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护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保护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全文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主要包括: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制，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的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负责具体实施保护、保存工作。

财政、教育、园林、卫生、工商、旅游、档案、民族宗教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应当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指导、督促成员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向上一级文化主管部门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

对尚未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条件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开展抢救、记录、传承等保护工作。

第六条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保护单位制定项目保护规划。

第七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分级保护。

对列入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应当按照项目保护规划要求实行严格保护。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特点和现状，实行分类保护。对本市特有且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予以重点保护。

第九条　对于存续状态受到威胁、活态传承较为困难、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抢救性保护。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重点加强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并建立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抢救保护方案，优先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记录、整理、保存项目资料和实物，建立数据库、档案库，修缮建(构)筑物和场所，改善或者提供相应的传承条件，安排或者招募人员学艺。

第十条　对于存续状态较好、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具有市场潜力和发展优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生产性保护，使该项目的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以传承。

实施生产性保护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并可以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文化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产性保护项目现状、市场情况，制定扶持政策，积极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作用。

第十一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相对完整、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较好的传统村镇、街区等特定区域，实施区域性整体保护。该保护区应当保持历史风貌和传统文化生态，不得擅自改变与其依存的自然景观和人居环境。

第十二条　对于受众较为广泛、活态传承基础较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采取认定代表性传承人、培养后继人才、扶持传承基地等方式，实行传承性保护。

第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单位开展传承、传播活动:

(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

(二)提供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

(三)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

(四)资助有关技艺资料的整理、出版;

(五)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建设;

(六)指导其依法保护享有的知识产权;

(七)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

第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和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传承、保护、管理等各类专业人才。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制定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特点的招聘条件和培训大纲，引进、培养社会专门人才。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支持和引导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课程，建立教学、传承基地，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专门人才。应当支持和鼓励中小学校通过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融入相关课程，建立社会传承基地，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第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结合牡丹文化节、河洛文化旅游节、文化遗产日、传统节庆和民间习俗等实际情况，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

鼓励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区域、商业营业场所、公园、绿地等具有展示空间和条件的公共场所管理者、经营者等，对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予支持、提供便利。

第十六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设立展示和传承场所，举办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研究、收藏、展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整理、翻译、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文献、典籍、资料等。

第十七条　未取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不得以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的名义开展传承、传播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不得以与其资格不相符的名义开展传承、传播活动。

第十八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利用，应当尊重其真实性、文化内涵及自然演变进程，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生态和文化风貌，不得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传统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发展文化产业的单位和个人，符合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方向的，在其申报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时，市、县(市、区)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每二年对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情况进行评估。

经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或者保护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履行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或者保护单位资格，并予以重新认定。

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被举报或者经检查发现不履行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评估。

第二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下列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挖掘、收集、整理、教学、宣传、出版、研究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将个人收藏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或者实物捐赠给国家的;

(三)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出突出贡献的;

(四)检举、揭发、制止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为有功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xx年3月1日起施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和申报原则基本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截至20xx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申报原则

篇2

[论文关键词]古城 消防安全管理 问题 立法建议

中国四大古城分别为云南丽江古城、安徽歙县古城、山西平遥古城和四川阆中古城，同时各地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古镇或遗址。四大古城和这些古镇、遗址都是中国千年文化的传承。在现代商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古城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特有的建筑风貌和人文风情，成为了热门的旅游地。然而，众多的游客，各种商家集聚，以及古城特有的木式建筑使得古城消防安全管理也成了现代消防的一大难题。通过分析古城消防安全管理问题以及现行古城保护条例对消防安全的忽视，建议出台专门的古城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来实现古城消防安全正是本文着力研究的内容。

一、古城消防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众多古城在消防安全管理上都存在着一些共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消防设施设备的配置和安装问题

古城内因旅游业的兴起，大多数家庭院落被改造成宾馆、餐馆，但与其配套的消防设施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造，部分室内消防栓使用的是居民生活用水，未接入市政管网，导致消防用水流量不够、水压不足。城市建设中也未加强市政消防设施的配套工作，最大的问题是消防用水，市政消防供水和消火栓的配置安装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就无法有效保护木质建筑；部分城市对市政消防设施不能及时维护，设施蚀锈、损坏等现象严重，造成消防设施无法使用。

（二）建筑自身耐火等级和耐火性能问题

古城区内建筑多数为木质结构，室内采用木质材料搭建木阁楼及上下楼梯。随着历史的推移木质材料陈旧风干，有些腐蚀、腐烂。根据科学统计现代建筑的火灾荷载是20kg/m2，而木质建筑的火灾荷载是500kg/m2以上。按照现行消防规范，此类建筑耐火等级为四级，加之古建筑群体是相连建造，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处置不及时很容易引发火烧连营，后果不堪设想。

（三）监管主体和责任单位（人）自身管理问题

对于古城镇管理单位普遍存在责权不明确的问题，在古城居住的居民、经营商家、文物保护单位和景区景点的管理主体是不同的，但因管理单位较多，比如工商、文化旅游、公安、安监、街道办事处、城管等诸多部门在参与管理，这就造成对存在的消防隐患找不到具体负责的单位主体，单位之间相互推卸责任，使消防安全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整改。

（四）火灾自防自救能力问题

古城的不少居民和商家大都抱着经济至上的思想，普遍存在消防法制意识不强的问题。近年来，虽然各地消防机构加大了社区的消防宣传教育培训，但没有做到入脑、入心，大部分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仍很淡薄，严重缺乏消防基本常识和火灾预防与自防自救能力。

（五）疏散条件和疏散能力问题

古城内因历史原因，街道普遍过长，而进入居民的巷道狭窄，一旦发生火灾，稍大型的消防装备无法携带进入，大大降低灭火效率，同时，也为疏散居民和物资带来极大的困难；随着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一些古城居民为依靠旅游资源增加收入，在古城城区内私搭乱建房屋，开设饭店、商铺，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造成防火间距严重不足，消防通道不畅，给文物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工作带来了新的火灾隐患和问题。

（六）应急备用供电系统问题

古城镇建筑面积相对较宽广，城市街道狭窄，数量多，人员居住相对密集，商业经营较多，小商品相对存放量大，发生火灾后，城市供电断电，造成大面积停电，没有独立的应急备用供电系统造成火灾扑救、人员和物资疏散困难，容易造成火势蔓延，群死群伤的概率大大增加。

（七）新改扩建（修复）工程项目与国家技术规范冲突的问题

现代建筑和古建筑在设计理念和施工方式上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古建筑往往相连建造，街道和间距相对狭小，与现代建筑设计规范有着很多矛盾冲突，古城镇在新改扩建或修复工程中往往采取仿古建筑的要求，使用相同材料，建设仿古格局，这就与现有建筑设计规范要求不相符，不能满足消防安全管理要求。

二、我国现行古城保护条例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很多古城专门制定了保护条例，如：山西的平遥、大同、晋阳、云南的丽江都制定了保护管理条例。四川的阆中也制定有古城保护条例，2004年7月30日四川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以第18号公告颁布了《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7年11月，阆中市又出台《<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实施细则》。这些条例对古城的消防安全建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结合实务工作详细分析后，发现这些条例普遍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古城保护范围的责任单位概括而笼统，看似有责任单位，但是又未明确具体的管理职责和权限。条例中往往只是简单地概述一下涉及的部门，至于哪个部门具体负责的事务则没有明确，甚至执法主体都存在混淆。部分保护条例中明确在保护范围设置独立的执法单位，行使执法机构权利，但未明确怎样依法行使，造成执法主体不合法的情况出现。

二是保护条例变成商业管理规范。条例重点内容显示的是对建设和经营的统一要求，如要求怎么建设、应该采用哪种建筑风格、只能采用哪些颜色等等。如，《<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共五章36条，它重点是再次明确了古城保护范围，并对古城保护区分成了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对古城内建筑的建设、修缮、审批等程序作了明确规定，对古城内匾牌旗幌、店牌店招和禁止机动车辆等也作了详细规定，把在古城内15种禁止行为作了详细的界定，对古城保护、资源开发、古民居院落打造、文化挖掘、破坏古城保护的违法行为处罚等。保护条例应该主要是保护而不是修建，这是所有条例规范内容上出现的严重偏离。

三是消防管理内容普遍含糊其辞，缺乏防火管理和防火检查的主体。从保护条例目的本身来看，应该规定采取怎样的有效方式将消防管理工作渗透到每个居民院落和商家，应该如何坚决预防和及时处置火灾事故的发生，这才能达到保护古城建筑的目的。然而，对此条例没有涉及。以《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为例，该条例中涉及消防安全管理的只有两条：第7条：“古城保护区内水、电、气、交通、通信、环卫、消防等市政公用设施应逐步完善。”第12条：“古城保护区禁止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四是缺乏古城保护范围的消防整体规划规定。消防安全是一个整体安全，对古城消防尤为明显。首先，由于古城区内建筑多数为木质结构，室内采用木质材料搭建木阁楼及上下楼梯。由于木质结构耐火等级低、火灾荷载重，所以火灾风险高，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处置不及时很容易引发火烧连营，后果不堪设想。其次，古城建设较早、电线线路往往设置不合理，负荷不足，容易短路起火；再次、古城消防设施设备、网管建设等较为落后，不能满足现代多商家营运和防火灭火的需要。可见，古城消防整体规划是古城安全的重要环节，应该在保护条例中予以明确。

五是消防安全管理能力的所有具体项目都未涉及。在条例中，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专职消防队伍建立，建设消防站（点）、消防装备建设、消防通讯保障设施和消防经费等实质性问题全部未予以明确。

综上所述，我国各地制定的古城保护条例内容大多是指导性规范，偏离保护实质，尤其缺乏消防安全管理的实质和可操作性规定。

三、完善古城消防保护的立法建议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专门适用于古城消防安全管理的法律。为解决古城保护问题，各地人大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条例。从上文总结可以看出，这些条例虽冠以“保护”一词，但更多的是商业规范，离消防安全保护更差之千里。且以行政指导、建议为主，缺乏具体规定，缺乏操作性。而古建筑在消防安全管理上有别于现代建筑的特殊性，我国更应针对古城出台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在管理规定中，应明确以下几点内容：

（一）明确政府相关部门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

应当要求当地政府明确居民院落、经营商户、物业管理单位的消防职责和落实具体的管理部门，便于各地消防机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执行。

（二）古城所在城市在城镇规划中应制作消防专项规划

目前各地古城在城镇规划中尚未对消防进行专项规划，往往只在整体规划中城市给水项目中简单概述一下消防给水，这就造成城市建设中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执行依据和具体参数，导致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功能未配套，古建筑体得不到有效保护

（三）将先进的管理经验注入到古城镇消防安全管理中

从2009年伊始全国陆续开展了防火墙工程，提出政府四项制度、消防监督队伍四个、农村四个基础和企事业单位四个能力建设；2012年提出乡镇街道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这些先进管理经验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广泛认可，取得了不可替代的消防安全管理实效，但是城市的发展和古建筑体间的时代矛盾导致这些先进的管理经验未能有效注入。

（四）对古城镇的商家住户进行户籍化管理建档造册

古城镇幅员面积不同，但是消防管理的内容几近相同，对营业的商家和居住在居民院落的居民建立专门的消防档案时非常必要的措施之一，有了消防户籍化档案的建立和登记，我们可以掌握整个古城的基本情况，有利于消防的集中培训和宣传教育，更好地宣贯消防法律法规和逃生自救知识。

（五）明确建立专门的消防组织开展消防工作

目前，消防法只针对距离公安消防对教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位要求应当建立单位专职消防队，承担单位的火灾扑救工作，这极大地限制了古城消防保护的发展，应当明确古城镇建立专门的义务消防组织或者专职消防队伍，明确消防职责范围，开展日常防火巡查、消防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教育、开展灭火演练和实施灭火救援等消防工作，并由当地消防机构指导业务工作或者归属当地消防机构管理，消防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六）根据古城镇特点明确新改扩建建筑要求

篇3

[关键词]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保护

一、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赫哲族是居住在黑龙江的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黑龙江省同江市是赫哲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现有赫哲族1560人，占全国赫哲族总人口的1/3以上，主要居住在街津口和八岔两个赫哲族乡。赫哲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却没有自已的文字，其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主要是靠口头说唱、舞蹈的形式来表达。赫哲族民歌有10多种，如喜歌、悲歌、古歌、渔歌、猎歌、礼俗歌、情歌、摇篮歌、叙事歌、新民歌等；神话，如：《莫日根射日》、《月亮》、《北斗》、《彩虹》、《山神的传说》、《虎的传说》等；说唱文学，如伊玛堪；“阿康布勒”是赫哲族舞蹈的总称，传统的民间舞蹈有“天鹅舞”、“萨满舞”、“姐妹舞”、“鱼鹰舞”、“篝火舞”等；乐器主要是手鼓和腰铃；独具特色的赫哲族节庆及民俗活动的有“乌日贡”、“温吉尼”、祭江、放河灯等；赫哲族的民间游戏及传统体育项目有50多种，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培养劳动技能的有“追鹿”、“刺野猪”、“叉鱼赛”、“跳冰排”、“抛绳赛”、“赛船”、“射箭”、“游泳”、“地箭”、“投激达”等;体能训练方面的有“拉纤赛”、“举人赛”、“角力”、“跳绳”、“跳远”等;模仿动物动作的有“学野山羊跳”、“学兔跑”、“学熊跑”、“学松鼠跑”等;少儿游戏有“鼓舞”、“编绳花”、“玩嘎拉哈”、“推冰磨”等;大型综合性游戏有“叉草球”、“挡木轮”、“曲棍球”、“杜烈其”等。以上有些体育活动如射箭、划船、叉草球、摔跤等，已成为“乌日贡”大会上不可缺少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比赛项目。赫哲族曾经是以打渔为生的少数民族，饮食习俗主要以鱼肉为主，“蹋拉喀”（ “刹生鱼”）、 “拉铺特喀”（鱼片）、“苏日阿克”（刨花）、“达勒格切”（烤鱼片）是具有其民族特色的饮食习俗。赫哲族的传统手工艺，主要有鱼皮、桦皮、鱼骨、木雕等制作技艺，街津口乡的文化传承基地和民俗村、四排乡的民族风情园，都是赫哲族的主要文化场所。在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赫哲族特有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 “伊玛堪”被入选，佳木斯大学图书馆在构建三江流域历史文化数据库过程中，以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和八岔两个赫哲族乡为研究案例，对赫哲族的民风、民俗、民歌、民间文学进行了调查与整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现状

随着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逐渐提到了日程上来并且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赫哲人的文化自觉意识与民族意识也在不断地加强。从解放初期开始，民族工作者就开始对赫哲族文化进行调查、收集整理，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文献，如《赫哲语简志》、《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赫哲族简史》，改革开放以后，成立了“抢救赫哲族民间文学联合调查组”，对赫哲族的民间文学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进行收集、整理，获得了大量的一线资料，并形成了百余篇的研究论文和三十余部的专著。在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都可以看到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的影子。“赫哲族伊玛堪”、“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并确定了赫哲族传承人。“鱼骨工艺”、“鱼皮镂刻粘贴画”、“桦树皮画”、“赫哲族嫁令阔”、“赫哲族萨满舞”、“赫哲族乌日贡大会”、“赫哲族叉草球”、“赫哲族特仑固”、“赫哲族说胡力”、“赫哲族天鹅舞”、“赫哲族剪纸”、“赫哲族传统婚俗”、“赫哲族食鱼习俗”、“赫哲族传统服饰”均已被列入省级保护项目，并分别确定了传承人。在同江市建立了“中国赫哲族博物馆”、“赫哲民族文化村”、“中国赫哲族网站”、“赫哲族历史文化资料库”，成立了“赫哲族文工团”、“赫哲族少儿艺术培训中心”、“赫哲族研究会”、“伊玛堪艺术团”、“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饶河县四排乡则建立了“赫哲族民间风情园”。

从以上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保护取得的成就来看，应该说，从国家、省政府及民族自觉角度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一些传统文化由于失去了其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正处于濒临灭亡的境地，如“伊玛堪”这种说唱文学，通过上世纪50年代调查，有10多位歌手会唱，到80年代只有5位。2003年5月，最后一位歌手尤金根也离开人世，目前只有几位80多岁的老人凭借自己的记忆，能够唱出其中的几个片断。民族语言一旦消亡，对于没有文字只有语言诉民族来说，就失去了传承的载体。再者，法律的缺失，重重“静态保护”，轻“文化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缺乏科学性保护等等，这些都是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障碍因素，因此研究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传承与保护的对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1.建立传承人生存状况评估体系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活性载体，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保护好传承人是最关键的因素，政府部门应该对传承人的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民间技能等）、经济状况（经济收入、居住状况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情况（如确定了几个项目的传承人及传承人人数、年龄段、传承的技艺等）进行调查形成档案，对其采用科学的动态管理，及时解决传承人遇到的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经确定了几位，他们是：国家级的传承人有吴宝臣和尤文凤，分别是伊玛堪和鱼皮制作技艺传承人；省级传承人有天鹅舞的传承人吴玉梅、鱼骨工艺传承人孙玉林、赫哲族婚俗传承人吴福胜、鱼皮贴画传承人尤伟玲；市级传承人有口弦琴传承人吴奇、鱼皮服饰技艺传承人尤俊丽、宗教礼仪传承人孙玉森、稠李子饼传承人付兴珍、杜烈其传承人毕红兵。

2.法律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根本的方式是立法保护。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十分重视，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法规出台之前，一些省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北川羌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等，这些地方性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内容不具体，没有普适性。2006年我国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于2011年6月1日起开始施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填补了法律的空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法律的支撑。

3.创新保护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和类型进行创新性保护。传统手工技艺如鱼皮制作技艺、桦树皮制作技艺、鱼骨工艺、鱼皮镂刻粘贴画、桦树皮画等可以采用生产性保护方式，不仅可以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可以改善传承人的经济状况，使传承有了积极性；伊玛堪这种口头说唱文学很难对其开发利用，可以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将老艺术家们的说唱内容录制下来制作成音频、视频的文件进行保存。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赫哲族的一些民俗、濒临危险境地的口头语言、民俗、音乐和表演进行抢救性保护；对于赫哲族的饮食习俗也可以通过市场化将其发展成一种特色小吃进行传承与保护。民俗旅游也可以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赫哲族博物馆”、“赫哲民族文化村”、“赫哲族民间风情园”这些都可以作为旅游景点，通过对有形物质的开发，激活其中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

参考文献：

1.佳木斯政府发.关于公布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补充名录说明的通知[R].黑龙江:佳木斯政府，2008.

2.孔德明.设计创造契机、蜕变推动传承——通过赫哲族代表性造物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2).

3.祁进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可行思———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艺术”为个案[N].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篇4

关键词：图书馆 网络传播权 网络获取 合理使用 远程传递

在全媒体时代，著作权人的作品依赖网络和各种终端以更快速、便利、广泛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网络、计算机与多种移动媒体出现以前，关于纸质作品的出版发行行为著作权人与编辑出版社有严密的合约保障，出版社再版发行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移动网络与媒体终端普及应用之后，数字化作品以著作权人不知并且无法控制的方式大量上传至共享网络、下载、复制、传递并传播。“图书馆作品使用行为，也由阅览与复制延伸到作品的表演、放映、广播、展览、信息网络传播等方面。”为了控制数字化作品的传播行为，各国纷纷修改著作权法或增添著作网络传播条例巩固著作权人对作品控制的私有权、限制公众对作品获取的公有权。图书馆作为文化、信息、知识的集中与扩散中心，通过网络平台为读者提供信息移动服务时受到大量著作权的限制和著作权人的诉讼。鉴于此，图书馆界应更巧妙、有效、充分地利用现有著作权法律框架为读者提供信息网络服务。

1信息网络传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衍生于著作权法第二章第十条（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即著作权人有权控制公开发表的作品向公众传播的方式，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传播途径使公众选择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区别于传统纸质复印方式的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切入点主要在于扩展了作品的提供方式和传播形式，是适应新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而生。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专门解释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法律适用的法律条文，共27条，全面阐释作品在以有线或无线网络传播技术下的保护与传播。

在造纸术与印刷术发明、普及之前，作品传播的数量在有限的技术之下通过人力抄写复制，传播行为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实体相传，传播范围有限；在造纸术与印刷术普及之后，作品的复本制作从人力抄写进化为机械电光复制，传播数量大幅提升，但传播行为依旧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实体相传；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作品扩散的范围、速度和方式，从一份文档变成两份文档只需顷刻之间，传播行为不需实体交换，通过二进制代码的转化和网络传送即可。在信息技术进化过程中，关于作品向公众的扩散行为，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始终维持其立法宗旨——保持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而鼓励作品的生产和交流，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这个平衡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一方面加强对公众获取作品的权利限制，另一方面豁免公众获取作品的责任，即法定权利限制与合理使用制度分别维护的著作权人和公众之间的权利平衡保持，这个重要杠杆长期以来维系着著作权人、信息传播者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

2图书馆适用的相关权利限制与解读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认可，并支付报酬”。这一条款总纲性地规定除合理使用制度以外，任何通过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必须取得权利人的许可，并且向权利人支付相应的报酬。

2.1权利限制

关于图书馆类机构的专门规定，排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形，“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的情形不需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从而将图书馆这一主体与其他权利限制的主体明显区分开来。

条例第六条规定的以下6项情形，图书馆可在一定条件下适用而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支付报酬，属于合理使用范畴：①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②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③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公开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向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提供；④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而该作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⑤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⑥向公众提供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

2.2权限解读

其一，从可免责的图书馆信息服务空间来看，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第七条规定，图书馆可提供数字作品的信息服务对象仅限于本馆馆舍内的服务对象。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之前，“本馆馆舍内”是指图书馆物理空间馆舍内，即实体建筑之内；而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图书馆亦通过互联网络向读者提供远程移动服务，扩大了图书馆使用的疆域限制，使得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不止局限于实体建筑之内，是物理馆舍和虚拟馆舍的统一。在这种背景下，“本馆馆舍内”单纯指代实体建筑的服务空间已经略显窘迫，同时排除了图书馆馆舍外广大公众（读者）对相关数字作品的方便获取或接近，未能匹配图书馆公共服务精神中的“读者至上”、“书是为了用的（在网络环境下即数字资源是为了传递使用的）”原则，也使得实践中对公众开展的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这种服务形式，在网络环境的运用下失去了法律依据。

其二，从可免责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内容来看，根据《条例》第七条规定，图书馆通过信息网络可以提供的数字化作品的范围限于“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这里所称的“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是指图书馆通过接受捐赠、购买等方式拥有的公开出版的电子图书资料等。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是指作品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以数字化形式复制”是指通过电子扫描等方式把原来的印刷作品转换为数字信号保存在电子介质上。

这个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图书馆可以通过网络提供的数字化作品的范围。依据此条款，图书馆只能提供公开出版的有限数字资源，提供未出版的图书馆特色馆藏数字化服务因而失去法律保障。不仅阻碍图书馆数字化服务进程，同时剥夺了公众通过网络使用图书馆资源的权力。由于《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将图书馆在可免责情况下提供的数字信息资源范围仅限于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将图书馆收藏的没有出版的数字化作品（如电子版的学位论文等）排除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从而限制了社会公众对特定信息的获取。

其三，从可免责的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来看，重在“适量和少数”，即适当适量引用和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传递少量作品。“传统著作权以‘复制权’为核心，但是在数字环境下，引起纠纷与更受关注的多是传播，往往传播才影响到权利人的利益。”国家图书馆曾遭遇美国化学学会数据库（ACS）的警告，并封掉IP地址禁止向其读者提供下载数据库资源，警告理由即国家图书馆读者使用下载软件在短时间内系统并超量下载数据库内全文文献，因此图书馆在数字资源传递时务必注意传递的数量。

其四，从可免责的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目的来看，我国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重在保护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图书馆不得直接或间接获取经济利益，图书馆享有合理使用的基础是具有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如果偏离这个职能，合理使用即失去了生存环境。同时，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教学科研，将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为盲人提供其能感知方式的作品，或集会讲话，以此为传播目的都属于合理适用范围，不需征得著作权人许可，不需支付报酬。

3图书馆数字信息网络传播权限度的有效运用

图书馆在数字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对传播权限度的运用首当遵循一个原则，即不得损害著作权人的权利，不能违反著作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内容。图书馆应以可免责的传播内容、行为、目的为考量而达到有效运用。

3.1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条例》

数字图书馆区别于传统图书馆服务的最大优势，也是数字图书馆提供服务的最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网络实现跨区域向公众提供数字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所需的数字资源。传统图书馆的服务由于物理空间被限制在图书馆的实体之内，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在资源共享、信息传播等方面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和渠道，打破了空间限制。然而著作权和网络传播权保护制度“通篇以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利内容、权利的合理限制、权利损害后的补偿与救济机制为立法线索展开”，成为限制图书馆公共文化机构跨物理馆舍服务的又一瓶颈。因此，在条例制定过程中，以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机构从履行公共文化传播职能的角度出发，要求为图书馆等建立特别的豁免制度不失为过，尽可能允许图书馆通过信息网络向馆外提供适量作品。尤其是“本馆馆舍”之外的那些出于“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以及“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目的而少量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的公众。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是著作权人的权力行使，而不是限制图书馆用户的服务范围，否则合理使用制度在实践中的意义难以得到体现。

国外关于适用于数字环境中的图书馆版权法及其应用已有先例。澳大利亚曾在2000年颁布版权法修正案，相应制定了适用于数字环境的图书馆法规。新法规中图书馆可以数字化版权作品，无需征得著作权人许可，更无需支付报酬，将图书馆的空间和服务范围延伸至数字环境。

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重心调整为鼓励公众的信息获取权，并做出规定：“本指令应当进一步协调作者的向公众传播权。对该权利做广义的理解，即它覆盖了所有向传播发生地之外的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

3.2充分利用“除外”条款

尽管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中严密地规定了各种限制和合理使用制度，但是种种条文在除外条款下是不发挥作用的，应该按照当事人有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履行。如当事人与出版社约定，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不通过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报酬。这里的“一些情况”首先强调对作品的合法使用，其次不乏一些作者与出版社约定公众可以通过图书馆网络获取其作品。一般情况，在出版之前，出版社与作者签订好协议，同意将其网络传播权授予出版社，由出版社代为行使。这样在出版社获取电子作品使用权时，可以省去大量与单独著作权人协商的精力，取而代之的是出版社同时获取一批电子作品的使用权。

3.3文献传递“一对一”

读者通过网络获取图书馆数字资源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是图书馆将有序组织的资源及链接放置网络，供不特定的人群下载；另一方面是信息用户将特定信息需求传递给图书馆员，图书馆员将相应的信息资源传递给用户。就前者来看图书馆将合法出版的数字资源面向公众广泛提供的服务行为，无论是否有人实际下载，只要是未经合法授权放置于可被多数人群浏览全文或下载、获取全文，即属于侵害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判断行为人的传播行为是否侵略了著作权人的网络传播权，其中一种是看这种传播行为是否向公众公开地传播了作品。图书馆可以根据条例第六条内容作为免责规避，为研究人员提供少量已发表作品视为合理使用范畴。从信息网络传递行为来说，这种服务模式并没有将数字资源向不特定公众群体开放获取，是一对一的传递，并且有数量控制，从信息网络传递的目的来说，是为特定用户的科学研究。因此图书馆应当避免以公开的方式在网络环境下提供数字信息获取服务。以一个图书馆员对一个用户的信息需求方式，合理控制传递数量，将数字信息提供给用户。

目前高校图书馆的局域网一般能覆盖本校区的地理范围，但教师、学生在家中需要数字资源却无法在图书馆的主页上自助获取；同样公共图书馆的用户跨出馆舍外也无法获得图书馆数字资源。通过文献“一对一”的传递，在图书馆内建立传递馆员，专职在网络上接受用户的信息请求，馆员在图书馆馆舍内通过邮件传递给用户，这种模式规避了法律限制又满足了用户的数字信息需求。

篇5

Abstract: Our country many provinces released the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protect this local folk literature art, and has made the good progress. However takes folk literature art big province the Hebei province actually appears bogs down. Therefore, we must protect the folk literature art, the advancement culture big provinc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harmonious Hebei”, realizes a Hebei quickly better development.

关键词:河北省

河北省位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以及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之地。燕赵河北,文化底蕴异常地深厚,不仅拥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拥有众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燕赵儿女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品种,如河北梆子、评剧、冀东皮影、乐亭大鼓、吴强年画、昌黎地秧歌等不仅在当地称为一宝,有的还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然而,河北省虽是民间文学艺术大省,却不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强省。在当今如火如荼的经济发展热潮中,河北省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措施。而由于法律的强制性、普遍性、权威性等特征,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找一条符合河北省实际情况的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道路。

一、民间文学艺术国内保护现状

在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中,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地理标志、网络域名、不正当竞争等制度都能不同程度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有学者用知识产权体系中的著作权和邻接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我国的现行的《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有学者提出用商标领域的法律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①也由学者主张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②

我国在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的立法状况体现在:1997年,根据《著作权法》第6条之规定,国家版权局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草稿)》,规定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永久性的保护,该条例还确定了由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行使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复制、发行、公开表演等授权的职责;2000年5月,云南省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地方性法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1年,国家文化部起草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草稿)》,并正在进一步的修改之中;2002年7月30日,贵州省颁布了《贵州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并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2004年5月6日,苏州市人民政府举行的第29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苏州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方法》;2004年12月1日起,四川省也开始施行《四川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

二、河北省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河北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繁多,在已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中,河北省占了39项,其中:民间文学类2项、民间音乐6项、民间舞蹈3项、传统戏剧12项、曲艺3项、杂技与竞技5项、民间美术5项、传统手工技艺1项、民俗2项。虽然,这些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不足以不能完全包括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毫无疑问,它们是河北非物质文化杰出和典型的代表。

但是,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日益受到现代知识的蚕食。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河北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如果对河北省列入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进行一番实地调查了解, 你会不难这其中的问题:

(一)、政府的保护力度不够

政府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严重不足,不能保证保护工作顺畅的进行。例如:对武强木板年画的拯救和保护工作不容乐观,一些珍贵的年画流失到了海外,也由得散落在民间,很难收集。鉴于此,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是很难对他们进行收集和整理的。也正是由于政府投入在这方面的资金不足,严重地阻碍了保护工作的有效进行。使一些民间文学艺术的抢救工作仅停留在形式上、口头上,没有真正的落实。2、对我省的民间文学艺术缺乏整体的认识,管理混乱。河北省虽然是民间文学艺术的大省,民间文学艺术多种多样,地域性也很强,但是,我省还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的普查,没有一个系统明晰的记录。虽然我省已经正式发行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但也是对省内的第一批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还不起不到实质的作用。

(二)、对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不够,后继乏人

目前,河北省部分珍贵的民间文学艺术正面临着失传、灭绝的紧急状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法律不能更好的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保护作用,同时,由于现代意识对文化意识的冲击,年轻的一代热衷于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醉心于肯德基、麦当劳等,后继乏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当代社会里,“现代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仍然存在。对一个民族来说,民间文学艺术是本民族基本的识别标志,是维系民族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如果没有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存在和坚持,它就会不可避免地消亡。为此,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权利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三)、立法滞后,位阶太低

云南等省同河北省一样,都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但是河北省却没有像云南等省那样制定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地方性法规,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法律体系还没有在我省建立。虽然,目前河北省可以在《文物保护法》的框架下保护文物,但仅依此对相关案件的审理太过笼统,且操作性也不强,再加上如果在执法中存在执法不严的情形,将会使我省的文物保护受到严重的损失。

三、河北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

(一)、加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重要现实意义

1、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民族精神延续的重要内容,大传统赋予民族的是精神和思想,是“父亲文化”,以民间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的小传统赋予民族的则是情感和血肉,是“母亲文化”。民间文学艺术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智,它激活了民族主体文化,并与之一道构成了民族传统。因此,加强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有利于增强各族人民之间的情感,进而增强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推进文化大省的建设,实现河北的快速发展和飞跃。

2、全面的收集、整理并保护、传承好这些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对于宣传河北,开放河北,提高河北的知名度有着重要的意义。我省这些极为丰富、极为珍贵的民间文学艺术,深受国内外人士的欢迎和喜爱,这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认识河北,了解河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使河北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大大的提高。

3、加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潜动力。民间文学艺术是文化科学创新之源是每一个民族的母体文化。民间文学艺术是传统文化的“根”,是发展民族文化之魂,是当代文化、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创新之源。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弘扬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经之路,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是民族自尊心的一种重要体现。当世界确认中国和平崛起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自信有了新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正处于艰难的但又充满希望的解构与重建过程中。建设好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学艺术,是弘扬民族精神,增进民族认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复兴中华民族的必经之路。

(二)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途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民间文学艺术种类消亡的紧急状态说明了立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笔者认为,我省应尽快制定《河北省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根据河北民间文学艺术的不同特点,从不同的角度来保护,如用著作权、专利权、商业秘密、商标、地理标志等方面的法律来保护。关于该条例的大概框架,笔者提出了自己的一孔之见。

1、立法目的

对河北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目标是通过全国的努力,逐步建立起完备的法律制度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使河北极为丰富和珍贵的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发扬。

2、保护的原则

(1)综合保护原则。河北你、民间文学艺术的内容极为广泛,对它的保护要采取综合的手段。如可以用著作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等等。同时,也应结合每个具体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形态,考虑具体的与之相对应的保护方式,进而达到对其全方位的保护。

(2)最优保护原则。当对同一种的民间文学艺术形态有多种保护方式时,就出现了保护方式的冲突或重叠,为了减少保护成本和提高保护效率,我们就应该选择用最优的方式。例如,对一种河北民间文学艺术形态的保护,可以用专利权对其进行保护,也可以用商业秘密对其保护,但是,如果不公开该项民间文学艺术对其保护更为有利时,我们则应该选择商业秘密保护的方式。

目前,《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列入省人大2007年重点立法调研项目。省文化厅将进一步协助省人大及省政府法制办做好调研工作,推动《条例》的早日出台,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打造法制保障平台。各地也可结合本地实际,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制化保护方式。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建设

昆明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文化丰厚。然而历经近百年的拆建，昆明古城已经风貌不再，引来社会市民的一致批评和持久反思。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是一座城市的“根”和“魂”。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建设也是昆明内生性发展和建设世界知名旅游城市的必然选择。按照国家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必须有2个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昆明历史文化名城面临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不足地严峻形势。

一、昆明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现状

昆明已纳入保护建设的历史文化街区有3个：文明街（省级）、南强街（市级）、晋城古镇上下西街（市级）；历史文化地段有7个（全部为市级保护）：官渡古镇、祥云街、云南大学、震庄、翠湖周边、大观公园、龙泉宝云。全市575项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上述各街区、地段。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建设方面，昆明市做了不少工作，但也面临一系列尴尬和困境：

（一）继承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但保护意识不强，古城风貌难寻。昆明作为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历史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但传统街区在上世纪90年代大量拆迁，房价上涨更是压缩了历史建筑和古城空间，昆明无可避免地走向千城一面，城区已很难感受到历史文化名城的气息。

（二）出台了相关法规，但时间滞后，执行不严。2004年后省、市才出台相关法规，包括：《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昆明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昆明市文物保护条例》等，此时，昆明老城区已基本被拆完，保护对象已非常有限。2008年《昆明总体规划修编（2008-2020）》深化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2010年编制了专项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遗憾的是出台时间过晚。另一方面，名城保护软、经济指标硬的问题一直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普遍存在。

（三）开展了保护与恢复重建工作，但政策支持不力，利益诉求多元。2000年以来，昆明完成了三大文物保护工程；2003年至今，开展了文明街、南强街两个街区的保护与更新。但是面临如下棘手问题：首先是政府对街区建设的政策不稳定给建设带来困难。以文明街区最为典型，2004年行政区划调整、土地政策变化使得原来区政府承诺的经费补助和划拨搬迁安置土地等都没有兑现。其次是缺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建设的标准和政策。有关部门依据的城市规划建设审批标准和政策不适用于传统街区。如开发商通过购买居民二手房的方式进行恢复重建，但是土地从住宅用地转换为商业用地却久拖不决。第三是历史文化街区在居民（或单位）搬迁、管理运营、盈利实现方式等各方面与地产项目截然不同，政府、企业、居民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复杂多元，都影响着街区建设进程，急需高位统筹。

二、推进昆明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针对昆明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应着重从一下几个方面加以重视和解决：

（一）高位统筹，协调各方。强化政府在街区建设中的调控力，加强组织建设，建立政府牵头、人事相符的组织构架。成立昆明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下设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直接领导，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组成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领导小组，加强高位统筹和组织协调。一是加强市级部门间的协调。做好审批协调，针对法规不对接、政策不配套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明确权限，协调审批，减少阻滞。二是加强与开发商的协调。做好服务和监督，确保街区建设按规划实施；对建设进行方向性指导和保护性监督，最大程度减小建设活动对历史遗存的损害。三是加强居民与企业的利益协调，动员居民配合城市改造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实施搬迁，并按照实际情况，达成多方共赢的补偿方案。四是协调产权单位搬迁。对各级级行政事业产权单位和街区现代建筑拆迁、历史建筑更新以及开展活动等进行有效协调。

（二）规划引领，突出历史文化保护。推进“多规合一”和“多规对接”。依照《昆明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要求，积极推动市和区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等各类规划与历史文化街区专项规划的对接，从规划层面做好设计。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与周边规划的协调。

（三）创新管理，完善审批监管。规划、建设、环保、消防等部门应认真研究，解决行政主管部门用现行城市建设标准规范要求传统街区建设，对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形成阻碍的问题。分析现行城市建设规范的标准与传统街区的差异，寻找在传统街区恢复建设中实施现行建设标准的路径，及时解决街区建设中标准扯皮、要求矛盾、审批困难等问题，推进审批进程。

（四）建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建设的长效机制。一是落实主体责任。各级政府应承担起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主体责任，坚决杜绝以经济项目置换历史街区和重申报、轻管理，把管理当负担，甚至把保护工作和责任转移给开发商的不当行为。二是凝聚发展合力。市、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与各相关部门要形成上下通畅对接、左右协调互动，分级管理、层层落实的责任体系。文化、文产等部门要从提升旅游文化内涵角度出发，支持一批代表性非遗和文化创意项目进街区并形成政府牵头、企业参与、社团协同的机制。三是加大投入。要把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作为公共文化和产业项目，纳入财政预算给予专项补助。同时整合现有各类涉及文物保护的资金，并从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中设立列支项目。通过建立多重经费保障机制，逐步解决兑现文明街区等建设经费补助和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费空缺。四是纳入问责机制和目标考核。按照国务院相关要求，对维护历史文化街区不力或不作为的，纳入市、区（县）两级问责机制。在经济社会发展及专项考核中，设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内容，纳入考核指标。

篇7

【关键词】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可持续发展；策略

原始宗教泛指人类的初期形态，包括万物有灵意识与灵魂观念、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鬼信仰等宗教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巫术、禁忌、祭仪等一系列宗教行为。在宗教学领域，原始宗教通常与人为宗教相对应，指人类在氏族社会时期基于社会信仰需求的自发性宗教形态。本文所言的“原始宗教”主要指各少数民族的本土或原生性宗教。所谓原生性，是指该宗教形态自发产生于民族社会的远古时期并一直传承和延续到近现代，主要承载了该民族发展历史中的宗教意识和文化表达，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民族宗教的“文化流动性”[1]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往往要通过一个物化的过程才能让人感知，形象是巫术和原始宗教最基本的物质条件。[2]研究原始艺术的西德学者赫伯特・屈恩认为：艺术跟宗教一样，也是揭示神灵永恒奥秘的一条途径，是接近神灵的一种方法，绘画一开始就必然同宗教膜拜连带在一起。[3]艺术起源的“巫术说”和大量宗教与艺术的考古史证，展现了宗教与绘画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依存关系，而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相互渗透，使绘画成为原始宗教观念的重要表达方式，宗教意识也成为了早期绘画艺术精神的内核。因此，原始宗教、绘画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探讨原始宗教绘画可持续发展策略意义的重要前提。

一、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及绘画艺术的基本形态及特征

从文化与环境的双向关系出发，文化地理学者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系统发展的基底。云南多山地，且山地与坪坝结合的地理环境特征，致使少数民族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民族宗教形态。从本文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原始宗教的范畴看，主要有藏族的苯教、纳西族的东巴教、彝族的毕摩教、普米族的韩归教、白族的本主信仰等等。从原始宗教发展的阶段性看，云南还保留着大量的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原始形式，包括以直接崇奉山、石、水、火等自然物为特征的自然崇拜和动植物崇拜，如佤族祭奉的最大神灵就是山神“鹿埃姆”和“鹿埃松支”，而藏族、普米族、纳西族摩梭人都有崇拜牦牛的习俗，壮族、布朗族、苗族、傈僳等民族则甚为崇拜神林、神树；同时还包括具有原始氏族社会遗留特征的图腾崇拜，如彝族、白族、拉祜族、纳西族、怒族等都有崇拜虎的现象。此外，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及巫术、禁忌信仰等也是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基本内容。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在上述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复杂多样性，使宗教绘画艺术具有了“多样且复杂的精神内涵和模棱两可的外在特征”[4]。实际上，所谓的“模棱两可”正是指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具有原生性特征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就其画面的表现形式而言，可以分为崖（岩）画、壁画、文献经籍绘画、纸布绘画以及吞口画、祖妣画、盾牌画、文身艺术等内容。

二、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世界性大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正在遭受空前的冲击。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作为一种民族传统艺术文化也面临着衰退、复兴与变迁进程。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保护和开发两个层面。

（一）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

对原始宗教的观点虽然不一，但从对地方民族传统文化，或早期宗教文化的物质遗产，或地方民族早期艺术文化的物质和包含在其中有关人类早期绘画技艺等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维视角出发，国家、各级政府和民间社会力量都在极力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地方少数民族文化。就云南省而言，其保护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的立法保护和制度保障。在《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全国性法律的支撑下，云南省于2000年5月在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通过了我国首部专门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5]，并于2000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由此为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在内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同时，在该《条例》的基础上，云南省部分地州又根据自身的民族文化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补充，而施行了《云南省维[6]西傈僳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8年）、《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12年）、《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12年）等地方自治条例。另外，云南省还对部分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护制定了相关法规，其中2006年颁布实施了《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并明确指到对东巴绘画艺术为重点保护对象。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的颁布和施行，对云南少数民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保护从民族传统文化的层面得以保障，并为宗教绘画的收藏、抢救、研究、保护和开发等提供了法律支持。同时，相应于这些法律法规而制定的保护和奖惩等方式为民族宗教绘画的整理、开发和利用奠定了制度保障。

其次，保护模式的形成。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下，各类地方组织和各界人士，尤其是民族文化工作者都积极投入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事业中，并逐渐形成几种文化保护模式。模式一，为学术化的保护模式。即依托相关研究机构、科研基金支持，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努力下积极通过田野等方式调查有关原始宗教绘画的遗迹，搜集、整理相关的图片和文献资料。如中国民族学家杨成志20世纪20年代调查彝、白、苗等民族时得到彝族古籍一本，上面配有插图。1957年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原碧江县发现怒族古岩画后，有民族学、考古学专家于1965年在沧源佤族自治县境内又发现岩画。其中一些考古学家研究过岩画的形成年代、内容等问题。[7] 1981年率先成立的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先后出版了《东巴文化艺术》、《纳西族东巴文字画》等多部东巴绘画图册，使丽江掀起了学东巴文、画东巴画的热潮，逐渐形成一种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字和绘画艺术的模式；模式二，为教育化的保护模式。即建立民族文化传习馆、民族文化传承基地、民族文化与学校教育机构相结合。如著名作曲家田丰就于1995年以个人力量筹资创办了云南省首个民族文化传习馆，并通过各民族中老年艺人带青年的形式，让学员到馆系统整理和研习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开辟了一种模式。丽江市就在兴仁、黄山、白沙等小学设立传承民族文化精品教育基地，采取教师、学生、学者共同参与的方式编写乡土教材，并开办东巴象形文字、东巴绘画等课外兴趣班等教学方式传承民族文化。模式三，为博物馆模式。这一模式被普遍运用于原始宗教绘画物质形态遗产的保护。云南省博物馆继续收藏展示文物性质的民族民间美术品，云南省群众艺术馆拥有可观的民间美术实物资料，新建的云南民族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丽江东巴博物馆、个旧市博物馆也集、整理、收藏云南民族民间美术品，其中不乏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的作品。模式四，对绘画主体的保护，即绘画传承人的保护。1997年，文化部同意云南省群众艺术馆接受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资助，启动云南民族民间美术调查项目，云南省文化厅也发出《关于在全省开展民族民间美术和民间艺人调查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积极开展调查工作。至1999年，云南省各地调查组共获得210多名民间艺人资料和相关的美术资料。云南省文化厅1999年6月23日以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美术师和民间艺人三个级别对166位民间艺人进行命名，表彰33个调查民族民间美术先进集体和103名先进个人。[8]这些保护模式成为了原始宗教绘画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

如上所述，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以及在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的积极努力下，民族宗教绘画艺术文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护和传承。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保护机制不完善，从法律、政策和经济层面都缺乏激励机制。其次，是保护手段的现代化程度低，对图片、图像资料数字化资料收集还限于静态的相机拍摄地方法。这种方法的缺陷是无法建立对绘画工艺和过程信息的资料收集，不利于其文化非物质层面的保护。措施的实施的全面性不够。目前，只有纳西族的东巴绘画的保护形成了从立法、机构和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完整体系，其他民族的宗教绘画艺术保护体系都不完整。最后是研究体系的专门化、系统化不够。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文化的研究是具有模糊性的，即：对其的保护工作是放在对地方民族文化的整体之中。理论和实证研究都缺乏系统的框架和方法。

（二）开发现状及面临问题

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文化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民族艺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中。前者的主要途径是把原始宗教绘画的形态元素，如形象、色彩等，运用到其他领域中。典型的有张志禹、李忠翔设计的云南民族博物馆的门头的大型浮雕[9]，就是抽象运用了原始宗教绘画形象中的“虎”的图腾形象。对于在旅游中的开发，各民族地区都通过原始绘画艺术的吸引力来开发旅游产品，或进行特色文化景区的建设。在丽江古城，大量的东巴象形文字结合东巴原始宗教木牌画得形式，被开发成为旅游纪念品。丽江的东巴谷旅游景区中，东巴原始宗教绘画“神路图”以大型景观石刻的形式被展示出来。

伴随着原始宗教绘画艺术被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一方面是使人们看到这种文化的价值，在推动了对其的保护和发展的同时，又起到阻碍和制约的作用。这表现在：其一，物质环境的开放，带来了外来文化侵袭，原始宗教绘画的多元特征越发明显。一方面使原始绘画具有多元要素而艺术形态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又造成的民族宗教绘画艺术的“趋同化”或“同质化”。其二，当代人对原始宗教的不同态度也引发了民族宗教绘画在传承和保护上的争议。少数民族群体和民族文化工作者在积极采取措施而保护着传统文化，而部分缺失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则将原始宗教与原始人类、原始社会及落后文化联系在一起，从而贬低了包括绘画艺术在内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其三，伴随着旅游产业商业化的开发，使原始宗教绘画逐步失去反映创造主体的情感和意识，而转化成迎合客体需求的内容和形式，逐渐丧失了“原生性”与“民族性”。

三、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针对上述提及的问题，发现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要实现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解决。其中，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从政府层面，加强开发和保护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的立法执法工作，拟定和颁布有关于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及政府条例。

2.从研究层面，转换观念，把云南少数民族宗教绘画作为一种早期文化现象，做到研究的多维视野。让人们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充分认识其文化特征、存在价值和意义。

3.注重保护手段中现代化技术的运用，加强信息化、数字化、动态化建设。即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原始宗教绘画艺术以图片、音频、视频的形式存储于网络数据库中，建立民族宗教绘画的数字化资源库，以实现对这些珍贵资料的永久保留与传播。同时，还可以利用计算机的动画和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濒临消失或已被损坏的原始宗教绘画，实现对该绘画艺术的数字化保护。

4.应依托早、初、中、高教育体制，培养民族绘画艺术的高等教育人才和保护原始宗教绘画技艺的传承人，使美术教育与民族传统绘画艺术文化相结合而互动发展，丰富和发展相关产业。

5.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出发，带动宗教文化向审美文化视野的转化，促进云南文化旅游的深度开发，并有效处理原始宗教绘画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的关系。

四、结语

原始宗教作为氏族社会的伴生物，往往是全民信仰的宗教，[10]深刻影响着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文化的发展。因而，对其绘画艺术文化的保护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挖掘、传承和利用增加了我国传统美术文化的民族性与多元性，使传统绘画主流元素与少数民族原始绘画的非主流因子互动融合而发展；其次，随着对民族绘画文化构成价值的深入理解，在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物质形态的保护过程中，同时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民间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再者，随着民族传统宗教绘画艺术的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加深了与全球化和现代化接轨的程度，使少数民族的原生性文化有了面向世界、与先进民族文化平等对话的机遇和权利，因而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提高了民族意识并促进其文化自觉，最终从少数民族成员自身的角度，更为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绘画艺术。人类文化的形成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社会都在发展变化，体现其特征的文化特点也随之变化。均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变迁才是绝对的、永恒的。[11]采取何种策略解决好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注释：

[1]孟慧英.再论原始宗教[J].民族研究，2008（2）.

[2]龚田夫.巫术与原始艺术[J].百科知识，2007（15）.

[3][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M].三联书店，1987：42.转引自马奇.艺术的社会学解释――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评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47.

[4]汤海涛.云南民族美术学[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5]李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绘画发掘保护及存在的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

[6]陈凡，汪林.云南民间美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价值研究[A].云美论丛[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7]佟德富.原始宗教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J].宗教与民族，2002（1）.

[8]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9]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二）[M].民族出版社，2009.

篇8

【关键词】文化产业 文化科技产业 专项立法 产业调节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文化科技产业专项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自2012年11月我党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以来，我国的影视业、音像业、动漫业、演出业、设计业、美术品业、广告业、旅游业、会展业等文化产业各主要部门均获得显著的成长，大大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财政收入结构、居民消费结构、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等高新技术广泛运用于文化产业之中，产生新型的文化科技产业。文化科技产业在我国亟待培育图谋发展，文化科技发展专项立法问题提上日程。

出台《文化科技产业促进法》可以对产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保障作用、引导作用、服务作用、规制作用。尤其是在文化产业基本法缺位的情形下，更应分门别类制定文化产业的具体部门法，狠抓文化科技产业的专项立法，完善有关的市场准入和登记制度、市场交易制度、市场管理制度。

通过对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促进资源的灵活流转与合理配置，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实现国民经济的永续成长。它与反垄断法分进合击，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增进市场机制的效果。“拟议中的《文化科技产业促进法》，就是文化产业立法领域内的独特且重要的专项产业立法。”①推动文化产业领域内科技的发展以及科技成果向文化产业的转化，促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文化产业开疆拓土，文化科技产业的专项立法在我国兼具单项产业促进法以及单项不景气产业对策法的属性。

我国文化科技产业专项立法的可行性调查分析。近年来，我国在文化产业立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广电产业出台了《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等；电影产业出台了《电影管理条例》等；出版产业出台了《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等；网络产业出台了《电信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演出娱乐产业出台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等；艺术品产业出台了《拍卖法》、《文物保护法》等；广告业出台了《广告法》、《广告管理条例》等；文化旅游产业出台了《旅游法》、《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管理办法》等。上述法律法规，多与文化科技产业立法有关，有的还属于文化科技产业立法。此外，我国在技术合同、专利、科技等方面的立法进展，也是有目共睹。

我国文化科技产业专项立法应包括哪些内容

确立产业结构调节制度。产业结构调节是首要任务且居于核心地位，是促进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资源合理分配的制度。尽管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猛，统计数据骄人，但是核心层和内缘层比重过小，层与相关层比重过大，产业结构堪忧。可以通过文化科技产业专项立法，推动现代高新技术的研发及运用，大力改造传统文化业态，切实培育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助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设置产业组织调节制度。产业组织调节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标是使产业内的企业运行具有活力，在保护有效竞争机制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取得最大经济效益，其旨趣不同于反垄断法。我国如对文化科技产业作专项立法，确应设置产业组织调节制度，不断适应经济自由和资源最佳配置的需要，完善市场机制，平衡社会经济效益。引导文化科技企业做大做强，组建企业集团，发展规模经济，提高规模经济效益，优化文化科技产业结构。例如2011年腾讯入股华谊，互联网大企牵手娱乐大企，加速了文化科技领域内的企业合作，倡建开放型的策略联盟，吸纳优质资源，壮大联盟的整体实力。

规定产业技术调节制度。产业技术调节是灵魂，其目的在于促进产业技术进步，以产业技术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引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我国已通过的关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技术推广等法律都体现了高科技产业、农业等领域的产业技术法立法相对比较发达。与之相比，文化产业领域的产业技术法立法几近空白，亟待立法建制。拟议中的文化科技产业专项立法，应该紧密围绕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传播技术等重点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对文化科技产业的技术调节制度作出系统的规定。对于技术经费的投入、技术信息的交流、技术保密、技术奖励、技术标准等事宜，均应有所规范。逐步完善政府支持政策，激励文化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完善增值税制与企业所得税制，对符合规定的文化科技企业采行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措施。此外，倡导与推进产学研合作，吸引和培养文化科技产业的操作型、技能型、管理型人才。

宣示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攸关文化科技产业的存亡绝续，其意义可谓是至深且巨，版权保护尤是如此。文化科技产业多属于核心版权产业、相互依存的版权产业。我国如欲大力发展文化科技产业，必须全面完善知识产权的主体制度、客体制度、权项制度、利用制度、管理制度、保护制度，严格保护版权，创造优质的法律环境。拟议中的文化科技产业专项立法，应当引导文化科技企业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纳入到企业的科学研究、组织生产、经营流通等各个环节之中，构筑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产业链条，激发文化科技企业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应当强化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执法职责，提升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能力和执法效率，提高政府的市场监管能力，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的权益，有效保障文化科技产业的发展。应着力建设包括版权登记、版权交易、版权咨询、版权、版权认证、版权调解仲裁等内容的综合服务体系，并且建设由版权公共服务机构承担的作品版权信息库和版权使用监控系统，繁荣文化科技服务市场。

完善法律责任制度。“产业调节法多表现为零散性、即时性的法规、规章，法律责任制度的规定往往不够完善，对此应予正视。”②责任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亦应包括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为推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文化科技产业的专项立法可以规定经济公益诉讼机制，并且规定对行使公益诉讼权的公民、法人、其他社会组织给予必要的保护和适当的奖励。责任形式方面，固然不可缺失行政责任形式。文化科技产业的专项立法，可以规定一些特别责任形式，如取消从业资格、使其信用下降等。以综合性为其显著特征的产业调节法，法律责任形式亦应具有综合性，能充分救济权利人及有效维护社会公益。归责原则方面，一般情形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特定情形适用严格归责原则。对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及其公务人员职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可径直规定为过错推定原则。

（作者单位：南昌理工学院政法学院）

【注释】

①李昌麒：《经济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80页。

篇9

因本人有孕在身，预产期为x月x日，现需要回家休息，调养身体。特向领导申请办理请假手续，x月x日回来上班，请假时间为4个月。目前本岗位的工作已移交给xxx同志，经过近期的培训，xxx同志已经完全可以胜任本岗位工作了。另在此非常感谢公司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照顾，真正体现了人文化主义。

特此申请，望领导审批。

申请人：xxx

xxxx年 xx月 xx日

【相关阅读：最新产假规定】

XX年产假的规定为：女职工单胎顺产者，给予产假98天，其中产前休息15天，产后休息83天。难产者，增加产假15天;多胞胎生育者，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篇10

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内涵

知识产权这一概念早期曾经长期被称为“智力成果权”，后来民法通则作为对法律概念定义方面最为普遍引用的法律规范之后就通行“知识产权”这一称谓了，而目前学界普遍采用的通说都以独创性为实质要求、保护客体具有非物质性，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有期限地加以保护作为认识知识产权概念的几个重要特征，在这一点上法学教科书都是以此为依据给知识产权下定义的。在学术界，学者们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作出的定义都不尽相同，如“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它是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开展执法活动的总称”①，“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必须遵循相应的法定程序，最终目的是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打击侵权行为，维护知识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②，在上述文献中，学者们采用的定义语言方式各有不同，但各有自身的出发点，都强调行政机关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需要法定授权，主要采取行政查处手段，目的是制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维护知识产权主体的合法人身权益和财产收益。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项舶来品，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经过30多年的制度的建构和发展，目前主要集中于著作权领域、商标领域、专利领域。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采取“双轨制”模式，即对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既重视行政机关保护手段的发挥应用，也不排斥司法领域的救济途径，所以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是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制度。以此为导向几个部门法律，即《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权法》都在其法律文本中都做出了关于行政保护的专门安排，而且随着法律历次修订形成了以行政处罚手段为中心，重视处罚程序法公正公开，构成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内容体系。

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意义

艺术作品，是通过艺术体验和艺术构想创造出来的产物，艺术创造者通过创造的意愿和行为来实现静润心灵。《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明确规定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包括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并列举其众多的表现形式，如音乐作品、戏剧作品、曲艺作品、舞蹈作品、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和建筑作品、影视作品（包括电影以及电视剧等其他形式的影音作品）。在保留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方面持支持观点的文章无一不详尽地阐述了行政机关采用保护手段的有益性：“行政机关处理案件以积极主动态度为先，可以采取责令停止侵权、责令赔偿损失和没收侵权工具、罚款等措施，而且这些措施一经作出即可付诸实施，在诉讼期间一般不停止执行”③，“知识产权纠纷多数量大，对执法人员专业要求特别高，而行政机关具有职能分工明确、效率高和比较专业化的特点，便于当事人根据不同的知识产权纠纷直接到相应的行政管理机关请求处理，故行政保护能够适应客观要求”④。上述观点都关注到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优势，当然以行政救济途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并不排除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选择机会，行政保护只是对司法的有益补充，两者有所区别，互不矛盾，当然这意味着在具体实施中万不能以行政代替司法，要极其注意行政手段的边际，这样才能发挥行政保护的优势，避免其因运行不当所产生的风险。

三、云南省艺术作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实践

云南省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最多、文化多样性最为突出的省份，拥有丰富多彩、特点鲜明的民族民间文化，充分展示出云南各族人民的生存智慧和非凡创造力。民族民间文化作为产生创造具有民族民间特色艺术作品的源泉，对艺术作品的产生有极大的题材供给、技术支持作用，在这样特殊的省情下进行艺术作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笔者对云南省艺术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考察，例如省文化厅2014年“文化遗产日”系列宣传活动上，通过“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同行”为主题，并不单纯进行知识产权的普及宣传活动，而是与现实环境结合在现场直接与公众互动，进行民族民间文化音乐的演唱或演奏、美术作品展、非遗展，专家文物鉴定和欣赏，普法宣传等项活动，展示出云南省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从上述新闻报道中看出，我省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还是相当予以重视的，云南省的传统艺术作品多从民族、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进行构思创造，因此加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客观上将有利于激发人们创造的灵感，更好地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调动作者的创作激情，推动全省艺术作品的保护与发展。在云南省地州执法方面，以西双版纳州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的经验最为典型，该州通过对文化市场领域开展整顿秩序、对出版物销售市场、音像制品市场、互联网上网场所、娱乐和演出场所、电子出版物市场全方位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大对主要商业区范围针对监督和打击力度，使西双版纳州的文化产业实现了良性循环，特别是针对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对进出口的文化产品加大执法检查，净化了版权环境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规范了公共文娱场所经营秩序，保障了州内文化市场的文明与健康。这是云南省通过采取行政执法手段打击版权侵权行为的有利举措，是云南省近年来为数不多的行政执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突出案例。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规范文化市场的合法经营，通过加大对艺术作品的行政保护力度促进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从而创造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形成产业良性循环的氛围，这对丰富全国文化产业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云南省的地方文化立法中，有两部比较重要的地方性法规，一部是于2000年5月通过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另一部《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也于2013年3月获得通过。这两部法律条文中都有一些对艺术作品进行行政保护的规定，然而其类型限于民间的和传统范围内具有非遗性质的艺术作品。另外《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五条规定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遗的保护工作，并直接对其职责进行了详细列举，这是在地方立法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保护的详尽规定，同样《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第五条也要求地方政府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且需要纳入当地国民经济规划；这些都是云南省地方立法作出的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但是同时我们看到云南省虽然在制定和实施关于文化遗产行政保护方面有着成熟的立法经验，但这都是关于行政法方面原则性规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条文依然是少之又少，还须进一步在地方立法中细化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

四、云南省艺术作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具体对策

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多样，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在利用法律手段保护时有细微差别，但多数艺术作品采取著作权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进行保护，《著作权法》明确规定我国采用著作权自动产生原则，作品是否公开发表不是获得版权保护的前提。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对著作权的侵权举证存在着重重困难一直是影响艺术作品的司法保护的作用得以有效发挥的障碍，而学者对是否保留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争议也并未停止，但从现有行政保护的实际效应、行政程序的经济方便和快捷以及并不影响司法保护救济途径的运用观点下很多人仍然持赞成意见；而对于艺术作品占有市场经济应用巨大价值的实用艺术作品而言，我国现阶段还没有直接在法律中明确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模式和具体规定，实用艺术作品是套用美术作品的类型来加以保护的。借鉴国内其它省份的先进做法对于云南省加强行政执法的力度，提高行政执法的能力和水平是大有裨益的，这都会有利于云南省文化产业、艺术作品的发展。在此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开先河，通过成立统一的执法机构来改变“多头执法”的现状，做到“一个部门管理，一个窗口服务，一支队伍办案”。这也给云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体制改革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省份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该区根据著作权法和实际地域情况，于2004年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著作权管理条例》，这是对上位法实施的区域细化，有利地指导了著作权行政执法与司法，对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是极为有益的。基于对其他省份的考察和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改善：首先，政府行政机构进行合理布局与整顿，设立统一知识产权执法机构，加强执法力量，合理利用行政执法手段；其次，省属相关部门制定艺术作品知识产权保护的细则，注意学习省内外已有的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案例中的不足和教训，这将对具体指导省内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有现实意义；再次，加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的改革力度，加大文化艺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最后，重视著作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行政机关和公检法机关不断深化合作，加大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查处和审判，遏制知识产权犯罪扩大的态势。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