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交通便利，为九省通衢之地，沟通东西南北，汇聚四方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荆楚人民创造并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形成了独特的荆楚文化特色，是荆楚大地宝贵的文化资源和战略资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世界文化遗产。随着长江中游经济带与湖北文化强省战略的全面铺开，凝聚着荆楚文明精华的世界文化遗产成为调节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环境的关键要素和全面推进湖北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这些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对于我们立足湖北文化的地域特色，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记忆，展示湖北传统文化优势，传承荆楚历史文化根脉，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融入社会、促进发展、服务民生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一、湖北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情况

湖北现有3处世界文化遗产，3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以及1项申遗筹备项目。武当山古建筑群于199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钟祥明显陵于2000年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咸丰唐崖土司城址于2015年与贵州海龙囤土司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一起作为“土司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2012年列入），一是中国明清城墙项目，包含湖北省荆州城墙、襄阳城墙；二是黄石矿冶工业遗产，包含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大冶铁矿西露天采矿旧址、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华新水泥厂旧址等构成；三是鹤峰容美土司遗址。1项申遗筹备项目，即“万里茶道”联合申遗项目，该项目是我国继“丝绸之路”、“大运河”之后，又一条计划申报世界遗产的文化线路。该项目于2012年开始筹备，得到了线路沿途8省份的积极响应。2014年，湖北省被推举为8省联合申遗牵头省份，武汉市被推举为牵头城市，现线路沿线8省已基本完成遗产资源调查，目前正有序推进申遗点遴选以及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的编制工作。

二、保护与管理现状

“十二五”以来，为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有效与合理适度利用，发挥遗产的文化与社会价值，实现世界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湖北省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加快开展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逐步完善遗产监测体系，加快保护与管理机制建设，积极争取国家与省级财政资金，实施文物保护工程，广泛采用科技手段与多学科交流，开展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逐步建立起以法制建设、保护规划、管理机制、保养维修、学术研究为保障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一）稳步推进法制建设

2013年1 2月1日，由湖北省政府公布的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法规（（唐崖土司城址保护管理办法））开始实施。该法规在认真研究唐崖土司遗址的内涵价值、保存现状和面临的保护难题的基础上，制定了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保护条款。该管理办法的公布实施，为唐崖土司城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夯实了基础，为开展唐崖土司遗址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具体的操作指南。咸丰县人民政府结合地方工作实际，制定了（（关于加强唐崖土司城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唐崖土司遗产的地方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细则。为加强黄石矿冶工业遗产保护，黄石市于2012年公布实施《黄石矿冶工业遗产保护管理暂行办法》《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办法（试行）》《黄石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性文件，现正积极推动《黄石矿冶工业遗产片区保护条例》立法。《襄阳城墙保护条例》、《荆州古城保护条例》等明清城墙遗产保护法规也将于近期出台。这些专项法制建设极大的加强了湖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二）加快开展保护规划编制

保护规划是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长期思路与依据，完备科学的保护规划体系，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湖北省高度重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2009年，《荆州城墙文物保护规划》由湖北省政府公布实施；2012年，明显陵、武当山玉虚宫、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襄阳城墙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公布实施，“唐崖土司城址保护管理规划》也于当年1 2月由湖北省政府公布实施；201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保护与管理规划纲要（2013―2030年）》获国家文物局批复，依照该规划纲要，现已完成《武当山建筑群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15―2030）》的编制工作，提交国家文物局审查； 《华新水泥厂旧址保护总体规划》正按照国家文物局意见修改完善。通过这些年来的工作，湖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体系正逐步走向完善。

（三）逐步完善遗产监测体系

湖北省当前实施的遗产监测工作重点有三个，一是明显陵影壁监测项目，2013年获得批复，现已开始监测工作，该项目是湖北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文物建筑单体专项监测项目，拟以此为起点，逐步开展世界遗产各重要文物建筑单体监测工作；二是唐崖土司城址动态信息与监测项目，201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复，该项目对唐崖土司城址实施全面的环境及文物本体监测，科学分析、评价唐崖土司城遗址的保护效果，指导唐崖土司城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三是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边坡预警与监测系统项目，已开始相关建设。此外，武当山金殿游客量及危岩体监测、明显陵动态信息及监测预警等项目正在申报。湖北省通过这些单体、全面的监测项目的建设与实施，点面结合，积累相关技术经验，逐步完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形成完备的全省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体系。

（四）积极实施文物保护工程

湖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以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十二五”期间，国家与省级财政先后总计投入资金近4亿元，实施各项文物保护工程以及安消防工程项目70余项。为加强武当山古建筑群文物安全，实施如玉虚宫文物保护工程、冲虚庵修缮工程、武当山古建筑群消防工程等项目；为改善明显陵保护状况与历史环境风貌，实施明显陵外罗城外明塘修缮工程、明显陵地幔修缮工程、明显陵影壁监测等；为配合世界遗产申报，实施了唐崖土司城址一期保护工程、唐崖土司城址保护与环境整治（一期）、唐崖土司城址动态信息及监测保养维护、华新水泥厂保护展示与利用工程等项目，极大地改善了湖北省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安全及周边历史环境状况，保证了遗产价值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五）加强保护管理机制建设

为夯实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基础，湖北省狠抓落实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四有”工作，划定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公布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规范遗产核心区域缓冲区内的建设项目报批；加强地方保护管理机制建设，指导各遗产地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加快相关人才尤其是基层遗产管理与保护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武当山古建筑群、明显陵、唐崖土司城址等单位先后已成立专门的管理处，其中明显陵管理处为钟祥市政府直管单位，唐崖土司城址管理处与咸丰县文物局、咸丰县民族博物馆合署办公，配置专业人员与设施，负责遗产的日常管理与保养维护工作，黄石市于2015年组建黄石市文物局，管理与协调黄石工业遗产片区的保护与利用工作；推动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协调机制建设，每年定期对武当山、明显陵、唐崖土司城址等开展专项调研、督导、协调工作，加强巡查与监督，及时制止、整改违规建设；联络万里茶道联合申遗沿线8省市，成立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办公室，协调、推动申遗工作的进展。这些工作为湖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与申报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六）推动科技与多学科交流 湖北省近年力推科技手段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中的应用，采用整体顶升技术进行武当山遇真宫原地垫高保护，并使用三维激光扫描进行资料记录；在唐崖土司城址、鹤峰容美土司遗址考古工作中积极采用高空高清航拍、三维激光扫描、地理信息系统、现场出土文物保护等技术，采用三维数字化建模与虚拟复原等技术开展遗产数字化展示；推进湖北世界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支持建立湖北省海达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研究院等，为遗产保护、突出普遍价值研究、保护规划编制、信息化管理、合理利用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积极推动武当山与故宫博物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办唐崖论坛、黄石工业遗产申遗咨询会、万里茶道联合申遗推进会等多项学术交流活动，深化遗产价值研究，为湖北省积极探索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科技与学术支撑体系建设打下了基础。

三、加强申报与保护工作的策略

党的“十”以来，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保护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为新时期文物事业指明了方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城镇化建设、 “四个全面”战略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入推进，文物事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系列重要论述思想内涵，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在新形势下履行《世界遗产公约》，严格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构建完善湖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充分发挥世界文化遗产这一世界知名文化名片的宣传展示作用，弘扬荆楚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合理适度利用，发挥其服务社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作用，深入落实文化扶贫政策，助推湖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加强现有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严格履行《世界遗产公约》，加强现有3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尤其要突出遗产核心价值方面的保护。加强对遗产地的综合性检测，稳步开展遗产监测体系建设，建立湖北省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平台；推进各项文物保护工程实施；加强年度督查与巡视工作，规范遗产地管理，加大文物执法力度，严厉查处遗产相关的违规违法活动，强化对遗产地的规范管理，实现遗产的永续保存。

（二）特许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 精准把握湖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以及申遗筹备项目的保护管理现状、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等，制定相应申报策略，持续推进世界遗产申报，丰富湖北省世界遗产文化多样性，完善世界遗产传承体系。

“黄石矿冶工业遗产”项目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唯一的工业遗产项目，遗产价值非常突出。湖北省将进一步加强对黄石矿业遗产的考古与学术研究工作，开展多学科交流，深入发掘遗产文化内涵，完善遗产价值的解读和宣传阐释体系，加强遗产保护与管理机制建设，推动黄石工业遗产保护立法，修改完善保护规划，加快遗产监测体系建设，夯实遗产申报各项基础，加速推动黄石矿冶工业遗产的申报工作。

目前我们积极配合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办公室的申遗部署，推进湖北“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的各项工作。深化湖北明清城墙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加强申遗文本的编制工作，加大湖北明清城墙遗产的文物保护工程实施力度，为联合申遗做好准备。

鹤峰容美土司遗址作为申遗扩展项目，当前湖北省的工作重点是做好容美土司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工作，推进容美土司遗址的保护与管理机制建设，做好文物保护工程的实施，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待时机成熟时予以申报。

同时我们一直积极推动万里茶道联合申遗项目，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挥牵头省份作用，联合沿线8省实施“万里茶道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申遗工程”，加强茶道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加强预备名单申报文本的编制工作，争取尽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三）积极探索遗产的合理适度利用

我们积极贯彻落实“加大保护力度，推动合理适度利用”重要指示精神，实施世界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服务群众、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遗产利用理念，发挥世界文化遗产的社会教育、文化熏陶功能，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明素养；理顺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严格执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避免盲目建设、过度开发，减少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人工化、城市化干预；发挥世界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引导和鼓励市场主体利用世界文化遗产品牌开发文创产品、培育相关产业；加强系列遗产各遗产地之间的合作，做好与市场的对接，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共同推动遗产资源与社会教育、公共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改善鄂西北秦巴山区、鄂西南武陵山区等贫困地区经济状况，助推文化扶贫。

（四）加强科学保护理念曲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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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还没有哪项遗产具有中国大运河这样的复杂性、特殊性。大运河申遗可谓是世界申遗史上的创举，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视、支持、决心和魄力。

巨大的时间跨度与空间规模，使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标志性工程。在21世纪初，借助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的时代风云，在现实中已严重边缘化、在大众记忆中早已沉寂的大运河开始使人们重新注意到它辉煌的历史。关于大运河，人们似乎突然发现，有太多的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历史、记忆、话语与愿望需要寻觅、钩沉、捕捞和重建。

大运河申遗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文物、国土、环境、交通、水利等多个领域，注定会任重道远。

3200多公里，涉及8个省、直辖市，35个城市，规模如此巨大的遗产要申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中国勇敢地迎接着一次史无前例的挑战。在申遗过程中，我们创造出了诸多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第一次。

第一次为一项遗产申遗创立会商制度。2009年初，由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交通部等与大运河保护相关的13个部委，大运河沿线8个省、直辖市人民政府代表组成的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成立，就大运河保护规划、预备名单和大运河保护条例等工作进行了有效的协商，促进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

第一次运用法律手段提升一项遗产的保护水平。由于大运河保护涉及面非常宽，水利、交通、文物等，没有哪个行业法能全部涵盖，各法的规定之间亦不时有互相矛盾的现象出现。为解决各地在保护管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有效地推进大运河保护和申遗，从申遗启动伊始，就着手建立健全大运河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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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文化遗产越来越引人关注，我国各地的保护工作也是如火如荼，但 “保护性破坏”的争议不绝于耳。《小康》带着对于这种争议的疑问采访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专家杜晓帆，对此，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小康》：近些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越来越热，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媒体都在大力宣传，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起步晚不晚？我们的工作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杜晓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兴起也就是2001年左右，而真正开始被广泛关注是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因为是在苏州举办。从此以后，这一概念就开始被频繁提及，而各地也开始积极“申遗”。然而这只是一个相对新颖的叫法，真正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保护工作可不止这么短的历史，我们原来主要叫文物保护。从古至今历朝历代，对于文物、遗址、古建的保护修缮工作从来没有中断过。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在民国时期，包括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都进行了大量工作，建国后而且在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实施，以及国务院核定了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所以对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起步晚是一个误解。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文化遗产保护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西方也没有普遍在认识上高于我们的地方。世界遗产公约最初形成在1972年，最早的缔约国是美国和坦桑尼亚，现在的世界遗产大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当时都没有加入。而且公约成立伊始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直到1978年才有了28条的操作指南出台，和第一批世界遗产的名单，再到2005年操作指南已经有了300多条款。所以说中国对于“文化遗产”概念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在文化遗产公约建立之初，入选名录的也都是些大的遗址和纪念碑式的建筑，直到1992年，为了向亚洲、拉美和非洲推广，“文化景观”的概念被引入，这也丰富了文化遗产的概念，西方一般自然遗产就是自然的，文化遗产就是人文搭建的，但在中国、东南亚、拉美等地是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所以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文景观。此外，还有工业遗产概念等，都是逐步引入的。

《小康》：在2004年后，对于“申遗”狂热，舆论上有支持的，认为这样利于保护，也带动一方经济发展;也有反对的，认为申遗的成本高，得不偿失，而且旅游对文化遗产有所破坏。您怎么看待？

杜晓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不认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一件意义多么重大的事。很多媒体和各地方政府，都认为将文化遗产列入名录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名片，意义重大，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是否列入名录只是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我认为最高的评价标准就应该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所认定的最高标准，而“世界文化遗产”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的一个项目，因此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还要高于“世界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在各个地方做讲座也好，演讲也罢都在反复重申的一个概念。

但是“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实是好事。比如1982年我们就开始核定了“历史文化名城”，但是一直都没有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出台，从80年代很多相关部门就呼吁这样一个法律的出台，但是住建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是不同意的。因为当时城市都追求快速发展，认为这样的条例会限制城市化进程。直到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才出台，可以说，如果条例早一些出台，如今很多城市的面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城市的同质化、大量的玻璃幕墙式建筑也不会有那么多。还有就是2006年“文化遗产日”的设立，这也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不再只是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的工作，而是全民性的工作，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来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小康》：的确，关注就比不关注要强，重视是保护的前提。但在专业性论坛上，您也表达过一些对于目前各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及申遗工作的问题。

杜晓帆：的确，虽然我们现在普遍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非常重视，政府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媒体报道十分普遍，舆论和学术的关注度都特别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保护的目的是什么。

如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虽然让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但是过度关注经济利益也让我们失去了不少东西。文化遗产是什么？现在很多地方将“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之间画上了等号。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了金字招牌，这就让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变了性质。

其实，申遗热不只在中国，出于功利目的申遗也不只是中国。日本为了一家明治维新时期的缫丝厂申遗，多年来不惜花费财力人力，直言不讳提出申遗目的是改变当地经济状况。

我认为，申遗热不是坏事，对于遗产地的宣传，对于遗产的保护、传承等，都是有好处的。老百姓想通过申遗成功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无可厚非，难道遗产地的百姓就必须守着千年不变的生活？不否认，文化遗产有经济价值。但是，任何文化遗产都不能变相成为文化产业。

《小康》：现在文化遗产普遍形成旅游产品的趋势是很难改变的，这种环境下，怎么更好地保护？

杜晓帆：随着地区旅游的发展，遗产保护和当地人现实生活的矛盾渐渐凸显。所以我常说，在打造旅游产品的同时，要还原其真实性，保护这种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同文化之间是需要尊重、宽容和理解的，游客不是上帝，是文化的学习者;旅游是传播遗产价值的重要途径，遗产地有遗产主题的旅游产品，但是，遗产本身不是旅游产品。

最近几年，对古村落的破坏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大量的拆旧建新工程，非常可怕。当地居民被迫迁出祖祖辈辈生活的村落，具有民俗历史价值的房屋被拆毁，建设了大量的仿古建筑，开发旅游。这是文化遗产保护么？这不是裸的破坏么？

其实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相通的地方，就是空间。它们都是存在于一个空间内的。当一方水土上的居民都没有了，那与它相关的民俗文化也就都消失了，就剩一堆建筑，还是仿古的，假的。

《小康》：您说的这种“保护性破坏”，之前很多城市都是这么做的。

杜晓帆：没错，之前是破坏城市，这回轮到了乡村。我到很多地方去考察，都在说，拆旧建新这不是我们搞文博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这是规划、建筑的工作，是搞旅游的工作。我们既然要做文化遗产保护，就不能忽视我们的目的。很多人还说规划师的春天在乡村，我想问的是那些数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哪个是规划建造的？大部分是自然而然，人们根据自身需要和与周边环境的协调而不断积累建设起来的。

还有好多人说乡村的出路在旅游，一些古村落的居民一旦发现在地里劳作还不如搞旅游挣钱多，他们必然就不干了。然后政府再花钱雇这些村民表演劳作，基本上当地的文化也就死了。

篇4

单霁翔：大运河申遗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本身难度就大。在申遗过程中，主要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成为大运河申遗工作的难点。

⑴对于京杭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认识长期不到位。京杭大运河和长城同为举世闻名的古代工程奇迹，但是，长城早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京杭大运河长期游离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之外，与国外一些古代水利工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形成反差。

⑵运河保护工作滞后，基础工作薄弱。现在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地位和多重价值。对京杭大运河主干河道和沿线文化遗产的家底调查不清，缺乏完整的保护方案，运河的利用管理、综合整治和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缺少统筹协调。

⑶重经济效益，轻历史文化积淀。一些地方忽视文化综合效益对经济建设的转化。人为因素破坏成为京杭大运河遗产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运河流域环境被严重污染，文物本体年久失修；建设性的破坏，威胁文化遗产的背景环境；保护性开发或者破坏，改变了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大运河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的退化与消亡，给历史文化遗存带来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⑷城市特色逐渐消失。京杭大运河沿线几十座城市曾经见证了运河景观所形成的无法替代的城市特色，形成了特殊的城市肌理和特质内涵，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立性格。但是，许多城市由于对文化遗产的忽视和放弃，造成了今天沿线城市形态、城市面貌和城市文化的趋同化。

⑸多头并管，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机制。大运河的保护管理工作涉及交通、水利、环保、国土、建设、规划、文物等多个部门，同时京杭大运河一直是水路商货运输的黄金水道，但保护管理体制处于分散状态，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机制。这种状况既影响了大运河的文物保护工作，也不利于航运和地方建设的协调发展。

⑹保护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用于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的经费十分有限，与京杭大运河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极不相称，严重影响了京杭大运河保护工作的开展。

⑺相关研究不够，对运河文化内涵认识不足，对大运河保护对象和范围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直接影响到大运河及其相关文化遗产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范围的明确界定，这也是制约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记者：中国大运河申遗工作的启动和开展，对加强大运河遗产利用和保护工作有哪些作用促进？

单霁翔：随着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我以上提到的申遗过程中的大多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2009年4月，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建立了省部协商机制，在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大运河沿线各省、直辖市积极协商与通力合作下，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取得6个方面的阶段性成果。

一是协调机制初见成效。2010年4月，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第二次会议确定将《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管理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和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遴选两项工作，作为大运河保护和申遗重点工作，并同意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分别作为牵头实施单位，开展总体规划编制和预备名单遴选工作。

二是推进保护规划编制。一方面，国务院有关部门继续推动《京杭运河航运综合治理发展建设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高等级航道网规划》、《在用古代水利工程与水利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启动南水北调东线京杭运河航运水污染防治专题调研，积极听取文物领域专家的意见，做好与相关保护规划的衔接工作，妥善处理好大运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另一方面，国家文物局积极推进大运河沿线省级和地市级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

三是推动专项保护立法。国家文物局由局领导带队，赴沿线省市实地开展大运河保护管理立法的专项调研，并组织专家对立法工作思路和基本框架进行深入探讨。

四是争取专项资金投入。国家财政继续在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中安排专项工作经费。同时，国家文物局协商相关部门，组织相关机构对“十二五”期间大运河保护管理资金需求进行了全面调研，争取国家加大对大运河遗产保护的专项经费投入。

五是加强遗产相关研究。为解决大运河的遗产构成、突出普遍价值陈述、适用标准、申遗点段遴选等关键性技术问题，国家文物局通过多次组织专家研讨会、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专题研究等方式进行技术攻坚。

六是社会效益不断扩大。自2006年6月国家及运河沿线各地秉承民意正式启动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以来，各地政府和民众的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情持续高涨。扬州市坚守运河城市的文化传统，坚持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妥善处理城市发展与运河遗产保护的矛盾，在探索与实践中保住了城市的独特风貌，凸现了扬州的文化魅力。无锡市政府投入16.9亿元，搬迁了清明桥街区16家企业，面积达1060亩，并利用企业腾退的厂房建设了无锡丝业博物馆、窑业馆、运河艺术馆和1955创意产业园等。济宁市将大遗址保护的理念引入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保护展示，目前正积极筹备专家研讨会，寻找该枢纽工程作为大遗址保护展示的技术途径和实施方法。

记者：您认为大运河成功申遗将为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带来什么？

单霁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意味着大运河突出的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以及为保护这些珍贵遗产几代人付出的艰苦努力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国际专业咨询机构的一致认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开创了历史新篇，使人振奋，令人深思。

大运河的保护为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启发，为我国如何保护线性文化遗产带来可资借鉴的经验。文化线路遗产往往首尾相连千百里，形成历史千百年，是一条条见证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长河，是一部部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这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线性文化遗产，不仅是我国珍贵的文化财富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且今天仍然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广泛作用，这也是其他文化遗产类别难与比拟的特点、功能和价值。因此，加强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有利于文化遗产集群的抢救，展示深厚的文化底蕴，再现“文化长河”、“百科全书”的丰富文化内涵，延续城市文脉。

记者：大运河是仍在使用的“活态线性文化遗产”，如何才能处理好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关系？

单霁翔：大运河的保护难度与其价值所在是一体两面的事情，线路长、文物集群多、仍在使用中等特性一方面使得大运河称为“活着、流动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使其不同于其他文化遗产，有着较高的保护难度。

在大运河保护方面，还应尽快落实和执行《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12年10月开始执行的《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为大运河遗产提供了专门的保护法规。立法之后，执法为重，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该办法的执行力度的监督和推进工作。

同时，大运河的保护连接着沿线众多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维系着沿岸千百万民众的记忆与情感。对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一定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保存起来，而要使文化遗产积极地融入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融入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这样，文化遗产的保护，才能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够长远发展，造福子孙后代。

大运河的保护要有利于提升沿岸城市的文化品位、维护沿岸城市的历史风貌、改变“千城一面”的城市面孔、保持生机勃勃的地方特色，要使沿岸民众在保护工作中真正受益，这样才能使大运河的保护工作得到社会民众的衷心拥护和持续支持。在运河沿线城市的保护、展示以及建设过程中，应当用文脉延续的手法融合各类已有的城市空间，使新旧城区共同组成和谐的整体。历史城市的发展强调的正是这种城市空间的连接和融合，表现在历史与未来、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人与建筑以及建筑与建筑的对话上，通过对话、融合创造出宜居的城市文化空间。大运河的合理利用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搞旅游，也不能为了开展旅游，在运河边上搞很多大广场、大绿地，这是不对的。另外，大运河情感价值的开发也很重要。

由于大运河的“线性”特征，这就要求国家相关部门和有关省市政府进行更加紧密的通力合作，并在全社会进行更加广泛的动员。

事实上，自2006年6月国家正式启动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至今，各地政府和民众的保护热情持续高涨。一些河段两岸民众自觉保护运河，参与清理垃圾、打扫运河。正如前面提到的，扬州市、苏州市、无锡市、济宁市等都在探索与实践中保住了城市的独特风貌，凸显了运河城市的文化魅力，让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妥善处理了城市发展与运河遗产保护的矛盾。

为保护大运河完整的人居环境体系，应尽量避免原住民大量迁出，避免对传统民居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的模式。应通过加固维护和内部改造，改善住户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这既是维护大运河遗产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维护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

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是责任，也是契机，将带给大运河沿线城乡及其千百万民众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

未来，大运河应当尽可能地恢复和保留历史风貌，保持它的健康状态，延续它数千年来不曾断绝的生命活力，让大运河文化成为一种独特的，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自然与人工结合的，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鲜活而生动的文化形态，发挥出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生命力。大运河作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廊道，应将文化资源的保护置于首位，同时关注经济功能的发挥和生态系统的维护，使文化资源、经济功能和生态环境三者并举。

记者：您为什么把大运河称为中华民族流动的血脉？

单霁翔：运河是文化遗产的一种特殊物质载体，其客观存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重要组织形式。大运河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一项壮举，它流经20多座城市，构成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的水利大动脉，是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用途的生命线，对中国古代的全国统一和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大运河涉及长江与黄河这两个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区，连接着夏文化、商文化、楚文化、燕文化、齐鲁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是古代人类生活集中、文化遗址密集的地区。各个时代的大运河贯穿之地，都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被人们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包含了历史、科学、艺术各方面的价值，其文物价值与意义都非同寻常。据不完全统计，运河沿线6省2市文物遗存包括古建筑类遗迹227处，古墓葬类遗迹229处，近现代遗迹15处，石刻及其他类遗存合计60处。

大运河流淌的文明滋养着相关地域的传统文化，构成沿岸人类生活的真实记载。千百年来，大运河一直是我国重要的水利工程，从历史上的“南粮北运”、“盐运”通道到现在的“北煤南运”干线以及防洪灌溉干流。这条古老的运河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至今山东济宁以南的京杭大运河仍在通航，济宁以北则已断流，但有的段落还发挥着行洪、灌溉、输水、排污等水利和市政功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造福了一方百姓，给民众带来了舟楫之便、灌溉之利、鱼虾之裕和交流之畅。可以说，大运河是“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

老北京有“北京城是从河上漂来的”的说法，这是对大运河经济、文化大动脉连接作用的形象概括。自元代定都北京后，就出现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为保证元大都的物资供应，缩短从北京到杭州的航线，元初先后挖通了通惠河、会通河、济州河，运河改道后，比隋代京杭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江南的粮食、丝绸、茶叶等源源不断地顺着大运河来到北京。历时14年营建的紫禁城，所用砖石木料大多从南方运往京城。这些砖石木料许多体量巨大，唯有走水路最为快捷省力，因此京杭大运河成了首选。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紫禁城，乃至以后的岁月里陆续修建的“内九外七皇城四”的北京城，就这样从京杭大运河“漂”来了。明清两朝皆定都北京，同样因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大运河在物资运输、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地区因傍依水系而充满了变化和生机，凭托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经济得到发展，商品得到交换，文化得以传播。运河流淌的文明成为影响两岸传统文化的“因子”，岸上呈现的灿烂繁华的历史文化，构成岸边凝固的时光，都是千百年来人类生活的真实记载。这些历史文化的影子在一条遗存水系的流淌中再现，形成相互关联的文化遗存范围，书写着特定地域的发展历史，孕育了多样化的地方文化和习俗。

所以说，大运河是一条经济之河、文脉之河、生态之河，是中华民族流动的血脉。

记者：申遗成功，将对大运河的利用和保护工作带来哪些新挑战？您认为国家和地方等有关方面应该如何主动应对？

单霁翔：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必将引起民众更多的关注，如何处理遗产保护、遗产开发与城市建设、民众生活间的关系，将是大运河面临的一大难题。同时，申遗成功后，伴随知名度提升而带来的游客量增加，也为大运河的利用与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国家层面，2006年10月，国务院公布的《长城保护条例》，不仅为长城保护构建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更为大运河等地域广、体量大、情况复杂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运河的保护和管理也应当尽快落实2012年执行的《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为遗产保护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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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文化遗产日活动方案

2019年6月11日是我国第11个文化遗产日。今年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5周年，党的xx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是对非遗保护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接文化部办公厅(办非遗函〔2019〕188号)通知，文化部确定今年“文化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题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振兴传统工艺”。为在全社会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宣传，倡导非遗保护理念，提高全民参与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扎实地向前推进。现就我省今年“文化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展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

各地文化行政部门要围绕贯彻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党的xx大精神，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振兴传统工艺”为主题，精心策划，创新方式，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倡议因地制宜开展非遗项目的展示、展演活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宣传活动;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组织非遗专题讲座、竞赛等知识普及活动。

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及文艺表演团体等的作用，在城镇街区、乡村边寨、校园广场等举办各具特色的活动，让人们感受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媒体，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报道，彰显人民群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体地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

二、有关要求

1、请各设区市力争使“文化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在全省有个普遍效应。

2、各地组织“文化遗产日”活动要贯彻落实党和国务院的相关精神及八项规定相关要求，突出主题，讲实际、重实效，严禁铺张浪费;认真落实各项安全保卫措施，确保活动安全顺利开展。

3、各设区市文广新局于5月25日前将本设区市“文化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情况汇总表(见附件1)报送至省文化厅社文处。活动结束后，各设区市将“文化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情况、亮点和经验反馈至文化厅社文处。

4、为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殊作用，做好传承人的保护与服务工作，促进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省文化厅2019年6月将继续开展非遗传承人关爱工程，组织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体检活动(详见附件2)，以此提升传承人和民族民间艺术家对自身健康的认知，建立传承人身体健康状况档案，让他们能够及时发现病症，对症治疗，为传承人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更好地为非遗保护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阅读延伸】

2019年文化遗产日主题公布 “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国家文物局于11日的例行会正式公布了2019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今年文化遗产日主题被确定为“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朱晓东宣布了2019年文化遗产日主题和口号。2019年文化遗产日主题是：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五个口号：1、保护文化遗产创造美好生活;2、为文保员点赞向守护者致敬;3、文化遗产无价宝需要你我呵护好;4、保护传统村落留住最美乡愁;5、避暑山庄和合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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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丰厚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责任非常重大，同时，如何利用好先辈留下的珍贵财富发展好旅游业，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在各级领导、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平遥古城的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走过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逐渐理性的过程。从1997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之后，国家、省、市各级对平遥古城保护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2000年，全省调整产业结构“1311”项目中，将平遥古城列入全省旅游业发展的十大旅游景区。2004年全省旅游产业工作会议上，将平遥古城作为全省旅游产业重点支持发展的两大龙头之一。2003年晋中市开始实施双百项目，平遥古城旅游业项目和平遥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连续两年被列入全市双百项目，主要内容有：平遥古城旅游综合开发项目，包括8大类46项工程，总投资为4.58亿元；城市集中供热供气项目，总投资2.27亿元；康宁街拓宽及商业开发项目，总投资15000万元；污水处理厂项目，总投资4300万元；平遥古城旅联实业公司文庙开发项目，总投资3200万元；平遥中学新校建设项目，总投资1.3亿元；丽泽苑大酒店新建项目，总投资3100万元。从1997年之后，国家、省、市三级计划部门加大了对平遥发展旅游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共给予投资8150万元，其中国家4850万元，省2820万元，市480万元。所有这些支持，都对平遥这样一个基础薄弱、财力紧张的地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平遥历届县委、政府充分审视分析和深刻认识到“古城存在的唯一性、古城保护的完整性、古城文化的厚重性、古城景点的多样性、古城内部的混合性”这样一些基本特征，积极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坚持以人为本的施政观念和经营城市的发展理念，从解决发展过程中体制、机制、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问题着手，走出了一条保护与开发并举、建设与管理并重的路子，最终实现了文物保护、旅游发展、城市建设共赢的目标。在短短的几年间，平遥古城以其丰富多彩、古色古香的人文景观，成为国内外游人向往的旅游胜地，旅游产业有力地拉动了县域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今的平遥古城，已经成为展示中国汉民族文化的大型博物馆，成为我县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拉动力，成为全省的旅游龙头。2004年，平遥古城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3万人，门票收入4800万元，旅游及相关产业综合收入4.3亿元，分别是1998年的20倍、25倍和18倍。分析平遥古城旅游业的发展，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全面夯实旅游发展的基础。

平遥县在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始终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始终遵循保护文物就是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的思想，始终遵循保护文物就是发展旅游的理念，全方位地加强文物保护工作。

一是实施依法保护。在省、市的高度重视下，1998年11月30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颁发了《平遥古城保护条例》，这是全国第一个针对历史文化名城和遗产保护的省级立法，这一条例成为平遥县保护古城的法律依据，成为制定县城建设规划、古城保护规划、旅游发展规划和古城保护管理制度的大纲。根据《平遥古城保护条例》，经山西省政府批准，平遥先后出台了《平遥县县城总体规划》和《平遥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2年县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传统建筑和历史街区保护的若干规定》和《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集中管理办法》；针对古城内消防设施失天不足的问题，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加强文物单位、古城区消防安全管理的规定》和《古城内电气线路改造的方案》。特别是最近以来，以市政府文件上报省政府《平遥古城消防安全隐患问题整改和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得到了省领导的高度重视，张宝顺省长亲自做出批示，梁滨副省长组织召开了专门协调会予以研究解决。所有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方案的出台，使文物保护工作更具操作性，更加具体化，促进了文物保护法制化进程。近几年来，根据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坚持“修旧如旧、以存其真”的方针，平遥县先后对古城内主要街道两侧的房屋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施了维修，拆除了不协调建筑，有效制止了乱拆乱建和破坏性建设，保护了古城完整的风貌。

二是实施古城内单位和人口搬迁工程。1998年以前，古城内有近5万常驻人口，多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聚集在古城内，人口密度比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高出十几倍，超负荷的人口密度对保护古城、管理城市及发展旅游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减轻古城人口承载压力，平遥县把古城内单位和人口搬迁作为有效保护古城的重要举措，做为市政建设的重点，持续予以推进。1997年底，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率先迁出了古城，至2004年共带动80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搬出古城，累计投资2亿多元，直接或间接带动古城内2万多人口外迁，古城内人口减少到现在的2.7万人，为保护古城、发展旅游创造了宽松的条件。

二、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并重的原则，大力推进旅游产业化发展。

旅游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发展旅游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平遥县县委、政府在充当旅游市场建设与发展主角的同时，积极运用市场经济法则，引导全社会支持和发展旅游，二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大大加快了古城旅游业的快速兴起和发展壮大。

一是文物景点保护实施政府主导。平遥古城与其它景点、景区不同，有它的特殊性，是文化内涵性旅游城市，是以文物、文化资源为主的旅游城市。特别是古城内，既是居住区，也是旅游区，是一个社区和景区特征皆有的混合体，因而，旅游市场管理具有不同于其它旅游胜地的特殊性。鉴于此，文物景点开发和文物保护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近几年来，县政府先后投资4000余万元，对古城墙、双林寺、日升昌、镇国寺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维修，实施了护城河、环城路、城门综合整治工程；采取股份制、合作制的形式，完成投资5000多万元，对文庙、县衙署、城隍庙实施修复，如今都开辟成为景点向游人开放，成为古城的骨干景点。

二是历史街区开发吸引社会力量。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城内一大批古民居、古建筑，平遥县从明清街国有房产经营权转让入手，探索政府指导下的社会化发展旅游产业的路子，通过政府出政策、定规划，利用社会力量实施了明清街修复，形成了如今的旅游产业街。以此为契机，采取经营权转让和产权拍卖两种办法，先后对古城内20余处古建筑产权和100余处古建筑经营权进行了公开拍卖，拍卖之后，按照古城保护方面的规定和旅游发展的规划，统一制定维修方案，并严格监督其维修和利用，先后对西大街、东大街、衙门街、城隍庙街、北大街等古城区实施了修复。这样的举措，不仅弥补古城维修保护资金的不足，而且加快了旅游产业化发展。近几年全社会用于古城保护的资金达2.5亿元，建成了特色购物、特色餐饮、特色住宿、特色娱乐等方面的6条旅游产业街，发展了400余辆旅游车辆，建成了40余家具有传统风情的民俗宾馆、民俗客栈，开办了80余家旅游购物店铺，形成了20个景点，旅游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达到4万余人，在拉动居民增收、安置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就业等方面发挥了旅游业独特的幅射力。

三是旅游配套建设依靠市场运作。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业的六大要素，但由于平遥古城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在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显露出配套不健全、要素不完善的问题，这是制约平遥古城旅游业发展壮大的主要因素。对此，平遥县采取练内功提高服务水平、出政策吸引市场投资两种方法，发展旅游要素市场中的薄弱环节。一方面，县委、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大户，积极投资旅游接待设施，发展绿色环保产业，2003年以来，全县新建成了3家星级以上标准的宾馆，其中投资近8000万元的丽泽苑国际大酒店具备四星级标准，2004年9月份国际摄影大展前已经正式投入运营；还有在建的4家星级宾馆预计2005年投入运营。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古城内民俗宾馆接待服务水平，创出地方传统特色，经过省质量技术局审核，通过了《平遥古城民俗客栈星级评定标准》，这是我国唯一的地方传统客栈评定标准，对平遥县民俗客栈特色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已有6家民俗客栈通过了星级评定。2004年年底，平遥县聘请我国旅游界魏小安等专家和权威规划单位，开始组织编制《平遥古城旅游发展规划》，预计2005年8月份完成，该规划将为平遥县旅游业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提供科学有力的指导。

三、坚持改革创新的原则，全面加强古城保护与利用。

平遥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为了保护好这块来至不易的金字招牌，并利用好它造福后人，发展旅游业，平遥县在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是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为切实加强对古城内3000余间公房的维修管理，2002年撤消原房管所，成立房管局；为了加强对古城环境卫生的管理，撤消原市容办，成立环卫局；同年实施了以成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建平遥古城股份旅游有限公司、实行古城门票“一票制”为主要内容的旅游三项改革，旅游运行管理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平遥县在全国的县城中第一个成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及城管监察大队，将8个单位的部分或全部行政处罚权进行集中，执法局及监察大队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其力量集中、处罚权集中的优势，组织拆除了2.8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在古城保护、旅游市场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平遥古城股份旅游有限公司组建成立以来，发挥其企业融资、项目投资的平台作用，已经与国家开发银行签定了3亿多元的古城保护、旅游开发项目贷款，开发了建筑面积近4000平方米的星级民俗客栈；古城门票实行“一票制”以来，有效解决了部分景点私设回扣、扰乱旅游市场的问题。

2004年12月份，平遥县根据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要求，彻底理顺了文物保护管理体制，成立了“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保护管理委员会”，由县长担任委员会主任，全面负责全县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为县政府的常设机构，办公室主任由文物局局长兼任。目前，平遥古城文物保护、旅游开发已经形成了“管委会全面负责保护、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工作，旅游局负责旅游行业管理、宣传促销等工作，旅游公司进行旅游项目开发、经营等工作，执法局负责城市行政执法管理等工作”的管理运行模式。

二是创新经营城市办法。为了整合城市资源，加快古城保护和新城建设，平遥县实行了国有土地集中储备制度，创新经营国有土地、房产和广告权等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模式，把国有闲置资产推向市场。先后拍卖了县人大、水务局、财政局、交通局、农机中心等10多处房产，拍卖了新城区近400亩国有土地，为政府筹集了6000余万元的建设资金。仅2003年以来，利用市场运作的方式，铺开了3个上亿元的住宅小区建设工程，政府投入铺开了三大类40余项文物保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开发工程。同时，将城市公交线路运营权、道路广告经营权等无形资产进行了拍卖，城市公共服务业主要依靠社会资金实现了快速发展。

四、坚持综合整治的原则，全面改善古城环境。

平遥古城因其古老的建筑和弥足珍贵的价值而闻名，同时，也因其古老而暴露出基础设施建设先天不足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成为古城保护、管理和利用中最大的瓶颈制约。曾经一度时期，古城内建筑破旧不堪，道路坑凹不平，街上电杆如林，空中线缆如网，新城区交通不畅。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平遥县从1998年开始，按照“保护古城、改造旧城、建设新城”的城市建设思路，一以贯之地实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就。

一是中小街巷改造初见成效。古城内共有200条大中小街巷，按照先大后小的顺序，投资7000余万元，对古城内86条主要道路进行了硬化，部分街道进行了线路入地和上下水改造，极大改善了古城内面貌。

二是古城消防得到加强。1998年以前，古城内只有3个消防栓，目前已达到45个，并结合古城内道路改造，对部分主要消防供水管网也进行了改造。新购置了一部小型消防车，解决了大型消防车难以进入古城的问题。结合城网改造，对古城内临街古建筑的电气线路进行了阻燃改造处理，不仅美化了环境，而且消除了电气线路老化带来的火灾隐患。

三是新城建设初具框架。为加快新城建设，近几年共投资5000余万元，建设了贯通新城东西的柳根路、连接祁临高速公路的引线和康宁街，东城区新建了东关大街，古城绕城墙新建了环城路，新城外新建了外环路，构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进一步拓展了新城发展空间，加快了新城开发。目前，东部形成了以平遥中学、人武部等单位为主的东城新区，西部有在建的天鸿家园住宅小区、行政审批大楼和即将投资开发的柳根花园住宅小区，南部形成了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住宅为主的新城区。

四是绿化亮化取得进展。近几年投资300多万元，对古城内的主要街道安装了仿古路灯，古城内的部分民俗宾馆、饭店、商店自已投资安装了高档的宫灯和风景灯，现在整座古城夜间灯火通明。先后对高速公路引线、康宁街、柳根路、顺城路等新城主要道路实施了标准较高的亮化工程，别是高速公路引线和康宁街已经成为新城区的一大夜景。同时，积极发展城市公共绿化事业，建成了北门外广场、峰岩广场、柳根路小游园等10余处绿地，30余个单位进行了高标准绿化，县城绿化面积由1998年的人均不足1平方米增加到目前的3.5平方米，城市环境明显改善。

五是旅游厕所建设取得突破。平遥古城旅游厕所少、标准低，是游客和社会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2004年，平遥县投资300余万元，新建了7处星级厕所，改造了500余处居民旱厕，不仅方便了广大游客，而且净化了古城空气。

多年来，平遥县在处理古城保护、管理、利用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较好地保护了平遥古城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弘扬了汉民族文化，促进了以旅游为龙头的县域经济结构调整，也对全市、全省的旅游起到了拉动作用。但是，平遥县在发展旅游的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压力和困难。

一是古城消防设施先天不足。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多数为砖木结构建筑，年久失修，耐火等级低，而且古城内没有消防站，供水管网压力不够，电气线路老化现象严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去消除隐患。

二是古城内道路急需改造。尽管近几年来，古城内主要街道得到全部硬化，部分已经缆化，但古城内还有近120条中小街巷未实施改造，严重影响到平遥古城的旅游环境。

三是古城内企事业单位搬迁任务繁重。古城内目前仍有10余个企事业单位尚未外迁，其中柴油机厂、第二针织厂、泉永棉织集团、农机公司等国有集体企业由于包袱过重，改制难度大，直接影响到搬迁进程。法院、公安局等单位由于资金紧张，无力新建，搬迁也面临很大困难。这些企事业单位的建筑与古城风貌极不协调，需要尽快搬迁。

四是旅游要素市场还不完善。尽管平遥县目前已经基本能够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需求，但多数游客反映，平遥古城缺少娱乐项目，缺少大规模、系列化的旅游购物市场，满足不了游客的多元化消费需求。

基于以上问题，建议省政府从保护平遥古城不仅仅是平遥人民的责任，也是全省人民乃至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的角度出发，举全省之力，保护平遥古城。具体应集中研究帮助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配套政策问题。一是古城保护费征收政策。建议将古城保护费纳入古城旅游门票之内，通过适当提高古城门票价格，确定一个合理的古城保护费标准。古城保护费实行专款专用，严格用于古城的保护，其正体现“遗产保护，人人有责”。二是招商引资政策。对凡到平遥投资开发、符合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的项目，省发改委、国土、工商、经贸、环保、金融等部门在项目立项、规划审批、土地征用及银行贷款等方面应给予倾斜照顾，简化审批手续，简化办事程序，促使平遥尽快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地。三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县份，平遥在城维费提取比例上，应该享受地市级标准和政策。四是仿照地市级政府所在地的模式，在平遥城内设立街道办事处，加强对社区市民的教育管理。

2、综合支持问题。建议在今后三到五年内，省直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各自的部门职能优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帮助支持平遥实施一揽子工程项目。旅游部门重点加强对平遥旅游业发展的业务指导，帮助培养和引进各类旅游高级管理人才；文物部门倾斜文保项目资金，帮助平遥对县境内双林寺、镇国寺、文庙、慈相寺等国家重点文保单位进行抢救性保护建设；建设部门逐年加大对平遥县城市维护费的资金扶持力度；省经贸委等部门对柴油机厂、棉织厂、二针等古城内企业批准执行计划内破产，享受计划内破产政策补贴；劳动部门对上述企业的职工采取失业基金补贴政策或者下岗工人出再就业中心给予补贴政策，帮助平遥完成这些企业的搬迁改造；交通部门对平遥城区乃至城周交通要道的建设与养护给予更多的倾斜支持；水利部门把平遥古城防汛工作列入重要日程，尤其是对平遥县柳根河综合整治工程每年给予300——500万元的项目补助资金；林业部门每年倾斜支持平遥300万元的绿化项目资金，以加快平遥古城及新城绿化建设步伐，尽快改善平遥生态环境；电力部门对平遥古城内中小街巷缆化硬化给予更多的资金扶持，帮助平遥在2——3年内全部对中小街巷进行硬化改造，对电力、电信、电视等三电线路全部完成地埋，上下水全部配套，切实改善古城基础设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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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重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把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确立了环境优先的城市发展战略，通过环境建设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建设布局、优化人居环境，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一起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一起考核、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一起发展，举全市之力，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苏州市委、市政府对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十分重视，切实把生态环境工作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早在2004年建设部下发通知后就提出明确要求，列入“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市第十次党代会的奋斗目标，加大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力度，加快建设步伐，力争“十一五”期间苏州市建成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群，全市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奠定基础

认真实施《苏州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不断加大推进力度，以积极的环境建设和生态恢复优化经济增长努力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优先发展环保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营造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环境，促进形成高增长、高质量、高效益、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的增长方式。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循环型工业、农业、服务业和生态型居住小区建设力度，努力构建循环经济链和产业集团，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清洁生产企业的比例达100%，规模型企业通过ISO14000认证比例达到20%以上。全面推进省级以上开发区实施生态工业园建设。三是严格实施生态功能区划。依据“十一五”规划纲要和生态市建设规划纲要，全市水源地、湿地、湖泊水面、山地、森林和自然保护区、文物古迹等区域是禁止开发区域，实行强制性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生态敏感区、具有一定生态敏感性和历史保护价值需要适度保护的区域为限制开发区域，实行优先保护、限制开发。沪宁和苏嘉杭高速公路、苏虞张公路沿线非生态敏感区以及沿江部分乡镇为优化开发区域。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等建设用地比重较高的区域，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三、推进苏州“绿色行动计划”，构建“人工山水城中园、自然山水园中城”的绿色生态系统

近年来，我市以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为抓手，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城市绿化建设呈现跨越式发展，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彰显了名城特色，提升了城市形象。

（一）城市绿化规划彰显导航作用

以《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修编完成了《苏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依托自然风景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内涵，将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大园林加以精心打造，构筑“五片、八园、四楔、三带、一环九溪”的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地系统框架。加强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编制，先后编制了国家级太湖风景名胜区的8个景区和2个省级风景名胜区的详细规划，编制了《苏州市三角咀湿地公园总体规划》。构建绿量适宜、分布合理、特色明显、景观优美、功能齐全、稳定安全的绿色生态系统。

（二）城市绿化建设体现区域特色

一是古城内绿化突出园林特色。运用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完成了环古城风貌保护工程、文庙公园等市区级公园，实施了“百园”工程，城区基本达到350米的公共绿地服务半径。二是新城区绿化体现现代特色。运用现代造园手法，大手笔建设大型绿地。工业园区以金鸡湖为中心，建成融现念与自然风貌于一体的城市绿地新景观。高新区借助自然山体规划公园绿地。吴中区挖掘太湖丰富的山水资源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营造环太湖生态湿地公园，相城区则积极打造“水相城、绿相城、花相城”。三是城乡绿化共同发展。我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启动了城乡一体现代林业示范区建设，加快实施高速公路两侧生态防护林工程，实施了太湖、阳澄湖沿线绿化造林工程和湿地生态恢复保护示范工程，建成一批富有水乡特色的生态型城镇和村庄。

（三）城市绿化管理科学有效

2003年市政府下发了《苏州市城市绿线管理实施细则》，积极推行“绿线”和“绿色图章”管理制度。2005年市政府出台了《苏州市市区城市绿地养护管理暂行办法》、《苏州市城市绿地养护管理标准》和《苏州市城市绿地养护管理检查考核办法》，按照“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运作模式，建立了绿化养护管理市场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机制。

（四）依法治绿巩固绿化建设成果

我市始终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城市绿化条例》和《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并结合苏州实际情况，先后颁布了《苏州市城市绿化条例》（1995年）、《苏州园林管理和保护条例》（1997年）、《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2002年），同步制订了《苏州市区移、伐城市树木、占用绿地申报、审批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性文件。建立起层级齐全、内容全面、科学系统的法规体系，为我市园林绿化的健康发展提供法规保障。

（五）创新模式实施节约型园林绿化

坚持生态效益优先的理念，大力实施节约型园林绿化。充分保留城市中的自然山坡林地、河湖水系、湿地等宝贵的生态资源；因地制宜，研究推广乡土树种的开发利用和普及，科学配置园林植物；大力推广立体绿化，对高架道路柱体、桥体、以及墙体等实施垂直绿化；保护古树名木，对古树名木进行普查、建档、挂牌，并通过《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进行立法保障。

四、传承历史文化，促进人文景观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苏州重视历史文化传承，古城、古典园林、历史街区的保护，昆曲、古琴、评弹、苏绣等非物质遗产的弘扬，使历史文脉得以延续。近几年来，苏州市委、市政府先后制订实施了《苏州市古建筑保护条例》、《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办法》、《苏州市城市紫线管理办法》、《苏州市古村落保护办法》等一批文物保护法规规章和行业标准。编制了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市政府加大了文物古建筑保护和修缮力度，我市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39处。市区还有310处控制保护古建筑和790处古构筑物，现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35家，馆藏珍贵文物2万余件，文物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

作为我国以古典园林群列入世界遗产为特色的城市，我市始终围绕“保护”这个中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并赢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苏州园林的科学保护达到了国际标准”的高度评价。为了提高管护科技含量，建立苏州市世界文化遗产古典园林保护监测中心，研究制定古典园林建筑、设施等监测标准和管理办法，启动建设了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管理、监测和预警信息系统，开展建筑、假山、陈设、植物、水体等各类要素的实测研究。历时两年的国家“十五”863科技公关项目――“苏州园林水体水质净化和生态修复研究与示范项目”通过国家科技部组织的验收。2004年成功承办了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进一步提升了苏州城市的国际知名度。

五、统筹协调、整体推动，多方面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我市结合创建生态市、节水型城市等活动的开展，全面实施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作，城市生态环境、城市生活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了较大改善和提高。

（一）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营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

结合苏州市绿地系统规划，着力推进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和周边风景防护绿地的建设，形成覆盖城市的绿色网络和城郊一体的绿化体系。加大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力度，重视人工湿地的保护。建成区绿地率达38.2%、绿化覆盖率达4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14.8平方米。城市热岛效应得到了有效控制，热岛效应值为0.5度。公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达到了85%。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自然的植物群落和生态群落的保护，划定国家重点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维持系统内的物质能量流动与生态过程，综合物种指数达到0.611，本地植物指数达到0.744。

（二）保护与治理并重，优化城市生活环境。

苏州，“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中国魅力城市”、“中国投资环境金牌城市”，这些称号的取得，得益于《苏州市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行动计划》等四大行动计划的实施，得益于苏州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共同推进。苏州优化产业结构和建设布局，节能减排，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清洁环境建设，大力开展“蓝天工程”、“碧水工程”、“宁静工程”,苏州市生态环境逐年改善。空气污染指数每年小于等于100的天数达320天，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100%，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达100%。

（三）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生态园林城市人居环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苏州市城市道路、供电供气、供水排水、交通设施以及医疗卫生、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网络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不断完善和优化，为市民创造了优美、舒适、健康、方便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完好率超过85%，市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自来水普及率达100%，城市管网水质年综合合格率达100%，城市污水处理率达76.5%，建成区道路广场用地透水面积比重达68.69%，主干道平均车速平峰期41.8km/hr。

篇8

关键词：畲族；民俗文化；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福建宁德畲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悠久。在2006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与畲族有关的就有3项，即以霞浦县为主要发源地的“畲族小说歌”、以宁德市为主要发生地的“畲族民歌”和源于永安市青水畲族乡的永安大腔戏[1]。畲族民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洗涤，扎根于该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之中，通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是民族文化艺术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基础之一。

一、 畲族民俗文化的界定及部分畲族民俗文化面临的危机

“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生活文化”[2]，钟敬文先生将民俗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而法律只能保护具有较高价值的民俗，因此法律上的民俗范围要比钟敬文先生民俗的范围小得多。

畲族宗教：畲族是一个祖宗崇拜和多神崇拜的民族，畲族人重视传统节日，重视祖先崇拜。畲族先民将机智、勇敢的盘瓠尊崇为畲族的始祖，世代相传和歌颂始祖盘瓠的功绩。盘瓠的图腾礼仪、图腾标志、图腾禁忌等，反映了畲族图腾文化的典型特色。

畲族民歌：福建畲族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见畲族民歌在畲族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畲族社会广泛流传着二十四节气歌、种田歌、勤耕歌、采茶歌、送别歌等民歌、民谣。

畲族婚俗：畲族婚礼别具情趣，在畲族婚礼中，畲歌贯穿始终，畲族民歌《哭嫁歌》是畲族婚礼中不可缺少的，其内容包括《哭爹娘》、《哭哥嫂》、《姐妹恋》、《哭母舅》等。此外“调新郎”或称“答歌”、“嬉新娘”、“嬉大舅”、“八仙闹洞房”、“接亲家伯”、“做表姊”等活动都是畲族婚俗独具特色的活动。

畲族服饰：“男女椎髻，跌足，衣尚青、蓝色。男子短衫，不巾不帽；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理路状”[3]是历史文献对畲族服饰的描述。畲族服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较深的文化内涵，内容丰富，鲜明地显示畲族民族艺术特色。“凤凰装”、“绣花鞋”、“脚龙套”、“围裙”等都是典型的畲族服饰。

畲族语言是畲族最重要的民族特征之一；畲族民歌其音美妙，绕梁三日，其辞精彩，勾人魂魄；宁德畲族独有的宗教文化和内容恢宏的祖图画卷；畲族传统服饰多姿多彩，传统首饰别具一格；父传子继的医药以及“二月二”、“三月三”等独特的民间节庆活动共同构成宁德畲族民俗文化的精髓。

由于人口流动及外来文化的影响，畲族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大量畲族民俗文化面临失传的危机。畲语交流范围越来越小；畲歌古抄本严重毁坏；畲歌传入出现断层；大量畲族祠堂年久失修，且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被誉为“三绝”之一的畲拳面临失传的危机；蕴含着深厚、古朴传统文化内涵的畲族婚俗不断被淡化、简化、弱化；部分畲药药方已经失传或面临失传；传统服饰、首饰、畲族传统竹制工艺品的制作艺人正在不断减少；畲族祭祀舞蹈也面临传人断层的危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 我国现有法律保护畲族民俗文化的不足

（一） 相关知识产权法不能全面保护畲族民俗文化

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由于各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其各自的特点，至今国务院仍无具体的规定出台。《著作权法》不能适用于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首先，《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有其特定的创作主体，而畲族祖图画卷等民间文学作品的创作主体通常为某一族群，而非某一个人或者几个特定的人。其次，《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是已经创作完成的，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还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再次，《著作权法》要求作品的表现形式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表现形式，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般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况且畲族山歌等民间文学艺术需要保护的是其创作方式，而不仅在于其表现形式。最后，《著作权法》对作品的保护受保护期限的限制，如果用保护期限限制畲族民俗文化，则民俗文化早已超过了保护期限。

《商标法》也无法满足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需求。畲族民俗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属性，可以进行商业开发利用，形成文化产业。虽然畲族服饰、首饰、特色节庆活动的开发可以申请商标保护，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的制度能够保证畲族民俗文化不被歪曲、变形，有效防止对畲族民俗文化的仿冒、侵害。但我国商标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商标权人的财产权，而面对即将灭失的畲族优秀民俗文化，使之传承下去是最重要的保护目标，故商标法无法满足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需求。

另外，畲族服饰、竹编工艺等民俗可能符合专利法上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可以适用《专利法》进行保护，但由于专利的新颖性和创造性，部分畲族民俗可能无法受到《专利法》的直接保护。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排斥部分畲族民俗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是目前保护民俗文化的重要依据，但由于畲族民俗文化并不都是无形的、非物质的，因此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对畲族民俗文化进行保护也是不全面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在于抢救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在于保存和恢复物质文化遗产，这二者都是为了保护优秀的文化遗产。畲族古民居，畲族祖图画卷，畲族山歌手抄本都是有形的，都属于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畲族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排除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也不能全面地保护畲族民俗文化。

三、 国外对民俗文化法律保护概况

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倾注了极大的关注，更有不少国家或地区通过宪法或法律赋予相关机构权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大力保护。

（一） 民俗文化保护的国际立法

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源于1985年的《关于保护民间文学国际通用规则中技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初步研究》，该文件首次界定了“民间文学”的概念，其范围主要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宗教仪式、风俗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4]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民间文化的建议》，该《建议》中的“民间文化”的内涵和《关于保护民间文学国际通用规则中技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初步研究》中的“民间文学”基本相同。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该《建议案》要求各会员国采取法律手段和一切必要措施，启动民间创作保护工程。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第二条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a）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教科文组织还设立了“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来贯彻落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填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司法空白，对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产生了长远的推动作用。

（二） 日本、韩国等国对民俗文化的法律保护

《古社寺保存法》、《史迹名胜天然纪念保存法》、《国宝保存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为近代日本的历史文化保护做出巨大的贡献，而现代日本更加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1950年5月日本政府颁布了《日本文化财保护法》，该法总则第二条为文化财所下的定义中，包括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及传统建筑群落。“民俗文化财”指与衣食住行、传统职业、信仰、节庆相关的风俗习惯、民俗民艺，以及在活动中适用的衣物、器具、住屋及其他物品[5]。《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不仅规定了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组成、责任、权利和义务，而且规定了有形民俗文化财和无形民俗文化财的指定、管理、权利和义务的继承、经费等相关措施。日本政府经费支持民俗文化的保存和整理，对民俗文化传承者进行培养的经费也由政府财政支出，并建立起了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技能保持者”制度――“人间国宝”制度，这些制度对日本文化财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文化财保护法》至今被修订了四次，进一步明确了保持人的认定制度，新增了无形民俗资料的记录保存制度，加强了文化财的组织机构管理，引入了欧美等国的登录制度。

韩国在民俗文化法律保护方面并不落后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韩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加快，西化思潮严重冲击着韩国民间文化，韩国民俗文化的商业开发使韩国民俗“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保护韩国民俗文化，韩国出台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该法借鉴《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将文化财分为四部分：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纪念物、民俗资料。民俗资料包括衣、食、住、行、职业、信仰等民俗活动，以及进行有关活动时的衣服、器具、房屋等[6]。通过大量调查，韩国将民俗文化财产根据价值大小划分为国家、地方等不同的等级，并于1964年启动了“人间国宝”工程，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或保持团体授予“人间国宝”荣誉称号，“人间国宝”获得者将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保护和财政支持，以此提高民俗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积极性。《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人类活的珍宝”制度，这个制度主要包括传承人国家命名制度、政府专项财政支持制度、“重要文化财产保有者”的责任和义务制度[7]。为了落实对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韩国成立了文化财委员会，聘请各界文化财专家对文化财进行审议，研究无形文化遗产，推动韩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全面保护和振兴。 日本、韩国是世界上较早对民俗文化进行法律保护的国家，也是法律保护措施较为齐全和先进的国家。其先进的立法手段不仅对本国的民俗文化保护影响重大，而且对世界的文化遗产保护也意义深远。尤其是《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对其他国家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发挥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法国首先规定了“文化遗产日”，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遗产日”等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在欧洲蓬勃开展，由此形成“欧洲文化遗产日”；巴西1998年《宪法》第231条规定，承认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习俗、语言、传统，制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推广；越南《文化遗产法》明确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越南民俗家协会及各省文化新闻局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协调工作；蒙古国政府实施“国家扶持传统民间艺术工程”，建成了“蒙古口头遗产视听文献工程”，对600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了录音录像。

四、 对畲族民俗文化保护的立法建议

《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属于私法范畴，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人的财产权，这完全不能适用于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又不能完全包含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时至今日，我国法律尚无法对畲族民俗文化进行全面的保护，也没有一部明确的关于保护民俗文化的法律法规出台，大量优秀的畲族民俗文化正在不断消失，大批的民俗文物在保护民俗文化的呼声中继续流失。因此，制定一部能够全面保护畲族民俗文化的政策法规，建立一整套完整的民俗文化保护措施，对促进畲族民俗文化的发展十分必要。

（一）畲族民俗文化立法保护应当遵循的原则

1. 抢救先行、保护为主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第4条规定保护的基本原则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畲族民俗文化的诸多方面都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因此抢救濒临失传的民俗文化成为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的先行任务，离开抢救谈保护是不切实际的；同样，仅抢救不保护等于做无用功。只有将抢救和保护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畲族民俗文化。

2. 权利主体确定原则

畲族民俗文化保护的最初阶段，人们认为畲族民俗是畲族人民在过去生活中产生、使用的，是人类共同的财产，正因为这种“共同财产”理念，导致社会上的主流意见反对用法律手段对畲族民俗文化进行保护，也正是基于“共同财产”的理念，畲族民俗文化面临“异化”危机。畲族民俗表演开发者，为了追求民俗表演的“舞台”效果，扭曲和改变民俗表演的原貌；畲族民俗商品开发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哄抬畲族民俗产品价格；音像制品者改编畲族民间神话时，为了艺术效果，丑化或美化神话人物。这些迎合消费者需要、追求经济利益、扭曲畲族民俗文化的种种行为，加剧了畲族民俗文化面临灭失的危机。

权利的明确能从实质上保护畲族民俗。根据不同的民俗文化，权利主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方行政机关，像畲族语言、畲族婚俗、节庆活动等民俗的权利主体应该为行政机关。第二类是团体，畲族舞蹈、宗教仪式等畲族民俗的传承都离不开集体的努力，因此团体享有这些文化的权利理所当然。第三类是个人，畲族山歌、畲族服饰、首饰、民间工艺、畲族医药文化等民俗的主体为传承人个人，更有利于这些民俗的保护和发展。

3. 知情同意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是在民俗权利主体明确的前提下，民俗开发者必须在民俗开发前必要的时间内，将民俗开发利用的规划告知权利主体，并征得权利主体的同意[8]。只有经过权利主体的同意，才能可持续地开发利用畲族民俗，最有利地保护畲族民俗，也更有利于畲族民俗的传承。畲族民俗文化作为特殊的作品，其权利人享有保护作品完整权，他人在使用传统文化时，应当尊重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和精神权利，不得擅自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改、篡改原生作品，不得违背原生作品独特的表现形式或艺术风格，不得作不适当使用[9]。知情同意原则有利于保护权利主体行使保护作品完整权，有利于保护畲族民俗文化，有利于可持续地开发利用畲族民俗文化。

4. 利益均享原则

畲族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可以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使创造利益者享受该利益”是现代民商法的基本精神及现代法制之基本精神[10]，我国宪法、物权法都规定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可侵犯，因此作为畲族民俗文化的权利主体依法享有畲族民俗文化所衍生的经济利益，这是所有权神圣的重要体现。在畲族民俗文化保护和利用利益的冲突矛盾中，片面牺牲所有者或者利益创造者一方的利益都会最终危害畲族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危害畲族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分配民俗文化利益时要均衡兼顾，实现合理分享利益的目标，避免给畲族民俗文化造成不必要的毁坏。

（二）设置专门的保护机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十三条要求各缔约国“指定或建立一个或数个主管保护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畲族民俗文化的管理涉及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如文化部门、建设部门、宗教部门、旅游部门等等，众多管理部门的存在势必造成管理职能交叉和重叠，各管理部门之间职责不分、相互推诿。而日本文化遗产保护各行政部门之间很少有相互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管理体系：由中央政府制定总体的保护方针、政策，地方进行相关立法，并设置专门的保护机构。例如宁德市文化局可以统领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文化局下设由文化研究专家、畲族民俗学专家、畲族民俗文化传承人等人员组成的畲族民俗文化专家委员会，由畲族民俗文化专家委员会负责畲族民俗文化的申报、整理等具体保护工作。

（三）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

1.建立畲族民俗文化指定制度

日本、韩国等文化遗产保护发达的国家大都根据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将文化遗产分为国家级文化遗产、地方级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落实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首先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普查，了解畲族民俗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生存环境、濒危程度、保护现状等基本情况，再向有关单位申报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小说歌”、“畲族民歌”和“永安大腔戏”已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福建省、宁德市要加紧开展省级、市级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以便更好地保护畲族民俗文化。

2.依靠立法建立“传承者保护”机制

畲族语言、畲族婚俗、畲族民歌、畲族医药等大部分畲族民俗文化一般都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递、延续和发展的，传承者们担负着对畲族民俗文化传承、挖掘、整理和发展的使命，这使得保护传承者的工作成为畲族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的重点。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应当建立“畲族民俗文化传承者保护”机制。

首先，认定畲族民俗文化传承者的传承身份。2007年8月陕西省印发了《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详细规定了传承人认定部门、传承人资格以及申请传承人所需提供的材料等[11]。2007年9月19至21日，文化部在安徽省召开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应借鉴陕西省的先进做法，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为指导，建立适合畲族民俗文化发展的传承人认定办法。

其次，在经济上给予民俗文化传承人适当资助。《日本文化财保护法》、《韩国文化财保护法》都规定了“人间国宝”制度来保护文化遗产传承者的权利，我们应当借鉴这个成功的制度，给予畲族民俗文化传承人补助金，以鼓励他们不断提高技艺和悉心培养后继传承人。

最后，尽量依靠相关知识产权法来保护畲族民俗文化传承人的权利。畲族民俗文化可以看作一件特殊的作品，因此畲族民俗文化传承者和著作权人同样享有人身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署名权）和相关财产权。

3.立法鼓励高校等研究机构给予智力支持

高等学校、畲族研究协会、畲族民间艺术团体、畲族民俗摄影协会的专家学者们对畲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更深刻，也更了解畲族民俗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他们对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见更有利于畲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第一，借助学校培养畲族民俗人才。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通过介绍畲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增强畲族人民自觉保护畲族民俗文化的意识，激起畲族人民继承畲族民俗文化的责任感；通过开设各种关于畲族服饰、畲族民歌等民俗文化的选修课，将畲族民俗文化的传承课堂化；通过邀请著名民俗专家、学者开设专题讲座，举办短期培训班，培养保护和发展畲族民俗文化的得力组织者。

第二，借助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支持。社会团体对畲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更有深度，为政府制定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政策出谋划策，以实际行动确保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例如，畲族历史博物馆可以为人们展示最真实、最有特色的畲族民俗文化，畲族文化村、民俗一条街、畲家广场更能展示最自然的畲族民俗文化。

第三，立法鼓励和推动畲族民俗爱好者的各项民俗活动。例如畲族的某些地区会定期举行“盘诗会”，届时汇聚许多畲族山歌爱好者，独唱、对唱、二重唱，好不热闹。二声部重唱也叫“双条落”，即由一个歌手先唱二个字或四个字，另一歌手紧接着再唱下去。立法要鼓励这种民俗活动，让畲族山歌在他们的接唱中一代一代传承。

4.立法鼓励文化产业大力宣传畲族民俗文化

韩国对民俗文化的保护除了依赖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外，还受益于韩国商业炒作和旅游业的发展。因此音像公司、出版社、民俗文化旅游公司等文化产业也肩负着宣传畲族民俗文化的重任。

第一，立法鼓励文化产业的正当宣传。文化产业以民俗文化为经营对象，不得作出破坏畲族民俗文化的行为，不得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口味，任意篡改、歪曲畲族民俗文化。文化产业可以根据畲族民俗，创造出具有畲族特色的文化产品。例如，根据畲族祖宗崇拜和多神崇拜等传说，创造出具有畲族特色的音像制品，但是不得扭曲原畲族民俗的含义。

第二，立法鼓励创新畲族服饰。畲族服饰民俗极具特色，如今畲族人民除了在盛大的节日才穿畲族服装，畲族年轻人一般不再穿畲族服装。服装公司可以将社会流行元素融入传统的畲族服饰，设计出适合现代社会的畲族服饰。

第三，立法鼓励开发畲族民俗旅游。人们对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倾向文化旅游，因此可以结合畲族丰富的民俗文化，开发畲族民俗旅游。独特的畲族婚俗、畲族节庆都是畲族民俗旅游的重要资源。既不遵循市场规律又不尊重当地民俗，盲目进行旅游开发，任意对民俗旅游资源进行商品化会出现对民俗文化的篡改，扭曲，过分舞台化等问题[12]，我们要对畲族民俗旅游资源进行审视，充分认识和发掘，在保护民俗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利用，在尊重传统和事实的前提下，科学地开发和保护，使民俗旅游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永葆生机。

畲族民俗文化的商业化，可以是对畲族民俗文化的继承，也可以是对畲族民俗文化的创新，但创新不能违背畲族民俗的真实意思。总之，民俗文化的商业化要遵循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重要原则，做到文化利益、经济利益的双赢。

（四）通过立法确保畲族民俗文化保护基金的筹集和管理

1.关于民俗资源的税收收入

畲族民俗旅游、畲族特色产品等畲族民俗文化的商业化，往往会引起畲族民俗文化的“异化”，因此建议开征民俗资源税，防止畲族民俗文化的“异化”，实现民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13]

民俗资源税的纳税人应该包括旅游者。旅游不仅是一种消费，而且是一种高层次的奢侈消费，所以将旅游者纳入民俗资源税的纳税人既符合消费税的特征，也满足通过民俗资源税增加民俗保护基金的目标。

建议对畲族民俗开发者和旅游公司征收民俗资源税时采用不同幅度的税率，当民俗开发者合理利用、有效保护民俗资源时，可采取低税率进行征税，相反，民俗开发者扭曲、破坏民俗资源时，对其进行高税率征收民俗资源税。

2.立法规定政府专项扶持基金并鼓励民间个人捐赠

虽然对民俗资源开征民俗资源税，但并没有免除国家、政府对民俗保护的责任。畲族民俗文化的抢救、保护、传承都要花费巨大的资金，单单依靠民俗资源税是无法满足其需求的，政府仍然要定期投入资金，以弥补民俗保护资金的不足。扶持资金应该主要由中央财政拨款，宁德畲族经济并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也不充裕，如果扶持民俗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承担，无疑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民俗扶持资金无法到位，必将影响畲族民俗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保护畲族民俗文化是全国人民、畲族人民共同的责任，政府要立法鼓励企业、法人、个人投身畲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我国税收法规定了企业公益捐赠的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了公益性捐赠支出的扣除及比例：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14]我们应该通过立法引导，鼓励个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目前个人对公益事业的捐款，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仅在2000年2月武汉市文化局、武汉市地方税务局共同颁布《鼓励对文化事业捐赠的管理办法》。福建省应该制定鼓励个人对民俗文化捐赠的地方法规或规章，明确规定捐赠办法、捐赠范围、捐赠款项用途以及对个人捐赠的奖彰制度。

3.立法规定畲族民俗文化保护基金的管理

为了保证畲族民俗保护资金的合理利用，建议对畲族民俗文化保护基金进行专项管理，立法规定由专门机构制定明确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按照审计办法进行管理。专项管理办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专项基金的来源，专项基金的主要用途，专项基金的使用原则，专项基金的使用管理，专项基金的使用审批以及专项基金使用的监督。专项基金应由专门机构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使用必须坚持“重点用于畲族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的宏观管理”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专款专用”的原则，注重专项基金使用的综合效益。

（五）畲族民俗文化保护法律责任

畲族民俗文化作为法律客体具有特殊性，它一旦被破坏就很难恢复，因此注重事前的防范，而不能坐以待毙，等破坏了才采取惩罚措施则未免晚矣！加大力度，以惩罚性为主，从严保护畲族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的民事侵权主要发生在民俗文化的商业上，例如传承者的民俗文化署名权、民俗文化许可使用权受到其他团体的侵害，可以依民事诉讼法向法院提出赔偿。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侵害民俗文化的民事责任主要包括停止侵害、赔偿违约金、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从三百二十四条到三百二十九条规定了妨害文物管理的多项罪名以及相应的刑罚处罚，仅有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了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还将本罪犯罪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款的干瘪以及对犯罪主体的限制严重削弱了刑法对民俗文化犯罪的打击力度。我们建议刑法具体规定民俗文化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对民俗文化犯罪进行刑罚处罚，加大力度打击民俗文化犯罪，保护民俗文化。

参考文献

[1]中国公布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http：//news.省略/politics/2006-06/02/content_4635811.htm.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5-6.

[3]苏日娜.少数民族服饰[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0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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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梁慧星.电视节目预告表的法律保护与利益衡量[G].民商法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341.

[11]关于印发《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陕文发[2007]6号）.http：//ylwhww.省略/ReadNews.asp?NewsID=951.

[12]邱扶东.民俗旅游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161.

篇9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转贴于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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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山卯三.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 路秉杰.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3-5.

[5] 西山卯三.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 路秉杰.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6-7.

篇10

在世人瞩目下，6月16日18时37分，中国“二号F”遥九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将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神九”发射有4大亮点：3名航天员将首次在太空进行手动交会对接；我国将首次有女航天员进入太空；航天员将在太空停留10～20天，这是神舟系列飞船停留时间最长的；神九与“天宫一号”对接后，航天员将在“天宫一号”内进行实验操作，这在我国航天史上是头一回。

关键词：长城长度

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日前在北京居庸关长城郑重向公众：经国家文物局组织调查、认定，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这是我国首次公布历代长城的数据。长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也是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长城保护条例》，国家文物局就此启动了长城保护工程，并将长城资源调查和认定作为首要的工作任务。2007年，国家文物局与国家测绘局合作开展了明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此后，国家文物局又组织持续5年的秦汉及其他时代长城资源调查。

关键词：秦始皇帝陵

2009年6月，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开始。经过三年的艰苦发掘，6月9日，秦始皇帝陵对外公布了一号坑第三次发掘成果：大量陶俑“身着”彩绘，发现兵马俑被焚烧痕迹，首次发现战车上有“盾”、战车不同部位的不同木质……众多谜团被一一揭开，世人看到2000多年前秦人真实的一面。此外，在百戏俑坑发掘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一个十分高大的无头陶俑，据专家测量，无头陶俑在无头的情况下身高已达2.2米，如果加上头的话，有2.5米，身高比姚明还要高，因此被人称为“秦巨人”。

关键词：“蛟龙”号海试

6月24日，中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历史——成功冲击7000米，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20米。中国因此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大作业深度载人潜水器的国家，中国人在探寻深海大洋奥秘的征途上再次迈出坚实的一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是中国人世世代代的梦想。此次“蛟龙”号海试成功，对于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蓝色国土”的中国来说，具备深海探测能力，意义不言而喻。据统计，此前拥有6000米以上深度载人潜水器的国家只有美国、日本、法国和俄罗斯。

关键词：刘翔登顶

《全田径》网站近日更新了最新一期田径各个项目的选手世界排名。在男子110米栏排名里，中国选手刘翔凭借钻石联赛尤金站的冠军，在本期排名里以1405分排在了该项目第一位。刘翔上次登顶还是2007年10月份，距今已长达4年8个月。排在第二位的理查德森虽然在尤金站也取得了第三名不错的成绩，但积分下跌，从1392分跌到1389分排第二。排在三到五位的分别是古巴选手罗伯斯（1380分）、美国选手梅里特（1358分）、美国选手奥利弗（1344分），史冬鹏排在第17位。

关键词：河南文物

6月9日，中国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在郑州河南艺术中心广场举行。河南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河南是文物大省，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不管是申遗、考古发掘，还是文物保护上，河南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选择郑州，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肯定。尽管河南是全国重要的文物大省，地下文物全国第一，地上文物全国第二，可调查显示，54.5%的网友不知道河南地下文物资源全国第一，54.5%的人认为高门票阻碍了大家去感知、了解这些文化遗产。这问题，值得“相关部门”思考。

关键词：三沙市成立

国务院于近日批准，撤销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设立地级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市为海南省第三个地级市，市政府驻西沙永兴岛。设市后，三沙将成为我国领土最南端的地级市，也是我国最年轻、陆地面积最小、管辖总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地级市。永兴岛是西沙群岛同时也是整个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坐拥丰富的渔业资源，石油、天然气储量巨大。据中国国家海洋局统计，以目前石油价格计算，三沙市的经济价值达数十万亿元。

关键词：韩寒“一个”

6月11日，腾讯网与韩寒首次深度合作，独家推出的全新互联网产品《一个》和韩寒官方交互平台《韩寒》正式上线。其中，《一个》是以腾讯网为唯一网站平台，由韩寒为主编带领原独唱团全班人马推出的全新互联网产品，其宗旨就是希望读者在复杂的世界里，可以沉下心来，放慢速度，每天纵深地去阅读一个报道、一个评论、一个文艺，帮助读者找到他想问的人，回答一个问题……《一个》倡导的是，“复杂的世界里，有一个就够了”。

关键词：本科煎饼哥

头戴“学士帽”，手里拿的不是课本，却是摊煎饼的工具……近日，在山东泰安市东湖公园附近的早市上 ，一名叫卖“本科生煎饼”的商贩格外引人注意 ，附近的居民叫他“煎饼哥”。今年27岁的杨玉龙是洛阳师范学院2009届本科生，毕业后他考过公务员，下过工厂，当过保安，经历了十几次挫折后，因家乡新泰市楼德镇素有“中国煎饼第一镇”的美誉，他毅然决定回老家做煎饼。他打着“本科生煎饼”的招牌，印了名片，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有想法，有恒心，就有奔头！

关键词：天空城市

世界第一高楼将落户长沙，7个月时间内将建成，吃、住、工作、读书、购物、就医可在这栋楼里一站式解决……这是6月5日晚，长沙市望城区政府与远大可建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一份战略协议。望城区委书记、区长谭小平说，望城将建世界第一高楼，建议项目命名为“远望大厦”，象征远大和望城精诚合作，远望长沙、远望湖南、远望中国、远望世界。望城区透露，大楼拟选址望城区滨水新城大泽湖片区中心地带，总投资不低于40亿元。这栋世界第一高楼在项目计划书上命名为“天空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