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传播保护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信息传播保护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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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简称CNNIC)的第18次互联网报告，截止2006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总人数为1.23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9.4％。报告首次公布手机上网人数为300万人。

互联网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人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以下统称作品)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如何调整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互联网发展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条例》是根据目前中国网络环境的特点，总结我国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实际经验，借鉴国外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条例》的总体思路是与互联网条约的规定相一致，有利于创新，发挥网络传播作品的潜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使用作品的要求，保持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作品使用者的利益平衡等。

《条例》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条例》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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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过错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世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决定着网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广义上讲，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和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两大类。从狭义上讲，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指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本文研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要是狭义上的，也就是中介服务提供者，并不包括内容提供者在内。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不直接组织、编辑、信息，用户将其当做上网的接入点看待。近年来，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断被卷入网络著作权的侵权纠纷中，如何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平衡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人和网络用户之间的关系，对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作品在网络环境下的传播和使用、促进科技的稳步发展和社会经济繁荣具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立法现状

2001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首次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将这项权利作为一项受著作权保护的权利。2005年，国家版权局和国家信息产业部联合出台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该办法是一部行政性的法规，主要是针对各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主要依据。从其第2条规定的适用范围可以看出该办法主要针对的是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例如接入服务提供者、信息服务提供者等，并不包括网络内容提供者。该办法继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进一步对“通知-删除”程序和网络服务提供者行政责任作出规定。2006年5月公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部行政法规，相对完整地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进行了界定。条例规定了数字图书馆、远程教育、特殊人群教育（盲人）、执行公务等情况适用“避风港”条款。条例比较多地借鉴了美国《数字千年著作权法案》（DMCA）和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的有关规定。条例具体规定了“通知”与“反通知”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要求，以及“通知-删除-反通知”的具体流程。除了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条例在第20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的四种情形。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网络著作权纠纷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20日《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首次提出了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相关责任规定，涉及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品数字化、侵权损害赔偿等问题。其中第5条明确指出，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有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犯了他人著作权行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对该侵权信息采取有效的移除措施，则该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就要与侵权的网络用户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该解释第7条出现了对美国《千年数字版权法》的借鉴吸收，引入了“通知-删除”的规则。2010年颁布实施的《侵权责任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主要体现在第36条。①针对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确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著作权人权利的方式、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情形、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侵权的责任、“通知-删除”规则、注意义务、“应知”的判断考虑因素。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共19个条文，规定了被侵权人发出有效通知的内容，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提出抗辩的情形，通知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的考虑因素，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行为的过错及其程度考虑因素，网络服务提供者诽谤、诋毁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承担侵权责任情形，非法删帖、网络水军等互联网灰色产业的责任承担问题。

二、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存在的问题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我国也顺应时代要求，不断调整和完善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内容，尤其是确立了“通知”和“反通知”规则。但是由于网络的复杂性、快速性、虚拟性、技术性、广泛性等特点，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方面的制度仍然存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不系统，层级低

整体而言，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相关法律规定无法适应网络快速发展带来的情形变化。目前我国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并不多，专门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仅以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形式颁布施行，立法层级相对较低。虽然在《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较高层级的法律中也有一些零散的体现，但是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规定。而法律和行政法规、规章之间的衔接、配合也并不完善。例如，《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9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②但是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规定及罪名，使得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的该条规定较为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给予刑事处罚处于空白状态。另外，从内容上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仅规定了责任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就如何承担，承担责任的具体形式及程序却规定得并不详细。且规定大多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及责任，并没有就其权利和法律地位作出详尽说明。这样的模式缺少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权益的保护，易挫败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义务的积极性。松散的立法模式，使得各种法律法规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规定各有侧重，各有逻辑，缺乏一定的系统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显然不能够满足著作权人对于网络环境下其合法权益保护的需求。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义务不详

一方面，我国现行立法仅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从法理学角度而言，法律责任是对法定义务违反的结果，但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就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遵守的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尽管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其他一些应当承担的责任有相关的规定，但却并不系统。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容易在提供网络传播服务时，因为没有行为规范而无法明确自己的义务，从而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尽管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情况有所规定，但现有的法律体系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法律地位和权利的说明仍然欠缺，这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益保护非常不利，难以调动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过错”规定不严谨

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在确定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时，要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意思状态来确定，而不是依据行为人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确定。③在著作权侵权责任原则中，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过错责任为主，过错推定责任为补充的原则。④我国现行立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第23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不承担赔偿责任；“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主观状态是“明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包括对于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知道”是网络服务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状态，然而对于这一主观要件具体包括那些方面，如何判定，没有明确规定，司法解释也没有相关规定，这给司法适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一概括性的法律规定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和适用上的不统一，导致同案不同判，有损法律权威。同时，我国现有的立法关于“知道”一词的规定存在表述不一的混乱情况。例如前述所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第22条和23条分别出现了“知道”“应当知道”“明知”“应知”等不同的说法。

三、完善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建议

针对前述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存在的问题，结合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责任的实践需要，提出以下解决措施。

（一）提高立法层级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各行业信息化建设的推进，需要制订新的法律来平衡各方利益。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规范网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的法律，而像《信息传播保护条例》这样的行政法规，虽然是专门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规定，但立法层级相对较低，不利于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工作，因此可以参考美国、欧盟的做法，尽快通过立法程序，建立更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形成更好的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法律体系。

（二）进一步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

现行立法中，仅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侵权纠纷发生后，防止危害结果的扩大义务，对于其在提供网络服务的过程中应当遵守的义务没有明确规定，在不明确义务的情况下，更容易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那么如果能够进一步在立法中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就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维护一个良好的网络秩序。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基本义务包括：1.在提供服务时必须保持中立的地位⑤其中介性决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保持“中立”，尽量使服务过程通过技术能够实现自动化，不参与或者干涉用户对于信息的交流。2.合理注意的义务在其技术能力和水平的范围内，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例如对服务对象相关信息的登记，对于常识范围内侵权的材料进行制止等，一方面可以防止侵权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对侵权产生后的后续处理提供方便。当然同时也应注意对用户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尊重。3.协助调查的义务现实中，很多网站虽然需要注册，但所填信息大多流于形式，网络服务提供者也不加以审查，很容易造成侵权行为产生后，无法追查侵权人的情形。因此，要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调查义务，一方面是尽可能地向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提供侵权人的相关材料，另一方面也要对侵权的资料进行合理保存，方便调查。4.防止损害结果扩大的义务在得知侵权行为出现之后，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对侵权的材料进行删除或者阻止访问，在其技术和经济许可的范围内防止损害结果的扩大。

（三）详细规定“过错”主观状态

根据现行立法，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要件之一是主观状态存在“过错”。同时，《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知道”，但对于“知道”判断要件并没有在立法层面给予合理明确的说明，这就需要司法解释作出具体规定，以便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具体适用，实现裁判统一。辨别“知道”应该根据网络发展的具体情况，正确理解现有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知道”在侵权人主观上表现为过错，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故意，是行为人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后，仍然希望它发生或者听任它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⑥“过失，包括疏忽和懈怠。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为疏忽；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虽然预见了却轻信可以避免，为懈怠。疏忽和懈怠，都是过失，都是受害人对应负的注意义务的违反。”“过错”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领域表现为明知和应知。明知，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明明知道在其提供服务服务过程中，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仍然支持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应知是指应当知道，在具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知道侵权行为存在的要素时，从法律上认定其为应当知道。应知的判断要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不同权利保护对象，结合具体案件事实进行。应知的判断，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可以依据可预见性和可避免性两方面进行考察，如果侵权人对于侵害结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能够避免而没有避免，则可以认定为应知。

注释

①《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②《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9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二）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经济利益的；（三）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在提供前公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以及报酬标准的。”

③杨立新.侵权责任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129。

④吴汉东.知识产权保护论[J].法学研究，2000，（1）。

⑤刘德良.网络时代的民法学问题[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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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信息网络传播权 侵权行为 界定 适用性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订的《版权条约》中的相关内容，结合《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有关规定，可以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如下的定义：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形式面向大众进行作品、表演、录音、录像等信息的广泛传播，大众可以任意选择时间与地点获取相关网络信息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但同时也有着局限性。笔者主要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的界定和适用性来分析，以期能够为相关的实践提供些许理论依据。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界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传播的方式和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最为普遍的就是利用高科技信息网络传播相关的信息，这样不免涉及到侵权的问题，且界定与惩处起来也有着一定的难度。简单地说，侵权行为属于一种越界行为，只要超过了利益的边界，就意味着侵权，侵权人要对被侵权人担负一定的法律责任，并赔偿一定的损失。在对侵权行为进行界定的时候首先要合理辨析侵权的责任主体。通常在一些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常常把被告的责任主体性质划分为两类，一种是信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另一种是信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根据这两种责任主体的差异判定侵权者应该负有的法律责任。按理说这两种分类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非常可行的。然而我国的相关法律中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类似的概念，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内容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等，每一种概念都有特定的外延，很多时候是相互重复的，有时候甚至会起到冲突的作用，这就不利于对主体责任的有效判别。正确判断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可以为实际的侵权界定提供必要的依据，同时也有助于法官在审判实务中充分履行其职能。

在《传播权条例》和《行政保护办法》中明确区分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内容提供者的内涵与界限，将内容和形式的侵权进行了甄别。信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通常情况下是参与了信息内容的传播，没有经过著作人的同意，侵犯了他人的信息网络内容的传播权。网络服务方式和内容的联系关系密切，但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并不关注传播的具体信息内容是什么，也不会采取相关的措施控制信息的传播，即便在客观上具有控制信息传播与流动的能力。

明确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信息网络内容提供者具有实际的意义和作用，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一些信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在某种情况下也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例如在新浪网上刊登的小说、散文、评论等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从这一层面上说，它是信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另外在新浪网上的很多作品包括论坛与博客上的文章、评论、视频等是新浪的注册用户自行上传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来，它也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因而在对侵权行为的界定中，只关注被告的责任主体实际的效用不大，最主要的还是要对其侵权行为的性质予以界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赔偿适用性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实际适用性要根据侵权的具体情节来判断，其中会涉及到赔偿问题。现阶段，信息网络传播途径的广泛性引发出一系列的侵权问题，在高校校园中也时有发生。例如没有经过著作人的同意将书籍或者是歌曲上传到校园网中供学生下载使用，对于这种行为是否能够进行免责处理也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支持者表示，校园的传播空间还是比较小的，且不具备营利的性质，被侵权人实际上也未曾遭遇严重的经济损失，学生进行下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牟取利润，则可以进行免责处理。毋庸置疑的是校园的传播空间确实不大，无论其目的如何都不能掩盖侵权行为的事实，通过网络将个人的作品放到网络上进行传播，肯定会影响作品正常的销售情况，这对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对待校园网络的侵权行为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互联网、局域网还是城域网，相对于某个区间都具有开放性，如果校园网也对校园以外的空间实行开放，信息网络传播的外延就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侵权行为，就要根据相关的规定对侵权者进行处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对权利人进行相应的赔偿。但是如果校园网并没有对外开放，仅仅是在比较小的范围内的传播，不应该判定为侵权行为。这是因为著作权立法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具有商业性质的侵权行为，这与著作权本身的精神是相符合的。对侵权行为进行界定之后就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惩处，惩处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想获得利益又不愿意付出成本的侵权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校园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大多不具有营利的目的，学生在下载信息的过程中也不用付出成本，因而这种行为可以不被算作是侵权行为，从另一个侧面来思考，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的共享行为，这与著作权的利益平衡原则不谋而合。根据利益均衡论的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本身就有着一定的传播性质，因而在公共空间范围内必然会涉及到资源的共享性，所以维护创造者的利益也显得格外重要。高校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也是创造知识的地方，网络媒体的使用频率不高，对侵权作品的点击率也不高，在侵权作品中植入的广告也不会带来太多的经济效益，侵权信息本身的收益不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评估。但是在经济发展速度快、水平高的地区，侵权作品本身获取的非法利润是相当高的，人们使用网络传播信息的速度也非常快，波及的范围也比较广，因而在实际的审判中还要参照经济发展水平，对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作出较为科学和全面的评估。

对于精神方面赔偿的界定和具体的实施也要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和造成的结果来加以判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必然会对权利人的精神造成一定的损害，索要精神赔偿是合情合理的。关于精神赔偿的具体额度，还没有出台明确的标准，多是在侵权诉讼案件中由原告提出的，很多情况下，精神赔偿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同，这是因为该项损失难以断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项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对精神赔偿的诉求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关键要看网络传播权本身的性质和精神损害的具体界定尺度。精神损害的赔偿通常是指权利人在遭受财产损害之外，还受到了非物质范围内的损害，包括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受到的损害而导致的精神损伤，以及人身的伤害如残疾、受伤甚至死亡等导致的精神损害，在各种情况下，有些是要进行精神赔偿的，有些则不需要进行精神的赔偿。有些精神损害的程度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就可以进行精神的赔偿。在信息网络传播侵权行为一般不会涉及严重的精神损害，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精神的补偿，例如进行公开赔礼道歉、恢复权利人的名誉等。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科技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也经常发生，按照相关的规定对侵权的行为进行科学地判定在实际的应用中意义重大，其法律适用性的分析也要针对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在参照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来定夺，切实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信息网络传播市场的秩序，以便净化网络信息传播的氛围，令信息网络传播权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范海燕.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J].中州学刊，2006，4.

[2]袁小辉.试论博客著作权之保护——兼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9.

[3]陈继华.网络时代著作权法定许可与默示许可的思考[J].科技与出版，2004，6.

[4]毛旭.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发行权之比较[J].图书馆，2006，5.

[5]张慧.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极其对策[J].情报杂志，2003，11.

[6]樊晓峰.论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版权保护[J].技术与创新管理，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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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平台版权保护存在的困难

1.违法成本极低，存在多平台抄袭现象。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技术门槛和限制降低。这使得很多人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设置公众账号，大多数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他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内容进行复制、稍加改编，然后在自己的公众平台上进行传播。此外，由于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性强，微信公众平台的内容还面临着多平台抄袭的威胁。侵权者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违法传播其他微信账号的内容，又可以利用其他互联网平台如微博、论坛等进行传播，这就造成了侵权行为“遍地开花”，监管监控难度极大。

2.举证难度极大，权利救济无法保障。公众账号数量大，抄袭现象存在着滚雪球式的传播模式，从现有的技术和监管模式来看，我们可能很难发现抄袭的源头。因为微信平台并没有强制实名开设公众账号，往往很难确认侵权者的真实身份。因此，在微信公众平台版权保护中，举证难度极大。此外，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中，微信公众平台版权案件行为主体的国籍、所在地域、案件发生地等都十分模糊，这就给相关案件审理带来了困难。当相关版权人权益受到侵害时，赔偿手段和标准在法律上也无针对性的规定。因此，当微信公众平台版权受到侵害时，权利救济很有可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微信公众平台版权保护的原则

1.用户、版权人、运营商的三者利益平衡。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公众平台版权人的作品被抄袭，而相应的侵权行为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版权人的创作热情将无法持久，最终造成公共领域平台信息传播的萎缩。但是，过分保护版权人的利益，意味着用户利益受损。分享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文化内核，免费则是互联网对用户最大的诱惑。如果利益的天平过分倾向版权人时，用户因接触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内容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将会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生存将受到极大威胁。

另外，微信公众平台版权人和用户都是运营商最为宝贵的资源，任何一方利益受损，最终损害的都是运营商的利益。从全局上说，保障微信公众平台版权人利益是探索微信公众平台盈利模式的重要一环，对微信未来的发展也极具意义。因此，保护微信公众平台版权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加强统筹，协调好用户、版权人、运营商三者的利益，维持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

2.新媒体技术与版权保护协同发展。纵观世界版权法发展史，无不深深嵌套着技术发展的逻辑。例如，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基于使版权法与数字技术和因特网的发展相一致的意图，签署了《千年数字版权法》。微信作为代表新媒体前沿技术的应用服务，其内在技术逻辑复杂。在微信公众账号版权保护中，需要充分考量微信的技术逻辑与内涵。具体地说，微信公众账号内容的多媒体化、用户交互内涵的丰富性、信息传播模式的多元化等因素，都深刻影响着微信公众平台版权保护的规制措施。这就要求微信公众平台版权保护工作一方面对技术引起的信息传播方式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另一方面要学会运用新的规制技术对版权人权利进行保障。

对微信公众平台版权保护的建议

1.对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分类管理。微信公众平台分成订阅号和服务号两种类型。不同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诉求存在差异，对版权保护的要求也各异。有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微信公众平台自然希望对其信息内容进行严格的版权保护，有些以自愿分享为目的的微信公众平台则允许用户广泛复制传播。

具体地说，应该在微信公众平台传播的语境下明确版权合理使用范围。所谓合理使用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作品使用者可以不经作者或其他著作权所有人的许可，而且无需向其支付报酬而自由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在对微信公众平台版权合理使用范围进行重新定义过程中，需要对不同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分类。这就要求对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传播目的进行仔细甄别，以判断其是否盈利。

2.成立微信公众平台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我国《著作权法》第8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作为一种有别于公权力救济的手段，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本质是一种私力救济。其重要价值在于，作为一种信托组织，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更有利于协调版权人和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建立一个高效的微信公众平台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意义重大。

从实践来看，腾讯公司作为微信运营商，理应承担起建立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责。据报道，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开始使用“原创声明”功能，如果版权人申请了原创声明的文章发送成功后，系统将基于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自动比对，成功之后将对文章添加“原创”标识。当其他用户转发时，系统会自动标明出处。我们可以把该措施视为建立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萌芽。从长远看，建立成熟高效的微信公众平台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依然任重道远。

3.加强微信公众平台版权的技术保护。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6条第2款规定：技术措施，是指用于防止、限制未经权利人许可浏览、欣赏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有效技术、装置或者部件。目前，微信公众平台尚无任何技术措施保护版权。因此，如何开发出一整套防止用户非法接触、复制、传播微信公众账号信息的有效技术措施，成为微信公众平台版权保护的重要课题。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技术措施必须是适度的。因为过于严格的技术措施将大大降低微信用户的使用兴趣，造成用户黏性降低，进而影响微信公众平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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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网络服务提供商 避风港 红旗 侵权行为

    一、“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概述

    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横空出世,在带给人们无限的方便的同时,也随之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任何一个作品和信息,公众都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便利进行未经许可的复制、抄袭、或演绎。对使用人来说,这是一种福音,而对权利人来讲却是一种灾难。网络环境下,利用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进行的下载、复制和传播行为,为传承人类文明、促进科学技术文化发展,最终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加限制和不受约束的复制行为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侵犯着作权案件的发生,给传统的着作权法律制度带来冲击与挑战。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立法速度滞后于社会信息化的进程,网络着作权保护领域一度处于法律真空状态。直到2001年,新修改的《着作权法》第9条最终以立法形式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确认了网络传播属于着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使用方式之一,同时,第58条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所谓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着作权人有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就能有效地阻止他人未经许可,擅自将其作品上载到网络上,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由国务院制定并于7月1日起实施,由此我国的网络信息传播才逐渐开始步入正轨,这是我国网络信息产业发展历史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条例》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公众无偿使用着作权的情形,权利人发现被侵权时应该采取何种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等,对着作权保护、权利限制以及网络服务提供商责任免除等作了规定,有利于发挥网络传播作品便利快捷的功能,更好地体现了产业发展与权利人利益、公众利益的平衡。值得一书的是,其中的“避风港原则”和相关的“红旗原则”引起了各方的热议,当然我国设立避风港规则的基本目的与价值取向是肯定并支持网络技术的发展,《条例》制定者指出,该制度使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有可能通过履行某些义务而被免除连带赔偿责任。

    所谓“避风港”原则,又被称为“通知+移除”原则,是法律中规定的网络服务商的免责条款,最早适用于版权领域,后来也被应用在搜索引擎、网络存储、在线图书馆等方面,具体指在发生版权侵权案件时,当网络服务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时,如果网络服务商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网络中介服务商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网络服务商不承担侵权责任。避风港原则最早来自于美国1998年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美国当时规定避风港原则主要是为了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考虑到有些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能力事先对他人上传的作品进行审查,而且事前也不知道并且不应该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在着作权人通知的情况下,对侵权内容进行移除的规则,即“通知+移除”。避风港原则的适用减少了网络空间提供型、搜索链接型等类型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刺激了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壮大。《条例》的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具体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自动接入服务、自动传输服务、自动存储、提供信息网络空间、提供搜索与链接服务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这些条款属于对避风港原则明确规定与细化。

    2005年7月,百代、华纳、环球等七大国际唱片公司提出诉讼,理由是百度在搜索页面上提供了部分未授权的MP3下载链接。百度公司称,责任应当在于提供盗版音乐的网站,而非提供搜索和链接的本公司,之后百度一审和二审均获得胜诉,而其主张的即为避风港原则。

    避风港原则的出现主要还是由于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出现了互联网企业之后,由于这类企业提供网络服务的性质,也随着社会公众法律和权利意识的提高,如何处理可能存在的作品着作权侵权问题显得尤其重要。事实证明避风港原则的法律规定对互联网企业的迅速崛起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又有着新的挑战,许多人甚至认为避风港原则成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尚方宝剑”,那么该如何防止避风港原则的过度适用给着作权人带来损失呢?2011年爆发的“百度文库”事件将此争议推向。百度公司认为百度文库建立的法律依据即为避风港原则。更多的人提出了对避风港原则的质疑:避风港原则是否过于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如果百度没有对文库里的内容进行选择、编排和推荐等活动,一般是不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存在这些行为,或者文库存在畅销或着名的小说,百度说自己不知情或者不应该知情则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这就涉及到了红旗原则。

    作为避风港原则的例外,红旗原则主要侧重于保护着作权人的利益。红旗原则即如果侵犯着作权(主要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是红旗一样飘扬,网络服务提供者就不能装做看不见,或以不知道侵权的理由来推脱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移除侵权信息,就算着作权人没有发出过通知,也应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第三方是侵权的,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从标准的严厉性程度来看,“红旗标准”绝非远高于一般侵权行为中的过错认定标准。相反,它是一种最为起码的标准:用户上传的内容或被链接的内容的侵权性质,已经明显到了象一面鲜亮色红旗,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又能够看到这些内容,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当然不能采取不闻不问、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就如同将头埋入泥土之中一样,放任侵权内容的传播。红旗原则在我国的法律立法中,主要体现在《条例》第二十二条:……(三)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第二十三条的“但书”……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二、“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的性质和实践意义

    根据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可以确定,避风港原则的法律性质应为免责条款,即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行为即使构成了侵权,其仍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免责,而非属于归责条款:着作权人负有举证的责任,即需要证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行为符合着作权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但网络服务提供商可以以避风港原则作为免责的抗辩理由。也就是说,避风港没有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何种行为会构成侵权,而只是涉及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何种行为可以逃避法律责任。自《条例》颁布并实施以来,围绕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的争议一直不绝于耳,其在实践的适用中可能存在诸如加重了着作权权利人的负担,包括举证责任和信息采集、通知-删除证明等。另外,网络服务商“明知”与“应知”的判定和注意义务在实践存在难以判定的问题。但总体上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所确立的免责条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首先,在网络活动中,网络服务提供商并不是信息的接受方,只是提供接入、链接、缓存和信息存储等服务,而避风港原则使得网络服务商在纠纷解决中处于类似消极中立的位置,这样网络服务商就变成解决着作权人和网络用户纠纷的平台。其在接到着作权人发出的侵权通知后,一般只是根据避风港的要求进行表面审查,而非实质审查。经审查后,只要符合避风港的格式,网络服务商提供就会按照着作权人或用户的要求断开链接或者删除相关的信息。这种促使着作权人与网络用户之间通过直接对话解决纠纷的方式,使网络服务商从逐个事先审查的繁琐工作中解脱出来,便于将精力用在发展技术和更好的提供服务商。

    其次,避风港原则根据生活实践和商业实际,在着作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由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庞杂的数据,网络服务提供商通常情况下难以发现其提供接入、链接和存储的数据存在侵权的情形,因此并不需要主动进行审查,否则加重他们的责任势必会影响到正常的网络传播,扼杀网络的自由和便捷。另一方面,着作权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势必对侵权极为敏感,因而避风港原则将审查侵权任务主要放在着作权人身上是极为合理的。当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时,及时通知网络服务商,后者根据避风港原则进行审查后删除侵权信息,制止侵权的继续,从而维护着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自己也免除了责任。

    最后,避风港原则使网络服务提供商摆脱了可能连带侵权的桎梏,促进网络信息业的快速发展。实际上,这也是美国立法确立此原则的初衷。避风港的确立十分必要,通过立法支持互联网业的健康发展,如权利人通知、服务商审查、反通知和确定是否删除等一系列程序,既为权利人提供制止侵权的手段,也促使网络服务商守法经营,自律经营,让广大公众能够很好地、自由地利用网络获取他们想得到的信息和数据。

篇6

王某将车辆挂靠某运输公司经营，双方签订了挂靠合同；后因该车辆卖给他人后，王某将有关费用交给运输公司，并告之将车辆已卖，但未解除合同，两月后被运输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违约金。

法院认为，被告王某虽已于2007年3月28日通知原告运输公司已将挂靠车辆出卖，因不具备法定或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双方亦未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被告单方要求解除合同，当然未发生解除合同的效果，故双方的挂靠合同仍然存在，被告仍应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的劳务报酬和各项规费等。被告主张其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后即不再承担该项义务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法院判决原、被告所签订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解除，被告王某十日内前往原告处办理车辆的过户登记手续；被告王某向原告支付2007年6月1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劳务费、运管费及车辆附加费；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

利用商业秘密跳槽领刑9年

福州一家电子厂业务员范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厂里的国外客户资料、产品价格、产品宣传图片、产品样品等商业资料拷贝后藏匿。之后，范某向电子厂提出辞职，并跳槽至另一家生产同类产品的公司任副总经理，全权负责制品车间的生产经营。致使电子厂出口产品销量下降，经鉴定，电子厂的经济损失达182万元。

法院还查明，范某在电子厂任业务员期间，通过采取虚报、截留、分流货款的方式，收取电子厂销售货款12万美元据为己有。

法院审理认为，范某的行为分别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和职务侵占罪，应数罪并罚予以惩处。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日前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范某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被追缴非法所得99万余元。

美六大电影巨头集体状告下载服务商

知名的P2P下载服务商迅雷公司因为涉嫌帮助网民下载盗版电影，而受到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等六家美国电影制片公司的集体。

据了解，迅雷在国内提供了迅雷5和WEB迅雷两个P2P下载软件，即通过迅雷的P2P网络，网民可以下载到大量软件、影视内容等。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索尼影片公司、派拉蒙影片公司、环球影片公司、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以及Buena?Vista国际公司等6家公司作为美国的电影巨头，此次一齐将迅雷列为被告，是因为他们认为，迅雷作为P2P服务商，帮助网民下载盗版电影，对其电影版权造成了侵害。故将以P2P下载为商业模式的迅雷网站告上了法庭。

日前，浦东新区法院已经正式受理此案。诉状中，6家美国电影公司要求迅雷公开承认自己的盗版行为，同时赔偿合计700万元人民币。

假租赁合同诈骗案

在房地产行业日益火爆的今天，一些不法经营者开始利用各种手段谋取不义之财，如何规范房地产市场，避免房地产市场中的各种风险，打击违法犯罪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北京金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勇利用假租赁合同先后诈骗9次，出租西城区新街口地区的一处地下室，诈骗施某52万余元。

北京利海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家富谎称受人委托，出售房屋使用权，诈骗人民币530余万元。

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一审判处刘家富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金勇假租赁合同诈骗案一中院将择日开庭审理。

中国雅虎音乐下载?终审被判侵权

根据我国2006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搜索引擎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信息传播的“避风港原则”。《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第23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也就等于说，只要版权人没有提出异议，网站就可以随意提供影视和音乐作品的链接，这对于著作权人是不公平的。”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中国雅虎侵权罪名成立，对其处以人民币21万元的罚款。中国雅虎随即表示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雅虎的上诉，维持雅虎中国侵权的判决不变。

篇7

网络媒体的“信息倚赖症”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历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络在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尤其是获取新闻信息方面，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然而当我们登陆国内网站，不难发现网上的新闻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传统媒体，很少有网站自己的独创内容。造成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信息倚赖”局面，主要在于我国的网络媒体管理体制。

为了加强对网站登载新闻类信息的管理，2000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联合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把我国的互联网站分为“新闻网站”和“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新闻网站②经主管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审核同意，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可以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是指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综合性互联网站，该类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应当经主办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审核同意，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其他互联网站，不得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必须有规定的新闻信息源，即只能登载中央新闻单位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的新闻。并且必须和这些新闻单位签定协议取得登载授权，登载时需注明来源和日期，不得登载自行采写的新闻和其他来源的新闻。

经过几年的网络实践，2005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又联合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旧规定进行补充和细化。与旧规定相比，《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有以下新的规制：第一，明确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是指“时政类新闻信息”，具体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突出其公共性。第二，明确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范围，包括通过互联网登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和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这就意味着具体实践中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不只是网络新闻登载，也包括电子公告服务，例如通过BBS、新闻组、QQ群、电子邮件、博客等向公众时政类信息的行为。第三，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分为三类：（一）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超出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二）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三）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前两类的设立必须经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第三类向省级以上政府新闻办公室备案即可。与旧规定（将登载新闻业务的主体局限于“新闻网站”和“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相比，新规定明显地放宽了登载新闻的权利主体范围，即只要履行了相关行政审批或备案程序的网站，均可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不过，关于网络媒体新闻信息来源的规制没有改变。《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第一类、第二类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转载、发送中央新闻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的新闻信息，并且需要与之签订书面协议；第二类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不得登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

不管是《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的两分法，还是《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三分法，在管理思路上，我国其实把网络媒体分为两大类：新闻单位设立的网站与非新闻单位设立的网站。根据以上规定可知，在我国，新闻单位、非新闻单位设立网站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仍然实行审批许可制，这与传统媒体的管理体制没有本质区别。③唯一不同之处是，网络媒体基本上不具备传统媒体的新闻采写权，必须依靠传统媒体供给新闻作品。这种管理体制对新闻单位网站来说不成问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传统媒体开办的，传统媒体强大的新闻采编队伍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新闻作品。非新闻单位网站则不同，它们既没有新闻采写权，又没有所属的传统媒体作后盾，在新闻信息源方面“仰人鼻息”，只能转载传统媒体的新闻作品，如未获得授权擅自转载就可能引起著作权纠纷。《新京报》与TOM网站之间的这场官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反映了现阶段我国非新闻单位网站尴尬的生存状态。

传统媒体作品不是网络媒体的“免费午餐”

著作权又称版权，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对自己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与精神利益相关的权利）和财产权（使用和获得报酬等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权利）两大权利。广义的著作权还包括邻接权（作品传播者所享有的相应权利）。著作权的法律确认与设立，体现了社会对智力劳动成果的肯定和保护。

著作权中人身权之外的内容，随着承载作品的新介质的出现和传播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扩展。因此，著作权法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和充实，以应对传播技术的进步而带来的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化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传统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有鉴于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1996年12月的外交会议上，形成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唱片条约》，赋予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录制者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表演及录音制品的专有权。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对原来的著作权法进行修正或制定专门法规，以适应网络传播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需要。

我国于2001年对原有的著作权法进行修正，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2006年5月，国务院又颁布专门的行政法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侵权责任。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1月通过，2003年12月、2006年11月两次修正），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2005年5月联合了《互联网著作权保护办法》。这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把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延伸到新兴的网络传播领域，为解决网络作品侵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为了促进新闻信息的流通与共享，根据国际惯例，我国著作权法除了规定“时事新闻”④不适用于本法保护，还对媒体互相使用已发表作品的著作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第22条规定：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媒体在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合理使用”。本条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网络媒体，但“等”字样可以解释为包括网络媒体。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则明确列举了八项属于网络“合理使用”的内容，使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的“合理使用”问题不必再从著作权法中合理推出。

在网络传播实践中，网站大量转载的传统媒体作品，显然包括有非“合理使用”作品。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网站转载这些作品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否则便构成侵权。

根据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规，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可能引起两种情况的著作权纠纷：（一）新闻单位网站转载自己的传统媒体作品。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提出，作品在传统媒体发表后，作者仍然享有网络传播的权利，新闻单位网站进行转载至少还应当再次支付报酬（“合理使用”作品除外），否则就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现在很多新闻单位网站把转载自己传统媒体所发表的作品视为理所当然，不向作者支付任何报酬，这实际上是有违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二）非新闻单位网站转载传统媒体作品。非新闻单位网站如果没有获得传统媒体授权、支付相应报酬而转载其作品，既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同时又侵犯了传统媒体的“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邻接权，即广义上的著作权。我国1990年出台的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邻接权的内容，即第四章所谓的“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后，虽然把第四章的名称改为“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但在第一条保留了“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还是为作品传播者―――出版者、表演者、录制者和播放者的邻接权保护留下了余地。著作权法对作品传播者的邻接权予以保护，是因为其在传播作品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TOM网站的行为即属于这种情况，只是《新京报》提起侵权诉讼而相关作者保持了沉默而已。

可见，我国著作权法对传统媒体作品的著作权，及其传播者的邻接权保护是比较充分的，网络媒体在进行转载时应谨慎从事，以免陷入侵权纠纷。

理性对待网络著作权纠纷

著作权概念的提出、著作权法的制订和不断修正充实，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作者的权益，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还在于促进作品的传播，从而使文化成果被社会公众享用。著作权法的实质就是均衡作品权利人、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网络媒体为文化产品的传播和社会共享提供了优质平台，也给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如何化解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矛盾，既能有效保护传统媒体及其作品的邻接权、著作权不受网络媒体的侵害，又能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优势，需要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双方协作，也需要立法、管理上的完善。

1．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生”以求“共赢”

在现行体制下，网络媒体尤其是非新闻单位网站，必须倚赖传统新闻媒体的信息供给，似乎是一种“寄生”关系。事实上，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传统媒体也需要借助网络媒体，特别是商业门户网站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无形中给传统媒体做了广告宣传。尽管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体都有自己的网站，但是在影响力方面可以和著名商业门户网站相媲美的，仍属屈指可数。

两者既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就应该携手合作谋取共赢，而不是彼此对抗，两败俱伤。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纷争，无非是利益分配问题，正如《新京报》社律师所言：“我们想通过这次诉讼来促进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规范化合作，让传统媒体在合作中赢得一个合理地位。”⑤一方面，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获得对方授权并支付相应报酬是理所应当的；另一方面，处于主动地位的传统媒体，恐怕也应该积极地与网络媒体建立合作关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意识到“以一个联盟对抗另一个联盟”做法的失当，于2006年8月与新浪网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在新闻内容、市场经营和资本运作三个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开创了报纸与网站之间互利共赢的全新合作模式。

2．建议明确规定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实行“法定许可使用”制度

所谓“法定许可使用”，又称“非自愿许可使用”，使用人可以不经作者和原发表媒体同意而使用作品（权利人声明不许转载者除外），但必须向对方支付报酬。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权利相对人为作者和传统媒体。关于网络媒体与作者之间的权益关系，高院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曾经作出过“法定许可使用”的规定，但是该条款在2006年11月第二次修正时被删去。高院删去这一规定，可能是出于保护作者权益的考虑，也符合权利人自己处置相关权益的法律精神。不过，考虑到网络媒体的特性及作品已经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网络转载属二次使用等因素，笔者认为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还是实行向作者支付报酬而不必征求其许可的制度为妥。

关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权益关系，《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规定，网站转载传统媒体作品必须获得授权，即征得对方的同意（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的网站除外）。这一规制，不利于网络媒体尤其是非新闻单位网站的发展，也容易引起著作权纠纷。因此，笔者建议我国《著作权法》再次修订时，关于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问题，对于作者和传统媒体均明确规定为“法定许可使用”。这样做，作者和传统媒体的权益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增加了作品被网络媒体使用的机会，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同时，网络媒体也免除了征求转载授权的繁琐环节，更有利于发挥其信息传播迅捷、海量的优势，满足了社会公众共享文化成果的需要。

3．建立健全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与网络转载“法定许可使用”相配套的制度。“法定许可使用”的前提是使用者必须向权利人（作品作者及作品传播者）支付报酬。但是，网络媒体的巨大转载量，造成权利人规模庞大且分散，使权利人获取报酬、网络媒体支付使用费用均为不易，且成本过高，难免引起著作权纠纷。我认为建立、健全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成立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由该机构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向网络媒体收取转载费用再转付给权利人，进行网络著作权纠纷仲裁与诉讼等等。建立、健全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既可以避免传统媒体及其作者与网络媒体之间的著作权纠纷，又能够降低转载费用支付的成本，是对作品作者、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三方均为有利的办法。（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注释：①⑤详阅《〈新京报〉诉案背后的传媒格局》，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21日

②新闻网站是指中央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新闻单位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直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互联网站。

篇8

关键词　博客 传播 失范

博客的兴起已成为21世纪媒体变革的焦点之一。就媒体性质而言，博客承载的内容和传统媒体并无大的区别，但就其技术使用范围说，它要比传统媒体优越许多。因此，博客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网络文化进行了改进，但它在发展过程中凸现的失范现象也令人感到忧虑。

一、博客在中国的发展

据《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6月，我国使用博客的用户规模扩大到2.31亿。从发展趋势分析，博客的媒体价值将进一步提升，博客的信息传播也将从以往主要以个人信息对少数人共享转换到个人信息对多数人共享的状态，使其具有了规模性。

博客发展历经萌芽、成长、普及、成熟四个阶段。目前博客在中国步入普及阶段。博客的出现，标志着互联网从“信息共享”开始向“思想共享”和“知识共享”演进。在今天的博客世界里，新闻、娱乐、情感、体育和科技信息应有尽有。博客传播从小众走向大众，成为基础的网络服务，并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受到媒体、技术、资本等行业高度的关注。互联网行业内，一般把博客看作是继EMAIL、BBS、QQ之后出现的第四种网络交流方式。

继博客之后，博客的“压缩版”微博出现，它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2010年为中国微博元年。新浪的2010年四季及全年财报显示其微博用户数已经过亿。

较之传统媒体，博客的传播特点为：题材的广泛性、选题的实时性、记录的真实性、页面的个性化、互动的便捷性。博客打破了传统媒体、社会精英独霸话语权的局面，理论上会促成以反权威、草根式、平民化为特征的“后现代媒体时代”的来临。①技术上的低门槛与“把关人”的缺失使得博客迅速成为了一定社会群体释放自我的工具，成为了一种日常行为方式，从而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形态。其中，博客你来我往的交互性，亦促进了博主与访客之间的进一步互动，一种社群的情感油然而生，进而形成各类博客圈，推进了博客的发展。

二、博客失范现象及成因

博客失范指网站和博客用户（以下简称博主）没有遵守《博客服务自律公约》规定的条款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其表现为：网络实时性的快捷、“把关人”的缺失或不到位、个人意见的多样性帮助博客绕过了传统媒体的“三审”限制，使它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传播伦理缺失等现象，影响了信息传播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网站“把关人”的缺失和博客海量信息的矛盾

个人博客是一个相对自由和开放的私人空间，博客的内容都有一种很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记载的一般都是博主的生活感悟、观念态度或是烦琐牢骚等，个性化的同时也是公开化的，使私人空间进入了公共领域。

面对2亿多的博主以及博客的大容量空间，客观上使信息筛选失去意义，信息的高度开放使网站信息把关形同虚设，博客传受双方角色的模糊颠覆了传统把关人的理论，博客信息的自由性使把关标准无法统一，因而网站管理员的控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应用计算机管理软件设置一些关键词进行屏蔽限制，甚至删除博文，但是也很有限。

（二）博客低俗信息及广告泛滥的利益驱动

博客的虚假信息、“三俗”语言与违规商业传播不仅是道德失范的表现，也是网站与博主轻诚信、重利益的结果。博客的失范现象对人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和心理发展等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提供博客服务的网站与博主之间形成“相互利用”的关系，隐匿身份的博主可以获得“精神利益”，而网站可以获得市场利益，被侵害的第三者则无法主张权利。

一些博客承续和发展了BBS和QQ的“谩骂文化”，如“白痴”、“弱智”、“你去死”等，这些都是典型的“三俗”（庸俗、低俗、媚俗）语言。这种现象不加制止，就会给博客——文化交流的公共平台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污染。此外，博客的商业化操作一旦失当，也会影响个人博客的品质及传播效果。博客广告也只是已有营销传播手段的一种补充和选择，还需要其他媒介广告和营销活动的配合和综合运用。如果博客成为一个被广告主控制、为商业利益左右的平台，那就失去了传播的目的和意义了。

（三）博主言论释放与传播伦理的纠结

传播道德是人类传播行为的道德以及与传播行为有关的道德，是人类传播活动中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

在博客传播过程中，博主与访客可在匿名的身份下不负责任地放纵自己的行为，势必衍生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博主开博的思想及行为是复杂的，其中包含了多种心理动机的纠结，自我表现是其中的一种关键性因素。事实证明，博客自我表现的结果往往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表示出一种“彻底”的姿态，张扬个性吸引注意；要么表示出一种小心谨慎的姿态，精心包装重塑自我。所以，博客空间中的自我表现往往经历着一个“纠结”的心理上的“把关”过程。②

此外，随着西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的渗透，腐朽的、粗糙的、肤浅的东西也深入到我们的视野。人们享受自由言论力量释放的的同时，也容易迷失方向，误入歧途，甚至导致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颠覆。③如，博客的怪圈——“标题党”，其题目哗众取宠或文不对题。轻诚信、重点击率导致了虚假信息的产生，这不仅误导了受众，也影响了博客的公信力。

三、防范博客失范现象的建议

针对当今博客失范现象及由此衍生的系列问题，我们应倡导正确的博客理念，以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促进伦理自律，以他律规范博客行为，形成博客良性传播。

（一）在思想上强化博主及访客的法律、法规意识

博客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看到博客强大传播力量的同时，也对其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法制管理、自我节制等问题进行反思。目前我国没有针对博客的专门立法，因此使网民产生一种错觉：博客出现问题乃至侵权纠纷，网站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鉴于此，相关行政法规和法律的建立健全，可提升博主及访客的道德和责任意识，使其自觉维护博客媒体形象。如，网络主管部门出台针对暴露他人隐私、侵犯他人名誉和不良广告植入等具体违法、违规行为的鉴定标准和处罚规定，这样才能使网站管理者和博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例如，博客网发起并联合新浪、腾讯、搜狐等19家人气较高的博客网站共同签署了《博客服务自律公约》，包括总则、自律条款、公约的执行和附则4章，共19条。2007年8月21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正式公布。此外，《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也是博客用户必须遵守的。

（二）在内容上有效行使网站 “把关人”职责

网站是博客传播的载体，任何信息都要经过网站传播出去，所以网站应承担监督、审查和管理博客的责任，防止有害信息的产生、传播和扩散。因此，当博客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规模的时候，面对海量的信息更新，它必须像传统媒体一样建立一个“把关人”机制。“把关人”决定着信息传播继续或中止，控制并决定着信息流动的质量和方向。

《博客服务自律公约》第十三条规定：博客服务提供者应当为博客用户提供对跟贴内容的管理权限，博客用户应当对跟贴进行有效管理，应当删除违法和不良跟贴信息。即博客的“把关人”机制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博客服务提供者——网站，一个是博主，每一个博主都是自己的把关人。只有二者携手共同行使“把关人”职责，才能对信息进行有效的梳理并予以正面引导。

（三）在技术上加大网站对博客的控管力度

博客的传播特点，客观上造成了网站经营者在控管方面的困难。因此，建立博客平台的技术管理和约束机制非常重要。

实行博客实名制。《博客服务自律公约》鼓励博客服务提供者对博客用户实行实名注册，注册信息应当包括用户真实姓名、通信地址、联系电话、邮箱等。博客实名制可以起到加强监管、优化博客环境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约束博主的行为，并对出现的违规、违法现象查其实名，给予一定的警告、惩罚等。④ 进一步完善ISP及其他技术的控制模式，对博文和评论的不良信息进行过滤、分类，之后决定其是“通过”、“屏蔽”，还是予以删除。　（四）在手段上提升博主的传媒素养和道德观念

博主的传媒素养、道德观念以及自我管理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反映在博文上，并决定着博客性质的优劣和整个博客世界的发展方向。因此，只有博主成为自己的“把关人”，树立正确的博客理念，提升传媒素养和道德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博客失范现象。

自律是博客的内在约束，他律是博客的外在保障，自律和他律的结合才是建构健康、积极、自由、开放型博客的有效措施。基于目前博客普遍存在的控管缺位以及博客表达的严重失范，探索自律他律相结合的监管新办法非常必要，使博客朝着规范有序、健康有利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王中云：《博客的自我表现意识与传播伦理规范》，《新闻界》，2006年，第5期。

②王君玲：《试析个人博客中的自我呈现》，《新闻界》，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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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的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也造成了对著作权的冲击。在我国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网络著作权保护问题尤为严重。作为我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在版权问题上一直争议不断，通过对百度著作权纠纷的分析，看清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的现状，从而对加强网络著作权的问题加以思考。

关键词：网络 著作权 避风港原则

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成为人们传播信息不可缺少的媒介。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传播内容除新闻、信息外，还包括文学、影音作品，这便免不了涉及著作权的问题。

著作权即版权，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对文学、艺术、科学作品享有的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总称。网络著作权则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权益人对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的权利。网络著作权的主体既包括作者，又包括网络管理者。对于作者来说，他享有创作作品的专有权利；而对于网络管理这来说，他们享有录抄、复制以及用其他方法使用作品的权利。

一、 网络环境下，我国的著作权纠纷和法律保护

早在1999年，与网络相关的著作权纠纷就开始涌现。其中，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由刘蒙、张抗抗等六名作家联名世纪互联公司的网络侵权案是最引人关注的，之后我国立法部门也开始对网络著作权进行立法保护。2001年，我国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新增了“网络信息传播权”；2006年，制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同时又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这两个国际条约。虽然国家不断地修改有关网络著作权的保护法例并征集公众的意见，但是有关网络作品著作权的纠纷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许多大型的网络公司牵涉其中。

二、百度著作权纠纷以及避风港原则

百度在提供搜索服务的同时，不断扩展自己在音乐、视频、文学作品、社区论坛等方面的业务。但其免费提供文章、音乐、视频及其超链接的做法，多次与著作权人产生纠纷。

1“ 2006年百度MP3纠纷”

2006年，环球、华纳、百代等七家知名唱片公司将百度公司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原告称百度未经许可，提供了原告的歌曲在线播放和下载服务，要求法院判令百度公司停止提供涉案歌曲的在线播放和下载服务，并赔偿经济损失。而百度认为，作为一家专业的搜索网站，它们提供的MP3搜索的工作原理，与网页、新闻、图片的搜索服务一致，只提供网络链接，不提供实际内容，故不存在侵权，相反还有利于权利人权利实行的通畅。2006年11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将七大唱片公司指控百度侵权的诉讼驳回。

案件虽然以七大唱片公司败诉结束，但有关“提供搜索等类似服务的网络服务者提供非法音乐的超链接到底算不算侵犯著作权人的权益”的这个话题仍被人们争论不休。2012年，国家修改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明确表明“原告能够举证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外观，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实施了提供行为，但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为被诉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提供了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点对点技术等服务的除外”。然而，这却使创作者以及管理者造成的损失找不到有效的方法解决，使网络著作权保护困难。

2 “2011百度文库侵权门”

2011年3月15日，贾平凹、韩寒等50位作家公开《中国作家声讨百度书》，指责百度文库侵权，并将百度告上法庭，要求百度关闭百度文库，赔偿经济损失。2012年9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要求百度赔偿经济损失17.3万元以及合理开支的诉讼费用，而对作家们提出的关闭百度文库、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未予以支持。

3事件比较与避风港原则

在这两次著作权纠纷中，法院判决百度一胜一负，根本理由在于国际性的避风港原则。避风港原则最早由美国在1998年制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上提出，指在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如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ISP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ISP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ISP不承担侵权责任。百度MP3提供的属于空间服务，并不涉及网页内容，而且版权所有人在此之前并未告知百度公司让其将相关内容删除，因此，百度公司不构成对著作权的侵犯。而百度文库不同，它直接向网友提供在线浏览和下载的文本的服务，这些文本由网友上传，但未经著作权所有人许可，集中于百度文库。百度文库相当于提供盗版文献资料的载体，因此无法用国际避风港原则遮风挡雨。

三、 我国关于网络著作权的保护的限制及建议

1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的限制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困难也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在国内外众多案件中，避风港原则都被网络公司巧妙地应用，从而无法给创作者带来应有的赔偿，避风港原则成为网络著作权保护困难的一个重要限制。除此之外，我国的网络著作权保护困难有其独特的原因：第一，立法的力不从心，著作权法律赔偿的标准很低，往往几千字的作品被侵权，胜诉了也只有几百元的赔偿金，这种赔偿连基本损失都难以填平，也让作家失去了法律维权的动力。第二，维权道路困难，创作者往往是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整家公司或者整个行业，结果可想而知。第三，我国的人口效应。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贫困人口也多，盗版产品泛滥，且著作权保护工作的传播力度不够，公民维权意识淡薄。

2建议：

针对我国限制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因素，我们可以采取必要手段加以改进。首先，国家应该完善有关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制度。在立法方面，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应该扩大；而在执法方面，执法者应该采取更为严格的态度。再者，需要完善和改进网络技术。运用技术手段保护网络著作权，让非法作品无法正常使用。最后，则需要加强网络著作权保护意识在社会的传播，呼吁人们必要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结语：

2006年的百度MP3纠纷使网络著作权的问题开始进入“发展期”，而2011年的百度文库侵权门则使这个问题白热化，进入“爆发期”。 从1999年到2012年，网络著作权的保护由被提出到被热议再到被重视，可以看出国家和人民对于网络著作权维权意识的增强。

参考文献：

[1]吕沛璐.对国内网络著作权侵权和保护问题的探讨[J].法治与社会，2010.（5）， 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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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对网络著作权保护的不断加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公益性原则的冲突也在不断加深。为了提高图书数字化程度，图书馆应在充分考虑数字图书馆公益性的同时，有效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

图书馆的公益性与知识产权

图书馆是人类的知识宝库，是人类社会知识传承和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其中的公共图书馆，承载着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职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4年的《公共图书馆宣言》，确定了图书馆的公益性内涵。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职能是针对社会大众的文化与科研活动的需要，进行信息的采访、加工和收藏，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文化、信息等方面的知识。

由于图书馆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角色不同于其他组织和机构，图书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应得到特别关照。

以国家数字图书馆为例。图书馆通过缴送、购买、捐赠取得作品。在版权保护方面，尽管国际社会一直在强化对版权的保护力度，但一般针对图书馆制定了专门的合理使用条款，以保证图书馆服务的公益性。

《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是国际上享有重要地位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这两大公约在保证所有国家对文学、科学、艺术作品的版权给予保护的同时，对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提出了指导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2条也对图书馆的合理使用藏品作出规定，即图书馆、档案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可以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国务院关于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决定》也为使用馆藏作品提供了法理依据。

侵权妨害了公益数字图书馆发展

数字图书馆优于传统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资源的更新速度快，而且必须有新的、高质量的信息资源不断加入其中。

目前，我国数字图书馆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丧失版权或版权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图书，如古籍文献、电子报刊等；二是将传统信息数字化。由于信息资源需要及时更新，信息的采集、复制必然不能只局限于馆藏资源。因此，在采集与加工过程中必将涉及众多拥有版权的作品。这意味着数字图书馆在资料采集和复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在广泛收集信息后，通过网络进行传播是数字图书馆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但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互联网使数字作品的传播跨越了空间和时间，公共图书馆很难对侵权行为进行有效控制。因此，知识产权保护与公益性信息传播利用之间的矛盾严重阻碍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对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

针对数字图书馆所载信息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世界各国往往根据公平使用和公平处理原则，沿用或延伸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在法定保护期内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如《伯尔尼公约》以及我国的《著作权法》均将网络版权的保护期定为作者有生之年加上死后50年；而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将网络著作版权保护期定为70年。

十几年来，中国关于网络著作权的保护经历了一个由宽松到严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了图书馆“先授权，后传播”的作品使用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等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数字图书馆主要涉及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和汇编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即著作权人所享有的以有偿或无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以网络和数字为核心的数字图书馆若要储备图书资源，必须先收集、整理文本型的图书资源，然后把这些资料转换复制成数字代码，存储于计算机网络中进行传输和使用。如果数字图书馆的这一行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便构成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复制权即著作权人所享有的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成一份或多份的权利；数字图书馆在将文本型图书资源复制成数字代码时，如果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便构成对著作权人复制权的侵犯。

汇编权即著作权人所享有的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编排汇集成作品的权利；数字图书馆在收集、整理文本型图书资源并将其转换复制成数字代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将统一作者的多部作品汇集在一起的情况。如果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这一行为便构成对著作权人汇编权的侵犯。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人的上述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损坏公共利益的还应承担行政责任，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知识产权保护与公益性冲突的对策

随着我国对网络著作权保护的不断加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公益性原则的冲突也不断加深。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与公益性原则的冲突实质上体现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这就需要人们从利益关系层面寻求化解途径。

第一，应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数字图书馆大幅度降低读者获取文献资料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已经成为信息社会大众群体超越经济和社会障碍获取知识并从事研究的重大需求。我国必须顺应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恰当平衡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巨大的人口规模只有通过知识和教育的普及和再普及才能转化为无穷的社会力量。因此，我国应该在给予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适当保护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降低成本、采用先进技术向人民大众普及知识和教育。

第二，坚持版权保护与公益性原则相统一。

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的相关权益主要指由于科学技术进步而衍生出来的新的收益，这份收益不应完全归属于著作权人，整个社会也应分享科技进步带给人类的这一福利。因此，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保护要特别注意与公益性原则的平衡问题。

在著作权人已经享有前数字化阶段的所有权益的基础上，对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的保护要适度。在平衡利益关系时，应着眼于读者和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者。因此，对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采取简单适用或强化传统著作权立法的办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从另一个角度看，图书不是人类社会一般的消费品，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数字图书馆坚持一定的公益性，通过对文本图书进行数字化制作，进行多功能开发利用，向公众提供免费或成本低廉、高效、快捷的数字资源，对于全社会的知识传播和文明进步大有益处。如果处理得当，灵活而较宽松的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将有利于数字图书馆的迅速发展。这不仅不会在根本上伤害著作权人的权益，反而会实现著作权人的私利与社会公益性之间的利益最大化。

与此同时，政府加大公共财政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支持和投入也有利于实现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公益性原则的统一。数字图书馆所传承的公益性决定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主要应该由公共部门来投资和操作。换句话说，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需要进行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时间、财力、人力、资源等投入，由公共财政投资数字图书馆建设是充分实现数字图书馆公益价值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