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环境保护条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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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篇1

第一条为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产品质量,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对农业生态环境有影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的农业生态环境,是指农业生物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环境因素的总体,包括土壤、水、大气和生物等。

前款所称农业生物,是指作物、果树、蔬菜、栽培的中草药和树木花草、蚕桑、家畜、家禽、养殖鱼类等。

第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作为农业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采取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普及和推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提高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农业、林业和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国土、水利、地矿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和农业生态环境资源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农业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控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在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保护与治理

第八条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农业资源和农业生态环境状况,制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组织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逐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

第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对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依法实行特殊保护。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耕地使用和养护的监督管理,组织对耕地质量状况的监测,并制定相应的耕地保养规划。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耕地地力分等定级。

在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中,应当有耕地保养等内容。耕地使用者必须坚持用地和养地相结合,采取有利于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的耕作制度和方式。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加强对耕作制度和耕作方式的指导。

第十二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植树造林,加快平原、丘陵山区绿化,提高林木覆盖率。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组织农田防护林建设,农田防护林可以依法实施抚育采伐或更新采伐,不得实施皆伐作业。

第十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生产者依法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改造中低产田,开展小流域治理,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盐渍化和贫瘠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农用地上从事采矿、挖砂、取土等活动。

从事采矿、挖砂、取土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措施,恢复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第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农业,合理利用水资源。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规划,并定期组织疏浚河道,清理河湖淤泥。

禁止围湖造田、侵占江河滩地及兴建影响湖泊蓄水功能的工程。

第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生态农业发展规划,建立生态农业试验、示范区。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积极组织推广生态农业工程技术和农业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并加强对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积极开发和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

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应当教育农民不得露天焚烧秸秆或向水体弃置秸秆。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受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使农业生物不能正常生长或者所生产的农产品可能危及人体健康的农业生产区域,划定为农业生态环境污染整治区,进行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农业生态环境污染整治区的划定标准和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规范并组织实施。

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无公害农产品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和标志。

第十八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指导农业生产者合理使用化肥,采用配方施肥和秸秆还田,使用微生物肥料,增施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保持和培肥地力。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未经国家或者省级登记的化学、微生物肥料。

第十九条鼓励使用易降解地膜,对难降解的残膜,农业生产者应当及时清除、回收。

第二十条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使用农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防止对土壤和农产品的污染。

不得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者撤销登记的农药。对国家禁止使用和限制使用的农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公布和宣传,并加以监督管理。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中草药和直接食用的其他农产品。

第二十一条农业、林业、渔业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加强对农作物害虫、害兽的天敌的保护。对野生蛙类、蛇类、鸟类等农作物害虫、害兽的天敌禁止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和出售。

第二十二条加强动植物检疫工作,防止危险性病、虫、草害的传播和蔓延。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农业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产品农药残留量的检测工作。经检测农药残留量超过标准的农产品,禁止销售或限制其用途。

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渔业水域的保护,防治渔业水域污染,改善渔业水域的生态环境。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渔业水域统一规划,采取措施,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农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农田灌溉水质和渔业养殖水面的监测,发现水质不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和渔业水质标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级政府并通报同级环境保护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排污单位限期治理。

第二十六条禁止直接向农田排放工业废水和城镇污水。

禁止向农田和灌溉渠道、渔业养殖水面等农用水体倾倒垃圾、废渣等固体废弃物及排放油类、酸类、碱类和剧毒废液。

禁止在农用水体浸泡、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

第二十七条禁止超标准排放烟尘、粉尘及有毒、有害气体。对农业生物生长造成有害影响的,排放单位必须采取治理措施。

第二十八条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堆放固体废弃物;确需占用其他农业用地临时堆放固体废弃物的,必须按有关规定办理土地使用审批手续。对固体废弃物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扬散、自燃、渗漏、流失。

第二十九条专业从事畜禽饲养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对粪便、废水及其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避免和减少污染。

第三十条提供给农业使用的城镇垃圾、粉煤灰和污泥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第三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省环境保护、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拟定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监测工作,并会同农业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和评价,定期提出农业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农业环境监测机构,对基本农田保护区和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和评价,可以受地方政府委托承担农业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技术鉴定和损失评估。

第三十三条对农业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当征求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其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有农业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林业、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分别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环境污染和农业资源破坏情况进行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发生农业环境污染事故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其他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五条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农业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个人,避免造成更大损失,并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向当地环境保护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三十六条跨行政区域的农业环境污染和农业资源破坏的防治以及处理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作出决定。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不及时清理、回收难降解残膜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回收;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向农业生产者提供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撤销登记的农药,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不按照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使用农药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蛙类、蛇类、鸟类等农作物害虫、害兽的天敌的,由林业或者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可处以相当于实物价值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对粪便、废水及其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并造成污染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城镇垃圾、粉煤灰和污泥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提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造成农业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第四十一条造成重大农业环境污染或者农业资源破坏事故,导致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人员、、、索贿受贿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篇2

 

关键词:中国农业生态环境、法治保障

   

1 农业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1.1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问题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已取得不少成绩,国家相继制定、颁布、修订了《农业法》《森林法》《水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和法规。从地方来看,也有22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农业(生态)环境条例,但从全国而言,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着综合立法缺位和立法技术滞后等问题。

    1.1.1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法缺位 国家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的内容分别规定在农业、森林、草原、矿藏、河流、土地、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等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法之中,这种分散立法与农业生态环境具有内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不相适应。早在1995年,全国农业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研讨会就已达成共识:颁布全国性农业环境保护法规势在必行,因为这将有效地保护和改善全国农业环境,防止农业环境污染和破坏,是强化农业环境管理的法律依据,是保障城乡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法律武器[1]。但时至今日,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法依然缺位。

    1.1.2 立法技术滞后 “善法”是法治的必要前提,要制定出好的法律,需要通过民主、公开的程序进行,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2]。全国性农业环境保护法的难产,与立法技术滞后密切相关。一方面,农业生态环境立法的民主性、公开性不够。主要以政府部门起草为主,很少有公众参与,其内容也主要倾向于规定行政权的便捷行使,而很少关注如何增强行政执法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定程序权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3]。另一方面,我国地方的农业生态环境立法仍过于原则,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以致有些空泛的规定和政策宣言式的规定无法执行,从而严重影响执法效果[4]。不少地方性法规条文只有行为模式,没有相应法律责任规定和具体的奖惩措施,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体现不出法律的威严[5]。这样的法律离“善法”尚有距离。

    1.2 缺乏符合行政法治要求的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体制

    缺乏法治化的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体制更是农业生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症结所在,突出表现为,农业生态环境执法机构的设置缺乏法定性,职能或缺位或重叠,导致执法无效;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等。

    1.2.1 现有农业生态环境执法体制存在缺陷 从行政执法主体来看,一方面表现为机构重叠,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的执法体制下,农业生态环境的执法主体林立(包括环境保护、建设、农业、国土资源、水利、统计、林业、海洋与渔业等部门),“各执法部门之间的执法权限也不甚分明,导致部门与部门之间经常相互扯皮,争权推责。”[6] 在实践中,各有关机关之间相互扯皮,相互推诿,出现各部门机关为了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争着管抢着管,甚至越权管理,导致执法秩序混乱不堪的现象[5]。就在农业部门内部,行政执法权分散于植物保护、种子、土肥、环境保护各个机构中,形成了多元的执法主体[7]。依据《农业法》的规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但目前由于各种原因,部分法定职能没能落实到位,阻碍了农业环保工作的正常开展[8]。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机构缺位。如:《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23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农业的部门应建立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网,负责农业生态环境的监测和评价。至2003年该省在省、市、县3级还缺乏一套完整的农业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及环境监测网络,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和人员,以至出现污染事件时,未能及时发现,也未能及时制止[9]。

    1.2.2 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 程序比目的更重要。没有行政程序,行政职权就难以合法运作。行政程序的基本功能在于:扩大公民行使参政权的途径,监督行政主体公平实施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益等[10]。实践中,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过分强化政府权力的同时,却又缺乏有效的环境行政监督机制。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性农业生态环境立法的相关条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行政部门和公民(特别是农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上具有不平衡性,过多地确立和保护的是以维护政府权威及各部门利益,以保证政府集权和经济统制[4]。涉及政府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方面虽有一系列的应然规定(表现为应当如何如何),但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却找不到关于政府不作为或滥用职权时应承担何种责任的条款。实践中,当前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领导干部损害群众环境利益的行为,已经成为国家环保总局和监察部进行查处的重点[12]。某些地方政府成污染帮凶[12],这自然有违公平行政的法治原则。山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虽然早在1991年11月和1994年12月就已分别颁布了《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环境保护条例》,实际却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农业污染与生态破坏不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当地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存[13],事实再一次昭示古训“徙法不足以自行”的正确性。此外,公众参与环境事务制度缺失,对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范围、方式、途径等没有具体的规定也影响了农业生态环境执法的效果。

篇3

第一条农村清洁生产是指既可满足农村生产、生活需要,又可合理使用农村自然资源和农业投入品,保护农业环境的实用生产方法与措施,其实质是一种物料和能耗最少的人类生产活动,是将农业生产、生活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的全过程。

第二条农村清洁生产的目的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环境污染的矛盾,依靠科技进步,通过生态农业技术的配套应用,以较少的投入,最佳的资源配置,最佳的农业污染控制技术,实现最佳的生产效益,达到农村经济与农业环境同步发展。

第三条凡在本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及从事相关管理与服务活动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均须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组织、实施农村清洁生产。

第四条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村清洁生产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全面推广和实施生态农业标准化栽培模式,推广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稻鸭共生”技术、“猪一沼一稻(菜、果)”技术、秸秆还田与综合利用技术,禁止在田间焚烧农作物秸秆。

第六条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中草药材的种植过程中及粮食、油料作物生产后期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推广普及病虫害物理防治技术与生物防治技术相结合的科学防治方法,减少农药使用批次和数量。

第七条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生产者,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提倡使用可降解、易回收的农膜,对不易降解的残膜,生产者应及时回收;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应集中回收,严禁乱丢乱弃。

第八条禁止在基本农田内随意倾倒、弃置、堆放有潜在污染的固体废弃物。在其它农业用地中处置或堆放固体废弃物,须经农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到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并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农业环境的措施。

第九条畜禽养殖废弃物应当采取沼气发酵、堆肥处理等方法进行综合利用,禁止未经处理随意排放。

第十条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集中处理”制度,对可以降解的谷物、谷壳等生活垃圾采取堆肥处理或进入沼气池,对不可以降解的垃圾采取集中回收,对有害垃圾实行集中回收处理。

第十一条对农村生活污水要因地制宜采用沼气池处理技术、人工氧化塘技术和人工湿地技术进行无害化处理。

篇4

 

关键词:农业清洁生产  法律制度  完善

清洁生产概念从一提出,就已经涉及农业领域,考虑到化学肥料的清洁施用。但从总体上看,农业环境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关注,清洁生产的重点还是放在T商业领域。事实上,无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是污染程度,农业都不亚于工业,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工业。因此,将清洁生产的概念引入农业,推广农业清洁生产.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1我国农业清洁生产法律制度的现状

2002年通过的《清洁生产促进法》,使我国清洁生产工作有了法律依据,在这之前,我国在农业法律制度建设上没有直接提到“清洁生产”.也没有专门的农业清洁生产法规.农业清洁生产的思想只是分散在一些法律法规中。

1.1相关法律规定

198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2002年修订的《农业法》第八章《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对农业投入品的合理使用、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作了一般性的要求。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第l1条规定:“……环境保护、农业、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有关行业或者地区的清洁生产指南和技术手册,指导实施清洁生产”:第22条规定:“农业生产者应当科学地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和饲料添加剂,改进种植和养殖技术,实现农产品的优质、无害和农业生产废物的资源化,防止农业环境污染。禁止将有毒、有害废物用作肥料或用于造田。”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对农业清洁生产作出明确规范。

1.2相关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规定

2000年农业部的《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国家鼓励研制、生产和使用安全、高效、经济的肥料产品:第l3条规定对不符合国家有关安全、卫生、环保等国家或行业标准要求的肥料产品,登记申请不予受理。2001年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第27条对安全使用农药、防止污染农副产品作了规定,同时第38条对销售农药残留量超标的农副产品作了禁止性规定。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制定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目的就是防止畜禽养殖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2002年农业部和国家质监总局联合的《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及1993年的《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专门对农产品质量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1.3相关地方性法规

2002年福建省颁布《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该条例对农药、化肥、薄膜合理使用、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均有所涉及,还涉及农产品质量建设,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防范农业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危险或者潜在风险。此外,该条例第19条还规定农村生产、生活垃圾应当定点堆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利用生物和工程技术对农村生产、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

2我国农业清洁生产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有关农业清洁生产法律法规的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在农业清洁生产立法上已有一定进展,但还难以真正将清洁生产的要求贯彻到农业生产之中,清洁生产还难以成为农业生产的一项基本制度。

2,1农业清洁生产理念未得到完整体现

农业清洁生产的一些要求只在部分农业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不够完整全面,清洁生产的思想理念也未能全面反映到立法当中.导致思想认识、工作重点及管理体制上存在不足。首先,农业清洁生产不是单纯的环保措施,而是融环境保护于生产建设之中,兼顾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生产模式,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最大化和对人类与环境危害最小化;其次.农业清洁生产不是仅仅指清洁的产出,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只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而且还须解决农业自身产生的污染及资源的浪费,即清洁的投入和清洁的生产过程;最后,实践中对清洁生产的领导力度不够,由于立法方面存在不足,《清洁生产促进法》出台至今,全国还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包括农业、服务业在内的协调清洁生产的组织管理体系,使清洁生产仍游离于主要经济活动之外。基本没有改变生产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分离的局面[21。

2.2有关农业清洁生产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农业清洁生产的要求,在现有立法中仅仅只是附带性的规定,多只根据需要,在立法中增加一些条文。同样的内容在相同或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中多次出现,创新的内容不多,可操作性的措施很少。而且,从整个农业立法内容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来看.清洁的投入、清洁的生产过程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现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却关注不多。实际上。许多地方尤其是工业不发达地区农产品受污染的罪魁祸首不是工业“三废”。而恰恰是生产中使用的农用化学品。不重视清洁的投入、清洁的生产过程,很难保证有清洁的产出,生产出优质安全的农产品。

其次.实行农业清洁生产会导致生产经营者成本增加,只有通过采取措施,将其转化为生产经营者的自觉行动,清洁生产目标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从农业现行立法情况看.与清洁生产相关的法律规定原则性较强,主要以引导、鼓励和支持性的法律规范为主要内容,直接行政控制和制裁性规范条文很少。《清洁生产促进法》也是一部鼓励性特征极为明显的法律,强制性、处罚性规范的缺失,使得生产经营者很难自觉将清洁生产的技术措施主动应用到生产过程之中。

2.3缺乏推动农业清洁生产的经济激励机制

首先.现阶段我国对清洁生产的建设、改造项目的资金保证.以法规性的规定、政策性的鼓励和原则性的文件为多.清洁生产保证资金来源匮乏、渠道不畅、优惠不明显.农业生产经营者自身难以解决。因此,需要政府出台相关资金支持的政策和法规。

其次,现行的自然资源、水电、农药、化肥等定价过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废物最少化的动力。而且,由于受到现有的经济技术的限制,推行清洁生产可能会增加生产成本、减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利润,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就会降低。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对农业生产经营推行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加之很多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实施清洁生产的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获取清洁生产信息的渠道不畅.缺乏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致使农业清洁生产推行不力。

篇5

1.加强农药监管

近几年来,农业行政执法紧紧围绕全县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深入普法、强化执法,连续两年开展农药监管与法制建设年活动,开展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和蔬菜、水果、茶叶用药专项整治,加强宣传引导和科学用药指导,作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1全面实施检打联动

根据我县作物布局及病虫发生特点,重点针对玉米、水稻、蔬菜、茶叶、果树等作物主要农药产品开展监督抽检,同时加大对非法添加农药隐性成分产品的抽检力度,依法公布监督抽查结果。根据监督抽查结果,组织开展假冒伪劣农药违法案件查处;组织开展全县高毒高残留、禁限用农药专项治理行动。加强了与工商、质检、公安、新闻媒体等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并与周边县农药监管部门签署联打联防协议,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联合检查,提高对假冒伪劣农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1.2加强农药经营许可管理

全面贯彻落实《湖北省植物保护条例》以及《农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加强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合法经营,守法经营,规范经营。

1.3加强宣传培训,提高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

组织开展对农业执法人员、农药企业和经营人员分类培训,促进农资监管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开展科普宣传,大力开展“农资打假保、春、秋冬播”送科技、送法律下乡活动,宣传普及农药禁限用规定、识假辨劣、科学选购、合理使用、依法维权等知识,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绿色防控,提高病虫害防治效果。在乡镇中心组学习、农业生产合作社、阳光工程培训作“珍爱自然资源优势,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科学合理使用农药、提升农产品质量水平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题讲座,唤起全社会共同关注农业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环境安全。

1.4严格农资经营台账管理,完善农资经营管理制度

对农资经营单位实行“四制”,即购进备案制,经营专柜制,购销台账制,公开承诺制。要求制度上墙,规范经营。并跟踪检查,督促农资经营户建立和完善农资档案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使农资经营的各个流通环节来历清楚,去向明白,实行层层质量承诺,确保农资质量可追溯。

1.5突出查办大案要案

对日常检查、产品抽检、举报投诉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抓源头,端窝点,打惯犯。对已构成刑事犯罪的,坚决移交司法机关,积极做好两法衔接。同时通过重大农资违法案例和集中曝光假劣农资产品,公布依法惩处的结果,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近年来,查处重大违法案件3起,移送公安机关一起,单笔为湖北稻花香集团新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维权挽回特别重大经济损失550万元。

二、积极推广高效低毒生物农药

在县内主要茶叶、蔬菜生产基地开展高效低毒生物农药、频振式杀虫灯、杀虫黄板等系列清洁生产技术项目示范,使各项技术措施落到实处。通过培训、宣传和实际示范应用,让农民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低毒生物农药,通过组织现场观摩,开展对比试验,让农民实际感受生物农药和绿色防控应用效果。

2.1开展重金属污染普查

争取并组织实施湖北省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防治项目,通过对土样检验检测,对五峰县重金属污染状况提供科学依据。

2.2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2.2.1发展循环生态农业,提高农业生态和经济效益

a)推广农村能源综合利用工程,有效解决畜禽粪便和秸秆造成的面源污染。

b)开展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基地的建设,推广“四位一体”的庭院经济模式、生态等综合示范。积极引导和鼓励养殖场户开展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工作,实行规范化、标准化、无公害化生产,提高畜禽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c)积极推广生态养殖模式。利用畜林、畜果、畜粮等农牧型生态养殖模式。一是利用大量的果、茶、竹等经济林资源,发展生态放养本鸡。二是利用大量的牧草资源和农作物秸杆丰富的优势,发展养殖牛、羊。三是利用玉米等农作物种植面积较多,饲料粮丰富的优势,根据土地消纳粪便与规模养殖相结合的原则,发展养猪、蛋鸡生产。通过农牧结合型生态养殖,使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达到整体最优、协调共生、良性循环的要求。

2.2.2加强技术培训,推广土地的治理和修复技术

a)加强农业环境保护培训,使各级领导把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真正诠释生态是立县之本。同时使社会各阶层了解不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危害,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b)大力推广污染土地的治理和修复技术、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2.3加大政策投入,建设美丽乡村

2.3.1争取领导重视,纳入资金预算

农业面源污染直接关系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要真正摆上议事日程,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保证农业环保工作经费,以赢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

2.3.2实施好农业环保项目,推动农业环境污染治理

篇6

新《环境保护法》已实施5个多月了,这部被称为“长钢牙”的法律实施情况如何?日前,记者跟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来到浙江省,该省通过大力实施各种环保措施,往常“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被认为环保薄弱环节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建德莲花溪畜禽污染综合整治,水质达三类以上

新《环境保护法》对农村环保非常重视,第五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支持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生活污水和其他废弃物处理、畜禽养殖和屠宰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工矿污染治理等环境保护工作。”

记者在建德市莲花溪看到,雨季尚未到来,溪水不多,但清澈透亮,不远处还有石头垒成的生态小坝,提升水的落差和流速,增强水体自净能力。

建德市副市长张早林说,2013年底,莲花溪水质为劣5类、4类的各有5处。不过,根据2015年2月底环保部门对莲花溪10个水质监测结果显示,其水质已达到三类水体,部分断面达到一类、二类水体,实现了莲花溪综合整治的预期目标。

莲花溪的治理是农村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典型。浙江养殖业内有句行话,叫“浙江禽蛋在建德、建德禽蛋在莲花”,最夸张的时候,一万多人的小镇养了300多万只蛋鸡,平均一个人养300只鸡。光养鸡,全镇一天要产生416吨粪便,相当于60万人的生活污染量。畜禽养殖业的过度发展,大大超过了水环境的承载力,以至莲花溪及其5条支流长达42.4公里的水质长期处于劣五类,家住莲花村的村民许社贵回忆道:“前几年,要是赤脚在溪里站上几分钟,脚上都会长红疹子,更别说用这水洗衣做饭了。”

一边是全镇老百姓的饭碗,另一边是难以支撑的生态环境,这条莲花溪以及背后的养殖业,又该如何治理,重新洗牌?2014年“五水共治”工作以来,莲花溪由建德市委书记戴建平担任总河长,开始了铁腕治污水的行动,其间,莲花镇强力拆除畜禽养殖场(户)423户,面积13.1万平方米。蛋鸡存栏量减少100万只,完成建德市委市政府40%的减量目标,全镇2.1万头生猪全部退养。

会堵还得善疏。政府不能只求关停限养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不考虑养殖户的出路和生计。养殖户们的生计如何解决呢?转型升级,引导养殖户发展种植业,建德市政府在关停的同时就在做堵疏结合的文章。

莲花镇齐平村党员许建茹原本是养鸡大户,在五水共治的倡议下,她带头退养,拆掉了养殖房,全力转型种起了铁皮石斛,现在她的铁皮石斛种植面积达到80余亩,还在山上栽种了薄壳山核桃。为了让更多养殖户加入到五水共治的队伍里来,她免费向退养农户传授铁皮石斛种植技术,帮助销售产品。

为了形成规模效应,莲花镇利用九仙铁皮石斛专业合作社的地理优势,在该合作社旁边投入200余万元,向农户流转土地60亩,用于建设转型创业园。

园内建设3万平方米标准钢架大棚以及配套沟渠路2000多米,由镇政府建设好后返租给畜禽退养农户从事种植产业,并由九仙铁皮石斛专业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做到种苗、技术、管理、销售“四统一”。该创业园建成后可以解决30户以上的养殖户从事铁皮石斛、草莓、药材等种植业转型。

据统计,莲花溪综合整治工程自2014年开始实施,主要内容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污水处理厂建设、全流域砂机砂场整治、污染企业整治、河道清淤清障、沿岸沿线生态修复、全面落实“河长制”等工程。2014年投资6667万元,2015年投资4784万元,总投资为1.15亿。

截至目前,莲花溪全流域已拆除蛋鸡养殖房6.33万平方米,实现减量97.6万只;生猪养殖房6.47万平方米,减量2.4万头,实现了流域生猪全面退养。清理河道63.4公里,建成莲花镇污水处理厂,整镇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改厕工程建设,关停4家砂场并完成复耕。全面完成莲花溪周边10家企业整治工作。同时,同步实施昴畈村精品河道建设工程,共投资200余万元,修复堰坝1处、新建堰坝1处、新建生态堤坝1600米、种植土回填2000余立方米、新增草皮护坡1万余平方米、新增河道绿化的山茶、紫薇、垂柳共800余株。

设立整治公告牌21块,河长制牌6块,新增10个水质监测点位,7个在线污染监控点。

桐庐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变为现实

新《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促进农业环境保护新技术的使用,加强对农业污染源的监测预警,统筹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防治土壤污染和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石漠化、地面沉降以及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体富营养化、水源枯竭、种源灭绝等生态失调现象,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县级、乡级人民政府应当提高农村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芦茨溪,是申报浙江省第一条全域可游泳河段。记者看到芦茨溪一侧是连绵丘陵,绿树翠竹郁郁葱葱,另一侧沿岸,坐满了来农家乐的游客,品农家菜、住农家屋,随时下芦茨溪畅游嬉戏。

桐庐县县长方毅说,截止2014年8月底,经县环保局多次检测,芦茨溪水质各类指标都稳定在一类水标准;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芦茨溪浴场所检项目均符合GB9667-1996《游泳场所卫生标准》。现在芦茨溪代表杭州市申报全省第一条全域可游泳河段。

同时,桐庐还打造了四大民宿集聚区,即白云源梅树坞自然村、芦茨自然村、茆坪自然村和石舍自然村民宿集聚区,使得民宿的经营更趋成熟、规范、有序,在赢得良好经济效益同时,也收获很好的社会效益。截止2014年8月,区域内民宿已有108户,乡村旅游累计游客达到475192人,营业总收入达到5129.247万元,其中夏季游泳人数达25万余人以上。真正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为了现实。

为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桐庐在“提高农村环保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方面下了大工夫。记者在芦茨村垃圾处理站看到,这里有一台生活垃圾处理机,通过发酵等方式,把果皮、菜叶等厨余垃圾变成了有机肥。

新《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组织对生活废弃物的分类处置、回收利用。”

方毅说,芦茨村位于富春江乡村慢生活体验区核心区块,每年有大量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在实施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工作前,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全部混置运至县城进行无害化处置。

2013年,芦茨村全面启动农村生产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资源化利用工作,并创新了“一源两管三用”模式。一源指抓好源头管理,两管指专门上人管、动态抽查管,三用指用好“奖励棒”、“面子牌”、“众人力”。

据悉,芦茨村的垃圾收集员每天上门收集垃圾并进行评定,垃圾分类合格的对象可获得“奖励棒”一根。“奖励棒”累计一定数量,可到村委兑换奖品。根据“奖励棒”获得数量多少,每月按照20%、30%的比例分别评选出三星级垃圾分类农家乐农户、二星级垃圾分类农家乐农户。对获得荣誉的农户进行户前挂牌,并在村委电子屏进行集中公示。

方毅说,针对农户、农家经营户、游客三种不同群体,芦茨村采用一蓝一黄、二蓝一黄、蓝黄大桶收集模式,鼓励农户及游客按可堆肥和不可堆肥进行分类投放。可堆肥垃圾进入县里本土设计研发的垃圾处理设备发酵3-7天,“变成抢手的有机肥料”。

“这样,不仅大大减少了垃圾运输量,缓解了县城垃圾无害化焚烧处置厂运行压力,而且实现了垃圾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料可提高果蔬品质。不可堆肥的垃圾仍按以前的方式运送到县城进行焚烧处理。”他说。

浦江治理水晶企业等,把臭水湖变天然游池

金华市浦江县城的西南角,翠湖生态湿地公园里樱花、海棠花在盛开,翠湖边的芦苇、美人蕉摇曳生姿;湖边的长廊,市民们正在休憩、聊天、下棋……陈女士正带着两个孩子在玩水,她告诉记者,去年孩子在翠湖里游泳后,一直惦念着再次来游泳,不过现在天气还冷,不适合下水,所以先来玩玩水,“解解馋”。

翠湖是浦阳江上的一个人工湖,也是浦阳江浦江段最宽的江面,被评为可游泳河段。谁想得到,这里曾是废旧塑料、违法水晶加工企业的聚居区。各种污水直排湖中,使翠湖成为远近闻名的臭水湖、垃圾塘。

新《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

浦江县委书记施振强说,从2013年开始,县里关停取缔了流域内养殖场17家、废塑加工点38家、水晶加工企业1400家,累计拆除违法建筑8.3万平方米,建设污水收集管网2900米,区域内1092户3490人生活污水实现统一收集、集中处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整治,翠湖水质从劣五类稳定达地表三类水要求。

“翠湖已成为浦江人纳凉休闲的胜地、家门口的天然游泳场,完全免费。”施振强指着湖边一块电子屏告诉记者。记者看到,电子屏上显示有气温、水温、水质各项指标等实时监测数据。

“如果花钱建一个体育馆,能来使用的人是少数。通过污染治理,让水质变好,市民们只要走出家门,就能享受到优美的环境,能在天然运动场里运动,还不用花钱。”施振强高兴地说。

浦江县也规范了水晶加工行业,把其集中到浦江经济开发区二期规划范围。按照建成现代化生态工业园区要求,将实现“园区集聚、统一治污、产业提升”的目标。当前,一期工程、厂房等主体建筑均已建成,年内将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按功能划分,园区设有综合产品生产集聚区、污水处理区以及综合配套服务区等。

“浦江县水晶企业从22000家锐减到1376家,彻底摆脱水晶产业依赖,成为2014年浙江经济年度样板。”浙江省环保厅厅长、省治水办常务副主任徐震说。

浙江坚持制度化、法治化治水,对环境违法“零容忍”

无论是建德、桐庐还是浦江,都不是个例。徐震说,“水环境污染表现在水里、问题在岸上、根子在产业。水污染防治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转型升级。我省坚持源头治水、倒逼转型,持续推进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低、小、散’落后企业、加工点、作坊的专项整治。”

据介绍,“十二五”以来,浙江重点开展了铅蓄电池、电镀、制革、造纸、印染、化工等6大涉水重污染行业的整治提升工作。全省273家铅蓄电池企业关闭224家,行业总产值较整治前增长113.2%,利润增长174.5%;1544家电镀企业关闭734家,行业总产值增长45%;180家制革企业关闭106家,行业总产值增长66%;全省造纸、印染、化工行业累计关闭企业1139家,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分别下降28.5%、35.1%、23.6%,行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8%、17%、51%。同时,全面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实施畜禽养殖区域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双控制制度,全省所有县(市、区)依法划定了畜禽养殖禁限养区,累计关停或搬迁养殖场7.46万个,完成年存栏50-100头养殖场污染治理近2万个。浙江还建成县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预警系统81套、跨行政区河流交接断面水质监测系统131套、重点水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1100余套。

新《环境保护法》规定, “ 第二十六条国家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内容,作为对其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徐震说,浙江省一直“坚持制度化、法治化治水”,确保治水常态长效。建立以“河长制”为基础的责任落实机制。实现省市县乡四级河长制全覆盖,全省现有6名省级河长、189名市级河长、2344名县级河长。把“河长制”考核与交接断面水质考核结合起来,考核结果纳入“五水共治”和各级生态建设考核体系,与生态补偿、项目审批、政绩考核、经济奖惩挂钩。同时加强立法支撑,陆续出台了《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浙江省温瑞塘河保护管理条例》、《浙江省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浙江省综合治水工作规定》等法规规章以及一大批水环境保护的政策性文件。

徐震说,浙江还坚持环保行政执法与公众、舆论、司法三大监督相结合,加强环保与公检法联动,对环境违法“零容忍”。

据统计,“十二五”以来,浙江共完成行政处罚案件3.8万件,罚款17.4亿元,年均行政处罚案件在1万件左右、个案处罚达4万元以上,执法力度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新环保法实施后的头三个月,全省行政拘留104人,刑事拘留143人,按日计罚5件,限产停产38件,查封扣押410件。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不断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金额累计达29.4亿元,占全国的三分之二。

篇7

1.1农业面源污染呈严重发展趋势

我国2007年的化肥用量约为5100×104t,是1980年的4倍。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大量施用化肥,由于使用方法不当,用量和时期不合理,肥料利用率仅为35%,造成肥料养分的极大流失,部分下渗和随地表径流汇入江河,造成地下水污染,地表水富营养化,水质变差,全国80%以上的河流不同程度地受到氮肥污染,直接影响居民的饮用水安全;2007年全国农药用量约为162×104t,利用率仅为30%,土壤中的残留率高于50%。同时,有机农药的大量不科学施用,造成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严重威胁食品安全。虽然2009年农业部检测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的农药残留合格率达到96%以上,但接二连三发生的海南豇豆因农药残留让众多农户损失严重,海口市民因吃了农药超标20倍的大白菜上吐下泻,青岛传出因食用有机磷农药残留超标的毒韭菜中毒事件等等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1.2农业生产废弃物污染日益加剧

农村养殖业的发展在为社会提供丰富的农副产品的同时,大量的畜禽粪便却留在当地成为一大公害。据统计,全国畜禽粪便年生产量已达30×108t。农村畜禽养殖场大多建在村民院内或村子周边,人畜混居,无任何粪便处理设施。圈舍周围臭气熏天,养殖户与邻居饱受其苦;粪便处理设施不足,粪便露天随处堆放,雨天雨水冲刷,粪水恣意横流,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一定污染;粪便滋生大量蚊蝇,易引发疾病流行。据统计,我国猪、牛、羊三大类畜禽粪便COD年排放量为6900×104t,是全国工业和生活污水COD排放量的5倍以上,养殖业的污染已不容忽视。

1.3农村室内外环境质量不容忽视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村住房多数修盖一新,宽敞明亮。但由于村庄缺乏统一规划,没有排污管网和垃圾收集设施,大部分农民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落后,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随意堆放和当街倾泼的状况基本未变,垃圾腐败臭味充斥各个角落,室内苍蝇横飞;农村生活仍以传统的薪材、煤炭为主,一日三餐生火做饭,居室内烟熏火燎。柴煤的直接燃烧使农户室内烟尘严重污染,检测发现家庭室内悬浮颗粒物质高于2倍的国家标准要求,CO浓度超过国家标准的数倍,冬季更甚。

2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原因分析

2.1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滞后

针对农村的环境保护,各地都有《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畜禽业污染管理办法》,但环境保护执法职能分散在农业、畜牧、环保等各个部门,既有交叉重叠,也有空白断档,部门之间互相制肘、推诿、扯皮;有些部门虽然法律赋予其执法责任,但其内部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承担此项工作,没有专门的工作经费来保障工作的开展;农村环保执法面对的是广大农村,覆盖面太大,不确定性太强,违法案件难以及时了解,违法人员觉悟低,抵触情绪大,增加了不具有强制执法能力的人员和单位的执法难度;最主要的是各部门对农村环保还不够重视,工作力度不够,表现为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律没有起到应有的威慑和打击作用。

2.2农村环保基础设施欠缺

国家长期以来对农村环保基础设施投入很少,乡村自筹资能力又十分有限,无力建设垃圾和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没有设施,农民只能随意丢弃、随便倾倒,村集体又无收集清运的资金、人员、车辆,形成了“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垃圾包围农村”的局面。

2.3广大农民的环保意识淡薄

农村经济虽有所发展,但仍相对落后,农民忙于生计,无暇顾及环境问题;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对环境现状、污染危害认识不足,认为环保离自己很远,与自己无关;农村环保执法缺失,农民的行为无拘无束,不受任何限制。

3农村环境治理建议

3.1加快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要加大对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各地要千方百计多渠道、多形式地筹集资金,加快修建垃圾分类收集池、垃圾处理站,规划铺设排污管网,建设污水净化系统,支持各村配备垃圾收集人员及车辆,逐步引导农民垃圾分类入池、污水定点倾倒,开展垃圾、污水的发电、制肥等无害化处理和可再生利用。

3.2制定农村环保制度

各地应针对农村环境及执法现状,加强立法,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出台奖励和处罚措施,成立专门的农村环保综合执法部门,各乡村配备协管员,构建上下联络畅通、反应迅速快捷的执法网。做到有法可依,强化执法,对违法行为加强说服教育和打击处罚,遏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3.3推广标准化小区养殖

各地应对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用地做出规划,简化审批手续,积极探索建设机制,在争取国家投资的同时,吸引社会资金进行股份制开发,强化小区管理服务能力,尽量吸收养殖户入园入区。进行统一的秸秆青贮,统一的防疫管理,建设中小型沼气工程对粪便进行处理,既可提高养殖效益,又避免秸秆焚烧和粪便乱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3.4推行秸秆转化项目政府补贴

建议对秸秆还田、青贮养畜、饲料饲草加工、固化燃料等转化实施财政补贴,让农民舍不得焚烧秸秆,促进秸秆资源的可再生利用。

篇8

关键词:农业用地;土壤污染;污染防治;法律问题

前言

农业用地是指农、林、牧等各种土地资源的总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的基础。1我国是农业用地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随着土壤污染问题的不断恶化,农业用地资源质量和数量的匮乏已成为限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和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农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化学制品在农业生产中的集约使用,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短期行为”的不断增多,我国的农业用地污染情况日趋严重,并呈发展之势。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直接导致农产品品质不断下降,同时也给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埋下了严重隐患,直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一、我国农业用地土壤污染的现状及危害

(一)我国农业用地污染的现状

据报道,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1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达330多万公顷。

污水灌溉等废弃物对农田已造成大面积的土壤污染。如沈阳张士灌区用污水灌溉20多年后,污染耕地2500多公顷,造成了严重的镉污染,稻田含镉5-7mg/kg。天津近郊因污水灌溉导致2.3万公顷农田受到污染物。广州近郊因为污水灌溉而污染农田2700公顷,因施用含污染物的底泥造成1333公顷的土壤被污染,污染面积占郊区耕地面积的46%。80年代中期对北京某污灌区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大约60%的土壤和36%的糙米存在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全国有1300-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除耕地污染之外,我国的工矿区、城市也还存在土壤(或土地)污染问题。

(二)我国农业用地污染的危害

总的来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形成,一个是人为因素,发生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如不当使用农药以及其他人类活动中如工业污水流经的土地引起的土壤污染或用工业废水灌溉,不合理的使用地膜等;另一个就是自然因素所造成的污染,自然因素造成的土壤污染其因果关系和机理较为复杂,就我国农业用地的污染主要来自不当的农业种植方式如滥用农药、化肥等和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土壤重金属含量超过国家和世界标准许可的范围。

农业用地土壤污染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一是粮食及农产品安全受到威胁,进而影响人类自身健康;二是耕地的生产能力下降,造成产量、效益的下滑;三是耕地的复种能力下降,部分耕地有可能丧失耕作能力;四是对我国生态环境质量造成严重损害,耕地的生态功能和农村景观会受到侵害。

2.土壤污染会使污染物在植(作)物体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和动物体中,危害人畜健康,引发癌症和其他疾病等。

3.耕地被放射性物质污染后,通过放射性衰变,能产生a、β、γ射线,这些射线能穿透人体组织,对机体既可造成外照射损伤,又可通过饮食或呼吸进入人体,造成内照射损伤。

4.被有机废弃物污染的土壤还容易腐败分解,散发出恶臭,污染空气。有机废弃物或有毒化学物质又能阻塞土壤孔隙,破坏土壤结构,影响土壤的自净能力;有时还能使土壤处于潮湿污秽状态。 

二、我国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已制定有关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的国家法律有6部,资源保护的法律有9部,国家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行政法规30多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行政规章有400多个。其中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主要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包括农业环境保护、防治环境(包括土地)污染的规定和特殊区域的特别保护措施等方面。但是,目前在此方面不仅没有专门性单行法律、法规,而且在《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也只有些零散规定,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基本上是一项空白,缺乏系统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具体问题如下:

1.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条款都是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虽成体系但缺乏对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性,针对性和系统性规定。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条款只是概括性地指出要“防止土壤污染”、“改良土壤”。对于如何保障土壤不被污染,如何对污染的土壤进行改良,并未作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

2.不能满足保障公众健康和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并呈现出加剧的趋势,充分说明了我国防治农业用地土壤污染的法律、法规没有达到法律的目的。

3.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预防性措施缺乏规范化、可操作性强的规定,主要倚重事后救济。现行的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土壤污染的预防作用并不明显,事后性突出,这样一来就很难真正达到立法的目的。有学者就土壤污染的现状提出了土壤污染的预警制度,这是一个极好的创制,但如何实施,特别是如何以法律的形式作为可操作的制度加以明确仍有一定困难。

4.现行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中缺乏法律责任的规定。法律责任是实现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目标的重要保障。现行有关的法律规范中没有规定法律责任主体,也没有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致使一些严重污染土壤的行为得不到法律追究。

三、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

》,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体系

为了使土壤污染防治有法可依,需要健全和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应当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综合性立法与单行性立法相结合、土壤环境保护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相结合、实体性立法与程序性立法相结合,各层次、各部分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达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总体目标。

   (二)树立农业用地保护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这一原则和国际环境组织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协调发展”着重从横向关系上,即制约发展的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对发展提出要求,“可持续发展”则是从纵向历史发展过程,即当前需要与未来需要的关系上提出要求。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

篇9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4.060

党的十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作为新“四化”战略的龙头和引领,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途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资源由乡村不断向城市迁移,新型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但也必须看到,城镇化引发各种要素不断积聚,不可避免地与生态环境产生冲突。工业污染、用地粗放、垃圾围城等情况显然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是相违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既涉及到社会、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不足,也涉及到经济、行政制度体制上的不健全。其中,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保体制机制的不健全是导致环境问题突出的重要方面。具体而言,导致新型城镇化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重经济轻生态”理念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我国发展的首要理念。但在各地的发展中,这一理念存在被人为曲解的问题。为获取经济利益,各种竭泽而渔、急功近利的手段纷纷上马,生态环境长期得不到重视。这一现象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地矛盾下农民竭泽而渔。以作为人口大省的河南为例,其为尽快实现经济突围,在各个层次上都存在“重经济轻生态”的错误理念。河南省在发展中一直面临着农民人口增加与土地资源短缺的突出矛盾,虽然河南省耕地面积达12288万亩,位居全国第三,但人均耕地面积却只有1.23亩,低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1.52亩,土地资源的开发已经接近极限。而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生活水平差距却在不断拉大。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导致“剪刀差”越发显著,单纯靠农作物种植收入已经难以正常的生活、发展需求。多数农民缺乏其他谋生手段,又得不到资本支持和技术帮扶,为了谋求新的出路,不得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以近乎掠夺的方式消耗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等,比如喷洒高浓度农药、大面积使用化肥、过度放牧等等,虽然获取了短期效益,但长远来看,土壤的污染和肥力下降,森林植被的深度破坏,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等等都将农村生态拉入到恶性循环之中,进一步制约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乡镇企业环保意识淡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乡镇企业雨后春笋般勃然兴起,它们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独特的农村工业化形式为农民提供了务农之外的另一种生存出路。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往往超过产生的经济效益。由于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的匮乏,乡镇企业从事的多是高消耗、低产出粗放型产业,企业管理者环保意识淡漠,为了攫取高额利润,生产过程中造成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更是往往被刻意忽视。且由于乡镇企业布局分散隐蔽,相关政府部门在管理上难度很大,客观上也纵容了其排污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农村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主要罪魁祸首就是这些乡镇企业,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为11%,而现在这一比重已经上升到45%。第三,地方政府“唯GDP”的政绩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政府对地方干部的主要政绩考核指标就是GDP,“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理念被偏颇地理解为“GDP就是硬道理”,政府决策者的重心大部分都放到了经济管理职能上,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环保意识得不到重视,导致政府作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所谓“政绩”。比如一些地方为了培植税源,实现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而乱开政策口子,放松对企业、项目的环保审批,大量污染企业上马,“三废”污染随意排放,相关部门的管理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环境持续恶化。另外,一些政府大吃土地财政,肆意将包括基本农田在内的土地转化成房地产开发项目或建立开发区,土地被私自改变性质,并存在大量的滥用、浪费现象。而实际上作为本来土地拥有者的农民却未能在此过程中得到相应的补偿和利益。

2法律体系不完备的制约

1979年,我國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试行)》,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间,环境保护立法不断健全,逐步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还相对较轻,这一环境法律体系的管控重点放在了城市地区和重点污染源的防治上。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村也逐渐成为环境污染的重灾区,而环保法律体系的建设却没能及时跟上农村生态环境的变化,一系列的规定要求还停留在概念相对模糊的原则性规定上。另外在农业资源方面的法规如《农业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农业技术推广法》等虽然涉及到一些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内容,但无疑难以对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形成足够的威慑。特别是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加速,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农村环境保护法规缺失、环保职责权限不清、管理机构力量薄弱、环境监测和统计体系基本缺位等问题日益显现。2014年,号称“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其中涉及到农村、农业环境保护的条文从1条增加到4条,如明确了县乡两级政府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责任,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要求等等。这次调整为强化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提供了更加坚实可靠的法律依据,但其重点仍然是城市地区污染防控上,具体到农村地区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其治理效果是否明显,还需要进一步实践检验。

3环保执法力度不足的制约

我国在2008年才将环保总局调整为环保部,之前虽然也是正部级单位,但与其他国家部委相比,在制定政策的权限以及参与高层决策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种职权上的差距落到地方上更为明显。我国最基层的环保部门是区县级环保局,由于相当一部分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坐落在区县管辖区域,所以区县环保部门也是承担具体工作最多的一级。但是,由于地方重视不足,区县环保部门的人员和经费配备往往不能满足其全面有效的环保执法工作。目前,国内大部分乡镇缺少相应的环保执法机构,一旦涉及环保问题,需要区县环保部门调派力量,这使得乡镇成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薄弱环境。同时区县级环保部门由于技术支撑手段的匮乏,面对一些企业的排污行为,却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证据,致使错过最佳执法时机。而地方政府人治大于法治的管理理念更加削弱了环保部门的执法力度,一些地方政府在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利弊时,倾向于保护经济效益,地方官员经常会向环保部门“打招呼”,要求为企业开“绿灯”,放松管理,人为干扰环保部门的执法行为,这使得环境执法部门对污染企业缺少威慑力,助长了污染企业肆无忌惮排污的嚣张气焰。

4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

《环保法》规定,环保部门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管,其他部门例如土地、林业、农业、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资源保护实施监督管理。而对于“统一监管”,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解释,这也造成了分工不明、多头管理、职责交叉等混乱现象。我国长期以来保持着农村—城市二元体系,行政管理的重心放在城市,农村以村民自治为主。但随着农村资源的开发,特别是城镇化涉及到多方利益,原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已经无法实现农村的有效管理。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权利和义务配置不平衡,使得相关政府部门只是紧盯自己管辖的范围,主张最大限度地争取部门利益,而规避属于自己的义务,这一点在作为农村问题重点和难点的环境污染治理上尤为明显。如农村水资源保护工作,环保部门有责任检测、统计、信息,但水利部门也有水质监测、管理、信息的相关职能,两者哪一个更具权威性,难以定论。而一旦出现环境问题,环保部门在处理过程中,牵涉到各方职责,往往会互相推诿,到最后剩下烂摊子,谁也不管,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

5财政分灶吃饭制度的制约

一直以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投入到了城市地区的服务和基建领域,而农村地区相对来说得到的财政分配要少得多。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农村逐渐向城镇转型,同时开始承担小型城市的一些服务功能,环境保护等公共职能也相应地需要更多投资。虽然政府财政分配逐渐向农村倾斜,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财政吃紧、入不敷出等问题却更加突出。另外,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税制财政体制,从中央到地方,财税收入层层上收,但事权却级级下放。相当一部分的事权由于缺乏清晰的界定,尤其是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本该由上一级政府投入,却被转移到下级,由此产生了财权和事权不对稱的形势。地方政府往往只能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更容易在短期内看到效益的工作和项目上来,而对于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投资则被忽略。结果导致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规划的现象,生态环境恶化呈现由点及面的趋势。河南省也在探索通过引进市场主体增加农村环保投入的路子,比如搭建地方投融资平台、建立城镇化发展基金等,但在农村环保制度运行更倾向于政府强制性命令的当下,市场主体参与的程度和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新型城镇化是当前我国提升农民生活质量、解决人地矛盾的重要途径。但由于这一过程中,受制于传统观念及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以生态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会对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造成制约。明确新型城镇化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原因,才能更加清晰的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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