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保护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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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主要方法

[作者]李荣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29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185-006

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把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并把这项工作视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统一部署、全面推进。经过几年来的积极探索与实践，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成果。在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不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成效显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与措施，使保护工作稳步推进。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原则

(一)本真性保护原则

“本真性”是英文“Authenticity”的译名。它的英文本意是表示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忠实的、而非虚伪的，神圣的、而非亵渎的含义。上个世纪60年代“本真性”(也可称为“原真性”)被引入遗产保护领域，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理解和共识。1964年的《威尼斯》奠定了本真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1994年12月在日本通过的关于本真性的《奈良文件》肯定了本真性是定义、评估、保护和监控文化遗产的一项基本原则。世界遗产委员会明确规定本真性是检验世界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原则，并要求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文化遗产的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明确提出被登录的遗产不能是按照今人臆想过去历史情况重建恢复的东西。这就是说，本真性是要保护原生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一项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是来自原初的可以留传的一切之整体，从物质形态上的持续、文化环境的“本体真实”到它的历史见证性。坚持本真性原则，有助于提高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坚持正确的保护理念和实践，有效地防止“伪民俗”和“伪遗产”占用可贵的保护资源和财富。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我们坚决反对那种混淆真伪，在所谓遗产保护背后隐藏的种种非保护动机。尤其是反对把文化遗产的价值简单等同于旅游经济效益而由此造成的急功近利行为和对文化遗产的过度开发。我们还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假活动，如有些人把民间口头故事的简洁和单纯美，误认为是单调枯燥，随意地添加些情节或内容，人为地把故事拉长，使一些民间文学作品面目全非，搞得真伪难辨，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而得不到保护和传承。事实证明，本真性是定义、评估、保护和监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整体性保护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是由无数具体的文化事象构成的。因此，这些文化遗产不是某些“代表作”和零散的“文化碎片”所能涵盖的。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又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依存。我们倡导的保护是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式来反映和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所以，整体性是我们坚持的一个重要保护原则。所谓整体性就是要保护文化遗产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也包括传承人和生态环境。这就是说要从整体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关注并进行多方面的综合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首先是保护其自身的完整性。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多种技艺、技能共同构成的，只保护其中部分技艺，是不能将其完整地传承下来的，必须对其全部程序与技能实施全方位的保护。其次，我国民间许多习俗都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紧密相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保护其生态环境。譬如，要保护民歌演唱传统，使之流传下去，只是整理歌词、录音、录像是不够的，必须设法保护民歌演唱活动最基本的生态环境，只有坚持活态保护，才能使之继续活在民间。再次，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虽然在具体形式、内涵、功能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是同源共生、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我们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而应当同时加以有效的保护，才能继承完整的中华文化传统。

(三)科学保护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民间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的传统行为方式。它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更新，不可能一成不变。为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遵循科学的原则，即客观地去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化，承认它的发展和流变。同时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演化规律，实行活态保护，不能人为地将其“化石化”。以文物的博物馆式保护方式来保护，也不能以违背其自身演化规律的方式人为地改造，促使其脱离自身轨道去发展演变，失去其原有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神韵。

坚持科学保护原则，就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主体，保护工作离不开人的作用。如果忽视了对人的关注与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要尊重人(相关民众)的现实需求，保护遗产不能以妨碍经济发展、降低人的生活质量为代价。实施的保护方式与方法，一定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环境的和谐。还要尊重不同民族与人群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在保护他们的精神意志不受侵犯的同时，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正确对待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在保护工作实践中正确处理好“抢救”、“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与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关系，既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光大，又能利用文化优势促进经济增长，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实现文化与生产力的同步发展。

(四)濒危遗产优先保护原则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依据我们现有的国力、财力、人力，不可能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并对待并统统保护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区分轻重缓急，集中力量将那些处于濒危状态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时有效地实施抢救与保护，避免“人亡艺绝”的事件和“人间国宝”的消失。

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抢救”是目

前迫在眉睫的工作。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农耕文明正在迅速瓦解，传统的民间文化逐渐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伴随着人类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强势文化畅通无阻地扩散，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商业行为的侵蚀等，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无数珍稀罕见的民俗技艺和民间文艺伴随着老艺人的逝去而销声匿迹，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器物正在毁灭。如根据已出版的一些音乐辞典、乐器志等资料的记载，我国的民族乐器至少在500种以上，但目前人们经常使用的各种民族乐器(包括打击乐器)却不过几十种，这意味着大部分古老的民族乐器正在被人们所遗忘。1982年我国有文字记载和演出活动的剧种尚有394种，但目前能演出的仅剩267种，有些剧种只有一个专业剧团在支撑着。民间剪纸、年画、皮影、傩戏等民间艺术随着它们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日渐式微。与此同时，过去搜集整理的图文资料、音像资料也面临着“再度抢救”。因为，有些图文资料已开始霉变、虫蛀，多数录音、录像带开始脱磁、变质。为了使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为了减少因抢救与保护不及时而造成的遗憾与损失，我们就要坚持濒危遗产优先保护原则。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方法

在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我国政府不仅坚持正确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理念，而且注重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方法与措施，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且卓有成效。主要采取的保护方法有下面几种：

(一)全面、扎实地推进普查工作

为了摸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底，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区、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文化部于2005年6月部署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于2008年底完成。这次普查工作，是我国21世纪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全面、深入调查。为了给予普查工作全面科学的指导，2005年底，文化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手册》。该《手册》由100多位民间文化领域的专家合作而成，第一次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16大类，即民族语言、民族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民间信仰、民间知识以及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等；针对目前各地保护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普查标准不统一、普查方法缺乏科学指导、思路不够清晰等共同问题，给予了比较准确和规范的梳理，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准确、规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指南性工具书，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指挥棒”。

这次普查工作做到了统一部署，分级实施。各地的普查工作按照三个步骤(普查准备阶段、实地考察阶段、总结评估阶段)正在积极稳步地推进。在普查准备阶段，各地区都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了普查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明确了普查任务，确定了普查目标、方法、步骤，落实了人员配备，组织有关人员学习培训。在实地考察阶段，许多地区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调查方法，如重点采访、抽样调查、开小型调查会、观摩民间艺术家的表演、参与民间手工艺制作及民俗节庆活动等。在实地考察中，考察人员不仅止于文字记录、文本及实物资料的收藏，而是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数字技术、多媒体、录音、摄像等多种新技术引入其中。随后再将采集来的大量资料整理成档案，输入电脑，建立数据库。例如：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河南郑州大学建立了中原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数据库；北京、浙江、湖南等地致力于将动漫技术应用到把口头文学转换成卡通片的工作并卓有成效；天津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与有关部门合作，1994年启动的京剧“音配像”工程，历时21年终于完成了一整套《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抢救留存下来115位著名艺术家的460出京剧，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范本。

在普查工作全面展开后，各地区工作开展得不够平衡。有些地区注重以点带面，试点先行，取得经验后再逐渐铺开，工作步步深入、成绩显著。但也有的地区领导重视不够，人员投入不足，对相关人员缺少系统培训。虽然有计划和方案，但不能狠抓落实，普查工作不够全面深入。针对这种情况，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还应该进一步加强领导，加强监督和检查，及时掌握各地区工作进展情况，重视交流和推广先进地区的经验，使普查工作得以有序、有效地顺利完成。

(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四级名录体系

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是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举措。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十个门类共518个项目，涉及758个申报地区或单位。同年10月，文化部以部长令的形式颁发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每两年申报一次的国家级名录，2007年开展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和评审，评审结果将于2008年公布。在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基础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逐步完善。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统计共有3832项。国家、省、市、县四级的宝塔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初步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保护。

由于各级政府对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重视，各地相继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申遗”热潮，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各省都希望有更多的项目入选国家级名录，这是一个值得赞许的好现象。但是，在目前的“申遗”热潮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和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近年来的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情况来看，有些地方政府官员重申报而轻保护、重开发而轻管理，习惯于走“申遗”的过场，把各项“申遗”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把“申遗”的成功当作目的，以此来积累政绩、扩大影响。他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成功，感到皆大欢喜，但欢喜之后，却没能把保护工作做深做细，甚至把“申遗”混同为直接保护。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由于尝到过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为他们发展旅游产业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便想借水行船，把当地拥有的杰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转为“文化资产”，使其商业化、产业化，成为赚钱的工具。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们只是想把本地荣登国家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发展本地经济的品牌，急于开发利用而淡忘了管理保护，致使一些地区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工作比保护工作更快，甚至把某些名录出售给企业家，被冠名和大肆宣传，而在开发过程中很多保护工作却未能落到实处，短期的现实利益压倒了长远的文化关怀。这些做法实在是令人堪忧。如何把“申遗”的热情转化为正确的保护理念和积极的保护行动，从而切实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使那些经过层层甄选出来的杰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弘扬光大，这是文化界、学术界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三)认定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它的传承是以人为载体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环节。为了有效地传承和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2007年6月5日，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五大类22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各级文化部门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对首批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活动给予支持，正在着手采取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方式，全面记录传承人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技艺、技能和知识等，有计划地征集并保管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制度化，文化部已制定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讨论稿)，此办法对国家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和资助等做出了规定，在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不久将会正式下发。一些地方政府也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工作非常重视，不少省都已公布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如云南省已经命名了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辽宁省开展了第二批民间艺术家、优秀民间艺人评选工作。江苏、陕西、河南等省，先后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一些省市重视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为他们发放生活补助费，安排他们授课带徒，展演、展示他们的优秀作品，对他们的传承活动进行档案登记、数字化存录等。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已得到了各级相关部门的重视，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

为了进一步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工作，目前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都是个人，没有代表性传承团体。据调查了解，一些民间艺术如木偶、昆曲等，个人无法担负起一门艺术的传承使命，只能由有诸多优秀艺术家组成的团体来进行传承，而且在这样的团体中很难确定谁是代表性传承人。在“第二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论坛”的分组讨论会上，泉州木偶剧团团长王景贤就指出，木偶剧是集体演出和传承的艺术，很难确定团里谁是代表性传承人。因此，在评选认定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时，是否能考虑增设代表性传承团体的问题主管部门应给予重视。其次，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应该有统一的标准。目前国家尚未出台传承人评选标准的专门文件，各省都是按各自的标准操作。由于标准不尽相同，认定的传承人就有差异。对此，有专家指出：“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评选传承人的标准，各省才能根据这一标准进行科学、合理、规范的操作。建议文化部尽快出台一个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文件，其中应包括传承人的定义、传承人的覆盖面、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关的奖惩制度、享受生活补助的界定方法、传承人的评选方式等内容。”为此，期待文化部尽快出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再次，应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机制。要以人为本，加强科学管理。各级相关部门应定期对传承人的传承情况跟踪评价考核，组织专家对传承人的传承工作和成果进行学术性、专业性的分析和总结。及时淘汰不合格者，确保传承人的优秀性和使命感。

(四)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为了使民间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下来，我们就应该重视与其紧密相依的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虽然在广大时空背景中，要把活态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使之不发生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个局部的特殊环境中，采取相应措施，使原生态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较长时间，并扩散其影响，是完全可能的。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每个民族文化又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村)，既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立最安全的屏障，又能将民族文化遗产真实状态地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之中，使之成为“活文化”。从1988年起，文化部开始命名“民族艺术之乡”、“特色艺术之乡”。十几年来，全国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的艺术之乡，促进了当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事实证明，划定文化生态区(村)，认真加以保护，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生存的有效方式。

目前，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活态、整体性保护的新阶段。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物质文化遗产(古建筑、历史街区与村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说与表述、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建立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较为集中的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正式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包括福建的泉州、漳州、厦门三地，这里是台胞的主要祖籍地，也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和保存地。到2020年左右，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体系。目前，全国不少地区也正在根据当地的民族和地域特点，积极探索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式方法。如安徽省和黄山市立足于历史悠久的徽州文化，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非常重视，设立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专项资金，制定出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已通过专家评审论证，正积极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湖南省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编制了《关于建立国家级生态保护区的报告书》；广西壮族自治区制定了《中国红水河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有关《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命名与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已由文化部起草完成，正交由社会各界广泛讨论，修改完善后会尽快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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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效方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在正式建立完毕之后，各个地区开始对本地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整合，全面了解自身所具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在落实过程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这就需要各级政府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全面贯彻有关政策方针，通过系统科学的有效方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在措施周全、方法得当的条件下开展。

一、开展普查，整合有关资料，构建完善资料数据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及保护工作内，首要任务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普查主要目的就是对地区内文化作品及民俗全面收集及记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并且科学的采集，真实客观记录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这样才能够保证所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可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我国文化建设内的基础战略，同时也能够为文化建设提供好数据信息作为保证。因此，提高普查工作质量，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而才能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落实到实处，整个抢救及保护工作才能够更加具有针对性。普查工作在开展过程中，目前主要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及有关作品进行了解，有效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建设全国统一应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具有历史或者是文化价值，都应该包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之中。普查工作所涉及到的范围应该十分广泛，进入到乡镇级地区。普查工作在开展中，应该是思想观念作为核心理念，客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发展流程进行了解，详细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内的各种问题。在充分尊重社会大众创造性的情况下，普查工作应该全面、真实及客观。

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工作，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文化财产，能够客观真实展现出我国民众精神及文化内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及保护，对传统文化历史与民俗生活了解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能够提升对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并不包含传统文化内的垃圾。在普查工作开展基础之上，应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评价及鉴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及对象进行明确规定，有效合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过程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民族独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已经融入到了有关地区文化历史之中，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独特性。民族独特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基础特征，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特殊价值，能够客观反映出民族在发展中所秉持的思想观念及规律，包含了民族思想及生活形式等等因素。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的民族精神及民族意识进行有效了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条件，需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内有效传承及发展。

（二）应用标准判断评价。按照国际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价值进行判断，例如从历史、社会学及文学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客观分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所包含的特殊价值及文化形式。原始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形式都较为混沌及综合，所包含的价值及性能也较为复杂，这就需要应用多种标准判断评价。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审视及研究过程中，需要从多个角度分析研究，这样才能最大程度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及保护工作质量。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容易消失在v史长河之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处于濒临灭亡状态，需要及时对其进行抢救及保护。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系统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其中包含国家、省市及乡县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止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评价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内项目数量超过500个。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行为及表演形式都在无形状态下开展，有关表演技巧及技能都传承在有关从业人员身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通过人进行传承。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同时还需要对传承人进行确定，甚至可能将传承人归纳到人类活宝区域内。

三、结语

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及保护工作质量，不仅仅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的需求，同时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必然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及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并且长期的工作，只有在保护过程中采取系统科学的方法，才能逐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落实，进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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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遗的特性及其经济价值

 

非遗是种活态的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非遗作为“显性知识”存在时与实物资产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在空间具有无限复制性，会引发同时使用。“显性知识一经复制和传播，可以在无限的范围内被无限的人同吋使用。……说明显性知识具有公共物品性质。”121非遗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外部性，这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非遗不是孤立的一件商品或服务，其特性是能将若干具有其他象征或用途的产品联结起来。非遗作为文化产品，其附加值主要体现在其审美性、精神重要性、特殊象征意义与历史作用及其在影响艺术潮流、真实性、完整性以及独特性等方面的重要性。

 

作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各种技艺和实物(如藏医药、唐卡、藏纸、藏香、藏族服饰、拉萨风筝等非遗的制作技艺和产品本身)与任何实物资产一样具有“使用价值”。非遗场所中的遗产成分可以增加这些使用价值，因为在非遗区域生活或工作或访问非遗区域时将取得遗产附加价值。除物理价值外，非遗资产具有多种无形利益：一是因“遗产存在”产生的利益(文化产品体现的文化价值，如审关性、特殊性、重要性和独特性等。虽然人们可能不一定到访某个非遗区域，然而如果这些地方遭损毁他们将感受遗产数量的减少);二是访问遗产区域的选择权(虽然人们未必有马上访问非遗K域的计划，但他们保留未来访问的机会);三是将遗产作为共有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遗留给后代的机会。

 

重要的是，非遗产品的消费作为一种“公共体验”意味着，消费或使用非遗产品的人越多，或者使用非遗产品的程度越高，这些产品因其人类共同遗产价值而产生的公共效益就越大。非遗知识和经验的溢出效应是“产生共同遗产价值、社会认同以及文化可持续性”[4]或成为“社会公众利益的重要部分”。[5]像藏戏、格萨尔、藏传佛教音乐、藏族舞蹈以及藏纸、藏香等传统工艺这些文化表现形式之所以非常宝贵，是因为它们反映了藏族群体与部落对于其所在环境的反应，以及其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关系。它们给藏族群体提供一种身份认同和延续性的感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强调，非遗既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藏戏、格萨尔、藏医药、雪顿节等西藏非遗，其文化、精神、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为国际社会所认识。西藏非遗的存在，可提供人们享受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的神秘与美丽以及感受其历史沧桑的可能性。

 

二、市场失灵：非遗的真实处境

 

非遗的公共产品特征可能影响非遗产品的供给与消费。这种特征本身并不构成非遗市场障碍，但可能导致或加剧市场失灵。只有当在边际社会成本与效益以及边际的私人成本与资源保护投资效益之间存在分离的时候市场失灵才存在。当这些分离出现的时候，政府干预即有充分合理依据。

 

(一)公共产品

 

在经济学里，一个典型市场失灵的情形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两个方面的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6])显然限制了私人供应者供给公共产品的激励，从而导致供给不足甚至根本无供给。判断某物是否是公共产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实，非排他性是一种科技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约束的功能。比如，广播电视曾经是一种公共产品，然而随着编码技术的出现，卫星收费电视的开发使电视成为一种俱乐部商品，从而使排他性成为可能。同样，非竞争性到达一定程度时也可能发生改变，比如因过度挤占导致有竞争的消费现象。像马路、空域以及无线电频谱技术即属于这种情形。结果是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别，反而成为“流变的统一体”。[7]

 

公共产品导致市场失灵是因为“搭便车”现象，即消费者无须付出成本却可以享用商品。本该由商品生产者享有的某些商品附加值被商品消费者利用，因而减少了生产该商品的激励。[8]个体除从非遗中获得使用利益外还可获得“非使用利益”。比如西藏非遗之“存在利益”，即认识西藏非遗项目的存在并受到保护，以及西藏非遗对于文化认同、历史重要性和特殊性等方面的贡献等。因此，一个特殊的非遗区域的消失将减弱该地区的文化认同以及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没有人能够阻止人们从这些知识中受益，与此同时，这样的收益又是非竞争性的。非遗产品所产生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现实，使私人供给者难于市场方面的操作。由于消费者“搭便车”行为，非遗所有者很难索取“非使用”方面的效益。

 

经济学理论认为，把搭便车者获得的利益分配给生产者是克服公共产品引起的市场失灵的最好办法。[9]对于非遗产品，将搭便车者转变为付费的消费者相对容易，比如，针对使用利益，在非遗景区或保护区增置通道且收取入境费即为有效做法。但在其它情况下直接向受益者收费可能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要求人们为获取非遗存在且受到保护的知识(存在利益)而付费的行为。

 

在某些利益不能直接获取情形下，政府在这方面功能就会被派上用场。比如政府可以对社会个人或集体征税，将纳税人获得的非遗溢出利益(比如存在利益和代际利益)，作为补偿金分配给生产者。相对直接收取使用费而言，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显得简单粗鲁。政府的介人的副作用是削弱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增添交易成本，甚至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政府失灵。与此同时，对纳税人来说还可能引起不公平效应，因为每个人的经费预算不可能完全与其获得的非遗利益相匹配。换言之，非遗保护资金来自个人所得税，而两个缴纳相同数目税金的个人对于非遗保护的贡献相等，然而他们对于遗产的价值判断却不尽相同。

 

(二)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的市场之外第三方获取的利益(或招致的成本)。这些利益或成本并不直接取决于市场的需求与供应，因而可能导致市场的潜在性供给不足或供过于求。外部性与两个概念息息相关：一是“公共产品”，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即使不通过市场行为也可以获得利益(正外部性)，因为生产者不能排除他们(她们)从商品中收益;[1°]二是“有益物品”，非遗也具有经济学中“有益物品”的某些特征，因为社会整体有通过市场以外增加这类商品产量并从这些商品中得到好处的需求。

 

在存在正外部性情况下，商品市场供应的水平将低于社会的整体预期。这是因为消费者需求反映的是消费者得到的私人利益，而不是由商品生产或消费引起的附加的社会效益。如果把这些第三方利益计算在内，那么消费者是愿意付出更多费用的，这样，商品生产的水平就会提高。消费者在做出需求决策时仅考虑的是他们所能得到的私人利益，结果形成的是一种较低量的平衡。假设消费者能够按照一种社会优化平衡的方式行为，那么在此状态下他们所需求的商品量将更大，结果形成一种更高量的平衡。因正外部性引起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效率损失被隐蔽。有效政策介人的效果是，这种效率损失将被视为一种不劳而获的意外所得利进行处理。反之，在负外部性情形下，由于供给反映的仅是生产者的私人成本而不是由商品生产或消费引起的额外负担，将导致商品的过度供给。["]就非遗而论，一些利益可以由私人获取，比如为在剧院演出的藏戏而收取门票(与广场演出不同)，以及出售唐卡、藏医药等非遗商品而获取其遗产附加值利益等。另一方面，某些非遗的增值利益却不能为私人直接获取，比如西藏非遗对文化认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以及西藏非遗区域附加利益(比如在非遗保护区经商、地产开发等)以及消费者认知非遗受保护的利益等等。如果这些外部性不能被获取，非遗传承者投人人力财力的积极性将受到抑制。如果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那么私人和个体便不会有激励去从事商品生产，因为投人的成本得不到回报。

 

理论上讲，外部性可以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私下地解决，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产权须有明确规定;二是利益相关者的人数是少数;三是交易(谈判)成本相对较低。但是，这三个条件很难适用于非遗产品。实际情况是，第一个条件中的非遗产权并非有清楚的界定，第二个与第三个条件也难于满足。由于外部性是分散的，利益相关者的数目庞大且交易成本很高。且由于非遗的公共产品性质，一些利益相关者可以搭别人行为的便车。因此，私人自发地解决非遗外部性问题的情形并不多见。此外，非遗的代际外部性问题，亦即当代人的行为对后代人可能产生正的或负的溢出效应，1131也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非遗保护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这种遗产保护应着眼未来利益。如果我们承认这其中包括后代利益的话，那么在选择适当政策行动时须考虑到代际外部性问题。

 

三、政府介入和法律工具

 

显然，仅靠自由市场不能对非遗提供令人满意的保护，这被视作一个不言自明之理，因为私人业者投资决策仅根据其个人评估以及偏好做出，通常不会顾及非遗保护中投资标的所具有的“存在价值”，尤其是与保护非遗有关的代际利益不可能指望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对于公共产品导致低效率问题的解决，仅靠良心或者技术进步都很难达到完美的效果。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政府干预。[141政府介人可能同样导致高成本和低效率的结果，这些都是选择政策性工具需考虑的因素，确保针对市场失灵工具选择是适当的和有效的，且不会产生无意识的不良后果。一些可能导致政府失灵原因，如政府直接开支、授权和贷款(通过政府直接或间接投资项目有时可能直接取代私人投资)而导致的低附加值风险;又如在某些情形下政府依据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做出决策可能导致的次优结果;再如政府管理道德风险(即使人们根据政府声明、授权做出投资决策，但政府可能随时改变其态度)，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同时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形。

 

对于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法经济学从另--个方向开辟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认为公共产品的问题可以通过界定产权，制定法律法规解决，而不是直接的干预市场经济活动。落实到非遗的保护，根本在于法律上对该类财产的权利属性给予明确规定，在有法可依情况下提供权利救济的可能性。从法律的视角即从权利与义务的视角对外部性进行规制因此成为法学界一个重要课题。“外部性的本质是围绕行使权利引发的利益冲突。”[15]“不同的外部性行为的法律特征又决定了经济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16]从法律的角度寻求外部性解决方法，主要因为“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的配置来调整社会关系……同时通过法律对政府的干预进行适当的约束。”[17]实践中20世纪中期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法律制度，将非遗界定为一种“文化遗产”“文化财产”“传统遗产”“公共文化资源”等加以保护，并建立遗产利用人付费制度，以对抗任何不适当的利用非遗的行为。

 

如果非遗权利属性的界定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前提，那么正确选择法律工具是实现非遗有效保护的基本保证。那么如何选择解决外部性的法律工具?政府(国家)在干预市场解决外部性问题时，可在私法和公法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工具中作出选择，以使外部性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从私法层面看，由于非遗与知识产权客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非物质性且同样具有财产价值)，容易联想到的私法工具首推知识产权。实际上，晚近国际社会普遍谋求通过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如专利、版权等对非遗进行保护，如WIPO和一些国家针对非遗的“传统性”与知识产权客体的“创新性”之差异性，视非遗表现形式为知识产权的一个变体，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以外单独创制保护非遗的特别知识产权制度。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知识产权制度难以避免的功能与制度缺陷性决定这种制度很难完全适用于非遗保护。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知识产权的使用可能导致的传统知识与资源严重的商业化对于民族本土文化以及生存方式的负面影响。“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构成现代知识产权的一重要理论基础(即法律只保护信息或思想的表达，而不保护信息或思想本身)，并被许多国家采用。“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意味着表达下面的信息或思想则继续留在公共领域之中。以西藏非遗为例，著名非遗传承艺人扎巴演绎了《格萨尔王传》系列作品，但这些作品的著作权范围仅及于《格萨尔王传》最近的创造性版本，而不及于《格萨尔王传》历史上最早版或较早版本，因为“作品的基础部分之母题、素材等因素早已处于公共领域之中”。[18]知识产权这种形式化的保护方式无法适用于纯粹知识的保护，因此需要其他的替代性私法工具，如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甚至合同法等机制，使外部性的利用者直接承担损害的法律后果(事后补偿)以及事前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外部性。与此同时，必须看到私法在解决非遗正外部性方面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法律不能为达到鼓励和保护正外部性目的，强制性规定享受正外部性的人直接向提供正外部性的人付费。

 

除私法外，使用公法手段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消解外部性的另一重要工具选项。就非遗而言，行政法可用来处理私人非遗投入中正外部性而发生的市场失灵。如前所述，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非遗区域私人业者投资于非遗保护的程度是回报与投资持平，而不会达到与非遗保护有关的特定社会效益水平。行政法一般是通过设置和实施行政奖励，对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激励，以鼓励和保护正外部性。[19]行政法通过明确非遗传承中非遗其文化及环境方面的价值，即通过对特定行为设定要求和限制的方法，直接解决外部性。特劳斯比阐述了规制性工具对于有形遗产保护四个方面的作用：其一是确保遗产的存在;其二是规制遗产保存、保护和使用;其三是规制遗产保护区的土地使用;其四是设置决策和审査程序。[2°]笔者认为，特劳斯比有关有形遗产规制性工具作用的概括同样适用于非遗保护。

 

行政法可通过“命令一控制”型规范(即政府设定一个社会定行为的统一水平，并规定达成这种水平所采取的特殊行动)和结果导向型规范(此类规范执行的标准是满足某些规定性结果，而非通过规定执行过程)两个基本类型规范调整社会中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命令一控制”型规范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经常使用，比如针对污染，立法者告诉污染者排放的数量以及污染将应得到怎样的控制;与“命令一控制”规范不同，结果导向型规范仅根据特定结果设立特定的立法目标。结果导向型规范优势在于其执行的一定的灵活性，其执行方面可发挥市场的作用。笔者认为，以上两个类型规范在非遗保护中均可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

 

行政法在改变社会中个人或集体行为方面确有潜在的效率性。特别是对于那些非遗投人有限的地方政府来说，行政法是非常得力的工具。然而，行政法的实施对于非遗当事人的成本影响却容易被忽视。这些成本关涉行政法规执行成本，包括管理非遗成本和熟悉相关法律义务的时间成本以及非遗业主的机会成本(因保护非遗而影响业主对保护区做其他更为盈利的使用)。行政法规的成本转移问题一直是行政法立法的重要关切之一。如果这些成本得不到充分考量，那么行政法鼓励非遗正外部性效果将大打折扣。此外，行政法作为典型公法工具，其局限性还表现在难以兼顾私权的自力救济。

 

四、结语

 

非遗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及外部性，是导致非遗产品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些外部性不能被获取，非遗传承者投入人力财力的积极性将受到抑制。当市场失灵真正成为非遗保护最优水平的障碍时，就有必要探索政府介入的适当方式。公共行为层面上的政策工具被定义为“组织集体行动解决公共问题的一种方法”。有效的政策工具通常包括：信息、财政支持、公共服务和法律。其中法律是影响人们的行为的规范性工具。法律的本质特征是“当私人行为未必有利于公共利益时由代表国家的权力机关通过命令以控制人们的行为。~23]法律T.具与其他工具不同之处在于其预先设置行为要求并为不依法办事设立不利的后果(与单纯设置激励等财政行为不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府行为的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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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同时，文化文明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更。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民族的前进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文化文明来推动，现如今人们在追求物质化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珍贵的文化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见证了人类思想的进步，是民间文化的积淀。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失和破坏日益严重，推进与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势在必行。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指的是“被各社区、群体、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其内容主要包括：（1）口头传统；（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非遗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寄托和传承在人们心灵中的东西，它是世代辛勤智慧的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任何一种非遗都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性，代表了不同地域群落的文化和精神本质。非遗的传承是强调传统文化精神内质的传承和发展，通过语言、文字、舞蹈、音乐、风俗民俗及其对应的生产方式和工艺品，以及传统手工技艺等文化内容及表现形式来实现。

二、江西省丰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和保护意义

（一）丰城市非遗概况

丰城市位于江西的中部，有大约1800多年的历史。丰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经历世展传承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和特色浓郁的非遗承载了民间古老的文化记忆，同时也展示了丰城市传统文化的特色，截至2016年8月，丰城市已有11项省级及以上非遗项目，其中国家级2项，省级9项，还有市级项目100余项。以下谨重点介绍省级以上项目。

1.丰城岳家狮。丰城岳家狮名列江西省第一批非遗保护名录，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岳家狮起源于宋代，延续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它是为纪念我国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而创造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活动。它把岳飞阵法、书法、武学巧妙地透过民间舞狮来展示，体现岳派武艺的威、雄、险文武兼备的特征和“还我河山”的豪迈气概。

2.丰城花钗锣鼓。丰城花钗锣鼓名列江西省第二批非遗保护名录，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丰城花钗锣鼓萌芽于明代，正式形成于清朝，迄今已有近400年的v史。几乎村村都有，全市流传极广。凡民间婚丧嫁娶、传统节日、拜佛敬神等民俗活动，均有花钗锣鼓表演助兴，这已成为百姓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民俗文化活动。

3.丰城剑的传说。丰城剑的传说名列江西省第二批非遗保护名录。始于西晋永平元年，丰城剑由龙泉、太阿宝剑组成，铸于浙江德清莫干山，发掘于江西丰城荣塘墟，后又丢失于河南和福建。经过口头传说和文字整理，在丰城形成了一整套极富传奇色彩的神话传说的民间故事。

4.丰城梅烛。丰城梅烛俗称板凳龙，起源于唐朝贞观年间，名列江西省第二批非遗保护名录。相传，唐代贞观盛世，丰城大旱，为拯救苍生偷降雨的“露龙”因此触犯天条被斩。民众为了纪念露龙，在每年正月十三举行声势浩大的“梅烛”活动，历时千年传承至今。

5.丰城挂联剪纸。丰城挂联剪纸工艺始于宋代，迄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入选江西省第三批非遗保护名录。它最初的表现形式以“挂联”为主，把各式各样的吉祥图案、文字用正红色纸剪、刻，以横幅形式悬贴在大门横梁上。它是以传统手工技艺创造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相结合的民间美术形式，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价值。

6.丰城市冻米糖制作技艺。丰城市冻米糖俗称“江南小切”，以其“洁白如雪、香脆酥甜、落口消融”的独特风味闻名天下，被列入省第三批非遗保护名录。据记载，丰城冻米糖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乾隆下江南时品尝后大加赞誉，此后成为皇室贡品，成为久负盛名的江西地方特产，享有江西“四大名点”之一的美称。

7.丰城谌母医药疗法。丰城谌母医药疗法源于丰城市罗山谌母行宫，名列江西省第三批非遗保护名录。谌母医药疗法即“谌母药签方与传统中医刮痧疗法”，是以舒筋疏通经络的理论和方法治疗病痛和肢麻，而穴位的刮痧和经络的拍打在于促进人体血液循环，使人体更好更快地吸收药物，是宗教与科学的完美结合。

8.丰城许真君传说。许逊，字敬之，是我国历史上继大禹之后的又一位治水英雄，传说他曾镇蛟斩蛇，为民除害，道法高深，民间奉为“普天福主”、“许仙真君”。在他多年的治水活动中，丰城市其治水主要区域，因而在丰城留下了大量的遗址遗迹和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许真君传说名列第三批江西省非遗名录。

9.丰城木雕。丰城市是著名的木雕之乡，据可考资料，丰城木雕源起洪州窑商代制陶期，最初是为了打造和雕刻制陶模具纹饰，逐渐产生了木雕工艺。丰城木雕具有历史悠久、工艺繁多，题材丰富、做工精美、匠心独具等特色，列入江西省第三批非遗名录。

10.丰城社火。丰城社火是丰城河西地区的传统民俗。“社火”历史悠久，起源于人们对菩萨和历朝文臣武将的祭祀活动，从宋代起至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社火”民俗文化。丰城社火是丰城各城乡流传甚久、规模最大的祭祀活动，列入江西省第四批非遗名录。

11.丰城洪州窑碗泥岭制陶技艺。洪州窑是唐代六大民窑之一，烧制历史800余年，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碗泥岭是洪州窑唯一依旧在生产的重要窑址，该窑址完整地保留了洪州窑的柴烧龙窑和老作坊及古陶制作工艺，被誉为洪州窑的“活化石”，被列入江西省第四批非遗名录。

（二）丰城市非遗保护的意义

非遗是历史的真实见证，具有重要价值。保护和利用好非遗关系到文化传承、精神维护、和谐文化的建设，关系到民族文化身份和国家文化的维护，也关系到人类文化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发展。通过对丰城非遗的调研与勘察，了解到许许多多珍贵的非遗正在消逝、遗失，加强保护刻不容缓。

第一，非遗是历史传统传承下来的珍贵资源，不仅仅展现出了文化具有的多样性，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精神追求，更是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保护非遗就是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丰城市来说，文化多样性对城市的发展和各地区的社会安定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非遗承载着城市发展历史，是历史见证。每一个传统文化都具有历史认识价值，给当代人们以启迪。非遗的活态传承能展现和延续其历史价值。

第三，非遗在文化创新、艺术创新和科学创新等各个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丰城市非遗的保护，不仅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和认识历史的需要，也是创建的需要。

第四，非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对于增进人与人之间、民族间、国际间的感情的维系起着一条纽带的作用，让人们更加和谐更加团结，需要我们共同去传承和保护。非遗保护在增强民族自信和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江西省丰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不足

（一）政府的重视度不够

对非遗的重要性，政府已有初步认识并采取了一定措施给予保护，但重视度不够，表现出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的弊端。丰城市政府的对非遗的普查工作不够全面，由于时代变迁及自身特点等因素，有些非z淡出人们视野，甚至无人知晓，逐渐消失，需要做好普查工作，确保非遗不被流失。政府对非遗的保护力度和投入不够，保护思路、人员配备、资金支持及政策法规等方面不够系统和完善。

（二）非遗研究与保护专门人才缺乏

丰城市非遗是民间文化，传统民俗居多，大都分布在乡镇村间。而到乡镇村基层就业的文化艺术专业人员很少，导致基层专业人员匮乏，不仅不利于普查，也不利于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而且，非遗的活态传承是以人为核心，丰城市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才匮乏，多缺乏系统组织，自发性和自由无序发展的居多，这也不利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三）政策法规不完善

非遗保护的基础是立法，在当前国家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的框架下，丰城市应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有了法律保障，建立保护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责任人可以依法处理，利用法律保障和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有序进行。

（四）群众的认知度及认知层次较低

非遗主要来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但受文化生态环境的约束，大多数非遗缺乏经常性长期性的展示平台，受众群体越来越小，生存空间萎缩。群众的认知度低，认知层次也有限，目前丰城市非遗在中老年人中间还有一定影响，而年轻一代缺乏对其的了解及兴趣，保护传承的主动性积极性缺乏。

四、江西省丰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建议

（一）立法保护，是非遗保护的根本保证

法律保障是非遗保护的根本性保护。2011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并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保护层级制度，投入了大量资金对非遗加以有效保护。丰城市应在法律框架下，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和发展规划，明确保护标准、目标管理，建立完善相应的非遗保护机构，全面、科学、规范、有序地推进落实非遗的保护工作。

（二）加大财政投入，是非遗保护的基本保障

非遗的保护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国家对非遗的保护工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面对全国各省市地方大量的非遗，国家财政支持力度有限。丰城市应继续加大投入，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同时对使用情况检查监督；并设立丰城市非遗保护基金，尽量争取社会广泛支持，多渠道多方式募集资金；还应大力发展文化艺术产业，除行政手段外，依靠市场化手段，借助民资，鼓励和支持社会资金参与非遗的研究、保护与开发。

（三）加强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保护意识的有效措施

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人是核心要素。要加强宣传工作，利用各类媒体向公众传媒普及保护知识，提高各界的保护意识和主动性，使保护非遗的观念深入人心。培养年轻一代对非遗的认识和兴趣，鼓励年轻人参与保护工作，为非遗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选择非遗项目，例如岳家狮、制陶和剪纸等进驻中小学第二课堂，开设兴趣班，拓宽学生视野的同时又能普及非遗知识。有关部门应该加大非遗博物馆、展馆的建设，搭建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宣传平台和窗口。

（四）保护文化生态环境，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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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统体育 游艺 杂技 非物质文化遗产 思考

中图分类号：G807.0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展开，从2006年至今，国务院先后公布了4 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收录十类非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是其中第六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的研究、保护工作的开展，对全面促进非遗保护和体育文化事业的传承、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矛盾与解决。

1原真保护与商业开发的矛盾与解决

原真性保护是指在非遗的保护利用中应保持一种真实、自然的状态，而不应被过度的开发、过分雅化，应保持其原始的风俗及文化内涵。这也是保护“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的首要原则。

当前“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的传承与保护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地方开始想通过商业旅游开发来充分挖掘其经济价值，使此类非遗被更为广泛的认识，使其得以延续和存在。商业旅游开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和保护了此类非遗的存在。但这种商业模式是否适合全部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非遗也是值得商榷的，泛滥的商业化只会使其文化内涵及自身特质淹没在浓重的商业气息里，肆意开发而不注重原真性保护会丢失很多非物质层面的东西，这样就背离了我们保护传承的初衷。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商业开发中成功的例子，如：吴桥杂技，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抓住非遗保护的机遇进行商业性开发。近些年，吴桥杂技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经形成了自己成熟的培训体系，并一直在努力地提升吴桥杂技的品牌影响力。

所以，原真性保护与商业开发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行科学合理的商业开发是调和这一矛盾的关键，结合当地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在保护其原真性的前提下，适当的商业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这一类非遗的传承保护。

2传统保护与项目创新的矛盾与解决

传统保护就是在对某一具体事项进行保护时，必须连同与它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制度风俗、艺术内容一起加以保护。让非遗尽可能多地保存传统的东西，这是多数人所能理解支持的，传统一直被看做是非遗的生命之源。

在调和传统保护与项目创新的矛盾过程中，可以引入“最少干预原则”，即：“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 但同时也必须区别于原作， 以使修复不致歪曲其原有的艺术特征和历史价值。”强调：“不许进行任何添加，除非它们不至于贬低该建筑物的有关部分、传统布局以及它的构图平衡和与周边环境的关系。”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应以保持原址原貌为首要的原则，在传统项目失去传承活力或者无法继续传承的情况下，必须做一定的项目创新，这样才能保持延续的生命力。项目创新改良的部分一定要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且与原有的传统做出区别，而不是简单地混为一体，适当的创新是为了传承，而不应背离原有的传统本质。

现实中既实现了传统的保护传承，又通过项目的创新增强了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活力的例子还是有的：如，抖空竹传统动作有：鸡上架、仙人跳、满天飞、放捻转等，根据空竹的传统组合，还可以举一反三创编简单的组合和花样，这样的创新让原来的套路动作更加丰富。这种创新是不是对几近消亡的体育类非遗项目保护工作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当然怎样对传统体育项目创新，原则是保留其最本质的文化传统、精神内涵，不可以只为了保护传承，而肆意更改，这只会使其外强中干，失去了可持续传承的活力，对于体育类非遗来说，传统是根，创新是枝叶。没有了传统的根，非遗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缺少了枝叶的非物质文化也是没有生机的，如何适度地把握传统保护和项目创新之间的矛盾，是落实到“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保护中的工作重点。

3“抢救第一”与“尊重风俗习惯”方针的矛盾与解决

2005年4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中国非遗代表名录，确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抢救第一”的方针，同时也要以“尊重风俗习惯”为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章第十六条规定：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尊重其风俗习惯，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濒临消亡和灭绝的境地，是应“尊重风俗习惯”恪守传承祖训还是应“抢救第一”只为传承？“抢救第一”与“尊重风俗习惯”已然成为一对亟待调和的矛盾。

抢救濒危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既要尽可能不去打破原有的风俗习惯，又要全力保障延续濒危非遗项目的生命力。首先，在传承机制上，对于开放式传承机制的非遗项目可以通过鼓励招收学员的形式进行，而一些只能通过家族式传承或师徒传承的，要最大限度“尊重风俗习惯”，同时也要鼓励和支持非遗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其次，应该重视非遗保护部门机构的建设，在地方非遗保护部门的带领下，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制定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总体规划、保护工作方案；督促保护单位（个人）的传承保护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工作；负责非遗保护宣传推广、档案建设、全面管理工作；最后，如何具体协调非遗传承人权利与义务关系，正确处理“尊重风俗习惯”与“抢救第一”方针的矛盾，既赋予非遗传承人合法的权利，对这类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进行扶持， 又规定传承人应履行的义务，同时要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制度，加大对各级传承人的经费补助力度，能让其全身心的投入到非遗的传承工作中来，让我们的非遗传承事业后继有人。

总而言之，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枚瑰宝，我们坚信，只要从更广阔的视野不断回顾思考，加强此类非遗的保护的力度和措施，“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必定会世代地传承下去，成为世界了解、认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名片。

参考文献

[1] 陈华文.目标差异：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悖论也谈我们的建议和对策[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5（4）.

[2] 倪依克，胡小明.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J].体育科学，2006，26（8）.

[3] 王俊奇.民俗体育文化通论[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203-228.

[4] 涂传飞.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概念再探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9，43（11）：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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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梅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档案是指国家机构、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以及个人在保护、传承和弘扬非遗过程中和“申遗”工作中产生的，运用不同载体对非遗本身及其传承进行系统、全面、真实的记录，形成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查考、利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1]以及非遗活动中的各种实物、道具等。

1梅山非遗概述

2015年4月2日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乡土》栏目———寻找新化梅山文化，对梅山武术、傩戏、饮食这三项梅山非遗传承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拍摄和报道，反映了梅山地区的风土人情。

1.1梅山体育

梅山体育主要有武术、嬉戏娱乐、竞技能力、配合节庆习俗为主的四大民族传统体育项群。以梅山武术为主要代表，分为板凳拳、烟袋拳、梅山耙、梅山铁尺等，梅山武术功法独特、套路多、无虚架、无花招、短小精悍、技击性强；手法刚猛、攻守自如、灵活多变，有它独特的器械，如：铁耙、铁尺、及日常生活用具条雨伞、长凳、方桌、长烟筒等。2009年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2梅山音乐

梅山音乐以梅山山歌和傩戏为主，梅山山歌是梅山音乐的一大奇葩，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乡土气息浓郁，形成了一种质朴自然、粗犷豪放的音乐个性。梅山傩戏是大梅山地区汉族民间举行驱邪、求子、祈福等傩事活动时搬演的娱神和自娱戏剧。在梅山地区已流传数千年，主要由本土土著巫傩师以师传、家传两种方式传承至今。梅山山歌和梅山傩戏均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3梅山美术

梅山美术以梅山剪纸和雕刻为主。“梅山剪纸”最早出现在当地人的祭祀活动中，随着时间的推延，在生活娱乐、婚丧嫁娶、生育、装饰等场合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梅山雕刻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为祭祀民俗题材，如梅山手诀等；第二类为神话传说题材；第三类是现实生活题材。梅山剪纸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1.4梅山习俗

梅山习俗以梅山婚嫁和丧葬最有特色，梅山瑶人男女约会，对歌传情，婚嫁礼仪仍沿习古制，如抬花轿、盖红盖头、拜堂，婚礼中最有趣的插曲有闹媒人、闹洞房和“打爬灰老子”等。

1.5梅山饮食

娄底民间流传一首顺口溜，“吃在新化，玩在冷江，路过涟源，住在娄底”。千百年来新化的饮食文化独具地方特色，自成体系。大凡到过新化的人都会被新化美食所吸引，新化县县城有一条向东街，在这长达2000多米的街道有杯子糕、蒿子粑等等，传承了上百年的小吃。新化的鸭子粑（也叫雷打鸭）、娃娃鱼等也是很传统的特色美食。县城咸生馆的面条，城门下的杯子糕，毕家巷的糯米粑俗称新化食品“三绝”。

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梅山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发展与概况

研究中心前身为1999年原娄底师专成立校级“湘中文化研究所”；2003年更名为“梅山文化研究所”挂靠中文系；2011年4月，成立“梅山文化研究中心”挂靠科研处；2014年7月更名为“湘中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是学院的二级机构，主要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各相关院系以及娄底市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和管理专家组成的跨学科、开放型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咨询服务中心，下设“梅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座落于梅山文化核心区域，是全国高等院校唯一一个梅山文化研究机构，研究中心以记录梅山文化、抢救梅山文化、研究梅山文化、传播梅山文化为目的，其目标是创建中国梅山学，构建学科基本框架，并通过努力确定本中心在梅山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同时，加大对梅山文化的传播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梅山文化，喜爱梅山文化；以梅山文化为载体，强化学校与地方的联系，加强学校在地方的影响。

3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的特征与现状

研究中心下设有资料室、数据库管理中心，资料室也就是研究中心的档案库房，研究中心档案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如：鲜明的地方特色、载体形式多样、内容生动丰富，但管理较零乱分散、档案破损较严重、安全隐患多。3.1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特征3.1.1鲜明的地方特色。梅山是指现今湖南省中部以新化、安化两县为中心的一块广袤的多山林地区，古为梅山地。自汉代就有梅山之名，即今天所说上梅山（新化），下梅山（安化）和上梅（新化）、中梅（安化）、下梅（益阳近安化一带）的“三梅”。梅山文化是梅山地区一种古老的渔猎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记载了梅山地区的风土人情、独特历史、、民间文化。有特色文化便有特色档案，研究中心保存着大量的梅山非遗档案，通过这些档案可以寻找到梅山文化的根，同时，也成了梅山文化独特性的有力证明，成了后人研究、传承和延续梅山文化的有力证据，也是撰写地方志、文化志重要材料来源。3.1.2载体多样性。非遗是一种活性、动态文化，它相对于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就更具复杂性和载体的多样性。随传统的纸质档案外，声像档案和多媒体档案占有了主要部分，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的主要载体有纸质材料、录音带、多媒体、DVD、实物、照片等。特别是数字化多媒体档案和实物能使人们对非遗文化面貌和神韵的理解更直观、更生动。3.1.3内容生动、丰富。非遗是地方文化在不断创新、传承、发展过程不断积淀的成果，包括口技、曲艺、民俗、传统手艺等民间精华文化，涵养的地域广、年代久远，其内容之丰富是不言而喻的。非遗档案就体现了民间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面貌，如果具体到某一项非遗档案，则是最全面、最细致多方位的描述和记录。包括非遗的历史渊源、分布地域、内容、表达方式、传承人、保护状态以及后人的研究成果等一系列材料，所以有人称非遗档案是“人类无形文化记忆的宝库”。[2]研究中心实物档案内容更丰富、生动，如：乐器（锁呐、牛角等）、雕刻（佛像、摆件、还保存有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师，青年雕雕家龙选君的作品“梅山十二手诀”等）、剪纸、服饰、道具等。

3.2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现状

3.2.1保管零乱、分散。研究中心虽然保存大量梅山非遗档案，且内容非常丰富、生动，但因学校没有把非遗档案列入档案收集范围，档案馆也没有参与非遗档案的管理，所以梅山非遗档案的保管十分零乱、分散，大量一手档案材料仍流落在研究中心的老师手中，因长期保管不力使得部分珍贵的档案材料都下落不明。加之部分老师的档案意识淡薄，使得档案损失、分散更严重，造成了一种谁获得谁保管，谁研究谁掌握的局面。3.2.2档案破损严重、安全隐患多。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因没有按档案要求去整理，加之研究人员利用频繁，零乱的档案材料不仅给研究者带来了许多不便，而且档案材料破损严重，许多档案材料都出现缺页、破损的现象。录音磁带和DVD也没按档案要求备份放入防磁柜异地保管，使得部分磁带出现声音模糊甚至失声的现象。另外，资料室出进的人员比较多，窗门长期敞开，而且缺少必要的仪器设备，如：去湿机、除虫药等，出进人员缺少安全意识，这使得档案的防潮、防尘、防火、防虫等最基本的安全都难保障，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4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策略

非遗档案保护是利用档案管理的管理原理和方法，将收集的非遗材料以各种载体通过特定的管理方式保存，以供开发利用、宣传、研究。[3]研究中心梅山非遗在传承、保护和研究过程中，其档案能否得到合理、妥善的保管，是关系到非遗工作的成效和研究中心目标的实现。对梅山非遗档案的保护其根本目的是对梅山非遗生命力的延续，因此，研究中心档案工作人员必须担起这个责任，不仅要承担起非遗档案保护的责任，而且还实现梅山非遗档案从“固态保护”向“活态传承”转换的责任，维持梅山非遗档案的生命力。

4.1及时为梅山非遗建档并不断补充完善

梅山非遗内容丰富，但其产生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稳定的流程，来源广泛，归档极其复杂，但梅山非遗时刻都在消失，如果不及时建档，将会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及时建档是对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的基础，而建档的前提是收集，建档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对梅山非遗档案的收集可采用“散网”式收集与“抢救”式收集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建档按不同载体分有纸质档案、实物档案、特殊载体档案、口述档案等四种建档方式。按内容分有两种，第一种是梅山非遗项目的建档，第二种是对传承人建档，这两个方面同样重要。梅山非遗项目的建档这里就不做重点介绍，在此重点讨论梅山非遗传承人建档的内容。传承档案主要记载梅山非遗项目的传承信息、现状等，是梅山非遗专项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以梅山剪纸传承为例，研究中心保存的资料中活态传承人以安化仙溪人向亮晶为代表，她既是梅山剪纸非遗最重要的活性载体，杰出传承人，又是湖南省剪纸艺术家，平面设计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湖南省剪纸研究会理事，现为“深南雁”品牌学生电子用品浙江省商务总。她的“梅山剪纸”是以梅山文化为底蕴的，在益阳安化地区流行的民间剪纸艺术的总称，作品从不同程度反映了梅山文化所影响的、艺术符号及生活方式，充满浓郁梅山地域特色与独特的剪纸艺术风格，为她及时建档对研究中心来说尤为重要。其建档案内容主要有：传承人向亮晶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学历、职务等；作品信息：包括作品名称、内容提要、与作品相关的人文知识、自然背景等；社会影响：包括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剪纸艺术展的效果（2012年130多件作品在长沙展出）等；传承计划：包括在未来十年甚至更远时间，以何种方式能保证“梅山剪纸”能有效活态传承等。传承人是直接参与非遗传承的，像向亮晶一样的传承人她不仅是直接传承者，还是梅山非遗的研究者与弘扬者，她以后对梅山非遗传承、弘扬的研究成果、发展动向研究中心仍要继续跟踪记录与补充。

4.2加强梅山非遗档案保障制度，建立长效机制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要加强对梅山非遗档案保障制度建设，健全非遗档案规章制度，规范研究中心岗位责任，规范梅山非遗档案归档范围、保管期限、分类、分级范围、查借阅流程等，提升梅山非遗档案的科学化管理水平，使梅山非遗档案管理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具体来说，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要贯彻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法》，同时，要结合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的实际情况，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不能让档案部门在梅山非遗档案保护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必须明确档案部门对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的主体责任，规范保护流程，细化保护措施。学校档案部门要加强对梅山非遗档案的立法保障，在档案馆内部要设立专门的梅山非遗档案保护机构，负责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相关工作，学校档案部门还要将梅山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纳入到档案馆的工作规划中，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4.3对梅山非遗档案科学分类、合理分级、备份保护

非遗档案分类是对非遗档案保护的基础，分级、备份是保障非遗档案安全的必然选择。因此，科学分类和合理的分级、备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4.3.1科学分类。研究中心非遗档案载体多样、内容丰富，根据所存档案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实物档案和口述档案；第二类是文本影像档案；第三类是代表性的传承人档案；第四类是“申遗”档案。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是对非遗档案保护的基础，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是为了使档案归档和保护有序化、科学化，使不同类型的档案进行不同的保护和管理，例如：梅山傩戏以音像为载体记录其传承过程；梅山民俗主要以纸质为载体来记录。总之，分类就是为了梅山非遗档案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管理。4.3.2合理的分级、备份。分级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和保护梅山非遗档案。普通档案保管期限有10年、30年、永久之分，而非遗档案保管期限大都是永久保存的。一般档案按档案价值及其延伸价值把永久保存的档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同样非遗档案也可根据非遗档案本身的文化价值和传承价值，参照我国文物法中的“多级保护”制度，科学划分梅山非遗档案级别，对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大致也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另外，对一些特殊民间传统工艺涉及到一些技术保密性内容的档案，可密级保护，如梅山独特的美食、工艺配方等，对这些档案的保管要处理好密级的关系，以维护好知识产权。同时，在对梅山非遗档案进行分类管理过程中，一些特别珍贵、濒临消失、一旦失去便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不可估量损失的非遗档案。如：研究中心保存的梅山武术传承人档案以及梅山傩戏、道具等，除进行一级保护外，不管是纸质档案还是实物、声像档案都要进行备份异地保存，甚至要对原件进行封闭式管理，提供利用时只能用复制件。这样才能确保梅山非遗档案不因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或保管不善等原因造成对梅山非遗档案毁灭性的打击，以达到“此失彼存”的效果，对保存梅山非遗档案的完整性极其有利。

4.4建立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和专门网站

4.4.1建立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建立梅山非遗数据库是把数据存储上的强大优势也应运用到非遗档案的保护中来，研究中心虽下设数据库管理中心，但仅把研究者现成的数据收集而已，没有专业的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管理系统，也没有把梅山非遗档案数字化，为了让梅山非遗档案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建立一个系统的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管理系统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将梅山非遗档案数字化是梅山非遗强大生命力的内在体现，也可通过各种数字技术对梅山非遗档案进行修复、保护、分类、整合、加工，同时借助网络进行传播。建立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不仅对原始档案实体进行了有力保护，同时还发挥了非遗档案在传播、研究、教育、传承等方面的作用，体现了非遗档案的价值。[4]4.4.2建立梅山非遗档案专门网站。新时代档案网站是每个档案部门必备的条件，档案增值服务、档案宣传、档案资源展示是档案网站的重要功能。研究中心档案工作人员要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专门的梅山非遗档案网站，借助网络力量向全社会铺开一张收集整理梅山非遗档案的网，研究者注册后通过接口向网站上传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网站内容，梅山非遗档案工作人员只须认真甄别、核实，把握内容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同时，梅山非遗档案工作人员利用网站把研究中心成果展示给社会，以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和梅山非遗的影响力。

4.5借助新媒体让全民参与梅山非遗档案的保护

在新媒体时代，新的传承人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如：微信、微博、微视频、QQ等对非遗档案进行宣传，使每个公民都成为非遗档案的保护者和研究者。北京故宫博物院早已开发了手机APP《韩熙载夜宴图》，将非遗南音融入其中，使每个手机APP用户都成了非遗南音的保护者，并且可以通过南音真人演绎，体会非遗魅力。[5]研究中心也可通过新媒体技术利用校园数字平台向全校师生、甚至整个社会分享、、传播梅山非遗信息，让更多的参与保护和研究梅山非遗文化，让新媒体形成新的传播梅山非遗空间和保护梅山非遗档案的新手段。

参考文献：

[1]张惠萍、档案学视角下的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研究[J]、云南档案，2012(9):34。

[2]王云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其保护原则[J]、档案学通讯，2008（1）：72

[3]李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中的分类问题研究[D]、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6.5：17

[4]锅艳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价值与开发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6（6）：30

篇7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保护非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作为文化的奠基，作为文化的草根，作为文化的摇篮，作为文化的链接，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达、媒介语言、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和宇宙的知识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能等诸多内容，这将是我们有了一个保护非遗的导航和依托，将迎来一个保护非遗的。

我国的文化文明具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非遗星罗棋布，浩如烟海，文化样式千姿百态，文化底蕴博大精深。国家有关领导及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及那些默默无闻的传承人，都感到保护非遗意义深远，责任重大而道路艰难。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对传统文化遗产，特别是对民间文化遗产的巨大冲击，更使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以及所有非遗的传承人焦急不安、一筹莫展。所以非遗保护迫在眉睫。

我们国家的文化工作决策者，提出了响亮的保护非遗的口号，并用多种方法，多种措施，制订多种政策来保护非遗，这不由得使广大文化工作者，各行传承人稳住了阵脚，看到了光明，投入到火热的保护非遗的潮流中。

如何保护非遗，如何保护好非遗，这是我们需要研究、思考、讨论的一个重大课题。

首先是挖掘整理工作，这是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去完成的。光能吃苦还不行，必须要掌握诸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才能会完成得好一些。通过这几年来的搜集整理工作的实践，我认为：保护非遗需要组织既有能力又有专业知识的文化工作者去实践、文化馆和文化站，就是这一工作的主力军，也责无旁贷。另外就是要走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道路，找那些有特殊技能和身怀绝技的传承人，了解情况，搜集整理，这样才会不失它的原生态，保持它的准确性、真实性、历史性和艺术性。我们所搜集整理的民间曲艺《文水跌杂则》就是发挥了文化馆、站的优势，又得到曲艺家协会的专业指导，并通过传承人挖掘珍藏、忠实记录、保持本色，才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为我们申报非遗积累了经验。

对于非遗的保护工作，除了非物质方面的，其中还有一些物质方面的东西存在着，是依托于有形或物质的实物。如戏剧方面的剧本、服装、道具、各种乐器、布景、剧场、海报等；又如拳术方面的刀、枪、剑、戟各种兵器等，这些都是非遗中物质性的东西，都是非遗的重要承载物。把它认真的保存下来，或建立一个专门的博物馆，将会对非遗的完整性和艺术性，特点和特色，表述地更加详尽真实，流传更加有参照数和操作性。

非遗，肯定不全都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我们一定要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去保护它。既是遗产，那就一定有它的历史渊源和历史局限，我们一定要注重它的公众趣味，注重人情味、草根性、原生态的文化认同，绝不可盲目拔高，如果盲目拔高，使之更加现代化，更加前沿，那就不能称之为文化遗产了。那是现代文化创作，那是新型文化展示，失去了非物质文化所谓“遗产”的本意。抹杀了我们的古老文明，抹杀了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对自然、社会、生活、生产等个方面高度认识的智慧结晶和强大的创造力、生命力和审美功能，也就歪曲了我们之所以提倡保护非遗的本意。

保护非遗，是一项保护濒临消亡文化遗产的活动。我们更因该认识到它的时代性和紧迫感。时下，农耕生产的农民大大减少，劳动机械化、集体化、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速度加快，一些文化遗产随着时代变迁和老年人的谢世而渐渐消亡，我们必须紧急行动起来，争分夺秒抢时间，才会收到一定效果。如果从我们手中流失和消亡，我们将成为文化战线的罪人。我们是这样行动的，我们抓快抓紧、夜以继日、不辞劳苦、紧张工作，几年来共申报成功非遗保护项目有国家级一项；省级两项；市级三项和县级二十四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还在快马加鞭努力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

保护非遗，文化精神功能是它的主要属性，这一次保护非遗，要淡化意识形态，突出文化形态，实行无为而治，寓意识形态于文化形态中，只有充分挖掘非遗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才能全面推进文化创新建设的可能。像我们对《左家拳》这一非遗的挖掘整理，保存传承，就成了体育界、拳术界的一大盛事，为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起到积极的作用。

要保护好非遗，人是决定的因素。除了搜集整理需要有知识、有能力、有热情的人以外，在传承方面也需要有能力、有耐力、有事业性的人去代代传承。传承人首先是“承”，而后才是“传”，如果继承不下前一辈的独特精华，就不会再传给下一辈精华之独特，中间就会断线，线一断了，非遗的这架风筝将云消雾散而再也不能旧景重现了。所以要选好人，传好人，特别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这样才会使非遗的保护薪火有传人，艺术之花常开不败。

有的地方掀起了一股申报非遗保护项目的热潮，由于它的盲目性而进入了误区，竟然把非遗当作了摇钱树，什么名人故乡、某某名山大川之最、某某产地、某某仙境等层出不穷，用这些招牌来赚大钱。这样做我认为是不妥的，因为非遗的精神功能和文化功能是其主要属性，旅游等活动只是一种附带功能，如果拿着非遗的招牌去挣钱，甚至为猎取文化政绩而不惜血本的去炒作，那将对保护非遗是缘木求鱼。

有人说非遗能否当作一项文化产业去搞呢？我认为条件成熟后是可以的。像我们这里的一个非遗项目，民间锣鼓《文水呱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首先是经过了认真的挖掘整理，再之是进行了认真的提炼和提高，经有关专家不断改进提高，使之不仅已申报为国家级非遗，而且到各地去参加评奖和国家级各类赛事，参加各种商业助兴演出等活动，不但使这一艺术得到保存、保护，而且使之更加精细，还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并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这又是个良性循环，艺术提高了，钱挣了，再拿钱去投入艺术建设和形象建设，这一非遗形式将会更加完美深邃，这样就又能得到更多的收入……这样的事业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篇8

关键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连地区；高校；保护

音乐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人类相互交流情感最有效的手段，从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到荀子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古代先哲从来都重视和强调音乐艺术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关键性作用。在追求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今天，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文简称：音乐类非物遗）的价值显得尤为突出。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我国政府目前所公布的国家级 “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所公布项目的一半，这说明音乐历来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联，也说明音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文简称：非物遗）体系中占有其重要的地位。

根据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纂的《民族音乐概论》和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孙继南、周柱栓主编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这两本著作当中对我国民族传统音乐的阐述，并结合2005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规定，我国的音乐类非物遗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器乐曲艺四类。（分类参考国务院公布的518项第一批国家级非物遗，其中包括民间音乐72项，民间舞蹈41项，传统戏剧92项，曲艺46项）。

二、大连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大连作为辽宁省重要发展地区，在传统文化发展及建设方面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连是东北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交汇之地，地区内拥有满、回、锡伯等45个少数民族，非物遗丰富多彩，也有着较长的历史。截至目前，大连市共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代表作6项、省级代表作24项、市级代表作89项，其中音乐类非物遗有31项（参见《大连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览表》），包括民间音乐14项，民间舞蹈10项，传统戏剧4项，曲艺3项，其中，长海号子、复州双管乐、金州龙舞、复州皮影戏、复州东北大鼓属于国家级代表作。其种类丰富，特色显著，分布地域遍及大连市内及金州、庄河、普兰店、瓦房店、长海等各县市区。

2010年，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揭牌。中心成立后，在瓦房店、金州、庄河等地针对国家级非物遗项目建立一些培训基地。目前，皮影戏已在沙河口区春柳小学建立基地，庄河剪纸在凌水小学建立了基地，复州大鼓也有序地进行传承，复州双管乐、金州龙舞等项目也吸收了不少新学员。2010年6月，复州皮影戏义和班、得胜班，庄河皮影戏传承人和大连群艺木偶皮影等剧团在人民文化俱乐部音乐厅上演了精彩的“大连皮影戏展演”。

三、让大连高校成为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力量

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保护措施”条款中对“传承”加上了“特别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说明，意味着教育是传承机制的重要手段。

2005年3月26日，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别指出“：要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这份文件的出台，为高等院校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音乐类非物遗进入高校课堂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大连市领导曾提出，充分利用大学、博物馆及中小学图书馆等资源，通过文字、影像、实物等各种手段，收藏、保护珍贵遗产；发挥高校师资智力资源优势，结合相关专业对大连的非物遗进行研究。

和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承人的存在为前提而存在的。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特有的独特风格，只能从传承人鲜活的表演中得以体现，通过传承人一代又一代口传心授的过程得到继承。所谓“人在艺在，人去艺亡”的规律在音乐类非物遗领域体现得最为彻底和鲜明。

因此，培养能学习和传承遗产、并能进行创新的表演人才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除了传承性的表演人才外，还需要培养了解民俗文化、有一定理论水平、能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遗产的科研人才，以及熟悉艺术又懂得市场运作、善于管理的文化产业人才。

如何才能使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融入高校艺术教育体系之中，实现其生态性“生存”？如何培养青年学生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

（一）专业设置

大连地区有16所学科门类较完备的本科高等院校，各院校可根据自身特点进行专业重组或构建的新专业。例如，笔者所在的大连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现有四个专业，下设八个专业方向，可在调研的基础上有步骤、有层次、有重点地将大连地区音乐类非物遗的传承保护融入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表演、文化艺术事业服务与管理以及音乐剧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计划，增设长海号子、复州双管乐、金州龙舞、复州皮影戏以及复州东北大鼓传承人培养方向，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必需具有的知识结构来设置教学目标和完整的教学计划。

（二）课程体系

在原有的课程体系基础上，针对各类人才培养目标，恰当地增加与之相对应的课程，将课堂授课、讲座、展演及田野采风相结合，充分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艺术的学习兴趣。例如，聘请复州皮影戏、复州双管乐、复州东北大鼓等非物遗的传承人或民间音乐家等来校任教，与本校专业音乐教师共同承担培养传承人的教学任务；今年，笔者针对本校音乐学院文化艺术事业服务与管理专业方向开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并结合以往开设的《艺术营销》、《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课程，加大培养既具备一定民族文化艺术修养，又懂市场、善管理的文化产业人才的力度。

除此之外，可带领学生深入大连市内或周边，例如金州、瓦房店、长海等各县市区，去亲历充满乡土气息的大连本土音乐艺术，将知识传授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有助于增强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艺术学习兴趣。

（三）教学方法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历史走进今天，要将其作为现代高校艺术教育的内容，必须考虑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追本溯源，具备“口头性和非物质性的无形文化特征”的艺术形式，无论是民间音乐、舞蹈、戏剧还是曲艺，最原始的传授方式是“口传心授、心领神会”。其揭示出一种内隐性学习方法：学习者通过长期的训练和环境的熏陶，能无意识地熟练的掌握某种技能，一旦学会就终身难忘，在各种环境下都不会影响其技能的发挥。

如今，学习音乐技能越来越倾向于外显的学习方式，而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掌握复杂技能及规则以及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学习任务中，内隐性学习方式更具有优势。因此，在音乐类非物遗传授过程中，要保留和注重“口传心授、心领神会”的学习方式。

（四）教材研发

教育首先要有教材，音乐类非物遗方面的教材是当前大连地区进行艺术教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在编纂本土化教材之前，先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大连地区高校可针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表现形式，以音乐教师为主，整合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相关教学力量，共同成立课题小组或教研小组，建立一个材料储备库。在此基础上，经过考察、积累，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根据大连本地风貌的特点，编写资料详尽、可供选择的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在教材编写中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原貌，同时也要有所创新，以适应时代的步伐和现代教育的需要。

（五）社会实践

高校的社会实践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有益延伸，也是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要将音乐类非物遗实现“活化”传承，不能只停留在课堂学习，更需要搭建多元化的平台，为文化遗产的展示提供自由空间。在这方面，大连艺术学院有着明显的优势。学院拥有专业的艺术团队：合唱团、民族管弦乐团、交响乐团以及舞蹈团队，这些团队都曾在国内外专业音乐大赛和演出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可将大连丰富的音乐类非物遗作为展演内容，联合民间艺术家与学院师生共同合作，打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艺术精品，既将古老艺术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实现了活化传承，又体现了大连艺术学院实践教学的特色，可谓是双赢。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郑晓莉副主任应我院邀请，来学院做了关于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报告。5月24日，大连市非遗保护中心与大连艺术学院共同主办的“非遗进高校”传承论证会在学院举行。6月7日，大连市文广局正式授予大连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牌匾。大连艺术学院成为大连地区第一个“非物遗”的研究基地。

四、结语

以上表明，大连的“非物遗”保护传承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像大连艺术学院这样学科专业和社会实践与“文化遗产”很对口的高等院校，将在“非物遗”的传承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此外，通过高校艺术教育的传播，不断提升本土音乐文化的影响力，提高在校青年学子的文化艺术修养，并培养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深厚感情和一定的研习方法，培养他们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这是为传统文化培养大批欣赏者和接受群体的关键之举，也是保证我国未来文化政策的正确导向和树立全民族文化保护观念的长久之计。

注释：

周安平、王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著作权保护模式制度设计的思考. [C].中国重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参见《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辽政发〔2007〕24号）2007.6.7。

吴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师音教课堂的思考.中国音乐（季刊），2009年（2）.

参考文献：

[1]周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J].北京：中国音乐学，2008：（3）.

[2]桑德诺瓦.“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与实践方法[C].中国重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3]米永盈.浅谈高校在山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C].中国山东济南、中国山东青岛：建设经济文化强省：挑战·机遇·对策——山东省社会科学界2009年学术年会文集（4），2009.

[4]郑茂平.关注本体——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心理本质及其保护的心理取向[C].中国重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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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保护传承；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035-02

随着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备受世界的青睐。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高校更应该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保护传承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和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各种文学作品、技艺、工艺作品、表演形式、文化场所等世代相传的非物质表现形式，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学者王文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归纳了非遗文化“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等7个特点。各地区非遗文化的合理传承开发，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使非遗传承人能够保有持续弘扬甚至创新的动力，进而使本土非遗文化成为地区社会文化的特色和名片。

二、云南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现状

云南是祖国西南边陲多民族大省，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与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03年开始，云南作为全国试点省份，开展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普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持续开展非遗申报工作。目前，在文化部四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中，云南已有大理三月街、阿诗玛、东巴造纸技艺、傣族泼水节、布朗族弹唱、普洱茶制作技艺、白族扎染技艺等10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位列其中，有几十个文化部命名的国家级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特色艺术之乡。同时，《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成为驰名中外的云南民族文化名片，李怀秀、李怀福姐弟、香格里拉组合等，也成为云南原生态文化的代言人，这些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为今天的彩云之南打下了耀眼的民族文化烙印。

但是，云南的非遗文化传承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下，云南不少传统民居、服饰、语言习俗等民族具象特征正在消亡，大量珍贵的非遗文化亟待保护。

2.非遗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滞后于保护实践，各州市对非遗重要价值的认识不一致、不到位，传承人才队伍参差不齐，非遗学科带头人和专业骨干匮乏。

3.云南各州市非遗申报比例失衡，如布依族、基诺族、德昂族等文化遗产亟待发掘和非遗申报。

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之间还缺乏有力的合作机制，非遗传承和保护形式较为单一。除了各级文化馆、艺术院所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阵地外，还应发挥博物馆、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作用，使非遗保护及传承机制多元化提高传承保护的有效性。

三、高校在非遗传承保护的使命及文化责任

教育和文化传播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所在。当年，西南联大的闻一多、钟敬文等先生就在挖掘研究云贵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非遗保护需要理论支持，理论研究正是高校的优势所在。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高校学者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很强的思辨能力，通过选择、批判、传承、传播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宣传文化保护传承的责任意识，同时对传承非遗传统文化起到文化拓展创新的职能。

四、高校在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探索

1.利用高校教育经验优势，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步伐。

2.建立非遗文化保护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非遗人才培养机制，以老带新，培养更多有志于从事非遗保护传承专家和学人。

3.构建高校、地方政府与传承人合作的新模式，即“1+1”互动教学模式。安排一名专业教师与一个非遗传承人共同开设一门课程或讲座。由传承人现场表演，传授艺术创作技艺、呈现创作过程，由专业教师从学术角度讲授其起源、发展及流变，归纳艺术价值。这种通过口传身授、声形并茂又有一定理论文化深度的方式更有利于传播弘扬非遗文化，也是对非遗传承人一种长期良性的保护。云南财经大学2016年就邀请一批非遗传承人如杨文忠、毕向红等到校开展系列“活态”非遗传承活动，受到财大广大中外学生的好评及政府管理机构的关注。

4.高校可以利用校园文化艺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以及国家民族传统节日，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巡展”、非遗系列讲座、学术论坛、“非遗”专题展览和地方戏曲、曲艺、民俗游艺活动等演出，同时收集精品，通过走出去及网络传播的形式扩大传播影响力。以此提升学生及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深化大学生人文底蕴和人文情怀的培育与熏陶，打造缤纷多彩的校园文化。

5.搜集、整理有关云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数字化资源，创建非遗名录信息资料库和研究资料专题数据库，以云平台资源库形式用网络传播的渠道，将云南非遗文化传向世界。同时，还可利用大数据，对非遗媒体活跃度、关注度和成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对应策略，为非遗的活化传播寻找方法和路径。

6.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于引导公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对非遗文化的价值认同，移动互联网媒体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在非遗文化传播统一规划体系下，通过网站、QQ、“三维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移动客户端）等，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加大非遗文化的移动互联网传播和互动交流。

7.以产学研合作为载体，加强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多渠道为非遗传承和弘扬提供持续的经济保障。

8.加强高校与博物馆、文化馆、专项科研机构的联合，形成资源共享的合力。

9.非遗保护既需要理论，更需要现场实地挖掘。因此，高校的非遗传承保护应在确定系列课题后，“走出去”主动融入非遗地进行基层田野调查。云南财经大学通过“布朗族弹唱”“傈僳族民歌传承”等非遗田野调查课题研究，正在积累相关实践经验。

10.非遗的传承传播应在继承中吸收新元素，不断创新，融入当代民众的文化生活。受到大众的喜爱和维护，才是最好的传承保护。

11.高等院校可以Y合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成立相关研究传承机构。基于此，云南财经大学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肯定，并在2016年成立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更加体系化地投入到云南非遗保护传承和传播中。

五、结语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并使非遗文化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是我们教育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是进一步提升高等院校自身价值和形象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引入高等教育体系，将丰富高等教育的文化资源、教学手段及方法，也对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 刘宁.地方高校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研究[J].大众文艺，2014，（5）.

[3] 李桂云，缪悦.学校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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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建设，科技职业学院(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引进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蓝印花布印染和通派盆景技艺入校，建设了蓝印花布技艺传承基地和通派盆景园，将极其富有地域特色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朴实地呈现给青年学生。，职业大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和狼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建立了红木雕刻传承基地:朱宇雕刻艺术馆。该基地占地3亩，分为教学、展示、操作三个区域，为艺术设计学院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场所。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原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建校100周年之际正式开放文博馆，该馆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展厅面积达3800平方米，资料、藏品、图片等约4000件，有四个独具特色的分馆，其中沈寿刺绣传习馆和色织土布技艺馆有力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保护，发挥了积极的宣传展示作用，为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校园文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2．基于学生活动层面的文化建设，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五月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系列活动，学院艺术系专业的学生参与了整个活动的策划和设计工作，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提高了组织协调能力，专业技能和动手能力。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使学生接受了文化、艺术的熏陶，还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校园文化品位，科技职业学院成立了“非遗寻访”暑期社会实践团，一行30余人，来到非遗园参观展馆:木版画、仿真绣、红木雕刻、板鹞风筝、扎染等馆，并在扎染坊的老师指导下，体验了扎染技术，自制扎染手帕。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还组织了“江海流韵宣讲团”，利用新媒体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益性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收效。此外，各个学校还积极组建学生社团、协会，开展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活动。例如科技职业学院园林园艺协会的两名学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通派盆景的蟠扎技艺传承人袁华指导下参加“省大学生创新、创意、创业大赛”，勇夺第一名。

3．基于专业课程层面的文化建设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举办“民间工艺进校园活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仿真绣、板鹞风筝、如皋丝毯等民间工艺引进校园，通过与企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合作，成立工作室，组建了一支包括中国工艺美术师和设计师在内的科研团队，将研发工作和专业课程教学相融合，以创新的民间工艺品设计为载体，以工作室为平台和相对应的专业对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融入课堂，融入教学。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蓝印花布技艺传承基地涵盖了蓝印花布制作的每一道工序，设计专业的学生得到了吴元新先生心口相传，学习并整理研究蓝印花布的技艺和图案设计，掌握了蓝印花布生产的整套工艺，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图案造型，并且通过建设数字化平台手段加以传承和保护。

4．基于科研立项层面的文化建设近年来，各高职院校的教师结合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开展研究，参加省市的各项“非遗”研讨会，加盟或成立有关学会，积极立项或发表文章。如:2013年，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成功申报了省“十二五”规划课题;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申报的社科基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仿真绣的研究与发展”现已结题，在非遗的传承和实践方面取得较大突破。在学院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也纷纷结合自己在非遗保护和传承活动中的所学所想，参与“大学生创新计划”多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实施途径

1.营造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教育氛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校园的教育氛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在这种氛围下往往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各高职院校应积极营造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环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教育氛围多层次、多角度、多类型，并逐步大众化、规模化和多样化，以此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如在校园内设置橱窗宣传“非遗”文化，张贴“非遗”保护标语，校园内放置“非遗”标志物等;利用校园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展示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文化，让学生们接受“非遗”文化的熏陶，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

2.将“非遗”保护和传承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平台。高职院校的社团种类繁多，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团较少。我们应该积极创建并支持此类社团。另外，高校可开展特色的校园活动。如组织师生学习、表演非遗作品;或者举办与“非遗”文化相关的知识竞赛，鼓励师生以“非遗”为素材进行创作，举办“非遗”作品展览，邀请传承人进校园表演、讲座。另外，搭建校外实习实践平台，进行校外实践活动也是非常必要的。如开展一些“非遗”项目调查、研究、保护、宣传等工作，进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体验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接触中国传统文化。这类学生社团活动和学生实践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理解，还可以让学生深切感受到民族民间文化的弥足珍贵，更加喜爱民间艺术，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以激发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喜爱之情，从而升华为对祖国、民族的热爱与自豪，同时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对大学生进行人文底蕴、人文品格和人文情怀的培育与熏陶，打造异彩纷呈的校园文化。

3.将“非遗”保护和传承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其内涵丰富，并不缺乏教育的功能。而高职院校现有的课程较少涉及到“非遗”文化，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笔者认为，一方面，应该在课程项目立项阶段筛选出适合相关专业发展的非遗项目进行市场调研，综合传承人的意见，确定课程门类，制定课程目标及课时分配。高职院校应根据自己学生的具体情况，充分利用自身校企合作的平台，使该课程发挥出其优势。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要与高职院校现有专业相融合，将非遗文化与专业技能结合起来。例如，科技职业学院将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与学生的艺术设计专业课程融合在一起，设计出图案更为精美的蓝印花布。这样不仅推广了蓝印花布的印染技艺，还使与之相关的专业学生成为保护此非遗项目的新丁。甚至将其开发成新的旅游纪念品。

4.构建“非遗”保护和传承三位一体的合作新模式“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没有固定的方法，却有着相同的原则。在其保护和传承的工作过程中，高职院校可以构建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就是指高职院校、地方政府与“非遗”传承人依托非遗实习实训基地这一平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行之有效的科学的保护与传承。高职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一方都无法代替的，它应承担起唤醒社会保护意识、抢救文化遗产的重任，通过学术研究、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培育等多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与传承;然而这个过程必须有政府部门的整合与协调，建立包括政策、资金、法律等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传承人的创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的精神因子，是民族文化生命的密码，其中所具有的特定思维、精湛技艺、文化意识是珍贵而无法复制的。整合三股力量的优势资源，调动所有积极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构建高职院校、地方政府与“非遗”传承人三位一体的合作新模式。

5.将“非遗”保护和传承与教师队伍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与教师队伍相结合，无论从保护传承角度还是师资队伍建设来看都是获益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开设专修课程，举办讲座，对高职师资队伍是个有效的补充。高职院教师，尤其是部分学历较高并积极参与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教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是一股强有力的支持力量，弥补了部分“非遗”传承人学历较低的局面。两者的结合，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一是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高职院校兼职教师，定期开展文化讲座、选修课程等;二是让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高职教师拜传承人为师，这样可代替不能参与到高职院校教学的传承人。这样的拜师，不是单纯的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授，也是对非遗传承工作的有益补充。三是可以组建“高校教师+传承人”的教学团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传承人聘为传习课程专业师资。通过民间艺人与高校教师共同参与、同台授课的方式，组建了“高校教师+传承人”的教学团队，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6.积极拓宽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宣传交流渠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服务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同时，高校在资源整理方面也要注意方式的创新。除运用传统的方式外，还要利用好当前的数字、网络平台。例如，可以成立学校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凭借图书馆资源，建立一个完备的数字化资源库，把资料和研究成果等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影像化方式记录下来，妥善保存并合理加以利用，从而拓宽宣传渠道。当然，高职院校更应加强校与校之间的非物质文化教育交流。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