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针对日益突出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北安市院结合检察工作实际，认真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始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帮教，挽救失足青少年。他们从健全制度、完善措施入手，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工作中，切实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摆上了重要日程。 （一）认真学习，提高认识。最高检《规定》下发后，该院党组非常重视，组织刑事检察部门干警对《规定》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研究，还组织他们学习了青少年犯罪心理知识，掌握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技巧，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工作。

（二）成立组织，专人负责。为贯彻落实《规定》，该院公诉科和侦查监督科分别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查组，由两位经验丰富、作风细腻，具有耐心，热心且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女同志任组长，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审查工作。

（三）措施得力，效果显著。该院在办案中立足"教育、感化、挽救"的前提，采取有效措施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一是做到依法提前介入。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提前介入，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二是适当灵活掌握程序，使之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今后成长。在办案中注意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不公开或不传播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相关资料，注意是否有被胁迫情节和存在被教唆犯罪。在办案中还尽量缩短办案时间，尽快结案，以减轻未成年人在看守所中受到成年人的不良影响。在庭审中采用特殊的指控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教育，使他们鼓起开始新生活的勇气。三是在制度上保证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他们结合工作实践，根据《刑法》和《刑诉法》的有关精神，大胆推出"暂缓"制度。对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改表现的未成年人，暂不作或不决定，而是设定一定的考察期，由检察机关、学校、居民委等部门进行帮教考察，根据表现，决定作出或不决定。四是不定期召开"失足少年帮教会"。该院根据一段时期内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召开"失足少年帮教会"，在帮教会上，检察官与失足少年的家长、教师广泛接触，共同查找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对症下药，做耐心细致的帮教工作，使失足少年和家长深受教育，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五是加强法制宣传，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他们以给学生、退伍军人讲法制课的形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还进行了"为了明天"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图片展览，全市12个中小学校学生及青少年家长参观了展览，使他们深受教育。为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该院还先后在北安一中、北安二中、兆麟小学建立了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并分别为这三所学校配备了兼职法制副校长，开设法制教育园地，进行校园周边治安状况的调查，及时向政法委、教育局等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促使全社会共同关心教育事业。

篇2

某地方政府在对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进行调查时，发现有部分学生辍学。于是联合学校立即组织人员走村串户、登门劝说，但家长们不约而同地以各种理由进行搪塞和敷衍，如“孩子不想读书，再读也没出息”“已经外出打工”等。最终，仍有16名学生没有及时返校。为此，该地方政府对不送子女上学、违反《义务教育法》的16名学生家长，给予行政处罚。但是这16名家长在接到行政处罚通知之后，既不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处罚决定。为依法保障辍学（失学）学生重返校园，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该地方政府决定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个人发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已有20多年，我国公民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是受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的。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4条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的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检举或者控告”“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及《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按法律规定送子女或其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城市由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农村由乡级人民政府，对经教育仍拒绝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的，可视具体情况处以罚款，并采取其他措施使其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

在上述案例中，某地方政府依法定职权履行对义务教育的管理职责，有权对拒不履行义务的监护人采取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罚等措施。行政处罚决定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代表国家做出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依照行政强制法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让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不只是家事，更是遵循国家法律规定的行为。因此，当地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该地方政府的执行申请，通过一番耐心细致的讲法析理，对这16名违法家长分别被处以一定的经济处罚。家长也保证限期改正，马上送孩子到学校读书。

有学者指出：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受法律法规严格保护的。当前，社会群众理解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时候，往往注目的是它的普及性和免费性，忽视了它的强制性。强制性又叫义务性，l违反这个义务，谁就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家长不送孩子上学，未履行监护教育责任，家长要承担责任；学校不接受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或不提供相应的条件，也要受到法律的规范。

随着社会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家长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现实当中未成年人显性失学、辍学问题越来越少。但是，近年来由于人口流动加快、监护人出外务工、监管不到位等原因，部分学生厌学、弃学、辍学现象时有发生；部分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得不到适宜的教育，在家隐性失学；随迁子女或等待出国留学人员，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私自缓学或是休学、等待“安置”代替教育等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法制意识，切实保证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全覆盖和全程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需要家庭、社会、学校共同保障，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均有权对侵害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权的行为进行规劝或向国家有关机关提出检举或者控告。

篇3

为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和管理工作，维护流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283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政办发[]111号）精神，现就我市加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及时有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实行关爱性救助管理和保护，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全市各地各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救助保护措施，有效保障了这部分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但由于受人口流动加快、少数家庭监护缺失等因素影响，我市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流浪现象仍然存在，救助管理工作机制不畅和服务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履行职责，完善政策措施，切实做好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管理及保护工作。

二、加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要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健全机制，完善政策，落实责任，加快建立与区域性中心城市相适应的救助管理服务体系，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人流浪现象，坚决杜绝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基本原则。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优先，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落实政府责任，发挥基层组织作用，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工作合力；坚持预防为主和救助管理并重，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责任，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手段，积极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坚持救助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

（三）主要目标。到“十二五”末，初步建立覆盖全市、发展平衡、及时高效的流浪救助管理服务网络，建立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救助机制，不断强化救助管理保障能力，确保全市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能及时得到救助保护、妥善安置，基本实现城市街头无流浪乞讨人员工作目标，全面提升救助保护水平。

三、明确加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实现救助服务与救助需求无缝对接。市民政部门要围绕创建国家一级救助管理机构目标，抓好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管理和市救助站改造工作，力争年底新增救助床位200张，建筑面积达5000平方米。各县市要积极推进救助站设施的改造建设，提高救助管理能力。探索设立街道、社区救助服务咨询点，在城市出入口处、商业繁华区、交通要道、车站等重点区域设置救助引导标识牌，公示求助电话，扩大救助网络覆盖面。

（二）加强救助网络建设，坚持依法救助与人性管理同步推进。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认真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利用街道（乡镇）、社区（村）现有资源，结合推进网格化社会管理，通过设立救助点、指定网格员或其他人员负责救助管理工作、聘请志愿者作为救助信息员等多种方式，做好辖区居民外出流浪乞讨的预防工作，规劝、引导外地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点求助，并及时告知救助管理机构进行救助。要加大街头主动救助力度，以车站、广场、繁华街区、党政机关办公驻地、各旅游景点、地下通道、桥梁涵洞等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和露宿场所为重点区域，以流浪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危重病人、残疾人和老人为重点救助对象，全方位开展救助工作，劝说、引导、护送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并做好夜间站内巡查救助服务。对不愿投站的流浪乞讨人员和其他街头生活无着人员，由救助管理机构提供必要的饮食、御寒衣被等救助。对需要医院治疗的，先救治、后救助，确保街头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生命安全。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对救助管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和行政监督，提高救助工作质量和管理效能。各级救助管理机构要改善救助服务条件，实行人性化、亲情化服务，保障受助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安全；实行24小时值班接待制度，使受助人员及时得到登记、甄别、接收和妥善安置。对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先救助、后甄别；对寻亲不遇、务工不着、离家出走等原因遇到困难的人员，实行分类救助；对陷入困境、居无定所、流落街头的进城务工人员，要及时设立临时避护场所。

（三）加强打防机制建设，促进保护合法权益与打击非法行为有机结合。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流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救助保护措施。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凡接到举报发现拐卖、拐骗、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组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要立即出警处置，认真检查甄别，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要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和露宿区域的巡查，发现流浪未成年人的，护送到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和被强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要一律采集生物检材，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检验比对，依法打击拐卖、拐骗、组织、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牟利或组织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和团伙。民政部门要积极开展主动救助，引导护送流浪未成年人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坚持“先解救、后救助”的原则，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被拐卖、拐骗、胁迫、诱骗、利用乞讨的残疾人、未成年人的调查、取证和解救工作。对于公安机关解救、护送来站的未成年人，救助管理站要做好接收工作，福利机构要做好婴幼儿临时代养工作。要做好返乡、安置和流出地预防工作，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无力接回的，经协商后由救助管理站接回或送回；对符合条件的安置对象，安置到社会福利机构，积极探索社会代养、家庭寄养等社会安置模式；返乡流浪人员或其监护人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做好救助保护和帮扶工作，将符合条件的返乡困难人员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发挥村（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监督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或个人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饮食、衣被等帮助，探索开展社工干预、法制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矫治、技能培训等救助服务，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回归家庭和社会。

（四）加强联动机制建设，促使经常性主动救助与延伸救助服务紧密联结。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做好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解救、保护流浪未成年人工作。民政部门要组织、指导、监督救助管理机构进一步做好流浪乞讨人员的街头救助、身份甄别、救助返乡等工作，确保安全防范等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公安部门要依法严厉打击强讨恶要、滋扰他人、扰乱公共秩序、危害交通安全等乞讨行为，协助救助管理站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结合社区警务布点，视情在救助管理站设立警务室，维护救助管理站人员安全和工作秩序。城管部门发现流浪未成年人，应当告知并协助公安或民政部门将其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依法处置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污损公共设施和随处涂画、制造噪音等破坏城市市容环境的行为。卫生部门要指定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对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危重病人、肇事肇祸等危重精神病人及时救治。财政部门要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经费自然增长机制，确保救助工作各项经费的落实。编制部门根据救助工作量，按一定比例合理配备人员编制。人社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定其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对救助保护机构的教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职称评定和岗位聘用。教育部门要建立适龄儿童辍学、失学信息通报制度，指导学校做好劝学、返学工作；支持救助机构对流浪未成年人开展义务教育或替代教育，做好有轻微犯罪流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司法部门要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卫生、残联等部门要协助救助保护机构对流浪残疾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康复训练等。交通运输、铁道等部门要指导各车站协助民政部门做好救助工作，为救助管理机构购票、乘车和接送流浪未成年人进出站提供便利条件。妇联、团委等组织要配合救助管理机构建立妇女儿童庇护中心，把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纳入部门工作总体规划。各乡镇（街道）要做好本辖区内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各街道、社区、城市主要道路及广场、车站、景点等公共场所的管理或经营单位，要对本区域内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告知、引导，发现利用乞讨行骗的，及时向公安、城管部门报告。

四、全面落实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市民政、财政、公安、卫生、编办、人社、住建、交通、司法、教育、城管、妇联、团委、残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市救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负责救助管理日常工作。各县市区要成立相应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领导机构，进一步健全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要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政府目标管理，建立和完善工作责任追究机制，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对重复流浪严重、流出量大的重点流出地区进行警示和挂牌督办整改，对工作不力、未成年人流浪现象严重的地区，追究该地区相关领导的责任。

（二）完善投入机制。各地要对救助管理工作经费予以保障，将救助管理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年实际救助情况和当地生活物价水平作相应调整，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保障救助工作的必要开支和救助机构的正常运转。对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经费实行独立核算，并参照儿童福利机构孤儿供养标准落实流浪未成年人救助标准。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救助管理工作，推进救助管理社会化。

篇4

2012年3月14日修正通过，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呈现给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精彩纷呈的画卷，尽管有不少批判的声音，但赞许与欢呼是主流的评判。在这一幅精彩画卷上引人瞩目的亮点之一便是以专章形式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跃然纸上，这一起源于法国的制度被移植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尽管在进行移植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将该制度放在我国具体的语境之下进行了调整，使得移植制度与背景的断裂有所消弥。但是，“程序创新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喜欢欣赏规则之完备性的法律人。改革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新规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司法管理模式所根植于其中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兼容性。”[1]何况，该规则过于原则性的规定使得其完备性大打折扣。将其放在我国现有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加以审视，可以说其宣示性大于实际可操作性。其真正落实到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尚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并扫除与之不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笔者认为，它最终的归宿，应当是蜕变为前科消灭制度。

一、入法根据：理念与实践的双重支撑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对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的贯彻落实，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文明的进步，给“刀光剑影”般的刑事法律注入了暖暖的温情，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许。①这一制度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采纳，具有理念和实践的双重支撑。

（一）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入法的理念基石

“从动物本能上说，人天生具有‘恤幼’的思想。”[2]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尊老爱幼的思想是贯穿始终的，其不但体现在伦理道德层面，在历代王朝的法律当中也不时地闪现。如《礼记·曲礼》记载：“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在我国早期的成文法典《周礼·秋官·司刺》中，便有“三赦”的规定，其中之一便是“赦幼弱”。我国古代成文刑法典《法经》的《减律》篇中规定 ：“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罪行严重）三减，罪卑（罪行轻微）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唐律》中规定，70岁以上、15岁以下及废疾者，流罪以下，可以赎罪；80岁以上、10岁以下及笃疾者，犯“反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减免，一般盗窃或伤人，可以赎罪； 90岁以上、7岁以下虽犯死罪，不加刑（不追究刑事责任）。《宋刑统》中规定，“老幼不及，疾孕不加”，即刑讯对象排除70岁以上老人、15岁以下少年和孕妇。《元律》中规定，“诸十五岁以下小儿过失杀人者，免罪，征烧埋银。”[3]这种“恤幼”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制定，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司法原则的实施等。

无独有偶，在我国“恤幼”思想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入法提供了本土环境的同时，漂洋过海的“国家亲权”②以及“国家责任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等西方理论也在不断地为我国的学者、立法者、司法者和普通的民众所接受，与我国本土理论相互融合，共同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国家亲权”来自于拉丁语，这一传统可追溯至12世纪的英国，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居于未成年人最终监护人的地位，负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其以“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家庭功能不彰的问题，将儿童看作国家将来的资产。坚持未成年人需要国家保护、照管和治疗，应当具有特殊社会地位的基本思想。[4]认为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强调处理结果与犯罪轻重相适应，而应更加关注处理结果与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的实际需要相适应。[5]而“犯罪标签”的存在往往成为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和再社会化的绊脚石。国家作为未成年人之父母，应当尽可能地消除“犯罪标签”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帮助其重返社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根据还在于，它体现了国家责任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6]虽然国家刑事司法目的是保护社会，应当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予应有的刑事惩戒，但从国家责任的角度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社会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责任。国家在通过惩罚犯罪而达致保护社会的目的的同时，更应该承担起由于其本身原因所导致的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主动封存或消灭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或前科。

此外，还有学者从“越轨心理”“重新犯罪”“再社会化”等角度论证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正当性。[7]这些都成为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理念基石。

（二）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入法的实践铺垫

从成文的法律规定来看。《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销毁。”与之相类似，《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第21条规定：“对少年犯罪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少年犯罪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年诉讼案件中加以引用。”很多国家的法律当中也都有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的规定，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0条规定：“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作出的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作出起3年期限届满后，如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裁判相关的犯罪记录卡应销毁。”《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第4款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周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以及其前科依照本法典第86条规定的程序被撤销时，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瑞士联邦刑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被 附条件执行刑罚的少年在考验期届满前经受住考验的，审判机关命令注销犯罪记录。《德国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既可依职权，主动宣布消除犯罪记录，亦可依被判刑少年、监护人、法定人、检察官、少年法院帮助机构的代表等多方的申请宣布消除犯罪记录。这些国际规则和国外法律的相关规定，都为我国引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同时，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为该制度的入法提供了立法上的铺垫。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第三款规定：“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100条增加1款作为第2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操作来看。早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我国许多省市就进行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前科消灭）的尝试。200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提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实施办法》，对初犯、偶犯，且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罪人，如果确有悔过表现，遵纪守法不致再犯新罪的，可由法院作出撤销前科裁定，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2007年，四川省彭州市法院出台了《少年犯“前科消灭”试行方案》，对于在校未成年人的过失犯罪或危害性不大的轻微刑事犯罪，经申请可以裁定撤销其刑事处罚记录，相关刑事法律文书不再记入档案。2008年，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开始对未成年犯实施前科封存制度。[8] 2009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明确其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50条规定，对违法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试行违法和轻罪记录消除制度。2010年底，河南省法院系统在平顶山、新乡法院开展了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前科封存”试点工作，对于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主观恶性不大，不会危害社会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家人可以申请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犯罪记录的38名未成年人中，已经有10人考上大学，6人返回高中就读，22人顺利就 业。[9]上海市检察机关从2004年开始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即相对不起诉记录消灭）制度，截止2010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时，上海市检察机关共对91名未成年人的相对不起诉记录采取了限制公开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无一再犯，回归社会后均表现良好。其中，顺利就业的52人，顺利续学的37人（已有7人被大学录取），顺利出国的2人。[10]这些有益的尝试，以司法先行的模式为立法工作提供了鲜活的样板，同国内外的相关立法一道，在实践的层面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刑事法领域的诞生做好了铺垫。

二、操作困境：现有规范与制度下的适用难题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被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后，紧随其后的就应当是对其适用问题的探讨。因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③ “法学界的任务已经由单纯的法制建构更多地转向了对法律解释与适用的探讨。”[11]这不仅仅是因为“造法易、执法难（Facile est ferre leges，tueri difficile.）”[12]，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该法条本身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与之存在严重的不协调。

（一） 自身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通过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适用的主体条件是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的刑罚条件是被法院的生效判决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封存效力是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一经封存，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外，司法机关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允许其他人员查阅、摘抄或者复制。允许查询的例外规定为两种，一是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二是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有关单位依法进行查询之后，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不得泄露。但是，这些规定对于如何在实践中进行具体的操作却显得捉襟见肘，尚存在诸多未竟的课题。

1. 封存的决定主体与执行主体不明确

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封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决定封存的主体与执行主体，即由谁来决定哪些单位和个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2012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04～507条，2012年12月3日通过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0条和2012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0条，分别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从执行主体上看，公、检、法三家都是封存的执行主体。但是，可能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主体还包括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以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等，对于这些单位和个人所掌握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是否应当封存，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没有明确。在决定封存的主体方面，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也都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

2. 封存的程序、内容等不具体

在确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后，封存什么、如何进行封存、封存之后档案的保管等具体如何操作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刑诉法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目前相关司法解释当中只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第504条对封存内容及相关的操作程序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封存程序、封存内容等涉及到实际操作的内容都是只字未提。其他可能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以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等如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更是成了“哥德巴赫猜想”。

3. “但书”的规定模糊

新刑诉法第275条第2款但书规定，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第一个问题是这里的司法机关包不包括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因为对于“司法机关”的范围，通常仅指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是不包括在其中的。[13]第二个问题是“为办案需要”如何理解，查询是出于何种目的？是为了在其后的成年人诉讼中加以运用、为了追究漏罪、为了从中查询其他线索，还是为了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以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办案的范围是什么，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行政案件，抑或三种案件都可以？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单位”究竟是指哪些单位？这些单位应当依照什么样的程序、基于何种理由查询犯罪记录？第四个问题是“国家规定”到底是什么规定？这些直接关涉如何适用该制度的词语意指不明、含义模糊，适用起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参照。

4. 缺乏相应的救济措施

新刑诉法第275条第2款规定，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但是，刑诉法和2012年5月10日“两高三部”④印发的《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中均未规定有关人员和机构违法泄露未成年被追诉者的犯罪信息时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未成年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诉讼人通过何种途径来进行维权。再者，如果依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的主体不封存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相应法律责任的威慑，该法律制度就很难得到贯彻落实。

可以说，新刑诉法第275条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抽象、原则、缺乏实际操作性的规 定，注定了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存在难以摆脱的困境。虽然说“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尤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民有无所适从之叹。”[14]但是，法律的内容确定是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不确定性在法律中受到非难（Infinitum in jure reprobatur）”。[12]（5）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便失去了一项法律规范所应有的指引功能，最终将淡出执法者的视野而被束之高阁。

（二） 系统协调性不够

新刑诉法第275条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操作困境的形成，除了该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实际可操作性差的原因之外，另一主要原因就是其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协调。

1. 与部分法律法规不协调

《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和第19条分别对《刑法》第65条进行修正，在《刑法》第100条增设了一款，该两条关于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以及不构成累犯的规定，消除了“前科”这一标签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评价。但是，其实际效果却是有限的，因为前科标签除了刑事法律上的评价外，还包括民事、行政法律上的评价。如《公务员法》第24条规定：“曾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法官法》第10条、《检察官法》第11条和《人民警察法》第26条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律师法》第7条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过失犯罪除外，不予颁发律师职业证书。”《教师法》第14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得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的，丧失教师资格。其他的诸如《拍卖法》《会计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证券法》《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都对受过刑事处罚的公民进行了从业资格的限制。这些法律法规的存在，将有前科劣迹的“另类人员”阻挡在一些“体面”的工作大门之外，必将使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施中“大打折扣”。

2. 与部分行政规章不协调

如《公安部重点人口管理规定》将五类20项人员规定为公安机关的重点管理人员。其中第四类就是因故意违法犯罪被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不满五年的。针对这些被纳入重点人口管理范围的人员，公安机关会深入社区、街道等进行调查走访，了解重点人口的相关信息，进行重点控制和定期的帮助教育。再如，公安机关的户籍管理制度详细记载了该公民的违法犯罪情况及服刑情况，而户籍又与每一位公民的出生、上学、结婚、就业、迁移等息息相关。此外，在公民从事特定行业的职业时，都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这些规定都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三、未来走向：近景与远景的蠡测

（一） 近景：目前条文的完善与协调

1. 增强规范自身的可操作性

篇5

作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之一的审前调查制度，在考评犯罪并予以刑罚借鉴中的地位日趋明显，其有利于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被认为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是犯罪人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1]。我们虽不应盲目追崇所谓国际领域先进的司法制度，但理当遵循法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司法的一般趋向，来审视审前调查制度的合理性，并为我国司法实践借鉴推广。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审前调查制度已成为当今各国少年刑法中的通行制度，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我国对这种制度没有实现立法化，不过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这方面内容有所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指出：“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值得关注的是，用司法解释这样的规范法律文件形式来确立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尚属首次。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不同形式的审前调查报告、审前调查笔录等，已在客观上对刑罚裁量有一定影响作用，而对于审前调查制度的生命力如何体现，无疑还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审前调查制度的一般解释

审前调查制度，被我国许多学者称作社会调查制度或者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或者个人对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审前调查报告，即为审判前的调查报告，鉴于我国定罪量刑的程序没有分开，那么审前调查报告自然应当包括足以影响犯罪事实认定和影响量刑适用的因素；当然，审前调查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既有利于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也有利于保护犯罪人人权，其实质归宿与量刑调查无异。从应然角度看，审前调查涵盖入罪认定和量刑适用两方面的内容；从实然角度看，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模式将犯罪和刑罚紧密结合，以品格证据质疑犯罪构成的可能性前提并不存在，审前调查则与量刑前的调查无异。从美国的量刑前调查制度来看，审前调查报告包括犯罪人情况报告和犯罪行为情况报告两方面的内容：以前的犯罪和少年违法情况、犯罪行为的描述、被告人职业和工作历史、教育背景和其他相关资料，被害人是否对其有伤害、可能适用的量刑指南条款等。可以说，现代的量刑前调查，既是缓刑的重要依据，更是整个量刑考虑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审前调查本身就被广泛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尤其能在对未成年人刑罚处置的轻缓化上发挥特殊的功效。

审前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在刑罚原则的理论中也呈现了其必要的价值。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的处遇理念已被各国法律制度认同，随之引发的未成年犯再社会化的命题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社会化进程的谬误而来，而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更是教育和再社会化理念演绎的结果，同时也是实现教育刑及再社会化理念的必由之路。审前调查制度正是配合实现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重要支撑。现代犯罪和刑罚的新观念认为：犯罪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包括自身的原因，刑罚责任上有社会的责任也有个人的责任，各国的刑事政策上普遍表现为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并重。其中，刑罚的个别预防要求刑罚的个别化，要求刑罚应当与罪犯的个人情况相一致，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行为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也要适当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从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立法精神和司法运作来看实际上已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意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处遇，正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展开。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审前调查制度，存在的价值可见一斑。

二、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前形成

2006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公、检、司四家单位出台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审前调查的主体、职责、调查的内容、方法、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2010年4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专门会同江苏省司法厅就《办法》的修订进行了座谈，对主要问题深层次地予以剖析。

（一）法院对调查机构的选择确定问题

《办法》对调查主体明确为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此规定对本地籍贯的未成年被告人开展审前调查没有丝毫影响，但对于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调查问题，矛盾比较突出。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除流动作案的人员，多为随父母来到本地工作、生活的，随父母来本地的租住地容易变化难以确定经常居住地，选择社区矫正机构来调查就形成了困扰；属流动人员的又要其户籍所在地出具调查证明。调查机构是否健全、调查人员是否专业、调查结果是否到位，都存在一定的忧患。

（二）审前调查评价结论的客观性问题

《办法》要求审前调查由县（市、区）的社区矫正机构统一扎口，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负责具体调查，并形成书面调查评价报告和两级量刑建议。这些结论意见的作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因而这些人员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社会经验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识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对其所作出的调查结论影响甚大。然而，基层司法所及其所属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政治素质、法律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在精力上、时间上、业务能力、敬业精神上往往不能适应《办法》要求的相对专业化的需要。有的调查机构和人员根本未经认真、全面的调查而简单、草率地作出结论；有的为减轻其今后需承担对矫正人员进行矫治的工作负担，不加区分，故意作出不宜适用非监禁刑的结论；更有甚者，某些地区极个别调查人员还可能与被调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在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评价上存在金钱交易的嫌疑。审前调查结论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将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恰当量刑。

（三）委托审前调查制约法院正常审理节奏的问题

一般而言，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限为20日，普通程序为45日。按照《办法》的规定，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法院应当在案件受理后3日内向相关社区矫正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分别在接到委托调查函的5个和7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评价报告并提交委托法院。在等待调查报告回复的漫长过程中，案件审理的期限却日日缩短，从业绩考核以及对未成年人全面负责的层面说，都是回避不了的难题。

（四）审前调查报告结论当庭接受质询的问题

《办法》规定，人民法院要对调查评价报告当庭质询的，应在开庭前三日将开庭时间、地点通知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收到开庭通知后，应当指定调查人员出庭并做好出庭准备工作。同时《办法》也对调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程序作出了规定。作为法院量刑参考依据的调查评价报告，虽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但法院应当对其客观性进行审查，而作出结论的人员当庭接受诉讼参与人的质询，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审查方式。但调查人员当庭接受质询却很难进行实际操作。一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官本位观念影响，一般不愿当庭接受质询；二是外地调查人员因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不能到庭接受质询；三是受审理期限的限制，有时开庭审理时审前调查评价报告尚未提交委托法院；四是调查人员出于对自己人身安全的考虑，不同意当庭接受质询。再因《办法》规定可以当庭对调查评价报告进行质询，在当事人或其人、辩护人向法院申请后，法院通知后调查人员实际未到庭，反而陷于被动。

（五）法院判决结果与调查报告结论不一致的问题

法院基于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全面审理，根据案件事实、对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定罪量刑，这是对案件审理的职权和职责。但作为量刑参考的审前调查报告结论有时与法院拟作出的量刑结果不尽一致，由此可能带来的一些现实后果以及对法官的无形风险也不可避免。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监禁刑，法官作出了相反结论适用非监禁刑的，在刑罚执行时社区矫正机构的态度暂且不论，一旦该未成年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重新犯罪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社区矫正机构可能将责任转嫁于法官。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非监禁刑，法官依法判处监禁刑的，则可能会引发被告人亲属无理纠缠的现象，给承办法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

综上，从我省的实践情况及我们所了解的其他省市的情况看，我国目前的审前调查报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报告名称不统一，如审前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情况等；二是调查对象不完全，一般只适用于未成年人，如丰台区法院等个别法院才有对未成年人的探索；三是调查目的不宽泛，更多是为了考虑适用缓刑的效果，便于非监禁刑犯进入社区矫正，对可能判处实刑的调视程度不够；四是调查的主体不确定，有检察、审判机关直接调查的，有基层司法所调查的，也有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委托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五是调查内容不规范，一般涉及家庭背景、个性特点、案件情况、自我认识，除了北京门头沟法院引入社区评价、苏州平江法院考虑帮教条件外，对于没有明文规定的酒精史、药物史（吸毒史）和心理诊断等影响量刑的因素极少评判。为使审前调查报告更具有实践操作性，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统一的论述。

1．调查报告的名称

在我国有着各种名称的审前调查报告。判决前的调查报告，对于法官决定是否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这一制度，急需上升到立法高度进行规范化。[1]按照我国目前的状况，应当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名称，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报告形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既要查明犯罪事实，又要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让其认识自身的犯罪原因及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就要求少年法庭需要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平时表现、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其在诉讼中的表现。[2]如此看来，最高法院李兵所提出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调查报告”名称是能够被借鉴和贴近实际的。

2．调查报告的对象

既然未成年人是需要被特别保护和关注的对象，虽然我国的审前调查制度在立法上未有强制，但司法解释对审前调查已作出授权，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广泛运用审前调查报告，就符合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待审前调查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时，再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推广，现有形势下的审前调查，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一律适用，对成年被告人鼓励适用。

3.调查报告的调查主体

依据现有规定和做法，调查报告来源于司法机关、社区矫正机构、有关社会团体、社会调查员等多种渠道，究竟由谁来承担审前调查的主体，也存在一定争议。如有学者主张，调查报告的主体应该是法官。从法理上来说，调查结论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法官作为刑罚裁量的主体，为保证量刑适当，应当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亲自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结果的过程。[3]但司法机关直接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有不少弊端：如在侦查环节的警官同时承担社会调查任务的，其对犯罪主观的判断容易误导调查报告的内容；如检察官，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其积极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内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够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些要求似乎与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职责不相协调。[4]调查过程的“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弊端，则有可能对法官公正判决产生影响。而由辩方担当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可能有失偏颇，调查报告极易沦为脱罪的工具。由社会团体组织进行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调查,是各国审理少年刑案采用的常见形式。[5]社工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不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亲和力，且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所做社会调查报告更具客观性，还可弥补司法资源紧张等缺陷，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表现。[6]所以，我们建议从立案起，调查工作就应伴随刑事诉讼的展开而启动，这样可以减少批捕、的案件数量，也有利于提高审判的效率。

我们不妨参照一些法院尝试的由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聘请的社会调查员（审前调查员）来进行审前调查的做法。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审理前已经先行形成调查报告，而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时再根据未成年人的悔罪表现等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的特点，也反映出对审前调查报告科学、客观性的认可。另外，如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发进入刑事诉讼阶段，调查活动就能伴随辩护权的行使，无疑也是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体现和尊重。社会调查员全面直接参与调查，选拔时应要求其具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背景，并掌握一定的审前调查技能，如面谈与沟通的技巧、制作和分析人格调查量表、撰写分析透彻的调查与评估报告等，再适当地对其进行培训。为保证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在必要时，还应委托专业机构及人员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这样做既解决了困惑我们的审限问题，也解决了调查员的出庭问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查报告的质量。在逐渐建立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后，调查报告的正确使用也有益于教育、说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使法官真正摆脱外界的干扰、专心办案。

4.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目前，审前调查报告中均涉及家庭背景、个人特点（包括个人经历、生理、心理特征）、案件情况、自我认识、社区评价、帮教条件六个内容：

（1）个人情况和性格特征。

个人情况包括具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活经历，以及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性格特征上要注意是否有生理和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病）、是否有吸毒、酗酒、赌博、网瘾等不良表现，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现的人进行交往等。

（2）犯罪情节和个人表现。

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关系、被害人是否有过错，以及犯罪的目的、动机、手段，等等。个人表现包括平时的一贯表现、有无违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为、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

（3）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

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父母的个性与和睦情况、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情况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正常完整、父母自身的言行情况和对孩子是否存在管教不当等情况。教育环境包括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校的管理秩序和全面教育情况等。

（4）生活环境和帮教条件。

生活环境包括家庭迁移的情况、所在社区的治安秩序、邻里关系等。帮教条件包括社区矫正机构的完善、矫正人员的配备、矫正措施的得当等。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判运用

长期以来，定罪量刑捆绑在一起成为习惯的方式，在立法没有修改、现行诉讼程序不改变的前提下，审前调查报告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处罚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如何较好地把握审前调查报告，是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谦抑刑罚的法律精神、并得以实现量刑均衡的重要环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同时，随着近年来非监禁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扩大适用以及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处遇方式的发展，是否选择非监禁刑，以及选择何种非监禁处遇方式，均依赖于审前调查对涉罪未成年人个体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因此，在量刑阶段突出审前调查报告的作用，对于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个性化矫治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调查报告仅作为量刑的参考

在审判实践中,审前调查报告主要反映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观与客观因素，是少年法庭据以查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动机的重要依据。有人认为，根据调查报告本身的内容及其作用，从理论上而言，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具有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中品格证据的属性。[1]传统观念认为，证据必须与犯罪事实联系在一起，也就意味着证据只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部分，从庭审程序上说属于犯罪事实的调查，只限于根据犯罪构成来判断定罪与否。在这样一个程序中，牵涉到大量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而这些品格事实是在定罪即判断被告人犯罪事实是否成立时所禁止的。例如有关被告人平时自私、爱占便宜的品格证据，不应作为被告人犯盗窃罪的根据。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构成何种犯罪，都应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来加以判断，不能以不良品格“入罪”，同样也不能以良好品格“出罪”。只有当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其他犯罪事实，相关证据涉及品格问题，或者使用品格证据对污点证人证言的可靠性进行质证等情况下才能使用品格证据。[2]由于审前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是与犯罪无关的，但是又影响量刑的，而这些量刑情节如被告人的品格和习惯，容易在事实问题的判断上造成事实认定者的偏见。有学者提出将量刑程序从定罪程序中分离出来，保障法官既不会因为与犯罪无关的事实影响自由心证，又能适当量刑的前提。进入量刑程序、量刑听证时，应当提交包括了与犯罪无关的信息的量刑调查报告。[1]伴随时间的推移，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的模式正被试行并有逐渐推广的趋势，审前调查制度将更大程度地为世人关注。

（二）审前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的出示

2001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中指出了调查报告的提交者为控辩双方、必要时由法院委托或自行调查。为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类的调查报告，有关其认识和在法庭审理时的出示时间、方式、效果，都不尽一致。更有呼吁社会调查报告从理论上应当视为证据的观点，[2]但同时又提出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的依据，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如果从证据角度来说，只能在法庭对犯罪事实调查时出示，且一般均为与诉讼程序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供，这种方式的市场比较广阔，值得深思。

根据最高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的要求，量刑程序要相对独立，由此，审前调查报告作为影响刑罚裁量的重要因素，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的量刑程序中即大有作为。我们通过对当前一些定罪程序、量刑程序相分离的庭审观摩，清晰知晓庭审调查的事实部分已经由单纯整体的犯罪事实转变至定罪部分的事实和量刑部分的事实。在定罪程序中，法庭调查的仅限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样的犯罪；譬如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都纳入量刑事实部分加以调查，列举证据，在这里审前调查报告便可以自然作为左右量刑的因素之一，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法庭调查阶段作为量刑事实出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对审前调查报告的判断也由法官的自由心证转变为审判程序的合法环节。出示审前调查报告时，可以参照个别法院引入“适合成年人”出庭一般，鼓励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作为一个类似专家证人的社会工作者，其仅对其调查报告所载未成年被告人成长经历和生长环境的客观、真实负责。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据此作为从重、从轻的量刑辩论，从程序和实体上都能达到一种平衡。从效果上看，既阐明了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今后应注意的问题，也足以揭示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更符合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诉讼要求。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量刑评析

由于通过审前调查所获得的有关该被告人的品性、能力、性格等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征，因此，审前调查是获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进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重要途径。人身危险性“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和人格为基础的”，[3]对于不同的犯罪人，因其个人情况不同适用不同的刑罚，要实现立法上的制刑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

审前调查能够影响量刑的具体因素非常多，在此无法用所谓量刑基准来简单说明。我们这样认为，一是要查清楚犯罪原因，看是否有从宽或者从严处罚的理由。这些原因在犯罪学上整体概括为家庭、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原因及在个案中被害人的原因。二是要查清楚适合何种处罚进行教育改造的条件，才能达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而与此相关的条件包括：自身生理、心理特征、工作技能，悔罪表现、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社会评价和容忍度。以上内容有些既是从宽或者从重处罚时需要考虑的理由，也是是否适合某种刑罚的理由，有交叉的地方，是两者同时要考虑的因素。

在审前调查制度被落实、具有相当经验的社会调查员公正获取客观资料，经法庭质证后由高素养的开明法官自由裁量，是能够借助法庭审理教在场者信服，还可以借助文书制作让公众者认可的。

四、结语

篇6

据介绍，我国家庭教育立法不仅为社会发展所必需，而且推动立法的条件渐趋成熟。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等均涉及到家庭教育，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对家庭教育的责任、要求作了相应的规定。尤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教育、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全国妇联制定的《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也将“完善家庭教育法律政策，促进家庭教育立法取得实质性成果。组织开展家庭教育立法调研，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推进家庭教育立法进程”，作为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目标。

此次开展的家庭教育立法调研项目，将围绕家庭教育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主要研究以下问题：一是家庭教育立法的社会基础。重点分析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服务的认知、需求和建议，以及对家庭教育立法的认同度。二是家庭教育立法的工作需求。分析我国家庭教育及家庭教育工作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家庭教育立法应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三是境外家庭教育立法案例分析。分析境外家庭教育立法实施的社会效果，学习借鉴他人经验。四是国内家庭教育工作经验总结。分析国内家庭教育工作成功案例，梳理总结相关经验。

此次家庭教育立法调研项目的研究方法，一是调查问卷法。围绕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服务、家庭教育工作及人们对家庭教育的法律规范需求等内容设计调查问卷，收集相关信息。二是访谈法。采用小组访谈，召开家庭教育工作者、家长及儿童的小型座谈会，了解各地家庭教育工作的开展及存在问题，征求对家庭教育立法和家庭教育工作的建议。三是文献研究法。收集境外家庭教育立法案例进行分析。四是典型案例分析法。收集国内家庭教育工作优秀案例，选取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和总结。在研究中，将分别选取东部、中部、西部具有代表性的三个省市，并在各省选两个市作为典型研究点，深入到每个市的一个城区或一个县，采取整群抽样，面向家长、儿童、家庭教育实践工作者、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等发放问卷。同时，每个市访谈50名与家庭教育工作相关的行政管理人员、一线工作人员、家长及儿童。

篇7

一、增强工作责任感，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我县两纲全面如期达标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县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对全县今年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县委、县政府重要指示精神，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从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妇女儿童根本利益的高度；从服从服务于“保增长、保发展、保稳定”工作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新闻、专题、专栏等多种节目形式，大力宣传我县贯彻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两纲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以及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成就。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引导广大公民积极参与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工作，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妇女儿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我县“两纲”全面如期达标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以促进两纲达标为重点，推动妇女儿童工作创新发展

1、按照县委全力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的教育培训，科技示范，信息服务，扶贫救助网络，加强农村妇女现代适用技术，妇女创业带头人等培训。积极开展送科技下乡和上门服务，引导、帮助农村妇女学习现代农业知识，掌握生产技能，更新生产理念，实现增收致富。

2、积极配合抓好“贫困母亲救助行动”、计生“三结合”等扶贫项目的实施，不断拓宽项目引进渠道，发挥项目辐射作用，提升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与贫困妇女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帮助贫困妇女增收脱贫。

3、以灾后重建推进改善民生为契机，组织妇女积极参与灾后重建，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村妇女儿童的文化生活条件，拓展农村妇女儿童接受科技、文化、艺术教育渠道。

4、加强与女干部、女知识分子联系，切实掌握妇女人才发展动态，引导女干部、女职工投身于科技创新实践，立足本职、岗位建功，岗位成才。

5、配合有关部门继续为下岗失业妇女、零就业家庭和农村妇女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帮助和引导妇女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积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加大对进城女农民工的技能、职业道德和文化素质培训，推动她们真正融入城市，在城市安居乐业，成为新市民。

6、结合“五五普法”宣传活动，以宣传《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为重点，充分利用“三八维权周”、“综合治理宣传月”和“12.4”法制宣传日活动，教育引导妇女增强法制意识，强化公民责任意识，提高妇女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能力，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7、充分发挥妇女组织作用，认真履行代表妇女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重要职责，积极参与妇女儿童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和监督。加强调查研究，重点关注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倾向性问题，及时反映妇女诉求。

8、积极参与妇女利益诉求机制建设，配合有关部门加大依法查处侵害妇女儿童权益重大典型案件的力度。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畅通诉求渠道，引导妇女通过合法、有序、理性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解疑释惑的工作。

9、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一步开展“平安家庭”、“平安社区”创建活动，以家庭的平安促进社会平安。全面推进妇女“面对面”预防艾滋病和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妇女防止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切实维护艾滋病感染者和致孤儿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女性健康保护，积极开展女性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和妇科乳腺疾病普查普治活动，增强妇女防病、治病和自我保护能力。

10、积极参与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工作，深入开展“共享蓝天”关爱留守儿童行动，以支持、维权、关爱、宣传为重点，推动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的相关政策和工作机制，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11、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工作，深化妇女及家庭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系列道德实践活动，切实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结合学习型机关建设，开展健康文明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引导妇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认真开展廉政文化进家庭系列活动，充分展现广大妇女及家庭崇尚和谐文化、廉政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风貌。

12、深入开展和谐家庭创建工作，以家庭和社区为载体，将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建设置于和谐社会建设之中，以开展“巾帼共建和谐”，推进和谐家庭道德建设为切入点，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认真做好两纲实施的总结评估

要按照两纲监测与评估工作要求，召开专题研讨会，研究制定终期评估工作方案，明确评估内容、方法、步骤和要求，通过两纲终期评估自评，认真总结两纲达标情况、工作成绩和经验，分析问题和不足，提出对策措施。

四、着力开展新两纲编制工作

成立新两纲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结合两纲实施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针对重难点和热点、焦点问题，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组织开展专题调研，讨论、论证，着力抓好新两纲的编制工作，确保新两纲具有指导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篇8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上海和浙江成为率先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12月16日，教育部公布《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等配套政策，明确提出“全科覆盖”“分类考察”“不分文理”“两次机会”“严格公示”等措施，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高考“一考定终身”“一把尺子量万人”“唯分数论”等弊端。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从实践看，高考“牵一发动全身”，单一维度、单个领域的改革很难取得较好效果。此次高考改革方案不再“零敲碎打”，强调系统设计，对教育改革发展具有进步意义。但不容忽视的是，与公众对于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期待相比，新方案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高考加分“瘦身”

2014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明确从2015年1月1日起，取消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者、奥赛获奖者、科技类竞赛获奖者、重大体育比赛获奖者和二级运动员统测合格者等6项全国性加分。

辽宁本溪高级中学87名体优生加分，河南漯河高级中学74名考生获国家二级运动员被加分……2014年曝光的多起高考加分涉嫌造假事件，令公众对“假加分”“蹭加分”“买加分”等乱象疑虑重重。此外，体育加分政策的作用更令人担忧：考前突击过关，考后丢在一边，很多体优生体育素质不高，甚至比不上普通学生。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照顾性加分是社会救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维护教育公平的题中之意，应该坚持下去。对于鼓励性加分，应对其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实际效果加以调整、规范;有的加分项目标准不清晰、程序不规范，应逐步取消。

“红七条”严惩“失德”教师

2014年10月，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禁止教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禁止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禁止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首次划出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意义的七条“红线”。

北大副教授诱骗女留学生、川美教师“性骚扰”女生、厦大“博导门”……2014年发生的多起高校教师“失德”事件令人震惊。社会期待，“红七条”能真正筑牢师德底线，维护师德尊严。

“守住师德红线，长效机制是依法治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学校应严格按照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清理校规中与法律冲突的条款;对于违纪违规甚至违法的行为，一律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不能姑息迁就、为维护所谓的声誉而有报不查，让“红线”成为“遮丑”的虚线。

教师轮岗“加速”

2014年9月，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要求城镇学校、优质学校每学年教师交流轮岗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10%，其中骨干教师交流轮岗应不低于交流总数的20%，用3至5年实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以达到师资资源的均衡配置。

一个不能被忽视的现实是，在现有的行政体系下，教师往往“逆均衡”流动。薄弱学校的中青年教师一旦被评为学科带头人、教学骨干等，经常被名校“挖墙脚”。

“师资不均衡，教育均衡就是一句空话。”殷飞认为，校长行政级别不同、老师所属学校各异是师资均衡配置的制度。当前，江苏、福建等一些地方已经探索实施中小学教师“县管校用”，为教师均衡交流破除了制度障碍，期待这样的改革举措覆盖面更广一些。

校园足球“升级”

足球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足球作为体育必修课、到2017年建成2万所中小学足球特色学校、200个高校高水平足球队……2014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的校园足球“升级版”令人瞩目。

体育是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专家认为，大力实施校园足球“升级版”的关键，一是教育、体育等部门要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突破资金、场地、师资、赛事等瓶颈;二是改革学校体育，让孩子学会足球等一两项伴随终生的运动技能，真正发挥好体育的基础教育作用。

篇9

1、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我国幼儿教育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公立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的命运两重天。民办幼儿园教育资源国家投入少或者几乎不投入，经费基本上靠民间筹集。经费不足导致幼儿园办学条件差，教师工资低，学生收费高;教师基本上是幼儿园自主聘任，教师入职门槛低，教师基本素质差，无证上岗教师比较普遍，合格幼儿教师严重紧缺，师资队伍得不到优化;为了节约办园成本，租个房子、摆张桌子就是一个幼儿园，硬件不能保证幼儿教育教学需要，这何尝不是一种功利性幼儿教育?

2、教师观念和爱心的缺失

幼儿也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幼儿应当受到尊重，幼儿不是幼儿教师的附庸，不是幼儿教师随意摆布的机器;幼儿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幼儿不仅是家庭的，更是国家的。这些观念都是家长、教师和社会必须树立的基本观念。幼儿之所以被教师打骂，被幼儿教师虐待，主要是因为教师的这些观念缺失所致。另外，教师缺乏爱心是导致虐童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师者，爱也。试想，一个没有爱心的幼儿教师，怎能关心和爱护幼儿?怎能搞好幼儿教育?

3、幼儿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差

幼儿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形成，在认识方面，不会自我分析和自我评价;在情感方面，不会自我克制和自我调节;在意志方面，不会自我监督和自我制约;在行为方面，不会自我计划和自我检查。由于缺乏自我意识，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极差，其行为任人摆布，而且有苦不敢诉，有痛无处讲，忍气吞声、遮遮掩掩进行逃避。

4、幼儿教育过程管理的缺位

相对而言，发生在私立幼儿园中的虐童事件多于公立幼儿园，这是幼儿教育发展不适应社会发展现实矛盾的反映。这种现实与幼儿园管理体制是有关的。公立幼儿园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管理制度、资源投入等都纳入到政府行为，教育行政部门亲力亲为;而民办幼儿园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单打独斗、各自为政，是一种松散式管理模式。理论上说，政府办园的责任是无限的，但是政府办园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相对于公立幼儿园的管理来说，对民办幼儿园管理缺位的现象严重存在，往往是亡羊补牢。

二、用心———幼儿教师要用心做好幼儿教育

一位管理学者曾经说过，认真做事可以将事情做对，用心去做可以将事情做好。做好幼儿教育，不仅需要全社会认真做，而且需要幼儿园和幼儿教师用心去做，才能真正将幼儿教育工作做好。将幼儿教育当作一个事关国家未来、社会和谐和幼儿成长的教育事业来做，是全社会的责任。

1、加强教育，提高幼儿教师职业道德水平和从业能力

教师是一种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种造就千秋万代的职业。幼儿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就要坚守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即适应幼教要求而产生的道德规范，是幼儿教师在履行幼教工作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幼教观念、幼教情感、幼教态度、幼教技能、幼教良心等多方面的内容，贯穿于整个幼教工作之中。集中体现在学生身上，就是对学生的爱。因此，幼儿教师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都要将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摆在首位。职业道德教育要改变传统的教育方法，要让幼儿教师在实践中亲身感受、深入体验、时常反思;幼儿教师职业道德教育需要领导亲临亲为、常抓不懈、警钟长鸣。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是立足之本，离开了职业道德谈幼儿教育，一切归零。

2、规范管理，着力抑制幼儿园虐童事件发生

虐童事件一旦曝光，清查幼儿园有没有办园资质或者幼儿教师有没有教师资格证，成为职能部门常规检查项目，也是有关部门工作的定势思维。真正要解决或者抑制虐童事件，需要通过常规管理常抓不懈，以规范幼儿教育行为。首先，明确和落实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的管理职责和工作任务，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本区域的公立和私立幼儿园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并且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逐步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管理范畴，使幼儿教育成为政府的强制义务，这是解决虐童事件的重要举措。其次，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制定和完善本区域幼儿园管理基本规范，结合幼儿园实际提出规范办园行为的具体要求，特别强化虐童事件的依法管理，通过政策法规制约虐童行为。再次，优化幼儿园资源配置，地方政府对民办幼儿园也要有政策支持和一定的经费投入，政府对幼儿教育暂时不能包揽，但不等于不投入，要通过公共财政投入惠及到民办幼儿园的每一个孩子身上;特别是对幼儿教师的选拔、使用、考核、晋升和奖惩，都应该纳入到教师统一管理的范畴，不能让民办幼儿教师流离失所，要使民办幼儿教师有归属感。最后，对幼儿园的办学行为随机督导检查，特别要积极预防虐童事件发生，加强相关职能部门、家长和幼儿园的联动，一旦发现虐童事件，实行责任追究，坚持对幼儿园虐童事件零容忍的处置原则。

3、推行托管，促进民办幼儿园均衡发展

虐童事件多发生在民办幼儿园，既与民办幼儿园管理有关，也与民办幼儿园与公立幼儿园发展不均衡有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制约民办幼儿园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通过公立幼儿园特别是优质幼儿园，对民办幼儿园或者薄弱幼儿园实行托管，通过委托管理、教师流动、教学互动，共享优质幼儿园的教育资源，也是抑制虐童事件发生的重要途径。

4、社会参与，强化幼儿教育的社会责任

虐童事件屡次发生与社会参与程度有关，社会关注度不高使幼儿园管理的不规范行为有了生存的空间。现实表明，幼儿教育并不是政府化，幼儿教育特别是民办幼儿教育有市场化倾向。作为幼儿教育市场，幼儿教育的发展要靠政府和社会的协同，政府、社会、幼儿园和家庭应各负其责。政府在幼儿教育市场中除了提供基本的幼教供给之外，还需要负责对民办幼儿教育进行很好的引导和监督;幼儿园特别是民办幼儿园也有个行业的内在监督和规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幼儿教育市场不是无法无天，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幼儿教育市场也应该有行规，有其市场伦理、公益要求和社会责任。因此，呼吁全社会支持幼儿教育，参与幼儿教育管理，履行幼儿教育义务和责任，监督幼儿教育教学行为，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或者抑制虐童事件的频繁发生。

三、放心———让幼儿园成为孩子真正的乐园

幼儿园应当是幼儿愉快生活、快乐成长的园地，走进幼儿园，看到的是老师灿烂的笑容，孩子绽放的天真，充满生机的乐园。这样，家长安心、学生开心、社会放心。为此，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尤为重要。

1、坚持幼儿园教育管理的价值取向

幼儿园不是幼儿“上学读书”的地方，它是幼儿“开心玩耍”的地方，通过幼儿活动，在活动中学习，在玩耍中增智;幼儿教育不是“前小学教育”，而是“学前教育”，不存在什么课业负担，最大的任务就是适应儿童天性，让幼儿自由快乐地发展。当幼儿有机会从事各种调动他们的自然冲动的身体活动时，上幼儿园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幼儿园对幼儿的管理也不再是一种负担，更不会因为不会算数、忘带作业本等现象而发生虐童事件。

2、改进幼儿教育的方法手段

许多幼儿园重视幼儿园的硬件建设，注重幼儿园开设的课程甚至双语教学，以此取得家长的信任，吸引更多的幼儿入园。固然，一流的设备设施是必要的，并且可以产生附加值;殊不知，真正需要的是那些看不到的东西，诸如管理理念、教学思想、激励幼儿的学习方法手段等，才是最重要的。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遵循幼儿的天性和发展特点，利用玩具、游戏、电影、计算机网络等幼儿教育手段，对幼儿进行正确的指导，发展他们的智力，养成健全的体魄，高尚的道德，教给他们独立自主的能力。

3、强化虐童事件的预防机制

教师虐童具有非理性、隐蔽性、危害性等特点。教师虐童不仅影响幼儿园声誉和教师形象，还会伤害家长和教师的感情;不仅使幼儿遭受皮肉之苦，还将给幼儿带来心理创伤。因此，应当建立幼儿教师虐童事件预案，即教师虐童事件应急处理相关部门及其职责;教师虐童事件的监测与预警(如电子预警系统、指标预警);教师虐童事件信息的收集、分析、报告、通报制度;教师虐童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方案;教师虐童事件预防、现场控制;教师虐童事件应急处理专业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显然，预防机制有利于幼儿园的快速反应，有利于减少教师虐童事件监测成本，有利于提高教师虐童事件监测效果。

4、加强幼儿教师虐童事件的立法跟进

篇10

一、加强领导，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认真抓落实。

为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我局将该项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成立了普法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成员由法规股负责人及各站站股长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专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每年制定了年初工作安排，认真落实各项工作责任，并根据人员工作变动，及时调整人员，保证了普法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认真抓落实，搞好法律、法规宣传

为了加强我局职工的法律、法规学习和宣传，按照《农牧科技局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第二个五年规划》，分管局长全面负我局普法的各项工作。定期召开全局职工大会，组织职工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各站股长不定期召集站员学习本行业新法。

1、在普法工作中，针对农牧业、科技工作，我局组织职工分阶段学习、宣传贯彻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省种子管理条例》、《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兽药管理条例》、《草原法》、《统计法》、《档案法》、《保密法》、《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本土地承包法》、《农民负担管理条例》、《未成年人保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兵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和创办了法律、法规学习园地。

2、每年制定了职工学法计划，定期在职工大会上组织学习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并传达州、县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精神，近年共进行了集中学习36次，达240课时。

3、各站、股、科室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职工重点学习农业、畜牧业、科技等行业法律、法规和文件。让每个职工学法、懂法、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组织全局职工开展法律、法规学习，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法律知识竞赛。

三、积极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

1、在普法工作中，充分利用群众工作全覆盖机会结合我局工作实际，面向基层，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在农村积极开展宣传实用技术的同时，大力宣传农业相关法律、《种子法》、《省种了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草原法》、《兽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本土地承包法》、《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充分利用田间地角指导生产的时候，向农户宣传农牧业、科技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

2、组织我局的法制宣传骨干，成立法制宣讲组，与乡镇共同建立固定的宣传阵地，结合科技培训，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农户开展专题讲座。宣传贯彻农牧业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农牧业各项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为规范农资经营秩序，保障农资经营户的利益，确保农民用上优质、高效放心农资，举办农资经营培训班一期，对全县农资经营户进行了培训，并通过考试，使各农资经营户进一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省种子管理条例》、《农业部农业生产资料监督管理工作暂行规定》、《农药管理条例》对农资经营的要求。为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肉食品安全。2012年3月份，在局会议室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学习培训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对各乡镇分管畜牧业的领导乡、村畜牧人员和县局畜牧执法人员共计200余人进行了培训。通过培训学习，相关人员进一步掌握了新颁布的法律法规。

3、认真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活动。专门为普法宣传印制宣传单、宣传书、宣传画并结合电视广播等媒体，增强针对性、实用性、和群众的参与性，扩大宣传实效，扩大社会覆盖面和影响力。利用宣传活动日，加大农牧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使农民能知法、懂法，利用法律悍卫自己的权利。共举办普法宣传和培训80余期，接受咨询人数达到10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30000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