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公园保护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地质公园保护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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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旅游产品结构单一，景区间发展不平衡。大小石林的喀斯特景观及撒尼（阿诗玛）民俗风情多年来一直维系着石林旅游业的生存和发展，开展其他类型旅游活动的空间有限，已经形成了观光旅游一头独大的局面并形成了“压倒性”的品牌效应，对石林公园的其他景区（如乃古石林）和其他类型的旅游产品（如民俗风情体验旅游、生态旅游、科考等）形成了顽强的“遮蔽”效应。目前形成旅游规模的是石林风景区（中心景区）、乃古石林风景区、大叠水风景区、长湖风景区-月湖景区，其他景区还处于原始、半开放状态，没有开发成严格意义上的景区。上述已开放的四大景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也相当明显，景区之间的发展程度严重不平衡，整个“大石林”旅游的畸形发展。

其次，社区间发展不平衡，社区利益冲突明显。石林旅游业的影响范围还很有限，旅游带动最大的是县城所在地鹿阜镇和中心景区（大小石林）所在地石林镇，而其他景区所在的乡镇还呈现出明显的农村经济特征，其综合发展水平也较低。景区与社区重叠的地方还普遍存在利益的“恶性”博弈，这导致了社区群众与景区以及基层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最为典型的就是2010年5月的石林景区内五棵树村原住民搬迁风波。

再次，自然生态日益蜕化，保护力度不够。景区有不少“剑状”、“塔状”石林由于雨水和风化作用产生了裂缝，碎石散落一地，地表石漠化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农民毁草毁林开荒、对喀斯特湖泊进行排水造田、乱采乱建等行为，加快了水土流失、石漠化以及耕地减少的速度；有的旅游服务机构、周边工厂产生的“三废”直接作用于环境。喀斯特地区本来生态环境就脆弱，这种脆弱性是石漠化、水土流失的自然基础，再加上上述这些人为破坏活动，石林地区自然及生态多样性受损严重。大小石林的几个景点平均的日游流客量都在1万人以上（旺季则更高），远远超过了景点承载力。目前对石林自然生态的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存在着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投入的现象。虽然近年来石林游人如织，门票收入可观，但落实到保护上的资金却极为有限。据统计，2006~2008年，除去上缴政府、财政、旅游公司和维持人员开支的资金，平均用到景区日常维护的经费还不到门票收入的10%。最后，世界地质公园（世界遗产）的科普价值未得到应有的发挥。石林公园的旅游开发还停留在在概念性的资源开发方面，在产品设计和开发中还远未体现出地质公园的科普价值。可以说，石林对地质公园生态旅游的开发实践远远落后于理论，其开发项目还主要集中于大众化的旅游产品，以地质公园为导向的旅游资源开发还处于初步阶段。

2云南石林生态旅游的发展战略——基于生态旅游的科学发展模式

石林今后的旅游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既可以协调旅游开发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又可以使旅游环境和资源得以永久持续利用的旅游方式。生态旅游是以资源保护为基础的新机制条件下，按照生态资源绿色消费及环保的要求，以强有力的现代旅游规划、管理和资源保护方法，实现自然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系统相协调，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的一种旅游形式。因此，生态旅游的基本观点、理论和实现方法与石林目前迫切需要的旅游发展形式相契合。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是石林旅游今后发展的一个科学、合理的选择。结合目前国内生态旅游发展阶段（二元生态旅游）以及石林目前的旅游发展实际，目前石林应该走“以大众化生态旅游市场为主，以高端生态旅游市场为辅”的生态旅游发展道路。在具体的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上，应该以世界自然遗产地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人文生态（环境）保护为重要前提和基础，以人为本处理好游客、景区开发商、社区居民、旅行社、地方政府和其它关联行业（及从业者）六者之间的利益责任关系，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方法，最终实现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业的科学发展。

2.1树立生态旅游的发展理念发展生态旅游是解决上述问题、实现石林旅游业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路径，是加快石林县县域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突破口和新型驱动力。旅游发展中首先要做的是宣传生态旅游的基本理念、基本内容和方法，再结合旅游发展实际，让广大旅游参与者领会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保证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的制定与顺利实施。

2.2整合多方力量，加强自然生态保护一是理顺、协调和完善好各项法律法规、条例，统一制定和完善“石林保护条例”。石林目前有国家5A级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圭山）、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地等多项桂冠，因此石林在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着来自不同组织、机构的法律、法规的制约。这些来自不同机构和组织的法律、条例时有分歧和冲突不利于石林的统一管理。因此，有必要在理顺和协调上述来自不同组织的法律和条例，统一制定和完善“石林保护条例”。二是按照规划严格进行分区、分级保护。在管理过程中还存在执行（法）力度不够的情况，比如在一级（核心）保护带的大小石林景区存在未设立严格的禁止活动区以控制游客的行为的管理缺失，在二、三级保护地带也时有砍伐森林、开荒、开矿以及违章建设等情况发生；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加强执法力度。三是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对石林进行定期监测是实施有效保护管理措施的重要手段，是每个片区必须进行的日常工作，监测项目将收集各个时期、各项指标的数据，对自然环境、景观、生物多样性和历史遗迹的保护提供指导，主要包括游客监测系统和喀斯特溶蚀（退化）监测系统。

2.3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有利结合彝族阿诗玛文化是石林旅游业发展的灵魂也是石林的重要旅游资源，近年来其传承和发展受到了挑战，归根结底是其生存土壤日渐枯竭的问题。除了参与到旅游活动中的以外，大多当地居民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民族文化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更不会为了单纯的保护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要激发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内在动力，关键在于让他们目睹这项遗产所展现的实在价值、所带来的实际利益。应该加大力度进行圭山、大叠水、月湖等区域的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目前五棵树、阿着底、大糯黑等生态村还尚未充分融入石林旅游圈），再和石林诸景区（景点）进行统一包装和打造，实现“大石林”生态旅游区。

2.4完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推动大旅游产业的形成石林世界遗产地的组成地域分散于石林县各乡镇，其自然环境、社会、人文条件复杂，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双重压力，单一的开发模式难以取得综合的开发效益，需要在大旅游战略指导下采取综合的开发模式，以推动大旅游业格局的形成：多打造参与性强的项目，继续深化以大小石林（喀斯特生态）、长湖（湖泊风光）、圭山（森林公园）等为代表的自然生态体验旅游；加快打造以五棵树、阿着底、大糯黑等村寨为代表的民俗文化生态旅游；逐步开展以乃古石林为代表的生态科考、教育以及现代康体健身旅游。此外，在各旅游集散地打造高水平特色旅游商品及服务区。

2.5构筑社区利益契合点，实现生态旅游区和谐发展生态旅游游客对景区的人文环境的要求较高，对其变化也比较敏感，他们希望在旅游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是安宁、和谐的社区；而创造安宁、和谐社区的关键在于沟通、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景区在开发、经营过程中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关键在于找到政府、企业、社区居民之间的利益契合点，特别要重点注意企业、政府与社区居民的利益契合。政府与社区居民利益的协调关键在于：政府在统一规划、管理和监督的前提下，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使社区居民享有同等的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权利；政府可以和当地居民之间应该建立沟通机制，可以在门票收入或者其他旅游业收入中提出一部分资金对各社区进行补贴，可以鼓励社区居民真正介入决策，可以全面引导社区全面介入旅游活动。企业与社区居民之间利益协调的关键在于：尽量使用来自本社区所供应的产品及服务；在开发、经营中有损害社区利益的地方要给予及时、科学、合理的补偿。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的协调关键在于：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形成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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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旅游 石林景区 保护 开发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4）-1-146-3

生态旅游（ecotourism）是由国家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Ceballas-Lascurain）于 1983 年首次提出。当时就生态旅游给出了两个要点：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自然景物；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不应受到损害（张广瑞，1999）。生态旅游作为绿色旅游消费，一经提出便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世界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开展生态旅游，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和谐社会需要和谐产业，生态文明呼唤生态旅游，发展生态旅游是时代的必然性（邹统钎，2003）。云南石林景区作为世界著名的地质和自然遗址地，作为石林县巴江源头水源区，作为南方喀斯特生态子系统，作为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的典范，作为生态科普教育基地，作为旅游效益显著地。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石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景区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的协调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前景。

1石林生态旅游区概况

1.1生态旅游区域

石林国家生态旅游区是1982年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石林风景名胜区，面积350km2，核心区面积120km2。位于云南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的中部，离省会城市昆明78公里（高速公路）。前身是1931年云南省政府建立的石林公园。地处东经103°11′至103°29′、北纬24°40′至24°56′，海拔1600-2150m，主体海拔1780m（申报遗产组委，2005）。

1.2生态旅游区自然属性

石林国家生态旅游区，属于山地型生态旅游区，具体是山地型石林喀斯特生态旅游区（崔建武，刘文耀，李玉辉等，2005）。主要生态旅游资源是典型喀斯特剑状喀斯特、高原喀斯特河湖、亚热带高原半湿润阔叶林（滇青冈林）、暖性针叶林（云南松林），以及彝族撒尼民族文化和风情（照片1）（吴征镒，朱彦丞，姜汉侨，1978）。

石林被公认为杰出世界价值是保护和展示了世界上同类喀斯特特征和景观的最好范例，石林是一流自然美和世界同类地貌的模本；石林的形态比世界上任何具有剑状喀斯特地点的都多，形态颜色天气、光照变化；石林是全球石林的参照模本，其发育演化历史长达270亿年，经历了二叠纪到现在的4次发发育阶段，展示出各个发育演化阶段的石林喀斯特特征；喀斯特和少数民族文化特性与传统的关系是石林名胜区的重要属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2007）（Ford，D.，1997）。

1.2.1气候和水资源概况

属高原亚热带温凉气候，年平均温度约16℃，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干湿分明”的特点。年降水量在800～850mm，低于全县年平均降水量（967.9mm）。公园所在区的水资源是2.72×108m3，占全县水资源的47.9%。

1.2.2土壤

成土母岩主要有碳酸盐岩类（灰岩、白云质灰岩、白云岩、泥质灰岩）、砂岩、页岩、泥岩和玄武岩等，主要土壤类型是山原红壤、紫色土和水稻土，石林地区山原红壤是云南喀斯特高原山原红壤的代表。

1.2.3生物多样性和喀斯特植被

有维管植物147科533属889种，其中蕨类植物有14科25属43种，种子植物有133科508属846种，其中裸子植物3科9属13种，被子植物有130科499属833种。这些植物中，有国家级保护植物10种，云南省省级保护植物20余种（表1）（何永涛，曹敏，2000）。

1.3石林生态旅游区社会经济属性

石林生态旅游区的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有旧石器、石器时代文化、青铜器时代遗存。石林风景名胜区有自然村落75个（主要分布在二级、三级区），分布于喀斯特洼地、喀斯特湖边、河流高位阶地、喀斯特山区（半山区）与坝区的过渡带，人口超过6万人，彝族人口比例超过40%。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独特的文化。石林彝族文化深受石林喀斯特影响，是石林景观组成部分，形成特色鲜明的“祖灵文化”、“石头文化”、“山水聚落文化”（生态文化）、火文化”（火把节与民民俗风情、歌舞组成），以及民间艺术和服饰文化。

石林传统经济受限于喀斯特资源环境的脆弱和水土资源，经济收入有限。石林旅游的发展和兴旺带来转机。石林旅游不仅是石石林县的财政税收和居民就业、农民增收的主要领域，也是石林喀斯特脆弱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主要经济来源。

2石林景区生态旅游探索与实践

按照《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运营规范》，对照石林风景名胜区资源、生态环境和社区居民生产生活状况，针对石林喀斯特生态系统是典型脆弱生态脆弱系统和悠久的人文活动、悠久的旅游开发历史，针对自然生态系统保护、退化生态区（点）的整治恢复、生态游览环境整治，生态旅游设施改善要求，制定了专题规划和组织实施，全面落实《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运营规范》。

2.1健全管理队伍，完善管理规章，提升资源和环境监管能力

创建了“石林风景名胜区森林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人员176名，来自风景名胜区内的75个自然村和管理局招聘的管理巡逻人员组成。完善了“县-局-乡（镇）-村（村民小组）”的四级保护管理体系。配合实施《昆明市石林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制定和实施了资源保护、生态旅游、市场经营、服务品质、卫生环境等方面的19项管理制度。建成景区监管信息系统和生态环境资源卫星定位遥感检测保护系统，游览区资源、游览区动态、生态环境实行实时监控，及时处理。

2.2编制专项生态规划，落实总体规划

严格执行国务院批复的《石林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03-2020》，制定了17项专项规划。规划编制和执行有完整的“调查、咨询、可研、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利益相关者全面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认为石林的管理和规划是“管理良好，具有各类利益相关者就地有效参与的管理规划”。

2.3健全生态建设资金投入与管理制度

石林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的资金来源有国家、省、县（局）三级，以石林管理局自筹为主，包括门票收入的规定比例、项目投资、银行贷款。国家和省给予的资金支持是特定项目，需地方（县、管理局）配套；每年石林门票收入有15%的收入用于生态环境卫生管理和景观维护。2009-2012年累计投入7亿元用于生态旅游基础设施、生态景观修复和五棵树村整体搬迁。

2.4加强科学研究，提升石林风景名胜区保护建设的科学技术指导

在落实石林风景名胜区2000年建立的《石林科学研究基金管理办法》基础上，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持续加强与中国科学院、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单位的合作，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签署《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合作协议》，并与美国猛犸洞国家公园签署合作协议，加强公园管理和旅游的合作。云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在石林风景名胜区先后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973项目）、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重点项目，这些科学项目提供了石林喀斯特植被、植物名录、水资源和水源地修复、退化喀斯特景观恢复治理的技术。

2.5新增生态游览区，管理服务区与游览区分离

石林旅游增长迅猛，为保障游客权益和旅游品质，不损坏旅游景观和环境，执行容量控制的同时，实施扩容增量，管理服务区于游览区分离。一是大石林景区增加李子园箐、步哨山、万年灵芝自然生态游览区；乃古石林景区建成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展示游。二是改造景前区环境，美化景观，搬迁石林管理局大楼，拆迁大石林景前区的商场和停车场，新建景前区景观生态园；三是分别在大石林游览区和乃古石林游览区外新建游客中心与生态停车场，建成了景前区生态景观园。

2.6持续改善石林世界自然遗产地自然自然性和完整性，彝族撒尼文化融入石林生态游

自2007年石林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后，石林管理局严格《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行动指南要求，全面落实《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规划》规定，落实世界遗产地管理，保护或恢复遗产地自然性和完整性。

2.7培训员工，完善标示展示解说系统，丰富石林生态旅游知识内涵，提升生态旅游品质

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常年进行科普宣传教育，以持续提升石林景区的博物馆、石林旅游展览橱窗、景点展示标示牌质量，建立了乃古石林景区的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彝族撒尼文化和石林喀斯特生态、水源地的展示游览区。石林景点的展示牌设计制作被国土资源部向全国地质公园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和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办公室给予高度赞扬。

3坚持实践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

石林景区生态旅游建设是按照“在保护中合理开发、在开发中有效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健全保护法规，建立保护网络，开展环境整治，实现旅游服务区和游览区的分离，还景区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但是，石林生态旅游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对生态旅游认识还要进一步提高；按照规划内容推进生态旅游项目落地进度慢；生态环境质量上整体较优，但部分建筑外貌与环境还不太协调且石林湖有富营养化趋势，影响整体景观。下一步，应将迅速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拿出措施，形成制度，全面推进生态旅游知识宣传建设工作，加大整治力度，消除建筑外貌低俗化，整体优化美化环境。

生态景区是地球在数亿万年漫长历史时期演化形成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开展生态旅游，就是为了保护好各类珍贵的生态资源遗迹，并通过对生态遗迹的保护和展示以及生态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对生态知识的认知度，提高全社会保护景区生态的自觉性、主动性，这是世界生态旅游景区建设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我们在探索石林生态旅游历史过程中，既要把那些重要的表征地球自然演化过程中的遗迹保护好，为人类子孙后代永远留下这些自然景观以达到永续利用，又要充分利用好这些生态遗迹资源，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服务，这就需要每一个生态景区，不断研究和普及生态旅游的科学价值，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探索实践完善工作措施，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生态景区建设的初衷和目的。

参考文献

[1]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旅游学刊，1999，48-51.

[2]组委会.石林世界自然遗产材料汇编[C].石林，2005，6-7.

[3]邹统钎，朱天松.美国黄石公园管理模式[J].中国旅游报，2003.

[4]崔建武，刘文耀，李玉辉，沈有信，刘伦辉.云南石林地区石灰岩山地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的研究.广西植物，2005，25（6）：51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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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公园概念引入中国后，产生了不同理解，准确认识国家公园，对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国外国家公园发展完善的历程、优点进行了介绍，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契机，完善我国的保护区体系；整合现有保护区，建立与国际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等建议。

关键词 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法规；保护区：生态文明

自1872年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建立至今，国家公园已经走过了140多年的历程。对于国家公园的概念及功能，在国外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但是在中国却产生了不同理解。在中文语境下容易望文生义，有人简单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公园。环保工作者将其等同于自然保护区，城建部门视其为自然和文化遗产，旅游部门理解为旅游景区，资源管理部门则从产权角度解读，从局部看都有一定道理。理解上的不同可以通过研讨交流取得一致认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推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过程中，牵扯到具体利益以后，地方产生经济发展上的本能冲动，部门则从各自职能角度出发，条件反射式的将其视为争取利益的抓手，或扩权，或固权，争职能，抢地盘，博弈中偏离了方向。

目前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正在北京、湖北、云南等9省市开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在尚未完成顶层设计，归属还不清楚，没有法规可依，保障机制不明确的情况下，开展试点探索形成可推广的模式及经验是必要的。然而，厘清国家公园的性质和归属则是试点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世界国家公园的产生与发展

国家公园最早起源于美国，“国家公园”这个专有名词是最初的发起者们计划在美国西部的黄石地区建立保护区时提出来的。在1872年批准建立黄石国家公园之前，美国国会于1832年批准在阿肯色州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热泉保护区，是政府为了阻止私人开发而建立的。19世纪60年代，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先驱们，看到加州优美胜地（Yosemite，又称约塞米蒂）的红杉巨木遭到大肆砍伐，积极呼吁，终于促成林肯总统在1864年6月24日签署了一项法案，将优美胜地流域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马里波萨巨树森林划为永久公共用地，为公众游览和游憩服务，并规定了范围和特定用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大型的自然保护公园，然而由于联邦政府管理不善，未能使大多数历史学家承认优胜美地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

在黄石国家公园建立后的50年间，国家公园理念在美国得到广泛而迅速的传播，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较慢。1879年，澳大利亚成立了世界上第二个国家公园——皇家国家公园。1890年，美国建立了巨杉和优美胜地国家公园，1899年建立了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当时在欧洲只有英国仿效美国，于1895年设立了“国家托拉斯”。加拿大于1885年开始在西部划定了冰川、班夫、沃特顿湖3个国家公园。同期，澳大利亚共设立了6个，新西兰设立了2个国家公园。19世纪，几乎全部国家公园都是在美国及英联邦范围内出现的。

从20世纪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国家效仿英国的国家托拉斯，也设立了一些自然保护机构，如德国的自然保护与公园协会、法国的鸟类保护协会等，这些机构发起创立了一批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如德国的吕内堡海德公园、法国的七岛保护区等）。瑞典仅1900年就设立了8个国家公园，瑞士于1914年设立了1个国家公园。这些国家都加强了国家公园的管理工作，如美国于1916年设立了隶属于内务部的国家公园管理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然保护工作波及世界大多数地区，特别是非洲、大洋洲、亚洲的一些殖民地国家。如比利时1925年在刚果设立了阿尔贝国家公园，意大利1926年在索马里也设立了一个国家公园，法国人在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都开展了一些工作。另外，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菲律宾等国家，也都设立了一些新的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

战后，由于生态保护运动的爆发性开展，工业化国家居民对“绿色空间”的渴求，以及世界旅游业的发展等原因，国家公园的划定有了更大的进展，特别在北半球更为迅速。在北美，国家公园的数量从50个扩大到356个；在欧洲，从25个扩大到379个；其他大陆上国家公园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同样也很显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世界已有1204个国家公园。近年来，各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户外游憩的需求加大，再加上国际旅游事业的发展以及全球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与关注，促使国际环境保护事业蓬勃发展，更促进了国家公园的普遍建立。目前世界上直接冠以“国家公园”之名的有3740个。截止到2014年3月，世界保护区委员会(WCPA)数据库统计的属于国家公园（Ⅱ类）的数量为5219个。与此同时，受前苏联影响的国家则建立了大量的自然保护区，一些其他类型的保护区也相继被建立。

由于保护区(Protected Area，也称保护地、保护区域)的类型多种多样，在各国的称谓也不一致。为了减少专业术语带来的混淆，使各国能够用“共同的语言”交流，反映从严格意义的保护区到可以合理开发使用的狩猎区人类保护干预程度的不同，针对特定的背景及目的选择合适的管理类别，强调沟通和理解，促进国际交流和对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根据保护区的主要管理目标，按保护的价值和管理的严格程度将保护区分为6类（见表1）。该体系根据保护和利用的不同目的，可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和要求，有利于解决保护区体系存在的许多问题。在IUCN保护区管理分类体系中，严格自然保护区为I类，国家公园是严格程度仅次于严格自然保护区的Ⅱ类保护区，开始被表述为“生态系统保护和保育，例如国家公园”，由于现实存在的国家公园符合这个生态系统保护和保育的特征而且已经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所以就直接使用“国家公园”来代替。

由于国家公园较好地处理了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得以在全球普遍推广。从全世界国家公园的分布来看，发达国家的国家公园数量远多于欠发达国家，亚洲和非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国家公园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现有国家公园57个，英国11个，挪威43个，非洲173个，亚洲的日本28个，印尼20多个，越南17个，韩国32个。目前，国家公园已成为了资源保护的典范，成为重要的生态旅游品牌，成为世界各国吸引旅游者的重要目的地，国家公园所产生的旅游收入更成为许多地方的主要经济来源。

国外国家公园管理的主要经验

世界各国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因国情不同而存在差异。国家公园的管理方式总体上可归纳为中央集权型（如美国、挪威等）、地方自治型（如德国、澳大利亚等）和综合管理型（如日本、加拿大等）三大类型。中央集权制管理模式，其特点是自上而下实行垂直领导，并辅以其他部门合作和民间机构的协助；地方自治型管理模式，中央政府只负责政策、立法等层面上的工作，而具体管理事务则交由地方政府负责；综合管理型兼具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种体制，既有政府部门的参与，地方政府又有一定的自主权，且私营和民间机构也积极参与建设管理。不管是哪种模式，国家公园管理都共同具有以下主要特点和经验。

管理法规健全

建立国家公园的相关国家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撑，除基本法外还制定了针对性强的每个国家公园的授权法，对国家公园的性质、职责、资金渠道、人员管理、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及保护措施有详尽规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依法得到规范。

管理机构职责明确

最高权威机构虽然名称有所不同，美国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德国、日本为各州环境部门，泰国为林业部门，澳大利亚为野生动植物和国家公园管理处。不管是哪种管理模式，建立国家公园的国家大多依法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国家公园。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为国家公园的发展提供指导，审批各个国家公园的管理规定、发展规划等，为国家公园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服务，督促检查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工作。国家公园管理部门职责明确，决策透明，管理体系运行高效，投资渠道明确。

公益性特点鲜明

国家公园为政府划定和批准，是以自然资源保护为主要目的的政府公益性事业。各个国家的国家公园都是通过旅游为载体，对国民实施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公民爱国热情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且经营利益分配明确。

重视资源的监测和研究

各个国家公园将资源监测和科研作为国家公园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国家公园利用监测和研究成果为国家生物战略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服务，为国家公园实施科学管理提供依据，也为国家公园开展科普教育，开展旅游业和实现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服务。

科学规划，依法统一管理

每个国家公园都有总体规划，且受到严格的管理。国家公园建立时，总体规划经国家层面的管理机构批准，并由国家公园管理局严格遵照执行。总体规划最关键的内容是在综合科学考察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技术标准完成功能区划，并按照各个功能区划进行保护、资源合理利用和建设。大部分国家的国家公园，总体规划都是由专门机构编制，如美国、南非等。根据国家公园的发展情况，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定期对总体规划进行修编。各个国家公园根据总体规划，由管理机构编制指导具体管理活动的管理计划。

土地权属明晰

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公园土地属国家所有。由政府将有保护价值的土地逐步购置作为国家公园用地，在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均设有土地购置部门和相关管理人员。即使土地不能全部归为国有，土地权属也十分清楚。各个国家根据其政治体制和财力，对纳入保护范围的土地给予补偿。

社会性较强

各个国家的国家公园都有较强的社会性，建立有广泛的志愿者队伍和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机制。保护资金筹措管理方式健全，国家公园的管理及经营权限分离。

社区压力不一致

由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国家公园内及周边社区较少，甚至没有社区分布于国家公园内，因此，这些国家的国家公园管理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社区压力较轻。

当然，国外国家公园的建设管理也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和中国有可比性的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巴西、印度等大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美国的自然保护分别由内政部国家公园管理局、农业部林务局、鱼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等部门管理，各州法律也不一致，造成一些交叉重叠和碎片化问题；俄罗斯形成了严格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结合的模式，也存在国家公园过度开发旅游的问题；加拿大地广人稀，其经验和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不一样，借鉴意义不大；巴西的国家公园差别很大，除了伊瓜苏和迪居卡国家公园保护和游憩开展较好以外，其他如亚马逊地区等许多国家公园还停留在纸面上；印度和中国一样，面临着保护和社区消除贫困的矛盾和压力。

对照国外看我国自然保护存在的问题

自然保护体系不够完善，缺失了国家公园

我国自1956年开始建立自然保护区，迄今已近60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占国土面积近18%的、‘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各类保护区。我国目前的保护区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此外，还有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沙漠公园、水源保护区、天然林保护区、国家重点公益林保护区等类型，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保护区集合。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自然保护区2669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28处），面积占国土陆地面积的15%，有效保护了我国最重要、最精华的自然景观、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基因资源。其中林业自然保护区2163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25处），总面积1. 25亿公顷，占国土陆地面积的13%，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的81%、面积的84%。

我国现有的保护区类型较为复杂，都是由各地申报，各部门批准设立的，地理分布不均衡，结构不合理，没有进行系统设计，只能说是保护区的集合，未形成了完整的、明确的保护区体系，缺失了国家公园这一保护区类型，而且分类不够科学。从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的良性互动看，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强调的是游览及可持续利用，在管理中对环境的保护相对较弱，而且强调对单一资源的保护，不符合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的要求，无法实现保护的目标。而大部分的自然保护区正处于从抢救型保护向规范、科学管理的过渡阶段，基于历史原因，在宣传教育和一些保护措施上过多强调生态保护，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源的开发利用，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致使自然保护区所在地保护与开发矛盾日益突出，没有很好地实现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的良性互动。近年来，人们正在改变以往将保护区看作是一种受人类影响最少的排外封闭区域的观点，并要求保护区更多地体现教育、游憩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形成了自然保护领域中的新趋势。

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生物活动空间因管理体制的切割，加上行政区划界限的区隔，人为地分隔了本来连贯的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了大量的片段化、孤岛化的生态空间，降低了生态系统功能。从管理模式上来看，实行的是“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在“条条”上，各类资源按行业划分，分别归各政府专业部门管理，并受到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调控。按照现行行政管理体系的职责分工和管理权限，公共资源类保护区中的风景名胜资源、文物资源、生态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的管理权，分布在各级建设、园林、文物文化、环境保护、林业和国土资源等部门；在“块块”上，各类保护区根据其资源的科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地域范围和重要程度，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州级和县级保护区，分别由各级政府管理。由于条块管理并存，导致在同一地域上，不同资源分别由不同政府专业部门管理，而对于同一资源，根据其等级，又由不同层级政府交叉管理。此外，各类保护地既受各类管理委员会领导，又受各自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没有明确统一的管理职责，从而出现管理重叠交叉、机构设置重复、责任不清等弊端。特别是非资源管理部门涉入资源管理，管理边界相互缠绕，在同一区域内多个不同行政主管部门交叉管理，既浪费资源，增加行政成本，又形成内耗，降低管理效率。在管理和经营之间也存在着较多的矛盾冲突，既有政企不分，又有资源整体转让、垄断经营，造成了管理体制上的混乱。使得自然生态环境保护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这种情况常常被描述为自然保护领域“体制混乱”“管理混乱”等。事实上，这是一些不当之利假以不当之权附着在自然保护领域和保护管理部门之上的结果。解决这类矛盾和问题，正是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改革目的。

土地权属不够明确

目前的各类保护区管理涉及多部门，许多没有资源管理属性的部门也参与管理，造成自然资源所有权人不到位，管理权力混乱，所有权人缺失或错位。特别令所有权人不满的是，当地的资源被划入了某种保护区，在产生全局利益的同时，却使自身的局部利益产生限制，在获得国家投资的愿望落空的情况下，难免产生失望。加上投入严重不足，管理负担重，还限制了地方经济发展，导致一些地方对建立保护区的态度从积极支持转变为消极应付。

部门间协调不够

目前，由综合部门统一监管，专业部门具体建设管理，地方分级负责管理运行的条块结合的制度设计，结合了现实情况和专业特点，能调动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现实中也是可行的。由于部门和地方利益侧重点不一样，加上一些法律存在冲突，部门间扩权争利推责，一些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也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在利益群体的博弈中，特别需要顶层有清晰的思路，进行统一协调。

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主要启示

国家公园产生和发展14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国家公园开始建立时，就允许人们进入开展观光游憩活动，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一开始建立时，主要目的是从美学的角度出发，保护原野，让人们便捷地进入，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大量的人员进入，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又重新回到保护为主的轨道上，只允许在占国家公园1%的土地上开展游憩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吸收了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重视生态系统保护和保育，重新引进狼，恢复生态平衡，使国家公园的内涵更加丰富，管理更加规范，国家公园的模式于是流行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国家公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园，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家级公园”，而是保护区的一种类型。世界各国都把国家公园归为自然保护范畴，有的甚至等同于自然保护区。IUCN对国家公园的定义是：国家公园这种保护区是指大面积的自然或接近自然的区域，重点是保护大面积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设立目的是为了保护大规模的生态过程，以及相关的物种和生态系统特性。这些保护区为公众提供了理解环境友好型和文化兼容型社区的机会，例如精神享受、科研、教育、娱乐和参观。因此，国家公园是一个专用名词，是政府为了保护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景观和文化资源而特别划定并管理的保护区。

纵观全世界国家公园的发展，都没有脱离以自然生态保护为主的原则，这是对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最大的启示。国家公园属于自然保护范畴，但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自然主义者从自然角度出发要保护荒野；善良的人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要保护动植物；科学家从科研的需要出发要保护本底；观光者从美学和旅游的角度出发要保护景观；经济学家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而保护资源；文化人从保护文化和传统的角度出发保护遗产；后来发展到要保护生物多样性，要提供精神享受，要成为承载国民环境教育和增强国家意识的载体等。我们今天借鉴国外的国家公园经验，不是100多年前的国家公园的简单重复，也不是为了单一的目的，而是借鉴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到今天的国家公园经验，在新的起点和高度上，体现上述的全部功能。

国家公园内涵丰富，范围包含了具有保护、科研、教育、文化、游憩等价值的一切要素，既包括了有形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及其景观，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形态的遗产资源。那么，国家公园属于自然生态保护范畴，还是经济文化建设范畴？笔者认为，自然资源是根本，是“皮”，是文化等资源的载体，其余都是“毛”，所以，保护自然资源是最主要的功能。国家公园主要功能是生态保育，但并不排斥其文化和经济功能，从主导方面而言，国家公园属于自然保护和生态建设范畴，文化和经济是辅助功能，不能本末倒置。

生态文明制度下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思考

今天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为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因此要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自然保护的角度来思考。

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契机，完善我国的保护区体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公园是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类型，但还不能覆盖所有保护区，那么其他类型的保护区也不应该被忽视，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家公园这个尺度，而应该站在自然保护这个更大的系统上来考虑，这样才能完整地发挥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否则，局部的改善无法解决整体混乱的问题。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绝不仅仅是建立几个国家公园实体（尽管这也是目标之一），其实质是完善中国自然保护体制。我们理解，中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以此为改革推手，完善我国保护区体系，解决目前的自然价值较高的典型生态系统因地域分割、部门分治造成的监管不清、规则不一、投入分散、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结合国际通用的IUCN保护区分类，重构我国自然保护体系，推动完善中国保护区体系的建设。

因此，完整的保护区体系，应该是由严格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省、市级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沙漠公园等组成的结构合理、分布科学的保护区体系，从而构建我国的国土生态安全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基础。

整合现有保护区，建立与国际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

我国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需要将全国现有的保护区整合，对目前所有的保护区进行疏理、评价分析、科学分类，系统地规划和总体设计。据笔者估计，我国现有的42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只有200个左右达到了严格自然保护区的标准，这些严格自然保护区也可以通过合并使得数量减少而面积不减少，通过国家投入，严格保护管理，确保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空间得到有效保护。其余的具有国家公园特征的现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具有国家公园特征的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可以此为依托，和其他类型保护区整合，形成地域上相连、生态系统完整的国家公园，有效保护，有限利用，建立与国际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

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关键在于理顺管理。要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从自然保护的角度出发，才能超越部门的利益之争，由中央统一协调，由专业部门实施具体管理，以确保国家公园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国家公园具有资源属性，必须由资源管理部门实施专业的科学管理，非专业部门的介入，或者撇开专业部门由一个部门一把抓，都会增加新的混乱。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需结合现有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各类资源的管理情况，考虑实施管理的可行性。由国务院委托综合部门对全国保护区的建设进行监督和检查，包括资源管理部门主管各自范围内的保护区建设，也包括国家公园的建设管理。

立法先行，建立健全自然保护法律体系

国家公园是一个由政府主导，对重要自然资源及人文景观等进行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的区域，是目前为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一种资源有效管理模式。我们需要建立在生态文明制度下的自然保护体制，在自然保护体制下的国家公园机制，需要有法律保障。针对我国自然资源及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现状，需尽快启动立法工作，建立和健全自然保护法律体系。制定“保护区法”，在其中专门明确国家公园的内容，或者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相关法律，形成和《环境保护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湿地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配套的完整的自然保护法律体系。制定地方法规，制定省级条例，每一个国家公园均需制定国家公园管理条例，实现“一园一法”。

主要

参考文献

[1]王维正，胡春姿，刘俊昌．国家公园[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2]程虹．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3]王献溥，崔国发，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4]陶思明．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篇4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文化遗产保护 公众参与

一、前言

江西古代文明因鄱阳湖而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独特的内涵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其充满无限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形成了赣鄱儿女特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成为赣鄱儿女智慧的结晶，滋养着世代赣鄱儿女的心田。保护这些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既是保护赣文化赖以生存、发展和走向未来的根基，也是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当地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从而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综合竞争力、辐射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满足赣鄱儿女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要有全新的思路，积极探索新的运行机制。目前我国遗产保护仍然推行的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方式，即政府主导整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公众参与的概念和理论大约是上世纪九十代开始传入中国,[1]加上国内长期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公众参与的意识都比较淡薄，参与程度还远远不够，需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因此，充分调动社会和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建立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基本状况

鄱阳湖地区自然资源与人文历史资源极为丰富，名山名水名镇名楼（包括寺观书院）星罗棋布，赣鄱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均在其中，如享誉中外的陶瓷文化、候鸟文化、铜文化、茶文化、戏曲文化、书院文化、宗教文化等。鄱阳湖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以渔耕文化、商埠文化、儒家文化、信仰文化、移民文化为核心的鄱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中华文化大系统中是一个相当有特性和独特风貌的区域文化系统。在如此厚重的赣鄱文化积淀下，鄱阳湖地区逐步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氛围。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拥有国土面积5.12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江西总面积的30％。该示范区是我省旅游资源最富集的区域，地上地下蕴藏丰富的文化遗产。这里集聚了两个世界遗产、两个世界遗产提名地、两个世界地质公园、一处国际重要湿地、五个国家遗产、两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五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八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五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二十二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一个中国旅游强县和两个江西旅游强县。尤其是“一湖”――鄱阳湖，“三山”――庐山、三清山、龙虎山，“两城”――南昌、景德镇，“一村”――婺源。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圈内，红色革命、绿色生态和古色历史相映生辉形成的丰富文化资源优势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正确、科学地保护、利用和管理好这些文化遗产，就是保护赣鄱文化的核心元素，不仅能提升赣鄱文化在全国的地位，而且能够增强民众的文化自豪感，确保文化遗产的永续利用，实现代际公平。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

时代传承性强调，文化遗产的创造、发展和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文化遗产保护内涵更加突出历史传乘性和公众参与性。[2]每一代人既有分享文化遗产的权利，又要承担保护的责任，因此守护文化遗产成为当代赣鄱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当代赣鄱儿女必须意识到到，保护与利用的目的都应统一在“传承”上，不能因为现实的优势而有权独享，甚而随意处置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的子孙后代同样有权利享受、传承这些文化遗产，与历史和祖先进行情感和理智的交流，吸取智慧和力量。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规模大，地域广，品类繁多，管理好、保护好、使用好这些遗产，光靠为数有限的专业队伍，肯定力所不及，会形成许多盲点，必须形成公众参与保护的机制。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的建构中，要积极吸引各方的参与，加强对公众文化遗产意识的宣传，促进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决不可能只在政府一家机构的努力下完成，必须吸引各方的参与，必须建立一个政府主导下的机构，拓宽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渠道。

（一）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公众参与制度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基本原则之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环境保护的内容之一，理应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公众参与性强调，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专利，而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每个人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义务。[5]

我国现行立法对公众参与制度原则性规定较多，这样虽然有利于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其适用方式，但鉴于我国法律对于公众参与的条文少之又少，因而对于公众参与的方式、范围、组织者的组织义务，以及如何保障等还存在空白，使得有关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仅从形式上满足了公众参与的要求，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其次，我国公众参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众成为公共管理主体缺少程序制度的保障，使得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缺少程序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二是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缺乏制度保障。由于没有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及途径，造成公众虽有参与的愿望，但参与能力低，渠道不畅。三是公民监督公共管理行为缺乏程序保障。在实际生活中，当公众参与具体管理行为的时候，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不够完善的现状已成为阻碍公民发挥参与能力的障碍。

笔者建议尽快制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依法成立省级文化遗产专门管理机构，全面整合目前文物、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按照部门职能划分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义和资源，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二）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论证咨询制度以及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机制

调查表明，公众对文化遗产知识的认知程度不够。由于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全面精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素养，以及众多方面的专业力量共同参与，因此帮助公众，不是简单地唤起培育他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而是在向他们普及相关知识的同时，有相关专家协调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为此笔者建议成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负责对文化遗产的评估、保护、维修、利用等工作进行研究、咨询、监督和技术指导。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完善公众和舆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监督机制。依法将听证、问责、专家论证、舆论监督、公众参与等遗产保护措施制度化，并逐步加大对文化遗产监测、研究和保护的投入，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民教育中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实现遗产的可持续利用。

文化遗产植根于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与当地居民有着天然的历史、文化和情感联系，这种联系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4]必须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3]为此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搭建信息交流的渠道，听取、吸纳专家和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作用，扩大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参与程度。

四、结语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圈内，有红色革命、绿色生态和古色历史相映生辉的丰富文化遗产，这种优势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目前，江西确定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发展战略，将迎来新一轮发展。为了避免经济高速发展时与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产生冲突, 我们必须承认文化遗产存在的价值，将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去。文化遗产是当代赣鄱儿女共同的文化血脉，保护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因此，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协调运用民主、法律、社会等各方面的途径来推进公众参与，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的机制，广开参与途径，确保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

参考文献：

[1] 蔡定剑.中国公众参与的问题与前景[J]. 民主与科学, 2010(05).

[2]单霁翔，约翰・霍金斯等. “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下载自.

[3]单霁翔. “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推进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省略nt.省略/sjzz/jgdw/ywtj/200904/t20090424_62654.html.

[4]单霁翔. “重建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联系”.下载自.

【基金项目】江西省文化厅项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YG2010053) 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