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调查小结范文
时间:2024-02-29 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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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当事人陈述的界定“当事人陈述”作为一个法律名词,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作为诉讼活动的当事人陈述,一是作为诉讼证据的当事人陈述。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一)当事人陈述;……”。这里的“当事人陈述”包括原告、被告和第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诉讼主张,以及相应的事实和理由,甚至包括相应的证据列举和说明。这里的当事人陈述往往与诉状的内容一致或者基本一致。可称之为相对广义的“当事人陈述”。其实从最广义上讲,当事人陈述还应当包括当事人在开庭前、开庭中、开庭后所作的书面和口头的陈述。陈述的内容一般包括:(1)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2)关于诉讼请求的说明和案件处理意见;(3)对证据之分析及采用意见;(4)对争议事实的法律评述和适用意见。
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按照通说的观点,它是指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就他们所感知、理解和记忆的有关民事和行政案件的事实情况,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当事人陈述的内容仅涉及案件事实部分的叙述,不包括陈述中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主张,以及所依据的理由、证据等内容。
其次,陈述的主体是民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及其共同诉讼人。刑事诉讼当事人本也属于陈述案件事实的主体,但本文暂不涉猎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问题。
第三,当事人所叙述的“案件事实”,是与涉案法律关系有关的“法律事实”,即能够引起特定(实体或者诉讼程序)的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事实。
第四,陈述的方式包括当事人自我叙述,也包括对对方当事人叙述的案件事实的否认、承认或者默认。
需要说明的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作出的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但“当事人陈述”不限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作为的陈述。以下两种“当事人陈述”应该划入当事人陈述的范围:一是当事人在庭外(一般是开庭前)向有关法定机构所作的陈述。比如,案件先经行政处理,当事人在行政处理阶段向行政机关就案件事实所作的叙述并制成笔录。二是当事人在其他案件中向其他法院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正如刑事诉讼的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在侦查、检察阶段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所作的陈述一样,也属于当事人陈述(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因此,在时间上,不能要求当事人“必需在诉讼开始到当事人最后陈述程序结束这一段时间内”作出的陈述作为构成“当事人陈述”的要件。
当事人陈述与其他证据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当事人陈述是属于“人证”。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作为“人证”的当事人陈述,是主体对客观真实的主观的、能动的反映。这种反映可能是正确的、全面的;也可能是错误的、片面的,甚至是故意歪曲的反映。与物证、视听资料、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等客观证据材料相对比,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具有任意性、不确定性;相应地,当事人陈述也缺乏可信性。
2.当事人陈述与证人证言相比,因当事人本人与案件有特定的利害关系,在审查判断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时,据于对当事人趋利避害心理特性的判断,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因此,一般来讲,当事人陈述比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还低。以致人们常常忽略了当事人陈述这种证据形式。
3.当事人往往是案件事实的亲历者,当事人陈述能够比较全面、具体、深刻地反映案件事实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我国诉讼法均规定法庭调查从当事人陈述开始,正是看到当事人陈述的这一特点。在当事人陈述的基础上,法庭可以总体上把握案件的基本事实,归纳争议的焦点,为进一步展开法庭调查奠定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当事人都亲身经历案件事实。最典型的是被害人死亡后,由其继承人或者近亲属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案件。在这类案件中,真正的当事者已经死亡,出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往往不是案件的亲历者。在这种情况下,该当事人实际上缺乏叙述案件事实的基本资格(诉讼行为能力)。如果其或者答辩中所陈述的事实来源于“听说”的传来证言或者是主观推断,显然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二、对当事人陈述的举证和质证
关于举证期限问题。
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前完成举证。其中,民事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日(简易程序除外),从立案受理起计算;行政诉讼案件在证据交换前或者开庭前完成举证。当事人逾期还未举证的,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实践中,当事人开庭前举证的范围主要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书面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检查笔录等证据材料。如果有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检查人和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以下简称“专家”)出庭作证的,应提出传唤申请。
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也涉及举证期限的问题。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当事人往往认为,被告和第三人不提供或者逾期提供答辩状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据此推定:当事人陈述逾期提供或者不提供也不影响诉讼效果。其实,法律规定被告和第三人应当在法定的期限内(民事诉讼案件一般为收到书副本之日起15日内,行政诉讼案件为10日)提交答辩状,这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如果当事人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逾期提交答辩状或者直接于当庭口头答辩的,均属于逾期举证。对于逾期提供的证据,按逾期举证处理:对方当事人可以质证,也可以拒绝质证;如对方当事人拒绝质证的,该陈述不能直接予以认定。但是,不论当事人是否逾期举证,法庭都应保障当事人当庭陈述的权利;不得以当事人逾期提供或者没有提供答辩状而拒绝当事人当庭进行答辩。
关于举证的形式问题。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司法实践中,根据证据的不同类型,举证的具体方式和要求不同:1.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书面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检查笔录等,应当提供原物、原件、原始载体。不能提供原物、原件、原始载体的,应当说明理由,并提交复印件、抄录件、照片等复制品。2.有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检查人和专家出庭作证的,应提供其名单、基本情况以及说明其证明的对象,并提出传唤申请。3当事人陈述,则以诉状的方式向法庭提出或者当庭陈述。
从开庭前的举证方式可以看出,当事人陈述在举证方式上就有别于其他证据。而且,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经核后出具《证据材料清单》,经办人签名确认。但当事人提供状、答辩状等诉状材料的,人民法院作为诉讼材料(与委托证明材料、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材料一样看待)进行审核,出具《诉讼材料清单》,而不是《证据材料清单》(当然,实务上这样的操作方式也是可以修改的)。
关于当庭出示证据的问题。
当事人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举证,提供证据材料后,在庭审的法庭调查阶段还要进一步出示证据并进行说明。当庭出示证据的具体要求包括:(1)书证、物证、证人书面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检查笔录,应出示原件、原物;不能出示原件原物的,可以出示复印件、复制品、者照片或者抄录件等,并说明证据的名称、种类、来源、内容以及证明对象等。(2)视听资料,应出示原始载体并当庭播放;不能出示原始载体或者当庭播放有困难的,可以以其他方式播放或者提供抄录件等,并说明证据的名称、种类、来源、内容以及证明对象等。(3)有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检查人以及专家出庭作证的,按出庭作证的程序举证、质证。
当事人陈述也要在开庭中出示,但当事人陈述的当庭出示的方式与上述证据不同。根据诉讼法的规定,法庭调查从当事人陈述开始,审判长宣布进行法庭调查后,即宣布:“首先由当事人陈述”。当事人陈述的程序如下:
1.首先组织当事人依次陈述。审判长宣布:“请原告宣读状或者简要陈述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原告陈述完毕,审判长宣布:“请被告宣读答辩状或者简要陈述诉讼主张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被告陈述完毕,审判长宣布:“请第三人宣读答辩状(状)或者简要陈述诉讼主张(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2.法庭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认为需要可以组织当事人补充陈述。决定组织当事人补充陈述的,审判长宣布:“现在,由当事人作补充陈述”。并依次经征询原告、被告、第三人是否要求补充陈述,并指示当事人作补充陈述。
3.法庭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发问的。法庭向当事人发问的,当事人应如实进行答问陈述。同时,针对当事人的答问陈述,法庭应当征询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通过发问和答问陈述,进一步明确诉讼争议的情况,以便准确归纳争议的焦点和确定法庭调查的范围。
当事人补充陈述和法庭发问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适时进行。
关于对当事人陈述的质证。
一般证据材料的质证操作规范是:在举证当事人出示证据并作出说明后,首先,指示质证当事人作出是否认可的意思表示。质证当事人承认或者认可的,法庭即可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予以确认。其次,质证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应陈述具体的理由。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当庭质辩。质辩至少进行一个轮次。第三,质证当事人提供反证的,法庭针对该反证当庭再行组织举证、质证。
对于当事人陈述来讲,其质证的突出特点是:当事人宣读答辩状、补充陈述和答问陈述,既是举证的过程,也是质证的过程。
这一特点的具体表现为:(1)在原告陈述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被告和第三人的答辩是应该具有针对性。一是承认或者默认原告所叙述的事实;二是否认原告所叙述的事实;三是对事实进行补充修正。这实际可以认为是对原告陈述的质证。(2)各方当事人补充陈述和答问陈述也具有针对性。一是承认或者默认对方当事人所叙述的事实;二是否认对方当事人所叙述的事实;三是对事实进行补充修正。这种有针对性的相互陈述过程,实际也是对当事人陈述的质证过程。当事人陈述已经在当事人举证过程中完成了质证。经过组织当事人陈述之后,法庭可以不再组织当事人对当事人陈述进行质证。
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经当庭举证、质证后,法庭应当进行审查认证,作出认证结论。
三、对当事人陈述的认证
认证是指在当事人举证、质证的基础上,合议庭审查分析证据的关联性、客观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就证据是否有证明效力作出认定结论的诉讼活动。
关于认证的标准。
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规定,一般证据的认证的基本标准是:(1)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有效证据材料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2)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有效证据材料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3)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有效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
而当事人陈述认证的标准是:(1)各方当事人陈述一致或者均认可事实,一般无须举证(提供其他证据)和质证,法庭可以直接予以认定;(2)而只有一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法庭不能单独将该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确定当事人陈述的认证标准,一方面考虑到当事人有实体和诉讼上的处分权,其自认行为具有法律意义并产生实际的法律后果。因此,当事人陈述一致的事实一般可以作为直接认定的事实。另一方面,考虑到当事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当事人陈述相对缺乏可信性。因此,仅有一方当事人陈述案件事实属于孤证,不足予认定。
关于对当事人陈述的直接认定。
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主要包括:(1)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2)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法庭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3)当事人委托人参加诉讼的,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
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各方当事人陈述一致的事实,如果该陈述之间能够相互印证的,法庭即可直接予以认定,除以下当事人陈述外:(1)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事实,法庭认为当事人应当举证的;(2)涉及身份关系;(3)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承认的事实,但事后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的;(4)与其他证据的内容有冲突的。
关于认证的方式。
认证的形式有三种:一是当庭评议,当庭宣布认证论;二是暂时休庭评议,复庭宣布认证结论;三是休庭评议,在下次开庭或者开庭宣判时宣布认证结论(一般在裁判文书应当写明)。
实践中,在当事人陈述的基础上,合议庭当庭进行庭审归纳小结:(1)固定诉讼请求;(2)固定证据(包括当事人陈述);(3)固定诉讼争议的情况。其中,在固定诉讼争议的情况时,应该确认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和争议的焦点。庭审归纳小结实际上就是对当事人陈述的认证。
对当事人陈述认证结论有三种方式:
(1)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经法庭确认后作出认证结论:“……(有争议的事实)不予认定”。
篇2
关于释明权,在我国的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第3、8、33、35、64条对于释明权进行了零散地规定,浙江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规范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试行规定》)中也没有对其进行定义,而是对释明的时机及释明的内容进行了列举性的规定。在学界上释明权的通说定义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为救济当事人因辩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明确或者有矛盾、或者不正确、或者不充分时,法院可以依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促请当事人提出证据,澄清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权能 。但笔者认为释明权的理论基础、内容、性质及实践中的操作尚须进一步探讨。
一、释明权的基础之辨
释明权的基础决定了释明权的功能、范围及性质,对其基础的探讨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发现释明权的价值取向。
学界上主流的观点认为,释明权是以辩论主义及处分主义为基础,基于修正辩论主义的弊端而设立的 ,该种观点认为:1.在辩论主义中缺乏诉讼经验、技巧的当事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且根据“汝给事实,我给法律”原则,法院与当事人因缺乏必要的沟通,在法律适用、事实认定与证据采信上均易产生误差,进而导致当事人对判决的信任度下降。故释明权给予双方诉讼地位实质平等的机会,同时也让法官与当事人进行沟通。2.在处分主义中,当事人对于诉讼请求及诉讼的结束都有决定权,当事人会因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充分、不正确而败诉,不利于矛盾纠纷的解决,故提出法官通过释明的方式予以纠正。此处的释明权是处分主义的修补。
另一种观点是由邱联恭先生提出来的,他从防止突袭的目的观出发,认为采用辩论主义的情形下,固然应该防止发生突袭,纵然在采职权探知主义的情形,也不应造成突袭性裁判,法院应将其依职权收集的事实给当事人以辩论的机会 。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是一种狭义的释明权。在该观点中,辩论主义及处分主义限制了释明权适用的范围。在身份关系、涉及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案件中,因采用职权探知主义,部分事实并不适用辩论主义、处分主义,则释明权也就不能适用,但在实践中法官仍需要通过释明的方式与当事人进行信息的交流以查明案件事实。另外,以该观点来看,如果双方均具有诉讼经验且诉讼地位大致平等的情况下,比如双方均有人,那么法官似乎就没有必要进行释明,无法达到避免突袭性裁判、案结事了的目的。
第一种观点的释明权在一定意义上保护了诉讼弱势群体的权利行使,弥补了诉讼地位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缺点,但由于其所包含的内容过于简单,仅限于向当事人说明相关法律知识,其加强诉讼指导、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十分有限。这就像一场足球比赛,规则的说明其实并不是是最重要的,其结果公正的关键是在于裁判作出决定时需要说明理由且允许比赛双方提出质疑。故笔者觉得第二种观点更符合作为释明权的理论基础。
第二种观点的实质在于程序保障论。程序保障论,是人权保障在诉讼领域内产生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司法裁判程序的构成及运作,须以保障受裁判者之程序主体权即程序上基本人权为必要内容;不论立法者或法院均应致力于充实诸程序制度(含民、刑事及行政等诉讼制度),巩固审判程序上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之程序主体地位;在司法裁判上,其裁判所涉及之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应受尊重为程序之主体,而不应仅被当成程序之客体来处遇与支配。因此,在审理过程,应对于其程序主体赋予充分参与程序,为攻击防御、陈述意见或辩论等机会,以防止来自法院的突袭,而避免发生突袭性裁判。” 这种程序之主体所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听审请求权、公正程序请求权等程序法上基本权。听审请求权是指法院在对当事人权利、义务、责任进行判定的时候,当事人有就案件的事实、证据材料及法律问题向法院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并以此影响法院的审判程序及其结果的权利。听审请求权包括证据提出权、证明权、辩论权等权利,它的实现须由法院予以配合,需要法官通过释明的方式就案件与当事人进行信息交流,与当事人就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达成一致的认识,最终避免突袭性裁决。
二、释明权的内容之辨
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定》是首次明确提出了法官释明权。该《证据规定》中包含释明权制度的主要条款有:第3条、第33条规定的法官告知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举证时限等内容的举证指导;第8条第2款规定的针对拟制自认规则时法官须充分说明与询问;第35条第1款规定的法官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职责等;第64条规定了对于证据的心证要公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试行规定》则更进一步,将心证公开的部分内容纳入其中:第15条规定法官与当事人关于法律关系的认识不一致时的释明;第22条规定法官就证明要求与当事人的期望有差距时的释明。
就狭义的释明权而言,内容仅包括静态法律的告知,主要内容:(1)诉讼请求的释明,即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充分、不正确的,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对诉讼请求进行说明,并告知相关法律规定,以明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2)举证的释明,即当事人对于举证期限及举证责任的分配不明白或存在误解的,法官应当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其释明,并告知举证责任承担的理由及不遵从该种举证责任的法律后果;(3)判决后的释明,即法官不仅要在判决书中对事实、证据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说明理由,还须对判决书的生效、判决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救济途径一并予以释明。
广义的释明权除了包含上述狭义的释明权的内容外,笔者认为还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关于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心证。关于事实部分,法官就当事人表达不明确或自相矛盾之处,应要求当事人予以补充,或归纳总结后由当事人确认;就当事人陈述有遗漏且构成裁判基础的事项,法官应通过询问的方式要求当事人予以说明。法官依职权而查明的事实也应当予以出示,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关于证据部分,在证据交换、听取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后,法官应该公开自己对证据的评价,以作为双方进行再举证、下一轮攻击防御的起点。法官不断地通过释明,输出自己对于事实及证据的评价,引导双方围绕争议焦点以及关键证据的证明力展开攻防,提高庭审质量,降低法官心证与当事人所期望证明的对象之间的误差。
2. 法律观点的指出。有学者认为,法律观点指出义务就是指法院欲适用当事人在辩论中没有提出的法律观点作为判决的基础时,必须就此向当事人指出并给予其表明意见的机会的义务,法官履行法律观点指出义务仅包括当事人明显忽略或认为不重要的观点,或法官欲适用的不同于双方当事人已提出的法律观点这三种情形 。笔者认为,即使双方当事人已提出的法律观点,只要法官认为其无法达到当事人所预期的攻防效果,也应该予以释明,公开自己的法律观点。此处的法律观点是法官以其就事实、证据的心证为基础而形成的法律评价,应包括请求权基础的认定、双方契约内容的解释、相关法律条文的解读等方面。该项义务实质上就是法官从具体案件事实到抽象法律要件的心证过程的公开,以及就法律适用问题给予当事人充分表明自己意见,进行辩论的机会。此处释明的意义不在于判决的预告,而在于给当事人弥补攻防不足的机会,提供一个平台供当事人与法官共同探讨在个案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修正法官在法律适用方面可能存在的疏漏,协同发现“法”之所在,防止突袭裁判的发生;在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的同时,给予当事人选择程序的权利,比如当事人在了解法官的评价后,可能会选择和解来减少诉讼成本。
三、释明权的性质之辨
关于释明权的性质,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存在诸多观点:一是权利说,在德国早期,法官释明被认为是一种权利,因此出现了“释明权”术语。二是义务说,有学者认为《证据规定》对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是采用了“应当”的表述,即法官“必须”为说明、告知行为,故释明是法官的一种义务。三是权利兼义务说,该观点认为释明是法官的权利,也是法官的义务,即从法院职权的角度来看,严明是法官干预诉讼的权利,从保护当事人诉讼利益的角度来看,释明又是法官的义务。目前,第三种观点为理论界、司法实务界所广泛接受。
笔者认为释明权应该定性为法官的义务。首先,从释明权的基础来看,释明是为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攻防权利的实现以及诉讼地位的实质平等。法官的释明权是与当事人的听审请求权相对应的,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待的原则,既然法律应该赋予当事人以听审请求这一诉讼权利,那么与之相对的法官释明权就应该是一项义务,为听审请求权的实现提供条件。其次,从定性的结果来看,若释明权是一项法官的权利,可以自由裁量是否进行释明,那么法官们一方面可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的心态,主动放弃释明,无法保证释明权初衷的实现;另一方面则可能滥用释明权或针对不同当事人进行选择性释明,易让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最后,从其他国家的立法情况来看,将释明权定性为义务是一种趋势。1890年以前的德国,存在少数学说认为释明是法官的权利,但之后的学说、判例均认为其是法官的义务,或认为虽为权利,但同时也是义务。在日本,1890年的诉讼法参照德国的规定,认为是释明是一种义务,在1926年将其修改为权利,二战后,在美国法律的强烈影响下,日本诉讼制度更注重当事人主义,释明的性质渐渐地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最高裁判所明确表明,在应当进行释明的时候,法官必须适当行使释明权 。故将释明定性为法官的一种义务是现代民事诉讼法的一种趋势。
四、释明权在实践操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各个诉讼阶段的释明重点
1. 庭前阶段。该阶段的释明重点在于静态法律的告知,主要包括:(1)立案人员就当事人的适格与否、案件的管辖权及诉讼请求是否明确、正确、充分进行审查,并初步确定案由。对于不符合立案条件及材料不足的当事人,应予以释明法律的相关规定。(2)通过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当事人释明举证责任及证明责任的分配,引导当事人在举证期间内就相关事实进行举证。此阶段的释明一方面是为了诉讼的正确启动,避免当事人因不当而导致诉讼的重复运行,同时保护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即减少精力、时间等的重复投入),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引导双方就可能出现的案件焦点作好攻防准备,提前为高质量的庭审设下铺垫。
2. 庭审阶段。该阶段的释明主要体现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方面,在静态释明的同时,应将重点放在动态释明上。(1)法庭调查时,当事人的攻防重点在于证据的证明力,法官一方面需要引导当事人表述质证意见,另一方面应及时地公开对证据的证明力的评价,指挥当事人合理分配资源,就案件焦点进行充分的举证,尽量追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统一。(2)法庭辩论时,法官应通过释明提示当事人围绕本案的焦点展开攻防,同时注意输出自己对于本案的法律适用的观点,由当事人充分表达意见。该阶段法官通过释明来公开心证,提高审判工作的透明度,使“有理者赢得堂堂正正、无理者输得心服口服、旁观者听得明明白白”,同时进一步促使当事人在庭后达成调解协议。
3. 判决后阶段,有学者称之为判后答疑。为此阶段的释明应注重告知其程序上的权利,即上诉的期限及应准备的材料,而对于实体方面,则只需要解释判决书的内容即可。笔者认为判决既已成事实,过多的释明也不能改变判决的内容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而民众对裁判文书的接受、信任程度取决于审判的透明度,进而所产生的审判公正性。
(二)法官的中立如何体现
释明权在实践中,难免会对诉讼中的弱势群体有所“偏爱”,而另一方当事人的心理产生法官在帮对方的想法。如何消除当事人的这种偏见,笔者认为法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在释明时,注意时间的分配,即不能只对一方进行释明而冷落了另一方。(2)在公开关于证据及法律观点时,对于不采用的观点应予以进一步的说明、释明。(3)严禁不当释明。所谓不当释明,是指应当释明而未释明、不应当释明而释明、释明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以及释明不符合程序 。其中应当释明而未释明指法官主动放弃释明,比如判决文书以双方当事人未提及的法律观点作为主要依据;不应当释明而释明,是指该类事项不属于释明权的范围,比如在宣判前预告判决内容;释明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是指适用释明权超出了释明的内容、范围,比如法官以释明之名行辩护之实;不符合程序的释明是指释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而侵犯了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比如未按法律规定释明回避制度。
(三)不当释明的救济
在本文中的释明权是法官的一项义务,《试行规定》中的释明是一项职责,即权利义务,从职责这个性质来看,其应该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的法定义务,作为义务,则应有违反义务规定产生的责任,即当事人得以救济的途径。笔者认为通过几个设置给予当事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的救济:
1. 判决前的救济。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认为庭前、庭审阶段的释明存在不当之处的,均可书面向法官提出异议。若异议成立且不当释明属于“应当释明而未释明”或“释明不符合程序”的,则由法官在征求不利一方的意见后,予以纠正、补充释明;若异议成立且不当释明属于“不应当释明而释明”或“释明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的,则该释明所产生的事实上、程序上的不利益结果不得作为判决依据,并在判决书中予以记录、说明。
2. 判决后的救济。因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上诉实际上属于无理由上诉,故当事人亦可以此为由提起上诉。因释明是法官的行为,其不当行使应属于程序违法,故应当发回重审。另外,当事人可就不当释明行为以《民事诉讼法》第179条提起再审,但因涉及到原判决的力、司法的权威性,笔者认为再审中可作为改判的理由应作严格性规定,只限于“因释明不当而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这一理由,以鼓励当事人于判决前提出异议。
五、《试行规定》的完善建议
1. 对释明进行定义。《试行规定》多为列举性规定,固然可以增强其可操作性,但不可能穷举释明的所有情况及内容,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一般规定”这一章中加入释明的定义:释明是指为使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陈述权等权利而由法官作出的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披露关于案件事实、证据材料与法律观点的心证等行为的一项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