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保护细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消费者权益保护细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消费者为主体，以消费者权利为核心，注重保护消费者合法利益，因此作为与消费者这主体相对应的“经营者”，与其相关的责任问题也就显得至关重要。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经营者存在着经营者概念模糊，权责认定不清，法律惩罚力度不足以及行政部门对其执法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仅仅依靠国家行政机关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完善法律关于经营者责任的规定，将更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经营者责任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经营者概念界定模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规定“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由此可见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对“经营者”做出明确的界定，容易导致人们对法条的理解产生歧义，正是由于这种不明确的界定，造成消费者权益保护实践中的认定困难，严重影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和法院对消费权益案件的审理。

(二)对经营者权责认定不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存在对经营者权责认定不明的情况，尤其是双倍赔偿问题规定不明确，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但是其中所上“可以要求增加赔偿”的程度以及商品和服务的界定范围不明，当消费者想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往往束手无策。

(三)对经营者违法行为的制裁有待加强

2008年毒奶粉事件让人们记忆犹新，“瘦肉精事件”再度引起消费者惶恐，尽管中国政府再收紧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相关食品生产企业对于法律视若无睹危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其中不乏相关企业因国家监管制裁力度不足而“逍遥法外”，与因自己的违法行为而获得的巨额利润相比，企业经营者更愿意承担对自己伤害较小的法律的制裁。部分企业经营者对法律尚且抱有无畏的心态，则更加肆无忌惮的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权益。

(四)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对经营者执法监督力度不足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七、二十八及二十九条都有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切实履行好自身领导、组织、监督及督促有关行政部门的职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可是当我们面对现实：毒奶粉给无数孩子造成终生痛苦；所谓的“健美猪”没有检测“瘦肉精”就被销往市场；每天约有三万个过期发霉的“染色馒头”公然进驻联华等三十多家大超市，这切事实都表明相关政府以及行政管理部门对经营者违法行为执法监督力度不足，执法严厉程度不高，对消费者缺乏责任感，没能对经营者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三、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责任的建议

(一)从法律上明确界定经营者的范围。

经营者与消费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否为自己生活为目的”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进行服务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取利益。因此为了明确界定经营者，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以将“经营者”定义为“以盈利为目的而为消费者提供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个人、单位或组织”。

(二)细化经营者法律责任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各项权利的实现，细化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可以使“双倍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等赔偿问题的法律规定更为清晰化，明确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应承担“双倍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明确经营者应当进行赔偿的商品和服务的范围及程度，规定经营者对于消费者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条件和类型，规定经营者的违约责任等。

(三)强化法律对经营者违法行为的制裁

注重依靠立法这根本手段强化经营者的责任，只有如此才能够保证执法监督部门对企业经营者的市场经营行为做到有法可依，从而更为有效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只要产品存在缺陷，对消费者和使用者具有定危险，并因此使他们的人身或财产受损害的，该产品的经营者就应对此负责而且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赔偿责任，不能因任何豁免条款解除条款得以排除或加以限制。这可以使经营者在制造或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保持一切可能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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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 问题 对策建议

当前，农村金融的业务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在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同时，风险系数也在增加，金融产品结构由简单向复杂发展，出现大量的、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广大农村消费者识别产品风险的难度大大增加，因此，必须深入探索优化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途径，努力营造公正有序的农村金融市场。

一、当前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法律有有待建立健全

目前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不是十分完善，虽然有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与金融消费的适用性不太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设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专门立法缺位。

（二）存在农村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侵害的问题

农村消费者的金融知识理念薄弱，绝大部分农民只了解知道点存款、贷款等传统的基本的银行业务，对银行现在的一些新业务及产品不大知道、不太了解，那就更谈不上在具体实践中使用了。还有就是农村金融消费者在与金融机构的交往中，存在与金融机构地位不均衡、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力量之差别，因而处于弱势地位。对金融从业人员的宣传和交易风险评估，缺乏准确的判断，可能遭遇金融欺诈。再加上一些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不足，不向消费者进行相关提示，甚至个别地方忽视在销售金融产品过程中，有意隐瞒风险，夸大收益等，由此造成消费中的矛盾。如投诉和争议较为集中的银行收费，农村消费者有时并不十分了解具体收费项目和数额，也不知道其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正在受到侵害，遇到纠纷往往不知如何解决，更谈不上维护权益。

（三）双方交易行为中存在不公平现象

如双方在交易中，一般都是金融机构用固定格式的保险合同、贷款合同、担保合同等与消费者确定法律关系，而农村金融消费者由于法律知识有限，甚至于完全不懂所说的意思，也无法判断其中是否含有不公平乃至欺诈条款，这样容易造成被侵权。

（四）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难以得到有效赔偿

损害赔偿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非因自身故意或者过失而遭受人身、财产损害时，有向金融经营者提出请求赔偿的权利，只有这项权利最终得到了实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算真正的得到了保护。但是在实际交易中，由于一些农村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比较淡薄，往往在遭遇侵权纠纷时，举证困难，难以通过法律途径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五）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不到位

虽然近年来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也都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但总体而言还存在诸多问题，宣传教育实际效果并不是太理想。

二、加强和改进农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制定完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法规制度办法

一是制定系统的《金融消费者权益法》势在必行，同时在一般立法的基础上对农村金融消费者进行特殊立法；二是必须进一步细化、量化金融机构的诚信、告知、提示、保密、信息披露等工作规定办法，经此规范指引其工作，防止消费者合法权益被侵犯；三是必须明确农村金融机构应承担的义务。金融管理部门要统一制定工作规划，金融机构主动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量化服务细则，如公布投诉举报电话，明确投诉处理时限，并以最快的时间告知投诉者；四是明细处罚规定。针对金融机构出现的损害消费者权益问题，依法依规及时、审慎、严肃处理。

（二）积极搭建金融消费者诉讼处理平台，努力构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动机制

一是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要积极、主动、大胆承担起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任，认真指导金融消费者依法维权，耐心细致做好咨询事项答疑工作，及时按照规范要求受理、转办和答复金融消费投诉，督导金融机构严格落实银行卡领域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监督和指导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以促进公平合理消费环境的逐步形成，保证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二是通过各种政策的实施，努力营造和谐、宽松的金融消费环境，做到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同时保护，不顾此失彼，力争达到金融管理经营者利益与金融消费者利益趋于一致；三是实现信息共享和联动配合。构建完善的农村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体系还需要金融机构与工商、司法、教育、高等院校、行业协会、民间消费者保护组织等多个相关部门积极联动，充分发挥合力推动作用。

（三）进一步加强对农村消费者的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

提高农村金融消费者保护水平，首要的工作之一是必须深入农村开展金融消费者宣传教育，使农村消费者了解自身的权利，了解自己有那些权利、如何较好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以及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等基本常识。一是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深入农村乡镇、农户等地，进行金融消费者权益宣传活动，提升农村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权益保护意识；二是积极探索借助新媒介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等多种形式，使广大金融消费者熟悉银行理财产品，做到自我理财，自担风险；三是金融机构特别要向办理业务的客户尤其是农村居民耐心、全面介绍金融业务和相关知识，增强和提高消费者对银行产品和服务的信心和积极性，进而提升自身形象和声誉；四是在宣传内容上，采用贴近农村日常生活方式的语言形式，简单易懂、通俗明白，结合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例，用事实说话，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掌握金融知识。

（四）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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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者；后悔权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17-01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4年1月1日实行一直沿用至今，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原先的许多法律规定已难适应社会形势。为更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年4月25日，实行了近20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迎来首次大修，最引人注意的要数对消费者后悔权的主张。

一、后悔权的渊源

消费者的后悔权是指消费者根据法律规定的消费方式，购买商品等在合理期限内无条件退货的权利。

消费者的后悔权制度最早源于美国，被称为冷静期制度，之所以会制定这一制度是为了规制上门推销的行为，其规定如果交易行为发生在交易者的家里，消费者就可以在72小时内，撤销交易。从此，美国各州在适用这一制度时有了统一的标准。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他许多国家也有了关于冷静期的制度，例如英国颁布了关于远距离销售的消费者保护规章，其在供货商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的细节、送货安排、付款方式、供应商的一般信息等方面作了规定，可以说美国的这一开创性举动，促进了消费者保护运动的蓬勃发展。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草案）》关于后悔权的规定是“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但根据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除外。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货物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价款。”上述相关条款一出台，即被网友亲切地唤为“后悔权”，因为其赋予消费者一定冷静期内无条件退货的权利。不过，由于条款存在不少争议且缺乏细则，有消费者担心执行存在难度。另一方面，不少网店店主等个人卖家则忧心“后悔权”一旦实施将加大退货损失。

二、我国设立消费者后悔权的必要性

（一）设立消费者后悔权是对弱势群体的有效保护，实现实质上的平等

在买卖关系中就是因为经营者掌握有关于商品信息的丰富资源，消费者相对经营者而言处于信息上的弱势地位。消费者对所购买产品的认知能力明显低于对该产品有专业化、职业化了解的经营者，经营者对商品的质量、功能、优缺点等信息了如指掌，而作为消费者的个体由于学识、技术的欠缺，往往很难得知商品的事实情况。从而导致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出现信息不对称或信息偏在；同时部分经营者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往往采取高压销售，即强迫、哄骗、引诱、缠扰消费者购物等手段，使得消费者购买其商品，从而产生了二者在商品买卖上地位不平等，为了实现实质性的平等，对消费者进行倾斜性保护是理所当然的，后悔权就明显体现了对消费者的特殊保护。

（二）设立消费者后悔权也是对经营者信誉度提升的良好时机

有许多经营者反对设立后悔权，认为这会给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其实这都是过于的担忧了，目前据我所知，在实体交易以及网购中已经有一些商家作出类似于赋予消费者后悔权的承诺，只要消费者不满意可以无条件退货，最终这些商家不但没有遭受经济损失，反而因为其行为提高了商业信誉，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

三、对消费者的后悔权的限制

后悔权的设立目的在于维护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但如果法律仅赋予消费者后悔权而不对这一权利加以限制的话，会使某些消费者滥用后悔权制度，出现所谓的“免费试用”、“恶意退货”等道德风险。

（一）时间上的限制

时间上的限制包括行使后悔权的期限和起算的时间，行使后悔权的期限可以借鉴日本的相关规定，对不同类的商品或企业设定不同的期限，一般的设为7天，特殊的如连锁企业的销售商品可以设为14天等，同时也必须明确该期限的起算时间，一般应定为自接受到商品之日起计算，预付费交易的可以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二）限定后悔权的适用商品种类

由于商品中有一些是消耗品，如果不存在质量或其他问题，被消费者退回的话，不仅影响商品的第二次销售，也会给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可以采用列举等方式限制一些商品的买卖适用于后悔权，如化妆品、汽车、房屋、食品等商品。

（三）适当的规定适用后悔权的消费金额起点

这也是为了有效的保护经营者的合法利益不致被过度的损害，可以借鉴美国的冷静期制度，其对于后悔权金额的交易规定25美元为起点，我国可以根据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状况及物价的水平，也规定一个适用后悔权的消费金额的起点，以此来保护经营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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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监管体制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088-02

中国保险业在经济推动下发展迅速，消费者权益遭受侵害亦逐渐增多，保险业的“消费误导”及“理赔难”等因素诱发了消费者极大的不满，撼动了赖以生存信用根本，抑制了保险业的深入发展。缘此，中国保险监管机构为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实施了一系列的规范保险业秩序的防范手段。比如，为了促进保单“标准、通俗”化的建设，2004年颁布了《推进人身保险条款通俗化工作指导意见》，同年对《保险法》进行修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2009年2月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显而易见，对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政府与民众日趋关注。然而，我们现有的对于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有关研究，一般受限于对保险法规或是行政监管单方面的阐述存有内容分散、单一的现象，远无法适应现有状况下对保险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的理论需要。鉴于此，本文针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一、中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

1.法律立法宗旨模糊。现行《保险法》第一条确立了此法的“为了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的立法宗旨。但是，《保险法》其立法宗旨层次模糊、目标不明，“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并未单独开宗明义地提出，由此导致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定缺乏系统性及可操作性。

2.法律基本原则的缺乏。法律基本原则是立法宗旨的具体化，对整个法律的适用性发挥指导作用。保险合同法的具体法条源自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并且也是诉讼过程里司法裁判的关键凭据。保险业经营特殊性决定了其合同异于一般民事合同，保险合同基本原则国际公认的有“诚实信用、近因、损失补偿、保险利益”四项原则。当下中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活动基本原则有“自愿、诚实信用、遵守法律与行政法规”三项，“诚实信用原则”尽管单列为一条，可是其余三条几乎未提。

3.法律具体规定的粗疏。具体规定的粗疏导致了《保险法》操作性降低。其中，法律对保险成立和生效要件以及确切阐明义务与告知义务等的规定过于笼统，保险人也许出于利己目的利用法律漏洞侵害消费者权益。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经常由于具体规定缺乏而使得法律判决不具权威性，诉讼结果令保险双方不满。当下《保险法》某些具体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间存有差异，导致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法官常常无所适从，判决结果无法做到保险双方满意。比如，为保护被保险者或受益者利益，各国在长期保险实务里累积与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体现对受益者的权利救济。在格式合同的条款产生文义不明或存有多种解释时，须作对保险者不利的解释。中国保险法有关“不利解释原则”的规定，存有极大争议，和《合同法》亦存有矛盾争议之处。

4.保险监管目标及价值取向的错位。“保险监管目标”是拟定保险政策的根本依据，保险监管目标决定保险监管政策与体制，换言之，有怎样的保险监管目标即有怎样的保险监管政策和制度。调查中国当下“保险监管制度”，保险监管的目标缺失明确法律规定。由于保险监管目标众多且主次不分，导致可操作性差。加之当下保险监督及操作水平相对落后，致使中国保险监管出现效能低、成本高的状况。

5.保险监管效能低。由于国际通行的“监管价值取向”为主导的缺失，发达国家监管单位采取的“成本收益分析法”的缺失，监管资源配置失衡与监管手段的简单等原因，导致了“监管效能低”。监管机构价值取向与目标的错位，导致保险人有恃无恐的违法违规，侵害消费者权益。“销售误导”、“理赔刁难”及“投诉困难”已然成为普遍现象，引起强烈社会反响，令保险发展的根基“社会信誉”遭受侵害。尽管监管一直着重强调“条款与费率”管理，费率问题却是最为突出问题，“降费”、“退费”、“返还”等皆屡禁不止。

二、构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1.构建保险法律适用的辅助体制。伴随保险业的飞速发展，将会不断涌现诸多新问题，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制度也会逐步落后于现实。为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实变化，须构建一种良好的保险法律适用“辅助体制”。对《保险法》存有的某些问题，并不是一定须经由法律自身来处理，可经拟定保险法的实施细则来实现。

2.合理期待原则的引入。因为保险业固有的格式合同、无形的保险产品和保险人履约期长的特征，加上保险业有别于银行证券等金融业所特有的营销手段，令保险人出于可观佣金的驱使下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或劝诱。因此，英美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引进了“合理期待原则”，其作为新兴的一种司法解释规则，突破了传统合同法的根本思想，要求法官从一位合理外行被保险人视角去考核其“合理期待”应为什么，也就是“依未经保险及法律等专门训练的人其理性的预期进行保险单的解释；若理性的人预期保单将对某损失给予保障，法院便将要求保险人赔偿”。 提出“合理期待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优先周全地“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思潮，将其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最后的一道屏障。中国亦可考虑在司法实践里引入“合理期待原则”，以健全保险法律体制来有效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强化保险中介机构的监管与培育。当下，中国保险中介市场处在发展初期，不规范和短期性是其所呈现的特点，需要尽快培养与规范可代表投保人生产单位的保险经纪人群体。但是，从利己角度出发，保险中介人的出于个人利益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欺诈的行为屡禁不止。作为消费者利益代言人的中介，不但未发挥平衡保险人与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作用，反丧失自身信誉，在大众眼里，保险经纪人、保险人常常意味着欺诈与不诚信。所以，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推动保险业发展，需加大对保险中介行业的监管力度，构建切实可行的监管体制。

4.促进保单通俗化与标准化建设。当下，中国保险消费领域产生的纠纷，多数源自保单的晦涩难懂。国内的相关调查表明，在已经购买保险的消费者中，不了解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比率竟然高达46.8%，还未买保险的消费者中的近10%拒绝买保险的原因仅仅是由于看不懂保险合同。因此，促进保单“通俗化”，将保单由繁变简，以预防保险营销人员在销售时的误导与劝诱以及保单欺诈。因此，更加周全地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成为各国保险监管机构努力促进的工作。

5.构建独立的仲裁机构与救济体制。构建独立权威与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仲裁机制，具体可包含以下几点：（1）构建专业的保险仲裁机构，由监管机构带头，包括保险行业协会、保险专家、保险公司代表与社会人士等组成，其中又以保险专家为主，以保障裁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2）尽快出台有关的行政法规等具有强制性的规章机制，对保险仲裁机构的运行模式、资金来源、组织结构等进行制度规范，保障仲裁机构的独立与仲裁结果的权威。（3）明确保险仲裁机构在受理案件时不对申请人收取费用，其日常费用由参加的各保险公司商定共同承担，以降低消费者经济负担。（4）确保保险仲裁机构的裁决结果对被诉保险公司具有约束力，保险公司必须执行并不能再提讼；而对提起裁决的保险消费者不具约束力，对裁决不服者可依诉讼程序向法院提讼，以确保裁决的权威性。

6.强化保险消费者教育。仅依行政监督与法律法规无法彻底解决保险消费领域的问题，同时需要关注保险消费者教育，充分调动消费群体维权意识，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培养成熟理性的保险消费者，以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消费者教育可由三个层次展开：第一层，培育“聪明的消费者”，培养消费者展开保险消费知识及消费纠纷解决手段的教育。比如如何投诉、向准投诉、受到损害如何索赔等；第二层，培育“自立的消费者”，培养消费者从大量保险产品与产品信息内选取自己所需的东西；第三层，培育“自觉的消费者”，培养消费者不再仅限于个人消费行为的关注上，需积极参与相关消费者组织、消费者运动与消费者诉讼等。

7.重视消费者协会的影响。作为民间机构的消费者协会，在“政府”和“消费者”之间、“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发挥着积极的纽带作用，是推动保险市场规范经营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可替代的关键力量，在降低监管成本及提升监管效能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需关注消费者协会在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上所发挥的影响。比如，德国就有消费者“保护团体”、“产业促进组织”；日本有消费者“生活中心”。由政府监管角度出发，需将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作为一种有利的辅助手段，加强和消费者协会间的信息沟通，主动征求其对有关政策与法规的看法与建议。由保险消费者协会角度出发，因其为民间机构，不具强制力是其难以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点所在，由此可考虑在法律上赋予其相应的诉权。若出现严重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案件时，令其有权向法院提讼。

8.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上，还可以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通过媒体对保险经营者侵犯保险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披露，直接对保险公司形象造成影响，起到引导消费者判断选择的作用，并且引起保险监管机构的关注。媒体宣传，充分发挥其对消费者合理理性消费行为的导向影响与对“保险经营者”的约束影响。

三、结束语

鉴于中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构建健全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来实现。从制度层面完善法律体系，从执行层面完善行政监管体系，以及通过消费者自身、民间机构和社会舆论的辅助作用从各个层面确保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有效的保障，保证中国保险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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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者义务 立法 实现

何为消费者的义务？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所说的消费者义务是指认识自身社会责任，以自己的市场力量驱逐劣习，促进优良惯例，支持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有鉴于消费者所处的弱势地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立法中通过规定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的方式来进一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和以往一贯着眼于消费者作为弱势主体的保护不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同样会对于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产生不良作用。

一、消费者义务确立的必要性

（1）消费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

消费者购买商品实际上是将自己的意愿和偏好通过市场传递给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生产者必须遵从消费者的意愿，才能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如果消费者对消费品都具有鉴别和选择能力，抵制假冒伪劣消费品、对他人有害的消费品、破坏生态环境的消费品，那企业生产这类消费品就没有市场，就无利可图。

（2）消费对于技术的影响

如果每个消费者都能自觉选择绿色、环保、健康的消费品，必然促使生产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去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3）消费对于环境的影响

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若每个人都能节约，那么消耗的资源就会减少，生态环境的压力就会随之缓解。如果消费者过度消费用不可再生资源生产的或破坏生态环境的消费品，则会加剧对环境的破坏。

二、 消费者义务的立法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消费者的义务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确立，即可以通过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其纳入。但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却有不同观点。部分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字面意义上也能看出它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而存在的，在这样一部法律当中规定消费者的义务，与该法的立法目的是背道而驰的。笔者认为，消费者的义务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以及其权利的保护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相反，从大的方面来说，这样做更好的维护和促进了社会经济向更加良性和谐的方向发展，也是对消费者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支持。

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消费者的义务多是道德层面的义务，而且涉及到的情况纷繁复杂，想要具体落实在法条当中绝非易事。但是我们绝不能仅仅因为有难度而放弃对它的规定，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笔者同意于阳春的观点，即可以借鉴我国《公司法》的做法，在宏观上做出一般规定来首先明确立法上的态度和导向，然后再根据研究建立其他的具体制度以及细则对该规定进行充实和支持。一些国家和我国的部分省份已经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如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五条规定：“消费者为适应经济社会之发展，须自行修得有关消费生活之必要的知识，并有采取自主的、合理的行动，以积极的促使消费生活安定及改善之任务。”我国《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应当相应履行下列义务：尊重经营者的劳动和合法权益；挑选商品时应当爱护商品；遵守营业服务秩序；投诉、举报应当实事求是。”

三、 消费者义务的实现

有了具体规定后，我们还要完成相关配套工作，以促进消费者义务的实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消费者义务意识的培养

国家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以配合法律的规定，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切实引导消费者走出消费误区，加强消费者的责任意识，纠正错误的消费行为，自主抵制直接或间接危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品。

（2） 配套制度的完善

除了在消法中规定消费者的义务外，还需要从多方面加以引导。例如加强税收调控，对绿色技术产品加以税收方面的扶持，反之加大征税力度，使消费者在消费中自觉保护资源和环境。再如，加强行政规范和法制建设，对在公共场所吸烟、乱丢消费垃圾的行为加以严惩，使消费者在消费中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社会公德。

四、 结语

笔者认为，应尽快制定相关制度体系，将消费者的义务与政府工作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紧密的结合起来，使其利于推进我国的节约型社会建设，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成玉，胡方燕.消费者责任研究成果评述.法治论坛.2009（2）.

[2]于阳春.消费者社会责任研究初探.商业时代.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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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员卡合同；霸王条款；会员卡合同监管

目前，会员制的经营管理模式为多数商家所采用，因为一方面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优惠及便利，另一方面能够为经营者带来更多的经营利润。但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经营主体普遍存在经营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因此，亟需市场经营的相关管理者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责。会员卡合同的监管是一个需要长期重视的问题，其监管的方式需要创新，监管的效果有待提高。对于会员卡合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应采取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

一、会员卡合同监管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在实践中，对于会员制以及会员制消费引发的各种服务纠纷，相关部门只能套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原则性、普遍性的法律。对于商业预付卡的使用规范、法律监管、消费者维权以及救济途径等，并无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曾颁布的《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中规定了关于会员卡的相关内容。但是因为其具体规定过于宽泛、操作性不强已被废止。由此可以看出，有关会员卡领域的法律法规严重缺失。因此现阶段急需有关会员卡合同监管的法律法规的出台。

二、会员卡合同监管事由

（一）对会员卡合同经营者一方的管理不规范

会员卡发卡商家作为经营者一方，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经营不规范的问题：第一，发行会员卡之初，会员卡商家市场准入管理不规范，对发行会员卡商家的资格审查不严格，使根本不具备会员卡发行资格的商家向消费者发放会员卡进行企业经营获取利润。第二，发行会员卡过程中，消费者成为商家的会员，并使用会员商品或接受会员服务期间，认为商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与最初签订会员卡合同的约定不符或构成根本违约，因此要求退卡，但往往可能会遭商家无理拒绝。除此之外，在订立会员卡合同之初，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时缴纳了一定数额的会费或保证金，但是由于商家与消费者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十分简化，产生消费纠纷时，无法明确地判断商家是否构成违约，消费者更是得不到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商家的行为确属违约，因此消费者缴纳的会员卡会费及保证金往往不能得到合理退赔。

（二）会员卡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明确

1、会员卡合同中存在霸王条款

就目前现实状况而言，商家与消费者之间会员关系的确定，一般是在消费者缴纳一定的预付款后，商家以一张会员卡为载体发放到消费者手中，仅在会员卡上简单记载消费者在此商家的消费方法及优惠额度等问题，而非通过签订书面的法律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在合同中规定“本店对该卡有修改权和终止使用权”“本公司有最终解释权”等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通过这种霸王条款，商家可以任意解释、修改或终止会员卡合同中部分约定不明确的内容。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合同法》第41条、第125条的规定中均对霸王条款问题作了规定。由此可见，商家的所谓“最终解释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相违背的。

2、会员卡合同中存在典型的不平等格式条款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即消费者有权要求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保障其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一般情况下，商家提供的会员卡合同中规定，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签订会员卡合同后，即意味着消费者具有了商家的会员资格并自愿接受商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其可能带来的损害或其他后果同样需要消费者自己承担。此种合同条款具有不合理地减轻商家责任，同时加重消费者责任的可能，理应视为违背民法基本原则的不平等的无效合同条款。

3、会员卡合同不合理地限制会员自由退卡

现实生活中，一些商家在会员卡合同中规定除办理了移民手续或有证据证明死亡的，才可办理退卡，或者直接规定“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等条件限制。这就可能导致消费者在接受商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过程中，因特殊原因欲将会员卡转让，或者欲直接退出与商家之间的会员关系。但是，商家往往会以会员卡合同中规定有“概不退卡”等强制性理由拒绝消费者转让会员卡或退出会员关系。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商家的此类规定违背公平交易原则，可能构成强制交易。

三、会员卡合同监管的方式

（一）规范会员卡合同经营者的行为

1、加强会员卡发卡主体准入的管理

商务部门为市场主体的监管部门，其承担着一定的规范市场经营主体行为的职责。其应针对不同行业制度、不同的行业标准及管理办法对各商家的相关经营行为管理。对于预付式会员卡合同的监管而言，商务部门应对市场上采取会员制经营方式，并发行会员卡的商家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具体而言，在会员卡发放之初，可采用信用评价机制，即社会各方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对各商家进行企业资质、经营状况、经营信用等方面的评价调查，商务部门参照此评价结果进而确定其是否具有发行会员卡的资格。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比照《公司法》中关于上市公司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明确违法违规与消费者签订会员卡合同并发行会员卡的商家并对实施此类行为市场主体及其经营管理者给予严厉的经济制裁，如果构成犯罪则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建立会员卡商家“黑名单”

为了有效减少、杜绝通过发放会员卡方式经营的商家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可以考虑对曾在消费者发行会员卡后的消费过程中存在的欺诈行为的商家建立商家“黑名单”。在黑名单内的商家必须通过一定期限的自身调整，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如严格把好相关产品的获取渠道及质量关以确保向消费者所提品的质量及效果；改善服务所需的相关配套设备设施以提高为消费者所提供服务的技术及满意度。切实维护会员卡服务市场秩序，保护商家与消费者双方的合法利益。若经过一定期限的整改后的商家仍不具备会员卡的发放资格，有关部门应结合其具体的整改态度、整改措施等情况，对仍在“黑名单”之列的商家取消其发卡资格，责令其几年内不得采取发放会员卡的方式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或者永远取消其发放会员卡的资格。此外，还可以通过行业自律规范对商家发放会员卡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提高其自身规范能力。

因为事前预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够减少违规行为的查处成本，具有及时性、有效性、彻底性。以此，对于执法者来说，应从源头对对会员卡的发放主体实行严格的监管，依法严厉处罚那些对消费者进行恶意欺诈的商家，从给根本上防止此类违规发放会员卡的商家存在。

3、加强会员卡的预付款管理

在预付式会员卡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无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合法权益受损的风险。如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及相关政策性规定的公布等情势变更的情况出现，甚至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情况出现，将导致商家无法继续经营，消费者权益进而也会受到损害。再如商家未及时通知消费者或未经消费者同意，便自己决定改变企业的经营模式、或停止经营，毫无疑问会侵害消费者在会员卡合同剩余期限内所享有的相关权利。

以上情况的出现均会导致经营主体及经营主体的相关人利益的损害，因此，有必要为此设立专门的风险保证金。发行会员卡的商家到相关行政部门进行登记公示，并缴纳一定数额的风险保证金，商家或消费者一旦出现合法权益受损，即可从风险保证金中获得补偿。当然这其中的具体操作存在较多问题，如保证金通过何种方式收取，收取数额的范围，如果商家日后不再采用会员制进行经营，保证金如何退还等问题都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来解决，相关部门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制定具体操作方法。

（二）规范会员卡合同权利义务内容

1、明确会员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相关部门及时出台规范的会员卡合同文本，各地方政府或者消费者保护协会会同相关部门统一制定一系列不同行业的标准化合同文本，并在合同中明确载明必须记载和不得记载的事项。对会员卡发放资格、发卡程序、付款形式、履行过程、履行期限、发卡者的权利和义务和违约责任等问题进行规范。消费者和商家可以通过签订固定书面合同的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可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明确的书面证据，明确消费者与经营机构的责任归属，从而简化双方的举证责任，尽可能避免因约定不明等原因引起的消费纠纷。

2、妥善解决不合理限制会员退卡问题

在原商家不再实行会员制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应使其会员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对此，可比照继承法中的概括继承制度，即原商家的经营继受人不仅要承担所有会员卡商家的相关报告义务、接受监督、优惠承诺的义务，还要承担原商家对其会员应承担的所有义务，如果发生侵害会员权益的行为，则要承担原有的赔偿义务。在商家无法继续为消费者提供会员卡商品或服务时，则可以依据消费者请求为消费者办理退卡服务。

上述有关合同监督管理的若干问题，其实质就是公权对私权的干预程度问题。笔者认为，法律是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只要当事人的行为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的禁止性规定，国家行政机关不必也不应该对私权行为予以过多干预，这在市场经济国家被视为通例。故如何正确划分私权自治与有权机关依法监督的界线，淡化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强化行政机关的服务职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目标，甚是值得深思。具体就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会员卡经营模式而言，政府等相关行政部门应对签订会员卡合同的行为及合同文本本身加强监管，以预防消费者与商家产生消费纠纷，维护健康正常的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

[2]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

[3]陈杰.合同格式条款监管难点及对策[J].监管执法.2014，（2）.

[4]周萍.提升合同监管工作水平，开创合同监管工作新局面[J].中国工商报.2012，（1）

[5]李雅滨.浅议会员卡销售模式及其监管[J].淮海工学院学报.2011，（9）.

篇7

-[案例1]九阳通医疗技术开发部制售假冒消毒液案

去年4月23日，丰台工商分局在丰台镇阳光四季小区2号楼1207室查获九阳通医疗技术开发部销售冒牌“海蓝化工”消毒液。经过调查，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在当日从天津市天大化学试剂厂以每斤14元的价格购进了过氧乙酸溶液3.3吨，运至北京后粘贴上冒用的“海蓝化工”标识后，以每斤22元至31元的价格出售，妄图借“非典”时期牟取暴利。工商部门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对当事人处以了10万元罚款，并没收了全部3.3吨冒牌消毒液。

-[案例2]京日日用化工厂制售假消毒液案

去年4月30日，房山工商分局查获北京京日日用化工厂利用伪造的卫准批号，制售“强力新84消毒液”。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对当事人予以处罚：没收伪造消毒液136箱，共计2720瓶，全部予以销毁。同时没收当事人违法所得2560元，罚款12000元，并吊销其营业执照。

-[案例3]世尊制衣厂制售劣质防护服案

去年5月29日，北京市工商局执法大队经调查发现，北京市世尊制衣厂在去年5月1日至7日期间，在未取得《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生产医用一次性隔离防护服和医用鞋套。市工商局执法大队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3490.54元，没收一次性隔离防护服6878件，鞋套13双，没收销货款21187元。

-[案例4]盛东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劣质口罩案

去年4月25日，密云工商分局查获盛东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将非医用口罩冒充医用口罩销售案。执法人员现场查扣纱布口罩4230个。同时该公司还销售未经卫生部门批准生产、未取得卫生许可批件，且没有标明生产单位、生产地址、生产日期等应有的说明的0.3%过氧乙酸消毒液。执法人员当场查扣1.5公斤装的0.3%过氧乙酸97桶。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口罩4230个、0.3%过氧乙酸消毒液97桶，并处罚款12900元。

-[案例5]苑焕荣制售假酱油、醋案

苑焕荣自去年2月18日起，通过对购进的散装酱油、醋加入白开水、盐、味精等，勾兑加工成假冒“金狮”酱油、“龙门”米醋。截至去年3月11日被查封时止，其共加工假冒“金狮”酱油、“龙门”米醋1950桶。房山工商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没收假冒成品酱油、醋1950桶及未加工的散装酱油、醋2吨、塑料空桶1800个，罚款人民币16000元。

-[案例6]亨益冷饮厂制售假冒“伊利”牌小布丁雪糕案

北京市亨益冷饮厂在去年6月18日至8月11日期间，在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地区，生产假冒“伊利”小布丁雪糕。截至被查获时，该厂共生产假冒“伊利”牌小布丁雪糕2500箱，共计15万支，全部销往了天津，获利5000元。工商部门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对当事人作出处罚：没收非法所得5000元；没收假冒包装箱2300个，罚款5000元。

-[案例7]东莞佐丹诗木器北京分公司以古夷苏木冒充条纹乌木案

2002年5月16日，东莞佐丹诗木器制品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卖给消费者孙玉桥8套家具，其中一套8件套战国沙发和一套218西式酒吧门电视柜都在合同中注明了材质为条纹乌木，总价格152800元。消费者对这两套家具材质有所怀疑，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鉴定，其实际材质为古夷苏木，而非条纹乌木。此后，西城工商分局又会同经营者、消费者将家具再次送检，检验结果也非条纹乌木。经调解，经营者赔偿消费者55000元。同时，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以假充真的家具，并处罚款10万元。

-[案例8]庄胜崇光百货商场销售手机以旧充新案

去年12月23日，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商场卖给赵某一部西门子SL55手机，价格为3880元。这位消费者随后发现该手机内存有三条在购买时间以前不同时间、不同手机号码的短信息，怀疑该手机为被人使用过的旧手机，购买当天即找到经营者要求退机，并要求赔偿7760元。但经营者只同意退货，不同意赔偿。经宣武工商分局调查后发现，庄胜崇光百货商场销售给赵某的手机确属使用过的商品。经过调解，商场经营者最终同意为消费者退货，并赔偿购机价款的一倍，共计7760元。同时，工商部门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当事人罚款1000元。

-[案例9]李纪光销售假冒“南孚”电池案

李纪光于今年1月5日从上门推销人手中购进了840节标有“南孚”字样的电池，在自己经营的店内销售。截至1月8日接受检查时，他共销售出这种电池816节，经营额1254元。经过南孚电池生产厂家鉴定，他所销售的电池均系假冒产品。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管理条例》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没收、销毁销售剩余的24节电池，罚款1500元。

-[案例10]奥顺乳业有限公司商标侵权案

北京市奥顺乳业有限公司在未经瑞士雀巢产品有限公司许可的情况下，从去年1月开始擅自将与雀巢“力多精”近似的“力多健”商标用在其奶产品上，且包装装潢也与雀巢“力多精”近似。截至去年7月5日被查获时，该公司共生产这种奶粉555箱，已经售出515箱。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管理条例》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销毁印有“力多健”等字样的剩余产品40箱，及剩余包装箱50个，包装袋6125个，罚款26000元。

-[案例11]梁玉发销售粮食缺斤短两案

去年9月20日，密云工商分局在检查中发现个体户梁玉发销售的商品缺斤短两，欺骗消费者。经调查，梁玉发在去年9月16日向河南省台前县天福食品有限公司订购每袋重量为24公斤的面粉1250袋，每袋价格31.68元，但这种面粉外包装标重为25公斤。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其使用的台秤的20公斤秤砣比标准值轻，系被打磨过。对于其这种在经营中故意缺斤短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工商部门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收缴不合格计量器具并罚款1万元。

篇8

关键词：欧盟；消费者保护；一体化

一、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消费者保护法和谐统一的总体表述

消费者的保护是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其一，欧盟的消费者保护将各成员国原有水平不一的消费者消费活动的自主性、平等性、安全性，　拓展提升到欧盟一体化的区域内，欧盟的消费者保护是一体化中欧盟公民权利的体现。其二，消费者保护与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欧盟的消费者保护促使欧盟范围内的消费者保护标准趋于一致，从而有利于欧盟一体化市场中贸易壁垒的消除。其三，欧盟的消费者保护形成了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加强了对内部市场的社会控制，同时促使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化，形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促进了消费者的社会化进程，从而成为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生长点。[1]

对消费者的保护是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欧盟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区域，通过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建立起最终包括单一货币在内的经济和货币联盟，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高水平就业，并实现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对于每个欧盟消费者来说，欧盟的目标是：通过实行欧洲联盟公民身份制度，加强对各成员国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为实现此目标，欧盟实施一系列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政策，并开展与此相关的行动。如：制定环境保护政策，将动物保护与植物保护纳人消费者保护的范围；将消费者健康水平的提高作为消费者保护的目标之一，为实现高水平的卫生保护而努力；将信息社会中消费信息传播、消费者教育列为工作框架的内容之一，为教育、培训事业和各成员国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制定民事保护等方面的措施，使消费者在跨国投诉、庭外调解等方面有法可依等等。欧盟的消费者保护行动一方面整合了欧盟市场，另一方面，使欧盟消费者切实触摸到一体化的脉搏，感受到一体化给他们带来福利的提高和生活空间的扩展。

二、欧盟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依托欧盟消保法进一步得以提升和完善

欧盟的消费者保护是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实现欧盟公民权利的重要部分，此观点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中一再得到重申。它具体包括以下目标的实现：（1）确保消费者利益在欧盟政策的发展延续中得到充分的重视；（2）强化一体化市场的透明度；（3）提高在一体化市场中流通的产品与服务的安全性；（4）在商品技术含量不断增加，　信息汇流不断丰富的今天，　特别强调要增强消费者保护自己利益的信心；（5）发展欧盟委员会与代表消费者的各种组织之间的对话系统。1997年6月通过的《阿姆斯特丹条约）（　简称《阿约》）　是对此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简称《马约》）与《罗马条约》的进一步修正和发展。这次修正使欧盟消费者的社会权利进一步扩大，同时，欧盟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决策权强度也加大了。《阿约》推进了欧盟一体化过程中消费者公民权和欧盟统一的消费者保护决策权的实现进程，为在欧盟层次上建立统一的消费者保护机制准备了更佳的条件。《阿约》有不少条款是关于使欧盟更加贴近其公民，加强一体化与欧盟个人成员的相关性的。这表明欧盟更注重欧盟消费者的意愿，也更加关注他们的权利。《阿约》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加强欧盟公民权利及其保护的规定。如第一章强调自由、民主、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法治等原则，均为欧盟消费者利益保护行动的基础。具体探讨欧盟消费者保护的机制，可以看到欧盟的消费者保护行动保护了欧盟公民权利，它使欧盟公民在欧盟的整体范围内享有更大的自由。

首先，它保护了欧盟消费者消费活动的自主性。在消费活动中，消费者应享有广泛的自主性，例如：消费者可以根据各自的经济状况和偏好安排饮食，可以按照自己各自的兴趣和爱好消遣闲暇时间。欧盟区域内各国、各地区，　各民族公民可以按照自己的传统习俗穿戴服饰，从事与信仰宗教有关的消费活动。总之，消费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各种适合自己特点和需要且合理合法的物质消费生活方式和精神消费生活方式。购买行为是消费活动的构成要素之一，消费者活动自还应包括购买自主这项内容。欧盟的消费者是否购买某种商品，是否需要某种劳务，属于个人决策的范围，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暴力胁迫，或以欺骗劝诱影响消费者的决策。经营者如果以广告误导消费者；或者国家之间以武力威胁，强迫对方购买某种商品；或者以其他不平等的方式威胁强迫消费者支付某种费用，都是对消费者自主性的危害，就形成了消费者问题，这是欧盟《消费者法》以及相关政策明文规定不允许和必然受到制裁的行为。

其次，它保护了欧盟消费者消费活动的平等性。欧盟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一律平等。在消费领域中，它表现为消费者消费生活的平等性。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任何组织、企业、个人必须遵循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决不能把人的社会身份、地位等作为商品交易中的祛码。在面对任何一个消费者惠顾时，营销者应该遵循欧盟所规定的法律政策，男女平等，童叟无欺，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商店对非本地或非欧盟公民的消费者，因语言或文化方面的原因而产生的歧视，　也是对消费者消费活动平等性的危害。另外，营销者在价格、质量等商品指标的解释说明上，不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性能、产地、质量的认识。总之，要真正做到平等性在交易活动中的全面实现。

再次，　它保护了欧盟消费者消费生活的安全性。在分工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每个消费者的生存都依赖于市场上商品和劳务的提供。消费者的生存主要依赖于食品，其健康则依赖于运动、医药和卫生环境。如果食品不卫生，药品不合格，轻者导致食用者发生疾病，损害身体，重者危及消费者生命及子孙后代的健康，乃至影响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消费生活安全性的另一方面是环境的安全。环境孕育着生命和人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环境的优劣，关系到欧盟公民体质健康和各成员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危害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欧盟的环境污染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活动中的废弃物质以及农产品耕种中使用的农药。另外，对自然资源所进行的不可恢复的使用也影响消费者的生活环境，因此，在欧盟的消费者保护定义中，环境的保护，包括动物和植物的保护也是其内容之一。欧盟给予消费者的安全性以高度重视，消费者保护政策中有专门的部分规定了药品的使用、食品的卫生标准以及动植物的保护。

三、欧洲一体化中的贸易壁垒借助欧盟消保法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铲除

欧盟一体化是一个过程，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是其双翼。经济一体化的内涵是：成员国之间消除所有歧视性贸易障碍，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的经济调节，建立一个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在政治上，必须建立一个协调和调节区域内各种经济关系的中心机构，并由这个共同机构负责执行一体化范围内的有关活动。建立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是消除阻碍成员国之间的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种种壁垒。[2]对此，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及欧盟已经做出而且还在继续做出努力。首先是消除有形壁垒，即取消区域内的边界检查，代之以共同的边界检查，简化海关手续，协调商品检验规定，简化人员过境手续，取消对旅行者的限制，逐步实行申根协定，使用统一的"欧洲护照"，并互相承认学历和文凭，统一职业培训标准，以及保障自由选择职业地点和居住地点，为欧盟的消费者在欧盟区域内自由流动创造条件，扩展消费者的自主性。其次是消除无形的技术壁垒，即统一商品的规格和标准及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消费者保护等的技术标准；协调和统一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制定有关银行、保险、证券交易以及交通运输和通信方面的共同政策及措施；取消各成员国采购市场的保护性壁垒，实现欧盟采购市场的自由化，为欧盟一体化市场中商品的自由流通扫清道路，使消费者能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第三，减少财政性壁垒，即实现税制和国家补贴等方面的协调、统一，如：增值税和特种消费税的协调、统一，确定各国统一的征税商品分类，取消内部税界等，使欧盟一体化市场中的商品不会因为税制壁垒的因素产生价格上的差异，从而影响消费者购买。第四，放松金融管制，取消各成员国在货币和外汇业务方面的各种限制，以欧元代替各国原有的货币，为消费者在欧盟区域内购买与支付提供方便，减少货币互换时的费用与麻烦。消费者保护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上述壁垒的消除密切相关，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市场壁垒的清除，都是实现与保护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但是，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的情况下，消费者保护也会成为市场壁垒的一部分。欧盟内如不形成统一的消费者保护标准，必然对欧盟成员国间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形成障碍。对此，欧盟在欧共体已有的工作基础上，于1998年2月16日颁布了《消费者法》。该法实际上是以产品价格为核心的对消费者的保护。应当指出的是，1975年4月14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消费者保护与信息政策的初始项目》，　1981年5月19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消费者保护与信息政策的第二个项目》提供了《消费者法》中价格原则的基础。另外，欧洲经济共同体的79　/　581号令和88/　314号令分别制订了食品价格指南和非食品价格指南，也为《消费者法》的实施铺平了道路。

《消费者法》为一体化中市场壁垒的消除、完整的内部市场的建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与贡献。《消费者法》第二条第五款规定：受到此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自然人，他购买产品的目的不是为了商业或职业行为。而与此对应，经销商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他提供出售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商业的或职业的行为。第七条规定，所有欧盟成员国都要以适当的方式宣传《消费者法》的内容。《消费者法》的第二条、第三条中，界定了销售价格、单位价格、最终价格的涵义，销售价格指的是一个单位产品的最终价格，单位价格与销售价格一样，也可以是最终价格，它包含了所有的税。一公斤、一公升、一米、一平方米或者是一立方米的产品，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单一单位的特殊产品，已在欧盟成员国内市场上使用了的，都适用于单位价格的范围。《消费者法》第四条对价格作了进一步说明。销售价格和单位价格必须是明确无误、容易测定的，标价字迹要清晰。该法规定了价格的标记方式，所有成员国在价格标记上，必须于每一产品的包装上有该产品的净重量和净含量的说明。虽然《消费者法》的第十一条规定，各成员国必须在2000年4月18日之前将该法付诸实施，以后每三年各成员国还要向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提供一份执行情况的综合报告。实际上，成员国中消费者保护的进展一是有各国原有的基础，二是有欧共体多年的协调，在价格这个技术壁垒的消除上，问题并不十分突出。

但是，欧盟这个超国家机构在其一体化过程中，确立统一的保护消费者利益准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体化会给各成员国带来不尽相同的消费效应，专家称为"一体化消费效应"。一体化消费效应是实行经济一体化可能带来的消费形态变化及其贸易条件变化的效应。欧盟一体化会改变成员国原先的生产格局与消费格局。如果一体化以后，一国获得的贸易创造效应利益大于其所损失的贸易偏转效应利益，该国的经济福利总水平便会提高，消费水平也将随之而提高；反之，如果一体化以后，一国获得的贸易创造效应利益小于其失去的贸易偏转效应利益，该国的经济福利总水平就会降低，其消费水平也将随之而降低。与此同时，一体化还会使一体化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条件发生变化，贸易条件的改善或恶化必将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福利水平、由于一体化以后，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有可能得到改善，也有可能趋于恶化，因此，欧盟各成员国在与贸易和消费相关的消费者保护细则制订实施上，讨价还价，寸步不让，极力为自己利益辩护。其中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英国疯牛病引起的牛肉出口与抵制进口大战。[3]

欧盟于1999年8月1日正式取消了禁止英国牛肉出口的决定。10月初，法国认为英国对疯牛病控制不力，为保护本国消费者健康，法国宣布暂不进口英国牛肉。英国指责法国违反欧盟决定，多次表示要向欧洲法院控告法国。于是欧盟委员会下属的消费者保护专门事务部责令科学委员会专家进行检验。经检验，　证明英国牛肉已合乎欧盟有关的食品规定，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但法国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理由再次拒绝进口英国牛肉。欧盟委员会曾提出，法国必须在10月16日之前解除对英国牛肉的禁令，如果法国仍然坚持这一禁令，欧盟委员会将正式向欧洲法院提出诉状，控告法国违反欧盟统一大市场内商品自由流通法律和拒不执行欧盟作出的对英国牛肉解除禁令的决定。10月1　6日欧盟委员会决定向欧洲法院控告法国。虽然英法已就解除英国牛肉出口禁令的问题"接近达成一致"，但欧盟委员会仍然坚持提出，因为法国已经超过了欧盟设定的解除禁令的最后期限。"英国牛肉"事件说明，没有一个市场不存在屏障，任何屏障的设制和消除都可以用消费者保护为理由。市场壁垒，可以成为一把双刃剑，伤害或保护消费者利益，对此，人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四、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使得欧盟消保法逐渐成为新的社会增长点

欧盟的消费者保护行动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声势，它促进了欧盟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消费者多层次需要的实现和消费者的全面发展。总的说来，欧盟消费者保护行动对一体化进程起了促进作用。它形成的社会生长点给一体化的社会运转提供了正向的功能。

社会控制欧盟的消费者保护形成了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加强了欧盟对内部市场的社会控制。通过消费者保护行动，使得各国都不同程度地修改、补充了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并在欧盟的统一协调下，完成了跨国投诉与赔偿等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欧盟在欧共体工作的基础上制订的消费者政策，现在仍在不断补充和完善。根据欧盟委员会消费者保护专门事务部的分类，这些政策涉及各个方面，如提请法律诉讼，误导消费者的广告，消费者信贷，消费者教育，人身伤害事故，远距离销售，上门推销，法律实施，欧元，金融服务，销售服务与质量保证，信息社会，强制执行，组团旅游，价格标识，产品责任，产品安全，分时制度（ti　m　e　s　har　in　g　），非公正合同条目等等。[4]为了迎接全球信息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欧盟又新增加了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保护内容。欧盟有关法规明确指出，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法院，也可以启动庭外调解程序。对任何产品的质量问题，消费者有权向生产、经销企业要求查询，被查询的企业必须答复查询人。消费者有权向标准计量管理部门申请质量仲裁，欧盟消费者保护专门事务部也可以委托科学委员会的专业分委员会进行质量仲裁，企业同样有权申请质量仲裁，如果有问题，　有关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欧盟详细的保护政策，为完善消费者利益的社会保护机制提供了依据。

结构分化消费者保护行动促使社会组织结构的合理分化，形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网络。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功能最强有力的组织是欧盟的消费者保护组织，它从最高管理层的角度实现了保护功能。在欧盟委员会下属的机构中有专门负责消费者政策与消费者保护的第二十四专门事务部（D　G　XX　IV　），　其中又分为消费者保护政策司，科学健康意见司，横向问题协调司和食品与维生素司。[5]每一个司下面又分设若干办公室执行具体工作。针对消费者保护中存在的若干技术问题，欧盟消费者保护专门事务部专门成立了由各国专家组成的科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分设九个分委员会：钢铁分委员会，食品分委员会，动物营养分委员会，动物健康与动物福利分委员会，与公共卫生有关的维生素标准分委员会，植物分委员会，纺织品和非食品分委员会，医药产品与药品设计分委员会以及与环境分委员会。

科学委员会的鉴定意见在解决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争执，国与国的贸易摩擦中具有权威性，欧盟委员会就是根据科学委员会对英国牛肉的鉴定意见裁定法国必须接受英国牛肉进口的。一个运转有效、有法可依的消费者保护科层组织，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也维护了一体化内部市场的发育与发展。欧盟消费者保护部除了政策制订外，还负责协调各国的和跨国的消费者保护组织的活动，使欧盟内部消费者组织连接成一个保护的网络，确保消费者利益在一体化市场商品大流通、人员大流动的背景下得到更完善的保护。

机制优化欧盟的消费者保护行动促进消费者的社会化进程，对消费者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式的教育，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一般消费者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采取的行动往往是自发地和个别地开展，只是消极地、被动地对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动进行抵制，一般没有上升到自觉、主动地组织起来进行保护活动的水平。欧盟的消费者保护专门事务部通过各种宣传教育途径，提高消费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并引导他们组织起来自觉地、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欧盟委员会各部中最早建立网站的就是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保护专门事务部。在网上，消费者可下载消费者投诉申请表，并咨询有关问题；有关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文件也挂在此网站上，供消费者查阅；网站还提供各国消费者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姓名、电话、组织的地址，以便消费者访问咨询。在世界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欧盟有关官员还在网上与消费者讨论问题。该部在《1999一2001年消费政策行动计划》中指出，由于市场全球化和通讯的革命，市场服务消费者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因而在未来的三年中，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愈加重要，面对这个挑战，欧盟将加强对消费者的社会化，尤其是加强对消费者观念转变的教育，使消费者熟悉、掌握被电讯技术革命引导的市场营销方式。该行动计划还针对欧盟成员国的状况指出：老人、年青人、失业者、长期患病者、低收人者、少数民族、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的人都属于消费者保护的重点对象，他们属于易受伤害人群，应辅之以特殊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

《阿姆斯特丹条约》重申了在一个高水平的消费者保护中增进消费者利益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欧盟将在未来时期中做到：为全欧盟的消费者传达一个强有力的声音，表明他们的愿望，将欧盟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水平层次再进一步提高，在统一市场内全面尊重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使消费者保护成为欧盟一体化的坚固基石。

五、欧盟消保法的新指令对一体化的发展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促进

欧盟《官方公报》于2011年11月22日刊登新消费者权益指令。新指令将于2011年12月13日生效，各成员国须于2014年6月13日前，把指令条款转化为本国法例。欧盟理事会已于2011年10月10日正式通过该指令。新指令将加强欧盟二十七国的消费者权益，并适用于所有消费品销售，包括网上及传统交易模式。近年来，欧盟各国之间的跨境远距离销售发展较各成员国本国内的发展逊色，尤以网上销售为然，背后原因错综复杂，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消费者保障规则存在差异。新指令旨在通过统一各国多项消费者资讯规定及商业对消费者规定，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跨境远距离销售。新指令希望藉着减少各国法规之间的差别，消除影响贸易商和消费品交易的障碍，以及减低遵守法规的成本。

以下是新指令的要点：

1、消费者的退货期由合约订立后的7日，延长至14日。消费者可以任何理由向销售商提出退货要求，包括消费者改变主意，也可不说明理由。若销售商未有向消费者提供有权退货的资讯，消费者的退货期限可延长至12个月。退货期由消费者拥有货品开始计算，目前则以订立销售合约后开始计算。若消费者决定退货，销售商必须在退货后14日内退款予消费者。不过，若销售商未有向消费者告知退货所需费用，费用则由销售商承担。

2、无论消费者在欧盟境内何处订立远距离销售合约（如通过互联网），销售商必须向消费者提供标准的退货表格，方便退货。销售商必须向消费者提供其他资料，如售出货品及服务的主要特征、联络资料（公司名称及地址）以及售出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包括额外费用）。禁止网上购物网站为上网购物的消费者使用与额外服务相关联的预先勾选方格--通常如果消费者不愿额外付款，他们都不会勾选。信用卡付款（或其他付款方式）的额外收费，不得高于提供有关付款安排所涉的成本。

3、数码产品方面，有关数码内容的资料必须较目前更加清晰，如数码内容与硬件及软件的兼容性，以及所使用的技术保护措施，如限制消费者复制数码内容。消费者有权退回所购买的数码内容，如音乐或视像下载，但仅限于开始下载内容之前。

新指令旨在统一各项相关法规，方便远距销售。以上提及的远距销售及非店铺式销售合约规定期望可缔造一个公平交易环境，并增强消费者信心，特别是透过互联网进行交易。

六、欧盟消保法与一体化的和谐共进对中国的借鉴

1、立法原则方面

应确立消费者作为被援助的弱者地位，　在立法时应对消费者作出具有倾向性的规定。对于民商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应当作出适当限制，减少不公平契约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应当建立严格的产品责任制原则，虽然在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中引进了严格责任制度，但只是部分适用，对于生产者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制，而对于销售者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制。从发展市场经济的长远角度来看应当将严格责任制在产品责任法中全部适用。

2、具体措施方面

由于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任务很重，市场上产品质量问题、假冒商品问题、计量问题、售后服务问题、污染问题都是急待规范管理解决的，网络销售更是一个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处理这些具体问题方面，欧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蓝本。例如：统一质量与安全标准。虽然我国在这方面已建立了一套有关质量与标准的法律制度，但是对于一些特殊商品的立法还不够全面，如药品、化妆品、玩具、汽车等的具体规范还不够。对于商品的概念应扩展到服务业。商业社会中，消费者所接受的服务也是一种商品。中国服务业正在蓬勃发展，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另一方面，对于商品的管理除了静态的管理以外，还应从商品的流通入手，保证销售的是安全有效的商品。还有正在起步中的电视销售和邮购等，这些行业在中国都有着广阔的市场，这些销售方式中的消费者多处于不利地位，如何保护这些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当前立法者的当务之急。

3、标志制度

当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一个问题是标志不统一和标志不实。因此，统一规范不同种类的商品标志是一项急待完成的工作。这方面，欧盟的标志制度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4、信息交换制度

欧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中很好地利用了信息交换系统，为市场信息的反馈、职能部门的管理提供了一条快捷的通道。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应使用先进的信息管理办法提高管理效率。

5、消费者协会的作用

在我国，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起步较晚，法制尚待完善，对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在很多方面还未引起重视；同时有些消费者个人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为此，在我国更应发挥消费者协会的作用。除了现有的受理消费者投诉、市场反馈的功能以外，还要加强作为消费者代表的功能：一方面，消费者协会要主动帮助消费者保护自身的权益；另一方面，政府要从法制上认可消协的此种功能，如在消费者因受损而进行诉讼并获得司法救济时许可消协帮助或参与的权利；在某些类型的诉讼中确立消协的权利等等。

七、结语

通过对欧盟消费者保护体系的考察，不难发现它对欧洲一体化的促进作用，欧洲一体化作为欧盟建立的基础和根本目标，它对消费者的保护制度也同样十分完善，也正是这种良好的协调统一，才使得欧盟范围内27个具有独立的国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中，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另一个方面，显而易见，我们与欧盟之间的差别和距离还是十分明显，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适当的消费者保护制度的配套。无论是从制度上与国际接轨还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角度来看，借鉴欧盟成功的经验，发展和健全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以及进一步有效发展我国参加的区域性合作都是必要和紧迫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王宪磊.当代世界经济与欧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16

[2]张彤.欧盟法概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09.

[3]曾令良.欧洲联盟法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85.

[4]European　Commissi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J].2003，（1）.

篇9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监管 网络支付 网络借贷

互联网金融作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与金融相结合的新型模式，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改造着传统金融业。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借助电子商务和信息数据等优势大举进军金融领域；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加速互联网业务创新，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互联网金融日新月异的创新与变革，对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也对于金融监管方式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监管到位，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发展历程来看，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并非新生事物。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保险的出现为标志，我国网络金融经历了第一轮快速发展的浪潮。在这一阶段，网络金融主要是传统金融服务在互联网上的延伸，互联网作为宣传和营销渠道，有效地拓展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外延。自21世纪10年代以来，以社交网络、移动支付、云计算、搜索引擎等为代表的互联网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为起点，我国互联网金融掀起了第二轮发展浪潮。当前的互联网金融具有尊重客户体验、强调交互式营销、主张平台开放等新特点，并且在运作模式上更加强调互联网技术与金融核心业务的深度整合，这使得业界对互联网金融的关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有人将2012年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现状

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传统金融业的改革，但是互联网金融蕴含的风险较传统金融更为复杂，对于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联网金融监管涉及面广、监管主体多，既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也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本文从金融监管主体的视角分析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现状。

（一）网上银行

2001年6月，为规范和引导我国网上银行业务健康发展，有效防范银行业务经营风险，保护银行客户的合法权益，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此办法对网上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风险管理、法律责任等做出了规定，为网上银行业务监管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此办法中原则性的规定较多、缺乏量化标准、可操作性较差，于2007年1月5日废止。

2005年11月，在总结国内商业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发展与监管历程、借鉴国际电子银行监管经验的基础上，银监会制定了《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电子银行业务的申请与变更、风险管理、数据交换与转移管理、业务外包管理、跨境业务活动管理、监督管理以及法律责任等细则。此外，为了推动电子银行系统的安全建设工作，银监会还了《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二）网上证券

在证券发行方面，我国现行立法不允许网上证券直接发行。2012年5月18日证监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决定》中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应当在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之间建立双向回拨机制，根据申购情况调整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的比例。

在证券委托方面，2000年3月，证监会制定了《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对证券网上委托的业务规范、技术规范、信息披露、资格申请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为网上委托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4月，证监会依据此办法制定《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业务核准程序》。

（三）网上保险

2011年4月，为促进互联网保险业务规范健康有序发展，防范网络保险欺诈风险，切实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保监会起草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规定（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保险业务开展的资质条件、经营规则、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同年9月，保监会印发《保险、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试行）》，对互联网销售保险的准入门槛、经营规则以及信息披露做出了规定，并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四）网络支付

2005年10月，为规范电子支付业务，防范支付风险，保证资金安全，维护银行及其客户在电子支付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支付业务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明确将电子支付业务纳入监管范畴。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依据办法和细则向符合条件的非金融机构发放《支付业务许可证》，并对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2011～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及《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征集社会公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出台对应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网络支付监管体系。

（五）网络借贷

目前，在国内成立一家经营性网络借贷平台一般需要三个步骤：第一，获得由工商行政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第二，向通信管理有关部门申请并获得《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第三，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增加“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范围，并办理相应的经营性网站备案，这一过程并不需要金融监管部门的介入。而且，我国尚未出台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网络借贷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2011年8月，银监会印发了《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警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与P2P网络借贷平台之间建立防火墙，防止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体系蔓延。2013年5月，《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送审稿由浙江省金融办上报至浙江省政府，预计将在2013年10月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该送审稿对于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民间资金经营管理机构和民间融资信息服务机构的设立、市场准入条件、经营模式和特殊规制，以及出借人资金来源、自然人借款金额、民间融资利率等做出明确规定。如果审议通过，该条例最快有望在2013年年底出台。

（六）金融搜索

金融搜索作为金融产品的搜索比价平台，满足了企业和个人消费者对于金融产品“货比三家”的需求。由于金融搜索平台只是充当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自身并不参与金融产品供求双方的交易环节，目前并没有相关政策对其进行监管。

（七）网络金融超市

网络金融超市通过互联网平台向客户提供一揽子金融产品与一站式金融服务。目前，在市场准入方面，监管部门已出台相关政策，如2012年12月，证监会公布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但是在具体管理措施方面，现行监管政策仍留有空白。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现行监管政策评价

（一）网上银行、网上证券和网上保险

我国网上银行、网上证券和网上保险发展起步较早，配套监管政策较为完善，目前已初步构建起相关金融监管框架。但是，随着网上金融业务内涵的不断丰富、外延的不断拓展，相关监管制度有待于进一步更新、细化和完善。首先，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法律中鲜有涉及互联网金融相关内容，需要适时补充网络金融条款。其次，《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和《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分别制定于2005年和2000年，由于近几年来互联网金融新模式、新载体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手机银行、超级网银、掌上证券等普及率日益提高，现有管理办法需要做相应的修订或增补。《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规定（征求意见稿）》制定于2011年，至今没有公布实施。保监会要在听取意见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正式规定和监管细则，严防监管真空。此外，现行监管政策中缺少金融消费者隐私保护、金融门户网站监管以及跨国监管合作等相关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网络支付

我国网络支付尽管发展时间不长，但是监管体系的构建非常迅速。自2010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密集出台一系列管理办法，从第三方支付的准入门槛、监管范围与细则、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预付卡管理、备付金存管、互联网支付管理等方面对网络支付进行全面的监管。2011年5月，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成立。作为行业自律组织，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自成立以来先后印发《网络支付行业自律公约》、《预付卡行业自律公约》、《移动支付行业自律公约》、《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风险防范指引》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支付清算服务行业进行自律管理，有效地维护了网络支付清算服务市场的竞争秩序，有力地防范了网络支付清算服务风险。

（三）网络借贷

我国网络借贷平台自成立以来，一直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与监管的空白地带，存在着准入门槛过低、借贷资金监控缺位、信贷审核与风险评价机制不健全、内控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由于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性质和地位，也没有赋予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权限，因此政府各部门一般将其作为从事中介服务的企业法人进行管理，忽略其提供金融服务的本质，这导致投资者的合法利益疏于保护、信贷业的市场秩序遭到破坏、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效果受到影响。近年来，网络借贷平台“卷款跑路”的现象多次出现，如贝尔创投、安泰卓越、淘金贷等，影响非常恶劣。因此，我国亟待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主体并制定相关监管政策。

（四）金融搜索

金融搜索平台一般由信息科技公司创建，没有包含在金融监管的范围之内。尽管其目前只提供搜索服务，并不参与金融交易环节，但是金融监管部门要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监控潜在金融风险。同时，要加强金融消费者隐私的保护，防范个人信息的泄露。

（五）网络金融超市

网络金融超市属于混业经营范畴，在这种模式下，不仅传统金融机构跨行业提供服务，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等之间的关联交易会带来风险的传染和蔓延，而且非金融机构也开始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这大大增加了分业监管模式下金融监管的难度，容易出现监管真空与重复监管。面对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矛盾，当前亟待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互通有无，实现对网络金融超市的协同监管。

三、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对策建议

相较于传统金融行业，互联网金融涉及面更加广泛、业务更为多元化、创新层出不穷、风险更难防控，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一定的缺位。为了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必须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起多层次的监管体系。

（一）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法律法规是国家实施金融监管、保障金融安全的根本依据，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是我国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首先，我国现行金融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其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鲜有涉及互联网金融相关内容，需要及时修订金融法律、补充相关条款。其次，与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相比，我国相关领域的立法进程较为缓慢，目前涉及互联网金融相关内容的法律仅包括《刑法》、《电子签名法》等。要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信用体系构建、信息网络安全维护等方面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逐步搭建起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础性法律体系。再次，互联网金融涉及的领域广泛，有些领域发展起步早，制定法规、规章的时间早，因此相关内容、条款需要相应更新，如网上银行、网上证券；有些领域出台政策及时且内容较为完善，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如网络支付、网上保险；还有些领域处于监管真空状态，风险点多，一旦出现问题负面影响很大，亟待出台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如网络借贷、网络金融超市。

（二）构建多层次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互联网金融跨行业、跨区域的经营模式对于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我国应尽快建立起正规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跨部门跨地域的多层次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一是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建立包括一行三会、工商、通信、司法等相关部门在内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交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状况，加强监测、及时预警，防范虚拟平台交易风险向实体经济蔓延。二是与时俱进地推动金融监管改革。要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微观审慎监管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推动银证保监管部门逐步实现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三是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通过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自律公约、督促会员贯彻法律法规和履行自律公约、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会员合法权益等方式，实现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自我管理，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四是积极与国外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开展交流与合作。互联网与金融的全球化发展使得跨境金融风险增加，这要求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加强合作，对跨国性的金融交易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共同打击跨境互联网金融犯罪，保护本国用户在国外、外国用户在本国的合法经济金融权益。

（三）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近年来，“一行三会”先后设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门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距构建完备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仍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较为薄弱。在互联网环境中，信息采集、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水平，过量化、复杂化、非对称性的信息使得消费者识别有效信息的难度大大增加，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挑战；而且网络安全隐患使得消费者各类交易信息如身份信息、账户信息、资金信息等在互联网传输过程中存在被非法盗取、篡改的风险，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金融隐私权。在2013年5月制定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中指出，金融消费者是指在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这一界定并没有包括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等非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消费者。因此，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推进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领域，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特别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教育，进一步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构建良好的互联网金融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狄卫平，梁洪泽.网络金融研究[J].金融研究，2000，（11）.

[2]王倩，刘桂清.我国网络金融监管的现状及政策建议[J].经济纵横，2006，（3）.

[3]唐婧.我国民间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制度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2.

[4]由曦，宋玮，刘琦琳，袁满.交战互联网金融[J].时代金融，2013，（1）.

篇10

关键词：消费者保护；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剥削性滥用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的实施五年之际，自由竞争与规制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为了保护和推动自由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不仅出台了大量的配套性反垄断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建立和完善各级竞争执法机构，培养和训练反垄断法理论与实务人才等――法律实施所需硬件设施，而且还从人们对竞争的态度、观念或评价等非正式制度的范畴来营建竞争文化――法律实施所需软环境，这两个方面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反垄断法在我国的实施，取得了不错的实施效果，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树立起反垄断与自由竞争的法律认知与信赖氛围。

然而，近年来频发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一直困扰着我国《反垄断法》的良好实施。譬如，周泽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案（简称“中国移动”案）、唐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百度搜索引擎运营商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案（简称“人人诉百度”案）、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诉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案（简称“书生诉盛大”案）、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简称“360诉QQ”案或“3Q”案）等，这类案件在各地法院受理的反垄断案件中占相当比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该类案件的特点，在于原告不是依据行政执法机关认定违法行为的决定请求损害赔偿，而是要求法院直接认定违法行为，其结果一般以原告败诉结案。{1}究其原因，普遍在于在这些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争议焦点之一为“被告是否存在市场支配地位”，以此作为案件分析的逻辑起点，进而再判定被告的行为是否导致了“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并以此作为认定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的标准――事实上，对被告在相关市场上支配地位的认定其难度非常大，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原告胜诉的可能，但是，令人更为担忧的是，通过对目前各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思路分析――沿着这一看似标准的规范分析方法，自然地得出在判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之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时，其效果标准在于该行为是否导致了“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极易导致惟竞争利益论。

然而，从前述案件的实际影响看，以时间跨度最长的“3Q”案为例――从2010年11月至2013年3月――该案的影响范围随着两大互联网公司争议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广，不仅包括自由竞争秩序与经营者利益维护，还涉及反垄断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系。这一看似简单明确，本属于反垄断法实施应有之义的问题，却由于缺乏实证分析，加之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而显得较模糊。为此，有必要深入下去，结合规范分析，认真审视反垄断法就消费者保护存在的不足，力争通过对个案的解析提出实际有效的优化方案。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消费者的定位

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协调需求增强，保障效率与公平分配间的张力加大，国内外复杂情势的相互影响等，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日渐凸显，其实质上承载的是一个民生问题，为此，以当下影响广泛的“3Q”案为例，经由个案分析，结合消费者保护上“私法、公法以及社会法”多元联动的保护模式，{2}探讨如何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保护消费者合法利益，切实推动反垄断法对消费者的保护。{3}

虽然，在“3Q”案中一些律师和法学专家站出来，公开指责腾讯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反了《反垄断法》。然而，他们更多的注意力大多放在了互联网经营企业身上，以及互联网行业整体的创新与发展上，对该案所影响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谈及较少。这类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譬如在“人人诉百度”案、“书生诉盛大”案中，各类法律人士并未就消费者保护问题予以深入讨论，而仅仅是关注经营者利益或者是相关市场竞争秩序是否遭受损害，以此为据来判定被告是否违反反垄断法。{4}

如任其发展，则极易在反垄断案件中忽略消费者的诉求，将竞争法的价值集中在对竞争者或者经营者利益的维护上，{5}这显然与反垄断法或竞争法的整体立法目的并不完全一致{6}，这一现实冲突值得高度重视。正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借由个案分析来厘清消费者在滥用市场支配案件中的定位，以此为基础探讨消费者权利发生侵害时如何给予救济。

从法律上讲，判定假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者的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上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违法，需要充分的理由和确凿的证据，其调查取证和法庭认定环节颇为繁琐和复杂，因此，认假定违法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非轻而易举。那么，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认定过程中，广大消费者如何自处？最后，即便法院判定假定违法者违反了《反垄断法》，广大消费者的又如何救济？反垄断法能否观照普通消费者的利益？难道反垄断法只是有钱人的游戏？答案是否定的，反垄断法必须对普通民众的权利诉求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也只有通过此类积极作为，方可使反垄断法在我国的实践获得社会认同和大力支持。

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石，其立法目的之一要求保护消费者，而实际操作却难以有效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通过对以“3Q”案为代表的各级法院既决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为中心的分析看，不禁会问这类现象的出现是否真正符合反垄断法或竞争法要旨，消费者在反垄断法或竞争法适用中的定位作何解？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是围绕竞争者或经营者，抑或兼顾消费者，还是最终为了消费者？{7}即何谓竞争，竞争为何？竞争过程中不去考虑消费者，那么竞争还有什么意义？{8}

为破解此问，笔者结合不久前审结的“3Q”案，站在如何保护消费者的立场予以剖析，冀望发掘相关因由，设计化解之策，切实推进反垄断法对消费者的保护。假定腾讯公司在IM（即时通讯软件及服务）{9}相关市场上占有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并不反对优势经营者占有市场支配地位，其规制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分析其是否存在对消费者利益的滥用行为，若存在滥用，其侵害了消费者何种权益？回答此问，需认真分析以下两个问题。

1.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违法类型

相对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七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而言，学理上的分类更有利于我们把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行为的实质。学理上通常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类型划分为两种{10}，排他性滥用和剥削性滥用。{11}前者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通过滥用行为，如增加竞争对手成本、拒绝与竞争对手交易或拒绝其进入使用核心设施等，减弱现有市场竞争程度或阻碍竞争的增加，该滥用行为将影响相关市场结构。{12}在市场上可能形成封闭效果，抑制其他竞争者的进入或扩张，或致使其他竞争者退出该市场。{13}后者直接以消费者为目标，如强加给消费者过高价格或不合理交易条款或条件，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其支配地位带给他的商业机会，以掠取其在正常的和充分的有效竞争环境下所无法获取的商业利益的违法行为。{14}结合“3Q”案，若从消费者立场出发，应关注剥削性滥用的行为模式，即腾讯公司直接针对普通网民在使用QQ软件及其接受其服务时，是否采取了滥用行为。

就剥削性滥用行为的违法认定标准言，早在1973年大陆罐案（Continental Can{15}）中，欧洲法院就认为，欧共体条约第82条可以适用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直接或间接地向其消费者施以不公平收费的行为。法院进一步述明，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者向其消费者所提供的产品价值与其定价之间没有合理关联时，该定价被认为是不正当地过高定价；如果消费者因为该经营者之定价蒙受损失，即使是该定价行为或政策并不对相关市场竞争产生影响，该经营者亦会被认定违反第82条规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2000年公告的足球世界杯案（Football World Cup{16}）在肯定“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因不公平定价致使消费者利益受损的，该定价行为应认定为‘滥用’市场优势行为，即使该行为没有对相关市场上的竞争结构产生危害”的判例法决定时，还进一步主张“没有必要开示涉嫌违法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从其滥用行为中获得商业利益”的证据。换言之，在认定剥削性滥用行为时，只要存在着经营者行为与消费者权益损害之间基于不公平交易行为而发生的因果关系，即构成违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权益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适用标准，而并非是竞争利益受损后的一种反射利益损失。

2. 交易相对人范围

“交易相对人”是反垄断法上一个重要的术语，直接关涉到市场竞争行为的指向及其价值判断的结果，确定反垄断法调整的范围及其保护的主体及其权利，但是在我国反垄断法上却没有明确予以规定，而且相关学术讨论也较少，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17}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三条则明文规定“本法所称交易相对人，是指与事业进行或成立交易之供给者或需求者。” 就这一规定做文义解释，结合台湾地区公平交易委会所处理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如贵群企业有限公司案、月眉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案、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案以及联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案等{18}，可知在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上交易相对人的范围包括事业者和消费者两类，均属该法保护的对象。与此同时，该法第一条规定“为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利益，确保公平竞争，促进经济之安定与繁荣，特制定本法”，可以明确得知，无论是在立法目的上，抑或法律实施中，公平交易法对消费者利益的维护始终于中心位置。{19}

反观，我国反垄断法或竞争法，如前述其更多注意力放在竞争经营者上。究其原因之一，可能与竞争法律上对交易相对人规定不明不无关系，致使相关竞争立法所规定的行为模式无法明确涵盖消费者作为主体之地位，其权益自然也就无法予以切实维护。具体评析如下。

“交易相对人”这一概念在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七条中出现，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对其做明确解释。通过对第十四条的解读，得知该条款中的“交易相对人”是指与经营者不具有竞争关系的下游经营者，尚不包括消费者。{20}循此理解，依据法律规范解释的一致性要求，对第十七条中“交易相对人”的解释，暂不宜扩大到消费者主体。事实上，从目前第十七所规定的七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类型分析，该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以及第六项规定中均提及了“交易相对人”，并分别规定了“拒绝交易”、“限定交易”以及“差别对待”三种违法交易行为，从此类违法行为的模式设计，及其排他性滥用属性之分析，可推知其中提及的“交易相对人”应指“经营者”，并不包括以私人目的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换言之，如果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欲提起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诉讼，则不应当以《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该项规定了低于成本价销售情形，客观上对消费者有利，不可能成为消费者提起反垄断诉讼的依据）、第三项、第四项以及第六项之规定为依据。如此来，在反垄断法下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力度，尤其是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情势下，势必缩小，这不得不说是现行反垄断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在“3Q”案中，如果选择反垄断法上“限定交易”为由，其直接受侵害者则不应当是消费者，而是竞争经营者，也就谈不上消费者以腾讯的“二选一”困扰为诉由，主张侵害了自身的选择权。由此引发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国反垄断法或竞争法立法中强调的消费者保护，保护的到底是消费者什么样的权利？与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内的广义的消费者保护法所保护的权益是否相同？在“3Q”案中，既然消费者以其自由选择权受侵害为由，提起反垄断诉讼不恰当，那么是否消费者不能选择反垄断法提讼？关于这一点，需要结合前文谈及的剥削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模式予以分析。

三、反垄断法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保护

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行为的列举式规定，其中第一项和第五项所规定的，是直接以消费者为目标的剥削性滥用，在这类滥用行为中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之经营者通过不公平交易的方式压榨、剥削消费者利益，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具体到“3Q”案，消费者若针对腾讯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可以依据“没有正当理由，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为由，主张腾讯公司侵害了其公平交易权。至于经法院审理，最终是否判决腾讯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并不影响消费者享有提起反垄断诉讼的权利。通过此路径，可以实现在反垄断法下对消费者的直接保护，所保护的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这明显与目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所主张的消费者权益的内涵不同，后者还包括消费者知情权、自由选择权、安全保障权等。在这里容易引起争论的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能否通过反垄断法或竞争法予以保护？理论上讲是可以得到保护的，而且在其他立法例和司法域中也有体现{21}，但是，在我国现行反垄断法下却没有为其保护提供可操作的依据，仅仅通过简单的、宣示性的“保护消费者利益”这样的语言来表述，而且，在实践中也将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习惯性地放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是广义的消费者保护法体系下予以处置，已形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路径依赖。

虽然，在反垄断法案件中时常看到，当事人一方以消费者之名“怒斥”相对方竞争者（经营者）违法竞争之行为，如奇虎诉腾讯状中，指明“被告利用其在相关市场中的支配地位，扼杀互联网安全软件中的竞争者，使得其自身运营的互联网安全软件得以发展。被告通过垄断地位的传导扭曲了在互联网安全软件市场的正常竞争，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是，这一作为的直接动因乃是为经营者利益辩护，或从长远看是为维护自由竞争秩序而努力，然而，现实的消费者利益之保护仍未可知。当然，随着自由竞争秩序之建立，消费者利益最终必得以提升――是消费者整体利益抑或消费者个体利益之提升，仍在争论――但是，这一终极目的之实现，不仅有赖于反垄断法或竞争法的良好运行，也需要整体法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现实的相互配合，并非单靠反垄断法或竞争法一己之力。因此，面对复杂的经济交往情势与后发的竞争法制状况，无论是消费者整体利益之主张，还是消费者个体利益之实现――即便是前者优先，亦不会排斥后者{22}――当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时，都应鼓励、支持其通过反垄断法寻求救济，扩宽单一依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予以救济的法律路径。寄望通过个案的解决，推进整个竞争法治的纵深发展。

为此，笔者站在消费者立场，通过对以“3Q”案为代表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消费者定位的分析，主张消费者在反垄断案件中可独立提起反垄断诉讼，明确提出以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为内容的消费者利益可构成独立适用反垄断法的标准。但与此同时，通过个案表明，在我国现行反垄断法下，消费者虽然可独立提讼，但由于其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保护进路较为狭窄。建议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和欧盟地区竞争法实施的经验，在不改变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即不以自由竞争秩序被损害为惟一要件，对压抑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以不公平交易方式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消费者可以直接提起反垄断法诉讼，切实拓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反垄断法进路。

注 释：

{1}王晓晔：《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五年：成就与挑战》，《“竞争法实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昌：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2013年5月，第2-7页。

{2}See Michael Furmston，Jason Chuah：Commercial and Consumer Law，England：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10，pp.378-383.

{3}邱本：《来自竞争的价值》，《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4}陈兵：《我国〈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适用问题辨识》，《法学》2011年第1期。

{5}李发展：《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修改看我国竞争法体系的完善》，《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6}如《反垄断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又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这两部最基本、最主要的竞争法都明文规定对“消费者”的保护是其立法目的之一。

{7}孙颖：《论竞争法对消费者的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8}谢晓尧：《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颜运秋：《反垄断法立法的目的与保护消费者权益》，《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5期。

{9}“奇虎360公开诉腾讯垄断案状”，；“360诉腾讯垄断案开庭 IM相关市场界定成焦点”，，2012年7月8日最后访问。

{10}除了两分法外，意大利卡梅里诺大学欧盟法教授佩斯（Lorenzo Federico Pace）还提出了第三种分类，即“歧视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类型。See Lorenzo Federico Pace：“European Antitrust Law： Prohibitions， Merger Control and Procedur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 pp.152-153. 但是，欧委会（the Commission）认为这种分类分并不很重要，各类违法滥用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有时甚至可以联合使用。

{11}See D. G. Goyder：“EC Competition Law 4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83. 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们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台湾称为“独占事业滥用市场支配”，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五条，亦可参见《公平交易法实施细则》第三条）划分为封锁竞争式的滥用（其行为目的在于封锁竞争，使竞争的机制无法运作）和榨取式的滥用（利用独占力量榨取他人）二大类型。刘孔中：《公平交易法》，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53页。前者指排他性滥用，后者对应剥削性滥用。

{12}Hoffmann-La Roche et Co. AG v. Commission， Case 85/76 [1979] E.C.R. 461， §38.

{13}See Lorenzo Federico Pace， European Antitrust Law： Prohibitions， Merger Control and Procedur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 p125.

{14}United Brands v. Commission， Case 27/76 [1978] E.C.R. 207， §249.

{15}Europemballage Corporation and Continental Can Company Inc. v. Commission Case 6/72 [1973] E.C.R. 215.

{16}1998 Football World Cup O.J.L. 5/55， 2000.

{17}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进行检索，专以“交易相对人”为题进行研究的论文，仅有胡海龙：《反垄断法中的“交易相对人”》，《消费导刊》2008年第6期。进一步检索，以“交易相对人”为主题词，选择“核心期刊”范围，有效目标21条，大多数讨论集中在民商法领域，涉及反垄断法主题的相关代表作有，王丽娟、梅林：《相对优势地位滥用的反垄断法研究》，《法学》2006年第4期。

{18}以上台湾地区案件编号，分别为台湾地区（89）公处字第021号，台湾地区（89）公处字第164号，台湾地区（90）公处字第087号，台湾地区（88）公处字第057号。案情简介，何之迈：《公平交易法实论》（修订版），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第387-391页。

{19}徐火明：《公平交易法论――不正竞争防止法》，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第6-7页。

{20}《反垄断法》第十四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第十三条规定了与经营者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垄断协议，学理上称为横向垄断协议，前者称为纵向垄断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