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工业特点范文
时间：2024-02-28 17: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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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明清时期，私营手工业迅速发展，取代官办工场和作坊，占据了主导地位；
2、明清冶炼技术大为提升，从南宋末期开始利用焦炭冶铁的方式。从明朝流行开来；明代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棉布成为人们的主要衣料；
3、明清时期，丝织业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苏杭是做著名的丝织业中；
4、陶瓷业上,明代创造了斗彩和五彩瓷，清代创造了粉彩和珐琅彩。
篇2
关键词：襄樊 轻工业 探析
一、襄樊轻工业发展历史回顾
80年代记载了襄樊轻工业发展的辉煌历史，人们对轻工业有着“大轻工”的赞誉。此间襄樊轻工业拥有18个行业，其行业数目仅次于武汉市而位居全省第二，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相互配套的工业生产体系，主导产品五钠、铜版纸、骨胶、日用玻璃等产品产量均居全省第一。
90年代，轻工业开发培植出一大批市场前景看好的新产品，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时期轻工业遭遇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严重挑战和冲击，襄樊企业在机制转换中不适应，出现了一些困难：部分企业产品销售政策不活，管理不善，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技改投入不够，产品缺乏竞争力，在强手如林的市场竞争中，产业优势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进入21世纪，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市场为基础，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配置，为我国经济加速提供机遇；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之前相比明显降低，轻工产品出口面临的形势严峻。从国际轻工产品结构走向看，仍然进一步向高档化、方便化、实用化、艺术化的方向发展，虽保持不断增长，贸易不断扩大，但轻工产品总体呈现供大于求和消费增长比较缓慢的趋势。
二、襄樊轻工业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襄樊轻工业拥有工业企业2200多家，吸纳就业人员262万多人，产品150多种，涉及造纸、日用化工、印刷包装、家用电器、工艺美术、酿酒、食品饮料、盐业、烟草、油脂、调味品等30多个行业门类。
（一） 取得了一定成绩
2010年，襄樊市轻工业总产值达到420亿元，比2005年64亿元增长556.25%；工业增加值达到96亿元左右，比2005年13.4亿元增长616.4%；技改投入持续增加。其成绩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企业改制成绩显著。
目前，襄樊市90%规模以上企业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较为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退出公有制经济走向市场，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活力不断增强。襄樊大枫纸业、宜城燕京啤酒、枣阳金兰首饰等一些成功改制的民营企业成为行业发展的亮点。
2、招商引资再上台阶。
近几年，随着襄樊市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轻工业招商引资硕果累累：燕京啤酒、飞环印务、大枫纸业、丰年食品等知名企业相继落户襄樊，从而带来了千万元以上投资，给襄樊轻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成为轻工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3、结构调整卓有成效。
襄樊市通过重点支持有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的企业和产品的发展，淘汰了部分落后生产技术和产品，进一步提高了行业的生产集中度，优化了产业结构。特别是酒业、食品造纸等占襄樊轻工业比重达65%，襄樊三九酿酒厂、谷城石花酒业的白酒产量占全市总产量的35%，枣阳金华集团、襄樊万宝集团的面粉产量占全市总产量的35%。
（二）存在问题
襄樊轻工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水平不够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投入不足。襄樊轻工业投入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近年来更加明显。“十一五”期间，虽然投入了3.8亿元，但仍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投入不足直接导致了技术改造步伐缓慢，设备水平落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难以形成，行业新增长点不多。
2、结构不优。一方面由于生产能过剩，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另一方面缺少精品和名牌，滞后于消费结构的升级。
3、发展不够。襄樊轻工业目前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湖北省的同行排名中名次后移，2004年仅为全省第8位，在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由96年的24%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整个行业经济增长的基础比较薄弱，经济综合实力不强，质量及效益不太稳定。
4、资源环境问题。部分轻工业重点企业属资源消耗型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仍较严重，主要集中在造纸、制革、发酵等行业，治理污染问题成为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
三、展望及对策
（一）发展展望
当前我国经济具有乐观的经济增长前景，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较低，“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将进一步扩展我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这些都很适合轻工业劳动密集型和竞争性强的特点，有利于轻工业调整结构，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同时，国家实施中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了中西部投资环境并激发了潜在市场需求，襄樊地处中部，可充分利用区域优势积极开拓轻工产品市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对消费品多样性、功能性、安全性等多方面的新需求，也给轻工业发展带来了广阔空间。
（二）发展对策
随着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变，襄樊轻工业发展将面临着机会和挑战。今后襄樊轻工业发展过程中应注重以下问题：
1、调整产品结构，培育精品品牌。
调整产品结构要加大开发产品的人、财、物资源的投入，积极研发适应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同时继续实施名牌战略，突出抓好现有地方名牌产品的质量和提高市场占有率，努力培养一批襄樊产国内外知名品牌。鼓励、支持一批企业扩大规模，促进襄樊轻工产品结构优化，推动整个行业发展。
2、推进技术创新，加快科技进步。
首先是加快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引进与创新相结合，大力推进主要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支持产学研相结合，加快新产品开发的步伐；其次是加快企业技术中心的建设，提升创新能力，建立重点企业技术开发体系，健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以此推动行业技术升级。
3、优化投资，扩大对外开放，努力开拓市场。
实现襄樊轻工业新型工业化离不开一批重点投资项目的支撑。应切实抓好轻工业招商引资工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参与襄樊轻工业改造，使襄樊轻工业成为一方投资的热土。同时，发挥自身产品比较优势，找准参与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不断提高在西部市场的占有率。
4、加强行业管理，协调好各方关系。
发展襄樊轻工业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因此，要遵循国家产业政策法规，避免盲目发展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优胜劣汰，在加强行业自身组织建设的同时，要发挥行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适时关注行业发展中技术、工艺、产品开发、市场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动态，研究轻工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参考文献：
1、襄樊市十一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思路研究 国家发改委与地区经济研究所2005
篇3
【关键词】轻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解决措施
一、轻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科学技术的滞后制约着轻工业的发展。目前，我国轻工业的研发环节较为薄弱，不具备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从我国目前的轻工业现状来看，中小型企业偏多且多为民营企业，进入门槛相对偏低，布局凌乱分散，没有较大的创新能力，重复建设的现象日益突出；普遍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大多数生产以原料型或加工型为主，其产品、技术结构水平不高，附加值低。随着原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一些传统产业在竞争当中的优势正在快速减弱。然而，新型产品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速度不足，导致了新兴产业成长相对缓慢。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科学研究设备陈旧和研究资金的缺乏，都使轻工业的发展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因此，科学技术的滞后成为制约轻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2，增长方式依然显得过于粗放，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从目前轻工业的产业结构来看，初加工的产品较多，缺乏进一步精加工的产品，科技含量偏低，有严重的同质化的现象，各个品种的结构布局也不合理；单从企业的结构方面来看，其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企业过小且相对分散，而大型企业缺乏必要的核心技术和国际化的资源配置能力。
3，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做得还不到位。对于我国轻工业来说，相当一部分的工业产品质量偏低、消耗过大、污染严重。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采取综合利用的方式、依然采用粗放的增长方式。轻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集约化、循环能力、清洁、再利用资源等方面都还存在巨大潜力。
二、轻工业发展解决措施
1.加强培育生产业
近十年来，工业生产业是世界经济中增长幅度最快的行业。生产业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发展良好的生产业不仅能够保持地区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更能够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应从适应新时期生产业发展的特点出发，从财税、信贷、土地和价格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促进生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重点支持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等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的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2.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淘汰落后产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大举措，是加快节能减排、实现工业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要继续开展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进一步加大造纸、皮革等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落实好各项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环保、能耗、质量、土地等指标约束作用，从工艺、技术、设备、生产能力等方面着手，严格市场准入条件，对不合乎条件的企业坚决采取经济、法律、政策手段予以淘汰。
3.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健全产业创新体系
要引导和支持企业针对市场需求和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不断采用和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先进装备，对现有生产设施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发展绿色、安全、智能化的多功能产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要大力推进轻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提升，优化生产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应加大应用数字化、自动化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力度，推动研发设计、生产、流通、企业管理等环节的信息化改造升级。推动企业信息化综合集成，促进信息化条件下新型企业发展模式创新。
4.建立、完善轻工业发展的保障体系。
一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是沟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也是现代化轻工业的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协会成员的合作，能确保行业的共同利益和所参与会员的自身利益。所以，要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优化协会人员结构，提高其专业水平、明确其指导性。二要出台且完善有利于轻工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用于开发轻工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各项费用在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中的比例还有待提高；允许企业从营业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技术开发准备金，并在税前列支：允许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一定比例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对于企业建设技术中心购买国外先进研发设备等的费用，由企业自主创新专项资金给予资助。三要加快轻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对轻工业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时，需要在稳定传统产品的前提下。不断开发更加高端的产品，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群体的需要，从而扩大居民的消费：在市场方面，需要加大外贸出口的力度，进一步拓展农村市场，还要开拓出国际化的高端市场；在企业方面，需要加大兼并与重组，将企业当前的资源进行整合，发挥企业自身所具有的特色，提高企业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在区域内，需要培育出更新的特色区域，加快产业集群的建设，确保轻工业又快又好发展。
5.建立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我国轻工企业的数量众多，行业分布相当广泛。在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主题轻工业园区，将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或有一定关联度的企业集中在园区内，真正做大、做强，形成规模优势。同时，以点代面，通过产业的关联带动，延长产业链条，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关键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支持灵活而有效地满足不同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技术创新体系是高科技发展的基础，也是“特色轻工”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支撑保障。积极扶持和推动重点骨干企业加速建立技术中心，重点抓好企业技术中心或技术开发机构建设，大力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加快利用并转化科技成果。技术创新体系是高科技发展的基础，也是“特色轻工”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支撑保障。增加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地投入，建立起以企业投入为主体，财政、金融、外资互动的技术创新机制。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和机制建设，提高政府对风险投资公司的支持力度，提高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和经营管理能力，使之在发展轻工业高新技术中发挥重要作用。
结语：
总之，轻工业是中国消费品工业的主体，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承担着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扩大出口创汇、吸纳社会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任务。然而目前我国轻工业在发展中仍然存在各个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摸索中不断加快产业发展、调整行业结构，为未来的轻工业发展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姜春风.轻工业食品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2（01）.
[2]刘向军.2010年轻工业经济运行分析及走势预测 [J].轻工标准与质量，2011（02）.
篇4
一、我市轻纺工业基本状况
轻纺工业是我市历史悠久的传统支柱产业，曾是全市利税贡献最大、从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轻纺工业一直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非凡贡献的产业，占工业总产值65%，利税70%左右，财政收入33%以上，就业人数达12万多，在我市经济发展史上书写了辉煌篇章。上世纪末，由于受政策、体制、管理、设备、人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轻纺工业全面滑坡，国有、集体企业逐步停产、破产。
到本世纪初，衰落到谷底，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0.6%左右。近年来，稍有所回长，xx年，总产值占全市工业的0.9%，xx年1—6月份完成总产值7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3%。
我市轻纺工业的基本特点是产业分布较广，各县区都有，有食品加工、服装、纺织、皮革、皮毛、医药及工艺美术等十多个种类;有食盐、食品、饮料、白酒、啤酒、西服、防寒服、地毯、毛毯、花炮等几百种产品。这些产业的发展壮大，将对我市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稳定社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我市毗邻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其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与我市基本相同。近年来，鄂尔多斯市紧紧抓住国家能源战略西移的机遇，依托资源优势，开展科技创新，在重点发展能化产业装备制造业的同时，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带动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990年全市轻纺工业总总产值7.5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值的56.97%。xx年全市轻工业总产值70.1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8.45%。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鄂尔多斯市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将优势轻纺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激活了企业经营机制。
同时，政府对鄂尔多斯集团等强势企业进行重点扶持，采取拨款支持企业研发中心建设、协调金融机构解决企业资金困难、鼓励企业研发中心建设、协调金融机构解决企业资金困难、鼓励企业打造名优品牌、建立轻纺工业园区等一系列措施，培育出鄂尔多斯集团等龙头企业，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壮大，也创造了鄂尔多斯品牌形象。xx年，全市轻工业总产值达到114.34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是我市的7.7倍以上。轻工业的快速发展，有力地带动了当地工业经济多元发展，也有效地缓解了就业压力。鄂尔多斯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主要问题有：
一是我市轻纺工业总体上技术含量低，生产规模小、市场份额少、竞争力弱，处于自由发展、自我生存状况;
二是国有集体企业纷纷破产关闭，民营企业各自为战，影响做大做强;
三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差，在轻纺工业上没有存续的知名品牌，毛纺、地毯、制革及制鞋等传统优势产业已退出市场;
四是在农产品加工上，处于小、零、散状态，加工简单，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
五是以工业产品为原料进行深加工，如进行日用化工等终极产品生产、拉长能源化工产业链的项目几乎是空白;
六是当地城乡居民就业率底，就业结构不合理。
影响我市轻纺工业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受能源化工产业“挤出”效应影响，能源化工大项目与地方产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带动不了轻纺工业的发展。
二是能源化工产业巨大投资回报，影响了投资者的创业心态，也扭曲了一些地方、部门领导者的政绩观，影响了持续发展理念。
三是对轻纺工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宏观政策措施不强。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扶持轻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四是行业管理缺失，政策引导困难，协调服务滞后。过去轻工业由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管理，现在，轻工业主管部门撤销，其职能分解，造成行政资源分散，难以发挥应有的引导调控作用。
五是扶持资金分散、总量少，企业自筹资金困难，技术改造、产业升级无法实现。目前，市上还没有扶持轻工业专项资金，对轻工业的发展不能从整体上宏观调控、形成合力。
篇5
关键词：湖南；产业结构；优化；建议
一、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概述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合理化主要是依据产业关联技术经济的客观比例关系，来调整不协调的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高度化主要遵循产业结构演化规律，通过创新，加速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产业结构优化过程就是政府通过有关产业政策调整来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再配置，来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
二、湖南产业结构的变化特点
（一）湖南三次产业结构总的变动状况
湖南省第一产业基本上是呈稳步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呈稳步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1996到2001 年，湖南的三次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三、一”转化为 “三、二、一”结构。说明湖南当时的第二产业发展滞后，使得第三产业“虚高度化”，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2006年以后，湖南的三次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三、二、一”又转化为 “二、三、一”结构（见图1）。这段时间里第二产业呈稳步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但随着工业化进程步伐的加快，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呈现下滑的态势（见表1）。
图1 1978-2008年湖南省GDP以及三次产业产值图
表1 1996-2008年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构成
指标
第一产业所占比重/ %
第二产业所占比重/ %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
1996
30. 7
36. 6
32. 7
1997
29. 3
37. 4
33. 3
1998
26. 6
38. 5
34. 9
1999
23. 4
39. 0
37. 6
2000
21. 3
39. 6
39. 1
2001
20. 7
39. 5
39. 8
2002
19. 5
40. 0
40. 5
2003
19. 1
38. 7
42. 2
2004
20. 6
39. 5
39. 9
2005
19. 4
40. 2
40. 4
2006
17．8
41．7
40．5
2007
17．6
42．7
39．7
2008
18．0
44．2
37．8
数据来源：1996-2008年《湖南省统计年鉴》
（二）三次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特点
从第一产业看，2000年到2007年期间，湖南省农业结构有所调整，纯农业比重明显下降，牧业比重显著上升，林业和渔业比重小幅上升。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基本符合需求结构标准，与城乡居民的需求结构变化也相适应。
从第二产业看，工业占第二产业的比重基本上稳定在85%左右。从2000年以后，湖南的工业结构总体上呈现“重型化”趋势，从表2中可以看到，在2001年和2002年，虽然轻工业比重上升，重工业下降，但从2003年起，轻工业则从2002年的42.8%回落为2007年的32.5%。重工业在比重则由2002年的57.2%迅速上升至2007年的67.5%。但是2007年湖南省重工业比重比2000年只上升了3.3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上升了8个百分点（见表2），说明湖南的重工业发展还比较滞后，层次比较低，低附加值产业比重偏大，高附加值的产业比重偏小。
表2 湖南与全国轻重工业比重变化对比（%）
湖南
全国
轻工业
重工业
轻工业
重工业
2000
35.8
64.2
37.5
62.5
2001
36.5
63.5
37.1
62.9
2002
42.8
57.2
37.4
62.6
2003
40.4
59.6
34.2
65.8
2004
35.7
64.3
32.4
67.6
2005
35.2
64.8
31
69
2006
34.6
篇6
一、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及特点
一是轻重工业两位数增长，增速较快。1～9月轻工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76亿元，同比增长18.8%。拉动规模以上当月工业增速1.6个百分点。9月当月轻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0.83亿元，同比增长13.1%；重工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837.7亿元，同比增长13.3%，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2.1个百分点；重工业当月完成工业增加值103.7亿元，同比增长17%。
二是除集体工业外其它各类所有制企业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1～9月累计工业增加值中，股份制企业完成782.2亿元，增长12.3%，对工业增速拉动10.5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完成102.58亿元，同比增长21.9%；集体企业完成2.69亿元，同比增长5.9%；股份合作制企业完成4.19亿元，同比增长37.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完成17.92亿元，同比增长21.2%，其他企业完成4.13亿元，同比增长28.4%。
9月当月，股份制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97.42亿元，增长16.7%，对工业增速拉动13.8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完成12.42亿元，同比增长17.6%；集体企业完成0.32亿元，同比下降7.4%；股份合作企业完成0.92亿元，同比增长60.8%；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完成2.31亿元，同比增长22.4%，其他企业完成0.52亿元，同比增长27.9%。
三是分行业工业增加值增势强劲。1～9月，煤炭开采业完成增加值20.03亿元，同比增长15.4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567.4亿元，增长10.08%；原油加工及炼焦业增加值41.3亿元，增长10.3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43.5亿元，增长10.8%；塑料制品业增加值6.89亿元，增长21.49%；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增加值7.5亿元，增长28.73%；黑色金属冶炼业增加值18.58亿元，增长22.96%；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加值26.05亿元，增长83.83%；有色金属冶炼业增加值10.16亿元，增长32.3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加值11.4亿元，增长65.98%；纺织业增加值13.22亿元，增长19.2%，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13.27亿元，增长34.95%。
四是大部分产品产量增速较快。原油累计产量1946.27万吨，同比增长5.09%；原油加工量1259万吨，同比增长6.49%;烧碱35.26万吨，同比增长14.51%；焦炭274.1万吨，同比增长30.56%；钢材344.34万吨，同比增长18.96%；乳制品15.39万吨，同比增长18.58%；化肥104.92万吨，同比增长14.71%；塑料树脂及共聚物77.18万吨，同比增长10.59%；乙烯17.27万吨，同比下降4.43%；水泥1142.31万吨，同比增长14.38%；棉纱27.87万吨，同比增长17.5%；棉布8855.6万米，同比增长1.72%；平板玻璃49.81万重量箱，同比增长10.93%；电解铝4.12万吨，同比增长16.91%。
五是工业企业产销率有所下降。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销售产值2284.79亿元，同比增长15.92%；工业产品产销率累计为98.82%，比去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轻工业产销率95.84%，比去年同期下降1个百分点；重工业产销率99.26%，去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
当月，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为289.15亿元，同比增长18.62%；销售率为101.63%，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
二、工业经济效益情况
工业经济效益良好，利润继续增长。1～9月，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382.42，比上个月下降7.94个百分点。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2393.5亿元，同比增长18.3%；实现利润总额506.08亿元，增长11.8%；实现税金总额193亿元，增长14.04%；企业亏损面达38.46%，比上个月下降2.3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34.31亿元，同比下降47.13%，减少30.6亿元。
各行业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情况：石油天然气开采及下游产品及化学工业实现利润432.09亿元，同比增长4.38％；轻工业15.38亿元，同比增长84.55％；钢铁工业及采矿业16.65亿元，同比增长1.21倍；有色金属及采矿业21.78亿元，同比增长86.74%；医药制造业5224.9万元，同比增长1.5倍％；机械工业6.42亿元，同比增长38.85%；纺织工业4.12亿元，同比增长10.1倍；建材工业5.94亿元，同比增长9.44%。
三、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1～9月全区工业加工制造业及非能源矿采选业完成投资257.59亿元，同比增长70.21%。各行业完成情况来看，石油天然气下游产品及化学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全行业累计完成投资131.42亿元，同比增长107.02%；轻工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4.7亿元，同比增长14.55%；有色金属及采矿业完成投资16.18亿元，同比增长94.97%；纺织工业完成投资11.23亿元，同比下降13.57%；建材工业完成投资23.1亿元，同比增长101.05%；机械工业完成投资7.5亿元，同比增长57.38%；钢铁工业及开采业完成投资31.82亿元，同比增长76.16%；医药制造业完成投资1.64亿元，同比下降16.12%。
四、行业运行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今年年初以来，自治区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但经济运行过程中各行业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石化工业：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的影响和拉动，**年1～9月自治区石油化工行业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生产持续增长,市场销售旺盛,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经济运行正常。一是主要产品产量继续保持增长，且增速加快。在石化行办重点监控的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56种产品中，有32种产品产量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占全部数量近60%。其中原油产量同比增长4.97%，比1～8月增速快了2.21个百分点,天然气同比增长31.33%，比1～8月增速快了2.29个百分点，原油加工量同比增长6.54%，比1～8月快了1.73个百分点。二是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为行业经济增长和效益提高提供了动力。9月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连创历史新高，最高达84.96美元/桶，油价的上涨，为行业的经济增长和效益提高提供了动力。1～9月，全行业实现利润421亿元，同比增长7.5%。三是因油价格持续上涨，石油加工、炼焦工业出现利润下滑。1～9月原油加工、炼焦工业企业亏损额达1.23亿元，其中亏损企业亏损额18.4亿元。
钢铁工业：从目前钢铁行业经济运行情况看，整体运行良好，产销基本平衡，效益大幅度提高。主要特点为：一是产量增长幅度仍然偏高，经济效益继续提高。1～9月，全行业产品销售收入171.65亿元，同比增长51.66%，实现利润12.08亿元，增长152.75%；二是价格先高后抑，高位震荡。上半年钢材价格受国内需求旺盛，库存减少及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影响不断上扬。5月下旬以后，受国家相继调整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出口关税政策影响，全国钢材市场价格比去年同期有所下滑，与年初相比，总体呈向上走势。
建材工业：9月份是建材工业次旺季，在主导产品水泥、水泥制品及玻璃钢制品的拉动下，建材工业生产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产销衔接较好，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1～9月份，统计的128家规模以上建材企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21.62亿元，同比增长25.59%，增幅提高8.8个百分点；当月完成工业销售产值10.88亿元，同比增长31%，产销率97%，比上年同期增加1个百分点。主要特点为：一是水泥、水泥制品制造及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成为拉动建材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二是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连续快速增长。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8亿元，同比增长83%；三是建材工业生产稳中趋快。1～9月建材行业10个主要小类行业中，水泥制造业、水泥制品制造业、建筑陶瓷制品制造业、玻璃纤维制造业等7个行业不同程度增长；四是产销衔接较好，建材产品出货值快速增长。1～9月建材工业产销率为97%，与去年同期高出了1个百分点；实现出货值4.09亿元，同比增长192%，当月出货值达0.57亿元，较去年同月增长2.65倍。出口量较大产品为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
机电工业：1～9月我区机电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75.58亿元，同比增长66.6%，高于全国机械工业平均增速约34个百分点,位列第1名,在自治区各工业行业中位列第2名。其中9月实现工业总产值12.11亿元，增长13.2%。自5月以来，各月份工业总产值基本稳定在10亿元左右，而且下半年增幅有逐月加大的趋势。今年以来，国内主要原材料价格基本呈现高位振荡的态势，钢、铜、铝等随需求变化而时涨时跌，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基本处于可控范围内。与原材料相比，人工成本支出增长较大。据调查，新招工人的薪资上涨幅度较大。总体而言，这两年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大幅增加的，而工业品出厂价格相对稳定，对中小企业的冲击较为明显，造成全行业亏损面有所增加，但由于在我区机电工业中大型企业议价能力较强，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整体效益依然大幅提高。
篇7
关键词：次发达地区;碳排放;结构调整;路径选择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次发达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研究――基于雾霾治理视角”（项目编号：HB14YJ013）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月29日
近年来，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减少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量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和社会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其中，以河北省、山西省为代表的华北地区日益严重的雾霾问题成为近期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面对空气污染，多数地区采取调整产业结构“退二进三”、调整能源结构等措施来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相对于发达地区，河北、山西等地区属于经济次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一方面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具有更迫切的要求，面临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境界，另一方面对于现存的环境污染，又缺乏充足的治理资金。那么，在发达地区比较有效的减排措施对于次发达地区是否可行？本文拟以河北省为研究载体，从经济结构调角度探讨次发达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问题。这一问题的有效回答，对于次发达地区破解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困境，实现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次发达地区减排路径可能性分析
目前，中国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快、能源需求增长快且具有刚性。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的差别，发达国家的减排是绝对量的减排，而中国的减排是与GDP相关的相对量减排，即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即碳排放强度）。根据前人的研究和发达地区的经验，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改进技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二是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低碳经济比重。
就能源使用效率而言，即通过推广使用节能技术，降低具体经济活动的能源消耗量，以此达到降低碳排放量的目的，这一途径是肯定无疑的。但是，我们知道技术进步的速度比较缓慢，且由于先进技术的高昂研发成本，使得先进技术全面推广使用更加艰难。因此，想通过技术进步在短期内达到降低碳排放的目的是不太现实的。相比于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的减排效应非常明显，在既定的能源利用技术水平下，通过降低高耗能经济的比重，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实现减排目的。经济结构包括很多维度，但是存在能源消耗强度不同的结构主要包括宏观的三次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等。进一步地，鉴于工业是第二产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费大户，工业内部结构特征对碳排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1、三次产业结构。由于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各个产业的能源利用强度存在较大差异。按照能源消耗强度排序，分别是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第三产业。近年来，中国碳排放量飞速增长主要来自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相对较少，且产出水平也更高。因此，各地政府希望通过“退二进三”达到降低碳排放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2、能源消费结构。目前，经济生产过程终端能源消费主要是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和电能。由于不同的成分和能量储存，各类能源在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也不尽相同，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测算，煤炭的碳排放系数最高，其次是石油、天然气，电力为零排放。而现实情况是，由于较低的开采成本，煤炭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能源种类，尤其是在资源型城市地区，这也是造成当前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若能源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不变，能源结构中的煤炭消耗比重下降对减少碳排放量具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3、工业的轻重结构。根据生产内容及生产方式不同，工业又可以分为重工业与轻工业，重工业主要生产资料，轻工业主要生产生活消费品。由于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轻工业的能源消耗强度要比重工业低得多，且就业弹性较高。因而，“避重就轻”的工业发展策略，既可以在发展工业的同时降低碳排放，还可以提升本地就业，成为比较理想的减排途径之一，尤其对于重工业比重较大的地区。
4、工业的要素投入结构。经济生产需要要素投入，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以机械设备为形式的资本使用往往伴随着能源的大量消耗，因而那些资本密集度高的生产方式的能源消耗强度要远大于资本密集度低的生产方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两种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能源消耗强度的这一生产方式之间差异为节约能源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在一定范围内可利用劳动要素的投入来替代资本要素投入，尤其对于劳动要素比较丰富的次发达地区非常有利。
二、次发达地区减排路径可行性分析
上文分析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碳排放量的可能路径主要有以下几条：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增加第三产业比重、提升轻工业比重、使用清洁能源、改善要素投入结构。然而，这些减排措施都适用于经济次发达地区吗？作为经济次发达地区，河北省还需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寻找适合本地区的减排路径。
1、“退二进三”的减排策略难度较大。就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实而言，河北省仍然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结构变迁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在不断下降，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处于次发达地区的第三产业的区域覆盖范围有限，主要依附于本地区经济发展（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尚不具备完全独立发展的内生动力。因而，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变的前提下，“退二进三”的减排策略在河北省实施难度较大。
2、“避重就轻”的工业发展方向势在必行。河北省是资源大省，依靠丰富的资源，重工业发展迅速，并且占据了工业总量的较大比重，甚至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然而，由于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严格的环境保护规制，造成了钢铁、煤炭等相关产业的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和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重工业的生存空间不断压缩。与此同时，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河北省轻工业在近几年迸发出较强的增长动力，一方面表现为轻工业企业数量占到全省企业总量的80%以上，另一方面变现为轻工业已经成为了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载体。因而，河北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应该是“避重就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3、短期内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难度较大。近年来，河北省各地方政府也都在大力推行“煤改气”等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政策措施，然而在当前形势下大幅度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难度仍较大。一方面天然气的供给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全社会的需求，不稳定的燃料供给也抑制了企业的使用积极性;二是煤炭与天然气的价格对比问题，“煤改气”后燃料成本上升进一步抑制了企业“煤改气”的积极性。因而，在短期内“气源”比较有限、基础设施不完备条件下，大幅度能源结构调整难度较大。
4、制造业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发达地区制造业开始使用机器替代人工。然而，对于仍处于次发达阶段的河北省而言，劳动力资源仍十分丰富，仍具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条件。一方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碳排放强度;另一方面河北省仍然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方式利于促进就业。因此，对于河北省而言，一方面的确需要顺应资本深化历史发展趋势，鼓励企业技术革新式的资本深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财政补贴等方式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减缓资本深化的进程。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河北省为研究载体，从经济结构调整视角对次发达地区减排路径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以河北省为代表的次发达地区切实可行的减排路径只有大力发展轻工业、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路径。这一研究结论对于次发达地区制定减排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首先，次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要慎行，第二产业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第二，可以通过“避重就轻”的思路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既可以保增长又可以减少碳排放;第三，第二产业要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既有利于减排，也有利于促进就业。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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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长三角；制造业；分类；同构；趋同
[中图分类号]F4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2-0057-09
一、引 言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由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组成的长三角地区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的制造业中心和世界的制造业基地。2014年，该区域内制造业总产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制造业总值的比重为23.5%，约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5.8%。然而，作为区域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制造业一直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尤其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看，长三角制造业还处于中低端，国际地位低，附加值不高。尽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但由于制造业低端同构而引起的同质化竞争被认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许多学者从测度方法、影响因素、形成机理、引致后果以及治理机制等不同角度对长三角产业同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极大深化了人们对该现象的认识。事实上，对产业同构问题进行研究，除了需要关注上述几个主要的方面外，如何对产业进行分类进而对其同构水平进行测度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因为，若选择测度的产业范围不同或对产业进行的分类不同，测度得到的同构水平是有差异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这必然会对判断该区域产业同构的真实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
二、产业细分条件下长三角产业同构问题相关研究的梳理
唐立国（2002）测算了2000年长三角15城市三次产业的同构度，结果表明，各城市间产业同构水平都比较高，尤其是在地理上邻近的城市之间，表征产业同构水平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均在0.93以上。同时该学者在产业细分条件下研究发现，15城市均将食品加工与食品制造业、纺织与服装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电子通讯及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及设备制造业等作为主导产业[1]。陈建军（2004）的研究表明，从1998年到2002年，上海与浙江工业部门的同构度均超过0.7，上海与江苏工业部门的同构度均超过了0.8，而江苏与浙江工业部门的同构度更高，甚至均超过了0.9，存在严重的同构现象。但当深入到细分产业层面考察，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比如在纺织、化工、机械等领域，两省一市间的产业同构水平是比较低的[2]。邱风等（2005）认为，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结构趋同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应当在产业细分条件下深入考查同构问题。为此，其将产业分为细分产业Ⅰ、Ⅱ和Ⅲ，并测算了同构水平。结果发现，长三角细分产业Ⅰ的结构相似系数平均为0.89，比三次产业结构的同构水平下降了8.24%。说明随着产业细分同构水平呈下降趋势[3]。靖学青（2006）测算了长三角15城市三次产业的同构水平，结果表明，除舟山外，城市间的相似系数均大于0.9。而当测算5个主要城市制造业、服务业的同构水平时发现，较三次产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进一步，当细分到行业层面，其同构度的降低则更为显著。也就是说，随着产业细分，同构水平呈明显的下降趋势[4]。赵连阁等（2007）沿着陈建军的思路，测算了1988～2005年长三角两省一市工业部门的同构度，结果表明，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最高，均超过0.9，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的同构最低，且呈逐年下降的发展态势。在产业细分条件下对纺织业、化学工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同构水平的测算表明，江苏与浙江纺织业的同构水平、三地之间化学工业的同构水平、上海与江苏橡胶制品业的同构水平均很高，超过了0.9。这样的结论表明即使细分到大类产业层面，有些产业的同构度依然很高，随着产业细分同构水平并不一定出现下降[5]。李清娟（2006）的分析表明，上海制造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具有较强竞争优势，是上海制造业层次较高的标志性特征。而浙江这两类行业的产值比重相对较低，同时其纺织服装业和食品加工业又很高，是制造业层次较低的标志性特征。说明即使在产业大类层面，长三角的产业同构度也不是很高。细分到产品层面也是如此，如上海的轿车产量是江苏的6.8倍，是浙江的28.6倍，而江苏纱产量则是浙江的3.3倍，是上海的16.1倍，差异性很明显，不存在同构问题[6]。吴迎新（2013）的研究表明，从1999～2007年，上海与江苏制造业的同构水平由0.92下降到了0.90，上海与浙江制造业的同构水平由0.86下降到了0.68，江苏与浙江制造业同构水平由0.97下降到了0.84，均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处于高位。同时，即使在产品层面，也存在趋同。上海与江苏有20余种工业产品产量分别超过10%的全国市场份额，江苏与浙江有9个产品趋同[7]。蒋伏心等（2012）专门针对长三角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的同构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2001～2009年长三角两省一市高技术产业同构度的平均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变化态势：2001～2005年，高技术产业同构度在波动中小幅下降，之后又在波动中上升，到2009年高技术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均值已经达到0.75。说明即使细分到高技术产业，同构度依然比较高[8]。
由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不少学者在产业细分视角下对长三角的产业同构水平进行过考查，有的甚至细分到了产品层面。当然这些学者得到的结论不尽一致，有的认为随着产业细分同构水平呈下降趋势，而有的结论却相反。同时，分析这些研究发现，多数学者在进行产业细分时缺乏系统性甚至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制造业所包含的大类产业进行同构水平测算时，产业的选择存在缺乏系统性的倾向，仅列出相当少的一部分产业以举例性方式加以呈现；二是在对产品进行细分时，缘于数据资料的限制等原因，也仅是选择部分产品进行同构水平测算，举例性呈现的特征更加明显。正是这些不足的存在，使研究得出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遍性受到质疑。基于此，本文将在相对规范的分类基础上，在大类层面上分门别类地系统梳理制造业的分类，并测度每种分类条件下各类产业的同构水平。这样不仅可以构建起测度制造业中不同类型产业同构水平的体系，而且可以为正确认识不同类型产业同构水平的高低及其变化提供依据。
三、制造业的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1）》将制造业这一门类划分为31个大类行业，基于此，在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条件下，可以将制造业中的这些行业分为不同的类型，这也是进行制造业结构研究的前提。目前，对制造业大类层面各行业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以生产的最终产品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为标准，可将制造业所包含的各大类行业划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轻工业是指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重工业是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尽管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在相关数据中不再使用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分类，但其也是在我国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工业分类方式[9]。分类结果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家统计局关于轻工业、重工业的分类统计目录中对某些大类产业细分到了其所包含的中类产业，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仅从大类层面进行划分。
第二种：以在产业链上所处位置是中游还是下游为标准或以生产过程是初级加工还是深度加工为标准，可将制造业所包含的各大类行业划分为原材料产业和加工组装产业[10]。原材料产业是指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采掘业所提供的产品为对象进行加工生产的产业，加工组装产业是指以原材料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为对象对其进行进一步加工、组装进而形成最终产品的产业。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分类结果中并没有包含所有制造业行业。
第三种，以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密集度相对高低为标准，可将制造业包含的各大类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11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主要依靠使用大量劳动力，而对技术和设备依赖程度低的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则正相反。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第四种：以生产技术水平高低或最终产品技术含量的高低为标准，可将制造业包含的各大类行业划分为低端技术产业、中端技术产业和高端技术产业[12]。分类结果如表4所示。
四、长三角各类型制造业结构趋同水平测度
测度制造业同构水平的方法有多种，本文选择笔者曾经提出的结构重合度方法。选择该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该方法体系下有一个判断同构与否的基准值0.667，这有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同构问题[13]。关于该方法的详细解释可参见相关文献[14]。同时，计算同构水平时，使用的是各行业的总产值指标，在没有公布总产值指标的年份，以各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替代。所用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份《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为了方便后续的比较分析，本文在测度不同类型制造业同构水平之前，也以制造业包含的所有大类行业为基础测度了整个制造业的同构水平。结果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出。
第一，不论是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还是江苏与浙江，2000～2014年制造业的同构水平总体均呈波动下降的发展趋势，即呈现出的是结构趋异而不是结构趋同。其中，上海与江苏制造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85下降到了2014年的0.716；上海与浙江制造业的同构度从2000年的0.727下降到了2014年的0.669；江苏与浙江制造业的同构水平由2000年的0.847下降到了2014年的0.785。缘于此，长三角制造业的均值也呈波动下降的发展态势，由2000年的0.786下降到了2014年的0.723。
第二，比较两省一市制造业的同构水平可以发现，就多数年份而言，总是江苏与浙江最高，上海与江苏居中，上海与浙江最低。2000～2014年间，上海与江苏制造业同构水平的均值为0.764，上海与浙江制造业同构水平的均值为0.677，江苏与浙江制造业同构水平的均值为0.793。
第三，尽管长三角制造业呈结构趋异发展态势，但直到2014年，同构水平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均大于0.667这个基准值，说明长三角制造业仍然处于同构状态。
（一）轻工业、重工业同构水平测度
依据表1中的分类，利用结构重合度指数计算得到的轻、重工业的同构度如表6所示。
分析表6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第一，就轻工业而言，从2000～2014年，不论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还是江苏与浙江，同构水平均呈波动下降的发展趋势，呈现的是结构趋异，这与整个制造业同构度的发展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上海与江苏轻工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21下降到了2014年的0.579；上海与浙江轻工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28下降到了2014年的0.565；江苏与浙江轻工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885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7。与此相对应，整个长三角地区轻工业的平均同构度也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而且比较发现，轻工业下降的速度要明显快于整个制造业同构水平下降的速度。
第二，就轻工业而言，横向比较发现，虽然上海与江苏轻工业的同构度要稍高于上海与浙江轻工业的同构度，但这种差异并不明显，上海与江苏轻工业历年同构度的均值为0.656，上海与浙江轻工业历年同构度的均值为0.640。这组数据也说明，从历年平均水平来看，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轻工业的同构度已小于0.667这个基准值，已不存在所谓同构问题。进一步，从2014年看，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轻工业的同构度已经降到0.600以下，已经远小于0.667这个基准值，更不存在同构问题。而江苏与浙江轻工业的同构度与之相比明显要高，且即使经过多年趋异式发展，到2014年其同构水平仍然处于高位，甚至比两省间整个制造业的同构度还要高。
第三，就重工业而言，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江苏与浙江历年同构水平发展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上海与江苏重工业的同构度呈现的是先在波动中上升而后在波动中下降的发展态势，从2000年的0.814增加到了2005年的0.861，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8；江苏与浙江重工业同构度的发展变化则正相反，呈现的是先在波动中下降而后在波动中上升的发展态势，从2000年的0.840下降到了2005年的0.721，然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42；至于上海与浙江重工业同构度的变化则很微弱。
第四，就重工业而言，横向比较发现，近几年江苏与浙江同构度最高，上海与江苏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同构度最低。当然，如果从所考查全部年份的平均水平看，同构度最高的是上海与江苏，均值为0.807，其次是江苏与浙江，均值为0.796，最低的是上海与浙江，均值为0.728。不过，不论怎么看，重工业同构度的数值不仅明显高于判断同构与否的基准值，而且还高于整个制造业的同构水平，说明重工业在长三角内部的确处于同构状态。
第五，从长三角平均水平而言，到2014年，轻工业的同构度已经降至0.633，已经不存在同构问题。而重工业的同构度则要高很多，达0.774，仍然处于同构状态。
（二）原材料产业、加工组装产业同构水平测度
依据表2中的分类，利用结构重合度指数计算公式，可计算得到2000～2014年长三角原材料产业、加工组装产业的同构度，结果如表7所示。
分析表7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第一，就原材料产业而言，纵向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分化，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总体上是结构趋同化的发展，而江苏与浙江则是结构趋异化发展趋势。从具体数据上看，上海与江苏原材料产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35上升到了2014年的0.805，由同构走向了更为严重的同构；上海与浙江原材料产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666上升到了2014年的0.691，由不同构发展到了同构；江苏与浙江原材料产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844下降到了2014年的0.796，同构水平有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同构状态。与这种变化相联系，整个长三角原材料产业平均同构度的变化呈现出的是微有上升的发展变化态势，由2000年的0.748上升到了2014年的0.764。
第二，就原材料产业而言，横向比较发现，多数年份而言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最高，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的同构最低。同时，若以历年同构度的平均值来看，则是江苏与浙江最高，均值为0.790，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居中，均值为0.778，不过二者相差很小。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最低，均值为0.646，从这个角度看，上海与浙江原材料产业是不存在同构现象的，或者多数年份不存在同构，只不过到2014年已经发展到了同构状态。
第三，就加工组装产业而言，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江苏与浙江之间同构水平的发展变化呈现出的趋势并不一致。上海与江苏加工组装产业的同构度呈先上升而后下降的发展态势，从2000年的0.857到上升到2005年的0.904，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69；上海与浙江加工组装产业的同构度呈波动下降的发展态势，从2000年的0.762下降到了2014年的0.684；江苏与浙江加工组装产业的同构度则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态势，从2000年的0.866到下降到了2005年的0.755，然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25。与这些变化相伴，整个长三角加工组装产业同构度也呈波动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0.828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9。当然，尽管同构度是下降的，但其仍然要高于基准值，处于同构状态。
第四，就加工组装产业而言，从近年来的数据看，江苏与浙江同构度最高，上海与江苏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同构度最低。如果从所考查全部年份的平均值看，上海与江苏、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很接近，均值为0.823，最低的是上海与浙江，均值为0.721。
第五，就多数年份而言，长三角原材料产业的平均同构度要小于加工组装产业的同构度，但发展到2014年则出现了翻转，原材料产业的同构度反而要高于加工组装产业的同构，前者为0.764，后者为0.759。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构水平测度
依据表3中的分类，利用结构重合度指数计算公式，可计算得到2000～2014年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构度，结果如表8所示。
分析表8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第一，就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同构度纵向的发展变化均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40下降到了2014年的0.689；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66下降到了2014年的0.692；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897下降到了2014年的0.785；相应地，整个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平均同构度的变化也呈现出的是逐步下降的发展态势，由2000年的0.801降到了2014年的0.722。当然，尽管是结构趋异的发展态势，但仍然处于同构状态。
第二，就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横向比较发现，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最高，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最低。同时，若以历年同构度的平均值来看，也呈现出类似排序规律，历年江苏与浙江、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同构度的均值分别为0.839、0.724和0.719。
第三，就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纵向看，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同构度均呈现的是波动中下降的变化趋势。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816下降到了2014年的0.733；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40下降到了2014年的0.699；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呈现的是先波动下降而后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从2000年的0.826下降到了2005年的0.716，而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28。与此相对应，整个长三角资本密集型产业平均同构度的变化呈现出的也是波动下降的发展态势，由2000年的0.794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3。
第四，就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横向比较发现，近几年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最高，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最低。而从全部年份的平均水平看，则是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最高，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最低。
第五，比较均值发现，长三角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构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构度，且两类产业均处于同构状态。
（四）低端技术产业、中端技术产业、高端技术产业同构水平测度
计算得到2000～2014年长三角低端技术产业、中端技术产业、高端技术产业的同构度，结果如表9所示。
分析表9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第一，就低端技术产业而言，纵向的发展变均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11下降到了2014年的0.538；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49下降到了2014年的0.584；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884下降到了2014年的0.785；相应地，整个长三角低端技术产业平均同构度的变化也呈现出的是逐步下降的发展态势，由2000年的0.782降到了2014年的0.636。表明就整个长三角而言，低端技术产业已经由同构发展为了非同构，尤其上海与江苏、浙江之间更是如此。若从横向看，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最高，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最低。这一点从历年同构度的平均值也能得到印证。
第二，就中端技术产业而言，纵向的发展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上海与江苏同构度呈现的是波动中上升，而后又在波动中下降的变化趋势，由2000年的0.826上升到了2005年的0.865，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67；上海与浙江同构度呈现的是波动中上升的变化趋势，同构度由2000年的0.718上升到了2014年的0.808；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呈现的是先波动下降而后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从2000年的0.850下降到了2005年的0.722，而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02，呈微有趋异的变化趋势。在这三种变化规律的作用下，整个长三角中端技术产业平均同构度的变化呈现出的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即0.770～0.800之间小幅波动的态势。同时，横向比较发现，到2014年，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最高，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最低。
第三，就高端技术产业而言，纵向的发展变化趋势也不尽相同，上海与江苏同构度呈现的是波动中上升，而后又在波动中下降的变化趋势，由2000年的0.831上升到了2005年的0.852，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61，当然，总体呈现的是结构趋异；上海与浙江同构度呈现的是波动中下降的变化趋势，由2000年的0.789下降到了2014年的0.686；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呈现的是先波动下降而后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从2000年的0.848下降到了2005年的0.737，而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51，呈微有趋同的变化趋势。在这三种变化规律的作用下，整个长三角高端技术产业平均同构度的变化呈现出的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小幅波动的态势。同时，横向比较发现，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最高，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最低。
第四，比较低端、中端和高端技术产业的同构度发现，低端技术产业的同构度最低，中端技术产业的同构度最高，高端技术产业的同构度居中。而且，低端技术产业已经不存在同构现象，而高端和中端技术产业仍然存在同构现象。
五、分析与讨论
第一，分析表明，从整个制造业来看，到目前为止长三角仍然处于同构状态。但有两点应当明确：一是多年来该地区制造业呈现出的是结构趋异化的发展态势，这是产业结构演进中最大的特点。二是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已经显著下降，同构明显的是江苏与浙江。尤其上海与浙江制造业已经基本不存在同构现象。因此，讨论长三角的同构问题不能笼统言之，应当明确具体的状况。
第二，分析表明，从平均水平而言，长三角两省一市间轻工业、低端技术产业的同构度分别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出现的是结构趋异的发展态势。而且发展到目前，其同构度已经低于判断同构与否的基准值，即长三角的这些类型产业已经不存在同构现象。当然，缘于以上这些类型产业在长三角的地位，我们也不能因这些产业的非同构，就低估长三制造业的同构问题。虽然，到目前为止，从产值角度看长三角轻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5%左右，低端技术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也仅有20%左右。但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十分突出，近期关于“圆珠笔之问”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长三角的上海是全国著名的制笔中心，浙江是世界闻名的制笔之乡，但关键设备、核心材料仍然需要进口，甚至连笔尖上的钢珠也需要进口[15]。
第三，分析表明，从平均水平而言，长三角两省一市间重工业、加工组装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高端技术产业分别呈现的是结构趋异的发展趋势。不过，到目前为止虽然同构度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同构状态，这仍然需要予以关注。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资本密集化、高端技术化曾是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最普遍的选择路径。2014年，长三角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已分别接近75%、70%，高端技术产业、加工组装产业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也已分别接近制造业产值的60%、55%。一方面这些产业占制造业比重很高，另一面又处于同构状态，理应引起重视。
第四，分析表明，从平均水平而言，长三角两省一市间原材料产业呈现的是结构趋同的发展态势，由同构走向了更为严重的同构，这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尽管这类产业所占制造业的比重不是很高，其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约30%。但一方面这类产业不仅是高能耗的，而且是高排放的，在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加大的背景下，转型发展已迫在眉睫。另一方面这类产业也是目前产能过剩集中的行业，行业业绩近年来持续下滑，“去产能”的任务十分繁重。
第五，测算结果表明，2005年似乎是一个特殊的时点。因为，不论从整个制造业看，还是从重工业、加工组装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端技术产业、高端技术产业等类型产业看，在本文所考查的时段内，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在该年份总是最高点，而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在该年份总是最低点。究其原因，在新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办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功，极大刺激了长三角经济的增长并使其快速融入了全球分工。在江苏追赶上海的过程中，加工贸易在两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了结构上的趋同。与此同时，浙江与江苏相比而言，则走的是一般贸易的路线，因此出现的是结构上的趋异。当然，经过几年的超常规发展，当“入世申会”效应逐步消退后，同构的状况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发展趋势。
六、结论与建议
篇9
一、江浙两省工业经济运行的总体比较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2008年,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增幅比2007年回落4•7个百分点,而浙江省2008年同比增长10•1%,比2007年回落7•8个百分点;2009年,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比2008年高出0•4个百分点,而浙江省同比增长6•2%,比2008年进一步回落3•9个百分点。可见,金融危机对浙江工业经济的影响要明显大于江苏省。图1反映的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江浙两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的变动轨迹。对比两省工业经济的月度数据变化轨迹,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细致的特征。
1)在金融危机的逐步影响下,2008年3月-2009年2月,江浙两省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均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比较而言,浙江省的回落幅度更大,最大回落幅度高达23个百分点,2009年1-2月甚至出现了同比-8%的巨大降幅;同期江苏的最大回落幅度却不到浙江的1/2,为10•2个百分点,最低增长速度也在+8%(同样出现在2009年1-2月)。
2)2009年2月开始,两省的工业经济均开始明显的复苏。江苏工业增长率在2月份就迅速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浙江省的增长率却到2009年底左右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此外,2010年1月后,两省的工业经济均出现了小幅的下降,但是浙江的情况要稍好于江苏。
3)两省工业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存在明显的差异。2008年3月-2009年4月,江苏省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最大波动幅度为14•9%,而同期浙江省的最大波动幅度却高达33•5%,是江苏省的2倍多。在这个时段,江苏省增长率的标准差为3•66%,而浙江省却达到了7•49%,也是江苏省的2倍多。
鉴于以上两省工业经济总体运行情况的具体特征,我们将分析区间划分为两个阶段:工业经济不断回落的2008年3月-2009年1月为第一阶段,工业经济逐步回稳的2009年2月-2010年4月为第二阶段。
二、两省工业增长差异的供给结构原因探讨
一般认为,江苏工业经济是偏向于外资驱动的,而浙江工业经济则是典型的民营经济主导;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与浙江省相比,江苏重工业所占的比重显著高于轻工业。于是,我们自然就会猜测,金融危机下两省工业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由于其工业结构的不同导致的。为此,我们将从轻、重工业结构和企业类型结构两个角度考察两省工业经济的变动轨迹,以此验证我们的猜测。
(一)增长率的分解
为了考察上述观点,我们先进行增长率的分解。假设一个经济由两部分组成(多部分情况下以此类推),其产出分别为Y1和Y2,总产出为Y,于是:式(1)表明:总量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由各个分量增长带来的总量增长之和,换言之,Y的增长率=Y1的增长率•Y1在Y中所占的份额+Y2的增长率•Y2在Y中所占的份额。我们将这两项分别称为Y增长率的Y1分量和Y增长率的Y2分量。
(二)工业增长率的轻重工业结构分解
从直观上观察轻、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变化情况,我们发现:在危机开始阶段的2008年4月-2009年2月,江浙两省的轻、重工业均出现了明显的同步衰退特征。进一步细致观察还可以发现:在这个时期,江苏省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同期的重工业的增长速度,而浙江省的情况却大致相反。在2009年3月以后,两省重工业的复苏均比轻工业强劲。这一直观结果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结构差异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因为它并没有考虑不同经济组成部分的权重,事实上,如果经济的某一部分仅仅占据很小的比重,那么即使其增长速度超过其他部分较多,其对总体经济的贡献也是很小的。为此,必须考虑其所占比重带来的影响。根据式(1),我们将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进行分解,得到两省工业经济增长率的重工业分量和轻工业分量,具体结果分别绘于图2(江苏省)和图3(浙江省)中。比较图2和图3,我们发现:在危机日益严重的第一阶段,江苏工业经济增长率的重工业分量明显大于其轻工业分量,由此可以认为重工业的确是稳定江苏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轻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下降的影响。浙江省有所不同,尽管其重工业的表现也要略好于轻工业,但基本出现了同步下滑的特征,从而它没有支撑住浙江工业经济的整体下滑。在工业经济明显复苏的第二阶段,江苏省工业增长率的轻工业分量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而重工业分量却明显回升到了一个比原先更高的水平。与之形成对照,浙江省工业增长率的轻工业分量和重工业分量却双双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重工业分量的上升力量尤为强劲,以此成为其工业经济迅速回升的主力军,与此同时,轻工业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三)工业增长率的企业类型结构分解
从企业类型上,由于私营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在江浙工业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为此,我们仅对它们的增长率分量的变化情况进行观察,具体计算结果将其描绘在图4和图5中。
从图4可以看出,江苏的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工业的增长率分量在第一阶段急剧下降,到2009年1月到达了最低点,其中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全年其值低于私营工业的增长率分量,说明它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低于私营工业的贡献。相对而言,私营工业却非常稳定,其增长率分量大多保持在4%~8%之间。
由此可见,稳定增长的私营工业才是江苏工业经济保持稳定的重要力量,而不是外资和港澳台投资工业。这一结论与人们通常的观点是相左的。浙江的情况与江苏有所不同(见图5)。首先表现为浙江私营工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增长率在第一阶段的同步大幅回落和在第二阶段的同步稳定回升,其中私营工业在第二阶段的回升势头尤为强劲;其次表现为其私营工业的增长率分量始终大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的增长率分量,这与私营工业占据较大比重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浙江省私营工业、港澳台投资工业与外商投资工业增长率分量变动的同步性特征非常明显,因此,浙江工业经济的衰退和复苏其实是一种整体性的衰退和复苏。考虑到浙江省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可以大致推测,浙江工业经济的衰退和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部需求萎缩和随后的复苏直接作用的结果。
三、两省工业增长差异的需求结构原因探讨
消费、投资与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尽管对一个区域来说,直接分析这三种力量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往往无法按区域直接分割满足各地区消费需求的具体供给指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消费、投资与出口的数据对比,从一个侧面大致看出推动经济增长(或衰退)的力量对比。从两省消费、出口和投资额绝对值的变动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两省的出口总额出现了很大幅度的波动,其中在第一阶段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轨迹,在第二阶段总体出现了持续性的回升态势;第二,不论是在第一还是第二阶段,消费变量基本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第三,工业投资额与工业增加值轨迹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同构现象;第四,两省的出口变动明显要比工业经济增加值及其他变量滞后一期,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出口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一)各需求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从国家层面上说,消费、投资、出口均会正向影响工业增加值。但对一个地区来说,情况就会有些不同。经计算,我们得到金融危机以来江苏和浙江的工业增加值、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投资额和出口总额变量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具体见表1。数据表明,江苏省的工业增加值与消费、投资及出口的相关系数差距不大,大致说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股力量比较均衡;另外,消费与投资正相关、投资与出口负相关,说明江苏的工业经济比较重视国内需求,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不是很高。而浙江省的情况有明显的不同,其工业增加值与投资及出口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0•82和0•77,说明浙江工业经济的投资依赖与出口依赖特征非常明显;另外,出口与投资相关程度较高(相关系数达到0•62)、投资与消费负相关,说明外部需求依赖性的特征依然严重。可见,江苏工业在保持经济内外需求的平衡方面要明显好于浙江工业经济,这应该也是在金融危机中两省工业经济产生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二)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江浙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分析
我们将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江浙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具体的计量经济学方程如下:lnY=β0+β1lnC+β2lnI+β3lnX+ε(2)其中:Y为工业增加值,C为消费总额、I为工业投资总额、X为出口总额、ε为随机误差项。
1.总体差异比较
利用852008年3月-2010年4月两省工业经济运行的月度数据,在E-Views软件上运行,分别得到以下结果:江苏省:浙江省:比较方程(3)和(4),我们发现:第一,江苏工业增加值对国内消费的弹性为0•4556,高于浙江的0•4326;第二,浙江工业增加值对投资的弹性(0•2847)明显高于江苏(0•1474);第三,浙江工业增加值对出口的弹性(0•3742)也明显高于江苏(0•3406)。
2.分阶段比较
比较第一第二阶段的弹性系数,大致可以判断出危机前后两省需求力量的变化,我们将分阶段拟合系数列于表2中。比较两省在第一阶段的拟合系数,发现江苏工业增加值对出口的弹性系数为0•368,明显低于浙江省的0•446,由于这一时期消费基本稳定、投资弹性不大,因此,在出口迅速萎缩的情况下,这一因素也就成为浙江工业经济衰退更为严重的根源。比较第一、第二阶段两省拟合系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两省工业增加值的消费弹性下降、增加值的投资和出口弹性上升,因此,可以认为两省工业经济迅速回升的力量还是主要来自出口需求的强劲复苏和投资弹性的上升。
篇10
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东亚模式”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此期间,韩国在世界经济膨胀的背景下推行了依靠国家与跨国企业紧密结合的发展战略,创造了“韩国奇迹”,自此,韩国正式踏上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之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韩国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单极化”的特点,首都首尔成了“众矢之的”,承担起了韩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使命。
早在二战时期,得益于统治者们商人、企业家和地主的社会角色,韩国就在日本的耳濡目染下懵懂地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战后,独立的韩国不仅将原有的发展成果进一步深化,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功能优化层面,越来越多的二级城市成长起来,首尔的功能渐渐被分担,大都市区面积不断扩大,功能愈加健全。
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院长李景台2008年访华时曾表示,韩国的城市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城市化速度快。1960-1970年间,韩国城市人口以每年5.6%的增长率递增,到1970年底,全国城市化率达到50.2%。到了20世纪80年代,韩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实现了从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据统计,1960-1980年间,全国城市的数量由27个增加到了40个,城市人口达到了2143万,占总人口数的57.3%。仅用了二十余年,韩国就蜕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第二,韩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集聚现象严重。据统计,1980年韩国城市每平方公里人口的数量为4587人,首尔更是达到了13343人,连大阪和纽约都难以望其项背。大量的劳动力涌入首尔,为其建设添砖加瓦的同时,也慢慢改变着当地的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
首先,当地的产业类型发生了变化,轻工业受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刺激得到很大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其次,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加青睐女工,全国的男女比例平均值一度达到99.2∶100;第三,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凸显;第四,文化融合造就意识形态变化,地方保护主义思维升级。
“首尔效应”
2000年来首尔一直是朝鲜半岛的首府,这是首尔多年来扮演的历史角色。然而,中央集权的统治史并不是首尔人口膨胀的唯一因素。韩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施的一些人口政策和经济战略远远超过了历史对首尔的影响。为了配合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政府在首尔建设了两个工业区,一个位于京畿道,一个位于庆尚道,首尔对其他地区人口的拉力初步形成。在此期间,韩国政府的富农政策效果不甚理想,二元经济效应凸显,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对本地区居民产生了推力。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导致大量的农民迁移到了城市,首尔的城市规模再一次被扩大,韩国人口单极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当时,大约有1/4的居民居住在首尔及其周边,其中又有一半的人集中在大都会地区。
1964年,韩国政府在首尔投资兴建了国内首个出口工业区――九老洞工业区,1967年,另外一个工业区也在首尔正式开工。工业区的兴建吸引了大量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入驻。1970年,庆尚北道开始筹建综合钢厂,龟尾市筹建了一个电子工业园区。同年,现代集团在庆尚南道蔚山地区开设了造船公司,之后又在该地成立了一个汽车配件公司。1974年,一个为支持军工行业而规划兴建的机械化工业区在昌原揭牌。
于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区集中在了京畿道,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区集中在了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通勤时间,年轻的女工们蜂拥至京畿道,开始她们一天的工作――制造服装和电子零部件。这种模式运行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首尔地区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据统计,1985年,首尔的男女比例为86.9∶100,而其他轻工业密集地区的人口比例也呈现这样的趋势,重工业地区则恰恰相反。这种强烈反差表明,对于首尔地区而言,轻工业吸引到的女性要比重工业吸引到的男性数量多,女性移民的总规模大于男性。
20世纪70年代,首尔市第一次出现了自然增长(出生)超过社会增长(移民)的现象,人口反向流动(从首尔流向周边城区)开始。到了80年代,新型城镇应运而生。与此同时,首尔市经历了另外一场结构性的变化,即城市功能再配置。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功能区都集中于首尔市的市中心,是典型的单核城市。由于人口迁移方向的变化,城区面积不断扩展,城市功能也获得了第二次配置的机会,1963年功能区再配置后,多核心的城市架构逐渐形成。
“后城市化时代”的新问题
韩国的城市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情绪激增。前文曾提到,韩国的工业化政策需要在某些地区创建新型工业区,这导致了大量的工人涌入市区。在为城市化加速的同时,这部分人口与本地人口的融合也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民主意识和政治观念,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主义情绪与日俱增。例如,在1987年的总统选举中,每个地区都只支持本地区的候选人,这种现象在1988年的普选、1989年的大选和1996年的普选中都有所体现。
其次,城市贫民队伍扩大。早在殖民地时期,城市贫民阶层就已存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阶层的人口数量达到空前水平。1964年,首尔的棚户区数量为8.4万个,之后由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棚户的数量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长,1970年到了18.5万个。一个由首尔自治政府1979年进行的调查显示,贫困人口占全体市民的22%,按照韩国当时的居住权保护法标准计算,有20万人被划为贫困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