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环境调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庭环境调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青少年;品行障碍;家庭环境

青少年品行障碍是指儿童和青少年期反复、持续出现的攻击性和反社会性行为。主要表现为打架、逃学、恶作剧、说谎、偷窃及攻击性行为等，甚至是违法行为。这些行为违反了与年龄相适应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影响儿童青少年本身的学习和社交功能，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1]。它不是躯体残疾或精神障碍所致，而是在先天性神经功能缺陷的基础上，由于家庭教育及社会等因素形成的。品行障碍需要及早发现，并给以正面教育，调整环境，可望得到纠正。难于纠正者，可发展为青少年违法犯罪[1]。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样本来源于2007年1月至今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中心儿童咨询门诊就诊的病例，在诊断为儿童品行障碍的病历中随机抽取30份病史。

1.2方法对这30份病史逐一记载所需资料内容，所有资料均以当时的病历记录为准，以了解儿童及青少年品行障碍的发病情况与家庭环境的关系。

2结果

2.1年龄、性别比较如表1所示在各个不同的年龄中以14～15岁的儿童发病率最高为36.7%，其次为12～13岁，所占比例为33.3%，而16～17岁发病率最低约占6.7%。性别方面男性为70%，女性为30%，男性明显高于女性，见表2。

2.2行为问题类型及发生率见表3。根据表3的结果显示儿童及青少年品行障碍以逃学最多占26.8%，其次是说谎和打架，分别占19.5%、17%，而出现恶作剧、任性、不合群的比较少，只占2.4%、4.9%、4.9%。表1 30例病例年龄比较　表2 30例病例性别比较表3 30例病例行为问题的比较

2.3父母文化程度调查从表4、表5可以看出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父亲中学文化占73.3%，大专及以上文化占26.7%。母亲小学及中学文化程度分别为13.3%、70%，大专及以上占16.7%。表4 30例病例父亲文化程度比较　表5 30例病例母亲文化程度比较

2.4家庭关系调查从表6可以看出父母关系和睦为18例，占60%，父母关系不和睦9例，占30%，父母离异3例，占10%。表6 30例病例父母关系比较

2.5父母教育方式及教育态度调查从表7可以看出父母教育方式中“说理”为36人，占53.7%。“惩罚”为25人，占37.3%。“不理睬”为6人，占9.0%。教育态度一致为11例，占36.7%。不一致为19例，占63.3%。表7 30例病例父母教育方式及教育态度比较

3讨论

3.1品行障碍发病者的年龄、性别因素青少年品行障碍发病年龄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以12～15岁发病率最高，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而品行障碍的问题往往以逃学、说谎、打架等表现为主。儿童品行障碍的发病率在英国和美国约4%～10%，我国湖南省的调查资料显示发病率为1.45%[2]。家庭教育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3.2父母亲文化程度的高低对青少年品行障碍的发病影响很大父母亲的文化程度低，品行障碍的发生率相对就高，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必然比较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与正确的学习方法;反之父母受教育程度低，教育孩子的方法少，管教方式简单，孩子就容易发生心理障碍。

3.3父母的教育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父母经常以不理睬的反面感情对待子女则会强化孩子的负面情绪或负面行为，久而久之放任自流，使孩子根本毫无顾忌，为所欲为;同样，一味受到父母的惩罚，使孩子不断地被告知自己的感受是不适当或不正确的，则会使他们的自尊受挫，产生自卑甚至逆反心理，因而出现厌学、逃学现象，对于学习如何调整情绪和解决问题也会有更多的困难。

3.4父母的态度是否一致，和家庭是否经常出现矛盾与冲突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而言，在孩子面前保持和睦和谐，对创造一个良好而温暖的家庭环境十分重要。而家庭关系紧张使亲子之间缺乏接触及情感交流，可以造成儿童的恐惧、焦虑和不安，没有安全感，信赖感和依托感，不利于儿童形成健全的人格，容易出现不端行为。

3.5父亲和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也不一样，母亲的影响力要大于父亲的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上，往往比较注重的是对男性的教育和培养，而忽略了对女性的教育。但事实上，大多数女性在家庭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母亲她们与孩子接触时间最多，对孩子影响也必然越大。因此，不论父亲如何，母亲的自身素质总是最主要的。

4结论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园丁”，因此父母养育方式将会直接影响儿童的成长，健康的养育方式能帮助儿童茁壮成长，而不良的养育方式可导致人格缺陷、躯体残疾和精神障碍[3]。所以我们要全面的看待家庭及孩子教育问题，提高父母的自身素质、教育文化程度，并且注重家庭的良好教育方式、教育态度，正确而积极地与孩子进行交流，利用家庭的社会支持作用促进成长，对提高我国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起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石萍.儿童心理咨询(十四)，品行障碍.开卷有益(求医问药)，2004，(12)：46-47.

篇2

除了以上较极端的家庭负面影响外，还由于文化或素质的原因，家庭对孩子们仍有着特别多的负面影响。

如家长关心，爱孩子，更是望子龙。他们可以为孩子而砸锅卖铁，但他们自己却过着沉迷或消极的生活。他们或许会以分数至高，或许会老子唯大，或许会棍棒教育，看起来他们是在关心学生。老师为了帮着家长维护点尊严，也不得不昧着良心说学生的不是，教孩子如何的尊重父母。面对这样的家长，我们是否也应该对他们说不?是否也应该给他们上一堂“生命平等”的课呢?

再如另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成长，对孩子的成才也特别关心，但他们关注的是结果，而非过程。因为他们或许因为工作忙，或许为给孩子挣学杂费而外出打工，他们把孩子(也把希望)寄托给了学校，寄托给了老师。面对这少亲情，少联系，少配合的教育，不管孩子遇到什么事，可都得由老师来担着。这老师已不是老师了，老师兼慈母也就产生了。

与上相反的可能就是为了孩子可以包揽孩子的吃喝穿睡，孩子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或许还会配着手机，或许还会揣着大把钱财。这样，天真的孩子们也就有了：他(她)们今天有一件新衣服，我明天要买一件更好看的;他(她)们今天花了二元钱请客，我马上用五元钱请客。什么自己的事自己做，什么勤俭节约，什么艰苦朴素，在他(她)们眼里可是笑话，“瓜”一个。这爱孩子不当也需教师来化解。

篇3

【关键词】月经初潮；年龄分布；家庭；回归分析；学生

【中图分类号】R179 R339.35 R84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817(2011)09-1030-02

众所周知，在青春期以前，生殖器官发育缓慢，处于幼稚状态；进入青春期后即迅速发育，女性出现月经来潮。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月经初潮的早晚与成年后许多疾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如乳腺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因此，分析与月经初潮年龄有关的因素并进行有计划的干预，从而预防成年后某些疾病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了解月经初潮与家庭环境的关系，为完善教育方式和促进健康提供科学依据，笔者对某市在校女生月经初潮及家庭环境情况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无锡市7个区随机抽取普通中小学20所的小学四～六年级、初中一年级女生。筛选出月经已来潮的女生3202名。共发放问卷3202份，回收有效问卷3 122份，有效率为97.5％。

1.2调查方法与内容在选择的样本学校，由校医负责，分发调查表并统一收回。调查表为自行设计的统一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次来月经的时间(具体到月)，出生日期，自评父母关系，自评家庭经济收入，父、母文化程度，与父母见面时间，以及家庭环境量表中涉及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的部分内容。

1.3统计方法全部数据核准后，采用EpiData软件建立相应录入程序，然后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月经初潮情况女生月经初潮平均年龄为(12.20+1.07)岁，初潮年龄最小为8.07岁，最大为15.50岁。12～13岁年龄段来潮人数最多，共计800人，占总人数的25.6％；14岁之前累计来潮率达62.4％。

2.2家庭环境情况的单因素分析对3122名已来潮女生家庭环境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见表1。结果表明，父母关系、家庭经济收入、父母文化程度等因素均对月经初潮年龄有影响(P值均

2.3家庭环境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将3122名已潮女生月经初潮年龄作为应变量，将父母关系、家庭经济收入、父母文化程度、与父母见面时间，并加上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所拟合的回归方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1.031，P

3　讨论

本次调查的3122名汉族女生月经初潮年龄为12.20岁，低于2005年全国体质报告中江苏省城市月经初潮平均年龄(12.52岁)，可能与无锡市处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关。

青春期性发育是连续、复杂的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着重从家庭环境因素方面进行了调查，单因素分析发现，父母之间的关系、家庭经济收入、父母文化程度对女生月经初潮年龄均有影响。其中父母关系不和、经济收入很高、父母文化程度高，则女生月经初潮年龄明显提前。父母的关爱和良好的经济支持都为个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保证。父母关系不和甚至离异导致父母角色缺失，均不利于儿童发育成长，因此比正常家庭的孩子发育提前，甚至性早熟。父母文化程度高，拥有相对强的经济实力，为后代提供充足的营养，在孩子成年前给予及时的性教育，所以保证了个体适时成熟，故相对低学历父母的女生初潮年龄提前，与Adairt研究结果一致。但范江涛等调查指出，母亲学历高低与月经初潮年龄无关，可能遗传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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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初中生 考试焦虑 家庭环境

引言

考试焦虑是一种情景化的特质焦虑，受应试环境激发，通过人格基础反映及个体认知评价产生，以担忧为基本特征，以防御和逃避为行为方式，通过情绪反应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状态[1]。初中阶段面临巨大的升学压力，伴随考试产生的心理问题非常多，其中以初中生为主体的焦虑情绪较为严重，而考试焦虑是学生焦虑情绪的主要方面。

大量研究证明，过度焦虑会干扰和分散注意力，影响思维的流畅性和变通性，形成思维僵滞，对记忆、想象会造成一定的障碍，导致学习质量和效率下降，乃至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和身体健康[2]。目前国内对考试焦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调查和相关研究两方面。既往研究表明，人格、成就动机、应对方式、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等因素与考试焦虑具有相关性[3]。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呼和浩特市初中生考试焦虑情况进行现状调查，了解呼和浩特市初中生考试焦虑的现状，并探讨家庭环境因素与考试焦虑的关系。

1.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呼和浩特市某中学初一、初二、初三各两个班发放问卷调查。筛选后有效被试218人，其中男生111人，女生107人，初一69人，初二65人，初三84人。

1.2研究工具

Sarason考试焦虑量表（TAS），临床心理学家Sarason编制，中文版由王才康修订。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包含37个条目，涉及个体对于考试的态度、在考试前后的各种心理感受及躯体不适等。Newman （1996）提出，总分12分以下考试焦虑属较低水平，12分至20分属中等程度，20分以上属较高水平，15分或以上可以判定存在考试焦虑[4]。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本研究采用的是费立鹏等的第三次修订中文版，有较好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量表共90道是非题，包括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和控制性10个分量表，评价10个不同的家庭社会和环境特征[5]。

1.3数据收集与分析

在学生期中考试前2周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发放问卷，由专业人员应用统一指导语进行团体测试，现场施测并收回问卷。

将所得有效数据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16.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初中生考试焦虑的总体情况

受调查初中生的考试焦虑总体水平为17.5±6.708分，根据TAS评分标准，存在考试焦虑者140人，检出率为64.2%，见表1。

2.2不同性别初中生考试焦虑的比较

对不同性别初中生的考试焦虑分数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差异不显著（t=0.161，p>0.05），见表2。

2.3不同年级初中生考试焦虑的比较

对不同年级初中生的考试焦虑分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级差异显著，见表2。事后检验发现，初三年级与初一、初二年级之间考试焦虑水平差异显著。

2.4不同学习成绩的初中生考试焦虑的比较

对不同学习成绩的初中生考试焦虑分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学习成绩组之间差异显著，见表2。经事后检验发现，成绩优秀组与成绩一般组、较差组之间差异显著。

2.5初中生考试焦虑水平与家庭环境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对考试焦虑水平与家庭环境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考试焦虑水平与矛盾性、成功性、控制性因子呈正相关，与亲密度、情感表达、娱乐性因子呈负相关，见表3。

3.讨论

3.1初中生考试焦虑现状的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与近几年的相关调查相比，考试焦虑得分较高[6]，说明初中生普遍存在考试焦虑，且大部分焦虑水平偏高。这可能与现在的初中生学业负担沉重、升学竞争激烈有关。

结果显示，初中生考试焦虑的性别差异不显著，说明考试焦虑现象普遍存在于男女生中。

调查结果表明，初三年级考试焦虑分数显著高于其他各年级，既往研究结果也证明两类这一点[7，8]。出现这一差异可能是由于：一方面，环境的因素，包括宏观教育环境特别是社会宣传与舆论，在这种模式中评价学生才能的唯一标准就是考试成绩，对于初中生来说中考会增加初三学生的焦虑；微观教育环境即班级和家庭，来自老师和家长对升学考试的关注、上重点学校的期望，使得初三学生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初中生的自我意识在逐渐增强，他们有强而敏感的自尊心，特别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把考试尤其是重大考试看做是衡量自身价值、能力的重要标志。

本次调查表明，学习成绩优秀组的考试焦虑水平显著低于成绩一般组和较差组，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一致[6，9]。究其原因，可能学优生得到的良好评价和鼓励较多，面对考试较自信坦然，焦虑水平较低；学习成绩一般和较差的学生受到的正面评价少或负面评价多，存在既往考试失败的经历和缺乏良好的应试技巧，对考试不抱很高期望甚至把考试当做负担，焦虑水平较高。

3.2初中生考试焦虑水平与家庭环境因素的相关分析

本次调查显示，家庭环境因素中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等与考试焦虑表现出显著相关，这与目前多数调查结果相吻合[11-13]。

家庭环境因素中，亲密度指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承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情感表达指鼓励家庭成员公开活动，直接表达情感的程度；娱乐性指参与社交娱乐活动的程度；矛盾性指家庭成员之间公开表露愤怒和矛盾的程度；成功性指将一般性活动变为成就性或竞争性活动的程度；控制性指使用固定家规和程序安排家庭生活的程度。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家庭成员间缺乏相互承诺、帮助、支持，较少进行情感表达和娱乐活动，以及家庭成员间存在矛盾、竞争和固定家规是学生考试焦虑的危险因素。家庭是学生最重要的生活场所之一，有关研究认为不适宜的家庭环境会加剧学生的考试焦虑[14]。因此，家长要给学生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并鼓励其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不对其过度限制。

初中生考试焦虑现象较为普遍，除家庭环境因素外，也受学校、社会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针对引起考试焦虑的原因进行干预，还需要后续研究深入探讨。

结语

本研究结果表明：（1）初中生考试焦虑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年级差异显著，初三年级显著高于其他年级；不同学习成绩组之间差异显著，成绩优秀组者显著低于成绩一般组和较差组。（2）家庭环境因素中，亲密度、情感表达和娱乐性与考试焦虑水平呈负相关，矛盾性、成功性和控制性与考试焦虑水平呈正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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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微.大连市初中生考试焦虑的现状分析及干预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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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焦奇岭，彭海芹.262名初中生家庭环境与焦虑的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5（7）：6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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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丽颖，杨蕴平，林涛.焦虑障碍患者父母养育方式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6）：4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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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格；因素分析，统计学；家庭特征；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B 8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1-0014-03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orrelated Factors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YANG Ning, YU Yi-zhen, LI Juan.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and Maternal Care,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43003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raits of personality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promoting the students'

personality health. Methods

2 237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Childrens' Version) and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FES-CV). Results It showed that boys were higher in P scores(5.20±2.25) of EPQ an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E(16.12±3.90) and L(14.39±3.84) scores than girls(4.75±19.7，16.44±3.92，15.10±3.80，resoectuvekt). Elder students had lower L scores than younger students,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P and E scores between them. Elder girls had higher N scores than younger girl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amily environment was correlated with personality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aternal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occupation, parents'

attitudes and methods to education, student-teacher or student-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school types had influence on personality. Conclusion

Family and school environment would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ere parents and teachers play important roles.

【Key words】 Personality;Factor analysis,statistical;Family characteristics;Students

人格是一个人的能力、气质、性格、动机、兴趣及信念等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称，反映了人的整个精神面貌。中小学生正处于人格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人格的积极特征不仅是提高学习质量和促进智力发展的动力，而且人格的健康发展也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保证［1］。除遗传因素外，人格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多。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湖北省中小学生人格特征以及相关因素的分析，探讨中小学生人格形成的影响因素，为培养和塑造中小学生健全人格提出合理性建议，以促进中小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依据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在湖北省所确定的调查点，采取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法［2］，选取湖北省具有代表性的5个地区（武汉、黄石、仙桃、孝感、郧县）的中小学生2 237名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1 264名，女生973名。

1.2 调查内容

1.2.1 人格评定 采用龚耀先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儿童）［3］。该问卷由E，N，P，L 4个分量表组成，其中E为外向-内向；N为神经质维度（又称情绪性维度）；P为精神质维度（又称倔强、讲求实际维度）；L测定被试的掩饰、假托或自身隐蔽，或者测定其社会性朴实幼稚水平。

1.2.2 家庭环境质量评定 采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4］中信效度比较好的4个分量表，即亲密度、矛盾性、知识性和娱乐性。

1.2.3 一般情况 包括父母文化、职业、是否独生、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学生人际关系和居住地风气、社会风气等。

1.3 方法 调查分2部分进行，人格评定由学生本人填写，一般情况和家庭环境质量由学生家长填写。采用匿名问卷调查方式（学生和家长问卷统一编号）。学生填写问卷前由统一培训的专职调查人员按统一指导语讲解填写要求，以指导学生填表，完成后当场收回。家长问卷由学生带回家交由家长填写后次日收回。资料回收整理后用EPI 3.0软件输入计算机,应用SPSS 13.0进行t检验、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学生EPQ量表得分比较 见表1。男生P纬度得分高于女生(P＜0.01)，E和L纬度得分则低于女生(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与张迎修等［5］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从年龄分布特征来看，男女学生L纬度得分在13和14岁组分别低于9～12岁组（P＜0.05），P和E纬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女生N纬度得分在13和14岁组分别高于8～11岁组（P＜0.05），男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家庭环境与中小学生人格特征的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P纬度与矛盾性成正相关，与亲密度和娱乐性成负相关；E和L纬度则刚好相反；N纬度与矛盾性、娱乐性成正相关，与亲密度成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娱乐性与知识性高的家庭孩子性格偏外向、活泼，矛盾性较高的家庭，孩子情绪的稳定性较低，与陈莉等［6］研究结果一致；但矛盾性对P纬度、亲密度对E纬度的正相关与其研究不甚相同。由于家庭关系的紧张可能会导致孩子焦虑、担忧，倾向于精神质，而亲密度较高则有利于个性的外向发展。

2.3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分别以EPQ人格量表的4个因子分为因变量，以一般项指标和家庭环境各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进入P分量表回归方程的有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孩子与同学的关系、家庭环境中的矛盾性；进入E分量表回归方程的有母亲文化、学校类型、与同学关系、居住面积、与邻居关系和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和娱乐性；进入N分量表回归方程的有与教师关系、教育态度、与同学关系、居住面积和矛盾性；进入L分量表回归方程的有与老师、同学、邻居关系、教育态度、教管方式、母亲职业、居住面积和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知识性。见表3。

3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中小学生中，男生性格内向且精神质倾向较明显，女生则在掩饰性方面较男生明显。男生较内向、孤僻、缺乏同情心的特征可能由于我国男强女弱传统观念的长期影响, 使得家长等对男女童的社会角色定位不同,从而对男童的期望值过高，要求更严厉,导致男童所面对的各种压力大有关［7］。男生的自我隐藏或掩饰较强，女生的社会性纯朴、精神质倾向明显，与王茜帆等［8］、何宏灵等［9］在广州、西安等地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由于传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较多鼓励学生安静、谦逊及专心学习,不太鼓励充分的自信、向外发展、多交友以及冒险精神，造成小学生和初中学生内向稳定的特点。年龄的比较可以看出，大年龄组掩饰性较低；女生在大年龄较多表现出焦虑、担忧等不稳定情绪，可能与此时青春期到来有关。在生活、学习中家长、教师应了解男女儿童个性发展特点, 鼓励其向积极、乐观的方向发展。

研究显示：家庭环境各因子与艾森克人格问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即亲密度、知识性、娱乐性越高的家庭中，子女越倾向于外向，而精神质、神经质倾向越低；矛盾性高的家庭子女的神经质和精神质倾向越明显，掩饰性就越强。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青少年人格有很重要的影响，如果成员间相互尊重、和睦、融洽，经常参加政治、文化以及社交娱乐活动,有助于青少年外向、稳定人格的形成。有研究表明，如果家庭成员间相互争吵、言行粗鲁，家庭气氛紧张，青少年就极易形成不良的个性［10］。我国学者发现，家庭中不良的人际关系与心理气氛是造成儿童有攻击，以及多动不安、违纪、犯罪等行为及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

由多元逐步回归方程入选的变量显示，除了家庭环境中的各因子外，母亲文化、职业、父母的教育态度、教管方式、与老师同学的关系、学校类型、居住面积等都对中小学生人格起一定作用。

儿童个性的影响首先是儿童与父母、儿童与家庭的关系［11］。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态度、教管方式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表明：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儿童少年比父母受过初等及以下教育的儿童少年更活泼好动、乐于交往，有独立性和好胜心等［1］。本研究也显示，母亲文化程度高的学生, 能够拥有一个舒心的外部环境,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健康成长, 性格得到陶冶,倾向于稳定型、外向型的个性心理特征，这与国内外的报道相似［12-14］。可能由于传统家庭教育中，母亲扮演主要的教养角色，与儿童青少年相处时间长，影响较大。

学校环境同样是影响学生个性成长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学校类型、与老师同学的关系、学校风气等方面［15］。老师应多采取民主、鼓励的教学方式，营造积极、宽松的学习氛围，更有利于学生个性向外向发展。

总之，中小学生人格的发展与其周围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家庭和学校的影响最为明显。随着年龄增长，社会交往逐渐增多，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会逐渐明显。这就要求父母、老师承担起重要的角色，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为儿童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促使其个性健康发展。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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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生活质量；家庭；因素分析，统计学；儿童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G 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7)05－0423－03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mong Schoolaged Children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Family Environment/ WANG Cuiling*, WU Jiangnan, ZHAO Wenheng, et al. * Department of Medical Statistics and Epidemiolog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51008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family environment among schoolaged children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improving children's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The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841 pupils in Guangzhou, by using the 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Version 4.0 (PedsQL 4.0). Analysis of covarianc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The scores of physical functioning,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nd the total scale were 89.0±12.3,80.1±13.1 and 82.3±11.9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most patient group and patient group, mean score of less patient group of parental rearing attitudes reduced 4.8±1.6-12.2±2.0(P＜0.05). Similar association of parentschildren communication or parent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score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dimensions was found. Conclusion Sound family environment is essential for improving th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of schoolaged children.

【Key words】 Quality life;Family;Factor analysis,statistical;Child

随着健康观的转变, 患病率、治愈率等疾病频率指标很难全面和准确地评估人群健康状况。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是在现代医学模式背景下提出的新的健康评价指标，它可以综合地评价人群的生活状态。学龄儿童作为一个处于迅速生长发育中的特殊群体，其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国外已有较多关于一般儿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研究[1]。家庭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站，家庭环境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该研究旨在评价学龄儿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并探讨其与家庭环境的关系，为改善和提高儿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广州市郊区某小学一～六年级全体学生，年龄6～13岁。共发放问卷841份，回收823份，回收率97.9％，其中有效问卷778份，有效率为92.5％，男生403名,女生375名。

1.2 方法

1.2.1 学龄儿童生活质量量表（家长调查问卷） 采用“儿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普适性核心量表4.0”（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TM Version 4.0，PedsQLTM 4.0）[2]，从躯体（8个条目）、情感（5个条目）、社交（5个条目）和角色功能（5个条目）4个维度，调查学生过去1个月内的健康状况。所有条目均按5级评分，即0=从来没有，1=几乎没有，2=有时有，3=经常有，4=一直有。所有条目权重相等，均按反向记分，然后转成百分制（0＝100分，1＝75分，2＝50分，3＝25分，4＝0分）。分别计算量表各维度评分、心理（包括情感、社交和角色功能3个维度）评分和总评分，评分越高表示主观生活质量越好。各评分理论上最高为100分，最低为0分。计算方法均为所含条目评分之和除以所含条目数。

1.2.2 家庭环境调查表（自编） 包括儿童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如性别、年龄等)和反映家庭环境的5个因素(父亲的教育态度、母亲的教育态度、父亲与子女的交流、母亲与子女的交流及父母关系)，按4个等级进行评定，即很耐心、较耐心、不大耐心、易打骂。

统一发放问卷，由学生带回家请父母填写，并于规定时间内交回。研究者核查问卷，对不合格问卷请家长重填或修补，仍不合格者按不应答处理。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问卷由双人双份录入，经核对无误后进行整理分析。缺失值>20%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其余的缺失条目评分用所属维度的均值代替。用分半信度法和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评价PedsQLTM信度；用各条目与所属维度的相关性考察PedsQLTM的内容效度。用协方差分析在控制性别、年龄、父母文化程度及家庭月人均收入的条件下，分别探讨单个家庭环境因素与学龄儿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关系。均数间多重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所有分析均用SPSS 11.0统计软件包完成。统计学检验水准取双侧α=0.05。

2 结果

2.1 PedsQLTM4.0信度和效度评价 本调查PedsQLTM 4.0 躯体、情感、社交和角色功能4个维度评分,心理评分及总评分的分半信度系数分别为0.85，0.80，0.85，0.83，0.91和0.93；4个维度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分别为0.79，0.79，0.81和0.75；4个维度的内容效度系数的分布范围依次为0.53～0.74，0.65～0.78，0.73～0.77和0.56～0.79。以上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 学龄儿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分 学龄儿童躯体、情感、社交和角色功能4个维度评分、心理评分及总评分依次为(89.0±12.3)分、(79.8±16.6)分、(84.9±15.6)分、(75.4±16.2)分、(80.1±13.1)分和(82.3±11.9)分。

2.3 家庭环境与学龄儿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关系 表1所示，父、母对子女教育越耐心，父、母与子女间交流越多，父母关系越好，其子女在情感、社交和角色功能3个维度评分越高（代表生存质量越好），大部分指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线性趋势。在控制性别、年龄、父母文化程度及家庭月人均收入的条件下，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很耐心”、“较耐心”组相比，“不大耐心”组在情感、社交和角色功能3个维度评分的校正均数（标准误）降低了(4.81±1.57)～(12.22±2.03)分（P＜0.05 ）。母亲对子女教育态度各等级间的差异更明显。父母与子女间的交流及父母关系与上述3个维度有类似联系。

3 讨论

该研究评估了学龄儿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及其与家庭环境的联系，结果显示学龄儿童的躯体评分、心理评分及总评分依次为89.0，80.1和82.3分。Varni等[3]评估了健康儿童（平均年龄10.8岁）的生活质量，发现其躯体评分、心理评分及总评分依次为88.0，82.3和84.3分，与本研究结果接近。经文化调适的PedsQLTM普适性核心量表，在英国8～18岁儿童青少年中的调查结果躯体评分、心理评分及总评分依次为85.0，79.0和81.1分[4]，略低于本研究结果，可能与该研究中包括少数患病者（如糖尿病、哮喘等，共占总人数的31.4％)有关；也可能与该研究人群包含青少年，平均年龄较大有关。

在控制性别、年龄等潜在混杂因素后，家庭环境越好，学龄儿童在情感、社交和角色3个维度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其中母亲对子女教育的耐心态度与这些心理健康指标联系最密切。原因可能是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母亲是儿童的主要照料者,与儿童相处的时间相对较长，因而其态度对儿童心理影响较大。家庭是学龄儿童重要的生活场所，良好家庭环境对学龄儿童的健康成长有重要意义。家长良好的教育态度、管教方式及父母间关系可降低学龄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5]。有研究表明，生活在和谐家庭中的儿童，其心理指标均优于其他家庭类型者[6]。

本调查采用的PedsQLTM普适性核心量表4.0各维度分半相关系数和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均大于0.70，内容相关系数均大于0.50且都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该量表在本研究人群中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Varni等[3]在18所小学、4所中学和3所大学的在校学生中开展调查，结果显示PedsQLTM 4.0 普适性核心量表完全适用于学校人群。有研究表明亚洲儿童和西方国家的儿童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理解存在较大程度的共识[7]，说明PedsQLTM 4.0同样适用于亚洲儿童。

鉴于学龄儿童阅读与理解能力有限，很难正确地判断自身的健康状态，因而本研究采用PedsQLTM 4.0家长调查问卷。国外有研究表明，家长报告和儿童报告存在较高的相关性[3]。本调查所有对象均来自同一学校，由于学校硬件设施和教师教育方式均可能影响儿童健康相关生存质量，同时不同家庭环境儿童健康相关生存质量也存在较大差异，使得本研究所得到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外推受到一定的限制。国内目前尚无PedsQLTM 4.0的全国常模，因此，无法将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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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 体育行为 家庭环境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1－0107－02

前言

体育教育的目标就是使人们树立健全终身体育思想，养成终身体育习惯，为人一生的幸福与健康服务。但多年来终身体育思想和养成锻炼习惯收效甚微，主要受体育习惯养成与否和正确体育价值观形成与否等因素影响。[1-3]家庭是人们接受体育教育的起点，并贯穿人的一生，父母是孩子学习、生活等各种习惯的最初塑造者。孩子在家庭之中随时随地都在接受着家长们有意、无意，有计划、无计划，自觉、不自觉的影响和教育。[4-5]本研究从家庭环境角度进行研究，深入了解家庭环境因素对大学生体育行为的影响，旨在为大学生树立终身体育观和培养良好的体育行为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长春市6所高校2～3年级学生共2000人，其中男生为1003人，占总数的50.2%，女生为997人，占总数的49.8%，男生与女生所占比例基本相当。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检索了CNKI数据库、加拿大SILVERPLATTER等数据库的文献资料。

2.问卷调查法。设计的“大学生家庭情况及其体育锻炼行为调查表”包含了30个信息性强的态度语。为了保证调查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首先在部分大学生中进行了预备性调查，对返回的问卷进行了修正和筛选，问卷的内容效度由6名专家评判确定，得效度水平为：CVR=0.86，对调查所收回的有效问卷采用克劳伯克（Cronbach，L.J.）的α系数法进行了信度检验，得信度系数为：r=0.93。

3.数据统计法。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以表示，并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

4.逻辑分析法。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就家庭环境对于大学生体育行为的影响进行推理分析，论证了家庭环境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

二、结果与分析

（一）家庭成员的锻炼习惯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与家庭成员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有一定的一致性，选择与他人一起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单独进行锻炼的比例较低，大学生由于是集体生活，参与学校等团体组织的体育活动较家庭成员比例稍高。大学生与家庭成员参与体育活动项目的选择上亦有一定的一致性，主要为集体性、趣味性强的项目，散步、慢跑、骑车、郊游等户外运动是大学生及家庭成员比较喜爱的项目，见表1

本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的体育锻炼习惯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具有正相关影响，表明家庭成员的体育锻炼习惯可以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选择，见表2

（二）家庭成员的体育态度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

家庭的支持是无形的环境因素，它能有意识地对家庭成员的体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的体育态度所产生的体育行为表现也是不尽相同的，家庭成员的支持对大学生体育行为的产生具有激励作用，在体育锻炼过程中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心理支援，并可激发大学生的体育锻炼的潜能。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支持率与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次数呈正相关，见表3。

（三）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高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即家庭经济状况与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存在着正相关性（见表4），但大学生月生活费水平与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间不存在相关性，可认为大学生的生活费水平不是决定其体育行为的重要因素。

（四）家居环境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

家居环境主要包括居住的自然环境、场地器材设施、天气情况等。调查结果表明，场地器材条件和到达体育设施的交通方便与否对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影响较大，大学生对体育锻炼环境中的“干净空气”和“绿地”要求较高，寒冷的天气因素是影响北方学生体育行为的较为突出的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1.家庭成员的体育锻炼习惯、体育态度、家庭经济状况及家居环境能深刻影响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因此，重视营造良好的家庭体育氛围，通过家庭成员的体育意识和体育价值观影响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再配合学校、社会的体育教育和环境支持，能够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终身体育观念，有效地提高其锻炼积极性，从而形成良好持久的体育行为。

2.建议加强正确宣传导向，强化家庭体育观念。通过各种宣传教育媒介培养家长的体育意识和终身体育观，并养成体育锻炼习惯，身体力行地影响和教育子女的体育行为。

3.进行必要的家庭体育投资，为培养子女的体育爱好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积极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体育活动，全面促进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

4.加大社会体育的投入，缓解家庭体育设施的不足，优化居民的生活环境，建立健全各种体育组织机构及体育健康服务体系，促进体育活动健康有效地开展。

【参考文献】

[1]郭戈，刘静霞，王耀文.我国家庭体育及其研究进展[J].体育学刊，2005（5）：1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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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amily environment on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Liu Na

（Department of Movement Human Science，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ngchun， 130022，Jil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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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习倦怠;社会因素;高职学生

一、研究目的

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各种思潮不断冲击着大学校园,对大学生的学习、思想、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学校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校园学习气氛不浓,部分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目标不明确;不重视专业学习,基础理论较差,动手能力差,社会适应性差等等。如何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健康发展的社会学习氛围,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发展改革的一种趋势。近20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职业院校的认可程度并不高[1],职业院校的教育质量问题也倍受社会公众的关注和争议。2009年10月,我们对湖南三所院校大学生的学习倦怠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深入探讨了影响高职学生学习倦怠的社会因素,旨在对高职教育的发展有所启发,为社会公众提供一个视角。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随机抽样选取湖南两所高职院校和一所本科院校的750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获得有效问卷663份,有效率为88.4%。其中男生319人,女生344人;高职学生522人,本科学生141人;文科343人,理科320人。

(二)研究工具

1.大学生学习倦怠问卷

采用连榕[2]等人编制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问卷》。该量表共20个项目,分三个维度:即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量表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个等级记分,三个维度的得分越高,说明学习倦怠程度越严重。总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865,分半信度为0.880。每个项目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在0.408～0.762之间(P

2.大学生学习倦怠影响因素问卷

采用自编大学生学习倦怠影响因素问卷。问卷设有45个项目,与个人因素有关的有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策略、自我评价等因素,与社会因素有关的有社会风气、家庭环境等,与学校因素有关的有学校环境、课程设置、教师教学以及学校管理等。总量表a系数为0.8678,分半信度为0.8196。每个项目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在0.200～0.556(p

(三)施测及数据处理

采用集体施测,学生匿名答题,当场回收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对所得数据采用SPSS 11.5 for Windows进行统计分析。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高职学生与本科学生学习倦怠的差异比较

表1的结果显示,高职学生与本科学生相同的是,项目平均分最高是行为不当,其次是成就感低,得分最低的是情绪低落;高职学生在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总体倦怠水平上比本科学生都要高,本科学生只有成就感低维度比高职学生稍高点。高职学生只在情绪低落维度上与本科学生之间存在极为显著性差异(p

(二)社会影响因素对高职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分析

根据前期的研究结果得出,社会因素是影响高职学生学习倦怠的第二位因素,而且社会因素对学习倦怠除直接影响外,还通过个人因素对学习倦怠起间接作用。那么社会因素中的社会风气、家庭环境是如何影响高职学生学习倦怠的,又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把社会风气、家庭环境因素与高职学生学习倦怠各维度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社会风气、家庭环境不仅是学习倦怠总分的有效变量,而且也是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的有效变量,社会风气、家庭环境对高职学生学习倦怠存在正向预测作用。

又将社会风气、家庭环境两个变量与高职学生的学习倦怠总分采用(Stepwise)逐步回归的方式,再次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顺序依次为:家庭环境、社会风气。

四、讨论

(一)高职学生与本科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差异分析

通过对高职学生与本科大学生学习倦怠情况的差异比较发现,高职学生与本科学生在情绪低落和总体倦怠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高职学生总体倦怠水平高于普通本科学生,并在情绪低落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调查结果与高职学生在现实中的学习表现基本相符,也验证了人们的一贯看法。但高职学生和本科学生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学习倦怠现象,都属于中等程度范围。从学习倦怠各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来看,无论是高职学生还是本科学生,行为不当维度得分最高,平均分都在3分以上,说明两类大学生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惯常于迟到、早退、不听课甚至逃课等一系列不当的学习行为,由此会引起低成就感,反映在情绪上是烦躁郁闷,对学习没有多少兴趣,往往采取逃避、放弃的态度。

(二)社会因素对高职学生学习倦怠影响的分析

根据上述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影响因素中的两个变量都进入了回归方程,说明家庭环境、社会风气对高职学生学习倦怠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和谐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是促使高职学生学习积极向上的动力之一。

家庭环境是当前高职学生出现学习消极心理的影响因素之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它和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家庭是个体成长的土壤,家庭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方向。学生的家庭环境是千差万别的,一些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发现与别人在家庭境况上的差距,自感经济状况、家庭背景、社会地位等方面“矮了一截”,担心别人会瞧不起自己,有的甚至认为没有良好的家庭社会关系根基自己再怎么努力学习也没多少用,在学习活动中逐渐出现了情绪低沉、行为回避、成就感低的消极心理。

社会大环境对于高职学生学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严重侵蚀着大学生的心灵,使不少高职学生产生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31.42%的学生认为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浮躁经常或不时地影响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课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对大学生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导致部分高职学生整日沉溺于上网聊天、谈情说爱、兼职打工,读书学习却成为“辅修课”。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知识贬值、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也日益动摇着高职学生对学习的信心,使他们开始怀疑读书的价值,调查中有41.38%的高职学生认为“读书无用论”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致使他们由刚进入大学后充满希望到失望,失去学习热情,学习动力也随之降低,产生学习倦怠现象。

五、建议

家庭因素对于高职学生学习的影响不容忽视。大学期间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家长和教师应给予高职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尊重,不要因为他们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而歧视他们,多和他们交流思想,探讨问题,开导他们树立新的人生目标,愉快地开始新的生活。另外,家长也应根据子女的实际情况,寄予合理的期望和要求;努力为子女创造更加良好的学习环境,尤其是和谐的家庭氛围。

社会环境极为复杂,我们无法控制学生的想法,也无法消除社会的消极因素给学生带来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环境,减少错误思想的负面影响,把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消灭在萌芽状态,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和抗诱惑能力,引导学生自觉抵制腐朽没落的道德观、金钱观。社会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政府更应该致力于创设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逐步改变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和用人体制,打破学历至上、人才高消费等用人观念,创造出一个人尽其才、唯才是用的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和合理的用人体制。高职院校应引导学生认清大学求学与今后就业的本质联系,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让高职学生明白学习的意义和价值,帮助学生摆脱学习倦怠的心理,严把高职学生毕业质量关,给学生适当的压力,让他们意识到应该珍惜大学的美好时光,储备知识,练就技能,以适应社会环境和职业环境的不断变迁,为未来激烈的竞争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 董伟.社科院报告称社会对职业院校比较歧视[N].中国青年报,2007-05-31.

[2] 连榕,杨丽娴,吴兰花.大学生的专业承诺、学习倦怠的关系与量表编制[J].心理学报,2005,37(5):632-636.

篇9

中图分类号: R749.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09-0692-02

儿童行为问题是儿童时期常见的行为偏倚 ［1］。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如焦虑、抑郁、羞耻等）会对儿童的心理状况产生影响［2］。本文探讨儿童行为问题与父母羞耻、焦虑及家庭环境的关系，为科学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唐山一所普通小学，以方便取样的方式选择了一、三、五年级，每个年级两个班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67份，其中男生153人，女生113人，1人性别数据缺失；一年级学生96人，三年级73人，五年级98人；年龄6-12岁，平均年龄为8.5±1.5岁。

所有量表由学生带回家，由家长填写，第二天收回。填写者为母亲者208人，父亲38人，其他人6人，关系数据缺失者15人；填写者平均年龄为35.9±2.9岁。

1.2 工具

1.2.1 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3］ 由父母或主要抚养人填写。共113题，0～2点计分。总分超过全国常模98 百分位数，即被界定为有行为问题。分数越高问题越严重。

1.2.2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4］ 共20个条目，反映了抑郁状态的六个侧面：抑郁心境、罪恶感和无价值感、无助与无望感、精神运动性迟滞、食欲丧失、睡眠障碍。测试被试最近一周内症状出现的频度，0～3计分。分数越高抑郁症状出现频度越高。

1.2.3状态-特质焦虑问卷［5］ 本研究采用了Spielberger 等人编制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的后半部分，特质焦虑量表（T-AI），用于评定人们经常的情绪体验。共20题，1～4四点评分，得分越高焦虑程度越高。

1.2.4羞耻感量表［6］ 羞耻感量表共29题，由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身体羞耻和家庭羞耻等四个因素组成。四点评分，被试得分越高，说明羞耻感越强。

1.2.5家庭环境量表［7］ 家庭环境量表共90题，10个分量表，分别为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观、组织性和控制性。

1.3 统计方法 进行卡方检验、t检验、回归分析等。

2 结果

2.1 男女生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评分及问题行为检出率比较

在267名学生中，有33人（12.4%）总分超过全国常模98 百分位数，即有行为问题。其中，男生21人，占男生样本13.7%，女生12人，占女生样本10.6%。卡方检验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χ2=0.752，P=0.687）。男生行为问题总分高于女生（24.2±18.0/17.8±14.6，t=2.568，P=0.002）。

2.2 高、低行为问题儿童的父母抑郁、羞耻、特质焦虑及家庭环境得分比较

将儿童行为量表得分最低的35人设为低分组，有行为问题的33人为高分组。检验两组学生在父母抑郁、羞耻、特质焦虑及家庭环境各因素上的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组被试在父母羞耻、特质焦虑，以及家庭环境的情感表达和矛盾性两个分量表上有显著差异，见表1。

2.3儿童行为问题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以行为问题总分为因变量，父母抑郁、羞耻、特质焦虑及家庭环境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发现父母特质焦虑总分和家庭环境亲密度和矛盾性因子进入回归方程，F (3, 248) = 21.247，P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男生问题行为检出率为13.7%，女生问题行为检出率为10.6%，总体检出率为12.4%，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3-8］。说明唐山市儿童行为问题在国内处于一般水平。但12.4%的行为问题检出率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和人员的注意。

杜玉凤等的研究指出行为问题组在家庭环境矛盾性、亲密度、知识性、娱乐性和组织性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9］。本研究亦证明行为问题组在家庭环境矛盾性上得分较高，并且发现情感表达因子上高、低行为问题组得分也有显著差异。同时，家庭环境矛盾性和亲密度进入回归方程，表明这两个因素是对儿童行为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家庭环境因素。

本研究中高低行为问题儿童在父母特质焦虑和羞耻得分上差异显著，父母特质焦虑进入了以儿童行为问题总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表明，羞耻感高并且易焦虑的父母，其孩子的行为问题发生率较高。提示父母的心理因素对儿童行为问题产生起着一定作用，在对儿童的行为问题进行干预时，应同时注意对父母心理状态的考察及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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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晓华, 舒良, 张艾琳, 等. 状态-特质焦虑问题在长春的测试报告［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3, 7 (2): 60-62.

［6］钱铭怡, Andrews J, 朱荣春, 等. 大学生羞耻量表的修订［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0, 14 (4): 217-221.

［7］费立鹏, 郑延平, 邹定辉.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增刊): 134-142.

［8］曾辉. 海南特区中小学生行为问题因素结构分析［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1, 15 (2) :83.

篇10

1．家庭环境的特殊性

家庭作为学校德育的环境，其特殊性已有不少研究。但许多研究往往只把家庭同学校环境相比较，且罗列有余，不及根本。家庭环境不仅不同于学校而且不同于其他学校德育的外部环境（即不同于宏观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及社会心理、社会文化，不同于中观环境社区和中间环境社会传媒）。作为学校德育的微观外环境，家庭环境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殊性。

首先，家庭环境是学校德育的基础环境（具基础性）。这主要是学校德育对象对家庭在经济上和情感上的依赖。前者构成其成长的物质基础，后者构成其成长的精神基础。而无论经济和情感上的纽带关系都对儿童及青少年品德形成提供心理上必需的安全感、依恋感和“我们感（We-feeling）”等。失去这些正是许多离异家庭、单亲家庭构成对青少年道德成长不利影响的重要原因。在时间上，家庭自觉和不自觉的德育也成为学校德育先入为主的基础。儿童在入学以前就在家庭环境中获得了许多道德观念和掌握模式。这将成为儿童在学校系统接受德育的基础和最初的认知结构。虽然现代学校教育在幼教年龄上不断前趋，但是终究无法在时间上取代家庭环境的座标。而且由于儿童在道德认知等方面的发展限制，学校德育的阶段性实施决定了学校不能不顾年龄特征进行全方位的道德教育。而家庭在无意识层面上对儿童的德育影响在年龄上是从0岁开始、内容上是无所不包的。在儿童各种道德学习的关键期尚未完全揭示之前，家庭道德遭遇的这种全面性往往不自觉地正好满足了儿童道德社会化的需求。这种先入为主性事实上也可以发生在儿童入学后的每一学习阶段。无论是作为先主性的基础作用还是家庭在物质、情感上的基础性都是既非社区、社会，也非学校环境所能提供的。

其次，家庭环境作用具有深刻性。深刻性取决于家庭作为首属群体（primarygroup）的许多特征。首先是人际关系上家长与子女的接触频度高，具聚合性。社区、社会、学校中的人群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往往是非直接关系的次属群体（Secondarygroup），甚至被视为异已的外群（out-group），即使是在学校中关系较为直接、密切的师生关系，也因师生关系的发散性特征，而不可能在频度和聚合度上与家长相比。这样，由于这种直接、经常和亲密的接触，家长和子女间对彼此的了解都是较为细致和深刻的，这种深刻的理解特征既易于家庭教育德育影响的“因材施教”原则的实现，又有益于子女对家庭德育影响的正确理解和深层吸收。其次是家庭环境影响的非正式成份较高。家庭影响中的德育自觉成份随社会发展和教育意识的提高而增加，但与专门的学校德育相比较，家庭影响仍具有较显著的隐蔽特征、间接特征。在家庭中由于教育与生活在时间、空间、活动上往往是统一的，因而家庭环境影响的重要方面是家长的榜样作用。由于子女与家长的接触频度高、具情感上的亲密性质，所以这种榜样作用的能量、深度远胜于一般社区及宏观社会环境作用。首属群体的特征决定了家庭环境的高频、隐蔽、亲切诸特征，从而奠定了其对儿童和青少年德育影响的深刻性。

再次，家庭环境对学校德育具有互补性。互补性主要是就德育内容而言的。同社区一样，家庭亦是一定文化的积淀之地，因而也是一定文化的传承者。由于家庭人际关系最具人伦的基础特征，所以家庭环境同时又是人伦文化的传递和创造基地。学校德育比较系统、规范，多从大处着眼，理论性强；而家庭环境中孩子是处在处理人际关系的细部的境地，具有具体、生动、现实性强的特征。因此学校德育往往重一般理论，而家庭环境重具体应用的分工。两者相得益彰则可能形成良性循环。此外学校德育内容有限，课程之外的许多伦理问题也主要在家庭环境中得以自觉补充。中国古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其“教”的内容主要属德育性质。除内容外，家庭环境亦是学校环境之外的互补时空之一。同社区一样，学校德育影响在校园之外能否继续辐射和强化亦有待于家庭环境的配合、补充。与社区及社会宏观环境不同的是，家庭环境对学校德育的补充往往更具主动性和自觉性。

2．家庭环境的类型及其作用

家庭环境的特殊性只是说明了家庭环境对于学校德育的独立价值，而家庭环境对学校德育的具体作用尚需进一步分类说明。家庭环境依据主观可控性成份的多少可分为客观环境和主观环境。

客观环境指难以人为调节的环境因素。如家庭的经济、结构、家长职业及文化程度等。有人对国外社会处境不利儿童的研究作出总结，认为社会处境不利儿童的特点首先是经济上的贫穷。由于经济处境不利导致了居住拥挤、住房紧张、无适当的医疗照顾、发病率高、营养不良、家庭生活不稳定、环境不卫生、较多地接触有毒物质、麻醉品的使用率高、少年过失及城市犯罪等［①］。笔者认为，家庭经济上的不利处境大致可以导致的后果有：（1）影响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必需的家庭生态质量；（2）影响学生在校学习年限及成就；（3）在心理层面上影响儿童的自信心、自主意识及抱负水平等。罗杰斯曾分析过美国青少年在抱负水平上的阶级差别：“下层阶级的青少年只有在可以见到直接好处的情况下才肯努力学习，中等阶级的青年为以后才能实现的目标而奋斗，认为报酬在将来才能得到。对于下层阶级的青年来说，遥远的将来的报偿显得太渺茫，不能给他们提供动力”。［②］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绝大多数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可以满足其子女正常地接受教育从事学习的一般需求。同时由于我国家庭在经济收入上的相对平均，家庭经济状况这一因素对教育所发生的实际差异影响并不显著”。［③］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总体上反映了我国家庭经济环境的特征。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的增大，家庭经济对家长、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态、学业及心理的影响会有增强的趋势。因此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同时根据我国实际及发展进行家庭经济环境及其对德育影响的进一步研究是有必要的。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经济只是家庭环境的成份之一，家庭环境又只是制约学校德育及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巨系统中的若干因子之一，学校德育对象的许多方面又并不全受家庭及其经济条件的制约，故家庭经济与青少年品德发展间并无一对一的线型关系。同时贫困家庭出身的儿童即使是在研究中普遍认为影响较大的抱负水平一项上也不乏“少年孤贫而志存高远”的例子。所以即使有统计学上的大体结论，也不可将家庭经济对学校德育的某些影响作绝对化的理解。关于家庭结构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独生子女和离异、单亲家庭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上。对于独生子女的研究目前尚无一致性结论。有人认为由于独生子女社会网络缺少天然关系，会有自我认定等方面的困难。由于过多的呵护，独生子女任性、依赖性强、合群性差等，这种人格特征势必影响学校德育，产生一定的德育上的困难。也有学者认为，虽然独生子女的社会网络天然关系缺损，但其“社会”性人际关系就比非独生子女多，因而网络规模大小及其他特征并不比非独生子女差。独生子女作为个人早年社会化的经历的特殊性亦会随年龄增长而递减，尤其在中国，独生子女在社会上将变为常态，其特殊性更显日趋消失。故“出生顺序以及独生与非独生经历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是无足轻重的因素，没有什么理论研究的价值，也没有个人行为的影响……”［④］但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政策之下，独生子女作为普遍现象和特定个体都具独立和重要的研究价值。独特的家庭结构必将从两个途径影响学校德育：一是不管积极还是消极评价，独生子女作为学校德育对象肯定具有自身独特的身心特点，学校德育须研究和注意相关研究成果，因材施教；二是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倒金字塔”型已使独生子女的家长队伍增大，家长对学校德育的关注增强。学校德育应引为变革和提高的重要契机，求得家庭对学校德育的理解、配合和支持。关于离异家庭对独生子女道德社会化的负面影响，中外研究者都得出了相对一致的结论。［⑤］美国的休格和麦克德莫特等人的调查发现，离异家庭儿童在个性上往往表现为抑郁，敌对，富于破坏性，易激怒，孤独，悲伤，易闯祸甚至自杀等。调查发现，美国违法犯罪青少年中30％～60％来自离异家庭。陈会昌等人（1990年）调查了教师对儿童同伴关系的评定及原因，结果显示，根据教师的评定，离异家庭儿童的同伴关系远比完全家庭儿童差。被同学接纳程度高和较高的完全家庭儿童占64．6％，离异家庭儿童只有26．4％；而被接纳程度较低和低的人群中前者只占3．3％，后者高达22．6％！对儿童同伴关系好的原因分析，完全家庭儿童更多的是由于学习好、善交际、待人热情，离异家庭儿童则只有“被同学们同情”一项的比例明显高于前者。对同伴关系差的原因分析中“孤僻、冷漠”“有怪毛病和不良行为（如偷东西、骂人打人等）”两项后者显著高于前者。单亲家庭有的是因为离异也有的是由于自然原因（死亡等）造成，对于非离异的单亲家庭儿童，有关研究证明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家庭缺损缺乏关怀而导致心理损伤，出现与前述离异家庭儿童相似的特征；二是因家庭不幸而强化了儿童的自尊心和自立意识，一些单亲家庭的儿童品德发展反而比一般完全家庭儿童更为成熟和优秀。总的说来，对于离异家庭儿童，学校德育除了正常程序之外必须增加有针对性的救治程序。近年我国城乡尤其是大城市的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学校德育对离异家庭儿童的对策研究亟待深入。家长的职业类别和文化程度有一定相关性。文化程度较高的家长往往从事劳动复杂程度较高的职业，而文化程度较低者较多为“蓝领”。研究证明，前者在提供学习的物质条件、学业及品德指导上优于后者，对于子女的期望值、文化素质及行为规范的影响上也高于后者。前者在德育影响上较多地倾向于民主型的教养态度，而后者则取放任型、溺爱型或专制型的教养态度的比例较高。家长文化及职业上的优势同子女的良好的品德个性之间只存在可能性联系，但这种可能性又是客观的，因此家庭对学校德育的作用显然包括上述“可能性”的家长因素。

主观环境指可人为调控的家庭环境因素，主要指家庭气氛和家长的期望水平等。家庭环境的特点之一就是父母与子女间人际接触的频率高、聚合性强。但接触频度高、聚合性强并不等于“凝聚力”强。如果家庭环境中人际关系不融洽，这种高频率、强聚合的人际交往反而会起负面的德育效果。“过度关心”导致青少年逆反心理甚至离家出走等。因此家庭气氛实际上是家庭人际关系的独特德育价值发挥的关键之一。家庭气氛主要从两方面影响德育对象：一是从心理层而上，二是从家长的影响力上。不良的家庭气氛易产生心理损伤，出现不良人格特征（如暴躁、抑郁、倾向等），也易导至离心力增强，从而使家长正面的德育信息不能为子女有效吸收。此外，不良的家庭气氛还会伤及家长对子女及学校德育关注的积极性，家庭因此会成为对学校德育产生负效应的环境因素。家庭气氛的不同取决于家庭人际关系运作的方式，即家长的教育态度或方式。研究证明民主型教育方式较易形成良好的家庭气氛，产生良好的德育影响。我国学者丁瑜等人［⑥］证实了在“和睦”“平常”“紧张”三种不同的家庭气氛条件下学生品德有明显的差异（见附表）：

（附图{图}）

万云英等人［⑦］的研究则证明了民主型教育方式的家长较注意：1．寓教于日常言谈，2．赏罚分明，公正合理，3．择机而教，遇物而诲，4．平等待人，尊重孩子意见。这一方式使学生在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轻松性、自律性、恒有性等品质上获显著优势（P＜0．01）。

家长的期望也是家庭气氛的构成要素之一。家长期望值的高低及期望构成均对学校德育产生影响。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与子女的学业成就包括德育课程的学习成就呈正相关。这已为实验所反复证明。但是期望值的高低是因人而异的，必须保持在一定区间以内。在我国，独生子女日趋普遍，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已有过高倾向，且这一倾向还在强化。过高的期望值不仅从心理上给学生以重压，而且也因其不能实现而带来父母、子女双方积极性的损伤，极易产生德育的负效应。此外由于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影响，家长的期望构成上目前国内外尤其我国现阶段存在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重子女的智育、体育、美育成就，而对学生的品德发展漠不关心，出现了“许多人花钱买智育、体育、美育，就是没有人花钱买德育”的现象。由于学生社会化的构成不能仅限于智、体、美几方面或一方面，且这几方面的灵魂与动力建设都仰赖于德育，所以如果家长的期望结构未实现合理配置，不仅学校德育而且全部教育大厦都有倾覆的危险。所以家长必须在期望值及其构成上都加以调控，才能营造有利于学生品德成长的家庭气氛。

活动环境指家庭父代与子代间的道德活动方式所构成的对于儿童及青少年及其学校德育的影响。我国有学者研究过家庭德育的代间情境，认为家庭德育代间情境主要有三种：传承性情境、建构性情境、调控性情境［⑧］。这一研究颇有见地，但将调控性情境与传承性、建构性情境并列是不合适的。无论传承性情境还是建构性情境都不可能是单纯的认知而无行为的调控。

笔者认为，借鉴代间情境的上述研究，根据人类文化史及儿童道德发展的阶段性，可将家庭的道德活动环境分为三类：传承性环境、建构性环境和超越性环境。所谓传承性环境指父—子代间在家庭德育活动模式上遵循父子授受模式。父代将合乎其道德准则的观念体系加以选择，然后通过自觉的教导或榜样、暗示作用等灌输或传递给子代，并在子代行为上加以权威型调控。这种道德认知和行为上的父—子代间活动模式的特征是父代对子代的绝对权威性和方向上的“父代子代”单向流通（见附图）。这一活动模式以社会道德规范的相对稳定为前提，故在简单文化的社会（如中国古代）中较为常见。在今天的家庭德育方式中东方国家仍有相当比例的家庭属于这一类型。此外，有研究论证，在儿童早期社会化过程中这一模式仍有一定合理性。建构性的活动环境是指父代—子代间以互动方式共同建构子代的道德体系的活动模式。父代可以通过榜样示范或自觉教育的形式引导、促成子代不断从“小我”而“大我”从“大我”而“小我”地形成归纳、演绎的道德心理结构。也可设置一定实践情境让活动本身或通过“移情”让子代获得规范化社会化的道德行为心理结构。这一模式即家庭德育上的“民主协商型”。故认知和行为调控的模式为“父代子代”，代间平等和双向勾通，已属家庭德育的“现代”模式。所谓超越性模式指子代通过家庭道德遭遇了解家庭及社会在道德体系上的矛盾性进而在父代影响下主动超越现有道德规范的模式。其活动类型有二，一是发现矛盾到自主解决矛盾，二是解决矛盾之后的道德结论与现存观念的（父代为代表）进一步冲突。现代社会所谓“代沟”现象以及在此前提下发生的以子代为中心的家庭代间运转模式好属于超越性活动环境。超越模式在认知和行为上是双向的，但以子代为主体的活动控制方式（见附图）。与建构性环境不同的是超越性环境包含更多的面向未来的创造与超越成份，是M·米德所称谓的前示型文化特征的产物。不同类别的活动环境对道德学习个体即学校德育对象的影响在于提供了最初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文化与接受模式，同时在其学校德育影响年限内不断提供环境上的对于学校德育内容（同质）的强化或（异质）弱化。最重要的是儿童在家庭中最初铸成的道德认知、判断的操作模式、行为方式将直接影响学校德育的内容、方式及效果。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在我国，亟需建立家庭德育活动的建构性和超越性环境。

Ⅰ传承性家庭活动模式Ⅱ建构性家庭活动模式Ⅲ超越性家庭活动模式

父代父—子父代

子代代—代子代

以上分析研究了家庭作为学校德育外环境对学校德育及其对象的影响。虽然家庭环境的具体作用的正负评价众说纷芸，尽管这一环境作用的机制尚需精细研究，但是由于家庭环境的重要与特殊，德育理论工作者对于这一环境的深入研究则是责无傍贷的。

作者系南京师大教育系博士生

注释：

①姜学清《国外对社会处境不利儿童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1年第3期第49页。

②〔美〕罗杰斯《文化与青少年》，《青年研究》1991年第4期第46页。

③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501页。

④〔美〕黄刚《独生子女的人际关系及社会意义》《心理发展与教育》1990年第2期第103页。

⑤有关资料均参考陈会昌等《离异家庭子女的社会性发展的特点》一文，见《心理发展与教育》1990年第3期第173－176页。

⑥同③，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