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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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上海历史文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存、认定、利用、传承、传播等保护活动及相关管理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新闻出版、规划国土资源、经济信息化、商务、工商、农业、卫生计生、民族宗教、知识产权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承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具体工作。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和完善保护机构，加强专门人才培养和专业队伍建设。

第六条　本市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人士组成，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意见。

第七条　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及其他相关社会组织按照各自章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相关的学术交流、咨询服务、权益维护等工作。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组织、公民、法人通过研究、收藏、展示、传承、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站等媒体应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

第二章　调查与保存

第十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指导、协调，并对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调查难以覆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可以依法对其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具体方法和要求，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认定、记录、建档，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收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代表性实物，整理调查工作中取得的资料，并妥善保存，防止损毁、流失。其他有关部门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应当汇交给同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

第三章　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本行政区域内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标准和程序。

第十四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从通过调查或者其他途径发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遴选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区、县人民政府可以从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推荐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向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

第十五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从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中，选取五名以上相关领域的专家，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标准和程序，对拟列入或者被推荐、建议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进行评审。

评审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十六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经专家评审后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二十日。

公示期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异议的，可以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提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异议情况进行核查，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在收到异议之日起二十日内，书面告知异议人并说明理由;认为异议成立的，重新进行评审。

第十七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公示结果，拟订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应当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章　分类保护与合理利用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状况和特点，实行分类保护，对濒临消失的或者本市特有且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予以重点保护。

第十九条　对濒临消失、活态传承较为困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将其内容、表现形式、技艺流程等予以记录、整理，编印图书，制作影音资料，建立档案等方式，实行抢救性保护。

第二十条　对受众较为广泛、活态传承基础较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认定代表性传承人、培养后继人才、扶持传承基地等方式，实行传承性保护。

第二十一条　对具有生产性技艺和社会需求，能够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扶持、引导、规范对项目的合理开发利用，实行生产性保护，使该项目的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以传承。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生产性保护，应当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不得擅自改变其传统生产方式、传统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艺。

第二十二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需的濒危原材料予以保护;鼓励依法种植、养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需的天然原材料，或者开发、推广、应用相关天然原材料的替代品。

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中华老字号和上海老字号企业的传统技艺，优先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加大保护和扶持力度，促进本市工商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二十四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制定专项保护规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相关的场所和实物，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区域空间规划的，由规划国土资源部门会同相关专业管理部门制定专项保护规划。

第二十五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应当以尊重其原真性、文化内涵及自然演变进程为原则，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生态和文化风貌，不得歪曲、贬损、滥用。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通过与文化产业发展相融合等方式，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第二十七条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依法予以保护。

第五章　传承与传播

第二十八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包括个人和团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

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参照执行本条例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的规定。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向社会公布，并建立代表性传承人档案。

第二十九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开展知识和技艺传授、艺术创作与生产、展示、表演、学术研究等活动;

(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三)取得传承、传播工作或者其他活动相应的报酬;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二)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

(三)配合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

第三十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重新或者补充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第三十一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从愿意承担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义务，具备开展保护工作所需人员、设施、场地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程序，认定该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作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

第三十二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研究;

(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三)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制定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与传承计划，为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二)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资料、实物，对有关资料、实物、建(构)筑物和场所等予以保护;

(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活动;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结合市民文化节、文化遗产日、传统节庆和民间习俗活动，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成果，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

鼓励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区域、商业营业场所、公园、绿地等具有展示空间和条件的公共场所，对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予支持、提供便利。

第三十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档案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人文化宫、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应当根据各自业务范围，有计划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研究、收藏、展示、传承等活动。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设立展示和传承场所，举办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研究、收藏、展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整理、翻译、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文献、典籍、资料等。

第三十五条　学校应当采取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融入相关课程，或者与特色课程相结合、开设校本课程等方式，向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单位参与学校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

利用财政性资金开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公共文化设施或者展室应当为学校开展教育活动提供服务和便利。

第三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其他地区具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本市传承、传播，并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七条　本市应当设立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组织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等。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参照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相关规定，设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属于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向财政部门申请预算经费。

文化行政管理、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发展文化产业的单位和个人，符合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方向的，在申报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时，应当予以支持。

单位和个人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

第三十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公共文化设施，或者在公共文化机构内设立专门展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承、交流场所和传承基地建设。

第四十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后继人才，予以重点扶持和培养。

教育部门应当支持和引导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或者课程，建立教学、传承基地，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专业人才;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相关专业列入职业教育奖励专业目录，实施学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申报专业技术职称。

第四十一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捐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实物和保护资金等方式，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实物捐赠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登记入库、管理使用等制度，妥善保存。

鼓励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有关社会组织，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

第四十二条　对做出显著贡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单位，按照国家和本市评比表彰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鼓励公民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技艺，对表现优异的后继人才给予适当资助。

第四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相关部门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职责情况，纳入对其绩效考核的内容。

第四十四条　本市建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情况的定期评估制度。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每三年对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情况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

经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或者保护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履行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或者保护单位资格，并予以重新认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文化行政管理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未及时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违反法定条件或者程序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的;

(三)挪用、挤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xx年5月1日起施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和申报原则基本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截至20xx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申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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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效;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J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2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羌族聚居区诸多沉积千年的人文历史古迹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大劫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失惨重,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县城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现存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全被掩埋[1]。这次特大地震给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全国、全世界对羌族灾区的高度关注,使震后羌族的恢复重建工作在两年内全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在震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国政界、学术界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重建给予了政策扶持和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使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目前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而震后恢复重建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基于此,课题组多次到羌族地区进行调查,走访了羌区多家文化单位、羌族民间组织与羌族普通民众,最后完成了羌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工作,了解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重建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收集了相关意见和建议。本文拟总结调查的现状,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探究解决的思路与方法,为相关部门了解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和制定国家层面的保护规划和政策提供支持与参考。

一、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概览

本课题组成员从2010年9月——2011年7月,多次赴阿坝州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黑水县和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进行全面细致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并运用文字和录音、录像、照相等现代化科技手段,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全面、真实且系统的记录和归档,记录了一批珍贵、濒危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现了一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资料和珍贵实物。笔者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国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相关规定,对这些浩如烟海、璀璨多姿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系统整理发现,截止2011年7月,羌族被列为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1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26项,市（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114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239项,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共有273人。还采取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称、分布区域、传承人情况、濒危状况、入选各级名录情况、震后保护情况与存在问题等现状进行了调查。因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较多、分布较广、传承人较多,故文中不再过多赘述。下文将对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的发展进行有益的分析与研究。

二、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效

汶川地震灾后不久,国家政府、各级文化部门、社会各界特别重视震后羌族文化的恢复重建,并投入了大量恢复重建资金,震后羌族文化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重建方案》提出的目标基本实现,羌族震后文化研究热度和文化发展步伐明显超过了震前水平,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震后羌族文化恢复重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颁布羌族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

汶川地震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羌族文化抢救和重建工作。2008年5月21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北川羌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抢救和保护震后北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法制保障；2008年6月5日四川省文化厅提出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初步重建方案》,为保持羌族文化原生态提供了基本思路；2008年6月8日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条例中有7处涉及文化遗产保护；2008年9月19日国务院颁发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明确地把保护和抢救羌族文化列为重要的内容,其中包括保护羌族的碉楼和村寨,保护有羌族特色的设施,以及保护和重建羌族的博物馆、民俗馆等等。可喜的是,2011年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表决批准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从2011年7月1日起施行。这些抢救、重建、恢复羌族文化的政策、法规,为完成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重建工作,为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步入有序的保护发展轨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篇3

[关键词]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41-02

一、作为法律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是与固态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法律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 2 条第1款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定义突出了“非遗”的活态流变性及其在族群文化认同、族群间相互理解尊重、促进人类创造力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价值。

作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概念的确立受到公约的直接影响。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5年 3月26日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第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第3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第3条还具体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通知》对“非遗”的定义强调了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

不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只有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要件的民俗文化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学领域的差异。①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鲜明现代人权保护价值倾向的法律概念,它应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标准,并能促进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是相互尊重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和各级政府依据法定的标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定。《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项评审标准。

二、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背景及概况

从世界范围内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成果,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由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的综合性法律规范构成。人类从对有形文化遗产保护到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0年,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最早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而我国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仍未涵盖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

西部地区的现代转型导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民间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如何协调“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成为西部开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如何防止“非遗”的过度开发,如何摆脱“非遗”自然传承中的困境与危机,如何协调保护与开发中私权与公权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急需专门法律的规制与调整。西部政府必须通过地方性立法,建立相应的保护制度与机制,规制“非遗”的商业开发,挽救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部的“非遗”保护立法走在全国的前列,截止2008年,部分西部省区已经通过了“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广西、宁夏、新疆都已经公布了各自的“非遗”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的“非遗”保护法规,是西部地区推进法治进程、构建西部开发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将为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三、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社会价值

(一)平衡西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关系

我国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于西部,西部开发中存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如果缺乏协调二者关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律规范,经济开发很可能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危及 “非遗”的传承与发展。西部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尊重文化多样性、维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为前提。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社区、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结晶,是民族与群体认同的载体,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创造力、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根基。在法律规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有助于发展旅游业及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促成“非遗”的活态传承模式。

(二)平衡传承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应把平衡持有人、传承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作为重要的目标,即一方面承认传承人的私权,同时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需要,对其私权加以必要的限制。《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22条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知识产权,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保护。由国家确立非遗传承人的地位,并给予财政支持和明确其职责的传承人制度是“非遗”保护法规的重要内容,传承人享受一系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传承非遗技艺的义务。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认定的无形文化财持有者,同时也必须是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三章对列入保护名录的非遗代表作中成就突出、技艺精湛的代表人物,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并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第29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权利是开展传艺、展示技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可以依法向他人提供其掌握的知识、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取得相应的报酬。第30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应履行的义务是“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的传承人;依法展示、传播、宣传、弘扬和振兴传承技艺”。该条例对于社会公众的考察、参观行为也做了原则规定,既维护了非遗持有人、传承人的权利,也保证了社会公众对非遗的认知权利。

(三)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与本真性保护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规应确立技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贯彻“合理利用”的方针,协调非遗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非遗的商业开发应该在保持其本真性的前提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特点决定了对于一部分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必须实施动态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在保持本真特点的前提下,不断赋予传统的遗产形态以合理适当的现代内涵,通过发掘其在当代人生活中的价值与作用,直接服务于当代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需求。本真性,即要保护原生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保护其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②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理念,其宗旨是“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③ 即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当然,不是所有的“非遗”都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如属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 “非遗”不可能人为地生产出来。

总之,西部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将在西部法治社会的构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权益维护及促进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 齐爱民主编:《知识产权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页。

篇4

关键词：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现状与对策

一、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2003年10月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的界定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江苏省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部地段，同时也在长江、淮河的下游。江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同时也有着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40项项目中，仅江苏省就有10项项目。根据国务院先后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国共有137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江苏省共有145项。在国家级名录将非遗划分的十大门类中（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江苏省占有量排名前三类别的分别是：传统技艺类（33项），如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制造技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雕版印刷技艺、扬州漆器髹饰技艺、茶点制作技艺（富春茶点制作技艺）等。传统美术类（27项），如桃花坞木版年画、剪纸、苏绣、泥塑、常州梳篦等。传统戏剧类（22项），如昆曲、京剧、苏剧、扬剧、木偶戏、木偶戏、淮剧、徐州梆子等。

二、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一）大运河江苏段地域概况2014年6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WorldHeritageConvention）在卡塔多尔哈举行，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大运河（TheGrandCanal）项目申遗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标志着这条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大也最广泛的土木工程项目，同时也自古以来在国家经济繁荣和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工运河，进一步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整体长度约690公里，约占京杭大运河整体长度的五分之二，是运河流经最长的省份。大运河流经全国6省和19市，在江苏的13个省辖市中，大运河从北到南贯穿了徐州市、宿迁市、淮安市、扬州市、镇江市、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8个省辖市。不同于其他省份部分河道已淤塞或停用的情况，大运河江苏段保护和使用较好，江苏境内的淮扬运河扬州段、江南运河苏州段仍然承担着重要的航运功能。

（二）研究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概述大运河江苏段是经济较发达、文化相对丰富的区域，在江苏段内保存了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在江苏段流经的8个省辖市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数量分布分别为：徐州市9项、宿迁市2项、淮安市6项、扬州市19项、镇江市9项、常州市13项、无锡市11项、苏州市32项。关于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划分与界定，李永乐、杜文娟（2011）提出了“由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孕育而产生的，或者其内容反映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的，或者其形成、传播依赖于运河环境的，都可以界定为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荀德麟、刘志平、李想、贾新（2014）梳理和选择介绍了形成、传承与发展变化，与京杭大运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连带关系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目前关于京杭大运河内所涵盖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无全面的数量统计与细致逐项的内容介绍，不过，在大运河江苏段内，按照与京杭大运河有着直接或间接连带关系的内容划分，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以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两类为例，典型代表性项目主要包括了：（传统技艺类）宜兴紫砂陶制技艺、宋锦制造技艺、苏州缂丝织造技艺、苏州御窑金砖制作技艺、扬州漆器髹饰技艺、雕版印刷技艺等。（传统美术类）桃花坞木版年画、剪纸（扬州剪纸）、苏绣、泥塑（惠山泥人）、苏州玉雕、常州梳篦、彩扎（邳州纸塑狮子头）、盆景技艺（扬派盆景技艺）。

三、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现状

大运河江苏段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传播途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固定的非遗宣传、展示场所主要包括了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历史古街等，例如著名的“扬州双博馆”（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扬州博物馆新馆的合称）；扬州市文化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及雕版印刷、扬州民歌传习所；古运河边的历史老街东关街；聚集了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遗项目的“扬州486”非遗集聚区；常州大学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占地6000平方米的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徐州市图书馆内的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以及2019年国庆前夕刚刚开业的，位于徐州新沂宋庄，包含的剪纸、染布、纸塑狮头等多项非遗元素的国内首家非遗主题民宿：宋庄非遗主题民宿等。

（二）大众媒体早期的非遗主要是依靠政府或有关组织等主流媒体的推广，但近几年来，伴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和民众的对其了解的日益增加，大众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在大运河江苏段有较为明显的体现。除了新闻、报纸、杂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电视上及网络上的部分旅游节目中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的内容，不仅如此，还有非遗专题类节目的推广，例如2015年由江苏电视台国际频道播出的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片《非遗江苏》，以8集每集18分钟，每集不同的主题分别介绍了江苏省的代表性非遗文化遗产项目，如昆曲、古琴、苏绣、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富春茶点制作技艺、苏州评弹、扬州玉雕、桃花坞木版年画等等。

（三）政府组织的非遗会展由政府和相关机构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展或交流活动，也起到了关键的推广作用。这类会展活动不仅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做了展览，部分还邀请了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技艺展示，以及群众可以参与的非遗实践体验。例如2019年在淮安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非遗展，就将非遗精品展示、大师同台竞技、传承互动体验、美食展销融合一体，拉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群众的距离。

四、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对策思考

虽然在大运河江苏段的非遗传播上，三种主要途径起到了一定力度的传播作用，但是在普通群众的生活中，非遗还是显得遥远和缺乏。在大运河江苏段的8个省辖市中，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固定场所大多于近5年才逐步建立，尽管也有在非遗展会上的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但是这种展会几乎每年仅有1-2次，再加上推广平台的缺少，造成了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辐射面局限、传承较为艰难。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播：

（一）建设多重交叉传播体系2006年9月，江苏省通过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之后在2013年1月进行了修订。在这之后，在大运河江苏段的省辖市中也先后出台的相关法规政策，如苏州市2013年颁布了《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扬州市于2018年通过了《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类由政府颁布并实施的法规政策，在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如果依靠任何一方的单一力量都是不够的，可以建立政府、学校、固定的非遗展示场所、民间组织的多重交叉传播体系：即以政府引导为主，同时在大中小学等教育体系中，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开展适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和活动，并引导学生们不定期的前往固定的非遗展示场所（如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非遗展示空间等）。学生对于非遗的兴趣可以带动家长的共同参与，从而为非遗的民间组织甚至非遗的传承人提供未来的潜在力量。除此之外，进行融合媒体传播平台的构建，除电视、广播、报纸之外，注重网站特别是手机端传播平台的搭建，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的传播。

（二）注重活态的保护目前在大运河江苏段的博物馆、文化馆或图书馆的非遗展示区中，除少数个别之外，大部分仍然采用了橱窗内静态作品，配以大段文字和少部分图片结合的方式进行展示。这种静态化的展示方式并不能很好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该有的“活态”性特点。非遗的“活态”性不光体现在非遗传承人的手艺创作上，也体现在在制作非遗作品之中展现出的工匠精神上。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别国较为成功的案例，例如英国国家足球博物馆就将学校的教育同博物馆进行了较好的融合，按照不同年龄段的区分（3-4岁、5-9岁、9-12岁、12-16岁）设置不同的内容，使得学生们不仅了解了足球文化的内容，也锻炼了生存和生活技能，感受了足球运动中的体育精神。结合外国的经验，可以进一步根据江苏本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博物馆或者非遗展示区可以设置“工作坊”，根据不同年龄段设置不同的主题内容，同时注重传达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渗透的敬业、专注和创新等精神。

（三）增强传播内容、采用数字化科技手段除了搭建有效的传播平台，如何使看似遥远而复杂的非遗用生动有趣、吸引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从而引起其兴趣的内容进行传播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方面，普遍受广大青少年喜爱的动漫可以作为传播内容中一种有力的形式。动漫不光兼具了艺术与娱乐的特点，其感染力、亲和力极强，尤其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种优势可以很好的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播当中。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中亮相的动画版《清明上河图》，就利用动漫的形式将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作做了很好的传播。在动画版中其尺寸比原作大了约30倍，一眼望去，清晰明了、气势非凡。仔细看去，画卷中行人、官吏、农夫、车夫、车马等所有细节都运动了动画的形式动了起来，还有白天黑夜的交替，使得原本静止的画卷成为了让人叹为观止、妙趣横生的神奇画卷。在上海世博会结束之后，动画版的《清明上河图》在网上仍然有很高的热度，可以说很好的进行了二次传播。不仅如此，在当今的信息时代，采用数字化科技手段将大运河江苏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播，也有助于提高传播的效率，同时增加其辐射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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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91号提案的答复

 

 

九三学社：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旗加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度，取得了可喜成绩。截至目前，成功申报国家级、区级、市级达斡尔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项，其中国家级国家级4项，自治区级项目18项，旗级20项。其中手工艺类7项。我旗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走在呼伦贝尔市前列。

一、精心编制规划。

编制达斡尔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总体规划、生态保护规划、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各类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规划及实施细则等。2015年制定颁布实施了《莫旗达斡尔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条例》的出台，为保护、传承、抢救、挖掘和管理达斡尔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使其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奠定坚实基础。

二、加大传承人保护力度

     截至目前，发展区级传承人27人，旗级传承人121人，从事手工艺类42名。我旗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每年投入数十万元对全旗旗级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奖励，鼓励他们不断开展传承活动，弘扬达斡尔族民族文化；积极给民间艺人创造展示、传承技艺的平台。每年除通过一些大型活动为传承人提供展示的机会外，还以农村、社区、学校为载体，积极组建民间非遗传承队伍，深入开展“达斡尔民族民间文化”活动，使其成为培养后备人才的载体，确保民族民间艺术后继有人、代代相传。如我旗的文化馆、腾克、阿尔拉、哈达阳等乡镇均组建了自己的鲁日格勒舞蹈队，为基层非遗的保护、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广泛开展非遗传承活动

非遗保护工作重在传承，为此，我旗每年都组织一系列

民族民间文体活动，以推进非遗的传承、发展。每年春节期间，我旗都举办乌春、扎恩达勒演唱会，召集老艺人进行演唱并传授演唱技巧。每年6月28日，我旗都举办斡包节，斡包节上进行乌春、鲁日格勒、扎恩达勒等文艺表演，同时还开展曲棍球、赛马、射箭、摔跤、劲力等传统体育项目比赛。每年我旗都举办春秋两季曲棍球基点校比赛，对全旗13个基点校的曲棍球教学情况进行一次检验，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推进了我旗基层曲棍球运动的普及。现在我旗每年都举办“尼尔基之夏”广场系列活动、达斡尔民族服饰设计大奖赛等活动，在活动中，都将非遗项目进行展演，较好地宣传了这些非遗项目，同时也打造了民族文化品牌。

四、全力打造非遗艺术精品

为让更多的人全面了解达斡尔族、了解达斡尔族文化、了解达斡尔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主创编的歌舞集《达斡尔人家》、《敖勒·哈里》，大型歌舞晚会《飞翔·达斡尔》等节目先后走进北京保利剧院、宝岛台湾等地交流演出；与此同时，我旗不断打磨现有的非遗节目，努力打造艺术精品。2016年“鲁日格勒”舞蹈队，赴日本参加“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展示了达斡尔族独具魅力的“鲁日格勒”，在不断的创作和演出中，也收获了喜人成绩，2015年“鲁日格勒”舞蹈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首届中韩文化艺术节，并获得金奖。2017年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蒙古舞蹈艺术展演，表演的舞蹈《鲁日格勒》荣获表演铜奖，彼此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不仅增进了了解、认知与友谊，且宣传了中国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让更多的国外朋友来了解内蒙古，认识呼伦贝尔市，提高了莫力达瓦和达斡尔民族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旗在取得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将继续加大挖掘、保护力度。积极开展传承工作。申请拟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包括非遗展厅、活态展厅、民族手工艺制品展厅、非遗传习所、小舞台、大型资料库。

篇6

雒树刚坦陈，文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在现有法律制度下，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举证和维权难度大。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复制粘贴式的转载更为容易，导致原创者著作权得不到必要保护。而如今，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发展轰轰烈烈，抄袭、侵权行为更具有隐蔽性也更猖狂，给基础薄弱的文化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极其严峻的考验。

雒树刚说，经过多年努力，文化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机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文化知识产权工作开展力度不够，文化系统知识产权意识整体上仍然薄弱，地方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普遍对知识产权工作缺乏主动规划和通盘考虑。知识产权管理的基础工作薄弱，文化系统现有的文化资源知识产权家底不清、权属不明，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培育不足，民间文艺资源保护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现有多少“管文化”的法律法规

我国现有多少“管文化”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在国家层面初步建立起了覆盖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市场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中，与文化工作关系密切的文化法律有《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著作权法》3部；行政法规有《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博物馆条例》等10多部。文化部现行有效的部门规章有32个。

与此同时，各地文化行政部门根据国家的上位法，结合当地实际，推动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涵盖公共文化服务、传统文化保护、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据统计，与文化工作密切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有154部，地方政府规章有138部，地方规范性文件达13000余件。全国地方文化立法数量超过10部的有北京、河北、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等14个省市。截至目前，中国法律法规总数约38000多件，其中文化法律法规有1042件，占全部法律法规总量的2.7%，其中文化法律仅占全部法律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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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陕北榆林这座历史性文明古城，不仅拥有着数不胜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拥有大量的体育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无形文化蕴含着陕北人民特有的精神价值、文化意识、思维方式等，它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它是非常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它是促进榆林市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文化源泉，它是陕北文化发展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榆林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2011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主办了“中国首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大会”，大会探讨了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大计，并就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和现状、保护与传承、开发与传播、教育与人才培养、战略与策略等专题进行了交流。相继各地区也纷纷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特别是陕西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榆林，也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加强这一问题的发掘、研究、保护工作，以此来加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传承，从而发挥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积极作用，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语言表述、口头传说、民间艺术表演、社会节庆、礼仪风俗、传统手工艺技能等［1］，国家也出台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已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针对性，同时还可以发掘未开发，未列入名录的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提高榆林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很有必要，探讨造成榆林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困境的原因及对其实施有效保护对策进行理论剖析。

2榆林地区在体育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2．1对保护工作的认识浅薄

现代生活中，大多数人把目光投到奥运会、亚运会等体育竞技比赛中。就连体育工作者也不例外，更何况非专业的民间艺人意识不到我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命运的消亡。包括我省好多学校及相关体育部门都把精力放在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上，只有极少部分的人还在关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在当前，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因此保护态度轻蔑，相关人士缺乏保护责任意识，更谈不到使命感。

2．2民族性地域性造成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困难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过程中易受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在内容形式上也逐步发生显著变化。由于相同的民俗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不同的时代也会以不尽相同的形式发展，因此，民族文化的区别已成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3类型多样性增加榆林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度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地域性，直接造成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表现形式中的多样性。这一特征在榆林地区尤为突出，如民间秧歌(踢场子)、靖边跑驴、横山老腰鼓、舞龙灯、舞狮子、抬灯官、腰鼓、鼓舞等。

3榆林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们已经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研究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目前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在不断增加，例如增加资金投入，设定法律法规等。体育非物质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分支，也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政府部门均对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予以重视，设立相关机构，制定法律法规，整理书面材料等。但实际上，保护和挖掘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今后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3．1尽快出台榆林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

为了能更好的保护当地的非物质文化，国内某些地区根据当地文化特色颁布适合地区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法律条例。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经进入立法程序，望相关部门能够出台和完善有关法律，使其能尽早的实施。有学者认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知识产权范围，不仅对保护非物质文化产生重大作用，还可在不久的将来减少知识产权方面的矛盾冲突”。除了设置法律保障，政府还应补充其它相关保护措施。政府部门也应该大力参与传统知识的保护活动。针对榆林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秧歌等的保护采取相应措施，聚集民间文化艺人保障非物质文化的基础和发展实力;在劳动保障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给予文化艺人一定的生活补助，提供较为稳定的生存环境和一定的文化知识补充让他们认识到非物质文化的价值从而更好地投入到非物质文化的建设和传承中［2－3］。

3．2媒体应加大对榆林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及推广

体育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发展观念。榆林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发展轨迹必然也要顺应历史与时展的步伐，对于榆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必然也要发生转变，媒体应给陕北文化一个展示的平台。如在榆林电视台上设顶一档节目，专门介绍榆林本地的民俗文化，普及传统文化知识让人们感受当地文化特色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也可以采用征集非物质文化爱好者走访调查、查阅资料、考证历史档案等，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整理发掘榆林地区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形成文本目录。大力宣传将榆林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进行广泛传播。

3．3增强榆林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研究机构的能动性

民族民间体育艺术家协会，拥有众多民间高手。我们可以举办一些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班，对有表演天赋、热爱民间秧歌、靖边跑驴、横山老腰鼓、舞龙灯、舞狮子、抬灯官、腰鼓、鼓舞等的人进行集中化的、针对性的指导、训练;也可以与其它地区联合举办体育非物质文化座谈会，从而切磋互进;共谋发展;还可以组织本区域文化爱好者与专业研究人员赴发达地区实地参观学习，从而寻求发展本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的措施和方法。

3．4社会各界应广泛参与，积极响应

广大群众是榆林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主力军，积极引导各区域群众传承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鼓励他们结合时展潮流，完善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使得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与时俱进，世代相传。除此外，学校对学生的疏导也将成为陕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渠道，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是由文化部、旅游局、民委等部门在实施，建议陕西省文化部、旅游局、民委等部门联合陕西省教育厅、体育局共同将陕北秧歌、安塞腰鼓等民间体育艺术文化向学校推广，使其纳入到学校体育课堂教学中。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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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及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来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起步比较晚，我国的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仍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以恩施州来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分析其存在问题并对此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措施。

关键词：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应措施

来凤县位于湖北省西南部，隶属于武陵山区恩施州土家苗族自治州，该县是由17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聚居地，主要以土家族、苗族、侗族为主，它所拥有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民间技艺，正在逐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来源。来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已经受到当地政府及人民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起步比较晚，来凤县政府及人民在保护非物质遗产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卓有成效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是挖掘、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来凤县已经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四级体系，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1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9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8项。其中，有关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国家及相关政府部门重视、大力支持的申报项目。如：摆手舞、南剧、地龙灯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途径：来凤县文体局在国家拨款的支持下，组织人员深入乡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经过分析、整体有关数据、资料，并向相关级别申请，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代表。第二，个人、企业老板向有关部门主动申报的非遗项目。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场所正在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和传承的基本条件。根据来凤县的“十二五”规划项目的要求，来凤县的相关部门在建立有关文化场所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主要表现：第一，土家文化集成区即民族文化中心、民族体育中心、仙佛寺佛教文化中心）的建设。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费初步保障

经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保障之一。依据来凤县“十二五”规划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投资计划表可知：针对与制作技艺相关的非物质遗产基础设施的扩建，国家及政府并没有提供经费支柱，它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自筹和招商引资两个方面;而有关“以国家为主，企业为辅”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维护，它们的经费来源，除了企业自筹、招商引资外，主要是靠上级的专项经费。除此之外，有关申报成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州委、州政府也提供项目经费。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措施得到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为了提高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保障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生活，吸引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我国政府再次加大了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主要表现：我国政府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补助经费。目前，我国有关传承人的补助经费可分为四个等级（国家、省级、州级、县级），补助经费的标准分别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经费为每人每年8000元或10000元，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经费为每人每年2000元或3000元，州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经费为每人每年1200元，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经费为每人每年600元或800元。以来凤县为例，来凤县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位）每年的补助经费为10000元，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3位）每年每人的补助经费为3000元，州级代表性传承人（13位）每年每人的补助经费为1200元，县级代表性传承人（49位），每年每人的补助经费为600元。除此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无其他补贴。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式多种多样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挖掘与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民间自发传承方式、学校教育传承方式、演艺传承方式、节日性传承方式、生产性传承方式等。

民间自发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主要方式。民间自发性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首先，它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其次，不需要大量成本;最后，具有易操作性。如来凤县最具有影响力、传承效果最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摆手舞。

学校教育传承方式是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娃娃抓起的有效途径。据了解，在“十二五”期间，为了普及传承土家摆手舞，来凤县的文体局、县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联合组成专班编写摆手舞乡土教材，编排摆手舞健身操，制作光碟发到各中小学校，并在中小学开设了摆手舞课程，部分学校还不定期的举办摆手舞大赛。

演艺传承方式是文化交流的体现，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的主要方式。近几年，来凤县的非物质文艺遗产的表演不仅走出县、走出了州、走出了省，而且走向了世界的舞台。据统计，2006年6月，在来凤举办全州首次地方戏汇演。2009年，来凤土家摆手舞在上海东方明珠广场进行了多场表演。2010年，我州第一次参加湖北省戏剧“牡丹花”奖颁奖演出，来凤南剧演员龚敏荣获“牡丹花”奖等。

节日性传承方式是体现民族特色、民族风俗习惯的具体表现。近几年，为了抢救、保护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组织、县市及乡镇党委、政府积极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庆活动。据初步统计，湖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暨第二届来凤・中国土家摆手舞文化旅游节将于2014年10月20日至25日同时举行。“一会一节”将展现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主要展示了神秘的祭祀活动，气势壮观的万人摆手舞，具有特色的土家民族服饰等。

生产性传承方式既能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又能为当地人们提供就业机会，保障人们的生计。依据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四级体系的统计数据，可知：来凤县生产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7项，如列为省级的土家族织锦编织技艺、油茶汤制作技艺、来凤漆筷制作技艺、凤头姜制作技艺4项;列为州级的土家绣花鞋（垫）1项;列为县级的油糍粑制作技艺、大头菜制作技艺、竹棒烟杆包嵌制作技艺等11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市场相结合，即给企业家带了利益，也给人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为国家减少了就业压力，是我国最具有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中，需更加重视。

综上可知，来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受到国家、当地政府及人民的重视，并通过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项目的申报、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费的保障、传承人的保护、相关课程的开设、表演、传承形式的多样化等），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但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起步比较晚，仍需要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予以保障。

二、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部门

文体局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但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却缺乏独立性、规范性。目前，很多县级以上地方的文体局设立了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但几乎都不完善，具有“一个单位，两个牌子，统一人员，职责混乱”的特点。如：来凤县文体局虽增加了“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这个牌子，但却缺乏实质性意义和整体规划性，主要表现：第一，管理及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事务的人员并没有变动，每个人的分工并不明确，职责并不清晰。第二，所有的经费统一由文体局管理，缺乏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政预算部门。

（二）缺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才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但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步比较晚，以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才（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传承人）处于空前匮乏。来凤县文化馆虽挂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块牌子，但却没有配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管理人员。目前，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人员来自于文化馆的所有人员，缺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知识。其中，主要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的人员仅有2名，工作职责：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为主，文化馆的工作为辅;而其他人员的职责：以文化馆工作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为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角度来看，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以来凤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来凤县虽然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3项，但保护最好，传承最好的仅有摆手舞一项;除此以外，其它两项虽也受到国家的重视，但在传承的过程中仍存在着困难。原因：第一，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二，传承人愿意教，但缺乏学习的继承者。要吸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国家及政府首先要保证继承者的生活、生产来源。而目前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还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其保护及补助的对象仅是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而缺乏对非物质文化继承者的保护与补助。

（三）缺乏保护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

近几年，国家虽然多次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投入，但仍不能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主要表现：第一，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补助经费太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如：南剧、地龙灯等，虽已经申请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但由于学习南剧、地龙灯难以维持生计，大家都不愿意学习，而是选择到外地打工。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经费预算的法律保护存在不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仅规定了人民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财政预算，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预算机制。

（四）缺乏权衡非物质遗产创造者与传播者的利益分享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决定了权利主体难以确定，利益的分享难以权衡。以来凤摆手舞与重庆酋阳的摆手舞为例，据历史记载，摆手舞起源于来凤县百福司舍米湖，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潘光旦来到了舍米湖发现了此处的摆手舞，并且学习了摆手舞，将其传播与周边地区，传到了重庆酋阳，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重庆酋阳“以摆手舞之乡”的称号，申请为重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改进措施

（一）以法律为基础，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机构

完整、规范的机构才能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序进行。以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例，首先，有关部门需要补充、完善非物质文化中心的基础设施;其次，在来凤县来文体局原有的规章制度，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制定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特殊规定;第三，在不违背《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法律基础上，国家及相关部门应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工作人员的职责、赋予非物质文化中心部分权利并将其写入法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费的专项预算权、管理权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如何使用的知情权等。

（二）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专业人员

人是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是文化传承的关键因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不仅要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人员的知识素养，更要注重培养专业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者来讲，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通过考试，招收具备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的专业性人才;第二，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的职责，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带薪学习的机会;第三，除了管理和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相关内容外，尽量避免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做其他的事情，以保证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第四，提供足够的调查经费，既有益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又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提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素养。

（三）增加县级的配套经费，进一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必须以良好的经济基为保障，但根据我国已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可知：我国市、旗县区两级并没有设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项经费，以致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开展。面对此现象，国家及相关部门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经费纳入市、旗县区两级财政预算;第二，在不违背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政策下，设立市级和各县区级的保护专项经费;第三，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资助，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良性投入机制。第四，县级文体局制定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办法，对家境特别困难的传承人给予资金补贴。

（四）建立相关制度，平衡创造主体与传播者的利益分享

利益分享制度是建立公平的基础之上，是减少利益之争的有效措施。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利益分享的相关制度，需要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方面，制定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间的利益分享制度。如：制定组织与个人间的利益分享制度;技艺传承人与企业的利益分享制度等;另一方面，制定不同领域却享有共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分享制度。以“来凤县与酋阳县‘摆手舞之乡’的名号之争”为例，酋阳县虽因最早申请而获得了“摆手舞之乡”的称号，来凤县也随即申请了“摆手舞之源”的称号，但对于来凤县的人民来讲，无疑感觉不公。由此可知，制定利益分享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结合调研，经理性分析，其制定利益平衡的具体措施，主要有：第一，制定申请专利的企业家（传播者），赋予传承人（创造者）相应的报酬的条例，并将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二，根据国家已有的法律规定和相关政策，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特点，制定出相关条例，并将其纳入相关国家政策，甚至是法律条例中。

综上可知，要解决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建立健全来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障机制、经费体制及利益平衡机制，而且要采取多种手段培养大量的传承人。（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司马俊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的特点、问题及完善对策探讨[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

[2] 严永和.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之制度制衡[J].文化遗产，2013（4）

篇9

【关键词】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可持续发展；策略

原始宗教泛指人类的初期形态，包括万物有灵意识与灵魂观念、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鬼信仰等宗教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巫术、禁忌、祭仪等一系列宗教行为。在宗教学领域，原始宗教通常与人为宗教相对应，指人类在氏族社会时期基于社会信仰需求的自发性宗教形态。本文所言的“原始宗教”主要指各少数民族的本土或原生性宗教。所谓原生性，是指该宗教形态自发产生于民族社会的远古时期并一直传承和延续到近现代，主要承载了该民族发展历史中的宗教意识和文化表达，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民族宗教的“文化流动性”[1]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往往要通过一个物化的过程才能让人感知，形象是巫术和原始宗教最基本的物质条件。[2]研究原始艺术的西德学者赫伯特・屈恩认为：艺术跟宗教一样，也是揭示神灵永恒奥秘的一条途径，是接近神灵的一种方法，绘画一开始就必然同宗教膜拜连带在一起。[3]艺术起源的“巫术说”和大量宗教与艺术的考古史证，展现了宗教与绘画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依存关系，而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相互渗透，使绘画成为原始宗教观念的重要表达方式，宗教意识也成为了早期绘画艺术精神的内核。因此，原始宗教、绘画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探讨原始宗教绘画可持续发展策略意义的重要前提。

一、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及绘画艺术的基本形态及特征

从文化与环境的双向关系出发，文化地理学者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系统发展的基底。云南多山地，且山地与坪坝结合的地理环境特征，致使少数民族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民族宗教形态。从本文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原始宗教的范畴看，主要有藏族的苯教、纳西族的东巴教、彝族的毕摩教、普米族的韩归教、白族的本主信仰等等。从原始宗教发展的阶段性看，云南还保留着大量的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原始形式，包括以直接崇奉山、石、水、火等自然物为特征的自然崇拜和动植物崇拜，如佤族祭奉的最大神灵就是山神“鹿埃姆”和“鹿埃松支”，而藏族、普米族、纳西族摩梭人都有崇拜牦牛的习俗，壮族、布朗族、苗族、傈僳等民族则甚为崇拜神林、神树；同时还包括具有原始氏族社会遗留特征的图腾崇拜，如彝族、白族、拉祜族、纳西族、怒族等都有崇拜虎的现象。此外，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及巫术、禁忌信仰等也是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基本内容。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在上述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复杂多样性，使宗教绘画艺术具有了“多样且复杂的精神内涵和模棱两可的外在特征”[4]。实际上，所谓的“模棱两可”正是指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具有原生性特征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就其画面的表现形式而言，可以分为崖（岩）画、壁画、文献经籍绘画、纸布绘画以及吞口画、祖妣画、盾牌画、文身艺术等内容。

二、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世界性大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正在遭受空前的冲击。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作为一种民族传统艺术文化也面临着衰退、复兴与变迁进程。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保护和开发两个层面。

（一）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

对原始宗教的观点虽然不一，但从对地方民族传统文化，或早期宗教文化的物质遗产，或地方民族早期艺术文化的物质和包含在其中有关人类早期绘画技艺等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维视角出发，国家、各级政府和民间社会力量都在极力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地方少数民族文化。就云南省而言，其保护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的立法保护和制度保障。在《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全国性法律的支撑下，云南省于2000年5月在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通过了我国首部专门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5]，并于2000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由此为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在内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同时，在该《条例》的基础上，云南省部分地州又根据自身的民族文化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补充，而施行了《云南省维[6]西傈僳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8年）、《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12年）、《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12年）等地方自治条例。另外，云南省还对部分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护制定了相关法规，其中2006年颁布实施了《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并明确指到对东巴绘画艺术为重点保护对象。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的颁布和施行，对云南少数民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保护从民族传统文化的层面得以保障，并为宗教绘画的收藏、抢救、研究、保护和开发等提供了法律支持。同时，相应于这些法律法规而制定的保护和奖惩等方式为民族宗教绘画的整理、开发和利用奠定了制度保障。

其次，保护模式的形成。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下，各类地方组织和各界人士，尤其是民族文化工作者都积极投入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事业中，并逐渐形成几种文化保护模式。模式一，为学术化的保护模式。即依托相关研究机构、科研基金支持，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努力下积极通过田野等方式调查有关原始宗教绘画的遗迹，搜集、整理相关的图片和文献资料。如中国民族学家杨成志20世纪20年代调查彝、白、苗等民族时得到彝族古籍一本，上面配有插图。1957年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原碧江县发现怒族古岩画后，有民族学、考古学专家于1965年在沧源佤族自治县境内又发现岩画。其中一些考古学家研究过岩画的形成年代、内容等问题。[7] 1981年率先成立的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先后出版了《东巴文化艺术》、《纳西族东巴文字画》等多部东巴绘画图册，使丽江掀起了学东巴文、画东巴画的热潮，逐渐形成一种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字和绘画艺术的模式；模式二，为教育化的保护模式。即建立民族文化传习馆、民族文化传承基地、民族文化与学校教育机构相结合。如著名作曲家田丰就于1995年以个人力量筹资创办了云南省首个民族文化传习馆，并通过各民族中老年艺人带青年的形式，让学员到馆系统整理和研习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开辟了一种模式。丽江市就在兴仁、黄山、白沙等小学设立传承民族文化精品教育基地，采取教师、学生、学者共同参与的方式编写乡土教材，并开办东巴象形文字、东巴绘画等课外兴趣班等教学方式传承民族文化。模式三，为博物馆模式。这一模式被普遍运用于原始宗教绘画物质形态遗产的保护。云南省博物馆继续收藏展示文物性质的民族民间美术品，云南省群众艺术馆拥有可观的民间美术实物资料，新建的云南民族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丽江东巴博物馆、个旧市博物馆也集、整理、收藏云南民族民间美术品，其中不乏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的作品。模式四，对绘画主体的保护，即绘画传承人的保护。1997年，文化部同意云南省群众艺术馆接受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资助，启动云南民族民间美术调查项目，云南省文化厅也发出《关于在全省开展民族民间美术和民间艺人调查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积极开展调查工作。至1999年，云南省各地调查组共获得210多名民间艺人资料和相关的美术资料。云南省文化厅1999年6月23日以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美术师和民间艺人三个级别对166位民间艺人进行命名，表彰33个调查民族民间美术先进集体和103名先进个人。[8]这些保护模式成为了原始宗教绘画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

如上所述，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以及在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的积极努力下，民族宗教绘画艺术文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护和传承。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保护机制不完善，从法律、政策和经济层面都缺乏激励机制。其次，是保护手段的现代化程度低，对图片、图像资料数字化资料收集还限于静态的相机拍摄地方法。这种方法的缺陷是无法建立对绘画工艺和过程信息的资料收集，不利于其文化非物质层面的保护。措施的实施的全面性不够。目前，只有纳西族的东巴绘画的保护形成了从立法、机构和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完整体系，其他民族的宗教绘画艺术保护体系都不完整。最后是研究体系的专门化、系统化不够。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文化的研究是具有模糊性的，即：对其的保护工作是放在对地方民族文化的整体之中。理论和实证研究都缺乏系统的框架和方法。

（二）开发现状及面临问题

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文化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民族艺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中。前者的主要途径是把原始宗教绘画的形态元素，如形象、色彩等，运用到其他领域中。典型的有张志禹、李忠翔设计的云南民族博物馆的门头的大型浮雕[9]，就是抽象运用了原始宗教绘画形象中的“虎”的图腾形象。对于在旅游中的开发，各民族地区都通过原始绘画艺术的吸引力来开发旅游产品，或进行特色文化景区的建设。在丽江古城，大量的东巴象形文字结合东巴原始宗教木牌画得形式，被开发成为旅游纪念品。丽江的东巴谷旅游景区中，东巴原始宗教绘画“神路图”以大型景观石刻的形式被展示出来。

伴随着原始宗教绘画艺术被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一方面是使人们看到这种文化的价值，在推动了对其的保护和发展的同时，又起到阻碍和制约的作用。这表现在：其一，物质环境的开放，带来了外来文化侵袭，原始宗教绘画的多元特征越发明显。一方面使原始绘画具有多元要素而艺术形态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又造成的民族宗教绘画艺术的“趋同化”或“同质化”。其二，当代人对原始宗教的不同态度也引发了民族宗教绘画在传承和保护上的争议。少数民族群体和民族文化工作者在积极采取措施而保护着传统文化，而部分缺失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则将原始宗教与原始人类、原始社会及落后文化联系在一起，从而贬低了包括绘画艺术在内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其三，伴随着旅游产业商业化的开发，使原始宗教绘画逐步失去反映创造主体的情感和意识，而转化成迎合客体需求的内容和形式，逐渐丧失了“原生性”与“民族性”。

三、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针对上述提及的问题，发现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要实现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解决。其中，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从政府层面，加强开发和保护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的立法执法工作，拟定和颁布有关于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及政府条例。

2.从研究层面，转换观念，把云南少数民族宗教绘画作为一种早期文化现象，做到研究的多维视野。让人们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充分认识其文化特征、存在价值和意义。

3.注重保护手段中现代化技术的运用，加强信息化、数字化、动态化建设。即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原始宗教绘画艺术以图片、音频、视频的形式存储于网络数据库中，建立民族宗教绘画的数字化资源库，以实现对这些珍贵资料的永久保留与传播。同时，还可以利用计算机的动画和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濒临消失或已被损坏的原始宗教绘画，实现对该绘画艺术的数字化保护。

4.应依托早、初、中、高教育体制，培养民族绘画艺术的高等教育人才和保护原始宗教绘画技艺的传承人，使美术教育与民族传统绘画艺术文化相结合而互动发展，丰富和发展相关产业。

5.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出发，带动宗教文化向审美文化视野的转化，促进云南文化旅游的深度开发，并有效处理原始宗教绘画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的关系。

四、结语

原始宗教作为氏族社会的伴生物，往往是全民信仰的宗教，[10]深刻影响着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文化的发展。因而，对其绘画艺术文化的保护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挖掘、传承和利用增加了我国传统美术文化的民族性与多元性，使传统绘画主流元素与少数民族原始绘画的非主流因子互动融合而发展；其次，随着对民族绘画文化构成价值的深入理解，在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物质形态的保护过程中，同时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民间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再者，随着民族传统宗教绘画艺术的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加深了与全球化和现代化接轨的程度，使少数民族的原生性文化有了面向世界、与先进民族文化平等对话的机遇和权利，因而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提高了民族意识并促进其文化自觉，最终从少数民族成员自身的角度，更为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绘画艺术。人类文化的形成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社会都在发展变化，体现其特征的文化特点也随之变化。均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变迁才是绝对的、永恒的。[11]采取何种策略解决好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注释：

[1]孟慧英.再论原始宗教[J].民族研究，2008（2）.

[2]龚田夫.巫术与原始艺术[J].百科知识，2007（15）.

[3][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M].三联书店，1987：42.转引自马奇.艺术的社会学解释――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评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47.

[4]汤海涛.云南民族美术学[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5]李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绘画发掘保护及存在的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

[6]陈凡，汪林.云南民间美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价值研究[A].云美论丛[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7]佟德富.原始宗教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J].宗教与民族，2002（1）.

[8]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9]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二）[M].民族出版社，2009.

篇10

（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1）

摘 要：河南少林功夫作为传统武术文化的一部分，现阶段在中国面临濒临局面。为了保护与发展少林功夫，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以少林功夫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在通过对少林功夫的现代文化价值和面临的时代挑战研究，来探讨如何保护和发其展好这一笔具有悠久历史和博大载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便在全球化进程中增强少林功夫的保护力度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河南少林功夫；保护与发展；对策

少林功夫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中的一颗明珠，其用“禅”与“武”的高度统一，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然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作为传统武术的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在一些老拳师的相继离世后一些珍贵的老拳种也相继永久性消失，为拯救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失传，许多武术理论研究者争相奋笔疾书，呼吁社会救救我们民族文化，并就当前武术发展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与建议。保护少林功夫，关键在维护其生存土壤，同时少林功夫应与社会发展相适应[1]。非物质文化遗产浓缩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民族自尊自信的精神湿地[2]。但是，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的那样，当今的全球化趋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本文旨在通过对少林功夫的现代文化价值和面临的时代挑战研究，来讨论如何保护和发展好这一笔具有悠久历史和博大载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便在全球化进程中增强少林功夫的保护力度和发展方向。

1.中国传统武术文化

中华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哲学的本体论、古朴的周易学说、太极哲理以及五行学说、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哲学是武术理论的源泉，习练武术者的基本行为准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其影响下，武术界形成了人们普遍尊崇的武德规范和标准。武术不仅要求外在的优美动作与形体美，而且还讲究有神韵，形神兼备，进而引申到崇高的思想境界，达到和谐统一。“拳起于易，理成于医”，将传统医学理论与武术相结合，使武术理论体系更加充实，内外兼修正是武术区别于其它体育项目的一大特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武术始终是围绕“武”的价值和规律发展的，它是一门特殊的技能和技艺，这也是它能在历史长河中屡经厄运而不断发展的生命活力所在[5]。

2.少林功夫的保护现状及其保护对策

2.1 政府对少林功夫的保护

社会对少林功夫的保护措施多是以宗教、文物保护及旅游开发为出发点的。国家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对少林寺建筑和相关文物的保护，筹措资金来修复和重建一些重要文物建筑等就是对少林功夫存在的最好的保障。伴随着近些年国家对少林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少林功夫的保护也被提上日程。相关部门也对少林寺周边环境进行了大幅度的整治，还对周边进行了新的规划，逐步形成了正规合理的文化与自然环境。随着郑州举办国际少林武术文化节，在扩大少林功夫国际传播影响力的同时也促进了民间武术文化交流，一举两得。

2.2 少林寺自身的保护

少林功夫的传承与保护与少林寺本身的功劳是离不开的。总的来说体现在对少林寺及少林功夫的品牌维护、资料搜集、科学研究、宣传等几个方面。少林寺武僧团自成立以来，多次到国外弘扬少林功夫，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了国际社会各界的赞许。少林寺对于少林功夫的保护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仅靠少林寺在宣传、资料整理、科研等方面很难全方位涉及到，少林功夫在资料保护、传承、品牌维护及科研等方面的专业化还有待提高。

3.少林武术保护的对策

3.1 以传承为本

保护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传承人”是传统武术保护的重点，是武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前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托于“人”而存在的，是以形象、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口传身授为基本方式而得以延续的。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来讲，“人”就显得非常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强调的并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背后精湛的技艺等。

3.2 以民间力量推进武术保护

发动民间力量，借助政府部门作用，对少林武术进行梳理、整合是对少林功夫最有效的保护。第一，建立民间武术文化遗产分级保护体系。流落在民间的少林武术拳种繁多，且分布在各地域，对民间武术文化遗产建立分级保护体系，即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四级保护体系，有利于有关部门有序管理和开发，有利于服务本地域，并逐步向周边辐射。第二，对民间武术文化进行数字化整理和编目。第三，大力开展民间武术在学校中的教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规范下，强调整体合一，注重道德修养的原则，它不仅能让习练者通过练习少林功夫、学习和理解中国文化中的整体特点和伦理特征，还能将这些有利于人类进步与和平的知识内化为锻炼者的行为准则，取得良好的教育作用。少林功夫进入学校是传播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

3.3 以健全的法律保障来推动少林功夫发展

正确认识少林功夫的性质是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少林功夫具有体育性、技击性、传统性和文化性的特点。从体育性看，少林功夫的套路可以受到著作权的保护；从传统性看，少林功夫能够受到传统知识和商标的保护。从文化性看，少林功夫将文化内涵渗透在练功的全过程，完全可以受到未公开信息的保护。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还难以保护好传统武术，建议国家制定《中国武术保护条例》，明文规定国家对少林功夫予以保护和扶植义务。

4.结论

少林功夫是通过中华武术得以具体表现，成为中华武术文化最有力的象征。对于少林功夫的认识，过去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和专业角度去考虑，通常称之为“少林武术”。随着社会认识的提高，人生阅历的积累和视野的扩大，少林功夫已经发展成多元文化交流为基点的文化融合体。少林功夫在面向世界推广和发展的过程中开拓创新，吸纳新的文化因素，不断获得生命之源，获得创新因素和内力，形成丰富多彩而富有魅力的少林文化，并保持自身以武弘法的特色，勇敢地接受世界体育文化一体化的挑战，创造了新的文化高点。少林功夫果敢的担当起弘扬中华武道大业的重任。少林走向世界，世界需要少林，让少林功夫在全世界闪耀光芒。

参考文献：

[1] 王龙飞，虞重干.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少林功夫的保护[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04：58-6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