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授大学本科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函授大学本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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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没有函授本科。

函授本科：按各专业教学计划利用寒、暑假或国定假日派教师到各地函授站组织面授和考试。现在的函授教育以在职、业余、自学为主，面授为辅，也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可以远程教学，不受空间、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函授学习就是学校将教材发给你，你通过自己阅读、电视讲座、电脑等方式进行学习，你和老师的交流是通过通信、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的，作业也是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上交的。有时会有几天的面授学习和考试，通过考试就可以取得相应的证书。函授教育是相对于面授教育而提出的，函授教育主要对象为离不开工作学习岗位的在职人员和在校生。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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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的六级成绩可以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网站查询。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教学考试由“国家教育部高教司”主办，每年各举行两次。从2005年1月起，成绩满分为710分，凡考试成绩在220分以上的考生，由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委员会”发给成绩单。2007年1月起，六级考试不再接受非在校生报名。

报名条件：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主要对象是高等学校修完大学英语四级的本科生；同等程度的大专生或硕士研究生经所在学校同意，可在本校报名参加考试； 同等程度的夜大或函授大学学生经所在学校同意，可在本校报名参加考试；1987年后毕业需要补考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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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 高职英语精读 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4-0097-01

一 高职英语精读的教学现状

众所周知，在高职院校的英语专业课程中，英语精读是一门不可或缺的专业基础课程。课程通过单元的教学活动，提升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促进学生的英语语言综合能力提高。然而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精读教学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大部分高职学生的英语基础薄弱，学习热情不高，课堂参与度不够，精读课堂几乎演变成了老师一个人的自问自答，老师的教学成就感也丧失殆尽。其次，教师教学方法单一，仍采用“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法，课堂也成为了老师的“一言堂”，学生则游离课堂之外，甚至玩手机。再次，尽管现在高职英语教材琳琅满目，但完全符合高职学生使用的英语教材却很少。有的高职院校为了追求英语考级的需要，直接采用大学本科教材，不仅难度大，实效性还不强。这样一来，造成了老师和学生对精读课都不满意，老师抱怨精读课费时费力，而学生又抱怨精读课无聊，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二 网络环境下提高精读教学效果的实施方法

1.以转变教师教学理念为前提

高职英语精读教学中，1单元2篇课文的教学安排为8～10个课时，时间的相对充分容易使老师形成“教教材”的习惯，也就是，老师往往紧紧抓住课文内容，逐一不落地对课文的新单词、句型、课文翻译进行详细讲解。老师本意是让学生掌握课文相关的所有语言要点，但殊不知一节课下来，因为内容多而细，学生什么也没记住。其实，这种做法是“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的表现，而要想提高教学效果，必须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结合高职教育“实用为主，够用为度”原则，英语精读老师应在课前明确每节课的教学重点和教学目标，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在时间安排上、出现频率上、练习操练中，利用多媒体手段尽可能地突出重点及其运用，让学生轻易能说出每节课的重点，从而使学生课后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促进学生学习成就感的提升。

2.以构建新型教学模式为指导

在网络环境下，英语精读教学必须构建三种模式：以老师为主的情境展示模式；以学生为主的问题探究模式；以小组为主的合作学习模式。

如在《新视野大学英语3》Unit2 Text A Iron and the Effects of Exercise（铁和运动的影响）课文的教学前，老师可以创设体育锻炼的情境。例如一女生在校园晨练，偶遇老师展开对话，学生告诉老师自己身体不太好缺铁，所以每天进行锻炼，接下来老师可以表现出迷惑的样子，并向同学们询问：体育锻炼是否会加剧铁的流失？缺铁又有哪些症状？学生们可以依靠经验回答，或通过网络查询问题答案。这样，自然而然地，学生们就被带入了课文的教学活动中。在接下来的快速阅读中，学生们在老师问题的启发下，很快从课文中找到了答案，并以小组形式对问题的答案进行归纳整理，最后由学生代表进行陈述。学生通过体验情境、探寻答案、合作表达的方式，很好地掌握了课文的大意，并对课文结构也有一定的了解。

3.以提高学生听说能力为切入点

传统英语精读教学，重视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训练。在网络环境下，英语精读课程可以围绕课文创设情境，通过多媒体网络注入听力或视频资料，为下一步的读写教学做好材料准备。以Unit4 Text A Five Famous Symbols of American Culture（美国文化的五大象征）为例，在课文导入环节中，老师创设与外教老师的聊天情境，谈论中美文化的象征。然后，导入自由女神像、芭比娃娃、美国哥特人、野牛镍币、山姆大叔的相关视频，让学生直接形象地了解美国五大文化符号，更好地熟悉符号背后的文化背景。学生们看清了、听懂了，自然在接下来的课文学习中，将更有信心进行阅读学习。

4.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侧重点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深受传统教育思想与模式的束缚，只把学生当作教育的对象，培养的人才缺少自主精神。现代教育理论提倡在学习中，学生应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有效地进行学习。网络环境下，老师可以通过提出恰当的“问题”，激发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引导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产生主动学习的需求，促使学生努力实现“要我学”到“我要学”，再到“学会学习”的转变，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网络进校园，网络进课堂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高职英语教学的重要阵地――英语精读课上，老师应利用网络这一重要载体，让网络与英语教学紧密结合，势必会带来惊喜和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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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经验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4）12-0010-02伴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各国对人才规格标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不断适应社会大生产的发展步伐。因此，重视研究生层次的高级人才培养成为各国的普遍的共识，其中韩国的研究生教育在不断调整与改革中逐步走上正规化的发展道路，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了众多的高层次人才，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腾飞。韩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令来确保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与规格，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保障。这些对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韩国政府于1953年颁布的《研究生院规定》，给予研究生教育以法律保障，至此韩国研究生教育逐步走上正规化的发展历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韩国研究生不断的借鉴、探索与创新中逐步发展壮大，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1.韩国研究生教育概况

韩国研究生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形成，1953年根据国家教育大法《教育法》(1949年)制定的《研究生院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研究生教育的应有地位。经过近60年的发展，韩国的研究生院制度日臻完善并呈现自身独有的发展态势，其发展历程从起步到发展再到逐步的专业化。韩国研究生教育的起步阶段在各个方面均表现出不均衡状态，如研究生院基本上都是普通研究生院（General Graduate School）且规模较小，以培养硕士研究生为主，并且在学科结构上主要集中于医学、保健等传统科学，研究生培养机构几乎完全集中于汉城，出国留学攻读研究生是主要的途径，这又造成了一股新式的"移民潮"。由于起步阶段的不合理，造成了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局面，加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浪潮，不断扩大招生规模与调整专业方向成为韩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以培养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和管理人才。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韩国研究生教育经过不断的调整与改革，逐步迈向成熟，在此阶段更加注重人才培养的质量。随着韩国社会由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传统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创新教育模式成为时代的必然。不光要满足高层次、研究型科技人才的需要而且要培养大量的高级管理人才和其他行业的高级专门人才，此外，还要满足在职人员继续学习的需要，为此要在重点发展以研究生院为中心的大学的同时开辟研究生层次的继续教育[ ]，基于社会各界对学术性、职业性、技术性的不同要求，韩国结合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逐步形成了普通研究生院、专门研究生院与特殊研究生院并存的"三院制"研究生教育结构，极大地满足了韩国产业结构变革和科技进步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

韩国教育部2000年批准启动的"面向21世纪的智力韩国"(即Brain Korea21)战略计划，共有14所大学人选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院重点建设规划、42所地方大学进人全国优秀地方大学重点建设项目与12所有传统特色学科优势的地方性大学被列人重点建设专门研究生院计划。"BK21工程"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作为一项基础结构建设项目，有重点地培养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生院，为社会发展提供优秀的技术和人才；第二，有重点地建设一批优秀的地方大学，加强地方高校的竞争力；第三，提倡和鼓励大学教育机构广泛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评价某所大学不是以"名牌大学"为标准，而是要看学校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以及研究生的实际能力。该计划预计在7年中投资12亿美元(1999年一2005年)，其中"发展世界级的研究生院"项目就占了11亿美元。"面向21世纪的智力韩国"计划将经费总数的70%以上投向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后培养。预计到2005年以后，每年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培养的博士生将达到1300名。同时，为了提高研究生院的科学研究能力，韩国将在5年内投人1.27亿美元，优先发展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应用领域。

2.韩国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韩国研究生教育自1953年起步以来，经过近60年的发展，逐步趋于成熟，也表现出自身所独有的发展特色。

2.1多样性与灵活性并存。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国研究生教育开始实行"三院制"：普通研究生院、专门研究生院与特殊研究生院。普通研究生院主要培养学者和研究人员课程注重适应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并针对不同的学科或专业采取不同的培养方式；专门研究生院主要培养职业型和应用型人才、课程十分强调学术的实用价值；特殊研究生院的培养目标与专门研究生院相似，但学制更加灵活，主要为在职人员开设硕士学位课程、教育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由"三院制"为政策指导，使韩国研究生教育从培养结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办学模式等各个环节均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就办学模式而言，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今，韩国在努力发展国立公立高等教育之外，还致力于办好私立高等教育，使其并行不悖发展，比如高丽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私立大学只比汉城国立大学晚2-3年设立研究生院，韩国作为私立高等教育主导型国家，其研究生院也明显呈私有化发展方向。韩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大类，前者分为大学和学院（含大学、院的研究生院）、专门大学、教育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后者包括产业大学、广播函授大学以及虚拟大学。特殊研究生院主要以非全日制为主，是一种满足在职人员自我发展需要的继续教育。

多样性中势必就包含有灵活性，针对在职人员的特殊研究生院应采取较为灵活的课程设置和学制更能吸引在职人员报考。研究生院开设了数量众多的专业课程供学生选择，指导教师非常尊重学生的选择，并不硬性强调学生所修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的科目比例构成，学生只要所修学分和研究学时达到本专业要求即可。本学科内不同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可以一起上课，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设计研究生阶段课程结构，有很大的自，对开拓学生学术思维和促进学生多学科知识交叉和融合极为有利。

2.2民族性与国际性结合。韩国有着高等教育民族化的传统，长期以来，韩国政府不允许国外机构在韩办学，使韩国的高等教育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民族化带来的是更多的民族归属感、社会使命感等，但同时也因为封闭导致了人才培养无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使韩国研究生教育陷入困境。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世界高等教育交流的加强，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韩国研究生教育也力争走上国际化轨道。国际化的趋势促进韩国转变观念，调整策略以应对"地球村"带来的新变化。韩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延世大学(2002年各类在校生达5.10万人，其中研究生为1.30万)所确立的"BK21"，是通过国际化、数字化和专业化战略在2010年进人世界大学百强行列。韩国制定了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开办研究生院的计划，推进国际教育合作项目，该计划的优先促进项目是与世界一流研究生院共同开设教育、研究课程,藉此取得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划时代变革。例如，汉城国立大学、延世大学、成均馆大学等正在促进把哈佛、斯坦福的MBA课程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生院课程引人国内，使人们不用出国就可以以比较低廉的费用进行学习。韩国研究生教育在坚守民族化的同时，努力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与步伐，逐步融入国际化的大趋势中，并表现出强劲的实力。

2.3自主化与私立化交织。目前，韩国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发展进入相对平稳的时期，研究生人数的增长率从1975年的109%，1980年的145%和1985年的101%迅速回落到1990年28%和1995年的31%。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重心转向质量的提高。就研究生的招生制度而言，虽也有考试，但主要采取"申请+审核"的方式录取学生，更加注重学生平时的学业成绩和学习能力。学生本人大学本科毕业或具备了相当于大学本科的学力（同我国的同等学力），有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和要求，不需要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只需在规定期限内向希望就读的高校研究生院入学部门提交入学申请，由所在学院的专业指导教授进行综合面试，合格即可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 申请内容主要涵盖申请者大学或者本科阶段的学习成绩、外语资格证书、托福或者托业、社会实践活动经历、本专业的教授推荐信、财产证明及其他可以证明本人学术科研能力的证明。从申请入学上就可以看出，韩国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考试成绩，这点为我国改革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韩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来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体现出严格性。最为代表的便是2000年颁布实施的"面向21世纪的智力韩国"（KB21）。韩国近年来逐步实行自主招生制度，给予各研究生院更多的自，更有利于招收到优异的研究生。韩国的研究生教育在国立公立与私立并行发展的过程中，更加侧重私立研究生院的发展，2001年，韩国共有研究生院887所，其中私立研究生院736所，占总数的83.0%；国立研究生院139所，占15.7%；公立研究生院只有12所，仅占总数的1.3%。

3.反思我国研究生教育

中国和韩国是一衣带水的东方国家，两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起步都比较晚，韩国研究生教育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在社会转型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研究生教育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总要求。

3.1大力教育法规建设，为研究生教育顺畅发展提供保障。自1953年《研究生院规定》颁布实施以来，韩国政府在研究生教育方面颁布了为数众多的政策法令，以法律的形式给予研究生研究外在强有力的保障机制。而我国研究生教育方面的法令相比而言比较少，也没有形成如同"BK21"那样的长效机制，致使研究生教育在宏观发展层面缺失法律导引，而缺乏外在保障。如果说韩国研究生教育是外在保障与内在约束并存的话，那么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则是外在保障欠缺与内在约束不足，由于没有外在的法令规约，使得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众多问题而不得解决。同时，要给予研究生培养机构相对充足的办学自，包括招生自、管理自主、决策自主等的方方面面的自主，使研究生培养机构能够科学地遵照自身的发展逻辑有序的发展。

3.2开放研究生教育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我国目前的研究生结构没有韩国的灵活，层次结构上主要是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这点两国几乎是一致的；类型结构上我国的研究生主要是学术研究生与专业研究生，而韩国的则是"三位一体"的结构，在特殊研究生院环节，我国是空白，即将众多的有学习意愿的社会人士包括家庭主妇、退休老人等排出在外，这显然不利于教育的公平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要求研究生培养上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学术型研究生有利于推进理论的发展，但同时社会更需要更多的理论应用人才，因此加大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已成为世界趋势，我国也不例外。

3.3改革研究生招录制度，注重人才培养的综合性。目前，不管是学术型研究生还是专业型研究生，我国研究生招生录取主要是采取考试的方式进行，以笔试和复试（含面试）进行，笔试考察的知识主要是理论知识，只要记忆力稍好就可以取得好的成绩，一场单纯的笔试并不能说明考生的综合能力如何，研究生教育的定位应该是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意识等，因此这就需要考生具有综合素质的。通观高等教育招录制度与实践说明"一考定终身"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理的，无形中会淹没很多优秀人才。值得欣慰的是，我国部分高校的博士生招生制度已经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采取国际通用的"申请+考核"方式选拔优秀的综合型人才。

严把教育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永恒话题，"宽进严出"在选拔综合型人才上不失为是一种合理的招生策略；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多元型的人才，既需要学术型人才，也需要专业型人才，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不失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行路径。总之，我国研究生教育要在结合我国本国实际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他国先进的成功的经验，在适度扩大规模的基础上提高教育质量，为社会经济腾飞做出应有的贡献。参考文献：

[1]孟建新.韩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论析[J].石油教育，2006，（1）90.

[2]李善雨.韩国的研究生教育战略："智力韩国21工程"[J]，比较教育研究，2011，（3）47.

[3]徐岚.韩国研究生教育结构改革的趋向[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4，（5）57

[4]张雷生.韩国高水平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12），64.

[5]韩国制定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开办研究生院的计划[J].世界教育信息.2003，(l-2)，19-20.

[6]徐小洲等.当代韩国高等教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M]，2007，29、33.

[7]徐小洲等.当代韩国高等教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M]，2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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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验隶属性；法治化程度；司法裁判；认知科学；关系人

〔中图分类号〕DF82〔文献标R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3-0055-07

一、导论

司法裁判意味着对证据和法律等要素的识别与利用，每一次司法裁判，都是法官进入司法体系进行事实与法律判断，进而实现司法价值创造的“重大事件”。在我国，司法改革持续进行，政府与社会民众都对司法寄予厚望，但是，司法权威却越加遭受质疑；法官群体不断扩大，但是，法官证据分析等司法裁判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已成为制约司法判决公正性的瓶颈性问题。因此，急需抛开各种理论束缚，从认知本源上澄清什么样的法官通过什么样的行为，更可能在时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迅速有效地进行司法裁判。这不仅有助于把握审判前期证据举证、质证和认证过程的法律规范重点，也是谋求并提升司法判决权威性，识别我国法官司法技能提升途径的关键。

尽管学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法官的个人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法裁判，但是，对于其在认知科学上的机理却存在着两种彼此割裂的观点。一是主观因素视角。该视角认为，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和司法技能优势，更善于应对所可能出现的实务或困境，进而快速进行证据分析并进行司法裁判。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探索法官既有经验因素与司法裁判速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客观因素视角。该视角认为，司法裁判取决于法官从庭审外所获取的支持的效率和效果，强调法官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对于司法裁判的积极作用。

但是，目前的研究仍存在某些局限性。一是，过分重视法官经验存量的作用，但对经验隶属性的影响探索不足。即便是经验存量相似的法官，由于来自不同地域、部门、行业和岗位的工作经验，仍可能具备着个体异质性的知识结构和思维逻辑，进而导致司法裁判的差异。但已有研究仍拘泥于探索先前经验有无和多寡对司法裁判的作用关系，是导致司法裁判的相关研究承认先前经验重要性，但又找不出现实和理论证据的重要原因。二是，缺乏对法官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考察。尽管大多数研究都承认主客观因素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但是，对两者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缺乏考察，尤其是在不同情境下，基于主观因素或客观因素更为有效的认识不足，目前整合二者的实证研究不够。三是，对情境化、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不足。环境因素一方面可能塑造着法官从先前经验获取的知识特征，同时会约束这种知识特征向司法裁判能力转化的效率和效果。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法律制度、机制和文化环境下，不同性质的先前经验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司法裁判。

在我国，基于认知科学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停留在对国外研究做综述性介绍，少数实证研究验证了法官个人特征与司法裁判的关系，研究深度明显不够。鉴于此，本文着重探求法官先前工作经验隶属性在什么条件下以何种方式作用于司法裁判。具体而言，立足于我国司法改革的制度环境，认为法官工作经验的体制隶属性不同，即，具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工作经验的法官具备不同的知识优势本文论述当中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包含两方面的蕴涵。一是进入法院系统之前，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具有国家机关工作经验，或者仅仅是刚毕业的学生。二是在法院系统内部，是否具有行政管理岗位或行政管理岗位经验，或者仅具有审判或审判辅助人员经验。，进而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司法裁判。基于实证研究发现，来自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组织的工作经验，均有助于提升司法裁判技能，但其作用机制因法官知识结构的差异而不同。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体制外工作经验对司法裁判的促进作用更强，同时借助体制内的社会关系能提升具备体制外经验法官的司法裁判能力。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笔者在黑龙江、上海、重庆、广东和福建的实证调研。

二、经验隶属性对司法裁判的影响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1〕法官的先前学习、工作经验，是司法裁判的前提性因素。某些研究或实践拘泥于探索法官先前经验的有无以及经验时间长短对于司法裁判的作用，对于先前经验所带来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关注不足。如，在实际的岗位任命中，片面考虑候选人员的工作年限或基层工作经验，而忽视其先前工作岗位或经验的实质内容与结构。不少理论和实证证据表明，法官先前所生活、学习或工作的地域、领域、行业、竞争地位、岗位和组织惯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所汲取和积累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并对其后续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决策和行为产生显著影响。Z市和H市的法官在就同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的理解与适用上，存在不小的差异，法官所理解的地方性共识和部门惯例在当中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在西方的理论视阈中，这种来自于从事“组织特征”的知识和内容差异性概括为先前经验隶属性，强调即使是拥有相同工作时间的个体，也可能获得不同的知识与技能，这往往来自于所处的“组织”所嵌入的社会结构特征。

基于西方较为“成熟”的司法体系与法治环境的研究在此，所谓的“成熟”是指基于历史因素或现实因素，西方司法体系与法治环境能够为当地社会所共同认可，其规则体系较具自身的“稳定性”和与社会的“契合性”。，主要从法官司法裁判前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来刻画先前经验隶属性，认为先前工作经验的价值取决于诉讼各方对法官先前工作组织的社会判断，这种基于社会认知的集体评价可能带来面向外部获取合法性的行动优势。“法官坐在神坛上的地位更多的是由于在长期的司法经验中逐渐完善的司法体制和法官高尚的法律人格使然。”〔2〕在西方司法往往具有终局裁判的权威，任何疑难问题到了法官手中都会有生效的结论，即使议会作出的反映多数人意志的法案也可能被几个老头子（法官）所否决，人们总是相信法官的判断犹如神授的力量。〔3〕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法官先前学习、生活、工作经验对司法裁判的作用关系。

在我国，法官先前工作经验隶属性内容更加复杂。与西方成熟法治体系不同的是，我国处于司法变革与转型期，同时，因我国的司法改革走的是由上而下的渐进式道路，即追仿西方发达国家司法模式〔4〕，同时保持相当程度上的国家行政控制，这种改革思路在客观上导致了我国司法体系中“行政”与“司法”格局并存且相互竞争的复杂局面。2003年河南洛阳市法官李慧娟在“伊川县种子公司与汝阳县种子公司的《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中，判决适用上位法而非河南省地方性法规。随后，案件被发回重审，当事法官和分管领导被撤职。最后，在舆论压力下才撤销处罚。〔5〕而我国司法最为学界所诟病的症状也是“审、判不一”，“庭审流于形式”。如，在法官审理案件并作出判决后，判决结果还必须由法院行政领导审查“签字”后才能生效。①“行政”格局指的是由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框架下，国家以条（科层体系）、块（地方政府）的形式来控制和监督并支配的各种法律资源，也包括司法资源，以地方党委、纪委、政法委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组织为代表。“司法”格局，即，在法律、法规和法理框架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最终达致定纷止争的司法目的。来自“司法”格局或“行政”格局的法官，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知识和技能结构。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不同工作环境和模式，进而诱发的行为逻辑差异。

①本轮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法院“扁平化”管理，一般案件由法官判决后，直接生效，不再需要领导“签发”。当然，法院审委会仍然对特定案件具有审查甚至直接改变判决的权力。而且，法院领导甚至法官同事之间各种隐性影响案件审理和判决的现象仍然存在。（一）法官行政工作经验对司法裁判的促进作用

在西方国家，科层体制等行政体系对法官的消极影响也是存在的。“法律职业者刚开始从事自己的工作时，大都处于职业等级的最低级，由于级别越低，权力也就越小，所以法律职业者的晋级愿望十分迫切，而晋级升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这些职业的资历和上司对自己工作的评价。所以，大陆法系的法律职业者不仅不愿轻易改变自己的职业选择，而且在平时的工作，他尽可能地忠于他的上级。”〔6〕法官的命运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与主导性的政治意见以及司法上级的法律观念保持一致。甚至希望在职业上取得成功的法官们可能做出掌权者所需要的那种判决，即便政客们没有施加直接的压力。〔7〕当选拔、培训和升职体制的具体执行是由诸多具体的行政官员进行时，他们形成了对法官生活的实际控制。〔8〕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上诉是中央政治控制的体现。中央政权通过上诉不时地介入地方事物的管理，因而上诉机制在更基本意义上是与中央政权的政治目的相联系的。上诉是一个中央政权保证从属于它的基层争端解决机构朝着它所希望的方向适用法律规则的机制。

因此，法官要进行司法裁判，就要获取司法资源和行政资源，即，具有“司法”格局内的自洽和“行政”格局内的认同，在某些情况，后者重于前者。而且，在我国法官的绩效考核和“错案追究制”中，案件如果不能获得本院领导的同意，或者不能获得上级法院的认同，甚至不能获得诉讼各方的认可，而产生重审、再审、改判或涉诉等问题的，则需要追究法官的责任。此时，行政方面的工作经验有其独特价值。在行政格局中，国家行政管理是各项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国家往往根据行政体制内组织或个人的地位进行有差别的权力配置，因此，行政体系中的组织或个人更注重并善于与行政主管部门或人员建立关系来获取更多的资源，同时获得案件相关主体的认同。如，具有行政领导岗位的法官，更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并施加影响，使得自己的裁判更符合各方“预期”，从而实现裁判的稳定性。C市法官坦言，有时候为了调解结案，就不得不将不利判决作为一种“压服”策略，迫使诉讼双方和解。或者为了迫使被告人积极赔偿，也不得不以“刑罚”作为一种筹码。法官也必须积极“理顺”自己在法院内外的各种关系，使得裁判更具有效性。类似的实证研究也已发现，在司法转型司法权逐渐独立并“替代”行政权过程中，由于司法资源在行政管理体制内外配置的不同，与司法管理权主体乃至其他行政管理主体的关系是案件得以顺利判决并执行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具备行政管理工作经验的法官，往往具备更加丰富的途径来获取信息，进而提高判决的效率和效果。尤其是在司法资源配置存在差异的情势下，这种有助于司法资源获取的关系运作能力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二）法官司法工作经验对司法裁判的促进作用

具有专门的司法裁判经验，可能经由提升法官相关专业知识来促进司法裁判。每一件案件的裁判，都是专门法律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的运用过程，这种运用是以法官在先前工作、学习中积累的事实认定、法律分析、定罪和量刑等有关知识为基础的。因此，法官职业需要拥有一套专门化的、相对于其他职业不同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个职业必须接受专门的培训和特别的训练与考核。〔9〕所以，建国以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采取各种措施，促使我国法官队伍的学历水平、法学科班比例和司法考试通过率不断提高。

法学专业学生在数年的学习中，即是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占有和法律观念与思维的养成。在我国法官学历构成方面，2003年、2004年和2007年，本科以上法官的比例又分别提升到41%〔10〕、516%〔11〕和651%〔12〕，平均每年增长约10%。2016年，据学者网络问卷调查统计，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成为法官群体的基本特征（占9785%），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法官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硕士占3437%，博士占132%），相反本科以下学历的法官则成为绝对少数派，仅占215%；并且9017%的法官都是法学专业的毕业生，高学历的法官中6421%都是法学科班出身。胡昌明：真实数据：中国法官基本生存状况调查，http：///content/16/0730/10/30880678_579510395.shtml.2017-1-20.访问时间：2016年12月13日。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存在的意义，也在于统一法律职业的准入条件，建立专业化的法律职业工作机制，统一法律职业的专业思维范式、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推进我国的法治事业。〔13〕根据我国《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规定，法官和检察官一律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择优遴选。

基于以上基础性原因，我国法官队伍的法律专业素养不断提高。从我国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关系角度看，由于各种因素影响，行政管理体制外的司法人员不具有相对的行政资源占有上的优势，其所拥有的裁判权是相对弱化的，也难以获取关键资源和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不具有行政管理经验的法官，更可能依赖“法律、法规或法理”来进行司法裁判，并借助“司法”格局来积累经验和资源。借助专门的法律知识，法官能够快速对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直觉反应和逻辑分析，迅速进行裁判。S市的法官在深度访谈中坦言，有些案件从法律上看不存在什么裁判的难度。但是，基于各方面利益博弈和政治、法律与社会效果的综合考虑，就必须顾及各级关系，规避未来风险，因此，往往导致判决“难产”。这时候，“愣头青”法官往往会将视点集中于法律层面，而迅速作出裁判。但是 ，该裁判不一定能够获得领导包括上级法院或当事人的认可，存在较多“风险”。

具有行政管理经验的法官往往因其对行政管理权的知悉，缺乏在案件审理时进行证据质证或认证的动力，在司法技能和规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也相对弱化。学界普遍疑惑的是，法官队伍学历和法学教育的提高和普及为什么没有形成成熟的法律共同体，并根本性的冲击司法系统当中行政权对于案件审理与裁判的影响。

对此，值得提醒的是，虽然法官学历层次不断提高，但是，当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在笔者调研的法院当中，仍旧存在相当数量的“法律业大”最高人民法院于1985年创办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以下简称法律业大），并在各高级人民法院和铁路运输高级法院（后来又有军事法院）都设立了30个分校；在绝大多数中级法院设立了分部，共设340个分部；稍后又在大多数基层法院相继设立了教学班，共组建2800多个教学班。相关情况参见王斗斗《时代关键词见证法官队伍30年变迁》，《法制日报》，2008年12月7日。和“五大毕业生”。“五大毕业生”是指1979年9月8日以后按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经省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准，由国家教委（原教育部）备案或审定的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职工业余大学、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大学和夜大学的毕业生（参加自学考试毕业生也视同“五大”毕业生）。相关情况参见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这些法官受到的培训往往仅仅包括审判专业技能，而没有系统且全面的法学学习，其考核也相对松散。党校毕业生也存在此类问题。而且，当时教学所依据的学说、理论、原则、规则和案例等，与当下司法理念和具体措施存在某些差异。同时，司法考试方面也存在争议。司法考试初始之时，法院检察院的参考人员通过率低，导致基层司法机关人才危机。为了走出窘境，一些边远、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呼吁提高司法考试的过关率，得到司法部的积极回应，决定对中西部、基层和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放宽政策，如今放宽地区范围一再增加，放宽地区合格分数线一降再降，司考过关率从2002年的7%逐年攀升至30%以上，基层司法系统的精英化要求开始“打折”。同时，大多数法官由于精力有限，再加上惰性，毕业两三年后便失去主动学习的兴趣，能在工作之余坚持学习者可谓凤毛麟角。就法律法规方面而言，立法上，我国法律体系尚未完善，存在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矛盾与摇摆。司法和执法上，由于配套机制的弱化，也存在诸多博弈空间。

在笔者调研当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某些基层法官往往对所谓法学理论表示反感，认为这是学生考试才用的，对于实践却是无用。但是，却对相关实践问题的法律解读倍感兴趣，尤其急于获取关于法律问题的唯一性、实用性、便利性解答。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司法”格局、“法律规则体系”在法官心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及法官对自身司法知识与技能提高的内心焦虑与渴求。

综上，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司法”格局与“行政”格局存在张力，而且司法格局愈加获得认可、具备权威。因此，具有专门化司法工作经验能够促进证据分析与司法裁判。

三、法治化程度和司法裁判的关系

行政工作经验和司法工作经验并非界限分明，更非不可兼容的。二者对于司法裁判的促进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其作用机理却有所不同，并依据嵌入的社会环境而产生变化。就司法裁判而言，遵循司法体系所限定的规则从而获得合法性、正当性，赢得诉讼各方和社会大众认可，是法官的责任与尊荣所在。在不同的司法环境下，法官先前工作经验属性差异所构成的知识结构和行为模式对证据分析及其司法裁判的影响各不相同。

（一）地区法治化程度对于法官经验隶属性和司法裁判作用机理的影响

在司法改革转型期，诸多因素及其限界未得以厘清。因此，司法人员的权力行使仍然与各级行政管理层的意志息息相关。在强调行政权尤其是司法管理权的环境下，案件裁判必须在相当程度上考虑相关行政领导包括上级司法机关的意志。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行政管理体制内经验的法官的能力优势就可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因为这种经验能力与判断依从了“制度力量”的作用，具有更好的相对合理性，更能促进司法裁判。在笔者调研过程中，就不断地发现法官在各级法院或各地区法院任职或者轮岗，除了可以增加自身的审判经验之外，其隐性价值还在于可以建构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即各级法院或各地区法院的“非正式”“低可见度”的沟通渠道。同时，下级法院行政领导在上级法院兼任职务的F象并不鲜见。在基层法院，为回应国家治理需求，在专业化司法、行政体制之外形成多种“非专业体制”。这些“非专业体制”一方面可以弥补正式体制的不足。“非正式体制”的掌握与运用甚至成为某些法院领导或法官予以显示个人能力，为单位进行特殊贡献的“强势证明”。另一方面也可能滋生不规范行为。这就需要相关法官进行“高度个人化”的协调、运作，在此，专门的法律知识优势则可能被削弱。

随着社会的发展，命令型、控制型的社会治理方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和转型的需要。特别是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因为其“不规范”之处，而形成强大舆论压力。因此，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转型的实际，从价值理念和具体手段两个层面，推动治理方式从命令向协商、从单向向合作、从强制向引导、从单一向多元转变；丰富和发展现代社会治理方式和技术，拓宽社会治理边界，提高社会治理精度，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以社会治理法治化推进法治社会建设。〔14〕以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法治化为框架，构筑全社会认同的基本司法规则体系，以实现国家治理。因此，在发达地区，纠纷各方都掌握了相当的信息和资源，单纯的“欺骗”或“压服”策略，显然都难以实现预期的目的。此时，只有脱离案外因素包括行政因素，通过“情理法”的专业化和程序化判断，使得各方信服，实现定纷止争。因此，在群众权利意识较强，社会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域，司法运行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关键在于司法裁判是否合法、合理。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专门的法律知识结构的优势就可以得到积极的发挥。相反，基于行政管理体制内的经验优势则可能被抑制。

综上，法官经验隶属性之于司法裁判的影响，必须嵌入地区法治化水平等社会环境因素，才能还原其具体功用。

（二）关系人对法官工作经验与司法裁判的作用关系的影响

具有行政经验或岗位的法官在获取行政支持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却可能存在法律专业知识和推理方面的不足。不具有行政管理经验或岗位的法官，则恰好相反。因此，后者在遭遇裁判困境时，可能或需要借助请示汇报、提交审委会讨论或个人关系帮助。这些应对措施所可能获得的实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求助对象在社会系统中，尤其是司法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特征。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所动用的社会关系对象的隶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该法官经验隶属性所形成的知识结构优势转化为司法裁判优势的可能性与大小。在我国情境下，具有行政领导岗位的关系人可能具有更高的社会权力、地位和声望；而其他关系人则对于法律、法理或其他专门化知识具有更加丰富的认识和了解。如，法官可能需要寻求法学教授对于某项法律问题的权威解答，或者寻求鉴定专家对于某项专业技术问题的鉴定与识别。

具备行政岗位或工作经验的法官虽然有资源获取能力优势，更善于撬动体制内行政管理部门关系来获取司法裁判所必需的资源。但是，其法律专业知识可能不足。而作为事实与法律分析、认定组合的司法裁判，在客观上需要法官一方面整合有关诉讼双方诉求、争点和提供的证据来形成裁判，另一方面依据有关法律、法理与实践的知识，来与领导、上级法院与其他单位进行沟通。一般认为：在此时，与富有行政经验的关系人相比，动用其他关系人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法律专业人士恰恰具备有关法律推理的知识优势。但是，在笔者的调研中，此推断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经验证据支撑。相反，某些情况下，其他关系人的专业建议，并不能为法官或法官同行所理解或认同。或者，法学教授们往往精于法学理论探讨，但对于具体的个案，其知识储备与问题解决能力显然不足。律师被赋予了专业化辩护的角色，但在实际中，相对于理性辩护，某些律师更趋向于通过“将事情闹大”“死磕”等方式获得控方的让步或法院的支持。而司法鉴定本身也存在鉴定标准、程序和依据方面的困境，更存在大量的投诉、纠纷，最终仍然需要法院的认定。因此，法官从“一般关系人”所获得的建议，一方面是某些法官对“专业化、技术化建议”的理解与掌握障碍问题；另一方面是裁判最终仍旧需要法官回到法院系统中，仍旧需要自觉遵循或揣摩司法行政领导或上级法院的“主流”观点。

对于不具有行政岗位或经验的法官而言，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优势，更善于快速进行专业的证据分析，但往往在行政支持获取方面的能力不足，而快速获取并整合信息与资源是促进司法裁判的重要条件。与行政领导或上级法院组织、个体建立关系纽带，是中国情境下法官获取资源支持进而推进司法裁判的重要手段。笔者在多次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高学历法官虽然掌握了相关的法律知识与技能，但往往就是由于不熟悉我国复杂社会结构下的司法运作方式，缺乏行政权力的支持，致使某些案件的裁判举步维艰。

四、结论与启示

认知科学与法学研究认为，法官先前经验是决定司法裁判的关键因素，与西方情境下关注法官先前经验的社会声望与地位隶属性不同，在我国情境下，先前经验的体制隶属性可能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同时，司法裁判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特征与作为支撑的主要来源的社会关系特征，则影响着先前经验隶属性优势的转化力度。

（一）法官经验隶属性

本文研究结果证实了法官先前工作经验隶属性有助于提升司法裁判能力，同时在不同法治化程度背景下，先前工作经验隶属性与司法裁判的相互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首先，法官在社会体系、司法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及由此所累积的知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其在司法裁判中的优势。具有行政领导岗位或行政经验的法官在工作环境中塑造的资源获取知识优势，有助于其在司法裁判中得到广泛的资源和信息支持，进而转化为快速有效的司法裁判行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这一发现表明法官更善于通过利用来自先前工作环境所塑造的知识结构优势而非仅依靠基于经验存量的知识深度优势来谋求有效的司法裁判。法官先前工作经验会塑造法官的知识结构，进而影响其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决策。同时，这种知识结构的差异更多的产生于其任职法官前的就职或学习组织的属性差异，并非取决于工作、学习经验的存量差异。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对先前工作经验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认识不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分关注经验存量差异，而没有真正关注到工作经验所带来的知识结构差异，关键在于工作经验是什么、来自哪里，而不是工作经验的有无或时间长短。法官先前工作经验隶属性，尤其是法官任职前的就职组织的属性更应该引起法官证据分析和司法裁判认知机制等相关研究的重视。

其次，我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体制和司法体制两种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并存同时交融的复杂社会结构条件，形成了“行政”和“司法”芍植钜煨愿窬郑同时直接导致了来自两种格局法官差异性的司法裁判行为。社会结构塑造并改变社会行为，这种塑造过程表现为对社会结构嵌入条件下行为主体认知方式和行为选择的约束，结果表现为不同社会结构条件下行为主体行动优势差异。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这一发现表明法官先前工作组织所嵌入社会结构和环境仍会对其经验性质和知识结构产生显著性影响。本文解释了组织所嵌入环境特征经由塑造行为来影响组织内工作人员的行为方式和知识结构，进而影响其在离开组织后开展司法裁判的行为。这意味着，除了组织属性之外，有关先前工作经验隶属性的研究更应该重视组织所嵌入社会环境属性的差异并挖掘其作用效果和方式。

（二）法治化程度

本文发现法治化程度会影响法官先前工作经验隶属性诱发现实司法裁判行为性的潜力大小。在法治发达地区，法官法律专业化工作经验往往会更有效地转换为有效的司法裁判行为。而行政管理岗位或经验的信息和资源获取优势则难以得到发挥。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揭示了法官来自先前工作经验的知识结构的环境适应性本质。在法治化发达地区，用于支持司法裁判的信息和资源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而在规范的司法规则体系下，利用法律手段获取信息和资源的能力更多地取决于法官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基于关系运作。法官的法律工作经验更有助于其针对证据资格和证明力、证明标准作出更加细致科学的分析。而行政管理经验在基于关系运作的资源获取能力则难以适应环境所塑造的司法规则体系。

（三）关系人

本文发现借助利用具有行政领导岗位或经验的关系人，具有纯粹法律背景的法官的司法裁判能力会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具有纯粹行政背景的法官则难以通过利用其他一般关系人获得直接的助益。首先，在法律或专业知识方面存在劣势的法官难以借助相关法律或专业人士的知识的互补来强化其司法裁判。其次，随着我国法治化建设的逐步完善，在客观上凸显了法官在司法裁判中法律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在某些案件中，法官或法院也越来越倾向于经由法学专家的论证或专业人员的鉴定，来为司法裁判提供支撑与支持。尤其是在某些社会高度关注的疑难复杂案件中更是如此。

（四）司法改革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发现了我国司法裁判差异的深层次体制原因，尤其是在法治化较低的地区，要改善司法环境，相关政策措施就不能仅停留于表面。更应该重视并强化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司法框架体系建设，采取针对性措施来化解甚至打破“行政”和“司法”并存甚至相互竞争的格局，培育法治文化和法律意识。这将有助于更多从事审判业务的优秀法律人才在理性的氛围下进行司法裁判，尤其是鼓励更多优秀法官留在基层法院发挥其知识和技能优势。

本文在理论上澄清了不同制度环境与法官特征的条件下，经验隶属性对司法裁判促进作用的差异，不仅有助于启发立志于从事法官职业或正进行法官职业的人员理性地积累有助于未来司法裁判公正性的经验，而且有助于为正在进行裁判的法官提供有关如何合理利用经验优势和“关系优势”进而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的方法和技巧，这对于促进我国司法改革和裁判的一致性与公正性有着突出的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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