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古典文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古典文学 戏曲 重现 转化

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古代戏曲二者从来不曾分割，它们从各自的元素中汲取营养，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古典戏曲文学理论生成

（一）古代戏曲文化理论。古代戏曲理论大多是不成系统的，唯有李渔的《闲情偶寄》是一本较为系统的戏曲文学的理论作品。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时代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我国的戏曲已经进入到一个成熟的时期，只有到了成熟时期的阶段，才会有相应的成熟的理论作品出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代戏曲理论的较为系统化的作品只能出现在明清时期；其次，李渔的自身文化素养。李渔是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作家，他不但可以写唱本，也可以对演员进行挑选，并且可以自己导演一出戏。长期从事戏曲的创作和演出，在丰富的实践中得到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李渔民的主要戏曲理论的主张。

“立主脑”，是李渔的一个重要提法。即突出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切忌多个人物的平面描写，一定要有重点人物。

“脱窠臼”，就是从题材方面，一定要追求创新，不落窠臼。

“密针线”，这一原则是李渔在情节的安排方面一定要紧凑。

“减头绪”是说一定要突出主要的情节，不能漫无目的扩展。

李渔的戏曲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在《闲情偶寄》一书中，一共有八个章节，写戏曲理论方面的，就达到了三个，所以我们说，李渔的《闲情偶寄》是古代戏曲理论最为系统化的作品。

（二）近代戏曲理论。二十世纪的古代戏曲研究是王国维先生开启的，他奠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建构、体系，这一点是史无前例的。王国维先生把戏曲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这一点，是对我国古代戏曲的认可。从此，戏曲不再是不入流的民间俗文化的代表，戏曲的研究开始独立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

王国维先生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角度出发，他把元代的戏曲作为元代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也肯定了戏曲的学术研究价值。

（三）建国以来戏曲理论研究的丰富。建国之后的戏曲理论的学术研究出现了不少的成果。《中国戏曲志》这本书把各个地方的剧种资料都收集其中，是较为系统化的一本戏曲理论研究资料。其他地方剧种的研究专著也纷纷出现，如马少波等主编的《中国京剧史》、胡忌等著的《昆剧发展史》、顾峰等主编的《滇剧史》、李子敏著的《瓯剧史》等等。我国的戏曲理论研究的前沿方面在于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来进行戏曲理论的研究。潘光旦先生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戏曲研究，写成《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一书。如方龄贵先生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古代戏曲的观照，也取得了成果。可以设想，我们在戏曲理论研究不仅要局限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人从不同的学科对中国古代戏曲进行研究。唯有百花齐放，学术才能繁荣，这一点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会变的。

二、古典文学在戏曲中重现实践

前面我们从理论方面对中国古典戏曲进行了一个陈述，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古典文学在戏曲中的具体重现和转化。

中国古典文学从始至终和中国戏曲都是相互交融的。从《诗经》的“颂”，到《楚辞》的“九歌”，都是优秀的戏曲唱词。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初也是用于祭祀的一些唱词。到了秦汉以后，从最初悦神的唱词慢慢转化为多元化的唱词内容。这种多元化表现在唱词的部分不仅仅只悦神，也慢慢的悦人，唱词开始歌颂爱情，歌颂劳动人民，歌颂人性的美，这种唱词的变化体现了人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唐代以后的戏曲唱词的变化多了许多的外来元素。《旧唐书》载：“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宴乐。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陈寅恪曰：“可知唐世庙堂雅乐，亦杂胡声也。”唐代的乐师大多是胡人，所以其演奏特点也有了许多异域的风情。唐代的戏曲唱词融入了许多的西域风情甚至欧洲元素，成为唐代和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

最能代表戏曲成就的当属元代。王国维先生认为一个时代当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特点，那么属于元代的，就是戏曲文学的兴起和繁荣。元杂剧的作家众多，优秀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元代几十年间，这些元杂剧的作家创作了六百个左右的作品，至今仍留在舞台上面的还有近二百个优秀作品。元曲四大家分别为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和马致远。他们的代表作品分别为《窦娥冤》、《倩女幽魂》《梧桐雨》和《汉宫秋》。这四出戏各有各的特点，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行的双重风格。我们很难说这四部戏剧作品哪一部是单纯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都有着双重风格杂糅的特点。比如《窦娥冤》旨在抨击封建社会黑暗，直指现实中丑陋的成分，却有着夏日飞雪的浪漫想象，再比如我们都熟知的《倩女幽魂》中，虽有女鬼和书生的浪漫想象，却也在讽刺着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迂腐。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中，从文学的视角来看戏曲的变化来说，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杂糅的双重风格是一个重要特点。

三、结语：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戏曲从来都是不曾脱节的，中国古典文学给予了中国戏曲重要的题材，同时，文学作品的创作也从民间的戏曲中汲取了营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尽量二者的演变形式发生着表象的变化，但实质上却生生相息。

参考文献：

[1]陈多.古代戏曲研究的检讨与展望[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1（03）。

[2]李渔.闲情偶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篇2

在我们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顾一下本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会产生一种学术上的迫切感，那就是这种研究不能总是囿限在传统的文献范围做文章，新一代学人应当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应当从历史角度回溯中国古典文学由近而远地走向世界的轨迹，而且应当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来审视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触及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特异的文化现象。近几百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像。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这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协调、相接轨的必要途径。

虽说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必然趋势，但像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外播如此广泛而持久、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者，实在并不多见。也许只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庶几可比，——不过，照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思的话说：“希腊衰微了，罗马倾覆了，中国却跟我们同在，而且它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依然如潮水般地涌现着……”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历程，不难看出，实际存在着近播邻国和远播欧美两大潮流。它的流播所至，影响所及，也正是所谓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领域。

中国文学的外播，同任何民族文学的外播一样，始自与近邻的文化交流。韩国史书有箕子入朝、诗书从焉的记载(《东国通鉴》)，这就是说，早在殷周之交，它就借助车马舟楫之便，传入了山水毗连的邻邦。此后它又东渡扶桑，南至菲越缅泰诸国，对于远东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学在邻国的播扬之中，以东渐日本最为引人注目。公元三世纪(应神天皇十五年)，儒家经籍由百济传入了日本，这是它东播的肇始(见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那时，日本还没有本国的文字，从外舶来的中国文学便成了惟一的书面文学，也成了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汉文学”的催生剂。关于这种情况，日本学者有所描述：“用这一帝国的共通语——汉语，来表现人类世界所共通的思想与感情，是日本知识阶层理所当然的使命”(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日本文学不仅借用语言符号，而且还刻意模仿中国古代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随着文学思潮的兴替，汉文学作家追随中国文苑新说，步入文坛巨子者，代不乏人。甚至侍宴应制、聚饮唱和、登临抒怀、伤时感事等等文人习尚，也以中国为摹本。在假名出现以后，日本的和文学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本土文学依然与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假名的普及，中国文学通过训读本、训译本和意译本，而拥有了更为广大的读者。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学纷至沓来，中国文学的地位相对而言有所下降，但它的传播，却借助现代学术而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总而言之，它对日本和其他邻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实属罕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即使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未能像汉语对远东的影响那样，占据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孔雅瑟《亚洲文学》)。

中国与欧美相距迢遥，其间且有关山阻隔，中国文学的西播自然起步较晚。一方面，我国汉代曾经开拓西域，发使“黎轩”(《史记·大宛传》)，但并没有把文学带到欧洲去。另一方面，虽然早在公元前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提及中国，后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等人的报导也给西方人民以多种遐想，但直到十六世纪西班牙学者门多萨撰写《大史》之时，西方史籍才稍稍涉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学。1590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完成了明代童蒙读物《明心宝鉴》的西译，迄今所知，这是中国文学正式西播的肇端。自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得以亲身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大量翻译儒经和其他经典，客观上却为中国文学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通过这些传教士，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现了许多趣闻和佳话，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移植中国戏剧，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称赞中国小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翻译《诗经》，均直接间接地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有所关联。进入本世纪以后，全球性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传统信念的震撼，中国作为独立之邦的复兴，西方现代派对异国艺术的孜孜追求，比较文学平行学派的隆然崛起等等——这一切，均给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西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运，使它继而影响到了西方的现代文学。诸如意象派、垮掉派、赛珍珠、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结缘，便是它在西播历程中的新篇章。异质文学姿态别具，彼此间易于截长补短，有着极强的互补性。鉴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一定会日益广泛，日益深入。

中国古代典籍在世界各地的流传，几乎无不是通过学者的译介、注释和研究而完成的。所以它外播伊始就与传入国的学术息息相关。经过长期的积累，在国外首先形成了综合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 (Sinology)；后来渐渐分化，甚至文史、语文的综合研究也渐渐解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横向来看，如今日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堪称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三大板块。尽管这些学术实体有历史久暂之分，成果多寡之别，但它们无不是既重视译介，又重视研究。两者双管齐下，互相促进，使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一步步走向深入但中国古典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学者们又不得不力求更加精细地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文学，国外汉学界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均撰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研究，与国内研究相比，明显具有若干特色。第一，这一研究在将中国文学与本国文学互相比照、证同辨异之时，便自然而然具备了比较文学的性质。跨越国界追寻中外文学间的实际联系，辨认中外文学间的似与不似，是比较研究关注的焦点。平行学派倡导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第二，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试验田。本世纪西方此起彼伏的文艺思潮，冲击着各国的学术论坛，中国文学研究亦受其影响。诸如意象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创作主张和批评理论，都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即移植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用于文学研究)也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积极地开展起来。凡此种种，无不丰富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国外学者的批评方法、分析角度相对来说较为灵活多变，其文艺观、价值观以及趣味好尚又与我们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所做的结论，很多在国内论坛实属罕见。第四，这一研究经常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瓦西里耶夫(俄)、翟理思(英)等人所撰的中国文学史，均早于国人的同类著作，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研究。又如国外佚书的著录和考证，国内学者往往不得其便，这是一种占尽地利的研究。再如游仙诗、寒山诗研究，则又常常以不同于国内的文化心态进行观照。第五，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国外绝少关门闭牖做学问的现象，学者们很注意参考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研究成果，在着手做某一课题之前，务求资料详备而后止。他们重视从国际学术的背景上考虑问题，目的是为了避免资料的疏漏、观点的偏颇或者劳动的重复。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点之外，各个学术板块相互比较，也可见出不同的特点。日韩的治学方法受我国传统的影响很深，他们在吸收西方学术的同时，仍以传统眼光大量做注释、考证、校勘、索引等学问，并且做得又深又细。西方学者有不少得益于日本。前苏联和东欧学者坚持文艺观，特别重视进步文学的研究，多从社会和历史角度去考察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或思想性。美澳西欧诸国(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喜欢尝试新方法，每每从作品的形式入手，进而剖析作品的技巧和意蕴，他们明显有追随新文艺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倾向。总之，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于采取了移植新观念、试验新方法、开辟新领域、交流新成果等做法，使自己的学术品格具备了现代性与国际性。

既然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是一种历时悠久、横贯东西、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如何着手进行考察，才能窥见其全貌，捕捉其精蕴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呢?

我们认为，要想全面而又系统地把握这一文化现象，应该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两种方法。所谓历时研究，就是从纵向角度去梳理中国古典文学向外传播的历史。如上所述，它在同质文化圈和异质文化圈里的传播情况，是互不相同、各有特色的。不同对象应该不同对待，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无论遇到的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应该采用渊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的视角，分别描绘出外播的热点与重心、触媒与契机、途径与方式、际遇与影响。民族文学向国外传播的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件，而是我们对于与之相关的客观存在的理性认识。因此，任何一种有关文学外播历史的描述，都必然与文化观、历史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体察世界文化与文学如百川汇海、既见融合又见分立的总体趋势，才能明辨异国他邦对中国文学何以采取亲疏、迎拒态度的深刻原因，才能透过文学与文化交流那种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的表面现象，去把握其潜在的客观规律。

所谓共时研究，就是从横向角度去清理国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由于国外学者的主客观条件与我们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必然会对某些作家作品、某些文学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他们也常常采用中国古今学者的定论成说，但即使如此，即使论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在那种特殊的学术环境里，也不管其独有的真知灼见、弘论博识、以及可备一说的论断。显而易见，如果单纯地依靠纵向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的方法便不可能完善地总结这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设立专题，分门别类，横向加以归纳、整理，是一个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果一味地述而不作，引而不论，当然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应该说针对那些纷纭、新奇的论点，辩明它们是正确还是错误，全面还是片面，公允还是偏颇，积极还是消极，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看来，这项工作实际上还具有披沙拣金、采珠集玉的性质。

基于上述设想，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相应地分成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个系列。前者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历史的梳理，按照学术板块分别加以描述。但为了说明某一影响的性质，也不排斥通过横向比较进行阐说。后者主要是以文学体裁为单位，整理、归纳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也用一定篇幅来概括说明某一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纵一横、纵横交织的探索，最终能够对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这一文化现象，做出系统深入、全面细致的描述。

这是一项特殊的信息反馈工作，我们坚信，它能够带来多方面的报偿。首先，它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普遍流行的“若无中国文学这块瑰宝，便不得世界文学全璧”的共识，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矢志破除“东归东、西归西”这一顽固观念的试图和伟业，也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各国文学衬托之中的鲜明形象。这些信息不仅启迪着我们长久弘扬中华文明的设想，而且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和地位，提供客观公正、准确无误的参照和标准。其次，它可以带我们进入国外学术研究的氛围，使我们得以窥见形形的研究方法，以及林林总总的具体观点。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消说，这些他山之石如能及时引进，一定会有利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实际进展。因为在此揭示的新方法、新视角和新观点，正如中国文学之补益于外国文学，无疑可以开启我们的思路，成为我们积久成习的思维模式的重要补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切磋研讨国际化，自然可得兼听的好处。所以，对我们而言，学术交流更是文学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再次，它可为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当代文学创作不可能孤立而存，总要受源远流长、势能强大的传统的制约与激发。而对于传统，我们又习惯于采取因循的态度，有时竟至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国外的研究，因为换了透视的角度，对传统多有新见。例如，在《诗经》里寻找意识流手法，在梦窗词里分辨现代派的跳跃式思维，或者否认所谓传统小说心理描写不足的说法，而认为它以言谈举止写心理，更写得心机毕露，情志昭然……这些探索和观点，如达于当代作家的视听，想必会改变对古典文学的传统看去，或许会促使他们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最后，它可以反馈多种有关的学术信息，如每外佚书、汉学机构、学者生平、学术会议、研究计划等等。这些情况或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是它附属性的种种侧面，若对此有所了解，显然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中外学术的交流。

篇3

绝句和律诗一样也是近体诗的一种。又叫“绝诗”，或称“截句”，按照《诗法源流》的解释，绝句是“截句”的意思，就是截取律诗四句，或截首尾二联，或截前二联或后二联，或是中间二联形成的。格律同于八句律诗中的前、后或中间四句。所以，唐人有的在诗集中把绝句归于律诗。

绝句来源于汉朝的柏梁体，成形于魏晋南北朝歌谣。唐宋两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绝句风靡于世，创作之繁荣，名章佳作犹如群芳争艳，美不胜收。

绝句灵活轻便，适于表现一瞬即逝的意念和感受，广为诗人所采用，创作之繁荣超过其他各体诗。唐朝的很多诗人都写绝句，李白、王昌龄、杜牧、李商隐等等，也出现了像“七绝圣手”王昌龄被称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的《出塞》，被誉为唐人七绝第一的王之涣的《凉州词》等千古流传之作。

附：

旗亭画壁

篇4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汉族；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现状

中图分类号：H1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195-02

本次调查选择了云南二十多个市县，涉及问卷187份，包括了汉族与九个少数民族：彝族、回族、哈尼族、藏族、白族、苗族、傣族、壮族、苦聪族、普米族等。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深入当地调查与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从调查的效果来看，大部分当地人对这类调查较重视，但也有一些问卷上有很多的选择题被空留着。

一、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现状

通过我们对云南九个少数民族的调查发现，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少数民族人民对“小说”与“词”两种文学体裁存在偏好现象。

（二）通过电影、电视等形式向少数民族人民传播的四大名著受到较大欢迎。对于我们提出希望我们提供何种帮助时，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人民认为可以通过电影与电视等方式来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另外，少数民族人民所了解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两种媒介了解的。

（三）大部分少数民族人民不是非常了解本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是原因之一。经济环境决定了民族的文学艺术发展的程度。在统计问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少数民族人民在遇到“你对自己民族的文学、文学了解的程度”问题时，大部分人选择了放弃此题目的回答。从回答的情况来看，也不容乐观，非常熟悉的少数民族人民还未占到三十分之一，这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极大瓶颈。

（四）对中国古典文学表现出不太积极的学习态度。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人民一般不会阅读也不会购买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在被调查的少数民族近一半的人民可能会去了解，只有30%左右的一定会去了解；他们对于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似乎不太需要我们的帮助；等等。

（五）语言文字障碍是少数民族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难题之一。

总的来说，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他们已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并且对非常著名的作品和非常出名的人物形象有较深的印象，同时他们已认识到必须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才能保证本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不仅是一个吸收营养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宣传自己文化的过程，对构建民族大团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现状上的差异

汉族人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存在先天的优势，主要是语言及环境等方面。但在具体调查和统计后，我们发现，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接受中国古典文学上还是有很多差异的，下述其要：

（一）少数民族偏好词，而汉族人民偏好史书。就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来说，大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都偏好小说，这是由小说本身的体裁特点所决定的。有近30％的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分别认为经常选择读词和读史，这两种体裁也是他们各自选择喜欢阅读的体裁中所占比重第二高的。小说与词两种体裁应该说是俗文学的代表。特别是词从产生始就被认为是艳丽富贵，而云南少数民族地处南疆，本身就具有南国的各种性格特点，如细腻、温婉、富于色彩等。徐渭曾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析，是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渺，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知觉。其南方之媚柔也。”云南少数民族人民恰是柔和，婉丽的性格，这与词本身的婉转、亮丽亦不谋而合。同时俗文学相对雅文学来说，俗文学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

（二）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方式上，少数民族人民主要通过电影与电视，而汉族人民主要通过书籍与电视。少数民族人民由于语言文字等因素，对于电影与电视更易于接受；而汉语人民虽然也可以通过电影与电视，但大部分都是较早通过书籍来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如汉族小孩较早就开始读连环画等一些普及中国古典文学的读本。

（三）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时考虑的因素方面，少数民族主要考虑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作品内容与作品的知名度等方面，而汉族主要考虑作品的内容、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与作品人物等方面。

（四）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难度方面，汉族主要在于兴趣不大，而少数民族主要在于语言障碍等因素。大部分被调查的汉族人民认为兴趣决定了他们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态度，他们在汉语的基础，但不一定选择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而少数民族则不同，他们大部分连语言文字都没有过关，就谈不上兴趣了。

三、对这种差异的一种思考和建议

对于加强民族融合，现已存很多观点，也不乏创见，此不赘述。笔者抛开当代现有的少数民族政策和相关观点，以实际调查为基础，以少数民族的现实需求为指导，针对少数民族与汉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差异，提出几点有益于提高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建议，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工作提供一些帮助和理论支持。

（一）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质是有利于中国古典文学在少数民族群体间传播的重要途径。认字水平是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少数民族人民不会认、写、读普通话，那么就无所谓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了。当然少数民族的汉语学习不宜提早进行，这是为避免少数民族语言的丢失。何为文化素质？它当然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两者也是少数民族人民必不可少的素质。

（二）加强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注解，使这些著作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被少数民族人民所接受。可以尝试用当地民族语言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著作，这部分工作似乎已悄悄开始发展，但还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原因在于还只有少数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投入其中，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仍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少数民族增加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求知欲望。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同化等因素，少数民族语言的掌握者正逐年减少，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也难以产出，也不可能有大批量的翻译工作者来从事此项工作。鉴于此，当代教育机构应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继承，使我们已濒临消失的语言得以在少数民族间广泛流传，并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头进而影响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让他们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简单化的专门人才，这于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大有裨益。

（三）运用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来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学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宣传。这些新型媒介在少数民族中已呈现出普遍性，但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相关内容还很少。我们利用这些新的媒介能直观地展示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所在。电视与电影具有非常强的直截性，它们以声音和画面的形式直接传递给少数民族人民。我们电影行业和电视制作企业及网络企业应举起大旗，做好相关产品的开发，以推动少数民族人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

（四）少数民族知识群体，特别是其中的高知群体，需要真正提高中国古典文学素质。正如贺希格陶克陶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文中提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需要一批专家教授、博士硕士等高层次人才。同时也需要一批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教授，他们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桥梁，融通两者，这不仅有利于接受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先进元素，亦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文学本身的地位。

该论文是西南林业大学2007年面上基金项目（编号：200603M）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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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课堂；古诗词；激感；运用举例；引导鉴赏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4-286-01

在运用古文化渗透课堂教学时，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教师本身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选择典型的案例，对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有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运用自如，恰如其分。二是善于辨别真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的辩证唯物史观分析问题，宣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不能盲目照搬。三是教师要引导学生开阔思路，积极参与，有时候将学生的智慧火花聚焦，就令人眼花缭乱，课堂上就会有意外收获。对教师而言，能更多地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扩大表扬面。对学生而言，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激发他们学好语文的兴趣。

我认为古文化的魅力不应单纯散发在语文课堂上，它也可以通过教师精湛的语言、生动的讲解和别致的设计渗透在每一科教学中。在语文教学中，我通过反思发现自己有意无意将古文化渗透于课堂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运用古典文化：

一、古诗古词之运用于激感

古诗词造句齐整寓意丰富，很多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名句，咀嚼起来，令人齿颊生香。如在讲“不同的情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情绪”，这一部分内容时，我运用了情感色彩对比强烈的坡的两首风格迥异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谣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樽还酹江月。”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的代表作，高瞻远瞩的豪放情怀充分展示了诗人的浪漫主义风格。读毕，令人“荡胸生层云”，浮想联翩，正是这个唱出“大江东去”，喝酒也要“把酒问青天”的东坡，写出的《江城子》，却真情郁勃，句句沉痛，惨绝痛绝。“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首词的情境是什么呢？其时，夫人王弗逝世十年，东坡本人亦经历人生沧桑，做此悼念亡妻之词寄托哀思。同学们通过这两首词的对比，感受到了情绪的复杂性及人类情感世界的丰富细腻。许多同学将它摘抄在阅读笔记上，反复吟诵，既深刻理解了教学内容，又体会到古典诗词动人心魄的美。

至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更是随手拈来，这种耳熟能详的诗句的运用比用语言解剖来讲更能激起学生的共鸣。

二、古人古事之运用于举例

几千年的灿烂文明，涌现出多少代代传诵的人物及可歌可泣的事迹。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陶渊明，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大丈夫――项羽，有“精忠报国”的血性男儿――岳飞，有清正廉明的陶侃，有忍辱负重的司马迁…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

在讲课过程中，我除了列举当代英雄人物的事迹，还有意筛选古人古事让学生穿越时空，体会异同。如在讲“家庭教育对人的影响”这一内容时，我就用了“曾子杀猪”“孟母三迁”的故事，与当前“小皇帝”“小公主”的家庭教育作了对比，让学生思索。一个学生写道：“爱孩子是母鸡都会做的事情，可是怎样才是正确的爱？古人尚且明白言传身教。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看看现代社会有些家长迁就、溺爱孩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令人担忧，这种没有方向的爱只会让孩子栽跟头”。实现了预期的教育效果。

三、文学作品之运用于“佐料”

篇6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宫庙的主体建筑一般是建于大型夯土台基之上的，“一般居址”与宫庙殿堂建筑不能杂处。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卫君”之地，也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地方。这种“消费”性“城”需要有为其服务的民众，但“民众”应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谓“郭以居民”。这种“郭”可以理解为象偃师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为“城”旁之“居民区”。我们注意到，龙山时代晚期也发现了一些内外双重城垣的城址。它们是否为“卫君”之"城”和“居民”之“郭”，还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总之，我们在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时，还要注意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遗址。它们二者是“分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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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社会学；古典文学；译介模式

经济全球化已经产生强烈的文化效应，文化和经济共融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是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而古典文学的译介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模式，是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随着文化全球化，译介模式在对外传播中越发重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要想实现本土化优势，译介模式需要及时改变。翻译社会学视角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古典文学小说进行研究。翻译社会学视角能反映出古典文学小说中社会历史状况和译者生活轨迹结合的情况，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而且可以更好的解释翻译实践的特殊性，使更多的人对翻译活动的开展、影响和作用有更生动的理解。

一、研究现状

国内外翻译学者就翻译社会学进行了有益尝试，其中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拉图的行为者网络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论等理论的出现，重新审视了翻译行为和译者身份。霍姆斯(Holmes)首先提出“社会翻译学”的概念；胡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学角度表明了建设性研究的必要性；李红满根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当今翻译社会学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和问题；武光军首次翻译了翻译社会学的起源，指出翻译社会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翻译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郭建辉强调了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机制研究以及工业化研究；王悦晨建议翻译社会学的任务是展示和解释社会上翻译活动的合作和影响。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总体数量不多，刘霁认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在编撰体例内容上依附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忽略或遗忘了许多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译介群体，“学衡派”是其中之一；江帆对《红楼梦》的英语译介行文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行为方式提出了一些启发性建议；耿强指出译介过程不仅要考虑译本选材、翻译方法、营销策略等内容，更需要时刻注意目标语文化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郑烨主要以《中国文学》这本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为例，借助译介学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

二、译介模式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五大基本要素，本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三大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从而探索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最佳译介模式。

（一）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研究的是探讨“谁”翻译的问题，即译者应该是“谁”的问题。杜博妮（BonnieMcdougall）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翻译存在以下4种模式：学术翻译、商业翻译、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以及个人翻译，4种模式翻译发起人不同[1]。就中国古典文学译者模式而言，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中国本土译介主体模式。译介主体基本上对异国文化有一定体验和了解，作品基本是由中国国内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第二种是海外华人译介主体模式。海外华人译者大多具有较强双语能力和双语文化，如美籍华人王际真、林语堂、张爱玲、许芥昱、穆爱丽等。第三种是国外汉学家译介主体模式。汉学家深谙英语汉语两种文化，具有超强的英语写作能力。英美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较多，翻译《聊斋志异》的翟理斯（H.A.Giles）、翻译《西游记》的阿瑟韦利（ArtherWalley）、翻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闵福德（JohnMinford）等。除了这3类模式之外，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还有一种与林纾、庞德的翻译活动相似的合作翻译形式。中国国内本土译介主体模式和汉学家译介主体都存在着不足，比较科学的模式就是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即国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中国学者为翻译辅助，取长补短。“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如果中译外译者是中国人，深谙中国文化，就需要请外国学者在语言上帮助理顺润色；如果中译外译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是汉学家或者是学中文的人，就要搭配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外文基础又好的中国人。只靠中国人或外国人翻译我认为都不保险。”[2]

（二）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选择是翻译文本能否得到有效传播关键因素之一。翻译文本选择的成功，就会受到读者的亲睐，取得较好的译介效果，反之会达不到预期的译介效果。对作者的选择是译介主体翻译前需要做的重要选择之一，一个译者选择翻译一个作者的作品一般有几个原因。首先，因为该作者有着吸引译者的思想以及其作品深得译者的喜爱;其次是因为了解读者的喜好，认为该作家能够满足大众读者的需要；第三，是因为该作者所具有的市场价值,这一原因尤其体现在翻译发起人是出版社的时候。文本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成品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国家形象及读者评价，如果将“挑选”的客体延至翻译项目的发起人、委托人、合译者、出版商、发表媒体等，那么对于“挑选重于翻译”原则的强调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翻译成品的可接受效度及最终传播力和实际影响力[3]。翻译的选择不仅体现在对作者以及文本的选择上，它同时包含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翻译文本和策略选择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文化语境空间中，译者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立场，译者的文化立场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会在翻译一部作品时明确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面对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译者至少可采取3种文化立场：其一，译者站在原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其二，译者站在目的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其三，译者站在沟通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就会避免采取极端的异化和归化策略，将交流作为翻译根本宗旨，努力寻找合适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劳伦斯•韦努蒂认为译者总是倾向于本族语文化立场，他认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4]一般来讲，当原语文化强于译语文化时，译者为求将原著呈献给译文读者，弱势文化读者往往更喜欢原汁原味的译作，译者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反之，当原语文化弱于译语文化时，强势文化认为自己文化比弱势文化更自然进步，更具普遍性，多倾向于用归化翻译方法。

（三）译介途径

传播途径包括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组织和信息载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图书、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译介途径同样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社、杂志社等。中国古典文学译介途径主要包括本土出版社、报刊杂志等媒介、海外书展。本土出版社方面包括：其一，本土出版社。多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途径比较单一，中外合作出版虽然近年来有所加强但为数不多。例如，由国内本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等。其二，海外出版社；其三，中外合作出版。中外合作出版主要有贸易式、契约式和投资式3种基本模式。贸易式是一种最直观、最简单、风险最小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契约式是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或转让合同方式把版权给海外出版机构。投资式模式指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在海外形成出版分支机构的海外图书市场进入模式。媒介方面：在译介中国文学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报刊杂志作为大众媒体的重要形式一直是传播中国文化译介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书展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交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中国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他域。中国政府也积极创造机会，开拓中国作家和国外作家、出版家、读者面对面交流的途径。办书展是新书、进行交易版权、探讨全球出版业发展动向展开深度的交流与研讨的平台，是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参与交流并获得关注的重要途径。总体来说，在这3种出版途径中，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主要依赖的还是国内本土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翻译目前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占有非常小的比例。比起国外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西方读者更倾向于阅读“自己人”参与出版销售的作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途径较单一，中外合作不多，主要是本土出版社。因此应该加强合作，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版权贸易、图书贸易、合作出版、数字出版物、国外办出版社等等；加强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拍摄。

三、古典文学小说译介模式的弊端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虽然一直致力于走出去，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翻译策略不合理：翻译的译者大多数为本土译者，但他们将中文翻译成第二外语时，就会遇到很多问题。译者对英语的精通程度与母语相差很远，翻译时很难确保译文的准确性，甚至与原文的作品风格有很大的出入。译者要尽量避免对原太大的改动，尊重原著的文化语境。

2.选材不当：中外文学的语境不同，部分译本无法被国外读者所接受，自然也不会关注中国文学。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到意识形态、文化素养以及阅读兴趣的差异，不能纯粹地追求译出的数量。

3.销售渠道单一：通过文学译介的译本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读者对译本的误读会影响在国外的广泛传播。多数译本的出版发行方式是比较单一的，以熊猫丛书为例，他们选择在国内出版并通过国内的销售商在国际书店进行推广，没有选择国外的商业出版社，这就很难了解和把握其销售市场，大大降低了译本的竞争力。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译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还要考虑传播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因素。文学译介不仅仅是语种的转换，它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交际行为。其次，要充分认识译介现状，翻译时不能只是埋头翻译，更应对传播状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再次，要多渠道销售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完全走出去不能只依靠自己，可以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进行合作。政府和研究者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开辟新的图书译介模式与销售渠道，先在中国出版社出版再通过国外书店推介的方式固然不如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由于国外出版社更能准确了解和把握读者市场，译本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销售渠道进行推广。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的译介模式，才能把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宣扬出去。译介模式的成败，体现在读者能够顺畅的拿到译本。国家应不遗余力地对译介活动给予支持，但是通过外文局图书推广渠道的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学就不能完全走向世界，《牡丹亭》的推介以及“熊猫丛书”的失败都印证了这个模式的不合理性。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要大胆实行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国外文化系统的诸多因素。要积极与本土的文化机构出版机构合作，选择正确的译介模式，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和销售资源，让中国古典文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参考文献：

〔1〕Mcdougall,Bonnie.TranslationZonesinModernChina[M].NewYork:CambriaPress,2011.

〔2〕鲍晓英.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3，（5）：43-45.

〔3〕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论加里斯奈德对寒山诗的创造性“误读”[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6）：63-68.

篇8

[关键词]文献学 研究方法 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080-02

文献，作为历史研究、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从古至今都受到了特殊的重视。而文献学作为一种工具之学、门径之学，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在历史中的文化、文学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正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去流传下来的或者是传承下来的这种有历史、文化、科学等知识信息记录的载体所散发出的价值和作用，才会促使人们对文献进行研究，直至研究更加深入上升到学问的地位。而且随着经验的积累，对文献的研究方法也逐渐丰富、具体、系统。文献学为近代中国学术领域造就了众多著名大学者，这些学者无一不是在各领域的佼佼者，他们所创造的文献学成就也极大地影响着近现代学术的发展。就如孙钦善在《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中所提到的：“就古文献学而言，不少历史经验、方法和成果，古为今用的关系更为直接，因此能否充分发掘、总结、继承古文献学的遗产，取得借鉴，对古文献学的发展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不仅关系到速度的快慢，而且关系到水平的高低。”我们必须重视文献学的研究工作，发扬文献学的积极作用，发挥文献学承前启后的重要功能。

一、古典文献的研究价值

（一）品味历史，借古惜今

我国古典文献品类繁杂、数量众多，堪称浩瀚。而巨著同样也数不胜数。这些古籍中不乏众多史学古籍，虽然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史并不是排在最前，但是史学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对史学古籍的探索和分析、学习和鉴赏，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封建时代的社会，甚至是更早期的历史现实，更清楚地发现历史运行的轨迹，历史发展的脉络也更清晰。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发展经验和优秀成果来制定正确的政策，以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个人来说，也能从历史中找寻到那些能够为自己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力量。

（二）传承文化，延续精神

经、史、子、集四部中，不论哪一部中所承载的知识和内容，无一不是几千年来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和延续。同时也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记录了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古典文献中所代表的已经不仅仅限于文字、知识、历史了，而高于这一切的是精神，是整个民族在几千年发展中一步一步发展、一人一人承担而延续下来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又代表了整个民族、整个历史中的优秀的、值得我们骄傲的文化，其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也同样代表了整个民族的个性的力量。

（三）价值典范，提高自我

作为传承学问的代表，我们应该自觉、主动地走进文献，接受文献学的知识体系，并且加以系统的训练，更重要的是感受文献学的熏陶。当今社会浮躁、烦乱的风气日益严重，做研究并不是为了真的研究，而是为了功名利禄，所以研究的成果都显得不坚固，很虚浮。然而古典文献中所体现的是历代文献学家们所做出的切身的实践努力和博学笃行的功力，所以文献学的学习以及对古文献的研究，应该自觉融入古典文献的朴素学风之中，砥砺意志，用心诠释经典并学习经典，最终吸收经典加以发扬。古典文献中所蕴含的是真的立世起代的价值典范，是我们国家区别于他国的强大的价值支柱。

（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章学诚先生的这一句简单明了的总结其实很革命性地概括了文献学的价值和作用，通过对古代文献细致的研究、诠释，加上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三条线路的共同努力，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出古典文献的内容，更能深入发掘出其价值所在。清晰地分析出古代学术方向和源流，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是一种细致入微的剖析。使后代的学者研究先人们的成果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可以遵循的道路，更加方便快捷。也使得学术更加细致，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二、文献学研究方法

（一）文献学传统研究方法

传统文献学中所用的方法例如校勘、辑佚、辨伪等不应该算是全面的文献学研究方法，更趋向于是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和解读。而文献学的方法论体系又没有一个完整的建立，或者说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认知比较统一的理念。现在对于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断为三个层次，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

但是，以上的三个层次明显不是文献学所独有的，这种体系并没有办法凸显出文献学的特点和高度。虽然三个层次可以为大部分的学科提供较为宏观的方法论体系，但是文献学是一门既具有高度又有概括综合性，而且需要内外兼修的素质的学科，所以创立一门文献学所独有的，适合于其他学科而无法超越的方法体系是必要的，也是文献学作为一门有高度的学科的体现。

（二）文献学研究的不足

1.学科局限性

文献学定义的纷乱繁杂实际是文献学在目前学科体系中定位不清的直接反映。在官方公布的学科体系中，三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图书馆学，下均分别设置二级学科“文献学”。不仅如此，其内容也是异曲同工，区别却只是在学术的目的、出发点上。文献学的综合类定义，试图融汇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上述的定义上我们也可以略知一二，但似乎只是强调兼容并包，而忽视文献学学术主体性的建立，故学术定位只是服务于文史研究的基础学科。所以问题多多，使文献学走向了闭塞，远远落后了当年晚清学者们所创造的学科精神和境界。

在研究内容上，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很明显是着重于某部专著、某个人物、朝代，或者以对一个时期、一个时间段的研究为主。

在研究方向上，以文学、史学等方向为主，其他的则明显不足。

2.研究方法匮乏

文献学研究方法匮乏，多采用其他学科逐渐定型的方法，搬过来进行文献学的研究，采用传统的文献分析和整理。我们需要更先进或者是更为独特的突破点。

3.没有联系

学科之间的联系少，国内与国外经验的交流少，虽然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但是不能说国外学者就不进行同样的研究。几千年来，尤其是近百年来流出的珍贵古籍数量就非常庞大，而国外的研究必定也同样在进行，虽然在成果上无法比拟国内，但是在方法上也许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走出去，加强交流。

三、对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意见

既然要创新，就是要用不同于以往的方法，或者是突破于以往的方法，但是作为后辈，知识的吸纳和经验积累必然达不到创新的高度，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的熏陶和雄厚的内在素质的培养也拿不出些有用的东西。但每一个学习文献、热衷于文献学的人都会怀着这样的情愫，希望文献学有一个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方法论体系。笔者根据所看到的一些文献和资料的总结，初步有一些想法。

（一）文献学方法论、文献学研究体系应该建立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范畴内

即使是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也都是对古典文献学的探索和总结，仍然是以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为主，还是在围绕版本、目录、校勘、注释等文献整理、鉴定的基础上，后来者也是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总结加诸于各种文献。我认为首先应该突破这些传统，当然，前提是在已经能够掌握这些基础知识。不只是要对古人留下的遗产进行整理和解读，而应该学习古代学者们“为我所用”的态度。学习古人在著作中所表达的价值观和精神。

（二）文献学研究应当把研究和工作分离开来

目录、版本、辑佚、校勘、注释等方法应该算是文献的研究方法，是更为严谨细致的工作。而针对于文献的工作就很多了，例如整理、加工、搜集、管理等。两个方面的工作虽然都是对文献的，但是目的的不同导致二者存在区别。区分开来对各自的进程都会有帮助，效率也会提高。

（三）吸收优秀方法经验并加以创新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其实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经验，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使用过程中，除了让这些方法有作用之外，还要能够分析出为什么对文献学研究有作用，其中对文献学有作用的地方在哪里，抽取出来加以分析、完善，使之成为文献学自己的方法。独特的方法是能够根据文献学的特点从容进行研究的方法。

除此之外，国外学科研究的先进理论和方法也值得借鉴，这里指的并不一定是成果，虽然我们应该看到国外研究古典文献的成果，但是我们更要关注其进行研究所使用的不同于我们的方法和技术。以西方优秀理论，套用于中国雄厚的文献资源上，更能发挥良好的作用。

（四）认清研究初衷

难倒我们研究文献只是想要还原古人的真迹，聆听古人的教诲？中国古文献学以经学为中心，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所以经学几乎与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史有关。可以说这种思想代表了整个民族的思想，经学的发展也代表了整个社会思想的变化。研究古典文献，我们应该上升到对自己民族、社会的内在思想和价值观、世界观体系的形成发展的研究，是对整个民族信仰和民族精神的研究。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创新是一个灰色地带，诚然，我们能力上和水平上也许达不到这么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应该要有古人致学的态度和理想。摆脱浮躁的社会风气，真正进入古典文献研究的朴实的环境中。而且，研究古典文献的目的性应该崇高一点，获取知识、精神的慰藉、价值观的标榜都应该是我们研究古典文献的高尚目标。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弘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才是真的能够把古人辛苦记录下来的东西传承的最好办法。

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高度。在研究内容、对象、体系上也要得到提高，运用现代技术，加强联系和交流，最重要的是达到古典文献传承下来所应该达到的效果。

篇9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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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九久读书人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台湾引进了这套“中国古典小说青少版”系列丛书。台湾历来比较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套“中国古典小说青少版”也是在其“复兴中华文化”的背景下，费时多年精心策划而成。历经数十年一版再版，已然成为台湾几代人共同的阅读记忆。

这一系列丛书，总计33种，共42册（其中有9个选本分上下册），堪称目前市面上种类最为齐全的中国古典小说青少版读物。除了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十大名著”外，还包括《今古奇观》《儿女英雄传》《刺客传奇》《彭公案》《前汉演义》《镜花缘》《中国神话》等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读本。

鲁迅先生曾说：“童年的情况，便是将来的命运。”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人生的熏陶与影响将是受惠终生的，愿一套好书，能陪伴青少年读者亲近母语，走进经典，成为相伴童年的珍贵回忆和一生财富！

专家热评

我很愿意为这一套的“经典触摸”热情推荐。这套书的改写者里有很杰出的文学家，所以他们的简略也很杰出。不是用笔在简单划去，而是进行着艺术收拾和改写。杰出的笔是可以让经典照样经典的。

――梅子涵（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我以为一个正当的、有效的阅读应当将对经典的阅读看作整个阅读过程中的核心部分。而母语经典，理应成为中国每一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希望青少年读者从这套“中国古典小说青少版”开始，更多地阅读我们的母语经典，打好“精神底子”。

――曹文轩（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教授）

从台湾引进的“中国古典小说青少版”丛书，无论书目的选择，还是改写队伍的精良，都让人产生一种信赖感。相信孩子们会从传统的中华文化的盛宴中获得宝贵的精神营养。

――苏立康（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一个儿童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史，就是他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发育史。此丛书内容博洽而精当，犹如“精神母乳”，适宜于青少年阅读，孩子们能从中汲取到精神的养分。

――曹衍清（原湖北黄冈中学校长、现任深圳实验学校校长）

名师感受

胡勤（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方舟子和韩寒掐架，掐出了杭州外国语学校学生的寒假作业，是一份读书目录，在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这份目录里面列出了古今中外涉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100多部经典名著。有人质疑：假期不做练习，读这些书，考试成绩掉下来怎么办？这些书老师也未必会读，中学生承受得了吗？

我认为学生在假期里可以不做重复的过度的语文练习，但是不能没有阅读。我们的孩子当下除了接受必要的知识外，更需要有自己选择、自主阅读的空间。遗憾的是这个空间太小了。现在的语文教育现状是：从家长到教师、从小学到高中，都把孩子逼进了练习、考试中，功利性地以为得到高分才是最重要的。书店里针对学生的练习卷铺天盖地，帮助学生了解民族文化的书却很贫乏，很少有人编辑出版一些真正有助于学生阅读成长的书。

阅读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小时候读了改写本，以后就容易理解原著，读了“征东”“征西”“小五义”，走进《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就会比较顺，而把《西游记》和《封神榜》放在一起读又会发现佛道的差异。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推开经典之门，英雄与悲悯的情怀、做人行事的原则、忠孝道义、修身养性、自我风度的塑造，就是在这类阅读中得以完成的。

故事是阅读之门，是孩子的天堂世界、梦的衣裳，每一个孩子睡觉之前都要妈妈讲一个故事，才能带着梦想入睡。孩子的阅读有一个逐渐“断奶”的过程。第一次捧起喜欢的书自觉地阅读，就意味着举行了一次庄严的“断奶”仪式，从此就踏上了从幼稚通往成熟的历程。

陆武（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副校长）：想了一大堆学生要多读中国古典小说的理由，但突然想起马克・吐温的一句话：“所谓名著，就是大家都认为应该读而都没有读的东西。”于是作罢――原来大道理都懂，特别是学生。那学生为什么还是不读呢？没趣，没时间，效果不能立竿见影。其实关键只是一个问题：没趣。如果有趣了，会没时间？现在的学生上课还偷偷画动漫呢。如果有趣了，还会没有效果？

“中国古典小说青少版”这套书，就是比较“有趣”的书。改写这套丛书的都是台湾大名鼎鼎的作家。这些作家深谙儿童心理，运用儿童语言得心应手，他们的改写保留了名著原味，生动有趣，让学生读得津津有味。同时他们的语言又恪守汉语规范，寓庄于谐，谑而不虐，对学生运用语言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这套丛书，做到了“多元化”。书中有英雄，但是英雄并不完美；有仗义侠客，但时常是非不分；有大公无私的清官，但关键时刻要靠神灵指点；有破坏爱情的和尚，但他的执著也让人起敬；有聪明的市井平民，但也有很多缺点……刺客千人千面，神话千奇百怪，孩子们一定会目不暇接。