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著作权保护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软件著作权保护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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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修改权 精神权利 权利 Linux GPL

一．绪言

随着e的到来，高新的兴起、数字化产品越来越多涌入市场，对这些技术、产品的保护日益成为新的课题；其间，大量计算机及其的是信息时代的主要特征，计算机广泛应用与人们生活、工作的各各领域，带来极大便利，而计算机软件是计算机的灵魂和应用的关键。因此，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对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尽管随着计算机软件的发展、技术的提高和对知识产权领域认知的深入、突破，界和一些国家操作实践中采用了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或商业秘密与版权相结合的保护模式，但几乎所有国家无一例外的都主要采用著作权法这一手段对计算机软件进行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10条第1款明确规定有“无论以源代码或以目标代码表达的计算机程序，均应作为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所指的文字作品给予保护”亦正表现了世界范围上对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承认。

在当前，如何更好地平衡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权利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的利益仍然在争论之中。而作为具体的单一权利，计算机软件权利人（包括了公众使用者）的修改权（ Right of Modification）亦是一重要权利，修改权的变迁实际上也正印证着计算机软件对其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平衡态度的转变。于本篇，予仅就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之修改权及其发展在著作权保护前提下进行探讨。

二．软件修改权概述

1．软件修改权的含义

从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称《保护条例》）第1条规定可以看到，我国立法者是将该条例置于了《著作权法》的特别法地位[1]。则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三）项规定，一般意义上的修改权就是指著作权人享有的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单就计算机软件享有的修改权而言，原1991年6月实施的《保护条例》中并没有明确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修改权之规定，只是在第9条的（三）项规定的使用权中规定有“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以复制、……、修改、……等方式使用其软件的权利”，其间提及修改权而已；而修改过后的2002年1月实施的《保护条例》则明确了针对计算机软件的修改权是指对软件进行增补、删节，或者改变指令、语句顺序的权利[2]。此项规定相对于前者而言，无疑是一大进步，它将原来条例的使用权分散开来，形成一些具体的单个权利，再对这些单个权利进行比较详细的规定。

从上述的比较可以看到，对于修改权的规定，《著作权法》与《保护条例》规定是存在差异的，不过条例所规定的修改权相对更加具有针对性。

2．软件修改权的主体

《保护条例》明确软件著作权人享有修改权，具体而言，即是指依照条例规定，对软件享有著作权的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另则，从条例清楚，该主体是指软件著作权人而并非是软件开发者。但同时，根据《保护条例》第9条规定，除条例另外有规定的外，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而无相反证明，在软件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开发者。在此，有必要了解所谓软件开发者，是指实际组织开发、直接进行开发，并对开发完成的软件承担责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者依靠自己具有的条件独立完成软件开发，并对软件承担责任的自然人。则从上完全可以认为除去非正常的例外，通常所言的软件修改权主体就是软件开发者[1]。

那么被许可使用和非经最初的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计算机软件的用户是否同样都享有对软件的修改权呢？

首先对合法被原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使用的用户。一般认为对这类用户的必要修改权是应当受到所保护的，正如条例第16条规定 “为了把该软件用于实际的计算机应用环境或者改进其功能、性能而进行的必要的修改”以法律的形式授权于这类用户。但是值得探究的是，该条例赋予权利的对象是“软件合法复制品所有人”，那么就意味着非合法软件复制品所有人并不享有这项权利。问题是，条例中的“合法”所针指的对象是什么，是对软件复制品合法性要求还是对所有人对软件复制品所有权利的合法？如果是针对前者的“合法”，则其似乎就没有否认违法享有合法复制品的所有人享有本修改权，而这是并不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的，会产生反面的鼓励，故而从立法本意而言，该“合法”自是针对享有的合法性要求，这同样存在一个疑问，即对于合法享有合法复制品的所有人和合法享有非法复制品的所有人是否皆享有这一必要修改权？勿庸置疑，合法享有合法复制品的所有人享有本修改权；对于后一种所有人，就需要具体分析了，一般而言，法律并不支持软件非法复制品。

再看第二种情况，予以为非经许可[2]并不必然代表该用户是违法使用计算机软件，这样就存在需要权衡这些公众范围用户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利益问题。关于此问题，《著作权法》有体现，即在充分保护原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下，又对其进行合理、必要的限制之原则；于《保护条例》中也对应应有同样体现。而随着计算机软件的运用和普及，这又发生着较大的变化，容予后文详述。

3． 软件修改权的客体

显然，要了解修改权的内容得明确修改权的修改客体。从条例可见其修改权客体是计算机软件。而著作权法上规定计算机软件是著作权人享有的修改权客体——作品之一[3]，学者也以为“以高新技术和创作行为而产生的诸多信息产品理应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畴”[4]，因此从客体上看，《保护条例》作为相对于《著作权法》的一部特别法也是合理的。

所谓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称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法号化的语句序列就是计算机程序；而文档则被认为是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况、测试结果及使用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具体说，该文档不仅包括以书面的文字形式表达的文档，也包括存在于计算机硬件或者存贮于软盘或光盘中的文档。同时，立法者认为，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是同一作品，对此，有学者就明确同一程序的源代码表示和目标代码文本是同一作品的两种不同形式（version或者form），是版权保护所指向的同一标的[1]。

我国针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要求其以固定化的形式予以表现；具有可复制性，可以通过某种有形形式复制；同时应当具有独创性，以体现作者的个性特征，也应当是属于作者智力劳动创作结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计算机软件同传统作品并无多大差别，是以将其归类为著作权客体是合理的。

但是具体而言，计算机软件并不完全同传统著作权客体——作品。首先，计算机软件包含着更多高科技、数字化信息并且其获得途径极多；其次，传统作品多在于以文字、美感等形式通过展现其内容来提供信息或娱乐，以被人感觉为目的，主要是一种情感的表现，是人和人之间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2]；但无论软件开发者还是其他软件的用户看重的都并非计算机程序或者该程序或文档本身，而是该软件在计算机硬件设备中可运行而产生的强大功能；再次，与传统作品的有形载体相比较，计算机软件之核心——程序，一般是以软盘或光盘的形式存在，因此相对而言，也极易被不着痕迹的修改、变动。再加上计算机软件的广泛应用，传播范围广之特点，自然便给对计算机软件修改权享有人的权利保护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因此，从上述比较看来，计算机软件的修改权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传统著作作品享有的修改权。它有着作为特别法所相对独特的内容。

那么，修改权客体是不是必须是经过登记的计算机软件呢？1991年实施的《保护条例》对此认为，经过软件登记管理机构登记的软件是提出软件权利纠纷行政处理或者诉讼的前提，这严格限制了就修改权被侵犯而寻求救济的范围。而新的《保护条例》对此则作出了适应软件发展的社会需要之规定，淡化登记的作用，认为登记只是软件权利人证明其权利的方式，不再是寻求救济的前提。这显然便利甚至可以说是扩展了修改权救济请求的范围。

4． 软件修改权的内容

从前述修改权的概念可以很清楚，行使修改权是一种法律授权进行增加、填补，或者删节、改变的行为。按一般通说认为，修改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著作权法》第（三）项规定的修改权仅是狭义的概念说；广义之修改权还包括“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3]。便是以为一项完整的修改权得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诠释。修改权是从授权性方面而言，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是从禁止非著作权人行为层面上论述的[4]。所以有学者又认为软件修改权是软件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对其软件制作修改本和禁止他人擅自制作修改本的权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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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侵权认定　合理使用

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帮助。当电脑已如同手机一样，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时，足以证明计算机软件的重要性及其商业价值。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正版软件的使用率仍然不高。软件制作者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出来的软件，是其个人以及这个产业的宝贵无形资产，实践中却是他们的权益无法得到足够的保障。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保护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

一、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概况

（一）计算机软件的概述

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保护条例》）的规定，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作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知识产品，计算机软件必须具备原创性和固定性两个条件，即该软件必须由开发者独立开发，受保护的软件必须固定在一定存储介质上，如磁盘、磁带等。仅存在于软件开发者脑中的设计理念并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了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类型，其中第八项为“计算机软件”。依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8条的规定，软件著作权人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等权利。软件著作权人可以许可或者转让他人行使部分著作权，并有权获得报酬。任何人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或者转让其权利的情况下行使以上权利，将构成侵害他人著作权的行为。

（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保护现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一版颁布至今，已有20余年，我国一直积极致力于著作权保护的工作。我国国内的法律法规以及同外国签订的不同层次的规范性文件中，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有关的法规有很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美两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等等。近年来我国著作权保护也取得一定成就，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15938件，同比增长14.1%；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登记7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专有许可合同登记11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27件；软件登记事项变更或补充登记814件；查询软件登记档案2150件；法院查调档16件；法院查封软件1件；软件源代码封存保管1件。

二、我国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著作权法本身的缺陷

1．关于计算机软件“合理使用”的界定不明

软件不同于书面作品，其使用与复制是相伴的，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对其并没有针对性。《保护条例》第16条提出软件的合法复制品所有人享有的权利，其中第二款提到“为了防止复制品损坏而制作备份复制品。这些备份复制品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这里的“他人”并未加以明确，比如是否供家庭其他成员使用。最终用户界定不明确为实践认定造成一定困难。《保护条例》第17中规定，“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通过安装、显示、传输或者存储软件等方式使用软件的，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既不用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也不用向其支付报酬，直接借“合理使用”之名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软件开发者还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反向工程利用他人软件所表现的创意、原理等,独立开发出“新的”软件，避免侵权，但实质理念却没有变化。

2．未考虑软件本身特性

（1）在计算机软件开发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体现了软件权利人的独特的想法与构思，一个软件的风行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软件的独特构思，因此软件权利人往往最在乎该软件的技术构思或者技术方案。但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且对作品的新颖性不作要求，在这一点上出现了空白区域。

（2）著作权是自动产生的，无需履行任何手续，认定传统文字作品产生的时间尚有难度，对于计算机软件这种相对较抽象的技术产品更难以达到效果。软件于何时、何地完成均难以考证。

（3）《保护条例》第14条规定，软件著作权自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产生。自然人的软件著作权，保护期为自然人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截止于自然人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软件是合作开发的，截止于最后死亡的自然人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软件著作权，保护期为50年，截止于软件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但软件自开发完成之日起50年内未发表的，本条例不再保护。这一规定看似没有问题，但深入思考会发现，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每周甚至每天都会有新的软件出现和已存在的软件被升级，几乎不会有哪一款软件能被持续50年之久，故这样的规定并没有实质性作用。

（二）立法与实际应用有差距

1．计算机软件侵权难以认定

几乎所有的软件都是在已有软件基础上发展而来，同一领域的软件数量众多，即使同一软件也有不同版本，软件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我们无法用区别传统作品的方法来区分不同计算机软件。同时，一起软件纠纷通常涉及著作权、专利权、商业秘密权等多项知识产权，对认定计算机软件侵权增加了难度。

2．公众缺乏保护意识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起步晚，发展较慢，尽管政府相关部门在努力倡导知识产权保护，但效果并不明显。我国目前正版软件使用率很低，可以说盗版是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大多数人认为使用盗版的作品没有不妥，对于自己使用盗版软件的行为可能触犯法律更完全无意识。公众对于使用盗版软件的态度使得“全体总动员”保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难上加难。

三、完善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的建议

（一）法律规定应更切合计算机软件本身

由于计算机软件的自身特性，我们不能将之与传统的作品划等号。《保护条例》中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和有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期限的问题等均未考虑到计算机软件的特殊性。在以后的立法中应当更加结合计算机软件自身的特性进行规制，比如可以参考计算机软件的商业寿命，可以不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定为与其他作品一样。此外，我们不仅要保护软件的表现形式，更要保护该软件核心的思想方法，以此才能从根本上达到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的效果，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

（二）借鉴国外经验，提高我国软件保护水平

相较我国尚不成熟的知识产权体系，欧美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相对发达。我国可以结合自身的现实情况，借鉴国外经验，少走弯路，学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计算机软件示范法条》等规定的相关内容，提高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水平。

（三）培养公众意识

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尤其是对于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正处在发展阶段，离不开公众的配合，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也是培养公众尊重他人智力劳动成果的最佳时期。循序渐进，使大家都参与到保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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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算机软件 最终用户 法律责任

一、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法律责任理论概述

1.计算机软件的概念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78年的《保护计算机软件示范法》将计算机软件定义为：“计算机软件包括计算机程序、程序说明和辅助资料三项内容”，我国于2002年起施行的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对于软件的解释为：它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

根据软件的功能不同，软件可分为两大类：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系统软件是管理、监控和维护计算机资源的软件，主要包括：操作系统、计算机语言、服务程序。应用软件是帮助计算机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设计编写的程序和软件，主要包括：通用软件、专用软件、自行开发的软件。

2.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的界定和分类

目前学界的观点认为，最终用户这一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最终用户是指除了软件开发商和软件运营商以外的，通过计算机等设备对软件复制品进行功能性使用的民事主体。

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可以根据是否经合法授权，分为合法获得授权的最终用户和非法未获授权的最终用户。其中合法的软件最终用户包括软件合法复制品所有人以及合法复制品持有人；非法的未经授权的软件最终用户包括善意的软件最终用户以及恶意的软件最终用户。

3.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分析

软件最终用户侵权责任拟制说指的是：将软件侵权的责任界限，延伸到侵权软件的制作者和销售者，而不涉及到最终用户。也就是说最终用户使用非经授权的软件本身是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的。但是由于软件自身的一些特征以及从保护软件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角度，部分最终用户的使用非经合法授权软件的行为，也视为侵权。目前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的相关立法，正是采用“拟制说”这一观点。

按照软件最终用户侵权责任复制说的观点，最终用户使用非经授权的软件本身是对软件著作权人复制权的一种侵犯，意味着该行为构成侵权，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复制行为包括永久复制和临时复制。我国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并未对临时复制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将临时复制行为纳入侵权的范围，将会引发很多意料之外的问题，比如网上浏览中发生的临时复制行为。

以上两种学术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采用“拟制说”更加符合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更有利于完善我国软件著作权保护制度。

有了上述的理论基础，我国的软件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指的是：软件最终用户使用未经合法授权的软件复制品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我国部分地区软件最终用户责任立法

1.美国的相关立法规定

早在1964年，美国版权局就开始接受计算机软件的注册，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纳入版权法保护的范围。《美国版权法》第107条有如下规定：“……，为了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教学（包括用于课堂的多件复制品）、学术或研究之目的而使用版权作品的，包括制作复制品、录音制品或以该条规定的其他方法使用作品，系合理使用，不是为侵犯版权的行为。”该条中同时规定了判断合理使用作品要考虑的几个因素：该使用的目的与特征，包括该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或是为了非营利的教学目的；该版权作品的性质；所使用的部分的质与量与版权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的关系；该使用对版权作品之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从以上列举的条文内容不难看出，美国版权法中关于软件最终用户的“合理使用”范围要比我国新的软件条例中规定的范围大；在软件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上，考虑的因素也较多。

2.日本的相关立法规定

《日本著作权法》第113条中对最终用户的侵权行为有着这样的界定：“在商业行为中，在计算机上使用通过侵犯程序作品的著作权而制作的复制品，在业务上用于计算机的行为，只要在取得使用上述复制品的权利的根据时知道实情，即视为侵犯该著作权的行为。”简单地说，就是主观上明知道使用的是侵权软件，并实施了商业性使用的客观行为，那么软件最终用户的这一行为，就构成了侵权。从条文规定可以看出，《日本著作权法》将软件侵权行为的界定延伸到了部分最终用户，即强调最终用户的主观恶性以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而对于明知是未经授权的软件，最终用户在计算机上非商业性的使用、非业务上的使用以及私人的使用，根据日本著作权法的规定并不追究侵权责任。

3.欧盟的相关立法规定

欧盟制定的软件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的相关立法，具有代表性的是《计算机程序保护指令》。《指令》中确定的有以下几个原则：将计算机程序视为“文学作品”；充分保护合法用户的利益；不影响其他法律对计算机程序的保护。

《指令》第七条同时规定了软件使用的侵权责任界限。成员国应在国内法中规定适当的措施来制裁下列行为：第一，明知或应知有关程序系非法复制品而加以传播者；第二，明知或是应知有关程序是非法复制品而为营利目的占有者；第三，传播或为营利目的占有专用于擅自破坏或回避计算机程序加密机制的设备者。从《指令》中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软件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的法律责任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占有未经授权的非法软件复制品。

4.TRIPS中的相关规定

世贸组织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第10条第1款规定：“计算机程序，不论是源代码还是目标代码，都应作为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的文学作品给予保护。”由此看出，TRIPS中的精神是把计算机程序作为一种文字作品来保护，而不是要求各国将计算机软件作为特殊的作品加以保护。TRIPS中第11条关于软件出租权有着如下的规定：就计算机程序而言，成员国应当规定软件著作权人有权许可或禁止他人将其享有版权的作品原件或复印件以营利为目的商业性的对外出租。也就是说软件著作权人对软件享有专属的出租权利。由此可见，TRIPS中有关计算机程序的规定，并未涉及软件最终用户的侵权责任问题，只是规定了将软件作为文字作品进行保护和赋予软件著作权人出租权。

对于世界各国对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水平，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将最终用户排除在计算机软件侵权的界限范围内，并且在立法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另一种情况是将计算机软件侵权的界限延伸至部分的最终用户，即主观上明知道使用的软件为侵权软件，并且以商业性目的使用的行为，视为侵权。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现行的著作权立法中，对于软件最终用户的合理使用范围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当的一致。认为个人出于非商业性或营利性的使用非法的软件复制品，其行为并不构成侵权。

三、我国软件最终用户法律责任制度评析

2001年12月20日颁布，2002年1月1日起实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对于用户责任方面有着很多的规定。《条例》中第八条的六、七两款中规定了软件著作权人享有的新增的对于软件的出租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两项权利，与此相对应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最终用户侵犯软件著作权人的出租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是软件合法复制品所有人享有的权利，增加了包括根据使用的需要进行安装、为了防止复制品损坏而制作的备份、为了把该软件用于实际的应用环境而对软件进行必要的修改等规定。《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是最终用户的合理使用软件的范围，但是有所缩小：“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通过安装、显示、传输或者储存软件等方式使用软件的，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和1991年《软件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相比，最终用户的合理使用范围被缩小了很多。《条例》第二十四条中第三款增加了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侵权责任，可以理解为破解需要注册收费的软件或是对软件进行的反编译等侵权行为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2002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法律解释的出台，等于是降低了新的软件条例中关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水平，将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限定在了商业性使用的范围内。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将软件侵权的法律责任最终界限延伸到了软件合法复制品的非所有人和软件非法复制品的恶意用户身上，即行为人在不具有合法软件的所有权的情况下私自对软件进行功能性使用的行为，不论其是否基于商业目的，都构成侵权。当前，设法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在这种盲目追求高水平的立法的大潮中，有必要冷静下来并进行深刻的反思，做出适合我国现状的法律。最适合的法律才是最好法律，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应当与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修订我国的软件保护条例，在考虑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同时，必须立足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制定出一部既能保护软件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又能够平衡社会公众利益并具有可行性的法律，实现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最终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新强，于改之译.美国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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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误解

笔者认为，关于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是否应该承担侵害软件版权责任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讨论过程中存在一种误解。

在讨论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的法律责任问题时，首先需要就对于计算机程序的“使用”这个概念作出界定。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之（五）规定：著作权中的使用权是指“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或电视、录像或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其他国家的版权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可见在版权法中，所谓对作品的“使用”是指对作品进行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对于作品的这些“使用”属于作品权利人行使自己的专有权利，不妨把对作品的这些版权性质的使用称为版权性使用。

版权法规定，权利人可以对自己的作品行使这些权利，即进行版权性使用。但其他人未经作品权利人的授权，―般就不得对作品从事上述这些版权性使用行为，至于对作品的阅读欣赏等消费性使用行为，只要在使用中不涉及版权性使用行为，版权法就不予过问。例如，如果有人未经授权对一项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进行复制，可能被版权法认为属于侵权行为。然而对于购买、阅读作品非法复制件的行为，通常就不需要承担侵害版权责任。

软件的主体是计算机程序。对于最终用户来说，计算机程序是一种实用工具。计算机程序和计算机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人们用来解决特定业务问题（例如科学计算、事务处理、过程控制、辅助设计、分析决策等）的一种技术手段。最终用户取得一项程序复制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将其装载运行，为了与版权法中所指的版权性质的使用相区别，不妨称这种使用为“功能性使用”或者“工具性使用”。

把计算机程序列为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时，计算机程序的版权也属于该软件的权利人。作为工具，通过对计算机程序的功能性使用即装载运行，将使人获益；作为作品，通过对计算机程序的版权性使用即复制、改编，也可以使人获益。在讨论对计算机程序的使用行为的法律责任时，需要区分版权性使用和功能性使用这两种使用行为。

尽管计算机程序是一种实用工具，它的功能性使用是其最根本的使用，各国法学家一般都不同意把计算机程序的功能性使用列入受版权法保护的专有权利。只有在极个别国家的法律中功能性使用问题受到了注意（例如，1985年修改之后的日本《著作权法》第10条第一款把计算机程序列为作品；而第113条第二款则规定：在业务性电子计算机上使用侵权程序作品的复制品的行为，只要在取得使用上述复制品的权源时知道实情，即视为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绝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都没有把计算机程序的功能性使用，即在计算机系统上的装载运行规定为软件权利人的一种专有权利。近几年通过的有关国际协议也没有把计算机程序的功能性使用规定为版权方面的一种专有权利。

原因是明显的，一项法律所负责规范的社会关系总是有其特定的范围。智力成果的功能性使用是工业产权法（例如专利法）保护的内容，历来不属于版权法应该授予权利人的专有权利。

不过由于计算机程序的复制太方便，而且对程序的功能性使用活动大多数情况下离不开对程序的复制操作，在最终用户对未经授权软件的功能性使用中确实有可能引起版权纠纷。对于这一点，可以从最终用户对于软件的装载和运行两个步骤进行考察。

――首先要把该计算机程序装载入用户的计算机。大多数情况是把程序复制到用户计算机系统中的硬磁盘上，此时装载过程就涉及对程序的复制操作。当然也有可能是把载有计算机程序的软磁盘或者光盘直接插入驱动器内运行，还有可能是把载有计算机程序的只读存储器装入计算机内运行。在后面这些情况下，装载过程就没有涉及对程序的复制操作。

――按照现行的电子计算机工作机制，计算机只能运行已经存储在内部存储器中的程序。如果待运行的程序是在磁盘（或者光盘）上，每次实际使用即运行时，就需要随时从磁盘（或者光盘）上把需要运行的计算机程序一段一段地调进计算机的内部存储器（RAM）中。对于从磁盘（或者光盘）上把计算机程序一段一段地调进计算机的内部存储器中这个过程，法学界通常称之为“暂时性复制”。信息在内部存储器中的存储是不稳定的。对于这种暂时性复制，法学界多数人认为原则上也应该属于复制，但它毕竟有别于通常的印刷、静电复印等稳定性复制。在数字形式作品被越来越多地使用的今天，用户通过计算机互联网浏览作品时，被浏览的作品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计算机的内部存储器。版权保护中已经不可能回避这种过程的法律性质问题。为了平衡数字形式作品的版权人和广大读者的利益关系，现在正在进一步探讨的主要是：究竟在哪些情况下可作为版权人专有权利的例外。目前，包括《保护条例》在内的我国法律对于这种暂时性复制过程是否属于版权法所称的“复制”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显然，如果一项计算机程序是被存储在只读存储器中使用的，则该程序的功能性使用不仅不会涉及比较稳定的复制，而且也不涉及不稳定的暂时性复制。

当用户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时，如果涉及复制活动，这种复制活动显然是未经授权的。最终用户未经授权对计算机程序作功能性使用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侵害该程序的版权，但是，在使用未经授权计算机程序的过程中，如果存在未经授权的复制等版权使用活动，就可能招致违反版权法规的指控。笔者认为，确实有不少对计算机程序版权的侵权行为发生在最终用户的使用过程中。当然，如果用户对于一项计算机程序进行的未经授权的复制等版权性使用行为属于版权法允许的“合理使用”，也就不必承担侵权法律责任。

把最终用户未经授权对软件作功能性使用的行为同是否应该承担侵害软件版权责任这个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把版权法是否管辖最终用户对软件的功能性使用看成版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实在是一种误解。

2  《保护条例》对于最终用户使用软件行为规范的架构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智力成果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建立软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的根本宗旨在于：既要保证软件开发商和传播者的合理权益，以鼓励开发商开发软件、传播者传播软件的积极性；又要保证社会公众――广大软件用户能够接触、使用软件，使全社会共享软件开发者创造的成果。这个宗旨决定了软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也应该是一种在软件的开发、传播和使用过程中，维护开发商、销售商和软件用户等各个有关方面之间的利益平衡的机制。

既然计算机程序是一种实用工具，社会公众的广泛使用是计算机程序的生命力之所在，对计算机程序的功能性使用权理所当然地是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的核心，这是多年来产业界和法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采用传统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就在我国研究起草《保护条例》的过程中，采用版权法保护计算机程序已经成为国际主流，我国政府也已经决定计算机软件列为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既然《保护条例》从属于版权法体系，所保护的是版权，受到法规性质的限制，就不宜把软件的功能性使用列入《保护条例》。

现在《保护条例》第三十条之（五）和（六）明文规定，未经软件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的同意，复制或者修改其软件作品的，除本条例第二十一条（合法持有者的例外权利）及第二十二条（合理使用）规定的情况外，属于侵权行为。这项规定既制止计算机程序获得过程中的未经授权的复制行为，也制止计算机程序使用过程中的未经授权的复制、修改行为。《保护条例》虽然没有直接保护功能性使用，由于对计算机程序的功能性使用活动多数情况下离不开对程序的复制操作，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保护条例》第三十条之（五）和（六）的规定可以保护软件权利人的基本利益。

我国的《保护条例》没有像日本《著作权法》那样把“在业务性电子计算机上使用侵权程序作品的复制品的行为”一律规定为侵害《著作权法》的行为。事实上，这种使用活动并非必然涉及复制等版权性使用行为。

既然最终用户获得一项程序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使用它来解决特定问题，对程序的功能性使用往往离不开对程序的复制操作甚至修改活动，而对程序进行复制、修改又属于软件权利人的专有权利，为了保障合法用户的利益，法律就不得不把合法用户在使用中难以避免的复制、修改行为列为软件权利人行使其专有权利时的例外。因此，我国《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合法持有软件复制品的单位、公民，在不经该软件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享有下列权利：（一）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软件装入计算机内；（二）为了存档而制作备份复制品……；（三）为了把该软件用于实际的计算机应用环境或者改进其功能性能而进行必要的修改。”这里所说的合法持有者包括合法购买者以及其他各种合法用户。

《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这种规定不仅对于文字作品，而且对于所有其他传统作品都是很难想象的。然而对于计算机程序来说，这些规定适应了对其正常使用的需要，也没有损害软件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这一条款的合理性在其他一些国家的版权法中也得到了承认。

作为软件权利人和软件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在《保护条例》中，第三十条之（五）和（六）对什么是侵权行为的规定，第二十一条对合法持有者的例外权利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对合理使用的规定，第十三条对强制使用的规定，加上第三十二条即盗版软件的非恶意的用户和销售商的免责条款，构成了最终用户使用软件的一组行为规范。其中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十三条和第三十二条都是针对第三十条作出的限制性规定。

3  合理使用

为了平衡协调作品权利人与广大用户的利益冲突，版权法一方面向权利人授予若于项专有权利，并明文保护这些专有权利；同时就权利人对于这些专有权利的行使作出一定的限制。

“合理使用”是各国版权法规中最常见的权利限制规定。所谓合理使用，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不必经权利人授权而无偿地使用其作品的行为。显然，这里所称的使用是指版权使用。这种所谓合理使用行为，是指严格地说本来属于权利人的专有权利，只是考虑到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且对权利人的利益损害不大，因而法律上不认为是侵权的行为。合理使用是各国版权制度中的通行的组成部分。

不同国家版权法对属于合理使用的行为的规定不完全一致，但各国版权法普遍认为，为了个人的学习或研究而使用他人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例如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之（一）就规定，为了个人的学习、研究或者欣赏而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种规定之所以被认为是合理的，是由于作者对于一项作品的创作总是在前人智力劳动成果的基础进行的，所创作的作品中难免包含有前人的劳动成果，可以成为以后人们从事新创作的基础中的组成部分。

对于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也作出了规定：“因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非商业性目的的需要，对软件进行少量复制，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的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使用时应当说明该软件的名称、开发者，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依本条例所享有的其它各项权利。该复制品使用完毕后应当妥善保管、收回或者销毁，不得用于其它目的或者向他人提供。”除了个人的学习和研究之外，法律所容许的合理使用还包括国家机关执行公务，以及有关单位进行课堂教学和科学研究。

对于一项具体的版权纠纷，相关使用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判断可能比较复杂。然而，各国版权法都认为，含有商业性、营利性目的的使用决不是合理使用。

4  软件版权侵权界限

软件侵权界限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问题。即使在版权法的范围之内讨论软件侵权界限时，也需要区分软件开发中的版权侵权界限、软件传播中的版权侵权界限、软件使用中的版权侵权界限等方面。如果要问：《保护条例》对于软件使用所规定的版权侵权界限在哪里？笔者认为：《保护条例》第三十条之（五）和（六）已经明文规定，未经软件权利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的同意而复制、修改其软件作品的，除本条例第二十一条（合法持有者的例外权利）及第二十二条（合理使用）规定的情况外，属于侵权行为。

在考察最终用户对软件的未经授权使用行为是否属于侵害该软件的版权的行为时，由《保护条例》第三十条之（五）和（六）可见，首先要看使用过程中是否含有复制等版权使用行为，如果不含有复制等版权性使用行为，就谈不上侵害版权的问题。如果含有复制等版权性使用行为，就要看这种版权性使用行为是否属于《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合理使用。此外，《保护条例》第十三条还针对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规定：“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系统内或者所管辖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对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软件，有权决定允许指定的单位使用。”这是版权法中“强制使用”规则的体现。如果最终用户对软件的使用过程含有复制等版权性使用行为。而且这种版权性使用行为既不属于《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合理使用，也不属于《保护条例》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强制使用，则该使用行为应该属于侵权使用行为，应该被追究侵害版权责任。对于侵害版权责任的这种追究，完全不意味着把版权保护延伸到了功能性使用。

5  侵权责任和《保护条例》中的免责条款

一旦确定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的行为属于侵权使用，该最终用户当然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在最终用户中，使用未经授权软件的动机往往各不相同。有的用户就是希望白白地享用他人的劳动成果；有的用户认为使用他人开发的软件应该花钱，仅仅希望自己少花一些钱，因而选择购买了盗版软件；有一些用户则是在主观上希望使用正版软件，但因缺乏经验，购买时上当受骗，供应方根本无权供应，实际上买到了盗版软件；还有些用户买到的是合法软件，但在其使用过程中超出了同供应方约定的使用范围，违反了同供应方签订的使用协议，损害了软件权利人的利益。在确定具体的侵权法津责任时，需要区别对待，维护有关各方的利益平衡。

考虑到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久，国内各界对于国际软件市场上应遵循的法律知识和公认的贸易规则懂得太少，容易上当受骗。对于上当受骗的非恶意获得者，需要着重教育。因此，《保护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软件持有者不知道或者没有合理的依据知道该软件是侵权物品，其侵权责任由该侵权软件的提供者承担。”设置该条款的原意是为盗版软件的非恶意的用户和销售商免责。

如果认为该条款的内容意味着软件持有着明知该软件是侵权物品而持有则构成侵权行为，这也是一种误解。版权法从来没有规定“持有”侵权作品这―行为将构成侵权行为，前面提过，即使将一项侵权软件作功能性使用，只要在过程中没有进行复制、修改等版权使用行为，也不构成对版权的侵权行为，何况仅仅“持有”。该条款中所说的“其侵权责任由该侵权软件的提供者承担”的含义是：导致持有者手里这种侵权软件的出现（显然涉及复制、销售等版权使用行为）的责任应该由该侵权软件的提供者承担。事实上，该条款同时强调，“若所持有的侵权软件不销毁，不足以保护软件著作权人的权益时，持有者有义务销毁所持有的侵权软件，为此遭受的损失可以向侵权软件的提供者追偿。”如果软件持有者明知该软件是侵权物品而仍然要获取该侵权软件，根本就谈不上追偿损失的问题。而且，《保护条例》还规定，这里所称侵权软件的提供者不仅指侵权软件的复制者，也“包括明知是侵权软件又向他人提供该侵权软件者。”当然，引起上述误解的原因可能在于该条款的表述含糊不清，这是《保护条例》中的一些须要进一步完善之处中的一个。

6  我国对软件版权的保护水平

综上所述，在《保护条例》中，第三十条之（五）和（六）对什么是侵权行为的规定，第二十一条对合法持有者的例外权利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对合理使用的规定，第十三条对强制使用的规定，加上第三十二条即盗版软件的非恶意的用户和销售商的免责条款，构成了最终用户使用软件的一组行为规范。这就是《保护条例》对于最终用户使用软件时所确定的保护水平。这种保护水平加上《保护条例》中的其他一些规定，同其他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相比较，对于最终用户所制定的行为规范是比较宽松的。之所以这样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是一项新建立的法律制度，社会公众需要一个理解和接受的过程。

如果有人认为，对软件的版权保护只是针对具有营利性的侵权行为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涉及最终用户的使用行为。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具有营利性目的的对软件版权的侵权行为无疑应该受到法律追究。最终用户的功能性使用行为本身确实不是版权法所规范的内容，如果这种使用行为已经涉及未经授权的复制、修改等版权性使用，而且既不属于合理使用也不属于强制使用，只能属于侵权使用行为，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当然，侵权行为是否具有营利性目的，在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方面是有很大差别的。根据各国法律规定，具有营利性目的的侵害版权行为，如果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就构成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不具有营利性目的的侵害版权行为通常只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在确定侵害版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尤其是在侵权损害赔偿金额时，无疑还要考虑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

至于在某些软件版权侵权案件的具体处理中，笔者认为在我国，保护水平过高的现象确实存在。例如，在有的由于用户使用软件而引起的版权纠纷的处理中，尽管该软件的正常供应价格不过相当于人民币十多万元，竞要求用户提供相当于人民币上亿元的损害赔偿；在有的软件版权纠纷中的处理中，把同行业者独立开发功能相似软件的行为认定为侵害版权。这些处理确实已经把对软件版权的保护水平提高到了超世界水平，不能不引起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弹。笔者认为，这些处理都已经远离了利益平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形象，确实急待改进。

7  结束语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已经八年了。八年来，各级人民法院、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广大法律工作者为该《保护条例》的贯彻实施做了大量工作。初步形成了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我国社会的信息化事业和计算机应用事业的发展，也为我国进一步实现对外开放、推动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篇5

原告：郑忠中，原中国环球租赁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被告：格诺特。柯鲁斯，德国籍人，原中国环球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被告：中国环球租赁有限公司（下称环球公司）。

1986年5月7日，环球公司第4次董事会议指出，为了加强公司的管理和提高工作效率，责成总经理委员会立即着手电脑管理的准备工作，争取尽早引进并使用电脑，于第三季度内开始试用。此后，经人介绍，原告郑忠中以电脑技术人员身份于同年9月调入环球公司，任公司襄理、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负责公司的电脑管理工作。同年10月16日，环球公司第5次董事会决定，在公司设置电脑室并聘请电脑专家（郑忠中）。1992年7月14日，郑忠中与环球公司正式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规定：郑忠中任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公司可根据需要及其能力，安排和调整郑忠中的工作，郑忠中应服从公司的管理和安排，完成公司指派的工作任务。

郑忠中到环球公司工作后，在1987年至1989年期间为环球公司基本完成了《多币种财务管理系统》和《租赁合同管理系统》两个计算机软件程序的编写和调试。直至1992年，郑忠中还曾多次修改过上述两个软件。在上述软件开发过程中，环球公司提供了所需的设备、资金和业务资料，为郑忠中提供了电脑业务方面的学习、考察、交流和培训的机会，并指派了有关业务人员配合和参与开发工作。

1992年初，环球公司总经理格诺特。柯鲁斯要求郑忠中交出该两软件的源程序，被拒绝。后在郑忠中不在场的情况下，格诺特。柯鲁斯拿走了郑忠中编程序使用的公司所有的笔记本电脑。双方发生争议。1993年1月，郑忠中调离环球公司，但上述两个软件仍由环球公司使用和维护。自两软件投入使用至诉讼时止，在环球公司运转6年左右的时间。

1995年3月，郑忠中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我到环球公司后，利用公司的电脑及个人、家庭的物质、技术条件，独立设计了融资租赁公司专用的《多币种财务管理系统》和《租赁合同管理系统》计算机软件。因环球公司与我没有签订项目任务书或合同，此软件开发工作与我任公司办公室襄理、副主任的职责范围无关，环球公司也未向我提供开发软件所需的专门资金、设备或资料，故我的开发行为不是执行单位任务的职务行为，我是该两软件唯一的作者。环球公司在未与我签订软件使用合同情况下，使用该两软件，不付报酬，并对软件进行复制、剽窃、抄袭、改编，侵犯了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环球公司总经理格诺特。柯鲁斯拿走的笔记本电脑中存有该两软件的全部源程序、编译程序和调试数据，其拒不归还，也侵犯了我的软件著作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法院确认该两软件著作权归我享有，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连带赔偿我经济损失30万美元和10万元人民币。

被告格诺特。柯鲁斯和环球公司共同答辩称：原告从到公司工作直至离开时，始终从事和负责公司的电脑工作。原告开发的两个软件是根据公司董事会确定的目标完成的，应属职务行为。原告来公司前不懂融资租赁和财务业务，故公司业务部和财务部的有关人员根据总经理委员会的决定，配合原告进行软件的编写及调试，做了大量的工作。公司为开发该软件提供了资金、设备和物质条件，自1986年9月至1992年底，仅原告直接经手用于软件开发及购置设备的费用共计304576.81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该两软件的著作权应属我公司享有。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　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除查明上述事实外，还查明：1987年5月7日环球公司第6次董事会议程和纪要中载明：“董事会认为，公司1986年9月以来使用电脑进行管理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在使用计算机上，编制了一些应用程序，还编了一个适合中外合资公司特点，多币种、多科目的自动记帐系统程序，大大提高了自动化程度，是一项有专利价值的财务管理软件，为管理工作电脑化打下了基础。预计到1987年第二季度末，实现财务管理电脑化，至第7次董事会前，实现进口合同和租赁合同管理电脑化”。1987年11月6日环球公司第七次董事会议程载明：“财务管理软件试用工作进行了5个月，在通过今年年底结转帐目的验证以后，争取在明年1月采用电脑管理财务工作。业务部的合同管理软件正在设计中，现已开始输入合同资料，争取尽快正式使用。”1988年10月20日，原告在写给当时任公司总经理的甘宁《关于转让电脑软件提供服务的报告》中写道：“对其他公司提供软件服务，采取适当收费的办法，既要考虑到我公司研制软件所花费用，又要考虑到中国软件市场的实际情况。今后凡需我公司软件支持的，均须由公司总经理委员会批准，电脑室照批示执行。”

原告在其于环球公司任职期间写的《融资租赁业务的计算机管理》一文中称：“现有的管理信息软件，还没有专门为租赁公司设计的。委托他人设计，不仅费用高、周期长，而且不是身在租赁行业中，设计出的软件难免有不适用的地方。环球公司在1986年就开始采用计算机管理，结合我国国情和行业特点，逐步自行开发了整套用于融资租赁业务的管理软件。在设计中，软件工作人员与各部门业务人员互相学习，紧密配合，在实践中反复摸索，不断改进，使这些软件能够正常运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原告在1989年2月写的《发挥电脑在租赁公司的作用，实现合同管理现代化》一文中称：“在总经理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以及在各部门的多方支持和配合下，三年来，我们独立设计完成了《多币种货币自动记帐财务管理程序》，对财务帐目实现了电脑管理。”1989年2月15日，原告在1989年电脑工作计划中写明：“为进一步完善《租赁计算及租赁合同管理系统》，建议财务部指定专人进行配合，落实计划，共同协调解决发生的问题。这项工作由郑忠中负责完成。”同年7月25日，原告在1989年电脑工作完成情况报告中写道：“今年上半年的电脑工作，主要是财务部的帐目管理、合同管理两大部分进行电脑管理工作，基本上按计划完成了所定任务。”原告还在1992年电脑工作计划中写明：“软件设计工作：《租赁合同管理系统》大部分设计工作1991年基本完成，1992年尚需进行的工作，由总经理委员会出面，组成专门小组，对公司成立以来的全部租赁合同进行清理、校对工作，以使该程序尽早投入全面使用；根据总经理委员会的要求，设计新的功能模块。”由原告起草的电脑工作制度中载明：“电脑工作由郑忠中负责，直接由常务副总经理领导，对总经理委员会负责报告工作。电脑部负责公司编制各种经营管理环节所需的软件系统。”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在环球公司的任职是公司等级系列中的职级，不能说明原告从事的本职工作性质和范围。原告自到环球公司直到离开，一直负责和从事电脑工作，这是其本职工作，故其称进行软件开发工作不是其本职工作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根据上述董事会会议资料及原告在环球公司工作期间亲笔所写的工作文件、文章，即可证明开发适合该公司的应用软件系统是公司的工作目标；从两个软件管理的对象和内容看，亦是符合公司的意志和工作目标的；公司为软件的开发提供了各种条件。由此可见，环球公司在两个软件开发前和开发过程中，对开发目标已有明确要求，原告对两个软件的编写和调试行为并非个人行为，是完成公司指定的工作任务的行为。计算机程序是软件开发全过程最集中的体现和最终的产品，但程序的编写和调试仅是软件开发过程中的一部分，并非全部。确定软件著作权的归属应考虑软件开发全过程中的综合因素。原告仅以个人完成软件的程序编写和调试，就称为独立开发，这不属《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意义上的独立开发，也不符合本案软件开发中的客观事实。因此，原告主张两个软件著作权归其享有的理由不充分。

综上所述，依据现行法律和本案证据，两个软件的开发者应是环球公司，著作权也属环球公司享有。环球公司总经理格诺特。柯鲁斯拿走原告编程序使用的属于公司所有的笔记本电脑，并未侵犯原告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原告要求享有两个软件作品的著作权，指控两被告侵犯其软件著作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于1996年6月26日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忠中的诉讼请求。

郑忠中不服此判决，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称：本案应属涉外民事诉讼，应适用我国著作权法和相关国际著作权条约处理，不应适用《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两个软件开发期间，我与环球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彼此不存在任何劳动法律关系；环球公司也无明确的开发意向，未专门提供物质条件。我在环球公司工作期间所写的一些文章中虽对两个软件的开发有环球公司组织开发等溢美之词，但那只是出于对外宣传，是不实之词。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争议两个软件著作权归其享有。

格诺特。柯鲁斯和环球公司答辩认为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环球公司总经理格诺特。柯鲁斯从郑忠中办公处拿走属于公司的笔记本电脑，尽管事先未征求郑忠中的意见，但应确认为是公司的行为。因此，郑忠中与格诺特。柯鲁斯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郑忠中对其的侵权指控属无权起诉。郑忠中与环球公司虽然在1992年7月14日才签订劳动合同，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郑忠中自1986年至劳动合同签订之前在环球公司工作期间与环球公司在事实上形成的劳动法律关系。事实劳动法律关系由于没有书面合同，故只涉及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性，而不涉及权利义务关系的有无问题。对当事人之间就事实劳动法律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争议，自然应按相关的法律给予调整。按照1992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的精神，郑忠中身为中国公民，根本不具备要求适用国际著作权条约的主体资格。一审判决根据本案具体情况，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是正确的。根据环球公司提供的董事会会议资料、郑忠中在环球公司期间撰写的文件、文章，以及争议软件反映的管理对象和管理内容，均足以证明争议软件是按照环球公司的意图，在环球公司的具体组织并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下实施开发的。争议软件的开发者和著作权人应确认为环球公司。郑忠中在没有权利的情况下指控两被上诉人侵犯其著作权，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1997年8月6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正确确认本案争议的两件软件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在于对以下问题的正确认识：

1.软件的开发是否属公司的工作目标

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原告调入环球公司之前，公司第4次董事会即已确定了电脑管理的工作目标，并据以调入原告来负责公司的计算机管理工作，为此专门设置了电脑室。原告调入后，公司为原告提供了计算机业务方面的培训、考察、交流的机会，提供了开发软件所用的设备、资金和有关业务资料，公司有关部门的业务人员配合和参与了争议软件的开发工作。争议软件是为公司业务需要而开发的，并运用于公司的业务工作之中。对此，不但环球公司的多次董事会的资料中有反映，而且在原告自己撰写的有关文件、文章中，以开发的客观情况反映了软件的开发、作用是公司的工作目标。所以，公司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开发什么名称的软件，但以公司业务特点为对象的计算机管理和软件开发工作目标是确定的，争议的两个软件正是围绕这个工作目标开发完成、修改完善和具体使用的。

2.软件开发环境与确认软件著作权的关系

软件开发环境，是指开发软件所必需的各种条件，包括资金、设备、人员、组织领导、措施保证、文字资料、经验成果等条件。特定用途的软件离开了特定开发环境，其开发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数据库应用软件的开发，根据其业务特点，量化管理指标体系、定义管理项目、建立数据关联关系、绘制数据流程、生成数据图表、测试运行结果及设置软件功能，都必须有被管理对象的直接参与，充分体现被管理对象的意志。否则，要么是开发工作难于进行，要么是开发的软件不能满足业务特点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因此，数据库管理软件的开发环境，是软件开发所需的物质条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确认软件著作权归属的一个重要因素。

篇6

1世界有关条约和协议对计算机软件保护的相关规定

关贸总协定于1994年通过了《与世界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将以原代码或以目标码表达的计算机程序作为文字作品进行保护，各成员国应对计算机程序提供版权保护。同时协议规定技术领域中发明只要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并可付诸工业应用，均可申请获得专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也规定了不论计算机程序均应作为文学作品受到保护，而不论其表达方式或表达形式如何。两个《协议》和《条约》使得国际计算机软件知识保护的标谁和依据得到统一。

2美国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

(一)版权法的保护

美国国会1976年在其司法委员会报告中首次指出计算机程序和计算机数据库包括在文学作品中。为适应数字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美国又于1998年颁布了《数字化千年版权法案》，具体规定了软件著作权人享有的各项权利。美国版权法还规定计算机软件保护的期限为作者终生加死后劝年。对计算机软件侵权的救济方式包括禁令，没收侵权物品，损害赔偿及附加利润赔偿，法定赔偿，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等以及刑事处罚。

(二)专利法的保护

1981年，美国最高法院确定了用专利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合法性。同时，1981年修订的《专利审查指南》规定只要一项计算机软件不是纯数学算法，都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九十年代中期，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连续判决了数件关于计算机软件专利的案件，均遵循了Diehr案的判例，推动了美国计算机软件可专利性的发展。美国专利商标局于1996年最的《对计算机相关发明的审查指南》对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的审查标谁作了详细规定。

3欧盟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

(一)版权法的保护

欧盟成员国均是《伯尔尼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两个主要版权公约的成员国。欧共体成员国英国、法国、丹麦等在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修改版权法，将计算机程序纳入版权法保护的范围。1991年欧共体正式公布了《计算机程序法律保护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在1993年之前落实指令所规定的保护计算机程序的共同措施。指令中有关计算机程序保护的协调措施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原创性的定义、作者权、专有权的范围、保护期限以及反向工程。

(二)专利法的保护

2001年，欧洲专利局在《审查指南》中指出具有技术价值的计算机程序可以受专利法的保护。2003年，欧洲议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以计算机实施的发明的可专利性指令》，使得计算机软件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可专利性。然而荷兰和波兰相继表示不再支持该决议，2005年7月6日，欧盟在其官方网站宣布，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648票对14票的绝对多数否定了讨论已久的软件专利指令。

4日本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

(一)版权法的保护

1970年5月6日旧本颁布了《版权法》，后又进行了两次修订。日本原有的《版权法》保护的作品范围并没单独列出计算机软件。1982年12月6日东京地方法院通过案件裁决，肯定了软件程序作为著作的性质。此后，文化厅、通产省分别组织了研究委员会，着手探讨今后应采取的政策，并确定了修改版权法进行保护和采取特别立法进行保护的动向。1985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并颁布了著作权法修正案，把计算机程序单独列为“计算机程序作品”，从而正式将其列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

(二)专利法的保护

1975年，日本特许厅颁布了《计算机程序发明的审查基谁之一》，规定了计算机软件可作为方法专利申请。后特许厅于1997年新修订的《与计算机软件有关的发明审查指南》中将专利申请的范围明确为存有资料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或计算机程序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2002年日本的《发明专利法》又确定计算机程序存储在物理媒介上将不再是获得专利保护的必要条件，同时规定禁止未经授权从网上下载已受专利保护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法现已被绝大多数国家作为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主要方式，但专利法在保护计算机软件上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规定了计算机软件可作为专利予以保护，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值得我国借鉴。

二.我国对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现状

计算机软件是我国著作权保护客体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计算机软件。在此基础上，我国于1991年6月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其第二条规定计算机软件包括计算机程序及其文档。至此，我国保护计算机软件的法律正式诞生，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走向完备化。在保护期限上，我国把软件着作权的保护期定为25年，可申请续展25年，但最长不超过50年。?我国专利法也对计算机软件进行了保护，只需要其计算机软件是技术性的。此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8年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修订)》中规定，商业秘密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两类。技术信息比如关键性数据算法模型、程序组成结构等等。软件销售过程中也牵涉到许多商业秘密，如软件的流程图、设计说明、源程序等等，以上信息均可以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

三.我国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建议

篇7

（二）作品的法律特征或者必备的条件：

    1.独创性：作品必须是作者创造性的独立完成的成果；例：自己创作，不是抄袭或剽窃；判断一部作品的独创性是不容易的，独创性标准也是很低的；相似不能说是抄袭或剽窃，翻译同一小说，或根据同一题材写出的小说或其他作品很可能有相似的地方。

2.可复制性：也就是能够以一定的物质形式表现或固定下来，供他人利用；有载体：纸、录音、录象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5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复制，指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象、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成一份或多份的行为。”

（三）作品的分类：*受保护的作品1、文字作品：指以文字、数字或书写符号创作的作品。符号不仅仅指文字，还指速记、电讯、数字、点字等。有些作品虽然表现为文字符号，但实际上并非文字的组合，而是文字的艺术内涵，如：书法并非文字作品，而是美术作品。是不是文字作品首先要考虑它的独创性，名字做商标：啊仔。会议通知、启事、请柬、电话簿，都不受保护。但如果设计有独到之处，有了独创性而受到保护。

2、口述作品：以口头语言即席创作作品：演说、讲课、辩论等；如前所述（条例2.2）英美法等国家不承认口头作品，因没有表现的载体。例：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

3、音乐作品；指以符号、数字或其他记号创作以旋律表现其内容的作品：乐谱、交响乐、进行曲、歌曲等。例：《洪湖》。

2、戏剧：指话剧、歌剧、戏曲供舞台演出的作品；5、曲艺作品；指以连续动作、姿态、表情表现的作品；戏剧、曲艺作品有时也当作文字作品，如：剧本。

6、舞蹈作品：指将赋予美感的一连串的动作、姿势编在一起供一人或多人跳舞的作品；一指舞谱，二指已录制舞蹈音像制品。

7、美术作品：指以线条、颜色创作富有美感形象的作品。1）纯美术作品（绘画、书法）；2）实用工艺美术：如：戏剧服装、家具以及带有图案的制品等。美术作品同样有一个独创性的文体：8、摄影作品：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如人物照片、风景照片、艺术摄影。艺术摄影的版权问题。

9、电影、电视、录象作品：10、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及其说明：工程或产品的外观设计或模型属美术作品，或工业外观设计，不列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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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技术措施 规避行为 构成要件

2006年5月18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了，此条例对著作权人在网络环境下的利益保护以及利益平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是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仍存有一定的不足，未能达成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最大化的平衡。为此，本文将从讨论技术措施的定义为起点，以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的构成要件为框架，来分析现行制度中尚存在的问题，以期相关立法之完善。

一、关于“技术措施”的定义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技术措施，是指用于防止、限制未经权利人许可浏览、欣赏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有效技术、装置或者部件。但是何为“有效”？2009年美国的RealDVD案对有效性的判断提供了借鉴。在此案中，RealNetworks公司提出，由于黑客早就破解了CSS，因此，在实践中CSS对于DVD作品已经不是“有效”的技术措施。但法院指出，应当按照普通用户的水平去判断技术措施是否有效，而不是看技术措施是否起到了具体的保护效用。在技术措施有效性的问题上，DMCA着重强调的是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有无经过版权人许可这一方面。

但在美国司法判例中，曾有法院对此作了另一种的解释。美国第6巡回上诉法院在Lex-mark案中就提出，“假使某一技术措施只对一种访问作品的方式起到了限制作用，而对其他方式毫无阻拦效用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有效的技术措施。”这种观点对技术措施有效性的要求过分苛刻，在实践中，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技术措施，将所有的不法访问或作品使用都拒之门外。如此一来，容易造成技术措施保护形同虚设的局面。一个完美的技术保护措施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因为科学技术永远处于一个发展的状态，因此，不能以此作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技术措施是否有效的依据。

二、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主体

采取技术措施的主体。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6项的规定，技术措施应当是“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人”主动采取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第3项则将技术措施的主体限定为“著作权人”。“著作权人”的范围较为广泛，包括作者、著作权财产权的继承人以及合同受让人、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人（如职务作品中的单位、视听作品中的制片人）。相比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WCT第11条和WPT第18条将技术措施主体的范围过于狭窄，仅为“作者（authors）”“表演者（Performers）”和“录音制品制作者（Produeers of phonogh）”，从而不合理地排斥了作者以外的其他著作权人和广播电视组织等邻接权主体。

（二）主观方面

依照现行的著作权法规定，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的侵权行为认定，要求主体主观上必须具有规避技术措施的故意。原告要举证证明侵权主体主观上存在故意，这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难以追究规避技术措施的侵权人的相关责任，不能真正保护著作权人享有的相关权利。并且，当行为人只单纯实施了规避行为从而帮助他人直接非法获取作品的情况下，两者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行，根据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帮助行为与直接加害行为的主观要件并不要求帮助行为人主观具有“故意”，有共同的故意或过失都可以。“故意”心理状态举证通常比较困难，极可能造成部分规避侵权行为的得不到有效的规制。我国著作权法规应当学习美国的相关规定，取消认定规避行为所需的主观过错要件，加大对技术措施权的保护。

（三）客体

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至少存在这样两种情况：第一，为侵犯相关作品著作权而规避和破坏技术措施。第二，单纯破解技术措施。对于第一种行为，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可被侵犯著作权所吸收，但是对于第二种情形解决的理论基础，学界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1）设立技术措施权，规避或破坏技术措施侵犯了技术措施权。该做法彻底的维护了著作权人的利益，但同时也基本消除了合理使用的空间。（2）规避或破坏技术措施侵犯了作品载体所有权人的物权。作为一个具体的物，解除或者破坏附着于特定载体上的技术措施，无异于损坏了该特定载体的技术功能。但是作品的传播方式有两种：网络版和单户版。对于网络版而言，该假说可以成立。但是对于单用户版得作品来说，当用户购买了单用户版方式存在的作品后，理所当然地取得了作品和技术措施载体的物权，此时，破坏该载体所侵犯的权利应当属于该载体所有权人。（3）著作权。当技术措施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作品时，破坏技术措施的行为可能侵犯技术措施本身的著作权。但是不是所有的技术措施本身就构成作品的，这时规制上的空白该如何填补。

国外立法中也鲜有将技术措施独立出来，单独在上面设立权利的。在解决技术措施规避案件时，多是直接适用相关法条。笔者认为，技术措施保护的严厉程度，往往是著作权人利益和公众合理使用利益博弈的一个结果。并且，法律对其保护的程度，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程度，即时需要而随时调整，因此，这种保护是有很大的政策导向性的。所以，在这方面的立法，可以留有一定的浮动空间。

（四）客观方面

1998年美国通过的《数字千年版权法》（即DMCA）将技术措施按照功能的不能进行了划分，分为控制使用技术措施与控制访问技术措施两类，并且对其分别进行了不同严厉程度的保护。对于控制使用技术措施，DMCA没有对他人的规避行为给以明令禁止。因为，当规避者为了侵权而进行规避技术措施时，没有对规避行为进行单独规制的需要，此时的规避行为被侵权行为吸收了；而当在“合理使用”为规避理由的情况下，规避行为被认为具有当然的合理性。反观控制访问技术措施，DMCA则以禁止规避为原则，合理规避为例外。根据规避行为的作用又可划分为辅助规避行为与直接规避行为。DMCA法案第1201条规定了对控制作品访问的技术措施的规避行为，禁止任何人破解有效控制著作权作品访问的技术措施，禁止任何人进口、制造、向公众提供或推销破解有效控制作品访问的技术措施的服务或者装置。1202条规定了对控制作品使用的技术措施只禁止了辅助规避行为，禁止任何人进口、制造、向公众销售、提供为破解有效控制作品使用的技术措施的服务或装置。由此可见，美国著作权法对接触控制技术措施既禁止直接规避行为，又禁止辅助规避行为；而对使用控制技术措施只禁止辅助规避行为，不禁止直接规避行为。

然而DMCA中对于辅助规避行为“主要用于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的规定过于模糊，何为主要，缺乏具体标准。1983年，美国发生了著名的Sony Corporation诉University City Studios，Inc案。原告University City Studios，Inc发现索尼（Sony）公司共同侵权并要求法院颁发禁止制造和销售其生产制造的家用录像机的禁令。索尼案在美国版权立法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它确定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即版权人不能以保护版权为理由借口而妨碍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和使用推广。最高法院所运用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标准，成为近年来来指导美国法院审判规避技术措施案件的重要标准。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实质性”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用语，它不具有可以量化参照的具体标准，这就赋予了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什么时候一种装置或软件应当被视为主要用来规避？是在它可以60次、50次、20%或10%的时间用来规避的时候吗？“主要”这一标准是该从客观上判断还是从主观上来判断呢？这些问题目前都只能依靠法院的自由裁量来解决。在具体标准无法确定之前，美国的“家庭录音法案”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版权保护与合理使用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是一个双赢的做法，我国可以适当借鉴。

三、我国立法亟待完善的方面

我国目前对规避技术措施行为方面的规制主要由《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完成，然而将该条例与DMCA、WCT、WPPT等国外立法相比，不足之处显而易见。

首先，刻意强调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即侵权人不仅应有对规避的侵权效果，还应有对技术规避的主观动机，这里适用的是“过错规则原则”。美国《白皮书》对此强调的是“主要目的或效果”，取两者之一。当然，美国白皮书过于偏重著作权人的利益，忽视甚至危害了一半大众的利益，DMCA确定的反规避法律要件，对“主要目的或用途”规制作了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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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计算机软件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在知识经济的今天，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信息时代，信息与技术产业的发展在计算机软件上表现的尤为突出。计算机软件作为人类创造性的智慧成果，其产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了当代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主要通过典型案例深入探究造成计算机软件侵权的多种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及保护措施。

一、引言

你的电脑是否曾经提醒过你：您是盗版软件的受害者。但是对此提醒好像大部分的人都不以为然，甚至有的人觉得不仅不是受害者还是受益者。仔细计算一下你的电脑里的操作软件，有多少是盗版，盗版Windows XP、盗版杀毒软件、盗版Microsoft Office……因为你享受了廉价的盗版软件带来的便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侵犯了软件企业的权益。

2005年9月，西宁某公司未经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许可，在其营业场所内的一台兼容机上安装了盗版的方正软件系统。西宁某厂在其营业场所的激光照排机主控制电脑上安装了方正软件系统，据调查，该软件信息窗口处有使用胶版作业的记录。2006年2月21日，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以西宁某公司、西宁某厂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该公司的著作权为由，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西宁某公司和某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QQ的软件著作权是由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所有，然而教师陈寿福对QQ做出的多项改动得到了许多用户的喜爱。这些改动包括拦截正版QQ的广告，但他却为了自己牟利而在珊瑚虫版上捆绑了其他网络公司的一些广告和垃圾信息。腾迅最早在2002年就曾指控陈寿福侵犯其软件著作权，并警告后者停止传播珊瑚虫QQ。而陈寿福也有所行动。他设计出一种非侵入性的软件补丁让自己的程序成为独立的软件，并能够在同一台电脑上与腾迅QQ并列运行。但到了2003年，他又开始对外提供珊瑚虫QQ。到了2006年，面对珊瑚虫QQ受欢迎程度呈有增无减的趋势，腾迅以侵犯其软件著作权为由将陈寿福告上法庭，并索赔人民币50万元（折合6.8万美元）。这场官司以腾迅胜诉告终，法院判陈寿福赔偿腾迅10万元，而后者也服从判决缴纳了赔款。而2007年8月初，腾迅向其总部所在的深圳警方报案，8月16日陈寿福被拘留。腾迅所称，陈寿福侵犯了腾迅的著作权并以此非法牟利。目前，此案还未有定论。

二、计算机软件侵权的原因分析

1、软件登记不被重视

按照我国颁布实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软件著作权登记采取自愿原则，登记与否不影响其开发完成的软件著作权产生和软件著作权的商业运作。由于登记并不影响实际权利的享有，故很多企业认为软件是否进行登记并不重要。然而，登记最大的作用就是对权利的公示性。而且由于软件著作权程序不同于传统的著作权，其存在方式是以虚拟数据存储于计算机中，易丢失，因此，企业应加强对软件著作权的登记工作，可以减轻在侵权诉讼中的权属举证责任，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管理需要，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一方面，软件登记机关在软件著作权登记的具体工作中，按照我国保护软件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并参照有关软件技术标准，针对在软件登记申请中的法律关系和技术状态出现的“显而易见”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审查，努力做到将软件著作权纠纷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以减少软件著作权纠纷；另一方面,企业在遭遇软件著作权侵权的情况下，作为软件著作权的权利人，有举证证明权利所有的义务。在软件著作权没有登记的情况下，企业需要将软件独立研发的原始资料全部以及研发的最初时间等呈现出来才能证明自己系正当权利人。而有时由于时间问题或企业对资料保管上存在缺漏，导致软件开发的原始资料丢失，此时要主张自己是软件著作权人，就比较困难，从而导致侵权诉讼的败诉。而在已经进行了软件著作权登记的情况下，由于登记的公示性，登记记载的著作权人无需对权利所属再行举证，举证责任转由对方提供相反的证据，从而降低了诉讼风险。

2、合同约定不够明确

软件著作权使用许可合同是指软件著作权人在软件著作权保护期内授权他人在合同规定的条件、范围和时间内使用其软件，并通过这种授权而获得报酬的合同。许可使用方式主要包括：独占许可、独家许可、普通许可。企业在签订软件著作权使用许可合同中易忽略对使用方式、使用的权利范围进行明确约定。如企业原本意图签订独占许可合同，而未对使用方式进行明确约定，使得软件著作权人又将该软件许可他人使用，导致企业支付了软件使用费后所生产的产品不具有市场独立性，失去竞争优势。另外对于约定使用的权利范围不明确，由于现行法律规定，在软件著作权使用许可中，对于合同中未作约定的权利，被许可方不得使用，故在软件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中，应对被许可的权利进行列明，否则很容易在使用过程中造成权利受限或构成侵权。

3、实质性权利保护遭遇忽略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等。因此，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并不能制止以不同方式表达同一构思的实质侵权。对于以不同方式表达同一构思的实质侵权如何保护，目前企业界尚不明了。特别是在目前利用反向工程获取软件结构一般不认定为侵犯软件著作权的情况下，为防止此类侵权，企业应将用于特定产品的软件与企业硬件产品相结合，申请专利保护，软件一旦与产品硬件结合，在产品申请专利的情况下，对于软件也就可以通过专利进行保护。如此，对软件就可以达到强保护的目的。

4、保密措施不够严密

软件反向工程是指将他人的目标代码程序利用反汇编、反编译软件使其还原为汇编代码的过程。虽然目前对于反向工程获取软件源代码的手段是否合法、合理问题理论界尚存在争论。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明确对于通过反向工程手段获得软件源代码的行为本身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同时规定：“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业秘密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的，不予支持。”这里实际指的是对软件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阐述。但很多时候，企业软件通常作为产品推向市场，市场的公开化导致获取产品途径正当化，此时，要防止他人通过反向工程获取软件源代码的主要手段就只能通过技术加密行为来进行。我市目前软件企业产品推向公开化市场的并不多，主要是为特定企业定制软件，另外很多企业为自身生产的需要，也有自行开发的软件。对此，企业一要加强内部软件的保密度，尽量减少非正当途径获取软件的几率，同时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对软件的商业秘密保护。对于软件本身，更应当加强技术加密手段，即使在他人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软件时，增加其反向工程的难度，减少知识产权纠纷，降低企业软件开发投资风险。

5、法律保护亟待完善

目前对计算机软件保护模式主要包括专利保护、版权（著作权）、商业秘密保护、不正当竞争保护和商标保护。而在我国，主要通过《著作权法》实施对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同时我国出台了专门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加强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对于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商标保护，在我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体系中很少涉及。其中专利保护仅指我国专利局1993年的《专利审查指南》中的规定：涉及计算机程序本身或者数学方法本身的发明专利申请不能授予专利。同时又指出，如果一件含有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主题能够产生技术效果，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就不能仅仅因为该专利申请含有计算机程序而不授予专利权。而商标保护是指软件产品商品化后通过注册商标防止盗版软件的发行、出售等。

三、计算机软件保护的对策

根据多宗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的判例，再结合我国目前保护计算机软件各种法律的欠缺和不完善，在保护计算机软件方面应从以下方面注意。

1、重视软件登记，加强识别能力

软件使用包括企业自行研发的软件使用，也包括企业通过购买或被许可使用他人软件。对于企业自行研发的软件使用，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软件著作权的非唯一性，其他软件开发者通过独立研发可以研发出与权利人一致或基本相似的软件，两者之间的著作权并不冲突，可以同时并存。此时，企业要做好著作权备案登记工作或保存好原始开发资料，防止在使用过程中被他人指认侵权，做好软件登记工作，减少侵权诉讼风险。

对于企业购买他人软件使用过程中，主要是做好防盗版工作，如上所述，企业应通过正当途径购买软件，并保存好购买软件的正规发票。同时加强企业采购人员对正版和盗版软件的识别能力，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另外企业在签订软件许可使用合同中，应明确许可方式，签订保密条款，并明确被许可的权利范围、使用地域范围和使用期限，对于利用被许可软件再行开发出新成果的归属双方也可事先进行约定。

2、重视自我保护，加强软件加密

就企业软件管理而言，第一，加强对软件产品的保密工作，减少不必要人员的接触。第二，对于核心技术人员，因对于软件的基本原理、构思等并不受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因此，员工的流失必然存在对软件著作权实质侵权的威胁。因此，企业应尽量保证技术核心人员的稳定性。对其工作期间所开发的软件（包括自由开发软件）应明确约定归企业所有，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

对于软件本身，第一，提高软件加密程度，增加反向工程获取软件源代码的难度；第二，对于能够与企业硬件产品结合的软件，尽量与产品一起申请专利保护。第三，对推向市场的软件产品申请注册商标，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加强对软件产品的保护。

3、重视法律维权，加强侵权举证

当企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计算机软件侵权纠纷时，如何适当地进行举证，成为诉讼胜败的关键点。企业遭遇侵权时，首先应当提供作为权利人的证据，软件著作权进行登记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体现了。由于登记的公示性，只要没有相反的证据，软件著作权的登记人就是理所当然的著作权人。对于没有登记的软件著作权，权利人可以提供软件源程序、软件首次开发完成的时间等证据证明自己是著作权人。其次，需要举证的就是侵权事实的存在。对于这一块举证，企业通常存在难度。因为一般侵权发生地都不在企业控制范围内，企业也没有相应的适当途径能够进入侵权地。对于盗版软件销售中侵权行为的取证，可采用三种方式。

公证取证方式，由权利人与公证机关工作人员一起作为购买者购买盗版软件，并就所购软件进行封存以及对整个购买过程进行公证。这样的公证，在民事侵权诉讼中，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一般都能够得到确认。对于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公证取证中，应注意的是，由于计算机软件不同于其他著作权，通过一般的拍照、复制等公证保全方式有时并不能达到证据所应有的证明力，因此，在计算机侵权取证中，应尽量聘请专家或专业鉴定机构参与取证，增加证据的证明力；通过行政执法手段对侵权行为进行认定。在公证机关工作人员无法进入的侵权地，无法通过公证取证的方式进行证据收集，此时可通过版权局对侵权地进行查处，对于行政执法机构已经认定的侵权行为，在没有相反的证据情况下，法院都予以直接认定；申请法院进行证据保全，但申请证据保全一般应提供侵权存在的初步资料，否则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不难看出，打击软件侵权将是一项艰巨和长期的任务。除了集中打击行动之外，我们必须建立防控一体化的反侵权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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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软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对于计算机软件,世界各国大多数在版权范围内立法加以保护,我们和美国也不例外。我国《著作权发》第三条第八款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简称《软件条例》)明确规定对计算机软件给予保护,美国《版权法》和《数字版权千年法案》也明文规定对计算机软件给予保护。我国和美国在计算机软件保护方面的立法思想基本上相同,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却存在不少差异。

1权利主体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主体是“作者”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法人单位”著作权第十一条对“作者”又做出了扩充定义,即“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软件条例》所规定的主体则是“软件开发者”,即“实际组织进行开发工作,或提供工作条件以完成软件开发,并对软件承担责任的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依靠自己具有的条件完成软件开发,并对软件承担责任的公民。”美国版权法第201条规定,“作品的版权属于作品的作者,合作作品的作者共同对作品拥有。”有雇佣关系产生的作品,除非合作双方在共同签署的文本上另有约定,否则版权由雇主或投资获得作品的其他人拥有。

我们和美国法律规定类似,都规定著作权为雇主或投资方所有,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由于这种软件一般都是有多个作者合作完成的,作者的权益可以通过其工作报酬来体现,其报酬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从而保护其创作的积极性。

2软件保护的范围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地将计算机软件列入了作品分类中,《软件条例》更规定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都是著作权保护的对象,计算机程序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源程序指可以人工识别而机器无法识别的程序,目标程序指源程序进过机器编译后可以由机器识别的程序。《软件条例》规定同一程序的源文件和目标文本视为同一作品。文档则包括用自然语言或者形式化语言所编写的文字资料和图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软件条例》同时规定对软件的保护不能扩大到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概念、发现、原理、算法、处理过程和运行方法。美国版权法没有直接将计算机软件列入作品分类,1980年12月美国国会又通过版权法修正案,在版权法第101条的定义中增加了“计算机程序”一条,将其定义为“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计算机以产生一定结果的一组词句或指令”,从而正式把计算机软件列入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同时美国版权法第102条又明文规定:著作权保护不能延及体现作品中的思想、程序、过程、系统、操作方法、概念、原则或者发现,无论其以何形式在作品中得到描述、解释、说明和体现。在欧美版权法体系中,广为接受的是这样一种观念:版权法只应保护作品的形式,而不延及其内在思想。在美国,这种观念表现得更为明显,从以上列举的法律条文来看,我国和美国的立法均体现了这种观念。比较来看,我国和美国关于软件保护的立法思想基本一致,而我国对软件的保护范围还要稍大一些。

3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期限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一般客体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死亡后50年,但《软件条例》对计算机软件做出了特殊规定,即规定软件的保护期为25年,期满前权利人可申请延长25年,但最长不超过50年。美国则把软件保护期定为作者终生加死后50年,雇佣作品、匿名或笔名作品首次出版起75年,或自创出完成之日起100年,以较早到期者为准。

我国把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期定25年,其原因主要是考虑到软件寿命短的特点。美国给予软件著作权更长的保护期,无疑是为了切实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但不适合软件自身的特点,相比较而言,我国软件立法的保护期更具可行性和灵活性(可以申请延续)。

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软件著作权保护又面临另一个问题:《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10条第1款明确规定:“无论以源代码或以目标代码表达的计算机程序,均应作为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所指的文字作品给予保护”。所谓作为文字作品给予保护,指无需履行任何手续,文字作品一旦形成,保护期就为作者终生再加50年。显然,TRIPS协议规定的软件保护期要比我国规定的软件保护期长,我国入世后,软件著作权保护期如何与世界接轨,值得进一步探讨。

4软件著作权人的权利及其限制

在著作权人所享权利的内容上,我国《软件条例》第九条规定软件著作权人享有下列的各项权利:发表权、开发者身份权、使用权、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转让权。其中使用权包括以复制、展示、发行、修改、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其软件的权利。美国法律则规定软件著作权人享有复制权、演绎权、发表权、转让权、传播权、表演权、展示权等。从这些权利的性质上看,两国规定的著作权人的权利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我国软件著作权人除享有美国法律中规定的财产外,还享有软件开发者的身份权,即表明开发者身份的权利以及在软件署名的权利,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在立法观念上认为著作权是个人财产,和个人所拥有的其他没有什么不同,故在美国法律中没有规定软件著作权人的身份权。

在对软件著作权人的权利限制上,美国版权法第117条允许软件产品的拥有者在需要和计算机一起使用软件时,对软件进行复制和改编。美国《数字版权千年法案》第三部分扩大了美国版权法第117条规定的有关使用计算机程序的免责范围,允许计算机的拥有者或租用者在维护和修理计算机的过程中复制或授权复制计算机程序,但必须要在维护和修理工作完成后销毁软件的复制权。可以看出,对软件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我国的规定更为严格,操作性也较强,实际上这是我国立法借鉴了美国立法、司法两方面的结果,应该说,这种做法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5软件侵权的法律救济

在软件侵权与救济方面,我国《软件条例》第三十条列举了侵犯软件著作权人的种种表现形式,在救济上也规定了根据不同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以至于对侵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比较而言,美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则要详细得多。概括来说,根据美国版权法501条到第511条的规定,凡侵犯该法第106条至第118条规定的版权所有人专有权利的行为,皆为侵权。法律救济包括:禁令、没收和处罚侵权物品、损害赔偿及附加利润赔偿、法定赔偿、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等民事救济以及刑事处罚。比较我国法律规定的侵权救济,美国法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和很强的可操作性如法院判决败诉方支付胜诉方的全部诉讼费用和律师费,刑事处罚可以判处2500美元至5万美元罚金或一至二年监禁,或者二者并罚等,无疑可供我国立法者予以借鉴和参考。

结语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涉及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时,美国法律界近年来的倾向是:缩小版权保护范围,防止垄断,为新软件的开发者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我国软件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涉及计算机软件的侵权纠纷时,应充分借鉴美国正反两反面的经验教训,谨慎把握软件保护的尺度,在尊重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使新的软件开发者能够在版权保护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和借鉴已有成果,并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从而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邱均平、陈敬全等.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0(4)

[2]袁泳。版权:激励智力创作还是保护经济投资,电子知识产权[J].19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