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防治内容范文
时间：2024-02-29 18:07:0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水污染防治内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和2007年的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广泛关注。就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而言，《水污染防治法》、《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相继出台。但是以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实践观之，现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及相关制度不完善是主因。鉴于此，从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现状为出发点分析我国相关立法及法律制度的不足，并在借鉴英国泰晤士河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
流域跨界水污染；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制度；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8017102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著。2007年的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广泛关注。
太湖是我国的第三大淡水湖，位于浙江省和江苏省的交界处，北临无锡，南滨湖州，西接宜兴，东临苏州。2007年5月29日，太湖水污染事件爆发，无锡市发生了饮用水危机。5月28日，据无锡市南泉水源厂的工人表示，从太湖引来的水中的溶解氧含量于当天晚上就开始下降了，太湖无锡水域水体大面积发黑、发臭。5月29日，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到六月份初，蓝藻事件带来的影响才逐渐消除。
若对2007年这起太湖流域污染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便能看到我国对流域水资源的管理以及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等方面均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我国的流域管理，相关部门仍是不能明确把握流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管理中，相关部门未能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两种管理模式相结合，不能很好地调动流域和区域两方面的积极性；在立法方面，重视实体性的立法而忽视程序性立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实体法与程序法“一长一短”，造成了实体性立法不能发挥功效的局面
为贯彻对流域水资源进行全面的保护以及对流域跨界水污染进行预防的理念，应该对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立法现状进行全面的分析以及对不完善之处进行修补，需要思考这些问题：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体系的不完善之处？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完善相关立法的缺陷及提高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效果的对策又有哪些？
2我国关于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现状
对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现状进行分析，较为贴切的方法是以两个不同的角度作为出发点，其一是将现阶段的法律体系、制度与过去的法律体系、制度进行比较，其二是对我国现阶段具体的水污染防治情况加以考察。通过这两个角度可以较为清晰、透彻的了解立法基本现状及其实效。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1996年我国修订实施了水污染防治法。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立法层面上对于水资源的保护更上一层楼。第一，立法目的和原则规定为：“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得其更加的鲜明；第二，从内容上看，我国不断地完善法律体系缺陷，继而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环境保护法》、《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第三，从管理体制上看，相关部门根据流域的特点，提出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对我国的流域水资源进行了较具特色的管理，且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归纳而言，立法对水污染防治机制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体系、体制的完善对水污染防治机制的进一步改革尤为重要。
虽然我国在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水污染仍较为严重。第一，相关管理体制仍存不合理之处，流域管理机构缺少“硬性”职权，只具备“软实力”；第二，在法律体系层面上，我国紧缺在刑法上对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进行管理的法律条文，使得进入刑法领域的流水污染事件少之又少；第三，制度的不完善较为明显，首先是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其次就是制度执行机制不完善。
归纳而言，我国较之过去的立法有“质”上的进步，但是立法上的完善不是能一蹴而就的，现阶段立法仍存在很多急需完善的地方，若忽视这些不完善的“点”和“面”，这些“不完善”将严重阻碍我国对水资源的保护。所以就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现状而言，我国在流立法上较之20世纪90年代的立法来说的的确确是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是较之于水污染的现状来看，我国立法完善的脚步仍没有跟上水污染逐步加重的速度，以至于水污染的治理仍难以在实质上取得成效。
3我国对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不足
对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不足在上述已略有介绍。将我国的立法现状与相关部门的执法管理、水污染防治效率以及其他层面相结合进行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上存在的不足之处。
3.1中国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尚不健全
在水污染突发事件频发的近几年，存在一种怪现象，即我国对水污染事件责任人的刑事制裁方面的法律严重缺位。据国家环保部门的权威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水污染突发事件呈与日俱增的势态，但是进入司法领域的水污染事件却很少，加上我国刑法对这一层面所涉程度较浅，导致以犯罪的名义进入司法程序的水污染事件少之又少。宜兴市人民检察院的5名检察官写出了长达5万余字的课题调研报告。他们认为：“刑法的立法现状与我国将水当成‘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质元素’的地位很不相称。”
3.2中国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第一，我国对水污预防和水污染治理的做法，有主次颠倒之嫌。《我国水污染防治》规定，水污染防治应该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前所提规定大相径庭。较多水污染突发事件在水污染预防阶段的人力、物力投入较造成水污染事件后的人力、物力投入相比可谓是冰山一角。这一现象的产生仍要归因于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若是在水污染产生之前加大水污染预防的力度，如持续有效地对企业的排污进行管制与监督、真正意义上推行污染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那么水污染突发事件的出现的概率必定会大大降低。
第二，我国对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特点。我国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管理、重点水体总量控制、水污染限期治理以及其他基本制度。相对于外国而言，我国目前水环境监测网络不完善，公众参与制度不健全，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实施仅限于重点水体，对于小打小闹的企业排污并没有严格的进行监督以及其他之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因此我国需要从流域跨界水污染的现状出发，对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3.3中国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立法技术存在不科学之处
对于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总体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但是在立法技术上的表现来看，我国立法技术仍出于较低水平，立法技术不科学，使得水污染问题的处理以及预防的效果都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与国外的立法技术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我国的立法技术存在着较多不完善之处。首先是立法技术上存在着缺乏公众参与的问题，公众参与往往能提高立法的科学性，提高公众参与程度能够使得对水污染问题的解析更加透彻。第二是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地方立法质量比较低。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从实际情况出发实施颁布了各式各样的地方性法规等，但是这些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不能从流域的整体性出发对流域水污染起到防治的作用，使得水污染的防治效果不佳。
4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的法律对策
通过对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现状的分析、其不足之处的论述以及对松花江事件和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急需相应的法律对策来应对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律层面的缺陷，使水污染突发事件频发这一现象得到控制。
第一，完善水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是“有法可依”的需要。上述对刑事立法严重缺失为例说明，我国对于水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上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应该更加具体的增设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时在承担责任这一领域的相关法律，促进我国解决“跨界水污染问题难以进入刑事领域”的怪现象。现阶段我国以《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为核心。但是仍是停留在这一单薄的立法体系上尚不能有效的处理所有水污染防治问题。所以我国应该根据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现状和需要，建立健全的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这是遏制我国流域水污染恶化的一个基本对策。第二，提高立法上的主动性。《水污染防治法》的最新修订是在近几年层出不穷的重大水污染突发事件导致饮用水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往往水污染问题的产生能够使得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出现，采用这种“水污染进”则“法律进”，“水污染停”则“法律停”的现象实为不合理。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的立法机关在立法上应该放长眼光，既能对已经出现的跨界水污染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从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第三，合理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执行机制。在水污染防治中不难看到这种情况：各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忽视整体利益，在水资源保护实践中互相推脱，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职责。为应对此种情况，完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执行机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立法层面上对各部门给予明确的职责，充分调动各大流域管理机构的积极性，一改以往流域管理机构只被赋予“软职能”的消极被动局面，使得这些作为派出机构的流域管理机构能够发挥其真正的职能，从整体上提高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执行水平。第四，须在立法上规定：流域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的对象。其因在于分割了流域的整体性势必会导致流域的管理出现混乱的局面，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如几个区域之间就跨界流域水污染问题有不同意见时，可能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情况，使水污染问题的及时解决遭到阻碍。为防止流域水污染进一步的加剧，我国应该采取立法的形式确定流域的整体管理，不然很难对流域的水环境状况进行有效的控制。
参考文献
[1]韩冬梅，任晓鸿.美国水环境管理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2014，（9）.
[2]王利.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立法现状及完善策略分析[J].齐鲁学刊，2014，（01）.
[3]田文威.协同治理视角下我国跨界水污染治理研究[D].武汉：武汉科技大学，2012.
[4]陈开琦，刘飞.生态安全与环境风险防范[J].法制建设，2011，（8）：69.
[5]俞树毅，柴晓宇.西部内陆河流管理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6]胡晓红.我国跨区域水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4）.
[7]黄万华，白永亮.基于区域经济竞争优化环境治理绩效的府际环境合作机制研究――以跨区水污染治理为例[J].当代经济管理，2011，（04）.
[8]赵来军.湖泊流域跨界水污染转移税协调模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1，（02）.
[9]郭文芳.《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立法背景及主要内容[J].中国水利，2011，（21）.
[10]叶建春.全力抓好《太湖流域管理条例》贯彻实施[J].中国水利，2011，（21）.
[11]叶建春.贯彻落实中央水利工作新要求推进太湖流域水利改革发展新跨越[J].中国水利，2011，（24）.
[12]陈晓景.黄淮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法律制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6）.
[13]周明玉.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现状与创新研究[D].北京：北京地质大学，2009.
篇2
关键词：水污染物排放；点源污染；排污许可证制度
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132-02
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是世界范围内广泛采用的控制水污染、保护环境的重要制度。20世纪80年代，我国首次引入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并在很多地市开展了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试点工作。部分省市，如上海、江苏，在试点的基础上，还将其纳入地方环境保护条例之中。但我国的水污染状况依然严峻，水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远超过环境自身承载能力。2010年全国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Ⅳ类及以下水质占40.1%，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
一、法律依据
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是指具有法定环境管理权限的行政机关针对相对人提出的水污染物排放申请，依法进行审查，允许其从事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的水污染物排放活动并对此项活动进行全程监控的制度。该制度的核心是将排污者应执行的有关国家环境保护的总量控制目标和环境技术规范的内容有针对性、具体集中地规定在每个排污许可证上，要求排污者必须持证排污，否则即属违法。我国在1987年推行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试点工作，在此基础上颁布了《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详细规定水污染物排放的申报登记，确定本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许可证的审核、发放、监督与管理制度。该《办法》是早期我国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实施的主要法律，今已废除。1995年，国务院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中14条规定“在淮河流域排污总量控制计划确定的重点排污控制区域内的排污单位和重点排污控制区域外的重点排污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2000年国务院了水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另一个主要法律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从行政法规的层面对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作了新的规定。第1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审核本行政区域内向该水体排污的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对不超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发给排污许可证；对超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间，发给临时排污许可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制定。”由于未规定具体的实施机制，该条规定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2001年国家环保局的《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了特定水域必须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制度。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更是明确规定了国家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该条文只是原则规范，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但至今，国务院都未出台相应规定，因此该条文的执行力也大打折扣。
由上述水污染物排污许可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得知我国水污染物排污许可的法律依据可以归纳为：第一层次法律：《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层次行政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第三层次部门规章：《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层次地方规章：《上海环境保护条例》《江苏环境保护条例》。我们不难看出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尴尬的法律地位，作为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制度，它的产生必须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纵观我国《环境保护法》却并未发现关于“排污许可”的只言片语，仅仅在第27条规定了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的申报登记制度，但排污许可证制度是比申报登记制度更为严格的对水环境进行科学化、目标化和定量化管理的一种制度。
二、适用范围
我国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规范对象包括“污染源”“水体”“污染物”三个要素。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对“污染源”“水体”作了明确的规定。第20条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事业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虽没有明确“点源”的概念，但规定应当取得水污染物排放许可的污染源包括：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事业单位，排放医疗污水的企事业单位，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水体”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这些规定扩大了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适用范围，为在全国全面推行统一的水污染物排污许可制度，确定了原则规范。但根据《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十条规定，可知我国实践中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主要是以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为基础，仅仅适用“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仍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体”。因此，可知我国实行的是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区域的水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制度。这些重点区域包括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巢湖、滇池）、两区（酸雨控制区、SO2控制区）、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也就是“33211”地区。而何为水污染物，“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控制的水污染物主要是COD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如大肠菌、石油、汞、镉、铅、砷等）。但是，《水污染防治法》在29条至33条列举了“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禁止将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故此类工业固体废弃物已经被禁止向水体排放。
综上所述，我国的水污染排污许可证制度仅仅适用于重点流域的重点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区域内的排污单位。这种仅限定于特定水域特定污染物总量控制框架下的排放许可制度，忽略了“水文活动”的系统性、循环性，是一种典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环境管理理念。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不只是重点污染源和重点污染物。因此，进一步扩大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变得十分重要。
篇3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处速发展阶段，城市居民数量逐渐增多，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现代人生活水平日益提升，更多的人们开始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其中城市污水的处理便属于关键性话题之一。城市污水一般来说包含了生活排污以及工业污水，会对水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人们日常的生活用水以及工业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对饮水源带来了很大程度的污染，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带来了严重威胁。在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也以环境破坏为代价，城市水污染日益严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河流本身的净化速度，污水排放量大大的超出了城市污水处理速度，有限的处理能力不能够满足污水处理需求，所以导致城镇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现阶段，我国城市水污染处理一般来说还存在下面几方面的问题：管理不善、资金缺乏、处理能力较低、城市居民水资源保护意识薄弱等，从技术层面来说，过去的污水处理技术难以有效处理新时期的水污染问题，还应当进一步优化改善。由此我们能够看出，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城市水污染的防治对策[1]。
二、城市水污染的防治对策
（一）强化管理部门责任
一方面是城市环境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出较为详细全面的水污染治理制度。为确保城市水污染治理工作能够有效实施，环境管理部门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城市水污染治理制度，对水污染治理工作予以全面规定，提供具有指导性的规范性文件，确保城市水污染治理能够有序开展，不断强化环境管理部门职能，让水污染治理可以在整体效果上实现预期目标，促进水污染治理效率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是环境管理部门必须要清楚规定水污染治理工作内容以及具体工作职责，作为水污染治理的主要负责部门，在实际的水污染治理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对管理权限以及管理职责做出明确规定，还应当构建完善的执法体系，对城市水污染治理工作予以细化，确保环境管理部门可以在框架内进一步促进水污染治理工作的高效开展，确保环境管理部门自身指导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合理适用的排水办法
对于城市污水的排除方法，很多欧美发达国家已经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他们对合流制展开了理论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双重探索，同时在这一前提下将其应用到实践中，需要认识到的是，他们的研究基本上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也为我国的城市水污染治理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从这些研究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和分流制比起来，有能力为城市排水系统的优化与改造带来更加具有操作性的方案是截流式合流制，这样的污水排放系统是经过反复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是目前城市排污系统中最具有效果和实用性的排水方式。但截流式合流制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在城市污水治理工作中还应当对其予以更加深入的研究，其实固有的方法手段再好，也仅仅是一种模式，就好像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所做的那样，按照城市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科学改造，形成符合城市实际需要的污水排放系统，有效的降低污水对城市水资源的破坏。
（三）完善治污评价标准
要有效的处理好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厂之间的矛盾，不单单应当具备相对系统化的技术理论体系与方法，同时还应当对现阶段的监督管理工作进行审视，再次构建符合新时期要求的评价标准。现阶段城市污水收集率相对较低，一般来说我们所应用的污水处理率指标也存在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定义不清楚，评价体系不具有准确性等。为强化行业之间的监管能力，本文提出应当更加重视评价标准的重新构建，我们目前应当需要更为清晰全面、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用以对城市排污能力和污水处理效率进行科学评价与反映，从而让相关管理部门能够更加有针对性的开展监管工作。另外，对于硬件设施的建设方面还应当积极加强和工程手段的结合，构成更加健全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努力优化城市水环境[2]。
（四）加强城市水环境建设
对于水污染治理工程来说，污水收集系统和污水处理厂有着相同的地位与作用，但因为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城市污水回收处理系统建设依旧被很多中小型城市的管理者所忽略，污水收集的问题没有得以重视。我们能够对国内外污水处理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反思和总结，可以发现，污水收集站的建设和应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水污染治理压力，但也应当认识到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程，即便是很多已经拥有相对健全的污水处理体系的国家，也不能够保证达到100%的污水处理率。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应当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以及专业化人才的引进，加强理论研究和工程建设，进一步优化城市水源，确保生态平衡。
（五）提高居民控污意识
在大部分人的思想认识中，水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仿佛每个人都会牢记这句话。即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便是常常被告诫要珍惜水资源，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淡水资源的珍惜与宝贵，有多少人能够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主动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在城市水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必须要加强宣传工作力度，让城市居民都能够真正主动的树立水资源保护意识，树立控污意识，不断宣传普及一些日常生活中能够应用到的相对简单的去污排污方法，让城市水污染治理从每个人做起，让城市居民共同携手为水污染治理做出贡献[3]。
三、結语
综上所述，城市水污染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强化水污染防治工作逐渐成为新时期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环境相关部门在组织开展水污染防治时应当结合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构建相对健全的包含法律、技术等内容的水污染防治体系，真正贯彻落实防治措施，确保城市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婧.城市水污染的控制规划研究[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7（06）：185.
篇4
关键词：污染；防治；历程
中图分类号：X131.2 文献标识码：A
淮河蚌埠市区段水体污染的现象起始于1979年，由于蚌埠闸的关闭，自1978年8月23日至1979年4月26日连续断流达247天，其间为保证淮南市电厂发电水位，短期由蚌埠闸向上游翻水，在淮河蚌埠市区段老铁桥上游河段水体变黑发臭，实测河流水体中高锰酸盐指数达每升三十余毫克，以淮河水作为水源的城市自来水不仅不能饮用，甚至作为冲洗或房间拖地也会产生异味。城市居民生活饮用水以临时取用防空洞中地下水作为应急水源，华东地区调动区内钻井开采市区范围浅层地下水供城市居民饮水急需。淮河蚌埠市区段水体污染现象是在我国出现河段水体污染较早，且因给城市居民饮用产生突出影响而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自1983年起，由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资源保护办公室牵头，组织由豫、皖、鲁、苏等四省所属淮河流域城市（或地区）环保、水文等部门编制城市河段水污染保护规划。作为淮河蚌埠市区段水体污染防治，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下开始了以淮河蚌埠市区段为重点的水体污染治理工作。
蚌埠市初期河段水污染的防治，一方面重点控制涉水工业污染源的预防，按环评和“三同时”制度控制新增污染源，另一方面重视原有工业的污染源废水治理，随1997年淮河流域水污染源达标排放，到2000年“零点行动”，蚌埠市所有工业污染源，尽量是低水平上，但基本都做到了达标排放。在此期间，为保障城市供水水源安全，在蚌埠闸上游约2km处河段建设第三水厂，且随之扩建，关闭了处于蚌埠闸下游约2km第一水厂和蚌埠闸下游约5km第二水厂；在胜利路南侧由八里沟到席家沟实施“污水截流”工程。
在长达20余年过程中，淮河蚌埠市区段受上游来水和蚌埠市城市污水的影响，每逢枯水期（当年12月至次年2月），多出现河段水体污染现象，河段水质类别为轻度（Ⅲ）、中度（Ⅴ类）1～2个月，甚至是重度（劣Ⅴ类）数天～1个月污染。即使作为蚌埠市主要供水水源（淮河蚌埠闸上游）河段也因上游支流（其中颖河较为突出）蓄集的所谓污水团下泄而出现短期（数天至数月）污染现象。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从城市定量考核需要，开始重视城市污水（包括生活污水）的治理，蚌埠市在淮河干流市区南侧，相继建成第一污水处理厂（位于席家沟两侧）和第二污水处理厂（位于新铁桥东侧），到2008年，市区南岸原有的5个城市污水排入淮河干流的排污口（分别是八里沟排污口、3号码头排污口、1号码头排污口、交通路排污口和龙子河排污口）的直排污水全部经过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淮河干流，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蚌埠市城市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淮河干流的状况，自2009年以来，淮河蚌埠市区段基本能保持在符合Ⅲ类水体的目标要求。
城市河段水污染的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在所处流域的范围仅仅是一个子系统。而一个城市的水污染防治系统，又可分污染源子系统、输水工程子系统和城市污水处理子系统。作为某个城市，应在所属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指导下，根据所处位置自然和社会条件，在城市水污染防治规划指导下，通过长期不断的努力，循序渐进地开展城市水污染防治工作。
城市水源是城市发展在河段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重点，蚌埠市虽几易城市水源位置，采取天河作用应急水源以及期望开发新的城市水源作出努力。城市水源保护仍是重中之重，新安江安徽段和浙江段试点的生态补偿机制为调节上下游河段城市水污染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借鉴作为解决保护蚌埠市水源的机制。
对于城市工业水污染源的治理，从2009年起，鉴于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成运行，城市污水处理厂范围内的企业相继要求从原执行的一级排放标准，更改为执行三级排放标准，是科学合理的，可避免重复处理、降低成本。蚌埠市政府对位于市区的敏感工业污染源要求“撤市进园”，符合城市规划合理布局要求。但应注意一类污染物和不可降解污染物的严格管理。这不仅是保证城市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的要求，还是在保证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废水可持续利用上的要求。
输水工程（指输送城市污水工程）是河段水污染治理工程的子系统，其特点是投资小、见效快。仅把其作为城市污水处理厂的配套工程是不够的，应把其作为在控制水污染子系统，不仅在收集城市污水汇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发挥作用，在输出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废水综合利用方面也应引起重视。合肥市拟利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废水作为汽车冲洗水，其面临的问题之一也包括处理后出水管道建设。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是城市河段水污染治理的必不可少的工程内容，是城市河段水质改善的重点工程，但在蚌埠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是对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废水（即所谓“中水”）的利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由此可见，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选地尤为重要，不仅要考虑收集城市污水便利条件，更要充分注意为处理后出水利用留下空间条件。
当前应考虑蚌埠市一水厂处理后出水的利用，可采取输水工程把处理后出水穿过淮河干流给小蚌埠地区农用灌溉，解决处理后出水直排淮河干流的问题。蚌埠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出水有可利用的空间条件，但处理后出水仍直排淮河，没能利用空间条件进一步作为农灌用水利用。这些都是减少对淮河水质影响没能注意并多加考虑的问题。
纵观蚌埠市城市河段水污染防治工作，无论是工业污染源的治理和城市污水厂的建设，都是侧重当时需要进行，缺乏在总体规划指导下，分期实施，逐步达到总体目标实现的目的。回顾蚌埠市城市河段水污染防治过程，总结经验，寻找过程和现状存在的问题，以期引导城市规划和环保部门的注意，把城市水污染防治工作做的更好，是笔者的初衷，也期盼在其它城市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借鉴参考。
参考文献
篇5
淮河蚌埠市区段水体污染的现象起始于1979年，由于蚌埠闸的关闭，自1978年8月23日至1979年4月26日连续断流达247天，其间为保证淮南市电厂发电水位，短期由蚌埠闸向上游翻水，在淮河蚌埠市区段老铁桥上游河段水体变黑发臭，实测河流水体中高锰酸盐指数达每升三十余毫克，以淮河水作为水源的城市自来水不仅不能饮用，甚至作为冲洗或房间拖地也会产生异味。城市居民生活饮用水以临时取用防空洞中地下水作为应急水源，华东地区调动区内钻井开采市区范围浅层地下水供城市居民饮水急需。淮河蚌埠市区段水体污染现象是在我国出现河段水体污染较早，且因给城市居民饮用产生突出影响而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自1983年起，由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资源保护办公室牵头，组织由豫、皖、鲁、苏等四省所属淮河流域城市（或地区）环保、水文等部门编制城市河段水污染保护规划。作为淮河蚌埠市区段水体污染防治，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下开始了以淮河蚌埠市区段为重点的水体污染治理工作。
蚌埠市初期河段水污染的防治，一方面重点控制涉水工业污染源的预防，按环评和“三同时”制度控制新增污染源，另一方面重视原有工业的污染源废水治理，随1997年淮河流域水污染源达标排放，到2000年“零点行动”，蚌埠市所有工业污染源，尽量是低水平上，但基本都做到了达标排放。在此期间，为保障城市供水水源安全，在蚌埠闸上游约2km处河段建设第三水厂，且随之扩建，关闭了处于蚌埠闸下游约2km第一水厂和蚌埠闸下游约5km第二水厂；在胜利路南侧由八里沟到席家沟实施“污水截流”工程。
在长达20余年过程中，淮河蚌埠市区段受上游来水和蚌埠市城市污水的影响，每逢枯水期（当年12月至次年2月），多出现河段水体污染现象，河段水质类别为轻度（Ⅲ）、中度（Ⅴ类）1～2个月，甚至是重度（劣Ⅴ类）数天～1个月污染。即使作为蚌埠市主要供水水源（淮河蚌埠闸上游）河段也因上游支流（其中颖河较为突出）蓄集的所谓污水团下泄而出现短期（数天至数月）污染现象。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从城市定量考核需要，开始重视城市污水（包括生活污水）的治理，蚌埠市在淮河干流市区南侧，相继建成第一污水处理厂（位于席家沟两侧）和第二污水处理厂（位于新铁桥东侧），到2008年，市区南岸原有的5个城市污水排入淮河干流的排污口（分别是八里沟排污口、3号码头排污口、1号码头排污口、交通路排污口和龙子河排污口）的直排污水全部经过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淮河干流，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蚌埠市城市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淮河干流的状况，自2009年以来，淮河蚌埠市区段基本能保持在符合Ⅲ类水体的目标要求。
城市河段水污染的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在所处流域的范围仅仅是一个子系统。而一个城市的水污染防治系统，又可分污染源子系统、输水工程子系统和城市污水处理子系统。作为某个城市，应在所属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指导下，根据所处位置自然和社会条件，在城市水污染防治规划指导下，通过长期不断的努力，循序渐进地开展城市水污染防治工作。
城市水源是城市发展在河段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重点，蚌埠市虽几易城市水源位置，采取天河作用应急水源以及期望开发新的城市水源作出努力。城市水源保护仍是重中之重，新安江安徽段和浙江段试点的生态补偿机制为调节上下游河段城市水污染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借鉴作为解决保护蚌埠市水源的机制。
对于城市工业水污染源的治理，从2009年起，鉴于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成运行，城市污水处理厂范围内的企业相继要求从原执行的一级排放标准，更改为执行三级排放标准，是科学合理的，可避免重复处理、降低成本。
蚌埠市政府对位于市区的敏感工业污染源要求“撤市进园”，符合城市规划合理布局要求。但应注意一类污染物和不可降解污染物的严格管理。这不仅是保证城市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的要求，还是在保证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废水可持续利用上的要求。
输水工程（指输送城市污水工程）是河段水污染治理工程的子系统，其特点是投资小、见效快。仅把其作为城市污水处理厂的配套工程是不够的，应把其作为在控制水污染子系统，不仅在收集城市污水汇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发挥作用，在输出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废水综合利用方面也应引起重视。合肥市拟利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废水作为汽车冲洗水，其面临的问题之一也包括处理后出水管道建设。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是城市河段水污染治理的必不可少的工程内容，是城市河段水质改善的重点工程，但在蚌埠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是对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废水（即所谓“中水”）的利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由此可见，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选地尤为重要，不仅要考虑收集城市污水便利条件，更要充分注意为处理后出水利用留下空间条件。
篇6
摘要：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渐严重，尤其是水资源的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政府在促进水环境保护中，税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本文旨在通过借鉴国际水污染治理环境税的实践经验，分析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针对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的问题和特点，从理论上探讨我国江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环境税的重要性与可行性，为设计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环境税收政策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关键词：湘江 水污染防治 环境税
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就是环境保护问题。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流域性水问题特别是水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至今我国并没有设置专门针对流域保护的环境税，缺乏对环境进行系统的调节与控制。而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较为成熟的环境税制，值得借鉴。笔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建立合理的环境税制势在必行，现阶段有针对性地对湘江流域污染防治的环境税设计进行个案研究，试点水污染环境税，以获取个案经验得以推广，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一、水污染环境税的税收政策经验与例证
（一）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
对于环境保护的研究，早在1972 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提出了PPP原则（污染者付费）。荷兰、德国、法国等国家早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税收制度，取得了实现改善环境和降低超额税负的双重功效。
1.早在1969年，荷兰便开征了“地表水污染税”。征税对象为向地表水和水净化厂直接或间接排放的废物和污染物及有毒有害物质。纳税人包括企业、公司以及家庭和个人，以“人口当量”（相当于每年每人排入水域的污染物的数量）为征税标准。排放物质的数量以及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为“地表水污染税”的征税依据，并且水污染税税率在不同地区各异，同时设立专用基金户。
2.从1981年起德国便开始征收水污染税，1994年11月开征《废水税法》，缴纳废水税的纳税人为直接将废水排入水域（包括地表和地下）的单位和个人。其征收基准为废水的“污染单位”（相当于一个居民1年的污染负荷），采用统一税率，普遍征收。此法同时还规定了减免税，排放废水达到了特定的最低标准以及纳税人用于改善废水设施的投资额，分别可以减免与抵免应缴的税款。
3.法国于1968年开征了水污染税，其纳税人为排放污水的单位和个人。水利管理局为征收机关。为了加强征管，将流域委员会和水利管理局设在法国的每一个流域或流域群。按纳税方式水污染税的纳税人分为家庭纳税人和非家庭纳税人。非家庭纳税人以政府权力部门对每个排污口进行测算，按类设计税率级次，根据实际排污量和设计的税率征税；而家庭水污染税以每平方米水费附加的形式计征，由政府权力部门根据每位居民日均排放量、居民人数和城镇污水中的团状物数量计算确定附加额。
各个国家的制度各有优劣，总体来说表现出以下特点：对水污染专门立法，依据“谁污染，谁缴税”原则；计税依据均为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浓度；征税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和改善水环境，为防治水污染提供资金保障，且专款专用。
（二）我国环境税收政策现状与不足
我国现行税制中与环境保护有着一定关联的主要有资源税、消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11个税种。对于防治水污染的税收政策包括：对利用废水作主要原料生产的产品实行减免税；对于废水处理劳务免征增值税等。上述税制，对我国环境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目前，我国政府对于水污染治理主要采取的是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如《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为主的水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与此同时，政府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来治理水污染，比如：财政补贴、经济处罚、排污权交易方法、排污收费方法、财政直接投资等。但如今环境日益恶化，强制行政手段和一些散见于各税法的措施作用十分有限。我国现行税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因而缺乏环境保护整体调控。二是现有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有关环保的规定散见各法，效率各异，未能体现税收的公平性，并且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三是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形式单一，缺乏系统性。
由此可知，要使环境税制真正产生积极的效果，充分体现税收监督经济，调节经济杠杆作用，必须从整体上制定协调统一的环境保护税制。新环境税迟迟不能推出的原因是开征新税种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其中有避免重复征税的问题，也有考虑到企业、个人能否承受新税种负担的问题。前者是税目设置与征收的技术问题，后者是社会经济利益问题。
二、开征水污染税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一）重要性
我们应当意识到，水污染税的设计与实施对解决水污染问题将起到积极作用。税收与行政法律等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其公平性及调节经济杠杆属性在环保实践中的效果明显。国际水污染税的不断完善及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应该根据国情出发，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污染税法律制度。
湘江纵贯湖南省南北，集生活饮用、生产用水、航运、发电等诸多功能于一体。湘江承载了全省60%以上的污染，以重化工为主的流域工业布局及以现代农业为主的面源污染，使得湘江流域的污染呈现出复杂的局面，直接或间接地对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一直以来，流域内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污染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整治任务仍很艰巨。控制湘江流域污染并提升其污染治理能力，建立一整套运行良好的治理长效机制，离不开税收制度的支撑。长株潭城市群作为“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有条件先行先试环境“费改税”，取得一些经验后向全国推广。针对湘江流域水污染的实际现状与因素，选择湘江流域试点水污染环境税，进行个案研究，以获取个案经验得以推广，将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一湖清水”，实现把湘江打造成“东方莱茵河”添砖加瓦。
（二）可行性
1.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我国从1979年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至今，政府已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保护环境资源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措施。环境保护，特别是水资源的保护始终是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环境改革。针对湖南，《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于2011年3月正式由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治理试点方案。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把湘江打造成“东方莱茵河”，作为我省“两型社会”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已经将湘江流域污染治理列入“十二五”发展的规划之中。湘江流域的污染整治工作正在进行中。
2.法律制度与法律环境已大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法律的形式，对环境包括水资源的保护予以规范。198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全面依法治水的新阶段。1984年修订、1996年及2008年修正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缴纳排污费，同时应提供防治水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对湘江污染防治，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1979年湖南省便出台了全国首个水污染防治条例。
3.环境税制度设计的理论基本健全。我国推行环境税一直呼声不断，作为一个尚未推行的税种，国内学术界一直进行着大量研究，除了对环境税的价值定位及理论研究之外，在完善环境税的制度设计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制度设计理论大体健全。
三、湘江流域水污染环境税开征的构想
（一）纳税人与征税范围
遵循“谁污染，谁付费”原则，凡是有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物、污染物和有毒物质对水体造成污染的活动或行为则应缴纳污染环境税。考虑到征收方式的可操作性以及征收效率和征管控制等因素，目前针对湘江流域段试点的水污染税，应以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经营者为纳税义务人，对居民个人和行政单位暂缓征收。应在保证产业链不断裂的前提下，整合一批微小企业，规范有色金属产业环境准入，设置生产经营门槛。
（二）征税对象及征管机构
征税对象即征税的依据。对于水污染税来说，其征收对象及范围要合理确定，就湘江流域水污染税来说，其征税对象应为污水，即带有废弃物、污染物和有毒物质的废水。行为人只要发生了水污染税法所列举的污染行为，就应该照章缴税。目前，按湘江流域污染源的分布特征，可分为点污染源和面污染源。点污染源包括工矿企业污水废水、城镇区污水。面污染源是指农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等。由于湘江流域工矿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因此，宜先从重点污染源即重金属污染入手，首批开征水污染税。等条件成熟后，再扩展到城市污水、生活污水，农业污水。选取在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长沙七宝山、岳阳原桃林铅锌矿七大重点治理行政管辖区域里设独立税务征管所，会同环保、工商等权利机构成立环境治理部，以便于监控与征管工作的开展。
（三）税基与税率
水污染的税率设计是税制设计中的核心要素。在制定税率时要考虑到治理水污染的成本、现时的经济技术条件、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地区的环境差异及水污染的特点等。从理论上讲，水污染税的税率应该至少等于排污活动所造成的边际环境损害或边际污染成本，从而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从湘江的目前状况来说，企事业单位和排放量较大的个体经营者排放的带有废弃物、污染物和有毒物质的工业废水、污水应根据水污染物的数量、浓度的综合体，即根据量化的污染程度（一般污染物、较严重的污染物和严重污染物）浓度、环境污染程度等制定区域差别定额税率，使防治污染的总成本趋于最小化、合理化。
（四）税收优惠及配套措施
开征水污染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税收手段来保护和改善湘江的水资源环境。即对有利于湘江水资源保护或减少水污染的经济活动给予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对排放污水水平低于规定标准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体经营者的，按一定比率给予退税的奖励；鼓励企业进行有关减少污水排放或用水量的新方法、新技术，在企事业单位内部建立技术开发基金（给予税前免除），以此降低因利用新技术所产生的投资风险，并且对有效实施或取得一定效益的给予正面的税收鼓励、财政援助或政策性表扬；对永清环保、凯天环保、麓南环保等一批环保龙头产业企业加大投资，给予政策支持与财政补贴；更多地利用税收加计与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间接优惠方式，以充分发挥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另外，税款实行专款专用，用于水资源的保护和污染的治理。
四、结束语
流域水污染治理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我国环境税的建立已经有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及理论基础。我们应适时择机出台水污染环境税，运用税收的特有职能与手段，搭好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的法律和制度平台，保护生态自然，促进区际跨界间公平，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共赢。在税制设计中，应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和承受能力，由易到难、体现税收的中性与公平性，循序渐进、逐步深化，来进行水污染的综合防治。
参考文献：
1.王金南，葛察忠.环境税收政策及其实施战略[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2.曾贤刚.从OECD国家经验看我国环境税的建立和完善[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5）.
篇7
【关键词】跨界水污染；原因；完善措施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71-02
近日，上海黄浦江水域死猪漂流事件作为一场引发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折射出的环保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会继续刺激着公众心弦。如此行为相当于公然向黄浦江排污，它敲响了中国城市饮用水危机的警钟，令中国水安全问题再度受到关注。这种频频出现的恶性跨省域的水污染事件，引发了我对当下环境资源保护法的思考――为什么国人运用已有的知识充分预见了环境和资源破坏的后果并且制定出相对完善的法律来约束这种行为之后环保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法律会被搁置和无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如何才能走出“出事一应对一再出事一再应对”的恶性循环？
一、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的定义
文章所讨论的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是指发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区域之间的因水污染而产生的行政区域政府间的纠纷和矛盾。“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责任主体是政府，这种责任主要是某一个行政区域同一水体中其他行政区域造成的水体污染带来的治理成本及阻碍经济发展所承担的责任。
二、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的原因探索
（一）地方政府保护主义
“流域水环境容量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具有公地的性质，各地区利用流域水体排放污染而无需承担成本，各地区自身的最优决策将导致流域整体的严重污染。”共用水体中的行政区，往往会通过污染行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这种污染行为的外部性将导致污染行为的成本转嫁给其他共用水体的行政区域。这种以邻为壑的行为会导致其他区域受损往往会引发各个行政区域之间的矛盾。
（二）跨区域水污染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弊端
当前，此类纠纷目前主要依靠行政执法解决，尚无统一的司法管辖的体制。由于行政执法的主体环保部门隶属于地方各级政府，在执法中客观上存在道不统一、执法标准不统一、程序规范不统一的现象，跨区域水资源保护纠纷机制尚不完善。跨区域水污染防治面临的一个凸显的难题就是缺少行政区域间的有效联动。《水污染防治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防治水污染的对策和措施，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可见各个行政区域的政府必须对本行政区水质负责。但由于饮用水源是一种流域资源，它具有整体流动的自然属性，以流域为单元，水量水质、地上水地下水相互依存，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开发利用和治理互为影响；引用水源虽然从生态系统上看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其干流、上下游却被认为地划分成多个行政区域，形成实际上分割管辖的现象。由于上游无需对下游的水源地保护负责上游无需对下游的水源地保护负责，往往造成各行政区域在保护环境时形成各自为阵、以邻为壑的困境，导致下游水水源环境仍显脆弱。这样看似分工明确、责任分明的监管模式，既不能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又不能形成整体效益，反而因各部门的权力竞争造成对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损害。这是导致“跨界污染”久拖不决、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三、完善跨区域水污染解决机制的对策
文章分别公众参与制度、行政机制的完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三个方面着眼，使其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从而使得跨区域水污染得到有力解决，避免这样的恶性环境事件再次重演。
（一）建立公众参与制度
尽管公共部门将环保问题上升为建设“美丽中国”的高度，人们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仍然不容乐观。当政府、养殖户、非法商贩纠结于经济、观念、市场、法制等多种因素时，择其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将死猪投入江中，于是就出现了“江泡猪”这一震撼场面，这一现象反映出人们面对显性的经济利益时往往会选择破坏生态环境。现阶段我国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社会公众参与的机会和范围较少，尚未建立社会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的平台。我国国民对于自身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明确，在面对环境问题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依赖型”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是个重要且紧迫的问题。公众参与可以确保决策的公平、推动决策的实施，更重要的是可以促使公众自己了解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潜在影响。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虽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但总的来说，公众参与水污染防治的形式比较单一，许多新的义务性规定没有与明确的法律责任相对应，使得有关条款的执行和遵守失去了一部分强制力。具体来说，要进一步拓宽公众参与的范围和途径，注重公众环境意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鼓励和保护公众更多地参与环境管理以促进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二）构建完整的跨区域水污染联动机制
黄浦江上游死猪事件，这对上海乃至多地水务部门都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处于下游的水源地究竟如何保护？因为按照现在的监管模式，上游无需对下游的水源地保护负责，处于下游的水源地环境无法得到彻底保证。在这样的监管模式下，每个行政区域都应该向其下游的行政区域负责，保证流出其行政区域的水质达标。跨界河流的上游地区应当杜绝对跨省界断面水质造成污染的项目建设，并加强水质考核从源头上进行预防。发生了跨行政区域水污染时，承担责任的主体就是造成水体污染的源头区域。
不管是空气还是水域污染很容易跨区域，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到周边省市，各方亦应充分认识到与周边城市建立各项监管联动机制、突发事件治理协调机制的重要性。但在这之上又有一个属地管理的原则，河道流经的地方政府各有自己的处置权，因此导致在实际操作层面，尤其是涉及跨省域的突发水污染事件上，互相配合欠周全。此次“黄浦江死猪浮尸”是横跨江浙沪的跨地域事件，水污染跨区域协调机制，要河道流经区域达成共识，把整个流域作为一个生态整体来考虑，所有区域内的个体荣辱与共。不能靠单个地域单打独斗，需要多地域建立生态环保的应急联动机制。
首先，要完善跨行政区域信息交换机制。当上游地区突发污染物排放、流域水量水质水文遭受污染并且可能威胁下游水质时，上游政府或环保等有关部门应立即将污染的具体情况毫无隐瞒地通知下游行政区域的有关部门。上游地区除制定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外，还需要与下游地区及时沟通事故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相关政府之间建立通畅的突发事故信息通道，能够遏制对其他行政区利益的损害，减轻污染防治和纠纷解决的困难。此外，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应该协商确定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哪些信息应该全面、真实地共享并予以切实履行，必要时还可以设置专职机构和工作人员互通有无。
其次，要完善联合执法制度。我国个别地方政府已经初步构建了跨边界环境联合执法工作机制，表现为成立跨县（市、区）行政区域环境联合执法小组。当发生跨界污染纠纷和环境污染事故时，相邻两地的环境执法人员有权以联合执法小组的名义到对方管辖（边界区域）进行环境执法。但是针对跨行政区域水污染联合执法组织的具体工作职责、执法程序以及发现问题的处理方法还没有形成相应的文件。因此，有必要通过跨行政区域水体内的各行政区政府及直接参与管理的环境保护部门经过协商、共同确定。联合执法小组在遵循规定、接受环保行政机关的监督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加强对两地环保部门执法工作的监督力度，及时通报相关环保部门对本地企业存在严重环境违法行为而隐瞒不报、互相推诿环境问题的不良现象。
（三）完善法律体系
法律是因时而变的，完善的法律体系会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保障，为政治和行政改革提供有效依据。制定以流域为整体的水污染防治法，增加行政区域间协调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合作平台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及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解决过程中法律适用所带来的冲突。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借鉴和吸收国外法制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人类共同创造的法治文明成果，但是绝不能用西方的法律体系来套我国的法律体系。完善我国突发性水污染应对法律体系，需要完善包括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的基本规定、专门的应急法律、单行环境法律中有关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理的规定、专门的和包括应急内容的行政法规等内容。
篇8
关键词 地下水；地下水污染；地下水保护制度：污染治理体系
文／井柳 新刘伟 江王 东张涛
地下水是我国重要的城乡供水水源；全国30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835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一半以上为地下水型水源地。目前，我国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不容乐观，局部地区出现重金属和有机物超标现象，严重威胁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面对我国严峻的地下水环境形势，构建最严格的地下水环境保护制度势在必行。
我国地下水环境形势严峻地下水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下水环境质量的监测点总数为4778个，其中国家级监测点800个。水质优良的监测点比例为10.4%，良好和较好的监测点比例分别为26.9%和3.1%，较差和极差的监测点比例分别为43.9%和15.7%。主要超标指标为总硬度、铁、锰、溶解性总固体、“三氮”（亚硝酸盐、硝酸盐和氨氮）、硫酸盐、氟化物、氯化物等。与2012年相比，有连续监测数据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点总数为4196个，分布在185个城市，水质综合变化以稳定为主，其中变差的监测点比例为18.0%。《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披露，华北平原局部地区存在地下水重金属、有机物超标现象，主要污染指标是汞、铬、镉、铅、苯、四氯化碳、三氯乙烯等。
经济发展给地下水环境保护带来压力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镇化率大大提升，地下水环境保护压力不断升级。1978-2011年，城镇人口由1.72亿增加到6.9亿；城镇化率由18%增加到51%。城镇化建设改变了地下水天然人渗补给条件，减少了地下水补给量，同时地下水开采量不断提升，一些地区出现地下水超采现象，导致地下水位骤降，出现漏斗区域，并造成地面塌陷、海水入侵、土地盐渍化等灾害。另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地下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根据环境保护部2013年2月下旬至3月开展的华北平原排污企业地下水污染专项检查结果，涉水的25875家排污企业中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558件，对其中88家企业处以罚款，总额达613万余元。
我国地下水环境保护制度不完善现有地下水环境保护相关制度
地下水资源保护相关制度。一是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2012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要求确立“三条红线”，即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及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二是水权交易制度。获得取水权的单位或个人通过各种合理措施节约出的水资源，可依据相关规定进行水的使用权有偿转换。
地下水污染防治相关制度。一是污染源普查及数据更新制度。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启动，对我国排放污染物的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及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开展调查，随后又开展了污染源普查数据动态更新调查工作。二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2011年环保部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规范了我国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填补了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的空白。三是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国家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排放废气、废水、产生环境噪声污染和固体废物的行为实行许可证管理。对地下水来讲，排污许可证制度属于源头预防范畴。四是地下水环境质量报告制度。国土和环保部门每年公布我国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和《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我国地下水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地下水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但从体系的完备程度和与时俱进角度看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地下水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健全，环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顺。目前我国颁布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中，涉及地下水环境保护的条款较少。《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仅涉及39项指标，远不能满足现阶段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我国地下水环境管理体制不顺，各部门职能划分不清，存在交叉，没有形成地下水环境保护的合力。
对地下水污染防治关注度低，缺少针对地下水污染源的管控制度。污染源普查范围大、数量多，没有针对垃圾填埋场、危险废物处置场、工工业园区、、石油化工企业、加油站和油库、高尔夫球场、再生水灌溉区和矿产开采及加工区等地下水特征污染源开展深入调查。未建立地下水污染源长期监管机制，导致我国目前地下水环境底数不清，地下水污染防治手段和措施落后。《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和《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每年的地下水环境质量信息，仅能反应出区域地下水环境状况，不能对地下水源地和地下水特征污染源及其周边的水质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无法指导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
国际地下水环境保护制度借鉴美国地下水环境保护制度框架
美国在地下水环境保护领域主要建立了以下六项制度。
统一管理与多部门合作制度。美国地下水环境保护工作由环保局、农业部、内政部和能源部共同管理，各有分工。
污染预防和长效监测制度。美国重视地下水污染源头预防工作，对埋地油罐、垃圾填埋场、危险废物储存池等均设置了防渗措施。目前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地下水监测系统，地下水监测点位共计约42000个。
调查评价与风险评估制度。1991年，美国启动了国家水质评价计划(NAwoA)，大约每10年对水质趋势进行一次评价。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将健康风险分析评价与地下水污染治理相结合发展出RBCA(Risk-based Corrective Action)模式。
污染场地分级管理与整治制度。《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CERCLA，即超级基金法案）要求，对发现的污染场地进行相关认定，以可能给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程度来划分，并收录到“国家优先名录”上。
污染整治基金筹措制度。超级基金主要来源于对生产石油和某些无机化学制品行业征收的专门税、联邦财政拨款、年收入在200万美元以上企业的附加税、联邦普通税、基金利息和向违法者征收的罚款等。
信息共享与公众参与制度。美国环保局网站上，公众可以免费获取一些地下水环境信息；超级基金项目报告也在该网站上公开。
欧盟地下水环境保护制度框架
欧盟在地下水环境保护领域主要建立了以下三项制度。
统一管理与多部门合作制度。“欧盟环境委员会”统一制定水环境相关的法律、标准，以水质监测为主，大部分成员国由环保部门负责，地矿、卫生、公共事务等部门参与。
长效监测与信息共享制度。欧盟多数成员国每年开展2～4次水质监测，并上报数据库，多数数据可免费共享。
专家讨论制度。基于水框架指令成立地下水工作组，80多位专家一年2次会议讨论指令实施情况。
日本地下水环境保护制度框架
日本在地下水环境保护领域主要建立了以下三项制度。
统一管理制度。日本地下水环境管理的政府专职机构为其环境省下属水、大气环境局内设置的土壤环境科地下水室。
调查评价制度。2002年《土壤污染对策法》出台，要求对土地环境状况开展调查评价，当土地被判定特定有害物质超过标准时被指定为污染地域。日本开展地下水污染调查已有20多年，划分出了不同污染程度区域，平均每年投资3000万日元。
污染整治及基金筹措制度。《土壤污染对策法》要求污染行为人和土地所有者必须对污染地域采取对策，开展污染整治。当找不到污染行为人时，整治费用由土地所有人负担，“土壤污染对策基金”可提供部分补助。“土壤污染对策基金”主要经费来源于土壤管理、委托工程、委托调查费用部分捐赠和民间自发捐款等。
我国最严格的地下水环境保护制度框架构建
我国地下水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地下水污染正由点状、条带状向面上扩散，由浅层向深层渗透，由城市向周边蔓延。根据党的十报告要求，我国亟需构建最严格的地下水环境保护制度。最严格的地下水环境保护制度框架应当包括最严格的地下水相关环境法律法规、环境质量目标、污染预警机制、调查评价及污染治理体系、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内容。
建立最严格的地下水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进一步完善我国地下水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研究制定地下水污染防治相关技术指南。尽快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增加并明确对地下水环境监管相关要求；建议编制地下水污染防治条例，增强地下水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和《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已经出台，标志着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正式纳入了国家层面的决策，应积极落实《规划》和《方案》要求，保障各项任务如期完成；尽快启动我国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监测标准、修复际准等制定工作；修订完善《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编制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估、污染修复防控等技术指南。
建立统一管理与多部门合作制度
应厘清各部门在地下水工作领域的任务分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设立专门的地下水环境保护管理办公室，联合环保、国土、住建、水利、卫生、工信、农业等部门和单位，对全国地下水环境实施统一监管。环保部门主要负责对地下水污染源及水源地的环境监管，国土部门重点关注区域地下水环境状况，水利部门重点关注地下水资源量变化情况，住建和卫生部重点关注水厂及饮用水水质状况，工信部重点关注产业布局对地下水环境产生的影响，农业部重点关注农业面源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根据我国地下水环境现状、地下水功能区划和污染源分布情况开展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划分为“一般保护区”、“防控区”和“治理区”，从宏观上掌控和指导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
建立污染预防和长效监测制度
应加强对垃圾填埋场、危险废物处置场、工业园区、石油化工企业、加油站和油库、高尔夫球场、再生水灌溉区和矿产开采及加工区等地下水特征污染源的控制与管理，根据不同污染源特征，分别提出污染源头控制要求，如加油站埋地油罐应设置双层管或防渗池；面对我国城镇化迅猛发展态势，应加强对城镇生活污水及固体废物的管控，做好废水、废物收集处理及防渗措施，降低其对地下水环境的污染风险；建立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和信息数据库，形成监测井长期维护和数据定期上报机制。
建立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价制度
我国虽然在重点区域、城市地下水动态监测和资源量评估方面获得了大量数据，但这些难以完整描述地下水环境质量及污染情况，我国地下水污染底数仍然不清，应通过开展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的调查评估工作，以地下水源和特征污染源为重点调查对象，循序渐进，摸清家底，并建立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价长效机制。
建立污染场地分级管理与整治制度
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按照污染场地及其周边地下水功能和健康风险评估结果建立优先整治清单，实施污染场地分级列管。对人体健康风险值超标或准备再度开发利用的场地，根据已确定的修复目标，开展相应修复工作。
建立污染整治基金筹措制度
厘清污染治理责任，实行“谁污染、谁负责、谁治理”；对于无主污染源由国家或地方政府负责整治。研究建立“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向污染地下水环境的工业企业征收整治基金。通过制定绿色信贷、保险、优惠税率及污染场地再开发等辅助政策，鼓励开发商及民间资金的流入。
建立信息共享与公众参与制度
通过网络平台及咨询热线，向社会公开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污染场地整治等信息，接受公众与媒体监督。
主要
参考文献：
[1]陈鸿汉，刘明柱，永葆地下清流——《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的实施建议[J]．环境保护，2012(4)：23-26.
[2]曹文婷．中国水权交易制度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7．
篇9
(一)跨界水污染严重所谓跨界水污染,指某行政区水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当地水环境容量,该行政区江河湖泊的出境水质差于入境水质,呈现水环境负外部性的现象.跨界水污染包括省、地级市、县、乡四个层面.其中,跨县水污染是最基本的层面,而跨省水污染是防治的难点.跨界水污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日常性跨界水污染,其特征是程度较轻,污染叠加,活动在某行政区的人们往往既是邻域上游污染的受害者,又是邻域下游污染的制造者.本来清洁可爱的江河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景象:江河的上游是优质水,流经几个县市后就成为超标水,到了下游则全成为五类和劣五类水.另一种是跨界水污染亊件,其特征是污染程度严重,成果严重,激化了邻域之间的社会矛盾.进入新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发生过多次跨界水污染事件,其中在全国造成较大影响的有四起,分别是:2001年江浙交界的王江泾镇堵坝断河事件,2005年江苏苏州桃源镇的黑水污染事件,2007年江苏沭阳水污染事件,2013年的黄浦江死猪事件.跨界水污染事件是跨界水污染现象的极端表现,其屡屡发生的基础是跨界水污染现象的常态性存在.跨界水污染现象不根除,则跨界水污染事件就不可能杜绝,而处于流域最下游延长线上的海湾河口水环境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好转.
(二)江海水环境分治所谓江海水环境分治,特指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存在的江河湖泊水污染防治与海湾河口水环境治理人为分割的制度安排和不协调现象.江海水环境分治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是主管机构不一样.江河湖泊水污染防治由环保部门主抓,海湾河口水环境治理由海洋(漁业)部门为主.海洋(漁业)部门职能众多,难以集中力量实施海域水环境治理,以浙江省海洋渔业局为例,内设处室13个,环境处只是其中的一个处室,难免顾此失彼,粗放管理.二是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有差异.以浙江省钱塘江流域和杭州湾地区为例,2005－2014年的十年间,省级机关的钱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生态补偿的专门文件共计10多个,而杭州湾地区水环境治理省级层面的专门部署是在2013年,省环保厅与省海洋渔业局联合«杭州湾区域污染整治方案».三是尾水排放标准和监管水准不一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海标准明显低于江河湖泊,导致杭州湾两岸城市竞相投巨资在杭州湾(河口)岸边建设污水处理厂.目前,长三角江河湖泊监测断面水质状况己做到月报,而海湾河口还处于年报.
二、江海分治制度的局限性
上述三个水环境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归结到一点———缺乏区域合作.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江海分治制度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一)部署流域水污染防治时往往忽视对氮和磷的控制以钱塘江流域和杭州湾地区为例,多年来,杭州湾的水环境处于恶化中.杭州湾水污染的主要威胁是氮和磷,化学需氧量的污染并不严重,而“十一五”期间,浙江省对钱塘江及杭州湾陆源污染物的监管和考核重点是化学需氧量,忽视了对氨氮和总磷的检测和控制,减排的主观努力方向脱离了杭州湾水环境的实际,导致杭州湾水环境的治理事倍功半.
(二)海湾河口水环境污染物由多区域排入,治理受区域限制先看钱塘江流域和杭州湾地区,据有关方面调查,2012年,排入杭州湾的主要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为6416万吨,氨氮为260万吨,总磷为073万吨.其中,富春江电站以上区域排入的三种主要污染物分别占总量的5495％、5243％和6246％,说明杭州湾污染物的一半以上由钱塘江上中游区域排入,杭州湾整治区域沿岸上海、杭州、宁波、绍兴、嘉兴五城市相关区域合计排放的三种主要污染物分别占4505％、4757％和3754％.从浙江和上海两个行政区污染贡献率分析,浙江排放的三种主要污染物分别占9321％、8836％和9182％;上海分别占679％、1164％和818％.[3]再看长江流域和河口地区,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部门的调查,2005年,长江流域化学需氧量入海通量为20340万吨,总氮入海通量为11889万吨,总磷为719万吨.其中,长江上中游排入的三种主要污染物分别占总量的713％、822％和779％;江苏省相关区域排入的三种主要污染物分别占总量的209％、75％和148％;上海市排入的比重为78％、103％和72％.[4]
(三)容易诱发相关区域多种形式的非合作排污博弈没有区域合作制度的硬约束,各行政区水污染防治缺失了一个重要的动力机制和监督机制,容易诱发相关城市多种形式的非合作排污博弈.不少基层政府对污染行为采取软约束,监管不力,有些基层政府竟然同意将污染企业布局在与下游邻域的交界处;更有甚者,把海湾和湖泊视作“排污公地”,如杭州湾两岸城市的地方政府,为了争取较低的排放标准,为了减轻所辖行政区域的水环境压力,纷纷竞相投巨资在杭州湾(河口)岸边建设污水处理厂,截至2012年,仅浙江省杭州、宁波、绍兴、嘉兴四市的相关区域,合计建成拥有入海(河口)排污口的污水处理厂38个,年污水排放量12140656万吨.该区域有一个县级市,自身并没有杭州湾岸线,为了改善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状况,向周边拥有岸线的县市租地,投资5亿多元,专门铺设了一条22km的尾水排放管,建设6个泵站,将本行政区的5个污水处理厂的尾水收集起来,集中排放到钱塘江河口之中.
三、江海共治区域合作制度的主要内容
所谓江海共治的区域合作制度,指把江河湖泊与其海湾河口的水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综合治理,促使该区域内各行政区之间合作防治水污染,推进江海水环境明显好转的一组制度安排.江海共治的区域合作制度有三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坚持江海水环境治理一体化理念
摈弃江海水环境分治的传统旧观念,树立水环境治理江海一体化理念,把泛流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安排该区域各行政区的水污染合作防治工作.以钱塘江流域和杭州湾地区为例,根据水系流向特征,合作治理水环境的区域,不仅包括浙江省境内钱塘江流域的杭州、衢州、金华、绍兴、丽水5个设区市的22个相关县(市、区),而且应该包括杭州湾地区宁波、嘉兴2个设区市的11个县(市、区);同时,还应包括上海市的金山、奉贤、浦东新区的部分区域.长江流域及长江口地区情况比较特殊,长江流域是我国特大尺度的江河,流经全国11个省市,该区域的江海一体化治理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构建长三角区域内的江海共治机制,空间上可包括上海、江苏、安徽的相关设区市,先行试点,积累经验.第二步,结合国家构建长江经济带的重大战略,积极创造条件,构建长江流域及长江口地区水环境江海共治制度.
(二)构建长三角跨省泛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2008年以来,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己经创新构建了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该联席会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两省一市政府参加,联席会议构建以来,2008年紧急编制了«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2013年又策划编制了«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2013修编)»,两个总体方案对太湖流域两省一市合作治理水环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推动部门、地方和社会形成上下联动、合力治污的重要工作机制.所谓泛流域,指包括流域及其海湾河口地区的广泛区域.根据长三角地区的实际,建议拓展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联席会议的职责和功能,同时兼管长三角跨省泛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除太湖流域外,还应包括长江下游及长江口、钱塘江流域及杭州湾地区.依托这一重要机制,分别制定长江下游及长江口、钱塘江流域及杭州湾地区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促进长三角地区跨省泛流域水环境治理合作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三)创建三位一体的江海水环境治理合作机制
三位一体的江海水环境治理合作机制是一个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区域入江入海污染物通量监测机制、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和泛流域水质交易机制.
1．区域入江入海污染物通量监测机制.要构建江海水环境治理区域合作机制,首先要搞清楚各行政区在一定时间内排入江河及其海湾河口的主要水污染物通量.一般来说,流域的非河口地区情况相对简单,采取断面监测的方法,只要在江河流经某行政区的入口和出口处分别进行断面监测,就可以确定该地区入境水质和出境水质的污染物浓度和污染物通量,出入境断面的通量差就是该行政区排入江河的污染物通量.海湾河口地区情况比较复杂,水流流向受涌潮的重大影响,咸水与淡水交替,简单地采用海洋水质的通量监测方法有困难.目前拟采用分类相加法,一是海湾河口某行政区通过入海支流及河道排放污染物的通量,其计算方法类似于断面监测法;二是该行政区通过建在沿岸的若干污水处理厂向海湾河口排放污染物的通量,其计算方法是平均排放浓度与排放废水量的乘积;三是海域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主要包括海水养殖、船舶污染和事故污染.最后将三类污染物相加就是河口该行政区的排污总量.为确保监测数据的权威性,长三角省界断面的污染物通量由环保部华东督查办负责,地、县交界断面的污染物通量由上级环保部门负责.各行政区交界断面的污染物浓度和通量信息都应在泛流域内共享,并按月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和评价.
2．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所谓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指为保护、修复和改善泛流域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水环境不断好转,由相应的水环境治理合作机构或上级人民政府作出的、调节流域上中下游及其河口各行政区之间环保职责及其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组制度安排.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包括两方面主要内容,一是流域上游源头地区水生态保护的补偿机制;二是邻域双向补偿机制,即当邻域上游行政区呈现水环境正外部性时,应由下游补偿上游邻域;当邻域上游行政区呈现负外部性时,就由上游补偿下游邻域.2005年以来,长三角两省一市对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其中,浙江省在创新流域上游源头地区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江苏省在探索邻域双向补偿机制方面领跑全国.面对江海共治的新要求,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也应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其一,以海湾河口的水环境容量确定泛流域治污目标和减排任务,若海湾河口水环境容量不足的,可以分阶段、分主要污染物逐步达到改善水质目标,再采取倒推法按河口到源头顺序确定各行政区断面水质目标及主要水污染物的减排任务.其二,在分配各行政区减排任务时,要充分考虑各行政区现有的排放强度,排放强度大的应下达较多的减排任务.其三,在长三角地区大力推广江苏、浙江的水环境区域补偿实践经验,切实把流域上游源头地区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邻域双向补偿机制落实到长三角每一个县级行政区,尤其应在跨省断面实施双向补偿机制方面取得突破.
3．泛流域水质交易机制.水质交易机制是美国1990年代以来实施的流域治理的创新性政策工具,是排污权交易机制在流域水环境治理中的应用和发展,对于提升和完善长三角排污权交易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长三角排污权交易机制已探索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不完善,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政府干预偏多,市场作用较弱,排污权有偿使用与排污权交易混为一谈,夸大了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成效;二是交易范围偏小,绝大多数限制在县域行政区,不利于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交易内容和方法过于单一,局限于点源之间的交易,局限于企业与政府、企业之间的交易.根据长三角的实际,借鉴美国水质交易的经验,有必要创新探索泛流域水质交易机制,着重抓住三个要件.其一,充分发挥市场在排污权交易中的决定性作用,把排污权有偿使用与排污权交易适当分开.其二,行政区域内交易与泛流域水质交易相结合,着重探索流域及其河口范围内开展水质交易的实现形式,提高水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其三,进一步丰富水质交易的内容和方法,探索点源与非点源水质交易办法,研究距离目标水体不同位置的交易比率;借鉴京都议定书的排放贸易(ET)机制,探究泛流域内各行政区之间的水质交易办法.
四、结语
篇10
第二条（限期治理对象）本市范围区内直排水体的企业事业单位，其污水排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责令其限期治理：
（一）位于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其排放的污染物在环保部门监督性监测中连续两次超标，或在一个管理周期内，超标频率≥30％（样本数不少于5个）的；
（二）位于前款规定区域之外的企业事业单位，其排放的污染物在环保部门监督性监测中连续三次超标，或在一个管理周期内，超标频率≥50％（样本数不少于5个）的；
（三）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事业单位。
第三条（限期治理期限）限期治理的期限应当根据被限期治理单位的工艺特点、治理工程规模等综合因素确定，一般为3至6个月，最长不超过1年。
第四条（限期治理决定书要求）限期治理决定书内容应当包括：
（一）作出限期治理机关的名称、文书种类和编号；
（二）被责令限期治理单位名称；
（三）作出限期治理的依据；
（四）限期治理要求（包括执行标准、总量控制指标及排放口整治等）；
（五）限期治理期限；
（六）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法律责任；
（七）不服从限期治理决定的救济途径。
第五条（被限期治理单位的义务）被限期治理的单位的主要义务：
（一）被限期治理的单位应当及时制定治理污染方案，报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所属的环保部门备案，并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管。
（二）被限期治理的单位必须根据其现有污染治理能力，采取限产、减产或者其他措施，使限期治理期间的污染物排放符合规定的要求。
（三）被限期治理的单位必须按期完成治理任务，确保污水稳定达标排放。
第六条（限期治理的核查）限期治理期满，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所属环保部门应及时组织核查。核查工作应当在3个月内完成；核查中发现超标排放的，视作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
第七条（排污申报变更）被限期治理的单位完成限期治理任务后30日内，按规定到环保部门办理排污申报变更登记、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变更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