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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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二)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三)教育与保护相结合。”这个法律条文对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作出了规约,这是教育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是不能有所选择的,是法律对教育的刚性约束,应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

一、 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尊重人格尊严,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把人真正当成“人”,无论其年长还是年幼,聪慧还是愚钝,富裕还是贫穷,都享有作为“人”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未成年人虽小,但也是“人”,也具有人格尊严权。“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仅是从保护未成年人的人格权角度讲的,更多地是从尊重未成年人独立人格的尊严,使未成年人的自尊心不受伤害、个人价值不被贬低的角度讲的。”[1]

这条原则制订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一是由我国的宪法规定。《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二是由未成年人的特点决定。未成年人是一个相对于成年人在心理、生理、智力、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等方面都处于弱势的群体,其人格尊严容易受到忽视。所以,教育要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学校贯彻这一原则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要以未成年人为本位,不得实施体罚

鲁迅曾指出旧教育的弊端之一是“长者本位”思想很重,在“长者本位”思想的支配下,“学校犹家庭”,校长常以“婆婆”自居,学生“就像一群童养媳”,“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命运”[2]。在这种环境下,儿童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3]。鲁迅的论述对今天的教育仍有启示意义。因为现在的教育,也有少数教育工作者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例如,有的经常骂学生,“你真笨!你真傻!真是个榆木疙瘩。”“你简直是个!”“你再学也是那样!”甚至还有教师在学生脸上刺“贼”字,有的强迫学生吃粪便等等。这些行为和语言暴力,对学生的人格尊严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我们要认真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在教育中,要确立儿童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尽量满足孩子们的正当需要,以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2.要从多方面去理解和尊重学生

一是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就是要把学生当作与教师平等的人来对待,承认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应有的权利。教师不能随便给学生改名,不能给学生起外号,不能将学生的个人信息披露外传,不能私拆学生的个人信件,不能偷看学生的日记,不能搜身等。要注意尊重学生的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益。二是要尊重学生的特点。就是要承认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人,教育过程中要认可每个人在认知方式、兴趣爱好等方面的特点,让学生能够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空间,而不是强求一律。三是尊重学生的发展。就是要把学生看作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人,在他们身上必然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不成熟甚至是缺点和错误,这是学生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或步骤。即使一个学生在别人眼里一无是处,教师也应该发现他的发展潜力,并为他制定合适的发展目标,采取适合他的教育方式,让他在现有基础上得到提高。

3.尊重学生但不放任学生

马卡连柯认为:“当我们对一个人提出很多要求的时候,这种要求也就包含着我们对这个人的尊重。”“孩子是活生生的生命,美好的生命,因此,对待他们就该像对待同志和公民一样,必须了解和尊重他们的权利和义务。”[4]尊重学生的人格必须与严格而合理的要求相结合,这是辩证统一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我们不会严格要求一个我们所不喜欢的人。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学生,在尊重的同时,必须向学生提出合理的要求,决不能放任学生不管。

二、 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指教育要紧密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特征,遵循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这条原则的理论依据有:一是未成年人的身心还没有成熟,教育工作者只有按照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教育才能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否则,将适得其反。例如,揠苗助长就是违背规律的做法。二是由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决定。教育除了受社会发展的规律制约之外,还受人的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即教育内容的实施、教育方法的运用等都要以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变化的规律为前提,必须遵循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这是教育的根本特性之一。

学校贯彻这一原则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要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进行教育

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是指在一定社会和教育条件下,个体身心发展的各个年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的、典型的、本质的特征。例如,初中学生性意识的萌发就是这一年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教育应根据这一特性进行施教。但有的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不注意儿童的年龄特征,结果适得其反。

案例一:某校有位初中女生平时性格内向、自尊心强,有写日记的习惯。一次课间偶然的机会,一女同学无意中发现其书包里的日记,好奇地翻看,并将日记中记录爱情心理活动的一段文字摘抄下来,汇报给了班主任。第二天,班主任将日记中的有关内容在全班学生面前朗读出来,并斥责其考试在即却不好好学习,作为女生不思检点等。当该生失声痛哭时,老师将此视为对自己的不尊重,说学生“要哭就出去哭,知道要面子就别写那样的日记”。消息传开,学校中到处有人对该生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该生觉得再也无脸见人,前途无望,回家后服毒自杀。

这位教师的教育方式是非常错误的,她违背了教育要根据学生年龄特征进行施教的原则。初中生处于青春发育期,身体发育处于第二次生长高峰,性的萌发与渐熟引起心理和行为方式上的一系列变化,表现出对异性的关心、接近以及对性的欲求等青春期所特有的生理、心理现象。初中生在日记中记录爱情心理活动的内容是她们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变化的反映,教师对这个问题不要大惊小怪,而要客观冷静地对待。首先要维护学生的自尊心,注意保守“秘密”,不应该在全班学生面前朗读出来,这样很容易在学生心灵上留下创伤。教师应进行正确的引导,要做学生的知心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切忌简单粗暴。

2.要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性进行教育

人的发展的规律性主要表现在人的发展的顺序性、阶段性、不平衡性、个别差异性和整体性等方面。因此,教育不能逆人的发展顺序而行,不能混淆各阶段的发展任务、延误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关键期、扼杀学生的个性、破坏学生身心发展的内在联系。但在教育实践中,有些教师常常违背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教育效果适得其反。

案例二:有个初三女孩的数学考了97分,本以为会受到老师表扬,谁知老师却对家长说:“你女儿考了97分,瞎猫碰上死耗子。”这位老师不是采取鼓励、表扬、肯定学生的方法,而是从骨子里不相信学生,对学生采用批评、指责、否定的方法。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角度看,这位老师的做法违背了学生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性和整体性规律。一般来说,男生与女生比较,女生情感比较丰富,体验深刻、持久,女生的自尊心比较强,对别人的指责与批评特别敏感。因此,教师的教育应考虑女生的心理特点,要以正面教育为主,以表扬、鼓励为主,这位老师的做法违背了这个特点,是错误的。其次,这个老师违背了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整体性规律。人的身体与心理、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德智体等素质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这位老师的做法打击了学生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不利于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最终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信心,学习成绩也可能越来越差。因此,教育必须注意全面性与和谐性,这样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3.要在“最近发展区”的水平上进行教育

这里有一个如何辩证地对待“教育要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问题。必须指出,教育一方面要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但不能被动迁就学生身心发展的现有水平和固有特点,教育应积极主动地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适当走在学生发展的前面,要按照“最近发展区”的水平积极推动学生的发展。

三、 教育与保护相结合

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是指在教育实践中,教师不能只讲保护,忽略教育;也不能忽略保护,只讲教育,保护和教育要密切结合,相互促进。这条原则的理论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教育法》规定学校对学生在教育、管理的同时负有保护的职责。这和家长的监护是有区别的。监护属私法范畴,监护人和监护职责可以依法转移。教育保护为公法范畴,学校不能放弃和转让教育保护职责。学校在教育学生的同时,应对在校学生的人身健康给予与学生年龄相当的关注和照顾。二是由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决定的。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书育人不仅体现在教师既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智力的开发和品德的培养等方面,还表现为教师应对学生全面负责,要注意保护学生,时刻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

学校贯彻这一原则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尊重和保护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

学校应当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和保护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但在教育实践中,有些学校为了方便管理、提高升学率,往往对成绩不佳、违反纪律的学生,动辄以“开除出校”相威胁。这种行为既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第27条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因此,对于学习成绩不理想、经常违反校规校纪的相对后进的学生,学校仍应坚持教育帮助为主的方针,结合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转化工作。必要时,可以在合理范围内慎重地予以校内处分,但决不能随意将未成年学生开除出校,剥夺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2.不得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

任意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已成为学校教育的顽疾。早在他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育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戕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饴之,厚赏以诱之。嗟呼,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5]。由于负担过重,很多学生的身体受到了摧残。有的食欲不振,面黄肌瘦;有的佝偻驼背,未老先衰;有的眼睛近视了,神经衰弱了,身体读垮了,个性的发展也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损伤,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因此,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保证未成年学生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但需要指出的是,“减负”并不单纯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数量上的减少,更重要的是进行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深刻革新。

3.要保障学生的安全

学校应当建立安全制度,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采取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一是学校的硬件设施应当达到安全保障的要求,不得在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健康的校舍和其他设施、场所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二是学校应对其服务管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教师和其他服务管理人员应恪尽职守,加强对未成年学生的管理,采取相应的措施消除危险等等。

此外,学校还要制定突发事件预案,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对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应当及时救护,妥善处理,并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总之,以上三条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是培养学生健康成长的根本性准则,教育工作者应当认真贯彻执行。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注解与配套.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2]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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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认真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使我对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对未成年人有哪些权益受到国家的保护、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有了一定的了解。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具体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一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监护人、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如：在一些学校里，侵犯学生权利、伤害学生自尊心的现象时有发生，或多或少存在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如有时罚站，有时一个学生违纪全班同学挨批，优待尖子生，有时对后进生态度粗劣等．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有关法律的规定，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我们教师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杜绝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已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社会各方面的保护和帮助还要通过未成年人的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教师和社会不可能时时刻刻呵护着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只有自己长本事，才能有效防范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侵权侵害，应该让他们懂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自我保护最有效的措施是求助法律。依法维权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且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所以，在加强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保护的同时，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则十分必要。

未成年人是人类的希望，国家、民族的未来。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特殊保护，做好他们的培养教育工作，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培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神圣义务。因此，我们教师要认真学习教育法制的基本知识，不断增强教育法制观念，在教育教学中自觉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正确的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学生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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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按照各国法律制度，对其违法行为可以被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进行处理。我国刑事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若其触犯刑法，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并应受到刑法处罚的，应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国近年来也十分突出。据统计，1999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比1998年增51.7%，共涉及抢劫、盗窃等13个罪名;犯罪人在十六岁以下的约占70%，财产犯罪占60%、团伙犯罪占79%、暴力犯罪占44%。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在外部环境影响下，未成年犯罪案件日益增多。

由于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未成年人犯罪也表现出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特别之处：多为偶然作案，往往一时性起冲动作案，不计后果。多为盲目作案，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随意性，缺乏严重的组织和策划。未成年人犯罪虽然也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应当受到刑法处罚。但是鉴于犯罪尚未成年，其心理、生理特征不同与成年人，教育和挽救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更大。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依照特殊程序处理，以利于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本文试选择从以下四个方面就此加以论述:1>对未成年人犯罪权利的保护;2>关于刑事法律责任司法确定的意义和影响;3>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司法制度和完备少年司法体制;4>将未成年人责任规则扩大适用于青年人。

关键词：刑事责任 司法体制 暂缓起诉 权利保护

一、 对未成年人犯罪权利的保护

一般认为，对年满十八周岁的年轻成年犯罪的处罚应当作为青少年保护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一般处罚的制裁系统。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必须由专门的司法部门确定，该司法部门应有独立的司法权，我认为，在处理未成年罪犯时从一开始就需要一种特殊方法。它不仅包括法律途径，还包括一些诸如：社会心理工作方面的努力，只有经过多方面的预先调查，并经当事人的质证，才能做出司法决定。对未成年罪犯应主要采取教育措施或其他对个人有矫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措施；如需要，亦可例外地适应传统意义上的刑事制裁措施，这种方法不适用于严重犯罪或累犯。对于低于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只有适用教育措施。对于所有的刑罚和教育措施，应该由合法审判组织予以确认。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我国司法机

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时，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像父母对待其子女、教师对待其学生一样，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以治病救人的精神唤醒未成年人的悔罪意识，使他们认罪服判，重新做人。同时，要求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和阶段，都应不失时机的对未成年人进行感化和教育，以满腔的工作热情，严肃的工作态度，查明案件事实，帮助未成年分清是非，同违法犯罪行为划清界限。同时唤醒他们的悔罪意识，并对未成年人进行接受刑法处罚和投入劳动改造的心理承受力的教育。

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处理好惩罚与教育的关系。对未成年犯罪人实施思想政治、文化、技术教育、并不意味着对其可以不追究刑事

责任或者可以不予处罚。未成年人犯罪应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这不仅是我国刑法所确认的原则，而且是世界各国刑法所公认的规则。惩罚无疑是必要的，是教育的手段之一，但不是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实事求是的依法处罚，教育和挽救的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有余而惩罚不足，或者惩罚有余而教育不足都是不可取的，惩罚必须适度。曾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进行的“暂缓起诉”的改革措施，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赞同者认为，检察机关对犯罪轻微的在校大学生做出暂缓起诉的决定有利于挽救失足的大学，是刑法向人性主义回归的体现；反对者认为，检查机关对犯罪的在校大学生暂缓起诉，缺乏法律依据，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引进暂缓起诉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多数学者认为，实践中缓刑制度运行的良好效果和对未成年人、在校大学生

非刑事化处理的成功做法，为暂缓起诉制度的施行提供了实践基础。来自少年司法第一线的代表还从确定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设立暂缓起诉的适用条件，制约检察机关的暂缓起诉决定权，切实保证暂缓起诉的使用效果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法律援助的理念是公平、正义、

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其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国家在不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其合法权益更无从得到保护。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还不完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法律援助的范围有局限，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申请范围过窄，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业律师的数量还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致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享受不到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办理还缺乏统一指导和培训，还未真正实现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人

员专业化、办理专业化。

所以我们认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基金；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经济保障，并对急需医疗等救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帮助；加大司法

救助的范围，对接受法律援助的未成年人给予社会救助；建立推广“中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网络”；鼓励、支持民间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并在立法中予以明确。

二、关于刑事法律责任司法确定的意义和影响

目前，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就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等议题达成了共识。会议最终形成的《国内法和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将保护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方面产生

历史性的影响和作用。在这个《决议》中，反映了当前对未成年人形式责任的总体规定和趋势，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反映的内容比较全面。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原则，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对未成年人采取的制裁及教育措施；第二，有一些前瞻性的规定。如在刑事责任的年龄的确定上，规定适用特殊刑事责任的年龄不低于十四周

岁；第三，在我国也有两部专门的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第四，从对未成年人的审理上看，《决议》在程序上规定了一些必要措施，如对未成年人审前羁押要进行听证，要经过预先调查，并经过当事人质证才能做出司法决定；第五，在对未成年人的制裁上，《决议》的内容体现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要求对未成年人绝对不适用死刑，也是和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刑法制裁原则协调一致的。我国一贯坚持对未成年人不能判处死刑，要严格限制徒刑的期

限，对未成年人要从轻或减轻处罚。总之，这个《决议》从世界范围来讲具有全面性和先进性，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突出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性立场。

关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应由专门的司法部门来进行，包括审判职能的专门化，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已经普遍适用。这种专门化还应该包括诉讼的作用和机构的职能，从诉讼程序开始，职能的整体专业化是唯一能够使儿童的优先权利得以保障的方法。至于管辖权的专业化，第一层含义是指专门的司法机关，成为专门负责未成年人事务的管辖权独立集体。这种专门化可以仅仅包含刑事问题，还可以包

含其他相关问题，甚至包含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问题；第二层含义可以指建立在专门化概念上的未成年人权利的独立性，以及为了避免由

于争诉性质所引起的不同的管辖权问题的未成年人保护单位。因为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还不成熟，不同于成年人，他们所实施的危害行为的特点也有别于成年人。而且从实施危害行为的原因上看，其危害行为还受社会、家庭、学校等多方面影响，不能由其承担百分百的责任。因此，要采取特殊的措施保护未成年人。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四十四条也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点也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精神。

三、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司法制度和完备少年司法体制

在司法实践中，建议建立完善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教育、矫正未成年罪犯的刑事责任制度和刑事司法制度，明确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周岁的未成年人只能适用教育措施，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罪犯不得适用死刑，主要采取教育措施或者其他有

矫正作用的替代性措施，禁止对他们适用任何形式的终身监禁。在前面提到的《决议》中，还专门建立审判和处理未成年罪犯的独立的司法制度，对未成年罪犯特别是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得实行审前羁押，作为一种例外情况，审前羁押必须经过审理，审前羁押过程应当尽可能地辅以教育措施。还要求审判和处理未成年罪犯要坚持平等对待原则，加强合作、并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我国现有3.67亿十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宪法相关条文为基本，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主干，以刑事、民事、行政法律的相关规定为补充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并参与制度或签署了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我国保护

未成年人的法律制度与国际公约的要求是一致的，如关于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十六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和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一般不公开审理的规定，以及对未

成年罪犯应当单独关押和教育改造的规定，等等。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价值取向。

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司法制度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得到全面落实。未成年人需要立法，司法和社会各方面给予特殊保护，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干涉（主要指司法干涉）应始终把他们的最主要利益考虑在内，并且适用的（即区别于成年人）的法律规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应当确保社会安全及重视和保护受害者的利益调和均衡。这些理念和原则，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已有所体现，今后应进一步研究和借鉴。而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司法确定”问题，明确要求“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以及由这种责任所产生的后果必须由专门的司法部门确定，该司法部门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独立司法权。这种特殊资格应包括诉讼程序的所有其他参与者。该司法管辖权最好能扩展到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所有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少年司法制度，内容包括审理制度，证据制度，律师制度和上诉制度等，有些已经相当完善。在我国，1984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之后经过各地试点，1988年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交流会，向全国推广少年法庭工作经验，少年法庭在全国迅速铺开，截止1944年底，全国已有3369个少年法庭，其中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540个，专门负责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又于1999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对少年法庭做出明文规定，促进了少年审判工作的开展。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少年审判机构的新突破。近几年，绝大多数未成年罪犯都是由少年法庭审理，判决的。少年法庭判决的未成年罪犯经过改造重新回到社会后，一般均能改过自新，重新犯罪率明显下降，我

国少年法庭的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也得到有关国际组织和友好人士的称赞。

199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度并了《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199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教委等部门以及工、青、妇、等组织联合了《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相互配套的工作体系的通知》、《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陪审员的联合通知》等文件。进一步规范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确立了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活动的基本原则，落实了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促进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全面展开。1991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公布并于1992年1月1日起实施。199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些法律、法规中的原则规定是一致的，即对未成年人犯罪，惩罚只是手段，教育、保护才是目的。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专门的诉讼程序正是教育和保护他们有效的方法，顺应现代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趋势，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需要;是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发展和完善的需要;是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客观需要。

关于建立少年法院的可行性，许多专家分析认为，我国设立少年法院的法律依据和程序依据已基本具备，此外，20年来少年法庭的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经验和较为规范的工作制度和少年审判工作

的开展，带动少年司法的侦查、检察、辩护、法律援助。管教等一系列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关城市的少年法院试点经验可资借鉴。

四、将未成年人责任规则扩大适用于青年人

防止曾经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争取使他们早日回

归社会成为当代司法界共同追求的目标。社会问题是失足未成年人获

得正常生活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妥善解决了未成年人的就学、就业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使他们真正回归社会。我国现有法律明确社会安置义务;制定地方性法规，保障社会安置工作的落实;完善社会帮教机构，将社会安置纳入社会帮教工作体系中;实行专门机构负责，专项管理，并建立社会安置档案。

未成年人不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1.他们正值动脉硬化发育期，生理变化显著。表现为身体发育快，智力增长快，精力充沛。2.他们心理发育正处于从幼稚向成熟过渡的阶段，表现出极强的模仿能力和好奇心，追求独立，好胜逞强，对事反应敏捷。3.思想和够成熟，尚不能良好地辨别是非，极易感情冲动，缺乏控制自己行为能力，举动多带有极大的突发性和盲目性。基于对犯罪原因和对策的不同理解，国内外关于青少年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研究，始终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犯罪发生的低龄化现象，认为一般法定的十四周岁这一基本刑事责任年龄已不能满足打击犯罪的需要，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至十二至十三周岁。有些国家规定的基本刑事责任年龄为九岁，当然也坚持认为他们的规定是合理的。另一种观点，强调青少年需要社会的特殊保护，强调青少年犯罪的复杂原因和社会责任，认为不仅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不能下降，而且应当将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的法律规则，扩大适用于整个青年

群体（或称年轻的成年时期）——十八至二十五周岁。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后一种观点成为共识。

将未成年人表述为“年轻人”，对年轻人需要适用特别的法律规则;对年轻人的保护、他们的和谐发展和社会化极为重要，同时也应当确保社会的安全，重视社会受害者的利益，这里“年轻人”的是刻

意的，因为它紧接在前句关于“未成年人”的表述之后与之并列，前句是：“未成年人需要社会的特殊保护，尤其需要立法者、社会制度及司法制度的特殊保护。”事实上，我们思想上所要表达的思想：“人的青年状态可以延续至年轻时期（二十五周岁），因此，立法也可以适用于未成年人的某种类似方式适用于年轻的成年人。基本上述的指导思想针对有关个人的需要，可将教育措施或者对个人的有矫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措施所适用主体的处长作用至二十五周岁。针对十八周

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对未成年人适用的特殊条款可以扩大适用于二十五周岁以下的人。”

国际刑法学协会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它们主张和决议当然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力，但它对于联合国及各国的政策和法律都有深远的影响力。

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将对于未成年人的特别法律规则，如从轻、减轻等方面的规定扩大适用于年轻人，对于年轻人的重归社会，对于刑事司法的社会效果，对于社会的和谐进步和文明化，无疑是会产生积极作用的。 参考资料：

1、《刑法学》

主编：刘铭暄 1993年

2、《刑事诉讼法教程》

主编：樊崇义 1998年

周士敏 刘根菊

3、《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

主编：刘 玫

4、《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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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的容忍、最高限度的保护，该重判的坚决依法重判”，“六一”前夕，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三起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典型案例时，也作出了上述明确表态。

近日，从海南万宁到安徽潜山，伸向未成年人的魔爪，可谓触目惊心。这些案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侵害者利用了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的特点，实施不法之举。斩断黑手、共护蓝天，织就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制之网，可谓时不我待。

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相关法律法规，态度都十分明确。从社会范围看，一个集立法、行政、司法、教育、社团等协作配合的立体保护网络，已经成形；从法制角度看，宪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也已经有了基本完善的法制框架。总体来说，我们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加强，对侵害他们权益的处罚力度也在加大。

不过，“每个孩子都是最娇嫩的花朵”，侵害造成的生理与心理损害，几乎“不可逆”。因为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所以需要以更多法制资源，进行“倾斜性保护”。比如，司法工作中贯彻“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优先原则”，根据犯罪新特点新变化研究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等，都是必要之举。越是“弱势”，越是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这也是“法制担当”的体现。

在各种权利救济方式中，法制可谓“筑底工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尤其如此。唯有保持“最高级”的打击态势，才能形成有效震慑，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防止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每个孩子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最高级”的保护，给予孩子平安成长环境，更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另一个侧面，是青少年犯罪问题。目前，青少年犯罪在全国刑事案件中的比例居高不下。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人生有好多十字路口，紧要处只有几步”，帮助未成年人走好这“紧要几步”，远离犯罪――不管是成为犯罪对象，还是成为犯罪主体，都需要法制的佑护。上网冲浪时难加区别，比邻而居却不相往来……当前，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也越来越复杂。“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教育既不合理，也难言健康。要让法制更大程度地发挥保护作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提升这一群体法治意识，同样需要“最高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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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是人类的希望，国家、民族的未来。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特殊保护，做好他们的培养教育工作，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培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神圣义务。因此，我们教师要认真学习教育法制的基本知识，不断增强教育法制观念，在教育教学中自觉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正确的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断增强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具体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一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监护人、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如：在一些学校里，侵犯学生权利、伤害学生自尊心的现象时有发生，或多或少存在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如有时罚站，有时一个学生违纪全班同学挨批，优待尖子生，有时对后进生态度粗劣等．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有关法律的规定，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我们教师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杜绝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教书和学习的生活，使我感悟到：教师的人生，还应该有创新精神。年年春草绿，年年草不同。而我们的学生亦是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让每一个学生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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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芜湖市已进入发展的关键阶段，未成年人工作始终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下面我就今后一个时期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增强三个意识努力开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兴衰、民族复兴。保护教育好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也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贯彻实施《若干意见》的实际行动。要率先全面建小康、率先实现现代化，必须进一步认识做好新时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树立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成长环境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律教育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社会环境”，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为他们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是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我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方面”。芜湖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和物质条件有力地促进了未保工作的顺利开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等也给未成年人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新的形势、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与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认识和对待各种社会思潮、树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及文化理念是我们面对的重大课题和挑战。我们要以《若干意见》为重要指针，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从培养新世纪合格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建设者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认真研究和解决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担负起教育、培养和保护下一代的历史重任。

二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把握好未成年人维权工作的有利时机。××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年也是我市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加快推进芜湖融入长三角经济圈，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关键的一年。这些年来芜湖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我市围绕“加快发展，强市富民”战略目标开展的一系列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既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对未成年人教育和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正面临着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未保工作大有作为，任务艰巨，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我们要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根本目标全心全意为未成年人成长成才提供服务大力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新一代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要进一步增强开拓创新意识，不断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做好新形势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一是要不断更新思想观念。牢固确立“服务第一预防为主”的宗旨。要深入到未成年人中去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及时掌握他们需求的变化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愿望加强引导为他们提供服务并切实解决他们在成长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从源头上做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工作。二是要不断创新工作载体。要与时俱进紧扣时代脉搏针对未成年人工作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及时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要不断拓宽工作领域创新活动内容延伸服务触角积极开展符合当代未成年人思想特点和心理特征的各类活动如举办一些读书会、益智类的趣味知识竞赛、亲子教育讲座等。三是要不断深化工作内容。要进一步开拓视野完善功能在整合社会各类资源、健全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网络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服务功能。除了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教育、法制宣传、权益维护等工作外还要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生存发展、校外活动、生理心理健康、社会活动参与、司法保护、社会保障权等自我保护、自我成长方面的关注力度。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寻找更多能够牵动社会、影响社会、整合资源的载体创新工作品牌。

二、突出三大功能，充分发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优势和作用

正确认识和把握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宣传教育功能、维权服务功能、环境营造功能不断提高未成年人的自身素质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当前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和努力方向。

一要切实加强未保工作的宣传教育功能。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各级未保组织要对广大未成年人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各类主题学习活动使未成年人牢固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引导未成年人了解和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和实质从小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远大理想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能够适应芜湖发展、推动芜湖发展的青年人才。

二要努力发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维权服务功能。各级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要在整合资源、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建设的基础上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齐抓共管相互协作。各相关部门要不断挖掘潜力以“切实履行维权职能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进一步完善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的考核机制拓宽创建领域深化创建活动内容扩大维权服务面。要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法制宣传、司法保护、法律援助、帮扶救助、权益维护等各项服务。要延伸服务触角将维权服务向基层扩展深入到学校、街道、乡镇和社区逐步构建青少年维权联动网络。要提高优秀维权岗的质量和信誉度建立并完善淘汰和退出机制。对维权功能退化、不符合市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要求的予以摘牌保证典型的示范和激励作用。

三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环境营造功能。要进一步加大“五项保护”的工作力度各级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要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每年争取解决一至两个未成年人成长成才过程中存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学校保护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大力保证农村和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权利不断推进素质教育在家庭保护方面要通过举办各类家长学校以及家庭文化、法制教育培训班等全面提高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和法律意识在社会保护方面，要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的职能作用，要在文化市场、劳动用工、未成年人卫生保健等方面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大力优化社会环境，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保护方面要坚持“打击与挽救相结合维权与帮教相结合、履行司法职能与预防犯罪相结合”的原则强化司法保护。同时要高度重视对特殊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工作为智残、体残青少年和弃婴、流浪儿童以及未成年人中的特困、失足等弱势群体提供帮扶使他们在接受教育、就业培训、回归社会等方面享受到特殊保护。

三、抓好三项工作努力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作为这项工程的主要倡导者和具体推动者使命所系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抓好组织基础建设确保工作发展。组织体系是未保工作的基础和保障。一个地方未保工作的组织基础实不实一看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制度能否始终保持完整和有效领导班子能否随着机构和人员的变动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二看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分管领导和联络员能否到位、在位能否对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起到指导和推进作用三看经费的保障情况。任何工作的正常开展都需要人、财、物的保障未保工作也不例外。现在，一些同志认为未保工作是由各有关部门在具体操作的部门的工作经费已经在预算中作了安排因而对未保工作的专项经费没有予以考虑。事实上未保工作有不少是专项性工作需要多部门的协同配合没有一定的经费保证是难以正常运作的。希望各县区也要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费纳入预算予以落实。各级未保组织要根据未保工作的年度计划和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编制年度预算方案，争取将一些重要的专项活动列入相应财政预算计划以保证活动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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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合适成年人 刑事检察 未成年人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是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的一项旨在维护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的确立是对多年来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司法实践探索的肯定,更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保障该制度的有效落实尤为关键。笔者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以下简称未检工作)的实证分析为基础,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内涵、价值以及面临的问题与工作机制的完善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对该制度的实践运行有所裨益。

    一、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实证分析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司法机关在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调查时,应当有包括其法定人在内的合适成年人在场,以保证未成年人在合法、公正、舒适的情况下理性对待调查。自1999年开始,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就积极开展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工作,在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从该院近五年来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来看,年均办案数为50件96人,占该院办理的刑事案件总数的5%左右。在所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在讯问时无法到场或不宜到场的案件占总数的20%—30%。无法到场的主要原因集中在:法定人外出打工,无固定居所或联系方式;法定人离异或与子女感情不和或系聋哑人,因而拒绝到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无法及时到场等等。不宜到场的主要原因包括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共犯、案件的证人等情况。在法定人不能到场的个案中,公安机关多以所辖社区的干部作为合适成年人到场,而检察机关则委派本院离退休人员充当合适成年人,对于特殊的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如害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也曾由妇联工作人员担任询问时的合适成年人,法院则在指定辩护人后直接予以审判。总体而言,公、检、法各自为政,有效资源难以整合,既缺乏对合适成年人制度的统一认识,又未能形成合力,无法共同促进该制度的发展。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观念上的差异,也有制度衔接上的不足,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中未能摆脱传统的社会防卫追诉思维,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价值定位缺乏明确清晰的司法理念,导致实践中呈现出“探索积极性高涨,但探索目标不明晰、定位不准确,注重生存的因素多,考虑发展的因素少,基于核心能力建设的内涵发展普遍缓慢”⑴等状况。

    二、修改后刑诉法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规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专门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即“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讯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适用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根据以上规定,对于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人到场,这是法定要求,而非酌定要求。在特定情形下,到场的合适成年人范围由法定人扩大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此处的特定情形是指“无法通知、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人是共犯的”。值得注意的是,通知法定人之外的合适成年人不是法定要求,而是酌定要求,即“可以”通知而非“应当”通知。但在检察实践中,基于实现未成年人保护的制度设计宗旨,一般情况下还是应当通知法定人之外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关于到场合适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法定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认为办案人员有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交其阅读或者向其宣读。需要说明的是,法定人之外的合适成年人只能行使后两种权利,而不能代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关于法定人不能到场的具体情形,合适成年人的责任义务,相应的法律后果等问题,修改后刑诉法则没有明确的规定,对此,司法实践需要从该项制度的本源及其立法宗旨出发,才能正确把握法律的本意进而有效实施。实践中还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专属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只适用于诉讼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况,对于在诉讼过程中已满十八周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不再享有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权利。

    三、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实践路径

    刑诉法修改以前,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中还属于法律规定之外的一种移植性探索,而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之后,则属于必须执行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新的起点上,检察机关还需要探索新的实践机制和路径。

    (一)以国家监护人的角色承担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职责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建立是基于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哲理根基——国家亲权理论。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居于未成年人最终监护人的地位,负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应当积极行使这一职责。在未成年人的父母缺乏保护子女的能力以及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监护其子女职责时,国家可以超越父母的亲权而对未成年人进行强制性干预和保护。国家在充任未成年人“父母”时,应当为了孩子的利益行事。⑵根据这一理论,当父母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无法保障或者没有积极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时,国家将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需要,以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为原则,赋予其他成年人以到场权,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正当利益。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国家亲权高于父母亲权,合适成年人到场权是国家赋予未成年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合适成年人应当积极与未成年人沟通,尊重其选择,争取其信任,帮助其克服紧张、恐惧等情绪,及时制止不当的讯问行为,而非消极地旁观讯问过程。国家则应当建立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合适成年人未到场所取得的口供予以排除,同时建立专业性的合适成年人队伍,以确保未成年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可以及时获得合适成年人服务。

    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理念,在我国的法律传统中,父母亲权具有当然的优势地位,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定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其在代为行使未成年人诉讼权利时,不受未成年人意志的约束,更无须经过未成年人同意。无论法定人是否具有保障未成年人正当权益的能力,相较于合适成年人而言都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合适成年人仅能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承担有限替代者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建立在以法定人为主的诉讼权利本位基础之上,法定人具有是否到场的决定权,无需征求未成年人同意,更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合适成年人到场则相反,不仅需要征求未成年人的同意,在权利行使上还需要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

    因此,淡化追诉犯罪的国家公诉人身份,突出国家监护人的身份,在维护社会安全和保护未成年人福祉之中选择后者,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加强与综治、共青团、关工委、妇联、民政、学校、社区等有关方面的联系与配合,“促进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帮教社会化体系建设,争取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有力支持,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无缝衔接”⑶才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

    (二)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执行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基本原则

    建立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必须立足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有侧重地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落实上更是如此。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流程包括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其中侦查阶段的讯问对被讯问人心理和生理造成的压迫是其他阶段行为所不及的,因为在以口供为中心的讯问模式下,“讯问过程是一个侦查人员检验其预先形成的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怀疑是否合理的过程”,⑷侦查人员希望通过讯问获得有利证据以完善其控诉的证据链条,而在公诉和审判讯问环节,这种对抗性逐渐弱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侦查讯问环节是未成年人权利保护问题最突出,受到正当程序的保障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合适成年人在侦查讯问时到场所起到的监督作用远比后续环节重要得多,而加强对此环节的监督应是检察机关落实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工作重点之一。除此之外,对合适成年人到场时的权利也必须予以明确,同时建立相关机制,切实保证合适成年人能最大限度地帮助挽救未成年人。

    虽然理论界比较一致认为合适成年人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为己任,应该保持独立,不应依附于国家机关,但实践中没有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支持,任何合适成年人队伍都很难发展下去。而各地区经济状况、司法配套机制、非政府组织等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仅凭检察机关的力量建立专业统一的合适成年人机构或队伍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都存在不小的问题。从我国目前的社会体制权力配置来看,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是由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多元的主体在行使,因此,加强与社区、教育、民政、共青团等单位的联系与协作,在法律监督工作中突出刑事犯罪预防职能,强化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以及对涉罪未成年人保护整体格局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三)以刑事检察职能为依托构建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有效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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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儿童权利保护立法完善　刑事保护

首部有关保障儿童权利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我国于1990年12月有保留地批准加入。该公约第1条规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因而，我国相关法中所称的未成年人与国际公约所称的儿童是一致的。所谓的儿童权亦即未成年人权利。在公约的第37―40条分别对触犯刑法规范的儿童做出了保护性规定，并被世界各国刑法作为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参照系，完善本国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刑法规范。我国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有关儿童的规范做了修改与扩充，以此从刑法规范角度深化对儿童权利的保护，进一步完善我国儿童权利的刑法保护制度。然而，以国际公约所确立的普遍保护标准为参照，则突显我国儿童权利的刑法保护的不足，与其标准尚存差距。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价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为参照系，检视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刑法保护制度的不足，进而提出弥补不足的构想。

一、《刑法修正案八》：儿童权利刑法保护新进展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总则条款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即《刑法修正八》第6条对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制度的弃除、第11条第1款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宣告缓刑的规定，以及第19条关于未成年犯罪有限度免除报告前科制度的确立，从而成为未成年人刑法保护重要法律依据，也是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建设进展的重要体现。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的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促使刑法总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和力度逐步加强，以充分发挥其保护人权和减少再犯的作用。

(一)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制度的弃除

1997年《刑法》所确立的累犯制度未将未成年人予以排除，而是在同等条件下与成年人构成累犯，因此，未能突显出对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为此，《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规定，将刑法第65条第1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修改的内容仅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增加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而实质上则是从原有的累犯制度中，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一并划归不成立累犯的范畴。质言之，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即未成年人不得成立累犯。此与其他国家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制度接近，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18条第4款的规定“未满十八岁的行为人因实施犯罪负有前科的，不应当认定为是累次犯罪”，《罗马尼亚刑法典》第53条规定“确认累犯时不考虑有未成年期间实施的犯罪情形的判决”。笔者认为，此次的修改深化了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内涵，在刑法处遇上应该差别于同等情形下的成年人犯罪；其外延也得以扩张，未成年人犯罪不再因累犯制度而适用加重刑罚，缓刑和假释制度也不再受限制。

(二)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宣告缓刑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11条第1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此条款修改的焦点是，是在原有选择适用缓刑基础上，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三类人群应当适用缓刑的规定。依修改后的刑法规范意旨，未成年人犯罪的，只要符合缓刑的条件就必须适用，即强化缓刑的应当适用效力而非先前的选择性适用。以此，强化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保护的力度，优化了其刑罚适用，推进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新发展。

(三)有限度免除报告前科制度的确立

1997年《刑法》第100条确立的前科报告制度，规定曾经受过刑罚的任何人在入伍或就业时必须进行报告。前科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起到间接预防犯罪的作用，但对于未成年罪犯而言，却是一种“标签”效应，始终背负着“罪犯”的心理阴影，有损于他们尊严，不利于复归社会和健康成长。对此，《刑法修正案八》做了重大修改，创设了未成年人有限度的免除前科报告制度。修正案第19条规定，在刑法第100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由于前款规定了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时的前科报告义务，修改后的刑法典第100条第2款旨在免除未成年犯罪人的部分前科报告义务，且该部分仅限于未成年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范畴。这项义务的部分免除，有利于教育与改造未成年罪犯，使其顺利回归社会，通过减少此类未成年人遭遇社会歧视的几率，可防止其自卑厌世、自暴自弃等消极心理的加剧而难以重新融入社会。不过，免于前科报告毕竟有别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因其改革的非彻底性而未能清除失足未成年犯所终生背负的犯罪人标签。尽管如此，新修正案作为我国的最新刑事立法，基本反映了当前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发展态势，而且其中所涉未成年人犯罪的诸项从宽处罚规定，对于进一步完善此类特殊群体的从宽制度与提升其人权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刑法修正案八》前两处的修改都是着眼于刑罚的裁量方面，旨在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改善其人权状况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由于未成年人在心理、生理、辨认和控制能力上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即使再犯且符合累犯的一般条件其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也不及成年犯。若对未成年犯罪人加重处罚或者同样处理，则有悖于我国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宽处罚的基本原则，从而更难以实现对其适用刑罚的真正目的与保护此类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终极目标。《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未成年人的第三处修改，是刑法规范的扩充，创设免除前科报告制度，虽然仍有一定局限性与不彻底性，但足以反映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的完善。

二、以国际为参照：未成年人刑法保护仍待发展

综观前述，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保护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立法理念也在其中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典”的形象，也接近于我国其他专门保护未成年人法律的立法宗旨，但与相关国际公约相比，如《儿童权利公约》以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我国所确立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与公约确立的保护标准尚存实质性差距，也落后于其他国家。

概言之，国内最新立法中有关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规范较为粗疏和分散，致使有关权益保护的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具体而言，尚存的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未成年人罪犯刑事立法保护面窄、力度不足

《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的“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第4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和其他以实现本公约所确认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2，3条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订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受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从前述国际公约的规定可见，国家公约确立全方位展开对未成年罪犯的保护，包括刑事立法的保护。我国作为缔约国或者会员国，应该履行国际公约所确立的规则。具体到刑法，更应该积极贯彻国际公约的精神，从立法层面展开对未成年人罪犯全方位保护。

然而，以《刑法修正案八》所代表的最新刑事立法在未成年人罪犯的保护制度方面，主要限于从宽处罚和刑罚裁量范围，而未能从宏观层面的立法宗旨、刑事政策尤其刑事立法政策层面，以及微观层面的刑罚种类适用和刑罚消灭制度等方面对未成年罪犯进行立法性保护。纵使在所涉的刑罚裁量问题上，也只论及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制度的弃除和应当适用缓刑的内容，而不涉未成年人兼采减刑、假释、自首或立功等项轻缓制度，更无放宽缓刑、减刑、假释等刑罚制度对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适用条件。显然，这不利于全面或充分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悖于保障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基本精神。

同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不足，也是影响权益保障水平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在刑罚的从宽裁量上，现行刑法总则中虽含有对未成年人应当适用缓刑的崭新条款，却未涉对其适用缓刑的必要条件可否低于一般成年犯罪的适用标准问题。在刑罚的消灭方面，我国刑法典中尚未构建起一个相对完善的犯罪记录免报体系，也缺失关于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前科消灭制度。从而，此类制度的保护力颇为有限，势必会削弱其教育改造未成年人的效果，也不利于全面而充分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权益。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保护方式粗简、不成体系

在相关国际公约中，并未规定缔约国或者会员国必须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立专门法律或者专章对其予以保护，但是国际社会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在刑法典内设立专门的篇章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比如，《罗马尼亚刑法典》在其第4篇第113―127条专门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规定，并确立相应的保护制度；《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十四章第87―96条专门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并确立相关的保护制度；也有的国家制定专门的法典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保护，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法院法》(1974年12月颁布)，该法是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适用的根据，其中无不有保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价值体现。

以国际社会为参照系，则会突显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的差距。而差距的根源之一即是立法方式的选择。当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保护方式上是采较为传统的分散式立法，且仅有几个条文。此种立法方式，从立法和司法的操作角度而言，具有简单、便宜等优点，但更多地突显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保护方式、制度构建过于粗疏、简单。一方面，分散式的立法方式，其容量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不周、内容不全，会导致刑法保护中有关未成年人重要权益的缺失，则难以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保护的旨趣、功能则受损。如此势必不利于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人权义务之切实履行。另一方面，分散式立法则使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刑法规范过于散乱、不成体系，在制度构建层面则突显粗疏、简单、不健全等缺陷。同时，出于刑法典体系的完整与协调考虑，一些诸如立法宗旨、政策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规定难以在分散式立法模式中找到恰当位置。

三、制度完善设想：推进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当下，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保护取得了进展，深化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保护，扩充了保护范围，体现了刑法立法注重人权保护的价值取向，但从前述与国际公约以及国际社会的做法比较中，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保护尚存需要完善的地方，为此，笔者提出，可从如下制度完善的设想入手：

(一)形式层面：改用集中的立法模式，优化刑法结构

为了能够有效规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分散、不成体系及其引起的弊端，在立法形式必须做出调整，由分散式立法向集中立法模式转变，以优化刑法结构。换言之，通过在刑法总则设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或犯罪处遇专章，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系统化、类型化集中规定的立法模式，使未成年人犯罪刑法保护制度得以优化并成体系性，同时也能使刑法结构得以优化，改变刑法典内容散乱、体系性不强的缺陷。这不仅符合当前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模式惯例，以与国际接轨，更能贯彻国际公约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的精神，也因为这一模式和做法操作性强，刑事立法保护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并且突显了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具体而言，未成年人犯罪的集中立法模式，不仅强调了未成年人刑法规范的权威性和特殊地位，而且突出与成年人犯罪适用刑法的差别，以实现刑法总则对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限度保护。

(二)内容层面：降低惩罚力度，全方位加强保护

为了能够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实现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限度保护，实现对人权的切实保障，且使未成年人罪犯复归社会与健康成长，我国刑法应该从立法层面实现对未成年罪犯人适当降低惩罚力度，并全方位地加强保护。为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下述方面对刑法规范的完善，以实现对未成年罪犯降低惩罚力度和加强保护。

1.刑事政策的贯彻。刑事政策是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原则、策略。当下“宽严相济”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应该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对关于未成年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以及刑罚配置方面，应该注意到其“宽”与“严”的适当结合，“宽”大于“严”。同时，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中，也更应该贯彻我国针对未成年罪犯特有的刑事政策与原则，即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宗旨原则，这些都应该在相关刑法规范中得以体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刑法保护，则既要制定针对性的特殊定罪、量刑和处遇政策，也要有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有效预防对策。教育和改造未成年罪犯，对于最大限度维护其合法权益、保证其处遇公正合理和有效预防未成年犯罪尤为重要。

2.刑事处罚从宽范围的扩展。在适用刑罚上，为实现对未成年罪犯利益最大限度的保护，应该从刑事立法层面，对未成年罪犯刑事处罚从宽范围进行扩展。目前我国刑法总则中已经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应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刑罚适用上对未成年人的从宽政策，保护未成年人。然而，这并未足以体现对未成年人罪犯最大限度的从宽，以及最大限度的保护。笔者认为，应该在刑法总则第17条第3款中增设“免除处罚”的规定，即修改为：“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以此，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刑事处罚放宽至“免除处罚”的限度，对于一些犯罪情节轻微、可适用刑罚处罚也可以不适用的情况下，应当免除对未成年人的处罚。此为未成年犯罪刑事处罚从宽范围的最大展开，是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限度保护原则的贯彻落实，也是基于未成年人特点而拟定的符合量刑目的之处罚幅度。为了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最大限度保护原则，对于未成年罪犯而言，非刑罚方法应为量刑时首选，而刑罚则作为最后的手段仅在其罪行重大或者其他处罚不利时才适用，且应当从宽适用。

3.刑罚从宽限度条件的降低。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确立了缓刑、减刑、假释等多项从宽制度。《刑法修正案八》已就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做了放宽调整，规定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罪犯，应当适用缓刑的规定。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罪犯而言，放宽还应该在其“应当”适用条件上放低，以区别与老年人和怀孕妇女应当适用刑罚的情形。同时，在刑罚执行制度上，应当放宽对未成年人适用减刑、假释等执行制度的条件，如进一步降低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减刑、假释的刑期条件或其标准等，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制度的教育和改造作用。同时，总则中的非刑罚措施也尚待完善，其重点在于挖掘这些替代措施对未成年人的特定矫正和挽救作用。

4.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刑法修正案八》首创了有限度免除前科报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未成年人的保护，削弱了刑罚对未成年人留下的“标签”阴影。但相对于其他国家设立的前科消灭制度而言，我国尚有欠缺，而前科消灭制度是国际社会刑法立法改革的必然趋势，不仅是对于未成年人，还是对于成年人。为此，我国应该对未成年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予以确立。因为，前科消灭不同于前科免告，而是“曾经受过法院有罪宣告或被判定有罪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国家抹销其犯罪记录，使其在规范上的不利益状态消失，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刑事制度”。对未成年人专设这项制度，有利于未成年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和预防其再犯，从而彻底贯彻了“双向保护”和“最大利益”原则。笔者认为，该制度可以分步实现：首先，在当下的有限度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制度的基础上，下一步可以全面放开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制度，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刑罚的，免除其前科的报告义务”，以此，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删除，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全免除，再下一步，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规定在执行或者赦免以后，即将未成年人的前科予以撤销，形成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

5.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替代措施的完善。刑罚是最严苛的法律制裁手段，也是维护社会安定、人民利益的最后手段。然而，从另一个侧面而言，刑罚的适用并不是维护社会安定、解决冲突的最好途径，反而有时甚至是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紧张因素的升级，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来说更是如此。为此，国际社会的刑事立法改革中，刑罚替代措施的探讨和改革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刑罚替代措施，用刑罚之外的方法对社会危害小、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进行处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多样化以及缓和了刑罚措施所带来的紧张。刑罚替代措施适用在未成年人犯罪更为普遍，且成为处理该类案件的首选。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法院法》第5条规定，“少年实施犯罪行为的，可命令教育处分。教育处分不能奏效的，判处惩戒措施或少年刑罚。”《罗马尼亚刑法典》第114条第2款规定，“只有在教育处分不足以矫正未成年人行为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刑罚。”在当下我国的刑法已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替代刑措施，《刑法》第17条第14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据此，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替代措施是政府的收容教养，除此之外，还有资格刑、财产刑等一些非刑事处罚，足见我国非刑事处罚的缺失与不合理。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增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罚的替代性措施，并成为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矫正的首选。尤其是在《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之后，我国更应该完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措施。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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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因特网的普及，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网络化的信息时代。信息社会在带给未成年人快捷与便利的同时，也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是指未成年人在网络中（包括局域网、广域网、互联网）享有的个人信息，网上个人活动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收集、复制、公开、传播和利用的一种人格权。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受侵犯有以下特征：

（一）侵权主体的广泛性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用户不再只是网络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正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由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每天有大量信息上传到网络上，其中不可避免地混杂着一些未成年人的隐私，这些信息有些是网络管理者自行上传的，有些是网络用户上传的。侵犯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主体十分广泛，不仅包括个人和网络经营者，还包括商业公司、软硬件设备供应商和黑客。①

（二）侵权客体的特殊性

传统隐私权的客体是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而网络隐私权客体的范围有所扩大，包括了传统经济活动下不属于隐私的内容，例如姓名、性别、年龄等，即未成年人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切个人信息都属于信息时代网络活动中隐私权的内容。未成年人的个人数据资料、网络通信内容、个人网络生活和个人网络空间都会成为侵权的客体。

（三）侵权对象的特定性

在网络环境下，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对象是未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这一群体，个人信息被披露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未成年人越来越多地融入网络，他们在学习先进科技，吸取丰富知识的同时，也面临着隐私权被侵害的危险。为了有效地保护社会经验不足、维权意识淡薄的广大未成年人，法律界应将未成年人隐私权研究摆在重要的位置上。②

（四）侵权行为的多样性

在互联网中，未成年人的信息资料通常以数字或数据的方式表现，其数字化特征，为他人收集、复制、传播、利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网络隐私侵权行为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主要有对未成年人数据的非法收集、恶意散布、非法利用、非法交易等。未成年人信息常常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他人获得，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被泄露。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立法保护的不足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查阅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查阅。”第69条规定：“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确规定隐私权为该法保护的民事权益，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53条后增加1条，作为第253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1条规定：“国家保护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侵权责任法》第36条，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公民隐私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予以确认，意义重大，填补了我国民事权益保护的法律空白。《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的出台，更是加强了对公民网络信息的保护。但是，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保护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对于侵犯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刑事责任不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9条规定了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的行政责任。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并没有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表现。第二，《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得比较笼统，可以进一步细化。这个条款规定的是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多种类型。他们所采取的侵权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同，对于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侵犯的程度不同。在特殊情况下，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被部分或全部地免除民事责任。

加强我国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立法保护

（一）明确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没有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有学者认为，在未来的司法解释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较大的；多次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者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手段恶劣或者形成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购销组织网络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较大或者销售金额较大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虽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接近且已达到该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情节严重”：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用于实施违法活动的；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使之流向境外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的金融交易、疾病医疗、婚恋情史等重要信息的；非法获取残疾人、非婚生子女的个人隐私信息的。③

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不能独立、完全地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对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不能够完全认识。未成年人属于弱势群体，从法律角度来看，保护弱势群体的本质，就是体现宪法和法律的公平和平等原则，也是对法律正义本质的具体实现。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之上，对弱势群体实行有差别的倾斜保护，以矫正形式正义的不足，体现法律对实质正义的追求。笔者认为，非法获取未成人网络隐私信息同获取残疾人、非婚生子女的个人隐私信息性质一样严重。非法获取网络隐私信息未达到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数量标准，但接近且已达到该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可以视为“情节严重”。

按照经济分析法学派的观点，以效益最大化作为标准，法律的根本宗旨在于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或者是通过法律的参与使社会财富达到最大化的效益目标。运用效益原理中财产规则和责任规则对青少年隐私权的立法保护进行分析，如果运用财产规则能够带来效益最大化，那么，应该选择财产规则；当财产规则不能产生效益最大化，只有责任规则能够产生效益最大化时，那么，就应该选择责任规则。如果对侵犯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行为给予严重的处罚，对于侵犯者来说，就不会选择责任规则。

（二）细化民事责任

欧盟在2000年的《电子商务指令》中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三种类型，规定了不同的免责条款。

首先，为用户提供信息传输服务或网络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符合下列条件时不需为传输信息负责：未发起该传输；未选择传输接收人；未选择或修改传输信息。

其次，对信息进行自动的、媒介的、暂时的存储行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符合下列条件时，不为这种存储行为负责：未修改信息；遵守接收信息的条件；遵守工业广泛承认并使用的信息更新规则；没有干涉合法使用被工业广泛承认并采用的技术去获取信息使用的资料；实际知悉信息的最初来源已被删除或屏蔽，或者法院、行政机关命令删除或屏蔽时，应立即删除或屏蔽该信息。

最后，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服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符合下列条件时，不为所存储的信息负责：未实际知悉违法信息或活动，并且在有关损害赔偿的请求上，未察觉该违法信息或活动具有显而易见的事实或情况；在实际知悉或意识到之后，立即删除或屏蔽该信息。

我国的立法应效仿欧盟的法律规定，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同的类型，规定不同的免责条款。这样不仅保护了网络用户的隐私权，而且保护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不具体，应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增加法条的现实可操作性。国务院2006年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提供网络接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缓存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提供搜索及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四类，规定了不同的免责事由。

笔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包括技术服务提供者，还包括内容服务提供者。技术服务提供者，主要是指提供接入、缓存、信息存储空间、搜索以及链接等服务类型的网络主体。技术服务提供者如果主动实施侵权行为，如破坏他人技术保护措施、利用技术手段攻击他人网络、窃取他人信息等，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内容服务提供者，是指主动向网络用户提供内容的网络主体，应当对所上传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如果提供者提供的内容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就要承担侵权责任。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应该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不同的类型，规定不同的免责条件，特殊的情况特殊对待，从而提高法律的可适用性。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2～2013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信息时代青少年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3YB157）成果】

注释：

①华颉：《网络时代的隐私权――兼论美国和欧盟网络隐私权保护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

②冉妮莉：《青少年网络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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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刑事诉讼法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未成年人

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概述

“合适成年人”一词肇始自1984年英国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基本含义是指,司法机关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适当的成年人到场,他们的角色主要是通过他或她的讯问时在场,阻止司法机关的压迫行为并确保未成年人所作的陈述是自愿的。一般说来,司法机关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时也同样适用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仅探讨司法机关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未成年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探索,是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制度。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是没有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规定的,在旧的《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了法定人到场旁听讯问的制度。2012年最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5 编“特别程序”中第1 章就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其中,第270 条第1 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此款明确规定了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其合适成年人代表的在场权,以及合适成年人代表的范围及权利。第270 条第2 款规定,“到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此款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的合适成年代表人在讯问中的异议权和监督权。第270条第3款规定,“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此款明确了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规定。第5款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适用第1款、第2款、第3款的规定。”此款规定的是在侦查过程中遇有需查明案件事实,对未成年被害人和证人进行询问时的规定。至此,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探索开始从实践层面转为理论层面。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建立的意义

(一)贯彻新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要求,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需要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社会的希望。在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已成为现在乃至未来几十年主要的家庭结构,一个未成年人往往承载着几代人的梦想和希望。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成为一项关系到发展大局、社会稳定以及千家万户的大事。从根本上看,和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和其他未成年人相比,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是未成年人中的弱势群体。未成年人中的违法犯罪群体是权益最易受到侵犯的特殊群体,他们特别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保护。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为主要价值目标,其初衷是对进入司法程序的未成年人进行关心、帮助,使其不利的地位恢复到、甚至超过一般人的境况,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司法程序对其不利、不良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体现了司法从细微之处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人性关怀,其基点就是未成年人的人权。因此,建立该制度是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力度与水平的需要,是人权保障的需要。

(二)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

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在被讯问时,很可能会出现恐惧、易怒、情绪波动大等心理问题,也可能面临饥饿、疲劳等生理问题。他们极其需要有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以保障其身心的健康。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社会阅历尚浅,很可能不能理解讯问等司法程序、措施的含义,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言语及行为的结果,也可能不能准确、适当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因而影响其供述的客观性、真实性、准确性,导致案件的疏漏。因此,他们需要合适成年人的参与,以协助与司法人员进行沟通。

(三)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司法公正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体现了程序先行的理念。在讯问中,司法机关拥有国家强制力,司法人员一般都是具有丰富生活经验、受过专业训练的成年人;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被讯问的一方,缺乏生活经验,心智不成熟,不具有法律素养。从这些方面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处于非常明显的弱势地位,他们非常容易因受到讯问人员的威胁、欺骗、诱导等不当、不法讯问行为而做出不利、不真实的供述,影响案件客观事实的发现,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一个积极意义就是在司法机关与未成年人的较量中找到平衡点,敦促司法人员真正注重对未成年人的尊重和权益的保障,实现司法公正。

(四)是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要求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

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还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应受到人道待遇,其人格固有尊严应受尊重,并应考虑到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的需要的方式加以对待”,“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7.1条还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应保证基本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诸如假定无罪指控罪状通知本人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请律师的权利、要求父母或母亲或监护人在场的权利、与证人对质的权利和向上级机关上诉的权利”。我国是上述国际条约的缔约国和推动者,履行条约成为我们的一项国际法义务,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这些国际法义务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合适成年人制度具体构建

(一)各种模式的比较

2003年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被华东政法大学正式介绍到我国,先后确定云南省昆明市盘宁区、上海市长宁区作为先行试点,2006年4月,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被确定为该制度的第三个试点单位。近年来,浙江、江苏等地的一些检察机关也相继开始了对该制度的探索。由于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目前,主要形成三种模式,即上海“补充模式”、云南盘龙 “独立模式”、厦门同安“包容模式”,具体如下:

1.上海“补充模式”。上海的外来人口多,父母难以到场,在法定人不能到场的才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最早是从检察阶段开始适用,现在已经推广到侦查、检察、审判阶段,全程参与。合适成年人主要由专门的社工担任,各阶段的司法机关分别聘请。

2.云南盘龙 “独立模式”。理念是基于国家亲权,即国家监护制度(最高监护权),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高监护人,家长是依据国家委托授权行使监护权的,不称职时国家可以转移监护权。合适成年人既不是法定人也不是律师,而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即便法定人和律师到场了,合适成年人仍然可以到场,主要适用在侦查阶段。合适成年人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聘请。

3.厦门同安“包容模式”。父母、法定人和社会热心人士都可作为合适成年人的一种,并且父母优先,目前在检察阶段试行。合适成年人由检察机关聘请。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具体内容

这三种模式在合适成年人产生方式、参与内容、参与阶段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不同。笔者试图考虑,能否将三种模式融合,将该制度延伸到侦查、审判阶段,使之常态化发展呢?但因各地人文、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考虑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借鉴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检察院模式,并吸收各地的成功经验,以逐步形成适合自己的更为成熟的相关制度。在此之前,首先我们必须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的规章制度,以明确批捕、审查阶段合适成年人参与到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以下制度,如制定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实施细则、合适成年人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合适成年人到场通知书等,以落实合适成年人制度。为此,笔者认为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应具体以下五方面内容:

1.合适成年人参与的适用范围

合适成年人参与的案件限于诉讼进行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及残障人员两类刑事案件。询问相关证人和被害人参照实施。

2.合适成年人的任用条件

合适成年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身心健康、品格端正、热心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2)具有政治权利能力;(3)在本地有固定居所并常住;(4)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语言表达能力;(5)具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和相关知识;(6)具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7)年满十八周岁。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合适成年人:(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2)正在被执行刑罚的人;(3)与本案有牵连的人员;(4)其他不适宜担任合适成年人的人。

3.合适成年人人选

应建立常备的合适成年人资源库,主要包括以下人选:(1)未成年、残障犯罪嫌疑人的父母、监护人、近亲属;(2)未成年、残障犯罪嫌疑人的老师及所读学校的人员;(3)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团委、青少年保护组织、妇联、学校、居委会、村委会等工作人员及其他适合在场的成年人。同时积极聘请以上人员进入合适成年人资源库,并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心理素质、沟通能力、技巧、法律素养以及注意事项等。

4.合适成年人的职责

(1)出席旁听司法机关的讯问活动,见证司法机关的执法,维护触法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2)监督讯问人员在讯问过程中是否有侵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的违法或不当行为;(3)配合协调有关部门对非监禁处置的违法未成年人开展社区、家庭、学校的监管、帮教、矫正、观护工作。

5.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义务

合适成年人享有以下权利:(1)履行在场应具备的场所、安全等条件;(2)对讯问人员不法、不当行为提出异议的权利;(3)参加本院组织的培训;(4)获得适当的费用补贴。

合适成年人需履行以下义务:(1)不得阻碍、干扰办案;(2)保守案件秘密,不得泄漏案情,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串供等;(3)不得宣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隐私;(4)在讯问笔录上签名并说明讯问情况。

四、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展望

(一)合适成年人必须延伸到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

众所周知,侦查阶段的讯问,特别是第一次的讯问对未成年人影响最大,这个时候未成年人刚从一名普通公民转化为一名犯罪嫌疑人,此种带有烙印色彩的身份的突然到来,往往是他们最手足无措、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再进一步说,对于整个案件,侦查阶段的讯问是最具有意义的,很多案件的证据,特别是口供,往往在侦查阶段就已经定型,如果不在这个阶段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则这个制 度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推广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制度时如何消解侦查机关的阻力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未来,我们务必确实将合适成年人制度延伸到侦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