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保护实施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消费者保护实施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第一条  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商品和服务质量的社会监督，维护社会公德，正确引导消费，促进生产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辽宁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用于生活消费和有偿接受生活服务的个人或单位。

本条例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提供有偿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经营者、消费者均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本市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

新闻单位应当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实行舆论监督。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消费者有下列权利：

（一）自由购买商品和选择服务；

（二）了解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

（三）购买商品和接受生活服务，有权获得符合规定的质量、价格、计量、卫生、安全等保障，索取必要的购买凭证或收据；

（四）因商品、服务质量低劣遭受损害，可要求负有责任的经营者修理、重做、更换、退货，以至赔偿经济损失；

（五）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负有责任的经营者拒绝承担责任时；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依法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六）对商品或服务问题，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

（七）发现经营者有违法经营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和控告；

（八）少数民族消费者法定的特殊利益和合理的传统消费习惯受到侵害时，有权提出批评或向有关部门投诉；

（九）要求接受消费教育和咨询。

第六条  消费者有下列义务：

（一）购买商品和有偿接受服务时，应尊重经营者的劳动，遵守经营服务场所的有关规定；

（二）选购商品时，应爱护商品；

（三）按商品使用说明书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商品，遵守与经营者的约定；

（四）承担由自身责任而造成的损失；

（五）消费纠纷投诉必须实事求是，并提供有关证据。

第三章  经营者的责任

第七条  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坚持公平自愿、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应消费者的要求，如实介绍商品和服务的有关情况；

（二）生产、销售的商品和提供的有偿服务，必须符合质量、计量、安全、卫生等有关标准和规定；

（三）保持商品商标和标签的完好，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应作出明显标志；

（四）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标准，并明码标价；

（五）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按规定或应消费者要求开具购物凭证和收据；

（六）出售需要调试的商品，应为消费者当面调试，有保修期的，应做好售后服务；

（七）产品达不到规定标准，但仍有使用价值的，生产厂家应标明质量等级，经营单位出售的残次商品，应在标签和购物凭证上注明“处理品”字样；

（八）削价处理的商品，应如实标明原价和现价。削价处理的食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规定；

（九）商品和服务性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

（十）出售试销商品，必须有检验合格证；

（十一）出售作为奖品的商品也应按规定实行包修、包换、包退；

（十二）加工衣着和生活用品，必须给消费者出具记有原材料名称、数量、样式、标准及取货日期等内容的单据；

（十三）外地来沈从事加工、服务的个体业户，开业时应向所在区、县消费者协会（委员会）交纳一定数额的消费者损失抵押基金，并以合同形式签约，按同期银行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离沈时返还；

（十四）对采用定期还本方式出售商品的，必须经公证部门公证；

（十五）以提供长期保修为条件出售商品的，应在购物凭证上注明商品使用“期限”；

（十六）开展邮售业务的，必须保质保量，按期履约；

（十七）经营者与消费者发生纠纷时，经营者必须如实提供事实情况及有关证据；

（十八）家用电器维修人员修理家用电器时，应填写有收货日期、修理部位、更换零部件名称、取货日期等内容的修理登记卡片，在保修期内应及时维修，不得借故推诿。高档家用电器一次维修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天，遇有特殊情况不得超过四十天；

（十九）必须履行国家规定或双方约定的包修、包换、包退义务；

（二十）出售商品必须使用标准计量器具，保证数量，商店和集贸市场应设公平秤（尺）供消费者使用。

第九条  禁止经营者下列行为：

（一）出售假冒伪劣商品；

（二）制作虚假的商品广告、服务广告；

（三）强迫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以欺骗手段引诱消费者误购商品，搭配销售商品；

（四）以假充真、以旧充新、以劣充优、掺杂使假、偷工减料；

（五）短尺少秤、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

（六）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腐烂变质、过期失效（包括没有标明生产日期的食品和药品）及违禁商品，以“处理品”名义销售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

（七）生产、销售危害人身安全和健康的食品、药品、家用电器；

（八）出售罚没走私商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

第十条  经营者应制订并公布文明服务、售后服务、处理消费纠纷等制度，并应指定有关机构（人员）调解消费纠纷。

第四章  消费者协会

第十一条  消费者协会（委员会），是代表消费者合法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监督组织。

第十二条  消费者协会（委员会）由地方行政管理机关代表、社会团体代表、消费者代表和新闻单位代表组成，下设具体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第十三条  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在各级人民政府指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协助有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和通过新闻单位，依法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督，具体职责和义务是：

（一）受理消费者投诉，调解消费纠纷；

（二）向有关部门提出改进商品和服务质量方面的建议；

（三）对消费纠纷调解不成的案件，当事人可申请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仲裁；

（四）涉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查询；

（五）协助有关行政部门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进行处理；

（六）对有关行政部门应依法进行处理而未及时处理的，可建议、督促有关部门或提请上级主管机关及时处理；

（七）对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消费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八）协助有关部门对商品、服务的质量进行检查；

（九）征求和收集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向经营者反馈商品、服务质量信息；

（十）参与评选优质产品、优质服务活动，根据消费者反映，向有关部门提出撤销优质称号的建议；

（十一）根据消费者反映和实际调查，经有关部门检查鉴定后，对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通告或召开商品质量新闻会；

（十二）组织经营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沟通信息；

（十三）接受消费者咨询，指导消费者合理消费；

（十四）与外地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共同处理跨地区的消费纠纷案件。

第十四条  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应聘请监督员，协助本会对商品、服务质量进行社会监督。

第五章  调解与仲裁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委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社会团体设立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进行调解和仲裁。

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消费者协会（委员会）。

第十六条  消费者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当直接与经营者协商，经营者当时能够解决的，必须解决；当时解决不了的，自消费者提出之日起十日内解决。

第十七条  直接交涉不成或经营者拖延不解决的，可向消费者协会（委员会）投诉，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协议。

第十八条  调解不成的，消费者可向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区、县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受理标的额五千元以下的消费纠纷案件；标的额超过五千元的，由市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受理。

第十九条  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审理消费纠纷案件和仲裁决定的执行，适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制定的《沈阳市消费纠纷仲裁办法》。

第二十条  消费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应按下列规定期限向消费者协会（委员会）或有关部门投诉：

（一）法律、法规有时效规定的，在规定的时效以内；

（二）有约定期限的，在约定期限以内；

（三）没有规定或约定期限的，在一年以内。

有责任的经营者愿意承担责任的，不受时效限制。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工商行政管理、物价、技术监督、卫生防疫、畜牧检疫、商品检验、海关、公安、司法等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予以查处。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出售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和危害身体健康的，应根据不同情况，由有关行政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一）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和用强卖骗卖手段推销商品的，除责令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外，情节严重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二）出售需要当场调试的商品，因未当场调试出现质量问题而拒不退换、修理的，应责令经营者退换、修理，并承担消费者往返运送商品的费用；拒不执行的处以该商品价格的一至二倍罚款；

（三）不按规定或约定履行包修、包换、包退责任，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的，除责令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外，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商品原价的50％以下的罚款；

（四）提供加工服务不符合标准的，责令经营者重作、修理；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应负责赔偿，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加工费的二倍以下罚款；

（五）对强行搭售商品的，除责成经营者收回搭售商品、退还货款外，情节严重的，处以搭售商品的一至二倍的罚款；

（六）在修理、加工过程中偷换零部件、调换原材料的，除责成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外，情节严重的，处以赔偿损失金额的五倍以下罚款；

（七）外地来沈从事加工、服务的个体业户，拒不交纳消费者损失抵押基金的，由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理或吊销营业执照；

（八）应有使用说明书的商品没有使用说明书或使用说明书内容不真实、不全面，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经营者赔偿；

（九）邮售商品不能保质保量，按期履约的，除责令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外，处以邮售商品原价一至五倍的罚款；

（十）出售走私商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除由有关部门给予处罚外，责令经营者承担损害的责任；

（十一）修理高档家用电器超过规定或约定时间的，按修理费金额处以一倍以下罚款。

有上述行为的，除对消费者所受损害给予赔偿外，对情节严重的还应受到有关行政部门的处罚，直至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依法执行罚款处罚时，必须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罚款收入全部上缴财政部门。

第二十四条  出租柜台、场地和举办展销会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在经营活动中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由承租、参销的经营者负责赔偿；消费者无法向承租、参销经营者索赔时，由出租、举办单位先予赔偿，然后，再由其向承租、参销的经营者索赔。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处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篇2

内容提要: 我国现行立法对驰名商标在因特网上的法律规制还是一个法律上的空白。新兴技术给相对稳定的传统法律制度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因特网的迅猛发展影响着驰名商标在因特网上的地位及其保护；我国驰名商标在因特网上与网络域名发生冲突时驰名商标胜诉一案启示颇多，有利于对立法的完善；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现状、国际趋势，都要求对因特网上驰名商标进行特殊保护。

我国在2001年修改《商标法》时新增加的第13条、第14条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的保护，目的是为了满足入世的需要，使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与世贸规则和《巴黎公约》的保护形式和原则相一致[1]。虽然我国法律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商标法》并没有对驰名商标在因特网上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制，可以说我国现行立法对驰名商标在因特网上的法律规制还是一个法律上的空白；而我国学术界对驰名商标在因特网上特殊法律保护的理论研究也没有明显的突破，而且现有的研究成果之间还存在着许多观念上的冲突，不尽人意之处还很多。一方面是法律的相对滞后和不完善，另一方面网络现今确已成为影响人类社会最快、最大的新兴技术。而任何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在各种网站的大量涌现、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网络人口的迅猛扩张的同时，网络技术亦给相对稳定的传统法律制度提出了极大的挑战[2]。本文笔者就自己长期从事的知识产权法教学以及司法实践，针对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从驰名商标的基本涵义入手，阐述了驰名商标在因特网上的法律地位，并从我国驰名商标在因特网上与网络域名发生冲突时驰名商标胜诉一案分析了我国的状况，展望了国际趋势，对因特网上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希望与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同仁们一起商榷，以期对我国的知识产权工作有所裨益。

一、驰名商标，不应遗忘的认定和保护

1925年，《巴黎公约》第6条后增补专门保护“well-knownmark”的第6条之2，这是世界上首次规定保护“well-knownmark”[3]。在第二次修正我国《商标法》之前，我国法律是没有关于驰名商标的明确规定的，修改《商标法》时新增加了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的保护的规定。为了切实保护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本规定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此规定是继《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修改完善之后，对驰名商标加强保护的又一举措。

1989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驰名商标的认定和管理工作，这一年商标局首次认定“同仁堂”为驰名商标。1990年，由新闻媒介评选出的“中国十大驰名的商标”得到商标局的认可，同年，美国兰德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抽样调查，首次排出了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三十大驰名商标，它的根据是产品的销售量和跨国规模等指标，其中包括美国的可口可乐、万宝路、通用汽车、日本的松下、索尼等，中国商标榜上无名[4]。为了商标成为“驰名”的，商标所有人付出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经济代价，努力使其商品或服务成为公众喜欢的品牌，经过多年的探讨摸索，至今为止，我国已有诸多的驰名商标，诸如北京“同仁堂”药品，贵州“茅台”酒、四川“五粮液”白酒、上海“中华”卷烟、上海“永久”自行车、“长虹”“康佳”tv、“森达”皮鞋、“雅戈尔”服装、“红塔山”卷烟等等。2009年年底，中国驰名商标的数量已经超过1500件。

对驰名商标的含义，《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2条明确规定，“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相关公众包括与使用商标所标示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生产前述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其他经营者以及经销渠道中所涉及的销售者和相关人员等”；“享有较高声誉”主要是指该商品具有良好的品质，并具有稳定性，该商品销售量和覆盖面大，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有影响，达到知名的程度。驰名商标一旦形成，即转化为巨大价值的资产，不仅给商标所有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会给国家和地区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正是由于驰名商标具有普通商标所不可比拟的信誉、经济价值，许多国家对此都加以特别保护[4]。

我国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驰名商标存在，第二次修改的《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虽然对驰名商标在法律上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也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加强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等方面的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就其与我国加入wto的实际来讲，有关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法律制度还不是特别完善，特别是因特网上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几乎还是空白，这需要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中进一步加强。在国际上，《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最先提出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如一项商标被缔约国中的某一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的主管机关确认为驰名商标而受到保护，则其他缔约国均应予以保护，这意味着对驰名商标应当予以较普通商标特殊的保护，即《公约》提供自动的、普遍的和强制的保护。以巴黎公约为基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协议第16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在认定某一商标是否驰名时，应该考虑有公众对其知晓程度，包括在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域内宣传该商标而使公众知晓的程度。我国于1985年加入巴黎公约后，实际早在《商标法》第二次修改之前，已经在实践中开始保护驰名商标，如我国政府早在80年代末对“万宝路”、“同仁堂”等公众熟知的商标给予的有效保护就是有力的证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关于保护万宝路驰名商标问题的批复》。）。

二、驰名商标在因特网上的地位：商标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在网络时代，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能否当然地延伸到因特网上呢?笔者认为，商标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商标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不断地有新的创新，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虽然不能当然地延伸到网络中，但驰名商标不同于普通商标，对其保护从创新的角度讲应该延伸到网络空间，因为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因特网上给予驰名商标扩大的特殊保护亦是世界性的潮流。事实上，随着因特网的日益普及，盗用知名品牌或公司名称注册域名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注册者的目的大多是利用这些知名品牌的影响力获得非法赢利。由于驰名商标所具有的公众形象和其知名度以及卓越的商业经济价值，使域名抢注者为了达到对自己产品进行网络宣传，让消费者误认为其所宣传的产品与驰名商标所有者有某种关联，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润，不惜“恶意”注册驰名商标为自己的域名。针对此，亦有学者认为“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不能仅限于这两个方面，即(1)禁止他人抢注巴黎公约其他成员国的商品或服务的驰名商标； (2)防止驰名商标的淡化，禁止在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注册或使用他人(不论是否注册)的驰名商标[5]。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还应当包括在因特网上的保护，禁止使用他人驰名商标作为自己的域名在因特网上注册和使用”。

在因特网上保护驰名商标应以防止驰名商标的淡化为出发点，扩大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纵观《巴黎公约》与trips协议英文本中的“驰名商标”英语均为“well-knownmarks”，但是美国的《商标淡化法》却使用了“famousmarks”即“著名商标”。在我国法律用语中，“著名商标”低于“驰名商标”，尽管英文“well-known”与“famous”是同义词，但驰名商标无可非议的“famous”，而著名商标却不一定“well-known”。可以理解，在非常挑剔法律用词的美国，《商标淡化法》择用“famous”，不无扩大保护范围的立法意图，该法不仅是美国实施trips协议的具体步聚，而且很快被美国法院适用于与域名有关的防止著名商标被淡化的案件[6]。因特网上注册的域名是否与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相冲突，可以从以下两个条件上加以判断：第一，因特网上的域名使用了驰名商标作为其显著的识别部分；第二，域名中包含有驰名商标而有被淡化的危险，或者足以导致消费者误认，或使公众认为域名的使用与驰名商标的商标权人之间存在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具备上述条件的，不管域名持有人是否“申请注册在先”亦或向公众提供商品或服务等，均应当按照保护驰名商标的精神原则处理域名与商标权之间的冲突，驰名商标的商标权人有权请求域名持有者停止使用其注册域名，并赔偿有关的经济损失。但当同一商标为两个以上的不同民事主体拥有， (商标法允许不同类别的商品上使用相同的商标)且商标均为驰名商标时，笔者认为，此时应保护域名注册使用在先的商标权人。

三、国际趋势：将《巴黎公约》与trips协议建立起来的驰名商标保护体系延伸到网络空间

对驰名商标进行特殊保护，以防止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搭便车”，维护驰名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是当前的国际潮流[7]。《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成员国被商标主管机关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可以禁止在相同或近似商品上使用与之相同的商标。trips协议则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之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或标识。1999年4月30日wi-po通过的报告中又推出“域名排他程序”。该程序是一套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跨越国界和具体商品和服务界限的驰名商标保护体系，它通过wipo指定的专家组确定是否赋予驰名商标所有人顶级域名下的排他权，而排他权的效力则是禁止商标所有人以外的任何第三者将该商标注册为域名。“域名排他程序”实际上将《巴黎公约》与trips协议建立起来的驰名商标保护体系延伸到网络空间[8]。

域名排他程序被系统规定于wipo报告的附件6《关于域名排他的政策》和附件7《关于域名排他专家组程序的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两类申请程序即排他权申请和撤销申请； 2.由wipo直接指定组成专家组，专家组由wipo直接进行集中控制，且十分强调整套程序的透明和公开； 3.确立排他权的标准，在考察是否应当给予某一商标以排他权时应依据在确定某一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的过程中，专家组应考虑一切可以推断该商标为著名商标的情况以及应考虑向其提交的有关商标著名或不著名的所有材料，诸如在相关领域中对该商标的认知及识别程度，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范围及地域覆盖面、商标的注册特别是被某些法庭或其他有权机构确认为驰名商标的记录等等，以便从中得出该商标驰名与否的结论；4.执行与公开，专家组应在90日内作出是否应当给予排他权，或者全部或部分取消既存排他权的决定，此决定的法律性质是，相关决定只是满足域名系统的管理需要，这些决定对于任何国家或地区内的工业产权部门或法庭并不具备约束效力； 5.举证责任的转移，wipo报告赋予排他权利人在举证责任承担上的优势[8]。这样规定，既使驰名商标所有人获得了域名排他权，但专家组的决定只是满足域名的管理需要，对工业产权部门或法庭不具约束力，因此当域名与驰名商标权发生冲突时，商标权人仍不排除进行司法救济或其他途径的解决。不管怎样。“域名排他程序”使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延伸至internet中，无疑是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一大发展。

四、我国现有的立法局限及立法建议

(一)我国现有的立法局限：“缺陷——空白——抵触”

驰名商标与我们息息相关，我国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尽管第二次修改的《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均在法律上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也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并且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实对我国驰名商标的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毋庸讳言我国有关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还不是很完善，存在着许多缺陷，网络上的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更是无从谈起，且现行的一些制度又与《巴黎公约》存在着一些抵触；另外，我国已是wto的成员国(就必须履行trips协议)，如果由于这种抵触引起了我国与其他巴黎公约成员国之间的争端，wto成员若指控我国，就得用该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那将对我国非常不利。

(二)因特网上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的立法建议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驰名商标特别保护制度，这才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因特网中域名与商标权的冲突，特别是与驰名商标的冲突。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势在必行。为此，笔者对因特网上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1.增加“国家对驰名商标实施特别保护”。在第三次修订商标法时，应在“总则”中增加“国家对驰名商标实施特别保护”的具体规定(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这样，既保持现行法律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制度，又符合巴黎公约关于在商标范畴内对驰名商标予以特别保护的规定；同时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应当然延伸至网络空间。

2.颁布《驰名商标保护条例》。国务院应根据新修订的商标法颁布《驰名商标保护条例》，改变有关行政规章效力较低的不利状况；以条例作为具体对驰名商标实施特别保护的又一准则。对驰名商标在因特网上的特殊保护作出明确规定。

3.明确赋予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的职权。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机构，除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负责认定与管理外，还应当赋予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这一职权。这样不仅有利于法院受理涉及驰名商标的案件时(包括域名纠纷)，可根据某商标在争议发生时的实际状况以及市场变化，个案认定驰名与否，以便有效、及时地处理民商事纠纷，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在我国成为wto成员之后，这也是我们应尽的trips协议规定的司法审查义务之一。

4.明确规定司法权高于行政权。对行政认定与今后司法认定之间的关系，应当明确规定司法权高于行政权。我国在处理因特网上域名与驰名商标的商标权发生冲突这一问题时，不论是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亦或受理此类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按一定程序先认定是否是驰名商标，如果系驰名商标，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就应裁定撤销该域名或将该域名转移给驰名商标的商标权人，人民法院在裁判撤销与驰名商标相冲突的注册域名时还可在必要时追究域名注册和使用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五、因特网上驰名商标胜诉案给我们的启示：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立法完善

原告：宝洁公司

被告：北京市天地电子集团

宝洁公司始建于1905年，是“tide”注册商标的所有人。1976年“tide”文字商标在我国注册，1992年8月宝洁公司受让获得该商标，1995年7月30日宝洁公司在国际互联网上注册了tide. com域名，1997年宝洁公司又注册了“tide和汰渍”文字和图形的组合商标，原告对此商标享有专用权，受法律保护。1998年4月9日，被告天地集团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注册了tide. com. cn域名。在互联网上，通过网址http： ///english/">英文名并广泛使用。此外，“天地”产品已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没必要抢注原告的商标为域名，注册域名与宝洁公司的商标相同纯系巧合，且系因互联网域名只能用英文注册造成的结果，故原告诉被告侵犯商标权，属不正当竞争的起诉不能成立。法院审理后认为，宝洁公司为宣传tide/汰渍商标及使用该商标生产的洗衣粉产品，自1994年至2000年投入了巨额广告费用。1998年的认知度已达到97%，同时，宝洁公司将“tide”商标在16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注册。通过宝洁公司及其子公司多年以来对该商标的广告宣传，以及使用该商标的商品良好的质量，使得“tide”商标在被告将其注册为域名之前就已经在我国得到了较高的认知度，占有了较大的市场份额。鉴于tide/汰渍商标已为我国相关公众所熟知的事实，法院认定“tide”为驰名商标。未经商标专用权人许可，将他人的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并使用该域名的行为，即构成对驰名商标专用权的侵犯，此外，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其行为亦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因此，法院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tide.com. cn”域名，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撤销该域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一中知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

此案是继“ikea”(宜家)、“whisper”(护舒宝)、“safeguard”(舒肤佳)、“dupont”(杜帮)等驰名商标与域名使用发生纠纷案之后的又一实际判例。此案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对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立法完善也有很大的裨益。

(一)关于适用国际条约的问题

该案不仅适用了国内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同时也适用国际条约即《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中的有关规定，此案例将国内法与国际条约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局限于国内法；因此，当我们遇到国内法没有具体明确规定的时候要学会运用国际条约或者国际公约的规定，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关于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的问题

本案是一起由人民法院在具体案件审判中作出驰名商标认定，并依法对驰名商标权人的权益给予保护的案件。此案认定商标权属于民事财产权的范畴，驰名商标的认定及保护属于该范畴的一部分，而对于因民事财产权产生的争议，人民法院均有司法管辖权。从理论上讲，司法权高于行政权，只要法律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就有权作出驰名商标的认定，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我国商标法的一个补充和完善。所以，法院通过司法审判来认定驰名商标是2001年12月1日以后的事情。2002年10月12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9]。

(三)关于驰名商标特殊保护或扩大保护问题

在因特网上用驰名商标作为域名，可以利用驰名商标的知名度和信誉进行商业宣传，以吸引客户，获得较高的访问率，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本案例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驰名商标特殊保护或扩大保护应理解为“可以将保护的客体扩大到与驰名商标所指定的商品或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一中知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这样就将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与驰名商标所指定的商品或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在互联网上给予驰名商标特殊保护，使驰名商标及其商誉价值不受损害已是国际社会通行的作法。这样，未经商标专用权人的许可，将他人的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并使用该域名的行为，就构成商标侵权。

(四)域名功能性质问题

域名具有识别性，有显著的区别功能，网络中的访问者可以凭借域名的识别性来区分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且日益成为企业在internet上的重要标志这一功能特征，认定“域名的这一特性使其在商业领域具有重要的知识产权意义”。目前在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及相关立法中，包括美国的《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都还没有创设“域名权”或“商业域名权”[10]。此案认定域名在商业领域具有重要的知识产权意义，这一认定有其超过自身价值的深远意义。

(五)关于商标淡化原则

对于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还适用“反淡化原则”，我国未有“反淡化”的相应规定，但此案根据《巴黎公约》的有关精神和域名所具有的识别功能，认为被告将“tide”作为域名使用的行为，使“tide”的显著性降低，必然导致该商标的淡化，且妨碍了原告在中国互联网上使用自己的商标进行“商业活动”，本案明确提出了该域名使用构成对驰名商标的淡化。“反淡化”这一原则认定无疑使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注释:

[1]邓宏光.商标法的理论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289.

[2]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176.

[3]安青虎.驰名商标和中国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485.

[4]屠天峰，等.知识产权实例说[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127， 128.

[5]常敏，邹海林.关于域名和商标冲突的若干问题[a].陶鑫良，等.域名与知识产权保护[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 251.

[6]张乃根.论与电子商务中域名有关的知识产权[a].陶鑫良，等.域名与知识产权保护[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 101.

[7]李瑞.“ikea”域名抢注案的法律思考[a].陶鑫良，等.域名与知识产权保护[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309-310.

[8]朱榄叶，邓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推出域名管理新规则[a].陶鑫良，等.域名与知识产权保护[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1. 318-319.

篇3

论文关键词 食品召回 政府 责任

一、政府是问题食品召回的必然义务主体

（一）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在“民以食为天”的语境下，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一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民众能够放心地消费企业为民众提供的食品是社会民意的期望所在。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不仅反映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和消费者保护制度滞后，而且反映了作为食品安全最后一道防线的食品召回制度在实际实施中的无力与无奈，这是政府责任失位的重要表征，这也可能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能力产生怀疑、反感和抵触，从而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鉴此，政府应转变政府职能，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我国食品市场进行政府规制，利用食品召回这一手段，预防和减少缺陷食品带来的危害，获得民众的价值预期。这样，既体现了其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所起的作用，从而避免政府因食品安全问题而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巩固执政根基;又有利于改善政府的工作效能和形象，提高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感。

（二）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权的现实需要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是公民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保障具有人权属性的生命健康权，是国家和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危及和伤害的是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应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控制和监督;但我们应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即便这样，企业提供给市场的食品也不可能保证100%的安全。食品召回制度的有效实施可以将已经离开生产线并进入流通领域的缺陷食品拒绝在消费者门前，可以避免缺陷食品对公众造成健康乃至生命的重大危害，是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纵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召回制度，其特点之一就是开展缺陷食品的召回是将消费者的安全健康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由于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存在不足与缺陷，在实践中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预防作用，我国民众的生命健康权仍得不到切实保障，民众对食品召回制度不接受，并最终演变成对政府公信力和管理能力的质疑。

（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

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公正正义作为一种道德准则，不能通过市场实现，而政府的公共性使其可以而且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公平正义的根本，是保证不同群体都能享受相同的权利，并由法律和秩序为这种权利表达提供保障。近年来频频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反映出我国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缺位，而这中间，基层尤其是农村的食品安全形势更为严重。利用食品召回制度建立的食品安全信息可追踪系统和食品溯源技术，可以收集基层的食品市场信息，记载食品安全的所有信息;一旦发现危害消费者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即可迅速、准确定位危害来源，回收不安全食品，使社会产品消费环节中的所有参与者都享有平等的、公开的、有效的食品安全保障权益。

（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服务型政府的语境下，政府只是一个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其把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食品召回制度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政府为建立和完善食品召回制度采取的措施、制定的政策是政府尊重人民意愿，体现人民要求，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表现。政府在食品召回中的有所作为，不仅可以极大地消除公众对消费环境的危机感，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而且可以增强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公仆意识，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食品召回中政府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制度供给责任

总的来看，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已经确立，但并不完善和健全。以法制法规的制定为例，我国虽已有《食品召回管理规定》（以下简作《规定》）《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但《规定》只是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不能统领除质量监督机构外的其他食品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法》只对食品召回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对于《规定》有很大进步，但仍未解决与《食品安全法》衔接不畅、召回对象和范围不明确、主体范围规定不全面、程序不够完善、召回食品后续处理监督不力、责任主体处罚力度太低等问题。

除法律法规不健全外，有关食品召回的各种技术规范、操作规程、行业标准等也需要明确和补充，如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只有500多个，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范围上，都不足以涵盖所有食品，不能为准确认定是否属于问题食品提供标准和准则。

制度供给是政府依法行政和法律具有公信力的前提和基础条件。鉴此，政府应承担起食品召回的制度供给责任，包括制定法律、法规，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各种技术规范、操作规程、行业标准等以及调整、完善、补充、细化以保证其有效衔接和高度一致，使其更具备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在诚信缺失的当下，应从严法入手，大幅提高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提高违法者的“风险成本”，使违反召回责任的成本大于企业因此所获的利润，从法律上遏制制假售假行为。同时，可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如加强行业自律、制定食品召回指南等。

（二）监管责任

食品安全行政监督部门在对问题食品召回的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其一，极少履行责令召回的职责。食品安全行政监督部门负有对缺陷食品进行责任召回的义务，但在实践操作中，监督部门一般仅对检查定为不合格的食品进行媒体曝光、罚款处理或停产整顿，却鲜有责令召回的行为。据某位学者对国内2008-2010年公开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的统计来看，我国食品安全行政监督部门对问题食品进行责令召回仅有57例。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我国责令召回主要是采取分段多头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执法方式容易出现重复执法或相互推诿的情况，最终导致的是责令召回的效果不显著。

其二，对问题食品的召回后续监管不力。在实践中，对已召回的问题食品的处理是依靠问题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的，由于我国法律对问题食品召回后的处理过程和结果的监管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加之无处理问题食品的相应标准和公示制度，仅靠企业的自律和能力难以达到彻底性、合理性、及时性的处理要求。

要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是明确统一的食品召回监管主体。在2013年国务院在机构改革中，新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该局的设立对改变我国原来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部门众多、管理混乱的情况大有裨意，但各级地方政府仍是原有的食品安全联席会议的管理架构。鉴此，各地政府可成立省一级或市一级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或是实施“以一个部门为主”的监管模式来打破相关行政部门各自为政、重复管理、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的局面，加强执法力度，从而减少社会成本浪费，提高食品召回实效。同时，为避免不安全食品经过厂家“回炉”后再次流入市场，有学者建议，可以成立由政府督导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该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在执法部门的现场监督下进行销毁或作其他无害化处理。

在明确统一的食品召回监管主体的情况下，应完善行政责任的法律体系，规范行政责任构成要素，加大对政府的惩罚力度，以形成有效的监管责任追究制度来约束监管部门的行政权利。除此外，食品召回的监督应要有公开、透明的监督保障的手段，如有学者提出，可由政府的食品召回监管机构作为食品召回信息公布的主体，在食品召回的各个环节，采取新闻会或网络信息或销售场所公告或海报等方式对食品召回情况进行公示。

（三）财政支持责任

食品召回制度的切实落实将给企业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其一，食品召回成本过高，国内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难以承担。食品的召回，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负担，不仅要损失产品本身，还要支付因召回和处理产品的所有运输费用、人员费用、处理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等，加上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和认同，食品召回的成本不仅仅是召回食品本身的损失，更大的是食品企业的声誉下降和市场份额的丧失，同时，上市公司还要承担市值的损失。其二，建立食品召回制度的基础是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可追踪系统和食品溯源技术食品追溯体系，这需要企业投入成本来购买相关的设备、数据库等。目前，我国大约有35万家食品加工小企业、小作坊无经济实力来建设追溯体系，而采用“一刀切”的方式（由政府设定一个技术门槛，要求必须建立有追溯体系的企业才可以进入市场）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

综上，在食品召回制度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政府给予企业一定的财政支持或是通过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分散企业在食品召回中面临的风险。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对建立有食品追溯体系的企业给予经济上的优惠;对主动召回的企业给予经济上的宽大处理，鼓励企业在食品召回中诚信自律。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由政府倡导实行产品召回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该责任保险是由政府、企业共同出资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在合同生效期间， “召回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此制度的建立，不仅可以分散企业经营风险，而且由于得到专业的应急策略指导，企业抵御突发事故的能力也会增强。

（四）宣传教育责任

篇4

一、经济法责任的双重结构

法律责任制度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及法本位的转化，在法律制度体系中的价值表现形式也有所变化，在立法中的体现是，从早期的“责任中心”到近现代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并举的立法格局的出现。关于法律责任学界有不同意见，撇开争议，本文认为法律责任是指由法律规定的违法者实施违法行为所必须承担的不利后果。①同样，经济法责任可以被定义为由于滥用经济权利(力)或违反了经济法规定义务而引起的，由国家或社会专门机关认定必须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虽然，经济法责任与一般法律责任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在责任结构，价值取向上却有着较大区别。

(一)经济法责任的双重结构分析

法律责任是违法行为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学界对这种违法的不利后果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两种方法论，即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个体主义在分析社会经济违法现象时，一般持局部均衡分析的哲学态度，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只对与他直接交往的人产生影响，对第三人则没多大的影响。因此，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或两个人之间的交互行为(交易行为)时，无需考虑其他的人；整体主义在分析社会现象时，则一般持均衡分析的哲学态度，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或两个人之间的交互行为(交易行为)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中其他的人。如果不对这一影响加以考虑并认真分析，就会漏掉重要的因素，导致错误的结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及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价值追求，决定了其从整体主义审视社会经济关系及人的行为影响，因此，经济违法行为后果的性质，即经济违法行为所侵害的权利属性(公权力或私权利)或利益属性(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违法行为后果的程度，决定着其责任性质及具体责任形式的分担。按照经济法对人的行为及人与人关系的看法，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一主体的每一种行为，都同时产生两种行为后果：一方面，对其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因其行为的外部性作用，对不特定的其他经济主体或社会有机体产生的间接影响。也就是说参与经济活动的任何主体的任何一种经济违法行为，都同时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以及处于社会整体经济中的个体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本文称之为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属性。

(二)对个体经济利益直接损害的责任

经济法把社会经济看作是有不同功能的经济法主体参与的有机整体，在经济有机整体的运行中，任何经济法主体的行为都有外部性。因此，市场经济主体在监督管理市场经济运行或者参与市场经济交易时，对其直接的经济违法损害主体要给予赔偿，这种直接赔偿一般只具有弥补损失的性质，不具有惩罚的性质。

1．经济监督管理机关对个体经济利益直接损害的责任

经济监督管理机关对个体经济利益损害的法律责任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经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以致于给个体造成经济损害，对此经济机关要向个体承担赔偿责任。其二，经济监督管理机关或其工作人员依据“依法行政原则”①负有积极作为之义务而不作为，对个体经济活动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如公民申请营业执照，工商管理机关对此置之不理，既是怠于履行义务，需要依法给予赔偿。这种责任是整体的代表对个体私益侵犯的结果，责任的真正主体是社会(国家)而不是经济机关。其性质虽因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公共性的机关，但责任目的旨在对受害者予以赔偿或补偿，使其恢复到侵害发生前或犹如侵害未发生的状态，是公法主体因公行为而承担的私法责任，既不同于纯私法责任，又不同于纯公法责任。责任的形式主要有(1)撤销违法行为；(2)限期履行义务；(3)变更不合理行为；(4)返还财产，恢复原状；(5)赔偿损失；(6)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

2．市场经济参与主体对个体经济利益直接损害的责任

市场经济参与主体对个体经济利益直接损害的责任主要存在于市场秩序规制法中，有较强的私法性，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侵权。如假冒商标的行为直接损害了商标权所有人的经济利益，要对其进行赔偿。其二，违反法定积极义务。如商家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剥夺造成损害的，要给予赔偿。这种责任的形式主要是私法责任，主要有：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修理、重作、更换、退货，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等。

(三)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间接损害的责任

经济法责任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个体经济利益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两方面的矛盾，既要看到个体经济利益，又要看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因此，当发生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受损害时，同样应考虑如何解决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损失的问题。这种责任往往会损害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且多具有惩罚的性质。

1．经济监督管理机关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承担间接损害的责任

经济监督管理机关代表国家(社会)从事活动，其所能行使的整体权利(权力)及行使的方式都有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严格规定，其越权或滥用权利(权力)的行为，不仅对相对人造成损害，也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造成损害。因此，经济监督管理机关对此违法行为应向其代表的社会整体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因违法主体及侵犯的利益都具有公共性，并且机关及工作人员与整体(国家)之间又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所以这种责任类似于传统公法责任。责任起因的违法行为，有的是机关所为，有的是机关的工作人员所为，具体的责任形式就表现为各种行政责任(如降级、撤职、行政处分等)与刑事责任。

2．市场参与主体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间接损害的责任

无论是个体不当地行使权利，还是不履行对社会的义务，都会给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个体必须向社会整体承担责任。这种责任的产生有两种情况：其一，个体不履行对社会整体的法定义务。如纳税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或者在公共工程的招标中，招标人与投标人勾结破坏社会整体经济秩序。其二，个体对与其处于同一经济体的其他个体的损害，所辐射到的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损害。如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垄断行为，都包含有对社会经济秩序这一抽象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损害。考虑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公共性、损害的难以计量性及难以恢复性，责任的具体形式就不仅要看违法行为对社会整体经济秩序造成的不利影响，还要考虑违法者的违法收益及试图以违法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违法动机，也决定了责任形式的复合性及惩罚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形式：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多倍赔偿，吊销营业执照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等。经济法责任包含对侵害个体以及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所应承担的责任两层含义，也就决定了经济法责任形式的具体设计必然体现经济法责任在这两方面的价值追求，体现不同价值目标的平衡与协调。

二、经济法责任的工具性价值

法律责任作为法律义务履行的保障机制和法律义务违反的纠正机制，其合理与否及程度高低，决定了法治的有无及实现程度，又由于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范时，均以其内心恒定的价值观念决定法律规范的取舍，因此，要使经济法律责任机制的保障和校正功能的发挥，对经济法责任的合理性做出衡量，就必须对经济法责任的价值取向做出分析。“根据法律的功能特性来分类，法律价值可分为目的性的法律价值与工具性法律价值。”_1同样，经济法责任的价值也可分为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是经济法律责任的最基本的立法精神，而工具性价值是实现经济法律责任目的性价值的方式、手段。结合经济法责任的双重责任结构，本文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工具性价值主要是双重控权价值。

(一)双重控权价值的内涵

经济法的双重控权价值实际就是对权利和权力的制约过程，对权利和权力制约就是依宪法和法律对经济法主体的权利和权力进行监控和约束，将其制约在法定的范围之内。双重控权价值包括两种含义：其一，针对代表国家(社会)的经济监督管理机关的权力约束功能。关于权力制约的理论，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_2所以，经济法责任也需要体现对经济监督管理机关权力的监督约束。其二，对权利滥用的限制。市场经济中存在经济实力不同的市场参与主体，对权利的滥用也往往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西德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原是企业间的特别侵权行为法，随着恶性竞争的形态不断扩张，法官对所谓‘善良风俗’的评价基准也慢慢排除在传统商业竞争伦理之外。如消费者保护政策、自由竞争保护政策等政策因素，更是学者乐道的‘私法经济法化’的典范。”I3因此，经济法责任也需要体现对市场经济参与主体权利滥用的限制。

(-)双重控权价值的依据

法律责任价值实现的基础在于整个法律体系共同发挥作用，经济法的双重控权性价值是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的重要表现，控权的“权”包括“权利”与“权力”两方面的含义。

1．经济监督管理机关权力约束的依据

“市场失灵”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经济法的产生也同时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提供了合法性依据。然而，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市场的一切，社会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及其机关对经济的干预并不完全按照经济规律进行，表现出粗暴和狭隘的特点；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往往采用间接手段，通过制定财政、金融政策，出台法律法规等方式干预经济。国家经济机关传统观念的存在，以及国家经济机关在经济法律关系中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执法者，具有双重身份，使其在与市场参与主体利益的博弈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国家权力的扩张不断侵袭原本属于私法调整的领域，所以，需要对经济监督管理机关的权利加以约束。经济法责任规范经济法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即在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过程中，通过确立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目标和经济法制度，规范行使经济管理权的经济管理机关的管理行为，抑制政府管理者自利性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矫正政府滥用经济管理权或怠于履行相应义务的“政府失灵”现象。_4因此，经济监督管理机关权利约束的依据就是政府权力的过度干预。

2．市场参与主体权利限制的依据

历史上一些杰出的权利论者，倡导所谓的“绝对的权利”，或至少主张某一类、某一种权利具有某种绝对的性质。然而，绝对权利由于纯粹刚性的缺点导致其适用性差的弱点，如行使言论自由的时候可能与邻居安静休息的权利相冲突，自由处分其财产的时候也可能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绝对权利是不存在的，权利价值的复杂形态，决定了权利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经济法中，市场经济主体的权利也并非可以无限制地行使，因为市场经济中往往存在一些经济实力不同的参与者，特别是一些经济部门往往被一两个垄断组织所控制，如钢业联盟和铁业联盟。这样往往会导致权利的滥用，如垄断减少就业机会，保持垄断价格使公众受害，垄断助长投机和资本掺水现象。这大大地破坏了竞争，使小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大企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权利的滥用进行限制。总之，权利的相对性要求必须对不合理行使的权利加以限制。

(三)双重控权价值的实现途径

经济法权利与权力的均衡与制约表明，必须建立一种制度可以有效地平衡权利和权力内部关系，以实现权利与权力之间在制度上的和谐。对于权利和权力的控制可以借助于监督和制约两种手段来实现，寻求权利和权力的平衡。主要可以表现为以下方面：

1．实体法责任控权。即强调依“法”管理经济的运行，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方可为之。不断增加实体法的缜密程度，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尽可能多地将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体现在法律条文中。比如，最近刚刚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就对经济监督管理机关的权限进行了明确规定，我国垄断法的出台也对滥用权利的市场主体加以法律规制。

2．程序法责任控权。对市场主体滥用权利(力)的行为，可以设计出公益诉讼程序对其加以控制。正是经济违法行为会对不特定的多数社会主体造成损害，也就应允许社会大多数，甚至无利害关系的人，来减少经济违法行为的发生。同时也要加强一些垄断行业的听证会制度，从程序上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3．加大违法成本，严格经济责任。比如，适当设置多倍赔偿制度，唯有严厉追究法律责任，提高行为人的违法成本，方可遏制经济职权被滥用。在某种角度上说，追究法律责任比单纯完善法律义务条文本身具有更强的实际约束力。

三、经济法责任的目的性价值

“法律责任的外在界限和内在界限都取决于社会关系的自身性质……社会本身更内在地体现着对它进行调整的种种限度，社会调整方式的选择要体现社会关系的自身要求，责任设定的根据也在于此，法律责任的合理性也根源于此。”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这两种社会关系的本质体现着在完备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规制关系进行调整和协调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是微观的个体的经济行为，对宏观调控关系进行调整和协调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在于宏观的各种经济总量关系，但二者的最终归宿却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不能靠私法来实现，而应当依靠经济法。”换言之，经济法责任是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其终极价值的，经济法责任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法责任的双重责任结构在目的性价值方面表现为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经济法责任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从某种意义上更强调公平价值；而经济法责任对个体经济利益的保护则更强调效率，但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率都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因素。

(一)经济法责任的公平价值

公平的经济法责任的实质在于树立一种公平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在立法上确立它，要求经济法责任的实现应当做到平等地对待市场经济主体，不得因其地位、财产和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本文认为主要可以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市场经济主体权益的保障由于经济监督管理主体在实体法上具有强大权力及优越地位，为市场经济主体一方提供必要的权益保障制度就成为保证经济法责任实现过程公平的基本要求。对市场经济主体权利的保障，也就要求在经济法责任上设置一套惩罚行政权、司法权恣意或滥用的机制，以建立保障市场经济主体权益的良好秩序。因为这种对市场经济主体一方权益的保障，仅仅停留在司法审查的事后补救是远远不够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崛起，不仅要求在实体法上赋予其一系列权利，同样要求在起点上真正拥有公正对待的权利。

2．确认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法责任实现中的参与权市场经济主体要想保障自己的权益，首先必须要以了解行政活动的有关内容为基础。只有公开行政活动内容，市场经济主体才谈得上保护自己的权益。行政活动公开化也就意味着市场经济主体的“了解权”，即“所有公民都应有了解政治事务的渠道，应能评价那些影响他们利益的提案和推进公共观念的政策。市场经济主体的参与权使市场经济主体在行政活动内容涉及其权利义务时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是保障市场经济主体权益必要的基础，为保障自己权益提供现实的途径。任何一种市场主体的经济违法行为均是侵犯了某种市场秩序，从而侵害了某种公平，或是竞争的公平，或是交换的公平，或是分配的公平。但无论是哪种经济违法或具体采取了何种形式，都不是以特定人为侵犯对象或其最终受害人并非特定，易言之，经济违法行为侵犯的主要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8经济法律责任的价值取向在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也即经济法律责任的形态设定、归责原则及其认定和实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恢复遭到破坏的社会整体经济关系和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确保整个社会整体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

(二)经济法责任的效率价值

经济法责任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维护就必须不断提高社会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可以使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尽可能少的不会因行政机关的推诿而被侵害。经济法责任对效率的维护体现为：经济管理活动应该贯彻经济、便利原则，消除不必要的成本消耗，以较小的成本获取较大收益。这就需要对经济管理活动过程设置明确规则，对经济管理活动之一般过程做出统一规定，以避免程序上的凌乱。

(三)公平效率的冲突与协调

理想的经济法责任制度应当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但在现实中，公正与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又存在冲突。经济法责任的效率价值目标，要求经济管理过程应是一个经济、灵便的过程，尽可能减少此过程的成本消耗；经济法责任的公平价值目标，要求经济运行应遵循严格详密的程序、谨小慎微，平等保障市场参与者的权益。本文认为效率与公平的冲突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这种冲突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排他性。恰恰相反，二者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公平的经济法责任设置可以防止经济管理主体的专横行为，可以有效维护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和良好的关系，减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摩擦，又能最大限度的提高行政效率，进而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经济法责任实现的价值本质上是效率和公平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之间的平衡。

四、经济法责任价值目标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