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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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上海历史文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存、认定、利用、传承、传播等保护活动及相关管理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新闻出版、规划国土资源、经济信息化、商务、工商、农业、卫生计生、民族宗教、知识产权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承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具体工作。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和完善保护机构，加强专门人才培养和专业队伍建设。
第六条 本市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人士组成，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意见。
第七条 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及其他相关社会组织按照各自章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相关的学术交流、咨询服务、权益维护等工作。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组织、公民、法人通过研究、收藏、展示、传承、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站等媒体应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
第二章 调查与保存
第十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指导、协调，并对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调查难以覆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可以依法对其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具体方法和要求，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认定、记录、建档，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收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代表性实物，整理调查工作中取得的资料，并妥善保存，防止损毁、流失。其他有关部门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应当汇交给同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
第三章 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本行政区域内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标准和程序。
第十四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从通过调查或者其他途径发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遴选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区、县人民政府可以从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推荐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向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
第十五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从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中，选取五名以上相关领域的专家，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标准和程序，对拟列入或者被推荐、建议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进行评审。
评审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十六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经专家评审后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二十日。
公示期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异议的，可以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提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异议情况进行核查，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在收到异议之日起二十日内，书面告知异议人并说明理由;认为异议成立的，重新进行评审。
第十七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公示结果，拟订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应当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章 分类保护与合理利用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状况和特点，实行分类保护，对濒临消失的或者本市特有且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予以重点保护。
第十九条 对濒临消失、活态传承较为困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将其内容、表现形式、技艺流程等予以记录、整理，编印图书，制作影音资料，建立档案等方式，实行抢救性保护。
第二十条 对受众较为广泛、活态传承基础较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认定代表性传承人、培养后继人才、扶持传承基地等方式，实行传承性保护。
第二十一条 对具有生产性技艺和社会需求，能够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扶持、引导、规范对项目的合理开发利用，实行生产性保护，使该项目的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以传承。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生产性保护，应当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不得擅自改变其传统生产方式、传统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艺。
第二十二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需的濒危原材料予以保护;鼓励依法种植、养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需的天然原材料，或者开发、推广、应用相关天然原材料的替代品。
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中华老字号和上海老字号企业的传统技艺，优先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加大保护和扶持力度，促进本市工商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二十四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制定专项保护规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相关的场所和实物，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区域空间规划的，由规划国土资源部门会同相关专业管理部门制定专项保护规划。
第二十五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应当以尊重其原真性、文化内涵及自然演变进程为原则，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生态和文化风貌，不得歪曲、贬损、滥用。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通过与文化产业发展相融合等方式，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第二十七条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依法予以保护。
第五章 传承与传播
第二十八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包括个人和团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
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参照执行本条例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的规定。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向社会公布，并建立代表性传承人档案。
第二十九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开展知识和技艺传授、艺术创作与生产、展示、表演、学术研究等活动;
(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三)取得传承、传播工作或者其他活动相应的报酬;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二)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
(三)配合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
第三十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重新或者补充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第三十一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从愿意承担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义务，具备开展保护工作所需人员、设施、场地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程序，认定该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作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
第三十二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研究;
(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三)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制定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与传承计划，为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二)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资料、实物，对有关资料、实物、建(构)筑物和场所等予以保护;
(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活动;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结合市民文化节、文化遗产日、传统节庆和民间习俗活动，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成果，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
鼓励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区域、商业营业场所、公园、绿地等具有展示空间和条件的公共场所，对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予支持、提供便利。
第三十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档案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人文化宫、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应当根据各自业务范围，有计划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研究、收藏、展示、传承等活动。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设立展示和传承场所，举办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研究、收藏、展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整理、翻译、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文献、典籍、资料等。
第三十五条 学校应当采取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融入相关课程，或者与特色课程相结合、开设校本课程等方式，向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单位参与学校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
利用财政性资金开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公共文化设施或者展室应当为学校开展教育活动提供服务和便利。
第三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其他地区具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本市传承、传播，并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七条 本市应当设立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组织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等。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参照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相关规定，设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属于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向财政部门申请预算经费。
文化行政管理、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发展文化产业的单位和个人，符合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方向的，在申报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时，应当予以支持。
单位和个人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
第三十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公共文化设施，或者在公共文化机构内设立专门展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承、交流场所和传承基地建设。
第四十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后继人才，予以重点扶持和培养。
教育部门应当支持和引导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或者课程，建立教学、传承基地，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专业人才;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相关专业列入职业教育奖励专业目录，实施学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申报专业技术职称。
第四十一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捐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实物和保护资金等方式，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实物捐赠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登记入库、管理使用等制度，妥善保存。
鼓励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有关社会组织，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
第四十二条 对做出显著贡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单位，按照国家和本市评比表彰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鼓励公民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技艺，对表现优异的后继人才给予适当资助。
第四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相关部门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职责情况，纳入对其绩效考核的内容。
第四十四条 本市建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情况的定期评估制度。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每三年对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情况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
经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或者保护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履行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或者保护单位资格，并予以重新认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文化行政管理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未及时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违反法定条件或者程序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的;
(三)挪用、挤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xx年5月1日起施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和申报原则基本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截至20xx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申报原则
篇2
关键词:“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效;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J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2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羌族聚居区诸多沉积千年的人文历史古迹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大劫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失惨重,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县城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现存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全被掩埋[1]。这次特大地震给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全国、全世界对羌族灾区的高度关注,使震后羌族的恢复重建工作在两年内全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在震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国政界、学术界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重建给予了政策扶持和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使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目前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而震后恢复重建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基于此,课题组多次到羌族地区进行调查,走访了羌区多家文化单位、羌族民间组织与羌族普通民众,最后完成了羌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工作,了解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重建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收集了相关意见和建议。本文拟总结调查的现状,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探究解决的思路与方法,为相关部门了解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和制定国家层面的保护规划和政策提供支持与参考。
一、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概览
本课题组成员从2010年9月——2011年7月,多次赴阿坝州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黑水县和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进行全面细致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并运用文字和录音、录像、照相等现代化科技手段,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全面、真实且系统的记录和归档,记录了一批珍贵、濒危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现了一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资料和珍贵实物。笔者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国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相关规定,对这些浩如烟海、璀璨多姿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系统整理发现,截止2011年7月,羌族被列为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1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26项,市（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114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239项,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共有273人。还采取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称、分布区域、传承人情况、濒危状况、入选各级名录情况、震后保护情况与存在问题等现状进行了调查。因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较多、分布较广、传承人较多,故文中不再过多赘述。下文将对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的发展进行有益的分析与研究。
二、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效
汶川地震灾后不久,国家政府、各级文化部门、社会各界特别重视震后羌族文化的恢复重建,并投入了大量恢复重建资金,震后羌族文化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重建方案》提出的目标基本实现,羌族震后文化研究热度和文化发展步伐明显超过了震前水平,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震后羌族文化恢复重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颁布羌族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
汶川地震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羌族文化抢救和重建工作。2008年5月21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北川羌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抢救和保护震后北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法制保障；2008年6月5日四川省文化厅提出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初步重建方案》,为保持羌族文化原生态提供了基本思路；2008年6月8日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条例中有7处涉及文化遗产保护；2008年9月19日国务院颁发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明确地把保护和抢救羌族文化列为重要的内容,其中包括保护羌族的碉楼和村寨,保护有羌族特色的设施,以及保护和重建羌族的博物馆、民俗馆等等。可喜的是,2011年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表决批准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从2011年7月1日起施行。这些抢救、重建、恢复羌族文化的政策、法规,为完成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重建工作,为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步入有序的保护发展轨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问题；改进措施与对策
我国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之一。五千多年的农耕文化发展历史以及五十六个民族各具特色的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彰显了我国的民间艺术资源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到目前为止我国有很多种类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接近87万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近七万多项被国家或省、地市或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收录，其中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就达到了1028项，进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7109多项，进入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达到18000多项，进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更是达到了53000多项。先后建立了徽州、闽南、四川羌族等10个文化生态保护的实验区，有专题博物馆520多座，民俗博物馆197座。怎么样去保护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我们必须准确对待的一个重大课题。
1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成为了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在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名列第一位的就是的我国昆曲。日本的“能乐”同时也进入这个名录，当时日本新闻媒体把“能乐”进入非遗名录当成一个非常大的荣誉进行了整篇幅的报道，甚至用了通栏的大标题，而当时我国所有的新闻媒体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却都只是用一个很小很小的篇幅。这就说明了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对文化传统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议题也成为了焦点。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仍然还是处在初级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级政府对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力度还不够深入。由于政府部门的长期不够重视，普查工作力度不大，导致了对种类繁多和文化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的存在种类、整体状况、数量以及消失状况的认识不清，还缺乏更广泛和深入的了解。
第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保护的意识落后，技术、资金严重缺乏，没有正确的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意识落后的几个表现：一是忽视或轻视民间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文物取代了文化遗产，致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得不到重视；三是认为某些民间艺术的消失是客观必然，可以任其自生自灭，没必要保护；四是个别人认为目前我国的国力还是很有限的，可以等经济再发达一些以后进行保护。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严重缺乏法律依据。
第四，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的培养和教育。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特定民族或群体文化精神，它的独特性与现代社会产生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多数都是没有形成文字记载的口耳相传，常常是转瞬即逝的而且是不可再生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流失或者是消亡了，基本上都是无法恢复或再生。目前在我国一些依靠口授或者是行为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很多很多的传统民间技艺也濒临消亡，很多具有一定文化价值或者历史价值的珍贵实物或者是资料不是遭到毁弃就是流失到了国外，时常发生过度开发或随意滥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很多很多的民间艺术和传统技能都后继无人，面临了马上就要失传局面；一些少数民族特有文字、独特的语言和民间习俗正在迅速地消亡；严重短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研究专业人员，例如一些地方戏剧、民间戏曲正在走向在衰落。古琴、岔曲已经濒临绝灭。
3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工作的建议
目前在我国主要是行政保护也就是公法保护模式，像《文物保护法》和《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以及福建、贵州、云南等省颁布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增加了私权保护的内容，确立了以公法保护为主、私法保护为辅的具体制度。
第一，加强组织管理。可以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联合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施行规划管理，确立管理制度，鼓励专项资金和多渠道筹。
第二，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促进研究与保护利用的结合。可以设立专项课题等鼓励多学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
第三，设立民俗文化保护机构和保护区以及专门展示及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机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搜集、整理成果用影视、文字图片等形式加以保存，通过网络实现资源的整合共享。鼓励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师传、家传、社会传承等方式，把一些珍贵的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发扬光大，并得到科学保护与传承。
第四，大力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与弘扬工作。一方面通过各种媒体工具形象具体地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通过手工产品、艺术品、商品等物化载体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推向全社会。
第五，分发挥民俗文化的特色优势，塑造各具特色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移式保护。
第六，加强立法保护，把保护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以法律来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要从法律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第七，在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更要学习世界的先进文化。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尽快建立完善的保护和申报制度。
4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也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的文化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关系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及国家的文化安全。充分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既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处境与对策研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05）：135-147.
[2] 谭宏.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理论探讨，2008（02）：84-88.
[3] 周婷.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问题探析[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安顺地戏
一、安顺地戏的历史兴衰：
据考证，安顺地戏在元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在20世纪中期之后逐渐走向衰落，至20世纪末达到谷底。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以昆曲、侗族大歌、花儿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申请进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对象，安顺与贵州地方政府及中央文化部加强了对安顺地戏的保护。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在执法与司法、日常行政管理方面，均提高了重视程度。同时，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及认同度逐渐提升。安顺地戏近十年来再次得到兴盛。然而在历史上，安顺地戏曾经一度走向败落，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安顺地戏的地域广泛性
地戏使用安顺屯堡地区当地的方言表演，只有精通当地语言的军民才能理解，且部分唱词和约定俗成的短语难以用普通话翻译，造成了欣赏者接受信息存在困难，因此导致地戏的受众面较为狭窄。
（二）安顺地戏的受众年龄层次
表现形式为俗称的“跳神”，在先民表达对祖先和古今英雄，及天地万物灵性的崇拜与敬畏之时，一定程度上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其内容与表现形式在20世纪中后期尤其是期间被世人所“不屑”，遭受过较大的打击。即使在当代，也较难以为今人所理解与接收。这导致安顺地戏在青年一代中难以广泛流传。
（三）安顺地戏表达内容与形式的固定性
安顺地戏的内容多为尊天地、敬鬼神、崇拜战争英雄，古朴粗犷、阳刚豪放，从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缠绵，其思想内容和表达手法的难以变动，不能与时代相适应，因此导致了其内容难以为今人所理解和接收。
然而，正是由于安顺地戏自身存在这样的特点，才导致它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较少地被文化融合所取代其原汁原味，保留自身最原初的特点。安顺地戏经过自身的整合与时代的变迁，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在原本地戏仅限于男子表演，如今在安顺地区也成立了女子团、少儿团，呈现出于原本地戏迥异的表现形式与风格，为地戏表演注入新的生命活力。2.地戏进入课堂。安顺地戏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形式，已经进入安顺中小学课外普及读本。通过向青少年学生及社会各界介绍地戏，以扩大其影响力与认知度。3.延长产业链，制作地戏附加产品。面具是安顺地戏的特色与精髓。随着安顺地戏的知名度不断扩大，脸谱的制作工艺提升、类型增多，通过展示及出售脸谱、地戏道具等形式，扩大了地戏的公众认知与认可度。4.注册商标。安顺地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知识产权的一种，经过申请与审核，可以申请注册商标，通过法律途径予以保护，在创造文化与历史价值的同时，创造商业价值。
二安顺地戏引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案
2011年5月，我国出现了第一起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纠纷的案件。纠纷的当事人正是安顺文化局诉张艺谋团队在电影《千里走单骑》中将安顺地戏误称为“云南面具戏”。
2005年12月16日，由当代著名导演张艺谋负责编剧和导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在中国大陆公映。该电影讲述了一对日本父子在中国云南丽江拍摄“云南面具戏” 《千里走单骑》的曲折故事。而实际上，戏剧的演员是贵州省安顺市“三国戏曲演出队”，该片的戏剧表演内容实际上是安顺地戏传统剧目：《千里走单骑》、《战潼关》的片段。2010年1月，安顺市文化局在北京对电影《千里走单骑》的导演张艺谋、制片人张伟平、及发行北京新画面影业的有限公司提讼，提请法院判令上述三方为《千里走单骑》侵犯署名权消除影响，同时判令发行方停止发行《千里走单骑》电影。但最终，原告败诉，原因如下：第一，案件诉讼发生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尚未颁布，安顺文化局作为原告，仅得以侵犯知识产权作为诉讼理由，但该主张未得到法院认可。当然，在法律颁布后，原告可将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诉讼原因。
第二，安顺文化局这一政府部门作为原告未免欠妥，更恰当的做法为列传承人、民间保护组织为原告进行诉讼。
因此，本案中原告的败诉，恰恰说明了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漏洞与空白。此案不仅为文化部门就当地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及权利之维护予以警示，更推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立法进程与全民重视程度。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当今社会中，非物质文化确实已经与现世生活之间存在差异。例如贵州省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蜡染、苗绣、水书等代表着较为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组织形式；安顺地戏的表演一定程度上包含封建迷信、鬼神崇拜等消极成分。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今主流声音主要有两种观点：1、只保护先进文化；2、无论何种文化遗产都应予以保护。我个人站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立场上，主张无论何种文化遗产，都应予以保护。原因如下：
每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与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原因与价值。任何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存在均有合理性，且与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人文状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相适应，并关系密切。每一种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都是该时代的精华，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历史、考古价值，无论是文化研究，抑或对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与思想状态做出考察，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认为，任何文化形态应给予足够的尊重与理解。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并行不悖。扩大文化影响力可以采取延长产业链的方式，生产出高科技、种类多样化、高附加值的产品，在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与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巧妙结合。文化同样是社会生产力的表现形式，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增长，更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增长，促进整个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艺术的良好氛围；亦可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带来更多价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另外，随着当今人们视野的开阔、思想意识和觉悟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对我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有了新鲜思想与文化理论作为实践的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笔者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贵州省文化保护条例是保护安顺地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途径。但由于法律的笼统、概括，缺乏切实可行的执行操作措施，以及立法之初的稚嫩和法律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导致了法律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然，非遗保护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于立法。正如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远不是仅仅依靠立法方式或指定行政性法规予以规范指导就能够解决的。立法自身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导致其已经颁布施行便落后于社会现实、难以满足其发展变化。同时，正是因为法律本身具有普适性、确定性、规范性的特点，其受众对象是相关领域的所有问题，并不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法，难以提供个性化的处理方案，导致个案很难通过适用法律得以彻底解决。因此，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立法及法律的完善，而是应当在现实非遗保护工作中，面对问题在实践中逐渐寻找、并形成较为成熟的解决方法。
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政府文化局和旅游局之间的利益制衡与博弈；维持传统文化的纯粹性与文化创新这两种迥异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保护操作对策上的分歧与博弈；只保护先进优秀文化与保护文化多样性两种思潮造成了保护对象之间的差异，及保护文化价值的取向的纠纷；文化表演获益者政府与当地居民获益的公平分配严重失衡使居民面对传统文化变味走样、使其本真却束手无策…上述问题都是当今文化保护中应该平衡和反复考量的焦点，也是造成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走出尴尬窘境的关键。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相信经过政府各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各界的重视，安顺、贵州以及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将突破瓶颈，走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安顺屯堡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1年5月31日）.
[2]《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2年3月30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1年3月1日）.
[4]《屯堡文化研究》李建军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卷.
篇5
关键词：畲族；民俗文化；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福建宁德畲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悠久。在2006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与畲族有关的就有3项，即以霞浦县为主要发源地的“畲族小说歌”、以宁德市为主要发生地的“畲族民歌”和源于永安市青水畲族乡的永安大腔戏[1]。畲族民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洗涤，扎根于该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之中，通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是民族文化艺术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基础之一。
一、 畲族民俗文化的界定及部分畲族民俗文化面临的危机
“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生活文化”[2]，钟敬文先生将民俗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而法律只能保护具有较高价值的民俗，因此法律上的民俗范围要比钟敬文先生民俗的范围小得多。
畲族宗教：畲族是一个祖宗崇拜和多神崇拜的民族，畲族人重视传统节日，重视祖先崇拜。畲族先民将机智、勇敢的盘瓠尊崇为畲族的始祖，世代相传和歌颂始祖盘瓠的功绩。盘瓠的图腾礼仪、图腾标志、图腾禁忌等，反映了畲族图腾文化的典型特色。
畲族民歌：福建畲族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见畲族民歌在畲族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畲族社会广泛流传着二十四节气歌、种田歌、勤耕歌、采茶歌、送别歌等民歌、民谣。
畲族婚俗：畲族婚礼别具情趣，在畲族婚礼中，畲歌贯穿始终，畲族民歌《哭嫁歌》是畲族婚礼中不可缺少的，其内容包括《哭爹娘》、《哭哥嫂》、《姐妹恋》、《哭母舅》等。此外“调新郎”或称“答歌”、“嬉新娘”、“嬉大舅”、“八仙闹洞房”、“接亲家伯”、“做表姊”等活动都是畲族婚俗独具特色的活动。
畲族服饰：“男女椎髻，跌足，衣尚青、蓝色。男子短衫，不巾不帽；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理路状”[3]是历史文献对畲族服饰的描述。畲族服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较深的文化内涵，内容丰富，鲜明地显示畲族民族艺术特色。“凤凰装”、“绣花鞋”、“脚龙套”、“围裙”等都是典型的畲族服饰。
畲族语言是畲族最重要的民族特征之一；畲族民歌其音美妙，绕梁三日，其辞精彩，勾人魂魄；宁德畲族独有的宗教文化和内容恢宏的祖图画卷；畲族传统服饰多姿多彩，传统首饰别具一格；父传子继的医药以及“二月二”、“三月三”等独特的民间节庆活动共同构成宁德畲族民俗文化的精髓。
由于人口流动及外来文化的影响，畲族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大量畲族民俗文化面临失传的危机。畲语交流范围越来越小；畲歌古抄本严重毁坏；畲歌传入出现断层；大量畲族祠堂年久失修，且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被誉为“三绝”之一的畲拳面临失传的危机；蕴含着深厚、古朴传统文化内涵的畲族婚俗不断被淡化、简化、弱化；部分畲药药方已经失传或面临失传；传统服饰、首饰、畲族传统竹制工艺品的制作艺人正在不断减少；畲族祭祀舞蹈也面临传人断层的危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 我国现有法律保护畲族民俗文化的不足
（一） 相关知识产权法不能全面保护畲族民俗文化
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由于各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其各自的特点，至今国务院仍无具体的规定出台。《著作权法》不能适用于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首先，《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有其特定的创作主体，而畲族祖图画卷等民间文学作品的创作主体通常为某一族群，而非某一个人或者几个特定的人。其次，《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是已经创作完成的，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还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再次，《著作权法》要求作品的表现形式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表现形式，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般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况且畲族山歌等民间文学艺术需要保护的是其创作方式，而不仅在于其表现形式。最后，《著作权法》对作品的保护受保护期限的限制，如果用保护期限限制畲族民俗文化，则民俗文化早已超过了保护期限。
《商标法》也无法满足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需求。畲族民俗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属性，可以进行商业开发利用，形成文化产业。虽然畲族服饰、首饰、特色节庆活动的开发可以申请商标保护，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的制度能够保证畲族民俗文化不被歪曲、变形，有效防止对畲族民俗文化的仿冒、侵害。但我国商标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商标权人的财产权，而面对即将灭失的畲族优秀民俗文化，使之传承下去是最重要的保护目标，故商标法无法满足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需求。
另外，畲族服饰、竹编工艺等民俗可能符合专利法上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可以适用《专利法》进行保护，但由于专利的新颖性和创造性，部分畲族民俗可能无法受到《专利法》的直接保护。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排斥部分畲族民俗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是目前保护民俗文化的重要依据，但由于畲族民俗文化并不都是无形的、非物质的，因此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对畲族民俗文化进行保护也是不全面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在于抢救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在于保存和恢复物质文化遗产，这二者都是为了保护优秀的文化遗产。畲族古民居，畲族祖图画卷，畲族山歌手抄本都是有形的，都属于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畲族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排除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也不能全面地保护畲族民俗文化。
三、 国外对民俗文化法律保护概况
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倾注了极大的关注，更有不少国家或地区通过宪法或法律赋予相关机构权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大力保护。
（一） 民俗文化保护的国际立法
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源于1985年的《关于保护民间文学国际通用规则中技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初步研究》，该文件首次界定了“民间文学”的概念，其范围主要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宗教仪式、风俗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4]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民间文化的建议》，该《建议》中的“民间文化”的内涵和《关于保护民间文学国际通用规则中技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初步研究》中的“民间文学”基本相同。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该《建议案》要求各会员国采取法律手段和一切必要措施，启动民间创作保护工程。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第二条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a）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教科文组织还设立了“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来贯彻落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填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司法空白，对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产生了长远的推动作用。
（二） 日本、韩国等国对民俗文化的法律保护
《古社寺保存法》、《史迹名胜天然纪念保存法》、《国宝保存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为近代日本的历史文化保护做出巨大的贡献，而现代日本更加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1950年5月日本政府颁布了《日本文化财保护法》，该法总则第二条为文化财所下的定义中，包括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及传统建筑群落。“民俗文化财”指与衣食住行、传统职业、信仰、节庆相关的风俗习惯、民俗民艺，以及在活动中适用的衣物、器具、住屋及其他物品[5]。《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不仅规定了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组成、责任、权利和义务，而且规定了有形民俗文化财和无形民俗文化财的指定、管理、权利和义务的继承、经费等相关措施。日本政府经费支持民俗文化的保存和整理，对民俗文化传承者进行培养的经费也由政府财政支出，并建立起了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技能保持者”制度――“人间国宝”制度，这些制度对日本文化财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文化财保护法》至今被修订了四次，进一步明确了保持人的认定制度，新增了无形民俗资料的记录保存制度，加强了文化财的组织机构管理，引入了欧美等国的登录制度。
韩国在民俗文化法律保护方面并不落后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韩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加快，西化思潮严重冲击着韩国民间文化，韩国民俗文化的商业开发使韩国民俗“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保护韩国民俗文化，韩国出台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该法借鉴《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将文化财分为四部分：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纪念物、民俗资料。民俗资料包括衣、食、住、行、职业、信仰等民俗活动，以及进行有关活动时的衣服、器具、房屋等[6]。通过大量调查，韩国将民俗文化财产根据价值大小划分为国家、地方等不同的等级，并于1964年启动了“人间国宝”工程，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或保持团体授予“人间国宝”荣誉称号，“人间国宝”获得者将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保护和财政支持，以此提高民俗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积极性。《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人类活的珍宝”制度，这个制度主要包括传承人国家命名制度、政府专项财政支持制度、“重要文化财产保有者”的责任和义务制度[7]。为了落实对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韩国成立了文化财委员会，聘请各界文化财专家对文化财进行审议，研究无形文化遗产，推动韩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全面保护和振兴。 日本、韩国是世界上较早对民俗文化进行法律保护的国家，也是法律保护措施较为齐全和先进的国家。其先进的立法手段不仅对本国的民俗文化保护影响重大，而且对世界的文化遗产保护也意义深远。尤其是《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对其他国家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发挥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法国首先规定了“文化遗产日”，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遗产日”等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在欧洲蓬勃开展，由此形成“欧洲文化遗产日”；巴西1998年《宪法》第231条规定，承认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习俗、语言、传统，制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推广；越南《文化遗产法》明确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越南民俗家协会及各省文化新闻局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协调工作；蒙古国政府实施“国家扶持传统民间艺术工程”，建成了“蒙古口头遗产视听文献工程”，对600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了录音录像。
四、 对畲族民俗文化保护的立法建议
《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属于私法范畴，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人的财产权，这完全不能适用于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又不能完全包含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时至今日，我国法律尚无法对畲族民俗文化进行全面的保护，也没有一部明确的关于保护民俗文化的法律法规出台，大量优秀的畲族民俗文化正在不断消失，大批的民俗文物在保护民俗文化的呼声中继续流失。因此，制定一部能够全面保护畲族民俗文化的政策法规，建立一整套完整的民俗文化保护措施，对促进畲族民俗文化的发展十分必要。
（一）畲族民俗文化立法保护应当遵循的原则
1. 抢救先行、保护为主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第4条规定保护的基本原则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畲族民俗文化的诸多方面都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因此抢救濒临失传的民俗文化成为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的先行任务，离开抢救谈保护是不切实际的；同样，仅抢救不保护等于做无用功。只有将抢救和保护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畲族民俗文化。
2. 权利主体确定原则
畲族民俗文化保护的最初阶段，人们认为畲族民俗是畲族人民在过去生活中产生、使用的，是人类共同的财产，正因为这种“共同财产”理念，导致社会上的主流意见反对用法律手段对畲族民俗文化进行保护，也正是基于“共同财产”的理念，畲族民俗文化面临“异化”危机。畲族民俗表演开发者，为了追求民俗表演的“舞台”效果，扭曲和改变民俗表演的原貌；畲族民俗商品开发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哄抬畲族民俗产品价格；音像制品者改编畲族民间神话时，为了艺术效果，丑化或美化神话人物。这些迎合消费者需要、追求经济利益、扭曲畲族民俗文化的种种行为，加剧了畲族民俗文化面临灭失的危机。
权利的明确能从实质上保护畲族民俗。根据不同的民俗文化，权利主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方行政机关，像畲族语言、畲族婚俗、节庆活动等民俗的权利主体应该为行政机关。第二类是团体，畲族舞蹈、宗教仪式等畲族民俗的传承都离不开集体的努力，因此团体享有这些文化的权利理所当然。第三类是个人，畲族山歌、畲族服饰、首饰、民间工艺、畲族医药文化等民俗的主体为传承人个人，更有利于这些民俗的保护和发展。
3. 知情同意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是在民俗权利主体明确的前提下，民俗开发者必须在民俗开发前必要的时间内，将民俗开发利用的规划告知权利主体，并征得权利主体的同意[8]。只有经过权利主体的同意，才能可持续地开发利用畲族民俗，最有利地保护畲族民俗，也更有利于畲族民俗的传承。畲族民俗文化作为特殊的作品，其权利人享有保护作品完整权，他人在使用传统文化时，应当尊重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和精神权利，不得擅自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改、篡改原生作品，不得违背原生作品独特的表现形式或艺术风格，不得作不适当使用[9]。知情同意原则有利于保护权利主体行使保护作品完整权，有利于保护畲族民俗文化，有利于可持续地开发利用畲族民俗文化。
4. 利益均享原则
畲族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可以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使创造利益者享受该利益”是现代民商法的基本精神及现代法制之基本精神[10]，我国宪法、物权法都规定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可侵犯，因此作为畲族民俗文化的权利主体依法享有畲族民俗文化所衍生的经济利益，这是所有权神圣的重要体现。在畲族民俗文化保护和利用利益的冲突矛盾中，片面牺牲所有者或者利益创造者一方的利益都会最终危害畲族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危害畲族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分配民俗文化利益时要均衡兼顾，实现合理分享利益的目标，避免给畲族民俗文化造成不必要的毁坏。
（二）设置专门的保护机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十三条要求各缔约国“指定或建立一个或数个主管保护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畲族民俗文化的管理涉及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如文化部门、建设部门、宗教部门、旅游部门等等，众多管理部门的存在势必造成管理职能交叉和重叠，各管理部门之间职责不分、相互推诿。而日本文化遗产保护各行政部门之间很少有相互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管理体系：由中央政府制定总体的保护方针、政策，地方进行相关立法，并设置专门的保护机构。例如宁德市文化局可以统领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文化局下设由文化研究专家、畲族民俗学专家、畲族民俗文化传承人等人员组成的畲族民俗文化专家委员会，由畲族民俗文化专家委员会负责畲族民俗文化的申报、整理等具体保护工作。
（三）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
1.建立畲族民俗文化指定制度
日本、韩国等文化遗产保护发达的国家大都根据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将文化遗产分为国家级文化遗产、地方级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落实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首先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普查，了解畲族民俗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生存环境、濒危程度、保护现状等基本情况，再向有关单位申报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小说歌”、“畲族民歌”和“永安大腔戏”已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福建省、宁德市要加紧开展省级、市级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以便更好地保护畲族民俗文化。
2.依靠立法建立“传承者保护”机制
畲族语言、畲族婚俗、畲族民歌、畲族医药等大部分畲族民俗文化一般都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递、延续和发展的，传承者们担负着对畲族民俗文化传承、挖掘、整理和发展的使命，这使得保护传承者的工作成为畲族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的重点。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应当建立“畲族民俗文化传承者保护”机制。
首先，认定畲族民俗文化传承者的传承身份。2007年8月陕西省印发了《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详细规定了传承人认定部门、传承人资格以及申请传承人所需提供的材料等[11]。2007年9月19至21日，文化部在安徽省召开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应借鉴陕西省的先进做法，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为指导，建立适合畲族民俗文化发展的传承人认定办法。
其次，在经济上给予民俗文化传承人适当资助。《日本文化财保护法》、《韩国文化财保护法》都规定了“人间国宝”制度来保护文化遗产传承者的权利，我们应当借鉴这个成功的制度，给予畲族民俗文化传承人补助金，以鼓励他们不断提高技艺和悉心培养后继传承人。
最后，尽量依靠相关知识产权法来保护畲族民俗文化传承人的权利。畲族民俗文化可以看作一件特殊的作品，因此畲族民俗文化传承者和著作权人同样享有人身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署名权）和相关财产权。
3.立法鼓励高校等研究机构给予智力支持
高等学校、畲族研究协会、畲族民间艺术团体、畲族民俗摄影协会的专家学者们对畲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更深刻，也更了解畲族民俗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他们对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见更有利于畲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第一，借助学校培养畲族民俗人才。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通过介绍畲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增强畲族人民自觉保护畲族民俗文化的意识，激起畲族人民继承畲族民俗文化的责任感；通过开设各种关于畲族服饰、畲族民歌等民俗文化的选修课，将畲族民俗文化的传承课堂化；通过邀请著名民俗专家、学者开设专题讲座，举办短期培训班，培养保护和发展畲族民俗文化的得力组织者。
第二，借助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支持。社会团体对畲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更有深度，为政府制定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政策出谋划策，以实际行动确保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例如，畲族历史博物馆可以为人们展示最真实、最有特色的畲族民俗文化，畲族文化村、民俗一条街、畲家广场更能展示最自然的畲族民俗文化。
第三，立法鼓励和推动畲族民俗爱好者的各项民俗活动。例如畲族的某些地区会定期举行“盘诗会”，届时汇聚许多畲族山歌爱好者，独唱、对唱、二重唱，好不热闹。二声部重唱也叫“双条落”，即由一个歌手先唱二个字或四个字，另一歌手紧接着再唱下去。立法要鼓励这种民俗活动，让畲族山歌在他们的接唱中一代一代传承。
4.立法鼓励文化产业大力宣传畲族民俗文化
韩国对民俗文化的保护除了依赖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外，还受益于韩国商业炒作和旅游业的发展。因此音像公司、出版社、民俗文化旅游公司等文化产业也肩负着宣传畲族民俗文化的重任。
第一，立法鼓励文化产业的正当宣传。文化产业以民俗文化为经营对象，不得作出破坏畲族民俗文化的行为，不得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口味，任意篡改、歪曲畲族民俗文化。文化产业可以根据畲族民俗，创造出具有畲族特色的文化产品。例如，根据畲族祖宗崇拜和多神崇拜等传说，创造出具有畲族特色的音像制品，但是不得扭曲原畲族民俗的含义。
第二，立法鼓励创新畲族服饰。畲族服饰民俗极具特色，如今畲族人民除了在盛大的节日才穿畲族服装，畲族年轻人一般不再穿畲族服装。服装公司可以将社会流行元素融入传统的畲族服饰，设计出适合现代社会的畲族服饰。
第三，立法鼓励开发畲族民俗旅游。人们对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倾向文化旅游，因此可以结合畲族丰富的民俗文化，开发畲族民俗旅游。独特的畲族婚俗、畲族节庆都是畲族民俗旅游的重要资源。既不遵循市场规律又不尊重当地民俗，盲目进行旅游开发，任意对民俗旅游资源进行商品化会出现对民俗文化的篡改，扭曲，过分舞台化等问题[12]，我们要对畲族民俗旅游资源进行审视，充分认识和发掘，在保护民俗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利用，在尊重传统和事实的前提下，科学地开发和保护，使民俗旅游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永葆生机。
畲族民俗文化的商业化，可以是对畲族民俗文化的继承，也可以是对畲族民俗文化的创新，但创新不能违背畲族民俗的真实意思。总之，民俗文化的商业化要遵循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重要原则，做到文化利益、经济利益的双赢。
（四）通过立法确保畲族民俗文化保护基金的筹集和管理
1.关于民俗资源的税收收入
畲族民俗旅游、畲族特色产品等畲族民俗文化的商业化，往往会引起畲族民俗文化的“异化”，因此建议开征民俗资源税，防止畲族民俗文化的“异化”，实现民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13]
民俗资源税的纳税人应该包括旅游者。旅游不仅是一种消费，而且是一种高层次的奢侈消费，所以将旅游者纳入民俗资源税的纳税人既符合消费税的特征，也满足通过民俗资源税增加民俗保护基金的目标。
建议对畲族民俗开发者和旅游公司征收民俗资源税时采用不同幅度的税率，当民俗开发者合理利用、有效保护民俗资源时，可采取低税率进行征税，相反，民俗开发者扭曲、破坏民俗资源时，对其进行高税率征收民俗资源税。
2.立法规定政府专项扶持基金并鼓励民间个人捐赠
虽然对民俗资源开征民俗资源税，但并没有免除国家、政府对民俗保护的责任。畲族民俗文化的抢救、保护、传承都要花费巨大的资金，单单依靠民俗资源税是无法满足其需求的，政府仍然要定期投入资金，以弥补民俗保护资金的不足。扶持资金应该主要由中央财政拨款，宁德畲族经济并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也不充裕，如果扶持民俗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承担，无疑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民俗扶持资金无法到位，必将影响畲族民俗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保护畲族民俗文化是全国人民、畲族人民共同的责任，政府要立法鼓励企业、法人、个人投身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我国税收法规定了企业公益捐赠的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了公益性捐赠支出的扣除及比例：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14]我们应该通过立法引导，鼓励个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目前个人对公益事业的捐款，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仅在2000年2月武汉市文化局、武汉市地方税务局共同颁布《鼓励对文化事业捐赠的管理办法》。福建省应该制定鼓励个人对民俗文化捐赠的地方法规或规章，明确规定捐赠办法、捐赠范围、捐赠款项用途以及对个人捐赠的奖彰制度。
3.立法规定畲族民俗文化保护基金的管理
为了保证畲族民俗保护资金的合理利用，建议对畲族民俗文化保护基金进行专项管理，立法规定由专门机构制定明确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按照审计办法进行管理。专项管理办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专项基金的来源，专项基金的主要用途，专项基金的使用原则，专项基金的使用管理，专项基金的使用审批以及专项基金使用的监督。专项基金应由专门机构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使用必须坚持“重点用于畲族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的宏观管理”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专款专用”的原则，注重专项基金使用的综合效益。
（五）畲族民俗文化保护法律责任
畲族民俗文化作为法律客体具有特殊性，它一旦被破坏就很难恢复，因此注重事前的防范，而不能坐以待毙，等破坏了才采取惩罚措施则未免晚矣！加大力度，以惩罚性为主，从严保护畲族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的民事侵权主要发生在民俗文化的商业上，例如传承者的民俗文化署名权、民俗文化许可使用权受到其他团体的侵害，可以依民事诉讼法向法院提出赔偿。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侵害民俗文化的民事责任主要包括停止侵害、赔偿违约金、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从三百二十四条到三百二十九条规定了妨害文物管理的多项罪名以及相应的刑罚处罚，仅有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了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还将本罪犯罪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款的干瘪以及对犯罪主体的限制严重削弱了刑法对民俗文化犯罪的打击力度。我们建议刑法具体规定民俗文化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对民俗文化犯罪进行刑罚处罚，加大力度打击民俗文化犯罪，保护民俗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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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邱扶东.民俗旅游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161.
篇6
第二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
（一）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
（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
（一）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民间文学（口头文学）；
（二）传统表演艺术，包括传统音乐、舞蹈、美术、戏曲、曲艺、杂技等；
（三）传统民俗活动、礼仪、节庆；
（四）有关自然界、宇宙和社会的民间传说知识和实践，包括天文、地理、历法、气象、农业、生态环境、养生医疗等；
（五）传统手工艺术和技能，包括制造、建筑、织染、印刷等；
（六）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第三条建立**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是：
（一）推动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传承、利用；
（二）加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历史延续性的认同，提高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三）尊重和彰显各民族、群体或个体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展示中国人文传统的丰富、多样性；
（四）鼓励各族群众、企事业单位、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增进国内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宝贵价值的认识，促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
第四条**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评定工作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与各有关部门、单位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调工作。
第五条**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项目，应是具有突出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或文化空间；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典型意义；或在历史、艺术、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及文学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具体评审标准如下：
（一）具有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创造力、文化传承性的突出价值；
（二）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三）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四）出色运用传统民间工艺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技艺水平；
（五）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
（六）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第六条申报项目单位须提出切实可行的5-10年保护计划，并承诺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切实加以保护。
（一）建档：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档案；
（二）保存：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
（三）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有关乡村、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四）传播：利用节日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讨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宣传，加深公众对该项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共享；
（五）保护：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以保证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保护该项遗产的传承人(团体)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所享有的权益，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
第七条各区（县）文化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进行汇总、筛选，经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后，向**市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市属单位可直接向**市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
第八条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向所在区（县）文化管理部门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申请，并由受理的区（县）文化管理部门逐级上报。申报主体为非申报项目传承人(团体)的，申报主体应获得申报项目传承人(团体)授权。
第九条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代表作需提交以下资料：
（一）申请报告：对申报项目名称、申报者、申报目的和意义进行说明；
（二）项目申报书：对申报项目的历史、现状、价值和濒危状况等进行说明；
（三）保护计划：对未来十年的保护目标、措施、步骤和管理机制等进行说明；
（四）其他有助于说明申报项目的必要材料。
第十条传承于不同地区并为不同社区、群体所共享的同类项目，可联合申报；联合申报须提交相关各方同意联合申报的协议书。
第十一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将合格的申报材料提交**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专家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根据本办法规定进行评审，并向**市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推荐名单。
第十二条评审工作应坚持科学、民主、公正的原则。
第十三条**市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媒体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推荐项目进行社会公示，公示期为15天。
第十四条**市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评审意见和公示结果，研究确定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名单，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十五条对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申报主体必须履行其保护计划中的各项承诺，按年度向**市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实施情况报告。
篇7
关键词：湘西苗族 音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艺术来源于生活，民族音乐自然会打上深深的民族生活文化烙痕，湘西苗族音乐源于苗族先民几千年以来的生活积累：高崖峻岭、林木茂盛的自然生态环境，万物有灵、巫术盛行的，民族战争等历史背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碰撞，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变，岁月的流逝，自然规律的作用使得湘西苗族音乐的传播主体逐渐减少。苗族音乐已经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几千年间那种“口耳相传”“闻歌而舞”的鲜活的生命力。为避免湘西苗族音乐文化的断代、消融，对湘西苗族音乐的保护已被提上了日程。
一、湘西苗族音乐保护进程
湘西苗族音乐紧紧依附于苗族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苗族个性、苗族审美习惯几千年积累的“活”的显现。它通过人本身这一载体，以节奏、形体、服饰和唱腔等为表现手段，身口相传，代代继承。然而，“活”的文化如果脱离其固有的生存环境，其生命力就会逐渐枯竭。
湘西苗族文化遗产与苗族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对于湘西苗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也经历了从自觉到主动的阶段。早在18、19世纪时，语言学者、民俗学家及人类学家曾试图记载世界上的口头文化传统。1924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萨维那出版了《苗族史》，对湘西苗族音乐的形式、内容与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和记载，也对湘西苗族音乐与其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略有探索。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对湘西民间音乐艺术进行了抢救、挖掘、整理，组织人员分别采取笔记、画图、记谱、录音、照相等方法认真记录各种不同的曲目，以及有特点的唱腔、表演技术、服装、道具等，并把老艺人独特的表演技术、经验及他们所了解的史料记录、学习、整理或者拍摄下来。苗族古歌是苗族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史诗，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苗族古歌历来由苗族人口传身授，而在50年代，整理出版了苗族古歌的苗文文本，有节选本也有全本。到了70年代，由于的影响，湘西音乐文化研究保护被迫中断。
20世纪下半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相互沟通、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综合几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对非物质文艺遗产的工作成果及经验，有目的地开展了多项计划，并通过了相关文件，并于1998年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
进入21世纪，在中国政府主导，文化界人士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各地方政府积极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场声势浩大的湘西苗族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2007年，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湘西自治州文化局制定的《湘西自治州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基地实施方案》通过州人民政府同意，向全州公布，全面推进了湘西自治州湘西苗族音乐遗产保护工作。
2010年11月26日，中国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授牌仪式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乾州古城举行。这标志着湘西民族文化的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上可见，在1990年以前，湘西苗族音乐的保护一直游离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外，进入21世纪之后，湘西苗族音乐遗产保护开始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中，并有长足的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苗族音乐的保护手段
（一）明确湘西苗族音乐遗产保护的工作目标
要做好湘西苗族音乐遗产保护，首先要明确保护的总体工作目标，即湘西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础。第一，基于湘西苗族音乐遗产保护的迫切性，应当在时间上进行把握，争取在5年内，在湘西地区建立初步的湘西音乐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其内容大致包括工作组织机制、经费筹集发放机制、政策制度建设机制、推广宣传机制；第二，应当清查、编订湘西音乐遗产保护名录，建立遗产名录体系，对各类型的湘西音乐分门别类，建立湘西音乐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和网站，争取国家经费和政策的支持；第三，要抢救珍贵湘西音乐文化遗产。采取有效措施，抓紧征集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资料，建设湘西音乐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保护传人、保护村寨，建设分级保护体系，拍摄和制作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像制品和相关图书。
（二）积极参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2001年5月我国的昆曲艺术名列第一批19个代表作名单之中，2003年11月我国的古琴艺术又名列第二批28个代表作名单之中。2003年10月，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我国自始至终积极参与了《公约》制定工作的全部过程。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然而，湘西苗族音乐遗产保护工作步伐还较为缓慢，与国内外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相比，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努力完成。我们不仅要把握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有利时机争取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更应当从湘西苗族音乐这一民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出发，寻找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结合点，在保护民族音乐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湘西苗族音乐的前景，不但使湘西苗族音乐焕发生命活力，更重要的是使湘西苗族音乐得以传承。
（三）以立法的手段保护湘西苗族音乐遗产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和实施，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了法律层面上的意义和解释。云南省、贵州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此期间相继颁布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湘西地区应在此法的基础上，制定更为详细的地方性规章制度，明确音乐文化遗产保护对象、范围和权属，明确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责，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将立法保护和制度保护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保护好湘西苗族音乐这一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
（注：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湘西苗族音乐研究》研究成果，课题编码：2010YBB26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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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认真普查，摸清家底
普查摸底是非遗保护的基础，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复杂工作。从2011年开始，利用一年多的时间，深入农村，走街串户，问情况，挖线索，搞调查，走遍了全县的农村、街道。工作中，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的工作要求，做到不漏线索、不漏村户、不漏种类，并从中筛选出有代表性的项目，突出重点，由专门的工作人员重新进行走访调查，完整记录讲述者、传承者或表演者的技艺技能和相关历史情况、人文背景及相关的数据。通过文献调查、实地调查和录音、拍摄照片、录像等多种方法并举，做到资料来源清楚、内容真实、数据可靠。
2、筛选项目，认真申报
3、加强宣传，积极保护
宣传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颁布，我们召开了座谈会，印制宣传标语和材料，广泛宣传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我们利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全民健身日、民间乡艺汇演等，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展演、展示。并制作展牌块，用文字和图片进行详细的介绍，让更多的群众通过多种形式，对文化遗产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共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人心，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传承的行列。
4、争取资金，传承保护
资金争取是非遗保护的先决条件。没有资金，就谈不上有效保护。对此，我们积极开展争跑工作，加大资金申报力度。2010年来，先后争取非遗保护资金145万元，全部用于非遗的保护工作。今年，又开展了尧山文化、南鱼龙灯保护经费的申报。随着资金争取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县的非遗保护得到有效开展。
5、加强培训，提高水平
培训提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对此我们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举办培训班。一方面，组织专业人员下乡，掌握和发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另一方面，通过举办培训班，培训了一批基层文化工作骨干和民间艺术的传承人，为非遗的传承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通过以会代训形式，共举办培训班3期，培训专业人员220多人。二是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先后组织成立了隆尧秧歌戏协会、XX招子鼓协会、泽畔抬阁协会，积极开展研究交流工作，提高保护管理水平。三是开展专题培训。聘请省、市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对XX秧歌戏、XX招子鼓、XX泽畔抬阁进行了辅导、排练、提高。为XX秧歌戏和XX招子鼓队购置了部分演出服装和道具，对招子鼓的鼓点套路、表演形式进行了修改提高，使招子鼓更新了形式，更上了一个台阶。
6、交流演出，创树品牌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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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律保护 保护机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是相对于“有形文化遗产”而言的。根据相关立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第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第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第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第五，传统体育和游艺；第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特征
第一，非物质性或无形性。这里的物质性首先是指人们的理念、情感、技能、才智、知识以及生活状态，它本身具有无实体性或无形性，但是它可以通过人或物表达、体现和展示出来，成为人们能够感受、认识和共享的客观现象。其次是指表现形式或者类型，包括特定的语言、传统表演、技艺、仪式、习俗、岁时节令等，以及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器具、实物和文化空间。第二，特定民族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民族在一定地域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体现该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第三，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称作“非物质”是因为其没有将其文化内涵用物质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其也无法用物质形式固定下来。究其存在与传承的特点而言，主要是依靠传承的个人、群体以及民族的技艺。口传心授，约定俗成。其存在和流传与孕育它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并没有明显的时代性，也不必依赖先进的传播手段。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保护状况
（一）现行有关法律规范文件和地方性法规不完善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还不健全，没有建立起与之配套的法律保护体系。现有的规范性文件中，仅在2011年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而地方性法规中，最早的是2000年《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由此看出，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被散乱分布在有关法律法规中，且以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保护为主，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底，这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如我国的《花木兰》被美国迪斯尼公司改编成动画片《花木兰》，其故事情节与人物刻画严重歪曲了我国民间传统文学，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国内法依据，而无法保障和主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利益。再如，“端午节”作为一种无形文化标志，起源于我国，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为主。而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2005年11月2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代表作”。因此，“端午节”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由我国和韩国共享。以上实例理应引起我国行政立法机关的重视，加快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步伐以适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
（二）行政执法力度不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未得到有效保护
长期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采取行政保护模式，但由于我国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有关部门不够重视，普查工作力度不大，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认识不清，缺乏深入和广泛的了解，以致很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例如，云南大理为修公路而拆迁唐代古城墙，正在扩建的公路，使古代关隘龙首关变得面目全非，仅剩的几段城墙也危在旦夕，而面对村民的质问，相关文化部门和交通部门并未给出一个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在村民们看来，这样的施工方案将使龙首关遗址遭到严重破坏乃至消失，使大量的旅游事业失去一个极具历史、文化和旅游开发的亮点。同时，我国的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也相对滞后，比如陕西户县的农民画、陕北的安塞腰鼓、青海同仁的热贡艺术、壮族的“三月三”、云南傣族的泼水节等，在数量上明显占有世界总量的很大份额，但仍没有申报成功。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机制的完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法律保护的完善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性质
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性，它体现的利益既有公共利益、公共关系，又有私人利益、个人权利。为此，对于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究竟如何定位其法律地位，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公约》没有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只强调了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主导作用，并没有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私权属性，故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属于私有财产，而属于政府介入的公权力；此外，有学者基于我国有关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法律规范具有浓厚的公权色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归结为个人的私有财产认识，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备私权特征；有学者认为，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口授和行为传承的特点，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属于私权性质，从法律部门的划分看，属于民法部门。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一部具有私权性质的法律，应定位为私法。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是由民族集体创作并世代相传，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及不同历史经历的民族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其表现形式也精彩纷呈。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智力劳动成果，具有财产价值属性，涉及到产权的确认、利益的归属、权利人的利益保护等问题。从私权保护的角度以激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的积极性，尤其是传统的口头文学、表演艺术、美术及传统的手工艺、医药等知识和实践活动等，私权保护更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程序方面，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切实保护当事人权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定民族性，即集体性的特点，以民歌为例，民歌作品包括原生作品和派生作品，当前民歌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很难确定其作者，也就不存在公开发表权，有关法律也只是作了必须署名作品的来源民族、群体或区域的原则性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派生作品的著作权，且派生作品的作者相对来说容易确认，但却导致流传群体的合法权益容易被忽视，这就有必要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流传群体相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这里的民事公益诉讼并不是与现行民事诉讼并列的诉讼制度，而是包含在民事诉讼的一种形式，该制度可借鉴完善后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具体规定。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的完善
1.加强行政立法，规范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
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承担着大量的作为义务，如果不积极作为，将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严重流失和破坏。因此，政府行为既要合理，更要合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保护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的失职行为给予行政处分，当其行为达到严重社会危害性并构成犯罪时应将其交与司法机关进行制裁。
2.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切实保护
在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下，政府应积极发挥其主导作用，并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各级有行政执法权的文化行政部门应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行政，在保持、尊重、抢救、弘扬、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注重对它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对于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切实保护。
篇10
调研认为，一年来，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审议意见落实工作，按照审议意见指出的“认识还不到位、工作基础薄弱、非遗专业人才短缺、经费投入不足”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和针对问题提出的工作建议，立足深化“全国文化模范县”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强化责任担当，从非遗项目传承人资源挖掘和项目申报、传习所建立、人才培训和队伍建设、非遗展演和宣传展示等方面进行全面整改落实，使我县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主要成效是：
（一）注重宣传推介，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力不断提升。一是通过“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主题活动日发放宣传资料、积极组织非遗产品参加全省非遗项目展演活动，借助电视网络、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快手、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举办非遗作品线上展示、非遗项目及传承人展播等活动，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二是积极运用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大型广场、旅游景区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及县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艺术特点和发展成果的宣传推介。三是通过升级改造县文化馆民俗文化展厅、非遗流动展厅等专门展室、轮流布展和定期培训，积极营造全社会热爱非遗产品、重视和支持非遗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四是积极支持援鄂抗疫工作，我县麦秆画、泥塑、剪纸、泥金纸织画等非遗传承人向武汉市汉阳区国际博览中心捐赠麦秆画、钩绣、刺绣等非遗产品300多件，制作泥塑抗疫人物模型、创作抗疫剪纸作品、泥金纸织画等抗疫作品参加网络微展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坚持科学开发，非遗资源挖掘传承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一是依托数字化建设项目，完成对“庄浪高抬”“南湖曲子戏”“庄浪皮影”抢救性记录，为传统戏剧、传统手工技艺等项目数字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二是积极申报，组织成立了朱店镇马尾编荷包、良邑镇剪纸、水洛镇麦秆画、泥金纸质画等非遗传习所8处，新发现泥塑、石雕、门椁、门簪等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并列入我县非遗项目和传承人项目库，使申报国家和省市项目及传承人的数据库得到进一步充实，为整理出版《庄浪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集》丰富了内容。三是庄浪武术、庄浪毛笔制作技艺、庄浪皮影等7个项目和16个传承人进入第四批市级非遗项目名录。
（三）注重技艺培训，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队伍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是依托朱店镇马尾荷包、良邑镇剪纸、水洛镇麦秆画、泥金纸质画等非遗传习所，组织省级以上非遗传承人和县内有影响力的离退休文化名人，通过对乡镇综合文化站专干、农村文化能人、中小学非遗爱好者开展非遗知识培训，对乡村文化能人、文化爱好者开展剪纸、麦秆画等重点非遗项目技艺和知识专题培训，吸引更多新人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发展。二是各学校因地制宜打造非遗长廊300多条，建成中小学农耕文化展室5个，收集展出非遗产品5000多件，建成竹编、根雕、秦腔等社团活动成果专室23个，通过选派专兼职教师指导，转出成果1.2万件。三是组织20多名剪纸爱好者和传承人参加全市剪纸培训班和庆“五一”剪纸作品大赛，6人获奖。第四批市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成功申报，使非遗保护与传承队伍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强化体系建设，县域特色非遗项目传承创新持续推进。一是在完善县文化馆培训厅音响、投影仪和播放设施，添置培训桌椅、表演舞台的基础上，18个乡镇政府挂牌成立乡镇文化馆，任命综合文化站长担任乡镇分馆馆长，文化专干任分馆馆员，组织各乡镇非遗传承人开展非遗知识培训、产品展览和法律宣传，进一步健全了县乡村三级非遗保护传承体系。二是对濒临失传和新近普查挖掘的夹马云子、门椁门簪、民俗礼仪等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进行摸底，逐项申报进入各级非遗项目库，建立健全非遗保护四级名录体系，认定和保护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三是历年举办的“文旅欢歌、唱响四季”系列文化活动、以“庄浪高抬”展演为主题的庄浪艺术节、各乡镇春节非遗展演活动，秦腔、花儿、快板、小曲大奖赛等民间文化创新活动，使非遗项目的地域特色更加凸显。四是先后争取到庄浪高抬非遗保护国家专项资金40万元，马尾荷包省级专项资金22万元，并坚持招商引资、引进外资、民间融资等多渠道开发非遗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