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经济制度内涵范文
时间：2024-03-01 17: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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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内涵；构成；本质特征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B
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十分重视提升核心竞争力，纷纷提出了战略转型的要求，但对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维度构成、本质特征等方面的研究触及不深。虽然国内外学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注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发展战略与战略管理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极少有研究者系统地研究有关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通过系统阐释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维度构成和本质特征，以增进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对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深刻内涵的全面理解，为进一步理解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相关问题提供新视角，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做一些铺垫。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战略竞争力（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正式出现于迈克尔A.希特（MichaelA.Hitt）撰写的《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中的战略竞争力》（The 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 of U.S Firms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1997年MichaelA.Hitt & R.Duane Ireland、Robert E.Hoskisson合著出版的《战略管理：竞争力与全球化》（Strategic Management: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提出了战略竞争力的定义：当一个公司成功地制定和执行了价值创造的战略时，它就能获得战略竞争力，并将获得战略竞争力作为战略管理过程的两大目标之一。何会文（2006）在《基于战略竞争力的服务补救管理体系》一书中，通过深入研究Hitt等学者提出的“战略管理过程”后认为具有战略竞争力的企业，即是在财务、顾客、内部经营过程、学习和成长等四个方面表现出色的企业；战略竞争力是指企业在财务、顾客、内部经营过程、学习和成长等领域的出色表现，是企业成功制定与实施发展战略的结果，是企业未来业绩的资源与能力保证。
魏春旗、朱枫（2005）将战略竞争力概括为：企业的高层决策者根据企业的特点和对内外环境的分析，确定企业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制定和实施企业发展总体谋划的能力。战略竞争力是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战略管理是提升战略竞争力的关键，包括银行总体战略和产品组合、竞争战略、技术创新，以及企业文化、企业形象和人力、财务等战略，基本涵盖了银行生产和发展的全过程。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对战略竞争力的内涵，及其相关理论作较为系统的阐释，只是简单介绍了战略管理原理和工具，在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后，提出了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举措。
综上所述，对战略竞争力核心内涵等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多数学者和管理界人士只是提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而对战略竞争力的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研究为数甚少；特别是对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一系列维度问题研究得更是不深不透，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进行理论阐释与分析论证。
二、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
本文认为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是一种系统能力，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来的，极不容易被模仿替代和复制的，由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等多种能力凝结而成的，能够产生强大竞争能力并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集合体，是商业银行综合实力和市场价值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本质上是由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三个部分组成的竞争能力体系，形成三个圆环。
（一）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处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模型的内环，是战略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决定着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和成长能力，主要包括战略管理、文化管理、风险管控、金融创新、价值创造等核心能力。
1.战略管理能力。战略管理是商业银行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基业常青的重要手段。它是商业银行根据其内外部环境变化制定战略、实施战略，并依据执行结果的评价和反馈来调整、制定新战略的动态过程，分为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战略控制三个阶段。商业银行的战略管理能力也就体现在这三个方面，这种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未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
2.文化管理能力。文化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是以文化竞争力作为核心竞争力的系统的组织管理方式。对商业银行来说，文化管理就是让广大员工共同参与到银行管理中来，使全行上下对商业银行的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观达成共识，并通过相应的行为准则，贯穿于银行战略、公司治理、人力资源、金融创新等各方面，从而系统地解决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问题。
3.风险管控能力。所谓商业银行风险管控是指商业银行通过风险识别、评估、分析、预测和处理等方法，预防、回避、分散或转移经营管理中的各种风险，减少或避免经济损失，确保银行资金安全，从而实现风险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行为过程，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把风险管控能力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来抓。
4.金融创新能力。金融创新涵盖了商业银行体制、技术、管理、文化、服务创新等内容，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创新过程。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金融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的高低将成为衡量商业银行市场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准。金融创新能力不仅是商业银行实现有效发展、资产质量提升和利润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商业银行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驱动。
5.价值创造能力。商业银行价值是银行资本与劳动融合、创新过程中而产生的价值，以债务资本价值和权益资本价值为主，可以用会计账面价值、内在价值、市场价值和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来度量。所谓EVA,其原型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it），是商业银行税后净营业利润扣除资本成本（包括债务和权益成本）后的剩余资本收益，它要求银行资本获得的收益必须能抵补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商业银行价值创造能力,也就是商业银行创造EVA的各种能力与潜力的总和。这种价值创造能力反映了商业银行资本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也反映出经营管理者为投资者增值的能力，是商业银行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基础竞争力
基础竞争力处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模型的中环，是战略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影响着商业银行的基本运行和持续发展能力，主要包括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管理、服务营销等基础能力。
1.公司治理能力。商业银行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高杠杆、高风险、负外部性和行业管制与监管等特征，由此决定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也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公司治理能力在商业银行长期发展战略中的基础地位。公司治理能力是指商业银行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管理能力，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力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商业银行提升战略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2.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是商业银行根据其发展战略，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与管理，以满足银行当前乃至未来发展需要，确保战略目标实现与成员发展最大化的过程，包括人力资源规划与岗位设计、选聘与培训管理、劳动关系管理、薪酬管理、绩效管理等内容。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实质就是融人力资源占有能力、开发能力、配置能力与激活能力为一体的综合能力。商业银行应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高度重视人才的“激活”状态，充分发掘人才的潜力，切实从研究和满足人才需求入手，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从而为提升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夯实基础。
3.服务营销能力。服务营销能力也就是商业银行管理其营销职能及金融服务的基础性能力，主要涉及营销战略的决策与实施、市场研究与细分市场、营销渠道建设、客户关系管理及顾客服务等方面的能力。这种基础能力不仅是提升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重要砝码，也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制胜的法宝。服务营销能力的大小决定和影响着商业银行是否可持续成长与长远发展，只有将“客户满意与客户忠诚”的服务营销理念内化为银行员工的实际行动，才能真正提升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从而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环境竞争力
环境竞争力处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模型的外环，是战略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对于商业银行造就可持续竞争优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政府管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国际化程度等外在能力。商业银行环境竞争力是指构成和影响商业银行竞争力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是商业银行长期积累而形成并长期发生作用的、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外在能力。影响和制约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因素可以归纳为政府管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国际化程度等，这些因素是否有利于商业银行环境竞争力的提升，也会直接影响和制约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提升。
三、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维度构成
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告诉人们，它由制度、技术、管理和文化维度构成，这四个维度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融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之中（如图二所示）。其中文化、制度维度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文化、制度维度是技术、管理维度的原动力。文化、制度维度的创新推动着技术、管理维度的创新，如果商业银行没有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先进的制度，技术、管理创新就会失去文化、体制机制上的重要支撑，而且文化维度的创新还统领着制度、技术、管理维度的创新，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提升的重中之重。
（一）制度维度：银行制度规范
商业银行制度规范是指商业银行为有效实现目标，制定的一系列显性规则、合法程序和标准体系等，并用以约束追求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化的银行活动及其成员的行为规范（诺斯，1994），主要包括银行产权制度、管理制度、技术与业务规范以及银行成员的个人行为规范。商业银行制度规范、特别是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直接决定着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管理效率和战略竞争力。因此，制度维度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形成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战略竞争力的动力激励之源，如果银行制度提供的是低动力激励①，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就难以建立。
（二）技术维度――知识、技能与技术系统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技术维度既包含银行所有员工的知识与技能（含服务），同时也包含由广大员工运用其知识与技能所创造的技术系统，比如金融技术②、服务体系等。显然，技术维度的竞争力不仅在人们的大脑中积累起来，而且也在技术系统中积淀下来。在银行产品、银行服务中蕴藏的银行员工的知识和技能，以及镶嵌在技术系统中的知识和技能，是跟战略竞争力最紧密相联的维度。因为银行员工长期积累的知识和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以完善、充实、更新，并且有机地镶嵌于商业银行的技术系统――软件、硬件和工作程序中，从而构成商业银行的技术维度。又由于银行内外部的协同、互补和乘数效应，商业银行所拥有的技术维度会远远大于银行员工个体知识、技能的总和。所以，技术维度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必不可少的部分。
（三）管理维度：组织管理系统
商业银行管理维度主要是涉及组织管理系统的相关维度，组织管理系统由组织构架、控制系统、绩效管理系统、薪酬管理系统、培训教育系统等构成，组织管理系统具有持续不断地引导和管理商业银行知识和技能的功能，同时还具有协调配置、整合、引进和吸收外部知识与技能的功能。组织管理系统中的绩效、薪酬管理等激励系统，形成了商业银行知识和技能交流积累、流动和创新的有效渠道，使得组织管理系统对提升战略竞争力呈现出巨大的支撑作用。事实上，战略竞争力是以核心价值观、制度规范、知识和技能以及资源等诸多形式，存在于人、组织、环境、资产、产品和服务等不同的载体之中，又以出类拔萃的知识、技能和技术系统的形态表现出来，通过绩效管理、激励约束、教育培训、提升系统和程序等管理维度来进行商业银行的资源积累和优化配置，以促进商业银行获取长期可持续竞争优势，实现商业银行的可持续成长。
（四）文化维度：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学和文化学的边缘学科，涉及到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理念、惯例、习俗、道德伦理、社会责任及传统文化等，企业文化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核心支撑（刘光明，2007）。文化维度实质上就是企业文化的范畴，文化维度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核心维度。企业文化以隐性准则的效能，决定着商业银行对知识和能力类别、形式的取舍，对管理模式甚至是不同制度规范的选择等，哪一类知识和能力将受到支持、接纳或提倡，都是商业银行价值取向的结果。由于企业文化包括商业银行使命、愿景、经营理念、行为仪式、价值标准、感情信仰等――它们与不同的知识和能力相关。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企业文化就是商业银行的价值观，商业银行的价值观扮演的就是知识筛选、能力控制的角色。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对不同的知识进行筛选、鼓励、控制，同时，对商业银行各种能力进行整合，最终形成战略竞争力。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的知识和技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状态，即员工个人层面的知识和技能，镶嵌在技术系统中的知识和技能，融合在管理阶层观念、行为及组织的流程和惯例之中的知识和技能。但是，无论哪种状态的知识和技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非常依赖于商业银行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体现了一系列相关的假设，价值取向引导着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制约着银行员工的行为。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惯例和标准等，确保了银行能够发现其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把它们积累起来。因此，文化维度和制度、技术与管理维度相互作用，将形成自我强化和提升的良性循环，从而铸就强大的战略竞争力。
四、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本质特征
结合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和维度构成，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除了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异质性、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不可替代性、不可交易性等突出特征，以及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特殊性外，至少还具有以下五个本质特征：
1.战略性。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战略性”，主要体现在制造商业银行竞争中的取舍效应,也就是选择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的问题。如果商业银行没有取舍效应，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发展战略，也就更不需要谈及战略竞争力。商业银行作为特殊的金融企业，强调战略竞争力，本质上讲就是要关注两点：一是商业银行如何去竞争以在市场上获取竞争优势；二是商业银行如何在市场上创造出一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使之不仅独特有价值，而且难以被模仿复制或替代。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对未来一个时期经营管理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积极做出应有的战略规划与决策，同时加强战略管理，实际上也充分体现出战略竞争力鲜明的战略性特征。
2.可持续性。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可持续性”，实质上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核心业务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以此确保商业银行具备持续不断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二是促进商业银行周边产业链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以确保其经营管理能够对社会产生持续的正面影响，从而提升商业银行的环境竞争力。
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强调的是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必须进行战略性整合，不仅将视野从优先考虑利益最大化延伸至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而且还把对生态影响、社会公正和经济公平的考虑纳入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的基本范畴，把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最大限度地提高股东及相关利益者价值与客户满意度摆在同等位置。因此，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可持续性是其最本质的特征。
3.系统性。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不仅自身构成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而且还包含若干个子系统。系统性强调的是战略竞争力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与配合，追求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化和持久性。它既要求商业银行特别注重其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的提升，更强调决策层和银行家的全局意识、系统战略思维。如果一家商业银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续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来进行持续变革与持续创新，形成商业银行的战略竞争力，发挥其协同效应与系统作用，从而促进商业银行可持续成长。
4.资产专有性。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是由多种能力体系构成的集合体，由于各个能力体系的结构不同，商业银行的资产存量在现有领域就会形成沉没成本，使得商业银行对战略竞争力的投资成为不可还原性投资。因此，战略竞争力也可以看成是商业银行的一种专用性资产，具有资产专有性特征。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专有性还表现在长期积累的自然属性上，因为战略竞争力具有历史依存性，是需要银行长时间积累、学习而形成的。竞争对手模仿一套环环相扣的能力体系，远比仿制某一特定的营销方案、一项制造技术或者一个特色产品要难得多，这就使得竞争对手处于时间劣势，自然形成进入的资产壁垒而无法参与竞争，从而保护了商业银行垄断利润的获得，同时也对商业银行自身构成一种推出壁垒，使其本身的资产和能力在原有基础上持续提升。
5.知识性。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认为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而核心竞争力又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最核心的能力，可见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具有明显的知识性特征。从战略竞争力维度构成看，因为制度维度是银行家实施战略构想、完成资源配置、追求战略目标的一系列行为规则的公开性知识，技术维度是科学知识或其他知识在实践中的系统应用，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相关知识与使用的知识工具的总和，也是商业银行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创造出来具有银行特殊性的知识，并与外部获取知识相结合的经营化了的知识体系。管理维度是关于协调、控制、整合银行内外部资源的知识，文化维度则可以被视为有关说明企业应该做什么，如何做的一种非公开的知识（休・考格特等，2000）。所以，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具有难以仿制的知识性特征。
注释：
① 新制度经济学把产权不清或不具有“排他性”的产权所产生的激励不足现象称之为“低动力激励”。
② 金融技术是指那些被广泛应用于银行业，并使传统银行发展到电子银行的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统称（温彬，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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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例一.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对这一论断中“劳动”的理解错误的有
A、它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B、它是一种适应和利用自然界的活动
C、它是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的本质区别
D、它是指制作和使用劳动工具、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劳动
解此题的关键是弄清基本概念,准确区分“劳动”、“生产劳动”的内涵。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劳动仅仅是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还不是真正的人类劳动。真正的人类劳动是生产劳动,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制造工具。制作和使用劳动工具,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劳动,叫做生产劳动。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劳动”,绝不是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仅仅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而是“制作和使用劳动工具,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获取丰富的物质资料的劳动,即生产劳动。弄清了这一点,可知C、D项内容是对马克思“劳动”的正确理解;解此题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还要注意,这是一道逆向选择题,按照题干的规定,必须选出对马克思所讲“劳动”理解错误的选项,因此,本题答案只能是A、B。
例2.工业革命完成的主要标志是
A、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 B、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
C、用机器制造机器 D、爆发第一次科技革命
解此题的关键是要弄清基本知识,即史实,工业革命与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关系。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是从18世纪中叶棉纺织业发明和使用机器开始的。18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兴起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又大大加快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在英国首先出现了用机器制造机器的近代工业。用机器制造机器,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从上面史实可以知道,第一次科技革命是包括在工业革命过程之中的,不能等同于工业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而工业革命的完成标志是用机器制造机器,不搞清这一史实,就可能错选A或D。
例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客观上要求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这段话体现的原理是
A、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B、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
C、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
D、生产力的发展是引起生产关系以至整个社会变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篇3
第一，在功能定位上：《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并赋予新的内涵，强调既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又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坚定性，昭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绝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权宜之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毫不动摇的战略方针。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有益补充”，到“共同发展”，再到都是“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这次《决定》不仅再次重申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而且第一次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再分“老大老二”，表明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实践来看，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充分印证了“两个都是”的重要论断。目前，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1195万家，个体工商户达到4312万户，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税收超过50%，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63.5%，完成了65%的发明专利和75%以上的新产品开发，解决了80%的城乡就业人口和90%的新增就业人口，在民营企业中的从业人员已近3亿人。可以预见，未来民营经济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产权保护上：《决定》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并进一步指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极大深化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直接回应了民营企业家的呼声和诉求，解除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
2013年初，全国工商联搞了一个调研，访谈了几百个企业家。财产保护和人身安全问题反映比较突出。一是期盼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保护。不少企业家认为“财产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是当前“最大的担忧”，认为企业家移民的首要原因是“怕政策变，出于财产安全的考虑，是为自己买一份保险”，有的企业家说“两卡在手、心中不慌”，有的反映一些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得不到司法上的公正处理，合法权益难以维护。二是普遍期望改善政务环境。不少企业家反映“政府办事机构难打交道”，有人认为“上面很好，下面好狠”，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讲诚信，“这一届政府签好的协议和项目，换了领导就不认了”，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三是普遍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一些企业家认为，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的社会环境不宽松、不公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地位不高，感觉“创业不荣耀、致富不自豪”。
民营企业虽然是企业家出资所有，但他们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是用来继续投资、解决就业，进而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不能切实加强对个人合法财产的保护措施，不能激发人们创业创富的积极性，就很有可能对先富起来的人形成排斥，导致社会资源的流失。三中全会直面问题，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不仅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必将在土地、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配置方面消除所有制差别带来的“歧视”，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财产安全，进而激发民间投资的巨大潜力，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第三，在政策举措上：《决定》提出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三个平等”。强调权利平等，赋予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为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强调机会平等，赋予非公有制经济平等进入市场的机会，进一步拓宽了非公有制经济准入领域。强调规则平等，赋予非公有制经济参与竞争的平等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在发展环境上与公有制经济同等对待、一视同仁，进一步创造了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和条件，要求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这些彰显了党和国家下决心破除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和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信心和魄力。
长期以来，制约民营经济发展有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观念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所有制歧视，在融资、用地、服务等方面由于是“私营企业”而受到不公平待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该在企业身上作政治上的区别，不能给企业插标签，谁是公有制企业，谁是非公有制企业。因为，只要是中国公民创立的企业，实际上都是社会的企业、民族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样创造就业、缴纳税收，为社会创造财富、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在对社会的贡献上都是一样的，因而必须削除对民营企业事实上存在的歧视。
另一个是体制机制的问题。这些年来，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虽然部分被放开，但“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政策门”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导致许多民营企业家反映，现在是政策出台一箩筐，但民营企业的意见也是一箩筐，担心这些政策“雨过地皮湿、转了一圈又回去”。去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有关部门限期拿出改进措施，认真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尽快向民间资本推出项目，全面清理修订有关民间投资的法律法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这些问题，从体制机制上作了重大改革。可以预期，“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各种隐性壁垒，必将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逐步打破，民营经济将迎来长期利好。
第四，在发展方向上：《决定》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提升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从允许各种所有制资本“参股”到鼓励“交叉持股、相互融合”；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为民营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与各类资本平等竞争指明了方向，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着力点。
篇4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篇5
要］借鉴新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制度环境变量条件下，企业理论更加趋近经济生活的真实，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也被赋予了新的原则。中国独特制度环境中的企业制度也将相应获得某些显著特征。
［关 键 词］共同治理 制度环境变量 嵌入性 中国企业
虽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这并不等于世界各国的企业制度都必然会趋向于同一种模式。这是因为，企业制度是“嵌入”［1］在制度环境当中的，企业制度变迁不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逻辑，同时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假设前提下，企业制度必然也是异质性的。据此，可以对中国制度环境条件下的独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做某些前瞻性的思考。
一、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一般原理
历史地考察发现，在企业治理的角度，企业制度安排经历了一个：
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三边治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的拓展过程。（1）所谓单边治理，主要是就古典企业所遵循的物质资本逻辑而言，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是其典型代表，企业契约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对于雇佣工人的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是其显著特征。（2）所谓双边治理，是就企业作为物质资本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合约性质而言。人力资本职能开始从古典企业家当中分离出来而开始成为企业的重要制度性要素是其显著特征。（3）所谓三边治理，主要是就企业“员工参与”亦即“同质性”人力资本拥有者参与企业的治理以及剩余的分享而言。“员工参与”的逻辑起点，是企业员工对其自身人力资本的产权；“员工参与”的现实状况，取决于企业契约中其人力资本所决定的谈判实力。三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员工、经理人员、股东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4）所谓共同治理，是就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而言。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企业制度演进的共同趋势。
企业不同制度形式之间并非全然的纵向替代关系，也大量并存于现代经济社会当中。结果，在企业治理结构的争论中，形成了以物质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委托理论和以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逻辑为核心的共同治理理论两种主要观点。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构成企业的制度性要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纯粹的物质资本逻辑已经不能解释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另外，事实上如科斯所说的，影响他人损益的行为也可视为生产要素和权利［2］，结果凡是能给企业带来损益或其行为受企业行为直接影响的行为人均有可能参与或影响企业契约、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进而企业制度的设定，也就是说成为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单从理论逻辑上推断，企业制度就是在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进而，企业治理也就应当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当然，企业利益相关者也有“潜在”与“真实”之分［3］，在一般情况下，对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产权主体可视为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其他利益相关者角色如顾客、其他企业等则具有一定的派生性质，往往处于潜在状态。
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接，其内在遵循的是博弈均衡的原则。这就是说：企业制度安排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实力对比格局；企业的技术性特征、以及企业生产要素各自的特性是决定利益相关者谈判实力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说设计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必须遵循同权原则、均占原则、市场原则和边际调整原则。［4］所谓同权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均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所谓均占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也都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所谓市场原则，是说企业制度的达成应该坚持通过谈判达成不应有不合理的人为干扰；所谓边际调整原则，则是就企业的再谈判机制和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而言。
二、制度环境变量的引入及其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影响
“共同治理”并不等于按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对等的原则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产权进行“平等”的分配，甚至也不等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治理权利都可以在现实当中得到实现。这是因为企业的技术特征以及生产要素的特性决定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各自具有不同的谈判实力。但是，考察各国的企业制度发现，即使企业在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企业制度之间仍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就是一个例证。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有学者对美国、日本等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历史比较制度分析［5］发现，企业制度是效率追求和制度适应的统一。［6］这就是说，企业制度不仅仅是在效率追求逻辑下对自身内在因素的调整，而且还要同外在的制度环境尽量达成高度的“契合”；或者说企业制度不仅是（狭义）效率原则的体现，而且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由此可以推论，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制度环境必然会给其中的企业制度打上自己独特的烙印，而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也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意义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由于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并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已经大大减弱了其在国家之间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因此可以说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形成多样化企业制度模式的真正根源。可见，有必要拓宽视野引入外在制度环境变量的因素，以使我们对企业制度的研究进而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更加趋近真实。
尽管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企业制度多样化的真正根源，但现代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本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济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随，却严重影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被新经济社会学（The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敏锐的感知并捕捉，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7］。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历史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依据现实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
总体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可以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微观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可以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8]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虽然事实上其制度安排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其企业制度也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 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许多后发转轨国家，一方面其制度演进路径就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过程”的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但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具体来说，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安排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在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东南亚一带，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忠诚、信义、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体现于企业契约、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可以对其他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转贴于 三、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若干特征
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渊源，中国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可能会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矛盾、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通过相关的制度设置，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那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9］。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0］
第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企业治理的“劳动者参与”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毕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关照劳动者的命运、关注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第三，我国文化传统与企业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动着的经济人其选择集是不同，对于侵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家族范围内部的利他主义世界观，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业，其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所拥有的信任、忠诚、情义这样一种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企业据以判定自身真实利益相关者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剩余的重要标准，由此成为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谈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使企业治理打上鲜明的家族烙印。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质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认，家族式企业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内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既有的家族制度进行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性”，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视而不见甚至否定。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在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种异化了的方式引进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果形成社会普遍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⑦ 参见：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p191。
③ 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④ 参见：《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设计》，张立君，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
⑤ 参见：王东，《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二期。
⑥ 参见：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⑧ “适应性效率”是说，当某一种制度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那么该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产费用不变，一个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从投入来看就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由于一种有效率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效率表现；制度安排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动态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此理解。
篇6
关键词：物权法 平等 违宪
当前对于物权法草案“违宪”的批评意见中，“物权法对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财产一体化平等保护”，被认为是其“违宪”的主要原因。其内中又包含两个主要论据：一是依宪法所规定的“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国家财产的地位应当高于集体财产和私人财产；二是在当今社会“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对穷人和富人的财产的平等保护，实际上是保护了富人而没有保护穷人，由此，在私人财产的相互关系中，穷人的财产的地位应当高于富人的财产。前述论断，似是而非，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以及贫富悬殊过份加大两项难题的当今，极能蛊惑人心，以至于使一些人对物权法乃至整个民法的基本观念产生误读，甚而至于导致物权法在普通民众之中被妖魔化。对此，必须以民法的性质与功能为依据予以解释，以正视听。
一、国家财产、集体财产、个人财产在物权法上的地位是否应当平等？
（一）所有制与财产
有关批评意见的一个重要的论据，便是既然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的基本经济制度，那么，公有制的地位当然高于私有制，而公有财产是公有制的表现，所以，公有财产的地位当然高于私有财产，于是，在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之间，便当然存在由高及低的位阶，即国家财产的地位高于集体财产，而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地位高于个人财产，因此，物权法不应对前述三种财产予以平等保护。这种认识，混淆了财产的经济地位与财产的法律地位之间的区别，从而错误地推导出不同所有制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各种财产的民法地位的不平等的结论。
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 语言艺术 魅力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不同，其效果就可能相差20倍。”对于政治课教师来说，要让思想政治课充满艺术魅力，就必须锤炼思想，锤炼语言，充分体现语言“化深奥为浅显，化腐朽为神奇”的魅力，最大程度地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政治教师应如何提高课堂教学的语言魅力呢？
一、语言要流畅娴熟
政治教师要把语言流畅作为对自己的第一要求，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因为政治课理论性政策性较强，稍不注意，便会沦为呆板的说教，因此，它需要教师运用自己的语言技巧，把理论性的东西形象化，让学生喜于接受、乐于听闻，没有流畅和运用自如的语言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果课堂上两眼老盯着教案，看一句，讲一句，这样做，教师讲起来难受，学生听起来难懂，根本谈不上知识的体系是否完整，教学的结构是否恰当，知识内容是否详尽等等。当然教学的效果也是不会好的。所以，精心备课是使授课语言流畅的前提条件。教师只有将教材娴熟于胸，授课时才能左右逢源、挥洒自如。
二、语言要准确规范
政治课本身理论性比较强，基本概念和术语较多，都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是不能有半点随意性的；对于概念和原理的表述，含混不清、缺乏准确性的语言将影响学生的思维，导致学生对概念、原理的理解偏差，从而形成错误的判断和推理。因此，把握语言的准确性是教好思想政治课的基础。在讲高一《生产与经济制度》一课中有关“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地位和二者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问题时，明确强调这二者的市场地位是平等的，都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都要在法制轨道内开展平等竞争；但二者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平等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学生就能从二者的市场地位和国民经济地位准确的区分它们。
三、语言要简洁明白
人们常说：“简洁是天才的姐妹，是智慧的灵魂”。在教学实践中常有这种情形：不同的老师讲授同样的内容，有的寥寥数语就能使学生心领神会，有的洋洋千言，却使学生不知所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用最少的字句来表达尽量多的内容是对政治老师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在高三复习时，面对五本书再加上时事热点，更是要求老师讲课的语言概括简洁、一语中的，否则会引起学生厌倦。对每一章节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均能提纲挈领地加以阐述，对学生知道的或不重要的不说或少说，点到即可；对学生不知道的或重要的则要多说或详说，说得恰到好处，详略得体。这样的授课艺术有高度的概括性，浓缩性，有很强的点化、启迪作用，能使学生从纷繁复杂的书本知识中理清头绪，思路清晰，豁然开朗。
四、语言要生动形象
生动和形象，是教师语言的最基本要求之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理论性强、比较抽象且内容枯燥，要想让学生想听、愿听、乐听，教师必须把抽象的知识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学生通俗易懂，可结合名言趣闻、社会热点，使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增强课堂效果。例如，在学习“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借用如下的比喻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好比八宝粥，糯米是主要成分，但八宝粥里还有红枣和莲子等其它成分。只有把糯米、红枣和莲子结合在一起并以糯米为主才能称其为八宝粥。这里的糯米就是公有制经济，红枣和莲子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于是，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生们很快地领悟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运用通俗易懂的比喻，可把枯燥的知识形象化，使学生对这一知识点掌握得更加牢固深刻。
五、语言要亲切激情
政治课教师不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菩萨、 正襟危坐的卫道士，而应该和蔼可亲。心理学家认为，融洽的师生关系，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师生心理相容能提高教学效果。教师要将“理”传达给学生，必须做到“情通”，然后才有教育意义上的“通情达理”，也就是“亲其师、信其言”，使学生乐于接受教师的教诲。
在讲高一《多彩的消费》一课“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这一必要性时，我向学生提问：“现在条件好了，还有必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吗？”同时，语重心长地和学生谈到：“无论是从传统美德还是从现时国情看，这种精神都不能丢。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尤其是青少年时期，奢侈消费，习惯过分优裕的生活，会使青少年养成好吃懒做、贪图享受的坏习惯，以至于丧失克服困难、努力奋斗的信心和勇气”。勉励同学们时刻记住我国的国情和奋斗目标，做一个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有为青年。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因为情深意切，也让学生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消费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且是与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使学生的思想得以升华。正印证“鹅卵石成形靠的是水柔和的力量，而不是锤的敲打。教育学生，靠的不是坚如磐石的武力，而是柔和似水的智慧”这句话 。
总之，课堂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体现的是语言的魅力。而教师的语言水平能够反映教师本身的学识水平和思想水平，是教师个人修养的综合表现。古人云：“言为心声”，“慧于心而秀于言”。作为政治教师应该提高自身的语言艺术，它是一个成功教师的基本素质，更是让思想政治课绽放无穷魅力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1]李长青.如何提高课堂教学的艺术性[J].试题与研究，2012（28）.
[2]霍亚红.高中政治教学中语言艺术的重要性[J].中学时代，2012（3）.
篇8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式出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选择市场、体制等经济关系方面早已有所研究。我国社会主义认识计划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其一是从“限制论”转化成“补充论”，就是从认为市场同计划经济是相互排斥的，由此应该限制市场的发展，转化成认为市场是能够变成计划经济的相关补充。其二是从“补充论”变化成“结合论”，就是从认为为市场只是计划经济的相关补充变化成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是相互结合的。其三是将“结合论”转换成“基础论”，就是从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是相互结合的转换成将市场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控制下能够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计划同市场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这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互矛盾，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可以进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是能够将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相互结合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偏向于计划还是市场，这一方面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相同点是方法方面，不同点则是在于所有制。如果要防止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倾斜，就要保障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占到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这样就能够坚持社会财富分配保持共同富裕，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是在所有制结构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一起共同发展，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是能够为社会主义而服务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同其他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实现共同发展，但是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在分配制度方面，按劳分配作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进行。在此方面国家要采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类调节手段来激励发展，提升效率，合理地拉开收入差距，又要保证不会两极分化，注重社会的公平，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下，以能够实现民众利益为目标，将民众的各种利益相互结合起来，让市场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调控中对资源的配置起着基础性的指向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手段，让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真正实现，就必须将其从计划经济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变。在针对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相互结合的研究中，有的研究梳理了相关的改革内容是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其改革的任务则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变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都是同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着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政府职能的相应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在理论十分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同时不断发展的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价值，也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共性同个性、普遍性同特殊性的联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相应的特殊性。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公有的成分占着主导地位。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需要满足民众的需求的，以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值。然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作为社会的主要分配原则，追求民众共同富裕。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建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主导思想的，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起着主导作用。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其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集体所有制以及国家所有制这两种制度都是存在的，在社会的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发展，市场产品不够丰富的时候，中央的组织还没有权利支配一切产品。商品的流通只是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现象，在理论上是抽象的，但是离开一定的特殊的经济制度，是没有独立存在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是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有现象。市场经济在一定的特殊经济制度中是看作一种经济的运行机制而存在的。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市场经济首先是为经济制度的利益关系而服务的，其次才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推动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样才能让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经济制度正常进行再生产过程，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
(二)生产资料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容
生产资料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容是以商品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多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现象。在许多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有着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商品关系也是自然存在的，其是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互融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要造就市场主体就需要市场经济的运行，同理。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则需要有相适应的市场主体。这样的市场主体就要具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以及相应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去积极应对市场信号。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找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新的实现形式，同时也形成了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市场主体。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了将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适当分开的方式，让国有企业能够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发展，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能够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有着自我改造和发展的能力，变为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企业法人。
(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条件
当前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公有制经济不只是包涵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涵着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的混合。公有制经济的实现方式是多样化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以及组织形式，同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公司制等等这样的方式都是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存，也是可以为市场服务的。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调节和宏观调控
(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宏观经济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不能反映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但是能够从不同的程度使用计划和市场调节这两种手段影响经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职能是保障并调节社会经济的稳步运行，两者之间区别只是在于调节的主体和形式不同。计划调节以政府为主体，政府可以从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采取措施来调节经济结构，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提升。市场调节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机制的形式通过价格波动、生产要素流转等方法来调节企业的经济行为，甚至调节着社会的资源配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不同的两种调节经济的力量。社会经济要正常运行就需要采取相应有效的调节手段，这就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只要是能够推动社会经济保持稳步发展，促进良性循环的，这两种手段都能运用。市场经济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国家的宏观调控，影响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市场调节作用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其他调节手段，其作用是基础性，能够做出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调节对于宏观层次中的高层次调节是从微观的层次上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能够直接支配企业的经济活动，让企业能够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以及经营者的身份去面向市场。在此政府主要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调控，这种以高层性的调节方式是以基础性调节为基础的，由此政府在做宏观调控以及计划指导时就必须以市场为基础。
(二)市场调节局限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市场经济的当前和长远的利益，整体同局部的利益的最佳调和市场调节不能主动实现。市场调节由其滞后性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市场经济的震荡，造成社会劳动力不必要的浪费。市场调节其目的是让资源配置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对于这样的假设，许多国外的经济学家对此都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如果真要实现，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和落后国家要求实现工业化是自相矛盾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受到利益驱动的，其促使着市场的主体总是考虑这从市场利润为追求目标，更加愿意去选择盈利大、见效快的企业或者项目并对其投资，很难从社会效益方面来衡量社会事业，不会对像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等这样社会效益大但是经济效益小的非盈利性设施进行投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盈利目标是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各个经济的主体都是为着各自的利益而战，而且各个企业的生产技术不尽相同，在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方面很难实现公平，导致两极分化严重。
(三)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存在着局限性，由此国家需要以此确立相应的职能，干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同市场经济相符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的规则，约束好国家行为，为社会提供服务，管理并监督国有资产，让市场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宏观调控的全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得到了相关的印证。
(四)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相应理论的升级。这就需要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相关内容，明白其外延的界限，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理论实现成长，做到不仅有开放性通道还有稳定性的理论构件来支撑。其次要理清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目标体系同各个目标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关系。当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有各方面的研究和解释，这中间存在着一个不同层次的目标以及目标之间存在着的相互关联和制衡的问题。然后要提升社会主义制度来影响市场经济方面的工具性的理论研究，这也是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负面性的挑战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需，也是确保民众对国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任基础。最后要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民众之间的诉求达到辩证的和谐统一。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要落实到民众以何种形式的精神状态来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
四、总结
篇9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公有价值；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曹 建（1957-2009），生前系中国土地制度史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刊》编辑部编辑、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资深编辑。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成果丰硕，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共识。本文的任务是努力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对这些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各家各派做出科学评价，求得共识。
（一）
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核心问题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进一步说，事物的实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生产社会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废除封建私有制，确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后，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取得支配的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对雇佣劳动，即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它集中体现为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而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则是资本增殖，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2]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经济活动赖以运行的轴心。马克思正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并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揭示了其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轨迹和必然命运。所以说，剩余价值范畴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核心范畴。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是揭示社会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反映了一定社会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基本经济范畴；并且是对整个社会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的科学规定和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科学范畴。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中，核心范畴是一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因而，在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系统或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有其一系列存在条件（或者说前提条件）和运动条件（或者说实现条件）。因此，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中，必然有一系列范畴相互结合起来，以揭示其矛盾运动。我们把关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存在条件、前提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前序范畴；把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运动条件、实现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后序范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范畴体系。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必然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直接体现着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且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标准，有两个标准：直接体现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准确的语词表示是确立核心范畴的主观标准。是否符合这两个主客观标准，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是否科学的基本依据。本文就依据上述标准对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进行比较和述评，并以核心范畴为中心，以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为，初步构建一个互相联系、互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
（二）
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这无疑是斯大林的重大理论功绩。然而，中国学术界有的先生指出：斯大林“没有提出一个中心范畴来概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中心内容”[4]。这“是关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并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机计划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5]。我们同意上述评价。然而斯大林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下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对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的研究成果分为五类进行评述。
第一类：关于“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我们原则地同意这一观点。
早在1961年，卓炯先生提出了“公共必要价值”范畴。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商品价值构成的公式：W=生产资料价值的补偿部分+个人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价值。”“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就是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必要价值的矛盾。”“公共必要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因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劳动人民掌握了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才能不断再生产、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6]卓炯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首次提出“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的。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卓炯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没有沿着上述思路做进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剩余价值”“出路只有一条，承认剩余价值。”[7]“社会主义扩大商品生产的目的，也有二重含义，一是作为扩大商品生产，追求剩余价值，二是作为社会主义特征为社会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公共必要价值。”[8]这一观点我们是不同意的。
宋涛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 [9]以后，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是资金和净产值。”[10]“社会主义企业职工的劳动，是为自己和为社会的劳动，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为自己和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所以，对为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的这部分价值，我认为应叫做净产值，我所以叫这部分价值为净产值，是因为它是职工超过企业成本所创造的为公共占有的价值。”[11]宋涛先生的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净产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职工所创造的超过企业成本而为公共占有的价值，而且比“净产品”更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这是宋涛先生作为老一代经济学家的杰出与可贵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宋涛先生把资金和净产值并列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我们认为，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核心范畴只能是一个范畴，即剩余价值范畴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只能是一个范畴。此外，净产值范畴在语词表示上虽然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形式特征，但没有充分表达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刘永佶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就是社会价值，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的剩余价值的转化，也是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的核心。”[12]以后，他把“社会价值”改称为“公共价值”，提出“新价值按劳动者所付出劳动的质和量分配其生活资料；新价值中其余部分为公共价值，即个人劳动创造，但用于公共的生产资料与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的价值。”[13]在这里，他提出了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并且也把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看作是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这是我们所同意的，但是，他没有明确表述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理论规定，却提出用“提高人的素质技能”来规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观点[14]。我们不能同意之。
第二类：关于“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等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王珏先生提出，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即必要价值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即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收入，用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和满足他自身发展的需要。这部分价值称为“个人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另一部分表现为劳动者的国家和企业的收入，被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公共福利。这部分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社会必要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来说，这两部分同样是必要的，他的全部劳动都是必要劳动，他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都是必要价值。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15]。必要价值规律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16]。“必要价值”是体现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轴心”的中心范畴[17]。
雍文远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所进行的劳动也要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两个部分。个人必要劳动构成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个人必要产品；公共必要劳动构成社会基金，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公共必要产品。个人必要产品与公共必要产品之和称为社会必要产品[18]。与之相应，直接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对劳动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全部新创造的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产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价值也要相应分为个人必要产品价值（V）和公共必要产品价值（M）”[19]。“为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而生产尽可能多的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20]。“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简称为‘社会必要产品规律’”[21]。“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范畴[22]。
巫继学先生提出：“自主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归结为必要劳动。”“必要劳动又有其内部划分。”“劳动者直接为个人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劳动者为公共集体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公共必要劳动。”“与此相应，必要劳动在产品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在价值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价值v和公共必要价值m。”[23]这两部分价值之和即必要价值（V+M），“在量上，它是全部产品价值减去转移的旧价值而余下的增加的新价值”“新增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进一步的结论是，自主劳动从量上说整个地表现为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客观生产目的的新增价值也就全部表现为必要价值”[24]。“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规律[25]。
马仁典先生提出了“公本价值产品”范畴，即“社会公本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耗费掉的生产资料后的公本新创产品，其价值形态是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包括两部分：“即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26]。“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叫做个人价值”“由社会公共占有的、超过其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上的价值”叫做公共价值。“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之和”“即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乃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社会生产目的”[27]。“公本价值产品规律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28]。
以上观点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社会必要产品价值）”“必要劳动（必要价值）”“公本价值产品”都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直接反映和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与我们关于确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一致的；第二，这些范畴，都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产品”范畴，即V+M。这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在性质和量上的基本规定。这个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应当以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的新价值来规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性质、内容和量的界限。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尽论述之。
第三类：关于“使用价值”“资金”“公本”“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有些先生认为：“只有使用价值才能表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同意采用价值范畴。”[29]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生产目的必然采取价值形式来表示；同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也应当用价值形式来表示。因此，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
陈典模、刘锦棠先生提出：“资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资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30]宋涛先生认为，资金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价值形态”[31]。
马仁典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能够科学地反映这一经济实际的基本范畴就是公本。”[32]关于公本的定义，他认为：“公本是能够带来公共价值的价值。”[33]
巫继学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从属劳动的雇佣劳动转化为自主劳动。”[34]“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财富的普遍形式。”[35]“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36]“它的地位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资本。”[37]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没有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不符合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
第四类：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剩余价值范畴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卓炯先生提出了“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范畴”[38]。逄锦聚等先生提出：“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必然要表现为剩余价值。”[39]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剩余价值范畴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特殊经济范畴，只有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包括劳动者个人的需要。劳动者的劳动不再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此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也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剩余价值是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剥削关系的范畴，不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经济范畴，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五类：关于公有价值范畴。曾昭禹先生提出了公有价值学说，并论述了“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40]。我们认为，他实际上提出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我们完全赞同这个学说，在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评述。
（三）
曾昭禹先生的公有价值学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点[41]：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形成必要价值，即社会主义工资；公有劳动形成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作为工人的工资，是补偿给工人的劳动力消耗的那部分价值；公有劳动创造的公有价值，即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总价值中去掉工人的必要价值后剩余的那部分价值，由国家代为占有，国家以保障工人根本利益的形式补偿给工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被去掉，从而获得了必要价值（社会主义工资）和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二，确立公有价值范畴，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下，剩余的劳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是公有劳动，它创造的价值，即公有价值，与剩余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特点在于：（1）公有价值是由工人自主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劳动创造的；（2）公有价值是由工人的公有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剩余劳动创造的；（3）公有价值是由人民委托的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而剩余价值是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第三，公有资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是能够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公有价值是公有资本的增殖，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公有利润，是公有价值的转化形式。第四，社会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它实质上是公有价值的生产。参与公有价值的创造的劳动，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第五，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应该把生产公有价值作为直接的生产目的。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才是社会主义劳动。这种劳动的目的是取得公有价值。第六，公有价值体现了国家对集体、劳动人民的代表和服务关系，揭示了国家和工人、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一致的经济根源、经济基础。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价值（工资）和公有价值的矛盾关系体现了工人和劳动人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公有价值不断增长。第七，社会主义本质在公有价值不断增长中实现，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核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和高度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以及先进体制（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简明地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这一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第八，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确立公有价值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这实际上阐明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这些观点互相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一样，公有价值学说深刻论证了马克思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观点，使马克思以这三大支柱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成为科学理论。因此，我们认为公有价值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下面，我们对公有价值学说做若干补充和展开。第一，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满足自身的、也是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创造的价值。它相当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扣除”的主要部分。马克思说：“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42]因此，公有价值用来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最终仍归结为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需要，直接或间接地为每一个劳动者谋福利。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就是生产公有价值。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客观经济范畴，它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因此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在经济学中，“公共”一词使用得比较广泛，如西方经济学中有“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等概念。“公共”一词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一些先生提出的“公共价值”“公共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产品价值”等在语词表示上也不能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特殊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中相当于M的部分，在语词表示上用“公有价值”更为准确。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公有价值”的“公有”在词义上表达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含义；而“价值”，则在词义上表达了商品经济的含义。因此，“公有价值”在语词表示上清晰地、明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为公有价值范畴在语言表述上是准确的。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划分为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过程，包括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新价值则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价值（Gp，p为“public”的英文缩写，意为“公有的”）由三部分构成，即：Gp=Cp+Vp+Mp。其中，Cp是生产资料转移的旧价值；Vp是必要价值；Mp是公有价值。
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社会主义产品，并且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并且使价值增殖。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公有价值。必要产品是必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公有产品是公有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必要价值是物化的必要劳动，公有价值是物化的公有劳动。
第三，必要价值生产与公有价值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巫继学先生认为，必要劳动所以划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根源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权的二重性。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决定个人必要劳动的存在，劳动力公共集体所有权决定公共必要劳动的存在[43]。马仁典先生认为，公共价值产品分为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一方面，在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个人价值；在劳动力社会公共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公共价值[44]。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抛开了个人价值（或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价值（或公共必要价值）生产的最主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是片面的。刘永佶先生提出：“在联合劳动中，不仅劳动者个体的劳动力可以创造其价值，而且会由协作形成集体劳动力的价值。这种集体劳动力的价值及从劳动者个体创造价值中扣除一部分，构成公共价值。”[45]我们不同意这种关于公共价值的来源的观点。我们认为，劳动者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或者说结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都是劳动者集体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是分配给劳动者个人的。因此，不能因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划分与分配上的不同，而把二者看作是由个体劳动力和集体劳动力分别创造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所有权不存在两重性，劳动力所有制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46]，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结合，决定了必要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其中，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采取按劳分配方式）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的充分条件（实现条件）。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从性质上和总体上不再是商品，因而必要价值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又是公有价值再生产过程运动的结果。既然公有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那么，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公有价值不再是剩余价值。
第四，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生产的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目的，分为客观生产目的和主观生产目的。劳动者通过劳动满足自身需要，是劳动者的生产目的。其中，满足需要是客观的，即客观生产目的；劳动本身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为满足需要提供劳动，即劳动者的主观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决定主观生产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客观生产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并且最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方法反哺于每个劳动者。由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这一客观生产目的所决定，社会主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而提供的劳动。其中，劳动者提供的必要劳动是为满足个人需要的劳动，即为自己的劳动；公有劳动是为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的劳动，即为社会的劳动。劳动者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观生产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引出主观生产目的。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作为主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而满足整个社会需要作为客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落脚点，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结果，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第五，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用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对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进行合理分配。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是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以实现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国家、企业之间对企业纯收入的分配。因此，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形成工资、国家税收和企业税后利润；个人收入采取税收形式（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上交国家，国家运用税收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进行财政支出，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对象是企业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必要价值的分配是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公有价值的分配（即企业纯收入）的分配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其他环节（国家税收与企业留利）以及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按劳分配的对象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必要价值形成劳动者的工资，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奖金，对先进劳动者给予奖励。这也属于按劳分配。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劳动收入，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采取个人所得税等形式上交国家，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
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之按劳分配是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有人对此加以曲解，认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即股份制[47]。有学者指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2、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3、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这三个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决定了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而只有以按劳分配方式为基础，才能建立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指出：“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49]所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而按劳分配则是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实现的途径。
公有价值的分配，则划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即企业纯收入（公有价值）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以税收形式上交国家。另一部分是企业税后利润，分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基金、奖励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备基金。扩大再生产基金用于企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奖励基金采取按劳分配形式奖励给企业先进劳动者；福利基金用于企业劳动者的集体福利；后备基金则用于对企业意外事故等非正常的物质损耗进行弥补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必要支出。
公有价值的分配的第二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再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经过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形成国家税收等财政收入后，国家必须通过财政支出，形成下列社会基金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1）社会积累基金，用于社会范围内的扩大再生产需要；（2）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基金，通过按劳分配方式满足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个人需要；（3）社会消费基金，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公共消费需要；（4）社会管理（包括国防）基金，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社会管理需要以及国防支出；（5）社会保障基金以及社会准备基金等，用于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要以及国家后备需要等。
第六，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从分配形式上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必要价值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公有价值分别由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似乎是国家、企业、个人三个主体，但这是一种误解。实质上，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社会）、企业、个人是融为一体的。首先，个人与企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组成的集体，企业劳动者不仅是企业生产资料部分所有者，而且是这部分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运用者和收益者。企业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实质上是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是劳动者的集体劳动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分配给劳动者个人，公有价值的一部分由企业代表企业劳动者占有之。因此，作为企业生产和管理主体的劳动者，他们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亦是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企业中当之无愧的主人。其次，劳动者与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国家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共同体，政府是其代表，代表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总和。因此，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处置权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也就是说，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是建立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授权和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享有最终所有权、处置权的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劳动者则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作为生产资料代为占有者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是融为一体的。再次，国家（社会）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经济管理根据生产需要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管理的主体分别是国家和企业。但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具有整体性，即由国家代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行使所有权，并根据整个社会需要进行国民经济管理，包括实行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在这一前提下，国家根据生产和管理的需要把生产资料即公有资本“交回”企业劳动者，由企业劳动者自主管理并进行生产活动。企业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下为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并把所生产的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交由国家代为占有。因此，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最终合一于由国家所代表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另一方面，国家的生产资料代为占有权、计划和经营权与企业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和运用权即从事生产，是既有分工又相互联结的，所以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企业、个人虽有利益上的差别，但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三者是融为一体的。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国家、企业、个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国家、企业、个人只是职责分工不同，没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对立。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自主结合而成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占有和分配主体，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的同一主体。
第七，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的国家调节。当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国民收入）总量为一定时，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数量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因此，在国民收入（必要价值+公有价值）的分配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的实际需要，在不同阶段科学地、有计划地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从而正确调节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的关系，使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两种生产、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两种需要得到和谐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论述“自由人联合体”时指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50]马克思还提出，社会产品经过“社会扣除”之后，“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51]。因此，在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中，我们既要考虑到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又要根据“社会扣除”原则，充分保证全社会的共同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是社会主义国家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八，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上看，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一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归属性，即这两部分都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所有、占有和使用；二是两者具有同一的目的性，即这两部分都用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发展趋势，即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这两部分在量上都是绝对增长的。
但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首先，必要价值是公有价值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量的增长又是必要价值不断增长的前提条件。因为，必要价值（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无论是在每一个工作日后，还是在每一个生产周期后，劳动者都要通过获得工资以进行个人消费，使劳动力得到恢复即再生产，才能在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生产周期中继续再生产出新的必要价值，同时创造出新增的公有价值。然而，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公有价值（Mp）一部分通过积累形成追加给劳动者的工资基金（ΔVp），投入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扩大再生产，从而转化为在量上扩大的必要价值（Vp）。所以，只有公有价值量的不断增长，才能带来必要价值的不断增长。其次，劳动力再生产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用途。劳动力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又分为数量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质量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必要价值主要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如劳动者用于养育子女的费用，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并通过个人消费及其家庭消费，提高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公有价值则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其中，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形成积累基金中的ΔVp部分，用于追加劳动者的工资基金，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则转化为必要价值（Vp），从而实现劳动力数量上的扩大再生产；公有价值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社会消费基金，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丰富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和推动劳动者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劳动力质量上的扩大再生产。第三，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商品生产的共同规律。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劳动者都要通过生产必要价值，用来满足个人或低或高的消费需要。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公有价值的生产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因此，必要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公有价值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第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则具有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公有价值生产的根本性表现为，公有价值的生产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提供现实条件，公有价值的积累和不断再生产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需要不断获得满足的充分条件；公有价值生产的主导性表现为，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的推动作用，因而它的发展程度也就成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性质、方向、水平、规模的基本标志；公有价值生产的整体性表现为，它客观上形成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和价值创造中占据主要地位，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全体劳动者的整体需要和整体利益的最终实现；公有价值生产的长远性表现为，它和必要价值生产相比较，必要价值反映了一种短期的经济效果，而公有价值对劳动者需要的满足是通过长期的经济效果表现出来的。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全体劳动者长远利益的实现。
总之，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实现条件（充分条件）。指出：“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52]所以，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更加具有重要性。从公有价值的生产的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关键，发挥着主导作用。
既然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追求公有价值，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把这一规律称为“公有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公有价值。作为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其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这一主要矛盾方面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3]。而生产公有价值，用于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公有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是公有产品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只有公有价值的生产与不断再生产，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才能使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得到不断增长和充分实现。因此，公有价值的生产，或者说公有价值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基本联系。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因此，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有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九，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是由其核心范畴与前序范畴、后序范畴构成的。我们认为，应当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要价值与公有价值范畴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直接生产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社会主义劳动的总产品包括生产资料补偿产品、必要产品和公有产品；社会主义劳动既是物质生产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中，必要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并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并创造出公有价值。公有价值的矛盾运动，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公有价值的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前序范畴，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包括以下五个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资本、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拥有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后，在无产阶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是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一种劳动力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也归雇佣劳动者个人所有，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劳动力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分离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是商品，雇佣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方式，把劳动力的占有、支配、使用权转让给资本家，从而听任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是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合一的，即统一集中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本身。
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是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本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首先是自主劳动：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自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自主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经营活动，自主实行按劳分配，自主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自主劳动中，充分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主人；是生产经营过程和劳动过程的主人；是生产经营成果和劳动成果的主人。这种自主劳动，一方面，由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所决定，是自由劳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择业自由、消费自由和个性自由，从而也使劳动者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加，逐步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劳动者的自主劳动是自主联合劳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是一种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控制生产过程、共同享有生产成果的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下，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和国家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的，所以，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和联合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结合是以自主劳动为前提的，是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前提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称为“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54]。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公有资本和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为依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下，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根本利益一致，劳动者之间、企业之间合理分工、合作互利和平等竞赛，以实现劳动者自身需要和整体需要的商品经济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从而商品流通也能够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或者在同一共同体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产生。”[55]从国际范围内讲，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即同一共同体内部，公有制企业的不同机构之间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全民所有制范围的经济管理分为两个层次，即分为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层次，相应地，社会经济活动也分为国民经济活动和企业经济活动两个层次，这是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经济形式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管理分为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从而客观地存在着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这一矛盾运动中，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差别性所决定，相对独立的局部（企业）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形式而相互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和整体（社会）劳动的根本一致性所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成为可能和必然。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后序范畴，主要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包括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包括按劳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社会主义消费关系和消费方式；等等。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公有价值这一核心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前序范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等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
本文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希望理论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任重道远，希望先生们共同努力！
注释：
[1]《选集》（第1卷）第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资本论》（第3卷）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选集》（下）第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6][17] 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90、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0][46][48][54]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2、130、190、190、12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6]卓 炯：《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7][8]卓 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第37、91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9]宋 涛：《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1月25日。
[10][11][31]《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通用的经济范畴》，载《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7期。
[12][14]刘永佶：《主义·方法·主题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第399、410-412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3][45] 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304、305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5][29]参见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80-8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20][21]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56、78、8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参见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61-62、“导言”第10-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24][25][35][36][37]参见巫继学：《自主劳动论要》第271-273、265-266、381、168、176、175、19-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6][27][28][32][33][45]马仁典：《公本论》第155、4、219-220、3、4、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陈典模、刘锦棠：《资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性范畴》，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
[38]卓 炯：《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载《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
[39]逄锦聚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第346、341页，[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1]参见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1-13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42][49][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3、304、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7]谢 涛、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中国改革》，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2]《文集》（第8卷）第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10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 国资管理 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F12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 （2017） 04-0275-01
一、混合所有制的涵义与意义
混合所有制是对企业内部，由不同的资本形式即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多种资本形式的联合所做的描述。其特点在于各种不同类型资本形式的“混合”。此处资本形式的类型特指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即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等。因此，混合所有制的内涵所展示的主要是国有资本与其他资本形式类型之“混合”。从党的十五大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理论的突破就兴起了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热潮。十多年来，中国的公司制改革已基本完成，公司法基本取替了企业法，股份制改制已全面推开。在股份制企业中已经有不少是属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这些已有实践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显然还有基于当下中国改革的特别意义。
二、混合所有制法治化实现中的几个问题
混合所有制在中国已经有多年的实践。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混合所有制之发展动向，是给国有资产监管的法治化和相关立法的科学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1.国资监管的安全和效率
国有资产是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财产。粗放式的国资立法，包括混合所有制的推行，不仅无助于国资监管安全和效率的发挥，更损害了国资立法本身应有的科学性。为此，举例以下两个方面的法律规制：
一是国有资产转让的规范性。目前的国有资产流失，有很多发生在国有资产的转让中。2008年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法》，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这项制度。应当说，严格的程序性规定能很好地促进产权流转与混合，大大减少了相关人员的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因而问题主要是这些制度的执行以及违反该制度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损失赔偿问题。特别是赔偿问题，由于公有制本身的特殊性，往往决策者不承担相关民事责任，至多仅有行政责任。这就放大了国资转让的风险。因此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要求对导致国资流失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通过民事赔偿责任的约束，确保国资转让中公有财产的安全性。除此之外，国资转让的评估应当坚持市场化和客观化准则。需要国家尽快出台统一的相关法律规定，按照商法中商事营业资产的要求，对转让的国有资产予以综合性评估，解决好资产评估监管工作的条块分割问题。
二是国家出资企业增资扩股行为的适当性。对于增资扩股的情形，有两种情况，其一是2014年3月1日起实施的新《公司法》，已经将注册资本制改为认缴制。认缴制适用于发起设立的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不少国企借此公司法修改之际希望实现增资扩股的愿望。因此，这类国家出资企业必须按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增资扩股，包括修改公司章程、形成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修改股东名册和办理变更登记。二是更为普遍且社会影响更大的是上市公司的增资扩股以及境内外并购投资。上市公司的增资扩股和并购投资，应当遵循《企业国有资产法》和《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混合所有制的推行要按市场需要进行，按企业经营的实际需求进行。如果是可以走市场化的国家参股、控股情形，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强化决策者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以商业判断准则作为决策者的注意程度要求，这即是所谓“适当性”的内涵。适当性也包括法律上的妥当性，例如通过增资扩股实现混合所有制时就应当明确公司法所规定的认缴制的确切内涵及其法律风U。
2.混合所有制下的公司治理问题
混合所有制的优点之一就是引入非国有股东，特别是民营资本，这就带来公司治理结构的巨大变化。相对于公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优点是主体明确，更易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所以“混合”所有制就为推动我国国有出资公司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提供了良好机遇。
混合所有制下，含国有资本的公司治理中首先是如何完善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是公司的重要决策机构，如何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是董事会制度的关键。混合所有制可能为董事会制度带来的问题包括：一是董事会的构成。目前国有出资公司董事会制度中的主要问题是“内部人控制”，如果按照资本多数决，对于国家控股的公司必然由各级国资委委派人数较多的董事，因而非国有资本的出资人的董事对于公司可能很难享有控制权，这可能会影响到非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本“混合”的积极性。二是董事会的职责。规范的公司中，董事是按照委托关系由股东委派、代表股东利益的，但混合所有制中，国有资本的董事是由国资委行政任命，权利、义务与职责并不相称，未必能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委托关系很好地履行董事职责，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董事会应有的决策权也可能受到政府的干预。现实中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是，即使是持股数量较少的非国有资本董事，也可能因能积极履行董事会职责而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而架空国有资本委派的董事。三是董事会和董事长与股东会、监事会、总经理和党委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学界已经讨论良久，并提出了诸如外部董事的法律保障，董事会、国资委、监事会和党委的平衡以及完善对董事会和董事的评价机制等诸多建议，值得重视。
3.混合所有制下的交易公平
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必须坚持交易公平原则。我国《物权法》第3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该规定被学界简洁地称为物权平等原则，实际上其确切内涵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位市场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在实施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必须坚持国资、民资法律地位的平等，严格按法治的要求推进改革。交易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混合所有制的推行，必须遵循该原则。因此应当对混合所有制下违反交易公平原则的行为加以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