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鸳鸯蝴蝶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作为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有其独特的创作形式和文学特质，其意蕴丰厚的审美价值未得到应有的挖掘和重视。作为现代通俗小说的先声，鸳鸯蝴蝶派受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其广泛的影响力充分突显了文学的悲剧之美与衷情之美。对读者审美心理的准确把握，使鸳鸯蝴蝶派对当时各个阶层的读者都产生过强大的冲击，成功影响了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

关键词 ：鸳鸯蝴蝶派 才子佳人小说 悲剧美 衷情美 娱乐审美

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关于雅俗、言志、载道论争不断，吴立昌认为：“‘五四’之后，特别自革命文学论争以来，可以说，凡重要的派别论争，几乎没有不与如何看待文学功能这一问题有关。”①没有成为政治革命工具的自觉意识，使得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审美价值遭到漠视与批判，也就导致鸳鸯蝴蝶派在当时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界没有任何地位。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对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研究也逐渐增多，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也有所改观，甚至有的学者提出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的“另一只翅膀”，即“两个翅膀论”。②虽然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可以看出评论家开始用新的分析方法与研究视角，从鸳鸯蝴蝶派作品的文学内涵人手，探讨和发掘文本内在的悲剧之美与艺术之美，以及其外在形式的创新与突破，试图在鸳鸯蝴蝶派本身的美学意蕴探索中发现中国通俗小说的美学魅力。

一、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

鸳鸯蝴蝶派文学审美价值的形成是受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规律影响的，唐传奇和宋元话本中演绎的悲欢离合、感人肺腑的爱情主题和离奇的故事情节，影响了通俗文学建构小说的思维模式，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极大盛行更是为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提供了足够的养分。《好逑传》《李娃传》里的“后花园里定终身，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成为这类小说的惯有模式，男女主人公经历的磨难只是爱情的调味品，最后两人一定会冲破层层阻碍比翼双飞。“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不完满的，给他完满；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这种理想的大团圆的模式填补了生活中的不完满与缺憾，迎合了普通大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心态，以及传统的道德观念，满足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主观期许，但是因为单一的故事结构与情景设置，使得小说缺乏长久的审美力量和生命力，经不起时间的推敲，长时间的太多重复也会造成普通大众的审美疲劳，题材和叙事模式都出现固有僵化的局面，已经不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只能让人感到不切实际与乏味。于是鸳鸯蝴蝶派将创作重心放在表现不幸爱情的主题上来，故事的基本模式仍然是才子佳人，男主人公依然是才子，女主人公依然是佳人，但是，此时的才子佳人已然不是陈旧僵化的人物形象，而是具备了现代人的现代思想，他们不畏艰难真诚地守护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时代和爱情的冲突依旧摧毁了他们美好的梦想，使他们挣扎在爱与恨的苦海里，他们的结局大多劳燕分飞，从此天各一方。这一对对被拆散的“鸳鸯”“蝴蝶”在赚取读者眼泪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变读者的审美口味，颠覆了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由于鸳鸯蝴蝶派作家中西交融的教育背景，使他们能够创作出苦情、哀情、孽情、怨情等多种类型的言情小说，打破传统大团圆结局，大肆渲染悲剧的美和力量，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之美，可以说是对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的挑战。显然，鸳鸯蝴蝶派对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有所突破和创新，但是由于自身对封建思想的依赖和对新思想的不完全接纳，使得小说家们还不能为塑造的人物找到一条完美的出路，只能在情与理的矛盾挣扎中、在理想和世俗中苦苦徘徊。尽管如此，鸳鸯蝴蝶派还是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的，为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兴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言情中的悲剧与哀情

鸳鸯蝴蝶派小说对才子佳人小说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具备了自觉的悲剧意识，作家将笔触伸向人物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了一定的现代性和深刻性，其笔下的主人公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坚守和同命运的抗争往往感人至深，无论是时代的原因，还是家长的阻挠，抑或是礼教的束缚，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都呈现出感人肺腑的美感和力量，悲惨的爱情结局在主人公坚定的情感中得到升华，完全颠覆了大团圆结局的圆满之美，凸显了伤感哀艳的悲剧美。鸳鸯蝴蝶派作品引起巨大轰动的原因在于，它带给人们的情感体验不仅仅是曲折的爱情故事和离奇的情节，更多的是在封建礼教和时代禁锢之下人们对于爱情求而不得的矛盾心理。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传统思想还弥漫在社会中，而五四新思想和外来思想又不断冲击着年轻一代，使得他们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与封建旧势力发生严重冲突，个人理想也在动荡和变幻莫测的时局中渐渐迷失消磨殆尽。如《八十一梦》《孽海淘》《魔海》《秋海棠》等都是对社会环境造成悲剧的初探。“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是当时人们给鸳鸯蝴蝶派的定位，预示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哀情感伤的基调。鸳鸯蝴蝶派在刻画情感方面下足了工夫，扩展了言情的种类，当中尤以哀情最盛。鸳鸯蝴蝶派影响较大的作家，如张恨水、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等的作品都有浓浓的衷情感伤色彩，他们笔下主人公的爱情结局往往带有浓重的哀伤成分，这与作家自身的情感遭遇和悲观的人生观有密切关系。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自身情感经历和彷徨失意的人生体验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情天恨海，他们用一支笔刻画、表现人世间的一切哀情。正是这种哀情感染和震撼着读者的内心，也是鸳鸯蝴蝶派能够吸引大批读者的一个支点，同时还扩展了读者心理层面的审美张力，使得哀情美的审美价值得以体现。

三、“俗”的娱乐和“雅”的审美

“实际上，追根溯源，消遣娱乐倒是小说刚形成之时具有的功能，可谓小说的当行本色。”文学的娱乐性正是体现了文学的基本功能，应该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鸳鸯蝴蝶派小说回到了文学的娱乐功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群众的审美情趣和爱好，用小说把文学的娱乐性开拓到极致，关注普通小人物的情感，把笔墨投向世间普通男女的爱情描写与叙述，迎合了普通市民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这也是它“俗”的地方，并不像主流文学和精英文学那般追求传统理性与写作立场以保持自身的特立独行与高洁品行，对通俗性的开拓使鸳鸯蝴蝶派与普通大众有了更深层次的联系，他们的创作也力求贴近生活和大众本身，有意避开媚俗和低俗，坚守自己的美学理念，彰显文学通俗性的追求。而正是这种“俗”使得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其趣味性、传奇性、大众性得以接近读者并深受大众喜爱。正如刘笃平所言：“就文学的特性而言，如果作品不能抓住读者，读者的思维活动不呈现紧张状态，作品的思想和认识上的教育作用便不可能得到最大发挥。”鸳鸯蝴蝶派表面看起来俗气十足，但是它做到了文学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有读者，任何的审美都是建立在读者之上的，再高雅的作品如被读者抛弃，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性又怎样体现呢？鸳鸯蝴蝶派广大的读者群的建立，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众的审美品位和文学素养的提高。张恨水的小说可以说是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顶峰。他的巨著《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在把小说的通俗娱乐性发挥到极致的同时，道家的出世观和儒家的道德观等被视为雅的内容也灌注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唯美的意境和纯粹的情感随处可寻，对民生的关心和时政的反映也是小说的主题之一。一方面，他力求真实地叙写人生，塑造经典的人物形象来描绘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在作品里很自然地流露出一个作家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充满了真善美的品格。

总的看来，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并非像文坛抨击的那样一味地取悦观众、读者，他们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刻画各个阶层的生活面貌，让读者在轻松娱乐的氛围中感受人生的多难、悲苦与凄惨，在强调娱乐性的同时，追求着美的形式和表达，对读者进行美的熏陶和提升，涤荡读者的心灵，阐释了娱乐与审美的密切关系，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

①吴立昌：《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②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⑤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3页，第82页。

④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⑥刘笃平：《雅俗共赏是高雅的最高境界——论高雅文学之振兴》，《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2期。

篇2

关键词：《紫罗兰电影号》；通俗文学；早期电影

中图分类号：J9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2010006

上世纪20年代，电影壮大了通俗文学的创作力量，影响了通俗文学的创作套路，“本事”就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在电影启发下创造出的新的阅读形式，也有人称为“电影小说”、“影戏小说”。电影产生后，在小说与电影间游笔成为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创作特点。

鸳鸯蝴蝶派文人较早参与了电影小说的创作，如1914年周瘦鹃就在《游戏杂志》和《礼拜六》上刊登“影戏小说”《何等英雄》，文章不但描述同名影片“连演十数夜而观者无厌”的盛况，交代影片中的主要人物，甚至还配有影片剧照。陆澹庵曾将外国电影《毒手》、《黑衣盗》等改编成侦探小说，“有小说曰黑衣盗，本影片而作。由交通出版，传诵一时”[1]，“爰电剧中所见衍为说部，以助女界妙笔生花……此其描写之工，不尤在电剧之上乎”[2]。所以汤哲声评价称，中国的侦探小说能够从外国小说的翻译转向本土创作，陆澹庵等人对侦探电影的改编起到了过渡作用[3]。此外，包天笑还将电影改编成小说在报刊上连载，如《可怜的闺女》改编成小说《诱惑》（1925年10月4日-12月31日，《申报・自由谈》连载），《多情的女伶》改编成小说《恩与仇》 （1926年1月16日-5月7日，《申报・自由谈》连载），《富人之女》改编成同名小说（1926年5月29 日-6月26日，《申报・自由谈》连载），《穷人之女》改编成同名小说（1926年9月14日-11月27日，《申报・自由谈》连载），《良心复活》改编成同名小说（1925 年12月17日始，《杭州画报》连载），《风流少奶奶》改编成小说《情之贸易》（1926年 6月27日-8月13日，《申报・自由谈》连载），《女伶复仇记》改编成小说《盲目的爱情》（1928 年12月18日-1929年7月2日，《申报・自由谈》连载）。

鸳鸯蝴蝶派文人以文学素养为基础，以报纸刊物为平台，把与电影有关的内容写进小说，并采用电影的视角创作小说。1926年5月26日，《紫罗兰电影号》出版，主编为周瘦鹃，其中发表了不少哀情小说，如郑逸梅的《银灯琐志》、周瘦鹃的《凤孤飞》、严芙孙的《我与萧郎》、徐心芹的《玫瑰花香》、胡润光的《影场血痕》、蒋吟秋的《影戏场中》、胡天农的《秋波》、林丽琴的《银幕下的单恋者》等，其主要特点就是用小说来反映电影的生产与观影的生活。以镜头方式来写小说，说明电影素材与电影手法对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小说创作具有一定影响。

一、文学对电影的反映

鸳鸯蝴蝶派文人将电影作为素材写进哀情小说，使电影在浪漫化、美学化的叙述中进入充满文化气息的古典情感空间，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又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

《紫罗兰电影号》中的哀情小说对电影及与之相关的现代文化现象就有不少直接的记录本节出现的文献或引文如未特别标注，皆出自《紫罗兰电影号》，1926年第1卷第12号，上海。。

20年代中期，电影公司发展迅速。据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镇江、无锡、杭州、成都、汉口、厦门、汕头、广州、香港、九龙等地，共开设了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4]“民十以来，影片公司之组织，有如春笋之怒发，诚极一时之盛。”[5]电影迅速成为民族资本的投资目标。《紫罗兰电影号》就反映出早期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状况，《忏悔》中，“无情生”的妻子死后，他就以看电影作为排遣，“每逢电影新片出映，必驱车往观，因之触景生情”。看电影成为他宣泄内心忧伤的渠道。《玫瑰花香》中，观影成为男女主角的约会方式，“每到了礼拜六夜，我照例要去观看影戏……高兴的约伊一块儿去”。夏夜，两人在中央公园玩，摘了一朵玫瑰花，再一起去看九点的露天夜场电影，“忙跑到露天影戏场去，什么影片，不是还乡记吗？仿佛记得是一段先苦后乐的故事”，两人去的时候影片已放映至第四幕。《惊变》中，紫云与芷芳就在苏州电影青年会里约会，观看“吴光影片公司第一次所出的新片《情海波》”，“会场中早已人头济济拥挤万分了，但那后来的观众却仍潮水一般，拥挤而来”。这与历史上苏州电影放映状况相吻合，当时市民观影很热情，“女客有时竟超过男的，往往有合家欢。扶老携幼一大群到来，就在电影场里会亲”[6]。这为苏州的电影放映研究提供了材料，同时这些小说通过描述学堂、晚报、银幕、影片公司、招聘、薪水、服装、观影、追星等展现20年代上海青年的生活空间与生存方式。《凤孤飞》中曾提到一家金星公司，编摄《月下花前》，因缺一个男演员，陈春波去演，原先每月只有50元，现在能够领到100元，“由呆板乏味的职务变成了活泼愉快的职务”。《惊变》中也记录了招收女演员的过程，“那张女士肯前来应征，伊的面貌既好性格又复聪敏，一上了镜头，无论一举一动都很贴合剧情……我们对于伊的家世和伊已往的历史……不愿十分苛求”。这些女演员们赚取工资，追求自立，“成了明星才结婚”，这也对传统婚姻观念提出了挑战。一时间，演员成为年轻人向往的职业与现代身份的象征，如要求应聘者“汽车、跑马、游水、打拳、踢球”样样都会，非常时髦。小说还提到演员的薪水，如《黑暗的明星》提到林优芳被录用后为“每月薪水一百元”，《秋波》提到光华影业公司招聘女主角“月薪有四百元”。这与当时演员真实薪水一致，“普通重要员工金，每月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男演员视女演员稍弱些许”[7]。黎明晖在张织云主演的默片《战功》中饰妹妹，“月薪十五元”，后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经理吴性栽与她签订长期合同，“月薪突加五倍到三百元” [8]。

“兰荪与纫珠的结合可算是纯粹的恋爱，在兰荪心目中，并没有把纫珠看作一个小家碧玉，在纫珠的心目中，也没有把兰荪看作一个贵介公子，他们俩各任纯洁的天真，在一个不染的村野中，紧紧偎抱着他们两心深处的真爱，领略那自然的优美，他们俩谁也想不到一入了都市，进了富贵的家庭，他们俩的恋爱生活就会不适用起来，奢侈骄的魔手，就在他们真爱中划了一道扦格，掀起恋海中的狂澜，几乎葬送了他们真爱的生命……在家庭制度婚姻没有根本改革以前，自由恋爱绝对没有独立的可能，拍成影片对于恋爱问题一定有不少的贡献。” [12]

“看”作为一种现代意味浓郁的仪式性新动作也对市民内心发生巨大影响。电影作为一种新媒介改变了人们的感知比率

麦克卢汉认为，新媒介的产生，使得某些感官分量加重，地位上升，感知比率随之变化。见埃里克・麦克卢汉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181页。，打乱了纸质媒体带给人们的心理感知序列，因而产生一系列看似不可理解的行为。《银幕下的单恋者》中，“他”对女主角的表演十分喜欢，进而将其视为恋爱的对象，等到电影开映，“他”便凝神一志，目不转睛地望着银幕上的伊，如伊在银幕上笑了一下，他也很快乐似的，在银幕之下对伊笑一笑，伊哭了，他也很悲哀似的，对伊涌出眼泪来，以此揭示出观看方式对观众内心的巨大影响。《失恋哀史》中，“他”不承认银幕上的那个男演员是“他”的化身，几乎要跳上银幕，揪住“伊那薄悻的情人，很痛快的打他一顿”。哀情片带来的视觉效果模糊了现实与真实的界限，使得观众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电影成为观众寄托心灵的新空间。

小说的叙写格局也受到了“看”的影响，《黑暗的明星》中，一开头展示影星林优芳与公司男仆偷偷约会的长镜头，时间是夜晚，画面上一男一女从小弄中走出：

“黑暗的夜色中，只有无精神的路灯亮着，人迹已经很少，差不多都入了睡乡咧。忽然有一位衣服很时髦的女子，从一条小弄中走将出来，云髻不整，倦眼惺忪，鼠也似的向两边瞧了一下，回过头去，说时候真不早了，后面跟着一个青年男子，答道四点多了，天快亮咧。女子道，竟不觉在那里过了这许久时候，好像仅历了一个钟头啊。说罢笑起来，眼睛斜睨着男子，媚得那男子骨头都酥酥的咧。女子又道，我回去了，明天见罢。”

这一幕描写打破了小说叙述的正常顺序，将本该在后面的叙述中才出现的内容提前，颇有电影剪辑的效果。沙莲香曾称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环境为“拷贝世界”：“由大众传播形成的拷贝世界信息环境，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无法逃避的生活世界，它同感性世界并驾齐驱！成为决定人们生活情感，生活欲望，期待，认知和态度的两大环境世界。”[13]日本学者藤竹晓也称：“在这一巨大的信息环境里生活的人，却几乎不具备验证、确认这一信息环境的能力……现状却是，人只能依赖于信息环境及其赋予的定义而生存。在这样的现代环境的结构下！有时人就会被信息环境（虚拟环境）所欺骗。”[14]在影院所营构的氛围下，不少观众无法区分影片与现实的界限，尤其是男性，经常将影片中女主人公当作自己的爱人，而将男主角当作自己，以致当时发生不少影星被观众爱慕、以悲或喜剧收场的真实事件。电影与人们的日常心灵就是这样逐步建构起微妙的联系。《痫欤》中，“看”的视角更加彰显。小说借怀愚的“看”构建起奇特的回忆与幻觉交织的心灵世界。怀愚失去妻子，为了解愁，来到电影院，成双成对的观众又勾起他对妻子的思念。影片中女演员与他的妻子相似，以致“他看得出了神，觉当是自己的妻子献身银幕了，觉得伊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步行，都与已死的妻子无异”。怀愚的“看”并没因电影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电影之外的生活中去，影片结束后照例是跳舞，“影戏完了，四围的电灯又明了。接着还有男女明星的跳舞”。他一言不发，静静地看，以致渐渐觉得“自己的妻子不曾死，不过在那里做影戏了”。发生在由“看”转“动”的一刻，怀愚停止观看，开始行动：

（中景此处及以下括号内景别为笔者所加。

）“他跳出了座位，狂奔到台上，把林航燕一抱，一手把那个窗子推开，他这时的力量忽然增加，好像是大力士一般。那个男子被他一推跌了下去。”

（全景）“一时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舞侣，都吓得手足无措。”

（近景）“那林航燕便急得面如土色，颤颤的喊着救命。”

（近景）“怀愚却拼命地抱住了林航燕，听见他喊救命，便柔声的安慰她。”

（全景）“这时台上台下的人众，大家跑拢来，围住了怀愚。”

（近景）“航燕已从怀愚的怀里挣了出来。”

（特写）“怀愚却呆呆地立着……神经好像已经麻木了，两颗眼珠，遂向四下里乱转，却不见了他的妻子。”

短短百十个字却运用了强化叙事节奏的大量动词，场景从静到动，再突然定格于节奏感鲜明的动作镜头，通过时间反差、节奏对比、动静对立强化了小说的电影感：“神经好像已经麻木了，两颗眼珠，遂向四下里乱转，却不见了他的妻子。”在这段定格的特写中，怀愚心灵的绝望和哀伤，通过时间的拉长而被放大并烙印于读者的大脑。这种节奏和细节处理，与电影何其相似！

400余字的《影场血痕》也如同一组电影镜头，小说由三个片段组成（这三个片段类似三组镜头）。片段1：一个女子突然在剧场哭泣；片段2：茶房去询问；片段3：女子掏出男子的情书。女子哭泣的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看完影片后，想起男子写来的绝情书，所以十分难过。小说的魅力不在于悬念的构架，而在于将简单的故事多角度、细节化、画面感地呈现给读者。片段1中，女子在哭泣，这种哭泣被非常细致地刻画出来：“一双玉臂支着个云鬓蓬松的头肩背一起一伏的似乎正在那里”，这种描写很有层次感，是一组从中景到近景再到特写的镜头。片段2中，茶房对女人的询问很像电影对白：

他便询问伊道：“喂，小姐，客人都散了，快点回府去吧，再停一回，我们要熄灯关门咧。”可是他虽很急的问伊伊却还是低头痛哭，他更为不解了，便又问伊道：“小姐你究竟为什么伤心呢，莫非有些不快意的事吗。”……这时伊才拭着泪呜咽着答道：“正是如此，这信是我情人的来书，但是一封绝交的信，所以我永远保存着，今天见了这‘鹃声泪痕’影戏，其中本事正和昔日的我处境相同，所以看了之后，不免提起了旧日惧事，才流涕咧。”

整篇小说没有完成对有头有尾的故事讲述，而是以一个有意味的片段呈现，类似隐含远近镜头调度和男女对白处理的电影的一小幕。这些充满镜头感的文字无疑包含着某种更加现代的元素。李欧梵就认为鸳鸯蝴蝶派文人初始和电影接触的时候，主要还是通过电影讲故事，而不是把电影作为一个视觉艺术。但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开始把说故事的方式，转变为视觉性的呈现。在周瘦鹃的小说《对邻的小楼》中，男主人公可以偷窥到邻居一栋出租房子里的人的活动，一会儿是一对男女前来幽会，后来换成一对小夫妻，后来又有别的关系，完全不能确定，营造出类似希区柯克《后窗》的风格，“这个可能和当时看电影有关系，就是一种对于视觉的觉醒，写小说时不自觉地就用上去了”[15]。《紫罗兰电影号》中的哀情小说所体现出的文学与电影空间的互通，至少部分说明电影这一现代化的样式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它通过文学题材与电影元素的融合、文学描写的电影化使人们在阅读小说的同时感受到电影的存在，进而获得一种关于现代化生活的想象与新的阅读体验。

电影影响文学不能简单看成是电影对文学的反作用，而要看作是电影作为独立艺术形式成熟的标志。只有当电影艺术成熟到一定阶段后，它才会反哺周围的艺术形式。可以说，20年代的《紫罗兰电影号》哀情小说中的“电影书写”，成为了40年代电影大规模影响文学的早期起点之一。

参考文献：

[1]

周瘦鹃.影戏话[N].申报・自由谈，19190923.

[2]周瘦鹃.影戏话[N].申报・自由谈，19200704.

[3]汤哲声.论现代大众传媒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机制的影响[J].江苏社会科学，2007（5）：187192.

[4]甘亚子.中华影业年鉴[M].上海：中华影业年鉴社，1927.

[5]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81.

[6]范烟桥.电影在苏州[J].电影月报，1928（3）.

[7]上海信托服份有限公司编辑部.上海风土杂记[M].上海：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1932：60.

[8]黎锦晖.我与明月社[M]//文化史料（丛刊）：第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18119.

[9]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M].上海：上海合作出版社，1927.

[10]郑逸梅.影坛旧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32.

[11]张勉治.善良、堕落、美丽：20 世纪30 年代的电影女明星和上海公共话语[J].电影艺术，2009（6）：107113.

[12]郑正秋.摄《空谷兰》影片的动机：下[J].明星特刊（新人的家庭号），1925（7）.

[13]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59.

篇3

[关键词]电影艺术　文学作品　关系探讨

一、电影表现的是文学意味

电影艺术的最大优点当属其兼容性，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绘画等几乎所有艺术形式都可被电影改造利用。文学，作为最为古老的艺术之一，音乐、美术、雕塑、舞蹈等又都可以从中获得灵感。我们常说，艺术是相通的。文学和电影在时间空间表现力、语言结构叙事方式上的天然联系，必然使得文学成为对电影影响最大的艺术之一。而且，作为大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电影本身并不是艺术，更不能只依靠自身渗透出悠远绵长的艺术意味――电影是依靠对人类现实生活的记录和再现渗透艺术精神和艺术意味的。在渗透艺术精神和艺术意味的过程当中，文学在形态上帮助电影完成了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当电影从奇技巧的街头杂艺脱胎成一门艺术时，他从语言文字里汲取的养料是促使莫成功转型的基本条件。电影向文学学习的“终南捷径”当然就是将文学名著直接改编成电影。电影改编文学从可能走向现实后，方法的选择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文学改编方法分为三类：“移植式，注释式，近似式”。移植式是直接在银幕上再现一部小说，绝少改动，注释式是影片对原作加了许多电影化的注释，并加以重新结，近似式是与原著有相当大的距离，以便构成另一部艺术作品。这几种方法各有所长，实践证明最有生命力的改编往往是那些不够“忠实”于原著，在尊重原著精神实质和风格特色基础上，充满改编者创造性与主动性等个人色彩的改方式。尤其在当代，原著往往被利用的只是一堆素材，一个故事梗概。在莎士比亚作品数百次的改编历程中，这种趋向越来越明显。在上世纪40～60年代奥立弗对莎剧的经典改编中，尽管已有了服从电影主题对语言和情节的删削，但还保留了大量的戏剧风格和原著精神。但在近年的改编中，不管是1996年莱昂纳多主演的充满后现代式解构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涉及校园暴力、吸毒犯罪等现代内容的新版《奥塞罗》(2001)，都在原著基本情节主题外，增加了更多当代意识。

二、文学名著成为电影改编的重点

由于电影改编的主要文学体裁是小说，当小说随着印刷技艺的提高、城市文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逐渐兴起后，电影与文学的结缘也就有了最初的可用资源。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们的集中概括社会生活和凸现历史转折的小说名著，往往成为电影工作者改编拍摄的首选。比如维克多・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九三年》、《巴黎圣母院》等，曾经数次被搬上法国银幕。尤其是在有声片诞生之后，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陀斯妥耶夫斯基为电影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藏。改编成功的影片有《带枪的人》、《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由于美国本土文学发展时间很短，好莱坞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其剧本的来源主要是畅销书市场，或者和其他国家合作拍摄他国文学名著。好莱坞电影改编文学畅销书的历史可以说几乎与好莱坞的成长历史同步。最早如《乱世佳人》《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在路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普通人》、《母女情深》、《雨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及九十年代的《霍华德别墅》、《沉默的羔羊》《危险的关系》等等，及至这几年，畅销书作家的作品闯入银幕的势头愈加锐不可挡。

三、文学作品改编推进了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的发展与世界电影的历程有着惊人的相似，首先也是从戏剧里脱胎而来。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即取材于京剧，第一部改编影片《黑籍冤魂》来自当时盛行的文明戏。由于电影自身是以娱乐大众为本位，通俗文化／文学的大众化和世俗性使得二者更容易发生天然的联姻。自1924年郑正秋将徐枕亚的《玉梨魂》改编成电影后，早期中国电影和通俗文化的交融自此拉开序幕。包天笑、张恨水、程小青、朱瘦菊、严独鹤、徐卓呆、陆詹庵等等许多鸳鸯蝴蝶派文人相继加入电影创作队伍，“从1921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电影公司拍摄了共约六百五十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除了通俗小说外，历代相传于市井之间的民间传说、戏曲故事、稗史侠义等通俗文学样式也被大量改编。到了7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和新时期文学的影视改编才有了长足发展。尤其在西方电影理论和剧本的大量译介以及文学巨大社会感召力的推动下，中国电影开始自觉用功地补文学课，向文学学习。只要清点一下文学改编在80～90年代末电影生产中所占的比例，我们轻易就能感觉到文学的层层热浪。除了凌子风导《骆驼祥子》、《边城》、《雷雨》，谢添导《茶馆》，孙道临导《雷雨》等对现代文学大师杰作的成功再创造外，80～90年代电影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对“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反映社会热点的文学作品的成功改编。达到影视双赢的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到中年》、《没有航标的河流》、《老井》《人生》《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等。这其中，有些作品甚至获得比原著更大的声誉，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与以往最大的差别是，有很多作家加入到编剧的队伍之中。

篇4

其实，这种评论高看了《小时代》，高看了郭敬明。10多年前，根据日本漫画改编的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热播，时人评论太过拜金，导向不好，一度停播；20多年前，笔者和同学狂迷恋香港的“四大天王”，郭富城的头型、刘德华的皱眉，风行一时，时人评论人心不古，青少年受毒害太深，未来堪忧；30多年前，金庸武侠小说、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流行，时人又评论世风日下，坏了坏了；更不用说40年前的《第二次握手》、80年前的鸳鸯蝴蝶派，简直把国人“害惨了”。

可是，就是这一代代中国人，吸着不断升级、消磨斗志的“精神鸦片”，几十年工夫就把中国打造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惊人的社会财富，生活质量节节攀升。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不良”文学作品没有拖我们的后腿？

原因很简单。哪个小孩不幼稚？哪个少年不怀春？人在成长阶段总会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满足一下，世风不会沦陷，神州不会陆沉。几部《小时代》乱不了天下，害不了人心，光凭几个郭敬明，决定不了文学思潮、社会思潮。

给一个拜金的人看100遍《焦裕禄》，他也不会变得省吃俭用；给一个不拜金的人看100遍《小时代》，他也不会出了电影院就去狂shopping。因此，整顿世风、收拾人心（如果需要的话），不能靠打压郭敬明之类的作品，就好像振兴传统文化不能靠于丹一样。拿出正能量的好看作品，才是王道。事实上，主旋律文学作品也在转型，步伐稍慢而已。但在快速消费时代，慢一步，没人等。

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产品只有满足了需求，才会获得市场的认可。《小时代》做到了。虽然其文学价值无法与前贤比肩，但它一没有偏离文学创作的规律――反映现实，二没有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满足需求，何过之有？

《小时代》对名牌、对物质不加节制的描写，你可以批评它拜金，但这就好像你可以批评《邦妮和克莱德》、《英雄本色》美化劫匪、美化黑社会，但你不能否认它反映了现实，反映了当时一些受众的内心世界。而且，今天《小时代》的拥趸长大后也许就不再认可他们年轻时所追捧的人、事、观点了，这种反拨正是个人成长、社会进步的必然阶段。

篇5

书让你走人生路途唱出春花秋月，落英缤纷;书让你在浩瀚海洋中尽情畅游;书点燃希望，让你在无穷无尽的人生漫漫路上永远不会迷失方向，一直像帆一样将你这只小船送道路的终极。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初中生必读名著，供大家参考。

初中生必读名著《西游记》

《水浒》

《朝花夕拾》

《骆驼详子》

《繁星，春水》

《鲁滨逊飘流记》

《格利佛游记》

《童年》

《钢铁是怎样成炼成的》

《名人传》

阅读方法有哪些1、信息式阅读法

这类阅读的目的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阅读报纸、广告、说明书等属于这种阅读方法。对于大多数这类资料，读者应该使用一目十行的速读法，眼睛像电子扫描一样地在文字间快速浏览，及时捕捉自己所需的内容，舍弃无关的部分。

2、文学作品阅读法

文学作品除了内容之外，还有修辞和韵律上的意义。因此阅读时应该非常缓慢，自己能听到其中每一个词的声音，如果嘴唇没动，只是因为偷懒。

例如读“压力”这个词时，喉部肌肉应同时运动。阅读诗词更要注意听到声音，即使是一行诗中漏掉了一个音节，照样也能听得出来。阅读散文要注意它的韵律，聆听词句前后的声音，还需要从隐喻或词与词之间的组合中获取自己的感知,得到自己的理解。

3、经典著作阅读法

这种方法用来阅读哲学、经济、军事和古典著作。阅读这些著作要像读文学作品一样的慢，但读者的眼睛经常离开书本，对书中的一字一句都细加思索，捕捉作者的真正的用意，从而理解其中的深奥的哲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用经典著作阅读法阅读文学作品，往往容易忽略文学作品的特色，以 使读者自己钻进所谓文学观念史的牛角尖中去。

4、麻醉性的阅读法

篇6

一家电视台的读书节目停播了，据曾经的主持者说，是因为“他们（观众）每天上班已经非常累，回到家里还会有余力去看一些严肃的表达深刻思想的电视节目吗？”（《南方周末》第1011期）拿掉严肃与深刻，给大众一点娱乐与轻松，恐怕正是文化界热心于加工制造那些松懈紧张与不安，消解疲劳与肉酸，引人生发肉体遐想的文化佐料的原因所在。不知为何，这总使我想到繁华商业街上一家又一家地开着的按摩房，于效应上讲，这“软”的文化算得上是文化按摩。

是的，现在的人们每天上班确是非常累的。这累既有肉体上的疲惫，又有精神上的烦闷。其实，假若将农民的种地，进城讨生活者的打工，以及做一点小本生意也看作是上班的话，每天里所受的又岂止是累？

累，自然是要消解的，拿准关节的按摩确实又是快捷地消除疲累、恢复活力，进入下一个疲累循环的良法，这大概也是街面上按摩房生意做得红火的原因罢，可这又与无钱的百姓无关。再说物理的按摩终归大多显效于肉体，于精神上的疲惫作用太小，于是文化人制造的“玩笑只当它玩笑”的文化产品于电视报刊上奉送上来了。物质与精神的两手按摩，想得可谓周到。

文化按摩，我总又觉得大多是文化人的一厢情愿。难道经历了一天的人们，在稍稍有了余闲的时候便不能想想所经历的生活么？不该面对生活中的诸多事情想一个为什么么？不能想一想每天的所“累”是否该有？只能在文化的按摩中迷迷糊糊地进入下一个非常累的一天么？1959年10月，在台北街头卖麻饼的袁瓞在做饼之余好与人辩论美、英制度的优劣，因为有些问题想不明白便写信向求教。胡先生对他在平凡的生活中还想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极为高兴，送书与他，并与他讨论。（《的海外生涯》）我想，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也有。

制造按摩文化的另一个口实是，要想在大众中生存便不得不来迎合，其实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的。“五・四”前后《新青年》之类的刊物，其严肃与深刻是有目共睹的，可销路却也并不比鸳鸯蝴蝶派的杂志差，就是现在，有些以社会思考为宗旨的报纸刊物卖得不也是红火得很么？有些所谓因为严肃与深刻而失了市场的节目与刊物，原因恐怕不在于那“深刻的思想”曲高和寡，而在于精英所思与大众所想在走着两股道，大众们正想着如何平等地生活，精英们倒正在念叨着2099年人类的困惑，这确是深刻而又前瞻，可与现在的我何干？子孙的事情要想，可有了好的自己也才能有好的子孙。

篇7

鲁迅是不可复制的

二十世纪有几个人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鲁迅无疑算一个。这个体重七八十斤,个头不过一米六的小个子,浑身上下爆发出一种令五千年腐朽文化胆懔的破坏力,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它的杀伤力。

若生在网络时代,鲁迅一定是个BBS 上的板儿砖超级高手,全毙,通杀。鲁迅的文章是一把刀,这种破坏力来自其独特的“差异化生存”:一次是家境从富足跌入潦倒(这种境遇常造就诗人和文人);一次是东渡日本,“逃异地、走异路、去寻求别样的人”。当郁达夫们为偷看了日本房东女儿洗澡而痛苦烦恼时,青年鲁迅正狠吸着一种叫“杀苦辣”的劣质香烟猛劲反省。首先是呕吐,把那五千年腐朽文化吐个干净;然后是讨伐,一个都不放过。

所以,鲁迅是不可复制的。鲁迅的做法是猛扎自己的痛穴,惟此方能提升功力。然后再扎国人的痛穴,针针到位,心服口服。可谁愿、谁又能受此“二茬罪”?

网上曾掀起过“你认为谁是鲁迅真正的传人”的争论,其实他们谁都不是,怎么看怎么像作秀。

被消费的鲁迅

既然不能复制,那就消费鲁迅吧。网上叫“呐喊着作秀”,连中关村的IT王老五们都用这样的语式:“横眉冷对秋波,伏首甘为光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消费了的鲁迅、被大话了的鲁迅,总之被贴上一切时髦的标签。在出生一百二十年后被这般狠狠地“涮”了一把,老爷子绝不会想到。而子孙和后人们则为其名号争得不可开交――“鲁迅酒”、“咸亨酒店”、“鲁镇茶座”、“百草园饭店”、“阿Q 酒家”……近年来,以鲁迅先生小说中的地名、人名作店名、商品名的商家不断兴起,使吃“鲁迅饭”成为绍兴商圈一种新的经济现象。

时代以追逐快乐为本。看看这个世界吧,快乐被麦当劳化之后,通过传送带、胶片、网络和其他现代器物源源不断地输入我们的大脑,我们消费着、快乐着,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在世俗浊流的挟裹之下,就像一群追逐享受的蛆,“迟早会在低洼处汇齐”(王小波语)。

时代需要一个精神标签

我们要骂的,其实鲁迅他老人家早已骂过。什么鸳鸯蝴蝶派,什么海派,什么看客,什么阿Q 精神,什么假洋鬼子,你都能在今天将各色人等一一对号入座。

国人失掉自信了吗?鲁迅的质疑至今让人反省。更确切地说,我们需要一种精神力量。当广告上鼓吹华语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网络语言时,我们惟独失去了精神;当比特漫天飞舞时,网络精神却是一个缺省值,我们只能用一个标签来代替,于是又请出了鲁老爷子。今天,以一般现代人的阅读量可能已远远超过了鲁迅,但都不会再现鲁迅的神话,除非你再经历过他所承受的一切。多数网络写得再多,充其量也只是个吞吐垃圾的网虫。就像一部分知识分子,读再多也只是个书虫,变成一只两脚书柜。如今不再产思想家,如今盛产“文字制造者”和“信息搬运工”。

民族主义VS世界主义

判定你是个什么主义者的最好方法就是问你一两个一针见血的问题,而且要求你不假思索地回答。比如,判定你是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只要问:“你喜欢不喜欢看中国队踢球?”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希望不希望他赢,无论他踢得多臭?”如果都答“是”,说明你是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又如,判定你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世界主义者,也只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世贸双塔被炸的一刹那,你的第一心情是悲痛吗?”第二个问题:“当阿富汗被英美联军狂炸时,你的第一心情是悲伤吗?”如果都答“是”,说明你是个纯粹的世界主义者。

而事实是,我们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混合体。可能是口头上的民族主义,行为上的世界主义;或口头上的世界主义,行为上的民族主义。从老鼠变成飞鸟,中间是蝙蝠,在貌似大同的地球上,我们就是这样的怪物。笑话上说蝙蝠相对老鼠“好歹也算个空姐呀”。

篇8

苏曼殊是1884年在日本横滨出生的。当时其父在日本经商，纳日本下女而生曼殊。5岁那年，曼殊随父归国，返回故乡广东省香山县的一个小镇。该镇地处山坳，山下松竹遍植，苍翠横空，风景优美。故乡的童年生活虽然给曼殊带来了欢快、欣慰，然而由于其复杂的身世，则时常遭到乡邻和家族的歧视、白眼和冷语。童年的曼殊过早地感受了世态的炎凉，长期压抑的心理逐步形成他孤僻的个性。13岁那年，他即自投佛门，后因偷吃鸽肉，杀生犯戒，被逐出寺。15岁时，曼殊随表兄东渡日本寻母。次年，其养母河合仙带曼殊至他的出生地，距横滨不远的逗子樱山村。不料此举却发生了一件对曼殊以后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事情，那就是他的初恋。

樱山村河合氏家面临小溪，小溪清流萦回，水光潋滟，景色宜人。曼殊在此享受天伦，心情怡然。距河合家一溪之隔住一菊子姑娘，颜似桃花，娇好可人。丽人居处与曼殊卧室望衡对字，遗憾的是近在咫尺却宛若天涯，日日相望却形同陌路。

曼殊此时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期，对异性的渴求开始在心中萌动。他时常为邻里倩影所牵念，他热切地盼着爱情的降临，却又得不到一表情怀的机会。日复一日的精神折磨，使他变得焦躁不安，神志纷乱。忽有一目，一只信鸽落在曼殊窗前，鸽足用红线系有一纸，曼殊随即打开，竟是一片丹霞笺，上有菊子姑娘手书诗一首：

“青阳启佳时，白日丽肠谷。新碧映郊垌，芳蕤缀林木。轻露养篁荣，和风送芳馥，，密叶结重荫，繁华绕四屋。万红皆专与，嗟我守茕独。故居久不归，庭草为谁绿。览物叹离群，何以慰心曲。”诗意温存，充满柔情。原来菊子姑娘也早为曼殊所吸引，苦干无法表达，遂以信鸽传情。曼殊为这意外的福音而欣喜若狂，他立刻作书为复。从此这对旷夫怨女，发展到眉波传心曲，诗词表爱慕，两人情书往返，殆无虚对。初恋的新鲜、甜蜜使曼殊长期激动不已，他由此感受到了人世间的乐趣和温暖，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一天，曼殊与菊子同时背着家人越过多摩川到若松町一带游玩。这天菊子秀发上用缎带打成的莲花结十分醒目，加上她那浓密的黑发柔软光滑，犹如一片黑色乌亮的瀑布，在曼殊眼里显得极其美丽，并深深牵动着他的心。恬静秀美的菊子姑娘紧紧依偎着曼殊，一股若隐若现的淡淡幽香从菊子身上溢出。曼殊拉着菊子的纤纤玉手，陶醉在一种温馨的氛围中。周围是广阔宁静的大自然，绿色的农田，一条小溪连接着远方波光潋滟的湖面。他们驾起一叶扁舟，任其所向，漂向湖的深处，终于消失在荷花丛中。曼殊在芳香的袭扰下，不能自己，紧紧拥抱着菊子，忘情地在她红嫩的嘴唇上印下深深的吻。他激动、陶醉、恍若梦境……

篇9

摘要林纾开创了近代中国译介西方文学之新风，“林译小说”积极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从思想观念到艺术形式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林译小说”开阔了国人的眼界， 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与发展， 把中国文学引领到了世界文学的宏大格局之中，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林译小说” 中国文学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 A

一 林纾及其“林译小说”

林纾（1852-1924年），字琴南，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小说翻译家。他是我国最早熟谙西方文学，并具慧眼卓识的人物。世界许多著名作家，如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等等，都是林纾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的。林纾开创了近代中国译介西方文学之新风，据马泰来先生《林纾翻译作品全目》中的统计，林纾一生共译著西方文学作品185种，由此开阔了国人的眼界，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与发展，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林纾不懂外文，翻译时全靠别人口述，再根据意思用文言文写下来。林纾所译西方小说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影响甚大，史称“林译小说”。“林译小说”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共93 种，此外还包括美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10多个国家的文学作品。

二 “林译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林译小说”开拓了中国文学的视野，发现了西方文学这个“新大陆”，使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了震动。自此，中国文学通过交流、借鉴也自觉地加入到了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启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1 对文学观念的影响

首先，“林译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西方思想观念的引进上。“林译小说”以爱国主义思想为主导，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科学、自由思想和一些现代观念，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通过小说这一载体传播到了中国。这些思想观念较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

其次，通过“林译小说”这个窗口，中国读者不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自然风光、风俗民情以及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改变了对外国文学的看法。

小说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地位甚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把小说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此即近代以前正统文人头脑中的“小说观”。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然意识到了西方发达的自然科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学说，但认为西方文学比起中国的司马迁、李白、杜甫的作品和《红楼梦》来则望尘莫及。在这种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林纾能认识到西方文学的价值并译著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不仅向中国人民输入了新思想和新的文学观念，而且也使中国人民看到了西方文学在形式、结构、语言和表现手法上的卓绝之处，大大地开拓了中国作家的文学视野，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和变化。

郑振铎在林纾去世时论定其有三大功绩，曾特别推崇林纾在打破轻视小说的传统见解上的功绩。他说：

“自他以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自他以后才开始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的。”

“林先生的这些功绩都是我们所永不能忘记的，编述中国近代文学史者对于林先生也决不能不有一段的记载。”

因此，林纾的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资源，直接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林纾的翻译文学本身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

2 对近现代文学主题的影响

明清以来，我国的小说创作有了较快的发展，相继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巨著，但绝大多数小说或刻画义侠豪杰，或摹写儿女情长、悲欢离合等所谓世情。

“林译小说”所体现的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拯救祖国危亡的爱国主义思想，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爱情自由的进步思潮，反对种族歧视、欺凌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其创作方法、写作技巧，都对中国近代文学有着良好的影响。“林译小说”曾激发过国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促进过国民思想上的觉醒，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由旧向新的过渡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在思想倾向上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因此，“林译小说”在反帝反封建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五四”文学表现彻底的反帝反封的要求，也作过一定程度的思想准备。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所谓的“言情小说”，也曾明显地激发过当时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意识。这类翻译小说热情地歌颂了那些青年男女们坚贞纯洁、执着如一的爱情，从而传播了近代西方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思潮，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启蒙特征。茶花女渴求真正的爱情以及她与亚猛之间的爱情悲剧，不仅使青年读者们触目惊心地看到了在西方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度里，照样存在着世俗的门第观念和沉重的封建压迫，而且使他们从马克与亚猛的悲剧中认识到必须为实现自主的、真挚的爱情而斗争。

应该说明的是，林纾翻译的言情小说由于影响很大，再加上有的译品旨趣一般，因而对前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泛滥，产生过一些不良影响。在考察“林译小说”的影响时不能回避这一点。但其中的某些作品在客观上的反封建意义是不能抹煞的，更何况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林译小说”的影响。

3 对近现代小说艺术形式的影响

“林译小说”还提升了小说体裁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中国文学传统向来就崇诗文、贬小说，把小说视为道听途说、供人消闲的“小道”。中国小说作为“文学之上乘”地位的确立，是在近代才实现的。小说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上升为文学的主流，文人对小说的兴趣及小说观念的改变，与这个时期盛极一时的“林译小说”关系重大。

在“林译小说”大量出现以前，章回体是我国传统的长篇小说的唯一格式。林纾本人因首先受他翻译的外国小说的影响，所以，他自己于近代创作的五部中长篇小说，就没有一部是采用章回体这种固定格式的。而郑振铎就非常推崇这一点，他在《林琴南先生》中指出：“中国的章回小说的传统体裁，实从他而始打破”。

林纾小说在叙述方式、描写技巧上也明显地留有外国小说影响的痕迹。譬如在《块肉余生述》第五章中，林纾在译完大卫给壁各德写信的情况后用括号评注说：

“外国文法往往抽后来之事预言，故令观者突兀惊怪，此用笔之不同也。余所译书，微将前后移易以便观者，若此节则原书所有，万不能易，故仍其本文。”

林纾在这里介绍的显然属于“倒叙”的手法。

“林译小说”丰富多彩，题材相当广泛。在他的180余种小说当中，有爱情小说，如《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有家庭小说，如《不如归》；有社会小说，如《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有历史小说，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有冒险小说，如《鲁滨逊漂流记》；有神怪小说，如哈葛德的《三千年艳尸记》；有侦探小说，如《歇洛克奇案开场》；有伦理小说，如《鹰梯小豪杰》、美国作家阿丁（今译奥尔登）的《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有军事小说，如《利俾瑟战血余腥记》；有实业小说，如《爱国二童子传》；有政治小说，如《黑奴吁天录》；有讽刺小说，如《魔侠传》等等，题材确实非常广泛。这也是近代小说的特点之一，它较之古代以才子佳人、侠义公案和讲史小说类型大为丰富了。题材的扩大，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小说类型。从此，西方的各种文学题材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生根发芽，蓬勃发展。

另外，在流派的选择上，林纾特别推崇批判现实主义，非常喜欢狄更斯的小说，他翻译了大量的反映西方社会现实的小说，对20 世纪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起了首倡之功，是把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4 对近现代作家的影响

作为一位不懂西文的古文家，林纾却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林译小说”对部分近现代作家文学倾向的形成和文学道路的选择产生过间接或直接的影响。“林译小说”的最大价值就是塑造了一个崇尚西方文学的新的读者群――“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新文学革命者，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人，在谈到自己最初接触西方文学时，对于“林译小说”都无不给予高度评价。

郭沫若是新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他在《我的童年》中指出：林纾翻译的兰姆改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吟边燕语》“使我感到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郭沫若身上明显存在着某种莎士比亚式的文学气质，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创作的著名历史剧《屈原》，上演前就被预告为“中国的《哈姆雷特》”。我们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中还可以发现司各特的某种影响，如《女神》中的剧诗《棠棣之花》等，不仅具有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而且取材也是古代“武士”的生活。与司各特如此相似，这显然也是受“林译小说”影响的结果。

“林译小说”对周作人和鲁迅均有影响。周作人说，晚清文人中林纾对他文学上的影响最大，正是因为大量阅读“林译小说”，于是便“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了。”他在为自己翻译的《点滴》写的译序中，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1924年林纾逝世后，周作人又说：“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决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如果说，郭沫若主要是直接地从“林译小说”吸取到异域文学的营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浪漫主义文学倾向的形成；那么，周氏兄弟则主要是因为大量阅读“林译小说”而产生了直接阅读、翻译西洋文学的兴趣。

此外，“林译小说”也给当时许多只读过《水浒传》、《红楼梦》的青少年打开一个文学新天地。钱钟书回忆说：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

由此可看出“林译小说”的“媒介”作用以及对新一代文学作家产生的巨大影响。

三 结语

林纾作为小说翻译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其贡献是巨大的。“林译小说”介绍了众多外国作家及作品，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艺术视野。“林译小说”是“五四”新文学时期部分作家最早借鉴的范本，当时的作家大多通过它的诱导和媒介开始接触外国文学，从而对促进中国文学的革新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林译小说”把中国文学引领到了世界文学的宏大格局之中，并积极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从思想观念到艺术形式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11号。

[2] 郑振铎：《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 狄更斯，林纾译：《块肉余生述》，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4] 郭沫若：《少年时代・我的童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5] 周作人：《知堂文集・我学国文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版。

[6] 周作人：《新潮社丛书第三种・点滴》，北京大学出版社，1920年版。

[7] 周作人：《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周刊》，1924年第3期。

[8] 钱钟书：《七缀集・林纾的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9]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边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篇10

[关键词] 娱乐性；小说；发展

一、引言

回顾我国小说的发展历史，其功能一直在小说政治教育功能和娱乐审美功能上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就我国的文学历史来看，占据社会功利性上风、强调娱乐消遣的鸳鸯蝴蝶派，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对象。梁启超更是把小说推崇为文体中心，限定在救国、开启民智的地位，夸大教化作用。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创作的武侠小说为代表的娱乐、消遣类小说大行其道，充分说明了小说的娱乐性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那么，在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流，人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里，小说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呢？本人认为，小说的本源是娱乐、消遣性，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商业气氛浓厚的今天，面对分化细了的读者群体，小说只有回归本源，将娱乐性作为小说的生命，我国的小说才能健康繁荣发展。

二、小说的娱乐性是现代生活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所处社会的纷繁复杂，小说主题更加丰富多样，写法多样，更重要的是阅读的群体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改革开放前，我们大部分人是贫下中农，看的书大多也是英雄主义系列，讴歌社会主义新面貌为主题的有固定套路的小说。现在，作为小说消费主休的城镇居民，社会、就业、工作压力有增无减，节奏更快，回到家时往往已精疲力竭。于是追求高品味的休闲娱乐来达到自我解压，成为他们生活中又一不可缺少的部分，像徐枕亚说的：“原夫小说者，俳优下技，难言经世文章，茶酒余闲，只供清谈资料。”，一些轻松有趣的小说作品是他们的选择。

三、文学的社会作用决定小说必须具有娱乐性

来源于社会生活的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具有多种功能价值的特殊有机体，它以自己特有的途径和方式对社会生活产生能动的推动作用，通过影响人而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其它意识形态乃至风俗民情。文学的社会作用一般概括为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

文学的美感作用是文学的重要社会作用。小说作品通过生动的形象、优美的意境、健康的趣味给人以精神愉悦、情感满足并在自由状态下获得身心健康的积极休息的特殊作用。人们阅读小说作品一般并不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去接受教育、增加知识、提高认识能力，而是寻求一种精神享受和情感满足，以便在一种暂时“超越”的自由境界里获得精神情感的快乐和休息。这种作用同时可以帮助人们消除疲劳，在人们怡情悦性之中，不仅心灵得到满足、净化和升华，而且生理也得到健康有益的调剂。因此，美感作用是文学的重要社会作用。

读者的参与是小说发挥社会作用的先决条件。和一切事物的价值的发挥都不可能脱离实践过程一样，小说的价值也只能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实现。而价值的实现化总和操作主体有关，总和主体的条件与所处的环境有关。读者自身的文学素养，以及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小说价值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实现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小说的价值是在处于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上的读者的积极参与下，才得以发挥，形成文学的社会作用的。没有读者的参与，小说的审美价值就始终是潜在的，不具有实践和社会意义上的现实性，从而也无从表现它的社会作用。因此，读者是文学价值实现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文学社会作用的发挥。其中审美娱乐作用是基础，娱乐性占第一位。

四、作家的目的要求小说必须具有娱乐性

作家的创作总是有目的的，即创作的文章或作品是自己所要传达给读者的最基本的思想和感情，或自己的爱恨情仇或表现自己厌世循世的悲观。小说创作的中心任务是塑造人物形象，人物的言行、思想即为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作者既然有要表达的感情，那还要有好的表现形式才行，那就是要解决有人愿读的问题，只有这样自己的观点才能被人了解、接受、产生共鸣。

市场化和都市化极大地影响着作者的创作。就小说来看，出现了小说功能的全方位展开。由于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淡化的大气候，闲暇时间增多，各种休闲情趣上升的大氛围，助长了文学功能的扩延和风格形态的多样，其中尤其以强调娱乐性的大众文化的登堂入室对小说创作的生产影响尤为巨大。“行政手段虽然仍然不时地介入文学生产过程中，在不定期范围和程度内仍然起着某种调控作用，但从根本上讲，支配和调节文学生产的杠杆已经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让位于文学市场的价值规律”。在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得到极大张扬的大语境下，文学之“纯”已淡化，人们看不清“纯文学刊物”的“纯正”文学趣味、“纯正”文学立场和“纯正”美学追求，但是泛文学写作已被广泛接受认可。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