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的主要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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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背景，主要特征，影响因素，诸城市

 

0.引言

由于长期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我国城乡差距日益增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相对缺乏，人居环境亟待改善。因此，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议题。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山东省诸城市充分考虑并利用自身发展条件，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典范。

1.诸城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

1.1经济状况

2008年全市生产总值（GDP）完成362.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34030元，按年均汇率折算为4885美元。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由2007年的11.0：64.0：25.0调整为11.0：63.2：25.8。从三次产业结构和人均GDP来看，诸城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1.2人口状况

诸城市2007 年底总人口118.6 万人，其中户籍非农人口46.7 万人，户籍农业人口59.6 万人，一年以上暂住人口12.3 万人。根据各县市区现状城镇人口计算，2007 年诸城市域的城镇化水平为45.3%，略低于山东省的城镇化水平46.75%，城镇化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1.3农业发展状况

诸城组织实施了农业产业化战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把农村的主要产业纳入产业化经营格局。全市现有龙头企业1950 家，各类合作社480 家，带动23万农户(占全市的73%)，无公害产品种植（粮食、烤烟、瓜菜）42.6 万亩，农业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现有黄烟、肉鸡、生猪、特种动物养殖等各类合作社。但是，生产经营仍以分户为主，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制约了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劳动力的解放。

1.4农民收入和消费状况

2008年，诸城农民人均纯收入7701元，增长13.5%，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5059.6元，增长21.2%，均高于山东省的平均水平。据统计，2008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641元，比上年增长13.2%，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077元，增长12.6%。诸城农村经济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促使农民对人居环境质量有了更高需求。

2.诸城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特征

2007年，诸城提出了农村社区化发展，首先从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入手，打造了“两公里服务圈”，旨在让农村居民在不超过两公里的范围内公平的享用到与城市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这一模式，基本具备以下特征：

2.1区域统筹、分类指导

诸城市确立了“城、镇、农村社区”一体化发展的新型村镇体系，推动农村社区的全面发展。中心城区的发展，将城区周边几公里以内的农村纳入中心城区规划之中，推动“农民变市民、农村变城市”模式的发展；镇（街道）驻地的发展，将驻地周边的农村居民点纳入镇区，统筹考虑；其余农村以“两公里服务圈”为标准，形成208个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向社区中心村集中，形成社区服务中心。

2.2构建“多村一社区”的空间模式

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的原则，将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农村社区。在社区内选择一个交通比较便利、班子基础比较好的村庄,作为社区中心，将各类公共设施向中心村集中设置，形成社区服务中心。论文格式。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半径一般掌握在2公里以内，出行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涵盖5个村、1500户左右。农村布局既满足了农村居民的耕作半径，又能让居民便捷的享用公共服务。论文格式。

2.3构建“两公里服务圈”的服务体系

针对农村居民需求，诸城市提供了“一揽子”服务，在社区中心配备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建立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包含“一厅八站”，既一个办事服务大厅和医疗卫生、社区警务、劳动保障、社区环卫、文化体育、计划生育、社会福利和志愿者等八个服务站。论文格式。另外，诸城市依照市场化的特点，引导企业在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设立了便民日用品超市、农资超市、开餐店等；并以诸城市供销社农资综合配送服务中心和诸城市天益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为龙头，承担了全市农村社区的日常用品和农资超市的配送任务，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服务。

3.诸城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要素

3.1地理位置

农村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模式，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有着较大影响。距离城市或者镇区较近的农村，受城市或者镇区的辐射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反之，则受到的辐射较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诸城将农村分为三种类型：城市周边型、镇区周边型和纯农村型，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进行分类指导。

3.2土地要素

农民的作业方式、耕作规模的大小与耕作范围即村庄腹地，决定了农村社区的规模和社区化的集聚度。目前，诸城农村土地流转刚刚起步，耕地向大户集中、向企业集中的规模仍较小，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限制了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成为农村居民点向农村社区集中的障碍。在农村建设用地方面，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民对现代化生活条件日益渴求，农民建房规模日益增大，出现了建设用地与耕地争锋的局面。另外，随着农民进城务工、定居的规模逐渐增多，部分农村出现了“空心化”。

3.3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发展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外部动力，其不仅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近年来，诸城城镇化发展迅速，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但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也阻碍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致使农业生产率较低，土地利用较为浪费，农村劳动力大多处于兼业状态。因此，滞后的城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3.4经济要素

经济发展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先决条件。近年来，诸城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水平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政府财政资力雄厚，同时，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也改善了农民的就业方式，农民就业逐步兼业化，使农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另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3.5公共服务设施要素

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改善城乡不平等的待遇，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推动力。另外，公共设施的服务半径和服务能力决定了社区的空间范围和社区规模；公共设施的布局模式也影响着社区的空间布局。因此，诸城率先从农村公共服务入手，打造了“两公里服务圈”，在农村社区中心集中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使农村居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公平待遇，并引导新型农村社区的集中化建设。

4.结语

诸城市以完善公共服务为主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需求，有效解决了城乡发展条件不均等这一矛盾，有利于新型农村社区的进一步集聚化建设，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这一模式成为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典范，值得其他地区借鉴与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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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继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选择与典型案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8

[3]方明.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多角度思考.小城镇建设，2006（22）

[4]申翔.建设农村社区的规划学思考.和谐城市规划——2007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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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社区；群众

中图分类号：G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6-0193-02

一、社区群众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和意义

社区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的区域内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社区文化是指在特定的区域内，满足居民的求知、审美、娱乐、社会交往、自我价值实现等较高层次需求相关的种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精神文化。后者为我们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突出以人为本的原则，强调以人的文明素质的提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供了依据。具体地说，在其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企业文化、街道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老年文化、村镇文化等不同类型的社区文化。

（一）主要特征

社区文化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是地域性。社区文化是伴随社区建设同步形成的，由于受到地理条件、居住人口、社区组织、风俗习惯的约束，它具有一个地域的文化个性，一个社区形成的历史越悠久，文化积累越深厚，地域文化特色就越鲜明。如我们龙虎山的道教文化、贵溪三角班戏曲、余江的根雕技艺等等。

二是多元性。由于社区居民的职业、经济地位、文化水平的不同，在文化的形态和运作方式上都有充分的体现。社区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文化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都能在社区中找到“知音”。如有的喜欢高雅文化、有的热衷于民俗文化，可以说社区文化是一个“万花筒”。

三是广泛性。社区文化具有自娱自乐、自我管理的特点，群众自发的组织和参与，广泛发动群众是社区文化得以很好开展的基础和关键。四是归属性。由于社区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它对相对稳定的社区居民，通过不同的文化形式去引导、示范，使人们共享社区的文明，因此，社区文化是社区稳定的粘合剂，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谐、进步的重要内容。

（二）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社区文化是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在社区建设中起着灵魂的作用。它对于维护社区的稳定、促进人际和谐、推进社会进步有着深远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实施。通过组织各种社区文化活动，吸引广大居民参与，使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到社区居民之中，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提高社区的文明程度。

第二，有利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社区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协调各单位与居民之间的广泛交往，互相了解、互相协作与配合，特别是社区居民之间的感情交流，人们参与社区文化活动越多，越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就会自觉地维护社区的利益，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第三，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社区文化活动能够激励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进取精神，将思想政治教育、科技知识普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寓于各种文化活动之中，人们在自我参与、自我表演、自我娱乐、自我教育中培养自己的情操、美化自己的心灵。使社区成员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教育，创造一个热爱美，追求美的文明时代，造就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境界。

第四，有利于促进社区经济建设。社区文化是一种亟待开发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对社区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继承和开发。一方面打出品牌，寻求市场，使其更具生命力，另一方面社区文化本身的广告效应，对树立社区形象、宣传具有重要作用。

二、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针对新时期社区人际关系的新特点，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文化设施上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与社区发展目标还不协调，培育积极向上的“社区精神”，促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还没有更多新的办法。根据笔者对鹰潭市百佳城、梅园、三角线等一些社区的走访了解，现在的社区人际关系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

1、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独门独户的空间使家庭私密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2、城镇的进一步开发开放打破了原有社区同一单位、同一家族、老邻居的格局，代之以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重新组合，在习惯、风俗、文化等方面差异不断扩大。

3、人际交往冷漠化或简单化，参与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不够积极，社区活动老年化、女性化倾向严重。

4、人际交往、情绪情感宣泄等缺乏有效平台、途径和渠道。

（二）社区文化服务能力与群众日益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还不适应，需要更加贴近社区群众，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造更多符合区域特点、体现人文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

（三）社区文化场地资源不足，社区文化硬件设施、设备投入不足，文化设施和文化资源利用率不高，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学校、社区文化站等硬件尚未达标，导致居民文化生活的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无法满足，质量不够高，需要在充分发挥现有文化设施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社会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扩大社区文化服务的覆盖面。

（四）社区文化工作队伍不够稳定，管理不规范。社区文化工作者存在着人员少、兼职多、业余化、老龄化、女性化倾向，而且在管理上缺乏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缺乏长效机制。

三、加强社区群众文化建设的构想

社区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服务社区居民和培育社区居民上。

（一）整合社区文化资源，发动社会力量，兴旺社区文化事业。虽然近几年各级政府对社区文化建设都加大了经费投入，但社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仍有待加强，包括必要的场地落实、网络配置以及相关的器材等，文化阵地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经费仍然紧缺，难以更进一步开展高质量、高水平、更广泛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制约了社区群众文化建设的发展。对此，笔者建议建立多渠道社区文化资金投入体系。

社区群众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需要通过多种渠道解决。首先，政府投资是十分重要的环节。政府部门要在年度经济规划中把对文化的投入纳入财政预算，这样，社区群众文化建设才会得到充分的保障。其次，社区要充分利用本社区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的优势，通过各种方式对社区群众文化建设输入资金，以建立文化基金等形式为其文化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社区要利用现有文化设施的优势，实施有偿服务，采取以文补文等方式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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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三化”协调；新型农村社区；中原经济区；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12-0108-04

作者简介：李彦普（1977-），女，河南西峡县人，黄河科技学院商贸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研究”（2012-GH-175）。

河南农村人口多、农业比重大、保粮任务重，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关键阶段，人多地少是制约“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最现实问题，城镇化水平低是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最突出的聚焦点。这一状况对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变形成倒逼压力，要求河南必须创新城镇化发展思路，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所谓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段历史过程。其不仅是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传统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以农民工大量进城、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为主要特征的道路，这是一种典型的增长导向型城镇化模式。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新型城镇化的“新”是指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

二、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地区模式探索

（一）新密模式

新密是河南省26个加快城镇化进程重点县（市）、35个扩权县（市）和23个对外开放重点县（市）之一。作为集经济发达县、郑州都市区郊区、资源型城市等基本特征于一体的新型城市，以“城镇社区抓改造、煤矿沉陷区抓安居、贫困山区抓搬迁”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城镇化建设的“新密模式”。从构建郑州大都市区中谋划发展定位，调整发展思路，跳出原有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坚持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建立起合村并城、合村并镇、合村并点，形成城区为主体、重点镇为支撑、新型社区为节点的新型城镇体系。目前建成和在建新型农村社区36个，涉及83个行政村、农户3.27万户，节约建设用地1.08万亩。大力推进土地流转，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用地保障。

（二）舞钢模式

在工业基础良好的舞钢市，实行“社区”与“产业集聚区”一对一联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承载能力，促进在新型社区集中居住的“离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为工农分割、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格局的县域发展新型城镇化提供了“舞钢样本”，成为全省“新型城镇化的示范”。舞钢市围绕钢铁和棉纺两大传统优势产业，大力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依托舞阳钢铁公司特宽特厚钢板生产优势，以诚海纺织服装园为龙头，建成了完整的钢铁和纺织产业链。根据规划，舞钢市产业集聚区在“十二五”结束之年，提供超过5万人的就业岗位，在未来这一数字将达到10万人。这意味着，舞钢市超过一半的农民能够在这里实现就业。同时，舞钢市按照“一城四镇十七个中心社区”的城镇建设体系，按照“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方式推进土地流转工作，专门成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在各乡镇设立了土地流转服务站，让农民搬入社区，使村庄占地大幅减少。

（三）潢川模式

潢川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围绕工农对接、产城融合，谋划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路子。首先潢川从农业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出发，调整农业结构，扩大经营规模，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文章，在全国、河南省较早探索出了“公司+基地+农户”的“华英模式”，涌现出华英集团、黄国粮业等一批龙头企业，构建起产加销一体化的食品工业体系，形成工农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其次潢川加快实现产业积聚，按照“统筹城乡、以城带乡，产城融合、相互促进，合理布局”的发展要求，实施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城市拓展区“三区”联动、组团式发展，加快“潢光一体化”进程，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同时加快县城和中心镇的建设步伐，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功能，提高品位，打造特色中心镇，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模式。

（四）固始模式

固始县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抓手，加大政策、资金的扶持力度，走出了一条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之路。固始县采取城镇集群发展，坚持“核心带动、轴带发展、节点提升、对接周边”的空间布局原则，发挥县城核心带动作用，把特色相近、产业相联、功能相关的乡镇联结组团发展，培育整体优势。全面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把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发展成为小城市，提高承接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全面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按照“分类指导、科学规划、群众自愿、就业为本、量力而行”的原则，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城镇体系规划，积极开展农村社区试点，提高综合服务能力，使农村人口能够“进得来、稳得住”。在农业方面，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种植、产业化发展，促使农村人口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实行农工贸紧密衔接，“三化”协调发展。

（五）淮阳模式

淮阳县从促进三次产业联动融合发展入手，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农业资源与加工业、文化旅游业有机耦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农业与二、三产业相互渗透、融合发展，走出一条富民富县的“根植式”内生发展模式。淮阳县一是充分利用外部城镇化的拉动作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县域外转移，缓解人口压力；二是抓住国家不断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和加大扶贫开发力度的有利政策环境，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三是顺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对农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深入挖掘农业资源，大力发展多功能农业，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业结构升级；四是适应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五是强化县城和中心城镇带动，培育新型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承接产业转移，吸引人口等生产要素产业集聚，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粮食生产大县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

三、河南探索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启示

（一）发挥新型农村社区的基础载体作用

在城镇化发展的快速推进期，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还很突出，城乡发展仍不平衡。大批农村出现“穷、空、散”的现象，留在农村的农民生活居住环境依然是“脏乱差”，造成农村发展速度减缓。为了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生活环境、教育、医疗、交通、就业等方面的差别，提高农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势在必行。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节约土地，为农村和城镇的发展拓展空间；可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可以改善农民的居住生活条件；可以全面提高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素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迫切需要。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强化产业支撑

构建农村社区虽然一揽子改变了农村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如果不能相应解决“离地”人口的就业问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类似南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问题，使“三农”问题通过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农民进入新型社区居住固然改善了“离地”农民的生活条件，但如果他们无业可就，无论住进多么高档的社区最后也会变成城市贫民。因此应根据自身的产业定位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承载能力，促进在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居住的“离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这样就通过“产业集聚区”这一媒介，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中，使失地农民在脱离土地转化为雇用劳动力时实现了软着陆，实现了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的同步转变，从而避免过度城市化带来的陷阱。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协调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业大县对新型城镇化的探索表明，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时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积极发展高效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可以有效推动农业与城镇建设有机融合，从而推进“三化”协调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对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的贡献是提供农产品保障和土地、劳动力等各种要素支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业占比会越来越低，但是农业的功能却不断扩展。农业集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为一体的产业特征，使得农业的生态保护功能、观光休闲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逐渐彰显出来，从而使得农业对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不仅不会减弱而且更加强化。

四、河南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的对策建议

（一）以产业集聚区为支撑，推进产城互动

产城互动，是以产业发展为前提建设城镇，以城镇建设为基础发展产业，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相互融合、联动推进的过程。城市化的实质是劳动者就业的城市化，新型城镇化的首要问题也是解决就业问题，而产城互动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是以产业发展为前提，从而会创造就业岗位，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镇者“乐业”才可能“安居”，“安居”才可能消费，消费才能催发城镇的繁荣。因此，产城互动以居民为中心构建起城镇发展链，是新型城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及中西部发达县的小城镇顺利实现了向“城市型”小城镇的转型，正是因为走上了产城互动的发展道路。

产城互动的前提是产业集聚区建设。河南省应大力推进工业集聚发展与合理布局，通过整合重点产业链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壮大优势产业集群，构建优势产业发展带，支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加强工业化城镇化互动。一是加快特色工业园区建设。坚持“一园一主业、园区有特色”，明确各类产业园区定位，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模式，创新园区管理体制和开发机制，提升园区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形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错位竞争的园区发展格局。二是发展优势产业集群。加强对产业布局的政策引导，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发展壮大食品工业、汽车工业、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煤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一批优势产业集群。三是强化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加强分类指导，突出各自特色，促进合理分工，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区域内优势互补和产业集聚。

（二）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是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引领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促进农村发展的增长点。中原经济区要实行新型城镇化，重点在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难点也在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虽然各地探索了不同的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道路，但是河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差别很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十分突出。经济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山区，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压力十分巨大。

当前河南省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总体思路应遵循“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引资、群众集资”的原则进行。对于城郊结合部，可以通过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将其纳入城市化体系，就近建立新型农村社区，农村腾出来的用地可以用于城市设施，或用于都市农业的发展；对于有一定产业化基础的农村，可以通过产业发展的支撑，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化的融合，使农村新型社区建立在产业集聚区的基础上；对于农业发达的农村，可以建立特色农业体系，以特色农业支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工业发展滞后、距离城市较远、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可以通过政府扶持、群众自筹等方式，建立社区，同时根据本地特点，寻找出可以发展的相对优势的产业，包括第三产业如旅游业等，最终使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建立在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上。

（三）完善新型城镇体系建设

构建和完善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市、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的五级城镇体系。1.提高郑州首位度。发挥郑州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增强高端要素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功能，将郑州建设成为彰显黄河文化和中原城市特色、宜商宜居的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的生态型、创新型城市。2.将地级市建设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按照规模做大、实力做强、功能做优、环境做美的原则，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发展，增强聚集要素和辐射带动地区发展作用，壮大省辖市规模，使之成为各区域空间组织的核心。对于河南省沿边的区域中心城市，要加强与省外地级市的合作，建立地区发展联盟。3.提升县城发展水平。通过产业集聚区建设做大做强产业基础，使县城发展具有坚实的产业支撑。同时完善县城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县城人口素质，加快县城基础设施建设，使县城成为县级经济发展的启动器。4.加快中心镇建设。对于较大的镇，要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提升，提高其聚集资源和辐射周边的能力，使之成为当地农民走向城市化的重要载体。

（四）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能力

首先，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解决半城镇化问题。对现有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和创新，积极清除那些对农民工存在歧视与排斥的制度政策，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要在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子女教育权、公共卫生权、政治参与权等方面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所有农民工，多渠道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把在城市稳定就业以及困难农民工家庭住房纳入政府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享受范围。建立农民工能够有序参与的政治保障机制，实现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推动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农民的地域转移、职业转换和身份变换同步进行。

其次，创新土地制度。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既要为工业化、城市化腾出空间，也要保障农民利益。要充分尊重农民自愿，解决制止强制征地、强制拆迁的错误行为，加大对征地制度的改革以及市场化的操作。试行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应允许农民通过有偿退出宅基地或宅基地置换而获得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形式参与经营，促进土地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集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

再次，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农村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是城乡社会二元发展的直接后果，也是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应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对农村实施倾斜政策，以实现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社会保障资源、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等公共资源在城乡的均衡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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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社区；群众文化；研究

一、新型社区群众文化的主要特征

在我国，社区文化建设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是一项较为新兴的事业。社区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1群众热情高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亟待满足。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探索，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居民对于精神文化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社区生活逐渐表现出居民的渴望参加参与、自发组织，举办各种集体娱乐活动，社区生活如火如荼。

1.2文体设施逐步发展

如今很多社区都已经开始了构建文体设施的进程，很多地区发展迅速，在市委政府、社区的大力支持下，很多地方修建了惠民工程，给居民构建文化和体育场所，进行娱乐与健身活动。配套的各种固定的娱乐设施与提供相应的文化资源，使人们的文化生活大大得到了提高，给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有了根据地，更加的方便和完善。

1.3社区文化队伍的发展壮大

迅速发展的社区文化队伍，很多都是从以前为零逐渐发展而来，并且发展出来的业务精英、文体骨干已经逐渐成为一股新时代的文化娱乐队伍，正是拥有了社区进行扶持和组织，文体队伍才会有了由单独发展向快速聚集发展。很多地方设置了社区文化专业干部的职能岗位，为社区文化娱乐活动进行服务，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制度与人才建设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1.4文化活动形式特色化

各个地区都有各个地区自我的特点。由于地域文化差别，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的不同，

很多地方的文化活动都有自身的特色。但很大部分都是以中老年人为主，保持着非常传统的文化形式。这需要社区文化组织，对本组织内的活动进行丰富，通过各种宣传推广，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发挥自己的特长。

二、新型社区概念及目前发展状况

2.1新型社区的定义

新型社区主要是指那些在经过规模调整之后形成的居民委员会辖区，这些社区经过了相关体制改革，更能适应现代城市发展的要求，符合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根据地域特征为划分依据，使的居民之间的感情纽带更加牢固，形成了一个个居民素质较高、居民生活和谐、秩序井然、长治久安的新型社区。

2.2社区文化定义

社区文化是指经过社区居民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长期时间内发展而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精神财富中精神文化占主导地位。社区文化不但是一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意识，更是一种群体的精神面貌。

三、新型合社区群众文化建设的现状

新农村文化建设、新型社区文化建设都是国家明确要求着重强调的人民文化娱乐事业的重点，地方社区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出台相应的奖励措施、树立榜样、宣传指导等富有成果的举措。很多社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打造人文和谐的社区文化，不断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以及集体的荣辱观念，使得社区建设日益进步。每个社区与农村的群众文化建设的成功，都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上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然而在文化建设上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文化建设依赖性过强、精神文化建设不和谐、文化建设中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情绪、新型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不和谐因素等问题。因此我们要寻找方法去解决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四、如何加强和谐社区文化建设

4.1加强多方面沟通与协作

在社区文化事业的建设中，应当尽可能的去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在加强社区集体资金物质保障的前提下，社区文化事业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文化事业才能有所提高，这就需要团结集体的力量。

4.2提高社区精神文化水平

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很多地区都实施了有利于居民社区文化发展的政策，比如在进行与地域相结合的民俗文化品牌，各种旅游文化产业的加速，广场庆典活动等文化活动，都在如火如荼的展开，社区群众的文化传播力度，是非常重要的。

4.3构建文化产业品牌

在新时代下的新型社区，发展的道路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要抓住特殊性这一优势，推陈出新，打造自身的品牌，提升文化产业的质量，形成自己的文化产业链条，发展有自身特色的旅游产业链。

五、结束语

在打造新型社区文化的道路上，我们仍有很多路要走，在我国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么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应加快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牢牢跟着党制定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方针走，为我国早日实现小康社会，实现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刘野萍.浅谈群众文化的未来发展[J].戏剧之家，2010，03：84.

篇5

关键词：家庭导向；养老需求；社区养老

一、养老保障面临的挑战

老龄化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然而，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老龄化趋势更为明显，老龄化速度更为迅速。

（一）老龄化速度和比重都快于世界老龄化速度和比重。 据联合国统计，如果60岁及以上老人占全国比例超过7%，则可以认定为该社会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的这一数字达到了13%左右。而我国的养老体制是现收现付制，面对这一现实，对养老保障提出了考验。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有长达几十年甚至一百年，而我们国家用了不到二十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二）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特征。由于老龄化速度的加剧，老年抚养的比例也在逐步攀升。城镇离退休人员的人数也在飞快增长，国家财政的离退休金也在以每年近30%的比例递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城镇离退休金的增速快于经济的增速。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世界中下水平，老龄化程度却超过了发达国家而位于世界前列，呈现出了“未富先老”的特征，老龄化的加速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三）家庭养老陷于困境。近年来，城市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模式的多样化是城市家庭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伴随着以核心家庭为主。1人户、2人户及3人户的比例在城市中呈逐步升高的态势。除核心家庭外，其他非核心化的小家庭模式也在逐渐增多。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改变，独生子女父母开始进入了老年期，空巢现象也变得更为普遍，空巢比例持续增加的趋势也势不可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活节奏和年轻人工作压力的增大，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年轻一代的赡养观念也发生变化，更多的是以金钱物质、节日探访等方式回馈父母，城市中代际关系模式也受到了深刻影响。

（四）缺乏老年人感情依托和沟通的环境。老年人不仅在经济上对子女有一定的依赖，尤其需要精神安慰和支持，需要社会和家庭为其提供情感交流的环境和平台。整天为生计奔波劳碌的子女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老年人、关心老年人的心理状况；老年人活动区域狭小，整日在家中看电视看报纸缺少与外界、他人的交往，倍感生活孤单寂寞。

二、城市家庭养老存在的问题

养老，是每个人都免不了遇到的问题，现有的养老制度，就是

由年轻一代的劳动者来担负老年人的养老，然而，随着社会节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养老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也多少受到了挑战和冲击。

（一）家庭养老方式的多元化。家庭养老，实际上是子女养老，是在代际之间反哺式的财富流和物质流。家庭养老，不一定就是“在家养老”，由于老年人在经济保障能力有差异性，低收入甚至无收入的老年人对家庭成员的依赖性比较大，收入较高的老年人已经超越了基本的物质需要，而是转向更高的养老服务和质量，这也决定了养老方式的多元化。

有的老人愿意选择敬老院、老人公寓等方式进行养老，从而避免代际之间相处矛盾和摩擦，分户又互助的养老格局使不少老年人舒心。

（二）养老观念受到冲击，养老功能发生弱化。老年人与子女同住一起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城市子女的减少，社会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希望与父母分居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子女陷入了“事业”和“孝顺”的两难境地，代际分居正在成为改革开放的新趋势，构成就家庭养老的严重威胁。在老人较多的社区，空巢家庭浮出水面，极大地影响到老年人的养老质量。子女走后，老人的生活来源成了问题，他们需要出门在外的子女向他们送来物质上的用品，生活上的照料等。子女给父母留下了空虚与孤独，老年人的生活上、经济上、精神上的困难更大。

养老功能，也从家庭养老（经济生活来源主要依赖子女、亲戚接济等）转向社会养老（经济上主要由社会来保障，依赖退离休金）。而社会养老，老年人主要使用社会养老机构所提供的养老设施及服务度过晚年生活，这种养老方式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现有的保障制度与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尚有差距。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的变化，老年人的文化心理也发生变化，不再仅仅是对儿女的操劳及老年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更重要的是健康长寿，精神慰藉及社会的尊重和关心。

养老机构布局存在问题，老年人一般希望疗养院距离子女近一些、交通便利、环境安静、具有多样化的服务。而现有养老机构都不能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更缺乏像西方国家针对性的养老服务，比如特殊护理院、精神障碍护理院等。

据调查，城市老人中有近一半的老年人有各种各样的养老服务需求。比如家政服务、护理服务、聊天解闷甚至法律援助等。从城市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状况来看，虽然较之以前有很大改善和提高，但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到2012年为止，各类养老服务机构有7万余个。养老机构简陋、设备简单、服务简约、危房旧屋等都难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住养服务需求。即便有些条件好的养老院，但其数量有限，费用较高，一些无收入、低收入的老年人就无力承担。另外，养老机构的专业人员数量短缺、随意聘用、无证上岗、限于传统的经验式服务，素质有待于提高。这些都造成了养老资源的消耗过多，服务对象窄等较多问题。

三、家庭养老的模式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制度、人才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国家东部中部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经济发展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分布。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相比东部而言，还是有较大差距。由于经济水平存在差异，在老年社会福利方面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模式。

（一）政府与市场导向型。东部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政府的经济实力较强，居民的生活？较为富裕，老年人的经济也有所保障，养老观念也较为开放，对社会养老的多样化模式也较为接受，相应地对养老品质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在这类地区，政府可以通过权威性的引导，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吸引企业人士投资兴建高质量、大规模和上档次的养老机构和设施。如上海的松江社会福利院、浙江浦江养老院等等，使得老年人的经济福利和服务福利都切实得到了保障。

（二）社区导向型。中部地区经济欠发达，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也较低，政府用于投资老年福利工程的资金也较为有限，老年人的养老观念较为开放，他们还是倾向于生活在多年的社区环境。对此，我们要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调动和整合社区的各类资源，兴办老年人的福利机构和服务设施，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的养老要求。

（三）家庭导向型。 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欠缺，政府的经济实力也比较有限，人居生活水平也较低，老年人的养老观念也比较保守，习惯与子女同住。对此，我们可以采用传统的家庭式养老，在老人和年轻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的传统美德，使得老年人能够得到子女的照顾。同时，要积极适当地发挥社区的作用，为家庭提供家庭护理、家政服务等养老服务。

四、理想的选择――社区养老

一般而言，大力发展以家庭养老为主，兼顾其他多种养老模式综合性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正被我们广为接受。这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同时，家庭养老、社区入户服务的观念也逐渐被老年人所推崇。

（一）社区养老的意义。社区养老，就是让老年人继续留在他们所熟悉的社区中，在得到家庭子女的生活关照外，由社区来提供家庭所不能提供的对老年人的帮助、照顾及精神慰藉等服务。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养老机构将老人与家庭和亲人隔离，造成老年人的孤独落寞感，而社区养老，让老人在熟悉的街区和家庭中，身心愉悦。另外，有助于推动社区建设，强化社区人员专业服务能力，整合社区各类资源，在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之余，又能调动社区人员工作积极性，推动社区工作的完善和进步。

（二）社区养老的可行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尊老爱老，赡养老人是年轻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而老年人更是希望和家人一起安度晚年，这种养老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说，老人是不愿意与子女分开，而社区养老，以居家养老为基础，满足老年人基本的饮食起居等物质环境，提供了温馨的家庭氛围。社区养老又弥补了家庭养老的缺憾，提供各类养老服务。因此，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模式被子女和老人所认可。

另外，社区的蓬勃发展为社区养老提供了实行条件。社区作为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社会组织、地理区域、人口四大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空间形态，拥有广泛的人际互动关系网和丰富的社会资源。目前，社区建设正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迅速发展，服务设施在不断完善，社区人员的选拔也越来越规范严格，服务水平和专业素质也在逐步提高。对于老年人而言，社区是除了家庭之外最主要的活动场所。社区的不断建设和完善也为新型居家养老提供了切实的可行条件。

最后，政府为社区养老提供了资金和政策支持。政府将社区养老服务资金归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实行按人头、按项目专项拨款，防止养老服务资金使用的无序与浪费，为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创造了良性发展的外部环境，为社区家养老发展提供了可行性。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居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结构的变化，人们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变革，社区养老将会不断发展和完善。通过不断协调政府、社区、家庭及个人之见的关系，理性彼此的责任和义务，就会为社区养老的建设提供一个高效、和谐稳定、公平承担的养老体系，为解决城市养老问题提供可行的方案措施。

参考文献：

[1]郭士征，社会保障学（第二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

[2]雷继明，？家庭、社区与国家：农村多元养老机制的构建，华中师范大学，？[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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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虚拟学习社区;归属感;交互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2―0084―03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虚拟学习社区悄然诞生。如何进一步构建虚拟学习社区已经成为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虚拟学习社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具备一些本质要素:“一定数量的人群;共同的网上活动区域;社区互动;社区文化与历史;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其中,人群是社区的主体,网上活动区域是社区的物质基础,社区文化与历史是协调社区活动的保证,社区互动是社区良好运作的关键,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则是连接社区成员、密切学习者关系的纽带和粘合剂,基于社区归属感的关键作用,所以很有必要对虚拟学习社区中学习者的归属感进行探究。

一 虚拟学习社区中学习者归属感的概念界定

外国学者Jennifer E. Cross (2003)是这样定义社区归属感的:“在个人和他们居住的地区之间的确定的感情方面的联系,其主要特征是个人对他所居住的社区产生亲密感的倾向。”[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社区归属感的解释是:“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既有对自己社区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的感彩,主要包括对社区的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情感。”[3]“1624年约翰•多恩指出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都是人类这块大陆的一部分。我们的归属需要――想和别人建立关系并得到别人的认同――提高了我们祖先的生存能力,因此,归属需要成为我们人类本性中的一部分。当我们经历社会联系的破裂时,当感受到孤独的忧愁和爱的喜悦时,当寻求社会接纳时,我们都会体验到归属的需要。”[4]

众所周知,虚拟学习社区是在真实时空中相互分离的人们基于网络、通过交互“聚居”在一起形成的社区。事实上,不管是现实社区中的人们,还是虚拟学习社区中的学习者,这种归属需要的心理都是一样的。本文将虚拟学习社区中学习者的归属感定义为:在协作学习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支持下,社区参与者基于自身需要(掌握知识、获得技能、情感交流等)或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学习目标,而在参与者之间通过相互联系、沟通与交往所形成的对特定网络空间心理上的依赖与喜好,这种心理趋向使得学习者产生对自己所在虚拟学习社区身份的确认。“一般认为社区心理意识包括四种基本形态或基本特质:社区认同、社区归属、社区凝聚和社区满意。”[5]所以,它也属于一种社区心理意识。

二 虚拟学习社区中学习者归属的影响因素分析

单菁菁在所著的《社区情感与社区建设》一书中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已经有了研究。她通过使用PRE(proportionate reduction in error)测量法,对各个影响因素与居民社区归属感的相关程度进行了测量,得出了如下结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归属感之间没什么直接关系,居民在社区内的居住时间、社会关系、社区参与度、对社区进步的认知度及对社区的满意度都与社区归属感都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及虚拟学习社区自身的特点,接下来对虚拟学习社区中学习者归属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其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1 学习者对虚拟学习社区的满意度

所谓虚拟学习社区的满意度,也就是学习者对虚拟学习社区环境的总体感受及主观评价。“社区质量(包括社区环境质量、社区服务质量等)决定了居民在社区内的生活质量,而居民的社区生活质量又决定着他们在社区生活的满足感和满意度。”[6]同理,也可以说虚拟学习社区的质量决定了学习者在社区内的学习质量,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又决定着他们对虚拟学习社区的满意度。换句话说,学习者对虚拟学习社区的满意度体现在虚拟学习社区的质量上,可以从虚拟社区的文化氛围、人际关系、管理制度及硬件技术支持等方面进行满意度的评价。

2 学习者对虚拟学习社区进步的认知度

单菁菁通过对社区进步认知度的调查发现“人们对社区进步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社区未来的判断,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社区的喜爱程度、满意程度以及是否想要在此长久定居的愿望。”[7]而且,她通过测量得出:“居民对社区进步的认知度与其社区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8]基于这一研究成果可以这样来分析:学习者认为所在学习社区在以后发展很快、进步很大,他们就对社区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就会增加对社区的喜爱程度,就会更愿意长期在此学习交流。反之,学习者认为自己所在社区长期以来没有什么发展甚至越变越糟,他们就很难对社区的未来做出乐观的判断,就会影响到他们对社区的喜爱程度,降低他们在社区学习的满足感,甚至产生不满和迁移的愿望。

3 学习者在虚拟学习社区中的参与度

虚拟学习社区不仅仅是共享知识,更重要的是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应用到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去。要达到这样的学习目标,学习者必须参与到共同的学习活动和项目中,才有可能形成对知识的深入掌握,才有可能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动力,才有可能形成学习者对社区的归属感。因为,个体参与社区活动越多,就越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就越容易在社区内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进而增强其社区归属感。

4 学习者在虚拟学习社区中的社会关系

学习者在虚拟学习社区中的社会关系,是指学习者在虚拟学习社区范围内的社会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网络。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关系对我们的交往来说是很重要的。“卡萨达和贾诺威茨认为居民在社区内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亲情、友情及更广泛的人际关系有助于社区归属感的增加,这些关系一旦建立就会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9]当然,虚拟学习社区也不例外,不过该社区所建立的主要是: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助学者、助学者之间的一种人际关系。

5 学习者在虚拟学习社区中的学习时间

社区学习中心强调持续性的学习过程,即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技巧,通过网络教育提供全球性的信息资源。虽然学习社区里的互动可以是同步也可以是异步的,但也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时间段来保证学习者之间的互动。而且,“远程学习者主要是在职成人,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多种角色,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学习与工作、学习与家庭之间的矛盾,他们要想学习必须从繁忙的工作与家务中挤出时间来。’因此,他们很难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交互,”[10]自然不易形成社区归属。

6 学习者在虚拟学习社区中的交互

在对前面几个因素的分析之上不难发现,其实在虚拟学习社区中称之为“社区”最为核心的特征还是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它不仅是虚拟学习社区成员进行信息交流和知识建构的必要途经,同时也是社区成员进行情感沟通以及形成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方式。如果没有互动与交流,学习者仅仅是在一定的时间参与到社区中,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形成强烈的归属感,换句话说交互是社区归属感形成的必要条件。

除此之外,教师的教学态度、策略、水平以及投入等因素也会影响学习者虚拟学习社区归属感的形成,这里对此不作分析。

三 虚拟学习社区中学习者归属感的培养措施

1在虚拟学习社区中提供并完善技术工具的支持

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完善技术支持是为了缩短学习者在虚拟学习社区中进行互动学习的延时性,提高信息交流效率,只有保证交互顺利进行,才能谈及学习者归属感的形成。

2 创造一个开放的、真实的公共学习空间

教师和学生可将有关自己的一些资料,如:相片、爱好、兴趣,传到网上方便师生间相互认识与交流,提高一定的信任度与责任感。因为学习者特征是大不相同的,讨论某些问题时,可能产生矛盾或出现不文明用语,此时教师就出来进行调节,并及时在讨论中制止不良情感交流的行为,最大化避免学习者之间交流产生的诚信问题,使得由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更人性化,也利于学习者积极参与社区学习,提升个人对社区的归属感。

3注重社区成员情感交流和完美人性的培养

教学论的原则认为:学生个体必须得到尊重,才能调动其学习情感。网络的分布式学习使学生之间拉开了距离,容易使成员产生孤寂的心理,因此,网络社区的教学者应当开展与社区成员的情感交流,如定期的辩论赛、视频会议等,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区小组中的地位,并明白自己对于社区小组中其他人的意义,明确这种协作关系。同时应努力营造一种宾至如归的环境,尊重每个个体,为每一位成员准备人性化的交互界面,如有自己的文字工具、交流工具、收藏工具、提示信息等。这有利于增强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参与程度以及从其他成员身上所得到的尊重感,维持他们持续、努力的学习活动,完善人性的塑造。

4 合理设计与选择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学习。

综合目前网络教学的现状,可采用以下几种组织方式:以学校或班级为中心的社区。参加这种社区的成员多数是一所学校中的校友或同学、教师等。该方式容易使成员具有高度认同感,可以增加虚拟真实感,从而具有交互程度高的特性;以学科为中心的社区。该方式社区中的成员具有共同的学习方向和目标,因此会保持长久的交流。随着问题讨论的深入,成员间会自动形成学习讨论小组,具备开展协作式学习的良好条件;以活动为中心的社区。这里的活动是指社区中所举办的各种学习活动,大部分活动都是研究性学习的,以促进社区成员的参与度。社区的目标也很明确,都是为了达成研究课题活动目标而努力,成员的年龄分布也比较分散;以兴趣为中心的社区。以兴趣为中心的社区特色在于成员有极高的投入程度,乐于提供自己的意见,分享学习的经验。这里的兴趣没有一定的范畴,任何学科和领域,都可能因聚集和讨论而形成社区。社区成员在这种交往方式中可以体验到获取知识、机会均等、人际关系平等、自主的学习经验,而这恰恰是传统教育难以突破的。

5 完善虚拟学习社区的管理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或者社区,都应该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更是社会交流顺利进行的保证,虚拟学习社区也不例外。而且社区管理活动的综合性、复杂性决定了社区工作者必须具有多种能力和素质,包括:职业道德;社区专业知识;人际交往能力及创新能力,所以也要提高社区助学者及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同时,对学习者进行考勤记录并将其作为最后成绩考核的一个评价指标,这样能够保证他们在社区中学习时间的持续。

四 结语

虚拟学习社区作为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产物,虽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在教育学术界有关该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而且如何建设科学、合理的虚拟学习社区已经成为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因此,探究虚拟学习社区中学习者归属感的培养不仅对虚拟学习社区的建设、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代远程教育、教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教育信息化进程中传统学校面授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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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红亮.虚拟学习社区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远程教育,2006,(9):20-24.

[2][5] 张旭,丁凤琴.社区心理意识研究述评[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5):90-92.

[3] 时蓉华主编.社会心理学词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187.

[4] [美]戴维•迈尔斯著,黄希庭等译.心理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418.

[6][7][8] 单菁菁.社区情感与社区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38,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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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和雅教育；养心育人；以合致和；学校文化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6）11-00-05

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育式发展，是当前我国中小学改革的主旋律。内育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学校文化建设，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广州市越秀区旧部前小学是一所有着悠久办学历史的名校，多年来，旧部前小学以“和雅”文化精神滋养师生心灵成长，引领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探寻出了“养心育人，以合致和”的“和雅教育”之路。

一、和雅教育的价值根基

在学校教育场域中，人的发展不是一种局限于自我领域中的封闭式成长，而是达成与自然、社会、自我和超我的和谐关系。因此，学校教育应当是一种和谐的教育形态，指向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事物的和谐发展。“和”者，和睦、和谐也，乃和而不同、无冲突、和衷共济之意。历史地看，“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一种极为高尚的民族精神。个人修身养性、与他人交往以及人事治理，都强调“和为贵”。旧部前小学立足于“和”的学校文化建设，既强调学校教育系统内各个组织、各个单位、各个成员之间的和而不同、和谐统一、共生共荣，同时注重学生、教师、家长之间的修身养性、和睦共处、和谐发展。一言以蔽之，“和”指向师生、家长和谐共处，并成就学校和谐、美好发展。

“和”是学校文化建设的一种美好形态。无论其体现的是人的内在精神，还是一种外在秩序，始终都是学校文化的价值追求。学校文化的价值追求总具有一定的目的。旧部前小学在办学实践中不断地梳理自身的文化脉络，把“雅”当作学校文化建设的实践目标。《诗经注》有云：“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正”为高、为优，“雅”即为文雅、高雅、美好不俗之意。旧部前小学强调师生语言文雅、行为儒雅、情趣高雅、气质优雅，培养学生讲雅言、立雅德、树雅志、修雅身。由于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学校又着重提出“雅而有致”“各雅其雅”，以培育学生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

旧部前小学秉承文化立校理念，实施文化兴校战略，以“和”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把“雅”当作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指向，着力于创建和雅教育模式，涵育学校的文化气质。和雅学校文化的主旨是“和而不同，和谐发展”“雅而有致，各雅其雅”。“和而不同，和谐发展”是学校干群之间和谐互敬、教师之间和谐互学、学生之间和谐共处、师生之间的和谐共长、家校之间的和谐互助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在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学校教育诸要素的美好发展。“雅而有致，各雅其雅”则是学校教育品质的和雅、家长气质品格的和雅和师生人格品质的和雅，在和雅统一的根基上追求学生个性品质发展。和雅校园文化建设将整个学校的工作，包括管理、教学等，都纳入到和雅文化的监督和观照下，创建和雅校园，生成和雅社区，淬沥和雅教师，培育和雅学生。旧部前小学的和雅校园文化建设以“和”为核心，以“雅”为归宿，努力创设一个无处不“和”、无“雅”不入的和雅教育生态。

一所学校的文化建设是其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1]学校文化能够凝聚师生发展愿景，养育学校教育品质，是学校教育实践的内在根脉，奠定了教育实践的坚实价值根基。旧部前小学在和雅学校文化建设的基础上，确立了和雅教育的特色品牌。

二、和雅教育的整体设计

根植于和雅学校文化的价值观念，以系统论、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多元智能论等理论为指导，旧部前小学从“和”与“雅”两个层面着手，确立了“以合致和，养心育人”的和雅教育整体设计。“养心育人”是指通过养学生的信心、恒心、慧心，养教师的爱心、童心、责任心，养家长、社区的诚心、同心，促进学生、教师、家长的共同成长，实现乐学创新、和谐发展的育人目标，达成学生的和雅品质。“以合致和”即充分调动各种教育力量，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形成教育合力，营造内外共情的教育场域，达成身心和谐的精神境界。旧部前小学遵循“养心育人，以合致和”的整体设计思路，从“心”出发，把心智培育与人格塑造相融合，激扬生命，和谐人际，致力于和雅教育品牌的打造。

其一，养心育人。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学校教育应当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人性潜能，重视学生的意识、情感、主动性和价值观等心理因素的功能性，强调学生创造力和健康心理品质的培养。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具备真诚、积极关注学生、同理心等高尚德性。多元智能理论主张，教育应“认真分析每个人的智能状态”[2]，设置多元化的课程，以多维、全面、发展的眼光教育和评价学生。在和雅教育建设过程中，旧部前小学首先养学生的信心、恒心和慧心，激发其内在的人性潜能，帮助学生发展感悟至理的心智，培育其形成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其次，养教师的爱心、童心和责任心。教师至少需要具备：一是慈爱之心，二是基于共情的童心，三是责任心和使命感。教师心中真正有爱，面对教育问题时，才会不急不躁不厌烦，担当其责，对每一位学生都充满正面期待。再次，养家长、社区的同心和诚心。教育利益相关者需要怀有基于关怀的合作之心。家长适当地介入学校教育，同心同德，形成育人合力。社区人员对孩子诚心期待，不虚伪、不做作、不应付，优化学生的道德成长环境。学校通过“养心”，促进了学生、教师、家长的共同成长，实现了乐学创新、和谐发展的育人目标。

其二，以合致和。根据一般系统论的“整体性、有机性、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和目的性”[3]等特征，学校系统内的各个要素和环境都是学校教育整体性的一部分。只有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合作、相互协调，形成有机关联和动态平衡，并进行合理的组合，才能实现学校教育功能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以此为基础，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旧部前小学通过教育系统内组织机构的合作、整合，组织成员之间的同心协力、相互配合、和衷共济，以及师生、家校社区之间的互相协作，促进组织、单位、成员之间的和而不同、和谐统一、共生共荣，实现学生、教师及家长的和谐成长与学校教育事业的美好发展。

在和雅教育的整体设计中，“养心”与“以合”是教育实践的手段，“致和”是结果，“育人”是和雅教育的目的。和雅教育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道德成长规律，整合各种教育资源以形成教育合力，通过优化人的内心秩序，促进学生个性品质发展和人格健全发展。和雅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以“生”为本，充分尊重和发展学生个性品质和多元智能；以“合”为本，积极调动教育资源创建和谐文化环境；以“心”为本，竭力在校园里养人的内在之心，形塑学生的健全性格及和雅品质。和雅教育追求的目标是：学生有健康的心理和人格，有慧中而秀外的和雅德性，有追求博雅高远的人生境界，做一个健康成长、融洽社会、幸福生活的人。和雅教育的实践结果是：学校场域中形成了一种“雅文化”，打造校园和谐、师生和谐和家校和谐的优良文化氛围。

不难发现，“养心育人，以合致和”合成长之道。儿童的心灵，恰如一张白纸，好写最新的文字，好画最美的图画。人的成长，正是在社会生活之中，通过乐学创新，不断丰富内心世界、努力提升精神境界的终身化学习过程。“养心育人，以合致和”合教育之道。教育之根本，在于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欲达于此，教育活动中至少需要具备：教育者的慈爱之心、基于共情的童心以及责任心和使命感，教育利益相关者基于关怀的合作之心。“养心育人，以合致和”合生命之道。“心”既是个体生命意识活动的一般过程，更是人基于意义与价值的感悟、思索、体验等内心世界，以及追求、经验、舍弃等外在表现。因此，“修身在正其心”，学校教育应当强调“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和于心。

三、和雅教育的实践路径

科学、合理、清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设计，是学校践行和雅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旧部前小学在实施和雅教育的过程中，主要通过文化建设、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和社区建设四条并驾齐驱的实践路径，描绘“养心育人，以合致和”的和雅教育蓝图。

1.以文化建设为抓手，创建和雅校园

第一，制定规范文明、和谐实在的制度文化。学校调动所有教职员工一起重温、认真修订学校制度，集思广益，崇尚民主，听取不同角色人的意见，建立系列雅行规范，努力促进人与制度的和谐。第二，营造雅气四溢、彰显个性的物质文化。学校布局有园林式“科梦园”，“科梦园”内设有“养心亭”。每层楼设置不同主题的特色长廊，书香满屋的复式图书馆，开阔舒畅的环形跑道操场，专业特色鲜明的艺术课室、科技教室……这些雅气四溢的物质环境体现在校园的每一处。课室环境随着小班化课堂教学的改革，以“舒适温暖，合用个性”为构建理念。新建的“旧部前卫创客广场”，为旧部小创客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创新作品的平台。第三，筑就高度认同、雅风凸显的精神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学校倡导“教育以人为本”“教师以生为本”“校长以师生为本”，视“创建和谐校园，促进师生发展”为宗旨，积极建设“和谐、自主、活泼、进取”的校风、“蒙正修道、敬业乐群”的教风以及“乐学、善思、团结、合作”的学风，努力书写和雅校园新篇章。

2.以课程建设为载体，形塑和雅学生

实质上，校本课程是以“学校为决策主体的育人价值目标实践与实现过程”[4]。旧部前小学特色课程主要包括科技文化课程、走班自选课程、心灵德育课程等。

（1）科技文化课程

学校注重开展主题鲜明、富有实效的科技教育活动，并结合自身的科技特色进行教学，让全校学生都有机会接触科技，爱上科技，培育其乐于探究的雅思意识和雅思精神。具体而言，以“科技创新”“电脑机器人”“航模制作”三大科技特色项目为主要内容，根据儿童的认知与学习能力，设置科技特色课程。其课程目标在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小组合作的敏感性，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科技特色课程能够养学生的信心、恒心和慧心，陶冶学生人格，发展学生个性，强化学生的雅思意识和雅思能力。

（2）走班自选课程

走班自选课程是学生在本班教室进行文化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每周二下午的时间锻炼自己，发展素质技能，激发高雅兴趣，促进自身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为获得温文尔雅的道德品质奠定基础。在整体安排上，每周二下午第二至三节，实行长短课制，并以普及兴趣与专业队训练相结合。课程的时间安排具有弹性，由学生自主选课，学校统筹安排学生走班上课。自选课程的第二节为普及课程，涵盖了学科拓展、科学素养、人文素养、生活技能、体育和艺术类等六大类，通过教师走班执教、学生走班上课、年级段集体活动等形式开展活动。任课老师分主教与助教，主教与助教角色可根据教学内容互换，也可依据教师专业特长固定主教与助教。走班课程的任课老师积极开发和实施校本课程，并在活动中注重经验积累和总结。自选课程的第三节为提高课程。任教教师在普及课程教学中注意观察到“好苗子”，对其进行提高训练，辅导其参加各项专业竞赛。

在“多元智能，和谐发展”思路的指引下，各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课程参与表现，做出相应的评价。对于不同年龄和不同水平的学生，教师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让学生在宽松、愉悦、开心的无压力状态下快乐学习，真正实现“雅而有致、各雅其雅”。旧部前小学还制定了相关细则，每学期开展“多元智能，和谐发展”学生之星评比活动。

（3）心灵德育课程

在开放的教育环境中，旧部前小学整合各种教育资源，既灵活运用德育方法，也巧妙借助心理学原理，将德育与心育相结合。学校设计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目标体系”，提出将“心灵德育”作为课程一级目标，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群体意识、学习意识、生活意识作为课程二级目标。让德育走向心灵，让心灵达成德育，以此凸显“养心育雅”。另一方面，学校开设了“心灵德育之班级成长课程”。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级成长课程，为学生提供发展个人雅趣、雅行与雅德的机会，学校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最终为学生的和谐发展和幸福生活奠基。“班级成长课程”分为两个方面：学校指导的公共性内容和班级主导的自主性内容。每学期初，德育处根据全年德育工作要点，梳理出每个月的德育重点，汇成“每月一事”，让班主任能够有的放矢地完成学校德育工作。学校只对班级成长课程的公共性内容给予安排和指导，之后由班主任带领全班学生创造性地参与课程内容建构，甚至让学生独自设计课程内容。

除此之外，在充分研究小学生学习心理的基础上，旧部前小学顺应课改，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心理品质。学校以尊重、激励、合作、愉悦四个维度与乐学、会学、学会三个向度，创建了“小学生自主学习心理品质的发展指标”，出版了《从心出发》和《童心童画》两本学生作品集。

3.以师资建设为杠杆，培养和雅教师

一方面，规划教师专业发展的总体愿景，培植教师自我分析能力。旧部前小学积极培育具有宽雅的爱生胸怀、儒雅的教育知能、邃雅的教学方法的和雅教师，养教师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学校以“和而友爱、儒而厚浴蔽价值追求，依托校本培训和课题研究，秉承“教学即研究，研究即学习”的理念，强调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互帮互助、合作共赢、和谐发展，全方位提高学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为了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学校注重发挥骨干教师、专家指导组、学校行政领导的支持作用和科组、年级组、备课组的辅助作用。另一方面，定位教师专业成长的培养目标，抓准定位分层培养。旧部前小学对新入职教师的要求是：教师在第一年能够熟悉小学的教学常规，在第二年能够掌握自主达标性学习活动辅导模式、自主研究性学习活动辅导模式的教师专业性课堂行为，在第三年能够掌握自主创造性学习活动辅导模式的教师专业性课堂行为，争取成为实验型教师。

4.以家校社区为平台，孕育和雅社区

以家校社区为平台，旧部前小学建立了“校外志愿者教师团队”，拓展教育资源，坚持“雅行请进来”和“雅行走出去”相结合的形式，培育相互联合、和谐共荣的和雅社区环境，具体做法如下。根据家长的专业领域，学校聘请他们作为校外志愿教师，定期为孩子们讲授健康成长、自救自护等知识，并让家长适度介入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聘请周边高校教师进校园，给家长、教师、学生上亲子学堂、心理辅导、家庭治疗等专业课，提升家长的整体素质，拓展师生的知识视野。聘请社区行业精英、民间达人到学校参与“旧部大讲坛”，为学生树立正面榜样；聘请社区民警、律师作为学校的安全顾问、法律顾问，为孩子们的安全保驾护航。邀请社区行业商会参观学校，关心并且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教师和学生，创设互助温暖的社区环境。与此同时，学校也会组织部分教师党员走进社区，慰问并资助社区的特困家庭和特困党员；带领少先队员入社区，为社区做力所能及的事，以爱育爱，在实践行动中传播雅行与雅德。

总之，在“和于心，雅于行”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旧部前小学对和雅教育的不懈追求，旨在促进学生身心的自主发展、快乐发展、健康发展及和谐发展，创办一个家校和谐互助与师生和谐共长的窗口式品牌学校。旧部前小学的和雅教育，把握教育之根本特征，赋予教育以生命活力，业已描绘出南粤大地一道亮丽的教育风景。

参考文献：

[1]唐汉卫.走向文化的学校建设[J].中小学德育，2015（2）：14-16.

[2][美]加德纳.多元智能：第二版[M].沈致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74.

篇8

失能老人问题是近年来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也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暴露较晚、解决难度较大的问题。失能老人无论选择何种照护方式最终都依赖于资金的解决，而单靠公共财政支持和家庭支撑都难以达到对失能老人的照护，建立长期照护保险是突破失能老人照护资金瓶颈的有效途径。为此，课题组针对“珠海市建立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展开调查，并试图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如何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以应对珠海市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对策和思路。

长期照护保险指对被保险人因为年老、严重或是慢性疾病、意外伤害等原因导致身体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生活无法自理，需要接受长期的康复和护理，对接受他人护理时支付的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健康保险。长期照护的基本特征是“非医”性，是稳定和恢复没有治疗价值的功能，介于家政护理和医疗护理之间，最大的特点是持续性、长期性、完整性和专业性。

一、珠海市建立长期照护保险的必要性

（一）未备先老矛盾凸显

珠海市已于201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珠海市老龄委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珠海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12.56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11.59%。其中，珠海市失能老人约为10 550人，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8.4%。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家庭小型化和空巢化“四化”加快发展的特征明显。珠海市自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以来，人口结构从年轻化迅速走向老化，在经济尚不够发达时提前进入老龄社会，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各种矛盾凸显并交织，可谓“未备先老”。

（二）失能老人照护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据卫生部一项调查统计显示，老年人慢性病的患病率高达71.4%，患病的老人需要长期的医疗护理或日常生活护理，由此导致老年护理需求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家庭照料失能老人的功能空前弱化。首先是“四二一”的超小型家庭结构逐渐增多。一对年轻子女在赡养多位老人的同时，一旦有一位老人失能，主要照料者可能心力交瘁，甚至积劳成疾。其次是空巢家庭环境的挑战。珠海市农村老人空巢率约占40%，城市老人实际空巢率更高于农村。再次是照护能力严重不足。家庭成员在护理失能老人中将会面临24小时的守护考验、相对专业的技能考验以及长年累月持续不断的耐性考验，这些对于任何家庭都是异常艰难的考验。因此，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将成为一个可以预见、不得不解决的常态社会问题存在。

目前，珠海市共有24家养老机构，床位总数2832张，平均每千名老人近23张床位。除用于供养城市“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对象外，能提供给社会老人的床位不超过1000张，与失能老人的比例为1：6。同时，护理型养老机构严重匮乏。公办养老机构定位于供养“五保”、“三无”老人，而民办养老机构由于投入不足，普遍没有专业护理设备。同时，支持居家照护的服务体系也不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覆盖面窄，且不具备护理功能。

（三）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支付能力不足

调查结果显示：珠海市失能老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五多”：高龄多、女性多、丧偶多、疾病多、低收入家庭多。这其中，失能老人对生活照护不满意的占61.4%，期望得到政府救济、补助的占87.1%，反映出多数失能老人的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家庭支持失能老人的财力十分有限。

珠海市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仍较低。2015年，珠海市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已增加到月平均2200多元，但对老年服务机构调查的结果表明，即使仅以成本核算，完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费用每月也需要3000～5000元。绝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仍为“自食其力”或子女接济，在调查的214名失能老人中，人均月收入为1540.10元，低收入者占26%，相当一部分农村失能老人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除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外，目前珠海市尚未有针对失能老人的其他有效保障举措。失能老人的支付能力严重不足，导致潜在需求不能转变为有效需求，造成了珠海市养老服务领域的怪圈：一方面，潜在的养老服务需求使民政部门不断增加养老机构的床位；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则使养老机构的床位难以得到充分利用。

（四）现有的保险体系缺乏长期照护保障

目前，我国医疗保险重点针对疾病治疗的费用补偿，而对疾病发生之前积极预防和疾病发生之后老年的护理、康复、照顾等重视提高生命质量的险种却鲜有涉及；社会医疗保险明确指出不予支付特别护理和日常护理等服务性项目；普通的商业保险只能保障部分疾病和门诊费用，虽有商业保险公司已经开发出类似于长期照护的保险项目，但高昂的投保费用使普通家庭难以承担。因此，尽快建立长期照护保险，才能在治疗和照料之间、在征服疾病和提高生命质量中找到平衡，弥补现有保险体系的缺陷和不足。

二、国内外长期照护保险实践经验及借鉴

由于我国的照护需求与医疗需求没有清晰边界，在没有建立长期照护保险的情况下，失能老人很容易以疾病治疗的方式住院治疗，造成过渡医疗的同时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不仅给家庭增加了陪护压力，而且给医疗保险基金带来了支付压力。发达国家之所以将长期照护保险从医疗保险中分离出来，正是基于降低长期照护边际成本的考虑。

（一）国外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模式比较

从世界范围来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模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保险型模式。采取自愿参加的方式，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购买长期照护的服务和产品，在年老时从保险公司得到相应的长期照护服务或因接受长期照护而产生费用的给付。

第二，以德国、日本等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型模式。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与其医疗保险制度相配套，不同医疗保险制度的参加者相应参加不同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其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覆盖了全民。日本还配套设置了护理救助制度，低收入群体以及无法加入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群体的长期照护服务费用基本由护理救助制度提供。

第三，以瑞典等北欧诸国为代表的福利型模式。瑞典以老人的需求为导向，其照护费用80%以上来源于税收，还有部分费用来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只有很少比例的照护费用来源于个人缴费，收费的比例只占所有费用的4%左右。

综上，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保障理念使然。

（二）国内的探索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或多或少地对需要长期照护的人群提供了服务，比如民政系统对部分孤残人员，残联对部分残疾人士，工伤保险对伤残职工，医疗保险对失能患者等服务，但这些服务分散、有巨大漏缺。随着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和保障范围的不断扩大，长期照护已经成为完善全民医保制度的问题凸现出来。2011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积极研究探索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鼓励、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开展长期护理保险业务”。迫于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的现实压力，山东省青岛市、安徽省合肥市、黑龙江省等地已经开始探索，这是我国长期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从学术探讨到政策实践的重要标志，也为开展全国性政策研究提供了实践模型。

2012年7月，青岛市率先推出《关于建立长期医疗护理制度的意见（试行）》的正式实施细则，填补了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空白。截至2015年1月，青岛市长期护理保险已惠及参保失能老人2.5万余名，帮助6000多名老人走完了生命最后旅程。其基本模式是：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根据参保人的不同情况，主要有三种护理方式：一是入住定点护理机构接受长期医疗护理；二是居家接受医疗护理；三是入住二、三级定点医院接受医疗专护。护理保险试行期间，用人单位和个人不需另行缴费，财政根据基金使用情况给予补助。护理保险坚持低水平起步，合理确定筹资标准，并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适时调整。

2013年7月，合肥市公布了《合肥市五保供养对象长期医疗护理保障制度实施方案》，政府出资为五保老人购买商业护理保险，以缓解五保老人因疾病、意外伤害造成的个人经济压力，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关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我国仅有少数保险公司开设这一险种，包括国泰康顺长期护理保险、中意附加老年重大疾病长期护理健康保险，以及友邦全佑一生“五合一”疾病保险（包括老年长期护理保险金）等。

（三）启示

老年人对长期照护的需求是一种刚性需求，它在老年服务业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因此，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是应对老龄化的最重要举措，可以从制度上解决失能老年人的医护和生活保障，让失能老人更有质量和尊严地生活。

自2005年中国商保公司推出第一款长期照护产品至今，购买者寥寥无几，其根本原因是保费高而一般百姓承受不起。同时，商保公司为规避风险，对参保者的健康状况严格筛查，病重者或已失能者都会被拒之门外。另外，居民的保险意识普遍薄弱，所以，单纯靠商业保险解决老年照护问题远远不够。

能不能单纯依靠政府财政和福利政策来解决老年照护问题？珠海市的财政状况远不能跟北欧等高福利国家地区相比，因此长期照护难题也不可能单靠政府财政来解决。比较现实的选择是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经验，建立低成本、强制性的社会长期照护保险。同时，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和扶持商业照护保险的发展，形成多层次的老年照护保障体系。社会保险的优势在于，普遍性和保障性可以为更多有照护需求的民众提供低成本的基本保障；强制性能够将保险意识薄弱的民众也纳入保障范围；非营利性可以降低基金筹集的成本，提高使用效率。扶持发展商业照护保险则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照护需求，有效节省政府资源，使其集中关注弱势群体，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三、探索建立珠海市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的对策和思路

珠海市作为“中国最宜居城市”、“2014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对失能老人进行持续有效照护，是文明幸福城市的有力体现。解决珠海市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问题，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从建立长期照护资金保障体系、多层次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等多方面入手，形成积极的应对机制，努力构建符合珠海市市情的长期照护保障服务体系。

（一）尽快建立长期照护保险资金保障体系

1.构建灵活的资金筹集机制

长期护理费用支出规模庞大，单纯依赖个人力量会造成市场失灵，而单靠政府的大量财政投入，会造成珠海市财政收支困难。因此，珠海市应建立长期护理费用的多渠道融资机制，整合行政、从业者及社会资源，实现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多主体分担。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长期护理保险产品。

2.建立长期照护服务专项基金

明确政府的筹资责任，可学习借鉴青岛市的模式，积极探索建立独立于医疗保险之外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统筹建立失能老人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基金，将现政府有关部门用于长期照护的相关费用，包括社保、民政、残联、卫计等，统筹形成专项失能照护基金。财政资源应优先支持最需要帮助的失能老人及其家庭，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设计不同等级的照护服务补贴标准。

（二）加快建立多层次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

1.落实“以居家护理为基础”

从筹资上鼓励对居家服务的利用，对家庭护理员和失能老人的家庭成员提供培训，并采取支持性政策鼓励和支持家庭成员护理老人。

2.大力推动社区照护的功能创新

将老年人社区照护体系建设作为社区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密切协调民政、财政、卫生等各个部门，加大扶持力度。结合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好功能齐全的社区老年服务中心，构建完善的老年照护支持网络。

3.凸显护理型老人照护机构的专业优势

作为“补充”的机构养老，应突出其护理重症失能老人的医疗和专业服务优势。强化养老设施建设管理效益和质量，采取公建民营的方式，调整公办乡镇福利院功能定位，按照护理型养老要求进行改造和运营；同时加大对照料失能老人的民办养老机构的支持力度，鼓励普通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护理型失能老人养护服务业务，给予不低于民营养老机构同等的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

4.加强照护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

借助珠海市多层次、丰富的教育资源，在高等护理教育中开办社区护理专业，增加护理专业在高考招生中的指标，培养高层次社区护理人才；将珠海市卫生学校发展成社区护理培训中心，让学生在中专毕业的基础上继续培训1～2年，直接获得社区护理执业大专证书；以珠海市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为依托，以全科医学教育为形式，培养医院内一大批大龄中年护士和热爱社区护理的护士，使她们尽快成为社区护理的骨干。合理规划照护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案，为构建长期照护体系储备和输送人力资源。

篇9

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一般至少包括夫妻和子女两代人，并普遍存在三世同堂的现象。随着社会和时代变迁，传统的家庭结构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和家庭模式多样化，成为中国现代家庭的主要特征。而这些结构性变化的结果就是空巢家庭和老龄鳏寡孤独家庭增加。2000年中国的家庭规模为3.44人，比1990年减少了0.52人，比1982年减少了0.97人。到2004年，中国农村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仅为4.08人，城市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仅为2.98 人。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平均每个家庭人口为3.1人。以两代户组成的家庭已成为中国家庭户的主体。随着青年人口流动的增多，城市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在城市，大概有 20%以上老年人生活在空巢家庭中。这不仅使得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也给本就不充足的社会福利供给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目前中国老年人福利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十分突出。现有的老年人福利事业主要由政府承担，存在资金不足、机构数量少、服务水平低的问题。随着时展，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精神需求都在增加。传统意义的养老，只是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现在的老年人，在满足了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后，还有参与社会、娱乐文化、社区活动、医疗保健等需求。无论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实现老有所养出发，还是从提高生活质量、实现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出发，都迫切需要拓宽老年人社会福利项目和内容，加快构建积极的老年人社会福利体系是我国社会福利改革的重要问题。

二、空巢老年人社会福利需求实证分析

本调研报告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空巢老年人的福利需求进行了调查。调查涉及的类别主要是：家庭人员基本情况、家庭收支状况、社会福利需求情况、社会福利享受情况。其中社会福利需求包括养老需求、健康需求、休闲需求、情感需求等。本次问卷调查的地点为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某小区、包头市青山区某小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某小区。这三个小区居民家庭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老年人的年龄段为60――75岁。共发放问卷150份，收回86份，其中有效问卷79份。

（一）调查中，空巢老年人分为有子女老年人和无子女老年人两种。其中，有子女而处于独居状态的老年人独居的原因主要是子女无力或无时间照顾、不想麻烦子女、不愿或暂时无需与子女同住，所占比例分别为18.2%、18.2%、63.6%。家庭人口为两人、一人所占比例分别为83%、17%。

（二）调查中，空巢老年人家庭收入在3001元以上的家庭占75%，家庭收入在2001元――3000元之间的家庭占16.7%，家庭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占8.3%。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为退休金、养老金、打工收入，均没有子女提供的赡养费。家庭支出在2001元以上的家庭占41.7%，家庭支出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家庭占33.3%，家庭支出在1500元以下的占25%。家庭支出中支出额较高的几项分别为食品支出、医疗支出、交通支出。

（三）问及未来的养老计划时，72.7%的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居家养老方式，18.2% 的老年人选择社会机构养老，9.1%的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方式。居家养老方式仍是老年人最期望的养老方式。选择社会机构养老的老年人主要是出于“ 不想麻烦子女”、“可以与更多人交往、交流的”这两项原因。被调查对象认为居家养老存在的困难主要是缺乏便捷、价廉的养老生活服务、医疗服务以及找不到称心的家政服务员或保姆。

（四）调查中，对自我身体状况评价为不好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为16.7%，自我评价为一般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为33.3%，自我评价为好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为33.3%，自我评价为很好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为16.7%。能够享受公费医疗（包括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合作医疗保险）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为83.3%，自费医疗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为16.7%。调查涉及的老年人均是每年体检一次。就医频率较高的的医疗机构分别为市级医院、社区门诊。老年人认为最需要政府或社会提供老年人医疗保健中心、 应急支援等服务，67. 83%的老年人希望政府建立老年人医疗保健中心、42. 03% 的老年人需要应急支援服务、33. 31%的老年人需要家务助理服务

（五）调查问卷显示，老年人日常休闲活动主要是晨练、看电视、打麻将等。活动场所单一，主要是社区小广场等。居住社区内没有老年活动中心或其他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场所。

（六）调查问卷显示，老年人平时接触的对象主要为子女、亲属等，社区内邻居交往较少。老年人与其他人员联系的方式主要是电话联系，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电视、报纸。

（七）本问卷中列举了部分现有老年人社会福利项目，如住房福利补贴、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文体娱乐活动或设施、在公共场所享有优先服务或绿色通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享有优惠补贴等，请被访老年人勾选其已享受到的项目。被访老年人表示社区内有为老年人提供的简单健身器材，没有老年人活动中心，没有安排过以老年人为主的文体活动；在公共场所没有优先享受过服务，但是在一些旅游景点等，享受过票价优惠等；平时乘坐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公交车，可以享受到老年人优惠；对可享受的老年人福利项目不知道或不清楚。

（八）本问卷的最后一项为老年人生活中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希望解决健康医疗问题的比重最高，占59. 69%，其次是生活照料问题，占24. 82%，住房问题占21. 86%、文化娱乐活动占 14. 89%。可见，老年人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健康医疗和生活照料问题。

三、以需求为根本出发点的空巢老年人社会福利服务发展建议

（一）空巢老年人的福利需求中，生活照料和健康医疗的需求较为迫切，政府应重点提供相关项目的资金扶持和政策的扶持。根据调研结果显示，便捷、价廉的养老生活与医疗服务是空巢老年人的主要困难和需求。在坚持政府主导责任的前提下，提供服务方式上，将社会福利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提供环节由政府转向非政府，支持民办公助，简化民办福利机构的申请、审批手续，并提供水费减免的政策优惠。

（二）空巢老年人多是低龄老年人、较健康老年人。我国低龄老年人、健康老年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75%，他们多数可以生活自理，有固定的住房、收入、积蓄等，因此对这部分老年人，必须依托社区和养老机构提供必要的养老支持和补充。社区养老这一新型模式以其地缘优势和价格优势，已逐渐被老年人们接受，未来将成为重要的养老方式。老年人社会福利的提供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实现社会化供给，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建立社区照顾体系，把社区建设成为老年人享受社会福利的快捷渠道。社区照顾的最大优势为让老年人尽量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晚年，政府、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一系列支援，如家务助理服务、老年人日间护理中心、社康护理服务。

（三） 空巢老年人现有能获得到的生活照料服务主要是一些家政服务、老年饭桌等，老年人们对服务的满意度较低。生活照料服务的项目有待拓宽，服务的质量有待规范。目前家政市场的服务员素质偏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服务机构应该加强这类人员的培训，普及简单的医疗救护、老年人饮食和老年心理等知识，从而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家居维修服务是一项新的老年人生活需求。这类服务的突出特点是提供家庭设施简单装修，安装方便老年人的生活设施，例如扶手、防滑措施、自助设施、门铃等。

（四）调研结果显示，空巢老年人的健康医疗服务的需求较高，且对现有服务的满意度较低应从居家护理、定期健康检查、医疗救护知识普及三方面入手普及。应在社区开设老年人医疗知识咨询和培训站，提供疾病防治和咨询服务。由于身体进入老年期，易患各种疾病，加上有些疾病体征和症状不明显，定期检查，掌握详细的临床资料及时观察对比，能够有效防止或控制疾病，而且 “以防为主”更能够提高医疗资源的有效率。

篇10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结构与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1997）{1}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从集体层面给出了社会资本的界定，即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自此之后，学界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第一次从社区层面对社会资本及功效进行研究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1995）{2}，他通过对意大利的南北部的比较研究，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在此定义中，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从此之后，社会资本被广泛用于解释经济发展、经济治理等诸多问题。福山等人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存量多的社区更能够应对贫困，解决争端，促进就业，提高组织效率，促进社区经济发展（Fukuyama，1996{3}；Narayan，1999{4}；Woolcock，1998{5}）。我国学者在研究中也注意到在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维持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同时指出社会资本的总理和分布决定了社区认同感、凝聚力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王思斌，2000）{6}。正是社会资本的强大解释力使它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中都被广泛的运用，但与此同时，也使得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测量变得极为复杂甚至混乱（赵延东，2006）{7}。因此，学者们从各自的经验研究出发对如何测量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探讨。普特南（2001）{8}指出应该从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惠规范以及成功的合作等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林南（2001）{9}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构建的社会资本模型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来测量，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但更多的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的是使用8维度法、7维度法、6维度法和5维度法。8维度法有按照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工作联系等进行测量（Paul Bullen、Jenny Onyx，1997）{10}，但这种测量方法实际上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测量结果很难真正反映社会资本的真实情况；Kawachi等（2004）{11}通过回顾33篇文献发现，测量社会资本的维度至少有8个，即信任、参与社团和组织、社会支持、自愿活动/志愿主义、互惠、非正式社交活动、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Desilva（2006）{12}综合分析了28篇文章后，建议社会资本的测量应包括8个主要维度，它们分别是信任、社会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参与社团、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我国学者桂勇，黄荣贵（2008）{13}确立了8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并以上海的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单位，对8维度测量指标进行了检验，最终提取了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和社区信任7个因子、29个项目；姜楠（2009）{14}提出了从信任与团结、团体、网络、社区凝聚、社区参与、信息交流、社区安全、政治参与8个方面对单位型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并且对城市单位型社区与非单位型社区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分析。7维度法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纳拉扬和普里切特（2005）{15}，他们从村庄层面上考察了坦桑尼亚农村的社会资本与村庄经济之间的联系，提出衡量农村社会资本的7个指标，具体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和睦相处、日常社交、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国内学者多用5维度法和6维度法对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林聚任等（2005）{16}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方面分析了山东省农村社会资本的状况；贾先文（2010）{17}提出应该从信任、网络、志愿主义、社区归宿感和社区凝聚力5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裴志军（2010）{18}认为应该从普遍信任、规范信任、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共同愿景与社会支持6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谢治菊，谭洪波（2011）{19}提出了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6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此外，Harpham（2007）{20}也认为社会资本应该包括6大维度，即网络、社会支持、信任、社会支持、互惠和非正式社会控制。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者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分别提出了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通过经验研究对这些指标进行了检验，从而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维度，但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第一，何谓社区社会资本？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应该有其基本的组成元素，那么社会资本作为影响社区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变量，其组成结构又是什么？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如果不回答这一问题，测量指标的建构将会失去其针对性和操作性。第二，现有研究过多地关注了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构建、检验和模型的建立，却忽视了对社区社会资本真实状况的研究，这突出表现在缺乏关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状况的比较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社会资本状况的比较研究更是空白，更没有关于少数民族村落与汉族村落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因此，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要建构这些指标，其作用何在？测量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能否直接用来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第三，现有研究建构了多种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但并没有指出这些指标受社区中哪些因素的影响，似乎这些指标就是决定社区社会资本的最终因素，从而预设了一个前提假设，即社区的信任、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规范、互惠、共享等因素是以前置变量或者自变量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些指标本身不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但大量的事实证明，不同类型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区的参与状况是不同的，因此，经验告诉我们学者们用来测量社会资本的这些指标仅仅只是中介变量，其本身也是受其它因素影响的，那么，到底又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区的参与呢？从现有研究中显然难以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社会资本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政治稳定等现象。社会资本这一范式可以帮助我们考察转型期的政府绩效、社区的效率与社会活力。但是，社会资本作为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概念范式，用来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时，首先要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人们采取行动的习惯特质，给出一个本土化的概念界定。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尤其是在农村，因血缘、地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可以说，中国的农村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为此，本文认为社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共享和社区归属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是透过社区居民对于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等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及其行动展现出来的。但是，国内外已有的关于社区层面社会资本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状况、测量指标、对社区建设的影响，较少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更缺乏对不同地区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故此，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以农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客观地呈现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实际状况。本文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入山东、陕西、甘肃、宁夏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调查，获取了由2201个户主组成的数据库，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描述了社区社会资本的现状，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的分析。

二、研究设计

1. 结构测量指标

为了搞清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一个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国内外学者运用了很多变量对其进行了测量和分析。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外基本上存在着针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和集体层次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如通过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来测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通过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来测量集体（社区、组织等）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社区社会资本方面，主要是对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的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维度测量法进行了修正。考虑到村民的行为受到价值取向的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以集体为取向，将会更多地将自己置于社区人的层面从他者的角度参与社区活动，即“一般社区参与”。反之，如果行动主体的行为以个体为取向，则将会更多地从个体利益角度参与社区活动，以期获得社区人的合法资源，即“特殊社区参与”。为此，我们将原来“社区参与”维度细分为“一般社区参与”和“特殊社区参与”两个维度；同时，考虑到“信任”维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从而使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家属、亲戚和家族成员，也会包括一些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其他外人。因此，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越强。因此，中国人根据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所确定的有选择倾向性的相互信任即特殊信任，与根据有关人性的基本观念信仰所确定的对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而对于体制内人员的信任即制度信任。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将“信任”维度细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

之所以选取谢治菊等提出的6维度为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基础，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他们提出的测量指标是针对“农村的‘熟人社会’特征，村民们之间关系比较简单，村民们的‘信任、社区参与、互惠、共享、合作、社区归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水平”（谢治菊、谭洪波，2011）；第二，在比较了国内关于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之后，我们发现他们提出的6维度法其信度是最高的，其中四个维度的信度系数高达0.9，只有互惠、信任两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在0.7以上。因此，可以成为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一个很好的工具。第三，他们提出的这六个维度，既考虑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观层面社会资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同时也关照到了国内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还考虑到了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其中，“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 、“互惠”、“信任”指标主要借鉴了国内外社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相关维度；“合作”、“共享”指标则是充分考虑到了农村社会村民间互动的基本逻辑。虽然是“在集体层面界定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但是考虑到个体层面的指标具有自身的优势”（Harpham，2007），“也更加切合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而且在实践中也更加可行”（桂勇、黄荣贵，2008）。因此，关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变量值，我们仍然在“是村落内个体层面（村民）进行测量的，然后由村民的变量值汇总、平均而成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而不是直接收集有关社区的特征指标”（裴志军，2010））。为了准确测量村民的态度，采用了李克特5点量表法，每个变量均设计了“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5个答案，并分别赋值1～5分。但考虑到我们的调查地点东西部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制定量表时，我们对具体的测量指标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具体操作化如下：

（1）社区参与：指社区居民自愿自觉地参与社区内的各项事务和各种活动的过程。根据我们对调查地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所在的31个村子实际情况的了解，这些村从未举行过“义务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的活动”，也从未举行过“义务献血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协会组织。此外，除了一些正式的生命仪礼或主要节日，农民很少会和亲戚、朋友一起聚餐。为此，我们将测量指标由原来的13个减少到了9个。“特殊社区参与”维度的指标有：“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文化活动”、“我愿意参与资助村里比我更穷的人”和“我与邻居或村民之间经常互访”；“一般社区参与”维度的指标有：“我愿意为村级文化建设缴纳费用”、“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主动关心村级事务”、“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愿意免费承担村里的卫生监督员”。

（2）社区归属感：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在操作化过程中，考虑到“我们村的大部分村民都愿意参与村级事务”这一指标属于社区参与维度，同时，这是一个对别人的行为作出评价的态度选项，放在这里不合适，为此，我们取消掉了这一指标，操作化为：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我喜欢我所在的社区、我关心我们村的事务、为了村容村貌不会乱丢垃圾、我们村会越来越好。

（3）合作：指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方式。对于这一维度的测量指标，只是将社会中介组织中养鹅协会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了代替。操作化为：与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来、与本村村委会有生意或项目合作、与企业（如房地产公司、工厂等）有租赁协议、与政府有经济行为的合作、与社会中介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合作。

（4）共享：共享即分享，既将一件物品或者信息的使用权或知情权与其他人共同拥有。操作化为：有好吃的食物会分给邻居与其他村民、买了农耕用具会免费让邻居使用、知道打折或优惠的信息会告诉自己认识的人。

（5）互惠：指互相给对方恩惠或者好处。操作化为4个测量指标：农忙时常与其他村民互换活路、红白喜事时常与其他村民相互帮忙、邻居间互相回报、村民需要帮忙会不计报酬的帮助他。

（6）信任：信任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生活，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以情感内容和因素为维度的一方对另一方表示出的一种相信的主观态度。考虑到“信任”维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越强。为此，我们将“信任”维度系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除了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特殊信任之外，目前，农村还存在着对于领导、政府、媒体、警察、法院和法官和医生的制度化信任（赵延东，2006），及对于陌生人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化信任。“制度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相信村领导”、“相信政府”、“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相信警察、法院和法官”、“相信医生”；“熟人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相信家人说的话”、“相信自己三代以内的近亲”、“外出时可以把家门钥匙交给邻居保管”、“看信或写信遇到问题时会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普遍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我相信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不会欺骗消费者”“我会帮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在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四个省31个自然村，重点考虑的是自然村作为村落共同体保留着村落内习惯、民俗、历史、传统及社会信任的整体性（裴志军，2010）进行的大规模入户问卷调查。我们选取了山东省各市县20个自然村；陕西省的渭南蒲城县和铜川市印台区各1个汉族村落；甘肃省靖远县1个汉族村落；宁夏回族自治区8个村落（回汉杂居村3个、纯回族村2个（其中1个是移民村）、纯汉民村3个）作为调查地点。为了获取村庄作为整体的社会资本状况，在山东、宁夏、甘肃分别选取了1个村子进行了整体调查，在其他28个村落，先获取自然村户主的名单，然后按照村落农户的比例随机抽取户主作为调查对象，每个村共访问了30～185个户主，由于搬迁、外出打工、年龄太高、拒绝访问等原因，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集包含2201个户主组成的样本，样本的基本统计特征见下表（表1）。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地方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从经济发展来看，山东省的整体经济状况能代表东部地区，陕西、甘肃和宁夏基本能代表西部省份，体现出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第二，从民族构成来看，有纯汉族村落（如山东省的大部分村落）、回汉杂居村落和纯回族村落（以宁夏的样本为代表）；第三，从村落类型来看，有原来的传统村落，有移民村落，和“合村并居”后形成的新的小区；第四，我们的调查员由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构成，本次调查所选取的村庄均为调查员的家乡，由于调查员本身就是村庄的一员，调查员的这种参与者的身份，既能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能够获得真实的资料。

（1）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因子结构

首先，我们对前述的6维度38项社区社会资本指标进行了相关关系的矩阵分析，结果发现“我愿意为村级文化建设缴纳费用”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个在0.4以上，其它均在0.3以下；“我愿意参与资助村里比我更穷的人”和“我与邻居或村民之间经常互访（互相走动）”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个为0.369，其它均小于0.3；“为了村容村貌，我不会乱丢垃圾”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没有大于0.3的；“我相信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不会欺骗消费者”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项为0.328。为此，在进一步的因子分析中予以剔除。

接下来，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剩余的33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指标进行了主成分法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结果见碎石图（图1）。从图1中可以看到，有9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别用F1、F2、F3、F4、F5、F6、F7、F8和F9来表示。从表2可以看到，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除“我们村会越来越好”（0.438）、“邻居给了我好处，我也会给他好处”（0.419）和“村民需要帮忙，我会不计报酬地帮助他”（0.402）以外，都达到0.5以上。9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2.1%。KMO检验值为0.861，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达到26 061.624（p=0.000

“与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来”、“与本村或其他村的村委会有生意或合作项目”、“与乡政府或县政府有经济行为的合作”、“与企业（如房地产公司＼工厂等）有租赁协议”、“与社会中介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合作”5项指标对F1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757、0.824、0.920、0.916和0.856，说明此5项指标很好地代表了F1。这5项指标都反映了村民与不同主体有经济上的往来。因此我们将F1命名为“合作”因子。

“有好吃的食物，我会分给邻居与村民”、“我家买了农耕用具（小四轮），会免费让邻居使用”、“知道打折或优惠的信息，会告诉我认识的人”、“农忙时，常常与其他村民互换活路”4项指标对F2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740、0.783、0.712和0.658。这4项指标反映了邻里之间对食物、农具、信息等的分享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共享”。

“红白喜事时，常常与其他村民互相帮助”、“邻居给了我好处，我也会给他好处”、“村民需要帮忙，我会不计报酬地帮助他”3项指标对F3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503、0.531和0.507。这3项指标表达了邻里之间的相互报偿，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互惠”。

“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和“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这2项因子对F4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23和0.619。这2项指标更多反映了村民完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某种诉求或发挥某种特长而参社区活动，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特殊社区参与”。

“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我会主动关心村级事务”、“会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愿意免费承担村里的卫生监督员”这4项指标对F5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538、0.715、0.777、0.684。这4项指标更多表达了村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如社区发展、社区卫生等）的关心，是从社区公共人的角度参与到社区日常事务之中的，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一般社区参与”。

F6对应着“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喜欢我所在的农村社区”、“关心我们村的村级事务”和“我们村会越来越好”，其负荷值分别为0.713、0.775、0.568和0.548。这4项指标均反映出了村民对自己所生活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故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社区归属感”。

F7对应着“相信我家人说的话”、“相信我的亲戚（三代以内的近亲）”、“外出时，可以把家门的钥匙交给邻居保管”、“看信或写信遇到问题时会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其因子负荷值分别为0.667、0.649、0.711和0.769。这4项指标反映出了村民对于家人、亲戚、邻居等的信任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熟人信任”。

F8对应着“相信村领导”、“相信政府”、“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相信警察、法官/法院”、“相信医生”，其负荷值分别为0.651、0.763、0.520、0.765和0.667。这5项指标表达了村民对于政府、体制内从业人员的信任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制度信任”（参见表2）。

F9对应着“社会上的大多数是基本可信的”和“陌生人向我求助，我会帮助他”2项指标，其负荷值分别是0.736和0.683。反映出了村民对于陌生人和社会上的不确定主体的信任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普遍信任”。

（2）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现状

社区社会资本整体状况以9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按标准分转换为1～100之间的数值，9个新因子也作了同样的转换，数据表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状况水平偏低（Mean=40.09，S.D=13.48），其中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程度分别为52.59（S.D=20.99）、42.83（S.D=12.40） 38.57（S.D=10.28 ）、25.37（S.D=6.99）、 26.70（S.D=7.38）、29.22（S.D=6.67）、56.88（S.D=10.25）、23.23（S.D=7.27） 、16.05（S.D=3.34）。这一结果表明，农村社区保持着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其次为共享和互惠，再其次为社区归属感、一般社区参与、特殊社区参与和制度信任，而普遍信任程度最低，并且合作的差异性最大，普遍信任的离散性最小。

（3）影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状况的具体因素，我们将、居住类型、民族、所在地区、年龄、家庭年打工收入、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等7个变量分别引入总体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各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见表2）。此外，我们还分析了性别、是否党员、受教育程度、户口等因素的影响，但都无统计显著性，在最后模型中未予考虑。为了简明起见，表2只报告了最后模型的计算结果。

从表2第10列可以看到，自变量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总体状况的解释力达到了显著水平（R2=0.024，p=0.005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作用来看，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08（p>0.05），说明无的村庄比有的村庄其社区社会资本更低，但是这种差异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对具体因子的影响来看，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43（p

居住类型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90（p0.05）、-0.110（p

民族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24（p>0.05），说明有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庄比汉族聚居的村落其社区社会资本更低，但是这种差异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族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民族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61（p0.05）、0.095（p0.05）、0.061（p0.05）、0.135（p0.05）和-0.023（p>0.05）。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汉族聚居的村落在共享、互惠、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方面分别高0.031分、0.095分、0.061分、0.021分、0.135分和0.013分，在合作、特殊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分别低0.161分、0.002分和0.023分。其中民族对共享、特殊参与、社区归属、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汉族聚居村落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少数民族聚居村落，而在其它方面却显著低于少数民族聚居村落。

所在地区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56（p>0.05），说明东部地区（如山东）的村庄比西部地区（如陕甘宁）的村庄其社区社会资本要高，但是这种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在地区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社区所在地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14（p0.05）、-0.340（p

年龄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16（p>0.05），说明60岁以下人口占主体的村庄其社会资本要高于60岁以上人口占主体的村庄，但是这种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村庄人口年龄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村庄人口年龄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74（p0.05）、-0.008（p0.05）、-0.054（p0.05）、-0.020（p>0.05）、-0.006（p>0.05）和-0.040（p

家庭年打工收入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22（p>0.05），说明家庭年打工收入在2万元以上的村庄比家庭年打工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村庄其社区社会资本要低，但是这种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年打工收入对社区社会资本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家庭年打工收入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50（p

最后，从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72（p0.05）、0.042（p>0.05）、-0.090（p0.05）和-0.003（p>0.05）。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受教育年限在5年以上的村庄比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在共享、社区归属、制度信任方面分别高0.002分、0.042分和0.049分，在合作、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分别低0.100分、0.087分、0.029分、0.053分、0.090分和0.003分。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合作、互惠、熟人信任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说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上的村庄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而在其它方面却显著低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

四、结论与讨论

从上述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结论：

1.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由9因子构成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在结构上由9个因子组成：合作、共享、互惠、 特殊社区参与、一般社区参与、 社区归属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如前所述，国内外关于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探讨，我们发现这些测量维度都离不开“网络”、“信任”、“参与”、“互惠”、“合作”、“共享”等指标，且当前学者们都是基于集体层面测量社区社会资本，我们结合以上学者（赵延东，2006；桂勇、黄荣贵，2008；裴志军，2010）的观点，主要是对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的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维度测量法进行了修正。我们将原来“社区参与”维度细分为“一般社区参与”和“特殊社区参与”两个维度，将“信任”维度细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从而形成了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九种结构维度。

2. 影响村庄社会资本状况的因素

本研究发现，村庄的自然特征和人口变量对村庄社会资本状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第一，有无的村庄在合作、共享、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明显，表现为有的村庄在合作、共享、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无的村庄。第二，不同民族的村庄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熟人信任方面差异明显，表现为汉族村落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少数民族村落，而在其它方面汉族村落却显著低于少数民族村落。第三，不同地区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明显，表现为东部地区（如山东）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如陕甘宁）的村庄，而在特殊参与、一般参与和社区归属方面却显著低于西部地区的村庄。第四，不同年龄占主体的村庄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60岁以下人口占主体的村庄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60岁以上占主体的村庄，而在共享、特殊参与、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其它方面却显著低于60岁以上人口占主体的村庄。第五，家庭年打工收入不同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家庭年打工收入2万元以上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家庭年打工收入2万元以下的村庄，而在一般参与、社区归属和制度信任方面却显著低于家庭年打工收入2万元以下的村庄。第六，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同的村庄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上的村庄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而在其它方面却显著低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

3.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偏低的原因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状况水平偏低，农村社区保持着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其次为共享和互惠，再其次为社区归属感、一般社区参与、特殊社区参与和制度信任，而普遍信任程度最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状况偏低，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基层结构。“差序格局”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由此，受“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有着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但对于外人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

第二，村庄缺乏自组织。德国理论物理学家H.Haken认为，从组织的进化形式来看，可以把组织分为两类：他组织和自组织。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农村社会社区缺乏这种村民自发形成的自组织，没有村民兴趣小组，没有秧歌队，也没有什么能组织活动的协会。自组织的缺乏使村民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去进行社区参与，也没有机会去进行各种经济类的合作，这就导致了人际关系的逐渐瓦解，村民社区归属感减弱，村民之间的互惠和共享行为也逐渐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出现危机。而有的村庄一般能够形成组织（如宁夏地区的伊斯兰教组织），所以村民的同质性增强，相互之间的交往增多，在合作、共享、参与和信任上更能够达成一致，社会资本存量相对无的村庄要高一些。

第三，村庄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农村社区治理方式仍是从上至下的，村级事务由上级通知或由各级村干部讨论决定，最后下达村民，实现村庄治理。2006年我国政府提出要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变革的新目标，强调还政于民，多元社会主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共同治理{23}，但在村庄治理中能真正在村级事务中说得上话的村民不多，大多数村民都不了解村庄治理是如何实现的。村民在意识上比较愿意参加村级事务，但是在现在的村民选举和村级事务中能听到村民群众的声音比较少，村民自己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认为自己即使参加了选举或村级事务自己的建议也不容易被采纳，心愿也不会得到满足。所以在涉及民利的参与方面表现出不积极的一面{24}。

第四，社会流动改变了村民的生活面向{25}。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导致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频繁流动，由此带来了人们生活面向的改变。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致富观念已经有很大改变，大多数人渴望新的致富途径，{26}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以外出打工为主，尤其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认为当农民“没钱途”，他们得以维持生活的资源基本是从城市通过劳动换来的，再加之近几年用工荒的出现，使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利，更增强了他们继续留在城市的打算。为此，他们很少过问也基本不会参与村庄的事情，从而导致社区归属感，社会区参与的降低。同时，随着大量青壮年流入城市务工，村里留下来的基本就只有老人和孩子了。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关系，他们很少去关注村庄事务。从而导致村庄社会资本整体状况偏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流动加快，村民不再局限于在一块土地上种地为生，农村社区原有的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出现松动{27}，越来越多的村民因业缘关系、趣缘关系而形成新的人际关系网络。

注 释：

{1}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

{2}{8}（英）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

{3}Fukuyama，Francis.“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Y：Free Press，1996.

{4}Narayan.D.“Bonds and Bridges 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67.the World Bank，Washington，DC1999.

{5}Woolcock.M.“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 an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is and policy frame work”. Theory and Society，1998，Vol 27.

{6}王思斌：《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7}赵延东：《测量西部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9}“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s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XIX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Charleston，South Carolina，February 18-21，1999. Contact the author at nanlin@duke.edu.

{10}Paul Bullen；Jenny Onyx：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 in NSW：An Analysis.CACOM Working Paper Series（No 41），1997.

{11}Kawachi I，Kim D，Coutts A：“Subramanian SV：Commentarynciling the three accounts of social capita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04，pp.33.

{12}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张慧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1-366页。

{13}{15}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4}姜楠：《单位型社区社会资本研究―基于大连市S社区的调查》，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6}林聚任、刘翠霞：《山东农村社会资本调查》，《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17}贾先文：《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中农民合作行为选择》，《求索》2010年第7期。

{18}裴志军：《村域社会资本：界定、维度及测量――基于浙江西部37个村落的实证研究》，《农村经济》2010年第6期。

{19}谢治菊、谭洪波：《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概念、测量与计算》，《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20}Harpham T：“The measurement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Through Surveys，Kawachil，Subramanian Sv，Danielk”.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Newyork：Springer，2007.

{2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31页。

{22}钱宁、田金娜：《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组织与社会工作的介入》，《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23}齐学红：《社会治理模式变迁与道德教育改革》，《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

{24}李绍伟、池忠军：《村民自治的功能主义二分法及统合》，《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25}秦广强：《社会流动的影响与后果―基于2003CGSS的实证分析》，《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