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范文
时间：2023-03-30 19:14:2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事在人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有志始知蓬莱近，无为总觉咫尺远。
3、雄心壮志是茫茫黑夜中的北斗星。
4、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复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摧。
5、不怕路远，就怕志短。
6、志高山峰矮，路从脚下伸。
7、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计，无志者只感千难万难。
8、有志登山顶，无志站山脚。
9、有志的人战天斗地，无志的人怨天恨地。
10、人生志气立，所贵功业昌。
11、人若有志，万事可为。
12、并非神仙才能烧陶器，有志的人总可以学得精手艺。
13、有志者能使石头长出青草来。
14、壮志与毅力是事业的双翼。
15、志不真则心不热，心不热则功不贤。
16、把意念沉潜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
17、壮志与毅力是事业的双翼。
18、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
19、褴褛衣内可藏志。
20、志气和贫困是患难兄弟，世人常见他们伴在一起。
21、对没志气的人，路程显得远；对没有银钱的人，城镇显得远。
22、有志者，事竟成。
23、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者。
24、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25、志正则众邪不生。
26、鸟贵有翼，人贵有志。
27、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
28、志，气之帅也。
29、石看纹理山看脉，人看志气树看材。
30、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
31、志坚者，功名之柱也。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
32、心志要坚，意趣要乐。
33、一人立志，万夫莫敌。
34、强行者有志。
35、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材，亦必有坚忍不拨之志。
36、丈夫四海志，万里犹比邻。
37、才自清明志自高。
38、寄言燕雀莫相唣，自有云霄万里高。
39、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
40、丈夫志不大，何以佐乾坤。
41、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
42、沧海可填山可移，男儿志气当如斯。
43、与其当一辈子乌鸦，莫如当一次鹰。
44、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
45、远大的希望造就伟大的人物。
46、卒子过河，（名人名言www。veryok。net）意在吃帅。
47、鱼跳龙门往上游。
48、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
49、心随朗月高，志与秋霜洁。
50、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51、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
52、志当存高远。
53、少年心事当拿云。
54、人无志向，和迷途的盲人一样。
55、鸟不展翅膀难高飞。
56、母鸡的理想不过是一把糠。
57、一个人如果胸无大志，即使再有壮丽的举动也称不上是伟人。
58、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
59、男儿不展同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
60、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
61、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为无也。
62、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
63、胸无大志，枉活一世。
64、志不立，如无舵这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65、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
66、人生各有志。
67、丈夫志气薄，儿女安得知？
68、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
68、儿童有无抱负，这无关紧要，可成年人则不可胸无大志。
70、让自己的内心藏着一条巨龙，既是一种苦刑，也是一种乐趣。
篇2
[关键词]：代位权 效果归属 突破
代位权制度成型于法国古老的习惯法中，最早由法国民法典予以明文规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强制执行规定的不完善，特别是不动产的转让、请求给付债权及其他财产权执行方法的欠缺。由于该项权利仅能在诉讼上行使，故法国学者称之为“间接诉权”。法国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日本民法典及意大利民法典都对代位权作出了规定。[i]
1999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名义行使债务人的债权。”这表明代位权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终于得到了确立，使代位权制度从以往学者的理论中走进了社会生活。
一、代位权的界定
所谓代位权，指的是如果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已负迟延责任又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时，债权人为保全其债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权利的权利。[ii]可见，代位权人并非债务人的人，代位权也不是权。权人为被人的利益而为行为，则其正常活动的法律效果自然应当直接归属于被人，而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增加债务人财产的效果，但债权人代债务人行使权利的初衷是旨在保护自己的债权不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对次债务人的权利而受损害，并不是单纯为了债务人的利益而行使此种权利。、
《合同法》所规定的代位权以传统的代位权理论为基础，是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孳生的三角债以及债务人逃废债现象而确立的一种新的债的保全制度。代位权制度作为债的担保制度和合同责任制度的补充，得以更有效地保障债权人利益，督促债务人切实履行债务，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秩序。
二、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在理解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时，应当注意“保护债权人的债权”和“保护债务人的经济自由”，即维护交易安全与尊重债务人的意思自由这两个价值目标之间的平衡。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iii]第11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该符合下列条件：（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2）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务人造成损害的；（3）债务人的债权已经到期；（4）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从法律上明确而严格限定了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要件。以下对代位权行使的各要件作一番分析：
（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这是代位权行使的首要条件。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必须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这里的“合法”是显而易见的合法，是人民法院受理起诉时的判断，而不是经过严格的审判程序之后的最终确定性。[iv]在此前提之下，应注意区分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债权人的代位权原则上只应代位合同之债，而不应代位侵权之债，因为大部分侵权之债都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因此不应成为代位权的客体。至于合同之债是基于何种类型的合同则在所不问，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提供劳务的合同、完成工作的合同等均可成为代位权的基础。但如果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成立，或者具有无效或可撤销的因素而应当被宣告无效或者可能被撤销，或者债权债务已经被解除，或者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是一种自然债权，则债权人并不享有代位权。
有学者提出，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还必须确定。所谓债权必须确定是指，债务人对于债权的存在以及内容并没有异议，或者债权已经经过了法院和仲裁机构裁判后所确定的债权。[v]而也有学者认为代位权之行使只要求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确定，而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之确定并非必备要件。[vi]笔者以为这种观点较为可取。因为在前一种关系中，如果债权不确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出代位权诉讼，次债务人因难以知道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真实债务情况，而难以对债权人提出抗辩。而在后一种关系中，若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次债务人可以基于自己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确定而将原本对债务人的抗辩事由得转为对抗债权人。倘若要债权人完全了解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待此种债权确定后方可行使代位权，无疑将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设置了相当大的障碍。
（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务人造成损害
首先，如何理解“怠于行使”的含义？
《合同法解释（一）》第13条作出了相应规定：“合同法73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这表明债务人只有以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才不构成“怠于行使”，仅仅以私力救济方式主张权利，如直接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或向其人主张权利，甚至包括向民间调解委员会或行政机关请求处理都属于“怠于行使”之列。这样的规定不仅提供了一种明确的客观标准据以判断怠于行使的构成，亦可避免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恶意串通对抗债权人的代位权，使债权人的代位权形同虚设。
其次，如何理解损害的含义？
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13条的规定，此处的“损害”不同于一般的损害赔偿之“损害”。如果要求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举证证明自己的债权受到了具体的、实质性的损害，则无疑是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设置了障碍。因此，只要债务人未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债权人的债权因债务人的迟延履行而有不能实现之虞，便可视为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
（三）债务人的债权已经到期
无论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还是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都应当是到期的债权，即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一般必须两个债权均已到期。但在特殊情况下，要求债权人所享有的债权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绝对到期也是不合理的。《日本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都规定，虽然债务未届履行期，但债权人专为保存债务人权利的行为，如时效中断、申请登记、申报破产债权等，债权人都可以代位行使。[vii]之所以允许债权人提前行使代位权，主要是出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如果债权人必须等到履行期届满后才能主张代位权，则可能使债权人原本应有的权利丧失，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再行使代位权已丧失其意义。故在例外之情形下，允许债权人在履行期届满前行使代位权，是合理的而且必要的。
（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对于什么是“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在学界有如下几种表述：（1）认为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是指法律规定不得让与或不得继承的权利，这两类权利债权人不得行使代位权；[viii]（2）认为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包括财产继承权、离婚时的财产请求权、抚养费请求权、人身侵害的是损害赔偿权以及不得强制执行的权利以及不得让与的权利；[ix]（3）认为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主要是指须由债务人亲自行使方能产生法律效力的权利，如养老金、慰抚金、退休金、执行程序中所保留的生活必需品等等。[x]而《合同法解释（一）》第12条则将“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解释为：“基于抚养关系、扶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费、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此规定是对《合同法》第73条第1款的部分重申和具体化。
同时，《合同法解释（一）》第13条将作为代位权客体的债权限定于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也就是说，不但以劳务为标的的债权或者不作为债权不能被代位行使，而且那些不是以金钱给付为标的的债权（例如物的交付），也不能成为代位权的标的。其理由在于，如果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债权是以物的交付、提供劳务为标的而非金钱给付，则将导致诉讼的烦琐，在具体操作上也比较困难，甚至出现给付不能的情况。因此将该债权限定于金钱债权，不仅使代位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便于操作，也使清偿关系清楚，程序简单而容易确定。
三、代位权行使效果之归属
对于债权人依法行使代位权后次债务人应向谁清偿债务，即债权人代行债务人的债权因此而获得的利益应当归属与债权人还是债务人，存在两种观点的对立。
以王利明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依据传统民法上的代位权理论，认为代位权行使的直接效果应归属于债务人。因为按照债的相对性，次债务人只对债务人负有履行义务，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不能要求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只能要求次债务人向债务人履行义务。 如果债权人直接接受履行，不仅破坏了债的相对性原则，而且在存在数个债权人的情况下，也损害了其他未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后，次债务人应向债务人清偿的财产，首先应交付给债务人作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然后才能用于清偿债权人的债权。[xi]
而《合同法解释（一）》第11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以消灭”。这可以得出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受领代位权行使的结果之结论，而以此结论为前提又可以进一步推导出相对于其他未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而言，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对次债务人的给付享有优先权，即在受偿时具有优先的效力。我国合同法上在代位权制度方面对传统民法代位权理论的重大突破，可谓是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独特作法。比较而言其更能体现出现代交易活动所要求的效能原则。
首先，法律赋予债权人在债务人怠于行使自己到期债权而可能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得以越过债务人，直接对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追索债务人的权利。笔者认为此种权利不仅具有程序意义，而且具有实体意义。表现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不仅仅是对债权行使的代位，而且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发生抵销的效果。这样规定的理论依据在于债务人对债权人享有抵销权，实践根据在于其有利于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的“三角债”问题的解决。基于此，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令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以抵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并且使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
其次，将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获得的利益归属于债务人，只能是徒增程序上的繁杂和不便而已。因为代位权诉讼本来就是基于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而发生的，如果法院判决债权归债务人直接受领，而债务人再怠于受领，则无疑与设置此程序的目的不相吻合。[xii]退一步讲，即使债权人及时受领代位权之行使所获利益后，债权人还得再向债务人行使请求权以实现债权，这显然是人为的使程序变得复杂起来，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和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因此将所获利益直接归属于债权人，则可以简化程序，减少中间环节，便于及时清结债权债务。
第三，出于对债权人的激励机制而言，我们应当允许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在事实上得以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代位权诉讼不同于债务人清算程序或者破产程序。清算程序或者破产程序设置的立足点更多的放在使众多债权人平等受偿上，而代位权制度的设立则侧重于保护那些积极行使权利的人，让没有行使权利的其他债权人轻而易举地分享积极行使者辛苦得来的成果，这显然不公。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具有“经济理性”的债权人丧失行使代位权的积极性，进而使代位权制度的设立失去其意义。
第四，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范围的限制决定了可以将所得利益直接归属债权人，而与此同时次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及其利益均无影响。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限制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既不能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数额，也不能超过次债务人所负债务数额，对超出的部分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其二、《合同法解释（一）》第18条第1款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即凡是次债务人可以对抗债务人的一切抗辩，如诉讼时效届满的抗、抵销的抗辩、同时履行的抗辩等都可以用以对抗债权人。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所获利益归属于债权人而非债务人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使法院在实际操作该制度时非常便利。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修订版，第380页
[2] 、 陈荣宗《代位诉讼既判力研究》，载《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三民书局，1996年版
[3] 、以下简称为《合同法解释（一）》
[4] 、徐开墅《论债权的保全制度》，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4期
[5] 、王闯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解》，载《判解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6] 、同前引（1） 王利明、崔建远书 第386页
[7] 、同前引（5） 王闯文 第109页
[8] 、刘家琛《合同法新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第122页
[9] 、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第200页
[10] 、谢晓尧等《新合同法要义》，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 第186页
篇3
1、因为地球对我们的引力变成了向心力，从而导致我们平时四肢感受到的压力全部消失了，也就可以在太空中漂浮了。
2、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想要停留在地球的某个上空时，向心加速度就会突然消失，重力加速度马上会支持我们整个世界，那样，我们就会急速下降，然后粉身碎骨，那种感觉就像是蹦极一样。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关键词：状补易位 三个平面 时序象似性 感知难度
“补语”作为汉语学界重要的语法范畴之一，来源于英语“complement”，最初由黎锦熙先生在1924年问世的《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出，但随着赵元任Mandarin Priner（1948）的出版，传统语法中“complement”外延被扩大。李荣继承赵元任的说法，在《语法讲话》中用“补语”取代“补足语”，由此这两个术语开始混用。对此，陆丙甫提出将原有“补语”译成“supplement”或“Buyu”。金立鑫则将汉语补语拆分成后置状语（postposed adverbial）和次级谓语（secondary predication），认为修饰或限定动词的都是状语。本文从汉语状语和补语易位的角度，基于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和古代汉语语料库，结合“三维”语法理论，从历时的角度分析汉语状语如何从古代前置和后置皆可到现代汉语前置为常规的现状，并将现代汉语状语与汉语补语进行比较分析。
一、古汉语中的状补易位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古时期不存在表示结果的动补结构，而是用状动结构来表示。如《孟子》“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一句中“饱/暖/逸”三字，虽然表示的是结果，但是在句中仍然前置。
本节对状语分析主要是根据介词“以”字结构的语序、状语标记以及主观化结构方式状语的有无。基于此，将汉语状语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A.先秦至西汉，“以”字等结构可前置也可以后置；B.东汉至宋代，语序确定，介词结构“以”一般前置；C.元明清至今，主观化形式成熟时期，状语标记成熟以及主观化结构作方式状语。[1]
（一）先秦至西汉
1.“以”字结构状语前置情况
（1）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今文尚书》）
（2）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
（3）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周易》）
例（1）“遒人以木铎徇于路”中，“以木铎徇”译成现代汉语即为“遒人拿着木铎询问”；例（2）中的“君子以自强不息”译成现代汉语即为“君子凭借发奋图强而不停息”；例（3）中，“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译成现代汉语即为“天才能用美满的利益让天下人受益”。以上三句中的状语“以木铎”“以自强”“以美利”均作为状语前置于谓语前，描述的是动作的伴随情况。
2.“以”字结构状语后置情况
（4）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今文尚书》）
（5）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今文尚书》）
（6）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今文尚书》）
例（4）中，“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整理成一般语序，即为“以言敷奏，以功明试，以庸车服”；例（5）中，“劝之以九歌”整理成一般语序，即为“以九歌劝之”；例（6）中，“肆予以尔众士”整理成一般语序，即为“以尔众士肆予”。从上述三个句子可以看出，都是“以”字后置与宾语的“以”字结构作方式状语。
从整理出的部分语料中可以看出，“以”字结构状语的前置和后置情况均较为普遍，且都较为简短，语义指向都比较简单。
（二）东汉至宋代
1.“以”字结构一般前置
（7）律令烦多，百有馀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东汉《全汉文》）
（8）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东汉《全汉文》）
（9）顾骏马[以]徘徊，哥虞兮而流涕。（唐《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10）乃[以]武德三年太岁庚辰二月乙未朔八日壬寅归葬於万……（唐《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11）帝於颛顼为族子（其母不见），[以]水承木，天下号曰高辛氏。（北宋《册府元龟》）
（12）勋为唐侯，挚在位一年而放勋立，是为尧帝。[以]火承木，天下号曰陶唐氏。（北宋《册府元龟》）
上述例句中，有例（7）、例（10）“以”字结构的时间状语，来说明那一个时间段内正在进行的活动；也有例（8）、例（9）、例（11）和例（12）之类“以”字结构的方式状语，来说明动作进行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属于动作的伴随情况。
2.“以”字结构存在后置
（13）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东汉《全汉文》）
（14）佛印元公，劝之[以]应翠岩之命。（北宋《禅林僧宝传》）
（15）楚人[以]山鸡为凤。世传[以]为笑。（北宋《禅林僧宝传》）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例（15），第一个“以”字解释为“把”，第二个“以”解释为“以致”，即“楚人把山鸡当作凤凰，世人以致将（这件事）当作笑谈传播开来”。从中可以看出，这句话中后半段是“以”字结构的后置。
（三）元明清至今
该时期的状语标记和形式逐渐成熟，出现主观化结构作方式状语。
（16）弹后[以]木板擦成长条[以]登纺车，引绪纠成纱缕。（明《天工开物》）
（17）夫通之贸死[以]争者，亦人之常情。（清《宋论》）
（18）哀者哀，而哀已节者固不[以]乐乱之。（清《宋论》）
上述句子中例（17）、例（18）两句中“冒死以争”和“哀已节者固不以乐乱之”均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化评价，是从作者自己的视角出发对行为进行的描述。例（16）中第一个“以”代表了这一时期状语的标记。从整体上看，状语的形式逐渐发展成熟，且语义指向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复杂。
在对“以”字介词结构做了纵向的梳理之后，我们还应当看到，古代汉语中的状语前置和状语后置还存在其他的形式。首先从状语前置来看：
（19）今天下三分。（诸葛亮《出师表》）
上述句子中“今天下三分”，按照常规语序，应变成“天下今三分”。即句子中时间名词作状语，常放在主语前面。当然，还存在时间名词作状语不提前的。如：
（20）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庄子・秋水》）
此外，程度副词作状语，常远离谓语。如：
（21）去病大为仲孺买田宅奴婢而去。（《汉书・霍光传》）
句中“大”应该放在谓语“买”前面，即“去病为仲孺大买田宅奴婢而去”。
其次，状语后置现象在古代汉语中也十分普遍。例如：
（22）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战国策・魏策》）
句中“受地于先王”应当转换成“于先王受地”。
（23）咨臣以当世之事。（《出师表》）
该句转换为“以当世之事咨臣”。
（24）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
该句转换为“蜀道之难，于上青天难”。
“于”最经常的用法是引介处所、工具、时间、原因、比较对象等名词性成分，但它们都不是和动词关系最密切的论元成分，在句法上也就不投射为宾语。“于”前的成分动作性比较弱，“于”后的名词性成分具体性比较弱，根据Hopper和Thompson（1980）的及物性理论，这样的动词和名词之间的及物性程度较低。高及物性的典型动宾结构则表现为动词是动作动词，宾语是具体名词。[2]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于”类似于动名之间低及物性的一个标记。而不能简单从节律切分的角度，把“于”后面的成分看作宾语。
二、现代汉语中的状补易位
（一）次级谓语的不足
以金立鑫为代表的一派学者，依据其句法语义关系将传统语法中的补语分化成次级谓语和后置状语两个大类。金立鑫把次级谓语定义为“针对谓词以外的名词性成分的数谓（核心是谓词），它们与被述谓的名词构成完整的述谓结构（或自成一个独立自足的述谓结构），且句法位置在主要动词之后”[3]。总的来说，金立鑫总结的次级谓语的必要条件有：核心为一个谓词，述谓句中某个名词性成分，其主要句法位置处在主要谓语动词之后。上述三者共同构成了充分条件。由此引发了我们对状语和补语易位的进一步思索。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25）很快地走
（26）走得很快
上述“很快地走”和“走得很快”有区别。首先，“走”要求施事能够发出，而且“走”的方式也可以各不相同，这不是“走”的语义本身要求的，而是施事主体赋予的。所以，“很快”指向的是主语，不同的是“很快地走”强调的是“走”；“走得很快”带有评议性质，突出的是“很快”。另外，“很”本身带有副词、状语的性质，所以可以把后置的部分提前。
（27）吃得精光
（28）*精光地吃
（29）辛勤地工作
（30）*工作得辛勤
“吃得精光”中的“精光”指向的是食物，而“吃”的主体是人或动物，所以二者不相符合。从“吃得精光”也可以看出，补语指向的是述语，是对句中主要谓语的描述，而不是针对某个名词性成分。因此。充当补语的成分不能处理成次级谓语。
根据陆丙甫、金立鑫《语言类型学教程》中提出的“时序象似性”原则[4]，认为“时序象似性”也可看作一种事理顺序，也就是说时序和语序之间的一致性原则。时序象似性在连动结构中表现最为突出。在本文中，我们也可运用这条原则解释上述两个句子。很明显，“精光”的状态是发生在“吃”的动作之后的，所以反映在结构里面就有“吃得精光”而不会有“精光地吃”。
同理，“辛勤地工作”描述了工作时的状态和态度，“工作”和“辛勤”是伴随出现的，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所以也就不存在“工作得辛勤”此类表达。
（31）工作得辛苦
（32）辛苦地工作
上述例（31）、例（32）和例（29）、例（30）类似，为什么例（31）、例（32）两句均合法？“辛苦”是具体的述行形容词，指的是身心的劳苦，指向的是工作中人的具体运行情状。而“辛勤”则侧重于人的品格，不容易被具体感知，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加以推断而得出，较为抽象。因此，“辛苦”前置和后置皆可，而“辛勤”只能前置作为状态形容词。
另外，后置状语的不足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当补语说明动作的受事、施事或当事时，即作为情态补语时，补语无法前置为状语；[5]
（33）罪犯吓得面如土色。
（34）*罪犯面如土色地吓。
例（33）、例（34）中“面如土色”只是对受事“罪犯”受惊吓的程度的补充说明。
2.当形容词谓语后的补语以形容词为前提时，补语一般不前置作状语。
（35）教室里吵得什么都听不清。
（36）*教室里什么都听不清地吵。
上述句子中要先有“吵”的情况的发生，才会有“什么都听不清”这个结果的出现。
（二）信息焦点与状补易位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从语用角度来看，一句话中前半部分往往是旧信息（已知信息），后半段是新信息（未知信息）。如果要表达焦点信息，就可以通过调整常规语序，把需要突出的信息置于焦点的位置。那么同一个词语在句子中状补易位，则该句法成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当状语后移成句末常规焦点的信息，就成了全句的信息重点。如：
（37）我常常在学校出现。
（38）我常常出现在学校。
例（38）中“在学校”从状语的位置转移到了句末的位置，成了整个交际的未知信息。正如陆丙甫所说的“汉语语序带来的焦点性状语的补语化”。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感知难度计量验证汉语语序带来焦点性状语的“补语化”的合理性。心理学中有一个认可度较高的结论是，结构程度越高的材料，越容易为人脑信息加工机制所记忆和处理。基于此，我们可以把处理过程中大脑里每时每刻需要记住的平均板块数，作为衡量语句感知难度的基本指数，称为“平均感知难度”，用PN表示。[6]
（39）他 疼得 像 肠子 里头 绞 似的。
1 2 2 2 3 4 1
（40）他 像 肠子 里头 绞 似地 疼。
1 2 2 3 4 5 1
所以，此时PN（39）=（1+2+2+2+3+4+1）/7=2.14，PN（40）=（1+2+2+3+4+5+1）/7=2.57，很明显，PN（40）>PN（39），也就是说焦点性状语的补语化可以降低整个句子的感知难度，从而更有利于听者进行语句的解码吸收。
此外，上述例（39）可回答“他疼得怎么样？”，提问方式比起提问内容可以获得更多新的信息，回答时也多和谓词性相关，而不是与体词性相关。因为体词的可别度高于谓词，因此相对而言谓词往往后置。
综上所述，在古代汉语状语和补语的发展历程中，上古时期不存在表示结果的动补结构，而是用状动结构来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知和思维不断深入发展，修饰或限定动词的状语从前后置皆可逐渐演变为以前置为常位，补语以后置为常位，并进一步靠近现代的表达习惯；其次，通过时序象似性的原则和谓词的语义指向，说明了现代汉语中设置“后置状语”这一概念的不合理性；最后，通过听者感知难度的测量，进一步说明论证汉语语序带来焦点性状语的“补语化”的合理性。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汉语状态补语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项目编号：15YY01]。）
参考文献：
[1]何洪锋.先秦至西汉的前置方式状语[J].语言研究，2007，（4）.
[2]董秀芳.古汉语中动名之间“于/於”的功能再认识[J].古汉语研究，2006，（2）
[3]金立鑫.解决汉语补语问题的一个可行性方案[J].中国语文，2009，（5）.
[4]陆丙甫，金立鑫.语言类型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祁艳.现代汉语状语与补语易位现象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篇5
是为了自己的财产吗？在辛勤赚了一生，最终死亡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并且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
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吗，去争取自己在某一地段的地位，但最后你会发现，你其实什么都没有……
如果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那活着就会有很大的价值，比起那些为了钱、地位的人好的太多了，这些人为了大众利益可以奉献自己的一生……
篇6
关键词：以人为本；再认识；可持续发展；绿色设计
1 对“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的认识
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的理解，一方面是“以人为本”中人的含义。首先，“以人为本”中“人”非狭义具体指某个人，而是广泛的所有的人。其次，“以人为本”中的“人”不能用于人的欲望，否则就变成了以欲望为本。再次，“以人为本”的“人”也不是任何利益集团的成员，而应该是全人类（现在的人类、将来的人类）。因此，“以人为本”的“人”是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全面发展的人类。另一方面是“以人为本”中的“本”的含义。“以人为本”的“本”是“根本”的“本”。“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是要求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结合人与时代、环境等因素协调发展的规律，以全人类的长远利益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为基础的一种设计理念。
2 对“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的再认识
2.1 “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要求产品更加注重设计的个性需求
在消费水平不断增长的当下，人们对产品的选择逐渐从满足需求到满意需求，大批量生产消费时代与追求个性化商品以及个性化购物的交织的时代。消费者对个性产品的追求使设计产品的丰富多彩，设计风格形式多样性发展，产品设计由“以人的共性为本”向“以人的个性为本”转化，个性化设计已成为设计师们关注的对象之一，其特点在产品上得以体现。如：“石头记”饰品店，不仅它的饰品设计属于个性化设计，而且其品牌标语（世上仅此一件，今生与你结缘）设计上也很独特很有个性。“世上仅此一件” 此句直指产品本身，体现的是石头记饰品本身的珍贵和其个性的设计，而“今生与你结缘” 体现得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并说明了人生的主角就是你，而这里的你又是指每一个人，所以它充分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设计理念。与此同时微妙地道出人们对于个性化饰品的追求。从石头记的个性化设计上看出，设计的个性化不仅体现在产品本身的设计上，而且还体现产品设计的方方面面上。
“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要求产品更加注重设计的个性需求。设计的个性化使得产品种类呈多样化趋势。产品种类的个性化、多样化不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也使产品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时，人们的情感爱好便直接影响着产品的设计。人的情感与产品的设计相融合，使得产品的设计更具人性化。
2.2 “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要求产品更趋人性化
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中，人们希望着某些东西能更加智能化，使得我们的生活能稍微缓慢一下；在人情冷淡的信息时代，人们期盼着更多情感化的设计的出现。消费者的这种需求，使“以人为本”的设计上升到对人的精神关怀。设计的人性化要求其产品更加科学化、智能化、情感化，这些便成为设计师追求的另一目标。
2.2.1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要求产品更为科学化、智能化
在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是极其混乱的，日常生活没有规律。身处知能经济时代[1]的我们，期待的生活能更加智能化、简洁化。尤其是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没时间去处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希望有更为方便、智能的产品出现。如：手机已从刚刚开始的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功能延伸到了语音短信、语音智能记录会议内容等高级智能服务功能。又如英国ICL电脑公司和电器制造商伊莱克斯公司联合推出了伊莱克斯的智能冰箱，在冰箱门上安装了一块触摸屏，能够显示冰箱内的食品数量，当某种食品减少到一定程度，智能冰箱就会提醒主人，并可通过冰箱的网络下单，向网上商店采购。让忙碌的工薪阶层省去了烦琐的家庭事务，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轻松。
在科技的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的今天，高科技的设计产品带给了我们很多方便，一方面它们对世界的“再现”，尤其是对人类姿势、生物行为的再现和复制，变得越来越逼真；另一方面，高科技的设计产品的进步使得人与世界的关系逐步受到信息化的控制，随时都可以储存、发送、复制、粘贴、再造。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方面，高智能设计产品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了解更加全面；另一方面，高智能的设计产品又使人们个人隐私也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这样“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便遭到迫害，人们的生产生活正在接受着来自高科技信息的挑战和考验。面对这一失控局面，就要求我们的设计更加完善，社会制度更加健全；同时还要我们的设计师要有超强的预见性。“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要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在这种理性的设计也要融入感性的因素，只有将理性和感性相结合才能有好的设计。
2.2.2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要求产品更为情感化
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逐步缩短了城乡之间的差距，现代生活方式与家庭小型化成为人们普遍的选择。然而，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和工作的流动性使得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即使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人情冷落的尴尬境地。所以人们的这种情感便希望在某些地方得以实现。例如在创意英国小区里有这样一处小景是其他小区所未有的。这就是在小区幼儿园附近的一片沙地，此地是为那些小朋友准备的。面对现代社会中，小孩子的动手能力差和独生子女间不乐意沟通这一现象，所以小区设置的这一区域。在这里孩子们可以通过想象来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任何事物，而且在这里孩子们还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协作，加强了他们情感交流和合作能力。由于儿童比较卤莽，不太会自我保护，所以设计师用旧轮胎围制而成沙地的四周，此设计举动体现了设计师对儿童的爱护，这样的设计是一种爱的情感设计。从这一场景的设计来看，它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儿童的需求而设计的，也是以人的需求为主的设计，也是及有人情味的设计。
2.3 “以人为本”的设计以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为中心
工业时代的经济给人们带来了丰盛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惨重的代价。水资源污染，淡水资源越来越匮乏，沙漠化，沙尘暴，臭氧层出现空洞……此时的人们才认识到：“只有爱护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人类才能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这时才开始关注生存与环境、发展与环境、设计与环境的关系的重要性。开始采取种种措施来挽救病危的地球，颁布各种法律条款来规范和引导经济朝着长远的方向发展。这时 “以人为本”的设计上升到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心，它代表着未来设计的发展趋势。产品是否具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性，将是设计师设计产品时的主要考虑对象。围绕这个主题，现在有许多设计界的专家学者提出了“生态设计”和“绿色设计”的想法，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3 结束语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设计师作为人类物质生活的创造者和引领人类时尚文明发展的先行者，他们的设计应当更加重视人类的精神需求。在人类与环境不协调发展的今天，我们的设计虽然已经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为指导思想，坚持绿色设计等设计策略，“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要求我们的一切设计都要从实际出发，解决我们的切身问题为基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1] 谈产品绿色设计新理念.
[2] 郑曙.以人为本设计观悖论.
篇7
“霾”在上古时就是坏天气“雾霾”一词，最晚在公元5世纪前后的史书上已出现，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上已有“雾霾”。书中的《前凉录》记载，当时在今甘肃武威这个地方发生一起以女为妻的事件。当时出现怪异的天气：“是月沉阴昏， 雾霾四塞。”
就“霾”这个字来说，相当古老，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便发现了“霾”字，着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是最早释读出此字的专家之一。在《合集》13467版上有一个，在一期7113版上有一个，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考释》中认为，雨字头下有一兽形如猫，是“霾”字是毫无疑问的。
在已出土甲骨卜辞中，少说已发现了十几个“霾”字，可见霾这种天气现象在上古时代时已出现，且不鲜见。甲骨卜辞多以天气现象来占卜吉凶，霾天一度出现较多。占卜者往往视作祸端来断析，可见霾天在上古人眼里是“坏天气”，是凶兆。
“霾”的定义最早见于晋代上古时代的“霾”是否就是现在所说的雾霾？迄今气象学界和史学界仍存在争议。以往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甲骨卜辞中的“霾”是一种沙尘暴天气。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沙尘暴冬春季节的大风天多见，甲骨卜辞中的“霾”多与“雨”同时出现，显然，简单统释为“沙尘暴”是不妥的。
依现代气象学的观点，沙尘天气按能见度的远近可分为沙尘暴、浮尘、霾三种。甲骨卜辞中水份(有“雨”)多的湿霾，应该更接近空气混浊的雾霾天气;与“风”一起出现的旱霾，或更接近沙尘暴。
文史古籍中对“霾”的记载并不鲜见。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即提到了“霾”，其中《邶风·终风》有一句：“终风且霾”，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大风刮起，浮尘遮天。不过，《诗经》毕竟不是史书，最早对“霾”作出较科学界定的，是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书中第十二卷《天文志中》称：“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
不过，《晋书》中并没有灾害性霾天的记载。史书上最早的正式霾天记载见于《新唐书》，书中第三十九卷《五行志二》中“常风”条：“(长庆)三年正月丁巳朔，大风，昏霾终日”;“黄眚黄祥”条：“天复三年二月，雨土，天地昏霾”。前者是公元823年2月19日，这天是新年正月初一，自然是不好的现象，要记载下来。
疑似雾霾天自唐代后始增那么，在公元823年之前，就没有关于“霾”的气象记载吗？如果没有，《晋书》上又怎会有对“霾”的具体解释呢？这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实际上，史书上对霾的记载，并一定用“霾”字。如“土雾”、“阴雾”、“黄雾”、“昏雾”、“黑风”等，都是疑似雾霾天。这类记载在唐代中前期即已出现，如李显(中宗)当皇帝不久的景龙元年(公元707年)，灾害性天气频发，仅史载的疑似雾霾就有三次，分别是阴历六月庚午，陕西境内“雨土于陕州”;阴历九月四日，山西境内“黄雾昏浊”;十二月丁丑，“京师雨土”。而再往前，这类疑似雾霾在魏晋时代已较多发生，《晋书》上多次出现“黄雾”、“黑气”等气象描述。
篇8
数钱数到手抽筋，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多么繁重的劳动也不会觉得累，抽筋也值啊，累死也不用点钞机；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累了自然要睡个好觉，当然也不用上着闹钟爬起来赶着上班看老板的脸色了……
这句流行语说出了多少人的理想和目标：建立在经济实力上的自由――多么美妙的境界啊！
可有好事者酸溜溜地对这句话做了些修改：
数钱数到自然醒――做梦呐，睡觉睡到手抽筋――有病啦！
这一点小小的巧妙改动，就让人从天堂跌到了地狱，不能不佩服语言文字的魅力以及修改者的才思。
芸芸众生，色相百态。不夸张地说，这一年多的资本市场的盛宴狂欢，确实让很多人有了手抽筋的毛病，只不过有些人是数钱数出来的毛病，而更多的人是痛苦紧张而落下的病根。
我身边就有上述两类型的真实代表性人物：
C君，在七八年前就买了不错的商品房和轿车，还有100多万元的银行存款。穷苦出身的C君心满意足，已经是富裕的中产阶层了，他想好好补偿自己，不要再那么辛苦，就退休在家看书写字，接送刚上学的宝贝儿子，也没有再做什么投资。转眼就是几年过去了，C君依然是衣食无忧，但心里已经不再塌实了，眼看着周围的人都从贫农变成了富农或地主、资本家，而自己却从上中农变成了下中农，估计他不可能再睡到自然醒而是睡到手抽筋了。封闭不流通的钱，犹如一潭死水，慢慢会被太阳蒸发干。
L君是另一个代表性人物。在C君半退休时，他还是“负农”的处境：前几年做股票背了一身的债务，再努力用自己的工资还债。2006年初，L君的嗅觉提醒他：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他向金融界几个专家请教，证实了自己对大趋势的判断，然后迅速地运用自己手头仅有的一点钱做抵押，不断地拆借资本，充分运用杠杆把入市资本放到最大。不到一年的时间，L君数钱数得手就抽了筋，不但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添置了别墅、宝马，把自己变成了富裕地主。
涛走云飞，潮起潮落，几家欢乐几家愁，河东河西的转换早也不再是30年的概念，也许三五年的工夫，就是一个轮回。
《科学投资》杂志是较早鼓吹个人投资理财的专业杂志之一，在笔者这几年的专栏文章中，也一直在为大家出谋划策。可是，有很多朋友还是在问一个问题：投资是有风险的啊，我又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专业知识，万一赔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个伪命题，真让人替他着急：
首先，也许值得肯定的是他的自知之明和风险意识，可朋友们不知是否换个角度思考过：你不投资风险反而更大！猪肉都多少钱一斤了？你存银行的那些钱去年还能买一车猪肉，今年就只能买少半车了，再放几年，你就只能逢年过节割二斤给孩子包顿饺子了。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投资不是万能的，可不投资是万万不能的。投资是有赔的风险，可也有赚的可能，如果就这么放着，那就注定了只有慢慢地赔下去，没有任何赚的可能性。钱的数量没有变，可质量变了，你的生活质量也会随之变化。
其次，我在很早以前就在本栏目中给过大家一个建议：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专家。一个人只要长时间积极关注某个领域，用心学习各种知识，并不断实践，肯定会把自己培养成半个或一个专家。跟上一个问题一样，你投资了，你学习了，你就有成为专家、行家的可能，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除了让时间把你变得更加苍老年迈以外，不会有什么别的长进。
篇9
一、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
这是我国不少学者的观点，认为“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以自己的意思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取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资格。”或称“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为自己取得民事权利、设定民事义务的能力。”（注：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这些表述从字面上虽略有差别，但其主旨却并无不同，即都认为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民事主体在具备意思能力的前提下，以其行为取得法律上结果的资格。单纯就此观点看来，其与民法上的“民事行为”，即具有民法意义的行为相对应，似乎也并无不妥。然而如将此观点与权利能力、意思能力、责任能力联系起来看，则并不十分可取。
在民法发展史上，前述四种民事能力的形成及区分是德国法学家在理论研究中不断抽象化的成果。首先，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区分，经学者puchta与dernberg的努力，至savigny时始得明确， 前者系一种持有权利的可能，后者则作为人自由行为的前提，被理解为取得权利的可能性。而在此研讨过程中，学者认识到意思能力为行为能力之具备所不可缺的要素并将其形成特定概念，即指认识、分辨事物的能力，并于《撒克逊民法典》第81条、第89条明文规定，无意思能力者无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者所为法律行为无效。此后法学家对法律行为研讨更臻精致，认识到行为的法律效果有基于行为人意思而发生的，也有与行为人意思相背，而由法律直接确定的。于是又将原来的行为能力根据与此行为的区分相适应，演化为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两个概念。（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由此，才使民事能力这一概念精细化为前述四种，而现今大陆法系理论中通行之行为能力概念，即为演化后与民事主体得使其行为基于其意思表示而产生法律效果之能力相对应的行为能力概念，亦谓之法律行为能力。
然而如依我国学者“行为能力”系指有意思能力之主体因其所为之行为而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主张（本文称为“广义行为能力说”），则凡有意思能力，其所为之行为即当然有行为能力，这就难免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即“对法人来说，只要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也就在同样范围内被赋予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在自然人要求有民事行为能力，而在法人只须有民事权利能力就够了。”（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但这种看法是不够确切的。因为，首先，法人的经营范围系对其行为能力的限制，那么依此理论推演，法人于经营范围以外不再有承担义务、享有权利的资格。但是依我国《民法通则》第49条的规定，却要求企业法人对其经营范围外的行为也要承担责任。在民法上，与责任相对的常为债务，“债务是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当事人当为的行为，而责任是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国家强制债务人继续履行或承担其他负担的表现。”（注：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民法上责任为不履行债务之后果，债务为责任产生之前提。法律要求企业法人承担责任，说明企业法人有行为能力。但若依广义行为能力说则与此结论相矛盾。这是该说不能采纳的一个原因。另外，这种广义行为能力说的看法实际上是否认了德国法学家对行为能力概念后来又作的进一步细致划分的理论价值，而德国法学家的此种划分，尤其是对于“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抽象，几乎可以说是德国民法理论中的精华之一。因此，这种广义行为能力说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二、合法行为能力说
针对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所称民事行为能力，系指进行合法行为的能力。（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当然也有作相反的解释，认为应指广义的行为能力的。但合法行为能力说则无疑为我国一些学者所坚持。
合法行为能力说认为行为能力仅仅是指民事主体所为合法行为的能力，而其所为之非法，或称之为违法、不法行为的能力则一般称之为责任能力或侵权行为能力。这种对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实际上是与民法学者将民事行为分为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观点相对应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区分较之于被广泛承认和接受的德国法学家所称的行为能力，显得不够科学、合理。理由如下：
1、 法律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划分是与民法理论将民事行为划分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相对应的。法律行为是指得依其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的效果之行为。事实行为则是指除法律行为以外之不以意思表示为必要之行为。这种区分，尤其是对“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抽象，对于大陆法系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按学者的评价，《德国民法典》在总则编规定的几种概念（如人、物、法律行为等），“法律行为”特别动人，民法里有各种行为，如合同、遗嘱、结婚等等，“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把许多种行为概括在一起，从而使整个民法成为一体。《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正是以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注：谢怀轼：《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载《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4期。）通过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及相应的法律行为制度， 不仅使传统民法中的人法和物法、身份法和财产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也避免了对于某些一般性的东西一再重复地规定。因此，“这一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律行为一般与具体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为不同类型具体法律行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克服了大陆法系各国法制实践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它解决了法律行为普遍规则与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使民法典避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它解决了意思自治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确认了法律行为不仅可以产生债法上的效果，而且也可以产生婚姻法、亲属法及其他法上的效果，摆脱了将法律行为规则从属于债法或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系。”（注：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不仅如此，“真正说起来，不单是法的结构，而更多的是总则所表现出的系统化精神与抽象的倾向。”（注：［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这种精神与抽象几乎成了大陆法系法学的最高目标，以至于“大陆法系法学家为他们的法律制度的方法，也为他们在划分法律部门和确定法的概念，并为之作了系统、有效的表述和解释所作的贡献而感到自豪。”（注：［美］梅利曼：《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所以，“应当认为，法律行为概念乃是欧洲大陆法中，作为对应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私法体系之根基的基本概念。在现代法上，法律行为概念对于私法及法秩序的构成，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正是由于法律行为这一概念蕴涵着如此丰富、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私法精神，所以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被越来越多的民商法学者所接受就不足为怪了。比如由学者起草的《合同法（草案）》第一稿中即体现了对法律行为制度的充分重视。既然如此，作为在民事能力问题上与法律行为相对应的行为能力概念，就只能是法律行为能力了。“盖法律为一有机体，部分与整体调和，始能实现其规范之功能。”（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70页。 ）而反观合法行为能力说及与其相对应的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划分，则显然不具有前述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分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了。就是作此区分者，也未必能举出这种区分较之前述区分有多少益处。
2、就合法行为能力这一概念而言， 应是指一种民事主体在行为之前即应具有之“能力”或“资格”。而行为合法与否，则必待行为发生之后始能依法律规定而判断。则由此必将于理解上发生困难：此种合法行为能力究竟应于行为之前即享有，抑或为行为之后始可享有？使人费解。如于行为前即得享有，则于行为之前既无确定之行为，又如何判断其行为合法与否？如某法人于其经营范围之内而为欺诈行为，难道该法人竟有“合法地为欺诈行为之行为能力”？此等理解显然荒唐。如认为该合法行为能力于行为之后始可判断其有无，则此种判断又有何意义？能力制度的作用又如何体现？现实中行为合法与否，往往是在行为之初即能判断的，如虽有订立契约之能力者，其订立之契约却未必合法者亦不少见。所以，对于能力而言，仅存在有或无之差别，而不存在合法与非法的判断，此为合法行为能力说所不察。而法律行为能力说则不存在这种问题。如依法律行为能力说，赋予民事主体者，不过仅得为法律行为之资格，而对其所为之法律行为是否合法，则于行为之后再作判断。这种理解遵循的是一种与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相符合的逻辑，即首先认识、了解事物，然后再对事物作出评价或判断，因此，这种法律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区分更为合理。
3、由于行为能力的划分， 从根本上说都是与民事行为的划分相联系的，因此，一般说对民事行为进行划分时所存在的缺陷也会相应地反映到对行为能力的划分上。依分类的一般逻辑规则，划分应当能将所有的情况包括进去。但“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划分实际上并不能将所有民事行为的类型涵盖进去，它无法解决有效行为与无效行为、效力不能确定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正如拉洽兹所言，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法律行为，“在道德上是中性的”，“此类法律行为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不具有法律效力。”科勒则称“如果某一法律行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要求，则应称为有缺陷的法律行为，法律视其缺陷程度对此类法律行为的有效性规定了不同后果。”此外，我国台湾大多数学者也认为存在此种不能简单地以合法或非法确定的法律行为。（注：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在与此对应的行为能力问题上，如何作合法与非法的区分，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使在仅将这种合法行为能力的说法视为在行为之后对行为的一种观念性评价，也同样存在着对民事主体为此类效力不确定或可得撤销行为时为何种行为能力的困惑。即不能认为民事主体在为此类行为时不具有行为能力（在该主体为正常人时），但也无法将这种行为能力归入合法与非法的任何一种之下。因此这种划分就不够周延。而在与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划分相对应的法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划分中，由于这一划分已经穷尽了民法中的两种行为能力的情况，因此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在这种行为能力的划分中找到相应的位置。所以，法律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划分更为符合逻辑。
4、合法行为能力与非法行为能力的划分， 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并不多见，主要见于前苏联、东欧及我国大陆这些计划经济国家中。在台湾地区虽有个别学者也作此区分，但就其对行为能力这一概念的理解来看，也均认为行为能力，即指法律行为能力，如史尚宽称“民法所谓行为能力，指法律行为能力而言也。法律行为能力者，依自己之行为，得使其发生其预期之法律上效力之资格也。”（注：史尚宽：《民法总则释义》，正大印书馆1973年版，第268页。）由此可见， 台湾学者所称之“合法行为能力”，亦无非是自行为原因角度而言。但这样的称谓显属不够明了、清晰，不宜采用。而在多数计划经济国家，个人之交易行为基本上不可能允许，交易的主体是各种按计划行事的社会主义组织，即这些组织行为被限定在其经营范围之内，而在经营范围之内依照计划订立和履行合同自然是合法的，其相应的行为能力也就是合法的行为能力了。因此，这种理解是与计划经济的现实相联系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但法人等组织为交易之主体，自然人亦为完全能力之交易主体。因此，这种合法行为能力与非法行为能力的简单划分，已经无法谈明问题了。
三、结论
篇10
颜某， 49岁，系许昌郊区农民，2002年5月在我公司投保《世纪长安终身保险》，投保时指定其妻子为身故受益人；2005年8月5日颜某的弟弟持颜某的委托书和相关变更受益人的证明到公司将颜某的身故受益人变更为自己，8月7日颜某的弟弟向公司报案称颜某因病于8月2日在许昌某医院病故，随即颜某的弟弟向我公司申请颜某身故保险金的索赔。
保险事故认定过程：
公司理赔人员接到报案后立即到颜某的居住地、相关处所进行了保险事故的核实认定，经调查核实确认是被保险人颜某死亡，死亡原因是患急性疾病在医院抢救6天无效死亡，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颜某的出险属于保险责任。
在理赔人员调查保险事故过程中，发现颜某的先前的身故受益人是妻子魏某，而为何还要将受益人变更为颜某的弟弟，这引起了理赔人员的注意，在查看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委托书上的日期均为2005年8月1日，而在8月1日颜某去世的前一天，查看当天的病历护理记录，显示颜某处于高度昏迷状态，家人正在准备颜某的后事；调查当天在护理颜某的家人时均反映颜某当天处于高度昏迷状态，根本没有苏醒；因此理赔人员认定颜某当天根本没有能力再指定变更受益人，颜某弟弟受委托申请变更受益人是在颜某丧失行为能力后所进行的民事行为，颜某的弟弟采用伪造相关证明骗取公司保全人员信任所进行的受益人变更，属于无效的变更；经调查理赔人员了解到在颜某死亡后颜某的妻子魏某委托颜某的弟弟来我公司办理颜某的索赔事宜，颜某的弟弟随采用了先变更受益人，再进行保险事故的索赔。
案件结论：
理赔人员经调查认定被保险人颜某的弟弟受委托变更受益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按照变更前的受益人给付了颜某的身故保险金。
案件启示：
在处理案件中受益人的认定和核实是很重要的环节，在受委托办理变更申请中，申请人以出据委托书、申请书，没有提供电话可以核实，对此我公司无法审核其出据委托书是否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签名，对此在客户申请索赔过程中理赔人员通过多方核实来确认变更手续的证实性。
相关法律法规：
《保险法》第六十三条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