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司治理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公司治理 审计委员会 商品 流动性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明确地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要从思想渊源上看，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由于股份公司的财产属于外在于公司的所有者，因此“要想股份公司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这样，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

但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并没有给公司治理下一个统一而公认的概念。多数学者认为公司治理是一个与制度有关的问题，制度设计的科学，权力安排的合理就能平衡各方利益，达到公司的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否则就会出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公司治理的提出也是基于经营者控制、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信息不对称，这也引出了关于公司治理价值取向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公司治理的中心在于确保股东的利益，确保出资者可以得到其应得到的投资回报，因而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占有主导地位，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治理应考虑包括员工、供应商、政府和客户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治理研究的应是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他们关系作出规定的安排。对于这两种价值取向，笔者认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偏向第一种价值取向，而以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则应偏向第二种价值取向。这是因为在我国的股权结构很不合理，现实中中小股东总是处于劣势，一股独大现象成了公司治理的顽症。所以本文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出发，阐述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审计制度安排问题。

内部审计制度安排――审计委员会制度

193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NYSE）提出，上市公司应在董事会下设立一个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聘请外部审计师和协商审计事宜，以保证外部审计的独立性。为在委托关系中引入监督机制，审计委员会应运而生。西方国家审计委员会都是在公司内部设立的从属于董事会处理有关财务与会计监督等专门事项的职能机构。可以说，审计委员会已经成为公司内部最为重要的机构，其对保证审计的可信度、实现董事会对公司的有效控制以及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准，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审计委员会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总体来说，有着以下三种制度安排：

英美的治理模式是单层董事会制，董事会内设立执行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公共政策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来分别履行不同的职责。审计委员会是必设的专业委员会之一，而且强调独立董事在审计委员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德国采用的是双层董事会模式，由股东大会和工会选举出第一层监事会，再由监事会提名组成管理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董事会分别履行监督职能和执行职能。监事会内设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监事会完全独立于管理董事会，并且层次高于管理董事会，居于领导和监督地位。监事会里的审计委员会作为上市公司的监督机构来发挥作用。

日本的上市公司不设立审计委员会，而是设立监事会和董事会，两者具有平行的地位，都对股东大会负责，各自行使监督和经营的职能。实际运行中，日本监事会的人选常由大股东提名，因此，监事会实际上从属于董事会，监督职能弱化。

在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这实际上是采纳了日本的做法，而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1月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则要求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这实际上是采纳了英美的做法。证监会之所以要求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可能与实践中的监督弱化有关，因为日本的治理模式在其本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以致于日本企业治理结构论坛在1997年3月30日公布的中期报告《企业治理结构论的原则――关于新日本型企业治理结构的思考》中，计划5年内启用外部监事制度，最后逐渐由外部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来替代监事会制度。

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规定的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我们可以断定，设置审计委员会的目的就是用来监督管理层的行为，最终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但审计委员会仿照英美的做法设在董事会下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其原因是：

中国目前公司的经理层与董事会同属于管理层，他们有着一致的目标函数。沪交所与深交所的上市公司可以划为这么几类：国有独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制上市公司。在前两类上市公司中，董事会成员都是由国资主管部门委派，经理人员也是政府行政任命，董事会对经理层没有监督的动机。企业业绩是他们目标函数共同的自变量，所以，为了个人薪酬与晋升的利益而产生合谋。后一类上市公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摆脱“老板＋经理人”及家族经营的模式。职业经理人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下面是在沪交所随机抽取的10个样本中其高管人员的分布状况（见上表）：

以上的抽样结果支持了上面的分析，在这样的状况下，公司董事会成员没有足够的能力与独立性来阻止机会主义管理行为，设在董事会下的审计委员会也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而成为高管人员的“服务机构”，当审计人员或审计委员会变得无效时，投资者和债权人经常会滞后观察到问题，比如由于公司实质性的错误或欺骗性陈述、实质性的遗漏而导致的许多欺骗性案例。

流通股所占比例太小，流通股股东不能左右公司的决策，非流通股大股东撑控着董事会与经理层。

以上分析说明了在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我们应借鉴德国的做法，在董事会与监事会平行的前提下，在监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强调监事会的独立性。这样就会减少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合谋，保护投资者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外部审计制度安排――CPA事务所审计

完整的公司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任何公司的治理都是这两种治理的统一。表现在审计制度上，内部治理就是前文所述的审计委员会，外部治理则是独立审计。

审计已成为“商品”

当CPA事务所实力增强了，许多小事务所通过合并组成大事务所以战略性的、低成本的获得新的客户。对审计客户的竞争就变成了会计职业的一个新特征。象许多竞争性行业一样，成本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所以许多事务所一方面竞相降低成本提供审计服务，另一方面则争相进入有利可图的咨询业务。

上市公司与事务所进行合谋也加速了审计的商品化。事务所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去提供审计意见，把监管部门赋予事务所提供审计意见的权利作为一项“商品”出售给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购回这项“商品”就可以满足管理者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

从成本效益原则看，目前国内事务所的制度安排也促使了审计的商品化。不管事务所具体采取何种组织结构，但基本上是有限责任制，在法律上这种制度无法对投资回报进行追索。在有限的注册资本与巨大的合谋利益相比之下，公允的天平就会倾斜。

审计环境降低了审计质量

审计聘任制度的表面上独立审计机构是由股东大会聘请的，但实际上是由上市公司的人聘用的，所以CPA不得不向上市公司的人“寻租”与“合谋”，在有限责任制下，取得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前文已述，中国公司的董事会与管理层有着复杂的关系，本应由审计委员会来聘请审计机构，实际上是由管理层来操作。管理层聘请审计机构来审计管理层的业绩，主动权便掌握在管理层手上。使得审计丧失了其应有的独立性，从而降低了审计质量。

当委托公司的经理或董事会成员与注册会计师有着复杂的联系时，注册会计师就会发现他们的工作与公司的经理们是利益相关的，他们必定要考虑到如果没有审计服务管理当局要为此支付多少，而在同时，他们又要调查“焦点”，为他们进行独立审计的遗漏负责。对此，审计人员就不能坚持独立性。

CAP事务所的双重角色

CPA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扮演的是独立审计师，另一方面扮演的是委托公司的管理咨询。当事务所一方面要对委托公司进行独立审计，另一方面又要对委托公司进行管理咨询与税务等非审计服务时，委托人的损失使得审计人员不能很好地进行职业判断，必然会有失公允。在国内对于事务所是否应该进行非审计服务，在理论界存在着争论，如吕国祥、汪宁等认为管理咨询有利于事务所获取规模经济，分散风险，并最终获得范围经济等好处。但笔者认为事务所发展管理咨询、税务等非审计服务时至少应回避“同一主体原则”，即管理咨询和税务等服务应交给那些没有审计人员参与委托公司目前审计的事务所。

CPA事务所当然不仅仅只存在上面分析的问题，笔者只是从以往学者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思考。要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也提出两点新的建议与思考。

对事务所的聘任应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这样使得委托人选择事务所的“自由”受到限制，也促进了事务所之间的良性竞争，最合理地配置了双方的有限资源。通过公开招标，增加社会的监督，使委托人与事务所之间的博弈地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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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独立董事；股权结构；股东权利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126-01

一、独立董事的概念

独立董事英文翻译为“independent director”，顾名思义意为独立的董事，从字面含义可以看出独立董事有两个特征：首先是董事，其次是独立。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独立董事作了相关规定，我国也不例外。

二、独立董事制度的意义和作用

独立董事最突出的作用在于可以对公司日常运作尤其是对公司管理层日常工作进行监督和制约。具体来说独立董事的意义和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立董事制度有利于增强董事会的作用

董事会作为公司常设的最高决策机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独立董事加入董事会可以优化董事会的人员结构，提高董事会的成员素质。

（二）独立董事可以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

这是独立董事制度最直接的作用。独立董事可以对董事会及其成员，经营管理层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上述人员或经营不善损害公司利益。

（三）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这是独立董事制度设立的初衷，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和终极目标。在众多的股东权利中，最核心的权利是表决权，股东利益的最终体现在董事对公司经营决策权和监督权上，独立董事制度可以有效防止出现“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的局面。

三、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的实践

独立董事制度引入我国的时间不长，该制度的引进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尝试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但同时也应看到该制度在我国的实施还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我国实施独立董事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1 独立董事制度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撑

虽然《公司法》规定了独立董事制度，但规定的比较宽泛，在制度细化上还有一定的缺陷。

2 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限制了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

我国不少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较为突出，由于股权结构过于集中，董事会更多地体现着大股东的意志。这就削弱了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进行监督制约的作用。

3 法人治理结构与独立董事制度不协调

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接近于大陆法系，既设监事会又设董事会，而独立董事制度一元制的英美法系公司治理结构紧密相关。这就使得监事会职能与独立董事只能不可避免的产生交叉和重叠。

4 独立董事功能定位不准

在许多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角色常被视为顾问。

（二）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构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建立健全有关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法规体系

现行《公司法》对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实践中操作性不强，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完善。

首先，应尽快出台与《公司法》相配套的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尤其是规定独立董事的权利义务、职责等的法律，这些法律是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基础；

其次，在独立董事自律性层面上，证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应制定有关规章，对独立董事任职条件、产生程序、责任追究等作出规定；

最后，在公司层面上，公司应在法律法规框架内结合自身实际，在公司章程中载明独立董事制度的运作规范。

2 优化股权结构，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

实践中大量存在着一股独大造成“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此种现象使得独立董事制度不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因此应当优化股权结构，努力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这样才能使独立董事对大股东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

3 完善独立董事职能

独立董事的主要职能在于对公司决策层进行监督，事实上独立董事的职能不应仅仅局限于监督职能，而应赋予独立董事一定的决策职能。只有赋予独立董事一定的决策权，才能使其监督职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4 建立和完善董事独立性的保障机制

独立性是独立董事制度的核心特征，也是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的基础，因此保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十分重要。保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应对独立董事的产生、任期、报酬、责任等方面作出严格的规定。

5 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责任承担与责任补偿制度

独立董事行使职权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不得损害公司利益，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了降低独立董事行使职权可能带来的风险，上市公司应当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补偿制度。例如，为独立董事进行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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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治理；决策能力；可持续发展

一、国企高管激励约束机制是公司治理的关键

激励与约束是企业所有者为取得收益最大化将企业委托给经营管理者后,为使经营者趋向符合所有者目标而采取的两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措施。对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就是激励约束主体根据国有企业的目标、国企高管需要及其变化趋势,采取措施,满足其合理合法的需要,并予以强化,限制其非正当性需要,以引导国有企业高管朝着所有者期望的目标努力。在实际工作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激励或约束之间做好平衡。只有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调动国企高管的积极性,并与所有者利益一致,实现企业有效经营和监管。

二、我国国企高管激励与约束机制存在的缺陷

第一,国企高管由政府选拔和组织任命的弊端。国企经营者由政府官员选择和组织任命,决定了经营者的选择可能是无效或者低效的,政府官员有选择经营者的控制权,但没有相应的收益权,有权选择高管人员却不需为此承担风险和责任,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能力的人当国企高管。同时,依据个人偏好和个人关系选拔经营者,导致一大批具有领导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的潜在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

第二,在职消费不规范,隐性收入不明确。国有企业改制后,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股东大会、监事会对董事长、总经理制衡机制不健全。而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企业激励机制不够,约束机制更差。职务消费与自我消费界限不明,而隐性收入也因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大量存在,如自利交易、提拔职员所得好处等。由于经济收入属于个人隐私,监督亦有困难,有时很难确定国企高管们到底拿了多少酬薪。

第三,国企高管薪酬的制定存在弊端。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绝大多数是由企业自己制定,主管机构审批,其中的决定性意见出自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现在,一般国企经营者薪酬制度的设定和执行往往是在国企高管的参与下进行的,缺乏制度的客观性与公正性。而且由于企业制度的不完善,一些参与决策的其他人员,也都不是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在参与制定薪酬制度的过程中,缺乏科学性。

第四,国企高管薪酬考核绩效体系不健全,约束不力。我国国有企业实施绩效考核制度已经多年,真正通过绩效考核达到预期目的的企业较少。绩效管理重要目标在于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然而很多国企在这方面的工作开展较为薄弱,往往将考核置于表层,没有将考核结果与被考核人员的职位变动紧密结合,而且与薪酬升降的关联度较小。考核工作流于形式,考核价值也被贬低,薪酬激励效果无法实现。

三、完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思考

第一,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董事会功能,落实监事会职能。国企高管薪酬畸高,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有关。因此,国企法人治理结构需要进一步完善。按照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应当在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对薪酬制度设计与考核负责。对国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人员结构界定,可以包括企业有关部门的专业人员、企业的员工代表、独立董事、外部咨询顾问等,但是不应包括管理层人员,独立董事必须保持较大的比例。

第二,深化国企改革,发挥竞争机制在国企高管选聘中的作用,实现市场化的薪酬管理制度。国企高管市场化的薪酬要与市场化的经营者选拔任用机制相配套,市场竞争的历练是优秀经营者产生和成长必不可少的途径,采取竞争上岗的方式,在国有经济系统中发现和选拔合格经营者,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选聘原则,通过职工民主选举和国资委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充分挖掘利用国有人才资源。推行社会招聘的选任方式,实现经营者的市场化自由流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适合于企业家成长、发展的环境。

第三,建立多元化薪酬制度设计和完善的业绩考核体系。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运用基本工资、年度奖金、持有股权和股票期权等多种薪酬方式,有步骤地推进薪酬制度的完善。建立健全科学业绩考核体系,要明确界定高管经营业绩考核内容,确定科学的评价指标及其体系,增加对国企高管工作业绩方面的评价力度,将考核结果与薪酬紧密挂钩,提高可信度,加强对国企高管的经常性考核监督,把政府监督考核与企业内部业绩考核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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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制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5-0056-04

一、前言

(一)研究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背景与意义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manee)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此相关的很多研究早已存在，但对于这一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1984年，英国经济学家Bob Tricker在《公司治理》中首先论述了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并首先提了公司治理这个概念。在我国，公司治理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和公司制企业的迅猛发展，公司治理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我国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公共企业是指持续存在的、以为社会提供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经营活动的、且具有一定盈利目标、受到政府特殊管制措施制约的组织化经济实体。对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来自于对公司治理的演绎。而我国公共企业治理结构产生的独特的背景，决定了其采取的治理机制重点与西方国家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产生公司治理问题的背景是上市公司股权大规模分散的条件下，产生了两权分离的要求。并在实施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广大中小股东与大股东需要解决如何监督和奖励管理人员为股东的最大利益服务问题。而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绝大多数公共企业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仍然存在一股独大的事实，即国有股作为具有绝对控制权的股东，仍在操纵上市公司。我国公司治理面临的任务首先要解决通过金融市场向社会圈钱的问题，解决如何能使上市公司在市场上真正独立，管理人员能独立于大股东而为广大的中小股东利益服务。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业的设立，是由于需要政府提供市场本身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使用上“非排他性”的和利益上“非占有性”的公共产品，对市场供给不足或供给不够有效的产品予以补充。由政府控制战略性资源和为公众提供服务。为了尽量减少公共财政资源浪费。就需要制定公共领域的具体法律来规范各种公共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并通过公共政策针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某些保护性和限制性的经济规制，以保证社会目标的实现和保障公众得到良好的服务并支付合理的价格；又要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不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

(二)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逻辑框架

就我国公共企业的法律调整现状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没有进行公司制改造的或不是按公司制度设立的企业，主要由《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调整，本文论述的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暂不涉及此类企业。第二类是已进行了公司制改造的或按照公司制度设立的企业，这一类企业由《公司法》调整。第三类是已进行公司制改造或按照公司制度设立并以上市的企业，这一类企业由《公司法》和《证券法》共同调整。因而，我国的公共企业目前呈现出由现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和《证券法》共同调整的状况。然而这两部企业法律都已不能适应我国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的现状。满足我国公共企业企业公司治理发展的需求。

(三)本文的结构

“公司治理”一个内外相互弥补的系统工程，是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有机统一。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基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形成的公司所有者、董事会和经理人员及公司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一种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制衡关系。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决策机制。公司治理过程按照公司治理权力是否来自公司出资者所有权与《公司法》直接赋予，可分为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治理。本文将简单介绍目前关于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主要理论并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方面来具体论述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

二、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理论

(一)政府有限理论

有限政府是指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都受到法律明确规定和社会有效制约的政府。关于有限政府的理论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荷兰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自然法。并受自然法制约。这是权力应该受到束缚的较早阐述。洛克在《政府论》将有限政府的核心要素第一次提炼为一套知识传统，认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并希望通过分权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有限政府论的经济学渊源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富有效率的，并且具有自我调剂的功能，政府不应当以自己的干涉行动来破坏自由市场机制的运行。这一思想逐渐从经济领域被推广到其他领域，由经济理论变成了西方公家公共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

国内学者对有限政府的冷静的学理分析，主要的就包含在对自由主义的客观分析中。李强的《自由主义》一书以专章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有限政府是自由主义理想的国家组织原则。台湾学者张明贵的《自由论一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把有限政府视为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施雪华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发表的《政府权能理论》，主张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定在某个界限内，不损害个人与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张贤明的博士论文《论政治责任一民主理论的一个视角》在论述政治责任的有限性时，也讨论了政府权力的有限性问题。这些论述在公共企业公司治理领域依然值得借鉴。公共企业公司治理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监督，但这种干预和监督不能是无限制的，而是合理的、有限度的。

(二)公共企业利润合理化理论

从行为目的或动机来看，公司就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必然地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般微观经济学将公司看作是等价于“理性人”的组织。从“理性人”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就必然决定了公司的存在和所谓的“社会责任”相背离。公共企业是具有公共性的经济实体，具有公共性与盈利性双重特点，既不同于政府这样公共组织，又不同于所谓的非营利组织，更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文章设想。在政府的法律规制和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的双重作用下，公共企业是否可以用一个全新的“利润合理化”理论来取代传统的追求“利润最大化”原则。实现利润合理化，首先要肯定公共企业是追求利润的。如果不以盘利为目的，必然导致了公共产品经营的效率低，供应数量少、服务质量差、资源浪费大、严重等许多弊端_。其次要强调公共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共企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占据了社会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的优势。本来就应当承担起比一般企业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强调公共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是否认企业的盈利性，而是企业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基本平衡。这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吨。第三，要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一般来说，商品的价格必须以社会的合理成本为最低经济界限；上限是商品的价格不能高到消费者或使用单位不愿购买的水平。在我国，公共企业大多从事在国内或一定地域内具有垄断性的行业，为防止公共企业利用其特

殊身份和垄断地位任意提价损害公众的利益，政府保留定价权调价权是必要的。对公共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能定得太高，而应该使一般消费者都具有支付能力。当然，也不可过低，以免造成企业负债经营、资源浪费或其他社会问题。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据考证，公司应当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观念最早出现于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由当时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欧文，D.扬(OwenD Young)经理在一份演说中反映出来。他认为，不仅股东，而且雇员、顾客和广大公众都和公司存在利益联系。公司经理层有义务保护这种利益。而有关利益相关者概念的经典著作是3年之后由伯利和米恩斯共同出版的《现代企业与私人财产》一书。战略竞争之父迈克尔-波特也提出了应该给予主要顾客、供货商、职工代表在董事会发言权的主张。

对于公共企业来说，由于其提供的产品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与千家万户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因此公共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职工、债权人和供货商、具有垄断性的公共产品的用户、广大纳税人等基于个体的利益要求，会更关心公共企业的经营状况，所以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的应然选择。

三、公共企业公司治理内部法律制度

公司的内部治理主要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机制两部分，分别构成了内部治理的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本文关于公共企业公司治理内部法律制度也是从这两方面来论述的。

(一)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公司治理结构，公共企业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延伸，当然也不例外。公共企业的治理结构狭义上是指，在公共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条件下，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控制关系；广义上是指，关于公共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文化和制度安排。我国政府2003年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其改革取向就是谋求解决我国公共企业的治理问题。其中，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指通过一种制度安排，合理地配置公共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包含两层制衡关系：一是企业内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个主体的分权结构和内部制衡关系；二是董事会与总经理的经营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权结构和内部制衡关系。这两层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受托经营关系；第二个是所有者和监事会的委托受托审计责任关系。第三个是监事会与经营者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第四个是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经营决策与执行关系。

(二)公共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通说认为。公司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决策机制，但鉴于我国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的特殊背景，其内部治理机制主要是指来自公司内部的监督，其大致可以通过以下两大手段予以实现：(1)通过重构公司内部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要求企业管理者在享受决策权的同时，亦肩负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并在违反时承担相对应的责任；(2)通过把独立于企业管理者的主体，加入到公司管理层架构中，参与民主管理、决策和监督。例如：让职工有更多的机会参加董事会和监事会，使董事会的决策在体现股东利益的同时，亦能兼顾职工的利益。

建立监督机制不仅是解决委托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有效的监督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有利于“内部人控制”问题的解决。监督机制有内部监督机制与外监督机制之分。其中内部监督机制主要应包括

(1)组织监督。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建立现代公司制，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构成权力相互分离制衡的法人治理机构，从而建立起对人行为进行监督、考察的组织体制。

(2)人自我监督。通过人个人持股，设立资产增值奖和人风险抵押金等措施使人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起来，促使人加强自我监督。

(3)高级管理人员监督。通过高级管理人员持股，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对人进行监督和相互监督。

(4)企业职工监督。通过职工个人持股，促使全体职工与企业同生死、共命运。同时。为保护其自身利益，他们会积极地监督人和高层管理人员。

(三)内部治理结构与内部机制的互动

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是通过公司内部结构发生作用的。完善的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有利于发挥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提高公共企业的绩效，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从而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委托冲突问题的存在。公共企业同样存在企业管理者的目标往往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相背离。是否能真正保护股东利益已成为衡量管理层业绩的基准。也成为反映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㈣。但是在我国，公共企业内部监督与控制机制不完善。从我国公共企业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董事会和监视会均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第一，董事会独立性不强。从形式上看，公共企业上市公司已经形成了“三会四权”的制衡机制，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分别行使最终控制权、经营权、监督权和经营指挥权。但实际上，由于股权的高度集中，公众股东的分散，董事会由大股东操纵或由“内部人”控制，比较难以形成独立的董事会来保证健全的经营与决策机制，第二，监事会的作用有限。监事会作为公司治理中的内部监督力量，在规范董事、经理行为，维护股东利益方面应具有特殊作用。相比之下，我国公共企业比较重视董事会的作用，而相对忽视了监事会的地位。在我国，与董事会平行的公司监事会仅有部分监督权，而无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无权任免董事会或经理层的成员，无权参与和否定董事会与经理班子的决策。第三，股东大会尚不足以成为股东行使权力、参与公司治理的场所。在股权结构不合理和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我国公共企业的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很难得到足够的保障。

四、公共企业公司治理外部法律制度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由“股东至上”向“共同治理”转变。“共同治理”不仅要求企业有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更重要的是突出了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公共企业外部治理结构

上文已经谈到，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指通过一种制度安排，合理地配置公共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杀。相应地，公共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是指通过一种制度安排。实现企业职工、债权人和供货商、具有垄断性的公共产品的用户、广大纳税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对公共企业的治理。以公共企业上市公司为例，我国公共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国有股一股独大。流通股比例偏低。在我国，大多数公共企业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家处于绝对或相对的控股地位。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使得公共企业公司治理很容易出现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公司治理上形不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其次，公

共企业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操纵财务数据。第三，公共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不是以全体股东的利益为准，而是以本行业本企业的意志为准，严重损害了广大中小股东和其他利害关系者的利益。在公司治理上体现不出权力制衡，更谈不利公司决策的科学化。第四。公众股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没有其代表者。来自出资者的约束严重弱化，许多上市公司在公司决策、信息披露等重大公司治理问题上经常出现不正常行为ll司。

第二，缺乏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公共企业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从需求层次和受托责任上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营者向董事会进行信息披露：二是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进行信息披露或说明责任；三是公共企业向企业职工、债权人和供货商、具有垄断性的公共产品的用户、广大纳税人等利益相关者进行信息披露。

(二)公共企业外部治理机制

尽管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在监督管理者方面已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这种机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多半是流于形式而已，独立董事无论在时间上或在薪水来源上都很困难认真地履行其保护小股东的职责。鉴于此，发展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将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内部机制的不足。

与前文相对应，公共企业外部治理机制在这里主要论述来自公共企业外部的监督，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企业管理者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滥用其权利。长久以来，公司外部监督一直有许多渠道。有些公司的外部监督。较着重于公权力的行政监督，有些则比较强调市场监督，包括资本市场、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例如经理人市场、劳动力市场)等。

有效的资本市场可以对管理阶层施加压力，以保证公共企业的决策过程有利于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经营不利时可以采取“用脚投票”的办法对公司管理实施制衡。

发达的经理人市场可以甄别有能力和尽职的经理与没有能力和不尽职的经理。经理人之间的竞争能够约束在职经理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激励他们为股东的利益服务。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可以激励经营者改善管理，提高公共企业的经营业绩，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予劳动者全面发展和潜能发挥的空间，留住人才。

由于公共企业大都是垄断企业。产品市场通过替代产品供应商对企业施加压力来实现的。

控制权市场主要是指通过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方式获取公司控制权从而实施对公司的资产重组或董事会、经理层的改组变换，它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激励和约束因素。

(三)外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机制的互动

与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相对应，公共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也是通过其外部治理结构发生作用的。但是由于我国公共企业外部治理结构的种种缺陷。导致了其外部治理机制很难发挥作用。第一，流通股在公共企业上市公司总股本中所占比例有限，不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又高度集中，因此很难通过在二级市场购买流通股获得公司的控制权，收购和权争夺没有真正约束经理层。所以公共企业的控制权市场也难以形成。第二，我国目前的经理市场还十分落后，没有有效地聘选机制，甚至没有形成严格富有进取心、具备高素质的经理阶层。这就导致了缺乏有效的经理人才市场。第三，作为大债权人的银行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对公共企业实施的外部监控作用较小。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以散户为主，新兴市场不规范，机构投资者作用很有限。债权人对公司实施的监控作用小，机构投资者缺乏。这些就使通过资本市场对公共企业实行外部监督变得很难实现。最后。由于目前我国公共企业上市公司大股东、管理人员和董事的法律责任机制十分不健全。违规的私人成本很低。一旦出现大股东、管理人员和董事违规和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有关法律和法规的处罚不足以起到警戒作用，特别是对股东的民事赔偿力度还远远不够。而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在监督过程中常常处于被抑制状态，这种情况无疑不利于公司外部监督机制发挥作用。这样就出现了缺乏良好的法律责任机制，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力量不足的困境。

五、我国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的法治构架

(一)立法例、原则与路径

1.立法例

对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立法，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有三种做法。第一种是制订统一的专门法律。如澳大利亚1994年颁布的《联邦公营企业法》，该法将这类企业定义为政府拥有资本金、为了公众的利益依据政府法令或有关条令设立的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并通过严密的报告制度、审批公营企业发展计划、委派公营企业管理人员并规范其行为、严格的财务管理和审计制度等对这类企业实行有别于其他企业的特别规范。第二种是“一对一”的立法。如日本对103个国有企业特殊法人分别制订103个特殊法进行个别规范。第三种是特殊行业立法。这种做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比较普遍。如美国在1976年至1982年先后颁布了《铁路复兴与铁路管制改革法》、《航空货运放松管制法》、《航空客运放松管制法》、《汽车运输法》、《铁路法》和《公共汽车管理改革法》等一系列法案。对美国的交通运输产业的政府管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1989年，英国在自来水产业制定《自来水法》，该法不仅规定了建立“自来水服务管制办公室”，还建立了“国家江河管理局”，各自从不同方面对自来水产业实施管制。

2.立法原则

由于公共企业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即公共性和企业性，在立法中应坚持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利益相关者治理企业原则：公共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如职工、债权人、具有垄断性的公共产品的用户、广大纳税人等基于个体的利益要求。会更关心公共企业的经营状况，他们比股东更真切的希望企业能维持正常的良好的经营。如果能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将更有利干预和监督经营者，防止权力滥用并失去监督，实现公共企业的良性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益相关者治理企业原则是公共企业治理的应然选择。

第二。监督原则：公共企业承担着众多的社会公益功能，必须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公共企业的各利益相关人共同参与，可建立起统一高效的监管体系。具体途径包括政府的监督，监事会的监督和社会的监督等。

第三，司法保护原则：众多利益相关者作用的发挥很多时候受制于政府。所以要更好地规制公共企业，除了贯彻利益相关者治理企业原则和监督原则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司法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来实现对公共企业治理的监督。

第四，规制程序的透明和公开原则：“法律的含义是解决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因而反映在立法程序上应是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在很多国家，法律由最高立法机构制定，法规及法规以下的行政规章虽然由行政机关制定，但制定的过程都采用公开的听证程序，给管制相关人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以尽量避免管制政策的不公正。因此，在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保证广泛的公众参与，能够使各方面利益在立法中得以充分体现。特别是由于涉及广泛的公共利益，公共企业的有关立法的制定过程更需要充分的公众参与。在规则的实施过程中。完善的公众参与能够使各有关当事方在信息交流

的过程中充分表明自己利益需求。同时理解其他各方的各种困难和理由。这样能减少规制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利益摩擦，确保规制政策的顺利实施和公共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仰赖于一个透明和公开的规制程序的建立，而这种程序必须要由明确和稳定的立法来确定。这是法律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有效控制的重要方式。

3.路径

建立和完善公共企业立法体系具体包括一下三点：

第一，制定统一的《公共企业法》我国目前对于公共企业并无一部专门法律进行规制，对公共企业的治理大部分沿用《公司法》。然而，由于公共企业投资主体、经营行业以及社会责任的特殊性，注定了它有别于一般商事公司，因此不应将其与一般商事公司放在同一部私法性质的《公司法》中来规范，而应当对其另行立法。从我国现状来看，公共企业数目较多，对其分别立法成本过高，因此，规制公共企业可以考虑制定统一的《公共企业法》。

第二，完善竞争法。突出竞争法的重要地位，确保公共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可普遍获得性和其他市场主体之公平利用。在这一点上，国外立法已有较为完善的规制，其核心思想便是：抑制强者，容忍和保护弱者，给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强加特殊的义务，以保护有效竞争和公共利益。因此，竞争法在公共企业的规制中需将这些歧视性的和强迫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确认为非法，既授以消费者以私法救济的权利，同时应设立相应的竞争法的实施机构予以公法上的救济阎。

第三，完善特殊行业立法，确定政府作为公共企业的规制主体的法律地位，明确其规制目标和规制方式。大量特殊行业立法是我国现行公共企业立法的主要形式。虽然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在立法的层次参差不齐，行政法规多于基本法律，同时在具体的立法内容安排方面也存在欠缺。但是，特殊行业立法在公共企业规制的立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仍不容忽视。

(二)监管与执法

OECD的经验证明，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共企业有效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对公共企业的监管与执法问题上。国外的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法国，国家对公共企业的监督是全方位的，包括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议会监督等多种方式及类型。其中的行政监督是由政府实施的监督，包括财政监督、技术监督和专门目标监督等具体形式。主要通过经济和财政部、技术主管部门和各种专门委员会实施，以事前监督为主。司法监督即审计监督，由审计院负责。是对公共企业经营结果的稽核、检查和评估，故在法国又称之为事后监督。议会监督是由议会对公共企业所实施的一种监督，其监督的内容与途径包括审核和表决企业财务预算任命报告员。负责关注和评价公共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成立调查或监督委员会，负责收集或检查公共企业某个方面的情况事实听取有关部门对公共企业经营活动所作出的说明或汇报。等等。

在新加坡，政府对公共企业的监控主要是通过对董事会及主要经理人员的任命来实施。董事会的职责是制定大的长期战略方针，挑选管理人员，对下属子公司的经营活动负有监督管理以保证资产增值的责任，若其职责不能有效履行，则会被政府罢免。公共企业还要定期向财政部报送财务报表，使财政部随时了解公共企业的经营状况。政府作为所有者或控股者，也可以随时对公共企业进行检查。

依法治理公共企业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从我国公共企业治理现状来看，强化法制是当务之急。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既制定对治理结构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又制定与市场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非约束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

(三)利益救济机制

传统的民法理论将的民事权利救济方式分为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两种。在现代文明社会，诉讼制度是公力救济的最有效手段已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在公共企业治理中。对各种利益的救济主要也是通过诉讼实现的。

公共企业出现任何状况，都会对利益相关者造成最直接的影响。文章认为，应建立以利益相关者诉讼制度为核心的利益救济机制，最大限度地扩大诉讼主体范围。按照各诉讼主体与企业利益的相关度不同建立起相应的诉讼制度。包括：股东诉讼制度；职工、债权人、垄断企业用户等为主体的第三方诉讼制度；纳税人诉讼制度。

1.建立股东诉讼制度。公共企业由中央和(或)地方各级行政性国家投资机构投资，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明确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出资人身份对公共企业进行监督管理，故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充当股东提起股东派生诉讼是当然选择。

篇5

我国创业板在证监会、深交所等多方共同努力下,已正式开始发挥其为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高效率的资金支持等融资服务功能。然而,创业板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该板块上市公司能始终体现出高成长性特征。要确保上市公司的高成长性,从公司发展的直接动力角度看,可依靠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来实现,但若想取得持续性成功,还需要有相应的“软件”来支撑―即科学、完备、高效的公司治理制度。

我国创业板公司治理特点及特殊需求

第一,“家族色彩”浓厚,决策效率较低。首批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实际由家族或类似家族组团控股并负责运营的公司有20家,占比高达71.43%。董事会与实际控制人合二为一的“家族色彩”异常浓厚,因而在董事会决策过程中容易出现“一言堂”。同时,董事会还可能因其与实际控制人的合二为一而对决策执行过程中的负反馈产生心理排斥,从而决策上更容易产生显著的路径依赖。即使部分经理人为控股家族的外部人,这些外部人在决策执行过程中也会出于家族压力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而倾向于回避高风险的创新型经营活动。

第二,监督与制衡机制缺失较为严重。虽然通过上市,在保荐(代表)人协助下,创业板公司的内控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市场力量的监督。但由于我国独立董事和监事等的待遇状况直接受制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控股股东同时又是管理层的情况下,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作用难以发挥。同时,由于创业板上市公司主要是技术或商业模式创新型公司,在独立董事和监事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及外部专业咨询机构缺位情况下,对这些公司进行有效监督的难度必然较大。

第三,主业单一且依赖个人的“轻资产”特征显著。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指引等对申请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规定为应当是主要经营一种业务,因而直接造成了成功登陆创业板的上市公司主业普遍单一。而且相当部分的创业板公司主要依托主要控股股东所拥有的某一类技术或创造的商业模式或品牌发展起来,因而对个人的依赖程度特别高,不利于公司对内部突发事件或外部冲击的抵御。而在“家族色彩”显著和监督、制衡机制缺失的情况下,这些被严重依赖的个人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考虑将更倾向于采取极端激进或保守的行为,从而公司治理效果必大打折扣,并最终不利于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突破、创新。

第四,外部治理作用较小。目前创业板公司外部治理主要通过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机构的监督来实现,由于市场运行时间尚短,相关规则、指引与监管实践可能还难以实现无缝对接。因此,依托上述机构所进行的外部治理效果也就相对不是特别理想。

针对我国创业板公司治理的主要特点,在公司治理制度建设过程中必然要求对以下问题给予特别重视:1.如何强化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的约束。2.如何完善以募集资金使用监控为核心的内控制度建设。这不仅是由于募集资金使用是公司运营的重要内容决定的,还因为对财务活动进行内控监督相对其他内控活动更为有效。3.如何促使管理层股权激励及减持制度更加灵活、有效地运作。4.如何进一步强化外部治理制度建设。

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可以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角度探讨完善我国创业板公司治理制度的对策。

内部治理角度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是借鉴美国模式构建起来的,决策与决策执行分别独立地由董事会和管理层担当。但由于我国创业板公司呈现出显著的“家族色彩”,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优势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因而公司治理效率较低。然而,这种“家族色彩”却与日本等以家族为核心的财团经营体制相近,因此这里主要以深交所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行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所确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为基础,充分借鉴境外创业板尤其是日本公司治理“一元制”模式下的决策与监督机制的优点,对如何进一步完善以决策与监督机制、制衡与激励约束机制、内控机制为核心内容的创业板公司内部治理制度建设提出具体建议。

第一,决策与监督机制建设对策。为有效避免因“家族色彩”而引发的决策效率低、决策监督缺位等不利情形,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改善:

首先,切实提高董事会、监事会尤其是独立董事、监事的决策和决策监督权力。由于我国采用的是“二元制”决策和监督体系,股东大会虽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理论上可对董事会决策和管理层经营状况进行监督,但因股东大会召开频次问题使得董事会在作为实际决策机构时与实际控制人易“二合一”,因而事实上缺乏有效监督。对此,可采取的策略包括:

1.提升非管理层人员担任董事的比例,尽量避免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担当,以提升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2.提高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比例,尤其应吸收相关技术型、管理型专业人才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以提高决策和监督水平;3.改变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待遇受制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局面,增强其独立决策和监督决策及决策执行过程的权力等。

其次,提高公司重大经营战略调整时中小股东的投票权,从而更有效地发挥中小股东的决策和监督作用。建议采用修正的累积投票制来具体实现。即拟进行重大战略调整时,赋予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较大权重且可累积计算,而对于控股股东或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股东(如5%及以上)则不适用,而依然采用直线投票制。如此,创业板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势必将因有诸多中小投资者的有效参与而得以提升。

最后,强化原股东及战略投资者行为公告制度。我国创业板公司的原始股东大多就是实际控制人,为维持公司决策的稳定性并遏制原股东短期套利行为,宜在实行一定期限的禁止流通制度基础上,推行原股东及战略投资者或大股东(如持股比例5%及以上的股东)持股预公告制度(区间买卖),以避免严重依赖个人的“轻资产”运营模式遭受冲击。此外,为约束原股东决策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还可引入控股股东赔偿机制等。

第二,制衡与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对策。完备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还需要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之间构建适当的制衡机制,并对实际控制人行为构建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然而,我国创业板公司家族控制模式下特有的“双重三层”问题,更进一步增加了有效制衡和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应有功效的困难,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

1.在董事/监事长、独立董事/监事及核心管理人员任免上引入修正的累积投票制,以进一步提高中小投资者的话语权,降低第二重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2.实施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由于激励过度(或不足)及固定期限的激励制度安排等都将不能达成预期的激励约束目标,因此需要充分考虑激励的度和期限问题;3.针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合二为一状况,在引入控股股东赔偿机制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行强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股份回购制度,加强上市公司市值管理。

第三,内控机制建设对策。除了一般公司常有的针对财务体系、业务操作流程等所构建的内控机制外,鉴于我国创业板公司在日常运营监督方面的低效甚至缺失,而通过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是控股家族或实际控制人违规的直接诱因,同时这些资金也是推动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最重要推手之一,因此还需特别关注以募集资金使用控制为具体内容的内部控制机制建设:

1.建立对所募集资金使用方向和进度的定期内部公告制度,创业板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需定期对募集资金的使用状况向董事会、监事会作出报告,并对其他股东相关质询给出恰当答复,以便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建立严格的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资金往来内部监控制度,以有效防止实际控制人利用对上市公司控制的便利占用上市公司募集的资金,以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3.由于我国创业板公司具有显著的“轻资产”运营特征,在公司其他核心人员(包括投资、管理、技术、营销等)行为监控方面也需要予以特别关注,可通过构建严格的契约关系来具体实现。

外部治理角度

我国创业板公司有效治理结构的构建,因存在显著的“双重三层”问题,故而单靠内部治理制度建设依然不够,还需要有相应的外部治理制度安排予以配合。

第一,进一步完善我国创业板公司外部监督体系。

一是强化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交易所等对创业板公司的监管。这方面可借鉴美国SEC及NASDAQ的市场监管策略,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定期信息报送和公告制度、临时公告制度、对业绩和盈利的预期研究及公告等,同时还要特别重视创业板公司抵御风险能力较差这一特征,要求创业板公司加强相关事件对公司运营影响的预测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好信息预披露工作。此外,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交易所等还需要加强不定期突击(现场)检查的力度,以提升监管的震慑力。

二是充分发挥中国证券业协会及地方证券业协会、上市公司协会等自律性组织的自律管理功能。其中证券业协会作为以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为主体会员的自律性组织,在对创业板公司进行监督时主要是通过间接路径实现的。具体地,应强化对保荐人、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资格的审查,加强对保荐和持续督导行为的监督、检查等,并加强与证监会和交易所在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还应加快完善上市公司协会章程及自律规章制度等,进一步发挥上市公司协会对创业板公司的自律性监督作用。

三是在发挥保荐(代表)人监督检查职能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保荐(代表)人引导作用。保荐(代表)人是将公司推向创业板并成功实现上市融资的主要推手。根据证监会、深交所出台的相关规则、指引等,保荐(代表)人应对创业板公司进行至少3年(IPO)或2年(增发等)的持续督导,并应从信息披露、规范运营、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等几个方面来具体执行督导责任。然而事实上,保荐(代表)人在规则和指引中所体现的主要是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监督检查作用。

四是充分发挥各类中介机构的监管功能。包括:1.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对创业板公司的财务监督作用;2.发挥律师事务所的监督作用。鉴于我国创业板公司中存在的双重三层问题,可借鉴国外经验推行律师事务所主导的“集体诉讼制度”,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作用;3.以规范资信评级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运营为抓手发挥其监督作用。目前,我国资信评级机构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不仅数量上较少,且运营不规范现象也较为严重。因此,若要充分发挥这些中介机构的作用,首先要对其进行规范,然后再考虑如何发挥其对创业板公司的监督作用。此外,还应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不仅要强调各类媒体信息的规范机制,同时还要强化对相关传言的尽职调查等。

第二,加强发挥VC/PE的监督作用。VC/PE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在投资机会发掘、投资风险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前景分析等方面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投资者而言具有显著的优势。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中有21家的前10大股东构成中有VC/PE的身影,可见其作用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这些VC/PE较少作为控股股东存在或对企业影响力相对有限(仅有2家主导),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VC/PE前述各优势功能的发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其优势功能发挥:

1.通过严格申请上市条件,强制性提升VC/PE在上市公司决策和监督机制中的影响力,通过外部力量的强制性介入破除我国创业板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2.在提升VC/PE影响力的基础上,通过严格VC/PE在上市公司中的退出审批机制,并引入VC/PE赔偿机制,以对VC/PE增压来推动其主动参与和监督上市公司运营;3.在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方面,应为VC/PE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提供便利等。

篇6

关键词：独立董事;公司治理;财务治理

1940年，美国颁布《投资公司法》，首次提出“独立董事”的概念并规定“至少需要40%的董事由独立人士担任”，独立董事成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监督约束经营者、制衡控股股东的一支重要力量。2001年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强制性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开始。2006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23条规定，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至此，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地位被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最终确立。

一、独立董事制度及财务治理的内涵

(一)独立董事制度内涵

独立董事，是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简称。与其相关的有两个概念：一是外部董事和代表董事。在英美国家，独立董事亦称外部董事或非执行董事，是指不是公司职员且具有完全独立意志的董事会成员。判断独立董事的关键在于视其与公司有无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归结起来，就是看董事是否具有“独立性”。其独立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独立于大股东；二是独立于经营者；三是独立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独立董事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独立性，能对内部董事起着监督和制衡作用，并对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监督和约束公司的决策者和经营者，制约大股东的操纵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小股东乃至整个公司利益起着关键作用。在我国，独立董事意指“代表董事”，是指股东在其所投资的公司中任命的董事。显然，独立董事基本上来自大股东或受制于大股东，一般会从自己代表的股东利益来考虑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与上市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因而其实际独立性和客观性受到影响。

(二)财务治理的内涵

文献检索显示，尽管西方学者意识到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依存性，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未能正式提出财务治理范畴，未能构建出完整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因而其理论探索尚处于“萌芽阶段”。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财务治理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宋献中(2000)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进行界定，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组规范所有者、经营者的财务权力、财务责任和财务利益的制度安排。杨淑娥（2002）认为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公司财务治理“是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林钟高（2003）认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制度安排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伍中信（2005）认为公司财务治理从财务的社会属性（产权契约关系）出发，以财权流为主要逻辑线索，研究如何通过财权在公司内部的合理配置，形成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以期达到维护投资者利益的根本目的。

二、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缺陷

(一)独立董事制度的缺陷

1.“独立性”保障性有待加强。我国独立董事的产生程序是：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而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独立董事任职的推荐和批准实质上都被大股东控制。这种大股东控制独立董事任职的现象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独立董事行权的独立性。

2.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不明确。目前独立董事主要由专家学者、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和有丰富经验的管理人员这三种成分组成。专家学者注重声誉，独立性和职业道德较高，但缺乏足够的时间和企业管理经验，难以对企业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对经理层的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且根据“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的规定，一些知名的专业人士身兼多家上市公司的独董，结果造成上市公司独董在时间安排上的矛盾：既要花时间完成本职工作，又要花费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完成上市公司独董的职责，故独董能否履行其职责受到普遍质疑。

3.独立董事定位不明确。由于缺乏对自身职责的明确认识，大部分独董行权都比较谨慎。在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或咨询机构就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或调查、在股东大会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等企业的经营决策时，大多数独立董事只是履行在董事会决议和关联交易方面签字的职责，从而使独立董事制度流于形式。

4.独立董事的薪酬设计不规范。目前，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薪酬通常不与公司业绩挂钩，只是领取固定金额的报酬。有的企业对独立董事的时间价值和风险责任评估不高，给的报酬低于其价值，对独立董事的激励与所承担的风险不匹配，使其维持职业理性的动力不足；给的薪酬过高，则独立董事基于利益考虑，就会与控制人达成妥协，做判断时患得患失，使独立性降低。

(二)财务治理结构的缺陷

1.股权结构不合理。在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股权分割的现象，国有上市公司总股本中，约2/3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只有约1/3的流通股在市场上流通，且持有人相当分散。股权分置的格局使两类股东很难体现《公司法》规定的同股同权。控股股东“一股独大”，可以决定公司的经营决策、人事安排等重大事项。

2.“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国有控股权的归属不明确，国有股权虚设，所有者不到位是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上市公司所有权的最终追溯来看，国有股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国家作为所有者无法直接行使所有权，部分高管人员趁此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同时又利用政府在行政上的“超强控制”推脱经营上的责任，转嫁风险。公司经理层很有可能只注重扩大在职消费、保持职位稳定，从而损害国家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3.审计约束乏力，信息披露欠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中存在着双重委托—关系，按理广大投资者是委托人，进行财务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是人，但实际上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力掌握在经理层手中，被审计对象变成了实质上的审计委托人，出现管理当局自己委托他人审计自己的情况，上市公司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明显的“捆绑”关系，前者成了后者的“衣食父母”，甚至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成了上市公司弄虚作假的帮手，提供虚假信息，误导信息使用者，从而使得会计信息在披露方面严重失真。

4.缺乏有效的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现代公司制要求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者接收所有者的委托对公司进行管理，并接收所有者给予的报酬。由于委托人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受托人在实现股东目标的时候希望自身利益应首先得到满足，在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会在财务治理中出现问题。而且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对经营者的薪酬是工资加奖金，主要是物质激励，缺乏必要的精神激励。薪酬构成比较单调，不能有效地激励经营者。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约束，导致管理层缺乏工作积极性和高度热情，没有发挥最大的工作潜力；管理层存在着弄虚作假、在职消费的现象，造成公司财产的浪费，而上市公司却无力进行约束。

三、基于财务治理视角下的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

(一)明确独立董事职能定位

独立董事的职能定位决定了独立董事基本治理边界，对不同职责的履行关系到董事会乃至公司整体治理效率，对财务治理影响也非常大。中国证监会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独立董事除应具有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还应具有认可重大关联交易、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等6项权能，并且还必须履行就提名、任免董事等六大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的职责。事实上，独立董事的主要职责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参与决策和监控制衡。对两大职责的履行作用于财务治理方面，如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的特别认可权，就分享了部分财务决策权，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的特别监督权，就分享了部分财务监控权。

(二)规范独立董事选聘程序

“独立性”可以说是独立董事的灵魂，独立董事选聘程序科学性是保证其“独立性”的关键。独立董事选聘程序包括提名和选举两个环节，只有将两个环节有效协调起来，才能够保证选出合格的独立董事。规范独立董事选聘程序对公司整体治理效率以及独立董事财务治理效应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独立董事选聘程序不科学，很容易让大股东操纵选聘局面，选聘代表其利益的独立董事，该独立董事往往与大股东保持一致，无法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没有参与财权配置、行使财务决策监督等权能的积极性，成为事实上的“花瓶”董事，这样的独立董事制度就不可能取得良好的财务治理效应。

(三)完善独立董事激励约束机制与薪酬

独立董事薪酬往往陷入两难选择：薪酬过低，则不足以激励独立董事勤勉尽责，毕竟独立董事也是“经济人”；薪酬过高，则可能促使独立董事对公司薪酬产生“依赖”，因害怕失去这一“好处”而宁愿与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达成一致，这就丧失了其最为重要的“独立性”，从而也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独立董事薪酬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选择问题，要在所得所失之间权衡取舍。独立董事激励约束机制对公司治理十分重要，独立董事积极性对治理效率具有一定影响，特别是经济激励，采用何种激励方式，激励力度如何，都会对财务治理效应产生影响。如股权激励等方式有效与否，决定了独立董事参与公司财务决策以及财务监控的态度和积极性，这会对企业财务决策权与财务监控权的实际配置产生实质影响。

参考文献：

[1] 宋献中.企业理论与理财行为:总体描述[J].暨南学报，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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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所有权安排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或者更准确地讲，公司治理结构只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是一种解决公司内部各种问题的机制，是关于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如何保护其资金投入不受侵犯的有关公司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

（二）境外公司治理实践

1、美、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比较分散,所有权与控制权高度分离，治理机构由股东会、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组成,属股权主导型治理模式。一般不设监事会。在内部治理机制方面，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价值创造影响显著。

2、德、日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多集中于金融机构，包括主要银行体系（集团）、保险公司等,属债权主导型治理模式。日本公司治理实行“三会”制度，德国公司都具有管理董事会与监事会，监事会的成员一半由股东选任，另一半由工会成员出任。

3、亚洲有关公司治理结构。东南亚公司治理以家族主导型模式为主，近年来特别注重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香港特区规定，1994年以后各上市公司至少设立两名非执行董事。新加坡要求2001年以后上市的公司董事会设有1/3以上的独立董事。韩国强制要求外部董事席位需占董事会总数1/4以上甚至一半等。

（三）境外公司治理实践启示

1、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固定模式。有效的治理结构是与自身的股权结构特性相一致的，英美公司治理采取一元制，大型公司指挥权与监督权皆在董事会，德国采取二元制,董事会负责公司的劳动与管理，监事会监督、评估董事会的表现；而日本则采取并列制，运营权与监督权的法律地位是并列的。

2、独立董事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独立董事以其特有的公正性和良好的诚信品质，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充分肯定。1997年金融风暴以来，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强制要求新设或增加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席位数，有的规定席位数必须达到1/3且2名以上。在独立董事的资质、经历方面也制定了具体标准。

3、公司治理结构需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演进。外部环境和行业竞争形势的日益变化要求治理结构与时俱进。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东南亚各国纷纷改革脆弱的治理机制，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保护投资者利益。美国于2002年7月出台企业责任法案，强化对公司高层主管、财务人员的管理，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和企业诚信要求。

二、我国国有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真正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股份制保险公司已经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分散化，但并未真正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国有股东行使自己权力的积极性不高，股东大会表决流于形式，尚未成为对董事会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另一个问题是，有些股东通过关联股东,间接控制股份制保险公司。有些企业通过其附属公司的关联交易控制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股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国家对金融企业单一股东持股限额10%的限制，容易造成少数股东大权独揽的局面，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国有股所有者虚位，委托――问题依然严重。我国国有保险公司改制过程中，除了一般的问题之外，还具有其特殊性。（1）级次太多。拉长了委托与的距离，增加了利益分享的主体，扩大了信息的不对称，增加了契约的不完全性，而且各个级次的人的权利与义务也在多层中被稀释，从而导致最初委托人的目标得不到贯彻实现，效率随级次的增加而不断下降。（2）成本过高。由于责任机制不健全，人有意或无意的经营决策失误和其他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造成的资产损失也难以度量。另外，人还利用手中职权通过权钱交易等形式进行企业内外寻租活动，获取其他隐性收入。

（三）董事会职权和责任还不明确。设立董事会的本意是建立集体决策的机制，但现实情况是，董事长将控制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行使权力具有较大的任意性。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董事会中的大多数董事是内部董事，他们兼任公司的其他职务,受制于董事长的领导。二是许多董事行使职权的意识较差。此外,独立董事制度在股份制保险公司中尚未得到普遍推广，结果董事会成员和经理的经营活动往往偏离股东的利益，形成“内部人控制”。

（四）监事会作用得不到发挥。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在职务、工资、奖金、福利等方面受到董事会、经理层的制约，难以有效行使监事的权力。由股东大会选出的监事，一般由股东单位人员兼任，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尤其是一些重大经营决策并不十分了解，未能行使对董事会、经理层经营活动的有效监督，监事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未能行使职权的“摆设”。

（五）对经理人员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股份制保险公司中，有些公司的经理是由董事长兼任的，其经营管理的权利比较大；有些公司的经理是由董事长之外的人员担任。目前，尚未建立对经理人员的业绩考核和激励的最好办法，没有建立对经理的约束机制，公司经理的经营管理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应采取的对策

就目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我们提出以下五点切实可行的措施：

（一）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Myeong Hyeon Cho利用《财富》500家制造业公司的数据，得出了股权结构影响公司投资的经验数据。因此，通过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可以解决目前的股权集中度高、内部人控制等一系列问题。在股权分散的过程中，着重培养一些稳定的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股东。此外，可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地吸引一些外资参与投资。多元化股东掌握一定比例的股权，从而激励他们承担起主动监督经营者的责任。

（二）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按照《公司法》要求股份制公司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并且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对公司经理层的控制和监督。如何监控好董事会是公司治理中的重中之重，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在于保证董事会相对独立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经理层，从而保证董事会独立判断公司事务、独立做出决策。

董事会的独立性可以通过一种注重程序、权利和责任的、更加灵活的方式而得以增强，程序可能比确切的规定董事会的构成更加重要。一种变通的方式是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间接地规定董事会的构成及其独立性。

（三）对保险公司高级经理人员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为了保持保险公司高级经理人员的稳定，驱动他们除了保持一个良好的声誉和业绩之外，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不断地为股东博取更大的价值，利用股权激励，给他们带来可能的高收益，分享股东一部分剩余索取权是行之有效的办法。目前，已有一些保险公司采用虚拟股权模式进行期权激励的尝试，也有的公司采用建立个人养老金的方式作为期权方式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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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发展的产物。本世纪初诞生的现代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现代企业的规模、技术含量、市场竞争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发展战略确立的重要意义、内部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些问题都是传统业主式企业所不能比及或没有碰到过的。由此，它造就了职业的管理者阶层和管理者市场，管理学科也因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职业管理者取代业主控制企业的经营又产生了“人”问题。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出发，委托人和人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人具有道德风险、规避、搭便车等驱动和行为。为了确保委托人的权益不被侵害和滥用，两者的契约关系需要制度上的相应安排，这就是公司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组规范与法人财产相关各方的责、权、利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股东、董事会、管理者和工人，或者说它是法人财产制度的组织结构形态。这一制度安排或组织结构形态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制衡来实现对管理者的约束与激励，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股东和相关利益者（stock

holdersandstakeholders）的权益。

二

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在不同的文秘站: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微观企业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受到宏观体制及历史、文化、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概括地说，在发达的市场国家公司治理模式主要有英、美和德、日两大类型，这在许多文献中已有介绍。为了对这一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引入“组织控制”和“市场控制”的概念，在展开这个概念以前先要回答为什么要控制、控制什么、控制谁、如何控制这几个基本的问题。控制是治理或督导的另外一种表述。如前文所述，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是人问题。在现代公司的委托

—

结构下，委托人关心的是如何选择、监控、激励经理人员，特别是首席行政执行官（CEO）。对此，米勒（Merton

H·Miller）教授是这样表述的：“怎样才能确保企业经理得到正好为其所需而不是更多的资金以完成有利可图的项目？经理应遵循怎样的准则来经营企业的业务？谁来判断经理是否对公司的资源运用得当？如果运用不当，谁有权决定替换？”（米勒1995）。张维迎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从广义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其目的是解决内在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激励问题，即在给定产出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和个人贡献难以度量的情况下，如何促使企业的所有参与人努力提高企业的产出？第二是经营者选择问题，即在给定企业家能力不可观察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机制能保证最有企业家能力的来当经理（张维迎1999）。

对企业管理者的选择、监控和激励是一个在市场环境中的组织行为。这一过程的实施途径是主要运用组织行为，还是更多地通过外部市场机制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同类型区分的关键点。依照这个标准，英、美模式主要依靠外部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而德、日模式则以组织行为为主。下面，我们对这两种模式的由来、背景及特点做一简要的比较和评价。

1、结构、形态和功能

公司治理结构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班子的设置、组成和功能在这四个代表性的国家中有所不同。英、美的股东是高度分散的，而且依托一个庞大的资本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持股人更关心的是股票的涨落，对公司重大问题的参与方式主要是通过股票买卖来表现，这也称为“用脚投票”。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变动对管理者形成间接约束。德、日的股东相对集中、稳定。在德国多是大银行直接持股；日本则是企业间环形交叉持股，主体银行虽不直接持股，但对企业有实际的控制权。德国的公司设监事会（supervisory

board）和管理委员会（management

board），分别相当于其它国家的董事会和经理班子。其监事会由股东代表、雇员代表和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其管理委员会每个委员具有同等的权力（都称执行董事），没有实际意义上的CEO，决策的原则是一致通过（coeus）。从其运行机制看，更像是其它国家的董事会，而不像CEO为首的行政系统。因而有人也把这两个委员会称为“两极制的董事会”。近年来德国的这一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监事会的权力在削弱，设立CEO及相应的行政决策系统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美国的董事长一般兼任公司的CEO，因而拥有较大的权力。其它国家多是分设的，英国和日本的董事长（会长）多是退休的公司总裁或外部知名人士，是非执行人员，只是董事会的召集人和公司对外形象的代表。他们对公司决策制定过程影响有限，主要责任是对管理者的监督和维持公司与社会、政府、商界的关系。德国的监事会主席是由股东方产生的，在董事会投票持平时有两票权（casting

vote）。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上述国家公司董事会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功能具有共同点：（1）对经理人员的选择和监控。（2）对公司财务预算、发展战略、资本项下活动和股权变更的审批权。（3）承担公司的社会责任和保护相关利益者的权益。

2、制衡关系

德国股东与董事会（监事会）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其制衡主要表现在监事会与经理人员（管理委员会）之间。日本的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与德国类似，由于董事会多是公司内部人员产生，董事会与经理班子也不构成合理的制衡。对经理班子的选择、监控，主体银行有较大的发言权和影响。由此，德国的监事会、日本的主体银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某种方式的组织控制。与德、日不同，英、美的董事会多是由外部人员或独立董事组成，并没有实际的股东背景。从理论上讲，这种结构难以真正实现股东、董事会与经理班子之间的制衡，但在实际上这种制衡作用是存在的，而且是有效的。其原因主要是外部市场机制在发生作用。

3、目标和方式

首先是目标。德、日认为应着眼于公司的长期效益，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企业的经营不仅要满足所有者，同时也应考虑其它相关受益人。而英、美则更着重短期效益，把股东财富最大化视为企业经营的最高目标。其次是管理方式上，德、日重协调、合作，英、 美重分工、制衡。第三是利润分配的政策。与德国和日本相比，英、美公司更愿意把收入中较大的比例作为红利，这样资金就重新回到了市场而不是留在企业组织内部。第四是股权的变更和资产买卖。德、日的股东比较集中、稳定，市场上的兼并与收购不如英、美活跃，恶意收购很少发生。英、美则相反，股市交易活跃，兼并、收购频频，恶意收购已成为市场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式。第五是管理人员的流动。德、日的管理人员一般是大股东选派，其变动主要受大股东的影响，所以比较稳定。英、美管理人员的产生可以看成是管理人员市场供求的一种交易，因而相对流动性较大。

4、理论背景

（1）“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即通过组织行为来代替价格机制配置企业内部资源，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这一替代的代价是人的出现及由此产生的约束、激励的成本。

企业的外部仍是一个市场环境，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也并非是纯粹的组织行为，其中含有一定成份的市场因素。企业在进行内部资源配置和对经理人员实施约束和激励时，核心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和引入市场机制。这一平衡点的确定取决于相关的成本和效益。在不同的国家，市场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状况是不同的，由此也就导致了组织控制和市场控制两种不同类型的公司治理模式。

（2）假定外部市场和内部组织状况没有明显差异，两种类型产生的原因就更多地反映了主观方面的偏好，这就是“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理论”和“创新企业理论”的争论。组织控制和市场控制两种模式也分别基于上述两种理论。

“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理论”实际源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但它将其引入到企业内部资金的配置。这一理论认为：企业创造出的利润应通过红利分配使其回到市场中，由市场机制重新配置，以实现更好的效益。把利润留在企业由组织来配置，会破坏市场机制，形成市场机制缺陷，影响配置效率，并为管理人员创造机会。

“创新企业理论”认为：创新是一个开发过程，它需要有计划、有组织，长期地分工协作，而这一过程的一个基础条件是资金的稳定来源。市场抽取公司的财富来增加那些追求短期效益的证券投资者的收入，会破坏组织创新、影响长期效益（莱宗尼克1991，莱宗尼克、奥沙利文1996）。

除了资金外，在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中对股权、资产、技术专利和人员，两种理论也存在不同观点。争论的焦点同样是应由市场还是组织来配置，应鼓励流动还是保持稳定。

（3）影响公司治理模式的另一个理论问题是对传统私有产权的认识。私有产权的法律基础在实践中随着企业制度的发展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从传统业主式企业到现代企业，企业的控制权从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三位一体的业主演变到高度分散的所有者，职业化的、支薪的管理者和工人三者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的结构。从狭义上讲，产权的界定是明晰的，并受到法律的保护；从广义上讲它的外延已从所有者扩展到其它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管理者、工人、客户、供应商、银行、社区等。对产权的新的认识是一个以所有权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的集合或称为产权束。这一新的认识被组织控制派所接受。在其构架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也包括了利益相关者，并把承担社会责任、满足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作为其重要的目标。而市场控制派仍然坚持传统的私有产权观念，从而认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企业追求的唯一或最重要的目标。

（4）“人力资本的理论”也对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产生影响。把人作为一种资源，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已被广泛接受。但把人作为资本，目前还仅仅是一种新的认识。现代企业中生产要素及其持有者的组合是由资本持有者雇佣管理者和工人，由此资本持有者成了企业的所有者，资本成了诸多生产要素中的核心。这种制度安排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张维迎在《企业家的企业》一书中曾做过专门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制度安排产生了一个误导，即认为企业的剩余应全部属于资本持有者。人力，包括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与土地设备一样是一种从属的生产资源。人力资源的理论并没有突破这个框架。在人类经济发展迈向知识经济的今天，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人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管理和技术创新给企业带来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力不仅是一种生产资源，同时也是一种资本，因而应参与剩余分配。

前文讨论了两种理论对企业创造出的价值应如何配置更为有效存在不同观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和尖锐的问题，即是谁创造了价值、谁应该拥有这些价值。市场控制坚持人力只是参与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之一，资本是创造价值的主体，资本持有者应拥有全部的剩余收入。而组织控制认为人力是创造企业价值的关键，人力作为一种资本应分享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对可交易的、无固定利息股票持有者具有对企业控制和剩余分配特权提出质疑。这些不同的认识在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的构成、运作方式、目标中可以反映出来。

（5）两种治理模式的产生是由不同的实际状况决定的，同时也受到主观偏好的影响。但其进一步的发展则有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这就是制度变迁理论中所讲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初始点确定后，制度在演化过程中其外部环境和自身状况会出现一种正反馈现象并导致初始制度的强化和变化空间的缩小。比如，德、日的组织治理结构模式，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随着其发展组织资源愈来愈丰富、完善、有效，市场资源的发展、被利用度则受到制约，反之亦然。当然，制度变迁中也存在突变和创新，因为决定制度变迁的一个更为基础的因素是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如果一种制度交易费用过高，即会产生新制度创新的诱因和空间。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两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自我强化，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新的理论认识的产生，两种模式也面临新的挑战。

5、比较、评价

以上对英、美和德、日两种类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及其产生的主、客观背景做了介绍。接下来的问题是：孰优孰劣？对此，本文的观点是：

如同世界上许多问题一样，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有诸多选择，并不一定存在一个最优的、被普遍接受的答案。两种类型模式在解决公司控制权、对人实施约束和激励方面尽管在方式上有差异，各有所长和所短，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都是有效的，不存在明显的、重大的缺陷。不能笼统地判定其中一种模式优于另一种。

如果将公司治理结构的功能理解为一种对公司内部资源配置的机制，两种模式孰优孰劣的问题就回归到一个古老而又流行的争议，即组织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比较。从宏观体制上讲，这一问题的争议已经有了基本的结论，实践证明计划体制不仅不能解决市场失灵反而产生了官僚失灵，但对政府在市场机制下的功能和角色仍存有较大争议。新制度学派关于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的替代的认识把这一问题引入到微观层次。争论主要集中在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在配置内部资源时应多大程度上依赖和运用市场机制和方式。这样，这一争论就从一个理论问题变成一个实践问题。因为决定两种模式的产生和走向的基础因素是其对应的组织和市场资源可利用程度及相应的运用成本。所以，应该研究和争论的问题不是两种方式的优劣，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下对两种方式的选择和平衡点的确定。

制度演变的过程也存在类似生物学中的遗传和变异，这就是前文所讲的自我强化和突变。这个现象说明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处于动态的过程。考察这一过程会发现，制度的演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发或自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利益集团的互动、知识分子的 设计和政府的干预。制度的演变和突变无论是自发的还是干预的，都可能带来好、坏两种结果。在制度演变理论中自发论者和设计论者的争论又把我们引入那个古老而又流行的问题上。对此，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讨论。但我想指出的是，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其演变过程中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都可能导致一种坏的结果。如何避免制度向不好的方向变化是制度变迁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组织控制和市场控制两种模式可以视为一对相互替代的制度安排。一种模式的长短、优劣是与另一种模式对应的。组织控制可以克服市场控制中的市场失灵和避免事后帕拉脱效益造成的成本，但由此又带来组织失灵和相应的信息成本。

长期以来我们在思想方法上有一个误区，希望找到一种能集合现存不同选择的长和优，摈弃它们的短和劣，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正确的思想方法是利弊权衡基础上的选择，以确保所得大于所失。更为重要的是能寻求和建立一种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机制，可以根据外界和自身的变化对利弊得失不断地进行判定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

本文的第三部分引出了公司治理结构中组织控制和市场控制两种模式，接下来我们试图运用两种模式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1、初始状态、约束条件和变迁方式

中国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和实践起步于90年代初。作为一种微观制度安排，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初始状态和约束条件。首先，它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从计划体制下的生产经营单位转化为一个公司制的市场竞争中的商业实体。由此，公司治理结构的诞生和发展必然受到客观制度环境和传统计划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其次，它是一个以人为设计和干预为主导的制度创新和突变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伴随现代企业的发展应运而生的自发演变过程。前文曾专门讨论过制度变迁中的设计论和自发论，如何学习、借鉴国际经验，研究、认识中国的实际，把握制度创新的机遇，避免和减少人为设计、干预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2、所有者到位的制度安排

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所有者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当前国有企业改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所有者缺位”。从产权上讲国有企业是国家（包括各级政府）所有，这在法律上讲应该是明确的。问题表现在：（1）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安排来体现这个所有权。（2）这个所有权的分割、流动在法律、政策上和实践中都有较大的障碍。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实行的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深圳、上海建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安排或是尝试。但从整体上讲这仍是一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机构与企业脱钩，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更加明确了，但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的角色却未能做出相应的安排。在目前的体制下，财政部负责资产和税收；人行、证监会、保监会、外管局等负责监管；企业工委和金融工委负责党的工作、人事、纪检、审计；经贸委、计委负责政策和协调。但企业的发展战略、股权变更、资产处置、收购、兼并活动、上市、清盘这些重大问题已超出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职权，应由股东批准、决定。企业在碰到这些问题时找不到股东或所有者的代表机构。在目前这种格局下，国有企业难以建立起一个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其结果可能导致两个极端，即内部人控制或政府部门的多头干预。

3、股权单一化及解决的途径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结构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股权单一化，即多是国有独资公司。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在一个多元、分散、可流动的股权结构上的组织形态。单一化的股权难以形成制衡，会导致内部人控制。针对这一现象，政府有关部门、学术界提出股份制改造和股权多元化的政策和思路。

篇9

[论文摘要] 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关系非常密切，通过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这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可以较好解决国有企业出资人缺位问题，有利于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也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财务治理水平。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各级国资委依据政府授权，以国有资本出资人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安排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专门预算制度，是履行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责的重要方式，是国有资本监管和营运评价考核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而有效的公司治理的建立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通过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这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能够较好解决国有企业出资人缺位问题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种据以对工商业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明确规定公司各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力分布，并且要清楚表明决策公司实务时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所以，解决出资人缺位以及相应的责权利对称问题，是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先决条件。所谓出资人，就是向企业投入资本的人，即企业资本的拥有者，也就是股东。任何人的财产(资本)一旦投入企业，就变成企业的法人财产，投资者就享有出资人的权利。这些权利主要包括资产受益、按照法定程序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和聘请经营者、转让股权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必须同其他所有制资产一样，具有明确的出资人代表。同时，国有资产也应该具有一般资产的产权要素：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出资人出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资本回报，如果不能获取资本回报，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就称不上是完整意义上的出资人，也就无法履行出资人的其他职能。

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着出资人不到位、产权不清的问题。直至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并由其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职能。国有资产一直没有一个真正的出资人代表。不仅如此，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贷款兴办的国有企业，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国家从来没有收缴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国家作为出资人的地位根本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通过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要求，由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来进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收缴，才能真正落实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责。国资委作为政府特设的相对独立机构，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管人管事与管资产相结合，责任、权力、义务相统一。同时，作为国资委最为重要的“管资产”的手段之一，可以通过建立国有资本资经营预算来管住企业的投资行为，还可以通过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资产收益和产权变动等经营活动进行规范，这有利于国有资本出资人充分履行其财产职责，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促进资产保值增值。

二、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有利于完善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

建立有效的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但是，从目前我国企业改制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却存在以下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企业考核主体不明确。有些企业由财政部门考核，有些企业由国资部门考核，还有的企业由组织部门考核等。第二，缺乏比较科学和详细的经营者与企业的业绩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现有的考核制度体系基本上属于事后“训诫”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同时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有的企业考核指标较多，有的企业考核指标较少，还有的一些指标相互矛盾等。第三，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不对称。表现为一部分企业通过实施年薪制形成激励机制的同时，却缺乏有效完善的约束机制，造成“强激励——弱约束”的机制和格局。第四，我国经营者收入分配中仍然存在着平均主义以及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两种倾向。相当一部分企业现有的薪酬制度还无法体现出经营者的实际业绩差异和经营能力大小，更不能区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情况下的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甚至经营情况差的企业的经营者收入反而更高。

要建立有效的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必须要正确评价与考核企业的经营成果与经营者的经营业绩。为此，通过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起到完善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作用：(1)明确考核主体。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代表同时又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者，无疑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和企业的经营业绩的评价与考核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2)使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置更加科学合理。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以将要求企业完成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目标以预算的形式加以明确，使考核指标与预算指标相结合。(3)形成激励与约束的对称机制。在经营预算指标与经营者考核指标相结合的基础上，再将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完成情况与企业经营者的收益、奖惩以及升迁等适度挂钩，消除过去存在的对经营者激励偶然性、随意性现象，使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进入法制轨道，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全面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指标是按不同行业分解确定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行业企业经营者之间存在的苦乐不均现象。

三、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可以促进企业财务治理水平的提高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建立有效的财务治理机制，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许多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国有上市公司，在财务治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一些企业的财务决策机制包括融资决策、投资决策、利润分配决策等方面的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会计核算不规范，会计信息不真实；有些企业财务管理基础较为薄弱，财务控制制度不完善，企业财务风险较大等。正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了许多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效率的下降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通过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以促进企业财务治理水平的提高。因为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求有严格、规范的企业财务预算相配合，这就要求企业建立严格的财务会计体系。主要包括：(1)建立科学严格的财务决策系统。企业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以及财务部门等各个层次在财务决策方面的分权，明确各个层次财务决策的责权利关系，从而保证企业财务决策的正确性，以确保企业财务预算的科学、合理。(2)建立严格的会计核算系统。企业的会计核算必须提供及时、准确、完整的关于生产经营过程和生产经营成果的信息，从而保证企业财务决策机构能够做出正确的财务决策，同时以便于上级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3)信息披露制度。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目的之一是要了解国有资本投入与收益状况的信息以及资本预算执行情况等财务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①反映预算期内国有资本经营过程的财务信息。②反映预算期内国有资本经营结果的财务信息，预算期内国有资本经营结果反映在国有资本存量期初、期末余额的变化上。③反映预算期内国有资本经营效率的财务信息。④反映预算期内国有资本投资预算的财务信息。(4)建立严格的审计监督系统。为确保企业财务部门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同时为了防止企业各级领导违反财经纪律或，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必须建立严格的审计监督系统。

上述几个方面的系统与制度，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企业财务治理机制，这些系统与制度的建立，是企业开展财务预算的前提与基础，从而，也是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必备的微观基础。

参考文献：

[1]邓子基，陈少晖.国有资本财政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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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就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有针对性地分析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必要性。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的最基本的组织特征之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公司制改造的逐步深化，公司治理结构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且其重要性还将日趋增强。本文试从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出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分析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引人独立董事制度的必要性。

1.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强调的公司所有权由股东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但在现实中众多的利益相关者直接分享和行使企业的控制权并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相关度无法明确界定，各自投人的专用性资产和承担的风险也无法计量。可以想象试图根据他们各自的相关度与风险平衡地分配企业的控制权是具有极高的和约成本;另一方面，若各利益相关者直接分享企业的控制权，控制权的过度分散必然带来履约时的高额监督成本，甚至无法监督。因此，必须为利益相关者直接分享企业的控制权寻求一种替代方式。借鉴古老的解决方式，请一位大家共同认可且具有权威性的中间人来帮助达成和约或进行决策。在现实中，这位中间人就是独立董事。

所谓独立董事是指来自公司外部，用以制衡执行董事，确保公司安全稳健运行，保护股东利益不受侵犯的董事。它是从西方国家的非雇员董事或非执行董事发展而来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证监会就建议公众公司设立“非雇员董事”;80年代，英国建立了“非执行董事促进协会”。相对于执行董事(内部董事)而言，独立董事是能够在比较客观公正立场上，敢于质询、批评甚至公开谴责公司管理层，确保公司遵守良好治理守则的捍卫者。在决定公司战略和政策，保护股东利益以及增强公司董事会的效率方面，独立董事也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独立董事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其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统计，1999年，美国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重达62%，英国为34%，法国为29%。

由于独立董事独立于任何一股东、不在公司内部任职、与公司或公司人员没有经济的或家庭的密切关系等原因，独立董事可以不受利益的局限而公平地对待全体股东、董事和经理人员，维护全体股东和整个社会的权益，大大降低了众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和约成本和相互的监督成本。

在信息非对称的条件下，独立董事的作用本质还表现在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方面。现代公司契约理论认为:公司是利益相关者合作关系的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但是，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环境的复杂易变性和人的有限理性，参与企业一契约的当事人无法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事件，也不可能通过具体的条款将它们全部写人契约中，因此公司契约必然是一个不完全契约。股份公司的这种契约安排，使公司组织及财产独立于参与公司活动的成员，这意味着公司与其成员在目标和利益上并非总是一致的，如果企业制度安排的内在约束机制存在缺陷，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又大于合作的收益，破坏契约规则行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当股权极为分散时，由于股东的“搭便车”心理以及集体决策成本高，在实际运作中对人的决策行为常常缺乏监督和约束，“内部人”控制现象就会出现。在股权集中的情况下，具有优势比例股权的大股东由于掌握较多的投票权，通过操纵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垄断企业的全部控制权。

同时，大股东往往会与经理人结伙形成利益集团，侵害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盆。独立董事作为具有专业能力的权威角色，历史上与任何契约的参与人不存在利益关系，这一角色进人董事会成为决策主体，使得不完全契约在履行过程中得到有效监督。大股东通过控制董事会，进而控制经理人，直接支配企业财产，从事机会主义行为已失去可能性。涉及侵害各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决策在独立董事的监督下，大大提高了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

2.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必要性

2.1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虽然我国的金融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但现行体制仍然存在一些明显弊端，还不能完全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客观需要。鉴于金融问题的复杂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今年稳步推行金融体制改革:一是金融机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中小商业银行将更多地引进外资和吸收民间资本进行改造，同时农村信用社改革也将更为深人，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也将在中央银行的指导和推动下进一步深化。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将稳步推进。外币、同业拆借、证券回购利率的市场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将不断扩大，存款利率浮动试点也将在农村率先开展。三是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将进一步推广和优化，银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不断推进。四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尚不够完善，预计在新的一年里，我国将按照渐进原则，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为将来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创造条件。所以，上市商业银行有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必要。 2.2出于防范内部人控制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需要

投资者保护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公司治理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核心内容是防止内部人(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对外部投资者(股东和债权幻的掠夺。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对其防止内部人控制、保护投资者利益寄予了很高期望。

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中小股东联合极为困难，可以与经营管理者抗衡的股东合力也难以形成。广大的中小股东往往以获得二级市场上的差价为投资目的，他们无心也无力去关心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小股东们由于缺乏专业的知识、精力和时间，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失去了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放弃了公司的控制权，无法形成对控制公司的经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公司的经营业绩在这时往往受经营者目标的影响，股东需要承担经营者的目标偏离股东目标的风险。

股改后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得中小股东仍然处于不利状态，股改 前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仍然存在大股东控制权过高的情况，大股东和管理层对公司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大股东也将更为关注二级市场的股价情况，更有动力去推高股价获取收益，如果利用其控制权与二级市场配合炒作，仍然可能出现证券市场发展不规范时期的恶性事件，此时对中小股东的损害有可能更大。

股改推动了公司治理的完善，但股改后的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化对公司治理带来了中小股东放弃公司控制权、“内部人控制”以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三个负面影响，需要理论及实践界积极寻找解决途径。

2.3出于提高董事会素质、解决董事会失灵的需要

理论上，董事会的职能定位与环境条件相联系。当公司处于不完善的证券市场环境中时，就会存在严重的问题，问题不仅因成本而直接对公司价值产生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增加了投资者、政策制定者以及经理人员的不对称信息的程度，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又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进而使问题更加严重，这种恶性循环迫切要求组织重视问题，降低成本。在这种环境下，董事会应主要发挥监督控制的职能。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问题不断缓解，这时公司的业绩更多的来自于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尤其是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要求公司做出正确、一致的战略决策来应对环境变化，即在高度变化的环境中，占蜘各决策的价值将会超出问题产生的弊端。在这种环境下，董事会应重点发挥占娜各决策的职能。

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督功能逐步扩大，原来由上市公司内部履行的一些监督职能，会逐步被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督职能所取代。这样，作为决策和监督职能主体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就必然而且有必要弱化其监督职能，而将重点定位于战略决策职能，充分发挥战略决策的作用，有效地降低决策成本，提高公司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