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审查制度范文
时间：2024-03-04 17:56:3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平审查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水利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
副组长：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因人动需要调整，由继任者继续履行相应职责，不在另行发文。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行政审批办公室,负责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统筹协调和指导服务等工作。
二、按照“谁起草、谁审查”的原则,各单位(科室)牵头起草以县水利局名义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时,应由各承办单位(科室)严格对照审查标准和审查要求进行自我审查;与其他部门联合发文的政策措施,属牵头实施的,由承办单位(科室)负责公平竞争审查;属其他部门牵头实施的,由牵头部门负责公平竞争审查。代县政府拟订、以县政府名义出台的政策措施,由承办单位(科室)负责公平竞争审查。
三、各单位(科室)制定的政策措施,涉及公平竞争审查内容的,提交相应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时，需一并提交公平竞争审查表。法制机构在合法性审查中，应当对是否已履行公平竞争审查程序进行核查。
四、各单位(科室)在公平竞争审查中认为需要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咨询专家意见的,由各单位(科室)组织进行。
篇2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daniel3g”为你整理了这篇2021年第四季度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2021年第四季度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总结
根据晋宁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文件《关于昆明市晋宁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实行季报工作制度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镇实际，按要求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现将第四季度工作总结如下：
一、责任落实
二街镇已建立公平竞争审查领导机制，清理工作由镇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督促责任部门认真核实草拟文件是否涉及。各部门按照“谁制定、谁清理”、“谁起草、谁审查”的原则具体落实清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党政综合办公一室，安排专人负责，确保工作顺利完成。
二、本单位自查清理情况
1.二街镇严格执行“二街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严把文件审查关，每季度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文件自查清理工作，及时将存在地方保护、市场壁垒的内容进行清理修改（废除）。
2.按上级部门要求将清理情况进行对外公示，本季度二街镇未发现存在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文件。
三、工作亮点
1.二街镇采用平台短信提醒制度推进全镇各部门开展自查工作。
2.设立举报微信平台和举报电话67899001，让跟多人加入监督行列。
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审查范围不够全面。全镇仅局限于党委、政府、人大、纪委、党政办五类文件的审查，部门转办或部分自制的文件不在管理范围。
（二）审查工作不够规范。制度建设不完善，具体操作上缺少专业性指导。
（三）审查质量有待提升。可能存在文件经过审查后仍然含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
四、下一步工作
1.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2.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二街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3.严格落实《二街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4.加大部门内部宣传力度，强化业务操作能力。
篇3
内容提要: 在韩国，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起初仅受专利法的规制。1980年《韩国规制垄断与公平交易法》将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框架。在实践中，韩国竞争主管当局寻求用竞争政策来规制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并逐步形成了认定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标准与审查原则，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也在反垄断政策上以类型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上，韩国与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韩国的立法与实践经验可以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配套立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专利权本质上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法垄断，但一定合法垄断权利的获得并不意味着专利权人可以为所欲为。这使得合理界定专利权行使的边界至关重要。当专利权不当行使至限制、排除竞争时，反垄断法将会对其予以规制。目前，知识产权的不当行使行为已成为许多国家反垄断立法关注的重点，而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也自然被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框架。
依据1980年《韩国规制垄断与公平交易法》（以下简称《韩国公平交易法》）第59条的规定，被视为行使专利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不适用《韩国公平交易法》，而由此引发的何种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得适用《韩国公平交易法》以及如何适用等问题成为韩国反垄断政策关注的重点。以下笔者试图对《韩国公平交易法》中的针对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规制措施进行考察，以期为中国制定专利权不当行使之反垄断立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规制的历史考察
在韩国，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在很长时期内仅受专利法有关专利权滥用限制规定的约束。在《韩国公平交易法》将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框架后，韩国竞争主管当局开始寻求用竞争政策规制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先后了《国际合同上不公平交易行为的类型及标准》（以下简称《国际合同标准告示》）、《知识产权不当行使审查指南》（以下简称《知识产权审查指南》）和《不公平交易行为审查指南》等，试图对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提供尽可能全面、细致且具可操作性的规定。以下笔者分四个阶段对这一历史演变过程进行考察。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
这一时期，韩国虽然已经出现关于制定反垄断法的讨论，但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尚未被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范围，而主要是通过专利法来予以规制。韩国早在1908年就依据《韩国专利令》开始建立专利制度。1946年《韩国专利法》第10条对以下6种专利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1）国内能够实施专利，而授予专利权后无正当理由3年不充分实施该专利；（2）授予专利权后3年内无正当理由不满足市场需要；（3）进口专利产品妨碍实施专利；（4）不正当拒绝实施许可造成公益或他人的损害；（5）专利实施许可的赋予条件造成他人的不当损害；（6）超过保护范围的方法专利实施造成他人的不当损害。1963年《韩国专利法》对专利权滥用行为也作了与1946年《韩国专利法》相似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在专利权人实施了规定的滥用行为时，特许厅长[1]可以给予强制实施许可或者取消其专利权；实施权人实施了专利权滥用行为时，专利权人可以取消其实施权。1973年《韩国专利法》增加了“授予专利权后1年内不满足出口的需要”和“不当主张不属于保护范围的权利、妨害他人的营业”两种专利权滥用情形。
（二）20世纪80年代
这一阶段，韩国专利制度逐渐向开放化方向发展，专利权的行使问题被纳入反垄断法框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专利权保护的强化
1980年韩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韩国专利制度转变为开放性专利制度。为了产业高度发展目标的实现，韩国需要开发国内技术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韩国专利法》强化了专利权保护，删除了1973年《韩国专利法》中有关超过保护范围的方法专利实施造成他人的不当损害、“不当主张不属于保护范围的权利、妨害他人营业”的专利权滥用以及在专利权人实施了专利权滥用行为时特许厅长可以取消该专利权的规定。
2.《韩国公平交易法》的制定
与《韩国专利法》强化专利权保护相对应的是韩国的反垄断立法也在不断推进。1980年12月31日，韩国国会通过了《韩国公平交易法》。该法将专利权行使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框架，规定该法不适用于《韩国著作权法》、《韩国专利法》、《韩国实用新型法》、《韩国外观设计法》和《韩国商标法》所认定的权利行使行为，即对被认定为专利权的权利行使行为排除《韩国公平交易法》的适用。需要指明的是，此时立法还没有专利权“正当”行使的规定。
3.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实践
20世纪80年代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2]的决议中与专利权不当行使有关的一则案例[3]显示，11家共同获得专利实施许可权的公司联合设立了一家新公司，并通过新公司安排生产量及决定价格，互相监督。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上述11家公司限制出货量、决定及变更价格和销售窗口的单一化行为是限制专利制品市场竞争的不当共同行为，并向他们了纠正命令。但是，在该案中，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回避了对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作出反垄断法上的判断，而只是从一般意义上判断这种共同行为是否违反《韩国公平交易法》。
（三）20世纪90年代
这一时期，一方面在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专利制度的基础上，韩国专利立法强化了对专利权的保护并扩大了专利保护对象；另一方面，1995年以后，韩国竞争主管当局开始寻求用竞争政策规制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方法。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专利权保护进一步强化
1990年《韩国专利法》删除了专利权滥用条款，新设了专利权效力条款，即规定以经营为目的的专利权人具有将其专利实施的垄断权利。在反垄断法方面，1990年《韩国公平交易法》的修订主要是为了抑制市场支配力集中、防止不当共同行为（卡特尔）。不过，直至1995年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仍未对专利权行使行为是否违反《韩国公平交易法》作出直接判断。
2.不当国际合同的实践
强化专利权保护的负面影响在技术引进合同上逐步呈现。这一时期，韩国与美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在引进专利技术方面签订了大量的不当国际合同，不仅使韩国企业支付了过高的专利使用费，而且引发了很多的专利诉讼。例如，1995年7月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美国R公司与韩国Y公司之间的合同为不当合同，并了纠正命令。[4]在该案件的审理中，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包含有普通技术和商业秘密等内容的专利实施合同不是专利实施合同，并认为代销售合同规定合同终止后限制对方经营竞争产品条款的行为属于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
3.《国际合同标准告示》的制定
1997年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制定《国际合同标准告示》，明确规定了国际合同上的不当共同行为、不公平交易行为及维持再销售价格行为的类型和标准，并对《韩国公平交易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补充。《国际合同标准告示》主要适用于知识产权进口合同，而不适用于知识产权出口合同。这是韩国在技术进口方面应对不当国际合同的重要举措。《国际合同标准告示》的适用范围包括工业产权进口合同、著作权进口合同、商业秘密进口合同、共同研究开发协定等7种合同，其中与专利权有关的是工业产权进口合同。
（四）2000年以来
2000年以来，韩国竞争主管当局全面寻求用竞争政策规制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一方面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扩大了《韩国公平交易法》的适用范围，明确提出不当交易行为的类型和判断标准，明确规定对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适用《韩国公平交易法》；另一方面，韩国通过制定《知识产权审查指南》和《不公平交易行为审查指南》等细则性指南，对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类型、判断标准以及审查原则等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1.《知识产权审查指南》的制定
2000年，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制定《知识产权审查指南》，对知识产权行使中的不公平交易行为类型及不能视为违法的行为类型进行了规定，以提高《韩国公平交易法》适用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促进公平交易秩序。《知识产权审查指南》第1条规定：“对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行为可依据《韩国公平交易法》第59条的规定排除《韩国公平交易法》的适用。从外观和形式上看来，当知识产权的行使违背了鼓励发明和创造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宗旨时，该行为不能视为正当权利的行使。如果该行为限制了技术市场或产品市场的竞争，则可以适用《韩国公平交易法》。”《知识产权审查指南》的适用范围包括工业产权实施许可合同、互相实施许可合同、共同实施许可合同及其他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交易。与工业产权实施许可合同有关的不公平交易行为有以下几种：（1）限制原材料、零件、制作设备等的购买店；（2）规定商标使用义务；（3）限制出口地域；（4）限制销售地域；（5）限制交易对方；（6）限制交易数量；（7）限制交易方式及指定销售价格；（8）限制竞争技术（或产品）的使用或限制从事竞争行业；（9）限制专利权等权利消灭后的使用；（10）对合同产品以外的产品收取技术使用费及要求搭售；（11）限制改良技术及研究开发；（12）回馈授权（无偿转让改良技术）；（13）转嫁广告费；（14）权利者一方决定技术使用费；（15）不利的合同解除或纠纷规定；（16）在合同中设置不争执条款；（17）拒绝实施许可。
2.《韩国公平交易法》第59条的修订
2007年韩国对《韩国公平交易法》第59条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韩国公平交易法》第59条规定，该法不适用于《韩国著作权法》、《韩国专利法》、《韩国实用新型法》、《韩国外观设计法》和《韩国商标法》所认定的权利正当行使行为，即对被认定为专利权的权利正当行使行为排除《韩国公平交易法》的适用。与1980年《韩国公平交易法》相比，这一规定增加了对被认定为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行为排除《韩国公平交易法》适用的规定，进一步厘清了《韩国公平交易法》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适用范围。
二、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认定与审查
专利权行使的前提是有效专利权的存在。从有效专利权的存在与否来看，专利权不当行使可分为两种情形，即无效专利权的不当行使和有效专利权的不当行使。在韩国，专利权是否有效的最终决定权属于法院，但在法院的无效宣告前已被授予的专利权应被认定为有效。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将保护期限内的专利权行使推定为有效专利权的行使。
（一）专利权不当行使的构成要件
从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决议和有关规定来看，实践中适用《韩国公平交易法》予以规制的专利权不当行使的构成要件有以下三点：
1.违背《韩国专利法》的目的
《韩国专利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和鼓励发明，促进技术的充分利用和发展，为产业发展作出贡献。违背《韩国专利法》的目的是构成专利权不当行使的一个重要条件。1995年10月，销售软件和硬件的C公司参加韩国电力公司地理信息系统开发项目的投标，出价1韩元并且中标。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这种行为是不当排除竞争者的行为，并了纠正劝告。但是，C公司对该决定不服并主张销售地理信息系统的行为是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且符合《韩国公平交易法》第59条的规定，因而不应适用《韩国公平交易法》。在该案件的审理中，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虽然根据《韩国公平交易法》第59条的规定，被认定为符合保护创造和发明等知识产权法目的的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不适用该法，但不是对所有的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都不予适用。例如，违背了本来的保护主旨的知识产权滥用或排除竞争的不公平行为就不属于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行为，应当适用《韩国公平交易法》。[5]
2.超出《韩国专利法》规定的实施范围
超出专利权保护期限的行使行为和过度限制对方的行使行为都属于超出《韩国专利法》规定的实施范围的行使行为。例如，针对需要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的桥梁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在专利权人以提供专利技术为由提出要求限制被许可方的交易对方和交易方式的附带条件的案例审查中，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韩国专利法》仅有专利权人可以向他人许可其专利实施权的规定，而没有专利权人具有限制交易对方和交易方式权利的规定，因此专利权人在专利许可合同中提出限制交易对方和交易方式的条件的行为是超出《韩国专利法》规定的实施范围的不公平行为。[6]
3.不当地限制竞争
根据《韩国公平交易法》第3、19、23、29、32条的规定，不当限制竞争的行为是被禁止的；如果专利权行使构成不当限制竞争的行为，得适用《韩国公平交易法》。在此，不当限制竞争的行为包括不公平交易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不当共同行为（卡特尔）、维持转售价格行为和签订不当国际合同行为等。大多数的专利权不当行使属于不公平交易行为。具体来说，《韩国公平交易法》规定的不公平交易行为包括以下几种：（1）不当地拒绝交易或者差别待遇的行为；（2）不当地排除竞争经营者的行为；（3）不当地吸引顾客或强制交易的行为；（4）滥用交易地位的交易行为；（5）附带不当约束条件的交易或者妨害其他经营者经营活动的行为；（6）不当地表示、广告行为（1999年2月5日被删除）；（7）不当地支援特殊关系人或其他公司的行为；（8）其他可能妨害公平交易的行为。此外，专利权人自己或者被许可人的专利权行使符合上述行为之一并具有妨害公平交易可能性的，也构成《韩国公平交易法》所禁止的不公平交易行为。
（二）专利权不当行使的判断标准与审查原则
1.判断标准——妨害公平交易的可能性
专利权行使行为是否属于《韩国公平交易法》所禁止的不公平交易行为的判断标准是行为是否具有妨害公平交易的可能性。实践中，“妨害公平交易的可能性”也被称之为“公平交易妨害性”。妨害公平交易的可能性包括已造成妨害公平交易的后果或者存在将来产生妨害公平交易的后果的较大可能性的情形。《不公平交易行为审查指南》为便于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判断个别行为的违法性，将不公平交易行为分为两种，即以竞争限制性为主要判断标准的行为和以不公平性为主要判断标准的行为。其中，前者包括拒绝交易、差别待遇、排除竞争经营者、附带约束条件的交易行为；后者则包括不当地吸引顾客、强制交易、滥用交易地位、妨害经营活动的行为。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在审查妨害公平交易的可能性时，首先要确定相关市场，其次要分析被审查者（行为人）的市场支配力和年度销售额。在审查以竞争限制性为主要判断标准的行为时，若被审查者的市场支配力和年度销售额较为微小，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通常会适用“安全带（Safety Zone）制度”，不将其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不会启动审查程序。但是，在审查以不公正性为主要判断标准的行为时，即使被审查者的市场支配力和年度销售额微不足道，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仍可能启动审查程序。
2.审查原则——当然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
专利权行使行为是否具有妨害公平交易可能性的判断是以行为的效果为标准进行的。实践中，不公平交易行为又分为两种类型，即适用当然违法原则的行为和适用合理性原则的行为。当然违法原则是指当某一行为仅仅存在违法行为的外观时即被认定为违法的原则。合理性原则是指某一行为不能因仅仅存在违法行为的外观即被认定为违法，而应在综合考虑该行为的负面后果与正面效果后再判断是否违法的原则。从举证责任来看，适用当然违法原则的行为由被审查人负责证明其行为具有正当理由，否则该类行为仅仅存在违法行为的外观也可被控为具有妨害公平交易的可能性。此类行为具体表现为共同拒绝交易行为、为了子公司或分公司的利益对其他公司给予差别待遇的行为、继续低价格的供应行为等。除此之外，大部分不公平交易行为都属于适用合理性原则的行为。适用合理性原则的行为由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负责证明该行为为违法行为，如限制价格、限制地域、搭售协议等。此时，应将妨害公平交易的可能性与效率增大、消费者福利增大的可能性进行比较。当前者大于后者时，行为就被认定具有妨害公平交易的可能性。
三、《韩国公平交易法》上的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
如前所述，专利权的行使有专利权人自己实施专利和专利权人授权他人实施专利两种情形。原则上，这两种情形都可以适用《韩国公平交易法》。但是，从《知识产权审查指南》的适用范围和《韩国公平交易法》的实践来看，适用《韩国公平交易法》的专利权行使行为主要是专利权人授权他人实施专利——专利实施许可——行为。受《韩国公平交易法》规制的专利实施许可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1）不公平专利实施许可；（2）拒绝实施许可；（3）不当的专利权互相实施许可和共同实施许可。这些行为也就构成了《韩国公平交易法》上的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
（一）不公平专利实施许可
不公平专利实施许可是指地位不平等的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签订具有不公平条件的专利实施合同，进而导致不公平后果。“地位不平等”通常意味着许可人（专利权人）在签订专利实施合同之际占有优越的地位。“不公平条件”则有两种情形：一是限制被许可人经营的条件，即许可人在实施合同中附带了专利实施费以外的条件，如限制交易对方、限制地域、限制价格等条件；二是使用不公正手段或要求不公平内容的条件，即许可人使用欺诈或强迫等不公正的手段，或者许可人妨害被许可人的自由意思决定或强加不利益的不公平内容的条件，如要求支付专利权终止后的使用费、搭售等。“不公平后果”意味着不仅当事者之间的利益不公平，而且限制竞争、妨害公平交易。实践中，不公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审查主要以实施许可合同的后果为标准。为便于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判断不公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违法性，《韩国公平交易法》第36条第1款将不公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分为两种：一是以附带限制条件为主要判断标准的情形，如附带限制交易对方、限制地域、限制价格、排除竞争者等条件的合同；二是以签订合同时使用的不公平手段或合同含有的不公平内容为主要判断标准的情形，如附带要求支付专利权终止后的使用费、搭售、技术的不当利用等条件的合同。
1.附带限制条件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附带限制条件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指专利权人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附带限制被许可人营业的条件从而妨害或可能妨害公平交易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为保护专利权人的专利权，一般来说，专利权人可以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上附带实施条件。但是，如果合同的实施条件具有妨害公平交易的可能性，则要受到《韩国公平交易法》的规制。一般来说，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以限制竞争的后果作为主要标准来判断附带限制条件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违法性。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在审查中首先要确定相关市场。如果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相关市场存在限制竞争的后果，则该合同可以被认定为违法。按照许可人的市场支配力和年度销售额等情况，若限制竞争的程度被认定是微小的，则即使存在属于违法行为的外观，通常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也会将该行为视为豁免审查对象，不启动审查程序。[7]例如，当许可人未达到10%的市场占有率和年度销售额未满20亿韩元（约合1 000万元人民币）时，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一般不启动审查程序。在这里，限制条件主要指以下两个方面的限制：（1）价格的限制。价格的限制是指许可人能决定、维持或变更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若专利权人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附带限制价格的条件，造成不当限制竞争的后果，则可能构成不公平交易行为。若专利权人是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且又在专利实施合同中附带限制价格的条件，则可能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若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共同约定出售产品的统一价格或共同约定不以低于一定金额的价格出售产品，则可能构成不当共同行为；若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的关系是纵向关系且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附带限制价格的条件，则可能构成维持转售价格的行为。对于限制价格的行为，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一般适用合理性原则来判断行为的违法性，即对限制竞争的后果、相关市场的情况以及合同期限等进行综合考虑后再判断行为的违法性。（2）交易地域、交易对方、交易方式的限制。交易地域、交易对方、交易方式的限制是指专利权人限定与其具有竞争关系的被许可人的销售地域、销售对方、销售方式。若专利权人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附带此种限制条件，则可能构成不公平交易行为。若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附带限制交易地域的条件，使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形成国内销售地域的分割或者限制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转售地域，造成限制横向竞争后果的，则可能构成不公平交易行为。但是，专利权人与没有竞争关系的被许可人签订的附带划分销售地域的合同不能视为违法合同。若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附带限制交易对方的条件，使被许可人通过专利权人销售专利产品或向专利权人的指定方销售专利产品，而不能向专利权人禁止的对方销售专利产品的，则可能构成不公平交易行为。但是，因预定专利产品的种类或范围而只能限制被许可人的销售对方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不能视为违法合同。一般而言，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附带限制交易方式的条件是为了使被许可人按照专利权人指定的方式销售专利产品。在前述的桥梁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案中，专利权人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规定，转让技术的前提是附带指定被许可人的交易对方和交易方式的条件。对此，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韩国专利法》没有规定专利权人具有限制交易对方和交易方式的权利，因而专利权人限定被许可人的交易对方和交易方式的行为构成超过《韩国专利法》规定的实施范围的不公平交易行为。
2.使用不公平手段或含有不公平内容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使用不公平手段或含有不公平内容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指专利权人使用欺诈或强迫等手段或者含有以妨害被许可人的自由意思决定或强加不利益为内容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一般来说，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是以不公平性为主要标准来判断此类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违法性的。在此，不公平性是指竞争手段的不公平性和交易内容的不公平性。竞争手段的不公平性意味着使用除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和质量以外的不公正的竞争手段，其妨害或可能妨害正当竞争。交易内容的不公平性意味着妨害交易对方的自由意思决定或强迫对方接受不利益，其侵害或可能侵害公平交易的基础。不公平性行为可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1）合同专利产品以外产品的使用费支付及搭售。合同专利产品以外产品的使用费支付及搭售是指专利权人要求被许可人除取得其所需要的专利权外还需同时有偿接受其并不需要的技术或产品以作为得到所需专利许可的条件。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合同专利产品以外产品的使用费支付及搭售具体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专利权人要求被许可人对没有使用合同专利的产品支付使用费；二是专利权人要求被许可人在合同专利产品中对无直接需要的技术一揽子使用；三是专利权人要求被许可人将无直接需要的产品一揽子购买。值得注意的是，若被要求一揽子使用或购买的技术或产品的行为是为了维持合同产品的质量和专利权人的信誉而必需的，则不能视为是违法行为。一般来说，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对合同专利产品以外产品的使用费支付及搭售是适用合理性原则来判断其是否具有违法性的，即综合考虑妨害公平交易后果和相关市场上专利权人的市场地位、交易习惯、强求的效果、增大效率效果等后再判断合同的违法性。（2）在合同中设置不争执条款。不争执条款又被称为不争执义务规定，是指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规定的被许可人不得对许可技术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款。例如，《知识产权审查指南》第3条第16款规定，专利权人一方以第三者或被许可人对许可技术的有效性或新颖[8]提出质疑为由解除合同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不过，《知识产权审查指南》第3条第16款还规定以下几种行为不能视为违法行为：专利权人要求被许可人将与许可技术有关的侵权事实通知专利权人、专利权人要求被许可人代为办理与许可技术有关的侵权诉讼或专利权人处理该侵权诉讼时要求被许可人予以协助。（3）回馈授权。回馈授权，是指专利权人要求被许可人向其通告对许可技术所做的一切改善并授予专利权人在这些改进技术上享有一定的权利。根据《知识产权审查指南》第3条的规定，以下几种回馈授权行为可以视为违法行为：专利权人要求被许可人将被许可人对许可技术或产品所改进的技术或产品的所有权或专利实施权无偿授予专利权人（即无偿回授）；专利权人要求只有被许可人一方有义务通告其对许可技术所作改善过程中取得的信息、经验、改良技术等，而专利权人对被许可人不负有同样的义务（即单向回授）。与此同时，《知识产权审查指南》第3条又规定以下几种行为不能视为违法行为：被许可人收到对许可技术或产品所改进的技术或产品的对价（技术开发费及预想收入）后，将共同所有权或专利实施权授予专利权人；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互相通告各自对许可技术所作的改善的技术或产品或者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在同等条件下互相授予专利实施权；专利权人为了保证被许可人对许可技术或产品所作的改善的功能，不得不要求被许可人在使用或实施改良的技术或产品前通告。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专利权人限制被许可人对许可技术作技术改良及研究开发的行为可以视为违法行为，但专利权人要求被许可人对许可技术作改善之前应与专利权人协商的行为不能视为违法行为。
（二）不当拒绝实施许可
专利权人原则上可以自由地拒绝专利实施许可，但拒绝专利实施许可行为若存在妨害公平交易的可能性则可以视为违法行为。不当拒绝实施许可是指专利权人为了禁止他人进入市场而拒绝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行为。根据《知识产权审查指南》第3条第17款的规定，不当拒绝实施许可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专利权人之所以拒绝专利实施许可是因为需要专利实施许可的他人拒绝接受不公正的专利实施许可；二是他人为了获得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时所必需的专利实施许可而在相当期间提出了合理的条件，但专利权人拒绝专利实施许可，导致阻止他人进入市场。不当拒绝实施许可的救济方法也有两种：一是利用专利制度，即通过《韩国专利法》的强制许可[9]制度，从国家获得专利实施许可。不过，由于强制许可的适用范围太小，因此在韩国目前还没有出现通过强制许可制度解决不当拒绝实施许可的案例。二是运用《韩国公平交易法》，即通过适用合理性原则，以在相关市场有无限制竞争的后果为标准来进行判断。若存在限制竞争，则不当拒绝实施许可行为是违法行为。
（三）不当的专利权互相实施许可和共同实施许可
专利权互相实施许可是指两个以上的专利权人将各自所享有的专利互相授予对方。专利权共同实施许可是指两个以上的专利权人将各自所享有的专利汇集后共同将他们的专利授予他人。根据《知识产权审查指南》第7条的规定，有水平关系（互相竞争、替代关系）的专利权人若对各自持有的专利权签订互相实施许可合同或共同实施许可合同，造成限制竞争后果的，则受《韩国公平交易法》第19条的规制。而《韩国公平交易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合同、协议、决定以及其他任何方法，与其他经营者共同实施或者使得其他经营者以同样的方法实施不正当的限制竞争的、符合以下各项规定之一的行为：（1）固定、维持或者变更价格的行为；（2）决定商品或者服务的交易条款和条件，或者决定支付其对价的行为；（3）限制商品的生产、交付、运输或交易或者限制服务交易的行为；（4）限制交易或者消费者地域的行为；（5）妨害或限制用于商品生产或提供服务所必需设备的新建或者增设或设备安装的行为；（6）限制在生产或者交易商品或服务过程中的商品或服务种类或规格的行为；（7）共同经营和管理营业主要部分的行为，或者以共同经营或管理营业主要部分为目的而设立公司的行为；（8）除了以上第1项到第7项规定的行为外，通过妨碍或限制其他经营者的经营活动或者经营内容，在特定交易领域内，实质性地减少竞争的其他行为。”若签订专利权互相实施许可合同或共同实施许可合同的行为符合上述各项规定之一，则该行为属于不当共同行为。根据《共同行为审查标准》第3条的规定，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以限制竞争的后果为主要标准来判断不当共同行为的违法性。一般来说，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在审查时首先要分析共同行为的性质，对明显产生限制竞争后果的行为适用当然违法原则，此类行为包括共同决定或变更价格的行为、共同决定或调整生产量的行为、限制或分割交易地域或交易对方的行为、在出价或拍卖前决定中标者、落盘者的行为；对产生限制竞争的后果且有增加效率的效果的行为适用合理性原则，此类行为包括共同生产、共同广告、共同研究及开发、共同购买等行为。若根据合同当事人的市场支配力，某一行为限制竞争的程度被认定是微小的，则该行为虽然存在违法行为的外观，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通常也将其视为豁免审查对象，不启动审查程序。例如，在双方当事人的市场占有率总计为20%以下时，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一般不启动审查程序。
四、几点启示
为促进技术创新、引进高新技术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中国也一直奉行强化的专利政策。但是，专利权行使的双重影响是专利的本性使然，专利权不当行使对竞争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健全和完善反垄断政策也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所必需的。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只重视专利政策而忽视竞争政策历史的结束，反垄断政策在规制专利权不当行使方面将发挥主导性作用。应当说，这一规定与《韩国公平交易法》第59条的规定相似，都是原则性规定。必须明示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知识产权不当行使的反垄断规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韩国虽然于1980年制定《韩国公平交易法》时就将知识产权不当行使行为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框架，但直至2000年以后才真正地不断完善针对知识产权不当行使行为的竞争政策，并发挥切实的作用。《反垄断法》第55条的原则性规定只是一个宣示性表达，还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与指南，而韩国日趋完善的针对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反垄断规则可以给中国竞争政策的制定以启示。
（一）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要坚持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1.可预测性
实施细则与指南应便于企业和民众预测，以发挥其指导专利权行使行为的作用。作为专门针对知识产权不当行使行为的反垄断法规，韩国《知识产权审查指南》列举了不当行使行为和不能视为不当行使行为的具体情形，以便行为者可以准确把握正当行为的范围和《韩国公平交易法》的适用范围，从而维护公平交易秩序。例如，韩国《知识产权审查指南》第3条第16款规定，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专利权人限制原材料、零件、制作设备等的购买店的行为属于不当行使行为，但因被许可人的要求或保证质量的需要，专利权人指定购买店的行为不能视为不当行使行为。而中国现有的关于专利许可中反垄断问题的规定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的分别立法，在适用领域、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和适用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导致行为者无所适从。因此，中国在制定针对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与指南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换言之，中国应当在整合现行规定的基础上出台统一标准、统一适用的相关规定，避免政出多门的情形出现，以增强相关规则的可预测性。
2.可操作性
实施细则与指南应便于反垄断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操作。例如，韩国《不公平交易行为审查指南》的内容包括目的、指南的适用范围、违法性审查的一般原则、相关市场的范围确定、个别行为类型的违法性审查标准以及附则，特别是其中的个别行为类型的违法性审查标准涉及个别行为的合法范围及违法情况、个别违法行为的对象及特征、适用法规的顺序、违法性判断标准及程序、“安全带”条件、可能属于违法行为的情形等详细内容，在判断实践中发生的行为是否违法时，直接适用上述要件加以分析即可。如此立法使操作模式相对固定，操作程序也相对简便，有利于相关规范的执行。而在中国，相关实施细则与指南的制定应旨在细化《反垄断法》第55条的原则性规定，使得这一规定的反垄断立法价值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的反垄断规则来实现。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实施细则和指南中明确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及适用除外等内容，尽量减少实际操作中的不确定性；还可以在判断标准与分析模式上辅以相应的判例，增强其可理解性，以更好地指导执法实践。
（二）进一步完善中国专利法与反垄断法的规定
要建立或完善中国的专利权不当行使规制规则，一方面要完善专利法关于禁止专利权滥用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在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与指南中建立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判断标准和分析模式与框架，明确具体行为合法与非法的边界。
《韩国专利法》规定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利，确定了界定“合法”的判断标准和合法行为的内容，为认定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提供了参照。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对立法目的作了调整，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修改为“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这一修订反映了《专利法》已经开始重视对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规制，但其对“合法”的界定不是很明确，需要确定界定“合法”的判断标准和合法行为的内容。可以说，中国在知识产权专门法中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是很有必要的，其最重要的意义莫过于实现知识产权专门法与反垄断法关于禁止滥用专利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之间的衔接。具体到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专利法》在强调保护专利权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专利权滥用行为的制裁力度。例如，《专利法》第49条完善了防止专利权滥用的规定，针对不实施或不充分实施专利的行为以及因行使专利权构成垄断行为等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强制许可手段，以促进专利技术的流通和推广应用。尽管如此，中国在建立和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时，仍应落脚于反垄断法律制度，相关的实施细则与指南仍应以满足反垄断规制的制度需要为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确定判断标准并形成恰当的分析步骤
在韩国，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是否属于《韩国公平交易法》所禁止的不公平交易行为的判断标准是行为是否具有妨害公平交易的可能性。而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在审查妨害公平交易的可能性时，首先要确定相关市场，其次要分析被审查者（行为人）的市场支配力和年度销售额，然后再依据被审查者的市场支配力和年度销售额是微小还是较大的具体情形，作出下一步安排。借鉴韩国的立法与实践经验，中国专利权不当行使的反垄断规则应首先确立违法判断标准。这是对某一专利权行使行为作出反垄断法上价值判断的前提。判断标准应当紧紧把握住市场的可竞争性这一核心要素，同时也要确定一般的分析步骤，包括一般垄断行为的分析步骤，并充分考虑专利权行使行为的特殊性，以利于指导执法工作。
2.广泛适用合理性原则
从上文分析不难看出，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尽管采用合理性原则或当然违法原则的分析方法来审查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但实际上大部分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都适用的是合理性原则。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在审查所有与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有关的不公平交易行为时，往往是在考虑行为内容、影响竞争的效果、合同期间、相关市场的情况等因素后，才作出行为公正与否的决定。韩国运用合理性原则时，对于相关市场影响不大的行为一般适用“安全带制度”，以便保护一般专利权人的专利权行使。之所以合理性原则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适用，是因为与当然违法原则相比，合理性原则更具有灵活性，特别是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反垄断规制更需要综合考虑相关的诸多因素，才能做出最终判断。中国在对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进行反垄断规制时也应广泛适用合理性原则，以更准确地作出法律判断。当然，合理性原则的广泛适用也对执法当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法成本也会明显高于适用当然违法原则的情形。
3.对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予以类型化
如前所述，《韩国公平交易法》规制的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主要有3大类，2007年修订的韩国《不公平交易行为类型及标准》规制的不公平交易行为有9类28种，韩国《知识产权审查指南》也对各种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予以了细化分类。将违法行为类型化是立法抽象的过程，也是立法成就的表现。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类型化有利于指导执法实践。面对复杂多样的违法行为，执法者通过简单分析即可将其对号入座，并选择相应的规制措施。中国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反垄断法规制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将违法行为予以类型化，而每一类型都应有相应的判断规则与规制规则。需要指出的是，要注意一般条款的合理适用，因为类型化行为之外还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存在需要反垄断法的规制。
4.对明显的正当行使行为作除外规定
在对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制定相应的正面判断规则的基础上，对那些竞争负面影响甚微或者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的情形，反垄断规则可以作出除外规定，这也能方便执法实践。例如，针对不争执条款问题，韩国《知识产权审查指南》第3条就规定以下几种行为不能视为违法：（1）专利权人要求被许可人将与许可技术有关的侵权事实通知专利权人；（2）专利权人要求被许可人代为办理与许可技术有关的侵权诉讼或专利权人处理该侵权诉讼时要求被许可人予以协助。中国针对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反垄断规则也不能忽视类似的立法技术。
（三）加强反垄断主管当局与专利主管当局的协调和合作
在韩国，作为竞争主管当局的公平交易委员会与专利主管当局的特许厅之间在很长时间内缺乏相应的协调和合作，并且这种情况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随着跨反垄断领域和专利领域案件的逐渐增多，反垄断主管当局与专利主管当局之间需要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密切合作，以利于在实践中衔接专利政策与反垄断政策，尽可能减少实践中的冲突。中国在规制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实践中，应在明确《反垄断法》中提出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具体范围的基础上，加强专利主管当局与反垄断主管当局的协调与合作，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处理好专利政策与反垄断政策的关系。
综上所述，由于各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各国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形成的原因及具体内容也会因此而不同，因此各国在规制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时应该立足本国国情。中国应当在借鉴韩国及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执法经验的同时，立足于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把握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与制度的特色，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规制专利权不当行使行为的反垄断规则。
注释:
[1]特许厅即知识产权局。
[2]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是1981年设立的中央行政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反垄断政策和执行《韩国公平交易法》。
[3]参见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议决第89-45号》（1989年7月6日颁布实施）。
[4]参见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议决第95-125号》（1995年7月5日颁布实施）。
[5]参见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议决第96-18号》（1996年2月23日颁布实施）。
[6]参见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2006年10月20日公平交易委员会纠正措施》。
[7]这种制度也属于“安全带制度”的范围。
篇4
各国的仲裁法和各国际组织制定的仲裁规则,都无一例外地承认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其目的,是为了纠正仲裁可能发生的错误,以求得对双方当事人公平的判决。仲裁活动应当接受司法监督,这是世界各国仲裁立法处理仲裁与法院裁判关系的通例,但各国的情况不同,司法监督仲裁的程度和具体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我国法律关于法院审查仲裁裁决有以下规定:
1.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如果当事人能够举证证明,国内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第一,没有仲裁协议的;第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员无权仲裁的;第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第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第五,对方当事人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依据的。
2.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撤销裁决的情形包括:“第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第二,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第三,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3.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都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
4.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6种情形。这些情况有4种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相同,所不同的是第4、第5种,它们分别规定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5.仲裁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当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第六十条规定:“法院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或驳回申请的裁定。”从上述规定可见,我国法律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方式包括执行程序中的审查和申请撤销的审查,其中,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复审范围涉及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
由此可见,我国仲裁法同时设置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撤销仲裁裁决的双重司法监督制度。立法者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仲裁工作中的失误”。但从仲裁法实施近9年的情况来看,这种制度设计产生了诸多弊端,并没有实现立法时的初衷。一是仲裁司法监督制度重复设置,使仲裁裁决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并有损于司法的权威。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与撤销仲裁裁决制度的同时设立,一方面为当事人恶意对抗不利于自己的仲裁裁决提供了可乘之机,当其申请法院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还可以寻求第二次司法救济,申请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这势必使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实现仲裁追求效益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同一法院或者不同法院要对同一仲裁裁决进行两次司法审查,有可能得出前后完全不同的两种结论,这将会损害司法的权威。二是在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中,没有规定法院在撤销仲裁裁决之前应当听取仲裁机构或仲裁组织的意见,不利于法院正确行使裁决撤销权。三是没有对重新仲裁制度作出具体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仲裁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撤销程序。”这一规定的本意是给仲裁组织一次自行纠正仲裁裁决失误的机会,以维护仲裁的声誉。但由于对重新仲裁的范围、法院决定重新仲裁的条件、重新仲裁的期限、重新仲裁的组织以及重新仲裁作出的仲裁裁决与原仲裁裁决的关系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未作出规定,导致了各地法院对此在理解上的不同和操作中的各行其是。四是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采取双重标准,不利于我国建立统一的仲裁制度和我国仲裁制度同国际接轨。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只从程序方面进行审查,而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审查,不仅包括程序内容,而且还包括实体内容。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我国建立统一的仲裁制度,同时也与国际上对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实行并轨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合。
二、根据其他国家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普遍采取宽容态度的发展趋势,以及从支持我国仲裁事业发展的思想出发,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仲裁裁决司法复审范围的强制性规定限制在对程序性问题复审,即审查仲裁协议是否有效,仲裁员的裁决是否超出了当事人授权仲裁事项的范围,仲裁庭的组成是否符合仲裁协议的约定,仲裁庭是否将陈述意见的机会公平地给予双方当事人等。对于是否允许司法机关对仲裁裁决的实体问题进行复审,应由当事人进行选择,并在仲裁协议中作出明确表示。对司法审查范围的界定首先应当力求仲裁制度效益与公平的平衡。虽然司法审查的目的是纠正错误裁决,保证公平。但是,当事人选择仲裁作为解决纠纷的途径,还希望通过便捷的程序获得终局裁决。从经济学观点看,任何决策都要放弃一定的机会,即付出机会成本。尽管裁决的终局性意味着当事人丧失了通过司法诉讼程序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从而获得公平裁决的机会,但是,与司法诉讼程序可能失去的商机相比,这个机会成本是较低的。对仲裁当事人而言,取得终局裁决则意味着效益,意味着经济利益的实现,当事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期待也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仲裁的契约性质决定了确定复审范围应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原则。仲裁区别于诉讼的特点就是仲裁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前提,选择裁决的终局性或是司法对裁决的监督,取决于当事人对成本—— 收益的评估,裁决的终局性与公平何者当居首位,应由当事人来决定。因此,笔者主张,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区分为强制性和当事人自主选择两类,以保障效益与公平的适当平衡并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其次,要改变现在实行双重司法监督的做法,取消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制度,将其合理的内容吸收到撤销仲裁裁决的制度中。将申请撤销作为对仲裁裁决的惟一追诉方式,整合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对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规定,避免法律条款的交叉、重复、冲突。
再者,要完善撤销仲裁裁决制度,将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严格限制在违反仲裁程序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体现司法监督的有限性和形式性,并明确规定,法院在作出撤销仲裁裁决之前必须听取原仲裁庭的意见。同时,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可能导致裁决被撤销。不论是基于程序性理由还是实体性理由,撤销裁决都是对一项已决案件的否定,对当事人利益至关重要。但在现行司法审查程序中,没有相对人,也没有严格的质证过程。在许多情况下,若没有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没有必要的质证过程,是难以判断申请撤销的理由是否成立的。因此,最好增设司法审查程序的相对人,并给予相对人答辩、质证、辩论的权利。
篇5
重大资产出售因其对公司及股东等利益相关人重大的影响，我国《公司法》应该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而不是只行云流水的一笔带过。笔者认为《公司法》可以参考《管理办法》的规定，该法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1）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2）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50%以上；（3）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该法第 12 条的规定为第 11 条的适用提供了具体详尽的计算方法。笔者认为，这种对“重大资产”的界定是严谨的。首先，对“重大”资产的界定采用了三个可选择的标准，即占资产总额比例的标准、营业能力的标准、净资产比例的标准。第二，对具体标准的计算方法也作了详尽的规定，这使得法律规定更具有实际操作的意义。
从“量”和“质”两个维度进行界定，即出售资产占公司全部资产的比例，以及出售资产的实际盈利能力对公司的重要性两个方面。至于具体的比例，立法者应基于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的考虑，不应过高，也不易过低。
另外，为了体现公司的自治，对于重大资产出售的界定也可以留给公司章程，因为，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的决策毕竟是公司内部的经营决策问题，公司法不该过多干涉。但是笔者认为，重大资产出售的界定并非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所以还是会出现既无法律可循、又无章程可循的局面，致使权益受损股东无法寻求救济。所以，笔者认为立法可以提供一个“底线式”的标准，如法律可以这样规定：“出售资产达公司资产总额 80%以上，或者欲售资产的盈利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占公司总盈利的 80%以上的，必须由股东（大）会决策，公司章程可以规定一个更低的标准。”
在《公司法》中建立表决权穿越制度
我国《公司法》应建立重大资产出售中的表决权穿越制度，使该制度推广至所有类型的公司中，打破仅适用于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立法现状。在构建表决权穿越制度时，关于子公司持有母公司大部分或实质全部的经营性资产认定问题需要特别关注。实践中关联公司的形态很复杂，包括资产的横向扩展型，即母公司的全部经营资产分别存在于下设的几个子公司中；资产的纵向延伸型，即母公司的全部资产分布于子公司甚至孙公司中；混合型，即包含了前两种类型的混合。
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理顺资产流向成为主要问题：第一，在纵向延伸型关联公司中，处于关联公司链节中的公司出售其重大资产时，若其持有链节最前端公司大部分或实质性全部的经营性资产时，对该出售的决策权应属于链接最前端公司的股东；第二，在横向扩展型和混合型中，各子公司或从属公司各自持有母公司的资产，这种持有是分散的。只有当各从属公司同时出售资产、或在一定时间内连续出售资产，事实上造成相当于母公司大部分或实质全部资产被出售的情况下，才适用表决权穿越规则。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应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出售
目前，股份有限公司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仅限于公司的合并和分立这两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还应当包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时的适用。因为在以公司的重大资产换取其他公司股权，向股东分配后解散的这种情况下，其与法定的合并有异曲同工之效，但立法却进行区别对待。
另外，立法应提供对“公平价格”的确定标准。这不仅是针对重大资产出售中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完善而提出的建议，也针对该制度的整体适用。关于“公平价格”的确定，《公司法》确立先协商后诉讼的态度是对的，但是一旦进入诉讼，法官却找不到确立公平价格的标准。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可参考美国有关价格确立标准的规定。如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中的规定：法院应当评估股份，并且在排除引起价值提升的股价评估权的实现预期因素后，确定该股份的公平价值。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的规定：以异议股东反对的公司行为结束之前股东所持有股份的价值为基础，同时排除由于预料到公司交易行为而引起的股份涨跌，来确定公平的回购价格。
明确控制股东在重大资产出售中违反信义义务的审查标准
篇6
今天，我们召开2011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会，针对2011年全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我讲四点意见：
一是各级人事部分要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重视和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为进一步规范我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州人事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职员实施意见》，从2009年1月1日起，我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将实行全州同一组织综合素质笔试。这是我州事业单位招聘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规范化、制度化是人事工作发展的必然规律，规范工作势在必行。无论是招录程序还是方式、方法都要进行规范。针对事业单位岗位的特殊性，州人事局在研究相关规定时提出了专业测试、跟班学习考察等尽可能满足不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的口试方式。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事业单位招聘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也可能会带来弊端，主要是对特殊人才的进进会产生制约。但总体框架必须在规范化、制度化之内再考虑灵活性。如州人事局此次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职员实施意见》就做到了尽可能兼顾两方面的需要。
二是要把“坚持公平正义”作为当前一个阶段衡量人事工作好坏最基本的尺子，提升政府公信力。“公平正义”是当代社会对人事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当前国内就业形势严重，从1993年中心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夸大“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二者之间的转换是时展的要求。在“选拔人才”与“维护公平正义”两者发生冲突时，在当前的特定条件下，特别是在鼓励特殊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机制尚未完善之前，人事部分更多的是要服从公平正义，只有坚持公平正义才能提升政府人事部分公信力。规范化、制度化的招聘方式可能会使少数特殊人才受到影响，但当前应把坚持公平正义作为衡量人事工作最基本的尺子，尽最大限度排除人情关系的干扰。同时，在程序设置上要更加严格，无论是公务员招考还是事业单位招聘都要把程序设置放在首位，只有严守程序、严格措施，整个招录工作才不会受到社会质疑，才能提升政府公信力。
篇7
论文关键词 房屋分配 现场监督 职业道德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改造、扩建以及民生工程的落实，回迁房、集资房、廉租房等各种形式的房屋能否公平、公正的分配，不仅关系着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通常，为了让群众消除对房屋分配是否公平、公正的疑虑，房屋分配活动举办方都会向公证处申办对房屋分配进行现场监督公证，故近年来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需求呈上升趋势，在公证业务中占有很大比重。而此类现场监督公证，一直以来都没有相应的办证操作规范，导致公证员无章可循、各搞一套，也出了不少问题，不仅导致人民群众对公证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提出质疑，而且严重破坏了公证行业的形象、阻碍了公证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不得不让人深思，重新审视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现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一、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的特点
（一）公证证明对象是公证活动符合预定程序、规则，依据预定的规则、程序进行活动所取得结果的真实性
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区别于其他公证事项，最基本的特点是公证人员通过对分房活动的举办过程进行全程监督，甄别分房活动是否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最后对分房活动了进行评判，判断其是否符合预先设定的活动规则，是否“按规矩出牌”，以及证明对依据规则的活动所产生分房结果的真实性。
（二）公证证明结果涉及主办方之外多个利害关系人利益，维护房屋分配利害关系人利益是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的一项重要职责
在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中，房屋分配的结果与主办方之外的多个利害关系人（即将取得房屋的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在现如今高昂的房价下，“一辈子好不容易得到一套房屋，房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家子子孙孙的事”是每一个房屋分配利害关系人普遍想法。分配房屋所在的楼层、户型、楼幢位置等都是利害关系人最关心的焦点。分房活动的公平、公正性及相对人的满意度是房屋分配活动成败的衡量因素，也是衡量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办理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因而维护房屋分配利害关系人利益是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的一项重要职责。
（三）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受理审查的重点是对房屋分配活动程序规则的合理性、公平性、可操作性审查
房屋分配活动的程序规则是房屋分配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其重要程度可谓系房屋分配的“基本路线、方针”。房屋分配的方式不同将直接导致利害关系人取得房屋的结果不同，也能让利害关系人直观的感觉到房屋分配活动是否公平、公正。如采取摇号分配房屋、按拆迁交房的先后顺序进行自主选房和利害关系人抽签分配房屋等不同的方式进行分配房屋，就会导致房号的产生结果具有主观性和随机性的区别。摇号方式取得房屋，完全凭随机性分配房号；自主选房，相对人具有主观选择性，可在房源中按程序选房；抽签分配，则由利害关系人参与抽签进行随机性分配房屋。
房屋分配活动的程序规则通常是由主办方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并在一定范围内以某种方式予以公示。采取何种方式分配房屋也是引发房屋分配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利害关系人对房屋分配程序规则的认可度，是房屋分配现场监督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如以抽签的方式或者选房的方式进行分配房屋则活动中必须要有相对人参与抽签或选房，故而相对人对活动规则的认可度直接决定活动的可操作性。因此，要让房屋分配活动顺利开展，必须首先要审查房屋分配活动程序规则的合理性、公平性和可操作性。例如，对于拆迁时拆迁公告中承诺先交房先选房的，在房屋分配活动中就要坚持选房程序，否则就会造成矛盾，导致回迁房分配难以进行。
因此，在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中，对分房活动程序规则的合理性、公平性、可操作性审查是受理审查的重要内容。
（四）实施实体、程序双重审查原则，是房屋分配现场活动的审查原则
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活动的证明对象是活动符合预定程序规则及依据预定的程序规则进行房屋分配所取得结果的真实性，这就要求公证员必须对房屋分配活动进行实质性审查，即审查活动本身和活动过程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同行认为现场监督公证进行的是活动程序的审查，但笔者认为，如果活动本身不合法，活动内牵涉到的很多因素都是虚假的，即使程序再公正，其结果也是不合法、无效的。例如在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中，在房源充足情况下，如果主办方为增加某个集资户、被拆迁户选到好房号的机率或留下好房号的机率，就有可能提供虚假被拆迁户、集资人名单，或者增加被拆迁人需要安置房屋数量，以达同一利害关系人抽签多次的可能性，那将直接影响到活动结果的真实性及公平性。故房屋分配现场监督中，公证员应该对活动的实体和程序进行双重审查。
二、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事前审查时间紧、难度大
在前文中笔者主张在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中实施实体、程序双重审查，那么为保证分房的公平、公正需要审查的内容很多，包括：（1）待分配房屋的房源状况。如房屋的户型图状况、建筑面积、房屋所在的具体地理位置、各种户型房屋的数量；（2）房屋分配相对人需求的房屋状况，一般为各种建筑面积房屋的需求数量；（3）房屋分配相对人名册，其内容包括需求房屋的面积及套数，如果是选房进行分配房屋还要有选房先后次序的名册；（4）房屋分配活动程序、规则；（5）与房屋分配活动相关的公示资料，如会议记录、报纸公告等等。这么多需要审查的内容，都需要在现场监督前进行，但目前，极大多数的活动主办方都是在现场监督的前几日，顶多半个月才来公证处申请，且不要求公证处参与前期工作，只申请对房屋分配活动的现场过程进行监督，这就导致了现场监督公证事前审查时间紧、难度大。
（二）现行公证行业中的恶性竞争，导致规范办理现场监督公证难
目前，笔者所在安徽省合肥市共有三家公证处，公证人员共有四十多名，公证机构都是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公证机构是否能生存下去，赚钱是首要任务。为了激励公证业务的增长，公证人员的工资收入与公证业务收费直接挂钩，甚至存在公证员没有基本工资，没有公证收费就意味着公证员没有分文收入的公证处，故而存在争夺案源的现象。一件公证案件，申请人只要询问三家甚至询问同一家公证处不同的公证员都会得到不同的收费标准、不同的办证要求答复。为了挣揽业务，保住证源不流失，采取拉关系、降低公证收费，有的甚至为了与活动举办者搞好关系，一切都为举办者考虑，一味的迁就举办者，顺从举办者，从而由“监督者”变为举办者的“摆设”。长期以来，甚至形成低价、低质、违法的恶性竞争局面。关于这个问题，公证员大概都有切肤之痛，然而面对这个问题更多的是无奈，任何一个公证处、公证员都无法与这种制度性的缺陷相对抗。这场恶性竞争，如何能让公证机构完成自己监督者的使命呢？如果办理公证要求严谨，举办方就会觉得麻烦，都愿意找“办事简单”的公证处，有的公证员最后就成了举办者的摆设，导致公证机构的监督职能大打折扣，最终也将影响到公证处的生存之本——公证的公信力。
（三）缺少指导办证的公证程序细则
在现场监督公证中，至今为止仅有《开奖公证细则》、《招标投标公证程序细则》，而对于其他的现场监督监督，如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至今都没有规范办证的指导文件，这导致公证员办证的随意性，有的公证员为了能创收，抱着“低标准、低要求、只要不出事”的侥幸心理去办证，这也是造成现场监督频频发生问题的原因之一。另外，公证程序上的随意性也会造成主办方对公证处的印象大打折扣，认为公证处在活动中仅是他们花钱请的“花瓶”罢了，长久以往必然使公证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必然严重影响公证事业的发展。
三、完善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的建议
针对房屋分配现场监督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制定办证细则，规范房屋现场监督公证
在房屋现场监督公证中，公证员大多依靠自身经验，所做工作因人而异，对与不对都没有一个评判是非的统一标准。不按制度办事，不仅导致公证办理程序不规范、不严谨，还会造成监督不到位，甚至严重失职、玩忽职守，损害公众利益。所以，建议管理部门能够认真总结和提炼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加强理论研讨，制定此类现场监督公证的细则。在细则中包含具体、明确、可操作性的规定。建议细则中包括公证的申请、受理及审查、监督的具体环节等等。
（二）改革存在缺憾的现有公证员工资制度
有的公证处现有的公证员工资构成制度中，实施单一的效益工资，势必造成公证员没有基本生活保障。有的公证员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这也是导致公证员在现场监督公证中玩忽职守的诱因之一。故而建议公证机构及管理部门能深入调研，寻求最佳的工资构成方案，不仅解决公证员的基本生活保障也能有利于公证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公证员应勤于学、勇于钻研、接受挑战、敢于创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事物、新情况不断涌现，社会对现场监督公证需求也在日新月新的发生变化，各种现场监督公证层出不穷，即便是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公证的内容也在变化，公证员如何能办理好新的现场监督公证，唯一的办法是勇于钻研、勤于学习，只有谙熟法律、法规、详细了解活动的程序规则，甚至要有能力根据举办者的需求、兼顾社会公众利益为举办者研发公平、公正、可供操作的活动规则，才能成为一个现场监督公证的专家和行家。
在新事物前，公证员要勇于接受挑战，不能拘泥于现有的模式，根据情况，灵活变通、勇于创新，不仅要总结经验自学成才，还要敢于“借鉴他山之石”，耐心和仔细的审查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剔除活动中一切不真实、不公平的因素，提升公证员的现场处置能力。
（四）加强公证员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建设
俗话说“无欲则刚”，公证员在现场监督公证中一味迎合主办方、甚至玩忽职守，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可观的“公证费”而低头，如果能够抛开“金钱诱惑”，那么公证员怎么会成为“花瓶”？如何“无欲则刚”？东汉张衡曾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厚，而耻智之不博”。笔者的观点是，在公证现有制度暂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加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建设”。
早在2002年3月3日，中国公证员协会就颁布了《公证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对公证员提出“十六字基本准则”，即“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爱岗敬业、规范服务；加强修养、提高素质；清正廉洁、同业互助”。2010年12月28日中国公证员协会就其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准则大体内容是“忠于法律、尽职履责、爱岗敬业、规范服务、加强修养、提高素质、廉洁自律、尊重同行”。
笔者认为在加强公证员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建设时，不防予以借鉴。在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建设：
1.树立“忠于法律、忠于事实、忠于程序”意识
在涉及群众的重大利益的房屋分配现场监督公证中，公证员首先要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好，才能发挥公证监督职能，办理好现场监督公证。公证员本身就是在活动中站在中立的第三方角度，对活动的举办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因而公证员是活动的“监督者”，那么将自己定位为“监督者”，那么办证过程中，公证员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确保自己工作的“独立性”，做到不受公证收费的诱惑、不受强权的操控，一切“忠于法律、忠于事实、忠于程序”。
2.切记保护社会公众利益的职责
在房屋现场监督公证中，举办方申办公证的目的都是让公证处证明自己举办活动的公平、公正，消除社会公众对举办方活动真实性的质疑，以公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表达自己活动的公平、公正性。由此可见，公证最基本的职能是监督活动的真实性，满足社会公众对公证职能公平、公正性的信耐。那么在办理公证中，审查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绝不能让公证处成为“不公平、不公正”活动的帮手。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不真实、不合法的行为坚决给予制止，拒绝公证；对真实、合法的活动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证明结论，不仅要对主办方活动给予肯定，还要最大程度地让社会公众了解整个现场活动的过程、内容，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公证员只有切忌保护社会公众利益是现场监督公证重要职责，才能在现场监督公证中真正起到“监督者”的作用，才能取得社会公众的对公证的信任和认同，公证的社会地位才能越来越高。
3.勤于自省，坚持不懈、提升职业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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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园区；绩效审计；评价体系
我国的经济园区审计主要是以政府投入的资金为重点，以基础设施投入规范化操作为关键，着重调查园区建设资金的筹集、使用、管理情况。然而，财务审计模式已不能适应对园区这一新型经济载体的客观评价，也远不能满足各级政府对园区现状和潜在发展力进行分析和评估的要求。开展经济园区绩效审计，必须从经济园区所处的经济环境、业务性质入手，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始终以改善园区的经营管理、提高园区的总体效益为目标，形成以风险防范为重点的绩效评价体系。
一、经济效益层面
一是产业布局合理性。经济园区建设的初衷主要是利用外资，因此，很多园区在发展初期没有很好地考虑自己的区域背景，园区的产业定位不能与所在区域的产业联动发展。对产业布局的评价，应侧重于审查园区产业结构设置有无重复建设、重复布局；主导产业特色是否突出，是否以现代化、科技化、专业化为产业发展导向；是否与周边区域产业相衔接、产生互动，以形成具有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增长点，提高园区的整体竞争力。二是土地管理规范性。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园区内土地租赁、转让成为了园区发展的经济支撑点，规范园区的土地租赁和转让行为，对于提高园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土地利用和综合开发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保障土地资源的动态平衡，有着深远的意义。第一，要重点审查经济园区土地租金的标准是否合理，是否指派专人及时收缴，是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以实现土地出租收益的最大化。第二，要重点审查园区企业的供地是否执行了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政策，有无未经招拍挂程序擅自低价协议出让土地、违规截留减免土地出让金收入行为，是否存在不注重土地储备和后续开发的情况。三是投资行为效益性。要对经济园区投资行为给予准确的审计评价，务必将关注点放在投资决策程序中，重点审查园区投资项目决策是否科学化、民主化，对投资项目是否进行评估论证；对于重大投资项目，是否实行专家评议制度和投资项目公示制度；审查园区投资与产出的经济效益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否建立了投资的跟踪管理制度，以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收益。四是基础建设程序性。审计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否根据建设程序分步进行：一是审核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手续是否完备；二是审核建设项目是否按规定进行了公平的招投标程序；三是审核隐蔽工程、设计变更、现场签证的合理性、真实性；四是审核工程价款结算中工程量的真实性、单价套用的准确性、采用材料价格与市场价格的一致性、各种措施费用的合理性；五是做好项目从筹划到竣工投产全过程的全部实际费用的决算审计，确定建设项目的真实造价和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五是财务监控完善性。内控制度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着园区内部管理是否存在重大漏洞。因此，要重点审查其内控制度是否健全，财政性资金用于园区的建设性投资与行政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和增长速度是否控制在合理规模，财务管理中有无重大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
二、生态环境层面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经济园区仍是依靠简单的土地出租、出让形式来招商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面对园区内诸如石油化工、钢铁、电力等重污染性企业，开展对园区生态环境的绩效评价势在必行。要通过检查园区的生态环境经济活动，评价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循环状况和发展潜力的合理性、有效性，并对其效果与效率发表意见，促进其改善园区环境、提高生态管理水平。具体而言：第一，评估能源与环境政策对能源供应的影响，促进园区从环境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更加关注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第二，评估园区污染治理项目投入和效果，制订以“生态园区”为目标的环保规划，加大园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增强园区的吸引力、容纳力。第三，评估园区对垃圾和废料的管理及处理情况。通过审计，了解园区是否严格按照产业区域分布，在企业中推进“清洁生产”。
三、社会效益层面
对经济园区社会效益的评价，应注重园区发展所带来的公共服务覆盖面、服务质量和持续发展的分析，关注社会效益、政治效益的实现，重点检查改善民生的具体成效。一是审查公共基础设施是否足额配备。审计应从基础设施是否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入手，审查园区道路、绿化、亮化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合理性；审查园区是否做到水、电气、通信、排污与道路建设同步考虑、同步跟进。二是审查被征地拆迁居民的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被征地拆迁居民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是否公平合理、公开透明，补偿资金和住房安置是否及时到位。三是审查经济园区的发展是否增加了就业岗位。通过审计园区实际就业情况，掌握园区发展前后周边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变化，反映园区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岗位、吸纳劳动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效果。
四、可持续发展层面
一是审查经济园区负债情况。园区为筑巢引凤加大基础设施开发力度，拓宽融资渠道，负债规模迅速扩大，一方面为园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负债管理不规范，给财政安全带来一定的风险。审计中应关注如下方面：第一，经济园区负债的规模。包括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要关注显性负债，更要关注隐性负债。第二，经济园区负债的结构。包括向财政部门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向企业和个人借款、其他借款等各类借款在总负债中的比例。第三，经济园区负债的投向和效益，以及对园区经济建设发展的影响程度。第四，负债的偿债来源，并对偿还能力进行分析。第五，园区负债管理现状及制度建设。包括园区建立的负债管理制度，对负债规模的监控措施，有无完整的偿债计划和偿债机制等。二是审查经济园区的发展环境。重点审查上级赋予开发经济园区的各项管理职权和各项优惠政策是否落实到位，有无体制和机制不顺，人为导致行政成本过高、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审查在土地供应、建设规划许可、融资渠道、证件办理等行政审批中是否存在经济发展环境不优、部门特权和利益至上、各种服务体系作用发挥不畅的问题；审查招商引资政策、土地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的执行是否公平合理。
参考文献：
[1]马志娟等.保障房资产管理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财会月刊，2014（24）.
[2]马晓强.预算执行与民生资金绩效审计的有效融合[J].审计月刊，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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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屋登记 审查 要求 形式
房屋登记的审查形式目前以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为主，这两种审查方式都各有利弊，为了更好地完成房屋登记的审查要求，本文提出了“契约公证+实质审查”模式，对于房屋登记审查形式的一种探索，希望能给各位同行一些借鉴。
1 房屋登记应具备的审查要求
房屋登记是指房屋登记机构依法将房屋权利和其他应当记载的事项在房屋登记簿上予以记载的行为。在办理房屋登记业务的过程中要依循这样的基本程序：申请受理审查记载于登记簿发证。另外，房屋登记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就登记事项进行公告。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房屋登记的审查属于重点环节，审查的结果直接关系到房屋的产权所有，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所以对于审查工作也有着具体的要求，如下：
1.1 审查前的要求。审查前必须先核对申请人的身份，以保证房屋登记申请人的诚信度，而且要在审查前就告知申请人：必须对自己申请的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一旦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屋登记将会受到一定的处罚。在明确要求之后，要进行受理，核对申请材料，查看有无矛盾的材料内容，有条件的可以先核对网络信息保证申请内容的真实准确。
1.2 审查中的要求。在审查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申请的材料进行逐条审查，在遇到问题时可以询问申请人，然后再进行实证审查。如果在审查过程中出现问题，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在审查过程中一定要以维护房产管理部门的公信力为主，时刻注意审查过程的准确性，不能马虎大意必须要坚持材料准确完备、申请人意见统一、查证充足的原则。
1.3 审查后的要求。在房屋申请审查后就必须要记载于登记簿，记载环节要准确、细致，对应该备注的项目一定要填写明确，保证以后的有效核对。然后要进行发证，发证过程要迅速以尽快地速度通知申请人，完成登记。对于有必要进行公告的产权内容必须要进行项目公告，以此来提升公众透明，明确产权所属问题。
2 房屋登记审查形式的分析
2.1 形式审查说。形式审查，是指登记机关仅对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要求的形式要求进行审查，而不对该形式要件涉及到的实质内容的真伪进行核实。形式审查说的建立是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减少了政府机构的干预，以保证当事人的交易自由为原则进行的登记审查。这种审查的优势就是减少了资金投入，更加方便快捷，而且也避免了政府机构过渡干预所造成的弊病，对合同制度是一种尊重的态度。另外，这种审查形式对受众有着较强的自治管理的特点，能够逐步地提升受众的依法办事的能力。形式审查同时也有着一些问题，例如：在房地产交易日益频繁活跃的情况下，形式审查虽然减少了大量的审查工作内容，但是也无形地增加了产权明确地风险。尤其是现在社会，多变的物权纠纷问题对实质审查的要求也十分迫切，一味地坚持形式审查势必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且引起房地产权利变动的民事行为多种多样。
2.2 实质审查说。实质审查是指登记机关不仅对申请从形式上审查其是否真实合法，而且对形式要件反映的实质内容是否真实予以调查并核实。实质审查的优势十分明显，可以全面地为登记人员提供审查项目的真伪，保证物权登记的准确性，大量地减少权力纠纷问题。对于形式审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质审查都可以避免，而且会提供更多的房屋交易信息，为登记审查工作提供经验。但是对于实质审查来说不仅要求对登记材料进行审查，而且还要对房屋设计到的相关问题都进行审查，这大量的工作内容必然会为房屋管理部门带来不便，而且还好增加资金使用，对受众和管理者双方都有一定的影响。
3 我国房屋登记审查方式的确立
3.1 确立房屋登记审查方式应考虑的因素。
3.1.1 公平因素。公平因素是房屋登记审查的根本原则，也是保证审查的基本目的，是审查形式产生的重要依据，任何审查工作的实质其实都是为了保证交易对利益双方的公平性。登记审查对所以进行房屋登记的受众必须要秉承公平的原则，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对房屋交易的双方必须要公平对待，以保证双方的共有利用。
3.1.2 效率因素。效率因素是对审查工作的关键性要求，现代社会的高速度节奏要求房屋登记审查必须要快速，而且有效率的审查也会减少工作压力，使得房屋登记能够接受更多的申请要求。审查环节的效率要求也是工作的必须，因为目前房屋交易等申请实在是过多，如果审查效率不能提升必然会导致房产管理部门出现系统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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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审批及“一审一核制”的含义
行政审批，又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其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行政机关内部事务的审批，不适用本暂行规定。
“一审一核制”，是指行政机关授权本部门一般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审查员）对行政申请受理审查，窗口或科室负责人（以下简称核准员）审核把关签发的审批制度。审查和审核以书面形式为主，另外还包括现场检查、勘验等。对按简易程序即办的事项和需集体讨论、专家论证或确实严重关系到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事项，以及依法需要听证和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方式决定的特殊事项，不列入“一审一核制”范围。实行“一审一核制”的事项原则要求在县行政服务中心内办结。
二、实行审查员、核准员聘任授权
行政审批审查员、核准员需经行政审批部门聘任后方可上岗，明确授权范围和聘用期。
审查员、核准员应当按照相对固定、适当流动、保留骨干的原则，有计划地进行岗位轮换。审查员、核准员的聘任期一般为两年。期满后按规定重新聘任。
三、行政审批审查员、核准员职责
行政审批审查员职责是：受理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提出的行政审批申请事项，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签署意见，报核准员审核；受理上级交办的其它审查事项；参加行政审批疑难事项会审。
行政审批核准员职责是：依法审核审查员上报的各项行政审批事项，并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签署意见；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核准事项；参加行政审批疑难事项会审。
四、疑难审批事项的处置
疑难审批事项是指核准员对授权范围内确属难以把握的审批事项，需经会审集体讨论决定的审批事项。
疑难审批事项实行会审集体讨论决定制度。会审由部门领导主持，核准员、审查员及有关人员参加，并由部门领导签署审批意见。会审应形成会议记录。
五、责任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