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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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公共品； 财政支出； 实证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至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家在对农村财政支出也越来越多，已安徽省为例，2006年，安徽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投资总额为188.3亿元，2010年安徽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投资总额达到654.5亿元。近年来，安徽省政府也加大了对农村投资的力度，扶持了一些有关安徽省农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和工程的建设。尽管如此，但安徽省的农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和农民持续增收困难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1]因此，研究安徽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经济增长增长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巴罗模型为基础，分析安徽省非农户固定投资也就可以说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建立模型的理论基础

（1）农村公共支出和农村经济增长内涵的确定。 公共支出又称为财政支出，是指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责而支出的费用。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是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本文以安徽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作为具体的度量指标。

（2）计量模型的选择及其相关变量的含义。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是通过分析各种要素贡献来解释经济增长问题。在实证分析中大家广泛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本文也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生产形势，基于巴罗的模型的基础上。则包含农业财政支出要素的农业生产函数随即回归方程就为如公式1-1所示。

Yt=AtLαtKβtGλt（1-1）

其中，At表示第t时期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是用常数和时间的函数关系来表示技术进步。Yt表示第t时期的农业生产总值，Lt，Kt，Gt分别表示第t时期的劳动投入量、农业资金投入量和安徽省农业财政支出量，α，β，λ为待估参数，α表示就业的产出弹性，β表示农业资本的产出弹性，λ表示财政农业支出的产出弹性，本文是通过估计这些参数，考察农业劳动投入量、农业资金投入、政府农业支出量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

本文采用双对数模型来建立安徽省非农户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在先不考虑技术进步影响的情况下，公示如1-2所示。

lnYt=C+αlnLt+βlnKt+λlnGt+ε（1-2）

若令MPG=YG表示安徽省非农户固定投资G的边际生产率，根据巴罗的理论，当MPG=1时，非农户投资的生产达到最优水平，也就是政府投资达到最优水平。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最优的政府边际收益也为1，若MPG>1，则会出现财政支出不足，若MPG

本文的数据样本以安徽省2006-2010的数据位样本区间，数据来源于2007-2011的《安徽统计年鉴》，以安徽生产总值中的第一产业值代表Y，以乡村从业人员数代表L，以安徽地区农村固定资产代表K（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安徽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代表安徽省财政农业支出总量G，如下表3-1所示。

注：安徽第一产业值Y数据，乡村从业人员数L数据，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G数据来源于2006-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农村固定资产总量K的数据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现在运用表3-1所示数据，运用EVIEWS计量软件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数据分析。降分析结果写成标准形式如下公式1-3所示。

分析以上回归方程的详细结果，我们发现由于D.W=2.29，接近于2，所以，我们断定其中三个自变量基本上不存在自相关。拟合优度R2=0.999，说明这三个解释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达到99%，解释能力较强。F=15203，因此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是显著的。三个变量的T值均比较大，可知这些值都是显著的。此外，我们还可发现：

（1）农村从业人员即农业劳动投入量的产出弹性α==19.235，这表明农业劳动投入量的变动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动的影响为负，也就是说，在当前农业资本投入量（农村固定资产）和农业财政投入（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一定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美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将会降低19.235%。这可以反映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前安徽农村劳动力人均资本和人均政府财政投入过低；另一种是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剩余太多，其实这两种情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可以判断有两种方式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一种是增加投入资本以改善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另一种也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提高劳动力过剩带来的对生产率的影响。

（2）农业资本即安徽农村固定资产投入量的产出弹性β=1.009，表明安徽农村固定资产投入量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动的影响为正向的，并且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农村固定资产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将会增长1.009%。因此，增加农村固定资产的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3）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0.088，表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就平均增长0.088%。由前文讨论的MPG=YG，且我们知道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YG·GY，所以可以得知λ=MPG·GY，我们可以令S=GY，即S为非农户固定投资量占安徽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MPG=λS，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表3-1中的数据计算得到MPG的值，根据巴罗的理论，MPG=1时财政农业支出达到最优规模，所以此时λ=S，固定λ=0.088，我们可以得到理论上财政农业支出（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最优规模，并将MPG的值列在下表4-1。

由表4-1所示，我们能够得到理论上理想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从理论上可以得知安徽省非农户固定资产投入量还不够，在不考虑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刚性约束和其他财政等约束的情况下得到的理想值。但我们应该尽量向理想值靠拢，设定目标，逐步实现。

四、结论

本文以安徽省为例，采用2006-2010年农村从业人员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安徽省农村经济等数据，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eviews回归的实证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1、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0.088，表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就平均增长0.088%。

2、我们能够得到理论上理想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从理论上可以得知安徽省非农户固定资产投入量还不够，如表4-1所示，所以政府应该增加财政支农规模。（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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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河南 投资规模 投资结构

从短期来看，在拉动河南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净出口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可能有较大幅度提高。因此投资就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河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就目前来看，河南投资不论从规模还是结构上看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投资规模问题――总量偏低与增速过快同时并存

1.总量偏低

十五时期是河南投资快速增长的时期，特别是2004年以来，河南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全国，但是从总量上来看，投资规模依然偏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2004年以前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长期慢于全国。2004年以前，河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除了在个别年份（如1999年、2000年等）略高于全国水平外，其余年份均低于全国水平。长期投资增速上不去是河南投资总量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河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较低。投资率是衡量投资规模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指一个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河南“八五”、“九五”时期投资率分别为26.7%、28.5%，全国分别为34.1%、36.0%;而浙江分别为39.5%、37.1%;广东分别为48.2%、33.6%;可见，河南投资率低于全国水平，和东部一些省份相比，河南的差距就更大。进入“十五”时期以后，由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带动了西部地区投资的发展，西部省份的投资率均达到35%以上，而河南2002年投资率为29.6%，这一投资率已经是河南的历史最高水平，但与全国相比，仍相差12.55个百分点。2003年河南投资增势强劲，投资率又创新高，达到32.9%，但和全国的47.2%相比，仍相差14.3个百分点。2004年，河南投资增速远高于全国水平，但河南投资率是35.2%，全国是51.5%；2005年河南投资增速为41.3%，全国为25.8%，但就投资率来看，河南和全国仍相差7.1个百分点；2006年河南投资依然是飞速增长，增速达到37%，远高于全国24%的增长速度，但就投资率来看，河南仍低于全国5.1个百分点。

(3)河南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低。2004年河南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189元，是全国人均投资量的59.2%，分别是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的24.6%、36.5%、42%和45.9%。2005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飞速增长，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483元，比2004年增长了近1300元，但与全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6776元相比，差距依然很大。而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东部省份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量分别是13581元、11693元、11399元、7567元，更是远远超过河南。河南与中部六省中的其他省份相比，也只是处于中游。

(4)河南投资与GDP的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不相称。近几年，由于河南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河南GDP占全国的比重也不断上升，由1998年的5.48%上升到2004年的6.46%。但与此同时，河南的投资增长速度却慢于全国平均增速，河南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也呈不断下降趋势，由1998年的4.67%下降为2003年的4.19%。2004年以后，由于河南投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国，从而投资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有所上升，使河南投资与GDP占全国比重背道而驰的局面有所改变，即便如此，两者依然是不相称的。如果从人口、经济总量和投资这三者的对比来看，这种不相称就更明显，2006年，河南人口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的7.5%左右，GDP居全国第五位，占全国总量的5.95%。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占全国的5.38%。

2.2003年以来投资增速过快

但是在注意到河南投资总量偏低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近几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的问题。2003年以来，河南每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2003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02年的11.8%一跃达26.9%。2004年以来河南投资增速更是远远超过全国水平，2004至200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是25.8%、25.7%和24%，而河南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34.1%、41.3%和37%，远远高于全国水平。投资之所以能够拉动经济增长，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设期内表现为一种单纯的需求，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一种拉动。但是一旦固定资产投资建成投产以后，它就由单纯的需求变为单纯的供给，这时如果没有有效需求来吸纳这一增量供给，必然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失衡状况，从而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目前之所以还没有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增加的产能被下一轮更大规模的投资所吸纳，但是受到社会资源等因素的限制，这样一种投资增长速度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因此，就目前来看决不能以投资总量偏低来掩盖目前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的问题。

二、投资结构问题分析

1.“十五”期间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河南目前投资产业结构问题也比较突出，总的来说是第二产业投资过热，增速过快,而第一、三次产业投资增长缓慢,特别是第一产业投资力度与河南农业大省的地位不相符合。同时第二产业内部不平衡问题有所突现，传统产业投资力度过大，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力度过小。

(1)河南第一产业投资比重较低，且下降趋势明显。2000年在河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占到6.97%，之后这一比重连年下降，到2005年这一比重下降到3.8%，五年间整整下降了3.17个百分点。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在绝对或相对的下降。从投资主体的角度分析，第一产业投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户（农村居民个人）。就投资能力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论是政府还是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户，其投资能力在不断地提高，这主要反映在这三类投资主体对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量不断增长上，如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资金由2000年的7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17亿元，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由2000年的225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400亿元，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由2000年的255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450亿元。但是从投资积极性来看，由于第一产业的投入产出率较低，无论是政府、农村集体组织还是农村居民个人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性都在不断下降，这一点可以从各投资主体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这一指标看出。首先，政府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财政资金总额在不断增长，但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由2000年的1.60%下降到2005到的1.52%。其次，就农村集体组织来看，虽然其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绝对值在不断地增长，但是从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看，却是不断下降的，由2000年的15.2%下降到2005年的9.1%。再次，就农村居民个人来看，其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值也是在不断地增长，但是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也是不断下降的，由2000年的17.3%下降到2005年的10.3%，五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

(2)2003年以后第二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增长过快。2003年以前，第二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但2003年以后第二产业投资却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2003年，在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648.16亿元，增长63.4%;所占比重由2002年的34.6%迅速上升为2003年的41.0%。特别是随着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基础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如2003年河南省能源工业投资增长58.1%，原材料工业投资更是增长140%。2004、2005年依然保持着这种增长趋势，如2005年河南煤炭、化工、机械、食品、纺织工业投资增长速度都在50%以上。但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主要是高能耗行业增长偏快,一般加工工业产能扩张过快,而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升级类投资比重偏低等。

(3)第三产业投资比重过低。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像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70%以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土耳其、印度的服务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都超过或接近GDP的50%。而我国200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39.5%，河南只有29.3%。河南第三产业的这种发展现状与近几年对第三产业的投资量是相关的。2003年以前第三产业投资比重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但2003年由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速度，从而使第三产业投资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由2002年的64.4%下降为2003年的57.3%，下降了7.1个百分点。2003年以后，由于第二产业投资的过快增长，第三产业投资比重连年下降，到2005年第三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下降到51.2%，这与2002年的最高水平相比相差10多个百分点。

2.不同城市间三产投资很不均衡

河南省不同城市间三产发展很不均衡，从而导致不同城市间三产的投资很不均衡。有的城市服务业相对发达，投资量相对较大,如郑州,其三产投资占其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87%、32.47%、65.66%;有的城市工业很发达，第二产业投资相对较大，而一三产业投资相对较小，比较典型的城市是洛阳，其三产投资比重分别是2.42%、51.3%、46.22%;有的城市工业不发达，投资量很小，因此一三产业投资量相对较大，比较典型的城市是信阳，其三产投资比重分别是7.48%、22.38%、70.14%;还有的是典型的农业城市，第一产业投资相对较大，二三产业投资量相对较小，如驻马店三产投资比重分别为12.7%、32.95%、54.35%。当然并不是说城市产业发展要整齐划一，各城市应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形成自己的产业结构，但是还是应注意三产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发展，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地区的最优规模经济。

3.投资分布不合理，投资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工业城市圈内

从投资的地域结构来看，投资过于集中，如2005年河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工业城市圈内。其中郑州、洛阳、新乡、焦作四个市集中了河南投资总量的43.41%。而其他14个城市投资总量只占河南投资总量的56.59%。有些市投资总量明显偏小，几百万人口的市每年才几十个亿的投资。有的市连续几年增幅上不去。有些市投资增幅虽然不低，达到百分之四五十，但由于基数很小，总量并不大。有些市的投资基本上是高速公路形成的，其他投资比较少，工业投资更少，仅占城镇投资的20%左右。

4.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比较薄弱

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偏低，“十五”时期，河南省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完成4325.16亿元，年均增长18.2%，低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7.5个百分点。具体来说，基础设施投资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路。河南省十五时期公路投资总量虽然居全国第一位，但主要是高速公路投资完成的，而国省干线公路改造、农村公路，以及场站建设任务还很重，与建设全国公路交通枢纽中心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二是城市的道路、供水、供热、供气特别是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欠账较多，必须加大投入、加快建设。三是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还需要大量增加住宅建设。四是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投资仅占全社会投资的4.7%，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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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 资金来源 金融支持 政策建议

保持适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促进投资较快增长，是“十二五”期间陕西省从经济欠发达省份跨进中等发达省份行列的重要途径，固定资产投资在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行业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也为投资的顺利进行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如何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是实现“十二五”发展目标的关键环节。

一、金融支持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健康发展

（一）金融助推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结构改善

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2010年底陕西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跨区项目）完成额7964.4亿元，同比增长27.5%，高于全国3.7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1160.2亿元，同比增长23.2%；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7570.66亿元，同比增长28.6%，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393.8亿元，同比增长9.8%。2011年前5个月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不含跨区项目）完成额2628.92亿元，累计增速28.5%，高于全国2.7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完成额458.84亿元，同比增长24.9%。

内涵式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2009年，陕西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新建投资2861.7亿元，同比增长38.6%，扩建投资929亿元，同比增长48.2%，改建投资760.8亿元，同比增长42.6%。扩建和改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高于新建投资速度，说明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中内涵型投资增长速度较快。

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结构改善，农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势头。2009年陕西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农林牧渔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64.4亿元，同比增长80.3%，采掘业487.9亿元，同比增长49.1%，制造业1292.43亿元，同比增长38.2%，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86.75亿元，同比增长17.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554.75亿元，同比增长32.1%。

（二）银行贷款是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

银行贷款长期为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2009年底，陕西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本年资金来源合计6993.1亿元，同比增长51.5%。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722.1亿元，同比增长69.9%；国内贷款965.7亿元，同比增长61.2%；利用外资31.7亿元，同比增长6.4%；自筹资金4389.7亿元，同比增长44.2%；其他资金883.8亿元，同比增长70.4%。

“十一五”期间，固定资产资金来源中的国内贷款总体保持较高的增速。2006年-2009年的增速分别为52.6%、-2.3%、22.1%、61.2%，除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2007年和2008年以外，其余年份增速均超过50%。国内贷款在本年资金来源中的比例也基本维持在超过10%的水平，2006-2009年的比重分别为19.8%、14.4%、13.0%和13.8%。

银行贷款是陕西省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十一五”期间，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国内贷款从2006年的72.2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219亿元，年均增长39.7%。2011年前5个月，陕西省房地产开发投资本年资金来源729.82亿元，其中国内贷款101.52亿元，自筹资金265.34亿元，其他资金362.95亿元，国内贷款占本年到位资金的比重为13.9%。

二、金融支持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金融的大力支持下，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快速增长、结构优化的态势，但与全国水平比，金融支持陕西固定资产投资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一个突出方面是金融支持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与全国水平比需要进一步提高。

在“十五”期间的2004年、2005年和“十一五”起步的2006年，陕西省银行贷款占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比例分别为20.7%、17.9%和19.8%，高于全国水平2.2、0.6和3.3个百分点。从2007年到2009年，银行贷款占比分别为14.4%、13.0%和13.8%，低于全国0.9、1.5和1.9个百分点，呈现与全国水平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

三、改进金融支持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合理把握货币政策力度，稳固并适度提高银行信贷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持

对于经济需要进一步发展的省份，保持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的支持力度非常重要，尤其对于创造新生产力的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金融支持应在保证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并扩大支持力度。金融机构和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应建立更为有效的固定资产项目信息共享机制，快速的发现效益好的项目，用合理的回报吸引更多资金流入陕西。

（二）充分创新融资产品，有效分散风险

从人民银行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的数据来看，陕西省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中，从2007年到2010年贷款所占比重分别为86.6%、78.4%、90.2%和78.5%，债券和股票占比较高。上述数据表明，陕西省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进一步优化，债券和股票等融资工具占比提高，这对于提高金融机构收益、有效转移风险有非常大的帮助。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企业债券发行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助力固定资产建设相关债券扩大发行规模，在资本市场上吸引外省资金更多流向陕西。

（三）进一步落实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解包还原”政策，有效识别风险

加快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解包还原”进程，按照规定将贷款与相应的贷款项目相对应，进一步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控制信贷资金流向的能力，有效降低风险，为银行业长期稳健的支持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保证。

（四）合理投放房地产开发贷款，改善贷款结构

保持信贷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适当支持力度，对于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更多依靠扩大销售等内生方式获取资金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工具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进一步优化调整房地产贷款在各项贷款中的比重，推动房地产信贷业务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彭梦春．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形势与政策分析[M]．中国证券期货,2010,(11)，P101-102

[2]张剑昆．对临沧市金融支持固定资产投资及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调查[M]．西南金融,2010,(8)，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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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流通基础设施滞后于农业生产

长期以来，河南农村流通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的缺口较大，整体较落后。通过对周口、驻马店、商丘等农作物主产区的调查发现，集贸市场是这些地市的农村承载农产品交易的主要场所，但是数量不多，一般一个乡镇有1-2个集贸市场，并且绝大部分集贸市场仍然处于“原始”状态，产品交易种类混杂，只有场地和称量的工具。农产品批发市场一般安排在县城或交通便利的乡镇，数量更加有限，一般一个县只有1-2个，并且水、电等基础设施老化，电子信息、冷藏等设备缺乏，并且很多缺乏基本的供求信息服务、质量安全的检测服务、交易资金结算、安全监控和垃圾处理等配套的服务设施。

2、农村冷链物流滞后于鲜活农产品生产

河南农产品产量一直位居前列。通过对河南省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郑州毛庄蔬菜批发市场、周口市黄淮物流港农产品批发市场及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的调查发现，采用冷链流通的鲜活农产品数量大概只有鲜活农产品流通总量的20%，其余80%的鲜活农产品都是在常温环境下流通的。调查数据显示，河南乡镇级别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基本都没有配备冷库、冷藏车和冷柜等设施。农村流通市场上的肉类、水产品、牛奶和豆制品通过冷链系统流通的少之又少，远远低于鲜活农产品的农村产出量。企业采用冷链物流的成本过高是影响鲜活农产品通过冷链流通的关键因素。由于冷藏设备的购置和维护费用支出比较大，全程冷链的费用很高，因此大部分商家宁愿以较高的损耗为代价使用常温货车运输鲜活农产品也不愿采用冷链流通。一般商家仅在农产品的价值比较高，并且需要长距离运输的情况下才采用冷链流通。

3、农村流通市场主体仍然有较大的局限性

目前农村个体商户、运销农户和经纪人等单体仍然是主要的流通主体。他们的经营状况并不乐观，一般经营环境比较差，经营主体文化素质不高，专业性不强，所以大都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业务形式。河南的农业合作社目前尽管数量多，但大部分规模较小，实力较弱，市场的覆盖面比较窄，销售额较小。目前河南农村流通主体的这种状况与农业生产的需求极不相适应，突显了农村流通市场与农业生产的矛盾。

二、河南农村流通体系滞后的原因

1、流通企业在农村无利可图

河南省虽然农村人口数量众多，但是由于农村地区面积广，居住分散的特点，加上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使消费品、农资等到达农村的流通成本都要远远高于城市。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的人口数量在不断减少，加上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个人消费能力不高，这些现实的情况使商品流通企业很难在农村市场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而放弃农村市场。

在农产品流通方面，由于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是分散的，而农产品消费地遍布全国，一般需要经过多次的运输、存储、装卸及配送后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导致农产品物流的效率不高。此外，农产品是有机物，极易在流通过程中耗损，在物流过程中必须要充分考虑其生物特性，防止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被污染及变质。因此，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农产品在运输、仓储、装卸和配送等环节上对物流技术和设施设备要求比较高，对冷链物流的依赖性较大。但是冷链物流投资巨大，会提高农产品的存储、运输费用。另外，农产品的季节性很强，一般农产品在收获季节的物流运输量非常大，而在其他非收获季节的运送量相对较小。农产品的这些特殊性对流通企业，尤其是物流企业成本的投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由于农产品的单位价值较低，为了使农产品的竞争力增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又不能太高。因此，微薄的利润甚至零利润使众多流通企业对农村市场望而却步。

2、农村流通设施投入少

目前，河南农村市场和仓储设施仍然不足。规模化的超市在河南农村很少见，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里专业存储场所很少，并且卖场比较简陋，卫生条件差。农产品仓储设施更是匮乏，调查中发现瓜果蔬菜类的仓储在乡镇一级的基本没有。此外，农村的交通运输设施也比较落后。农村的公路主要依靠集体投资建设，由于投资不足，路面质量一般比较差，使用寿命也比较短。近年来，由于国家对农民购买农用机械生产设备补贴的增加，农村的车辆设备越来越多，农村公路的负担量加大，之前“村村通”工程实施时修好的公路很多已经被碾压坏掉，影响经济社会效益的发挥。农村交通运输工具相对较少，尤其是农业专用的箱式冷藏车等运输工具数量极少，导致蔬菜瓜果等保鲜储藏比例较低，无法达到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农村的信息网络设施比较少，主要表现在农村通讯及信息网络的覆盖面还不够大，使用费也比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市场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据近年来河南农村流通类的投资数据发现，河南农村流通类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所占比例不算小，但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河南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所占比例数比较低，进而河南农村流通类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就显的过小了。这与农村经济、人口等在河南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比，十分不相称。

据所搜集数据观察，2008-2013年河南用于农村流通设施建设的资金在全社会投入的固定资产资金中所占比例较低。2008-2013年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投资河南农村占全省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最高年份的2008年也仅有7.94%，2013年仅有2.81%，批发和零售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农村所占比重一直不足1%。

3、农村专业流通组织缺乏

目前河南农村流通组织的实力已经有所增强，但整体上还滞后于市场的需要，覆盖面仍然不高。按照河南省农业厅的估算，2015年河南省已经有10.4万家农民合作社，带动420多万户农户参加，但这个数字在全省农户中的比例也仅占21%，数量偏少，对农户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当前，河南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规模普遍较小，实力薄弱。数据表明存在很多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组员不到30人，还有个别合作组织只靠一块牌子、一个章程、一个印章撑着，连办公经费和固定的办公场所都不存在。此外，河南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其辐射带动能力较弱。据河南省农业厅的统计信息显示，目前河南从事农业生产、提供技术信息服务或者销售的单一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占比仍然较高，大部分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产品属于初级产品，没有对农业产品加工链条进行创新，赢利的空间非常受限。

三、优化河南农村流通体系的对策

1、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主导地位

河南应该确立政府作为供给主体的主导地位，保证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河南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最佳选择。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是由政府的职责，农村流通的产品属性及“三农”的实际情况共同决定的。政府具有社会性，政府组织的形成实质上是为了更好的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所以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来满足人民合理的现实需求，解决因流通问题在生产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此外，农村流通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农村流通体系中会产生“搭便车”。如果仅仅让私人企业承担供给，极有可能使农村流通的资金投入满足不了“三农”对农村流通的要求，致使市场丧失有效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应该对因“市场失灵”导致的农村流通市场上投资供给不足，采取相应的措施，把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供给主体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三农”发展一直比较弱，这种弱势在现在的市场体制下更加明显。因此，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供给主体由政府承担也是河南促进“三农”发展的现实要求。

2、提高其他流通主体的参与度

在农村流通体系建设中，政府作为供给主体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毕竟政府的财政资金有限，且河南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许多地方都需要财政力量的支持，政府不会也没有能力对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所有需求全部包揽。从新制度经济学看，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需求唯一由政府供给是不会到达帕累托最优的。按照公共产品属性的差异，可以让政府主要承担农村流通体系建设中所需要的纯公共产品，如道路交通设施的供给，而准公共产品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挖掘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采取合理措施激发市场实现多形式、多元化供给。尤其政府要重视并采取激励手段提高个人以及其他流通主体在农村流通体系建设中的积极性。另外，政府也可通过购买私人产品的形式放弃一些政府参与效率低、不占优势的领域项目，以提高供给的效率和质量。从国外成功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和欧盟发达国家都有私人参与该供给过程。日本和韩国的农协、美国的农业合作社、瑞典的农业协作体等非营利性草根组织都在为当地农村流通领域的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他们还在维护农民的权益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因此，应该充分重视私人、合作社等组织在参与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重要作用，支持这些组织和个人成为农村流通体系建设供给市场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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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信息 规模以下 固定资产投资 统计

一、规模以下投资统计制度设计的基本内容

（一）将规模以下投资项目列入统计对象。规模以下投资项目，包括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个体户总投资小于500万元的投资（不含没有登记注册的农户等投资）项目，一般包括：（1）城镇、农村500万元以下项目投资;（2）单纯装修装饰投资;（3）大修理性质的支出;（4）单纯的旧房屋和旧设备购置支出;（5）单纯的土地拆迁补偿费;（6）土地平整开发项目;（7）500万元以下的单纯设备购置项目，单份固定资产购置合同金额达到500万元投资起点才能上报，不允许打捆上报。

规模以下投资虽然单位价值小，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但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不可轻视。假如投资额的大小非常分散，且呈正态分布，则规模以下投资项目平均额应为250万元，如果投资项目的数量按单项投资金额的大小呈正金字塔式分布，即投资金额越小，投资项目数越多，用第1个四分位代表平均投资额，也应达到125万元。而根据我们对欠发达地区江苏省盐城市的初步调查，在乡镇以下投资项目中，规模以下已建成投资项目占项目总数的70%以上，而中西部落后地区这一比例可能更高。因此，无论是投资价值总量还是对社会经济特别是县以下地方经济的影响（生产能力或服务能力），规模以下投资都必须纳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对象。

（二）明确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价值下限。在明确规模以下投资项目统计价值上限（500万元）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界定其价值下限。现行统计制度是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统计的。投资项目是指在一个总体设计或初步设计范围内，由一个或几个单项工程所组成，经济上实行统一核算、行政上实行统一管理的投资单位。一般以投资单位或独立工程作为一个投资项目。也就是说，一个投资项目可以分解为若干单项固定资产，或投资项目内单项固定资产的价值之和应小于或等于投资项目的总价值。本项目试图将单项固定资产统计价值下限界定与会计标准界定一致。凡投资项目中符合会计界定的固定资产，都应纳入规模以下投资统计范围。这一界定不仅与现行统计制度按项目投资统计不矛盾，而且可通过会计资料获取有价值的统计资料，从而降低统计工作量，并发挥会计与统计结合的监督作用。

（三）降低统计调查的工作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规定：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第一，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第二，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一条所称固定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12个月的非货币性资产。在实务中，对于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如果单位价值在2 000元以上，并且使用年限超过两年的，也作为固定资产处理。因此，相对于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而言，规模以下投资统计的对象更不固定，行业门类更多，分布范围更广，各投资单位的统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可能参差不齐，如采用现行统计制度的调查方法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准确性差，因此，必须探索一条规模以下投资统计的新路。

二、规模以下投资统计制度设计的目标和原则

（一）总体目标。重新寻求规模以下投资数据来源，降低数据采集难度，提高规模以下投资统计数据质量，实现规模以下投资统计制度方法转变。

（二）设计原则。（1）遵循“精简、高效、实用”的原则，让调查对象容易填报，填报数据有据可依、有据可查。（2）遵循与会计制度相结合的原则。会计制度是由政府部门、企业单位通过一定程序制定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会计行为准则和规范。固定资产已形成科学的会计核算和报告制度，完全能够满足规模以下投资统计的价值统计要求。（3）遵循满足国民经济核算和县以下地方政府管理需要的原则。

三、规模以下投资统计制度设计

（一）调查对象。将规模以下投资统计对象转变为法人单位，调查对象包括规模以下工业、资质外建筑业、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小微服务业法人单位。有完备会计账簿的法人单位规模以下投资价值实行全面统计，而建设规模及新增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等建立抽样调查制度。

为减轻企业负担，制定企业“一张表”制度，这可以适应企业经营方向多元化的需要和减轻企业的负担。以企业基本单位调查表为基础，在反映企业各类属性指标的基础上，增加相当数量的经济指标。经济指标的设置要反映企业经营的共性和特性，可分为业务指标和财务指标。固定资产投资的财务指标体现在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清理、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等账户上，无论哪个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财务指标设置上基本是一致的。这样，就能实现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不重不漏”，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统计人员的工作量。财务与统计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相互检验、纠正和弥补，一条线到底，一张表通用，各相关部门在一个载体（报表）上摘取本部门所需的项目投资信息，实现会计核算与项目统计的有机结合，做到报表填报统一、项目口径统一、数据上报统一。

（二）调查内容。设立“规模以下投资情况表”（见下表）。

（三）编制方法。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编制方法由形象进度法转变为财务支出法。调查指标来自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原价”、“土地使用权”等科目。

财务支出法下投资额=“在建工程”本年借方累计发生额+“购置不需安装的设备、工器具”本年借方累计发生额+“土地使用权”本年借方累计发生额-“购置旧设备及工器具”本年借方累计发生额

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财务支出法固定资产投资额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建造、购置固定资产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财务费用支出。

在建工程：是指调查单位的新建、改建、扩建，或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大修理工程等尚未完工的工程支出。在建工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摊投资。该指标根据会计“在建工程”科目填报年初余额、期末余额和本年借方累计发生额。

固定资产原价：是指固定资产成本，包括企业在购置、自行建造、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某项固定资产时所发生的全部支出金额。该指标根据会计“固定资产”科目填报年初余额、期末余额和本年借方累计发生额。

购置不需安装的设备、工器具：是指不必固定在一定位置或支架上就可以使用的各种设备，如电焊机、叉车、汽车、机车、飞机、船舶以及生产上流动使用的空压机、泵等。工具、器具指具有独立用途的各种生产用具、工作工具和仪器、办公及生活用家具、器具等。该指标根据会计“固定资产”科目中相关明细科目填报年初余额、期末余额和本年借方累计发生额。

购置旧设备及工器具：是指从外单位（或个人）购入的已经使用过的设备、工器具所发生的支出。该指标根据会计“固定资产”科目中相关明细科目填报年初余额、期末余额和本年借方累计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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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设施投资的定义

1、基础设施的概念

“基础设施”一词最早见于19世纪40年代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一个国家发动和应付战争能力的研究。在《韦氏辞典》(Webster’s Dictionary)中，基础设施被界定为“由基地、服务训练设施等构成的整个系统，用于部队的军事行动”。而对于基础设施问题的研究，最早给予广泛重视的是发展经济学家。他们对基础设施理论提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早期重农土义经济学家魁奈 (FQuesnay)在论述农业资本时提出的“原预付”(仓库、房舍等固定资产)的概念”，以及亚当・斯密 (Adamsi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述的公路、桥梁、运河等公共设施，实质上就是基础设施上。19世纪中期，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一罗丹 (Pau1NRosenstenRodan)在总结早期经济学家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先行资本”概念，它所指的是在一般的产业投资之前，一个社会应具备的基础设施方面的积累。他认为社会先行资本包括诸如电力、运输、通讯之类的基础工业，它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结构，是作为一个国民经济总体的分摊成本，农村基础设施及其分类。

二、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现状分析

1、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总量不足

中国是农业大国，根据2009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我国乡村人口有9.5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全国共有34301个乡镇，60547个行政村。截至2008年底，全国还有超过200个乡镇、48000多个个村庄没有修通公路，13000个村庄没有电力供应，1000万人仍为无电人口，4万个村庄没有通电话，300多个乡镇没有卫生院，1.3亿农户燃料问题尚待解决，超过60%的县没有达到标准的污水处理厂，接近一半的建制村没有通自来水，自来水累计收益人口不足6.3亿，超过40%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此外，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发展状况远远落后于城市水平，在全部农民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不足五成。

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从总量和投向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以2008年为例，东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3484.1亿元，中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224亿元，西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159亿元。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现象更为严重，但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资金来源的匮乏，使得东中西部的差距在短期内很难缩小，可以说，对政策倾斜和创新融资机制的研究对于与中西部农村来说意义更为深远。

三、构建农村基础设施政策建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给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研究表明，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农村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是当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原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和开展。

1、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创造和谐的农村基础设施融资环境，创新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融资机制，破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难题，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扶持。农村基础设施具有投资期限长、盈利能力差、投资风险大等不利条件，要吸引非财政资金进入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必须依靠有吸引力的财税优惠政策和和谐的融资环境作为保证。主要包括：建立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者的财税优惠力度；建立和完善政府担保机制，营造和谐的基础设施投融资环境；完善政府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中的监督和管理职能。

2、调整农村产业部局$以招商引资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要实现城镇化，必须进行招商引资，促进产业化发展*当招商引资到乡镇后，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同时，随着产业的做大，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产生城镇人员的集聚性从而达到城镇化的目的。

3、“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是政府要以居民的需求为主确定基础设施投资项日的内容、数童和投资额。这种决策方式将基础设施投资目标确定为满足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消费需求，以达到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按照私人产品局部均衡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公共产品“虚拟”供需曲线，得出公共产品供给的帕累托最优条件是所有人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边际转换率。虽然在基础设施的消费者和供应者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供应者难以取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但可以采用迂回的解决方式，例如前述的“投票模型”等，即在两者之间插入一个媒介，运用民主机制进行公共选择，最大化显示消费者对基础设施的偏好信息。

4、以工补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应顺应产业的发展思路，利用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的发展进行投入。要根据当地实际，主攻一二个产业，起到产业化龙头企业示范作用，把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与龙头企业相结合，帮助农民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市场，降低农民从事市场活动的风险，达到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结语：在“三农”关系中,农民增收是“三农”的首要问题。要使农民增收,解决农村中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是推动农民奔小康的有力举措，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还大量存在着乡与乡、乡与村、村与村的道路不通,农村的自流灌溉低,排灌设施老化、设备陈旧、耗能高，教育设备落后等现状，只有通过加强政策的领导和多方面的协调发展，才能将农村基础建设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李汶．税费改革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影响[J]．发展研究, 200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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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投资主体已由国家(集体)、金融机构的组合转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和金融机构共同投资的新格局,农业资金的投资领域也完成了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

(一)国家财政投资农业的现状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支援农业的生产性支出和农林水利事业费、小型基本建设支出、流动资金、科技推广费、财政价格补贴及其他费用。统计资料显示,8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从总量上看是逐年增加的,但所占比重波动较大且具有下降的趋势。从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基建总投资比例来看,在改革开放前,由“一五”时期的7.1%到“五五”时期的10.5%,中间虽有波动,但基本呈现上升趋势,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其比例数额一直较低,如“六五”时期只有3.26%,1999年也只有6.7%,由于在此期间许多年份(如1992年和1993年)当年投资价格指数高于投资增长率,因此扣除价格影响后,其增长可能为负增长。

(二)金融机构信贷投资农业的现状农业信贷投入农业主要是政策性投入,它既可提高农民的投资收益率,又可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其主要构成是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和组织对农业的贷款。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统计资料显示,从1994年到1996年,国家银行、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总额的增幅分别为52.4%和83.9%,均超过同期贷款的增幅,但从贷款的比重来看,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总余额中,农业贷款只占4.93%和20%多一点,而且多属于流通性贷款,生产性贷款较少。贷款的“非农化”特征比较明显,农户的贷款资源呈减少的趋势。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6年间,农户在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比在1984年达到0.41后就逐年下降,到1996年仅为0.19,农户存贷款的差距逐渐增大。

(三)农村集体和农户投资农业的现状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的确定和实施,许多原由农业集体承担的农业投资项目改由农户承担,造成集体的农业投资额严重下降,其资金积累机制严重退化,集体乡镇企业也在利润机制的引导下将资金纷纷投向非农产业。据统计,农业投资在农村集体总投资中的份额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六五”时期为17.0%,“七五”时期为8.0%,“八五”时期为5.1%,1997年略有回升,为7.7%,但仍然很低,而农村集体固定投资和农户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占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在90年代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前者1991—1995年为12.6%,1996年为12.2%,1997年为12.3%,1998年为11.4%,后者相应的分别为10.8%、11.1%、10.8%和9.4%。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农业投资随着农业的增长和下滑也经历了一个由高涨到回落和下降的变动过程。据统计,农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农户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在“六五”期间为24.4%,“七五”期间下降为16.1%,“八五”期间继续下降为11.1%,1996年则回升为18.1%。在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建房投资比重逐年上升,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则逐年下降。通过前面对农业投资现状的检视,可见我国农业投入的现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投资总量持续不足,而且各投资主体农业投资的比重从“六五”以来呈下降的态势;二是投资运行不规则,增长与波动并存;三是投资结构不合理,资金外流严重。此外,投入机制也不健全,农业资金低效运作现象也较普遍。

二、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及现行农业投入机制的弊端

(一)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农业投资的多少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只有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进入一定的阶段之后,才能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国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这一阶段,农业对工业提供积累是必不可少的,而工业对农业不可能提供大规模的投入(反哺)。据测算,1952-1996年,农业为我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1万亿元以上的积累,90年代前段,农业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对工业化的贡献额每年都在1千亿元以上,大于国家和工业部门对农业的投资额。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投入不足便不足为奇了。

(二)现行农业投入机制的弊端总的来讲,我国农业投入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弊端:一是农业投资主体错位。目前农业投资主体包括国家(集体)、金融机构和农户。从市场的角度来着,投资主体的行为取决于市场导向对其的作用,但其真正的动力则来源于利益的调整。由此推论,作为微观层次利益的受益者———农户和作为宏观层次利益的承受者———国家,都应该承担农业投入份额的大头。这种投入份额在计划经济时期曾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但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财政体制和农村基层组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投入的结构也需由此重建。投资主体的错位反映出目前农业投入机制的被动性和强迫性。显然,这一方式缺乏市场组织条件下特有的追求利润的特征,缺乏内在动力激励。二是投入渠道狭窄。农业经济结构的多层次性对农业投入的多元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顺应多元化的需求结构才能真正促进农业的发展。

农业信贷占大头的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信贷结构,真正用于农业综合开发、农业服务配套及种养业的信贷资金还不到信贷总量的45%,就是名义上的农业投入也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而不得不投向非农产业,真正投入农业基础部门的资金更是微乎甚微。从另一侧面来看,与农业相关的一些工商企业和服务业,由于商业趋利行为的作用,也非但不加大对农业服务性的投入,反而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大揩农业之油”,造成农业投入资金的大量流出。三是投入补偿机制缺乏。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是衡量某一机制合理与否的标准。目前农业投入机制的致命弱点之一是缺乏投入补偿机制,通常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是少有产出。这与农业的高风险、低收入的产业特征密切相关。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都较低,农业的自我积累功能低下,积累效益差,造成投入后的资金不能迅速有效地聚集成回流所必需的返还利润,补偿机制无法运行,投资主体投入的积极性遭到打击。四是劳动投入对资金的替代效应弱化。劳动与资金的相互替代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时,是劳动对资金的替代,反之则表现出资金对劳动的替代。从我国实际来看,应更多地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尽可能的用劳动替代资金。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业投入要素由自给型转向商品型,客观上要求农业投入中的活劳动与劳动积累都要采取贷币形态的核算方法,使得劳动投入对资金投入的替代效应大大降低,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三、重塑农业投资主体农业投入机制的构想

(一)重构政府宏观农业投入机制,规范政府农业投入行为无论从农业的弱质性还是其收益的社会性来讲,政府都应规范其农业投入行为,承担起宏观农业投入主体的责任与义务。构建政府宏观农业投入机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从认识上树立正确的农业发展观,从政治上提高农业的地位,从组织上积极推进农业领域中的各种组织创新,从行为上重视农业投资增长问题,大大减少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忽视农业的“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的错误倾向,建立起促进城市经济良性循环的政策目标。(2)是建立国家农业保护基金和各种农业发展基金,完善农业财政积累机制。(3)规范政府在农业投资的使用方式、项目选择、管理运作等方面的行为,提高农业投入的效益,弥补资金的不足和保持投资的可持续性。(4)运用法律手段强化农业投入。现行的《农业法》中第5章第42条的规定就比较模糊,难于量化和操作,影响了法律的约束力和实施。(5)补充建农资金,建立刚性约束机制。农村集体经济力量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强化“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机制,是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解决现代农业发展资金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治理大量农业资金“农转非”的有效办法。要规定农村各行业各单位只能向农业“贴金”,不能“剥金”。对此要形成制度,量化考核,以增强其刚性约束,确保专用。(6)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改革现行的农业保险体制,将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分离,加大政府发展农业保险的扶持度,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总之,从宏观角度看,政府新的农业投入机制应当体现低利性、规模性、保险性、动力性和持续性等原则。

(二)重造信贷农业投入机制,拓宽农业融资渠道我国农业信贷投入的职能主要包括稳定投入职能、渗透职能和调控职能。针对目前农业信贷投入的现状,重造农业信贷的农业投入机制,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一套完善的农业信贷金融体系。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应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承担起农业信贷投入的主体责任。(2)严格规范农业信贷的决策机制和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一是要根据国家的宏观政策制定相应的信贷政策来确定农业贷款的投向并提高投资评估的科学性。二是建立完整的风险监控、补偿和转移机制,规避农业贷款风险。(3)建立农业贷款的政策保障机制,即建立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主要是国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营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补偿,从利益上鼓励农业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以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4)加大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以拓宽农业项目资本金的来源和农业投资的渠道。此外,还必须建立支农信贷资金合理使用的约束机制,杜绝农业资金的“农转非”。

(三)重构微观农业投入机制,激励农户的农业投入行为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最基本单位和最终决策者,是农业投资的主体和直接受益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不再是农户投资的唯一选择,农户对家庭资源的配置将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在生活消费、非农投资和农业投资中进行分配。因此,建立一种激励和保护农户农业投入的微观机制,是保持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关键。构建农户农业投入的微观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建立有效的利益诱导机制。有效的利益机制具有激发农户农业投入的内在动力和优化农业投入的行为方向的作用。诱导机制的建立一是通过建立农业土地流转机制,改革现有农地制度,提高农业经营的规模效益来强化农户对土地投入的制度动因;二是通过建立农业投资补偿经营机制,从税收、服务、价格等方面给予农户优惠,将农户的投资更多地导入农业。

(2)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提高农户农业投资的收益水平。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拉长产业链条,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户获得产前、产中和产后经营中的更多收益,使农业生产要素在利益的驱动下快速地流动和有效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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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灰色关联分析；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S9；F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9-2433-05

产业融合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创新方式，成为新时期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推动产业价值增长的最主要源泉与动力之一。学术界对产业融合阐释，始于信息通讯业，被认为是狭义的产业融合。实际上，除了信息通讯领域，产业融合还广泛存在于其他领域。乡村旅游产业由休闲农业和民俗旅游两大部分构成。从形成机制上看，是以农业活动为基础，农业与旅游业交叉融合形成的新型产业。北京市是国内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最早的城市之一，具备良好的农业资源条件和旅游发展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旅游活动已从单一的“农家乐、观光采摘”逐渐向“观光、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功能一体化方向转变。乡村旅游产业关联性高、综合性强的特征，决定了加大乡村旅游产业建设力度，已成为推动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内容。目前对于乡村旅游产业研究，多聚焦于乡村旅游业发展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特点、模式和路径等方面，且研究方法多以定性为主，而从产业融合视角，测算并分析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度及其影响因素比较显见，本研究采取灰色关联方法，选取影响北京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指标，测算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度，分析影响农旅产业融合的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基于灰色系统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已知信息实现对系统运行的有效控制。应用灰色系统理论，乡村旅游业与相关联产业可以看成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具有模糊性、随机性、信息不完全性，即灰色性，内部存在灰色量和灰色关系。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在数据时间系列较短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得到较好分析结果。计算方法和步骤如下：

首先，确定参考序列Yi和比较序列Xi；然后采用均值化处理方法消除量纲，得到Yi'（t）与Xi'（t）；再求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的绝对差：

可得各年产业之间各综合关联系数γ（t）。各灰色关联系数变化范围为[0，1]，其值越大，关联性越大，反之越小。

2 北京市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度测算

2.1 指标选取

为测算农业与旅游融合度，本研究选取了2005-2013年反映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和旅游业发展水平的10个指标，构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特征的指标有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水资源利用率、农业生态服务价值、设施农业收入、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额等6项；旅游产业主要指标有游客人均消费支出水平、星级饭店和旅行社劳动产出率、星级饭店客房出租率、A级及以上和重点旅游景区数等4项。为便于比较，经济数据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表2）。

2.2 结果分析

由表3可知，2005-2013年间北京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度平均值为0.814，农旅产业融合度处于上等水平。从变化趋势看，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度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最高点出现在2010年（0.885），之后逐渐下降，最低点在2013年（0.712）。

3 北京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指标选择

“钻石模型”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波特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竞争力的有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因素。此外，还存在政府与机会两个辅助变量。根据“钻石模型”，产业融合主要改变了相关产业上述6个方面因素而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为此。本研究选取了乡村旅游总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旅游业总收入3个指标，测算乡村旅游产业与农业、旅游业的关联关系。同时，分别从市场需求因素、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水平、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政府政策等5个方面，共选取了10个指标。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的障碍因子。为便于动态比较，将研究时期划分为2005-2008年和2009-2013年两个时段。对于经济数值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以消除物价影响。

3.2 结果分析

计算结果显示，所有指标灰色关联度均大于0.5（表5），说明所选取的指标对乡村旅游业收入的关联度都很高，对乡村旅游的影响都比较显著，所选择指标合理。

3.2.1 乡村旅游与旅游业、农业的融合度较高 乡村旅游与旅游业、农业的融合度分别为0.778和0.647。乡村旅游收入与旅游业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均同步增长，且与二者融合度呈现上升趋势，但乡村旅游与旅游业融合度高于农业。从2005-2013年统计数据看，北京市乡村旅游业总收入年增长率达到13.54%，分别比农林牧渔总产值和旅游业总收入年增长率高8.98和4.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推动北京旅游业发展，增强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消费能力，对拉动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效果。同时。推动农业生产发展。也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3.2.2 市场因素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影响最为突出 对影响农业与旅游融合的各因素，按融合度大小排序为市场需求因素（0.751）>农民组织化程度（0.749）>基础设施（0.702）>农业科技水平（0.687）>政府政策（0.678）。其中，市场需求变化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最为突出。而市场需求指标中，私人轿车拥有量与乡村旅游收入关联度（0.818）最高，其次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0.720）和农民人均纯收入（0.716）。从变化趋势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旅游收入呈现同步增长趋势，二者与乡村旅游收入融合度也不断增长，这表明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对乡村旅游具有拉动作用。与二者相反的是，私人轿车拥有量与乡村旅游融合度却呈现下降趋势。尽管近年来北京居民私人轿车拥有量年增长率达到15.35%，超过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但二者融合程度在降低。这表明私人轿车拥有量的增长，已经不能拉动乡村旅游发展，

3.2.3 基础设施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影响呈现下降趋势 反映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及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3个指标与乡村旅游融合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公路网密度（0.719）、观光园数量（0.700）和民俗接待户数量（0.686）。从2005-2013年的变化趋势上看，北京市公路网密度、农业观光园数量和民俗户数量均呈现增长趋势。年增长率分别达到4.98%、3.17%和2.02%，但3个指标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关联度均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0.112、0.109和0.166个百分点。这显示，发展公路网（包括农村公路），增加观光园和民俗户数量，已经对乡村旅游收入增长不具有拉动作用。北京乡村旅游发展已进入从扩张资源及基础设施的数量向提高服务质量上转变的阶段。

3.2.4 现代科技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代表农业科技水平的两个指标――农民计算机拥有率、人均农业技术人员，与乡村旅游关联度分别为0.754和0.619。从近9年发展趋势看，农民计算机拥有率年均增长率达到9.42%，但人均农业技术人员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7%，幅度不大。在两个时间段中，农民计算机拥有率与乡村旅游关联度变化不多，但万人农业技术人员与乡村旅游业关联度增加幅度较大。这表明，技术人员的农业技术推广及应用，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在促进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随着计算机在北京市农民家庭的普及，农业信息化建设需要从增加硬件数量向加强农民培训的软件服务上转变。只有提高硬件物质的使用效率，现代信息技术才能对推动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挥促进作用。

3.2.5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影响农民市场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灰色关联度分析显示，专业合作组织数量与乡村旅游关联度较高，达到0.747。近年来，北京市专业合作组织数量逐渐加大，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工商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6010家，合作社入社成员总数24.1万个，带动非成员农户数24.4万户，占全市从事第一产业农户的70%以上。在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变化与乡村旅游收入同步增长的同时，二者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在逐渐加大。表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于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2.6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乡村旅游产业关联度降低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是农业经济增长、农村社会进步、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物质基础。政府涉农政策影响着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领域和农村非农产业，进而也影响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近年来，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北京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从2005年的35.75亿元，增加到85.02亿元，增加了一倍多，年增长率达到11.43%。固定资产投资与乡村旅游收入都是同步增长，但从两个时间段上看，二者关联度从0.730下降到0.630。表明刺激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拉动作用已不明显，

4 政策建议

4.1 “双轮”驱动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不仅是后起新兴产业所渗透融合的对象，而且。正是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为“母亲产业”的特殊性质，为这些后起新兴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技术创新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可能，组织发展把融合过程推到运作层面，从而把产业融合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因此。加快技术创新和培训经营主体，是驱动农业与旅游业融合的两只重要“车轮”。一方面，加大现代高新技术在旅游项目开发上的应用，为产业融合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企业）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高转变，打造都市型现代农业，增强农业被融合和主动融合的能力。

4.2 增强旅游业与乡村旅游业互动活力

旅游业作为高成长业，对拉动乡村旅游产业具有较强作用。为此，需要进一步拓宽旅游市场，推动城市与乡村形成互动发展的良好态势。抓好乡村旅游示范点和精品线路的建设。树立典型，打造品牌：丰富旅游产品组合。打造多功能一体化的旅游产品：充分利用农业会展、节庆等重大活动，加强乡村旅游宣传。不断创新旅游业与乡村旅游业互动方式，促进两个产业的充分融合。

4.3 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升级

乡村旅游硬件条件建设已经对乡村旅游经济增长不具有拉动作用，但随着城市和乡村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乡村旅游的消费需求仍在不断增长。北京市乡村旅游产业已从扩张资源数量、满足物质需求向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精神需求上转变。因此，提高旅游产品质量、丰富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拓展旅游产品功能，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旅游业升级的重要内容。只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才能使游客每到一处都有新的意境、新的感受、新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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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支农；三阶段DEA；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10-0007-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10.02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78―2012年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336.6元增长到7916.6元，年均实际增长4.87%。但由于历史条件、政策偏向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农业生产投入不足等问题十分突出。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据统计，2007―2012年，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由61150.66亿元增加到176227亿元，年均增长23.58%。

一、文献综述

纵观国外既有文献，关于农村金融效率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对农业信贷效率的分析上。Jensen（2002）、Jim（2005）研究发现，由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体系往往是缺乏效率的[1-2]。Nourse（2001）指出，微型金融机构应当针对贫困人口推出更适合于他们的信贷产品[3]。在定量研究的方法上，多以线性回归为主，即以人均GDP或其他指标为因变量，以包含农业信贷在内的多个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Kochar（1997）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印度农业贷款的执行效果，结果显示农业信贷总体上无效[4]。Rousseau（1990）运用误差修正模型（VEC）估计了农业贷款发放效率[5]，但该模型中只包含了农业信贷和农村经济增长两个变量，降低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Hendry（1995）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使指标体系更加完整[6]。

国内学者针对农村金融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金融环境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效率。金融环境主要包括金融制度、信用环境和市场体系等方面。谷慎（2006）、刘泽仁（2007）、王修华和沈岚（2003）从制度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效率，认为导致我国农村金融效率低下、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条件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以及制度结构不够协调[7-9]。吴俊杰和周再清（20

10）通过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信用环境进行分析，指出我国金融支农效率整体上还处在较低水平，农村信用意识缺失、法律框架基础薄弱等问题普遍存在[10]。第二类是从信贷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效率。王定祥等（2013）以人均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人均农业劳动力和人均农业资本作为投入指标，以人均农业增加值、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和农业成灾率为产出指标，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对我国农村金融支农效率进行测度[11]。吴俊杰和周再清（2009）引入人均农业贷款、获贷农户比例两个指标，运用DEA模型对金融支农效率进行评价[12]。第三类是从金融功能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效率。代表性的有白广玉（2005）等、褚保金（2007）等、邓奇志（2010）等[13-15]。

已有文献对研究我国金融支农效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1）在定量研究方法上，线性回归无法对多投入、多产出的情形进行评价，SFA和DEA在评价时无法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使评价结果出现偏差；（2）在产出指标选取上，已有文献大多选取农业总产值（或农业增加值）、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贡献指标来评价金融支农效率，而没有涵盖农村社会福利的改善情况。为此，本文从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社会福利三个方面选取相应产出指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影响，对我国2012年金融支农效率进行评价，并找出影响金融支农效率的外部因素，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模型介绍

三阶段DEA模型是由Fried（2002）等提出的一种新的效率评价方法[16]，其构建和运用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DEA模型（BCC模型）。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都包含m种输入和s种输出；xij代表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i中输入，yrj代表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r种输出。第p个决策单元总效率的计算就可以转化为线性规划问题：

min[？兹-？着（■s-+■s+）]

s.t. ■？姿jxj+s+=？兹x0

■？姿jyj-s-=y0 （1）

■？姿j=1

？姿j>0，s+>0，s->0

其中，？兹为决策单元的有效值，s-、s+为松弛变量，？着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当？兹=1且s-、s+均为0时，决策单元DEA有效；当？兹=1且s-≠0或s+≠0时，决策单元为弱DEA有效；当？兹

第二阶段：构建相似SFA分析模型。第一阶段计算出来的投入冗余量要受到内部管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第二阶段通过构建相似SFA分析模型分别计算出以上三种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然后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因素，得到仅由内部管理无效率造成的投入冗余。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都包含m种输入，分别对决策单元的每个投入冗余变量进行SFA分析，构建的SFA模型如下：

sik=fi（Zk；？茁i）+？谆ik+？滋ik （2）

其中，i=1，2，3…m，k=1，2，3…n，sik代表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i项投入松弛变量，Zk=（Z1k，Z2k，Z3k…Zpk）表示p个可观察的环境变量，？茁i为环境变量的待估参数。？谆ik+？滋ik代表混合误差项，其中？谆ik为随机干扰项，并假定？谆ik～N（0，？滓2）；？滋ik表示管理无效率，假定？滋ik～N+（？滋i，？滓2？滋i），？谆ik和？滋ik相互独立。当？酌=？滓2？滋i/（？滓2？滋i+？滓2）接近于1时，说明管理因素占主导地位；当？酌=？滓2？滋i/（？滓2？滋i+？滓2）接近于0时，此时随机因素占主导地位。

利用回归结果对各决策单元的投入项进行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法如下：

■ik=Xik+[maxk{zk■i}-zk■i]+[maxk{■ik}-■ik] （3）

其中，i=1，2，3…m，k=1，2，3…n，Xik代表第k个决策单元第i项投入的实际投入值，■ik为调整后的投入值；■i为环境变量参数的估计值，■ik为随机因素的估计值。式（3）中第一个括号表示将所有决策单元调整到相同的外部环境，第二个括号表示将所有决策单元面临同样的运气。

第三阶段DEA：调整后DEA模型。将经过第二阶段调整后的投入变量和原始产出变量再次代入到DEA模型，得到剔除了环境和随机因素的真实效率值。

三、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指标选取

1.投入产出指标

已有文献多从农村经济增长角度选取相应指标作为产出指标，无法反映农村社会福利情况。本文选用人均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化率三个指标，分别从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社会福利三个方面综合反映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涵盖范围更广。对于投入指标，本文选取人均涉农贷款、农村人均储蓄及每万人拥有金融机构网点三个指标。

2.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是指对金融支农效率有影响但不在决策单元主观可控范围内的外部因素，考虑到金融支农的自身特点，本文从以下几方面选取了环境变量。

（1）财政支农。财政支农的方式主要有涉农惠农补贴，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补助。财政支农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同时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财政支农支出反映政府财政支农力度，预期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将促进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

（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一方面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另一方面则主要用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及购买相关设备。这些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建房来反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情况，预期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将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

（3）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农民掌握先进的生产技能，使其具备更强的生产能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可以提高农民经济决策的效率。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预期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的提高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各省市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如式（4）：

edut=■（4）

其中， edut表示某省市第t年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i=1，2，3，4，5分别表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5种不同的受教育水平；nti表示某省市第t年受教育程度为i的人数；yi表示受教育程度为i的教育年限，当i依次取1，2，3，4，5时，对应的yi分别为0，6，9，

12，16年。

（4）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促使农村劳动力和资本外流，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无法引入到农业生产，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反映城乡收入差距，预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5）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农村受灾面积反映自然灾害情况，预期自然灾害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二）数据说明

由于数据难以获取，本文将其剔除，样本选取了2012年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并进行整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金融年鉴（201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3）》和《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2）》。

四、实证分析

（一）第一阶段DEA实证结果

利用DEAP2.1软件对我国30个省市的金融支农效率进行分析（见表1）。由表1可知，在不考虑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干扰的情况下，我国各省市金融支农的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73，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887，规模效率平均值为0.876。其中，黑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和新疆处在生产前沿面上，其余24个省市在不同程度上处于技术无效率状态。由于上述结果包含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无法真实地反映各省市金融支农效率状况，因此仍需作进一步的调整与测算。

（二）第二阶段SFA回归结果

将第一阶段计算得到的投入松弛变量作为因变量，将上述5个环境变量作为自变量，利用Frontier4.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由表2可知，在三个投入松弛变量模型中，大部分系数通过5%和1%显著性检验，表明各环境变量对金融支农效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且三个模型的LR单边检验均通过5%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二阶段SFA回归分析的必要性。

由于各环境变量是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因此当回归系数为正时，表明环境变量值增大会导致投入松弛量的增加，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当回归系数为负时，表明环境变量值增大会导致投入松弛量的减少，从而提高了金融支农效率。下面具体分析各环境变量对金融支农效率的影响。

1.财政支农。财政支农在人均涉农贷款松弛变量和农村人均储蓄松弛变量两个模型中的系数为负，且分别通过1%、5%显著性检验；在每万人拥有金融机构网点松弛变量模型中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与预期结论相同。

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三个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减少投入冗余量，提高了金融支农效率，与预期结论相同。

3.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与投入松弛变量呈正向关系，表明提高农村劳力文化水平会降低金融支农效率，与预期结论相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所学的知识还不足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提高生产效率；相反，文化程度偏高的农民往往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降低了金融支农效率。

4.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比对三个模型的投入松弛变量均起促进作用，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与预期结论相同。

5.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在三个模型中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受灾面积扩大增加了投入冗余量，从而降低了金融支农效率，与预期结论相同。

由上述分析可知，环境变量对金融支农效率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因而包含了环境因素的效率评价可能会对不同决策单元得出不恰当的结论，即处于较好环境或运气较佳的决策单元可能得到更高的效率值，而处于较差环境或运气较差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会相对较低。因此，有必要对原投入变量进行调整，使各决策单元处于相同的经营环境和运气，进而考察它们真实的效率。

（三）第三阶段DEA实证结果

运用式（3）对原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并将调整后的投入变量与原始产出变量再次代入到BCC模型进行分析，得到各省市金融支农效率的真实值及规模报酬状态，结果如表3所示。

对比表1和表3可知，经过调整计算得到的效率值与第一阶段效率值相差较大。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对调整前后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到，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分别通过10%、5%显著性检验，表明调整前后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从侧面验证了本文对原始投入变量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下面对第三阶段计算结果进行详细分析。

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由0.773上升到0.832，纯技术效率平均值由0.887上升到0.930，规模效率平均值由0.876上升到0.894。可以看到，在剔除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后，我国金融支农效率有所改善，且效率水平相对较高。这主要是由于近十几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金融在服务“三农”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不断推进一系列重要体制机制改革，落实和完善了大批金融、财税扶持政策。自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全面启动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相继改革，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农民对金融产品的多元化需求。此外，乡镇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地区的金融空白。

从各省市来看，处于生产前沿面的省市由6个减为5个，其中福建、湖北、湖南三个省份在调整前后均处在生产前沿面，表明这三个省份的金融支农效率确实较高；辽宁、上海则由技术无效率变为技术有效，这主要是由于调整前规模效率被低估的结果。综合技术效率上升的省市有16个，其中北京、辽宁、浙江上升幅度较大；下降的有11个，下降幅度较大是新疆。从调整后的综合技术效率来看，甘肃、新疆、四川、天津和青海排在后五位，金融支农效率相对较低，国家应加大对这些省市的扶持力度，改善当地金融支农现状。大部分省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说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金融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

从三大区域来看，东部的综合技术效率由0.725上升到0.865，上升幅度较大；中部和西部略有上升，调整后分别为0.857、0.771。可以看到，东部和中部的金融支农效率较高，而西部则相对较低。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凭借着政策优势和地理优势获得了发展先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东部的金融市场发展较早，多元化的金融产品（股票、债券、保险、黄金等）为农村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此外，较活跃的金融市场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扩大经营规模、购进先进设备提供了融资渠道，满足了农民对融资的多元化需求。因此东部地区的金融支农效率相对较高，中部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承担着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因此一直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对象。近年来，国家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涉农贷款投入，信贷资金逐渐向农村回流，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中部地区金融机构改革效果明显，新型金融机构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些都促进了中部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加上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较差，许多金融机构不愿在这些地区开设网点，导致了当地金融资源的匮乏。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入驻西部，加大了对西部农村地区的金融扶持力度，金融投入不足、金融资源匮乏的状况有所改善，金融支农效率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仍相对偏低。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2012年金融支农效率进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经过第二阶段调整后，我国各省市金融支农效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明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对金融支农效率影响显著。在外部环境中，财政支农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和自然灾害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对金融支农效率起到应用的促进作用。

2.我国金融支农效率的区域差异明显。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西部与东中部之间。经过第二阶段调整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综合技术效率分别为0.865、0.857、0.771，西部地区的金融支农效率相对较低。且金融支农效率排在后5位的省市中，有4个来自西部地区。

3.我国大部分省市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由第三阶段规模报酬分析可知，除了处于生产前沿面的5个省市的规模报酬不变外，其余省市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二）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改进策略：

1.重视外部环境对金融支农效率的影响。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发挥两者对金融支农效率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新的农村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建立自然灾害预防和治理机制，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扩大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覆盖范围，积极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和专业知识讲座，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专业素质水平，发挥教育对金融支农效率应有的促进作用。

2.重点改善西部地区金融支农现状，缩小区域间差距。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政策，鼓励金融机构进入西部地区，增加涉农贷款金额，拓宽农民的融资渠道；同时改善当地金融支农资金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将支农资金投入到生产效益较高的农业生产领域，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3.加大金融支农投入力度，提高规模效率。既要加大传统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也要鼓励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弥补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地区的金融空白，形成一套多层次、广覆盖、功能互补、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Jensen，R.. The Farm Credit System as A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 [J]. Review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2002（22）.

[2]Jim，M. Agricultural Credit：Institutions and Issue（CRS Report for Progress）[DE/OL]. national lag law center. org/assets/crs/RS2，2005（23）.

[3]Nourse TH. The Missing Parts of Microfinance：

Services for Consumption and Insurance [J]. SAIS Review，2001（21）：61-70.

[4]Anjini Kochar.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Rationing Constraints in Rural Credit Market in Indi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1997（53）：339-371.

[5]Rousseau P L，Wachetel P.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Five Industrial Countries [J]. 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1998（30）：657-678.

[6]Hendry D. F. Dynamic Econometrics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29.

[7]谷慎.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最优选择路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47-50.

[8]刘泽仁，孙从海.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制度与效率[J].农业经济问题，2007（1）：23-26.

[9]王修华，沈岚.金融支农：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新疆财经，2003（1）：38-40.

[10]吴俊杰，周再清.我国金融支农效率现状分析[J].金融经济，2010（6）：42-43.

[11]王定祥等.我国金融支农效率的测度与改进策略[J].当代经济研究，2013（11）：62-69.

[12]吴俊杰，周再清.基于DEA模型的金融支农效率研究[J].求索，2009（9）：24-26.

[13]百广玉，陈淼.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及其效率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05（10）：39-41.

[14]褚保金，张兰等.中国农村信用社运行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苏北地区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7（1）：11-23.

[15]邓奇志.功能视角下我国农村金融效率的现实审视及优化路径[J].农村经济，2010（5）：52-55.

篇10

关键词：农村基础设施融资问题及对策

一、 山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情况

1.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依然薄弱

农田水利设施对农业的支撑能力明显不足，多数耕地完全靠天吃饭，缺少基本灌排条件；很多灌区工程不配套，运行效率不高；一些设施特别是中小型水利设施老化失修问题严重。当前，山东省机电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为67.3%，现有山丘区小型水库5281座，其中病险水库高达77.9%，蓄水能力大大减少。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创新能力普遍不高，农业科技普及率、成果转化率较低，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平均水平。同时，过分耕种导致耕地质量下降，水土流失严重，中低产田面积不断扩大。

2.农村生活性基础设施依然落后

据调查，山东省未经整治和整体改造建设的村庄还有4.7万个，部分村庄基础生活设施薄弱，道路泥泞、排水不畅、垃圾乱扔、人畜混居等问题比较突出。农村环境污染尤其是工业污染日趋加重，农村环境设施建设十分滞后，农民群众热切期盼改善生活环境。文化娱乐方面，农民日常娱乐依然传统和单调，设有专门文化娱乐场所的村庄仅占14.2%。道路交通方面，仍有农村尚未建设公共汽车站，公路覆盖力低和质量技术状况差依然是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

3.农村信息服务性基础设施亟待健全

信息化建设是当前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的必备条件和重要手段。不断加强农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提升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当前，全省缺乏为广大农民提供农技咨询的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不到位，山东省粮食作物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农村农产品的安全生产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业的抗灾减灾能力较弱。

二、 山东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政府投入不足，资金短缺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2010年，全省农村投资1822.99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7.8%。与全省同类投资相比，2010年农村卫生福利事业投资17.21亿元，仅占全省的10.85%；农村教育文化事业投资151.62亿元，占全省的19.6%；农村交通运输投资145.2亿元，占全省交通运输业投资的13.8%，城乡差距很大。山东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村集体投资能力不足

在修建公路、修缮校舍、水利设施建设等的资金来源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而农村所需要的资金主要由农户或村集体承担。除少数具有优势地理位置的农村集体企业效益好，能够提供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外，大部分村集体组织负债严重，没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基础设施供给责任。地方政府同样由于财力限制以及资源分配的非农性，导致农村支出偏少，不能满足农村的生产生活需求。即使提供了部分设施，也大多流于形式，应付检查，不符合村民真正的需要，使用效率较低。

3.民间资本投资不合理

产权界定的模糊性，导致民间资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缺乏信心。国家曾明确规定：“农户自建或自用为主的小微型工程，产权归个人所有，由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产权证。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资产归合作组织所有。对经营性的工程，可组建法人实体，实行企业化运作，也可拍卖给个人经营。对业主开发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地方人民政府要给予扶持，并规范其收费标准和服务行为。”

三、 解决山东农村基础设施融资困难的对策

1.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中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如果各级政府都能把农村像城市一样对待，支持财政和国债资金投入，那么，农村基础设施供需失衡、资金短缺的矛盾将会大大缓解。政府的财政性建设资金要向农村基础建设领域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建设投入的规模。政府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力量，在投资过程中，应运用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各类组织投资的积极性。同时，作为宏观领导者，政府还应做好农村基础设施的规划工作，招商引资工作，切实做到急农民之所需。

2.改善投资环境，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政府应当营造公平竞争的农村投资环境，对国有资本、外商投资、民间资本一视同仁，取消对资本的身份限制，简化审批环节，放宽市场准入。同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必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探索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相结合的有效融资途径。继续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和农信社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支持等作用，建设符合农民真正需要的基础设施。政府要不断完善信贷担保机制，抓住目前政策性贷款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倾斜的机遇，建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确保银行贷款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

3.完善多元化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

虽然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财力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负责所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地方政府应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多渠道地吸引更多的企业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通过创新新型的投融资模式，不断加大民间和社会资本的引进力度，从而更好地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

4.加强服务与监管工作，完善相关的政策及法律法规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与主动参与，做好服务与监管工作，不断完善有关的政策法规。根据国家的总体发展要求，及时制定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做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相关方面规划的衔接工作。各级政府应充分运用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实施优惠利率和财政贴息等政策，提高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

（作者单位：吉林省东丰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参考文献

[1]张润清.河北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收入效应研究.绿色经济，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