农田水利及道路建设、农村基础教育、农村通信、农村医疗保险状况这四个主要方面来解说了山西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只有彻底分析了问题存在的现状，才可以为了以后寻找解决措施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卢红萍，姜于伟.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34～49.

[2][美]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和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25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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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地农民价值观内涵

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失地农民，是指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因城镇化和工业化用地需求，彻底放弃土地经营权、承包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失去固有土地的农民。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客观事物（包括人、物、事）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是包括价值目标、价值信念、价值取向、价值标准在内的一个体系。价值观形成于主体的实践活动，是生存模式、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共同作用于主体意识的结果。价值观反映主体的生活实践，并随着主体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

失地农民的价值观是失地农民心目中关于周围事物和世俗生活的意义、重要性的基本评价和总看法，表现为失地农民对周围事物和世俗生活的相对稳定的信念、信仰、理想、评价等。

二、失地农民价值观现状

（一）价值观正在变迁

不稳定、多变是失地农民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其原因一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公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意识呈现多元、多变的特征。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出发，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和机制转换、利益调整，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二）价值观危机

以迷失、困惑为突出表现的价值观危机是失地农民价值观的另一个特点。这源于他们生存环境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在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的夹缝中，他们跟社会一起进行着艰难的蜕变，他们被迫要抛掉旧身份，适应陌生的新身份；被迫抛弃原有的生活模式，建立并适应新的生活模式。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和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令失地农民感到困惑，对未来生活感到迷茫，依附在土地上以乡村文明为核心的价值观，越来越不能给他们支撑和安慰，他们渴望新的精神依托，渴望心理支柱。但是，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导致它的发展与社会存在脱节、错位，所以失地农民新价值观的形成将会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他们缺乏对自己生活价值的肯定，缺乏对新角色的自我认同，缺乏自我归属的满足感，继而导致精神世界的迷失和无措。

三、失地农民代表性价值观分析

（一）政治观：对政治参与表现冷漠

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积极性，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的观念深入人心，他们依法、自主参与乡村民主政治，积极表达他们的意志、愿望和利益诉求。随着土地失去，原有的行政村自治模式发生了变化，政府基层组织管理工作偏重不同，因此逐渐与这个群体疏远，导致“政府不愿意管我们了”“什么事情说了也白说、做了也白做”的观念逐渐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政治参与敷衍消极，对神圣的选举权也草草应付，不负责任，以前被调动起来的政治热情重新被政治冷漠所替代。

（二）经济观：金钱拜物教盛行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西方物欲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蔓延，物欲的刺激与满足成为世俗精神生活的核心主题。在这个大环境下，加上对本身生活的担忧，失地农民更感受到金钱对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意义，体会到金钱是未来生活的保障，普遍认为，拥有的金钱越多，所能满足的个人需要就越多，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因而普遍产生金钱拜物教。

（三）土地观：情难割舍

重视土地，是中原乃至中国农民几千年情感积淀的产物。土地早已融化成农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成了“命根子”，这种观念已经有了深刻的文化积淀，不是一时的变革所能抹掉的，也不会随着失地农民身份的转变而迅速转变，市民化并不能解决失地农民对土地的深刻依恋和复杂感情。在土地之上附着的种种乡土意义、归属意义、亲情意义，也是货币所不能提供的。一旦因外部原因不得不失去土地的时候，是他们最为痛苦、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当我们把城镇化与失地农民的土地观念联系起来考察时，会发现失地农民的思维远比事件本身的意义要复杂得多。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土地观念瓦解后无所归依，他们对失去的土地念念不忘，带着永远不能复得的惆怅和遗憾，在城市的边缘夜夜做着关于土地的旧梦。

（四）职业观：有待重建

现在，失地农民隐性失业现象相当普遍。失地后，获得就业安置的比例偏低，大部分都是自谋出路；那些已实现“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的失地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企业改制、兼并和倒闭转而重新处于失业状态。不少失地农民失地又失业，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这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和短暂的职业生涯，很难让失地农民形成稳定健康的职业观。“要文凭没文凭，要技术没技术，除了会种地，还能做什么？”“凑合吧，只要能有个工作赚取点生活费就满足了”。这是失地农民最有代表性的职业看法。

（五）教育观：教育是改变子女和家庭命运的唯一选择

随着市民化程度的不断深入，随着在再就业过程中的亲身经历，知识和学历在失地农民心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所以失地农民在子女的教育方面愿意有更多的付出，千方百计供子女读大学。大部分失地农民认为，自身没有显赫的家庭和社会背景，因此子女具备相当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是今后在城镇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改变子女命运和自身家庭命运的唯一出路。

（六）家庭伦理观：婚姻观变异，传统孝道正遭受挑战

随着跟城市生活的近距离接触，失地农民原有的婚姻观念遭受冲击，婚姻的本体性价值追求传宗接代延续家族香火的观念逐渐淡化，人们更加看重现实的幸福，择偶时对方的权力、地位、金钱等占了很大比重，缔结婚姻后，如果双方因为性格、感情、两地分居等原因出现矛盾，人们也不再死守婚姻，选择离婚的大有人在，离婚男女也不再遭受歧视，人们对离婚行为越来越宽容，这是婚姻观念的一个变异。

中国传统道德注重孝道。不仅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也涵盖在一个家庭祖辈与晚辈之间，是崇善、崇仁、崇爱的尚道德追求的具体化，是社会仁爱和谐道德的中心。随着土地的失去，人们不再认为家族越大劳动力多生活越有意义，家族观念逐渐淡化，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使得晚辈对长辈的权威不再遵从，导致父母权威下降，孝道衰落是失地农民生活价值的外在体现。

四、失地农民价值观的重建

（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教育，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失地农民价值观的重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要求政府、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自身，通过自上而下共同的努力以建设一种制度环境和模式，给予失地农民理性、健康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个价值导向的基本内容，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教育失地农民；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内化为广大失地农民的价值目标；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解决失地农民理想缺失、信仰混乱的状况；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传递给失地农民，引导失地农民分清荣辱、明辨善恶，从而使广大失地农民紧跟社会主义道德主旋律。

（二）建立合理的价值评价标准体系

金钱拜物教这种迫不得已的手段并不能支撑人的价值大厦，必须建立起完整的价值评价标准体系，乡土传统文明的精华，乡村原有的朴实正直、凝聚团结、平和向善、宁静淡泊等文化内容；孝敬亲情、和睦乡邻、互帮互助、扶贫济弱等道德内容；城市文明中开放、科学、竞争、民主等内容，都不应该被忽略。

（三）依托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为失地农民价值观转变提供各种支持

失地农民所处的环境，较之其他乡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普遍离城市较近，甚至就在城市的边上。因此，依托城市，得到城市有计划有目的的帮扶，能够促使失地农民尽快实现价值观的转换。在文化基础设施方面，中心城市要凭借自身的经验和技术，对新社区的建设提供设计、布局、资金等方面的帮助，建立起图书馆、网络中心、娱乐中心等基本的文化设施体系；市内风景区、博物馆、影剧院等，要定期免费或优惠向“新市民”开放；在人员方面，一是发动热心的市民和学生，鼓励他们与新社区自治组织合作，为失地农民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娱活动，让失地农民近距离接触城市文明，从思维方式、行为理念等方面尽快融入城市；二是要对失地农民的骨干人员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文化知识、理论素养，通过他们开展理论宣教、政策解读、知识培训、各种民俗节庆等活动。

（四）借助和谐社区的建设，营造精神家园

社区是变动世界中失地农民最可以依托的家园，是他们保持信心和力量的共同体，是他们心灵的慰藉之所。要大力加强社区建设，为失地农民建立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要关注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让他们的成长过程与新价值观的形成过程统一；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形成新的职业观。只有当失地农民在城市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并像城里人一样生活、休闲时，才会真正融入城市，才能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认同城市社区，找到归属感。

（五）利用媒体和舆论加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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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集体消费;社区治理;城市基层社区;基层政府;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4-0097-006

一、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的“集体消费”问题

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给中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笔者认为，目前社区治理中的很多问题和矛盾都与“集体消费”问题有关。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基本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环境卫生、社区安全、交通基础设施、环境景观建设，以及住房、车辆管理等，都不是居民或消费者个人可以单独实现的，而是必须与其他居民或消费者一起作为整体而共同实现的。

1. 什么是集体消费

“集体消费”概念最初是由著名社会学家卡斯泰尔（Castells，1976：75）提出的。他认为，集体消费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消费，其性质与过程只能由集体组织和管理来完成，而无法通过个体交易单独实现。卡斯泰尔的这一概念主要针对的是在欧美国家与公共福利有关的一些消费，诸如教育、医疗、公共住房、基础设施等等。但是，由于中国在政府角色、制度体系、居民生活方式等方面与欧美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中国城市的集体消费问题具有特殊性。首先，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所有制形式主要是公有或共有形式，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中国城市的集体消费比例会大大高于欧美国家。其次，我国属于人口超巨型社会，巨型或超巨型城市比比皆是，城市或城镇的高层楼房高密度居住方式极为普遍，这就决定了我国城市、城镇居民社区生活中集体消费的特征更为突出。第三，我国社会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社会，大量集体消费由政府财政支出完成。

2. 社区生活中的集体消费

中国的集体消费问题涵盖诸多方面，社区生活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而言，人们主要在三种空间中生活，即就业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和居住空间，其中与居住空间相联系的就是社区生活。而社区生活中，集体消费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几乎涉及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社区中的住房问题，与之相关联的不仅仅是房子本身的购买或投资，还有房屋的维修、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等。

社区集体消费的最大特点在于，人们的居住选择与社区集体消费紧密连在一起，而且一旦居住选择确定后，社区集体消费往往具有无法规避的特性。在社区中，不同群体围绕着集体消费问题很可能产生矛盾或冲突，如果集体消费问题解决不好，常常会将矛盾或冲突诉诸政府。社区治理中的集体消费问题不仅涉及居民与居民的、居民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也会牵连到居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那么，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的集体消费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将中国城市基层社区进行了分类研究。目前，城市社区类型繁多，本文探讨三类主要社区：

第一，单位制解体之后的老旧社区――本文称之为后单位制社区，其主要特点是居民收入低，缺乏物业管理或者物业管理不到位，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或建设相对较差。第二，新建商品房社区，是目前中国最为主要的居住类型，许多居民通过购买商品房进入社区，并重新构造社区关系。这类社区的市场化程度高，大都由物业公司管理，在物业费的价格、缴纳、公共服务提供、小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集体消费方面，常常存在着不少的矛盾和隐患。第三，聚集大量外来人口的城中村社区，这类社区的主要问题是由人口城镇化和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人口流动性高、职业结构相对多元，难以组织和管理集体消费，社区中的矛盾或者冲突比较明显。

二、 三种不同类型社区中的集体消费问题

1. 后单位制社区的集体消费问题

新世纪以来，房屋和小区的管理责任推向了房屋所有者，这就逐渐形成了单位制解体之后的居住小区或社区。然而，在改制过程中，最初的相关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集体消费的组织和管理问题。无数脱嵌于体制的个体，既没有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物业服务或小区管理，也无法自发组织起来实现集体组织与管理。最终，这些原因导致这类社区开始走向衰败。

后单位制社区的集体消费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因为这些社区聚集着大量中、低收入者，他们习惯了国家的“包干”管理方式或者由于收入低，不缴纳或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的占据相当高的比例。另一方面，难以收取的或低廉的物业费，导致物业公司无法提供适当的社区服务和集体消费品，难以胜任老旧小区的物业组织管理工作。这两方面的原因构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社区环境破败、基础设施老化、社区矛盾被积聚，冲突不断。

2. 新建商品房社区的集体消费问题

从发展趋势上看，新建商品房社区是今后中国人获得住房或者社区公共服务的最主要方式。房改以后，中国人要获得住房需要从市场上购买，人们一旦完成这个交易，就会直接进入集体消费过程之中。目前，新建的商品房社区，主要是由物业公司来负责组织和管理基本的物业服务，包括环境卫生、小区保安、房屋维修、基本设施、供热供水等。总体上看，与其他居住形式相比，这一类社区的集体消费相对较为规范。但是，在这些社区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隐患。

首先，市场机制在处理这种具有部分公共物品性质的社区服务中具有先天的不足。市场为个体消费提供了充分的选择空间，但是，市场在处理集体消费时遇到了难题。物业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很多需要社区的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来实现集体消费。物业服务常常难以有效地通过量化标准来衡量，而且物业公司与居民个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同时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不是立刻购买就能够瞬间完成的，即个体不能够独自完成消费，产品和服务不具有可选择性。其次，在新建的商品房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屋会逐渐老化，很多物业管理、基本的公共服务的问题将会暴露出来，但是化解各种纠纷的机制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大量的业主“维权”事件表明，现有的管理模式难以有效化解纠纷。第三，社区自治能力不强，居民之间难以组织协调，同时新建商品房小区中的业主委员会常常不能担负起消费的功能，最终社区服务和管理跟不上，导致一些社区走向衰败。

3. 城中村社区的集体消费问题

对城中村而言，改革前是、生产队，改革后则由村委会来组织管理村务，其中不少村庄还实现了部分“农转居”，建立了社区居委会，从而形成了农村与城市两套管理体制并存的局面。在时期，农村的生产和消费由乡公社和村大队来组织管理，并不存在集体消费问题。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这些城郊农村逐渐变成了“城中村”，兼具城乡二元特征。“城中村”往往在社区的实际事务管理上存在责任不明确等问题，社区的集体消费组织和管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真空状态。

随着城市不断更新和扩张，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得城中村社区的集体消费问题更加复杂。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带来了土地租金收益的提高，增加了村委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们的经济收益。但是，土地租金收益的分配机制不具有包容性，增加的收益也没有用来改善社区居住环境，这些城中村在基础设施建设、维修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方面长期处在一种匮乏状态。巨额的土地增值收入并没有通过有效的机制被分配使用在社区集体消费事务之上，导致城中村社区在享受城市增长带来的高收益之时，却在社区居住环境和社区建设等诸多方面走向了衰败。

三、后单位制社区：市场失灵

作为本文案例的A社区是一个后单位制社区，这里居住着3275户居民，一共有35栋楼房，2栋高层住宅，3栋条件简陋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简易楼。该社区房屋的产权比较复杂，大约有超过半数的房屋在房改后卖给职工;但也有相当比例住房，当年职工拒绝购买，因而还是具有当年“分房”性质的永久租住房;还有一些房屋产权单位至今也搞不清楚。社区居民有1万余人，外来人口有4000余人。A社区的平均收入较低，有一家国有的物业公司负责运营社区物业，由于原工厂单位连年亏损，本应由房屋所有者和原单位提供的物业费常常不到位，该社区没有建立业主委员会。

1. 社区管理资金缺口较大

A社区的物业费用筹集比较复杂，一部分是由居委会组织筹集的，主要是通过各种途径设法从原单位争取，从社区内原单位的一些可以用来出租的房屋获得资金，有极少数业主交一些。由于物业费明显不足，实际的服务很差，调研中，居民大多反映没有感到有什么物业服务。A社区的居委会主任讲：

我们社区的环境卫生一开始比较差，不如改制之前了。以前有单位管，后来改制了，理论上单位和我们关系也就不大了。但是，每年大约百万的“物业费”还是由原单位从一些房屋租金中划拨。这也是我们争取的，毕竟很多老人还在。

A社区物业费构成极其复杂，这在后单位制社区中比较普遍。按道理，房屋体制改革，房屋卖给职工后，职工就是产权人，产权人应该交付物业管理费。但是，上文已述，A社区还有少半数职工当年拒绝购买住房，所以，迄今还是具有分配房屋性质的承租户。承租户的物业费应由原单位来交，而更复杂的是，当年有很多职工是“买断”下岗的，原单位认为这些“买断”的职工得到了一笔买断费，他们与原单位没有关系，所以，不愿负担数目不小的“买断”职工的物业费。在互相攀比的局面下，造成了居民普遍不交物业费的现象。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老旧社区的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往往对社区物业费的征收采取抵制态度，以社区环境卫生管理为例，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每月3元的垃圾费都难以收齐，就不要说房屋维修了。有的居民竟然提出，必须把楼道内的卫生清扫也处理了，否则不同意交垃圾费。但是，也有很多居民说，小区内很多房子还是原来厂子里在管，不应该交这笔钱。

如果说物业费难以征收是表面原因的话，那么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这一类社区长期由国家、企业负责社区事务的管理，社会惯性导致居民们抵制市场机制的建立。

2. 社会惯性导致市场机制失灵

A社区居住者大多有过在国有企业经历，仅党员群体就有809人。大多居民曾经在同一个企业工作过，社区居委会也是由原来的3个家委会合并形成的。由于居委会无法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资金不到位，加之改制下岗所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使得居民对这一社区的管理抱有极大的不满，但同时又将社区提升改造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在这一类后单位制的老旧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偏低，而且居民们由于长期的单位制居住经验，对社区集体消费市场是抵制的。

3. 集体消费组织和管理缺乏责任主体

一位居民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笔钱到底是居委会负责收，还是厂子负责收，谁也说不出个章程，大家自己组织又不可能，你看看垃圾费怎么收？那些简易楼，就更没人管了，连里面住的是什么人都不清楚了。以前厂子管，现在没人管，也管不了。

由于历史上采取单位制管理模式，后单位制社区难以适应新的市场机制，市场失灵现象十分突出。这一类社区，由于难以征收物业费，导致物业公司退出或者无法提供充足公共物品，社区环境出现了整体性的衰败。加之大多数社区居住者长期习惯于政府、企业包办一切的居住方式，社会惯性导致市场机制难以被居住者接受。

国企改制以及城市景观的巨大变迁，造成了后单位制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较强，这进一步增加了这类社区在消费和进行社区事务管理方面的难度。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组织管理集体消费的责任主体，这类社区往往处于管理失控状态。

四、新建商品房社区：市场机制尚不健全

本文调研的特大城市某街道B社区，是一个新建中高档商品房社区。现在已经开发建成了3期，共有2997户，5000多人在这里居住。在册流动人口约1200多人。居民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等高收入群体，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社区组织体系齐全，有物业公司、居委会、党支部、服务站，也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社区物业服务基本到位，管理比较规范，居委会、党支部、服务站也多次获得荣誉，社区内环境整洁干净。但是，在这样比较高档社区中，仍潜伏着集体消费中的不少问题。

1. 交易地位不对等引发集体消费矛盾

所谓交易地位不对等，是指作为个体的业主与作为组织的物业公司之间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对等的地位。

首先，双方交易过程中的定价机制是不对等的。一个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说：“物业费定价本身是难以衡量的，如何定价，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是不对等的，或者说是物业公司比较主动。”

其次，个人往往缺乏消费能力，难以与作为组织的物业公司抗衡。同时，业主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对等谈判或者交易、监督的职能，这也导致大量的社区业主的利益被损害或被忽视。在B社区，一位小区业主谈到了他为什么拒交物业费：

我之所以拒绝缴纳物业费，主要是由于我想看他们（物业公司）的年度预算和决策报表，但是他们以种种原因推脱不给。

由于物业管理的相对特殊性和专业性，普通居民难以衡量或评估物业服务的优劣或相关公共物品的品质，而且无法强制性地要求物业公司提供财务状况报表。业主委员会刚开始建立时一度热情很高，但持续时间不长，后来几乎是名存实亡，所以不可能代表业主利益去争取合法权益。由于物业管理服务本身是一种集体消费过程，而且交易双方存在着严重地位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因此往往导致业主利益被损害，甚至出现维权纠纷。

2. 社区的房屋专项维修基金是笔糊涂账

随着房屋老旧，各种维修费用加大，社区基本服务和管理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但是，用于住房维修的专项维修资金在管理和使用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

建立住房专项维修资金制度，始于1998年。2004年开始，办理房屋产权证时必须缴纳住房专项维修资金。2007年，修订后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共维修基金专门用于小区公共设施的维修，归全体业主共有。但是，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一资金往往也是一笔糊涂账。在B社区，这一资金的使用明细并没有向居民告知，居民也很少过问和关心这一笔资金的使用明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社区中甚至出现了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串通挪用专项资金的事情。一位社区居民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

某物业公司以小区设施需要维修的名义，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让每个居民表态，由于居民缺乏相关知识，缺乏关心小区事务的主动精神，往往也就简单地签字同意，最后这笔钱实际上是从居民缴纳的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中支出。物业公司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能够轻易地从相关管理机构中套取这笔钱。

3. 集体消费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

由于缺乏明确有效的管理机制，物业公司与居民之间矛盾的解决难以得到规范化的制度保障，或者监督成本太高而造成物业服务管理监督的缺失。在B社区，如果居民平时遇到问题，一般是居委会召集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来协商解决。但是，多龙治水模式往往导致管理效率降低。居委会提出来“1+X模式”，即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把其他社区管理机构包括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警务站等组织起来。一位长期工作在这个社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说：

一开始社区的业主委员会并不认可我们居委会，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慢慢大家觉得居委会还是很重要的，在实际的工作中，居委会变成了物业公司、业委会之间的剂。例如，如果施工扰民的话，有居民提出意见，一般也都是居委会组织三方会议来协商。

在实际运作中，在涉及社区集体消费的核心利益分配问题时，居委会的地位往往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在实际运行中，业主委员会一般难以起到监督的作用。同时，由于大量基本社区公共品由物业公司提供，居委会往往也处于边缘化地位，其所应发挥的监督或者管理的作用也受到了较大限制。再加上该居委会成员没有一位是该社区居民，所以，居委会也难以真正代表居民利益。

五、城中村社区：市场和政府的真空地带

作为本文案例的C社区，是典型的城中村社区。C社区在籍1056户，常驻人口为5362人。到2013年底，居委会登记暂住的流动人口有17229人，实际流动人口应大大高于登记人口。在城市化之前，作为农村社区，这一类社区没有如此明显的集体消费问题，因为大量社区事务的组织管理由乡（公社）和村（大队）负责。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体制向城市体制转变，市场机制进入这些农村社区，带来了集体消费的新问题。

1.大量外来人口被排斥在分配体制之外

C社区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倒挂村”。2008年，其他很多郊区农村被拆迁改造，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了C社区。这里的房租在特大城市中相对低廉，大约在600～1000元/月左右。社区中以外来的中青年群体为主，22―35岁的群体占流动人口总数的50%，22―50岁占总数的90%。

大量外来人口不愿离开特大城市，又无法融入当地社区，很多居民尽管在这里居住了五六年，但是仍然被视为外来群体，自然也难以被整合进社区事务的管理机制中。组织具有不同身份的居民进行集体消费，首先面对的就是体制。

这类社区的治理存在着诸多问题，不仅集体消费难以组织，而且存在着大量社会矛盾。更何况，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大量外来人口被排斥在以上两种体制之外，导致这类社区出现了三元社会结构（李强，2012）。这两种体制经常出现不协调的现象，导致社区的集体消费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

2.“公地悲剧”：大量社会矛盾积聚

很多居委会工作人员认为，大量的外来人口增加了管理的难度，而且“一地两府”也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无人“买单”，最后只能由上级政府出面协调解决。C社区的公共治理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奥斯特罗姆（E. Ostrom）所讲的“公地悲剧”。

大城市周边土地资源稀缺，原来的C村委员会并没有在“农转居”过程中消失，而是保留并重新组织。依托土地增值的利益，C村村委会及其村经济组织获得了巨大收益。但另一方面，C社区居委会却负责管理转居后的“居民”，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居委会难以提供公共物品。

从社区居住者的角度来看，由于社区结构的碎片化，外来流动人口、本地户籍居民、外来常驻人口等，也仅仅是从C社区中获得居住和生活方面的收益，没有人负责和“照顾”这块公地。

公地悲剧的后果是令人震惊的。由于缺乏交通管理、停车设施和空地，社区中的主要道路，经常被各种车辆“挤占”。同时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这一社区的人口密度大幅度升高，也带来了各种“公用设施”不足的问题。尽管村里成立了4家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管理部分村集体改建的租赁房屋的日常管理，但这远远不能解决居住在这里的3万多人最为基本的公共服务需求问题。

3.社区碎片化导致集体消费难以组织

城中村社区和后单位制社区在集体消费困境方面具有某些共性。例如，这些社区在改制或城市化过程中，往往在社区的利益结构、空间结构和组织结构上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李强、葛天任，2013）。这种碎片化社区往往导致集体消费难以组织管理。例如，在C社区，楼房住区、平房住区、商业用房混杂在一起，而且社区内部不同的居住小区差异很大，既有仍属于单位制社区的某大学教工宿舍区，又有单位解体之后划归C社区居委会管理的小区。社区内部的不同片区之间，缺乏联系，不同片区的居住者的要求差异很大。即便从这些“片区”的层面来消费，也存在着内部居住者在利益、身份方面的巨大差异。因此，在提供公共物品、征收适当的管理费用方面，社区居民存在着较大争议。

六、消费：基层政府和

基层社区组织的核心责任

一般而言，政府干预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全面管控，一种是全面放开，还有一种是采取中间路线。完全的政府管制，或者由国家统筹一切的思路和模式，被中国改革前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企业或者政府无法负担巨大的维护成本，难以提供更具个性化的优质服务。但是，完全的市场化也将导致巨大的问题。迄今为止，至少在微观层面，世界各国采取的方式大多是中间路线，鼓励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只是侧重有所不同。例如，在美国社区中，就有类似中国“业委会”的多种形式的“公寓协会”、“业主联合会”、“合作业主协会”，这些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政府管理的功能（吴晓林，2014）。因此，一方面，基层政府应该担负起组织和管理集体消费的责任;另一方面，在不同社区中，基层政府应该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和管理规则。

首先，在新建商品房社区，应该加强居委会的监督职能，规范各项经费的使用。由于并没有建立一整套正式的管理体系或者管理制度，多元治理主体或者多中心治理的结构往往带来的是一种较为消极的协调式治理，很多情况是事后的应对，而并非从根本上建立了居民、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矛盾的调解机制。强化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管理和监督职责，也就是强调政府的“扶持之手”和“看不见的手”（施莱弗等，2004）。

其次，对于大量的后单位制社区来说，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应该担负起消费的职责，建立统一的规范和原则，进行统筹管理。一方面，政府应担负起统筹管理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应该扩大有序的社区参与，让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正向的良性互动。

最后，对于大量的城中村社区，各种社会矛盾是叠加在一起的，而最为核心和基础的，本质上也是如何组织和管理集体消费问题。长远考虑，这一类社区中，需要建立一个政府主导，各个群体广泛参与的社区集体消费组织、管理和监督机制。从近期来看，应该从城中村社区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中分配相应的资金完善基本公共品的提供，并逐步建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治理体制，把流动人口集体消费的组织管理纳入到政府管理的职责之中。

参考文献：

[1]Castells，M.Theory and ideology in urban sociology，in pickvance（ed），Urban Sociology：Critical Essays，London： Tavistock，1976：75.

[2]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3]蔡禾，何艳玲.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对当代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一种分析视角[J].学术研究，2004，（1）.

[4]陈钊，陆铭，佐藤宏.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J].经济研究，2009，（10）.

[5]李强，葛天任.社区的碎片化――Y市社区建设与城市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J].学术界，2013，（12）.

[6]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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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生态城市 建设规划 发展

【分类号】：TU：80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建设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复杂的矛盾，引起“城市病”在世界范围的流行。住房短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物质文明不是改善城市环境的根本手段，相反会加剧城市的环境恶化。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不断加速，城市趋于空心化巨型化的现状下，人们深切感到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短缺，身心健康受损。如何构建合理的生态城市景观生态系统空间结构，保持景观要素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多样性，构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生态城市景观，充分发挥景观的生产功效、经济价值、资源价值和美学价值，是生态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

1 生态城市的渊源

“生态城市”是在城市生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人居环境模式，由前苏联城市生态学家1981年首次提出的，生态城市的历史渊源非常久远。早在 3000 年前，中国人就已形成了一套人类生态理念体系，“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而在古代欧洲城镇和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村落也能看到生态城市的雏形。

2 生态城市的定义

生态城市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不断升华的结果。虽然国际生态城市会议已于1990年、1992年、1996年、2000年召开过4次，但对于生态城市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界定，许多专家和学者对此都发表过各自的见解；一些国家还提出了生态城市发展原则。1987年前苏联生态学家亚尼科斯基认为生态城市是“按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1992年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上，组织者澳大利亚的唐顿认为生态城市就是人类内部，人类与自然之间实现生态上平衡的城市，它边括了道德伦理和人们对城市进行生态修复的一系列计划，远远超出了“可持续性”这个概念。1997年中国学者黄光宇教授撰文《田园城市.绿心城市.生态城市》，认为生态城市是根据生态学原理，综合研究城市生态系统中人与“住所”的关系，并应用生态工程、环境工程、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协调现代城市经济系统与生物的关系，保护与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与能源，提高资源的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提高人类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修复、维持和发展的能力，使人、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互惠共生。

从城市生态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合理、功能稳定，到动态平衡状态。它具备良好的生产、生活和还原缓冲功能，具备自组织、自催化的竞争序主导生态城市的发生和发展，以及自调节、自抑制的共生序保证生态城市的持续稳定。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高效利用，自然的演进过程也得到保护和发展。从城市规划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城市景观成为城市文化的空间构成与表现。

3生态城市的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1）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重要的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现在人类活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却没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同步发展，生态城市是营造满足人类自身进化需求的环境，充满人情味，文化气息浓郁，拥有强有力的互帮互助的群体，富有生机与活力，文化是生态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城市的灵魂"这种和谐性是生态城市的核心内容"。

2）高效性：

生态城市一改现代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的运行机制，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协调" 。

3）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现代与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用掠夺的方式促进城市暂时的繁荣，保证其发展的健康、持续、协调" 。

4）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单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

5）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建立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且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就广义而言，要实现这一目标，全球必须加强合作，共享技术与资源，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建立全球生态平衡" 。

6）结构合理：

一个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城市应该是结构合理。合理的土地利用，好的生态环境，充足的绿地系统，完整的基础设施，有效的自然保护。

7）关系协调

关系协调是指人和自然协调，城乡协调，资源利用和资源更新协调，环境胁迫和环境承载能力协调。

4 建立生态城市的方法

首先，应让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创建生态城市的重要性。任何一个人都应该为建立生态城市尽责、尽力，这是一种自觉参与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市民的参与将会改变一切。

其次，如果没有强大的执行力量去贯彻所制定的有关政策措施，将无法保证生态城市建设的进行。生态城市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工业、能源、交通、建筑、绿化、通讯、文教、环保、医疗、宣传等。要将这些方面都纳入生态城市建设的轨道上来，没有一个专门负责生态城市建设的统一的职能部门是不行的。该部门应以市长为负责人，主要负责生态城市建设的规划、决策、组织、协调和监督，同时也作为生态城市建设的宣传、咨询、交流和推广中心。

再次要对城市进行合理规划，实现宏观调控。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应以人类与城市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进行城市生态调查，了解城市的生态特征、生态过程、生态问题和生态趋势，认识城市环境的生态潜力和制约因素，以及城市中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对城市“生态和谐度”作出正确合理的评价。根据此综合评价进行区域整体生态规划，确定城市的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的合理标准，确定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绿化、生态交通、生态建筑、生态能源、生态文化、生态社区建设的理论和方法，等等，实现城市乡村化、园林化。

第四，以城市规划为依据，制定合理有效的制度、措施和方法，保证生态城市的顺利进行。建立适应生态城市建设的法规综合体系，使生态城市的建设法律化、制度化，是保证其战略、政策和措施顺利实施的有效途径，这样生态城市建设得到法律保证，有法可依，对不符合生态城市建设的行为就可采取必要的行政、经济甚至法律手段，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5 结语

生态城市是一种以和平为功能的建设观。建立生态城市不仅仅涉及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改造和建设，还涉及到人们的观念、意识、伦理和生活方式，因此需要各学科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综合分析、系统进行。目前，人类不仅要和自然作斗争，也要和自身作斗争，而生态城市将结束这场自我毁灭的战争，结束和自然为敌的状态，创造一个舒适、宁静的人类居住环境。

参考文献：

1. 彭镇华 《中国城市森林》

2. 新浪网《城市生态安全与评价》

篇10

湖北省贫困现状

湖北省的贫困特点一是群体贫困突出。1、贫困人口多、规模大。依据新的扶贫标准，2012年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为819.61万人，占全省乡村人口的20.2%。2、贫困程度深。主要表现为收入和消费水平低、财产贫困。根据对大悟县、保康县百户调查，2008年百户贫困户家庭总收入为429599元，人均1263元，扣除生产成本，人均纯收入908元。由于贫困户收入水平低，没有财产积累，连基本的住房等条件都不完全具备。如恩施州农村C级和D级危房户分别占农村总户数的11.4%和5%。3、贫困分布广。全省89.5%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边远高寒的深山区、干旱缺水的石山区、资源匮乏的水库移民区和血吸虫等地方病高发区等特殊地区。同时，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趋势，全省819.61万贫困人口分布在17个市州的29个重点县、58个插花贫困县。

二是区域贫困凸显。1、经济发展水平低。2012年，全省29个重点县生产总值为2125.44亿元，财政收入为140.93亿元，仅占全省的9.56、7.73%、5.19%；农民人均纯收入4883元，仅占全省平均水平的62.19%。2、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截至2011年底，全省有4839个撤并村不通沥青水泥路；有1300万农村居民存在饮水不安全的问题，40%的大型灌区、50―60%的中小型灌区和50%的小型农田水利社会不配套、老化失修，大型排灌站设备完好率不足60%。3、公共服务、社会事业落后。如恩施州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差，布局不合理，小学服务半径超过4公里的学校占一半以上，初中服务半径一般在50公里左右；卫生服务能力较弱，每千人执业医师1.14，比全省低0.41，有358个行政村没有卫生室。

三是发展差距大。1、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全省29个重点县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份额，由2005年的10.6%下降到2012年的9.5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省的差距，分别由6382元扩大到16299元、由1323元扩大到2968元。2、城乡发展差距扩大。2001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2：1，差距4507.44元；2012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5：1，差距达12987元。从农村内部情况看，2002年最高家庭的收入是最低家庭收入的6.9倍，到2012年扩大到7.5倍。

同时，湖北的贫困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一是贫困类型多样化。1、收入贫困。据对大悟县被调查的50户贫困户测算，恩格尔系数最低的为70%，最高的达到90%。2、消费贫困。对于教育、医疗等刚性消费支出，贫困户不得不举债支出、“透支”消费，陷入“贫困沼泽地”。贫困户消费结构不合理，不仅仅反映在教育、医疗、建房等举债消费上，还反映在极少数贫困户打牌、酗酒等陋习上。3、能力贫困。全省常住人口57237740人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67.07%。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直接引起能力贫困。4、精神贫困。贫困人口落后的心态和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形成一种顽固的文化习俗、意识形态，陷入精神贫困。其具有内在根生性，极易生成“物质经济贫困-文化精神贫困-物质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圈。

二是贫困成因复杂化。1、因环境致贫。区域增长与群体减贫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湖北省的贫困地区大多处于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社会发育程度低的地区，恶劣的环境导致贫困。2、因教致贫。目前一个高中生一年的学杂费、生活费等最少要3000元，贫困家庭要供孩子读高中只能举债，上大学更是负债累累。3、因病致贫。尽管贫困户参加了新农合，但由于标准低，遇上大病无力负担，往往一人得大病，全家致贫。4、因灾致贫。全省每年因灾害约造成近2000万人受灾，常年需政府救济的有200万人以上，返贫人口50万人左右。5、因市场致贫。由于贫困地区农户发展现代产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科技水平偏低、信息不畅以及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每年有大量农户因市场因素致贫。

贫困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

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反映了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贫困和贫富差距过大，是造成社会动荡和“富人不安心、穷人没希望、中产阶级不努力”紧张人际关系和自然关系失衡的重要根源。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穷人的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为主要特点的“拉美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第一，贫富差距的长期存在，会造成社会失衡，影响公平正义社会的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一个发展机遇均等、资源分配相近、社会保障相同、话语权一致的生存环境。由于现行体制影响，富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具有更多的利益诉求、意见表达渠道，拥有更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优势，财富积累能力更强；穷人则会出现缺乏发展机遇、发展权力，缺少良好的教育、先进的医疗、就业平台、住房和养老保障体系等，导致生存尊严湮灭，话语权缺失，贫困代际传递。因此，贫困问题不能得到解决，贫富差距扩大趋势会愈演愈烈，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怪圈，最终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局面打破。

第二，贫富差距的长期存在，会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影响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贫富差距过大已形成两极化的社会阶层，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强势群体，下端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这种阶层分布是最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哑铃”形。处于“哑铃”两极的群体安全感都很差。前者的不安全感来自权力认同危机和急速膨胀的财产；后者的不安全感则来自教育、医疗等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和紧张的劳资关系，出现自卑、失落心态和伦理困惑，容易产生攻击性。据全国总工会统计，2012年1至8月，全国共发生规模在100人以上的工资纠纷的集体停工事件120多起，规模在30人以上的270多起。《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等方面，仍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近年来，每年因这些社会矛盾而发生的刑事案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这充分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贫富两极，两极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许多时候一触即发，对民主法制建设带来严重的威胁。

第三，贫富差距的长期存在，会加剧仇富心理，影响诚信友爱社会风气的形成。从人性的特点看，产生仇富的深层原因是个人对财富所具有的强烈占有欲。贫富差距扩大容易使贫困人口产生强烈的“社会剥夺感”和仇富心理。如果贫困人口不能获得公平的发展权利和机会，就会让社会其他阶层陷入对贫困的恐慌，导致人们参与竞争的方式就会更加激烈，使得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这也反映出当今经济活动中出现恶性竞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使富人对穷人缺乏信任，穷人则加剧仇恨富人。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集体上访、示威、骚乱，常有发生的自焚、投毒、爆炸、纵火以及民营企业家被伤害等事件，也说明中国因为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和谐稳定形成了较大影响，对诚信友爱的社会风气构建形成严重影响。

第四，贫富差距扩大，会挫伤贫困群体的积极性，影响充满活力社会的建立。由于收入严重的集中化，从物质和心理上阻碍着贫困群体对社会发展参与的热情，形成了自卑心理，损害了他们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主体意识和参与能力减弱，助长无责任化，使国家凝聚力下降。在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时，会将自身不满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对党和国家丧失信任。长此以往，将导致社会发展失去活力。

第五，贫富差距的长期存在，会造成社会失衡，影响安定和谐社会的构建。收入差距引发人们心理上的失衡，心理失衡引发社会行为失范。贫穷也是暴力犯罪产生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但经济指标、基尼系数则与罪案率互相对应，社会矛盾和犯罪率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攀升。2009年，全国刑事立案数5579915件，是1978年的10.4倍，比2008年增长14%，其中以获取财产为中心的犯罪上升最快。胡联合研究组《贫富差距对违法犯罪活动影响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分别就治安、盗窃及侵财案件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率与基尼系数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3、0.93、0.81。因此，违法犯罪活动与基尼系数有密切的关系。

深入推进扶贫开发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路径分析

当前，湖北省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缓解农村贫困，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逐步缩小发展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的扶贫开发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民生工作，更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和社会管理工作。因此，要把扶贫开发作为缩小发展差距的重大举措，作为改善民生的德政工程，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解民忧、纾民困、惠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确定直面贫困人口的减贫战略。

第一，提高贫困人口基本素质。大力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的程度，减少贫困代际传递。大力开展“雨露计划”培训，提高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和科学种田水平。积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减少因贫致病、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扶持贫困地区农村兴建文化体育综合站、农家书屋。坚持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控制贫困地区人口过快增长。

第二，扶持贫困人口发展基本当家产业。帮助贫困农户发展增收效果显著的产业项目，积极支持他们发展畜牧养殖等短期增收产业和林果特等长效致富产业。加快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产业化扶贫，多途径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通过3―5年的扶持，使贫困农户力争达到人均1亩高效经济林园，或户均有一项稳定增收项目。

第三，改善贫困人口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对贫困人口居住集中的乡村，以整村推进、片区开发为载体，实施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服务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综合配套开发，促进贫困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快实施小流域、小片区的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巩固提高通村公路成果，将水泥路（油路）延伸到村组、自然湾。加强农村水利建设，切实解决贫困农户安全饮水问题。加快农村电网进村入户改造升级，实施广播、电视、通信“户户通”工程。加大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力度。扶持贫困农户“一建三改”，切实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第四，维护贫困人口基本尊严。增强贫困人口主体意识和参与能力，尊重贫困人口在社区发展、村民自治、项目建设等方面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完善农村扶贫项目的决策和实施机制，充分考虑贫困人口的需求。凡是到户的产业开发、小额信贷、农村公共服务等，必须为贫困人口提供共建共享、公平发展机会，使其克服自卑心理，在自强自立、发奋图强中体现个人尊严。

（二）深入推进扶贫开发，促进减贫战略实施。

第一，扎实推进专项扶贫。坚持产业第一、能力至上的原则，瞄准贫困村，锁定贫困户，认真实施专项扶贫，努力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整体脱贫。1、整村推进。全省每年启动重点县300个贫困村整村推进，实施特色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改善、素质能力提高等项目，实现贫困村全面发展、贫困户脱贫致富。2、产业发展。继续采取扶贫贴息方式，重点扶持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扩大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继续做好小额贴息贷款工作，解决发展生产筹资难问题。3、能力建设。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和新成长劳动力为雨露计划培训对象，引导其积极参训，提高其转岗就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实现转移增收脱贫；开展科普助力实用技术培训，实施老区贫困地区人才支持计划。4、扶贫搬迁。整合资金资源，创新安置模式，锁定扶贫对象，认真做好扶贫搬迁工作，切实解决好搬迁贫困户的稳定脱贫与长远发展问题。5、扶贫到户。落实贫困户分类扶持政策，实现扶贫与低保有效衔接。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采取项目直补、产业发展、技能培训、贷款贴息、资金互助等专项扶贫措施，使扶贫对象得到直接有效扶持。对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长年困难的农村人口，通过低保、救助等保障其基本生存。

第二，积极推进行业扶贫，全面提升贫困人口的素质与能力。要把培植特色支柱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行业扶贫的重点，扎实推进贫困地区发展。1、加快教育发展。认真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政策，巩固提高“普九”成果，建立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创业就业能力；落实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政策，提高贫困户子女能力素质，减少因教育返贫的现象。抓好贫困地区先进实用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培训，加快科技示范村和示范户建设，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严格控制贫困人口的过快增长。2、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加强各级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大对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设施条件和医务人员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村卫生室初级达标建设，消灭无村卫生室空白村。3、推进科技扶贫。加大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培育一批科技型扶贫龙头企业；积极推广良种良法，加快科技扶贫示范村和示范户建设；继续选派科技扶贫团、科技副县（市）长和科技副乡（镇）长、科技特派员到重点县工作。4、加大社会保障力度。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供养水平；健全自然灾害应急救助体系，完善受灾群众生活救助政策；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进程，实现全覆盖；加强社区建设，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帮助贫困户解决基本住房安全问题；完善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和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策。

第三，推进社会扶贫，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氛围。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开展联县、带乡、驻村的对口帮扶活动；进一步推动军队和武警部队参与扶贫开发；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做到不脱贫不脱钩；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倡导扶贫志愿者行动；开展村企共建，组织国有、民营企业对口帮扶贫困村，实现帮扶全覆盖。

第四，实行公平正义的分配制度，促进贫困人口共享改革成果。坚持“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打造“橄榄型”稳定的社会结构。充分发挥政府指导作用，逐步扩大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加强对弱势群体劳动力定额收入的管理和指导，建立最低工资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加大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慈善事业，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有关政策措施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1、加大扶贫专项投入力度。湖北省2012年专项财政扶贫资金为106154万元，贫困人口人均不到129.61元。若全部用于当年实施整村推进的村，村平均不足353万元，远远不能满足基层实施扶贫开发规划的需要和贫困人口发展的需求，建议国家和省进一步加大扶贫专项投入力度。2、加大到户政策资金投入力度。国家投入到大别山、秦巴山片区的教育卫生社保的资金，大别山片区人均为767.4元，秦巴山片区为1113.2元。建议国家和省级加大贫困地区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力度，提高对贫困人口的保障水平。

第二，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1、加大金融机构支持力度。加大县域信贷资金投入力度，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服务力度，鼓励商业性银行在贫困地区建立分支机构；鼓励重点县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尽快实现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空白乡镇的金融服务全覆盖。2、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要鼓励保险机构在贫困地区建立基层服务网点；完善省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业保险。3、继续完善扶贫贴息贷款政策。要完善扶贫贴息贷款政策。增加贴息资金，降低贷款门槛，加大对贫困地区信贷扶贫支持力度。鼓励开展小额信贷，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

第三，推进教育扶贫。1、开展“9+3”教育模式试点。在义务教育之外，建议贫困地区率先试点义务高中教育全面覆盖，即“9+3”教育模式，由财政进行补贴。2、实施教育救助。政府和社会应采取措施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为贫困群体免费提供给就业技能培训，加强职业教育，通过多种方式让贫困人口的子女得到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避免产生代际贫困问题。

第四，建立留守群体关爱平台。1、完善养老服务，为“留守老人”增添亲情。建立农村老年人互助组织，逐步提高养老金发放标准，兴办养老福利事业，走家庭化养老与社会化养老相结合之路。2、政策多支撑，为“留守妇女”减压力增能力。加大培训力度，使农村留守妇女能够就近上岗；出台农村妇女创业的政策，增设农民创业贷款项目，放宽限制，减化贷款手续；加强对留守妇女维权知识培训。3、关心“留守儿童”，营造家的氛围。加大留守儿童心理疏导；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和投入力度，改善其办学条件、寄宿设施和容纳能力；加强关爱留守儿童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社会参与关爱行动网络。

第五，完善法律救助体系。1、开展法制教育。定期开办农村法律讲堂，举办农民法律学校，组织法律巡回宣讲，对贫困人口进行法制教育。2、实施法律援助。要为贫困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保护社会弱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贫困群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